非遺金壇刻紙的藝術價值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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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國務院辦公廳發布的《關于加強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意見》指出:“非物質文化遺產指各族人民世代相承、與群眾生活密切相關的各種傳統文化表現形式。”［1］非物質文化遺產既是歷史發展的見證，又是珍貴的、具有重要價值的文化資源。常州地處長三角經濟發達地區，是一座歷史文化名城，擁有豐富的非物質文化遺產資源。金壇刻紙就是其文化寶藏中的一顆明珠。了解金壇刻紙的歷史沿革，分析作品展現的藝術特征和蘊含的文化價值，對傳承發展金壇刻紙藝術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金壇刻紙的歷史沿革

(一)金壇刻紙的起源

刻紙是一門古老的民間鏤空藝術，現存最早的剪紙作品發現于新疆吐魯番阿斯塔那古墓，為6世紀時期作品。自古以來，民間就有剪繒帛作裝飾以驅邪引福的習俗，如金壇茅山的道教祖師葛洪所著《抱樸子》記載:“或問辟五兵之道，答曰:以五月五日，作赤靈符，著心前。”東漢崔寔《四月時令》記載:“立秋，滿街賣楸葉，婦女兒童皆剪成花樣戴之，形制不一。”元代《鎮江志》記載:“唐歲時節物，立春則有彩勝雞燕。”宋代陳元靚《歲時廣記·釵頭符》記載:“今謂之釵頭符，端午剪繒彩作小符子，爭逞精巧，摻于髻鬟之上。”漢代造紙術的發明、唐宋造紙技術的發展，也促進了剪紙的廣泛應用。南宋時期，隨著中原人口的大量涌入，中原剪紙逐步被金壇百姓熟悉并掌握，廣泛應用于祭祀先人、節日慶祝等活動中。

(二)金壇刻紙的發展與復興

金壇民間很多習俗都與剪紙有關，如《民國金壇縣志》記載，中元節(農歷七月十五)金壇民間有“作盂蘭會，放河燈”之習俗，河燈以蓮花造型為主，制作過程中采用多道剪紙工藝。金壇西部的茅山是道教圣地，道教信仰在金壇比較普遍，老百姓喜歡以茅山祖師和道教神仙為題材進行刻紙，刻紙或用于祭祀活動中，或張貼在家門前，作為鎮宅辟邪的靈符。這些生活習俗促使金壇成為中國刻紙流行較早的地區之一。從晚清、民國至解放初，工匠改用由羊油香灰等材料做成的油盤為托板，同時，刻刀等工具得到改進，可以多層刻制，這既提高了效率又保證了刻紙質量。剪紙也廣泛應用于祭祀及喜喪活動的紙扎用品制作中。民國初年，金壇城鄉曾有剪刻、裱貼、紙扎業作坊和店鋪30多家，如薛埠的殷德余、后陽的丁鎖保、直溪的高王氏等都曾是當地很有名氣的紙扎業作坊和店鋪業主。20世紀70年代，金壇文化館開辦了美術創作培訓班，主要成員有周蘊華、朱曉坤、曹忠平、楊兆群、佘云祥、殷卓寧、孫榮才等，他們也是當時金壇刻紙最早的開拓者［2］。在此階段，金壇刻紙的制作工藝以刻為主，作品造型更加細膩精致，其粗中有細、俗中有雅的審美趣味獲得了贊譽，作品多次在國內外賽事中獲獎，其中有20余幅作品被中國美術館收藏。1993年12月，金壇被文化部命名為“中國民間刻紙之鄉”。2008年，金壇刻紙經國務院批準列入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項目編號Ⅶ-16，楊兆群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剪紙(金壇刻紙)代表性傳承人。但是隨著經濟的發展、百姓生活方式的轉變，金壇刻紙在民間風俗活動中應用得越來越少。改革開放以來，金壇刻紙作品大多是工藝品，展現形式較為單一，缺乏創新。深入研究金壇刻紙的藝術特征和文化價值，有利于更好地傳承和創新這門技藝。

二、金壇刻紙的藝術特征

金壇地處長三角地區，經濟文化繁榮，這為金壇刻紙的創作提供了良好的社會環境。金壇刻紙題材創作緊扣時代脈搏，制作工藝以刻為主，作品粗中有細，俗中有雅，既有傳統性，又具現代性。

(一)以刀替剪，刻工精細

傳統剪紙大都以剪刀為工具，而金壇刻紙以油盤和刻刀為工具。刻刀刀片有圓口和斜尖兩種，斜尖刀頭刻制精細圖案，圓口刀頭刻制較為粗獷的圖案［3］。蠟盤的硬度也因圖案精細程度不同而異，較精細的圖案選擇使用硬度大的蠟盤，粗獷的圖案則使用松軟的蠟盤，這樣，刻制過程更為省力。“刻工精細、千刀不斷”準確地描述了金壇刻紙技藝的精妙。

(二)技法多樣，色彩豐富

金壇刻紙技法博采眾長，以線條見長，陰刻陽刻結合，且常用填彩、點彩、襯色等多種刻紙上色方式。此外，金壇刻紙還首創疊層表現手法，例如金壇刻紙研究所作品《歸》(圖1)，用宣紙半透明的效果映襯人物體型線條，層次豐富，對比效果非常好。金壇刻紙在色彩應用上也不拘一格。常規刻紙作品多采用明度深、純度高的彩紙，例如深藍、大紅、墨綠、咖色等［4］。金壇刻紙為了表現不同題材的意境、氣氛，同時使用填彩、點彩等制作工藝，有時一幅作品會出現一主多輔的色彩搭配，具有獨特的魅力。例如楊兆群的作品《豐收的喜悅》(圖2)采用了襯色、染色等技法，整體以藍色調為主，搭配咖色、黃色及紅色，整體色彩豐富和諧，頗有清麗淡雅的江南水鄉韻味。楊兆群還首創了刻紙與攝影作品相結合的創作方法，如作品《福到我家》(圖3)采用刻紙技藝展現前景人物造型，窗外的風景則由攝影作品展現。傳統技藝制作的前景人物和現代數字技術拍攝的影像畫面相呼應，渾然一體。

(三)尺幅多樣，題材廣泛

傳統剪刻紙作品因為工具的限制，大部分尺幅較小，多以對稱性圖案為主，題材多為吉祥寓意、祈福驅邪等傳統內容。創新了工具后，金壇刻紙的幅面增大，作品尺幅有小幅、中幅、大幅，甚至巨幅。改革開放后，金壇刻紙匠人的眼界變得寬闊，能緊扣時代脈搏進行創作，創作了一批表現新時代、新農村、新風貌的作品，如《豐收的喜悅》《四合院》《采菱圖》等。2019年由楊兆群牽頭創作的50m長卷刻紙作品《大運河》呈現了大運河壯觀的風貌。

(四)融多家之長，雅俗共賞

金壇刻紙雅俗共賞，既有傳統性，又具現代性。刻紙畫面多為平面圖案，金壇刻紙則融入了書法、版畫、油畫、攝影等藝術門類的創作方法，通過大塊黑白對比、點線結合，從而使平面圖案拓展到能夠體現立體層次關系的空間構成。刻紙作品既寫實，又抽象，亦有濃濃的情境韻味。例如:《靜夜思》利用黑白關系表現了月夜池塘邊白墻黑瓦的水鄉建筑、光影和靜謐的意境;《角樓》采用了第一人稱視角，利用江南建筑的門、欄、窗、燈等元素，在二維平面中體現遠、中、近的空間層次，利用黑、白、灰三色展現庭院深深的意境;《江南雪》則采用俯瞰視角和夸張的圖形處理手法，把白雪覆蓋的屋頂處理成簡單的幾何形態，再利用刻紙的白表現雪，利用疏密關系體現空間的遠近，畫面簡潔而不簡單，耐人尋味。

三、金壇刻紙的文化價值

研究、發掘金壇刻紙蘊含的文化價值，對樹立文化自信、發展地方文化產業、豐富百姓精神文化生活具有重大的意義。

(一)審美價值

金壇刻紙體現了金壇地區的百姓在不同時期對美的認識、追求和創造。早期金壇刻紙的主題多具有吉祥寓意，如喜鵲登梅、年年有魚、福祿壽喜等，色彩多以紅色為主，造型質樸，層次豐富，構圖飽滿，畫面內容通俗易懂，多為滿足百姓日常生活中祭祀祈福所需，以滿足功能需求為主要目的。隨著時代的發展、百姓生活方式的變化，民俗活動需求逐步減少。與此同時，從事金壇刻紙工作的民間藝人與當地藝術家開展合作，民間工藝與文人藝術融合，刻稿得以改造，更為注重與江南美景、生活情趣、詩詞歌賦等的結合。例如，畫面構圖融入了中國畫的留白藝術，體現氣韻，為作品增添了雅致的氣息。再如，創作《御道》《庭院》等刻紙作品的周蘊華也是一位山水畫家，他的刻紙作品構圖簡潔，意蘊深遠，富有美感。金壇刻紙精妙的構圖、繁復多變的紋飾和雅俗共賞的配色是其藝術價值的集中體現。同時金壇刻紙以刀代剪的“刻”紙技藝，也使金壇刻紙能表現更多精致的紋樣細節，作品畫面層次更加豐富，能夠更好地體現江南秀美風情。

(二)民俗文化傳承價值

有關金壇刻紙最早的文字記載始于明清，當時刻紙是民俗活動的附屬品，在民俗活動中具有一定的功能性。因此，金壇刻紙作品本身就是民俗文化傳承的載體，它附著在從古至今的傳統文化活動中，體現了人們對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追求。如每逢清明節、冬至、大年三十，金壇民眾都會掃墓，燃燒紙錢、紙扎等祭奠先祖。金壇刻紙作為主要的裝飾物，貼附在紙扎和錢票上，作為喪葬活動用品的裝飾，增強了傳統民俗活動的氛圍感和儀式感。另外，金壇刻紙與當地的其他傳統儀式、風俗活動相互影響。它與當地的民俗風尚密切聯系，如直溪鎮巨村的舞龍(圖4)、指前鎮的跳魚燈、柚山鎮的放燈節和金壇抬閣，此類在當地盛行的民俗活動為金壇刻紙的創作提供了豐富的素材和裝飾載體。這些活動在人們日常生活中頻繁出現，促進了當地風俗的傳承，加深了民眾的風俗觀念。

(三)工匠精神

中國歷來崇尚工匠精神。《說文解字》:“匠，木工也。”具有專門技術的人都被稱為“匠”，工匠指有特殊技藝的人。金壇刻紙講究刻工細致，千刀不斷，一幅半平米大小、圖案細致的刻紙作品，至少要刻上萬刀，刻紙藝人在制作過程中需要聚精會神，長時間保持一個坐姿，控制手腕力量，連續穩定地上下運刀，這樣才能保證刻制的線條流暢。刻完的地方還要小心翼翼地保護好，避免牽拉扯斷。尤其是制作大幅或者巨幅作品的時候，制作者更需細致耐心。一代代的金壇刻紙藝人從做學徒開始，就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用自己的行動傳承著工匠精神。楊兆群因其刻紙技藝能做到千刀不斷，因此有“楊一刀”的美譽。為了傳承自己的技藝，他在自己創辦的刻紙工作室潛心培養新人，組隊創作長幅刻紙作品。此外，楊兆群還以傳承金壇刻紙、弘揚中國剪紙藝術為己任，十多年來廣泛拜訪中國民間剪紙名家，拍攝、記錄他們的剪紙技藝，搜集他們的作品。這些珍貴的資料讓更多的人有機會看到前人的作品，體會他們的創作思想，不斷研習技藝，并在此基礎上有所創新。金壇刻紙技藝的不斷精進、傳承和發展正是弘揚、傳播工匠精神的明證。

(四)歷史文化價值

非物質文化遺產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由于江南雨水充沛，比較潮濕，早期作為家居裝飾的刻紙作品基本都已損毀，民俗喪葬活動中的刻紙作品也隨著活動的開展被燒毀。因此，民國之前的刻紙作品原件已經難以尋找，但是史料中對金壇刻紙的描述和民間流傳的技藝能夠相互印證。金壇刻紙的騰飛始于20世紀70年代，剪刻紙的制作工藝從最初的剪刻結合逐漸演變為以刻為主，刻紙紋樣更加細膩精致。這個時期的傳承者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創作了大量反映時代精神風貌的作品。這些作品亦可成為研究金壇歷史發展、地方文化和民俗發展脈絡的資料。例如作品《牧歌》《捕魚圖》《喜摘豐收棉》等，展現了20世紀七八十年代金壇百姓的農業生產狀態，《明代醫學名家王肯堂》《清代樸學宗師段玉裁》都是展現金壇地區歷史名人的作品。

四、結語

非遺技藝在當代的傳承發展應以全面認識非遺價值、尊重非遺文化為基礎。金壇刻紙作品體現的藝術特征和蘊含的文化價值、工匠精神都充分反映了金壇、常州乃至江南地區勞動人民的智慧和他們對生活的熱愛。充分理解金壇刻紙的藝術內涵，對于進一步傳承、創新和發展這一民間工藝具有一定的現實價值。

［參考文獻］

［1］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加強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意見［J］．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報，2005(14):12－17．

［2］馬晨曦．“非遺學”視域下金壇刻紙研究［D］．鎮江:江蘇大學，2019．

［3］常文．金壇刻紙［M］．南京:江蘇鳳凰美術出版社，2017:65－77．

［4］喬曉光．空花·剪紙研究與創作［M］．濟南:山東美術出版社，2010．

作者:萬莉君單位:常州工程職業技術學院設計藝術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