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與生態論文匯總十篇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環境與生態論文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2環境監測評價在生態環境改善中具有的主要作用

2.1對生態環境現狀進行評價

2.1.1土地資源被破壞

當前，由于受到植被被破壞、土地沙化嚴重以及礦業過度開采等因素的影響，土地資源破壞情況比較嚴重，對生態環境造成了破壞。比如，在對煤炭進行開采的過程中，由于對環境保護不夠重視，所以經常會對周圍的環境造成破壞，導致土地的土壤成分結構失衡，不再適合植被生長，進而造成破壞。在對林木進行砍伐的過程中同樣如此，大部分人員只重視眼前利益而不重視長遠、持續發展，濫砍濫伐，最終導致植被被大量破壞，土地沙化嚴重，破壞了原有生態環境。

2.1.2水資源被污染

水污染已經成為當前環境污染中最重要的問題之一。水污染不僅會對生態環境造成破壞，還會對人們的身體健康造成嚴重危害，導致一系列疾病的出現，對人類社會的持續發展具有較為嚴重的負面影響。而導致水污染問題出現的原因主要有兩點，一是農藥殘留，二是生產企業廢水不達標排放。

2.1.3大氣污染

大氣污染是導致全球氣候變暖以及近年來空氣PM不斷升高的主要原因，其不僅會對生物的正常生長造成影響，還會對人們的身體健康造成較為嚴重的影響，危害比較大，是當前全球所面臨的環境污染的主要問題。而導致大氣污染問題出現的原因主要與兩方面有關，一方面是生產企業的廢氣不達標排放，另一方面是因為汽車數量增多，尾氣排放量增加。

2.2對生態環境進行改善

2.2.1對土地資源破壞區域進行綜合治理

為了能夠有效改善生態環境，就需要對土地資源被破壞的區域進行綜合治理，在控制土地資源破壞情況惡化的同時通過綜合治理來進一步改善生態環境。比如，在對沙化土地進行治理的過程中，就可以通過逐漸提升綠化面積和逐步改善土壤成分的方式來對生態環境進行改善。在對礦業污染區生態環境進行改善的過程中，可以通過修建地下污水沉淀處理池和提高綠化鋪蓋面積的方式對礦業開采，尤其是煤礦開采對生態環境的影響進行有效改善。

2.2.2對廢氣、廢水排放進行控制

當前水資源污染和大氣污染問題比較嚴重，對生態環境造成了較為嚴重的破壞，因此，為了能夠有效解決該問題，對生態環境進行有效改善，就需要對作為主要污染源之一的生產企業的廢水和廢氣排放進行嚴格控制。在生產企業廢水廢氣排放的過程中，應該嚴格要求企業廢水廢氣達標排放，如果發現違規排放企業，則要嚴格按照相關法律法規對其進行判罰，并要求其對自身所造成影響進行挽回，以此對廢水廢氣的排放量進行嚴格控制。

2.2.3做好綠化和廢棄土地再利用

在有必要的情況下，實施封山育林政策，采取植草、人工造林等方式不斷提高我國的綠化面積，提高地表涵養水源、保持水土的能力，以此來對生態環境進行有效改善。同時，還應該加強對沙化土地和礦區土地的再利用效率，通過重新開墾和覆蓋生命力旺盛的植被等方式不斷改善土地土壤，最終達到提高植被覆蓋面積、改善生態環境的目的。

3環境監測評價在綠色產業發展中具有的重要作用

在對綠色產業進行發展的過程中，環境監測評價是其基礎保障，只有做好環境監測評價工作，才能夠更好地推動綠色產業的發展。

3.1環境監測評價是綠色產業發展的基礎

環境監測評價是確保綠色產業能夠得到健康發展的基礎保障，因此，在發展綠色產業的過程中一定要對環境監測評價引起足夠重視。首先，在綠色產業開始進行發展的初期階段，就應該通過環境監測評價對產業基地以及產業自身發展的環境質量標準進行精確判斷，判斷其是否符合綠色產業發展需求，并以此為基礎對綠色產業的發展目標和發展策略進行有效制定。其次，在綠色產業發展和生產過程中，也需要合理利用環境監測評價對產業的生產過程是否符合綠色產業發展需求，是否會對環境造成污染和破壞進行判斷；同時，在此過程中利用環境監測評價，還能夠對產品原料的來源地和來源途徑進行有效分析，對其是否滿足綠色產業生產要求進行判斷，避免因為生產原料問題而對綠色產業的發展造成影響，確保綠色產品的生產質量。

3.2有效推動綠色產業的發展

在綠色產業發展過程中，環境監測評價所起到的推動作用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通過環境監測評價，能夠對綠色產業中的基地管理和原料質量進行嚴格控制，使其能夠滿足綠色產業發展需求，而不會出現污染環境等問題。在此過程中，通過環境監測評價能夠對基地管理方的管理行為進行有效約束，使其在管理過程中能夠制定切實有效的綠色發展計劃，對農藥、肥料以及獸藥等可能影響綠色產業發展的藥物進行有效控制。同時，其還能進一步促進生物防治技術和綠色生產技術的發展，全面推動綠色產業的進步和完善。

（2）在綠色產業的發展過程中，通過環境監測評價能夠對產業發展對自然環境和生態環境的影響進行有效控制。在綠色產業發展的過程中，除了要生產無公害、健康產品，持續拉動經濟的增長，還應該擔負起恢復自然環境和改善生態環境的重任。因此，在產業發展的過程中，一定要制定相應的自然和生態環境保護對策，比如，在產業發展過程中要擴大地方綠色植被覆蓋面積，要對地方的物種多樣性進行維護，要對地方的自然環境和空氣環境進行有效改善等。而以上這些，對環境監測評價都具有一定的依賴性。

（3）確保綠色產業的產品質量。確保綠色產業所生產的產品質量能夠滿足綠色產業發展需求，是綠色產業發展的重中之重，而要想對綠色產品的質量進行有效保障，最佳方式就是在綠色產業發展過程中對環境監測評價進行合理利用。首先，通過綠色評價對綠色產業基地和原料質量進行嚴格監測，確保其能夠滿足綠色產業發展需求，尤其是原料質量，務必確保其達標之后方能投入生產。其次，通過環境監測評價對產品生產過程進行嚴格監督，嚴格要求其按照相關規定進行生產，不能對環境造成破壞，也不能使其對人們的身體健康造成威脅，確保產品的質量符合要求。

篇（2）

(1)水資源可持續利用原則。在制定流域水量分配方案時首先應以流域水資源對區域經濟發展和生態環境的支撐能力為約束條件，在保證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同時確保流域生態環境良性發展，從而實現流域經濟社會發展和水資源持續利用的和諧共贏。

(2)責、權、利相統一原則。水量分配中責、權、利的主體均應為上游各縣(市)政府。保護當地水資源和保證下泄水的數量和質量是當地政府的責任，使用自產水量是當地政府的權力，分配各地區的水量實現經濟社會的發展是當地政府的利益。

(3)公平兼顧效率的原則。分配方案既要體現用水公平，尊重歷史，維護各縣(市)已有的利益，同時也要充分提高水資源的利用效率，對未來新增加的水資源需求量，分配時應側重考慮各主體的用水效率，做到公平與效率并重。

2晉江流域生態環境保護補償機制

流域生態環境保護補償機制以保護流域水資源和生態環境、促進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為目的，根據水資源的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價值與水資源經濟價值，運用行政和市場手段，調節水資源保護利益相關者之間的利益關系［5］。近幾年來，為保障晉江流域的生態安全、保證流域水資源的可持續利用，經濟相對貧困、生態相對脆弱的流域上游縣(市)大力開展生態建設和環境保護，但存在著與大力發展經濟之間的突出矛盾。因此，基于流域水量分配方案建立晉江流域上下游水資源生態保護補償機制，實施晉江市政府及下游受益區對流域上游地區的補償機制，對于理順流域上下游之間的生態關系和利益關系，加快上游地區經濟社會發展并有效保護流域上游的生態環境，從而促進全流域的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2．1上游生態系統服務價值的計算

生態系統服務功能是指生態系統與生態過程所形成及所維持的人類生存的自然環境條件與效用。生態服務功能價值評估主要是針對生態保護或者環境友好型的生產經營方式所產生的水土保持、水源涵養、氣候調節、生物多樣性保護、景觀美化等生態服務功能價值進行綜合評估與核算。國際上評價生態系統的服務價值的通用做法是通過統計分析，評價主要的生態系統功能和生態系統效益的價值。中國生態系統單位面積生態服務價值。

篇（3）

近半個世紀以來，華北[1]生態環境的變遷逐漸引起了學術界的重視，一些學者從歷史地理的角度，對本地區森林的分布與破壞、河流上中游的水土流失、下游河道變化以及平原地區湖泊淤廢等一系列重要問題，展開了卓有成效的探討，為這一地區的生態變遷史提供了良好的基礎。迄止，關于先秦時代這一地區的野生動物種群及其分布的歷史變化，考古學和動物學界已有一些學者作過甚有成績的探討，而對此后的情形雖有若干片斷論說，但專門系統的研究則仍然缺乏[2]。

華北野生動物種類、種群數量與地理分布的歷史變化過程，很有必要作為一個專門課題加隕釗胩教鄭夥淺S兄諼頤僑嬡鮮兜鋇氐納淝ㄊ貳U饈且蛭諞桓鋈范ǖ牡乩砬蛑校吧鎦擲嗉捌渲秩菏康謀浠喚鍪粲諫淝ǖ囊桓鮒匾矯媯乙彩嵌隕淝ǖ淖芴宸從場2還勻喚韁卸锏鬧擲嗉倍啵頤俏薹?也無必要)一一加以考述，比較可取的做法是選擇那些具有生態標志性的動物、特別是與人類關系曾較密切的大型經濟動物作重點考察。恰好，關于這些動物歷代記載較多，考古資料也較為豐富，這使我們有可能對它們進行較為具體的歷史研究。

鹿類動物[3]，是大型陸地野生食草動物的典型種類，也是重要的經濟動物。在歷史上，鹿類曾對華北居民的經濟生活產生了非常重要的；反過來說，華北地區鹿類種群數量與分布區域的歷史變化，乃是當地人類活動改變生態環境的直接后果之一，是這一地區生態環境變遷的重要歷史表征。本文盡量匯集各類文獻中的零碎記載，對中古即公元3—9世紀華北地區的鹿類動物及其分布情況作較為詳細的考述，并對其所反映的若干生態史問題稍作推論，為開展對華北生態史的綜合研究整理一點基礎資料[4]。

一、中古以前華北的鹿類

為更好地說明鹿類動物與生態變遷的關系，我們先來追述一下中古以前的情況。

在農耕和畜牧出現之前，由于人口十分稀少，技術能力極其低下，采集、捕獵經濟活動對環境的干擾還十分微弱，華北生態系統基本處于原始狀態，各種野生動物的棲息環境尚未受到破壞。因此，遠古時代這一地區分布著種類眾多、數量巨大的大型野生動物，甚至還有犀、象等后來只分布于熱帶地區的動物活動[5]。其中，鹿類動物是一個最為龐大的家族，也是當地原始居民的主要捕獵對象和食物來源之一。新石器時代的華北雖然已有了原始的農業和畜牧業，但捕獵野生動物仍為當地居民謀取食物的主要方式之一，而鹿類動物仍是他們最重要的肉食來源。這一情況，已為大量考古實物資料所充分證明。

袁靖曾“比較全面地收集了目前所知的我國各個地區新石器時代的54個遺址或文化層中出土的動物骨骼資料，并對它們按家養動物和野生動物分別進行了統計和”。根據他的研究，這些遺址(年代約在距今10000年至4000年之間)中所出土的野生動物骨骼，主要集中在梅花鹿、麋鹿、獐等鹿科動物[6]。筆者據其文附表資料統計，屬本文討論范圍內(袁文分列為黃河中上游地區和黃淮地區)的35個遺址或文化層所出土的野生動物骨骼中，鹿類骨骼的數量居于絕對多數[7]，一些遺址所出土的鹿類骨骼數量很大，比如陜西臨潼姜寨遺址一、二、四、五期文化層共出土有167具，白家遺址出土有218具；安徽濉溪石山子遺址出土數量更多達353具；山東泗水縣尹家城遺址也出土有125具之多。這些事實說明，新石器時代鹿類動物在華北的分布十分普遍，并且種群數量之大應居于陸地大型野生動物之首。

到了商周時期，黃河中下游的農牧業已取得一定，但人口仍然稀少，土地開墾尚不甚廣，包括鹿類在內的各種野生動物，仍有廣袤的蒿萊叢林和遼闊的湖沼草澤可供棲息繁衍，因之彼時華北地區的各種鹿類種群數量眾多，其中麋(即俗稱的四不象)的數量最為龐大。

商代的情形，甲骨卜辭的記載可以說明。根據這些記載我們看到：在當時，捕獵野獸仍為重要的經濟活動，卜辭中關于“麋擒”、“逐鹿”、“射鹿”、“獲鹿”、“畫鹿”、“獲獐”之類的文字相當之多，可知鹿類仍是最重要的捕獵對象。據研究者統計，見于現有甲骨卜辭中的鹿類獵獲數量，僅武丁時期就達2000頭之多[8]，每次捕獵常常所獲甚豐，獵獲的鹿類常在百頭以上，其中有一次“獲麋”的數量竟多達451頭[9]！殷墟動物骨骸出土情況證實了甲骨卜辭記載的真實性。根據古生物學家的鑒定和統計，殷墟出土的野生哺乳動物骨骸，千數以上者有腫面豬、圣水牛和麋，獐和梅花鹿的數量也在百數以上[10]。這些無疑反映：當時安陽及其附近地區的鹿類種群數量眾多，分布密度相當高。否則，以當時的狩獵技術條件，捕獲如此眾多的鹿類是不可想象的。

至西周初期，這種情況似乎仍無太大變化，《逸周書·世俘解》中有一條材料記載說：

武王狩(發生在武王伐紂之后不久，在殷都附近進行)，禽虎二十有二，貓二，麋五千二百三十五，犀十有二，氂七百二十有一，熊百五十有一，羆百一十有八，豕三百五十有二，貉十有八，麈十有六，麝五十，麇三十，鹿三千五百有八[11]。

這可能是一次動用大批軍隊而進行的大規模圍獵活動，一共獵獲13種野獸計10235頭，其中包括麋、麈(鹿群中之雄性頭鹿)、麝、麇(即獐)和鹿(應主要為梅花鹿)等在內的鹿類動物8839頭，占全部獵物數量的76.5%；而麋又占鹿類之中的大多數(超過59%)。盡管《逸周書》是否為信史，歷來史家均有懷疑，這段文字所載是否確實也不得而知；但其所反映的情況，在相當程度上是合乎情理的[12]。

自西周至春秋時代，華北平川草澤地區仍有大量的麋鹿棲息繁衍，山丘林地中也是獐、鹿成群。《詩經》的記頌反映：當時許多地區仍有廣闊的“町疃鹿場”[13]，到處有“呦呦鹿鳴”，成群的鹿覓食徜徉于蘋、蒿草叢之中[14]；行人在林野發現死獐、鹿的現象時有發生[15]。其它文獻也有相似的記載，如《史記》卷4《周本紀》有云：“麋鹿在牧，蜚鴻滿野。”雖是一種比喻，但也反映了當時郊外多麋鹿的事實；在春秋時期，有些地方甚至仍然麋多成災[16]。因此之故，在當時鹿類的遇見率仍相當高。據《春秋左傳》“魯宣公十二年”記載，在晉、楚邲之戰(戰場約在今河南鄭州、滎陽一帶)期間的某一日，參戰士兵曾兩次遇見了麋(一次有麋六頭)，且有捕獲。這些事實說明，在當時，鹿類特別是麋鹿，仍是常見的動物。

但是，自戰國以后，華北地區人口有了很大的增加，同時由于鐵器和牛耕的逐步推廣，耕墾技術能力大大提高，廣袤的叢林草萊不斷被墾辟為農田，這使得野生動物的棲息地不斷縮小，鹿類的種群數量也不斷減少。因此，雖然戰國秦漢文獻中仍不時有關于鹿類的記載，但鹿群的數量已遠不能與以前相比。從文獻所反映的情況來看，習慣于沼澤濕地的麋，在秦漢時代已少見蹤跡；其它梅花鹿、獐等等，也逐漸由平原向山區退避。所以戰國秦漢文獻所顯示的鹿類遇見與捕獲概率已遠低于春秋以前，東部平原地區則基本不見有捕獵鹿類的記載。這些正是戰國以來華北地區的生態環境，由于農業的高度發展而發生了顯著變化的反映。

不過，直到中古時代，華北地區的人口密度畢竟不象晚近時代那樣高，生態環境破壞也不似近數個世紀這樣嚴重。根據各類文獻的記載，我們可以看到：當時本區域的許多地方，特別是在西部山區，仍有大面積的樹木叢林；東部平原地區還有一些水面廣闊的湖沼澤地[17]。這些都給大型野生動物保留了一定的棲息場所。因此，在中古時期，華北各地山嶺叢林之中仍有成群的獐、梅花鹿、麝等鹿類動物活動；麋也并未絕跡，在河流和沼澤附近，偶爾還可見其蹤跡。在歷次戰亂和人口銳減時期，比如魏晉北朝時期，由于土地荒蕪，草莽復生，包括鹿類在內的各種野生動物，雖不及春秋以前那樣數量眾多，但較之兩漢時期似乎有所增加。二、中古華北的主要鹿種及其分布

關于中古華北鹿類的直接記載雖然不少，但資料極為零碎，并且對于鹿類的種屬時常記載模糊，敘述起來相當困難，更無法從統計學上作出數量說明。在此，我們僅根據有關資料，就主要鹿類種群及其分布情況作些描述。

根據現有資料，我們大體可以分辨出，當時這一地區的主要鹿類有梅花鹿、麝、獐和少量的麋。至于其它屬種，則無法斷定。

1、梅花鹿梅花鹿（學名C.Nippon），古文獻中或作斑鹿，可能是中古華北分布最廣的鹿種，大抵各地丘陵山區多樹木叢林之處，都有梅花鹿的出沒。它的分布區域，可以根據當時文獻中關于白鹿的記載來加以推斷。

動物學表明，所謂白鹿，不過是梅花鹿隱性白花基因的表現型，是一種罕見的變異現象，發生機率極小。因此，有白鹿出現的地區，必定有梅花鹿的生息，而且其種群數量還極有可能是相當大的[18]。

從很早的開始，古人就以白鹿出現為“祥瑞”，因帝王圣明仁德所感而至。《宋書》卷28《符瑞》中說：“白鹿，王者明惠及下則至。”因之，地方一旦發現有白鹿出現，必定要報知朝廷，捕捉到了以后都要上獻皇帝，至晚從漢代開始，這已形成了一種慣例[19]。以白鹿出現為“祥瑞”的觀念，是虛妄的；但史書關于白鹿出現的記載，一般來說是真實可信的。因為在大多數情況下，地方官員已將捕獲的白鹿上獻給了朝廷，所以史書才記載了下來。當然，也不能完全排除有讒諛之臣謊報的情況。因此，我們可以根據有關記載，推知當時梅花鹿的種群分布情況。

魏晉南北朝文獻關于白鹿出現的記載，主要見于《宋書》和《魏書》。《宋書》卷28《符瑞》中所載，可確認屬于本區者共11次，時間起于曹魏文帝黃初元年（公元220年）、終于劉宋后廢帝元徽三年（公元475年）。其中言“獻”者6次、言“見”者2次、言“聞”者3次。至于出現地點，該書稱黃初元年有19個郡國上言白鹿出現，令人懷疑，（很可能是因其年曹丕廢漢建魏、即位稱帝，地方州縣為了獻媚，故而編造此種“祥瑞”上報，表示曹氏篡漢是“上應天命”。）其余10次，分別見于扶風雍縣、天水西縣、東莞莒縣岣峨山、文鄉縣、譙郡蘄縣、彭城縣、徐州濟陰縣、雍州武建縣、梁州和郁州；《魏書》卷112下《靈徵志》下所載，可確認在本區范圍內者有22次，時間起自北魏道武帝天興四年（公元401年），終于東魏孝靜帝武定元年（公元543年），其稱“獻”、“獲”或“送”者，共17次，稱“見”者5次。除一次出現地點不詳者，其余分別見于魏郡斥丘縣、建興郡、定州、樂陵、代郡倒刺山、相州、洛州、京師（平城）西苑、秦州（2次）、青州、司州（4次）、荊州[20]、平州、齊州、濟州、徐州和兗州。

關于隋唐時期白鹿出現，《隋書》和兩《唐書》沒有集中的記載，《冊府元龜》則記載有13次，其地點分別在華池之萬壽原、驪山、麟州、沂州、九成宮之冷泉谷、濟州、潞州、皇家禁苑(2次)、華山大羅東南峰駕鶴嶺、皇家閑廄試馬殿、亳州、同州沙苑監，以關中居多[21]。

根據上述記載可知：在中古華北，許多州郡都曾有白鹿出現，而以多丘陵山地的州郡較為頻繁；處于黃淮海平原的諸州郡也時見報道。由于京畿附近常禁民間私獵，而皇家苑囿往往養有數量不小的鹿群，因此，白鹿較多出現于這些地方。這些事實說明，梅花鹿在當時這一地區曾有相當廣泛的分布，在丘陵山地較多的地方和京畿附近，梅花鹿的種群數量較大，分布密度較高；東部平原地帶也有不少分布。

2、麝中古華北的另一重要鹿種是麝（學名Moschusspp.）。在我國，麝有兩種，即馬麝(學名Moschuschrysogaster)和原麝(學名Moschusmoschiferus)。著名的香料——麝香，系麝的包皮腺分泌物，是一種具有強烈芳香氣味的外激素，為世界三大動物香料之一(其它兩種分別來自靈貓和河貍)。在中藥學里，麝香是一種非常重要的藥材。據現代藥學研究，麝香對人的中樞神經有興奮作用，能興奮呼吸中樞和血管舒縮中樞，中醫用于急熱性病人的虛脫，中風昏迷和小兒驚厥等癥，療效顯著。

因《大唐六典》、《通典》、《新唐書》和《元和郡縣圖志》等保存有較詳備的唐代各地土貢麝和麝香的資料[22]，故不需太費力氣，我們就可以比較清楚地確定當時麝的主要分布區域。據《通典》記載，在唐代，麝香被制成顆粒，諸州上貢數量自10顆至30顆不等[23]。當時除華北州郡貢麝香外，南方各地特別是山南、劍南也大量土貢麝香，說明麝香在當時是一種大量需用的藥用香料，頗疑與唐代上層、特別是皇室多患“風疾”有關(“風疾”將另文討論)。至于直接貢麝，大約是供皇家苑囿豢養并取麝香之用。

根據《新唐書·地理志》的記載，唐代貢麝和麝香的州郡，屬于本區（或部分屬本區范圍內）的有共有22郡，其中貢麝的有同州馮翊郡、慶州順化郡、丹州咸寧郡、延州延安郡、靈州靈武郡、虢州弘農郡，貢麝香的有商州上洛郡、嵐州樓煩郡、忻州定襄郡、代州雁門郡、媯州媯川郡、檀州密云郡、營州柳城郡、河州安昌郡、渭州隴西郡、蘭州金城郡、階州武都郡、洮州臨洮郡、廓州寧塞郡、疊州合州郡、宕州懷道郡、甘州張掖郡。

一般說來，能上貢麝或麝香的地區，即有麝的棲息。由以上記載可知，唐代在燕山——太行山一線以西以北、青藏高原以東的許多州郡土貢麝香或者麝，甚至距長安不遠的同州亦以麝香稱貢，說明這些地區均有麝的活動棲息。但黃河下游州郡，則不見有貢麝香的記載，說明唐代麝在那些地方很少分布或沒有分布。考慮到麝的生活習性特別是食性，東部地區可能一向不曾有過大群的麝。

3、獐獐，古文獻亦稱麇（學名Hydropotesinermis），也是中古華北的重要鹿種。相比較而言，獐不象梅花鹿具有較高的觀賞價值并能夠提供珍貴的鹿茸，亦不似麝是麝香的主要來源，因此它在古代的聲望不及于后二者。不過，獐乃為當時重要的捕獵對象和重要的野味肉食來源，分布區域也相當廣泛。在古代，獐的隱白基因表現型——白獐，也被視作一種吉祥物，史家謂：“白獐，王者刑罰理則至。”[24]即白獐的出現，是帝王施行刑罰平正公允、合乎法度的一種自然感應。因此，地方發現白獐出現都要報知朝廷；如果捕獲白獐，也必定上獻。我們從《宋書》、《魏書》及《冊府元龜》中找到與本區有關的記載共27次。具體情況如下：

《宋書》卷28《符瑞》中載有17次，其中言“獻”者12次、“見”4次、“聞”1次，時間起自曹魏文帝黃初元年（220年），終于劉宋明帝泰始五年（469年）；除1處記載稱19個郡國上言白獐出現不可靠（理由見上文）外，其余記載所涉及的地區有：瑯邪、魏郡、義陽、汲郡、梁郡、汝陽武津、東萊黃縣、馬頭（屬豫州）、濟陰、東萊曲城縣、濟北、南陽（3次）、北海都昌、汝陰樓煩；

《魏書》卷112下《靈徵志》記載有7次，6次言“獻”、1次稱“見”，時間起自北魏明帝永興四年（412年），止于東魏孝靜帝武定七年（549年），出現的地區分別是章安、懷州、豫州、華州、徐州（2次）和瀛州；

《冊府元龜》卷24《帝王部·符瑞》三記有3次，2次言“見”、1次稱“獻”，分別為唐玄宗開元十二年（724年，豫州）、十五年（海州）和德宗貞元十二年（796年，許州）。

據以上記載可知，當時白獐基本出現于本地區的東部，太行山脈以西則很少見，這似乎表明當時獐主要分布在本區東部。這是由于史料記載缺失，抑或實際情況即如此，尚須進一步考證。從我們所搜集到的資料看，至少關中地區還棲息有一定數量的獐，例如唐文宗開成四年四月，“有獐出于太廟，獲之。”[25]這或可認為是從禁苑中逃逸出來的，不能算作自然分布。但孫思勰也曾提到：岐州有上等的獐骨和獐髓，可以入貢[26]。不過，喜于溪河水際活動是獐的生活習性，只要其它條件具備，東部濕潤多水區域更適合它的棲息。這樣看來，當時本區東部獐的分布較多，故白獐出現亦以東部居多，似也合乎情理。

4、麋比較麻煩的是麋（學名Elaphurusdavidianus）。如前所言，在遠古至于春秋時代，麋鹿曾是東部湖沼草澤地區的優勢鹿種，種群數量十分龐大。但是，隨著土地不斷被墾辟，自戰國秦漢以后，這一地區的麋鹿日益稀見，在諸鹿之中，其種群數量和分布區域減縮最為明顯，以至一些學者曾認為：西漢以后麋已在這一地區絕跡。[27]雖然事實并非如此，但至晚近時代，麋不但在華北、甚至在整個中國都逐漸完全絕跡，清代晚期僅北京南郊皇家苑囿中尚有少數豢養，八國聯國攻進北京后，竟被洗劫一空，致使中國麋種斷絕。直到20世紀80年代，始由英國烏邦寺公園引返其種，現于江蘇沿海地區辟有麋鹿飼養場。在中古時代，麋在華北地區的分布已經很少，不過并未絕跡，北魏道武帝天興五年（402年）曾發生過一場天災，史稱“是歲天下牛死者十七八，麋、鹿亦多死。”[28]可見當時華北地區還有麋分布。因此，我們從一些零碎的資料中，尚可約略尋覓到麋在本區活動的蹤跡。

首先，在華北北部邊緣草原地帶水源豐富之處，似乎還有些麋群活動。例如《魏書》卷28《古弼傳》載：公元444年，魏帝復畋于山北，“大獲麋鹿數千頭，詔尚書發車牛五百乘以運之”。如文中“麋鹿”乃指麋一種，則那里的麋鹿種群仍甚不小；若是“麋、鹿”兩種的合記，則當地至少也還有麋的活動。無獨有偶，唐·張讀《宣室志》卷8記載說：僑居雁門的林景玄“以騎射畋獵為己任”，“嘗與其從數十輩馳健馬，執弓矢兵杖，臂隼牽犬，俱獵于田野間，得麋、鹿、狐、兔甚多”，表明今山西北部地區尚有麋的存在。此外，位于隴右道廓州化城縣東北七十里的扶延山中，也“多麋鹿”[29]。

內地亦見有麋的記載。如虢州、鄧州、濟源等地在唐代還有麋棲息。《新唐書》卷215《突厥》上云：“虢州負山多麇麋，有射獵之娛。”[30]同書卷162《呂元膺傳》也說：“東畿西南通鄧、虢，川谷曠深，多麋鹿……。”至于濟源地區，初唐人王績稱其居住河、濟之間時，“親黨之際，皆以山麋野鹿相畜。”[31]今山東高密、江蘇洪澤湖一帶，在唐代也有麋群棲息。前者見于《元和郡縣圖志》的明確記載[32]，后者則在《千金翼方》有所反映[33]。

由此可見，直到唐代，華北一些地方尚有麋活動，只是其種群數量遠不能與先秦以前相比，活動區域也極為有限，與同時代的梅花鹿、麝和獐相比，數量也要少得多。這自然是因為原先最適于麋生息的東部平原沼澤地帶，此時已變為農耕的中心區域，各地湖沼草澤雖未至全部淤廢，但可供麋棲身之處已經不甚廣；雖然山區川谷溪澗也適于麋鹿生息，但畢竟不能容納很大的種群。三、中古華北的獵鹿和鹿產品利用

以上根據各類的記載，對中古華北主要的鹿類種群及其分布情況進行了梳理，試圖說明當時這一地區尚有種群數量相當可觀的鹿類資源。為了進一步證實上述意見，以下再對中華北的獵鹿和鹿產品利用情況略作敘述。

中古文獻關于華北地區獵鹿的記載甚為不少，不過主要集中在太行山——豫西山地以西地區。為方便起見，我們最好分區述說。

1、北部沿邊地帶華北北部沿邊是草原地帶或者毗鄰草原，那里的野生動物資源較之內地遠為豐富，故射獵活動亦比內地頻繁。

文獻反映，在北魏前期，都城平城以北地區、特別是今陰山一帶，是鹿類及其它野獸棲息的淵藪，為獲得充足的生活資源，當地居民經常性地進行大小規模的圍獵活動，狩獵業甚至是北魏前期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大規模狩獵活動經常性地進行，魏王也常親自出馬。黎虎根據《魏書》統計：北魏前期5帝在位的85年間，共計出獵67次，平均每1年零3個月即出獵1次[34]，每次圍獵都是收獲甚豐。如公元413年，北魏明帝拓拔嗣“西幸五原，較獵于骨羅山，獲獸十萬。”[35]鹿類動物乃是最重要的圍捕對象；《魏書》卷4上《世祖太武帝紀》更稱：“神麚四年(公元431年)冬十一月丙辰，北部敕勒莫弗庫若于帥所部數萬騎，驅鹿數百萬，詣行在所，帝因而大狩以賜從者……。”雖然這一記載可能有較大夸張成分，但即使沒有數百萬而只有數十萬，其場面也是極為壯觀的；同書卷28《古弼傳》又載：公元444年，魏帝復畋于山北，“大獲麋鹿數千頭，詔尚書發車牛五百乘以運之。”一次圍獵活動能有如此大的鹿類捕獲量，對于今人來說，是無法想象的，說明狩獵地區的鹿類種群數量十分龐大驚人。鄂爾多斯沙漠南部地區，也有大量鹿群活動，獵鹿活動也是經常性的。北周時期，宇文憲之子宇文貴年方十一年，“從憲獵于鹽州(今陜西定邊一帶)，一圍中手射野馬及鹿一十有五。”[36]也許這段記載有夸張成分，但如非當地有很大的野生動物種群，以一持弓小兒，在一次圍獵中即能射得野馬及鹿十余頭，無異于天方夜譚，史書中也不能出現這樣的記載。在幽州地區，鹿類動物也是重要的捕獵對象，當地甚至有人以驢子馱運鹿脯南下至滄州販賣[37]。直到唐代，文獻之中仍多記載北邊地區的弋獵之事，比如張讀《宣室志》卷8即記載有數事。其一云：振武軍都將王含之母金氏“常馳健馬，臂弓腰矢，入深山，取熊、鹿、狐、兔，殺獲甚多。”又云：僑居雁門的林景玄“以騎射畋獵為己任”，“嘗與其從數十輩馳健馬，執弓矢兵杖，臂隼牽犬，俱獵于田野間，得麋、鹿、狐、兔甚多。”如此之類，不能俱引。正因為這些地區鹿類資源豐富，當地人們獵鹿活動頻繁，唐代所在地區的諸州郡有多種鹿產品上貢朝廷，除上文所列麝香之外，靈州、薊州貢有鹿角膠，勝州、麟州貢鹿角，會州貢有鹿舌、鹿尾等等。

2、關中地區關中地區的鹿類資源一向較為豐富，由于一些王朝曾在關中設置禁苑豢養鹿類，所以當地的鹿類有不少實際上處于半馴化狀態。在唐代，關中地區的鹿類資源仍然相當豐富，盧綸《早春歸周至舊居卻寄耿拾遺湋李校書端》詩就曾提到周至一帶“野日初晴麥垅分，竹園相接鹿成群”的景象[38]；當時文獻中甚至不時出現關于鹿類進入京城街市、太廟乃至直入皇宮殿門的記載，說明在隋唐時期的關中甚至長安城附近，鹿類的遇見率還相當高[39]。這可能因為當時國家對畿內百姓的捕獵頗多禁令，故鹿群可以相當自由地活動。盡管在當時民間獵鹿受到禁止，但皇帝和王公貴族則時常縱獵于荒郊曠野、射鹿娛樂，這些在當時的詩文中多有記頌，毋須具引。

3、秦嶺東部—豫西山地隋唐，在秦嶺東部——豫西熊耳山、伏牛山和崤山地區,即自洛陽往西南的鄧、虢、商等州，都有很多鹿群分布，獵鹿活動亦相當頻繁，史書記載頗多。例如唐初突厥可汗頡利歸降后，常郁郁不樂，太宗為順其物性，打算任命他做虢州刺史，因為“虢州負山多麇麋,有射獵之娛”[40]；有時皇帝也帶著大批人馬前往這一地區狩獵射鹿，如《冊府元龜》卷115《帝王部·搜狩》載：“(唐高宗)龍朔元年（661年）冬十月，狩于陸渾縣；戊辰，較獵于韭山，上自射禽獸，獲鹿及雉兔數十，令代官廚應烹之羊，盡放令長生焉。”直至中晚唐時期，鄧、虢一帶仍是鹿類眾多，許多山民不事耕種，專以射獵為生，號稱“山棚”，“山棚”常將獵獲的鹿負載入市鬻賣[41]。商州地區的射麝活動，在唐詩中有不少詠頌，如張祜《寄題商洛王隱居》曾提到當地逸人野老“隨風收野蜜，尋麝采生香”的隱居生活[42]；有些村落乃因居民多事獵麝而被稱為“采麝村”[43]；由于朝廷土貢所迫，商州一帶不少百姓直至垂白之年仍不能結束獵麝生涯，曹松在《商山》一詩中說：“垂白商于原下住，兒孫共死一身忙，木弓未得長離手，猶與官家射麝香”[44]。

4、太行山區南部太行山南部東西兩側在中古時期也曾是獵鹿的好去處。東側的鄴郡一帶鹿類甚多，獵鹿之事時見記載。魏文帝曹丕與其族兄之子曹丹出獵，“終日獲獐、鹿九，雉、兔三十(它書皆引作二十)。”[45]在當時的工具條件下，如果沒有較大鹿群存在，以數人出獵一天即能獵獲九頭獐、鹿，是不可能的。實際上，曹魏時期，國家曾在這一地區設置了大型苑囿，禁止民間獵鹿，致使滎陽周圍鹿群成災，對農業生產造成了嚴重破壞，因此大臣高柔極力主張取消禁令，聽民捕獵[46]。直到唐代中期，溫縣(今河南溫縣)人捕獵還可獵獲到獐和鹿[47]。濟源一帶在唐代亦為獵鹿之所，637年唐太宗曾率隊前往濟源之山狩獵，所獲之鹿被送往有司造脯醢以充薦享[48]；裴休兄弟在濟源時，曾有獵人以所獲之鹿相贈[49]。至于其西側諸州，也頗有獵鹿的記載，比如隋代皇帝就曾在汾陽宮附近(位于今陽曲)舉行圍獵，隨獵的楊暕“大獲麋鹿以獻。”[50]再往南的潞州林慮山區，也是鹿類甚多，708年8月，唐中宗曾親自“逐鹿于潞河”[51]。

在中古文獻中，我們尚未找到關于黃河下游地區獵鹿的記載，雖然不能因此認為當地完全沒有捕獵鹿類的活動，但與前述地區相比要少得多大概是可以肯定的。

獵鹿的目的是為了獲得所需鹿類產品。鹿類動物遍身是寶，比如鹿茸、麝香、鹿角膠、鹿骨、鹿尾、鹿筋、鹿胎、鹿腎等等都是十分名貴的中藥材，鹿皮可以加工制成各種服飾，而鹿肉則具有很高的滋補營養價值。在中古時代，鹿類產品已被廣泛地開發利用，比較顯著的是它們的藥用，孫思邈的《千金方》、《千金翼方》，孟詵的《食療本草》和蘇恭等的《新修本草》，都十分強調鹿產品的醫藥價值，尤其是麝香非常廣泛。不過，作為藥材的鹿產品，流通區域較廣，華北居民所用的未必即產自當地，故對此我們不作詳述。但當地人所食用的鹿肉，則應為本地區所出產，文獻中關于加工食用鹿肉的記載為數不少，從一個方面反映了當地鹿類資源的豐富程度。

北魏賈思勰在《齊民要術》卷8、卷9中記載有多種鹿肉加工，如以獐、鹿肉加工“五味脯”、“度夏白脯”、“甜脆脯”和“苞牃(以鹿頭為原料)”等等。此外，在當時，獐、鹿肉還可以加工釀制成肉醬，該書卷8就對采用獐、鹿肉加工“肉醬”和“卒成肉醬”的方法進行了專門討論。在《齊民要術》有關加工烹飪方法的記載中，獐、鹿肉出現的次數遠超過除魚之外的所有其它野生動物，如兔、野豬、熊、雁、鸧、鳧、雉、鵪鶉等等，這說明在各種野味肉食中，賈思勰顯然最為重視獐肉和鹿肉，也說明獐、鹿肉在當時是比較常見而易得的野味食料。直到晚唐五代時期，韓鄂在《四時纂要》中仍記載有用獐、鹿肉加工的“淡脯”、白脯和干臘肉的方法[52]。這兩部關于農事和日常家庭生活的著作一再談論鹿肉的加工食用，并與牛、羊、豬肉相提并論，表明鹿肉在當時并非太難得的野味。

關于唐代上層加工食用鹿肉之事，史書記載甚為不少。唐制規定：宮廷所需肉醬的加工事務，由光祿寺掌醢署負責，肉醬種類則是鹿、兔、羊、魚等四醢[53]。在祭祀供品中，則有鹿脯、菁菹鹿醢、葵菹鹿醢等等鹿肉加工食品[54]。除了鹿肉醬之外，當時甚至還專用鹿尾作醬，安祿山就曾向唐玄宗進獻過鹿尾醬[55]。在唐代，皇帝常以賜食表示對大臣的褒寵，其中鹿肉是常賜的肉食口味之一[56]。唐玄宗天寶時期，哥舒翰與安祿山、安思順之間發生了矛盾，唐明皇想作和事佬，趁其三人來朝之機設宴招待他們，“詔尚食生擊鹿，取血瀹腸為‘熱洛何’以賜之。”[57]這些事例說明，在唐代上層社會的飲食中，鹿肉食品是相當常見之物。

百姓食用鹿肉的實例文獻記載雖然不太多，但還是可以找到一些。比如《顏氏家訓》載：北齊時，有人用數塊獐肉招待女婿，而女婿竟認為岳父真是慳吝至極，因此非常憤恨以至舉止失態[58]，這說明獐肉在當時并不算是珍貴難得的美饌。隋唐之際的王梵志曾在《草屋足風塵》一詩中談到：貧困人家食具不完，有客相過，僅能以“鹿脯三四條，石鹽五六課(顆?)”相招待，也說明當時在某些地方鹿肉并非難得的珍味，所以貧窮人家也能存些鹿脯即干鹿肉[59]。顏真卿在生活窮困、妻子生病時，曾向李太保某乞討過新好的鹿肉脯[60]。如此之類，不一一具引。

要之，在中古時期，華北不少地方捕獵鹿類的活動仍相當頻繁，獵鹿活動發生的地域，以本區西北部為主，這也與當時西北部地區鹿類資源較豐富的情況基本相合。但東南部也有一些鹿類棲息，特別是在丘陵山地鹿類也還比較常見，何以這些地區不見有獵鹿的記載，尚待查證。同時，盡管中古華北鹿肉不如家養畜肉那樣易得常食，但也遠不象晚近時代這樣稀罕，故當時文獻之中還頗有一些關于鹿肉加工食用的記載，特別是指導日常生計的《齊民要術》和《四時纂要》等，都專門提到鹿肉加工方法，這從另一側面證實當時華北地區尚存在較為豐富的鹿類資源。四、從鹿類推測中古華北生態狀況

通過以上的敘述，我們對中古華北地區的鹿類種群及其分布情況，已經取得了一個大致的了解，只是我們對于不同鹿種的分布密度，尚無法作出具體判斷。這一方面是由于鹿是移徙活動的，即使在當代，也很難就某個地區野生鹿類的分布密度獲得一個精確的數據，通常只能采用標志重捕法，或者統計捕獲率、遇見率等等，取得一些相對數值；另一方面更由于現存中古可供利用的相關數據實不足以作這方面的嘗試。因此，我們只能就總體情況概略地說，當時華北仍有不少地方存在數量相當可觀的鹿類。之所以作出這樣的估計，一方面是由于當時文獻有不少關于白鹿、白獐和貢麝、麝香及其它鹿產品的記載；另一方面，也因為在關于獵鹿活動的記載中，時而出現相當不小的捕獲數字，而文獻關于食用鹿肉的記載亦可為此提供佐證。隋唐文獻不時記載有獐鹿進入長安城中、甚至闖到皇宮附近，我們可據以推測：當時長安附近、關中地區的鹿類種群數量甚為可觀。

在界中，任何一種野生動物的生存和繁衍，都是與一定的生態環境，包括無機環境和生物環境相適應的。就生物環境而言，各種動物的分布范圍、種群大小和密度高低，既取決于食物資源的分布及其豐富程度，同時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不同動物之間復雜的競爭、共生與捕食關系的；而所謂動物，則與人口密度、經濟生產方式有著極為密切的關系。因此，動物種群數量的增長與減少，分布區域的擴大與縮小，絕對不是一種孤立的現象，而是對生態環境及其變化的綜合反映。相應地，特定區域中動物、特別是某些典型動物的種群大小及其分布情況，也就成為判斷該區域整體生態狀況的重要指標。這就容許我們根據鹿類的情況，對中古華北的生態環境狀況稍作推測。

首先，鹿類作為典型的食植(食草)動物和重要的經濟動物，其分布范圍與種群大小，既與森林、草地特別是其中可食林、草種類的分布與豐儉程度直接相關，更與人口密度、生產類型和經濟活動強度（在農業主要是土地開發強度）有很大關系，人口增加、土地開發，以及相應發生的森林、草地的減少，必定會導致鹿類種群數量的下降和分布區域的縮小。從較長的時段來看，這種關系是比較清楚的。以《詩經》時代與中古相比較，前一時期人口尚少，華北還存在著廣袤的森林和草場未遭砍伐開墾，鹿類喜食的植物如蘋、蒿、芩之類仍很豐富，“畋獵”雖是一項重要的經濟活動，但民俗與國法對野生動物的季節性保護還是相當嚴格的，所以其時華北地區還到處是“呦呦鹿鳴”的景象。但到了中古時期，森林植被狀況已大不如《詩經》時代，與遠古更無法相比，故鹿類的棲息范圍及種群數量相應地也就小得多，曾經是鹿類優勢種的麋鹿，種群數量更是明顯減少。只是與晚近時代的情況相比，中古華北的鹿類資源仍可謂豐富。

僅就中古時期本區鹿類的種群數量與分布情況而言，其與自然生態和經濟變化之間的相關性也有一定的顯現。我們注意到：這一時期華北地區的鹿類資源，從分布區域來說，以西北山地高原區較為豐富，北部邊緣地帶因屬草原或毗鄰草原，其種群數量更是相當龐大；而文獻關于其東南部鹿類的記載相對較少，且現有的記載亦大抵多在擁有山地丘陵的州郡。這些情況，毫無疑問與有關地區的農業開發強度較弱、林草地較多有關，可與森林、草原變遷的成果互相映證[61]。

進一步檢核各類史書的相關記載還可發現：它們主要出自唐以前的文獻，出自唐代文獻的則較少。這似乎表明，中古時期華北地區的鹿類資源，存在著前豐后儉的情況。我們知道，魏晉北朝時期，北方地區長期處于戰爭動亂狀態，人口密度一度下降到了相當低的水平，土地荒蕪的情況十分嚴重，農業經濟曾經相當低落。但這種令人慨嘆的社會經濟衰退，也帶來了一個從生態的角度看來具有一定積極意義的后果：即自然生態環境的恢復，特別是草場和次生林的擴展。由于這種恢復和擴展，鹿類等野生動物獲得了擴大其種群數量和棲息范圍的機會。故此，魏晉北朝文獻關于鹿類的記載、特別是關于白鹿與白獐出現的報告較多，涉及的地區也較廣，連在漢、唐時期均曾是農業繁盛、人煙稠密的東南部地區，也分布有相當多的梅花鹿和獐。但是，隨著這些地區的農業經濟逐漸恢復并取得進一步，人口密度逐步提高，一度荒閑的林草地又被復墾為農田，丘陵山地的林木亦由于各種需求的擴大而大片地遭到砍伐，可供鹿類活動的空間再度漸趨減縮，其種群數量亦漸減少。如此一來，唐代文獻關于鹿類的記載不如前一階段多，乃在情理之中。反過來看，中古華北鹿類的種群數量、地理分布及其變化，亦正是對當時森林、草地盈縮變化的間接說明。

其次，野生動物資源的豐富性與多樣性，是判斷一個地區自然生態環境好壞的重要標準。鹿類作為動物界中的一個族類，雖不能完整地反映某個區域野生動物資源的豐富性與多樣性，但仍可據之對動物種類多樣性與資源豐富性作出某種推斷。這是因為：其一、鹿類曾是華北最為重要的野生經濟動物，自遠古以來即是當地人們捕獵的首選目標，仍有較多鹿類可供捕獵，即意味著尚有眾多其它可供捕獵的野生動物；其二、在各種高等食草動物中，鹿類是對生境、特別是林草地的要求比較嚴格的一類，鹿類的種群數量和地理分布對生態環境的改變反應比較靈敏，有較多鹿類存在，即意味著整個生態環境尚稱良好，其它野生食草動物亦應較為豐富，至少在華北這樣的自然環境下是如此；其三、鹿類動物是生態“食物鏈”中的一個組成部分，在“食物鏈”中，鹿及其它食草動物屬于“一級消費者”，是大型食肉動物的捕食對象，數量眾多的鹿類及其它食草動物存在，為食肉猛獸提供了食物條件，相應地，后者亦必定存在著一定的種群數量。

也許對當時文獻關于猛獸的記載略加征引，有助于進一步闡明以上觀點，并增進我們對中古華北野生動物資源的多樣性、豐富性和整個生態環境狀況的認識。

曹魏時期一位名叫高柔的大臣，針對朝廷禁止百姓在禁苑中捕鹿發表了一段非常耐人尋味的議論。據高柔稱：由于國家禁止在苑囿一帶捕獵，致使方圓千里之地，鹿群恣意繁衍，附近以耕稼為生的百姓深受其害。他非常憂慮地指出：當時“群鹿犯暴，殘食生苗，處處為害，所傷不貲。民雖障防，力不能御。至如滎陽左右，周數百里，歲略不收，元元之命，實可矜傷。方今天下生財者甚少，而麋鹿之損者甚多。”[62]因此他主張放寬捕禁，允許百姓獵鹿。為了陳明利弊，他還特地作了如下的估算，稱：

……今禁地廣輪且千余里，臣下計無慮其中有虎大小六百頭，狼有五百頭，狐萬頭。使大虎一頭三日食一鹿，一虎一歲百二十鹿，是為六百頭虎一歲食七萬二千頭鹿也。使十狼日共食一鹿，是為五百頭狼一歲共食萬八千頭鹿。鹿子始生，未能善走，使十狐一日共食一子，比至健走一月之間，是為萬狐一月共食鹿子三萬頭也。大凡一歲所食十二萬頭。其雕鶚所害，臣置不計。以此推之，終無從得多，不如早取之為便也。

篇（4）

分住在從江縣城南6公里處月亮山麓天然林的5個寨子里，土地面積不足20平方公里，長期居住著村民400余戶、2000余人。走進岜沙，隨處可見茂密的森林。他們以稻作為主，狩獵為伴，盡管已經“無獵可捕”，但是，這里的男人仍然保留著標準的“背槍配飾”。這里箐黑林密，鳥道蠶叢，具有很強的隱蔽性，千百年來極少有外人進入。“岜沙苗寨”面積不大，建于山梁坳口及面向都柳江一側的半坡上。整個“岜沙苗寨”木樓古樸、簡單，四周則為密林環繞、環境幽雅。“岜沙苗寨”全系苗族，衣著極為傳統，發飾極為奇特。岜沙人頭上蓄留的發髻象征著生長在山上的樹木，身上穿的青布衣服象征著那美麗的樹皮。岜沙人對樹木特別崇拜，把樹木當神祭拜。岜沙人普遍認為，“人來源于自然，歸于自然;生不帶來一根絲，死不帶走一寸木。”他們從不濫伐樹木，有時不得以為之，也是局限于生產生活所需，其余概受制約。至今保持著一二千年前古老的生產生活方式，著裝依舊保持著強烈的原始色彩。岜沙人看待生死十分坦然，他們非常樸素的認為，人從生到死是生命的自然規律，讓四季常青的樹木延續人類的生命。在岜沙每出生一個孩子，家人都要為降臨人間的小生命種上一棵樹，并對這棵樹進行料理保護，祈望這個孩子像這棵樹一樣健康成長。岜沙人的喪葬習俗是神奇的，岜沙人沒有在生前就準備棺木的習慣，一個棺木，擇地埋葬后，即在墓穴上同樣種上一棵樹，表示先人的生命與樹同在，讓生命在自然中繼續延續。岜沙人把生命融于自然，融于村前寨后的每一棵大樹，形成了岜沙獨特的樹葬風俗習慣，因此，在岜沙，只見古樹參天，森林密布。禁止濫伐樹木，很早就成為村規民約:只要發現有人盜伐樹木，就要罰120斤米、120斤酒、120斤豬肉供全寨人吃，以示警告。村民們因生活所需，上山拾柴都自覺保護幼苗和樹干。占里侗寨，位于貴州省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從江縣城東北25公里，全村不足800人。是一個長時間保持人口低增長的侗族聚居村，這里古木參天，流水潺潺，景色迷人，民風淳樸。應該說，占里侗寨是一個深諳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村寨。在崇尚“多子多福”的中國，特別是經濟欠發達地區“多子多福”的觀念更是根深蒂固。而占里人自覺格守著古老的盟誓，維護著樸素的生態意識和獨特的生育觀，數百年來人口幾乎零增長。任憑外界如何變化，這里依舊道不拾遺，夜不閉戶。對樹木的崇拜也是占里人世代不變的信仰。神秘的樹葬，更是一道獨特的風俗習慣。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告訴我們，人類社會的結構都是由單個的家庭以及通過血緣及地緣關系組成的村寨、鄉鎮所組成的，這些大大小小的居住及其生活、生產單位就是族群生存的社會環境。人們在這種環境中生活，自然要受到各種習俗及規則的制約和影響。“岜沙苗寨”與“占里侗寨”人們的生活方式，充分說明了從家庭—家族(家支)—村寨(族群)的演變及放大的過程。也就是為了維護從個人到家庭、家族、村寨直至一個民族的利益。個人的生存就像是整個鏈條中的一個環節，而風俗習慣確實又把個人利益同家庭、家族、村寨以及民族的利益捆綁在一起，因此，民族風俗習慣對于個人的制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在一定范圍內、一定程度上成為習慣法的重要組成部分，成為人類走向文明進步的標志之一。

二、敬畏自然才能保護生態環境是民族習慣彰顯智慧的體現

人類歷史發展的過程告訴我們，人類的社會結構是由單個的家庭以及通過血緣及地緣關系組成的。大大小小的居住及其生活、生產單位就是族群生存的社會環境。英國著名的人類學家馬林諾斯基指出:“在一切有組織的動作中，我們可以見到人類集團的結合是由于他們共同關聯于有一定范圍的環境，由于他們住在共同的居處，及由于他們進行著共同的事務。他們的行為上的協力性質是出于社會規律或習慣的結果。這些規則或有明文規定，或是制定自動運行的。一切規則、法律、習慣及規矩都明顯是屬于學習得來的。”［1］人類學家馬林諾斯基在這里所說的“規則、法律、習慣及規矩”指的就是風俗與習慣法，通常講，風俗是“自動運行”的，而習慣法是強制實行的，具備法的特征和功能。岜沙人認為:“人來源于自然，歸于自然;生不帶來一根絲，死不帶走一寸木。”他們從不濫伐樹木，有時不得以為之，也是局限于生產生活所需，其余概受制約。至今保持著一二千年前古老的生產生活方式，著裝依舊保持著強烈的原始色彩。岜沙人的生活方式來源于他們對于大自然的敬畏心理及其人類共有的“萬物有靈”的觀念。而對于大自然的崇拜實際又始終貫穿了岜沙人的生活方式。更為神奇的是，岜沙人在觀察世界與大自然時，不是遠離世界和自然，在世界之外去觀察世界，超越自然去觀察自然。他們認為，他們天然就存在于世界與自然之中，只是其中的一分子。因而他們總是以人為尺度去觀察、體會世界和自然，并將世界和自然擬人化。對那些一時不可解釋的現象、超人及超自然的力量，進而成為他們心目中各種各樣的神靈。由于岜沙人非常接受“萬物有靈”的觀念。他們的生產生活方式，著裝依舊保持著強烈的原始色彩。即便是在現代社會發展過程中，他們的生活方式，依然相當盛行，時刻反映了他們的生活邏輯與規律。其中以樹木的崇拜最具有代表性。岜沙人頭上蓄留的發髻象征著生長在山上的樹木，身上穿的青布衣服象征著那美麗的樹皮。就是對樹木無限崇拜最為鮮活的例證。岜沙人對樹木的崇拜，聽說起來讓人難以自信，從古到今，岜沙人從不濫伐樹木，有時不得以為之，也是局限于生產生活所需，其余概受制約。盡管321國道已于60年代修通過境，可就是沒有汽車到岜沙拉走過一根木材。岜沙人絕無僅有的砍樹“行動”的例外，是發生在1976年，北京修建紀念堂，全國各族人民都踴躍投工獻料。岜沙人懷著對無限敬重的心情，毅然決定將全寨一棵視為林中大神、直徑1.2米的千年香樟樹敬獻給，用于修建紀念堂。盡管今天的岜沙人生活并不富裕，他們的生活水平仍然低于“貧困”線的標準。但是他們從不因生活所困，而砍伐樹木。而占里人則流傳有種種植樹造林的傳統，其中“嫁妝樹”的習俗最為著名。即孩子出生之后，便為之栽種一百株衫樹苗，作為兒女成家的嫁娶費用，甚至有的母親還專門為女兒栽種“嫁妝樹”，預備嫁娶費用。作為經濟欠開發、欠發達、欠開放的貴州，無論是經濟建設的規模，還是經濟總量都是相對發展滯后的，但是，大家共識的貴州，是一個山青水秀的地方，自然生態環境良好，素有公園省之稱。同時貴州也是一個森林覆蓋率達42.53%的省份。森林覆蓋率高于全國森林覆蓋率的平均水平。根據貴州省林業廳2012年的統計，貴州省黔東南州的森林覆蓋率達63.44%，大幅度的高于全省森林覆蓋率的平均水平。而地處在岜沙苗寨、占里侗寨的黔東南州從江縣的森林覆蓋率達68.24%，同樣也高于黔東南州森林覆蓋率的平均水平，動植物資源非常豐富，貴州有70多種珍稀植物列入國家珍稀瀕危保護目錄，絕大部分珍稀植物在黔東南州都有生長分布。當然，從江縣的森林覆蓋率高的原因可能因歷史、環境、地理、地貌、氣候、經緯度等等因素的影響，但當地的少數民族的生活風俗習慣應該說是最為重要的原因之一。

三、岜沙人、占里人的風俗習慣在一定程度上承載著法的功能和作用

從法理學上講，法律淵源一般可分為法的正式淵源和法的非正式淵源。法的正式淵源是指可以從體現于國家制定的規范性法律文件中的明確條文形式中得到的淵源;法的非正式淵源是指尚未在正式法律中得到權威性的明文體現的具有法律意義的準則和觀念。“習慣是否具有法的特征、法的功能、法的地位、法的作用，在學術界和實務界，是有不同看法的。從法的特征看，習慣顯然不完全具備規范性、國家意志性、普遍性、以權利義務為內容、國家強制性和程序性。但是，習慣具有一定的規范性、強制性，其規范作用、社會作用是明顯的，通常講，規范作用是社會作用的手段，社會作用是規范作用的目的。在人類社會的早期，人們調整社會關系的規范性手段主要就是習慣規范。隨著社會的發展，人們開始自覺地創建新的社會規范，調整社會關系的手段日益多樣化。當法律存在漏洞或者意思不清晰時，習慣就可以作為一種非正式的法的淵源，來幫助人們找到解決法律問題的適當方法”［2］。岜沙人、占里人的習慣，在他們的生產、生活過程中，非常貼切地體現了這一特征。1．岜沙人、占里人的風俗習慣在一定程度上基本具有法的規范性即不特定性和反復適用性。他們對樹木的崇拜和對大自然的敬畏，有在長期的生活過程中形成的、大家共同遵守的、用文字的形式記錄的村規民約。若有違反者，將受到處罰。2．岜沙人、占里人的風俗習慣具有法的特征普遍性痕跡。作為國家意志的法，其表現的形式是多方面的，可以是法，也可以表現為政策、甚至風俗習慣等。在岜沙人、占里人的心靈世界里習慣時刻調整和維系著他們之間的社會關系，其調整的深度和有效性甚至在一定范圍內強于國家法。習慣根植于他們的內心，并且得到了很好的實施，社會秩序自然地維系與調整。3．岜沙人、占里人的風俗習慣具有法的特征，以設定權利和義務的方式來調整村民與大自然之間的關系。村規民約設定，對樹木的栽種和對擅自濫伐樹木的懲罰，都有嚴格的程序和措施，保證習慣得以完整的實現。以求達到保護環境，維系生態可持速發展的目的。不容諱言，盡管岜沙人、占里人對樹木崇拜的風俗習慣具有法的某些特征，在一定范圍內，一定程度上，承載著法的功能和作用，岜沙人、占里人對樹木崇拜的風俗習慣，是人們約定俗成的，是當地村民共同意志的體現，并且主要依靠口頭傳播和繼承，與他們的祖先、與他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在岜沙人、占里人的心目中，盡管從效力上而言，風俗習慣、村規民約沒有神話傳說和現行法律那樣高效力，但在他們的實際生活中，法律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卻遠遠不及風俗習慣、村規民約在他們心目中的地位和作用。甚至還包括當法律存在漏洞或者意思不清晰時，習慣就可以作為來幫助人們找到解決問題的最適當方法。正如德國法學家阿圖爾·考夫曼所說:“什么使得一種風俗習慣能成為習慣法?不是原始上的可強制性以及長時間的規律行使，而是相關規定的社會倫理內容，是針對共同福祉的。”［3］但風俗習慣、村規民約畢竟不是習慣法，更不是完整意義上的法。這就客觀上要求我們，在社會管理過程中，不能將習慣的積極合理的因素、因子視同政策和法律，更不能代替法律。當然，我們對岜沙人、占里人對樹木崇拜的風俗習慣的認識和理解是非常膚淺的，也存在不斷認識、挖掘、整理的過程。

四、岜沙人、占里人的風俗習慣已經成為守護

對當地自然生態環境的強制性規范從歷史上看，無論是岜沙人、占里人，包括其他少數民族在貴州這塊神秘的土地上生產、生活，形成了完全符合當地自然生態環境的風俗習慣，對水土的保持及氣候的調節有著積極的作用，非常有效的抵御和防范了自然災害的發生，確保了自然生態環境的可持速發展。他們通過習慣有效的解決內部成員之間的沖突和糾紛。正因為如此，岜沙人、占里人尊重、崇拜樹木，禁止砍伐樹木的習慣，特別是禁止濫伐樹木，普遍融入縣政府的經濟發展規劃、林業發展規劃及新型農村建設規劃等等規范性、制度性、強制性措施和手段的制定。在當地絕大多數村規民約的制定，盡管側重面不一樣，都將禁止砍伐樹木作為村規民約的核心，形成全方位、多層面的保護自然生態資源管理格局。由于岜沙苗寨、占里侗寨獨特的自然生活習慣以及天然的立體生態環境，近年來，吸引了各類有識之士的目光。當今的岜沙苗寨、占里侗寨已經成為貴州的一張旅游名片，占里侗寨還入選“2013年中國最美田園”的美譽，是貴州省人民政府確定的重點保護民族村寨，特別是岜沙苗寨，被譽為苗族文化的“活化石”和“生態博物館”，已經成為貴州獨特的旅游資源，是人們到“多彩貴州”旅游的非常向往的必到之處。隨著旅游業的全面發展，岜沙人、占里人以傳統農業為主要生產方式的生活節奏也隨之發生了一些細微的變化。他們表演和展示自己的民族服飾、生活習俗，打理著以家庭為主要特色的“農家樂”，迎接來自四面八方的客人。發展原生態旅游，成為他們致富奔小康的重要的路徑之一。可以預見，原汁原味的岜沙苗寨、占里侗寨的民族習慣，已經成為日益興旺的原生態旅游的主打產品。隨著旅游產業的提升，必然會引爆上下游民族文化產業的蓬勃發展，也將超常規的為當地經濟發展預留了巨大的發展空間。人類社會文明發展的歷史告訴我們，只有民族特有的，才是自己的，也只有民族特有的，才可能是世界的。岜沙苗寨、占里侗寨的民族習慣是多彩貴州、神秘貴州的一朵奇葩，表現為生產和生活中人們共同信守的行為準則，對當今社會秩序的維護、自然環境保護等具有積極的推動作用。

五、建立獎勵補償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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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水利工程建設的改善

2.1水利工程建設的基本內容

水利工程建設內容主要由水利工程的類型決定，從工程種類上可以將水利工程建設內容劃分為擋水水利工程建設，泄水水利工程建設以及專門水利工程建設。從工程形態上分，可以劃分為單體水利工程建設和樞紐水利工程建設。

2.2水利工程建設的重要作用

水利工程的實質是通過人工建筑物對自然界廣泛存在的地表水資源和地下水資源進行科學的控制和高效的調配，以此來達到興利除害的目標。水利工程建設是國家基礎設施建設的重要種類，對于實現水資源調節、水能發電、農田灌溉、城鄉供水等基本工作有著保障作用，是整體推進可持續發展生態和環境建設的重要途徑。

3水利工程建設對生態環境的重要影響

3.1水利工程建設對生態環境的有利影響

水利工程是從系統、生態和環境的角度對現有的水資源進行調控，通過水利工程建設可以防治水資源的污染，預防地表和地下水資源的嚴重浪費，對于汛期洪水有蓄積和分流的作用，對于枯水期有增加水量的功能，這不但可以確保生產和生活對水資源的需求，而且也能夠建立和優化生態系統和整體環境，實現對生態環境的全面保護和改進。

3.2水利工程建設對生態環境的有害影響

水利工程建設會對現有的地表和地下水資源產生實質性的變化，大型水利工程建設會帶來上游淹沒、居民遷移、泥沙淤積、環境改變和生態惡化等問題，同時水利工程建設本身具有危險性，大型水利工程的威脅性會指數型增加，很容易危及工程范圍內生命和財產的安全。

4水利工程建設中實現生態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的措施

4.1建立水利工程建設生態環境評價體系

在水利工程建設的立項時期和設計階段要展開對水利工程區域的環境生態調查，要以全面地資料和真實的數據來形成水利工程建設建設的生態環境評估報告，以此來確保生態環境評價體系的完整性和科學性，實現水利工程能夠達到經濟、社會、生態環境三者間的統一和協調。

4.2健全水利工程建設生態環境補償體系

環境補償是降低水利工程建設影響，制止水利工程建設對生態環境破壞的重要措施，要本著誰破壞、誰治理的原則，科學確定生態環境補償的范圍，明確生態環境補償的主體，積極探索市場經濟條件下生態環境補償的新方式和新手段，通過加強水利工程建設的法制建設，以補償的方式來降低水利工程建設對生態環境的破壞程度，積極促進生態環境的再次平衡。

4.3完善水利工程建設的市場調節機制

在建設水利工程的整個過程中，要嚴格遵循新水法中的規章制度，對工程周邊地區的水資源進行統一、科學的規范管理，將水利管理與社會市場經濟發展相結合，通過進一步的深化改革，完善水資源的流域管理體制，融入到行政管理中，制定規劃取水許可政策，實現水資源的有償使用和宏觀調控，有利于水資源配置過程中的各個環節的統一管理，促進江河流域的生態環境可持續發展。

4.4落實水利工程建設的水土保持政策

水土流失對我國生態環境造成了嚴重的破壞。在水利工程建設的過程中，要特別注意水土流失問題，盡可能的遏制水土的流失。對于水土流失較為嚴重的地區，生態環境已經處于比較脆弱的狀況，更加要注重水資源的合理利用，加強水土的保持，增加土地的生產力，減少水土流失，實現水資源的效益最大化。通過制定相關的法律法規，實現更加廣泛的節約用水政策，建設節水型水利工程建設。

4.5建立水利工程建設的支撐體系

水利工程設計人員要結合河流的演化過程、動植物繁衍和遷徙習慣、泥沙的運移規律、環境氣候的變化等方面的知識，充分考慮水利工程建設中各個因素對生態環境保護的影響，有效的建立起交叉學科和技術結合的支撐體系，創新地制定科學的水利工程設計方案，有效避免水利工程建設對生態環境造成的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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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建設和環境保護是21世紀人類共同關注的熱門話題，也是世界各國政府和人民為之不懈努力解決的焦點問題。基本建設的快速發展與生態環境的不協調，導致了人類賴以生存環境的生態破壞，同時也制約了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對人類的生存和社會發展構成了威脅。因此，項目開發與環境保護兼顧是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大課題，在工程建設中合理利用資源、保護環境、美化環境，是我們必須正視和認真對待的問題。

公路、鐵路、水利等工程建設與自然環境密切相關。其工程規模大、項目多、涉及面廣，土石填挖工程形成的大量土石邊坡，破壞了既有植被，對當地生態環境影響較大，以往通常采用單純的工程防護，如漿（干）砌片石、噴錨防護等，這些工程措施都導致原有植被破壞、水土流失、滑坡、邊坡失穩等一系列生態環境和工程問題。國家已經十分重視工程建設中的生態建設和環境保護，國務院下達了［2000］31號文件“關于進一步推進綠色通道建設的通知”，工程建設中的生態建設、環境保護已提上議程，這對整個工程建設的可持續發展戰略的實施起到了推動作用。

2.邊坡生態防護現狀

近十多年來人們開發出了多種既能起到良好邊坡防護作用，又能改善工程環境、體現自然環境美的邊坡植物防護新技術，與傳統的坡面工程防護措施共同形成了邊坡工程植物防護體系。

根據不同的邊坡土質條件，采用不同的施工方法和施工工藝可將邊坡植物防護技術分為：①人工種草護坡；②平鋪草皮護坡；③液壓噴播植草護坡；④土工網植草護坡；⑤OH液植草護坡；⑥行栽香根草護坡；⑦蜂巢式網格植草護坡；⑧客土植生植物護坡；⑨噴混植生植物護坡。各類邊坡植物防護技術的主要作用及應用條件各不相同。

2.1人工種草護坡

人工種草護坡，是通過人工在邊坡坡面簡單播撒草種的一種傳統邊坡植物防護措施。多用于邊坡高度不高、坡度較緩且適宜草類生長的土質路塹和路堤邊坡防護工程。具有施工簡單、造價低兼等特點。但由于草籽播撒不均勻，草籽易被雨水沖走，種草成活率低等原因，往往達不到滿意的邊坡防護效果，而造成坡面沖溝，表土流失等邊坡病害，導致大量的邊坡病害整治、修復工程，使得該技術近年應用較少。

2.2平鋪草皮護坡

平鋪草皮護坡，是通過人工在邊坡面鋪設天然草皮的一種傳統邊坡植物防護措施。具有施工簡單、工程造價較低等特點。適用于附近草皮來源較易、邊坡高度不高且坡度較緩的各種土質及嚴重風化的巖層和成巖作用差的軟巖層邊坡防護工程，是設計應用最多的傳統坡面植物防護措施之一，但由于施工后期養護管理困難，平鋪草皮易被沖走，且成活率低，工程質量往往難以保證，達不到滿意的邊坡防護效果，而造成坡面沖溝，表土流失、坍滑等邊坡病害，導致大量的邊坡病害整治、修復工程。近年來，由于草皮來源緊張，使得平鋪草皮護坡的作用逐漸受到了限制。

2.3液壓噴播植草護坡

液壓噴播植草護坡，是國外近十多年新開發的一項邊坡植物防護措施，是交草籽、肥料、粘著劑、紙漿、土壤改良劑上、色素等按一定比例在混合箱內配水攪勻，通過機械加壓噴射到邊坡坡面而完成植草施工的。其特點是：①施工簡單、速度快；②施工質量高，草籽噴播均勻發芽快、整齊一致；③防護效果好，正常情況下，噴播一個月后坡面植物覆蓋率可達70%以上，二個月后形成防護、綠化功能；④適用性廣；⑤工程造價低。目前，國內液壓噴播植草護坡在公路、鐵路、城市建設等部門邊坡防護與綠化工程中使用較多。

2.4土工網植草護坡

土工網植草護坡，是國外近十多年新開發的一項集坡面加固和植物防護于一體的復合型邊坡植物防護措施。該技術所用土工網是一種邊坡防護新材料，是通過特殊工藝生產的三維立體網，不僅具有加固邊坡的功能，在播種初期還起到防止沖刷、保持土壤以利草籽發芽、生長的作用隨著植物生長、成熟，坡面逐漸被植物覆蓋，這樣植物與土工網就共同對邊坡起到了長期防護，綠化作用，土工網植草護坡能承受4m/s以上流速的水流沖刷，在一定條件下可替代漿（干）砌片石護坡。目前，國內土工網植草護坡在公路、堤壩邊坡防護工程中使用較多，鐵路部門相對較少。

2.5OH液植草護坡

該項技術是國外近十多年新開發的一項邊坡化學植草防護措施。它是通過專用機械，將新型化工產品HYCEL_OH液用水按一定比例稀釋后和草籽一起噴灑于坡面，使之在極短時間內硬化，而將邊坡表土固結成彈性固體薄膜，達到植草初期邊坡防護目的，3～6個月后其彈性固體薄膜開始逐漸分解，此時草種已發芽、生長成熟，根深葉茂的植物已能獨立起到邊坡防護、綠化雙重效果，具有施工簡單、迅速，不需后期養護，邊坡防護、綠化效果好等特點。盡管OH液植草護坡具有理想的邊坡防護、綠化效果，但由于該技術所用的這種HYCEL_OH液還末能實現國產化，使得其工程造價較高綜合造價達40元/m2左右，故目前還無法推廣應用。只是在京九鐵路等個別工點進行了嘗試性試驗。

2.6行栽香根草護坡

香根草是近十多年才被人們“重新發現”的一種禾本科植物，具有長勢挺立，在3～4月內可長成茂密的活籬笆；根系發達、粗壯，一年內一般可深入地下2～3m；根系抗拉強度大，達75MPa，耐旱、耐澇、耐火、耐貧瘠、抗病蟲、適應能力極強等特點。行栽香根草護坡就是在土質邊坡上行栽香根草進行邊坡防護的一種工程措施，該技術充分利用了香根草的優良特征，具有顯著增強邊坡穩定性和理想的固土護坡功能，大有取代傳統片石護坡之趨勢。目前國內應用較少，還有待于在公路、鐵路、堤壩、城市建設等邊坡防護工程中進一步試驗推廣。

2.7蜂巢式網格植草護坡

蜂巢式網格植草護坡，是一項類似于干砌片石護坡的邊坡防護技術。是在修整好的邊坡坡面上拼鋪正六邊形混凝土框磚形成蜂巢式網格后，在網格內鋪填種植土，再在磚框內栽草或種草的一項邊坡防護措施。該技術所用框磚可在預制場批量生產，其受力結構合理，拼鋪在邊坡上能有效地分散坡面雨水徑流，減緩水流速度，防止坡面沖刷，保護草皮生長。這種護坡施工簡單，外觀齊整，造型美觀大方，具有邊坡防護、綠化雙重效果，工程造價適中，略高于漿砌片石骨架護坡，該技術多用于填方邊坡的防護。

2.8客土植生植物護坡

客土植生植物護坡，是在邊坡坡面上掛網機械噴填（或人工鋪設）一定厚度適宜植物生長的土壤或基質（客土）和種子的邊坡植物防護措施。該技術的特點是可根據地質和氣候條件進行基質和種子配方，從而具有廣泛的適應性，多用于普通條件下無法綠化或綠化效果差的邊坡。由于客土可以由機械拌和，掛網實施容易，因此施工的機械化程度高，速度快，無論從效率和成本上都比漿砌片石和掛網噴砼防護要優越，而且植被防護效果良好，基本不需要養護即可維持植物的正常生長。該技術在公路邊坡防護中已被大量應用，在日本等國家已經被作為邊坡綠化的常規方法加以應用。

2.9噴混植生植物護坡

噴混植生植物護坡，是在穩定巖質邊坡上施工短錨桿、鋪掛鍍鋅鐵絲網后，采用專用噴射機，將拌和均勻的種植基材噴射到坡面上，植物依靠“基材”生長發育，形成植物護坡的施工技術，具有防護邊坡、恢復植被雙重作用，可以取代傳統的噴錨防護、片石護坡等圬工措施。該技術使用的種植基材由種植土、混合草灌種子、有機質、肥料、團粒劑、保水劑、穩定劑、PH緩解劑和水等組成，其種植基材的配方是成功的關鍵，良好的配方能夠達到在陡于1∶0.75的巖質邊坡上既具備一定的強度保護坡面和抵抗雨水沖刷，又具有足夠的空隙率和肥力以保證植物生長。該技術已廣泛應用于鐵路、公路、水利等各類巖石邊坡綠化防護工程。

3.邊坡綠化工程中的難點問題

隨著邊坡植物防護技術的推廣應用，各類邊坡植物防護技術已發展成為公路、鐵路綠色通道建設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但也存在一些難點問題。

3.1邊坡植草的退化

在公路、鐵路等工程建設中，其邊坡綠化防護上投入的資金比例較低，在低投入、低養護或無養護情況下，邊坡草坪處于自生自養狀態，極易退化、死亡。因為人工種植草種生長較弱、品種單一，隨著時間的增長，在養分水分供應較差的邊坡上都會呈現不同程度的草坡退化現象，這是一個十分突出和嚴重的問題，若草被退化得不到解決，不僅造成重復建設、資金浪費，而且起不到邊坡綠化防護效果，最終可能會引起水土流失、坡面坍塌等許多不良后果。

3.2噴播時的植物種子配比與最終植物狀態

在較短的時間內把開挖的邊坡恢復到自然狀態，施工者將面臨：①植物種子的配比如何確定；②如何考慮當地自生優勢群落的結構特點進行種子配比；③如何確定噴播時的植物配比與最終形成的植物群落之間的動態關系。只有對這些問題作詳盡的調查研究分析，才能正確指導施工，否則邊坡的植物生長將無法實現人工強制綠化向原始植物群落的順利演替。

3.3干旱對土體很薄的坡面植物構成威脅

開挖后的巖石邊坡，巖石層厚、整體性好，坡體高陡，對邊坡進行植物綠化后，隨著時間的增長，秋冬季干旱、夏伏季炎熱，土體養分逐漸流失，土壤肥力降低，如何解決邊坡呈現的無土、缺水、缺肥的狀態及邊坡植被面臨的干、熱威脅，這將直接影響到邊坡最終的綠化效果和生態效益。

4.邊坡綠化工程可持續發展的著眼點

可持續發展，是指在人類與自然和諧的前提下，不斷提高人類的生活質量和環境承載能力，滿足當代人的需求又不損害對子孫后代的需求；滿足一個區域或一個國家的需求面又不損害其他區域或國家的需求。根據可持續發展內涵的要求，邊坡綠化工程中應著眼于與自然環境（生態系統）的協調性和環保生態功能，結合目前國內邊坡綠化防護工程現狀及問題，提出以下對策與建議。

4.1注重邊坡生態防護的設計與資金投入

在公路、鐵路設計與建設中，人們常將設計重點和大量資金放在它的工程功能及安全功能上，而生態功能的設計與投資力度不足，生態防護工程往往采取低價中標的方式，這種低投入、低質量的惡性循環，使邊坡生態環境發展不夠好，抗災能力不強等。應建立和加大公路、鐵路邊坡建設、養護和生態環境保護的專項資金，在設計上要深入細化，根據不同氣候條件、不同環境、不同區域結合具體情況單獨設計，注重落實邊坡的生態環境保護方案。

4.2邊坡植草退化的防治技術

防治邊坡草被退化的重要措施就是喬灌草相結合，盡量模擬出當地的植物群落結構，走向本地化。實際上國外已經開始流行以喬灌木為主的綠化方式。天然植被一般都是草木混生的，在較高的貧瘠土質或石質邊坡上，采用草灌結合的客土噴播或噴混植生技術施工，可以將草種和灌木樹種進行混播，早期以草坪防護為主，后期以灌木防護為主，構建喬灌草立體防護生態體系，達到恢復自然植被的目的。植物種子的選擇及配置應走本地化的道路，以地帶性植被、鄉土植物為基調，適當引進適于本地生長條件的野生植物和外地植物。同時也應考慮淺根植物和深根植物的結合、豆科植物與非豆科植物的結合，還要盡可能配置抗逆性強的植物和水、肥、光、熱利用率高的植物，這樣才能使植物更能適應當地氣候與自然植被融為一體，建設一個具有生物多樣性的穩定的、生命力強的立體生態群落。

4.3積極引進開發邊坡生態防護新技術

邊坡綠化工程中的難點問題，是對邊坡生態防護可持續發展和環境科學技術的挑戰，邊坡生態防護技術涉及到工程力學、生物學、土壤學、肥料學、園藝學、環境生態學等學科，必須不斷在這些理論領域有所突破，積極引進開發新材料、新工藝及配套施工機械設備，充分吸收新的科研成果、先進技術和工程施工經驗，注重國際和行業間的技術交流與合作。總之，提高邊坡生態防護技術的科技含量，是邊坡綠化防護工程成敗的重要環節。

目前在邊坡綠化防護工程中，液壓噴播、客土噴播、噴混植生是具有典型生態防護施工技術；在邊坡綠化養護工程中，滴灌、滲灌、注水根灌、插管根灌、膜孔灌等是具有節約水資源、提高成活率、促進草灌木植物生長的灌溉技術；在土壤肥力方面，ABT生根粉、菌根菌、農菌及各種微生物肥料的應用，具有促進植物生根、生長和發育，提高植物的生理機能和抗逆性。在這些新技術的應用過程中，還有許多問題和工藝需要探討、改進，使其成本更低、操作更為簡單、效果更好。隨著邊坡生態防護各項科研技術的不斷深入，其各項新技術新工藝的應用將日趨完善和成熟。

5.結論

①在邊坡植物綠化防護施工措施中，根據目前的國情、機械化施工程度、適用性、經濟性和質量效果比較，液壓噴播、客土噴播、噴混植生是具有典型生態防護施工技術，符合邊坡綠化工程可持續發展的理念，值得普遍推廣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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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在我國這樣包含很多民族的國家中，所有少數民族的獨有語言都是客觀現實，是民族歷史長期發展形成的，是構成少數民族特征的重要標志。各少數民族群體十分熱愛自己的母語，都有維護自己母語、捍衛母語使用權利的與生俱來的感情。盡管有的民族人口極少，其母語的功能嚴重受限，語言活力急劇下降，正處于瀕危或走向衰亡的邊緣，但這些少數民族群體依然對自己的母語感情深厚，不愿意看到自己的語言從此走向衰亡，這是一種固有的內在的語言感情。另一方面，在我國這樣一個多民族的統一國家里，少數民族除了使用自己的母語外，還兼用國家通用語———漢語普通話。少數民族如果不兼用通用語，就無法與外族溝通交流，無法參與經濟建設，民族的發展就會受到限制。正因為如此，目前各少數民族群體都有著學習和使用漢語的自覺的普遍要求，而且這種要求的呼聲越來越高。結合以上兩方面的客觀事實可以看出，在我國推行雙語是有著客觀依據的，是有助于民族團結發展，適應民族全體成員共同意愿的，因而也是必要的。

2推行雙語的優越性

無數事實與人類語言技能分析證明，雙語是適應人類自然天性與社會需求的一種現象。人類大腦的自然天性讓人可以同時具備很多種語言的學習與使用能力。從古代開始，人們就為了拓寬交際領域，在多民族多語言的環境中自然而然地發揮著這個天生的能力。在當今科學技術的推動之下，差異化文化與語言之間的碰撞比任何歷史時期都更加廣泛且深入，全球化發展進程也持續加快。在這種發展形勢之下，地域通用性語言在國際交流中發揮著更強大的作用，這讓雙語技能在人類交流活動中日益重要，獲取雙語技能已然成了發展與進步的必經之路，是適應當今社會發展的語言使用的未來發展方向。多掌握一種語言，就好比多了一只看到更廣泛世界的眼睛，也好比走入了更加廣闊的天地，就能擴大交流的范圍，就能更加便利地學到新知識和新文明成果。正如2008年，Emerson所說的，語言掌握的越多就意味著朋友越多，就意味著藝術與貿易越多，就意味著人的價值就會提升很多。法國有句格言說的好，懂得兩種語言的人相當于兩個人。雖然越來越多的族群需要使用國際通用語、地區或國家通用語，但并不意味著他們要放棄自己的母語。在通過通用語投入到經濟發展、文化交融的時展洪流中的同時，還需要保護和留存具有族群特色的語言文化，保存歷史積淀形成的經驗與記憶，構造包含特色民族文化的知識框架。本族語是少數民族族群整體和個體的寶貴財富，是在現代化進程中絕不應該丟棄和遺忘的瑰寶。如果本族語消亡，那么它所承載的傳統知識、文化、習俗等一切表明本民族身份和特性的東西都一去不復返，這將會是人類付出的慘重代價。因此，推行雙語是既能夠開闊眼界、吸納先進科技進而尋求共同發展，也可以維持并繼承民族特色的傳統語言文化的兩全之策。

3推行雙語的重要性

語言和語言的區別并不在于構造系統方面，所有語言都是能夠適應社會現實的獨立系統。當然，不同語言之間是有生命力旺盛和衰弱之分以及使用功能的區分的，同時每種語言的政治地位與官方維護力度也有所不同。作為通用語的漢語文在中國是應用性最強、最利于提高發展潛力的語言，各民族群體之間的溝通交流、現代化進程中新知識新信息的獲取、經濟建設的參與和投入等無一例外都離不開漢語這一通用語。因此，少數民族在留存自己母語的同時加強國家通用語的學習是符合現實需要的。首先，國家通用語的學習是提升國家認同感、中華民族認同感的重要表現。在我國當代社會生活中，漢語文已成了我國政治領域、文化領域、經濟領域、傳媒領域、服務領域、信息領域的唯一指定標準。少數民族學習漢語文的訴求或希望持續提升，他們習得漢語的同時也將漢語使用推入了更加規范、更加標準的地位，是強化對國家通用語言的認同的過程，是中華民族認同感的重要體現（周珊，2012：131-132）。其次，國家通用語的學習和掌握是少數民族群體參加國家建設的重要途徑。少數民族語言或方言具有維持族群傳統文化和地域交流的社會功能，但是一旦少數民族成員成為國家建設、社會發展的重要參與者時，就必然會選擇國家通用語。再次，國家通用語是少數民族群體學習現代科學技術、進行現代信息交換的重要工具。我國頒布的通用語言文字法要求，出版書籍、學校、傳媒方式、信息產品等都應當使用通用的語言文字。所以，少數民族成員唯有學習并掌握通用語言才可以獲得大量社會資源，進而學習掌握現代科技，更快地進行現代信息交換。最后，國家通用語是各民族之間溝通和交往的紐帶。國家通用語的普及是各民族交往的聯絡紐帶，也是現代社會中協調人際行為的重要手段。然而，對于國家通用語的學習和掌握并不是要以犧牲本族語為代價的。雙語和本族語言的保留并非處于對立狀態，它并不是讓本族語言逐步走向衰弱的決定性影響因素。因此有必要在全社會尤其是多數人群體中普及和增強雙語觀念，提高他們對雙語現象的正確認識，這對少數民族群體在雙語狀態下維護和留存本族語起著非常重要的影響。多數人群體的語言觀念與瀕危語言的生態環境有著微妙的關系：經歷了很長時間形成的主流文化的多數成員的族群，已然習慣了其他族群成員學習其語言但他們并不用接觸其他族群的語言這種思維，因而他們常常無意識間忽略了雙語能力的培養，進而影響其對其它民族語言文化的理解與接受，同時他們也不會在乎其它民族語言的消亡問題，無法體會語言族群處在強勢語言包圍中的弱勢遭遇，甚至部分強勢語言族群還會以言語增強弱勢語言族群的語言壓力。相反，若是雙語現象能夠成為一種更加普遍的現象，那么少數成員的族群就不會輕易在語言選擇上被迫丟棄自己本族的語言；同時，若是語言文化占據主流地位的族群，其成員可以掌握現代化水平較低的少數成員的族群的語言，讓語言達到一個平衡發展的狀態，所有語言都能經常在各個場合中使用，那么語言就不會輕易陷入瀕危的境地。

二推行雙語要樹立的正確觀念

和諧發展基于我國少數民族兼用母語和漢語這個客觀存在的現實基礎，戴慶廈（2013）提出解決國內少數民族雙語問題的絕佳方式是共同發展，也就是不僅要大力維護其本族語言的延續，同時也要給他們提供更加廣泛的機會接觸漢語這種通用語言，一定要讓其本族語言與通用語在社會交際過程中形成互補，共同繁榮。具體來說就是要樹立科學的雙語理念，正確認識少數民族語言活力和語言功能的變化以及安排好母語與通用語的和諧關系。

1堅持科學的雙語理念

雙語理念是對待民族語與通用語的基礎性觀點與手段，是民族理念以及語言理念的關鍵成分。我國是一個多民族多語言的統一國家，雙語現象在我國是普遍存在的，因此，正確認識少數民族的雙語問題，形成正確的雙語理念對發展少數民族、促進多民族團結、推動國家穩步發展十分關鍵。正確的雙語理念的核心內容是始終遵循雙語之間的平等。各少數民族語言，不管使用成員數目與使用功能怎樣，都應當具備和普通話相同的語言地位，都應當受到足夠的語言尊重。我國憲法規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發展自己語言文字的自由”。如果由于少數民族語言使用成員較少、使用領域較小，就忽略其存在價值，任由其逐漸消亡，就會威脅到我國的語言生態環境。至于通用語，少數民族已理解和認識到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因此也應該充分尊重他們學習通用語的愿望和要求。另外，不能把族群語言只是當成漢語學習的輔助手段，雖然很多時候，進行漢語教學都將少數民族語言視為輔工具，但這并不是保護少數民族母語的唯一目的。除此之外，保護少數民族語言還有傳承少數民族文化、滿足少數民族的感情需求和發展少數民族教育等重要作用。

2正確認識少數民族語言生機與語言使用功能的改變

語言生機是動態化成長過程，所有語言使用領域與功能都在持續改變著。在同一個社會里的不同語言由于客觀存在的差異，在語言活力、使用功能、使用范圍等方面必然會出現相互排斥和競爭的局面。尤其是在現代化進程不斷深入的當今時代，在這樣的競爭當中，那些使用人口較少、使用范圍受限的弱勢語言往往處于不利的地位，隨之而來的是語言功能不斷衰退，語言活力急劇下降，有的甚至走到了瀕危和消亡的邊緣。這是中國乃至全世界都面臨的一個客觀事實。但這個客觀事實并不意味著人們對此束手無策，更不代表著可以熟視無睹，聽之任之。大部分的少數民族仍然以自己的母語為日常交際工具，并且他們對自己的母語感情深厚，有著割舍不斷的情懷。少數民族母語既是本民族的標志性特征，同時也是推動民族文化教育發展的必然性輔助工具。因此，不能任由少數民族語言自然消亡，而應該盡最大的努力去保護和搶救它們，應該幫助少數民族群體使用和發展自己的母語。

3科學安排好母語與通用語的關系

所有語言都有特定的使用功能以及一定范圍的使用領域。各語言之間使用功能必然會有強弱的區別，使用領域的大小也不盡相同，然而任何語言的作用都是其它語言難以取代的。少數民族母語和通用語各自具備不同的作用與功能，在各不相同的使用領域與范圍內，能夠發揮其本身的優勢。少數民族母語在族群成員家庭或成員內部，能夠傳遞獨特的情感，發揮增強民族凝聚力的作用，是族群文化背景的獨有標志；在部分傳統領域內，例如民間藝術、地方文化、傳統儀式等，族群語言的使用包含豐富且獨特的語言內涵和歷史傳承，尤其是缺乏文字記載的族群語言，口語中的很多內容都是其族群歷史文化的寶貴財富；族群語言的留存讓那些適應自然環境的生產與生活經驗順利傳承下來，特有的文化歷史與傳統特征也能夠繼續弘揚下去，上述功能是其它語言無法替代的。在當今經濟迅速發展，文化廣泛交融，社會不斷開放的進程中，通用語言能夠讓少數民族族群拓寬視線，強化和外界的交流溝通，便于吸納先進科技，從而為其提供更廣闊的發展途徑，這也是任何一種其他語言無法取代的功能。由此可見，少數民族母語與通用語是功能互補、相輔相成、并行不悖的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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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生態文明是以尊重和維護生態環境為主旨，以可持續發展為根據，以未來人類的繼續發展為著眼點的一種文明形式。廣西的鄉村具體指縣城以下的廣大地區，以從事農業為主要生活來源且人口較分散的地方。近30年來伴隨人們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的同時，以土地退化、生態失調、環境污染和生物多樣性銳減為主要特征的環境問題呈加速度發展的趨勢，嚴重制約了廣西鄉村經濟的發展。環境教育是以解決因人口增長、生產力迅猛發展所產生的環境問題為目的而進行的教育活動；它是指導調整人地關系的主要途徑之一，通過它可以實現人類與生態環境的和諧發展，因而成為研究的熱點。

二、廣西鄉村環境教育現狀

（一）有環境教育氛圍的影響

環境教育是樹立環境意識的基礎、是防治環境污染的手段、是貫徹環境、資源法規的有力保證、是環境與資源保護的關鍵；學習會通古今與東西的生態思想，是當今人類的選擇和生態文明的發展之路。環境教育工作的實施，需要通過密切結合行業來開展，中小學的基礎課程的教育工作中開展實施生態環境可持續教育的研究，在幼兒園的教育工作中也可進行生態環境教育，在中學化學、生物學教學中滲透生態環境教育的實施，尤其在地理的教學過程中，在人文地理教學中對中學生進行可持續發展教育，通過加強野外教學提升環境教育效率。此外，新課程改革背景下中職學生要培養有可持續發展的意識，大學在可持續發展事業中應該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在產業發展中如生態旅游中滲透生態環境教育。可以說，受到大環境的影響，保持與國內的環境教育同步。

（二）有環境教育的迫切性

依據當前的廣西生態環境分析顯示，生態環境潛在脆弱區所占比例為12.65%、輕度脆弱區44.97%、中度脆弱區20.98%、重度脆弱區11.89%、極度脆弱區9.52%；通過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的實證分析，廣西的環境質量已在迅速地下降。農村現代化進程中，農村原有的環境自凈能力的自然循環被破壞，致使農村的產業結構從自然和諧型轉變成自然危害型；環境污染向農村轉移的嚴峻現實，城鎮化發展與環境污染之間的矛盾十分突出。面對新農村建設中出現的環境問題，加強宣傳教育是首選途徑，迫切需要建立環境教育的機制。

三、廣西鄉村環境教育面臨的機遇與挑戰

（一）機遇

1.國家發展的新要求

環境教育的發展是時代的要求。2012年黨的十報告直接提到“生態”或“環境”字眼的地方達45處，相比2007年的十七大報告中提到的多出27處，相差僅僅5年的時間里對“生態”、“環境”的大幅關注，說明是針對生態環境日益惡化的嚴峻現實的深刻反思，是喚醒人們的環境意識，樹立正確的環境情感、價值和態度，是倡導生態文明，營造全社會關心、支持、參與環境保護的文化氛圍。面對資源約束趨緊、環境污染嚴重、生態系統退化的嚴峻形勢，必須樹立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的生態文明理念。把生態文明建設擺在五位一體的高度來論述，彰顯出中華民族對子孫、對世界負責的精神，體現了努力建設美麗新農村，實現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決心。

2.環境法律制度的保障

2006年廣西壯族自治區政府頒布實施《廣西壯族自治區環境保護條例》，2007年該區黨委、政府《關于落實科學發展觀 建設生態廣西的決定》，明確了生態廣西建設的指導思想、基本原則、目標任務和保障措施。2010年該自治區政府《關于推進生態文明示范區建設的決定》，《共同推進廣西環境保護與經濟社會協調發展合作協議》。2011年該區政府審定《廣西壯族自治區環境保護和生態建設“十二五”規劃》，倡導綠色、循環、低碳發展，保護和修復廣西生態環境。以上提高了依法行政和守法經營意識，提升了全民保護環境的自覺性，為開展環境教育提供了法律基礎。

（二）挑戰

1.實施正規教育的師資落實不到位

宏觀上，從1992年后《中國21世紀議程》的推廣，加強對受教育者的可持續發展思想的灌輸，在環境教育學科層面相繼得到建設與完善；按照國家的要求，在基礎教育的《科學》《地理》課程納入環境教育的內容。

在廣西鄉村的小學和初中學校里，小學的《科學》和初中的《地理》等課程中納入資源、生態、環境和可持續發展教育的內容；此外，在高等學校也普遍開設《發展與環境》課程，設立與可持續發展密切相關的研究生專業等，總的來說，將可持續發展思想貫穿于從初等到高等的整個教育過程中。然而，環境教育的師資力量單薄甚至缺失。2011年調查廣西鄉村的13789所小學、8732個教學點的《科學》教師的配備情況，基礎課程中的《科學》課程基本上沒有配備科學專業教師；學校對《科學》課程的實施有極大的隨意性，可上可不上，任何專業教師都可以上課，上課也是簡單的。非專業教師的上課僅憑自身長期以來形成的自然研究的傳統，讓學生去親近大自然、了解生態，實施傳統的社會教育，但是對學生們進行環境平等和社會變革以及環境可持續發展的教育是缺失的。有證據表明，學生們不具備對環境問題進行批判性思考以及采取一定行為的能力。從初中的《地理》課程的環境教育的實施來看，2012年，隨機對廣西30所鄉村初中學校《地理》課程的教師配備情況調查，結果統計顯示30所學校中有10所初中沒有配備地理教師，剩下的20所初中合計僅有38位地理教師；38名地理教師在30所學校合計的教師數2039人中，占1.8%；總學生數25363人與地理教師38人比較，比值為667比1；可見，地理教師輻射力的力單勢薄且進行環境教育的不到位。不僅如此，如果地理課堂進行環境教學活動，引導學生搞實踐活動導致學生興趣轉移到地理學科，還會遭到學校領導及其他科目老師的反對；為此，《科學》、《地理》課程中的環境教育的效果不佳。具體的表現為學生對現實環境中有生活密切聯系的事物、現象好奇心淡薄，對家鄉的環境與發展，環境、資源的保護意識以及愛護環境的行為和習慣漠不關心。可見，校內環境教育的有效性低，難以帶動非正規教育、校外教育的延伸與發展、難以達到讓學生從小就建立人與環境和諧的良好教育，也無法實現通過個體學生以點帶面的給學生家庭其他成員的帶動作用，營造良好環境意識的目的。

2.社會團體整合的教育力量弱

本來，廣西的新聞媒體、企業、NGO、政府、學校、社區、家庭乃至各類教育場所等社會單元都是非正規環境教育的主要推動者和倡導者。然而，針對廣西鄉村的具體情況，利用自身的優勢，實施相關的各類環保會議、環境主題展覽、競賽活動、環保教育培訓、專題性環境教育活動等有目的的宣傳教育活動極少，更談不上拓展環境教育的內容和方法，把環境教育引入到一個更廣闊的空間來實施。當下鄉村的人們還普遍停留在資源的開發利用全是為了致富這個目標的認識水平上；鄉村農業和生活等未經處理的廢水直接用于農田灌溉、畜禽養殖及農業生產廢棄物從不處理的現象極為普遍。完全可以通過廣播、電視、手機、網絡等工具的使用，展開公眾參與的環境教育的力量，但是，現實的情況顯示，現代交流手段與鄉村環境教育的整合度低，只能讓鄉村的環境越來越糟糕，漸漸喪失了鄉村原有的生態優美的優勢。

3.制度建設的遲緩導致環境意識不強

營造愛護生態環境的良好風氣，增強鄉村全民環保意識、生態意識，需要通過教育互動、建立保障支撐作用的環境制度來進行。然而，廣西的環境保護制度建設相對滯后。具體表現為，2006年廣西自治區政府才頒布實施《廣西壯族自治區環境保護條例》；2007年廣西區黨委、政府《關于落實科學發展觀 建設生態廣西的決定》才明確了生態廣西建設的指導思想、基本原則、目標任務和保障措施。2010年廣西自治區政府簽署了《關于推進生態文明示范區建設的決定》與《共同推進廣西環境保護與經濟社會協調發展合作協議》。2011年廣西區政府才審定《廣西壯族自治區環境保護和生態建設“十二五”規劃》。從宏觀上來看，可以說2006年以前，廣西對環境保護的制度層面上的支持意識和實踐有較長時期的缺位，也就談不上環境教育的廣泛實施。但是，與每一個人的生產、生活活動息息相關的環境，其質量的優劣如果沒有全民的關心、參與和身體力行，就難以解決環境問題。環境與人的相關性的自覺表現來源于人的實踐性，而人的素質是環境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因素，國民素質水平的高低又取決于環境教育。

四、應對的措施

（一）強化鄉村環境教育的觀念

加強環境教育力量系統的建設，通過校內外的教育、正規與非正規的教育，擴大關心和關注的范圍來把個人、環境、集體的價值聯系起來，建立可持續性與個人價值、社會價值、需要、理解以及期望的緊密性，建立一種對環境、對他人和未來的責任感，并把這種責任轉化為個人和集體生活的行動的信仰、知識和技能；強化在尊重他人及其文化的同時，達成與理想、環境的合理的平衡，通過識別個人行動與集體行動、外部事件和其他因素之間的關系，形成對環境不確定性做出積極反應與自由的、有益的質疑的能力，努力使鄉村的人們養成一種環境整體性的視野，形成一種內化的自覺性的環境教育的觀念。

（二）整合環境教育的力量

首先，把可持續發展理念整合到地方政府的工作中，并聯合地方政府和鄉村共同促進。設立環境協調人員對鄉村環境教育從規劃到活動實施進行有效性的指導，強化環境教育作為鄉村的個人的一種終身學習的目標與任務來執行。其次，強化鄉村學校的《科學》和《地理》教師隊伍的建設，使在校的學生能夠得到專業的引導，能夠從粗淺的了解，到深入體會環境教育的意義，培養學生關注自然與社會以及對生存環境的洞察力與理解力，逐步形成人地協調與可持續發展的觀念，進而提升學生對生存環境和人文環境的感知力，實現以點帶面的效果，即通過學生帶動家庭成員、親友及鄰居，認識環境與社會的重要性，促進鄉村社會與環境的和諧統一。再次，復興那些曾經構成教育體制的基本所固有的、進步的價值觀的方法，盡可能的與鄉村宗教、祠堂生活有效結合。因為，參與到鄉村有世俗標志且象征著積極向上的宗教的社團系統中，其中的權威人物能夠抓住足夠多的人，能將環境教育實踐提高到更高的層次。最后，利用手機、電視、網絡的交流通道，持續性的傳播相關鄉村環境教育信息，使環境教育的內容被鄉村大眾內化成為可能。總之，整合社會的力量將富有建設性的環境教育理念及內容傳遞下去，從而實現環境教育的構想。

（三）優化環境教育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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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耦合度模型耦合是復雜系統通過系統內各子系統或要素相互作用與影響，促進系統由無序走向有序的過程，并且決定著系統相變的特征與規律［26］。區域旅游經濟和生態環境兩個子系統可耦合成區域旅游經濟—生態環境復合系統，耦合度是用來度量子系統的相對離差系數，式中，C表示復合系統的耦合度，C∈［0，1］，C值越小，表明系統間相互關聯程度越低，協調性越差;C值越大，表明系統間關聯度越強，協調性越好。k為調節系數(k≥2)，本研究對象涉及旅游經濟和生態環境兩個子系統，故取k=2。

1．3耦合協調度模型一般情況下耦合度難以反映復合系統的整體功能和綜合效益，為了客觀評判復合系統整體協調水平程度，本文引入耦合協調度模型，參照廖重斌等［27］的研究，耦合協調度計算公式。式中，T表示復合系統的綜合效益指數;α、β為待定系數，因發展旅游經濟與保護生態環境對區域而言同等重要，故這里α、β均取值0．5。D表示復合系統的耦合協調度，D∈(0，1)，D值越大，表明復合系統的整體功能和綜合效益越好。

2區域旅游經濟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研究

2．1評價指標體系構建與數據來源區域旅游經濟—生態環境系統是非線性的復雜系統，影響兩者協調發展的因素很多，本文在借鑒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遵循典型性、可獲取性和一致性等原則，遴選相關指標構建區域旅游經濟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評價體系，其中反映區域旅游經濟發展狀況選取旅游總收入、國內旅游收入等10項評價指標;反映區域生態環境發展狀況選取工業廢氣排放總量、工業廢水排放總量等10項評價指標。表1、2中各項指標數據來源于2001—2013年《安徽省統計年鑒》［28］，個別缺失數據通過2000—2012年安徽省及16個地市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補充。

2．2旅游經濟—生態環境系統耦合度與耦合協調度我們將表1、2的原始評價數據采用式(1)、(2)進行標準化處理，為盡量減少主觀因素對評價指標權重的影響，將標準化處理后的數據采用SPSS17．0統計軟件進行主成分分析，按照一般要素成份特征值＞1及累計方差貢獻率≥85%的取值原則，分別提取旅游經濟系統和生態環境系統的主成分。旅游經濟系統經主成分分析得到兩個主成分，那么每個指標的因子載荷為這兩個主成分的因子載荷之和;生態環境系統得到三個主成分，每個指標的因子載荷為三個主成分的因子載荷之和，因此只需求出旅游經濟系統的主成分A1、A2，生態環境系統的主成分B1、B2、B3。根據主成分因子載荷矩陣(表4)，計算出旅游經濟系統和生態環境系統各評價指標的權重。根據式(1)、(2)計算安徽省2000—2012年旅游經濟效益指數f(t)、生態環境效益指數g(e)，根據式(4)—(6)計算安徽省2000—2012年旅游經濟—生態環境系統耦合度C和耦合協調度D(表6)，根據表6作出安徽省2000—2012年旅游經濟—生態環境系統協調發展指標動態演化曲線。

2．3旅游經濟—生態環境系統協調發展評析從表6和圖1可見，2000—2012年安徽省旅游經濟效益一直呈增長態勢(2003年出現小幅下降主要是受到“非典”疫情的影響)，由2000年的0．1182提高到了2012年的0．8921，并在2011年首次出現旅游經濟效益大于生態環境效益，2012年達到0．8921，兩者的差距進一步拉大，這主要是由于“十二五”以來安徽省更加重視旅游發展，通過采取擴大有效投入、調整產品結構、強化宣傳營銷、提升服務質量等手段，使得旅游形象進一步提升，旅游效益進一步凸顯。生態環境方面，2000—2012年安徽省生態環境效益雖然呈整體上升的趨勢，但是增幅相對平緩。由2000年的0．2505上升到2012年的0．6847，表明生態環境效益總體趨好，但是存在著一定的波動。如2001年、2005年、2010、2012年出現明顯波谷，且2011年開始生態環境效益小于旅游經濟效益，說明生態環境的壓力逐漸加大，這主要是由于近年來城市化進程加快、工業化加速，導致旅游經濟發展的同時對生態環境也帶來了一定的負面影響，影響了系統耦合度及耦合協調度的進一步提高。總體來看，2000—2012年安徽省旅游經濟—生態環境系統耦合度和耦合協調度均呈增長態勢，耦合度由0．7590上升到0．9657，且一直處在較高位運行，特別是2002年、2005年、2009—2012年耦合度接近于1，表明旅游經濟與生態環境的關聯程度強、協調發展好。2000—2012年安徽省旅游經濟—生態環境系統耦合協調度由0．3743上升到0．8771，表明系統相互影響帶動程度增強，參照石惠春等［29］研究中耦合協調度等級劃分標準，安徽省旅游經濟—生態環境系統經歷了四個發展階段:2000年屬中度失調衰退類旅游經濟損益型，2001—2006年屬勉強協調發展類旅游經濟損益型，2007—2010年屬中度協調發展類旅游經濟滯后型，2011—2012年進入良好協調發展類生態環境滯后型。目前基本實現了旅游經濟與生態環境的良好協調發展，但是生態環境面臨的壓力不容忽視。

3結論及建議

篇（10）

1.2數據來源文章所采用的原始數據及相關計算主要來自《山東統計年鑒2013》［24］，部分數據來自相關年份《中國統計年鑒》.

2研究方法

2.1數據處理與指標權重賦值

2.1.1數據處理由于評價指標體系選取的指標較多，為了消除指標間量綱的差異，使數據之間具有可比性，需先對原始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數據無量綱化通常采用極差標準化處理，用于計算山東省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中不同指標的功效系數。

2.1.2指標權重的賦值不同指標在評價系統中的重要性不同，當前學術界對指標權重賦值采用的方法眾多，主要分為主觀賦權法和客觀賦權法.由于每種方法有不同程度的缺陷和片面性［26］，本文采用熵值法和主成分分析法分別求出指標權重后，再將兩種方法所得權重進行綜合處理，結果即為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各指標權重。

2.2協調發展度模型

根據山東省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發展狀況，借鑒相關協調發展研究［3］的基礎上，從耦合協調發展定義出發，建立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耦合協調發展模型。協調度只是反映f﹙x﹚與g﹙y﹚兩個子系統有序發展關聯性和互動耦合作用，并未體現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整體“功效”和“協同”效應.為此，在協調度的基礎上引入協調發展模型，以進一步反映區域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整體協調綜合發展程度。通過﹙4﹚、﹙5﹚兩式，測算了山東省2003年以來10a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綜合效益、綜合評價指數、協調度及協調發展度，協調發展度類型劃分標準見文獻［28］.

2.3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度預測

預測是進行決策與調控的基礎，現有的預測方法主要有回歸分析法、時間序列法等，這些方法難以適應系統復雜、數據量少的問題.灰色系統GM﹙1，1﹚模型不僅預測精度高，也能在數據有限、系統復雜的情況下有很好的預測效果［29］.為了深入探究山東省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度在未來發展趨勢及演變情況，在協調發展度結果的基礎上，通過GM﹙1，1﹚模型對其未來協調發展度進行預測.

2.3.1協調發展度預測根據GM﹙1，1﹚預測模型，得出社會經濟預測模型為。

2.3.2預測精度檢驗為了檢驗模型預測精度是否符合要求，根據式﹙6﹚、﹙7﹚得到2003−2012山東省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預測值﹙見表4﹚，并將預測值進行殘差檢驗和后驗差檢驗［30］，結果均滿足預測模型精度要求.根據表4預測值，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的誤差都較小，平均相對誤差分別為0.96%、2.19%.故在未來經濟波動幅度不大的情況下，本文所建GM﹙1，1﹚預測模型可以用來進行預測.

3結果與分析

3.1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效益時序變化分析從圖1可以看出，社會經濟效益與生態環境效益總體上呈現出明顯的上升的趨勢.從時序發展速度來看，社會經濟效益指數發展變化快，除2008−2009年稍有放緩之外，其他時間段均為均勻快速上升增長.與社會經濟相比，生態環境則呈波浪形緩慢曲折發展.生態環境效益除在2006−2008年發展較快外，其他時間段平緩發展，且慢于社會經濟.從效益指數值來看，生態環境效益初始值較高，但發展緩慢，且在2003−2006年為負增長，因而10a內變化量不大，社會經濟效益初始值雖較低，但發展速度快，效益指數與生態環境差距不斷縮小，自2010年超過環境效益后一直處于快速增長狀態.從效益指數變化幅度來看，社會經濟效益變化幅度大，平均年變化率為8.89%，生態環境變化幅度小，年均變化率僅為0.75%.這一方面說明經濟發展在生態經濟系統中占主導地位，另一方面也體現出環境對生態經濟系統發展的制約作用.山東省是環渤海地區的經濟大戶，也是受渤海跨海通道建設影響最明顯的地區之一.因此，在快速發展經濟的同時，山東省要積極做好環境保護工作，努力實現社會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的雙向促進和良性循環協調發展.

3.2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分析圖2為協調發展時序動態，從協調發展類型來看，山東省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度處于0.660~0.852之間，即從初級協調發展階段向良好協調發展階段轉變，說明山東省當前生態經濟協調發展狀況良好.根據協調發展度類型劃標準，協調發展度可以明顯分為3個階段：2003−2004年為初級協調發展階段，2005−2009年為中等協調發展階段，2010年后開始轉入良好協調發展階段.在初級協調發展階段中，經濟發展一直滯后于生態環境，屬于初級協調發展類經濟滯后型，說明此階段山東省生態環境發展狀況較好.在中等協調發展階段，雖然經濟發展仍一直滯后于生態環境，但由于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二者之間的距離不斷縮小，到2009年時，生態經濟轉變為經濟環境同步發展型，反映了此階段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相互協調，比例配合得當.在良好協調發展階段，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的距離繼續縮小，協調度不斷提高，并在2010達到協調度最高點之后由于社會經濟繼續快速發展，生態環境開始滯后，生態經濟在2012年開始轉變為良好協調發展環境滯后型協調發展類型.在圖2中，生態經濟系統協調度、綜合評價指數和協調發展均呈平穩發展態勢，反映了各指數內在的互動關系和相互約束作用.生態經濟協調度一直處于較高水平，而綜合評價指數則相對較低，表征了在測度時間段內，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兩個子系統雖是協調有序、相互影響，但由于各子系統低水平效益，未能使系統整體功能增強，因而協調發展度未能達到較高水平.在此階段，協調發展的制約因素主要是綜合評價指數，反映了在一定時期內，生態經濟系統協調發展的主導方向是不斷加強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相互影響、協同共生、促進物質交換頻度的同時，努力提高二者的功效水平，增強系統整體功能.

3.3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預測結果根據山東省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預測模型，通過式﹙4﹚、﹙5﹚計算得到2013−2030年生態經濟系統協調度和協調發展度發展狀況，其發展趨勢見圖3.按照現狀預測，生態經濟系統協調度和協調發展度發展趨勢將總體上處于先上升后下降狀態.在協調度中，協調度曲線自2010年達到最高點之后逐漸持續快速下降，并于2030年低于0.4.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是：由于經濟的持續快速增長和生態環境保護的滯后，使得原本處于協調一致狀態的兩個子系統數量上比例失調，結構上缺乏有效的相互促進和協同一致的交換匹配，導致二者之間的演化趨勢背離系統整體的良性互動，從而引發對生態經濟系統的負反饋調節和約束作用，促使其協調度不斷下降.協調發展度曲線初期由于系統綜合評價指數的提高而在發展初期不斷攀升，并于2024年左右達到其最大值，但由于受生態系統協調度不斷下降的制約和瓶頸作用，使得協調發展度在達到最大值之后開始下降，并呈加速衰退下降趨勢.這種現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促進生態經濟系統的協調發展不僅要體現系統總體功效的協調，也要達到系統內部結構的和諧有序.2013−2030年是按照山東省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自2003年10a以來協調發展變化作出的預測，是在渤海跨海通道“零替代方案”下得到的結果.然而，渤海跨海通道的建設勢必會在不同程度上影響山東省生態經濟的協調性，特別是對生態環境的負向影響.因而，這種只重視經濟的高速發展而以環境保護發展滯后為代價的發展模式，是難以維持區域的生態環境協調可持續，必須在當前及未來的發展中引起高度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