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文化論文匯總十篇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社會文化論文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二

在實證主義遍行天下的現代社會，人們只相信眼前看得見摸得著的東西，但由此產生的后果是危險的，因為人們只能看到作為整體存在的東西的一個方面，而看不到貫徹于事物或者事件始終的精神或特質，這往往會讓我們陷入狹隘的見解當中，最終讓自己成為名副其實的井底之蛙。如同我們與自然的交往，我們與自然的和諧相處不是簡單地“咔嚓”之后將風景裝進自己的電腦，而是將自己的人生與自然之道相結合。在歷史上，人與自然本來就是共生的，如中國古人寓情于景，寓人生意境于山水畫，更通過描繪祖國山河之豪邁之勢表達自己的人生旨趣。現代社會之所以說起“自然”，談及“逍遙”就給人以消極的印象，是因為自然是完全外在于人的活動的，人是主體，自然、事物是客體，自然是外在于人存在的存在者，可以任由人類處置，長此以往的這種自然外在于人類最終會導致大自然對人類的無情報復，頻繁的地震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競爭作為一種被大眾廣泛接受的社會生活方式已經具有某種普遍的意義，并且競爭也是任何一個處在社會當中的人無法避免的，這也導致人們普遍相信競爭能夠給自身或者給自己所在的組織甚至國家帶來各種效益，更有甚者，將競爭列為一項游戲規則來擺布其他人。但因為生活的沉重與對意義的探尋，人們再也承受不住裸的、血腥的或者讓人喘不過氣的激烈的競爭，由此，聰明的人們想出以一種娛樂性質的形式出現，各種選秀如中國好聲音、出彩中國人等等節目就是掩蓋這種殘酷競爭的最好例證，人們在觀賞的過程當中很難體會到這個平臺對于當事人來說的真正意義或者沉重的但又期盼自己出彩的心境，但不管怎樣，以娛樂形式出現的競爭之所以廣泛存在，就因為其能夠真正凸顯出一部分人的價值和意義，雖然這是一小部分人。并且，在競爭過程中，對于暫時的失落者報以一種溫情脈脈的關懷。

篇（2）

1．自我調整自我調整

是過程性評估中的核心概念，是指學習者通過目標設定，對自身認知行為進行控制和調整的一種積極建構過程，是過程性評估成功與否的衡量標準。而這一概念與社會文化理論的中心理念不謀而合。認為，“教育的最終目標就是發展學習者的自我調整能力，使其能夠實現自我教育。”在自我調整的過程中，學習者經歷了一個循環往復但又曲折上升的過程。首先是規劃階段，需要對任務進行分解，設定目標及相關行為。其次是實施階段，對自身的行為、動機進行操控。最后是評估階段，接受來自他人的反饋并對此進行自我反思。這一過程體現了社會文化理念，即在學習者設定學習目標以后，教師或有能力的同伴為學習者提供必要的支架，具體體現為形成性反饋，對學習者的行為進行即時評估，并提供解決問題的策略和方法。通過其他人對自身學習行為的調整以及自我反思，學習者逐步實現自我調整，特別是能夠自我教育和自我評估。而學習者將新學到的知識和已有的知識體系實現有效融合，最終實現自身的最近發展區。

2．互動交流Black和William(2009)

針對過程性評估提出了“過程性互動概念，即過程性評估是學習者內在的知識內化與外在的環境刺激和反饋的互動過程。這一概念正是來自社會文化理論。在社會文化理論看來，學習的本質就是社會交際，學習者在原有知識的基礎上(內在因素)從與他人的經驗和環境(外在因素)的互動中學習到新的知識，新知識和原有的知識實現融合并隨后存儲在長期記憶中，隨時有待提取、擴展和做進一步的調整，從而達到知識內化。換言之，過程性評估將成功的學習過程定義為學習者通過內在的觀察反思以及外在的積極任務參與并隨時調整自己的學習行為。而這恰恰也是社會文化理論將學習視作互動交流的結果。

3．學習和發展維果茨基

對學習和發展兩個概念進行了清晰的界定。他認為，發展是指學習者心理功能逐漸成熟的過程，而學習則只是獲取新的心理能力，并不涉及能力的變化過程。恰恰是發展的概念才最有可能幫助學習者成功達到下一個發展階段并最終實現“良好的學習狀況”。而這也正是過程性評估和終結性評估的差異所在。前者著重學習者學習能力的發展狀況，以培養他們的思考能力和問題解決能力為最終目的。而后者則是以某一階段的表現來衡量學習者的學習水平。雖然通過終結性評估，教師可以發現學習者的學習問題，但無法了解其問題根源以及內在發展狀況，因此無法針對學習者的個體差異提出相應的反饋措施和策略。

4．形成性反饋形成性反饋

是指在學習者的學習過程中，針對其學習目的或出現的問題給予清晰的評價標準或評論。研究者認為，形成性反饋相對于傳統的成績評定，能夠促使學習者更好地形成元認知策略，如目標設定、行為控制以及反思等。Lipnevich和Smith(2009a，b)通過實驗發現，相比原先評分或僅僅表揚的傳統方式，來自教師的詳細的書面反饋，包括評價和建議，能夠更好地提高學生寫作測試的成績。社會文化研究學者認為，形成性反饋體現出給予學習者必要支架幫助的特性，通過深層次的認知處理，幫助學習者由他人調整轉向自我調整，并達到理想的學習目標(Vygotsky，1978;1987)。

篇（3）

一、吳宇森“港式英雄片”的基本概況

吳宇森自幼家境貧寒，20歲從影，由場記而副導，先后輔佐著名導演張徹、許冠文。25歲開始獨立執導影片，先后從業邵氏、嘉禾、新藝城等三家頂級影視公司，拍攝了18部影片。1985年，輾轉浮沉香港影壇十余載而不得志的吳宇森來到剛成立不久的徐克電影工作室，兩人都“難以忍受言之無物的純流行商業片”（1），極力要拍攝一部展示黑暗和暴力中不滅的俠義與友情的作品。1986年，《英雄本色》橫空出世，震撼香江，驚嘆國際，創造了港片有史以來3465萬的最高票房紀錄，并獲得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影片等多個獎項。從此吳宇森這個名字成為了香港電影史上不可躍過的一個符號，而此后一直到1992年，吳宇森先后拍攝了《英雄本色2》等六部同類型的作品，共同奠定了其香港“暴力美學掌門人”的地位，推動了香港“英雄片”的創作熱潮。

縱觀這七部影片，其基本主題都是一群游走在社會邊緣的人，因情義的紐帶而一起出生入死。但由于時代的變遷，身邊的人不再信守情義，為了金錢不擇手段。而他們卻依舊堅守著做人的底線與良知，慘遭暗算與背叛。無奈之下，這群英雄為了尊嚴、情義、家人，不得不血染江湖、以暴制暴，甚至不惜用死亡來恪守情義與親情。在他們身上表現出的肝膽相照、義薄云天、生死與共的豪情義氣，以及對不仁不義的惡勢力的懲罰，讓無數青年人為之熱血沸騰、精神一振。

二、吳宇森“港式英雄”的成長背景與生存方式

吳宇森“港式英雄片”中的主角多為江湖人物，他們是黑幫成員、殺手、大盜或備受壓抑卻充滿豪情的警察。他們的成長經歷都頗為艱辛，《英雄本色》中的小馬哥從小孤苦伶仃，十多歲為生計加入黑社會，得到大哥宋子豪的極力關照；而宋子豪為了不連累家人，一直不讓弟弟知道其黑社會背景，可弟弟阿杰又偏偏一心要做一名除暴安良的正義警察。《喋血街頭》中的阿B、細榮、輝仔情同手足，在貧民窟中一起長大，受盡貧窮與欺辱，夢想只是娶妻生子過正常人的生活。而《縱橫四海》中的缽仔糕三人，從小流落街頭，被一個慣偷養大，可養父只是把他們當作賺錢的工作。因為這段缺乏愛的成長經歷，使得他們比一般人更看重情義，甚至把友情看得比生命還重。他們不再是以往傳統電影中所推崇的正面英雄，他們只以情義為基點，只要認為對就會去做，即使丟掉性命也在所不惜。在他們身上展現出了男性的血氣方剛和對擁有生存尊嚴的渴望，他們的所作所為是一種生命本色的揮灑。

在現實生活中他們是一群被主流社會邊緣化的孤獨群體，靠著從事非法營生來獲取生存。雖然這種生存方式與主流社會的規則不相一致甚至互相沖突，但他們也有著一套自己嚴格遵守的江湖道義與做人準則。他們從不濫殺無辜，且對弱者頗富同情心，他們出現在社會固有秩序的動蕩期，此時靠著原有規則已不能伸張正義，只能用更大的暴力來懲治邪惡和不義。于是使得他們這種雖不合法的生存方式，也具備某種微妙的合理性。他們依靠自己的勇氣和智慧闖蕩江湖，依靠原始的正義和個人情感快意恩仇，不惜用生命來換取對朋友的承諾，以及對強大惡勢力的反抗。因而他們成為了生活在社會底層，而又遭遇不公或渴望成功者心中的英雄。

三、吳宇森“港式英雄”的突出特質

其實他們這群人，之所以能成為很多人心中的英雄與膜拜的偶像，是因為在他們身上突出體現了中華民族的俠義精神，即“忠信道義，看重情義，為朋友兩肋插刀，為知己赴湯蹈火”（2）。在《英雄本色》中著力渲染了小馬與豪哥之間堅守不渝的友情，宋子豪在販賣假鈔的過程中慘遭暗算，于是小馬為了給其報仇，只身獨闖臺灣，手刃仇人，結果被打瘸了一條腿。但為了等宋子豪出來再戰江湖，不得以忍辱負重、隱忍三年，可當得知子豪不愿再理江湖事時，只是淡淡的說了一句：“你不欠我什么。”可小馬為了給自己討回一個公道，又只身闖入阿成老穴，找到犯罪證據，此時決心退隱江湖的宋子豪擔心小馬的安全，不得已重出江湖，當子豪騎著摩托車出現在小馬面前時，兩人間會心的一笑，令無數觀眾感動。

而《喋血雙雄》中殺手小莊與警官李鷹從追捕與被追捕的關系到相知相識、化敵為友，最后不惜生命并肩作戰。警察與殺手，兩個不同世界的人，因為有著相同的做人原則而走到了一起，為情義、為正義拋頭顱灑熱血。他們在槍林彈雨中談笑風生，在殊死惡斗中心心相惜。正如《英雄本色2》中陳伯對子豪等人情義的感慨：“這個世界上沒什么人情味，難得你們幾個小子，這么知己”。正因如此，所以這群“港式英雄”將這份情義看得彌足珍貴，在兇險的江湖中，成了他們縱橫江湖的唯一安慰，是他們活在世界上的理想支點。也是因為這份情義和他們執著的守護情義的精神，使得缺乏正義、缺少情義的亂世江湖有了些許人情味，也才讓人看到了些許的光明與希望。

也正因為他們看重情義，所以他們比常人更憎恨欺騙、出賣和背叛，對于出賣、背叛自己的人一定要手刃其頭。正是在對《英雄本色》中的阿成，《英雄本色2》中的高英培，《喋血雙雄》中的任海，《喋血街頭》中的阿容，《縱橫四海》中的養父等的復仇過程中，“他們同生死共命運的精彩演繹是他們兄弟朋友之情的最好證明，也是他們的人格熠熠生輝之處”（3）。而這種復仇其實也是英雄們的自我救贖，他們因為道義而成功，因為秩序失敗而退場，于是他們不得以只能用生命來守護生存的道義，用血的代價來懲罰道義所不容的人。

在吳宇森“港式英雄片”的結尾都似乎有一個模式，英雄們想要手刃仇人，可往往槍里卻沒了子彈，此時警察已趕到，這些倚仗著錢能解決一切的小人們便開始得意的叫囂起來。就在此時往往會有另一中間力量將一把裝滿憤恨子彈的槍遞過去，于是仇人得以倒在正義的槍下。如《英雄本色》中，最后阿成說到：“沒子彈了，我現在出去自首，我不會有事的，有事的是你，我有錢，兩三天之后就可以從法庭輕松的出來。”小人的奸詐、囂張的氣氛，令無數觀眾無比憤恨，都恨不得拿起槍向他打過去。而此時的阿杰已被哥哥的情義所深深打動，明白了什么才是正義，于是將手中的槍遞了過去，正在得意的阿成瞬間由奸笑變為恐慌，子彈穿透了他的身體，正義得以彰顯，讓所有觀看影片的人都大呼精彩。

四、吳宇森“港式英雄”的浪漫性與悲情性的統一

除了英雄們的俠義精神令人動容外，吳宇森運用其獨有的表現技能，將故事的浪漫性與人物的悲情性完美結合，使得這群“港式英雄”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由于早年受好萊塢歌舞片的影響，吳宇森習慣“把殘忍的打斗場面變成優雅的芭蕾舞（4）”。運用浪漫主義的表現手法，用優雅的音樂配合飄逸的動作，展現出浪漫且唯美的影像畫面。“港式英雄片”中的主人公不再是那種滿口臟話和動輒打斗的舊式幫會分子，而是衣冠楚楚的紳士，有著極為酷辣的造型。在他們身上“槍林彈雨，不過是尋常之事；扶危濟困，仿佛已是天職”（5）。那些充滿血腥的槍戰畫面在吳宇森的打造下，殺手的動作如舞蹈家一樣飄逸，像藝術家一樣獨具浪漫。

如《英雄本色》中小馬哥在臺灣歌廳復仇的場面就如詩畫一般，至今依然是香港電影史上最為經典的槍戰場面。整個場面以輕快的閩南小調《免失志》搭配著兩段情節：一段以慢鏡頭描寫小馬在走廊里信步穿越，衣帶飄飄，神情瀟灑，從容不迫；另一段以正常速度拍攝臺灣黑幫大吃大喝的酒宴。隨后便爆發了一段激烈的槍戰，小馬舉槍四射，發發命中，如入無人之境。“吳宇森濺血的浪漫，既是剛烈的暴力，又是令人沉醉的美景（6）”。而《喋血雙雄》中教堂決戰的一幕是吳式槍戰場面的又一經典。寧靜的耶穌像、神圣的十字架、漫天飛舞的白鴿和輕輕拂動的白紗應然而至，動靜相襯之間槍林彈雨、子彈紛飛，圣潔的宗教氛圍始終滲透著整個槍戰過程，給人展現出無限的唯美。

而在這種詩意般浪漫的映襯下，更加凸顯了這些忠肝義膽的英雄們的悲愴命運，他們最終在激烈的槍戰中慘烈死去，用生命換取心靈的救贖。吳宇森打造的“港式英雄”其結局之所以悲壯，是因為他們所遵守的道義和所看重的情義在江湖上已逐漸失去價值，江湖已不在是原來的江湖。以宋子豪為代表的老一代江湖人物“一生最重感情二字”，而以阿成為代表的新一代江湖人物，卻是“誰有槍、誰有錢，誰是老大”。曾經守道義、講義氣、重感情的江湖變成了只講目的、唯錢是圖、不擇手段的江湖，使得小馬哥式的英雄們再以舊的規則行走于今日江湖，不但不合時宜，反而危險萬分。昔日無限風光的英雄們成了末路英雄，伴隨著末路的孤獨、無奈和感傷，獨自活在自我心中的那一片圣潔地上。

并且吳宇森善于運用對比，通過英雄人物前后境遇的不同，表現出他們人生的悲情性。在《英雄本色》中阿成還在做跟班時，咳嗽了兩聲，小馬哥立馬拿出手中的錢并囑咐他好好看病。而后來瘸腿的小馬哥只能寄人籬下為阿成擦車，在阿成威風的背影后是小馬拖著一瘸一瘸的腿將阿成隨意扔在地上的小費撿起。此時，兩人的世界已全然顛倒，但是唯一沒變的是小馬骨子中孕育的情義與堅守的信念。既然英雄不再適合江湖，為什么不選擇離開江湖，因為“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一旦涉入江湖，便如同陷入人生的漩渦，無形的力量阻礙著他們前行，直至將其逼入人生的邊緣和困境，最終英雄們只能依靠死亡來完成自我的救贖。正如宋子豪出獄后本想退出江湖，可是江湖不讓他退，幫派分子三番五次找他麻煩，使他平靜的生活無法繼續，最終忍無可忍，于是只能奮起抗爭。

五、吳宇森“港式英雄片”中的陪襯

有江湖英雄的世界，就會有代表著正義一方的警察，而在吳宇的“港式英雄片”中，警察只是一種陪襯或反襯。《喋血雙雄》中的李應、《英雄本色》中的宋子杰、《辣手神探》中的神探袁浩云都是警察，但又頗具江湖風范，在警局所受到的多是不公和壓抑，而與江湖人物一起，反而使他們的人格魅力在江湖廝殺中大放異彩。在《喋血雙雄》最后的教堂決戰中，李應為了不讓任海逍遙法外，在眾警察前將其殺死，此時的他儼然是小莊的化身，他不是以一個警察的理智，而是以一個江湖人物的情感向黑幫老大射去痛快淋漓、快意恩仇的子彈，情感的力量沖破了理智的封鎖釋放出萬丈的豪情。同時，片中的很多警察更和那些不講道義的黑幫分子一樣，披著一副正義的皮囊，擺著一副公事公辦的樣子，實著是自私自利、冷酷無情的小人。《英雄本色》中的宋子杰在警界頗有名聲，辦案凌厲果斷，可就因有一個曾經是黑幫老大的大哥，便一直無法被重用；而《英雄本色2》中的總督察胡海，為了在退休前再立新功，竟然以宋子杰的前途威逼宋子豪，要他出山打入黑幫，為他們提供辦案線索；在《喋血雙雄》中李應的上司也只知道升官晉爵，全然不顧屬下的死活和內心情感，無異于冷血動物，全然沒有正義者的光明磊落，只剩下了一副小人的嘴臉。

除了英雄、警察外，影片中還有很多配角，也同樣具有英雄人物的氣質與品格。這些人大致分為兩類，一類是曾經叱咤風云的老江湖，如《英雄本色》中的華叔，坐牢后的他金盆洗手，開了一家計程車公司，專門收留曾經有過污點的人，讓世人所不屑的賊有了一個可以安家的地方，有了一個可以改邪歸正的場所。而后來在阿成的人來車行滋事時，為了不使改邪歸正的弟兄們再受連累，情愿一個人出來頂下所有的事，用另一種方式行使著固有的江湖義氣。又如《喋血雙雄》中的馮剛，曾經是一名頂級的職業殺手，但由于受了手傷不得已退隱江湖，但為了替朋友小莊拿回屬于他的錢，甘愿冒著死的危險去找黑幫老大汪海討回公道，在受傷后為了“不被人像狗一樣打死”，情愿死在小莊槍下，表現出了“士可殺不可辱”的氣概。第二類是在反派陣營中崇拜英雄的人，他們也只忠于自己的大哥，而支持他們這種信念的精神卻來自于英雄們。如《英雄本色2》中的殺手小黑，死心塌地為高英培賣命，在最后的決戰中本可以離開，但確留下來跟阿健一決高下。又如《喋血雙雄》中汪海雇用的國際殺手，他最終也是選擇與小莊單槍對決。他們這些人在心中都把吳宇森塑造的“港式英雄”當作自己的對手，以他們為榜樣，想成為和他們一樣的人，想通過戰勝對方來取代其位置，即使倒也要倒在對手的槍下。

綜觀這些人物，他們在江湖中的廝殺不過是為了獲得人生的安穩，使身心漂泊之后有一處可依靠的港灣。然而這個夢想卻顯得遙不可及，因為美好的愿望與現實的社會有著巨大的矛盾。他們在其中靠著自己的努力奮勇掙扎，他們所追求的道義、忠誠、親情是當時社會每一個年輕人所夢想的。但最終人面對命運時總是顯得渺小、脆弱和無助，他們無法完成心中一個個美好的愿望。其實影像媒介很大程度上都反映著當時社會的某種集體無意識，所以吳宇森所創造的這個轟轟烈烈、英雄叱咤、蕩氣回腸的江湖世界，實則是鏡像式的社會想象，是香港大眾文化心理的一種影像投射。

六、吳宇森“港式英雄片”中蘊含的社會文化

1960－1970年是香港經濟起飛的十年，在完成工業化的蛻變后，跨步進入到現代社會。但隨著現代化進程的加快，享受豐腴物質文明的同時，港人也開始在進入80年代后，逐漸感受到現代文明所帶來的負面效應：“生活節奏加快，工作競爭加劇，社會壓力加大，人與人之間關系開始變得疏遠，傳統的親情、友情、道義等觀念開始淡化”（7）。于是生活在其中的香港市民不可避免的產生某種集體的焦灼情緒和不安感。所以吳宇森的“港式英雄片”中的主人公常常是漂泊、無根、孤獨、缺乏安全感、穩定感的代表，這與香港的社會歷史和港人心態不謀而合。但同時他們又堅信：“我等了三年，就是想等一個機會。我要爭一口氣，不是想證明我了不起，我是要告訴人家我失去的東西我一定要拿回來！”這種不服輸、不甘于受命運驅使的堅強、自信感，又恰恰契合了當時港人的普遍社會文化心理。

于是作為電影主要觀眾的年輕人將自己理想中要求建立的新秩序，交托給這些英雄偶像去完成。他們對于英雄的認同，并非是想自己也創造與英雄相同的業績，而是希望通過影片中的英雄形象，來彌補自己在現實生活中被邊緣化的位置，也是對挫折感的一種撫慰和補償。現實中的矛盾、不平所帶來的心理壓抑，使得吳宇森打造的“港式英雄”讓人看后無比歡欣鼓舞。盡管現實中的邪惡勢力很狡猾、兇狠，盡管法律因為種種原因對其無能為力，但這種夢幻式的英雄卻可以解決一切。人們在欣賞這些英雄的同時，也完成了自己精神世界的一次次狂歡，使壓抑的情緒得到宣泄，受挫的心理得以平衡，最終使吳宇森的“港式英雄”名揚世界。

【參考文獻】：

（1）丁曉峰：《電影這個江湖》“暴力美學吳宇森本紀第一”，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

（2）、（3）史玉豐：《吳宇森的英雄路》，《文藝研究》（2008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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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群眾文化要遵循多樣化的原則。群眾文化工作人員，需要將群眾文化的傳播和群眾文化活動以豐富多彩的形式表現出來。將零散的群眾藝人組織起來，逐步建立起專業性的群眾文化社團，并且組織這些藝人進行廣泛的交流與溝通。

2和諧社會構建中群眾文化的發展趨勢

(1)群眾文化逐漸向社會化的方向發展。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文化發展一直處于一個比較開放的狀態，我國改革開放的政策也逐漸使得我國的文化藝術發展逐漸呈現出時代環境下的開放性。一個地區群眾文化中，融入了當地的社會習慣和風土人情，在經過一段時間的發展之后，這種文化就會逐漸向周邊擴散，進而傳播到全國，但是當這一文化發展到一定的階段之后就難以再發展了。其主要原因是群眾文化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空間的局限。這時，當地的群眾文化就會逐漸的與其他文化進行交流與融合，這一群眾文化的社會化也就越來越明顯。(2)群眾文化逐漸規模化和產業化。在我國政治和經濟與國際接軌的情況下，我國的文化也逐漸地與國際接軌，群眾文化逐漸走出了國民，融入了世界。其市場化與產業化的趨勢也越來越明顯，這在另一個方面也顯示出了我國的群眾文化已經收到了越來越多的重視。在我國群眾文化的不斷發展與改革中，其已經逐步實現了規模化和產業化。另外，我國的群眾文化是我國群眾精神文明建設的核心與重點之一，群眾文化的發展也逐步朝向科學化、建筑化等方向發展，這促使了我國群眾文化產業鏈的形成。

3和諧社會構建中群眾文化的發展措施

(1)開拓群眾文化的發展空間。群眾文化的發展與傳播不能夠僅僅局限于一種方式，應該充分利用我國的政策支持和社會力量進行全方位的發展與傳播。例如，目前在社會中比較流行的街頭文化、青少年文化、校園文化、老年文化以及商業文化等等。這些文化形式都是新時期下群眾文化的發展形勢。這些形式均是群眾文化傳播和發展的良好載體，充分地利用好這些載體可以更加有效的促進我國群眾精神文明的建設，成為我國文化事業發展的載體之一。

(2)大力發展通俗文化。通俗易懂的文化作品可以更加貼近群眾的生活，更加生動形象的反映普通人的生活狀態和思想感情，使得群眾更加切身地體會到群眾文化所表達的寓意。所以，群眾文化不僅在中國，在國際上也受到了大眾的歡迎。例如反映普通人生活的小品、相聲，在為群眾帶來歡樂的同時也可以引導群眾對我們的社會生活進行更加深入的思考。但是在某種意義上，我國群眾文化的發展受到許多因素的限制，這樣就制約了我國群眾文化的發展。所以對群眾文化的發展進行改革是勢在必行的。

(3)發展廣場文化。廣場文化是城市文化綜合實力的體現。廣場文化的主要表現形式有四種，娛樂演出、廣場美化、健身文化和街頭文化。在建設廣場文化的時候，需要注意以下幾點:首先，廣場文化要以公益性為主，要避免出現過濃的政治色彩和經濟色彩。第二，廣場文化要考慮到大多數人的審美趨勢和經濟能力，選擇適用于全年齡段的廣場文化，為人們提供一個優秀的文化氛圍。第三，廣場文化應該以弘揚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為基礎，大力弘揚時代主旋律，改進落后的群眾文化，取締腐朽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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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B47文獻標識碼A

“設計不是一種職業，它是一種態度和觀念，一種規劃（計劃）的態度觀點。”——莫合力納吉（LaszloMoholy－Nagy）。“設計是包含規劃的行動，為了控制它的結果，它是很難的智力工作并要求謹慎的關鍵的決策。它不重視把外形擺在最優先地位，而是把與之有關的各方面后果結合起來考慮，包括考慮經濟、社會、文化效果。”——利特（德國烏爾姆造型學院）。設計從根本意義上講是社會和文化思想的反映，因此設計藝術從某種角度上說，是一種對社會的理想。討論設計藝術的發展趨勢，先要看看人們對社會的理想模式，或要求、或幻象、或期望、或責任等。

隨著時代的變遷，設計的觀念也在不斷變化。21世紀的科學技術特別是網絡技術的發展，使得設計的觀念不斷地發展，探索未知，為后工業社會尋找新的造型語言和藝術理念，就是說設計已經不再只是用自己的方法去研究世界，更重要的是設計研究科學的雙重性的調和，即科技給人和人生存方式的影響及科技給社會帶來的污染和危急。設計的觀念決定了設計藝術發展方向，本文即從以下角度探討了設計藝術在未來的發展態勢。

1設計藝術的發展必須適應科技的變革

人類的價值和思維方法的改變都是漫長的，但是一個國家的社會經濟狀況的發展思路與政策必然會極大地影響其發展。控制人口的增長和保護生態環境已成為我國必須堅持的基本國策。丹麥的設計師福林特（NielsPeterFlint）的設計觀念能給予我們許多啟示，他懷疑西方的物質享樂和消費注意價值觀，主張從工業文明的物質享樂轉變為非物質的過程，強調服務和無處不在的信息交換，他甚至向往東方的天人合一的思想。現在他正專心于“衍續”（sustainable）產品和建筑的觀念設計研究，并開設了一家以自己的名字（flint）命名的商店，專門出售“衍續”產品。

可以看出，工業設計的關鍵問題之一就是處理好設計觀念與社會經濟的關系，因此，設計與社會經濟形成互動的關系是設計藝術發展的大趨勢。

從社會經濟的角度講，工業化是現代化的實質。英國的工業化開始發生于18世紀，西歐、北美的工業化都始于19世紀，到本世紀中葉進入成熟的高度工業化階段；而其他一些地區，工業化的進程大都始于20世紀；對于廣大發展中的國家來說，則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因此工業化是一個世界化的進程，而且至今這個進程還遠沒有達到終點。工業化帶來的是工業文化和工業文明，其本質是追求物質化。西方在達到高度工業化的過程中，一方面生活達到了一個新水平，另一方面也目睹了工業化帶來的一切負作用。西方的許多學者提出，從工業化的物質文明向非物質文明轉變的關鍵因素是信息技術。21世紀的設計觀念是，從有形的設計向無形的設計轉變；從物質的設計向非物質的設計轉變；從產品的設計向服務的設計轉變；從實物產品的設計向虛擬產品的設計轉變。

人類社會發展是呈現螺旋式的上升，后現代主義提出的科技與藝術的融合這一問題將在信息時代的設計中得以解答。隨著計算機技術和網絡技術的飛速發展與信息產業在經濟生活中占的比重日益增大，從事具體的工業生產的人數在逐步減少，而從事信息業和服務業的人數在迅速增加。人們的需求重點從物質領域向精神領域轉移。我們的社會從過去的“硬件社會”向今天的“軟件社會”轉化，人類已步入了知識經濟的時代。

新的技術又一次徹底地改變了我們的生活和思維方式，工業時代生產規模的龐大、集中、標準化向后工業時代的小型、靈活、多樣化發展。產品的個性化和文化特色成為生產的重點設計的含義發生了質的變化，兩種文化之間的對立走向融合，使得傳統的功能主義的設計思想隨著環境的變化而變化。在產品設計中，產品的形式與功能已沒有必然的聯系。

隨著信息社會的發展,單純的科技主義文化已不能滿足人類的精神文化需求。設計已變成了一種融合科技與藝術的綜合學科。新的設計形態已出現在我們的生活中，設計的產品也成了一種時時變化著的東西，通過這種產品設計師與顧客進行互動式的交流。例如多媒體設計、虛擬空間的設計和網頁設計，它們的傳統形式已不復存在，紙張、油墨、裝訂線已變成了各種電子線路，更為重要的是它們已不像一份報紙、一本書那樣擺在我們面前紋絲不動，而是在屏幕上閃爍著各種光芒，變換著各種造型，每當你按下一個按鈕，將會出現一幅新的場景與新的文字，它們將按照你的要求，提供給你不同的功能：查尋資料、瀏覽網站、了解產品、發送文件。在這里，任何一成不變的思維方式和衡量標準都顯得毫無意義，設計師同時也是藝術家，它將充滿感性地去探索未知的世界，為人類創造一個更加合理的生存空間，在更高層次上使人與自然和諧相處。

2設計藝術的發展必須符合社會文化背景

設計離不開龐大的哲學思想，離不開悠遠的民族傳統，因為那是孕育它的土壤。儒、釋、道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三大要素。每一個中國人所受的教育均以這三種為基礎。倘若對這些基本思想缺乏深入了解，但卻試圖透過設計來傳遞這種思想概念，結果就會如同水中撈月一般。

在人與自然的關系這一概念上，東西方的哲學體系有基本的差異。在西方而言，特別是自文藝復興時期起，人類已被視為大自然的主宰，甚至可以控制大自然，因而導致后來興起的工業革命，以及各種卓越的科技發明。可是，在東方來說，人類往往視為大自然的一部分，并且不斷努力尋求與大自然的協調。我們這個以西方為主導，競爭激烈的消費社會，往往欠缺安穩；而東方哲學體系所灌輸的和平安靜思想正好彌補了這方面的不足。例如在中國的傳統藝術中，空間構成的意識、生命力的節奏與韻律、線面的有機結合，詩中有畫、畫中有詩的意境……這種種充滿活力的造型，體現出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理想境界，而它們恰恰是承載東方文明的載體。這些造型不是單純的再現已知事物，也不是純粹的主觀的幻想，而是以科學思維所不能替代的直觀感受在未知的人類的精神世界和外部世界中的探險。它記載了我們的祖先在漫長的歲月里為了生存的勇敢行為，以及由此產生的深刻的審美觀和哲學觀，因而這些造型是富有生命力的、是永恒的，是整個人類的精神財富。

先進世界資訊發達，社會及文化發展漸成一體化。當代設計藝術的發展趨勢必然立足于本土文化和思想基礎，將精髓融匯于現代思潮中，豐富我們的生活，成為一個多極化的現代國際文化體系。

伴隨著西方工業文明的思維方式和審美體制的逐步瓦解，經濟發展的中心從西方向東方轉移，已有學者預言21世紀將是亞洲的世紀，以儒家文化為基礎的東方文化價值觀重新煥發了新的生機，把握住歷史的契機，站在新的高度對中國傳統哲學觀、美學觀的再認識是中國設計走向世界的道路。

設計是文化的設計，而不僅僅是流行的色彩與塊面的羅列與拼湊。對西方現代設計思想的借鑒是在傳統審美基礎之上進行的。在設計實踐中對中國傳統繪畫中的構圖原理和平面化特征以及畫面中各元素之間力的平衡的研究是發展中國設計重要內容之一。在傳統繪畫的構成中講究“經營位置”，也就是說在平面化的效果中注重各部分的和諧與完整，各種元素之間力的關系力求達到平衡，即各種元素的力度包容在整幅畫面中，“內容即使繁雜，也統一于意境”。同時，對傳統構圖中的“立與破”的辯證關系和傳統筆墨效果的吸收與借鑒也是重要的課題。

3設計在未來的挑戰之一是持續發展的可能性

從長遠角度看，最好的生態產品將會成功并控制市場。現代社會中越來越多的問題困擾著我們。自然資源迅速減少，環境污染公害增加，這些不穩定因素導致西方工業經濟衰退。保存資源、保護環境和生態要求成為迫切要解決的問題，例如探索新方法解決垃圾處理，以減少污染，節約原料；改善產品結構，使其可修理；使用無廢料的太陽能；節約用水設計等。

格魯斯（JochenGros）于1975年提出“有意義的功能”理論，設法跳出自然科學思想的目的理性，傾向于人文科學思想方法，尤其是知覺心理學，它在德國首先提出再生循環處理設計思想，這種設計思想即生態設計。

在工業文明的發展過程中，人類中心主義的過度擴張造成了嚴重的環境問題，這促使人們重新思考人類社會的發展模式。在探索的過程中人們提出了可持續發展的思想，認為當代的發展不應該損害后代的發展權利和機會。目前，追求人類文明的可持續發展已經在全球獲得廣泛的共識，許多國家都根據本國的實際情況制定了體現可持續發展思想的發展計劃，《中國二十一世紀議程》就是我國可持續發展戰略思想的集中體現。與農業和工業經濟相比，知識經濟是以科技和信息作為經濟發展的原材料，是建立在人類智力或智能充分發掘與利用基礎之上的，不會對自然資源采取掠奪式的開采和應用，進而產生對人類生存環境的破壞，相反，它要利用科技手段去保護和改造自然環境以維護生態平衡，追求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的統一使自然環境更有利于增進人類的健康發展，從而使現代人類社會進入可持續發展的軌道。

變革是持續不斷的，設計也是在不斷變化的。我們要探討設計藝術的發展趨勢，必須明白設計是一個邊緣學科這一本質，在人類科學與文化都在進步與革新的時代，對于作為藝術與科學、物質與精神、人與環境和諧之紐帶的設計藝術，變是永遠不變的原則。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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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藝術家的作品中，我們還可以得知其他較為豐富的歷史文化背景知識，如：當時的人們迫切的要求體現自然與人體自我價值的精神，轉變世界對于人類的重新審視。而且，在文藝復興時期出現了很多非常著名的藝術家。如：馬薩喬，他是文藝復興繪畫發展歷程中是一位影響重大的關鍵人物。在文藝復興時期，由于政治環境及社會文化思想的解放，給予了馬薩喬足夠的創造空間，使其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擺脫了擺脫了晚期哥特式繪畫的特點，即優雅風格和裝飾意味。其在自己的作品中充分地反應出造真實形象以及真實空間。馬薩喬的代表作品為：《納稅金》（1425-1428），這是一鋪主要描寫當時宗教發展形勢的大型壁畫，上面有不同的人物及場景，他將這寫內容都表現的十分的真實，并充滿體積感。在作品中，不同的人物自身所用于的不同的形態都被描畫的惟妙惟肖。通過這些人物的展示，我們可以發現他們之間的不同關系及心理狀態。人物被安排在自己應該所屬于的位置，毫無被強迫安置的意味。作品中線條的優美及自然，或許讓人物展示給觀看者一定的笨拙感，但是真實卻無不在，直線性的造型節律，更加地加強了壁畫的紀念性。獨具的馬薩喬藝術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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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教育家溫斯頓·布倫姆伯格曾說過：“采取只知語言而不懂文化的教法，是培養語言流利的大傻瓜的最好辦法。”語言與文化自古以來就是不可分割相互滲透著的。人類用語言創造了文化，文化反過來又促進人類社會的發展。廣義上說，文化是指一個社會所具有的獨特的政治經濟制度、、風俗人情的總和。而教學中，我們常把文化分為兩個層面：即知識文化和交際文化。通常交際文化要比知識文化更直接地影響言語中所蘊含的文化信息和跨文化交際。對文化所包含的這兩個層面的熟悉、掌握、運用程度，就是我們要探討的社會文化能力。

一、社會文化能力培養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中國加入WTO以后，社會對涉外人才的培養數量和層次提出了更高要求，各行各業對外向型、復合型人才（既具有專業知識，又懂外語）的要求也愈益迫切。另外，高職教育也取得了較大發展。高職英語教學作為高職教育與社會需求接軌的一個重要環節，日益受到重視。但從目前高職英語教學的現狀來看，還存在眾多不足。例如：

1．高職學生入學成績參差不齊，英語基礎相對薄弱。據調查，英語高考成績在60分以下的學生只認識600個左右的基本詞匯，閱讀、聽說能力也比較差。大約有1/4到1/3的學生只能進行最簡單的日常生活會話。

2．高職英語教學的師資力量不是原來中專學校或中學里過來的，就是剛畢業的應屆生。教學方法不能適應高職教育的特點，事倍功半。

3．在現今的英語教學中，人們普遍忽視社會文化能力的培養，認為英語教學的主要目的是語言知識的傳授，沒有把文化滲透和學生的語用能力相結合。

2000年10月，教育部高教司組織修訂的《高職教育英語課程教學基本要求》（試行）明確提出了“以實用為主，應用為目的”的教學目標。新的基本要求體現了以下特點：

1．高職教育英語課程教學基本要求以高職人才培養目標為依據，突出實際語言應用能力的培養。

2．以培養學生實際應用語言的能力為目標，突出教學內容的實用性和針對性，將語言基礎能力與實際涉外交際能力的培養有機地結合起來，以滿足21世紀經濟發展對高職人才的要求。

3．為適應改革開放對涉外業務交際能力的需求，加強聽說能力的訓練以及加強學生語用能力的培養，已成為高職外語教學的當務之急。

高職學生學習英語是為了用它來進行涉外交際，高職英語教學應加強學生語言應用能力的培養。但是應用能力既可泛指應用語言的一般能力，更是指把語言運用到實際涉外交際環境中的能力。后者也可稱為“社會文化能力”。“應用能力”是“社會文化能力”的基礎，“社會文化能力”則是“應用能力”的最終表現。因此，高職英語教學應以社會文化能力的培養為最終目的。

二、如何培養學生的社會文化能力

實際上，社會文化能力的培養在英語教學的各個階段、各個層次上都可以進行的，它存在于語言教學的各個環節。

首先，作為高職英語教學引領者的教師，要轉變教學觀念。海姆斯（Hymes）曾說過外語教學旨在引導學生“在什么時候該說話，什么時候不該說話，對誰在何時何地以何種方式談什么。”從這意義上看，語言教學與文化教學、語言能力與文化能力是不可分離、相輔相成的。

對英語學習者來說，學習英語既是為了掌握一種新的交際工具，也是為了學習和了解其文化；從教師教學角度來看，教授一門語言同時也應是在傳授一種文化。教師不能只顧教授語言知識，也不能說教語音的只管教語音，教語法的只管教語法。英語教學“只有考慮到文化因素，我們才能全面地理解語言行為，”（Crane,1981:194）才能更有效地交際。由此可見，我們必須從根本上更新教育觀念，把教學指導思想從“語言為本”向“以語言運用為本”轉變，以培養學生的語言應用能力為宗旨。

其次是教學模式上的改革。

1．以大綱為依據。

轉變了觀念之后，要充分理解大綱。外語教師不能憑個人好惡予以取舍，而必須按大綱要求去做。要在仔細研究大綱，研究學習主體（入學水平、學習興趣、學習方法、個性差異等）的基礎上準確施教。立足本校實際，加強集體備課，商定每一單元文化導入的內容、要求、重點、難點等。日常教學中適時融入介紹、告別、聚會、訪問等文化因素的講解，在不知不覺中讓學生領會“不僅要注意語言的準確性，還要重視語言運用的恰當性”，使其文化能力與語言能力同步提高。

2．程設置及教材選擇。

課程設置應服從和服務于教學目標。高職院校大學英語教學之外可以請外籍教師開設口語課、語言文化系列知識講座，也可根據自身的人才培養模式和目標，嘗試開設一些輔修課，

如“文化與交際”、“涉外禮儀”、“外企文化”等。這樣既培養學生學習興趣，又提高學生對不同文化的領悟力和接受程度。

另外，教材是否合適也會影響教學效果，阻礙學生社會文化能力的培養。應選擇多含英美本族人實際交際中的“真實語料”，方便教師教語言的同時結合文化內涵展開教學活動。

當然，教材內容應有一定的趣味性，使學生有持續的學習興趣和參與其中的樂趣。同時也要使學生覺得“易學”和“好用”。另外，高職外語教學中讀、寫、譯的重點應是涉外應用文獻，所以教學素材的選擇在著眼于典型性的同時，也應注重實用性。在教學過程中運用典型性、實用性、趣味性強的語言材料對學生進行職業文化的滲透。

3．課堂教學。

對于英語課的教學要注重對學生英語應用能力的訓練，運用多種方式增加課堂語言實踐活動，如：role-play,groupdiscussion,pair-work,熱點話題辯論，實用文寫作等。要克服班級規模偏大，人數偏多的困難，實施老師為場外指導，學生為場上隊員的教學模式，使學生的語用能力得到最大程度的發揮。

另外針對不同課型的課堂教學，教師應有意識地加強學生的文化意識。比如口語訓練中，要讓學生學會句式表達的同時，了解該語言適合的語境，包涵的文化因素等，避免出現交際中的語用錯誤。因為缺乏文化背景知識的語用方面的錯誤，一般是不可原諒的，聽者會認為是粗魯和惡意傷害的自然流露，從而導致交際的失敗。在閱讀課時應加強風俗、文化、宗教等的介紹。因為現今教材中的閱讀材料多取自英美國家。只有放在一定的社會環境、文化背景下，才能讓學生更好地領會其中的內容，增強語言功底。而詞匯中同樣也包含著極其豐富的各種文化信息。有些詞匯因人們的生活環境、風俗習慣、歷史背景、心理特征等綜合起來的文化意識使其在不同的語言中有著不同的內涵。如blue一詞，在英美人的眼里，除了顏色，還可代表心情憂郁；在中國稱贊人家小孩的時候往往用“胖乎乎的很可愛”，但英美人受社會文化影響認為fat是個貶義詞，而常用“Whatacutebaby!”。這樣的詞匯很多，教師可利用這些詞匯進行有意識的跨文化教育，培養和提高學生的社會文化能力。

4．考試項目的調整。

高職學生學習英語的最終目的是運用該語言進行成功的涉外交際。如果對學生語言學習的測試僅停留在知識點的考查上，那么最終還是回到與紙筆交流用規則硬套的啞巴英語。我們應提供多種測試途徑（聽、說、讀、寫），設置不同的語言環境，考查學生實際語言運用的恰當性和應對變化的靈活性，使語言學習真正為語言的最終交際服務。

5．英語教師培訓。

正如前面提到的，高職英語的師資力量相對薄弱。墨守成規和年輕化是兩個最大的問題。許多英語教師自身就缺乏對語言所包含的文化信息的廣泛了解。所以一方面教師本人應及時地補充給養，進行專業、學歷等方面的進修提高。另一方面高職院校應為英語教師創造更多培訓機會，讓教師走出國門，感受英美國家的語言及文化環境。有一個實地的了解才能更好的比較、輸出，才能在培養學生的社會文化能力時起到指導作用。

6．第二課堂。

社會文化能力的培養不僅限于語言教學上進行，而且還可以利用其他方法進行。例如，課余利用英語廣播電臺播放原汁原味的英語新聞、英語歌曲或利用多媒體電教設備播放一些原版的影碟，既培養學生學英語的興趣，又可對異國的生活習俗、風土人情等方面有直觀的感性認識。還可以請一些外籍人士與學生定期開展直接交流，或以講座形式向學生介紹國外的社會生活風貌等。通過這些方法獲得的文化背景知識更易讓學生們領會、掌握，促進學生社會文化能力的培養。

再者，要明確語言教學與文化能力培養之間的關系。

當然，高職英語教學中不能因文化教學的重視而忽視語言的教學。我們應權衡學生水平，學校人才培養目標及教材內容等方面因素，處理好兩者的關系：

第一，文化教學是為了加強而不是削弱語言教學，是補充語言教學之不足，而不是取代語言教學。

第二，要明確語言教學的范疇。就一個國家文化而言，有主次之分。全盤顧之？一難于做到；二會使學生無所適從，最終不利于學生社會文化能力的培養，故應擇主流，有所選擇地講授。

第三，語言和文化是隨著社會的發展而發展的。比如以前說中國人的謙虛，聽到贊揚總說“你過獎了”“不怎么樣，讓你見笑了”等等。但據調研表明，現在的年輕人聽到贊揚有近一半說“謝謝”或其他類似肯定的話。故在文化教學中應用發展的眼光看待問題，不能嚴格遵守文化規約，也意味著教師要與時俱進。

三、結語

21世紀是高職教育發展的黃金時期。社會發展必將使跨越不同文化的人類交流愈加頻繁。因此，在高職英語教學過程中，培養學生實際的涉外交際能力是最終目的。而語言技能的提高轉化到語言運用能力提高的過程中，時刻都會受到兩種語言和文化的沖擊。我們應在如何打穩、夯實語言基礎的同時多渠道地培養學生的社會文化能力，從而促進不同語言、文化間的和諧交流與溝通。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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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藝術體制理論之源

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以后，西方藝術開始求新求變，這種轉變速度之快、角度之大，讓觀賞者震驚。藝術不再只是傳統的美學精神，從杜尚的現成品、沃霍爾的波普藝術、約翰•凱奇的“無聲音樂”到奧蘭的“整容”行為藝術，這些與傳統的藝術大相徑庭，打破傳統藝術美學意義上的中規中矩，轉而以千奇百態的現代及后現代藝術實踐，劇烈地沖擊著人們對于傳統意義上的藝術理解。這些新的藝術實踐促使人們開始質疑習以為常的藝術常規，反思藝術的本質。在這種轉變中，人們對藝術產生了各種爭論：有人認為強化觀念弱化審美的現當代藝術是在虛張聲勢、嘩眾取寵，本質是利用藝術的哲學化外衣掩蓋其粗制濫造、胡亂剽竊行為；也有人認為這種后現代藝術的興起是藝術界利益機構聯手精心炒作出來的藝術泡沫而。在這種后現代藝術大潮的沖擊之下，既有的藝術理論已經遠遠無法滿足人們的需要。到底何為藝術？何為藝術家？藝術與非藝術的界限何在？這些問題在眾多亟待辨識和闡釋的藝術作品面前顯得急迫而重要。在傳統藝術理論遭遇沖擊的情況下，藝術體制理論或稱藝術界應運而生。面對現當代藝術，藝術哲學家們開始重新審視藝術的定義。美國社會學家霍華德•貝克說：“當舊的美學理論無法充分闡明已被相關學術界中具有豐富知識的成員所接受的藝術品的優勢時，新的理論應運而生，與過去的理論相抗衡，并對其進行擴充和修正。當一個既定的美學原理不能使作品在邏輯上合理合法、而此作品卻已然通過其他方式取得了合法地位時，總會有人構架起一個能使之合法化的理論。”受到這一啟發，20世紀60年代，藝術哲學家們在美學內部開啟了從藝術和社會情境之間的關系出發，探討藝術品的資格問題。

三、合作與沖突

早在19世紀，就有了從藝術體制來分析研究藝術的雛形，許多歷史學家也加入了這樣的討論。他們通過考察藝術與社會環境的關系，強調社會制度、時代精神、地理環境、自然氣候以及種族和宗教等外部因素對于藝術風格、內容、形式和藝術流派的影響，同樣的，后者也會反過來反映和影響前者。馬克思曾提到藝術是一種掌握世界的方式，“當它在頭腦中作為思維的整體出現時，是思維的頭腦的產物，這個頭腦用它所專有的方式掌握世界，而這種方式是不同于對世界藝術的、宗教的、實踐精神掌握的。”在這里，馬克思已經將藝術提升到世界觀的高度，明確了藝術和哲學、宗教等內同樣作為意識形態和方法論的思想地位，主張藝術品反映社會階級關系，正是社會階級關系馬賦予藝術品美學形式和內容。受馬克思的藝術主張影響，一大批藝術學者們將藝術品與藝術家的生活研究結合起來，從中分析社會階級結構及生產經濟模式，這一主張成為藝術社會學研究的新標準。與此同時，對于藝術體制的經驗社會學研究也開始展開。將藝術的關系屬性理論展開并加以分析的第一人是美國的哲學家、社會學家阿瑟•丹托。與的藝術社會史不同，丹托回避常規的審美評價和審美內容并對價值判斷保持一定的疏離，他更注意公眾在行為和體制上的藝術實踐。雖然藝術界理論注重了藝術作品與社會語境之前的關系，但從另一個方面說，它也在哲學話語的框架消解了激進思考的可能性。布迪厄從“藝術界”理論出發又不局限于此，而是用社會學方法建立了一整套分析“藝術制度”的理論。他通過將審美判斷的特殊性、藝術品的意義和價值等美學問題放到“體制”中思考，從而為社會文化活動提供了堅實的社會學基礎。貝克則認為，無論是藝術品的價值還是藝術家的成就和聲譽，都需要通過“藝術世界”獲得，這源于藝術家的具體行為，也是藝術世界各類行動者的集體作用的結果，他向我們說明，藝術的審美和藝術家的地位并不是天生的、自然的，而是需要藝術世界的運作，因而打破了傳統美學的中的藝術幻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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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崇尚物質享受和高消費的享樂主義生活方式和價值取向，通過無處不在的傳播媒體的渲染，借助視覺符號的大量運用，已經暢通無阻地滲透、貫穿在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憑借當代傳媒的推波助瀾，我們的文化工業初具規模，文化消費市場已經形成。由于資本的介入和操縱，商品化邏輯的無限擴張，大眾的拜物主義傾向日益顯著。與此同時，西方“后現代主義”的文化思潮也隨著當代傳媒技術優勢的不斷強化而日益深刻地改變著人們的社會文化價值觀念。隨著西方后現代精神潛移默化的影響，導致傳統“深度”模式的消解，“后現代”一語幾乎成為家喻戶曉的陳詞濫調。傳統的藝術理論和藝術觀念遭遇“審美泡沫”的圍困，傳統的美學理念喪失了為我們的生存賦予意義的功能。傳統的藝術立場事實上已經和當下的社會文化環境的總體氛圍格格不入。關于這一點，許江先生有一段耐人尋味的感慨之言：“……對繪畫的詩意微妙的品味，對文學的傾心閱讀，讓位給了圖像的快速瀏覽和奇觀化的感官刺激。讀圖代替了品畫，代替了美感，刺激震驚代替了凝視沉思，進而戲謔惡搞代替了詩意與思想的浸潤，低俗嬉戲代替了品位的追求。”①顯然，當代審美經驗的性質已經發生了改變，“低界契合”的審美時尚消解了具有相對穩定及深刻理性內容的審美理想。

當下，消費文化正在成為大眾文化的主流，視覺藝術產品生產和消費的非審美動機往往占據主導地位，滿足娛樂性的感官需要動機首當其沖，娛樂化的視覺傳媒產品成為一種日常生活的必需。在技術性生產與復制的類型化的審美經驗和審美情感的同化作用下，大眾的心理和感性嚴重物化，審美成為一種客體的、物質的、量化的存在。在視覺傳播的審美刺激機制作用下，傳媒精心策劃和倡導的“審美時尚”與“理想生活”已經成為大眾的文化摹本和生活藍圖。有目共睹，媒體正是通過大量生產以“明星”或“成功人士”為代表的具有召喚性結構的“偶像商品”，利用作為偶像符號的不斷刺激來提高受眾對于“傳媒高峰體驗”的心理依賴。在媒體的蓄意誘導以及普遍存在的從眾心理的雙重作用下，大眾的消費欲望走向非理性的盲目膨脹。在媒體所刻意建構的虛擬世界里，一切都轉化為形象與符號。傳媒產品給大眾提供了夢想、體驗、參與和互動的巨大空間，其中的視覺內容具有強大的形象要素包容性和身份認同感。在文化工業大量制造的虛擬影像的包圍中，大眾對商品的符號價值趨之若鶩。

雖然，所有這些真實可感的社會文化圖景的種種變異不能全部歸之于傳媒，但卻全都與當代傳媒所營造的社會文化環境的總體氛圍息息相關。無論從理論上講還是從事實上看，審美取向的趨同與盲從意味著審美理想的放棄和主體性的喪失，娛樂性感官刺激的依賴勢必斷送文化品格的提升，追逐符號價值的欲望膨脹不可避免地加劇了人格結構的貧乏。歸根結底，人的精神向度和文化品格決定視覺藝術產品的文化特征和價值取向。價值取向的異化和扭曲必然危及社會文化的和諧與健康，破壞視覺文化藝術可持續發展的維系。人的精神向度和文化品格的墮落直指教育的異化。其中，關系重大的核心問題就是視覺藝術教育的社會文化責任問題。不同的文化價值取向體現著不同的社會價值觀，當代傳媒語境下視覺文化藝術的生產與消費的價值取向無疑就是社會價值觀問題的重要線索。

二、視覺文化藝術的生產與消費的價值取向問題

藝術生產不同于一般的產品生產，藝術消費亦不同于一般的商品消費。一般而言，人的文化價值追求反映了從主體方面的需要與利益角度向文化所提出的價值要求。價值取向的基本內容包括文化價值追求與文化價值標準兩個方面。文化價值追求與文化價值標準之間相互作用、相互影響，共同構成了文化價值取向這一不可分割的有機整體。作為文化價值主體，人的文化修養及其自我價值體系的定位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文化環境及其所接受的人文教育的品質。我們必須強調，視覺藝術教育作為人文教育的根本目的就是優化人的品質，激發人的潛能和天賦，樹立具有人文精神和終極關懷意義的文化理想。

如今，席卷全球的“泛娛樂”化現象不僅充斥于“傳媒娛樂”的視域，并且已經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我們的社會形態，影響了當代視覺藝術及其教育的文化價值取向。正如著名的媒體文化研究學者和批評家尼爾·波茲曼所指出的那樣：“我們的政治、宗教、新聞、體育、教育和商業都心甘情愿地成為娛樂的附庸，毫無怨言，甚至無聲無息，其結果是我們成了一個娛樂致死的物種。”②雖然，大眾對娛樂在生理心理上的天然需求無可非議，但文化產品的生產不能只為娛樂的需要而嘩眾取寵，文化產品的消費不能全面淪落為戲謔、惡搞式的無聊游戲，否則只能造價值的缺失和虛無，導致社會生活中到處出現對文化價值資源的濫用和敗壞現象。

有史以來，視覺藝術從來就不是某種純個人的、超文化或超意識形態的存在。歷史地看，西方“進化論”和“西方中心論”文化觀嚴重地動搖了我們傳統文化的社會基礎，擾亂了歷史文脈傳承的自律性。河清先生指出：“……在西方現代進步觀念的影響下，我們極力地追求“現代”和“當代”。在藝術領域，把西方的“當代藝術”當作中國“當代藝術”的發展方向。在“時代進步”的名義下，人們輕而易舉地忘卻了文化藝術的地域屬性，以致中國“當代藝術”，首先在文化觀念上就以“世界主義”來否定、排斥自己的文化精神。”③事實上，在藝術教育或視覺傳播的復雜活動過程中，視覺藝術本體價值觀和傳統的藝術立場總是不斷遭遇狹隘的機會主義和進化論的先鋒派觀念的沖擊，不斷強化的“全球化”邏輯更是全面加劇了傳統人文價值的主體立場的萎縮。這種“全球化”理念并非單純的“全球經濟一體化”，它在文化本質上是直指文化價值取向的同化和對民族文化的顛覆。現在，世界經濟一體化進程已經帶來了全球化的文化身份危機。

視覺藝術對人類經驗與認識的獨特貢獻是其他人類活動所難以提供的，在建構視覺藝術及其教育的多重價值的復雜活動過程中，堅持維護立足本土的視覺藝術活動的文化主體性價值并積極彰顯視覺藝術的本體價值無疑是我們應有的文化態度。作為涵蓋多重價值的社會文化活動，當代傳媒語境下視覺文化藝術的生產與消費的價值取向是不容忽視的社會文化導向問題。在視覺文化藝術范疇確立健康的社會文化導向不僅是視覺藝術教育理應承擔的義務，同樣也應當是藝術生產和藝術消費所共同維護的人文立場。

三、傳媒和視覺藝術教育的文化定位與社會責任

傳媒和視覺藝術教育都是共同推動社會文化發展和繁榮的要素，為了更好地擔負起文化傳播與文化傳承的社會責任，文化定位是關鍵。

視覺藝術的專業教育培養視覺文化藝術產品的生產者，傳媒的商業運作則培育視覺文化藝術產品的消費者，文化藝術產品的生產者和消費者都作為文化價值主體而相互依存。當然，生產者和消費者在社會生活中并非截然不同的社會角色，生產者同時也是消費者，不同的社會角色在實際的社會生活中往往相互轉換。在當代傳媒所構建的視覺文化語境下，視覺藝術產品具有矛盾復雜的多層面的公共精神性質的文化特征，涉及文化的多層次性。

隨著時代的發展，傳媒產品承載了越來越多的社會文化功能。人們對傳媒產品的消費需求已經融入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消費行為在滿足生活需要的同時，也是一種文化活動。現在，人們已經普遍習慣于通過各種“傳媒沉浸”體驗來了解世界，傳媒產品讓受眾接受隱含于商品背后的象征意義而滿足其文化上的需求。傳媒作為大眾文化的載體和引導消費的工具，它在文化價值取向方面的媚俗傾向是不爭的事實。毋庸諱言，資本與媒體合謀的根本目標就是無限擴大商品的消費需求。傳媒產品通過符號化的手法打造商品品牌，以娛樂化的手段來強化世俗的號召力。從這個角度看，營利的需要決定了傳媒產品的文化定位。在這個消費主義盛行的社會環境里，許多傳媒產品都在客觀上助長了放望、逃避現實的心理傾向，消解了獨立意識和批判觀念，使受眾在無形中降低了人性的品味。文化盡管有娛樂的功能，但娛樂顯然并不能取代文化。

在以學校為主的視覺藝術教育方面，無論是作為專業教育還是普及教育，都是現代意義上的終身教育的一部分。更何況學歷化社會中的泡沫教育現象所反映的教育的異化正成為令人無奈的現實。雖然學院教育作為制度化的專業教育是傳媒所無法替代的，但從終身教育的視角來看，傳媒在視覺素養的普及教育作用方面與學院教育相比具有十分明顯的優勢，畢竟能夠接受規范的專業視覺藝術教育的人數十分有限。無須贅言，文化環境就是社會形態的反映，教育和傳媒的文化定位關系到社會形態的塑造，兩者都有共同構建文化藝術的精神家園和引領大眾的社會文化責任。我們迫切需要從根植于優秀傳統文化藝術土壤的主體意識出發，反省并凈化我們的學術研究動機，擺脫工具理性的束縛，關注文化生態環境，在當代傳媒和視覺藝術教育的學術研究領域中培養一種批判性的精神氣質和關懷社會的人文精神。

不可否認，價值觀念沖突并非單純的認識問題，而是一個復雜的社會問題。同時，不同價值觀念之間的交流、寬容、認同甚至融合也是不可避免的。然而，我們不能因為客觀存在的價值觀念的多樣化事實，就放棄應有的主體立場和責任意識。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媒體與學院在文化價值取向的引導和研究方面都負有不可推卸的社會文化責任。我們應當本著維護視覺文化藝術本體價值的歷史責任感，尊重視覺文化藝術的自律性，義無反顧地追求我們的文化理想。

注釋

許江：《中國當代視覺文化藝術的境遇與責任》，《中外文化交流》，2007年05期。

（美）尼爾·波茲曼著，章艷譯：《娛樂至死》，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4頁。

篇（10）

美國教育家溫斯頓·布倫姆伯格曾說過：“采取只知語言而不懂文化的教法，是培養語言流利的大傻瓜的最好辦法。”語言與文化自古以來就是不可分割且相互滲透的。人類用語言創造了文化，文化反過來又促進人類社會的發展。廣義上說，文化是指一個社會所具有的獨特的政治經濟制度、、風俗人情的總和。在教學中，我們常把文化分為兩個層面：即知識文化和交際文化。通常交際文化要比知識文化更直接地影響跨文化交際和言語中所蘊含的文化信息。對文化所包含的這兩個層面的熟悉、掌握、運用程度，就是我們要探討的社會文化能力。

中國加入WTO以后，社會對涉外人才的培養數量和層次提出了更高要求，各行各業對外向型、復合型人才的培養要求也愈益迫切。高職英語教學作為高職教育與社會需求接軌的一個重要環節，日益受到重視。但從目前高職英語教學的現狀來看，還存在很多不足。例如：（1）高職學生入學成績參差不齊，英語基礎相對薄弱，閱讀、聽說能力也比較差。大約有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學生只能進行最簡單的日常生活會話。（2）高職英語教學的師資力量不是原來中專學校或中學里過來的，就是剛畢業的應屆生。教學方法不能適應高職教育的特點，事倍功半。（3）在英語教學中，人們普遍忽視社會文化能力的培養，認為英語教學的主要目的是語言知識的傳授，沒有把文化滲透和學生的語用能力相結合。

2000年10月，教育部高教司組織修訂的《高職教育英語課程教學基本要求》（試行）明確提出了“以實用為主，應用為目的”的教學目標。[1]新的基本要求體現了以下特點：（1）高職教育英語課程教學基本要求以高職人才培養目標為依據，突出語言實際應用能力的培養。（2）以培養學生實際應用語言的能力為目標，突出教學內容的實用性和針對性，將語言基礎能力與實際涉外交際能力的培養有機地結合起來，以滿足21世紀經濟發展對高職人才的要求。（3）為適應改革開放對涉外業務交際能力的需求，加強聽說能力的訓練以及加強學生語用能力的培養，已成為高職外語教學的當務之急。

高職學生學習英語是為了進行涉外交際，高職英語教學應加強學生語言應用能力的培養。但是，應用能力不但泛指應用語言的一般能力，更是指把語言運用到實際涉外交際環境中的能力。后者也可稱為“社會文化能力”。應用能力是社會文化能力的基礎，社會文化能力則是應用能力的最終表現。因此，高職英語教學應以社會文化能力的培養為最終目的。

實際上，社會文化能力的培養在英語教學的各個階段、各個層次上都可以進行，它存在于語言教學的各個環節。

首先，作為高職英語教學引領者的教師，要轉變教學觀念。

海姆斯（Hymes）曾說過，外語教學旨在引導學生“在什么時候該說話，什么時候不該說話，對誰在何時何地以何種方式談什么。”從這個意義上看，語言教學與文化教學、語言能力與文化能力是不可分離、相輔相成的。對英語學習者來說，學習英語既是為了掌握一種新的交際工具，也是為了學習和了解其他文化；從教師教學角度來看，教授一門語言同時也是在傳授一種文化。教師不能只顧教授語言知識，也不能教語音的只管教語音、教語法的只管教語法。英語教學“只有考慮到文化因素，我們才能全面地理解語言行為”（Crane，1981），才能更有效地交際。由此可見，我們必須從根本上更新教育觀念，把教學指導思想從“語言為本”向“以語言運用為本”轉變，以培養學生的語言應用能力為宗旨。

其次，教學模式也要作實質性的改革，具體描述如下：

以大綱為依據外語教師不能憑個人好惡予以取舍，而必須按大綱要求去做。要在仔細研究大綱，研究學習主體的入學水平、學習興趣、學習方法、個性差異等的基礎上準確施教。立足本校實際，加強集體備課，商定每一單元文化導入的內容、要求、重點、難點等。日常教學中適時融入介紹、告別、聚會、訪問等文化因素的講解，在不知不覺中讓學生領會“不僅要注意語言的準確性，還要重視語言運用的恰當性”，使其文化能力與語言能力同步提高。

課程設置及教材選擇課程設置應服從和服務于教學目標。高職院校大學英語教學既可以請外籍教師開設口語課、語言文化系列知識講座，也可根據自身的人才培養模式和目標嘗試開設一些輔修課，如“文化與交際”、“涉外禮儀”、“外企文化”等。這樣，既能培養學生的學習興趣，又能提高學生對不同文化的領悟力和接受程度。另外，教材不合適也會影響教學效果，阻礙學生社會文化能力的培養。因此，學校應選擇富含英美人實際交際中的“真實語料”的教材，在方便教師教語言的同時又能結合文化內涵展開教學活動。當然，教材內容應有一定的趣味性，使學生有持續的學習興趣和參與其中的樂趣，同時也要使學生覺得“易學”和“好用”。另外，高職外語教學中讀、寫、譯的學習重點應是涉外應用文，所以教學素材的選擇在著眼于典型性的同時，也應注重實用性。在教學過程中運用典型性、實用性、趣味性強的語言材料對學生進行職業文化的培養。

課堂教學英語課教學要注重對學生英語應用能力的訓練，運用多種方式增加課堂語言實踐活動，如role-play，groupdiscussion，pair-work，熱點話題辯論，實用文寫作等。要克服班級規模偏大、人數偏多的困難，實施教師為場外指導，學生為場上隊員的教學模式，使學生的語用能力得到最大程度的發揮。另外，針對不同課型的課堂教學，教師應有意識地加強學生的文化意識培養。比如口語訓練中，讓學生學會句式表達的同時，也要讓學生了解該語言適合的語境、包含的文化因素等，避免出現交際中的語用錯誤。因為缺乏文化背景知識的語用方面的錯誤，可能會引起嚴重的后果，聽者或許會認為是粗魯和惡意傷害的自然流露，從而導致交際失敗。[2]又如閱讀課中應加強風俗、文化、宗教等的介紹，因為現今教材的閱讀材料多取自英美國家，只有放在一定的社會環境、文化背景下，才能讓學生更好地領會其中的含義，增強語言功底。此外，在詞匯教學中也應注重文化介紹，因為詞匯中同樣也包含著極其豐富的各種文化信息。有些詞語因人們的生活環境、風俗習慣、歷史背景、心理特征等綜合起來的文化意識不同而在不同的語言中有著不同的內涵。如blue一詞，在英美人的眼里，除了顏色，還可代表心情憂郁；在中國，稱贊人家小孩的時候往往用“胖乎乎”這個詞，但英美人受社會文化影響認為“fat”是個貶義詞，因而不用“fat”而用“cute”。類似的例子很多，教師可以利用這些文化差異在詞匯教學中進行有意識的跨文化教育，培養和提高學生的社會文化能力。

考試項目的調整高職學生學習英語的最終目的是運用該語言進行成功的涉外交際。如果對學生語言學習的測試僅停留在知識點的考查上，那么最終導致學生只會用紙筆交流，掌握的只是用規則硬套的啞巴英語。因此，我們應提供多種測試途徑（聽、說、讀、寫），設置不同的語言環境，考查學生實際語言運用的恰當性和應對變化的靈活性，使語言學習真正為語言交際服務。

英語教師培訓正如前面所提到的，高職英語的師資力量相對薄弱，教學方法的墨守成規和師資隊伍的年輕化是兩個最大的問題。許多英語教師自身就缺乏對語言所包含的文化信息的廣泛了解。因此，一方面教師本人應及時“充電”，進修專業知識、提高學歷；另一方面，高職院校應為英語教師創造更多的培訓機會，讓教師走出國門，感受英美國家的語言及文化環境。教師要具有較高的專業素養，才能在培養學生的社會文化能力時起到指導作用。

第二課堂社會文化能力的培養不僅限于課堂上進行，而且還可以充分利用其他渠道。例如，課余利用英語廣播電臺播放原汁原味的英語新聞、英語歌曲，或利用多媒體電教設備播放一些原版的影碟，這樣既能培養學生學英語的興趣，又可讓學生對異國的生活習俗、風土人情等方面有直觀的感性認識。還可以請一些外籍人士與學生定期開展交流活動，或以講座形式向學生介紹國外的社會生活風貌等。通過這些方法獲得的文化背景知識更容易讓學生領會、掌握，從而培養了學生的社會文化能力。

再次，要明確語言教學與文化能力培養之間的關系。

當然，高職英語教學中不能因重視文化教學而忽視語言教學。我們應權衡學生水平、人才培養目標及教材內容等方面因素，處理好兩者的關系：第一，文化教學是為了加強而不是削弱語言教學，是為補充語言教學的不足，而不是取代語言教學。第二，要明確語言教學的范疇。就一個國家文化而言，有主次之分。全盤講授，一難于做到，二會使學生無所適從，最終不利于學生社會文化能力的培養，故應有所選擇地講授。第三，語言和文化是隨著社會發展而發展的。所以在文化教學中應用發展的眼光看待問題，不能嚴格遵守文化規約，這也意味著教師要與時俱進。21世紀，社會發展必將使跨越不同文化的交流愈加頻繁。因此，在高職英語教學過程中，培養學生實際的涉外交際能力是最終目的。我們應在打穩、夯實語言基礎的同時多渠道地培養學生的社會文化能力，從而促進不同語言、文化間的和諧交流與溝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