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直接投資匯總十篇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國際直接投資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中圖分類號】F832.6 【文獻標識碼】A

進入21世紀后，國際直接投資實現了快速發展，存量與流量實現了持續增加，不斷發展成國際交易中的重要力量，技術、貿易都歸入到國際直接投資結構的框架內，推動了世界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同時，伴隨國際分工的進一步深化，經濟合作、科技發展水平的提升，國際直接投資出現了新情況，尤其在投資流向、結構和規模等方面表現明顯，將對企業國際競爭力、收支平衡、經濟增長等產生重大影響。

國際直接投資的現實效益

國際直接投資帶來的資本對輸入、輸出國都將有益。國際直接投資能讓輸出國家的投資直接進入經濟發展一體化的國際性的生產與營銷網，實現在全球資源的科學配置，提升企業競爭力與輸出國家的經濟效益，為輸入國提供資金、技術等支持。對我國來講，它能有效解決資金儲備不足的問題，借助國際直接投資去掌握技術，提升生產力發展水平，推動經濟社會的科學發展①。再者，國際直接投資也能幫助發達國家，進一步完善輸入與輸出循環體系，獲得經濟動態平衡，進一步完善工業布局與經濟結構。

但是，還要看到外資也能沖擊民族工業，破壞資源的不科學分配。而從長遠來看，世界經濟是有機體，不管是哪一個國家都不能脫離該經濟體獨立運作。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參與國際經濟交流，構建科學合理的輸出運作機制，更有利于發揮對外直接投資對我國正面效益，更好適應未來世界經濟發展趨勢。

當前國際直接投資特點

隨著世界經濟發展的全球化、投資與貿易自由化，在信息技術的著力推動下，促進了世界統一大市場的形成，跨國公司逐漸發展成推動經濟全球化發展的主導力量，國際資本流動呈現大規模趨勢，金融業務、金融機構實現跨界運作，國際金融市場實現了快速發展，信息技術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勞動力資源等相關生產要素在全球范圍內實現流動，世貿組織、世界銀行等開展了世界范圍內的投資、技術轉讓、服務以及貿易等活動，實現了經濟活動全球化運作。在該趨勢下，當前國際直接投資出現了一些新特點，主要包含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直接投資發展迅速與投資主體多元化。國際直接投資中的主流形式與活躍因素是外國直接投資（FDI），增長速度比借貸資本輸出要高，并且國內投資、世界各個國家的國民生產總值、國際貿易等的增長呈上升趨勢，成為助推經濟發展的主體②。同時，國際直接投資主體逐漸多元化，特別是在發達國家設立的跨國公司，在國際直接投資中處于主導地位，比如，德國等發達國家在國際投資市場上占有優勢，并且收支順差不斷擴大，成為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策源地，并且石油輸出國組織以及亞洲新興國家開始在對外直接投資方面嶄露頭角，開始涉及國際直接投資。從當前的發展趨勢來看，發達國家采取的對外直接投資重點是獨資，積極開展并購，這樣其始終處在壟斷地位，比如，我國新設投資項目獲得外商直接投資比例逐漸提高，尤其是從2002年開始上升趨勢尤為顯著，達到了接近80%，原來的合資企業獨資化趨勢更加顯著。

二是資本流向與投向出現了新變化。美國等發達國家從20世紀開始，對歐盟等國家展開大規模投資，新興國家投資也開始出現在發達國家，對外投資展現回流趨勢，再加上國際金融危機產生的影響，市場資金常出現短缺現象。比如，2009年新興國家市場企業并購發達國家企業金額為354億美元，而同期發達國家并購新興市場企業活動在下降，下滑趨勢明顯。

三是金融危機之后，發達國家實行的對外投資政策上出現一定程度松動。比如，法國大力鼓勵外資企業實施投資，尤其是支持外國投資創新項目的大力實施，全面提升了法國對國外投資直接吸引力，根據相關數據顯示，2009年在新增外資項目中，研發類投資項目增幅較大，高達8%。再如，英國在2010年開始采取相關政策積極吸引外資，借助外資來緩解債務壓力，加快經濟復蘇并實現可持續增長③。

國際投資大環境下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困境

篇（2）

關于國際貿易與國際直接投資之間關系的諸多分析框架，對于兩者之間的雙向作用究竟是相互替代還是相互促進這一問題，一直未形成統一的觀點。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美國經濟學家羅伯特·芒德爾(RobertA.Mundell)提出了著名的貿易與投資替代模型。芒德爾從傳統的赫克歇爾—俄林理論的兩國家、兩要素和兩產品的分析框架出發，假定：(1)X國是資本要素豐富的國家，Y國是勞動力要素豐富的國家；(2)在國際貿易中，兩國以各自的比較優勢生產相應的產品，X國將集中生產資本密集型產品a,Y國將集中生產勞動密集型產品b;(3)X、Y兩國具有相同的生產函數。在自由貿易條件下，各種生產要素可以在兩國間自由流動，X國將出口a產品，從Y國進口b產品；Y國則出口b產品，并從X國進口a產品。在實現了貿易平衡的狀態下，X、Y兩國的資本和勞動力的要素報酬率是相等的，因此不存在資本跨國流動的必要。然而，當兩國之間存在著關稅壁壘、產業壁壘等可阻止自由貿易的障礙時，情況就不一樣了。假定Y國現在對來自于X國的進口商品a征收高關稅，這勢必提高X國的a商品在Y國的價格，并刺激Y國a商品生產部門生產規模的擴大，伴隨而來的必然是生產a商品所需的、原來在Y國就相對稀缺的資本要素的國內需求量的擴大，進而推動Y國的資本要素價格的上升，并提高Y國的資本要素報酬率。在Y國資本要素高利潤回報的吸引下，X國的資本勢必通過直接或間接投資等方式流入Y國，從而進一步擴大了Y國a商品的生產規模。整體上資本要素的流動并沒有增加a商品的總產量，只不過是以Y國國內產量的增加，替代了X國出口量的減少。在Y國對a商品的需求保持不變的情況下，Y國從X國進口的a商品的數量勢必下降，亦即國際資本流動的結果最終取代了國際貿易。由此，芒德爾得出的結論是，在存在國際貿易壁壘的情況下，如果直接投資廠商始終按特定方式實施跨國直接投資，那么這種跨國直接投資就能夠在相對最佳的效率或最低的生產要素轉換成本基礎上，實現對商品貿易的完全替代。

首先對芒德爾貿易與投資替代模型提出挑戰的是日本一橋大學的小島清(K.Koyimo)教授。20世紀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中期，小島清發表了國際直接投資和國際貿易方面的大量論著，他強調了國際分工原則的重要作用，認為國際分工既能解釋國際貿易，也能解釋國際直接投資，因此，國際直接投資和國際貿易可以統一在國際分工原則的基礎上。與芒德爾不同，小島清把傳統模型中勞動和資本要素用勞動和經營資源來替代，因此國際直接投資已不再是簡單的資本流動，而是包括資本、技術、經營管理和人力資本的總體轉移。在此基礎上，結合日本的經驗，小島清認為，投資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應從本國處于比較劣勢的邊際產業開始依次進行，相應產業的對外直接投資與東道國的技術差距越小，技術就越容易為東道國所吸收和普及，進而就可以把東道國潛在的比較優勢挖掘出來；同時投資國可以集中精力創造和開發出新的技術和比較優勢，從而使兩國間的比較成本差距擴大，為更大規模的貿易創造條件。由此可見，國際直接投資并不是對國際貿易的簡單替代，而是存在著一定程度上的促進關系；在許多情況下，國際直接投資也可以創造和擴大對外貿易。

由于統計數據不全及統計方法的缺陷，芒德爾的貿易與投資替代模型及小島清的互補模型，都是從傳統理論的分析框架上衍生出來的，并沒有經過實證的檢驗。20世紀80年代以來，貿易和直接投資的實證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研究結果表明，戰后的資本流動，尤其是國際直接投資的迅速增加，并沒有阻礙國際貿易的發展；實證資料顯示，國際貿易與國際直接投資雙雙快速發展。李普西和韋斯(LipseyandWeiss)依據美國20世紀70年代的統計數據，研究了美國跨國企業在發展中國家所設立的子公司的生產和出口行為。他們選取了一系列樣本商品作為研究對象，發現這些子公司的相應產品的年產量，與美國同年向這些發展中國家出口的類似商品的出口總量呈顯著正相關；進一步研究還發現，這種正相關廣泛存在于美國近60%的產業部門中。也就是說，美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對同行業的國際貿易更多地顯示的是正面的積極影響。胡弗鮑爾(Hufbauer)等人重點研究了美國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情況，他們將美國1980、1985和1990年的對外直接投資總量與出口總量進行了比較，結果發現，在整個時間跨度中，出口總量與對外直接投資總量一直保持著正相關關系。

然而，統計分析并不等于理論分析，要真正弄清國際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之間是替代還是促進作用，顯然必須在理論上澄清“促進”與“替代”的含義。筆者認為，所謂國際貿易對國際直接投資的促進作用，是指由于國際貿易的進行，帶來本產品及相關產品、產業的國際直接投資增加，而原來的國際貿易并不減少；所謂國際直接投資對國際貿易的替代作用，是指原來進行國際貿易的產品引起國際直接投資的進行，而原產品的國際貿易不再進行，國際直接投資應該與原國際貿易額正相關。反之，國際直接投資對國際貿易的促進作用，是指由于國際直接投資的進行，產生了新的國際貿易，而原國際直接投資并不減少；國際貿易對國際直接投資的替代作用，是指進行的國際直接投資導致了該產品國際貿易的產生，而原國際直接投資不再進行。在廓清了基本概念的基礎上，更為重要的是進一步剖析二者之間相互作用的內在機制。為此，必須從微觀分析入手，通過建立恰當的代數模型而加以驗證。

二

探討國際貿易與國際直接投資的雙向作用機制，就邏輯而言，適合于進行微觀分析。因為這兩者本身是同一企業面對不同外在環境而進行的兩種選擇，兩者統一的基礎在于企業的理性決策。因此，決策分析構成了本文模型的中心環節。

（一）模型的建立

1.模型Ⅰ

國際貿易與國際直接投資雙向作用的微觀分析，即是考察一個企業在擴大海外市場時，面對國際貿易與國際直接投資兩種選擇，作何取舍的問題。設a、b兩國組成一個生產—消費體系，a為本國，b為外國。為簡化分析，進一步假設：(1)只有一種產品，且只在一國生產、在兩國平均消費，無論在哪國生產，其生產總量Q不變；(2)Q的生產函數是勞動量L的一元線性函數，即：Q=AL，其中A為勞動效率，兩國的勞動效率相同；(3)成本函數P為勞動力價格S乘以勞動量L，即：P=SL，若在b國生產，則增加對外直接投資凈成本F。

對于模型Ⅰ，我們可以分兩種情況進行討論：

第一，Q在a國生產，出口至b國。此時，該產品的生產總量為：Q=AL；其價格為：P[,1]=S[,a]L；對外貿易量則為：X=0.5Q，由a國出口至b國；生產該產品的平均單位成本為：

C[,1]=P[,1]/Q=S[,a]/A(1)

第二，Q在b國生產，出現直接投資。此時，該產品的生產總量為：Q=AL；其價格為：P[,2]=S[,b]L+F；對外貿易量則為：X=0.5Q，由b國出口至a國；生產該產品的平均單位成本為：

C[,2]=P[,2]/Q=S[,b]/A+F/(AL)(2)

比較(1)式與(2)式，若C[,1]＞C[,2]，則出現直接投資。即若進行對外直接投資，必須：S[,a]/A-[S[,b]/A+F/(AL)]＞0；整理得：L(S[,a]-S[,b])-F＞0。將L=Q/A=2X/A代入，則得出對外直接投資條件：

X(S[,a]-S[,b])A-F＞0(3)

(3)式表明，貿易數量越大，工資差額越大，勞動效率越低，對外投資凈成本越小，則越有可能出現國際直接投資。在后三個條件不變情況下，國際貿易額越大，越有可能出現國際直接投資。進一步地分析，假設直接投資條件滿足，Q在b國生產，則國際直接投資額為：

P=S[,b]L+F=2XS[,b]/A+F(4)

(4)式中，國際貿易額X出現在直接投資額P表達式的分子上，這說明國際貿易與隨后出現的國際直接投資成正比，而且前者是后者的形成原因。但在進行直接投資后，原來由a國到b國的出口消失，被a國對b國的直接投資所代替，這表明國際貿易對國際直接投資具有替代作用。此時，由于假設(1)的存在，發生b國對a國的出口0.5Q，但若放寬這一假設，這一貿易量不一定出現。

2.模型Ⅱ

假設：(1)某一最終產品G的生產需投入中間產品M、勞動力Lg、總部服務Ng和運輸費用Tg;(2)中間產品M的生產需投入勞動力Lm、總部服務Nm和運輸費用Tm;(3)共有a、b、c三國，企業總部設在a國；(4)最終產品的世界總需求為G，產品在三國均分。

在初始階段t[,o]時，設M、G只在a國生產，此時僅有對外貿易，國際貿易量為：由a國至b國以及至c國的各1/3G。因沒有直接投資，故不需總部服務，所以：Nga=Nma=0

在t[,1]時，設有直接投資，且a、b、c三國生產M的成本函數如(5)(6)(7)式所示：

Pma=Nma+SaLma+Tma(5)

Pmb=Nma+SbLmb+Tmb(6)

Pmc=Nma+ScLmc+Tmc(7)

不失一般性，設Pmb＜Pma,Pmb＜Pmc，則M在b國生產。另外，a、b、c三國生產G的成本函數分別如(8)(9)(10)式所示：

Pga=Nga+Pmb+SaLga+Tga(8)

Pgb=Nga+Pmb+SbLgb+Tgb(9)

Pgc=Nga+Pmb+ScLgc+Tgc(10)

不失一般性，設Pgc＜Pga,Pgc＜Pgb，則G在c國生產。這樣，G的生產函數為：

Pgc=Nga+(Nma+NbLmb+Tmb)+ScLgc+Tgc(11)

此時國際貿易量分別有：Nma（由a國出口至b國）；Nga（由a國出口至c國）；Mb（由b國出口至c國）；1/3G（由c國出口至a國）；1/3G（由c國出口至b國）。與t[,0]時比較，創造的國際貿易ΔX有：

ΔX=Nma+Mb+Nga=Na+Mb(12)

即包括總部服務出口和中間產品出口。這表明國際直接投資對國際貿易具有促進作用。

由直接投資所建立的子公司又會直接帶動a國資本品、中間產品、服務的出口，帶動相配套產業新的貿易與投資，實現生產的垂直一體化與水平一體化，把b、c兩國的生產納入國際生產與營銷體系，改變b、c兩國的生產結構，擴大b、c兩國的對外貿易，并通過與b、c兩國其他企業的非股權聯系（如分包等）發揮溢出效應，提高b、c兩國其他企業的對外貿易，提高a國與b、c兩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

（二）模型驗證設想

關于模型的進一步驗證，可有下列方法：

1.根據模型Ⅰ，對其他方面相似的國家來說，具有較大出口額X的國家，應有較大國際直接投資接受額P。即應有：Ri∝Pi,i為其他方面相似的各國家。

2.根據模型Ⅰ，在其他方面相似的國家之間，生產成本取決于工資率S，而較小S的國家應有較大的國際直接投資接受額P。即Si負相關于Pi,i為其他方面相似的各國家。

3.根據模型Ⅰ，較小的直接投資凈成本F，將導致較大的國際直接投資額P，而在各方面越相似的國家之間，具有越小的F。即越相似的國家之間，國際直接投資額越大。

4.根據模型Ⅰ，較小的勞動生產率A，將導致較大的國際直接投資額P。即在勞動生產率越小的產品上，越有可能出現國際直接投資。

5.企業研發費用R可看作總部服務出口N的指標，由于企業研發費用R與產品的復雜程度有關，亦可用作衡量中間產品量M的指標。根據模型Ⅱ，較大的總部服務與較大的中間產品應產生較大的貿易量X。應有：Ri∝Xi,i則為世界各時期。

以上推論，經初步定性驗證，符合得較好。

三

從以上兩個模型中可以看出，不能籠統地說國際貿易與國際直接投資是促進還是替代關系。國際直接投資對原產品的國際貿易是替代關系，國際直接投資又對新的國際貿易（中間產品、總部服務等貿易）形成促進關系，這就是雙方相互作用的動力機制。因此，正如許多實證研究所顯示，兩者雙雙表現為正相關的高增長；而且正是由于這種機制，貿易結構（包括進出口結構與進口、出口的內部結構）發生了深刻的變化。

以上兩個模型中的企業在現實中的對應者顯然是跨國公司。這表明在國際貿易與國際直接投資雙向作用使得世界經濟聯系更趨緊密的過程中，跨國公司處于中心地位。跨國公司一體化的國際生產、營銷網絡，使之已成為當今世界經濟中生產與貿易的核心?？鐕敬怪迸c水平一體化日益將全球生產與貿易推向新的高度，通過國際貿易與國際直接投資兩種方式，使各國經濟的相互依賴增強，推動著地區及全球經濟一體化的發展?？梢灶A見的是，跨國公司理論將為國際貿易、國際直接投資理論構造一個可行的微觀進路。

篇（3）

按照小島清對外直接投資的理論，從一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分析，國際直接投資可分為三種類型：（注：［日］小島清：《對外貿易論》第423頁，南開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1)自然資源導向型投資。在東道國尋求某種自然資源既是為了滿足母國本國的需要，也可以向其他國家出口。因此，資源導向型的投資不僅擴大了母國自然資源的生產規模，而且也促進了母國與東道國之間的國際貿易發展，甚至還擴大了與其他國家之間的國際貿易發展。(2)市場導向型投資。如細分起來還可以分為突破貿易壁壘型投資和占領市場型投資。因此，在這種類型中，國際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之間的關系比較復雜。如：跨國公司在東道國投資后的初始階段，因各種需求的存在，貿易是創造性的；當投資和生產形成一定規模時，“就地生產，就地銷售”的結果勢必會減少貿易的往來，因而具有貿易替代效應。但如果是突破貿易壁壘型投資，也許這種投資對貿易的間接促進會使貿易的規模進一步擴大。但全面地分析，即使是前面所述的替代貿易時，在東道國進行市場導向型投資也可能會帶來服務貿易方面新的需求。(3)生產要素導向型投資。這主要是指在東道國尋求低成本勞動力的投資。這種類型的投資，因國家之間比較優勢而形成的國際分工，在初始乃至相當長的一個階段中無疑是加大了貿易的發展，如發達國家在發展中國家投資而進行的加工貿易。但因比較優勢是動態而非靜態的，這種投資與貿易的關系也要視具體情況而進行具體分析。

在理論上闡述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貿易的替代關系的還有佛農(Vernon.R)，他在其著名的產品周期理論中，通過對新產品、新技術的創新、模仿和擴散的動態分析，闡述了母國的出口與對外直接投資的關系。在新產品的第一階段，產品在技術創新國國內的生產、銷售主要以滿足國內需要為主（也存在向收入水平和消費結構比較接近的其他國家出口的可能性）；但是，隨著技術的成熟化，同時又面對其他國家企業的競爭，降低產品成本成為技術創新企業維持其海外市場占有率的必然要求，這時便出現了技術創新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佛農認為，一般地這種對外直接投資不會產生對母國出口的替代效應。但是，如果這種投資發生得過早，就有可能替代母國的出口。在技術進步日益加快的情況下，隨著跨國公司國際化程度的提高，新產品的生命周期不斷縮短，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出口貿易的替代影響將越來越明顯。（注：Vemon.R:"InternationalInvestmentandInternationalProductionintheProductCycle",

pp255-267,Vol.41,No.4,OxfordBulletinofEconomicsandStatistics(November,1966).）

總之，對外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的關系即存在互補性，也具有相互替代性，這要根據母國（或跨國公司）投資的動機、類型和發展階段而定。

二、國際直接投資與貿易的實證檢驗

當我們從實證分析的角度再來看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關系時，會發現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在這方面存在一些異同。因此，在下面的分析中，我們將對這兩類國家分別進行研究。

（一）發達國家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關系

國外一些學者將對外直接投資與某些產業的實際出口聯系起來進行了實證研究。如，伯格斯坦(Bergsten.C.F.)認為，在美國不同的對外直接投資產業中，那些對外直接投資程度較低的產業，其出口水平也較低；隨著對外直接投資水平的提高，出口規模也相應上升；但是當對外直接投資超過一定規模后，追加的對外直接投資對出口的促進效應就逐漸消失了。因此，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貿易之間既是互補關系也是競爭關系。隨著跨國公司國際化程度的提高，其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的競爭（替代）也將不斷加劇，因而海外子公司的生產將逐漸替代美國的出口。（注：Bergsten.C.F.,ThomasHorst&Theodore.H.M.:"AmericanMultinationalsandAmerican

Interests",WashingtonD.C.BrookingsInstitute(1978).）同時，學者們也有相反的發現，利普賽(Lipsey.R.E.)和威斯(Weiss.M.Y.)的研究表明：無論在發達國家還是在發展中國家的市場上，美國的出口與美國海外子公司銷售額都是高度正相關的，而且美國海外子公司的生產銷售都部分替代了美國出口競爭伙伴中的發達國家企業的出口（注：Lipsey.R.E.&Weiss.M.Y.:"ForeignProductionandExportsinManufacturingIndustries",

pp488-494,Vol.63.No.141,ReviewofEconomicsandStatistics(November,1981).）。

（二）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關系

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除去個別的現象，較大規模的起步應從20世紀60年代算起，拉丁美洲的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和委內瑞拉，亞洲的印度、韓國、新加坡、菲律賓和中國臺灣地區都是從那時起陸續向國外或境外進行直接投資的。20世紀70年代后期，中東石油輸出國組織一些成員的投資方式也從貸款轉向間接投資，再由間接投資轉向直接投資。（注：宋亞非：《中國企業跨國直接投資研究》，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雖起步較晚，但發展速度較快，而且由原來主要投資于鄰近的國家和地區，逐步轉向向發達國家進行直接投資。

伴隨著經濟實力的提高，發展中國家企業進入世界級大企業的數量也在逐漸增加。1997年，發展中國家企業進入“全球500強”的僅有22家，平均營業收益率為3.6%；而2000年入圍企業增加到33家，平均營業收益率提高到5.2%，且高于“全球500強”4.7%的平均收益率（注：張金杰：《國際直接投資形勢與跨國公司的戰略調整》，王洛林、余永定主編《2001-2002年：世界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

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健康發展對貿易的促進也有其特點。首先，小規模和特殊商品是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優勢。由于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大多數屬勞動密集型的小規模生產，資本勞動比率比發達國家跨國公司低許多，發展中國家東道國更愿意接受勞動密集型高的項目投資。即使是進行規模較大的生產性投資項目，與發達國家相比，作為母國的發展中國家也占據勞動力成本低的優勢。同時，這種生產性投資也將給母國帶來原料、設備的出口增加，因而具有很強的投資與貿易互補性。其次，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一般側重于擴大出口的市場銷售戰略。無論是為保護原有的出口市場，或是開辟新的市場，還是避開貿易壁壘，發展中國家多采取各種方式保障出口，在達到一定實力和經驗積累后，逐步再向全球經營戰略發展。

考察韓國的經濟，其迅速發展得益于通過出口把國內產業與國際市場緊密連接的結果，從而使國際市場容量的不斷增大，并對國內經濟的增長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從1991年韓國全國經濟學家聯合會的一份《韓國制造業的國外投資經營成果調查表》（注：參見杜玲博士論文：《發展中國家／地區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經驗與趨勢》，2002年5月。）中，我們看到韓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總的來講與貿易聯系較多，所占比重也較大。如開拓市場與回避進口限制兩項都與貿易緊密相連，其之和所占比重在韓國整個對外直接投資動機中達到35.7%。當然，從表中還可以看出，韓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因區域不同而有所差異。在北美洲和歐洲地區，開拓市場的動機比重最高，占到29.3%，比其他動機的比重平均高出10個百分點，這是為適應當地區域化經濟和確保新產品市場的結果；在拉丁美洲、大洋州地區，最高比重的動機為回避進口限制，占27.3%，也比其他動機高出10.4個百分點，這說明韓國對外直接投資在此兩個地區對貿易壁壘的突破動機占據很重要的地位。

但具體到韓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行業，還有更進一步的動因分析。如李宏格（音譯）(Lee,Honggue)對韓國電器行業的研究。（注：參見Lee,Honggue:"Globalization,ForeignDirectInvestmentandCompetitiveStrategiesof

KoreanElectronicsCompanies",inNomuraResearchInstitute&InstituteofSoutheast

AsianStudies(ed.),TheNewWaveofForeignDirectInvestmentinAsia,InstituteofSoutheastAsian

Studies(1995).）電器是韓國最重要的制造業部門，在20世紀90年代初韓國就已成為世界第五大電器生產國。李宏格指出，韓國電器行業在1989年的對外直接投資額比1979年增長了85%，顯示出韓國在該行業的對外直接投資于20世紀80年代末達到了頂峰——盡管與韓國電器產品的出口相比其投資的規模是非常有限的：1976-1992年間電器行業對外直接投資為5億美元，而1992年電器產品的出口額卻高達161億美元。李宏格分析，韓國電器行業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主要表現為維持和擴大出口的需要，即通過對外直接投資提高出口產品的競爭力。那么，這種對外直接投資的壓力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方面，是韓國本身國內勞動力成本不斷上升所造成的壓力，迫使電器行業利用對外直接投資，在國外尋求廉價勞動力以降低生產成本（主要是在亞洲地區）；另一方面，則是來自歐美國家貿易保護主義的壓力，在韓國擴大對歐美出口的同時，其電器產品也已成為反傾銷的對象——這一點對我國在加入WTO之后，重新審視海外投資與貿易的關系時，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綜上所述，盡管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有所不同，但總的趨勢是積極的，對外直接投資有利于一國的對外貿易乃至國際貿易；由于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互補關系和替代關系在不同的發展階段表現不一，所以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出口的影響具有動態效應；在經濟全球化的今日世界，對外直接投資已不僅僅是發達國家的“專利”，它對發展中國家來講同樣是必不可少的經濟運作方式。

三、中國海外投資發展與貿易的關系

為了論述的方便與國土概念上的準確，我們把以下涉及的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稱為“海外投資”。

（一）中國海外投資的發展與現狀

中國海外投資的發展，比較準確的提法應該從1949年算起。但因那個時期的海外分支機構都是一些貿易企業，規模又非常小，一般不在我們的討論之內。從1978年的改革開放至今，中國海外投資的步伐越來越大。截至2001年年底，經外經貿部批準的企業就達6610家，中方海外投資總額已達83.5731億美元，遍布全球153個國家和地區（注：此海外投資的區域數字以《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年鑒》（2001年）為準。）。

1.中國海外投資的區域分布。中國海外投資在全球的區域分布正逐步由集中化向多元化方向發展。但目前從投資的額度來看，集中化的表現還依然存在。截至2001年底，中國海外投資企業數量在全球主要63個國家和地區的分布見表1。從基本格局看，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占28.99%，發達國家（歐洲、大洋州和北美）占27.99%，加上中國港澳地區33.46%的分布，大致呈現出各占1/3的態勢，可以說是一個多元化的分布。具體的投資額度和比重見表1。

表1中國海外投資區域分布表（截至2001年底）

附圖

資料來源：根據外經貿部《對外經濟貿易簡要統計》(2001)整理。

通過以國家和地區分布的形式進一步對投資額排序，我們就可以看到中國海外投資分布的集中化：即地緣優勢和人緣優勢使相鄰國家（地區）和海外華僑聚集的國家（地區）成為中國海外投資的集中區域。至于在拉美地區和非洲投資額分布得較高，一般為投資行業的原因所致，這將在下面進一步闡述。

2.中國海外投資的行業分布。中國海外投資是從貿易型企業起步的。這些貿易型企業開始在海外做的商業性工作是為對外貿易企業提供信息、進行市場調查和客戶聯系服務的。20世紀90年代以后，在中國政府有關政策的引導下，生產加工型企業有所增加。但總的來看，服務貿易型的投資行業特點仍十分突出。根據對外經貿部的統計，截至1999年，中國海外投資中服務貿易型企業，無論從企業數量上還是在投資額度上仍占絕大多數；生產加工型企業雖然在企業數量上增加較快，但在投資額度上還處于較小規模；而資源開發型企業在投資額度上比生產加工型企業還要大些。詳見表2。

表2中國海外投資的行業與投資額分布（截至1999年底）

附圖

資料來源：根據中國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提供的數據整理。參見：外經貿部發展司：《中國的境外投資狀況》，《國際貿易論壇》2000年第5期。

一般地，中國海外投資在發達國家的多為服務貿易型和研究開發型，即非生產性項目。服務貿易型企業的運作主要是為了服務于國內企業的出口，以促進中國產品的出口；在海外投資于研究開發型企業則是為了更有利地接近發達國家或地區的先進技術，以提高我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而中國在發展中國家的投資則大多為資源開發型和生產加工型，即非貿易性項目。資源開發型的投資，主要是為了獲取國外開采條件較好或儲量、品位較高的石油、礦產、林業、漁業等資源，以滿足國內經濟發展的需要；生產加工型投資，主要為轉移國內長線產品的生產能力或發揮中國在技術、管理上的比較優勢以占領當地的市場，同時帶動相關材料、設備、零配件的出口。因此，這也是生產加工型的投資大多集中在亞洲、拉美和東南亞地區的主要原因。

（二）中國海外投資與貿易的互動

1.中國進行海外投資的動因。從外部條件上看，經濟全球化使各國經濟進入生產、銷售、采購的全球體系成為必然。中國既然已經實行了“引進來”的改革開放，也必然要實施“走出去”的對外開放，以充分利用國內外“兩個市場”和“兩種資源”，實現資本、技術和人力等生產要素的雙向流動，提升國內的產業結構，促進本國經濟的發展。

從中國國內經濟發展的需求上看，“走出去”到海外投資不僅是政府的政策號召，更主要的是國內企業自身發展的利益驅動和內在要求。如前所述，一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有許多動因，具體而言，中國海外投資的動因主要有如下五點：(1)尋求資源開發。中國雖地大物博，但人均資源占有率很低。在進入21世紀中國現代化的進程中，資源短缺對中國經濟將是一個嚴重的制約。其中，開發的重點放在對我國經濟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對外能源投資，即對石油、天然氣的開采；此外，還有一般性資源（如：黑色和有色金屬礦產資源、樹林資源等）的開發。在海外投資開發資源，主要是為了保障我國資源長期、有效和穩定的供應。(2)擴大出口貿易。無論是從中國政府政策的角度，還是從企業投資的角度，利用對外直接投資帶動材料、機器設備、零部件的出口，甚至帶動服務業的出口，都是目前進行對外投資最多的動機。在政府制定的有關海外投資政策中，著眼點基本上都是擴大出口，是與對外直接投資有關的貿易措施；綜合對中國海外投資企業的動機調查，擴大出口也占了相當大的比重。（注：參見段云程：《中國企業跨國經營與戰略》，中國發展出版社1995年版；謝康：《跨國公司與當代中國》，立信會計出版社1997年版；魯桐：《中國企業海外經營：對英國中資企業的實證研究》，載世界經濟學會編《世界經濟與中國：2000-2001年》，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3)開拓國外市場。在中國國內需求不足以及同類企業競爭激烈的情況下，積極開拓新的國外市場是企業利益驅動的內在動力所致，也是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動機之一。這與理論上闡述的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之一——尋求市場型是相同的。(4)規避貿易壁壘。從對外直接投資的理論上講，規避貿易壁壘或突破貿易壁壘都是尋求市場型的一種動機。由于我國現已加入WTO，關稅逐步下調后，規避各種貿易壁壘已成為擴大出口和占領國外市場的一個重要手段。特別是近年來，出口配額限制、對中國出口產品的反傾銷等情況越來越嚴重，因此利用海外投資建廠生產可謂是突破貿易壁壘的一個有效方式，也是對特殊貿易限制的一個反應。(5)獲取高新技術。在海外投資是中國企業獲取高新技術的一條重要途徑。中國的一些航天、航空、電子、生物化學和機械業的大型企業已經開始通過對外直接投資的渠道學習國外的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少數中國企業還在國外投資建立了研究和開發機構，用最近的距離、最快的時間學習、研發最新、最前沿的技術。當然，這種類型的投資需要雄厚的資金支持，但它將是最具潛力的海外投資。

2.中國海外投資對貿易的影響。如前所述，無論是從理論研究還是實證分析上，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即存在互補關系也不乏替代關系，即存在貿易創造效應也有貿易替代效應。具體到中國的實際，由于投資行業的特點和投資區域的不同，海外投資對中國對外貿易的影響要視具體的投資行業和投資區域而定。首先，服務貿易型企業的投資，動機與目標非常明確，肯定是為擴大出口服務的，因此這類企業的海外投資對中國對外貿易的影響無疑是積極的；其次，資源開發型企業的海外投資，進口的資源都是我國相對成本低或戰略的需要，同時還能帶動設備、制成品（如鋼材）、技術和勞務的出口，雖然會帶來一定的進口貿易增長，但從整體上看對我國出口貿易還是起到了促進作用；最后，生產加工型企業的海外投資對我國對外貿易的影響情況較為復雜。我們將對生產加工型企業的海外投資做一個具體分析。(1)機械行業。機械行業中如汽車、摩托車零配件組裝，家用電器中的CKD、SCD（注：CKD:CompleteKnock-Down，即全分解裝配：將產品全部拆散成零件后提供給買方組裝成整機；SKD:SemiKnock-Down，即半分解裝配：將產品拆散成部件或部分部件、部分零件后提供給買方組裝成整機。）等，由于絕大部分甚至全部都要使用國內的零部件，在初期設備投資之后，后續的零部件就成為組裝生產的必備條件。因此，從總體上看，機械行業在海外投資對我國出口的帶動作用是持續且長期的。特別是大型家用電器，這是典型的加工組裝型產品，根據外經貿部的有關統計，家電行業投資帶動出口的系數比其他產品高達20-30倍。金城集團的案例也顯示，摩托車產品在海外投資建廠生產后，大幅度地帶動了該集團的出口：1997年海外銷售收入250萬美元，帶動出口近150萬美元；1998年海外銷售收入近600萬美元，帶動出口達400萬美元（注：李鋼主編：《“走出去”開放戰略與案例研究》，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出版社2000年版。）。實證分析表明，機械行業由于技術與原材料、散件的高度結合，海外投資就可帶來明顯的貿易創造效應。(2)輕工行業。嚴格地講，輕工行業中也有屬于機械行業的產品，區分出來的主要是體積較小的機械產品如自行車以及其他輕工產品。這類產品的特點是，體積較小，出口運費沒有體積較大的機械產品高，與海外加工的生產成本比，在國內的生產成本更低，因此這類產品的海外投資與出口很可能出現替代關系。也就是說，在國內生產此類產品后出口更經濟，就很少會有企業再到海外投資生產；即使在海外投資并形成規模生產，對國家的出口帶動作用也不大。(3)紡織服裝行業。紡織服裝業的投資主要是規避貿易壁壘，由于根據多種纖維協議，在投資國的出口配額已經用盡時，如果東道國尚有未使用的配額，投資國便可以使用。中國在紡織品領域受歐美出口配額的限制非常嚴重，因此不少的紡織服裝企業到海外投資主要動機都是為了突破配額的壁壘，在海外尋求更廣闊的市場。這種類型的企業在海外的投資也要視情況而定：一次性投資建廠可以帶動國內紡織機械的出口，但對出口貿易沒有持續的帶動作用；使用國內材料多的，可以促進國內原材料、面料的出口，但有原產地規定比例的國家對此也有一定的限制；在有的國家（地區）可以享有免配額、免關稅的優惠，則可以大大提高我國產品出口或向第三國出口。因此，紡織服裝行業在海外的投資對我國出口貿易的影響是擴大還是替代，兼而有之，目前尚未找到實證數據。

四、結論

篇（4）

技術溢出，是指由于廣義FDI資本內含的人力資本、研發投入等要素通過各種渠道導致技術的非自愿擴散，促進了當地生產率增長，進而對東道國長期增長做出貢獻，而跨國公司子公司又無法獲得全部收益的情形。FDI流入對我國經濟發展的貢獻很大一部分源于FDI的技術外溢效應。FDI的技術溢出效應同時包括以人力資本為載體的軟技術擴散和以研發投入為載體的硬技術擴散。

許多學者對FDI的技術溢出效應進行了分析并得出相關結論。1966年，弗農在俄林理論的基礎上提出了產品生命周期理論（Product Life Cycle，Raymond Vernon）。所謂產品生命周期，是指產品在市場的銷售過程的新陳代謝，而不是指產品的自然屬性失效問題。該理論認為，一種產品具有誕生、發展、衰退的生命周期。它從動態的角度，探討了一種產品在它的生命周期中，由于技術的傳遞和擴散，比較優勢從一種類型的國家轉向另一種類型的國家。也就是說在：FDI的過程中，通常技術較發達的一方把產品技術傳遞給不發達的一方，而不發達的一方即可借此機會來提高自身的技術水平和相關技能。另外，勞爾的技術地方化理論（The Theory of Localized Technological Change，Lall Sanjaya，1983）也給了我們一定的啟示。勞爾的技術地方化理論旨在探究發展中國家跨國企業的比較優勢。技術地方化理論的核心命題是，對成熟技術或生產工藝的應用和改進，可以使發展中國家的企業形成和發展自己的特定優勢，進而實施對外投資。發展中國家的企業完全可以通過對成熟技術的改進而形成其特有的競爭優勢。

對影響FDI的技術溢出效應吸收問題，也有許多學者進行研究。1994年，Blomstrom和Wolff通過對101個國家的比較分析，發現FDI的溢出效應主要發生在中等收入水平的發展中國家，而在最貧困的發展中國家卻沒有發現能夠證明這種溢出效應存在的證據。因此FDI的技術外溢效應多發生在一些經濟發展水平較高，基礎設施較為完善的發達國家以及部分發展較好的發展中國家之中。趙偉、汪全力在2006年通過對Coe－Helpman模型的修正和擴展表明，通過進口貿易傳導機制，國內研發、貿易伙伴國溢出的研發與中國全要素生產率之間存在著穩定的長期均衡關系；并通過對模型的計量發現，在不考慮人力資本的情況下，FDI技術溢出對中國全要素生產率只有很小的作用，而在考慮人力資本作為技術吸收能力的情況下，FDI技術溢出與人力資本的結合對全要素生產率具有非常顯著的促進作用。

二、FDI在華技術外溢效應分析

在我國，FDI在通過影響中國人力資本來實現軟技術的溢出效應方面取得了較好成績，但在通過影響本國研發資本投入來形成中國經濟增長的方面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FDI在我國所引發的技術溢出效應突出表現為如下幾個方面：

1.FDI多采用成熟的標準化技術，東道國可通過模仿和應用成熟產品的設計、生產、銷售等成果直接獲得技術外溢效應。如在此基礎上進行創新還可獲得更大的技術外溢效應

從弗農的產品生命周期理論我們可以看出，在FDI流入我國時，進入產品的生產技術等均已成熟。當產品通過FDI形式進入的時候，便會發生非自愿的技術傳遞和擴散，我國便可從中享用此種產品FDI所帶來的技術溢出效應。這就使通過模仿和應用成熟產品的設計、生產、銷售等成果而直接獲得技術溢出效應成為可能；另外，從勞爾的技術地方化理論中我們可以看出，如果國內企業在直接模仿的基礎上，能夠結合自身實際進行消化、吸收并且加以改造創新，就可以形成自身的新的競爭優勢，從而更利于企業自身的發展。在此情況下，FDI在華的技術溢出效應將會發揮新一輪的作用。例如：戰后日本企業的技術創新體系是建立在歐美先進技術基礎上的。但日本企業并不是將這些技術一般性地應用到生產中去，而是進行深層次的開發，在技術成果轉化為商品的過程中增強自主創新能力，建立自己的獨特優勢。這種做法非常值得我國企業借鑒。

2.fdi在華的技術溢出效應體現在外商進入所帶來的先進管理方法和理念，以及一些研發中心的建設

在華投資的跨國公司大都具有一定規模和經驗，因而在管理和企業文化上幾乎都有一套獨特且有效的方法。在fdi的進入過程中，中國企業不只開了眼界，更在與外商合作競爭的過程中不斷學習他人的先進管理方法和理念以增強自身的競爭力。這種方式的溢出效應在某種程度上甚至超過了純技術的溢出效應，中國企業由此可以積累豐富的經驗，這對國內產業的未來成長具有重要意義。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更多的在華投資商已經或即將在中國建立研發中心，更多的國人可以參予研發過程，這將對我國的經濟發展起到顯著的促進作用。如：目前美國通用公司在華的投資額度已達15.2億美元，堪稱時下中國最大的中美合資項目。該公司在1997年啟動了合資技術公司－－泛亞中心，由上汽集團和美國通用各出資50%興建。在這10年里，我國汽車工業不僅在經濟上得到了實惠，而且得到了更多的技術和經驗，其中包括市場分析、決策投資、法規標準、知識產權等一系列“隱形收益”。這種“隱形收益”對于發展中的中國而言顯得非常重要。目前，泛亞已經成長為中國汽車工業快速發展的一個重要助推器。

3.在華的fdi創造了就業機會并培養了技術和管理方面的人才

截止2005年，外資企業吸納的就業人數已達2000多萬，緩解了我國就業的壓力，起到了穩定社會的重要作用。除此之外，近年來，在華的fdi已經從勞動密集型產業向技術密集型產業轉移，提供了越來越多的技術型崗位。在此過程中，我國也迅速成長了一批技術和管理方面的人才；另外，國際范圍的人才交叉流動還會使知識、理念、管理方法和技術外溢到中國的其他企業和科研機構，成為技術擴散的一個重要源泉。在華直接投資創造的就業機會，使我國勞動力大軍的整體素質得以提高，外商的技術和管理人才的培養機制又為我國培養了許多高素質的人才，這一切對我國的經濟發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4.在華：fdi通過增大外部競爭壓力刺激國內企業參與競爭，達到技術溢出效應

外資企業在中國出現后，由于其規模效益以及先進的生產技術給中國企業帶來了種種壓力，迫使我國企業深化改革、加強管理、提高效率、加大自主技術創新力度，充分發揮現有生產要素的作用，力求實現自身的最大效用；另外，在此形勢下，許多中小企業還自發地形成聯盟和產業集群，通過相互合作、共同參與競爭來提高市場競爭力。我國的電器行業就是在此種方式下不斷發展壯大起來的，目前，已成為全球范圍競爭力較強的產業，為我國的出口創匯做出了重大貢獻。

5.社會責任驅使外商傳遞技術到其供應鏈上的相關企業

著名可持續發展研究者約翰·埃爾金頓（joho elkington）在他的《繭經濟：通向“企業公民”模式的企業轉型》一書中提出：你所在的公司是毛蟲、蝗蟲、蝴蝶還是蜜蜂?由此推出了一個新的概念－－跨國蜜蜂。這是指跨國公司在國際間扮演了蜜蜂的角色，傳播社會責任，促進和諧進步，實現可持續發展。2006年10月啟動的巴斯夫“1+3”企業社會責任項目，延伸并創新了其全球企業社會責任的理念。具體內容是由一家企業帶動其供應鏈上的3家企業，共同提高社會責任。在這樣一種情形下，所謂的“1”就會不斷地將行業中最重要的經驗和技術傳遞給供應鏈上的其他企業，也就是“3”。這種不斷地幫助使得在供應鏈上的其他企業都得到了實惠，獲得了fdi的技術溢出效應。

不可否認，fdi在華的技術溢出效應除了上述正面的效應之外，也必然產生不少負面效應，如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東道國的資源緊缺、環境惡化等。但是，如果我們能正確地對這些負面效應進行抑制，對正面效應加以合理利用，那么fdi的流入便會成為促進中國經濟發展的一股重要力量。

三、我國合理利用fdi技術溢出效應的政策建議

篇（5）

一、遭遇反傾銷是中國對外貿易發展的一個重要障礙

我國當前對外貿易面臨的主要問題之一，就是出口商品屢屢遭到國外反傾銷調查。自1979年歐共體對我國出口發起首次反傾銷調查算起，截至2002年底，我國已遭受反傾銷訴訟511起，給中國出口造成的直接損失超過160億美元。中國已經成為國際上遭受反傾銷最多的國家。從目前看，對我國發起反傾銷絕對數量最多的是美國和歐盟，占總數的2/5，但近幾年發展中國家如印度、巴西、阿根廷、南非等，對我國發起反傾銷調查的數量增長明顯，成為另一支需要重點防范的新生力量。可以通過下表清楚地看出中國在世界經濟和國際貿易中遭遇反傾銷的基本狀況：

項目（年份）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合計 對華案件數目（起）（1） 20 43 33 28 41 43 53 17 278 國際案件數目（起）（2） 157 224 243 254 355 288 347 111 1979 占有比例（3）=（1） （2） 13% 19% 14% 11% 12% 15% 15% 15% 14% 中國出口額（億美元）（4） 1488 1511 1828 1837 1949 2492 2661 3256 17022 世界出口額（百億美元）（5） 5160 5390 5576 5492 5703 6431 6176 6424 46352 占有比例（6）=（4） （5） 2.9% 2.8% 3.3% 3.3% 3.4% 3.9% 4.3% 5.1% 3.7%

另據商務部的資料，中國目前約有4000多種商品遭受過反傾銷的調查。越來越多的反傾銷使得我國部分主要出口產品市場不斷萎縮，相關產業效益下滑，企業停產，工人下崗失業，國外反傾銷已經成為我國對外貿易發展的一個重要障礙。毫不夸張地說，面對國外頻繁實施的反傾銷，中國已經無路可退，必須奮起應對。

二、利用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貿易的關聯性規避反傾銷壁壘

面對國外對華反傾銷不斷增長的勢頭，我國的出口企業、行業協會和政府部門加強聯合，多管齊下，采取優化出口商品結構，完善反傾銷應訴機制等措施進行積極的應對，同時還借鑒其他國家的做法，試圖通過加大對相關國家的直接投資，到相關國家內進行投資設廠等方式繞過反傾銷壁壘，推進中國的對外貿易不斷發展。為此，有關部門和企業認真研究了一些已經取得成功的個案及其分析。例如Goodman，Spar和Yoffie（1996）通過實證研究發現傾銷訴訟所達成的“有序市場安排”和“自動出口限制”協議促使日本和其他外國企業改變了向美國出口打字機、彩電、汽車、鋼鐵和半導體的方式，而直接到美國當地去生產。Barrell和Pain（1997）也發現，日本1981～1991年間對歐盟和美國的直接投資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日漸增多的反傾銷訴訟的影響。1991年，韓國的一份《韓國制造業的國外投資經營成果調查表》揭示，韓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與貿易聯系比較密切，如開拓市場和回避進口限制所占比重在整個對外直接投資動機中達到35.7%.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目前中國作為世界上遭遇反傾銷最多的國家，正面臨著20世紀日本和韓國在出口貿易上的相同遭遇，所以中國可以借鑒日本、韓國的成功經驗，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在當地生產、當地銷售，從而繞開貿易保護壁壘，改變國際貿易關系中被動的局面。事實上，在不斷面臨國外反傾銷等貿易保護手段的壓力下，我國一些企業也已經轉而采取了對外直接投資的策略。例如我國彩電廠商到土耳其設立生產基地，不但帶動了一定的零部件出口，而且為避開歐盟對中國彩電的反傾銷，成功進入歐洲市場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再如TCL公司并購德國施耐德公司，直接在德國境內設廠生產各種型號的彩電整機，利用原產地規則有效地繞過貿易壁壘，其效果更為顯然。

篇（6）

一、國際直接投資和間接投資的傳統區別

哪里有能帶來足夠的利潤的投資機會，資本就有向哪里流動的趨勢，當這樣的機會出現在海外時，國際投資的發生就順理成章。像國內投資分為直接和間接一樣，國際直接投資也有這樣的分法：把錢交給別人使用然后拿利息的間接投資，自己管理資本、自己控制項目運作以賺取利潤的直接投資。

逐利的本性決定了資本擴張的必然。在自由競爭時期，資本主義擴張的主要手段是“商品輸出”，但作為掠奪資源輸出商品之輔助的對外投資也是新興資產階級熱衷的活動。它可以追溯到18世紀時期東印度公司、哈德遜灣公司等為進行掠奪性貿易而在殖民地進行的各種投資活動。到了壟斷資本主義時期，“過剩資本”的大量出現使得國際投資（尤其是以借貸為主的間接投資活動）大張旗鼓地展開，并把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帶到文明世界的每個角落。

二戰后，這種產業資本的跨國流動得到了更迅猛的發展，并表現出與傳統的資本流動迥然不同的特點。首先，二者最大的區別在于直接投資對國外企業控制權的要求。直接投資既全部或部分的擁有國外企業，又直接或間接的經營國外企業。而間接投資則很少涉及到這一問題。第二，從資本移動的形式上看，直接投資不只是單純貨幣形態的資本轉移，而是貨幣資本、技術設備、經營管理知識和經驗等經驗資源在國際間的一攬子轉移。第三，直接投資具有實體性，它一般通過投資主體在國外創設獨資、合資、合作等生產經營性企業得以實現；而間接投資則通過投資主體購買有價證券或發放貸款等方式進行，投資者按期收取股息、利息，或通過買賣有價證券賺取差價，其投資具有虛擬性。最后，由于直接投資直接參與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其投資回報與投資項目的生命周期、企業經營狀況密切相關，通常周期較長，風險較大；而間接投資則更具流動性，風險也相對要小。

傳統的資本流動理論對這種日益流行的海外直接投資也越來越沒有解釋力。直接投資并不絕對的取決于東道國的利率水平，而且很多情況下東道國的利率并不高于母國利率。海默是最早注意到直接投資和間接投資之不同的西方學者，并開創性地提出了大型跨國企業之所以熱衷于海外直接投資乃其擁有東道國企業無法比擬的壟斷優勢，通過對外直接投資，他們可以充分地利用這些壟斷優勢，實現利潤最大化。英國學者伯克雷和凱森從內部化的角度解釋了這種直接投資行為，他們認為，海外直接投資是跨國公司為克服海外市場的不完全性（由于政府管制、信息缺失和不對稱、壟斷的市場結構等造成）而進行的內部化行為。鄧寧的折衷理論是有關FDI理論的集大成者，他認為FDI的進行取決于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以及區位優勢三方面因素。

二、直接投資和間接投資的融合趨勢

當理論界對直接投資和間接投資條分縷折地分而論之時，這二者的界限在實踐中卻并非同樣地涇渭分明。在越來越多的場合它們相伴相隨，有時甚至很難在它們之間劃出界線。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點：

（一）資本市場的高度發達使大量對外投資行為既有直接投資的內涵，又有間接投資的手法和特點

在資本市場上，資產表現為以下四種基本形式：（1）現金資產：各種貨幣資產；（2）實體資產：表現為各種固定資產、流動資產、無形資產等生產資料；（3）信貸資產：各種債權債務；（4）證券資產：表現為股票、債券、商業票據和各種投資收益憑證等證券。實體資產的國際流動是FDI的本質特征，而間接投資則側重于其他金融資產的流動。然而在現代經濟中，實體資本的轉移必然大量的借助于各種金融資產的流動。當柯達投資于中國的彩卷行業時，它不是簡單地把生產線、管理人員、專利技術等搬入中國，而是通過股權投資、信貸安排、長期合同、現金流動等多種方式進行。隨著資本市場的高速發展，在金融中介和各種金融工具的幫助下，這四種資產的相互轉化變得越來越便利和快捷。從FDI的發起看，FDI中涉及間接投資因素的情況簡要列舉如下：

1.兼并收購（M＆As）在FDI中的比例越來越高，方式也日趨復雜。較之新建方式的直接投資，并購具有獨特的優勢：首先，它可以讓投資者在進入東道國市場的同時就消滅一個競爭者；而且，它可以讓投資者獲得公開市場上不易獲取的被收購企業的商標、技術、管理經驗、關系網、銷售渠道等等；并購方式建設周期短，使投資者可以迅速進入東道國市場，迅速擴展產品線和營銷渠道，從而有利于降低經營中的不確定性；并購方式還可以讓投資者利用東道國貨幣貶值、股市大跌、東道國企業面臨財務危機等情況廉價地獲取資產從事海外經營。

托賓（JamesTobin）的Q理論為投資者對并購或創建方式的選擇提供了理論解釋和指導。假設R1，R2分別為收購和新建兩種方式的投資收益率，C1，C2分別為兩種投資所須資本的成本。Q1=R1/R2，Q2=R2/C2，如果Q1>Q2，且Q1>1，則跨國公司應選擇收購方式進行投資，反之，如果Q2>Q1，且Q2>1，則跨國公司應選擇新建方式進行投資。

在這里，對跨國公司而言，對外投資，不論是間接還是直接，都可以被抽象為一種數字的決策。而對東道國來說，這種投資又具有間接投資的某些特點。從經營管理的控制權來看，很多情況下跨國公司只是部分地擁有被收購企業的控制權，同時，為了充分利用被收購企業的當地優勢，跨國公司對被收購企業的經營管理也并非面面俱到。從資源轉移的角度看，資源首先是通過貨幣資本的形式支付給被收購企業的原股東的，而隨著并購方式的日趨復雜，并購的支付方式可能是股票等有價證券。而其他技術、管理經驗等經營資源的轉移則視需要而定，有時這些資源并非由投資者轉向被收購企業，而是相反。當被收購企業在東道國是上市公司時，投資者既可以通過被收購企業每年的贏利收回投資，也可以通過出售其股票的形式收回投資。

2.少數股權投資。這種投資雖采用股權形式，但并不要求對受資企業的控制權，同時也有別于單純追求股票升值的間接投資。通常，它是企業間欲達成某種聯盟而采取的形式。隨著經濟全球化和科技的迅猛發展，如今的商業競爭比任何時代都要激烈、復雜，即使是像500強這樣的大企業也沒有能力在各個方面保持領先。為了在競爭中立于不敗，很多企業積極地在技術、產品、市場等方面尋求與同行乃至其他行業的優秀企業的合作，以求強強聯合，優勢互補。通過對對方進行股權投資（有時這種投資是相互的），可以在加強這種聯盟關系的同時保持各自經營管理上的獨立性。

3.從FDI的資金來源看，跨國公司海外直接投資的資金來源可以歸結為四個方面：（1）公司集團內部的資金。（2）母公司以外的母國資金，主要指母公司利用母國資本市場獲得的資金。（3）東道國當地的資金，主要指跨國公司利用東道國當地資本市場獲取的資金，或從東道國的合作伙伴處獲取的股東資金。（4）國際資金，指利用國際資本市場獲得的資金。從第二和第四種資金來源看，直接投資和間接投資只是一線之隔?？鐕镜闹苯油顿Y行為是由其母國乃至第三國的無數投資者的間接投資行為所支撐的。

4.從FDI的回收來看，傳統的直接投資是通過海外企業的贏利逐步收回，而在資本市場高度發達情況下，企業還可以利用各種資產證券化的方式轉移風險、收回投資，從而使得FDI在回收上要利用間接投資的回收手段。

（二）一些投資機構的國際投資行為往往兼有直接投資和間接投資的特征

1.國際資本市場風險大、技術要求高，能在這樣的舞臺上提供大量資金的多為商業銀行、投資銀行、保險公司、各種基金會等機構投資者。相對于個人投資者，它們的投資通常數額大，期限長，注重通過投資組合降低風險。傳統上，機構投資被認為是間接投資，但由于其投資規模龐大，為保證投資的安全性和收益性，它們通常與被投資企業有著非常密切的聯系，并常常作為戰略投資者成為被投資企業的一員。這又使得它們的投資具有直接投資的特點。它們雖不直接參與企業的經營管理，但時時監督著企業的運營狀況，并對企業的發展方向、利潤分配乃至一些關鍵人員的變動都有著重要的影響。另一方面，它們雖不會直接向企業提供技術、管理經驗等經營資源，但卻可以成為被投資企業獲取這些國際經驗的橋梁。

2.風險投資基金作為一種特殊的投資基金，更是兼具直接投資和間接投資的雙重特性，它以權益資本的形式向那些新興的快速發展的小企業（通常為高科技企業）提供創業資金。它是一種直接投資，因為它提供的是權益資本，而且常常占有風險企業的大部分股權；風險投資不僅為企業提供資金，而且提供技術上和經營上援助，幫助企業發展業務計劃，促成企業成長；風險基金在投資時必須對風險企業有全面的了解，從技術水平到產品的市場前景乃至管理團隊的綜合素質等，只有這樣，它才能對企業的發展潛力有適當的判斷。同時，它也是一種間接投資，因為風險投資的目的不是控股，也不是直接經營企業，而是通過資金和技術的幫助，促進受資企業的發展，從而使資金得到增值。受資公司的經營管理仍是由原管理層負責，即使風險投資者可能是大股東，原管理層也不必擔心失去企業的控制權；從風險投資的退出看，風險資本越來越多地通過企業上市、管理層收購、大企業收購等途徑退出，反映了其追求資本增值的本性；風險投資往往通過組合投資的手段同時投資于多家不同領域的風險企業，以降低風險。

三、直接投資和間接投資的融合帶來的啟示

1.引進外資需要加大資本市場的開放程度。如前所述，外商直接投資的發生往往和間接投資是相伴相隨的，對金融資本流入的限制也會阻礙直接投資的進入，特別是在兼并收購在FDI中的比例越來越高的情況下，限制國內企業向外商發行或出售股票、債券等有價證券也變相地限制了直接投資的流入。同時，直接投資和間接投資的融合也使得直接投資一定程度上帶有了間接投資靈活性、流動性的投機性的特點，這又讓資本市場在金融監管尚不完備的情況下的開放成為一柄雙刃劍。因為一些“熱錢”可能會趁機進入，進行高風險的投機活動，從而加大金融市場的不穩定性。

2.兩者的融合趨勢，既反映了金融中介力量的發展，也對金融中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沒有金融中介的穿針引線，它們的緊密結合是不可想象的。收購、兼并、各種資產的證券化、相關信息的收集等等，都需要大量的專業知識和技能，需要金融中介提供專業服務才能順利而高效地進行。同時，在這種條件下生產企業對金融中介也有更高的要求，它不僅要能夠提供從資金融通到投資顧問的全方位金融服務，而且要能夠在全世界開展業務提供服務，為跨國公司的國際拓展提供金融支持。

參考文獻：

篇（7）

1.東道國可以迅速建立起現階段自身沒有能力發展的產業

一國產業結構的順序演進是自我維持、自我推動的力量沿著比較優勢的路徑，伴隨一國生產要素及技術稟賦狀況的變化而發生的產業漸進式演化。對于封閉的經濟體而言，產業結構的升級是一個緩慢而不可逾越的過程，完成這一過程需要每一階段相應的要素稟賦和技術能力的配合。先期發達國家的產業演變經歷了上百年的時間，工業化進程中新產業的樹立是一個投資大、風險高的反復摸索階段。發展中的東道國則可以充分發揮后發優勢，在發達國家的經驗參照上，通過國際直接投資，引入發達國家的先進技術和資本，迅速建立起現階段自身沒有能力發展的產業，大大縮短產業自然演變這一過程，加速本國工業化的進程。

2.可以促進東道國產業質量的改善

國際直接投資通過對東道國企業的兼并與收購，可以將低質量的資產存量變成高質量的資產存量?？鐕顿Y之所以被稱為“一攬子創造性投資”，就是因為隨著資金的轉移，觀念、技術、管理、營銷、市場網絡等都會隨之移向受資方。沒有這些綜合因素的跨國轉移，東道國國內企業即使投入大量資金，也無法明顯改善其產業質量。

國際直接投資通過設立新企業，可以形成高質量的新增資產?？鐕顿Y的技術含量明顯高于東道國同類產業，對東道國產業的長期增長至關重要；跨國投資的較大份額投向技術、資金相對密集的行業，提升了東道國的產業結構；跨國投資企業的規模一般較大，更能體現出規模經濟效益。

國際直接投資還可以提升東道國關聯產業存量資本和新形成資本的質量。當跨國公司向東道國企業購買零部件和原材料時，對其質量、技術和性能提出較高要求，還有可能提供相應的技術標準和技術援助，提升這些關聯產業的技術與產品水平。

3.影響資源配置，促進產業結構的調整

國際直接投資通過新的先進生產函數的導入，可在很大程度上改變資源的使用方式和效率。跨國公司的技術水平、戰略、業績以及它們的盈利，通過產業聯系和競爭影響其他廠商行為，引起特定區域內的要素重組和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并通過要素轉移和要素滲透影響東道國的需求結構和供給結構，改變東道國產業結構形成的物質基礎，實現對其他部門增長有廣泛影響的主導部門的更迭，進而提高整個產業的資本和技術密集度。

4.促進產業結構升級

近年來，國際直接投資的重點已由資源性產業向制造業再向服務業轉移。目前，在投向發展中國家的投資中，制造業所占分額最大。在制造業中，其投資最密集的行業有汽車制造業、化學工業、微電子業、家用電器業、辦公用品業、食品制造業、儀器儀表業、制藥業、服裝制造業等行業。在跨國公司進入以前，發展中東道國的這些行業要么基本上是空白，要么只生產少數中低檔次的產品，由于缺少競爭壓力和技術進步的刺激，技術與產品更新緩慢，如果有競爭，也主要集中在成本的競爭上，不能從整體上提升產業結構。跨國投資進入以后，使用更先進的技術、生產更高檔次的產品，競爭向強調產品差異化方向發展，從而與產品質量改進、不斷求新求異的設計、改進售前售后服務等方面結合起來，使產業結構的提升體現在生產、營銷各個方面。

產業結構的升級不僅體現在制造業內部，還體現在高質量服務業的發展上。吸引服務類跨國公司前來投資，是發展中國家提升自己服務業水平的重要途徑。由于服務業不能分解又不易進行內部跨國貿易，母公司所有的技術與訣竅都要向子公司傳遞，能夠明顯地提升東道國相關行業的水平。服務業水平的提高，對于本國制造業國際競爭力的提高和吸引更多掌握先進技術的跨國公司投資具有重要意義。

5.提升和促進貿易結構的改善

(1)享受全球分工體系的益處。第一，從靜態角度來看，外商投資企業產品的技術檔次在跨國公司的分工體系中處于相對較低的水平，但高于當地企業的水平，并且符合發展中國家的相對比較優勢，能高效率地使用本國的生產要素。第二，從動態角度看，發展中國家能借此進入全球工業體系之中，對技術、產品、營銷和融資技術等多個領域的最新進展有所了解和參與，特別對出口市場的競爭狀況能有直接感受。第三，由于專業性地從事某些零部件生產并通過跨國公司在全球的生產和銷售網絡大量進口，能大幅度地擴大生產規模，得到規模經濟的益處。第四，作為跨國公司全球體系的一部分，能分享其在管理方面的經驗，提高企業管理水平。

篇（8）

企業通過國際直接投資獲得迅速發展是20世紀中后期全球經濟最顯著的現象之一。其中，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企業國際直接投資的動機是否相同，可以籍由理論研究的比較反映出實踐中存在的差異。

（一）傳統國際直接投資動機的相關理論

國際直接投資的傳統理論主要是從發達國家的視角出發進行研究，如壟斷優勢理論、內部化理論與國際生產折衷理論等都闡述了在不確定性的國際環境中，降低營運成本是企業國際化經營的獨特動機。其中，壟斷優勢理論以結構性市場的非完全性和企業的特定優勢為前提，認為市場非完全性是企業獲得壟斷優勢的根源，壟斷優勢是企業開展國際直接投資的動機；內部化理論以Coase的產權理論為基礎，將制度分析推廣到國際范疇，認為中間產品市場的不完全性以及尋求交易費用的節約是企業進行國際直接投資的主要動機；國際生產折衷理論認為，決定企業國際直接投資的基本因素有三方面，即所有權優勢、區位優勢以及內部化優勢，這就是著名的OLI范式；Knickerbocker的寡占反應論則從寡頭之間的博弈行為來分析跨國公司之間的交叉直接投資行為；Caves提出匯率與對外直接投資相互關系論，認為對外直接投資短期巨大波動主要與匯率變化有關，強幣國的資本化率要高于弱幣國。因此，假定其他條件不變，強貨幣國家具有較高資本化優勢的廠商將向弱貨幣國家進行直接投資。

以上理論較多關注國際直接投資過程中的營運成本或交易成本，而忽視了跨國公司全球營運網絡本身可能產生的利益與機會。Kogut提出了多國網絡理論假設，著重分析了企業通過跨國經營網絡所提供的營運彈性而產生的相對于東道國企業較多的優勢；Buckley和Casson指出，彈性不僅是公司戰略的一部分，而且是區位優勢的主要因素。根據多國網絡假設理論，國際化涉入效果的評估是通過衡量企業持有的具有價值的實質選擇權的組合；Doukas&Travlos主張，這些選擇權只能由跨國公司取得并運用，卻不能被投資人取得并買賣。因此公司的價值應該增加以反映這些選擇價值權的增加。由于這些實質選擇權數目的增加，跨國公司的價值應該隨著更高的國際化水平而增加。

從有關企業國際直接投資動機理論的發展來看，內部化理論和多國網絡理論得到了國外諸多學者和文獻的支持。

（二）發展中國家國際直接投資動機的相關理論

隨著發展中國家國際競爭力的增強與國際直接投資的興起，研究發展中國家企業國際直接投資動機的成果也逐漸豐富和完善起來。

美國經濟學家LouisR.Wells所提出的小規模技術理論，被學術界認為是研究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開創性成果。Wells認為，發達國家的技術在市場容量比較小的發展中國家無法取得規模優勢，因此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主要競爭優勢來自于兩個方面：一是與母國市場特征密切相關的低生產成本及低價策略；二是為小市場需要服務的小規模生產技術。因此，即使是技術、規模在全球不具有比較優勢的發展中國家，也可以通過技術引進、技術改造和技術創新等技術再生途徑參與國際直接投資。此外該理論還指出種族紐帶和保護出口市場也是發展中國家企業國際直接投資的重要原因，民族文化的特點成為發展中國家對外投資的一個重要特征。

Wells的小規模技術理論對發展中國家企業開展國際直接投資活動具有十分積極的意義。英國經濟學家SanjayaLall進一步指出，盡管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技術特征表現為規模小、標準化和勞動密集型，但這種技術的形成卻包含著企業內在的創新活動，所以本質上不同于從發達國家引進的源技術。因此，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在小規模生產條件、相似市場需求與相同收入水平國家中具有一定的特有優勢，這些優勢不僅可以帶動對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國際直接投資，甚至通過對成熟技術的創新還可以促進其對發達國家的直接投資。

二、關于企業國際直接投資運營階段的理論研究

國際直接投資理論主要是伴隨著戰后跨國公司海外擴張的步伐發展起來的，隨著企業國際直接投資方式的不斷深入與多樣化發展，諸多學者陸續對國際直接投資的運營階段進行了深入的理論分析和研究。

（一）傳統國際直接投資運營階段的相關理論

美國學者VernonRaymond創建的國際產品生命周期模型是該領域中最具影響力的理論之一。Vernon認為，當產品特性基本趨于穩定，生產成本趨于下降時，從國內生產、國內消費進一步擴展至國內生產、海外消費，最終發展到國外生產、國外消費是有利可圖的。因此，企業生產地點的選擇會隨著產品生命周期的發展有所變化，尤其是后兩個階段中國際直接投資將取代國際貿易成為企業國際化經營的必然結果，從而繞開貿易壁壘，充分利用東道國當地相對較低的生產成本。

Bartlett和Ghoshal提出了“產品創新——接近市場——通過競爭降低成本”三位一體的跨國投資模式，進一步完善了國際產品生命周期理論。這一模式修正了傳統國際投資理論，驗證了發達國家企業基于產品、技術、核心競爭力在國際間轉移的特征，對生產運作本土化戰略、產品差異與本土化改造及在東道國建立研發基地等從理論上進行了論證和歸納，探討了通過全球生產、標準化和合理化降低成本的跨國投資模式。

日本一橋大學小島清教授以日本中小企業的國際直接投資實踐為研究對象，提出了邊際產業擴張論。小島清認為，國際直接投資應該從投資國已經處于或即將處于比較劣勢的邊際產業依次進行，從而有利于利用東道國相對廉價的勞動力繼續原來的出口導向型生產，并進一步促進投資國產業結構的升級和優化。小島清的國際直接投資理論與雁行模式理論有密切的聯系。后者說明了在一個由發展水平各不相同的國家組成的地區中，較先進的國家如何通過依次轉移逐漸失去比較優勢的產業，從而推動本國和東道國的工業化。日本學者山田榮作在比較美國和日本企業全球化過程時，依據Vernon學說把美國的企業全球化過程具體劃分為在發達的國外市場設立銷售網點、在發達的國外市場設立生產網點、在發展中的國外市場設立銷售網點以及在發展中的外國市場設立生產網點四個階段。

（二）發展中國家國際直接投資運營階段的相關理論

20世紀80年代以后，理論界有關國際直接投資運營階段的研究逐漸涉及到發展中國家。約翰·鄧寧提出和發展了“投資發展周期理論”，這被看作是國際生產折衷理論在發展中國家的運用和延伸。鄧寧認為，國際直接投資取決于經濟發展階段與OLI范式兩個方面。具體來說，隨著經濟的發展，人均GDP水平的提高，一國的凈對外直接投資(即直接投資輸出減直接投資輸入之差)具有周期性規律，其間將經歷四至五個階段。第一階段，人均GDP在400美元以下。處于這一階段的國家只接受較少的國際直接投資，完全沒有對外直接投資，凈直接投資為0或負數。第二階段，人均GDP在400-2000美元之間，對外直接投資量仍然是零或很少，凈對外直接投資呈負數增長。第三階段，人均GDP在2000-4750美元之間。在這一階段，本國吸引的國際直接投資量仍然大于其對外直接投資，不過兩者之間的差距縮小，凈直接投資為0或負數。第四階段，人均GDP在4750美元以上。此時國家OLI范式中的優勢明顯，其凈對外直接投資必然呈正數增長，并呈現逐步擴大的趨勢。第五階段的凈對外直接投資額仍然大于零，但絕對值已經開始下降。與前四個階段相比，第五個階段受經濟發展階段的影響程度大大減弱，而更多地取決于發達國家之間的交叉投資。鄧寧指出，發展中國家從第二或第三階段開始，可以從本身的所有權優勢、區位優勢和內部化優勢出發，進行國際直接投資。

Cantwell和Tolentino進一步從微觀形態研究發展中國家國際直接投資活動，并提出技術累積——技術改變理論，從技術累積角度出發解釋發展中國家的國際直接投資行為，從而把對外投資動態化和階段化。他們認為，技術積累和技術創新是一國生產、企業發展的根本動力，而發展中國家在技術創新方面具備特有的學習經驗和組織能力優勢，其技術累積效應的發揮與國際直接投資的累積增長相關聯，即隨著發展中國家技術能力的穩定提高和擴大，其國際直接投資流出不僅總量增長，而且速度加快、時間提前。同時，Cantwell和Tolentino認為，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遵循下面的發展順序：首先是在周邊國家利用種族聯系進行直接投資；隨著海外投資經驗的積累，種族因素重要性下降，逐步從周邊向其他發展中國家擴展直接投資；最后，在經驗積累的基礎上為獲得更為復雜的技術，開始向發達國家投資。

小澤輝智的動態比較優勢投資理論認為，各國經濟發展水平具有階梯形的等級結構，發展中國家的跨國投資模式必須結合工業化戰略，對經濟發展、比較優勢和國際直接投資三種因素進行綜合分析。為了激發國家現有和潛在的比較優勢，并使其最大化，發展中國家應從純吸引外資轉變為向海外進行直接投資，這種轉換過程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單純吸引外國直接投資；第二階段是外資流入并向國際直接投資轉型；第三階段是從勞動力導向型、貿易支持型的海外投資向技術支持型的國際直接投資過渡；第四階段是資本密集型的資金流入和資本導向型對外投資交叉發展階段。該理論不僅強調發展中國家在不同發展階段以不同模式參與跨國投資的必要性，并提出了具體的選擇原則和實現步驟，進一步豐富了發展中國家企業國際直接投資運營階段的相關理論。

三、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國際直接投資的理論比較

綜上所述，國外國際直接投資的相關理論一般會因母國性質的不同而有所差異，即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國際直接投資兩種視角。以20世紀80年代為分界線，之前的理論更多的關注發達國家企業的國際直接投資，之后的視角則逐漸延伸并適用到發展中國家。

（一）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企業國際直接投資動機的比較

發達國家國際直接投資的相關理論在投資動機方面更為關注全球市場與比較優勢，對此，國內學者趙景華認為，跨國公司依其動機不同可劃分為市場開拓型、生產基地型、資源獲取型、知識提取型、風險規避型和利潤重心型六種不同類型。馮雁秋也把國際直接投資分為優勢型FDI和學習型FDI兩類。優勢型FDI是以發揮相對競爭優勢、轉移邊際產業、促進國內產業調整為目的進行的投資，主要針對發達國家的國際企業。學習型境外投資是以汲取國外先進的產業技術和管理經驗、帶動國內產業的升級、創造新的比較優勢為目的而進行的投資，主要針對發展中國家的國際企業。

（二）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企業國際直接投資運營階段的比較

從企業國際直接投資的運營階段來看，鄧寧認為國際直接投資取決于經濟發展水平與OLI范式兩個方面。發達國家多處于第四或第五個階段，國際直接投資增長迅速，發達國家之間的交叉投資較為普遍。發展中國家盡管從第二或第三個階段進行基于OLI范式的國際直接投資，但其凈直接投資仍為0或負數。對此，國內學者劉紅忠、高敏雪和李穎俊、儲小俊根據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歷史統計數據，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進行了趨勢分析和模型分析，驗證了中國正處于對外投資發展周期的第二階段而非按GDP對應的第三發展階段，并指出中國企業目前應該大力發展國際直接投資。

此外，發達國家國際直接投資主要是基于產品、技術、核心競爭力在國際間轉移的特征，通過全球生產、標準化和合理化降低成本進行跨國投資，并依次轉移逐漸失去比較優勢的產業，從而推動本國和東道國的工業化。而發展中國家國際直接投資主要是基于特有的學習經驗和組織能力優勢，逐漸實現從勞動力導向型、貿易支持型的海外投資向技術支持型的國際直接投資過渡，因此其投資區位的發展順序往往與發達國家呈相反的態勢。

四、對中國企業國際直接投資的啟示

作為發展中國家，中國企業開展國際直接投資的時間較晚，深度和廣度也相差甚遠。但毋庸置疑的是，隨著中國經濟轉型和企業改革的不斷深化，國際直接投資已成為中國企業發展的重要推動力量。

（一）加快中國企業國際直接投資的發展

近幾年來，我國企業境外投資發展很快，已成為發展中國家中流量最大的國家之一，截至2006年底，中國5000多家境內投資主體共在全球172個國家（地區）設立境外直接投資企業近萬家，國際直接投資累計凈額（簡稱存量）906.3億美元，其中非金融類750.2億美元。

可見，單就總量而言中國國際直接投資凈額與發達國家存在較大差距，如果考慮到GDP因素，中國與發展中國家也存在著顯著差距。2006年，中國國際直接投資分別相當于全球流量、存量的2.72%和0.85%，位于全球國家（地區）排名的第13位，這與我國的經濟大國地位并不相稱。因此，進一步加快中國企業“走出去”的步伐仍是該領域的重點。

（二）識別并利用多國網絡的營運彈性

根據傳統的國際直接投資理論，市場的不完全性能夠為企業海外投資提供更多的系統化優勢，因此對所有權優勢、區位優勢以及內部化優勢的關注能夠顯著降低企業國際直接投資過程中的營運成本或交易成本。

同時，中國企業必須重視跨國公司全球營運網絡本身可能產生的利益與機會。這種營運彈性主要包括：通過不同國家間的資源轉移、決定某些生產要素的輸入來源以及利潤分配的地點，而在不同的部門間或具有市場不完全性的國家間產生的套利能力。從2005年開始，中國對拉美地區的直接投資開始超過亞洲地區其他國家，躍居第一，占流量總額的52.6%，投資主要流向開曼群島、英屬維爾京群島等傳統避稅地就能說明這一問題。另一方面，2006年我國企業90%的非金融類投資分布在拉丁美洲和亞洲，從區域分布看過于集中，不利于更為廣泛的利用全球區位優勢，也限制了通過多國網絡營運彈性來獲利的能力。

篇（9）

20世紀90年代以來，經濟全球化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發展，商品、資本、技術、信息以及勞動力等各類要素在全球范圍內的流動更加頻繁，國際直接投資也于2004年止跌回升，并呈現出一些新的發展態勢：FDI重新趨于活躍。從2004年起全球FDI開始回暖，達到6112億美元，比2003年增長9%；跨國公司對美國的投資開始回升。2004年美國吸引的FDI出現大幅增長，由2003年的300億美元猛增至1210億美元；FDI向發展中國家分流的趨勢增強。2004-2007年，亞洲、中東歐已經并將成為最有吸引力的跨國直接投資的地區；FDI繼續向服務業傾斜。2003年以來，國際直接投資出現了產業上的調整，服務業成為FDI的新寵，僅2004年上半年全球服務業的跨國并購金額就達到995億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長5.7%，是制造業跨國并購金額的1.5倍；跨國并購成為FDI的重要方式。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跨國并購迅猛發展，已成為國際直接投資的新的重要方式。

由于當前全球經濟處于擴張期且仍將保持穩定增長，今后全球FDI的恢復性增長態勢仍將繼續。盡管從中期來看，可能會受主要工業國家經濟增長減速、石油和原材料價格波動、全球恐怖活動等風險因素的影響而轉弱，但是，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大趨勢下，國際直接投資將成為世界經濟長期的活躍因素，在世界經濟中發揮重要作用。

二、正確分析我國利用國際直接投資的現狀

我國利用國際直接投資是伴隨著對外開放的發展而發展的，經過20多年的探索和努力，特別是加入WTO和樹立科學發展觀后，我國利用FDI取得了很大的成績，開始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十五”期間，我國累計利用FDI2740.9億美元，年均利用外資超過500億美元，目前保持在600億美元左右的規模，名列全球第三，并繼續居發展中國家首位。

我國利用FDI呈現以下特點：一是外商直接投資企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日益重要。2005年外商投資企業出口額占全國出口總額的58.3%，工業增加值占全國工業增加值的28%，直接吸納就業人數超過2400萬人，占全國城鎮勞動就業人口的10%以上；二是外商直接投資推動了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笆濉逼陂g制造業利用FDI1900億美元，占FDI總量的70%，形成了以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環渤海地區為代表的外商投資產業集群，促進了電子信息、輕工紡織、家用電器及普通機電產品等一批具有國際競爭力產業的形成；三是服務業已成為外商投資的熱點。2005年服務業利用合同外資金額218億美元，金融、物流、零售、公用事業、會展以及咨詢等領域利用外資取得較大進展，推動了這些領域的市場化和國際化；四是跨國并購日益成為外商直接投資的主要方式。進入新的世紀，跨國并購已經成為發展中國家國有企業改革的普遍做法，2000年以來發展中國家大型國有企業重組案中，2/3以上有外商投資參與。在我國，跨國公司并購國有大企業也成為一種新的趨勢。

我國利用FDI在快速發展的同時，也存在一些急需解決的問題。一方面，在引進外商投資中越來越受到資源、環境等方面因素的制約，區域、方式、領域的布局不夠合理，部分外商獨資企業對國內企業拉動作用有限、甚至在個別領域開始出現外資壟斷；另一方面，FDI也可能給我國帶來一些諸如增加國際收支風險、導致資源的錯誤配置、阻礙市場競爭和市場機制的完善、增加社會成本等負面效應，并因此引起了FDI將影響國家經濟安全的爭論。隨著國際國內經濟形勢不斷出現的新變化，這些問題和矛盾有可能變得更加突出。

縱觀我國利用FDI的經驗教訓和今后國內外經濟發展趨勢以及所面臨的戰略機遇，我們可以堅信我國利用FDI的未來前景良好，利用外資仍具一定增長空間。一些先進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將繼續成為外商投資的重點領域，跨國并購會日益成為利用外資的重要方式，利用外資地域格局也將由東部地區向中西部地區、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穩步推進。

三、進一步促進我國利用國際直接投資的對策選擇

“十一五”是我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必須抓住國際產業轉移機遇，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摒棄對利用FDI的偏見和爭論，以積極的姿態和改革開放的進取精神，制定積極的應對政策和措施，堅持“繼續積極有效利用外資”的方針，努力提高利用外資的質量和水平。

1、完善利用外資的法律法規和政策，創建良好的外商投資軟環境

創建良好的外商投資軟環境，關鍵在于完善法律法規和政策，形成穩定、透明的管理體制和公平、可預見的政策環境。要根據對外開放和國內發展的新形勢、新要求，研究制定促進外商投資的法律法規和政策，當前重點是制定對外商并購國內企業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規，加快出臺《反壟斷法》，修訂頒布適用于內外資企業的統一的《企業所得稅法》，適時修訂《外商投資產業目錄》；嚴格實行外商投資項目核準制，規范各地區、各部門利用外資政策，加大知識產權保護力度，積極參與國際經濟規則的制定和協調。

2、加強對外資的產業投向引導，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

提升制造業利用外資水平。將先進制造業作為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重點領域，引導外資更多地投向高新技術產業和高端制造環節，培育新興主導產業，增強整個產業體系的國際競爭力。鼓勵外商投資資源深加工和綜合利用以及環境保護，嚴格限制或禁止高物耗、高能耗的外資項目準入，發展循環經濟，促進可持續發展。增強外資企業和國內企業的產業關聯，提高國內配套能力，延長國內產業鏈。繼續鼓勵跨國公司設立地區總部、研發中心、采購中心等各類營運中心。

擴大服務業利用外資領域。加快引進生產業外商投資，特別是現代物流、會展、法律、教育培訓、信息、人力資源配置、工程技術服務等。積極承接國際服務業外包，注重新興服務業發展。積極引入國外戰略投資者，穩步推進金融、電信、鐵路等壟斷行業的對外開放。鼓勵外商投資電力、交通、市政、水利等基礎設施，同時逐步開放教育、醫療、文化服務市場。

促進農業利用外資。在農業生產領域，繼續鼓勵外資發展優質蔬菜、瓜果、花卉、中草藥等經濟作物以及飼料作物生產，鼓勵外資進入牛羊肉、優質禽肉生產和發展遠洋捕撈業。在農業產業化領域，吸引外資發展有機栽培，加快開發綠色食品和有機食品，建設綠色有機食品出口基地。在農業綜合開發領域，鼓勵外商增加農業基礎設施、農業科研教育等方面的投入和建設工業原材料基地。

3、加快技術進步和創新，利用競爭和政策引導外資技術轉移

鼓勵外資企業技術創新，創建外資企業、國內企業、科研機構等共同參與的開放型創新體系，增強我國企業自主創新能力。積極創造競爭環境和政策環境，引導外資技術向國內轉移。通過加快培育能夠與外資企業相競爭的國內優秀企業，加快形成跨國公司投資企業之間的競爭，加快形成跨國公司投資企業產品與進口商品之間的競爭，創造良好的競爭環境。

4、加強對外資的空間投向引導，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

要根據資源環境承載能力和資源稟賦特征，優化利用外資區域布局，統籌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形成東中西互動、優勢互補、協調發展的新格局。東部沿海地區要繼續發揮經濟外向程度高和資金、人才、技術、區位、配套能力等多方面優勢，率先實現利用外資由“量”到“質”的轉變，努力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加快實現結構優化升級和增長方式轉變。要充分發揮中心城市的帶動作用，形成若干基礎設施建設好、外資密集、產業集聚的經濟增長帶。要抓住國際制造業轉移和東部沿海地區外資轉移的機遇，適當放寬投資限制，積極引導外資更多地投向中西地區和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的優勢產業和特色產業。

5、創新引資方式，加強對重點國家和地區的引資

引導國內企業與跨國公司開展多種形式的合作，引導和規范外商參與國內企業改組改造，支持符合條件的國內企業在境外上市，鼓勵外商風險投資公司和風險投資基金來華投資，鼓勵合格的境外機構參股國內證券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促進利用外資方式的多樣化。

加強對重點國家和地區的產業優勢、產業轉移趨勢及跨國公司全球投資戰略布局的研究，提高招商引資的針對性。提升對日本、韓國招商層次。以歐美大型跨國公司為招商主攻方向，突出跨國并購、高新技術產業、裝備制造業和服務業招商。推進與港臺、東南亞華人企業、大財團和基金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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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今，亞洲金融危機仍然影響著一些國家和地區的經濟發展，日本經濟持續低迷，次貸危機造成美國經濟千瘡百孔的背景下，國際直接投資是否會持續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的輝煌？國際直接投資的地區流向、產業流向、投資方式等將會如何變化？國際直接投資在經濟全球化程度越來越高的形勢下呈現出怎樣的新趨勢？2008年3月末，我國的外匯儲備余額為16822億美元，如何利用這些外匯儲備值得研究與探討。我國應該怎樣合理有序地運用來之不易的外商直接投資，又應該怎樣充分利用我國的外匯儲備資源真正走出國門進行跨國直接投資顯得格外重要和緊迫。

面對這樣的新情況，我國應該采取什么樣的措施趨利避害？對這些看似脈絡清晰，實則錯綜復雜的問題的回答和預測無疑有著十分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國際直接投資新趨勢

近幾年來，受世界經濟持續繁榮，跨國公司迅速發展和經濟全球化程度繼續加深等因素的影響，跨國公司直接投資呈現出了繼往開來的新趨勢。

（一）國際直接投資總量和主體持續增長

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的報告—《2007年世界投資報告—跨國公司、采掘業與發展》指出，2006年全球外國直接投資流入量連續第三年呈現增長趨勢，達到13060億美元，增長38%。這一數字接近2000年創造的14110億美元的歷史紀錄。可見，國際直接投資總量持續增長，投資主體也不斷增長，只是增長速度有所放緩。

（二）以發達國家為主流向發展中國家的直接投資將繼續增長

2007年的世界投資報告數據表明，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和經濟轉型國家的外國直接投資流入量都出現增長。其中，發達國家增長45%，增幅遠高于前兩年；發展中國家和經濟轉型國家的外資流入量都達到了歷史最高水平—分別為3790億美元和690億美元。但是，流向發展中國家的國際直接投資將會繼續增長，規模也將會有所擴大。

（三）發展中經濟體和經濟轉型體發展為國際直接投資來源地

《2007年世界投資報告》的相關數據報告表明來自發展中經濟體和轉型經濟體的企業越來越在國際上占有重要地位，它們通過對外直接投資，為母公司提供了新的發展機會。另外，來自發展中經濟體和轉型期經濟體對外直接投資的增長促進了大規模的南-南直接投資流量，從而促進了南南國家在投資領域的交流與合作。

（四）全球當地化

經濟全球化和激烈的國際競爭，促進了國際產業轉移，跨國公司為提高全球競爭力，紛紛對外投資。而進入21 世紀，當地化和全球化一樣變得越來越重要 ?？鐕Y本不僅在全球范圍內實現一體化的生產活動，而且還要認識東道國的具體特征 ，要考慮當地的供給能力、當地消費者的偏好、政府規章制度等?？鐕Y本在當地化和全球化之間不斷地尋求平衡。

我國的國際直接投資概述

（一）我國國際直接投資所取得的成就

我國改革開放的30年也是經濟全球化加速發展的30年，隨著改革開放步伐的加快和企業實力的增強，我國企業跨國投資也蓬勃開展起來，成為主動參與全球化的重要力量。

有關人士在“第二屆中國企業跨國投資研討會”新聞會上指出，截至2007年底，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非金融類）累計達920.5億美元。如今，我國繁榮的經濟和龐大的外匯儲備使得來自我國的資本正成為全球市場上的重要投資者，此前，我國資本已經進入了多個世界級的公司。在過去的一年里，我國在多元化投資方面已經做出了很多努力，收購了摩根士丹利、黑石集團等金融巨頭的部分股權。

（二）我國國際直接投資所面臨的問題

我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在今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引進外國直接投資仍是我國參與國際直接投資的主要方式。但同時也應當看到，在我國經濟開放程度不斷提高、國際經濟聯系日益增強的大背景下，積極擴大對外直接投資規模，將對國民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起到更為深遠的促進作用。從根本上說，一國的對外直接投資規模決定于其經濟發展水平。鄧寧的投資發展周期論對此做出了科學的解釋。我國目前的經濟發展水平還比較低，對外直接投資的規模不可能很大。除此之外，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仍處于穩定低水平。另外，在國際直接投資問題上，我國仍然存在著體制上和資金上的障礙。

（三）適合我國國情的國際直接投資策略

政府的政策支持。這是一個資本高速流動、跨國公司競爭異常激烈的時代，面對這樣的競爭格局和發展趨勢，我國政府在政策上對跨國企業的支持對我國國際直接投資的發展至關重要。

企業的開拓進取。在開展對外直接投資的過程中，我國企業不可避免地將會遇到一系列的策略選擇問題，如投資國別的選擇、投資所有權形式的選擇等。許多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失敗的重要原因就是在這些策略選擇上出現了失誤。因此，必須特別注意對外直接投資策略的選擇，主要包括以下幾方面。

區位是跨國公司從事國際直接投資所必須考慮的極為重要的因素。選擇國別或地區時應遵循的總原則是加強國際直接投資的區域選擇，開拓發展中國家和周邊國家的投資市場。

最大化地利用發達國家技術集聚地的外溢效應，實現“研發在外、應用在內”的發展戰略。我國經濟經過改革開放以來30多年的快速發展，資金、技術已發展到一定階段，這就需要從宏觀經濟的角度來看待外資的涌入，需要逐步從承接轉移來的產業轉變到從國際生產體系中引進更多的先進技術、管理經驗。我國企業要想獲取技術這一產業競爭中最為關鍵的戰略要素，在強調“自主創新”、“科技強國”的同時，也應當積極主動“走出去”，開展以技術獲取為目的的對外直接投資，最大化利用發達國家技術集聚地的外溢效應，將海外研發機構的研究成果在國內迅速轉化、投入生產，實現“研發在外、應用在內”的格局。

出資方式策略。境外投資企業有不少是拿外匯資金（貨幣資本）作為出資物的。其實，到境外辦企業不一定都拿資金去，拿機械設備、技術(專利、商標或專有技術)、管理折股投資都是可以的。我國企業在機械設備、技術和管理方面已經具有一定的相對優勢，應鼓勵更多的企業利用這些優勢從事境外投資。即使在對外直接投資中必須投入一定量的貨幣資本，也不一定都從國內輸出，而是要盡可能從當地或國際金融市場上籌集。

經營當地化策略。經營當地化又稱經營屬地化或經營本地化，是指對外直接投資企業以東道國獨立的企業法人身份，按照當地的法律規定和人文因素，以及國際上通行的企業管理慣例進行企業的經營和管理。

對我國國際直接投資的展望

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是新世紀我國經濟發展最重要的十年，2008-2010這三年更是對我國的經濟發展有著舉足輕重的決定性意義。今后一段時間，我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將呈現以下趨勢：

（一）行業選擇上將突出有利于我國產業結構調整的行業

首先，今后將加大對發達國家前瞻性高科技產業的學習型投資，這既是我國產業結構高級化調整對先進技術的現實需求，又是我國獲取發達國家先進技術的最有效途徑。其次，對外投資于成熟技術的過剩產業，擴大出口貿易量。擴大這些產業的投資不僅能優化國內生產、產品結構、促進勞務和設備產品出口，而且能擴大出口份額，為高科技產業的對外直接投資積累和提供外匯資金。

（二）地區分布日益多極化

發達國家仍是投資的重點地區，亞、非、拉等發展中國家由于其經濟的普遍轉好、市場潛力巨大、優惠的政策以及為我國企業相對優勢的發揮提供了便利條件等因素，而被我國企業所看好。

（三）投資方式靈活多樣

隨著更多的企業走出國門，企業對投資方式的選擇將更加靈活多樣。除了繼續采取并購方式，縮短進入進程，盡快得到技術和市場。在投資于發達國家高新技術領域的大型企業時，我們更可能會嘗試以戰略聯盟的方式進入，充分享用戰略聯盟形式帶來的好處。

在當今世界經濟中，各國企業開展跨國經營已形成趨勢和潮流。面對21世紀，能否利用國外資源和市場在發展中國經濟中取得新的突破，是關系到我國今后發展全局和前景的重大戰略問題。在當前經濟全球化和新經濟發展所帶來的良好機遇下，在我國政府的大力支持與企業的共同努力下，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將具有廣闊的發展前景。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必將推動國民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在現代化目標的實現和長期持續發展中發揮日益重要的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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