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文化論文匯總十篇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玉文化論文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上述解釋是一種現象學的解釋，沒有將巫與儺放在人們的生存方式、活動方式中宏觀地考慮。本文認為，巫和儺作為一種文化，是人們在神鬼觀念支配下的一種生存方式、行為方式、活動方式，及其物質和精神的成果。具體地說，是在萬物有靈觀念、圖騰觀念、鬼神觀念支配下的人們的一種活動方式及其成果。

巫文化是一種有神論文化，它是原始社會早期由無神論狀態進入到有神論狀態的主要表現，就其本質考察，它是舊石器時代中后期人們在萬物有靈觀念和圖騰崇拜支配下的重要采集方式、漁獵方式及其成果。從支配人們活動的觀念結構看，巫文化中居于主導地位的是“萬物有靈”的觀念和后來的圖騰崇拜，尤其是其中的鬼神觀念。這種觀念認為萬物都是有神靈的，上至日月星辰、風雨雷電，下至山川大地，湖泊海洋，花草樹木，飛禽走獸，蛇蟲螞蟻……皆莫例外。這些神靈無時無刻不在影響和左右人們的生存和發展，進而形成敬畏鬼神、乞求鬼神等巫文化觀念體系。

從活動方式看，在巫文化觀念指導下的各種活動，事先要祭祀神靈，祈求神靈保佑活動順利成功，并問卜以占吉兇。活動中要注意遵循各種禁忌，不觸犯神靈，不得罪神靈；事后要酬謝神靈，并祈求神靈繼續佑護自己。遇到災疫時，就驅鬼逐疫。采集如此，漁獵如此，交往和日常生活也如此，這就是巫文化的勞作方式、交往方式、生活方式，進而沉淀為一種思維方式。

從活動結果看，人們在這種特征的勞作、交往、生活中，就創造出帶有濃厚神靈崇拜特征的巫文化產品。在舊石器中晚期的考古發現中，有北京山頂洞人在尸體上撒赤鐵礦粉末的遺跡，山西峙峪人在骨頭上刻獵駝鳥、羚羊圖的圖騰，臨澧竹馬村人帶有封閉式涵洞的高臺式祭壇。祭壇的出現，表明了在舊石器晚期，就已經出現了專事祭祀的巫文化活動。這些物質性的東西，滲透著當時人們思想上的神靈意識和圖騰觀念，是這些巫文化思想觀念的物化表現。這些活動結果的物質性遺跡本身就是遠古時代人們的巫文化精神產品。巫文化傳承到農耕時代，就演變為儺文化。儺文化是巫文化發展的高級階段(林河《中國巫儺史》，花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32，231頁)。但它在勞作方式、神靈觀念、祭祀對象、祭祀方式、祈求內容等方面，都出現了一系列明顯的變化。

第一，形成的實踐基礎已由原始的采集、漁獵勞作逐漸過渡到農耕勞作。勞動對象已由原來的森林、河流、動植物等眾多對象縮小為較小范圍的土地和家圈禽獸等；勞動工具已由原舊石器逐漸演變為新石器和陶器，乃至金屬工具；勞動條件由依賴于茂密的森林草原及眾多的飛禽走獸和魚類等水生動物，轉換為依賴于風調雨順、無災無疫等；勞作方式由原始的集體采集、集體漁獵逐漸過渡到集體的種植、養殖等家耕勞作方式。勞動產品已由天然的植物果實、蚌螺魚蝦和弱小野獸，轉變為糧食牲口等等。嶄新的勞作方式必然形成嶄新的神靈觀念和價值觀念等。

第二，支配人們的泛神觀念發展為主神觀念。在采集和漁獵時代，影響人們勞作與生活的因素寬泛而眾多，由此形成泛神觀念。在農耕條件下，影響人們生存繁衍的因素減少而相對集中，由此逐漸形成相對穩定的主神觀念。武陵山民奉盤瓠()、辛女或伏羲、女媧為祖神，在儺文化中則稱之為儺公儺母，然后才是鳥神和太陽神、狗神和豬神、虎神，以及其他神祗。這是依其對于人類自身生存發展的地位作用而確定的。可見，神祗觀念的變化實質上是人們關于外部事物價值觀念的變化。

第三，神靈的崇拜方式出現了一系列重大變化。一是崇拜對象集中為某些主神，形成以主神為軸心的儺神系統。二是崇拜程序化、問卜規范化、祭祀禮儀化和活動歌舞化，并逐漸出現了祭祀的組織機構、專門的場所和專職人員即巫師(如方相氏)，并形成廣泛的民儺、鄉儺、軍儺、寺院儺和大規模的宮廷儺(官儺、國家儺、天子儺)。三是崇拜的內容逐漸系統化，形成與農耕勞作、交往、生活密切相關的系列教義，諸如儺神起源、創世說、一年四季的勞作內容等。四是崇拜的形式多樣化。活動形式除了祭祀、祈禱之外，還有安壇、接龍謝士、還愿、打解、度關等。表現形式除了以面具扮演各種神祗外，還有符、咒、訣等形式，實現神鬼人之間的溝通，傳達儺神之意。五是崇拜的目的也多樣化了。除了驅鬼逐疫，去災免難之外，還有請神、娛神、謝神，祈求風調雨順、五谷豐登等。這些變化使儺文化成為文化的觀念體系和系統有序的操作過程，使之成為上至宮廷下至民間的普遍性的社會活動。這種活動集生產、生活、祭祀、娛樂、教育于一身，成為人們綜合性的活動方式。

儺文化雖然同巫文化存在若干顯著區別，但它作為巫文化的繼承與弘揚，在本質上同巫文化又是一致的。

第一，在崇信鬼神，并以巫師溝通神、鬼、人之間的關系，以巫師活動祭祀和祈求神靈、驅鬼逐疫等本質方面，儺文化對巫文化是一脈相承的，是一致的。

第二，在神祗崇拜方面，儺文化繼承了巫文化的多神崇拜觀念。儺文化雖有崇拜的主神，但主神之下，卻有許許多多的神祗，是以某神為主的泛神體系。其所崇拜的主神在不同的地域和民族中，又有所不同。加之兩千多年來，儒、道、釋等教諸神融入儺文化之中，使之信仰與崇拜的神祗較之于遠古時代的巫文化更加寬泛。

第三，二者都具有神秘性。巫文化以祭祀鬼神、扮演鬼神、溝通鬼神、傳達鬼神之意和驅鬼逐疫而顯示其神秘性。儺文化不僅如此，還將這些活動程式化，形成一整套請神、祀神、娛神、謝神、送神等系列活動，并使之貫穿于人們的一切活動之中，加之以驚心動魄的儺技、儺戲等形式表現出來，更凸顯其神秘性。

第四，原生野性的一致性。巫文化直接萌生于遠古的原始社會，儺文化也早在五千年前的遠古農耕時代、新石器時代就出現了。儺文化直接繼承了巫文化的原生野性。這種原生野性表現在很多方面。一是直接體現從動物中脫穎出來的性。如以的形式祭神娛神等。二是儺事活動中對的粗俗表演和刻意渲染，對生殖器的高度崇拜等。三是在敬神的同時，也驅神咒神，戲噓神靈，對神靈大不敬的原生反叛性等。

正因為儺文化對巫文化的繼承性，本質上的一致性，人們往往將二者合稱在一起，稱之為巫儺文化，或將儺文化稱為巫儺文化。

從上述關系可以看出，儺文化是高級的巫文化，是人們在儺神觀念支配下的活動方式，是以敬奉儺神為主的多神論信仰的觀念體系和操作系統，是人們在農耕生息過程中祀奉儺神的綜合性活動。

【原文出處】懷化學院學報

【原刊期號】200403

【原刊頁號】53～55

【分類號】G0

【分類名】文化研究

篇（2）

1．引言

朱光潛先生認為，外國文學中的聯想意義在翻譯中最難處理。因為它在文學語境中有其特殊的含義，這種含義在詞典中是查不到的，但對于文學來說卻又十分重要。這就要求我們必須了解一國的風俗習慣和歷史文化背景，否則在做翻譯的時候就會有無法下手的感覺。(朱光潛，1996：184)。英國文化人類學家愛德華·泰勒在《原始文化》(1871)一書中，首次把文化作為一個概念提了出來，并表述為：“文化是一種復雜，它包括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風俗以及其作社會上習得的能力與習慣。”可見文化的覆蓋面很廣，它是一個復雜的系統。語言作為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反映出一個民族豐富多彩的文化現象。

翻譯之所以不那么容易，乃是因為語言反映文化，承載著豐厚的文化內涵，并受文化的制約。一旦語言進人交際，便存在對文化內涵的理解和表達問題。這就要求譯者不但要有雙語能力，而且要有雙文化乃至多元文化的知識，特別是要對兩種語言的民族心理意識、文化形成過程、歷史習俗傳統、宗教文化及地域風貌特性等一系列互變因素均有一定的了解。正是以上這些互變因素，英漢民族的語言文化才體現出各自特有的民族色彩。

2．影響翻譯的文化元素

2．1宗教

大家都知道，《圣經》在西方的文化生活中扮演著源頭的角色。相關數據表明：絕大多數的美國人仍然信信仰宗教。而中國人則長期受到儒家學說的影響，即使在中國廣為流傳的佛教，也是一種受到深刻世俗影響的多神論，這就不同于西方人大一統的一神論宗教觀念。中國人信仰佛教·道教，在語言中就有“玉帝”、“佛祖’’等詞語，而西方則人信仰基督教，所以就有“上帝”一詞。漢語中的“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在英語中就有兩種不同的譯法，即“Manpropose，Heavendisposes”；或者是‘‘ManDropose，Goddisposes”。它們的差異就在于對“天”字的不同翻譯。“天”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具有濃厚的佛教·道教色彩，而“God”則具有明顯的基督教色彩。后者的歸化變譯法固然利于西方讀者的理解與接受，但不利于“天”這一獨具中國特色的文化內涵的傳播。英語深受宗教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一些成語中，如ItsinGodshands(聽天由命)等。翻譯中對于宗教知識的掌握是十分必要的。以漢語中的“臨時抱佛腳”這個成語為例，如果簡單地翻譯成“toembraceBuddha’Sfeetinone’S hourofneed”就會讓西方讀者感到奇怪，為什么在有需要時要抱佛主的腳呢?這樣做有什么用呢?如果我們稍加處理的話，西方讀者理解起來就是另外一回事了“toembraceBuddha’sfeetinone’shourofneed——seek help atthelastmoment”。(包惠南，2003：20)。

2．2文化心理

由于不同的民族使用的語言是不一樣的，而且它們的歷史和文化也是各不相同的。所以各個民族在其長期的發展過程中，在各具特色的歷史條件下形成了自己的民族特色。這對一個民族的心理的形成有著巨大的影響。歷史文化的不同主要在一些歷史典故以及許多忌諱和好惡的差異上得到體現。以數字“9”為例。這個數字在中國古代的意義很特別，因為它代表著至高無上的意義：即九九歸一，一統天下之義。而“4”這個數字由于和漢語中的“死”讀音相近，所以很多人現在還是不喜歡這個數字，尤其是電話號碼。相當多的人不愿意要以“4”為尾號的號碼。至于“8”這個數字由于與發財的“發”諧音而深受一些人的熱捧。而在西方人的意識里，4、8和9只是極普通的自然數符號，并不具備這些特殊的意義。眾所周知，在西方人的眼里“’是個不吉利的數字，意指運氣不好。所以在西方座位沒有13號，樓房沒有l3層等等。但在中國，這個數字卻沒有這種特殊的意義。對這些非語言文字所表達的文化內涵，譯者只有在深入了解各民族的歷史文化之后才能夠準確把握。(包惠南，2003：9)。

只要談到中國文化，人們總會自然而然的想到“龍”字。因為在封建初會里，中國古代的帝王總把自己描述成龍的化身，自封為“真龍天子”以達到奴役思想、馴服百姓、鞏固政權、安邦治國的目的。而老百姓則把龍當作自己的神靈來加以崇拜，稱自己是龍的傳人，祈求這個神靈之獸的保佑。因而“龍”就成為了中華民族的圖騰，是精神的象征，凝聚力的標志。于是漢語中就有了很多由“龍”字組成的表示美好形象的詞語。如望子成龍，龍飛鳳舞，龍鳳呈祥，龍騰虎躍，龍驤虎步，畫龍點睛，龍子龍孫等美好形象。正因如此，中國的文化也就有了“龍的文化”的美譽。但在西方人看來，“龍”卻是另外一種形象，即“alargeiferce fabulousanimalwith wings and a long tail，a crested head andenoYITIOUSclaws，thatcanbreatheoutifre．”(一種體型龐大，長有雙翼，頂有花紋，腳掌巨大的怪物)。所以把“望子成龍”翻譯成“expectone’S childtobecomeadragon”，西方人見了不僅覺得奇怪，而且絕對不會讓他們的孩子成為dragon的。因此，為了避免引起誤解，我們可以把這個成語譯為longtoseeone’schildsucceedinlife。

2．3思維方式

不同的地域、生理、心理以及文化差異會形成不同的思維方式，特別是文化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思維方式的差異。翻譯工作者在進行英漢之間的翻譯時，要越過東西方文化之間的障礙，準確的把握兩種思維模式之間的差異。

擅長形象思維是中國人思維方式的特點，他們習慣于把事物看成是一個有機的整體；而西方人卻長于邏輯思維，他們的思維方式是線性的，把事物看成是由各個不同的部分組成的，哪個部分出了問題就處理哪個部分。中醫和西醫之間的差異就很好的說明了這一點。中醫強調整體上的辨證施治，而西醫卻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賈玉新，1997：98—100)。

第一，從語句的銜接方式來說，英語多用形合法(hypotaxis)，即在句法形式上使用連接詞語將句子(或分句)連接起來；而漢語多用意合法(Darataxis)，即靠意義上的銜接而不是依賴連接詞。

英語語法相當嚴密，注重形合，外形嚴謹．各個句子、語段或段落一般由一些功能詞和某些特定的短語、分句進行連接。這些功能詞和短語可以表示不同的功能或意念，如因果、比較、讓步、條件、轉折等。在主從復合句中，各個分句層次分明，從句必須由主從連詞來引導。而在并列句中，并列的分句通常由一些標點符號來連接。我們都知道，漢語是重意合的，很多句子或分句之間不分主次關系，只是通過意義來進行銜接，連接詞用得很少。試比較下列的句子：

It　is SO COO1thatwe decide to go outfor awalk．天氣涼爽，我們決定出去散步。

As water can lfoata ship，SO can it swallowtheship．水能載舟，亦能覆舟。

W herethereisawill，there isaway．有志者事競成。(沈素萍等，2007：27—28)。

第二，整體思維和個體思維之間的差異。中國文化強調整體思維模式，從古到今都十分重視和諧與統一。“和為貴”就是這種思想的很好的體現。

因此，在漢語中作為行為主體的主語，通常會被省略，也就是常說的無主句。但西方的文化卻大不一樣，它強調的是主體和客體的對立。在語言上的體現就是所謂的主謂兩分。除了祈使句以外，每一個英語句子都要有主語，否則這個句子就是不完整的。因此，在進行英漢互譯時，很多漢語句子需要我們根據具體的語境為它們添加主語。例如，眼看天就要下雨，又沒有帶雨傘，都很關著急，真不知該去哪里。

Itisraining；wedonothavenoumbrellawithUS．Weareallworried aboutit，becausewedonotknow wheretogoatthe moment．

我們可以看到，原句的描述沒有一個詞是可以做主語，但在這里，根據上下文的語境以及特定的環境，在譯成英語的時候，分別添加了it和we作為不同分句的主語，這樣就使當事者的心態與當時的環境很好的融為一體，完全達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添加了主語以后，就符合英語的句子必須要有一個主語的要求，也，就符合歐美文化中的所謂主觀和客觀分離的思維模式。整個譯語顯得結構完整，層次分明。

2．4地理環境

地理環境對各地的氣候有著很大的影響，同時對當地人們所使用的語言以及詞語的含義也有著非常顯著的影響。例如漢語中的“東風”一詞和英文中的“eastwind”一詞，雖然從字面上來看是相對應的，但它們的內涵卻是完全不一樣的。中國地形的特點是：西臨高山，東面卻是海洋，在中國人意識中，“東風”喻指“春天”，象征著“溫暖”。但在英國，“東風”卻是從歐洲大陸北部吹來的，在英國人的心中，是“寒冷”的標志。而“西風”卻從大西洋吹來，和中國的“東風”有著同樣的象征意義。因此，英國人更愛“西風”。英國著名詩人雪萊的那首廣為流傳的Odetothe West Wind(《西風頌》)的最后千古的名句就表達了西風的美好含義：“O，wind，if Winter comes，canSpringbefarbehind?”(啊，西風，假如冬天已經來臨，春天還會遠嗎?)當然不作注釋，中國的讀者是不會理解的，甚至會造成誤解。

再比如，老鼠在漢語中的形象是不太好的，像“碩鼠”之喻人盡皆知，更有“過街老鼠人人喊打之說”。但在西方的影視作品里卻有許多可愛的老鼠形象，例如《貓和老鼠》里的Jen-y1_：2及《精靈鼠小弟》里的Stuard等，深受人們的喜愛。老鼠在中外文化中也有相通之處。例如，漢語中“膽小如鼠”，和西方文化中的"astimidasahare”的表達法則是相同的。(hare是兔子，西方人認為兔子膽小)。(李小園，2008)。

2．5風俗習慣

不同的民族在打招呼、稱謂、道謝、恭維、致歉、告別、打電話等方面習俗則是具有相應民族的特色。如中國人見面打招呼時常會說這樣的話：“你去哪兒?”、“做什么呢?”或“吃飯了嗎?”等等。在中國文化里，這幾句話并無含義，只不過是禮節性的、見面打招呼的一種方式。然而，西方人對這類問題很敏感。因為在他們看來這些純屬私事，別人是不能隨便打聽的。像這樣的見面問候語，在西方應根據具體情況做相應的文化轉換，改用英語中的習慣用語，諸如“Hi!”、“Good morning"或“How areyou?”

篇（3）

(二)對民族文化資源與農村幼兒園課程開發的思考1.幼兒的文化安全與教育價值選擇在全球化語境中，有關文化安全的討論越來越吸引人們的關注，從最初熱用于政治、經濟的核心語匯，不斷引伸到各行各業中。目前，對文化安全的解讀普遍被認為是:“發達國家憑借其政治的優勢，有意無意地通過文化帝國主義或后殖民主義的策略論，威脅著發展中國家民族文化的安全。”［2］在“2005年國際華人幼兒教育學術研討會”上，幼兒的文化安全作為一項重要議題，得到了國際國內學者的普遍關注。就一般意義而言，文化安全是一個國家的價值體系，是本國主流文化價值體系免遭來自內外部文化的侵略和顛覆，防止本國人民的價值觀、思維與行為方式被他文化重塑或改變。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不同民族在長期的發展歷史上，已形成了一套具有本民族特點的思維與行為方式，直接影響他們的價值觀和判斷力。就我國少數民族幼兒教育而言，幼兒的文化安全并非是狹隘的地方民族主義，而是充分結合幼兒的年齡結構特點與認知習慣，在以“多元文化教育”為出發點的前提下，制定正確的教育目標，選擇科學合理的教育內容而實施的一種全納教育。這種教育讓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幼兒能直觀體驗文化多元的生動性，在感覺民族文化獨特性的同時，能以開放的心態接受其他文化，有效地實現多元文化教育的目標。2.民族地區幼兒園園本課程的構建少數民族地區農村幼兒園應根據所處的地理位置、民族文化特點、本園的基礎現狀，結合該地區教育的的狀況以及本園幼兒的發展狀況，開發具有本土文化特點的園本課程。園本課程的開發不能憑空想象，應該在相關法律法規和相關政策的指導下合理開發。此外，園本課程的開發離不開專家的指導，同行的討論，課程的試教與論證。只有充分正確掌握幼兒園的發展目標、原則，才能對園本課程的開發有全面的了解，才能做到科學構建。園本課程開發離不開地方文化。文化是一個龐大的體系，如何結合民族和地域文化，合理選擇、引用、加工，最后應用到園本課程中去，需要教育管理者和實施者深入社區和人們的生活中，從細節處觀察文化對人們思維與行為方式的影響，并將文化與教育充分結合，開發出具有明顯本民族文化的園本課程。同時，在園本課程的開發上，要認清特色課程與園本課程的區別，比如一些音樂、舞蹈、樂器、美術等特長班，不可否認有些是為了迎合市場需要或吸引家長眼球而開發出有特色的、以功利為目標的課程，這類課程只能開發幼兒的部分能力與特長，并不能實現幼兒的全面發展。如果以特色課程等同于園本課程，對幼兒園和幼兒的發展而言，其弊只會遠大于利。

二、民族地區傳統文化資源應用于農村幼兒園課程的實踐及觀察

黔東南州屬多民族聚居地，以苗族侗族人口為主，苗族人口略多于侗族人口。為了解黔東南地區民族傳統資源應用于農村幼兒園教育活動的情況，課題組選取了6個苗族聚居縣和4個侗族聚居縣，以每個縣不低于5個鎮以下的農村幼兒園課程為切入點，通過與專家和一線老師集體備課、聽課、觀察、說課，評課的方式進行調查實踐實驗，在以德育、言語技能、生活常識、手工與藝術、游戲與體育作為教育內容，將本民族傳統文化資源作為教育教材，分別進行觀察并聽課，重點將幼兒的注意、興趣作為觀察指標。

(一)課程活動的設計在將民族傳統文化資源應用于幼兒園活動的實踐設計上，課題組把著眼點放在幼兒的文化根基上。幼兒的文化根基包括文化的本質基礎和與外來文化的交融，前者包括本土文化傳統和日常行為規范，后者包括外來文化以及對外來文化的態度。少數民族在長期生產生活中積累并傳承下來的習俗與文化，為少數民族幼兒提供了一個既定的文化環境，這成為現代少數民族幼兒教育的根源，它既是幼兒教育的豐富資源，也是該文化拓展和創新的起點;同樣，在當下經濟、信息高速交流的情況下，少數民族幼兒生活的文化環境復雜，相互的碰撞也較之以往更加頻繁，幼兒的具體行為時時都受到文化的影響和制約，不同的文化在現實的生活中，都會轉化成幼兒的日常生活內容。因此，在進行課程活動設計時，在《幼兒園教育指導綱要(試行)》的框架下，以德育為中心，將德育融入各種課程中去(見圖3)。

(二)課程活動的實施課程活動是一個復雜的過程，沒有既定模式，存在多變性和隨機性特點。在課程活動的實施上，首先，我們以主題活動為主要實施方法，通過有目的有計劃地安排授課，來實現民族文化應用到幼兒園課程中;其次，通過無意注意的安排，在區域活動中，通過貼畫或者創設實景，讓民族文化融入幼兒的活動中;再次，在幼兒的自由活動中，通過引導幼兒游戲，將傳統體育與游戲融入學生的活動中。當然，各個課程不會孤立存在，在教育目標上也會有交叉。比如，在言語技能活動的設計上，在侗族地區農村幼兒園，選擇這樣一首兒歌。在該課程的設計上，以發展語言技能為教育目標，重點是培養幼兒團結互助的思想，在兒歌歌詞中，又融入了生活常識，比如動物的認識，都是幼兒日常能見得到的東西，能激發幼兒的學習興趣，雙語雙文的結合使用，很大程度上彌補了少數民族幼兒因漢語水平低下的理解缺陷。

(三)學習效果觀察通過觀察，分別對比現代課程活動和民族課程活動，在54人的班級中分別將注意的保持和興趣作為指標，注意的保持是在充分使用教具的情況下，盡量排除可導致幼兒注意轉移的干擾因素，幼兒的注意保持貫穿于整節課的學生人數;興趣主要是學生與老師互動的人數以及課后的檢查與反饋。通過圖4統計發現，現代課程對于民族地區農村幼兒園，無論是注意的保持方面還是興趣上，都稍低于民族課程，而這些特點在小班中尤為突出，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現代課程內容與幼兒生活經驗脫節。比如在大班認識標志時，斑馬線、紅綠燈甚至寬敞干凈的柏油馬路這些內容都與農村幼兒的生活嚴重脫離，導致學生理解上的困難從而難提興趣，因此注意保持時間較短;其次，現代課程在進行教授時，都是通過多次重復讓學生強化記憶，這種方法下，多數學生得到的只是一個短時記憶，這些教育內容回歸到學生的日常生活中難以再現，不能轉變為幼兒的生活行動;第三，民族課程較現代課程而言，更能激發學生的想象和參與的欲望，他們能通過經驗習得參與到老師的教學中去。以游戲課為例，存在于民間的一些傳統游戲通常會世代相傳，雖說在細節上會有一些加工和改動，但大體上都沿襲著相似的內容并有著固定年齡的參與人群，將這些傳統的游戲融入幼兒園的課程中，課后幼兒能夠在社區、村寨得到拓展和實踐，這有利于鞏固和提高學生的理解和應用能力，也能激發幼兒學習的興趣。

三、民族傳統文化資源應用于農村幼兒園活動的反思

民族傳統文化應用于幼兒園課程活動相關的研究并不罕見，但通過對現有的研究進行分析，內容上多是以民族藝術作為素材引進課堂;研究的形式都是一種理論研究;研究的人員多是幼兒園一線的教師。當然，一線教師在幼兒園的課程活動研究上，最具有發言權。但是，現有幼兒園教師總體水平偏低，特別是在教育理論的理解上缺乏較高層次的理解，因此，在提出的建議與意見上缺乏宏觀思考。因此，將民族文化資源引進農村幼兒園活動，除了要有一線的直接經驗外，還要有立體的教育理論思考。

(一)進行意識生態的多元文化教育對話“多元文化教育生態”是北京大學錢明輝教授率先提出來的，是用生態學視角來討論社會現象。錢明輝教授認為，這種方法的獨特之處在于關注個體與整體之間包括時間與空間的關系，能有效避免孤立看問題的弊端，一反過去只重視時間而忽視空間的做法。［3］進行多元文化教育的生態意識培養，能有效避免其他視角造成的“兩極”對立，即過度開放接收，重視多元一體而忽視了多元共存;過度重視本土又會讓民族文化陷入孤立和封閉。多元文化教育的意識生態化，社會整體的聯系和不斷交流和變化狀態能將人們視為習慣的局限性揭示出來，能夠引起人們對新的目標和結構的重新構想，從而得出一種最適合的社會形態。多元文化教育對話是一種對話教育，是一種平等的、互動的關系，而不是壓迫和強制。進行教育對話，其目的是對面對的問題進行客觀辨識，堅持價值中立，實現對彼此文化的理解。中國一體多元的少數民族格局，由人口最多的漢族和55個少數民族共同組成，每一個民族都是在漫長的歷史中發展起來，每一個民族身上都承載著厚重的文化歷史，每一個個體都有著某種文化特點的世界觀和價值觀。在這樣一個復雜的社會格局中，只有通過對話才能聽到來自不同群體的多種聲音，在對話中發現訴求，才能學會分辨，學會存疑，從而學會提問、學會表達。此外，通過對話，群體之間學會寬容、理解、接納，才能實現和諧共處，才能增進潘光旦先生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的安定和諧局面。進行生態意識的多元文化教育對話，能改變人們不再簡單地從國家主義和地方主義、主流文化和特色文化的二元對立來看待問題，在進行課程構建的時候，就不再從制度化知識和非制度化知識的不平衡中尋找支點，而會站在一個較高的視角去審視國家、社會、文化、民族的整體性，從而發現生態學意義上的關聯。

(二)加強少數民族地區農村幼兒園文化的構建與傳承幼兒園文化是指幼兒園在長期的教育實踐中積淀和創造出來的，為其成員所共同遵循并得到同樣的價值觀體系、行為規范和共同的思想作風的綜合，表現為幼兒園的“綜合個體”［4］。進行幼兒園文化的傳承與弘揚，首先要解決的是剝開文化的外衣，尋找到文化的核心，即價值觀。任何一個國家、民族抑或是個人，要走發展的道路，都離不開文化，文化具有凝聚力的作用，是發展的核心動力。少數民族地區農村幼兒園要想在現代教育需求下健康發展，就必須走“民族文化興園”之路。當然，在起步低、底子薄的農村幼兒園，要形成自身的文化不是一件簡單的事，但要清楚地認識到，幼兒園文化絕對不是簡單的買校服、唱園歌。幼兒園文化應包含兩層意思，一是外部文化，二是內部文化，三是制度文化。外部文化是幼兒園的空間物質形態，包括環境、設施;內部文化也可以稱為精神文化，包括價值觀、園風、園精神等，內部文化是幼兒園的靈魂和精髓;制度文化是規范和保障，包括規章制度、管理體制和組織機構，是全體師生共同認可的規范體系。在三種文化中，外部文化是基礎、內部文化是主導、制度文化是關鍵，三種文化相互依存同時也相互制約。進行幼兒園文化的傳承與弘揚，要有明確的辦園宗旨，要以高品質的教育質量作為追求目標，要以育人為中心出發點，以民主、開放、科學的理念和方法進行幼兒園管理。此外，還要注意主流價值觀的傳承與弘揚。這要求教育管理者和幼兒園管理者要有清晣的文化觀，以誠信、合作、共贏的態度引領團隊文化，加強對幼兒園教職工的培訓與教育，不斷踐行主流價值觀，讓幼兒園文化成為師生的行動指南。

(三)開發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園本課程重構幼兒園課程，必須在多元文化教育的原則下重視幼兒文化的開發，要充分認識到學生的民族意識，在以本民族口頭文學、歷史人物、自然地理、風俗習慣、藝術、信仰等素材為藍本的基礎上開發園本課程。要充分重視少數民族幼兒的生活經驗，使用少數民族幼兒最容易理解的教育方式，在進行主流文化與民族本土文化教育時要始終堅持“對話”，開發出具有典型民族特點又不失現代性的民族地區農村幼兒園園本課程。幼兒園園本課程，不是單一的內容那么簡單，最為重要的是課程的實施過程中所采用的教育方法。實施幼兒園園本課程，其多元文化特點要求教育方法必須以多樣性、生活性為主，具體實施時首先應該在園本課程目標下進行文化分析并設立主題統整課程內容。眾所周知，幼兒的認知能力有限，如果單以民族文化納入課程中，沒有進行加工、整合，沒有充分認識學生的年齡特點就進行傳授，這樣的教學效果是可想而知的。所以，應該在園本課程基礎上，選擇最有價值最適合的民族文化內容，結合幼兒的認知特點和年齡特征，設立中心主題來引領園本課程;其次，幼兒園本課程應該以活動為主要途徑展開，在縣級以上幼兒園，活動引領課程基本已是一種常態，但是在農村幼兒園，大多采用的是小學式的教學手段。開發園本課程時，要把教育手段和方法寫入課程中，仔細考量學生的文化心理和學習方式，鼓勵不同文化背景的學生都能以自己的學習方式來形成自身的經驗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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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區域文化資源構建校園精神文化的現狀

大學置身一個地方的區域文化中，必然會受到區域文化的熏陶和感染。區域文化將會影響整個學校師生的價值觀、世界觀、人生觀，甚至學校辦學特色的各個方面。因此，校園文化的建設受到了高校的高度重視，特別是一些地方性的高校在構建獨特校園文化方面進行了不斷創新與發展。如西安科技大學坐落在文化古都西安。雁塔校區毗鄰大雁塔、唐曲江文化遺址，新校區坐落在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和具有深厚秦唐文化底蘊的西安市臨潼區，位于新開發的以秦唐文化為主打的國家旅游規劃區的重要位置，在校園文化建設中弘揚秦唐文化、在社會實踐中感知秦唐文化，形成具有深厚底蘊秦唐文化的校園文化;曲阜師范學院在校園物質文化建設中，利用區域文化素材，興建了孔子文化廣場，建立了孔子雕塑及儒家經典石刻等，同時，注重發揮儒學研究的優勢，將儒學文化的精華滲透到教育教學全過程，廣泛開設《論語》等傳統文化公選課，以傳統經典滋養學生的心靈，培養出了優良學風，營造了良好的文化氛圍，引導學生追求真知、不斷超越;湖南科技學院以“西山”文化為主線，注重對“西山”文化的培養，堅持用“西山”文化培育學生獨特的思想特征和優良的心理特征，鑄就了“西山”校園文化特色;廣州大學在2007年發表的《廣州大學文化宣言》中寫到:我們的大學文化應該是區域的，她擁有嶺南文化的傳統，傳承了廣府文化的基因;有敢為人先的勇氣，改革開放的精神，人文關懷的意識，面向世界的胸襟，豁達包容的氣度和求實創新的智慧，發揚光大嶺南文化的精髓;上海市金山區的各中小學將本土文化與學校文化相融合，整合金山地區的區域文化資源，開設了民族特色技藝的課程并且建立與之相適應的體現穩定性、整體性的制度，繼承金山民族文化技藝，形成一套正常發展學校民族特色技藝教育的制度及管理模式。欽州學院坐落在廣西欽州市，作為廣西沿海地區唯一的公立普通本科高等學校，應充分利用區域文化資源，注重研究的聯系，將學校文化與區域文化進行整合，構建出穩定和諧、容易深入師生的心靈的具有區域文化特色的校園文化，進一步提高學校的競爭力，同時可以進一步促進區域文化的發展。欽州市位于廣西北部灣經濟區的地理中心位置，地處南海之濱，背靠大西南，面向東南亞，是中國大西南最便捷的出海通道，是廣西連接東南亞的重要樞紐。欽州得名已有一千四百多年，我國近代史上民族英雄劉永福、馮子材的故鄉，是漢唐海上絲綢之路的始發港之一，是“中國四大名陶”之一的欽州坭興陶之鄉，具有悠久的歷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蘊。重視分析欽州學院所處區域文化的特性，挖掘區域文化資源優勢，并依托區域文化特色構建具有個性化的大學文化成為了欽州學院特色校園文化建設的主要途徑之一。

三、欽州學院校園文化建設中體現區域特色的路徑

構建具有區域文化特色的校園文化，欽州學院應該在挖掘區域文化的精神內涵，充分利用區域文化的資源，從特色化發展的角度切入，搭建有效地交流平臺，結合學校發展的特點找準兩者契合的對接點，使校園文化在繼承自身優良傳統的基礎上形成獨特的具有區域特色的校園精神文化。

(一)區域文化特色要體現在精神文化建設中

校園精神文化主要體現在辦學理念、校訓、校風、教風、學風等方面，是高校校園文化建設的靈魂，也是校園文化的最高表現。欽州學院在培育大學精神文化時，深入研究區域文化，大力挖掘區域文化精髓，凝練具有區域文化特色欽州學院新時期的大學精神“海涵春育，鵬舉南天”和學校校訓“博觀內省，達道知行”，并在倡導過程中的對全校老師和學生加以熏陶，并通過歷代師生的傳承，逐漸形成為師生的共同理想和價值追求。欽州學院在自身發展過程中，秉承“辦學以教師為本，教學以學生為本”的辦學理念，本著“塑造形象、發展內涵、打造特色、辦出質量”的治校理念出發，通過各種途徑加強校園的規章制度的執行，嚴格遵循著校訓精神。

(二)區域文化特色要體現在物質文化建設中

蘇霍姆林斯基所說的:“要努力使學校的墻壁也說話。”欽州學院在物質文化建設中，要充分利用區域文化中的歷史資源和人文景觀建設，通過歷史人物如寧長真、劉永福、馮子材歷史遺跡打造環境文化的區域文化特色，營造區域文化氛圍，使師生在不知不覺中了解區域文化的歷史與發展，感受區域文化的精髓。欽州學院的大門設計————海貝•明珠，體現欽州市正在打造的北部灣濱海城市品牌;我國現代偉大的人民教育家、思想家陶行知像立在校園的中心位置，他是在校生和其他歷屆畢業生捐贈下鑄成的，這不只是一尊銅像，而是一種思想、一種精神，是欽州學院師魂的體現。

(三)區域文化特色要體現在教學科研中

在教學中，通過開設區域文化課程，將以海洋文化、歷史文化為主流的欽州文化引進教材、引入課堂，使師生在詳實、系統的掌握歷史史實、人物故事的過程中將區域文化的精髓入腦、入心，產生對區域文化的認同感。欽州的歷史文化底蘊厚重，現保存下來的劉永福、馮子材舊居，2001年被國務院列為全國第五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劉馮抗法保國的歷史事跡納入文化素質教育中，在教學中滲透區域文化精神;在科研中，應將對欽州市的欽州坭興陶(在中國四大名陶之中，別具神韻，獨領，堪稱我國陶瓷藝術花園中的一朵奇葩)持續不斷的研究，使師生在研究區域文化的過程中不斷傳承和發揚區域文化。隨著“北部灣大講壇”和“教授博士論壇”開辦，學院應校園文化活動引向更高的層次，辦成具有學院特色的人文活動品牌，讓更多教師在大講壇中展現他們的特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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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課堂文化，是指在長期的課堂教學活動中形成，并為師生所自覺遵循和奉行的共同的課堂精神、教學理念和教學行為。課堂文化體現了課堂教學的內核，它包括支撐著教學活動的根本理念、價值訴求，展開教學活動的基本思維方式，以及維系師生交往活動的人際氛圍和精神氛圍等。可以說，課堂文化是現代學校文化的最高境界。而課堂文化建設，以科學的發展觀為前提，以課堂為主要空間，以行為實踐為主要形式，促使學生逐步產生積極的學習情感、思想品質和行為習慣，形成民主平等、合作探究、張揚生命的文化意識形態。課堂文化并不是課堂教學本身，它是課堂教學的“土壤”，是課堂教學存在、運行和發展的“元氣”，是課堂教學的活力之根和動力之源。課堂文化是在課堂教學活動中生成的，但課堂文化一旦形成，反過來就會對課堂教學具有根本的制約和導向作用。因此，當先進的課堂文化成為課堂主流時，和諧課堂的構建才不會走向形式化、隨意化。

二.傳統課堂文化的缺陷

第一，課堂文化的專斷現象。課堂文化的專斷主要表現在教師對文化的表達和闡釋的控制上。在傳統課堂中，教師作為“真理的擁有者”、“知識的代言人”，擁有絕對的話語權。本應豐富多變的教學過程被窄化為簡單的授、受過程。這種教學方式使知識遠離了學習，從源頭上剝離了知識與智慧的內在聯系，“師生在校的生存方式在不同程度上都呈現了被規定的特征，他們面對過去，面向人類已知的領域，而不是面向未來，面向需要發明和創造、探索的領域”。 這種專斷的課堂文化剝奪了學生課堂學習的，喪失了與教師平等的文化主體地位。

第二，課堂文化的隨意現象。課堂文化的隨意主要表現在教師教學行為的散漫和自由化上。雖說和諧的課堂沒有一定的模式，但是教師一味地追求所謂的個性或者過分地看重自身的情緒感受，導致課堂的隨意和松散，應該說是違背和諧課堂的要旨的。例如課堂中牽強生硬的齊聲鼓掌，對學生發言的敷衍模糊的點評，偏離教學內容目標不明的發揮，不能營造活潑生動、情趣盎然的文化氛圍，使得課堂缺少一種為師生自覺遵循和奉行的共同的課堂精神、教學理念和民主平等的意識形態。

第三，課堂文化的背離現象。課堂文化的背離現象表現在課堂教學背離了“以人為本”這一根本出發點和終極目標，忽略了教育要為每個學生提供全面發展、預制人生這一宗旨，使得教育目的出現極大的偏差。在這種課堂教學文化的主導下，師生關系發生異化，本應平等和諧的師生關系遭到破壞。教學已不是師生的共同活動，而成為教師對學生的異己控制，封閉、灌輸、異化的教學方式也就大行其道，學生的學習主動性受到壓抑，學生的自由思考精神受到禁錮，從而造成學生產生嚴重的知識缺陷乃至人格缺陷，導致了教育的不和諧。

最后，課堂文化的單調現象。課堂文化是一種聚合化的文化，豐富多彩是其重要的特征，但現時課堂的單調乏味已成頑疾。主要表現有：一、教師形象的單調。遠離生活、學術化的話語系統，嚴肅加嚴厲的動作、表情，教師總是有意識地將教室中的自己和生活中的自己分裂開來，戴著一副神圣的面孔走上講臺，以傳教士的心態站在學生面前，無疑拉大了學生與教師的心理距離。二是課堂活動的單調。課堂文化是在活動中萌發和形成的，但現時的課堂脫離學生的生活世界，課內活動的單調和枯燥與課外活動的生動、鮮活形成鮮明的對比。

三.先進課堂文化的形態

（一）民主的對話型課堂文化

構建平等民主的課堂文化，首先要在教學的著眼點與著力點上面對全體學生，促進每一個學生的發展。每一個學生都是課堂的主人，并沒有主次之分，和諧課堂更加追求教育的全民性和公平性。其次，要實現教師自身角色的根本轉換。教師要改變話語權的掌控者的角色。泰戈爾曾經說過，“教師與學生的關系是一種心靈與心靈的約會的關系”，是基于情感的認同，而不是基于任何霸權。教師要徹底改變原有的權威式和灌輸式角色特征，而成為一種新型的教師：從知識的傳授者轉變為知識建構的促進者，從知識權威轉變為創新性思維的啟迪者，從“獨奏者”轉變為“伴奏者”，從領導者轉變為“平等者中的首席”，從文化知識的“代言人”轉變為意義的“對話者”。

對話型課堂文化強調了課堂的民主性。所謂對話就是指“主體間以語言符號系統為中介進行的交往，它的基本特征就是主體間的在場相遇，平等交流”。對話以師生平等和教學民主為基本前提，它要求教師將師生關系轉換為“你——我”關系，營造一種主體間的平等互換的對話語境，以平等的態度在與學生經驗共享的過程中進行相互造就。對話型課堂文化需要營造一種“公共話語空間”和人文情境，使每個學生都能成為言說的主體，擁有應答、質疑、選擇、表達自我的話語空間。

（二）智慧的探究型課堂文化

課堂教學中，教師講授的內容和教材實際上只是學生學習的一個“劇本”，是一個個生動的“案例”，對于這些“劇本”和“案例”，由于教師以及每個學生的經歷、體驗和解讀方式不同，得出的結論和觀點也有可能不同。所以課堂教學不應該視教材為“圣經”和“金科玉律”，不應該停留在對教材本身所傳達的文字信息上，而要關注“案例之后”的更為本質的東西，鼓勵學生自主探究，鼓勵學生奇思妙想，允許學生對“文本”進行不同的解讀，對“問題”進行不同的解答，大力倡導“創讀”、“創解”。

更為重要的是，構建自主探究型的課堂文化，教師和學生之間的關系不僅從原有的“權威——服從”關系轉變成了“價值引導——自主探究和發現”的關系，而且學生通過這種自主探究和發現知識的過程，學會了思考，啟迪了智慧，獲得了一種成功的體驗和自我價值的實現。一旦這種自主探究和意義創造的課堂文化構建起來，學生就具有知識發現和能力生成的后續力，就會不斷地實現自我超越，達到改善學生生活質量、提升學生生命價值和意義的目標。

（三）綠色的生命型課堂文化

構建綠色的生命型課堂文化，要立足于學生的生活實際，關注學生的“精神世界”“價值世界”“體驗世界”，注重課堂的生命意義和生活價值。強調從學生生活實際和未來發展出發，觀照與學生相關的活生生的經驗，讓學生體驗過程，習得某種經驗和體驗，使學習成為學生生命經歷中的一部分。

生命型課堂需要體現如下要點：一是賦予學生生命成長必備的共享的核心價值觀。生命型的課堂要增加課堂教學過程中的文化意蘊，淡化對分數、升學的功利性期望，在一種文化的分享和創造中豐富學生的生命，形成基本的情感、態度和價值觀。二是賦予學生生命的關懷與尊重。尊重學生的人格，尊重學生的發展需要，尊重學生的發展潛能，賦予學生生命的關懷，是生命型課堂的基本訴求。三是聯系學生生活和社會實際，開辟更加廣闊與生動的教學空間，使課堂教學活動富有強烈的生命色彩。

（四）互動的合作型課堂文化

合作指的是個人與個人、群體與群體之間為達到共同目的，自愿結合在一起，通過相互間的配合和協調而實現共同目標，最終使個人利益也獲得滿足的一種社會交往活動。合作型課堂學習有利于傾聽各種意見，不斷完善已有的文化，其重要價值還在于把學習者置身于社會背景中、置身于交流的環境中，從而將學習過程與發展過程進一步協調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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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單位：

主辦單位：中國中外文藝理論學會;四川大學中文系

出版周期：半年刊

出版地址：中外文化與文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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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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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32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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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范圍：國內外統一發行

創刊時間：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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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欄配發的四篇文章，雖然有的取國學角度，有的以傳統文化立論，但傳遞的信息都是將傳統文化融入中小學語文教育。他們所談的國學，乃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經典載體；他們所談的傳統文化，則是蘊含國學的中國傳統文化。這四篇文章，對當下方興未艾的蘊含國學在內的中國傳統文化教育做了較為全面的觀照。執筆者均為國內著名高校資深學者，論述各有側重，既有正本清源的內功，又不乏客觀冷靜的理性分析，篇篇深中肯綮，富有見地，信可借鑒。張辛的《時代需要國學，民族需要國學》，以鮮活翔實的史料、縝密雄辯的思維向我們論證了體現中國傳統文化的國學在當今時代于全人類的重大意義，指出弘揚中國傳統文化乃是時代的必然選擇。應當說，以孔子智慧為代表的中華民族的智慧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和價值所在，亦是中國傳統文化的要義所在。為此，文章為我們指明了實施傳統文化教育的兩條路徑：讀國學經典和德性實踐，即通過重新啟蒙來傳承并弘揚中國的傳統文化。這當是一種很有識見的呼吁。如果說張辛是從宏觀上呈現以國學為代表的傳統文化的現實意義和踐行方法，那么郭齊勇的《試談中小學國學教育》則從微觀上為我們解答了國學作為傳統文化的豐富內涵，提供了實施國學教育的具體策略。文章從三個方面展開論述，剝繭抽絲，層層深入，條分縷析，觀點明晰，使讀者對國學、國學教育乃至傳統文化教育有了比較清晰的認識。我們十分贊同文章的觀點：“國民需要通過莊嚴的學習，理解自己的文化傳統。中小學教育乃至高等學校的通識教育對一代代國民基本素養的形成與提高最為關鍵。”這無疑是一種精辟的見解。郭文還以教材為依托論述了我國國學教育的歷史與現狀，指出“教育的核心是中華民族的精神信念、價值觀念與人格情操”，“四書”是首選載體。鑒于目前中小學包含國學在內的傳統文化教育仍處于自發狀態，現有教材良莠不齊，郭文還提出了教材選用建議。漆永祥的《中小學加強傳統文化教育的幾點建議》則進一步指出，百年來的西學東漸使我國傳統文化教育日趨式微，由此導致的中小學生高智商低情懷現狀令人擔憂。相較前兩篇文章，漆文更具體而微，從古代傳統文化教育的典例中尋求解決當今中小學生“在心理健康、出入孝悌、基本禮儀、生活百科、知書達理、學會感恩等方面”嚴重“跛足”的對策：客觀看待“死記硬背”、咬定一部經典讀懂讀透、增加日常禮儀與規范教育的內容、重視鄉土意識與家國情懷的培植。國學熱持續有年，教育方式五花八門，薰蕕同器，一時莫辨真偽。譚汝為和奚詠梅的《中小學國學教育漫議》指出，傳統文化教育須注意“去粗取精”，態度須審慎。文章還提出了中小學語文教育與傳統文化教育相融合的具體建議，包括教育應著眼于整體素質與綜合能力的培養，尤其是培養一批人文學科薪火相傳的“讀書種子”；根據學生年齡特點設置相應的課程，如小學可設經典誦讀課，中學可將傳統文化教育滲透在語文教學中；教材的編寫應遵循“取精用弘、古為今用、學以致用、循序漸進”的原則；教育中“無望其速成，無誘于勢利”，要使學生在傳統文化精神家園里慢慢體味、逐漸成長。這些觀點，對傳統文化融入語文教育有著十分重要的警示作用，能產生積極的影響。

二、將傳統文化融入語文教育需要避免誤區

受這些文章的啟示，我們認為，任何一個民族的母語都是這一民族傳統文化的產物，所謂真語文，一旦離開傳統文化這一土壤，就將立即失真，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毫無疑問，傳統文化本來就是語文應有之義。可見，真語文離不開傳統文化，將中國的傳統文化融入中國的語文教育乃是常識。因此，我們贊成“融入”，但應明了“融入”切忌浮躁，“融入”也絕非替代。

1．“融入”切忌浮躁我國自上世紀90年代始，承載和弘揚傳統文化的國學已引起普遍重視，從民間機構的自發行為到政府的規范引領，從高校為國學“落戶”到中小學興起的經典誦讀熱潮，從學校國學課程的次第開設到社會上國學培訓班的如潮涌現，國學熱一時蔚為壯觀。在如此熱鬧的場面中，有的確實為弘揚中國傳統文化做了不少切實的工作，但有的只營造了一種表面的熱鬧，令我們欣喜的同時未免心懷隱憂。真語文雖然離不開傳統文化，但融入傳統文化切忌浮躁。將傳統文化融入語文教育不能搞運動，一陣風。任何學習絕非一朝一夕可以速成，也不是心血來潮就能奏效，傳統文化的學習更是如此。既然文明古國的深厚情結已經喚起國人對悠久歷史文化的自信和自豪，那么，學習、傳承和發揚這種寶貴的傳統文化，就更需要腳踏實地，循序漸進，持之以恒，講求實效。將傳統文化融入語文教育也不可趕時髦，當點綴。傳統文化是真語文的題中應有之義，不是可有可無的點綴。在當前的傳統文化教育中，現代傳播手段如影視、網絡、名家講堂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當學校把這些現代傳播方式引入課堂后，以畫面、音響、服飾、故事為主要載體的傳統文化教育以其喜聞樂見的形式為學生所歡迎，但這可能導致他們對傳統文化的理解停留在視聽感官的享受上，大多無法深入理解傳統文化的內核。更何況，如果學生在時髦中跟風學樣，傳統文化教育就有可能淪為文化快餐，異化為一碗碗心靈雞湯，若如此，承載傳統文化的國學也遂成為一種時尚的佩飾，膚淺化、娛樂化、商業化、庸俗化的傾向也必然應運而生，乃至逐漸泛濫。將傳統文化融入語文教育更不能舍本逐末，功利化。傳統文化是國民的文化基石和精神支柱，將它融入語文教育的目的是引領學生通過學習經典，感受先哲的思想并完成品格塑造和精神構建。在具體操作時，如果指導思想不明，往往就會產生偏差。例如，當有些地方公布高考降低英語分數并調整給語文等科、高考語文要加強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考查的改革方案后，在引發社會各界高度關注和熱議的同時，不少學生家長紛紛急切地將孩子送往各類國學培訓機構學習，為未來的高考預熱。這種試圖讓孩子通過短期突擊提高學習成績的功利化行為，一方面違背了教育的規律而使孩子產生抵觸情緒，另一方面也忽視了傳統文化的性質和意義，背離了教育的初衷。

2．“融入”絕非替代除非是正式開設的傳統文化課，在學校語文教育中融入傳統文化，就絕對不是以傳統文化替代語文教育，以致將語文課上成文化課。在語文課中，傳統文化的融入和滲透不能喧賓奪主。真語文離不開傳統文化，但理所當然地杜絕忽視語言文字的傾向。語文，是人類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更是人類最重要的交際工具和信息載體。學語文，語言文字最重要，其他相關的一切，包括傳統文化，均蘊含其中。在語文課上，傳統文化只能在語言文字中融入和滲透，而不能取而代之。即使語文課上教讀的是傳統文化經典名篇，也不能脫離語言文字，光從傳統文化的視角引導感受和賞析，以致忽視了語言文字那令人怦然心動的妙用。若有意無意地將語文課文異化成敲門磚，引出傳統文化內容就借題發揮，遠離語文而過度延伸，海闊天空地大談文化，語文就會隨之失真。這種課由于本末倒置，缺乏對語言文字學習的點化，語文因素難免會被淡化、虛化，最終與真語文失之交臂。在語文中，語言文字作為工具和載體，表現為語文的形式；傳統文化作為產物和載物，蘊涵為語文的內容。語言文字的形式和傳統文化的內容就像一葉花瓣的兩面，誰也離不開誰。因此，要在語文教育中正確地融入傳統文化，就必須是語言文字和傳統文化兩者兼容，做到“兼之有度、容而無痕”［3］。就量而言要“兼之有度”。盡管語文離不開傳統文化，但若脫離語言文字過度渲染傳統文化內容，就會使語文課發生質的變化，漸漸遠離真語文。過猶不及，萬勿過度。那么何以為度？切合實際的“三維目標”便是參照系。凡是超越或影響整體目標、喧賓奪主的內容，就應忍痛割愛、斷然芟除。就質而言要“容而無痕”。盡管把握了度，但若語言文字與傳統文化機械相疊、生硬割裂，或牽強湊合、貌合神離，也仍是各自為政的兩張皮，而不是容而無痕。所謂蘊藉不露、涵泳感悟、滲透熏染、潛移默化，才是容而無痕的真語文教學功夫和育人藝術。

篇（8）

作為事業的開創者，看著獨山玉雕刻藝術在一天天地成長、壯大，他為之興奮；作為工藝美術大師，他思考著獨山玉雕刻藝術該如何走下去，明天才會更有生機；作為玉雕之鄉領軍的帶頭人，他探究著在文化與經濟相互影響的時代，如何才能使玉雕藝術盡顯風采，綻放得更加絢爛?他時常在沉思，在激烈的市場競爭面前，早已習慣了警醒自己：“玉神”現在在做什么，“玉神”將要去做什么……

二十載辛苦不尋常――劉曉強的藝術創作與成就

從18歲開始接觸玉石雕刻，到今天的榮譽等身，近20年了。20年來，他以刻苦好學、精益求精聞名業界，并完成了由玉雕手藝向玉雕藝術、玉雕文化的飛越發展；他的玉雕技術與人生閱歷雙雙獲得長足的提升；他把自己的認知與思維從玉雕手藝層面提升到文化藝術的高度。1998年，他設計制作的獨山玉《果實累累》被河南省工藝美術行業協會玉雕專業委員會評為優秀產品，并被譽為“玉鄉三星”之一；2003年，他參與設計的獨山玉《楓橋夜泊》《山行》分別在中國玉石雕刻“天工獎”評比中獲金獎和銅獎；2006年，他設計的獨山玉《暢游》在揚州“百花玉緣杯”中國玉石雕精品獎評比中獲銀獎；2007年，他指導設計的《和諧家園》《清風古韻》《太行春早》，在第六屆中國玉石雕刻“天工獎”上分別獲金獎、優秀作品獎；2009年，他參與設計的獨山玉作品《把酒話桑麻》在第五屆河南省“陸子岡杯”玉雕精品評選活動中獲金獎……

他是一位很有思想的大師。他常藉著自己深厚的文化底蘊在傳統基礎上進行革新。南宋陳普在《捫虱新話》中說：“始當求所以入，終當求所以出”。曉強深深懂得這種“出入法”。他把“文化元素”當作追求藝術創新、文化創新的不盡源泉，當作他生命文化的一種訴求而躬行不輟。然而，“學者自當獨樹其幟”，藝術家如果只是追隨別人，就只能重復前人。只有在前人的基礎上有新的見解、新的創造、推陳出新、自樹其幟，這才是真正的“家”，而不是“匠”。對他而言，創新才是藝術發展的不竭動力。

曉強還是一位智者。他認為：心態決定一切，眼光改變世界。“我們無法改變環境，但我們可以改變自己”。琢玉是技術，更是藝術，不僅僅是技術的增長，更是人生的完善過程，內心的修煉過程。把修心作為從藝者永恒的追求，心態端正，心境寧靜，將思想融入作品，讓藝術從中生發，這樣才會使琢玉更具意義，更有價值。因而他覺得，從容琢玉才是真境界，唯這樣成就不求而自有、名利不爭而自至。他的作品，既有中國傳統工藝的精髓，又借鑒西方藝術的氣韻和時尚，欣賞著這樣的作品，能讓人體味中國玉文化的魅力，感受河南玉雕獨特的品味。

一路歡歌寫輝煌――劉曉強的青春團隊和企業文化

玉神公司是鎮平縣玉雕產業的龍頭企業，成立于2000年。當時二十七歲的劉曉強擔任常務副總，主持技術創新研發工作。此時，鎮平縣作為中國玉雕之鄉，迫切需要一個能夠樹立鎮平玉雕新形象、引領行業發展的品牌企業，來迎接市場挑戰、展示玉鄉新姿，肩負著這樣神圣的使命和責任，玉神人開始了艱苦的創業。2004年，曉強任鎮平縣玉神工藝品有限公司總經理兼總設計師，他果斷提出“走精品之路，創品牌效益”的發展思路，率先在國家工商總局注冊了商標，組成了以省內外玉雕大師和本縣玉雕新秀為骨干的玉雕研究所。他把展銷大廳設在有二百多商戶競爭激烈的玉雕大世界，并在所有商戶中第一個推出明碼標價的誠信銷售，繼而又擴建了玉神精品屋，用博物館式的理念來經營玉雕……這一系列的創新手法，改變了玉雕生產傳統經營模式，實現了前所未有的跨越。

作為玉神公司總經理、總設計師，他非常注重玉雕設計創作人才的培養，加強團隊建設，著力打造了一支陣容強大、擁有共同文化理想和創新精神的青春團隊。他的麾下聚集的是一支富有青春朝氣的設計創作隊伍。玉神團隊的平均午齡是28歲，這個青春團隊給玉神公司注入了無限的活力，形成一道無比亮麗的風景線，成為當代獨山玉雕文化藝術事業的主力軍。他大膽使用新人(挑大梁的新秀年齡在25―30歲)的舉措，激活了玉雕藝術傳統的人才機制。在這支活力四射的青春團隊中，劉曉強以其人格魅力成為凝聚人心的磁石，緊緊地把這些歡騰的生命聚攏在一起，使他們成為搏擊風雨、壯志凌云的雄鷹。他們用實際行動和精神意志恪守文化的信念，并使之成為根深蒂固和理所當然的，這就是文化的力量、信念的力量和青春的力量。

在南陽這方楚漢文化思想積淀深厚的熱土上，獨山玉雕藝術有著近7000年的發展歷史。對于怎樣挖掘深厚的地域文化，把玉雕藝術之根深深扎在文化的沃土之中，劉曉強認為：從事玉雕文化藝術事業應先從研究文化、傳播文化人手，然后再談商業運作。因而，玉神公司提出的“品質、品位、品牌”三位一體，是建立在文化的支撐基點之上的。只有不斷提升玉神人的文化品質和品味，才能創作出具有一定品質和品位的玉雕作品，在此基礎之上，建立起來的品牌才具有強大的生命力。這就是劉曉強的“文化元素”理念，這也正是長期以來劉曉強所秉持的玉雕藝術必須貫注“文化元素”的真切表達!

一波才動萬波隨――劉曉強的品牌戰略和社會責任

劉曉強和他的玉神公司打造“玉神”品牌，其品牌創意核心在于通過中國文化精神、個性和風格，實現中國文化元素所特有的魅力。他常說：我們可以拷貝一個“瀆山大玉海”，但是我們無法拷貝一個紅山玉文化、一個齊家玉文化和唐宋明清輝煌的玉文化。我們有自己的傳統文化、地域文化，有自己習慣的符號與方式，這些既有利于我們立足傳統向前不斷發展，也會使我們在當代玉雕藝術世界留下屬于我們自己的濃墨重彩。

劉曉強就是有一份屬于自己的自信，吸納傳統文化精華而超越傳統，用文化元素精心打造自己的“玉神”品牌，從不拿別人的標準作判斷。這也就是他和他的玉神公司能夠獨立潮頭，能夠引領當代獨山玉雕文化藝術潮流之所在!

一個優秀的企業首先要具有良好的社會責任感。一個勇于承擔社會責任的企業，才會受到社會的青睞，才能得到長足的發展。而一個有責任的企業家，絕不僅僅只是關心自己的企業，更重要的是關注整個行業的發展及與社會的融合。曉強在經營公司的過程中提出“企業成名、個人成才”的口號，公司以玉神科研所為依托，吸納鎮平縣內50余名青年玉雕新星，確立科研課題，定期開展活動，以弘揚玉文化為主體，研制玉雕精品為載體，培養玉雕人才為目的，先后培養出王東光、喻朝光、李海奇、張克釗、劉曉波、王志亞等一批玉雕明星。2004年，曉強在鎮平縣玉雕產業管理局和縣寶玉石協會的鼎力支持下，編輯出版了《玉鄉之星》一書，對宣傳和提升鎮平玉雕知名度增添了亮麗的一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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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利用特色體育課，傳播特色體育文化

體育課是體育文化建設的最直接載體，學校開展什么樣的體育課往往決定了體育文化建設的高度。而當前，很多高校體育課都是“一母同胞”。除了組織形式上的不同，在課程開設上，課堂內容選擇上幾乎都大同小異。這種過分同化的體育課使得高校很難構建特色化的體育文化，也使得高校的體育品牌建設淪為空談。因此，高校必須要開設特色體育課，要深入做好幾大研究，即本校體育課和本區域其他學校體育課的異同、本校體育課和其他區域學校體育課的異同、本校體育課和國外大學體育課的異同，要在研究之后做到“”開設體育課，要借鑒其他特色體育課形式，并結合學校特點對特色體育課的課程開設、組織形式等進行進一步完善。例如，北方地區的學校可以開設速度滑冰、花樣滑冰、自由式滑雪等特色體育課，南方地區的學校可以開設水上運動項目，有條件的學校可以開設高爾夫、網球、冰球等特色體育項目，可以開設戶外運動項目。通過特色化的體育課的開設，來豐富學校的體育類別，從而構建出多層次的體育文化，在這些特色化的體育課程中傳承特色體育文化，達到體育文化傳播目的，培養學生特色體育文化意識。

(二)利用特色運動會，孕育特色體育文化

每年的四月份，各大高校都會開設運動會，作為體育教育的一個重要環節，運動會對體育文化建設的推動作用不容忽視。高校要構建特色化的體育文化，必須要重視運動會，要開展特色運動會，讓運動會成為學校體育的一個亮點，成為孕育特色體育文化的搖籃。例如，在運動會前推出運動會標語、運動會口號征集活動，每一屆運動會都要進行此類活動，更新學校體育運動會的標語和口號;增加特色運動會項目，改變過去田徑主導運動會的局面，增加一些新的體育運動項目，如羽毛球單打、雙打、混雙項目、花式籃球項目、街舞項目、五人制足球項目等，給運動會注入新元素。通過特色化的運動會，積淀高校的體育文化底蘊，讓運動會成為高校體育建設的重要載體。在每屆新生開學時，給新生展示學校的運動會風采，滲透特色體育文化理念，為高校體育文化建設營造良好的氛圍。

(三)利用特色體育文化節，滲透特色化體育文化

文化活動是進行文化建設的有效途徑，高校可以每年舉辦體育文化節活動，圍繞體育這個主題開展形式多樣的特色文化節活動。可以組織各種體育競賽活動，如師生挑戰賽、各系足球對抗賽，鼓勵師生共同參賽;可以組織體育攝影大賽活動，讓學生將自己拍到的運動主題相關的作品呈交給攝影大賽評定小組，通過評定選出最佳體育攝影獎、最具創意體育攝影獎等;可以組織開展體育知識競賽活動，通過收集和匯集各種體育知識，將其變成題庫，在學校開展知識問答競賽活動，鼓勵更多的人參與到體育競賽活動中;可以圍繞體育育人、體育文化建設等組織開展體育演講比賽。通過這一系列的體育文化活動，讓體育文化和體育活動有機結合起來，并于無形中滲透到廣大師生的腦海里，完成特色體育文化的滲透。

二、放眼地方，實現地方和校園特色體育文化的聯動

每個高校所處的地理區域不同，每個地方也都有具有傳統特色的體育項目。高校在構建特色化體育文化的過程中要注重區域資源的利用，這種區域資源包括區域特色項目和地方傳承項目等，它們共同構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體育文化。高校特色體育文化建設要注意凸顯地方特色，這樣才能讓高校體育事業的發展和區域體育事業的發展結合，才能讓高校體育文化建設和區域體育文建設有機結合。如東北地區高校在構建特色化體育文化時，要認識到冰雪項目在該地區的活躍性，要將冰雪項目孕育的體育文化引入高校體育文化建設之中，向學生傳遞具有東北地方特色的體育文化，加深他們對地方特色體育文化的理解，促進區域體育文化的發展。同時，讓地方特色體育文化成為高校體育文化的宣傳載體，傳播高校體育文化，提高高校體育文化的影響力和滲透力。此外，可以在高校體育項目開設中增加這些地方特色體育項目，在具體的體育活動中完成文化滲透，形成高校體育特色。

三、注重傳承，將民族特色融入高校特色體育文化建設中

我國作為一個多民族國家，擁有豐富的民族文化，這些民族文化各具特色，是我國珍貴的文化瑰寶。在高校特色體育文化建設中，如果能夠融入民族特色，必將形成獨具特色的體育文化。而將民族特色體育文化融入高校體育文化建設也有很多種途徑，最直接的就是在高校體育項目中增設民族體育項目。如可以在高校體育課程設置中增加維吾爾族舞蹈，豐富當前體育舞蹈中健美操、交誼舞等單一的體育舞蹈內容，如可以在高校體育課程中增加土家族的高腳馬比賽項目，增加侗族和苗族等的手毽項目、增加壯族的搶花炮項目。在增設這些項目的同時，進行相應的文化滲透，構建具有民族氣息的特色化體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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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語言與文化關系密切。語言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語言又是文化的載體，文化深深根植于語言，相互影響、相互滲透。翻譯不僅是一種語言轉換的活動，而且是一種深層的跨文化交流活動。面對這樣的跨文化活動，譯者必須通過有效的途徑，平衡兩種語言文化關系，避免走向極端，對源語的文化內容或因素進行有效的傳譯。文化的翻譯與源語折射的意圖的翻譯是建立于對源語和譯語兩種文化進行深入細致地對比研究的基礎上，是充分考慮兩種語言文化之后的選擇。如何選擇譯語需要我們對雙語的文化等要素進行推理，以獲得合理的文化關聯，以順應為手段在動態的翻譯過程中選擇和優化最佳的語言表達。本文討論運用關聯原則，以獲得雙語文化的最佳關聯認知效果，使譯語獲得與源語高度一致的文化源語效應。

2. 文化關聯與文化翻譯

2.1 文化翻譯的關聯與推理

翻譯是一種交際行為，交際的目的也就是交際者的意圖和聽者的期待。（Gutt， 1991：47；趙彥春，2005：114）本文根據斯波伯和威爾遜的關聯論與維緒爾倫的順應論（Verschueren， 2004：63）建構了關聯順應理論，把翻譯看作是一個語際間的明示—推理—順應—選擇的闡釋活動，是大腦機制的推理過程，是一種不同語言在語言維、文化維和交際維等多維度的交際活動。關聯論通過明示—推理—順應—選擇給譯文提供最佳的語境效果。據關聯理論的翻譯觀，譯者應首先根據自己的認知語境對原文作者的交際意圖和受體的期待進行理想化的語境假設，然后進行語碼選擇。在翻譯載有含意的話語時，在確定譯文讀者的認知語境能夠接受和理解原文的含意，譯者應盡量采取直譯將原文話語中的形象和文化特征傳達出來，而將含意留給讀者去推敲。例如：

（1）三月里劉熏宇君來信，說互生病了，而且是沒有希望的病，醫生說只好等日子了……想不到這么快互生就歿了！（朱自清《哀互生》）

譯文：In March I heard from Mr. Liu Xunyu that Husheng was sick and hopelessly sick at that. The doctor said there was nothing he could do but to wait for the day to arrive...How quickly the day had arrived!

“等日子”是漢語有的委婉語，即“不久于人世”，直譯為“wait for the day to arrive”在上下文的關聯下應能理解其語用含義。最后一句用了“How quickly the day had arrived!”來譯“歿”字，與上文相呼應，保留源語含蓄的同時表達了源語的感嘆語氣。

文化關聯與語言使用的語境密切關聯。譯者必須在動態的交往中關注交往干涉的各因素去理解文化和傳遞文化。文化不是一成不變的穩定固體，而是處于不斷嬗變和演化的動態過程之中。文化的這種屬性決定了語言文化、心理文化、制度文化等不同程度的變異特性。語言變體、民族文化心理、文化價值觀、審美觀念和文化習俗的逐漸變異都是文化動態性的具體形態。譯者敏銳地抓住原文文本語言的各種變體差異是正確理解原文語言文化的關鍵。在譯者與原文文本的對話中，譯者的跨文化意識是譯者理解和捕捉語言變體和文化流變的首要前提條件，這需要發揮譯者的創新能力和還原能力，從而實現譯者從跨語言的理解到跨文化的解讀。譯者在翻譯時應通過文化語境進行關聯順應才能選擇正確的詞義，最大限度地進行譯文的語言重構。

同時，為了獲得最佳語境效果，譯者必須力圖靈活地使用各種翻譯手法，例如歸化、異化、注釋或增添解釋性等，順應文化語境以獲得與源語高度一致的翻譯效果。

（2）“我所謂愛，非瓜葛之愛，乃夫妻之愛。”（蒲松齡《聊齋志異·卷二》）

譯文：What I mean by love is not the love between gourds on the same vine， but the love between husband and wife.

這里譯者把“瓜葛之愛”譯做“葫蘆之愛”，這樣的愛是什么樣的愛呢？源語讀者和譯文讀者雖付出一定的努力也難以獲得最佳的語境假設與認知效果。此句可以意譯為“the love between distant relatives”使讀者獲得最佳關聯。

2.2 文化關聯與文化傳遞

翻譯的根本任務是傳遞不同語言的文化。文化傳遞與關聯的認知過程可以描述為：源語文化的解碼與關聯——源語文化理解的解構與關聯——源語與譯語之間文化意義的關聯與解析——文化的表達與傳播。（曾文雄，2007：70）由于各個國家、民族的社會制度，自然環境，宗教信仰，民情風俗，思維方式，心理差異和語言表達習慣等方面的差異，語言隱含的文化內涵給翻譯帶來種種的障礙，甚至出現文化誤讀的可能性以及翻譯中所謂的不可譯性。這些文化的差異，使得源語的指稱、語用和言內言外等方面幾乎無法在譯語找到合理的對應。雖然如此，完全將源語文化價值體系排除在外也是不可取的。對于文化成分的傳遞必須全面地綜合考慮多層面的因素，并采取不同的對策，用譯語為文化交流架起橋梁。譯者必須在譯語文化的背景下建構起一種相應的文化語境，取得與雙語語篇合理的關聯性，處理不相容的文化與文化沖突，尋求沖突的調節點。

（3）She is a fox.

譯文1：她是個狐貍精。

譯文2：她是只狐貍。

譯文3：她是位時髦迷人的女郎。

中英文化中“狐貍”都可以與狡猾或詭計多端的人聯系在一起。但當“狐貍”與女性聯系時，漢語與英語具有不同的文化色彩。譯者必須要有語用思維，對源語的文化進行推理，獲得最佳的認知效果。若按照中國人的心理，把fox譯做“狐貍精”，那無疑是錯誤的，因為在英語中它指的是時髦迷人的女子；第二個譯文看似忠實于原文，實際上容易引起誤會，沒有把真正的語用意義傳遞出來。在跨文化翻譯中存在文學典故、宗教信仰、社會生活等文化詞的翻譯。譯者若產生詞義聯想錯誤或缺乏適宜的文化意象，就難以避免出現錯誤或誤譯。

（4）Every family is said to have at least one skeleton in the cupboard.

譯文：據說家家戶戶多多少少都有自家丑事。

譯文只是把源語的基本含義表達出來，不過失掉了原文的形象表達中所體現的修辭手段。若將其譯為“據說，每戶人家的壁櫥里至少都藏有一具骷髏”雖把源語的意象表達出來，卻未能很好表達其意義，這可能會給不熟悉西方文化背景的讀者帶來理解的困難。我們可以把源語譯為 “常言道：壁櫥里藏骷髏，家丑事家家有。”這樣可以把源語的表象與意義表達出來。為此，文化的差異不是絕對的和不可逾越的。只要譯者通過的認知思維去解讀源語，盡可能平衡原作者和讀者之間的認知差異，運用翻譯技巧，突破語言和超越語言因素的制約，就可以實現跨文化翻譯中的文化移植。

2.3 文化翻譯的關聯順應策略

翻譯策略上的選擇主要取決于原作者和譯者的交際意圖。作為交際的翻譯，對源語的理解和翻譯過程中對語碼的選擇依據的是關聯—順應性。成功的翻譯是源語的交際目的與譯語的讀者的期待相吻合。

（Gutt， 2004：120；趙彥春，2005：114）在形式與傳達源語的意圖存在差異時，我們要根據交際目的進行取舍。文化信息的傳譯翻譯是一個文化移植的過程。由于源語讀者和譯語讀者生活在兩種不同的文化形態中，形成了不同的認知環境，同一信息由于接受者文化背景、價值觀念、宗教信仰、道德規范、風俗禮儀等的不同，而會產生不同的認知。因此，關聯理論要求譯者具備與原文讀者相同的背景知識，盡可能挖掘文化內涵，達到準確的理解，用恰當的譯語來重構原文信息，從而填補原文讀者認知的空白。從跨文化交流的角度，我們把翻譯原則歸結為文化再現。“文化再現”首先指再現源語文化特色。魯迅說翻譯必須保持著原作者的“豐姿”，必須有“異國情調”，就是所謂“洋氣”。所謂“異國情調”指盡量保存原文所蘊含的譯語文化特色。譯者必須忠實地把源語文化再現給譯語讀者，不得任意抹殺和損害源語文化色彩，力求保持源語文化的完整性和一致性。

（5）其形削肩長頸，瘦不露骨，眉彎秀目，顧盼神飛，唯兩齒微露，似非佳相。（沈三白《浮生六劫》）

譯文：Of a slender figure， she had drooping shoulders and a rather long neck， slim but not to the point of being skinny. Her eyebrows were arched and in her eyes was a look of quick intelligence and soft refinement. The only defect was that her two front teeth were slightly inclined forward， which was not a mark of good omen.（林語堂）

中國傳統的美女在西方并不顯得美，“兩齒微露”似不祥之兆，可能也難被西方讀者所接受。但是通過字里行間的信息，讀者可以取得認知關聯，獲得足夠的認知語境，推理出文化背后的含義。在可以獲得相關的認知語境的前提下，顯然譯者應盡可能保持源語的文化特色，保持文化的源語效應，這有利于傳遞異域的文化。

（6）（趙辛楣）一肚皮的酒，幾乎化成酸醋……（錢鐘書《圍城》）

譯文1 ：The wine in Hsin-mei’s stomach turned to sour vinegar in his jealousy.

譯文2：The considerable amount of wine Hsin-mei had consumed earlier was burning inside and make him sick with jealousy.

由于文化的差異，英美人很難把醋與妒忌聯系起來，若把“酸醋”像譯文1一樣直譯為“sour vinegar”，則起不到保留原文形象的作用，也無法讓讀者明白其真正的文化語用含義，因而改成“妒火中燒”較好。可見文化翻譯并不是靜態的，它關聯到平衡雙語的文化，不能不顧譯語的文化特點而一味照搬源語的結構形式，進行“形式對等”的逐字死譯。

3. 結語

語言的翻譯實質上為文化的翻譯，文化關聯的翻譯視角為文化翻譯研究提供了新的視野，它在注重翻譯本質——語言轉換的基礎上，探討翻譯認知過程與意義轉換所涉及的接受美學、審美心理、文化生態、社會環境、歷史條件等因素。我們探索跨文化交際中的語用文化在翻譯中的轉譯，目的是讓我們清楚理解語言所具有的語言價值、文化價值、語用價值、社會價值和歷史價值等。為了更好平衡雙語的文化，我們強調翻譯過程中的平等對話，發揮能動性，在兩種不同語言的文化中取得平衡，避免文化翻譯走向極端，綜合分析語境、交際者智力、認知等制約和影響文化翻譯等因素，通過多維的關聯，尋求最佳的語境效果和認知效果，采取靈活的翻譯策略，傳遞源語的文化。這為語用文化的翻譯提供新的研究和解決的方法。

參考文獻

Gutt， E. A. Translation and Relevance: Cognition and Context[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91: 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