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語語言論文匯總十篇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漢語語言論文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2、體育文學的發展

2.1、體育文學的發展情況

隨著體育事業的蒸蒸日上，體育研究越來越受到時代的推崇。并且研究的范圍已經涉及到各個領域，雖然以體育為題材的體育文學確實比較冷淡，但是體育文學這方面的發展潛力還是相當大的。漢語言文學與體育融合的可行性的第二個表現就是在體育文學方面的發展，研究這一方面，有利于促進體育文學和體育事業的繁榮和發展。體育文學在我國文學發展史上并不是一帆風順的，在一段時期內，由于社會的轉型，體育文學曾處于一度的低靡期，與我國文學發展并不是同步的，甚至是落后于我國文學的發展。在體育文學發展的近期，體育文學也有許多的文學作品，而且這些作品有許多是借鑒了文學的體裁，在體育報刊雜志上也出現了與體育相關的內容，例如說，體育詩歌的發表，體育小說和體育戲劇的出現，增加了許多的優秀的文學作品。這種趨勢的發展為漢語言文學中文學的發展增加了不少的色彩，同時也豐富了漢語言文學中文學的內容。從另一個方面來講，體育比賽的前后都具有強烈的藝術感和思想深度，在某種程度上，體育與文學所表現出來的特點是有深層次聯系。

2.2、體育文學的發展表現

近幾年來。我國的體育事業的發展取得了非常惹人矚目的成績，以前一貫發展較為冷淡的體育文學在近幾年來也取得了一些成就。例如說，中國古典文學與體育的融合方面。中國的古典文學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精髓部分，古典文學與體育相融合的體育文學具有極其重要的并且獨特的文化價值和健身功能。這種古典文學與體育相結合產生的體育文化不僅傳播了我國的傳統文化，而且對我國體育的發展和文學的發展都有一定的促進作用，同時也會推進我國體育事業與文學的快速發展。除此之外，文學中融入了體育中動態的因素，使得文學中靜態的因素與體育中動態的因素充分地結合起來，更加突顯出漢語言文學與體育融合的協調與一致。體育文學的發展變現還體現在一些具有代表的體育文學作品當中，例如中篇小說《足球流氓》，這篇小說不僅寫出了一種當時環境下的一種特殊的文化，同時也呈現了體育界一種特殊的真實形態。還有體育網絡文學的發展，代表作有李尋歡的《足球男人》等，這些體育網絡文學雖然只是一些散文、隨筆或者是評論，但是他們真實的反映出體育文學當中的多元化顯現，既凸顯了體育的發展狀況又顯示了漢語言文學中的一些寫作方法和手段。以上所表現的就是漢語言文學與體育融合的可行性的第二個表現，即體育文學的發展。通過研究漢語言文學與體育融合的可行性分析，不僅可以為體育文學的發展提供必要的參考價值，更重要的是能夠促進我國的體育文學的快速繁榮發展。

篇（2）

第一種意見認為：中國古代沒有語法學這門學問，甚至連語法學的觀念也沒有，語法學是19世紀末從西方引進的，1898年馬建忠的《馬氏文通》出版后，中國才開始有漢語語法學。

第二種意見認為：中國古代沒有比較完整和比較系統的語法學著作，可是這并不等于說中國古代沒有語法學，語法學的萌芽自春秋戰國時代就產生了。

第三種意見認為：中國古代的語法研究有自身的特點，既然虛詞是漢語語法學中的重要內容，那么就該承認虛詞的研究具有語法學的性質。

第四種意見認為：作為描寫和研究不同語言的語法學，有著鮮明的民族特色，漢語語法學的雛形當以元代盧以緯《語助》問世為標志。

不難看出，第一種意見認為漢語語法學是1898年誕生的，誕生的標志是《馬氏文通》的問世；在《馬氏文通》問世之前，中國古代根本就沒有語法學，語法學純粹是從西方引進的。很明顯，這種意見從根本上否定了中國在《馬氏文通》問世前有語法學存在的事實，即使是《馬氏文通》問世以后中國有了漢語語法學，也不是中國自己的東西。因此，我們認為這種意見不但與漢語語法學的史實不符，而且于邏輯事理也是不能自圓其說的。關于漢語語法學史的史實，后面將有說明。這里著重分析一下這種意見的自相矛盾之處。首先，既然以《馬氏文通》為代表的語法學是從西方引進的，那么它就沒有資格稱為漢語語法學，只能叫做中國的西方語法學。語言學發展的歷史告訴我們，引進包括語法學在內的語言學理論和方法，必須在本民族語言學理論和方法的基礎上才能產生預期的效果。也就是說，西方語法學絕不可能在本民族語法學的一片空白的土壤上立足。其次，既然《馬氏文通》問世后中國有了漢語語法學，那么就不能不承認《馬氏文通》問世前或問世時就存在漢語語法學或漢語語法學的萌芽這樣的事實，可是，持第一種意見的學者卻斷然否定了這樣的事實。這就是第一種意見不能自圓其說的癥結所在。

第二種意見認為中國在《馬氏文通》問世前就有語法學，語法學的萌芽從春秋戰國時代就產生了，而且語法學的誕生不以有比較完整和比較系統的語法學著作為標志。我們認為這種意見是立足于漢語語法學的史實來觀察問題的。持這種意見的學者不但承認《馬氏文通》問世前有語法學的萌芽，而且承認有語法學的存在。更為可貴的是沒有用西方語法學的相當成熟了的范本去評判漢語語法學的事實，也沒有把相當成熟了的漢語語法學的著作《馬氏文通》作為漢語語法學誕生的標志。這種意見的不足之處是沒有明確肯定漢語語法學是何時誕生，是以什么作為誕生標志的。也就是說，沒有在漢語語法學的萌芽和漢語語法學的誕生之間劃出明確的界限。

第三種意見也是立足于漢語語法學的史實上來觀察問題的，但比第二種意見又進了一步。這種意見肯定了漢語語法研究是同漢語語法的基本特點相適應的。漢語語法是缺乏嚴格意義的形態變化的，語序和虛詞是十分重要的語法手段，因此，漢語語法研究自然就把重點放在句法特別是虛詞方面。這樣，虛詞的研究當然就成了漢語語法學的重要內容。就這點而言，漢語語法學與西方語法學有顯著區別。持這種意見的學者，理所當然地就肯定元代盧以緯的《語助》是中國第一部研究文言虛詞的語法專著。但不足的是也沒有明確指出漢語語法學是何時誕生，是以什么作為誕生標志的。

第四種意見從各民族語言的語法學的共性和個性對立統一的觀點出發，認為漢語語法學有鮮明的民族特色，這種特色是由漢語語法的民族特色決定的。因此，持這種意見的學者把《馬氏文通》問世前的漢語語法研究劃分為兩個階段，以元代盧以緯的《語助》問世作為前后兩個階段的分界點，并明確提出《語助》是漢語語法學的雛形。也就是說，《語助》是漢語語法學誕生的標志。我們認為這種意見是符合漢語語法學史實的。我們認為，判斷中國古代有沒有語法學，首先必須有一個最基本的觀察問題的出發點，其次還要有足以構成該學科成立的一些基本條件。

我們認為最基本的一點就是應該從漢語語法學的實際出發，而漢語語法學的實際又確實是同漢語語法的特點密切相關的。呂叔湘、熙先生在50年代初就說過：漢語的詞是沒有形態變化的，所以漢語的語法也可以分成句子的結構和虛字的用法兩部分，不過這兩部分不能完全分開，因為有些虛字是和句子結構有關系的。①我們認為呂、朱兩位先生的看法講出了漢語語法學的特色，勾勒出了漢語語法學的框架，是同印歐語法學有顯著區別的。我們還認為語法學科的成立至少應該具備以下幾個條件：第一，要有特定的研究對象，即語言結構規律本身；第二，這種研究應該是獨立的系統的，而不是順帶的零星片斷的；第三，這種研究要有為一定目的服務的行之有效的方法；第四，要有比較系統、比較完整的著作作為標志，并且對當時和后世產生比較深遠的影響。如果用這些條件來衡量《語助》，應該說《語助》標志著中國古代語法學科的誕生，或者說《語助》已是漢語語法學的雛形，盡管它還存在著這樣或那樣的缺點。從這個基本認識出發觀察《馬氏文通》問世前的漢語語法研究成果，我們就會發現先秦至唐宋時代的漢語語法研究的確還屬零星片斷的，但是到了元代泰定元年（公元1324年）就出版了盧以緯的體現漢語語法特點的系統的虛詞專著《語助》。這部著作收66組虛詞或跟虛詞有關的短語，共136個詞條，其中單音節詞68個，復合詞和短語68個。它有著獨特的研究路子，即從語氣角度對虛詞進行分類和綜合分析，重視虛詞與實詞在語法功能上的區別，有針對性地區別虛詞在不同句法位置上的不同作用，注意詞和短語的區別，通過虛詞的語法作用來分析句型句式等。②應該說，《語助》已不再是文字學、訓詁學的附庸，而是開創了獨立地對以虛詞為重要內容的漢語語法進行綜合研究的局面，構建了體現漢語語法特點的漢語語法學的初步框架，并且對后世的《虛字說》（袁仁林）、《助字辨略》（劉淇）、《經傳釋詞》（王引之）乃至《馬氏文通》等語法著作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因此，《語助》的問世應該是漢語語法學誕生的標志。

二在漢語語法學史研究中遇到的第二問題，是根據什么標準去評價漢語語法學現象。如果運用的標準不同，那么對同一語法學現象就會有不同的評價，甚至是截然相反的兩種評價。如果運用的標準是不科學的，那么在評價某一或某些語法學現象時就會得出錯誤的結論。相反，如果運用的標準是科學的，那么就會正確評價各種語法學現象，得出符合客觀實際的科學結論。

以往的漢語語法學史論著，應該說都是根據一定標準去評價史實的方方面面的。比如，對中國古代或《馬氏文通》問世前有沒有語法學這一具體問題，學者們之所以有不同意見，就是因為從不同標準出發觀察問題的結果。概括起來，學者們用來評價漢語語法學現象的標準大致有三個：一個是“因西文已有之規矩”的以西律中的標準；一個是用現代語法學觀點衡量古代語法學現象的以今律古的標準；一個是從漢語語法學史實出發，堅持共性和個性對立統一觀點的實事求是的標準。我們贊成第三個標準。

有的學者斷言中國古代沒有語法學，或者說《馬氏文通》問世前沒有語法學。他們為什么會得出這樣的結論呢？這是因為在他們的頭腦里早就裝著一個語法學范本，這個范本就是西方已經發展得相當成熟了的源于希臘和拉丁語法學的18世紀的傳統語法學體系。他們認為，在中國跟西方語法學范本最接近的語法著作是《馬氏文通》。于是，《馬氏文通》就成了中國有語法學的標志，在此之前中國當然就沒有語法學了。

不可否認，世界上各種語言的語法是有共性的，語法的共性粗而言之至少表現在都存在著詞有一定的類別和語句有一定的構造規則上。但是，這種共性又表現在具體語言的語法的個性之上。換句話說，各種具體語言的語法既有共同之處，又有這樣或那樣的差別。漢語和印歐語都存在著詞的類別問題和語句構造問題。但是，漢語在詞類問題上，實詞和虛詞相比，虛詞占有非常重要地位；在語句構造問題上，短語和句子的構造規則是基本一致的。③印歐語在詞類問題上，實詞和虛詞相比，實詞由于有形態變化，因而在語法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語句構造問題上，短語和句子的構造規則是不一致的。因此，中國古代的漢語語法研究是以虛詞和句讀為重點的，而印歐語的語法研究是以實詞的形態變化和主謂二分的句子構造為重點的。持以西律中標準的學者，沒有把語法學的共性和個性統一起來去看問題，而是以西方語法學的特殊性否定了漢語語法學的特殊性。這怎么能得出正確結論呢？

另外一些學者也斷言中國古代或《馬氏文通》問世前沒有語法學，是用以今律古的標準衡量中國古代漢語語法研究成果的結果。其實，漢語語法學跟西方語法學一樣，都經歷了由萌芽、初創再到成熟的過程，都不是短時間內形成的。在這些學者中，有的并沒有全盤否定《馬氏文通》問世前的漢語語法研究成果，但是卻認為統統是漢語語法學萌芽，只有《馬氏文通》才是漢語語法學的初創的標志。

我們認為這種看法也沒有正確反映漢語語法學的實際。不錯，馬建忠在評價自己的著作時曾說：“斯書也，因西文已有之規矩，于經籍中求其所同所不同者，曲證繁引以確知華文義例之所在。”④馬建忠所說的“因西文已有之規矩”，是借鑒西方語法學的意思；“于經籍中求其所同所不同者”，是與漢語語法進行比較的意思，并不是全盤照搬西方語法學。馬氏在序言里對我國古代的漢語語法研究成果是給予一定肯定的。比如，對《學記》中的“離經辨志”說，對劉勰《文心雕龍·章句》中關于字、句、章、篇的論述以及關于虛詞的分類說等，都推崇備至。當然，由于時代的局限，馬氏不可能對《馬氏文通》問世前的漢語語法研究成果及漢語語法學發展史作出準確全面科學的評價。但是，這也足以說明《馬氏文通》不是純粹的舶來品，而是在漢語語法研究固有成果的基礎上，借鑒西方語法學的新知，而成就的一部相當成熟的古漢語語法著作，已經不是什么漢語語法學的初創之作。因此，拿一部已經相當成熟了的古漢語語法著作《馬氏文通》當作漢語語法學誕生的標志，是不妥當的。

持以西律中標準的學者心目中的西方語法學本身，實際上是經歷了由萌芽、初創再到比較成熟的發展過程的。西方語法學的萌芽，大約始于公元前5世紀至公元前4世紀，一般認為古希臘柏拉圖的對話錄《克拉底洛篇》是西方語法學萌芽的代表作，它是從哲學角度研究語言起源和語言結構問題的。西方語法學的初創，當推被美國學者布龍菲爾德譽為“人類智慧的豐碑之一”的古印度人波尼尼的《波尼尼經》。這部語法書大約形成于公元前4世紀，它是一部梵語語法書，用3996條經句概述了梵語的語音結構、詞語的構成及變化規則。值得注意的是，初創的西方語法學是包括語音學內容的，并不是純粹的語法學。同時，所謂語法學的內容也并不是從一開始就全而又全的。比如，亞里斯塔克的學生特拉克斯對他的前輩學者的研究成果作了系統的整理，他自己也發現了一些語法范疇，明確了名詞、動詞、分詞、冠詞、代詞、前置詞、副詞、連接詞等詞類的定義，因而被西方學者贊譽為形成了一個比較完整的語法體系。其實，用我們今天的標準衡量，特拉克斯的語法體系并不完整，至少是沒有句法內容的。西方語法學的成熟，一般認為是以在18世紀形成的傳統語法學為標志的，它把語法學分為詞法和句法兩大部分，它的某些術語、概念、規則和理論一直在西方一些國家的語法教科書中沿用至今。無論持以西律中還是持以今律古標準的學者，斷言中國古代沒有語法學，都是用18世紀以來形成的相當成熟的西方語法學的范本來衡量《馬氏文通》問世前的漢語語法研究成果的結果。

當然，各民族語言學中的語法學的萌芽、初創再到成熟，在時間上不會是完全同步的。西方語法學的萌芽至初創只經歷了大約一兩個世紀的時間，而從初創到成熟大約經歷了兩千多年的時間。漢語語法學的萌芽也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四五世紀，即戰國時代齊人公羊高口說流傳的《公羊傳》。可是漢語語法學從萌芽到初創的時間卻比西方語法學長得多，大約直到公元1324年，即元代泰定元年《語助》的問世，才標志著漢語語法學初創的開始。從初創到成熟大約又經歷了五百年的時間，漢語語法學走向成熟的標志就是1898年《馬氏文通》的問世。這里所說的語法學的初創，是語法學已經初具規模，已經獨立形成學科的意思。初創階段的語法學，應該具有基本上反映本民族語言的語法的主要特征的性質，但在一些方面還存在著這樣或那樣不完善的問題。我們認為這樣觀察和分析中外各種語言的語法學現象才比較客觀，才是對語法學史實的尊重。

以往，一些學者一提到《馬氏文通》就說它是“模仿”之作，接下去就說它只能算是漢語語法學初創的標志。這樣評價《馬氏文通》實際上也是一種以今律古的表現。我們認為應該給《馬氏文通》以正確的評價，這涉及到正確把握漢語語法學發展脈絡的問題。我們很贊成王海先生的意見：“《文通》的模仿，除‘次’的范疇外，大多表現在個別問題上，如：個別詞類中小類的設立，個別句子成分的確定，個別句子的分析等。而《文通》的創新，則表現在整個體系上?！段耐ā敷w系既有宏觀的高度概括，又有微觀的深入開掘；既有普遍規律的闡述，又有專書特點的揭示，是一個相當完備、相當精深的古漢語語法體系。”⑤因此，我們認為把《馬氏文通》看作漢語語法學步入成熟階段的標志比較合適。這點可以從它問世以后的深遠影響得到證明。拿本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一些語法論著跟它相比，無論是內容的廣度還是深度上大都比它遜色。即使到了今天，我們還可以從它那里學到許多東西。

總起來看，研究漢語語法學史既不能以西律中，也不能以今律古，應該尊重客觀存在的歷史事實，用語法學的共性和個性對立統一的觀點去分析評價語法學現象，從中理出作為漢語言學一個分支學科的漢語語法學從萌芽、初創再到成熟的發展脈絡，從而得出正確的結論。

三研究漢語語法學史的學者都很關注元代盧以緯的《語助》，但是對它的評價卻是有分歧的。一種意見認為，《語助》是我國第一部研究虛詞的專著，是漢語語法學萌芽階段的語法著作。另一種意見認為，既然虛詞是漢語語法的重要內容，那么就應該承認作為研究虛詞的我國的第一部專著《語助》具有語法學的性質。再一種意見認為《語助》不但是我國第一部虛詞專著，而且是漢語語法學的雛形，因為它體現了漢語語法學的基本特色。

很明顯，前兩種意見都承認《語助》是我國第一部研究虛詞的專著，這種研究已不同于過去的零打碎敲地研究，而是從大量文獻中搜集材料，然后加以分門別類進行綜合研究。這兩種意見的不同之處是承認不承認《語助》的語法學性質。所謂語法學性質，就是語法學的根本屬性；有語法學性質，就是具有語法學的根本屬性。語法學的根本屬性是研究并說明客觀存在的語言結構規律，包括語法單位的確定，語法意義和語法形式的分類，語法結構框架的構建等。第三種意見比第二種意見又進一步，敏銳地從語法學的共性和個性對立統一的觀點出發，看到了《語助》是體現了漢語語法特點并初步構建了漢語語法學框架的價值。正如何容所說：“考察一種語言有多少種性質不同的表意單位，和它們怎樣配合變化以表示出很繁復的意思，而予以系統的說明，這是文法學的任務?！雹蕖墩Z助》抓住了漢語語法的作為語言結構中的重要環節虛詞這個內容，特別重視運用比較的研究方法，從虛詞角度切入并進而觸及到句子內部或句際間的語義結構關系以及詞類等問題。⑦因此，《語助》不但是我國第一部研究虛詞的具有語法學性質的專著，而且也應該說它是一部漢語語法學的初創之作。第三種意見說《語助》是漢語語法學的雛形是符合實際的。

前面已經說過，要正確評價語言學發展史上的種種問題，絕不能以西律中，也不能以今律古，不能用現代的觀點和模式去套歷史事實。學術界一般認為兩漢時期的《爾雅》、《方言》、《說文解字》和《釋名》等分別是中國古代訓詁學、方言學、文字學和語源學的奠基之作。這樣的評價，無疑是正確的，是唯物地歷史地辯證地觀察問題的結果。如果我們用當代的訓詁學、方言學、文字學和語源學著作去比附的話，那么《爾雅》等著作是相當幼稚或不完善的，甚至會發生懷疑它們究竟是不是某學科的奠基作的錯覺。對待《語助》也是一樣，也不能用現代的觀點和模式去苛求它。

我們說《語助》是我國漢語語法學的初創之作，還因為它不是一部孤立的語法著作，而是有著廣闊深厚的學術背景的。早在《語助》問世前，歷代學者就對虛詞和句讀等進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先說虛詞研究。這方面的研究在漢代及其以前還是零星片斷的，是在訓詁學、文字學等學科里所開展的順帶的研究。比如，漢代《爾雅》這部訓詁學著作的“釋詁、釋訓、釋言”三篇，基本上是以虛詞為研究對象的，其他各篇都是實詞?！对娊洝返拿鄠?、鄭玄箋，許慎的《說文解字》里就用過“詞”、“辭”、“語辭”或“語助”等術語指代虛詞。它們所研究的虛詞，大多相當于今天的助詞，有些則是副詞。虛詞的研究發展到南北朝和唐代，就已出現了專論，開始從訓詁學、文字學等學科中獨立出來，并逐步走上較為系統的研究道路。比如，南朝梁劉勰的《文心雕龍》就以在句中所處的位置為標準，把虛詞劃分為“發端”、“答刂句”和“送末”三個類別：“至于‘夫’、‘惟’、‘蓋’、‘故’者，發端之首唱；‘之’、‘而’、‘於’、‘以’者，乃答刂句之舊體；‘乎’、‘哉’、‘矣’、‘也’，亦送末之常科?！雹嗵拼谠獎t在《復杜溫夫書》中以在句中的作用為標準，把虛詞分為“疑詞”、“決詞”兩類：“所謂‘乎’、‘歟’、‘耶’、‘哉’、‘夫’者，疑詞也；‘矣’、‘耳’、‘焉’、‘也’者，決詞也?！雹崴未奶撛~研究在以往的基礎上發展到以所有的詞為研究對象，并明確采用“實字”（相當于名詞）、“虛字”（相當于名詞以外的詞）這樣的語法術語，把漢語詞分為實詞和虛詞兩大類。除了區分“實字”和“虛字”外，宋代學者還區分了“動字”（相當于動詞）和“靜字”（主要指名詞，也包括形容詞在內），“死字”（指實字，也指靜字）和“活字”（等于動字）等。

再說句（句子）讀（主要指短語和分句）等語法單位的研究。為了讀懂古代經書，早在漢代就產生了句讀之學的萌芽。漢代王充說：“文字有意以立句，句有數以連章，章有體以成篇，篇則章句之大者也?！雹?王充雖然沒有給字、句、章、篇冠以語法單位的字樣，但是他卻實實在在地確立了這幾種單位，而且論述了它們之間的聯系。劉勰則進而論述：“夫設情有宅，置言有位；宅情曰章，位言曰句。故章者，明也；句者，局也。局言者，聯字以分疆，明情者，總義以包體，區軫相異，而衢路交通矣。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積句而成章，積章而成篇。篇之彪炳，章無疵也；章之明靡，句無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振本而末從，知一而萬畢矣?！雹?劉勰從漢語的最小單位“字”談起，一步步闡述由字至句、由句至章、由章到篇的組合過程，并且特別強調句和章的作用，句是“聯字以分疆”的，章是“明情”達意的?？傊?，他是從語言形式和語義內容統一的角度論述語法單位的。再后來，學者們又把句法研究的重點放在了句和讀上。對句讀給予明確解釋的是唐代天臺沙門湛然，他說：“凡經文語絕處謂之‘句’，語未絕而點之以便誦詠，謂之‘讀’?！雹?所謂語絕，也就是表達了一個完整意思；所謂語未絕，也就是還沒有表達一個完整意思。湛然的話，我們可理解為是在給句和讀下了明確的定義。到了元代，程端禮繼承并發揮了王充、劉勰和湛然等關于篇、章、句、字的理論觀點。他說：“既于大段中看篇法，又于大段中分小段看章法，又于章法中看句法，句法中看字法，則作者之心不能逃矣?！雹?盡管程端禮對漢語的四種結構單位還缺乏深刻的認識，但是他畢竟明確勾勒出了四種結構單位法則從大到小的層層制約的關系。

《語助》正是在這種廣闊深厚的學術背景下問世的。在它問世之前虛詞的研究實際上已支撐起了漢語詞法學的框架，句讀或篇章句字的研究已支撐起了漢語句法學的框架。《語助》則從系統論述常用虛詞入手形成了漢語語法學的雛形。

我們說《語助》是從系統論述常用虛詞入手形成漢語語法學雛形的。有兩層含義：一是它把以往漢語句法研究成果運用于虛詞的闡釋之中了，即把對虛詞的闡釋放在句法單位的句或讀當中了；一是它把以往漢語詞法特別是虛詞的研究成果繼承并更加系統起來了。比如，在解釋“也、矣、焉”時說“是句意結絕處”。①4在解釋“初、始、先是”時說“文字中著一‘初’字于句首自為一讀”。在解釋“而”時說“是句中轉折，帶此聲以成文見意。句首有‘而’字，亦是承上文轉說下意。句末有‘而’字，卻是詠歌之助聲，與‘兮’字相類”。又如，在解釋“者”時說“有‘者’前‘也’后，‘者’舉其說于前，‘也’釋其意于后以應之”，很明顯這是在聯系”……者……也”句式講述“者”、“也”的前后呼應關系。這雖然是在解釋虛詞，但是顯然是在運用以往關于句讀的研究成果。盧以緯對句和讀分得是非常清楚的，而且又是把虛詞放在句和讀的語境中去解釋的?！墩Z助》對虛詞的論述不但是系統化的，而且在前人的已有成果的基礎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語助》的作者把他所認定的文言“語助”（大體相當我們今天所說的虛詞）按語義內容和語法功能兩個標準劃分了類別。按語義內容作者把“語助”分成66組，有的組只有一個詞，如“而”、“毋”、“惡”、“哉”等，有的組竟有9個詞語，如“何則、何者、何也、是何也、是何、何哉、何以、何如、如之何”等。在此基礎上，作者又按語法功能對大多數“語助”標明了類別，有用術語“××之辭”標明的，有用術語“××聲”標明的。這是盧以緯的創造，至少盧以緯的分類意識是更加自覺的。其中有“疑而未定之辭”（如“乎”、“已矣乎”），“自問之辭”（如“何則、何者”），“發語之辭”（如“粵”、“殆”），“嗟嘆之辭”（如“嗚呼、吁”；“噫、噫嘻”），“繼事之辭”（如“乃”），“禁止之辭”（如“毋”），“非然之辭”（如“豈”），“詠歌之助聲”（如句末的“而”、“兮”），“句末助聲”（如“止、忌、居、諸、且、思、斯”），“句絕之余聲”（如句末的“夫”、“歟”、“邪”），“語余聲（如“耳”）等。另外，作者對少數“語助”則是直接用語法功能的描寫來暗示其類別的，其中對某些連詞就是這樣處理的。如“雖然：承上文義，固是如此，又別發一段論文”；又如“然則、然而、不然：此皆承上文”。還有用跟俗語相比較的方法暗示其類別的。如“未嘗：俗語‘未曾’之意”，暗示其屬于用來否定動作或性狀的副詞。盧以緯除了把“語助”按語義內容和語法功能分為若干類別外，還對某些“語助”的用法進行了辨析。如“夫：在句首者為發語之端。有在句中者，與‘乎’相近。有在句末者，為句絕之余聲”。對虛詞用法辨析得如此細致入微，而且這種辨析跟句法的聯系又是如此緊密，都是大大超過歷代學者的。

《語助》不但對虛詞本身的研究達到了空前的水平，而且對虛詞和實詞作了比較嚴格的區分。比如，在解釋“庸、顧、殆”時說，“‘庸’訓常，訓用，‘顧’訓回視，然非語助，而有似語助者?！薄按Ｒ?，也以‘殆’為發語辭者?！薄奥曤S語發，意不加重，且不訓本字義，此等字多有之，亦語助之類也?！边@是作者在利用前人關于實字和虛字的研究成果解釋實詞和虛詞集于一身的三個詞條。不難看出，作者所掌握的標準是科學的，所謂“訓××”的用法就是實詞，“不訓本字義”的用法就是虛詞，而且透露出許多虛詞是從實詞虛化而來的信息。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沒有使用現成的“實字”和“虛字”這樣的術語，而是用“語助”這個術語來指代相當于我們今天所說的虛詞，用“非語助”來指代相當于我們今天所說的實詞?！罢Z助”這個術語雖然在西晉杜預和唐宋時代孔穎達、陳彭年等人就在使用，但是用來指代相當于我們今天的虛詞，盧以緯還是第一個人。這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確實是一種突破，反映了作者對實字和虛字的新的認識，為后人把動詞從虛字中分化出來奠定了基矗

《語助》的問世除了有廣闊深厚的學術背景外，還有廣闊深厚的社會背景。元代是我國歷史上由蒙古貴族居統治地位的封建制國家，也是一個民族大融合的時代。由于蒙古貴族統治者缺少濃厚的封建思想文化意識，“三教九流，莫不崇奉”，所以在客觀上有利于各民族語言文化的交流，出現了我國歷史上少有的多種語言文化交相輝映的局面。元代還是我國歷史上對外開放的極盛時期，中外人士頻繁接觸與交流，因此在當時實行了蒙古語、漢語和色目人使用的波斯語等語言并行并用的語言文字政策。柳詒徵在談到這個問題時說：“據至元詔書，則蒙古字未興之先，已以漢楷與畏吾兒字并用。蒙古字既頒之后，各國之字，仍副之而行，則蒙古未代宋之時，固亦通用漢文。”①5這就是說，在元代至元以后，實行的是多語文并用的政策，以蒙古新字為官方第一文字，蒙古語為官方第一語言，漢語文和波斯語文等也是通用語文。

與此同時，元代統治者出于鞏固統治地位的需要，還在中央設立翰林院、蒙古翰林院和集賢院等機構，在其中都各置譯史之職，把漢文的經史典籍翻譯成蒙古文，便成了這些機構的一項經常性的主要工作。另據《元史·百官志》記載，蒙古翰林院的主要職責是譯寫一切文字，頒降璽書，以蒙古新字為官方文字，以其他文字副之。此外，忽必烈即帝位后還在中統三年（公元1262年）創設了各路提舉學校官，大力興辦各級各類學校；同時在京師則設立蒙古國子學，選蒙、漢、色目百官子弟入學，用蒙古語、漢語、波斯語等語言作為教學語言。

這種特殊的社會情況，給語言研究，特別是漢語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形成了元代漢語研究的鮮明特點，即非常重視現實課題的研究，并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其中音韻學和語法學是成績卓著的兩個部門。元代的音韻研究一反以往沿襲《切韻》和《廣韻》的脫離實際語音的傳統方法，而是以當時活的漢語語音為研究對象，描寫并反映了當時漢語北方話的實際語音系統，編寫成具有改革意識的《中原音韻》。周德清的《中原音韻》完稿于元泰定元年（公元1324年），修改定稿于元元統元年（公元1333年），是我國古代語言學史上的一部優秀著作。漢語、蒙古語和波斯語分屬漢藏語系、阿爾泰語系和印歐語系，它們之間差別很大而密切接觸，這就給語法研究提出了許多現實課題。其中不僅學習漢文典籍要突破虛詞這個難關，即使是漢語與蒙古語、波斯語對譯，也必須突破虛詞這個難關。在這種情況下，語法研究必然要解脫文字學、訓詁學的束縛，走以語法本身為研究對象的獨立的發展道路。這樣，盧以緯《語助》的問世就是不可避免的了。無獨有偶，《語助》恰恰也是在元泰定元年（公元1324年）公諸于世的，這也許不光是時間的巧合，而且是一種歷史的必然。正像元代胡長孺在泰定元年給《語助》作序時所說的：“‘乎’、‘歟’、‘耶’、‘哉’、‘夫’者，疑辭也；‘矣’、‘耳’、‘焉’、‘也’者，決辭也。昔人是言，為用字，不當律令發，惜概而弗詳。予友盧子允武以文誨人，患來學者抱猶彼苦，爰摭諸語助字釋而詳說之。見者目豁心悟，悉喻所謂，成人之意厚矣。”①6胡序對以往學者研究虛詞的狀況是不大滿意的，批評他們是“概而弗詳”；對以文誨人的盧允武則大加贊賞，對虛詞的研究做到了“釋而詳說之”，并且能使讀者眼界開闊，心領神會。胡長孺在序中還說到：造句為文不用虛詞往往是不能成句的；“法語直遂，巽與婉曲，闔癖變化，賓主抑揚，個中奧妙無窮”，這些都跟使用一兩個起關鍵作用的虛詞有關。胡序把虛詞在漢語語法中的重要作用講得非常透辟，對《語助》一書給予了高度評價。

篇（3）

Abstract:Asacounteractiontosuchwesternphilosophictheoriesaslogicismandconstructivism,deconstructivismoffersanoveltheoreticalperspectivetotheacademicworldincurrentdays.AdeconstructivistviewofChinesegraphologicalstudiesshowthat,sinceChinesetraditionallinguisticshasestablishedasetoffinetraditionsofitsown,ChinesegraphologicalstudymustbreakawayfromtheshacklesofEuropecenteredideologyandsucceedourowntraditions.Meanwhile,weshouldfollowacreativeselfrelianceroadofChinesegraphologytodevelopinnovativetheoriesbasedonexistingfactsofChinesebyapluralistapproachbytakingadvantageofthetheoreticaladvantagesofwesternlinguistics.

KeyWords:deconstructivism;Chinesegraphology;constructiv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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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初期的結構主義曾經以其完整的系統和功能為西方提供了思想資源，為語言、文學、哲學等領域提供了一套封閉的研究方法。自20世紀中葉開始，隨著人們對社會和政治問題認識的深入，邏輯中心主義和結構主義等在人們的政治文化生活中不能發揮有效的功能，西方思想逐漸陷入迷惘、失望和憂憤之中。西方語境也出現了反形而上學傳統的后現代思想。作為后現代思想之一的“解構主義”思潮，對政治、哲學、文學、語言以及人的思維方式等產生了重要影響。以德里達為代表的解構主義思潮開啟了西方政治和哲學思潮新的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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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構主義產生的思想淵源主要有三個方面。首先，是尼采哲學。19世紀末，尼采宣稱“上帝死了”，要求重新評價一切價值，這種質疑理性、顛覆傳統的叛逆思想對解構主義產生了重要影響。其次，是海德格爾的現象學思想。海德格爾在《形而上學導論》中探討了西方哲學史上的存在與邏各斯問題。他要研究古代的邏各斯（Logos）是怎樣變成近代的邏輯(Logic)的？它又是如何以理性的名義取得西方思想史上的統治地位？海德格爾通過對古希臘哲人巴門尼德殘篇的研究發現，邏各斯與存在的原始意義是相通的。而自柏拉圖后，西方人開始與存在發生對峙，越來越自信自己擁有支配存在的主體性與知識能力。海德格爾對形而上學和邏各斯中心主義加以批評，德里達則直接繼承了海氏的理論。再次，解構主義的出現與歐洲的左派批評理論密切相關。1968年，一場激進的學生運動席卷整個歐美資本主義世界，法國的運動被稱為“五月風暴”。但革命后隨之而來的是激進學者不得不把革命的激情轉向學術思想深層的拆解工作。他們明明知道資本主義根深蒂固，難以撼動，卻偏要去瓦解其存在的各種基礎，包括語言、信仰、機構、制度和規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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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構主義在此背景下應運而生。其代表人物德里達以《文字學》、《聲音與現象》、《書寫與差異》三部書的出版宣告解構主義的確立，形成以德里達、羅蘭•巴爾特、福柯、保爾•德•曼等理論家為核心并互相呼應的解構主義思潮。德里達為了達到反形而上學、反邏各斯中心的目的，選擇從語言學和符號學的角度入手，提出了自己一系列的消解策略。解構主義內容冗雜，缺乏統一的理論和解釋。解構主義者也拒絕為自己的理論下一個明確的定義。它們主要的批判理論與策略包括：反邏各斯中心主義(anti-logocentrism)、延異(différance)、替補(supplementarity)、互文性(intertext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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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邏各斯中心主義是解構主義的核心思想。海德格爾認為，西方形而上學的思想傳統發端于柏拉圖對古希臘邏各斯的強行曲解，認為言語與意義（即真理，上帝的話）之間有內在、直接的關系。因此，邏各斯中心論也被稱為“語音中心論”，強調言語優于文字，書面文字是第二位的。德里達對此說法進行了解構。他說，書寫文字并不見得天生就低劣于語言發音，為了打破傳統的“語音中心”偏見，他力圖建立一種“文字學”，以便突出并確認書寫文字的優越性。這種文字優越性，首先表現在它在符號學意義上的“可重復性”。其次是符號應該在不考慮講話人意圖的情況下，依然能被人們正常地加以理解和接受。符號上述的兩個必備特征，即“可重復性”和“不考慮講話人之意圖性”，驗證了德里達所說的文字優越。在更大的范圍說，文字包括了整個語言學的符號系統，因而它也是狹義上的言語和文字賴以存在的基本條件。這便是德里達所謂的“元書寫”(arch-writing)。元書寫概念一經確立，必然打破邏各斯主義的語音中心說。



德里達從言語與文字的關系入手，成功地消解了傳統的二元對立的價值觀。整個西方形而上學的思想傳統以人的理性和自我意識為中心，形成了在二元對立中的等級秩序觀念。如在言語/?文字、男人/?女人、靈魂/?肉體、意識/?無意識、開明/?蒙昧、西方/?東方等的區別對立中，邏各斯中心論認為前者優于后者，具有鮮明的等級觀念。德里達獨辟蹊徑，從語言學角度入手，通過對言語和文字的解構，瓦解了二元對立的觀念，提出二元之間只有差異，而沒有等級秩序區分。不僅如此，“對立”的兩項之間還存在大量的相互滲透和包容等。



德里達還發明了“延異”概念，即延遲與差異。他直接利用索緒爾的符號任意性觀念，打破語言是外在“真理”體現的神話。他說“延異(différance)”既非概念，也非一個單詞，本身是一個杜撰的詞。在法語中，difference和différance兩者的發音相同。若要區分它們，我們必得借助文字拼寫上的差異，這本身就是對言語優于文字邏各斯主義論點的一個極好諷刺。解構主義關于“替補”和“互文性”的策略主要為文學批評理論所借鑒，這里不再介紹。



通過以上提到的一系列的具體策略，尤其是從言語與文字關系入手，德里達批判了邏各斯中心論，打破了等級森嚴的二元對立觀，提出了概念之間沒有等級和中心而只有差異的思想。解構主義從語言學的角度入手，目的是解構西方的形而上學和邏各斯中心論，對現存的等級秩序提出挑戰。強調通過對舊秩序的打破，建立新秩序，重新塑造新的價值體系，在日常生活中找到自身存在的價值。這種批判與重建的雙重姿態，德里達稱為“雙重約束”（doublebind）。他說：“事實上，我一直被兩種必要性拉扯著，或者說我一直嘗試公平對待兩種可能看起來相互矛盾或不兼容的必要性：解構哲學，即思考哲學的某種關閉范圍，但不放棄哲學。我承認這么做很困難，但無論在寫作還是授課中，我重視始終嘗試盡可能地同時采取兩種姿態?！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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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思想產生后在思想和文化界產生重大影響，其影響甚至波及到建筑理論領域。它在政治學上就是對西方中心論的瓦解，重視多元文化價值。而這恰恰是任何一個處在全球化過程中的民族和國家都不得不面對的問題。解構主義思想對民族價值和民族文化的重建，對世界多元化格局的確立起到積極作用。當然，解構主義思潮自產生后也受到很多批評。因為其理論本身漏洞很多，而且它所運用的邏輯、方法與理論，大多從形而上學傳統中借用而來，這樣說來有點以己之矛攻己之盾的味道。而且解構主義發展下去也陷入了另外一種歷史困境，即真理虛妄、意義不確定以及漫無邊際的任意解釋等。因此我們對這樣一種影響巨大的理論思潮也應該抱一種批評態度，取其精華，去其糟粕。



利用解構主義審視我們傳統的漢語言文字學研究，最主要的是承認語言多元性，承認每種語言與文字都有各自獨立存在的價值與作用，而不可輕易否認自己的語言文字。現代的漢語言文字學研究深受西方語言理論體系的影響。有的學者認為中國古代沒有語言學，中國古代談不上語言研究，進而否定漢語和漢字研究的傳統和成就。從漢語言文字學理論體系的建立到對漢語和漢字的認識與評價都帶上了西方學術思潮的烙印。如漢語的語法研究一直是跟在西方的語法理論后面的，如漢語的語義學研究一直沒能好好繼承自己的傳統，沒能發展出自己的理論體系，如對漢字的誤解導致的漢字落后、漢字要改革等錯誤觀念，如漢語目前的理論體系對很多漢語現象缺乏解釋力等等。這都是西方邏輯中心主義的深層觀念所導致的結果。



興起于西方的解構主義思潮，是對西方中心主義傳統思潮的反思?，F在“解構”一詞不再屬于哪一個領域或地域，而是屬于人類自身。中國是世界的一部分，我們今天研究“解構主義”，吸取其精華，也就是為了更好地認識中國。

2解構主義思潮提供了一種新的研究視角，在中國的影響也日益顯示出來。在此視角下，我們反思漢語言文字學研究，既要承認我們的成就，同時也要發現我們的問題。我們應在繼承優良傳統的基礎上，從漢語言文字的客觀事實出發，破除歐洲中心主義的思想，總結出漢語言文字的規律，開拓新世紀漢語言文字學的研究道路。



中國的傳統語言學形成了很多優良傳統。在今天的漢語言文字學研究中，我們首先應該繼承自己的優良傳統，并將其發揚光大。中國傳統語言學最值得我們發揚的傳統有以下三點。

(1)重視實證和歸納。

現代學術意義上的實證法來自西洋。但是，作為學術研究的一般方法，實證法在中國本土有厚實的基礎、悠久的歷史和持續的傳統。中國傳統語言學研究從許慎開始就特別重視實證和歸納。許慎在《〈說文解字〉敘》里說，他考據文字“至于小大”，都“信而有證”，“其于所不知，蓋闕如也”。“敘曰：此十四篇，五百四十部，九千三百五十三文，重一千一百六十三，解說凡十三萬三千四百四十一字。”［2］316僅僅這幾個數字就無可爭辯地說明了許慎重視實證的態度和做法。許慎之子許沖在《進〈說文解字〉表》里，稱其父秉承了“圣人不空作，皆有依據”的問學傳統。許慎以實事求是、信而有證的學術精神和態度成就的《說文解字》奠定了漢字學基礎。著眼于漢代的這種實證態度，學術史上漢代古文學家的學術成就稱為“漢學”。這種實證方法一直延續下來，到清代還有很多追隨者。正是由于堅持了這種求實的態度和精神，清代的語言學研究達到了傳統語言學的高峰。清代的實證表現為考據法的盛行，梁啟超曾在《清代學術概論》一書中給予考據法以高度評價。



中國語言學史上的大量著作都是通過實證和歸納而成就的。如在《說文解字》研究上，清代乾嘉學派通過實證研究取得卓越成就。但是，從20世紀50年代后，乾嘉和傳統實證方法一直處于被否定的地位，這是不尊重傳統的表現。對此，王力先生曾強調：“能不能因為乾嘉學派太古老了我們就不要繼承了呢？決不能。我們不能割斷歷史，乾嘉學派必須繼承。特別是對古代漢語的研究，乾嘉學派的著作是寶貴的文化遺產。段王之學在中國語言學史上永放光輝。他們發明的科學方法，直到今天還是適用的?！保?］魯國堯先生也認為，研究漢語史的最佳方法，或者最佳方法之一是“歷史文獻考證法”與“歷史比較法”的結合。[注:參閱魯國堯《“歷史文獻考證法”與“歷史比較法”的結合——兼論漢語研究中的“犬馬-鬼魅法則”》，《民俗典籍文字研究》第3輯，商務印書館2006年版。]

可見重視實證是中國語言學的重要特色。

(2)重視書面語言及其意義研究。

中國傳統語言學重視書面文獻的研究，重視意義的獨立研究價值。中國從先秦時代起就形成了一套漢語的書面語言——文言文，文言文一直是古代中國記錄文獻的語言，也是知識分子進階應試所用的語言，故名“雅言”。文言文不僅在中國文化的傳承上起到非常重要的歷史作用，而且還是形成現代漢語的源頭之一。當然，由于書面語和口語的脫節，從隋唐時期開始文言文和口語分離日漸嚴重。到近代，文言文就成為影響中國走向現代化的一個間接因素。白話取代文言，成為漢語歷史發展的必然。但是不能就此否認文言文在漢語發展歷史上的積極作用。



我們需要實事求是地評價文言文及其在歷史上的功用。文言文是漢語的一個傳統，一個與漢字的表意性質有關的傳統。漢字作為表意體系的文字與西方拼音文字性質差異巨大。中國學者把意義作為獨立的對象加以研究，形成了以漢字的形、音、義為研究對象的文字學、音韻學和訓詁學。《說文解字》所包含的字在離開語言環境后，還可以見到它的本義，看到其本義如何引申出新的意義。古代學者一直把意義當作可以獨立研究的對象看待，而不認為它從屬于語法。在訓詁學中，意義是可以分析的，它運用“義界”的訓釋方法，就是在意義內部進行結構分析。傳統語言學還特別重視語音在詞匯語義系統、詞源系統、詩詞韻律中的表現，古人很少做純形式的運作，而是在務實的基礎上以音證義，以義證音。這是傳統語言學研究的又一特色。

(3)重視語言和文化的關系。

在中國古代的語言研究中，一直有很濃厚、很自覺的人文傳統，“離經辨志”、“隨文釋義”、“微言大義”等說法，都表明人們自覺不自覺地追尋語言背后的東西。許慎在《說文解字•敘》中說：“蓋文字者，經藝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識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嘖而不亂也?！保?］316他研究文字的根本目的是解經傳道。這種傳統一直延續下來，并且形成了中國古代“小學”與經學融合的現象?！端膸烊珪偰刻嵋防?，語言文字學著作即在經部。因此，傳統的文字學、訓詁學研究歷來與文化有著密切關系，如文字構成的理據、古代名物典章制度的訓釋，都直接牽涉到文化，或是直接為文化服務。這就是語言研究和文化研究相結合的學術傳統。



這個傳統一直延續到現代。如張世祿先生在《文字上的古代社會觀》中寫道：“居今日而欲知茫昧之古代社會，史策既無征考，則惟有求諸古來之余形遺跡，俾可想見其一斑而已。例如考化石而知生物之遞嬗，察地層而識地殼之胎成，皆其類也。世界言象形文字者，必推吾國，則此文字者，誠有史以來，先民遺跡之所留，曷借之以窺其政俗之梗概，以補史策所未及者乎?！薄笆郎涎陨瞎盼幕撸蚯矣聴壱磺?，并文字之不知謂何，吾又烏睹其可哉？”［4］他在這篇論文中從漢字的構造入手來看古代社會的風土人情、物質生產和精神建構，體現了語言文字與文化相互參照研究的特點。20世紀50年代初，羅常培先生出版《語言與文化》一書，是自覺研究語言與文化關系的劃時代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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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現代語言學由于受到西方語言學影響很大，在解釋漢語現象時并不能完全適合，甚至常常碰壁。原因在于西方語言本身較重形式，而漢語和漢字則具有較濃厚的人文色彩。為了促進漢語研究，找到一種較為切合漢語實際的解釋框架，從20世紀80年代起，在中國興起了文化語言學。[注:新時期文化語言學的代表性著作有：邢福義主編《文化語言學》，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游汝杰《中國文化語言學引論》，上海辭書出版社2003年版；戴昭銘《文化語言學導論》，語文出版社2003年版；張公瑾、丁石慶《文化語言學教程》，教育科學出版社2004年版，等。]漢語中的很多語言現象都可以通過這方面的研究得到合理的解釋。因此結合文化來研究語言一直是漢語言文字學研究的一個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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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語言學的這三個傳統都值得我們繼續發揚。尤其是后兩個傳統恰恰是解構主義所重視和強調的。解構主義著力打破西方中心論的觀念，客觀而實際地認識其他語言文字的地位。解構主義非常重視書面語，這從德里達的《論文字學》、《書寫與差異》等著作名稱中就可以看出端倪。德里達正是看到了邏輯中心主義、結構主義等存在的局限性，才利用語言的差異，強調書面語言和文字的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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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語和漢字重意義的特點和現代語言學的從形式到意義的轉向是非常吻合的，這本來是我們的優良傳統，但卻被以西方為中心的語言學者認為是落后和缺乏理性的表現。西方邏輯中心主義認為，語音和思想的本質、存在的意義之間有最直接、最接近的關系。從“語音中心主義”出發，言說和口語受到推崇，文字被貶低。而且他們責難對象不包括字母文字，而是針對非語音文字。不少西方哲學家都表達了類似的見解，黑格爾批評漢字說：“他們的文字對于科學的發展，便是一個大障礙。或者，相反地，因為中國人沒有一種真正的科學興趣，所以他們得不到一種較好的工具來表達和灌輸思想。大家知道，中國除了一種‘口說的文字’以外，還有一種‘筆寫的文字’，后者和我們的文字不同，它并不表示個別的聲音——并不把口說的字眼記錄下來，卻用符號來表示那些觀念的本身?！薄爸袊驗檎Z言和文字分了家，所以文字很不完善?！保?］黑格爾的這種見解代表了西方人看待漢字的普遍觀念。西方人對漢字的偏見，還進而擴展到對漢語的認識。對漢語和漢字的偏見甚至一度成為西方人不自覺的思維習慣。

結構主義語言學奠基人索緒爾力圖創立一個具有普遍理性的語言學理論，將語言學變為一門科學。盡管索緒爾在心理上不愿意舍棄語言材料和語言現象的豐富多樣性，但是為了建立一個具有整體性、普遍性以及獨立性的全新理論體系，事實上他將理性的語言觀和人文現象對立起來，舍棄了語言符號的人文性。他對人文現象的舍棄，根源就在西方近代哲學中根深蒂固的邏輯中心主義，他的語音中心論實則是邏輯中心主義的翻版。西方形而上學傳統的邏輯中心主義和理性主義以及二元對抗的思維模式是建立在西方拼音文字基礎上的，長期以來被西方學者認為是代表人類思維發展的最高階段，這種觀念與拼音文字血肉相連，互為因果。這嚴重影響到對人類語言文字的公正認識，導致弱勢民族語言被邊緣化以致面臨失語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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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構主義實際上是西方學者對西方文明中心論的反思，它檢討和總結了西方世界因為自己的科技成就和物質豐富而產生的西方中心主義的錯誤思維，以及將文化系統建立在邏輯中心主義之上的缺點。解構主義承認東方非拼音文字和拼音文字所代表的文化一樣，具有各自的價值。德里達從融合表音與表意的漢字中發現了在邏輯中心主義外發展出強有力文明的證據。德里達的理論闡釋有一定的歷史背景。歷史上部分西方學者的漢語言文字觀念曾對西方邏輯中心主義造成過威脅，“一次是與科學思想的結合，漢字通過一般語言，通過萊布尼茲使邏各斯中心主義的歷史產生了偏離。再一次發生在20世紀初的東方學家費諾洛薩（ErnestFenollosa）和現代派詩人龐德(EzraPound)那里，這次是與詩學的結盟”［6］。德里達認為，從文學和詩學方面，漢語言文字展現的魅力能打破邏輯中心主義。

當然，我們也要清醒看到，無論萊布尼茲，還是費諾洛薩、龐德，乃至德里達本人對漢語言文字的揄揚都是建立在“誤讀”的基礎上，他們都沒有徹底了解漢語言文字。無論是相當多的西方學者對漢語和漢字的貶低，還是少數學者的褒揚，他們的觀點和認識都沒有建立在對漢語言文字深刻了解的基礎上。因此，還必須依靠我們自己，從漢語現象出發，才能真正看清自己的傳統，并將其發揚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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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解構主義的立場看，漢語言文字學的發展，應當從漢語現象出發，走自主創新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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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語言學在兩千多年的發展過程中，已經形成了一些優良傳統，但是這個傳統在中國近代向現代的轉折時期遭到質疑，受到冷落。與之同時，西方語法理論卻極大地影響了漢語言文字學研究。那么現代的漢語言文字學研究的道路應當如何走呢？答案很明確，只能走自主創新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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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國家經濟的發展、科學技術的進步，都必須走自主創新之路。文化的發展更要從自身實際出發，尋找適合自己民族的發展道路。漢語言文字學研究也不例外。在這方面，前人和現代的語言學者已經導夫先路，提供給我們可資借鑒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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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建忠最早借鑒西方的語法理論寫出了《馬氏文通》。該書并不是完全模仿西方語法寫成，而是馬建忠用“普世語法觀”分析漢語語法的結果。對此許國璋先生的評價頗中肯綮：“（《馬氏文通》）不象是模仿學習《拉丁文法》，也不象以法國《普世唯理語法》為范式。此書之成，我以為只是馬建忠根據普世語法字別種、句司字的通理，憑個人的哲學自信（conviction），經過十四年的勤求深探，寫成這部中國向所未有，在體系上又超過當時西方語法書的力作?！保?］馬建忠利用“普世語法觀”分析漢語語法現象是有道理的，因為作為人類交際工具的各種具體語言，必然會有很多共同的特征?！恶R氏文通》對漢語語法分析貢獻很大，但總體上看，其中更多的是總結出漢語語法和西方語法的共同方面。因而漢語本身的特點還值得我們繼續研究。王力先生說：“各種具體語言，作為人類的交際工具，當然具有共同性，因此世界上的各種語言的語法也是具有共同性的?！比欢匾氖牵熬鸵环N具體語言的語法來說，世界語言的共同性是次要的，而特點是主要的，沒有這種特點，就會喪失其為獨立語言的資格，和另一語言同化了”［8］?？梢?，對一種具體的語言來說，人類語言的共性固然重要，但各自的特點是更值得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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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力先生說的世界各種語言的共同性，應更多體現在日常語言中。而對于某種語言來說，日常語言只是這種語言的表層部分，其深層部分應當是文學語言等，文學語言更容易展現一種語言的民族特點?？茖W語言的民族特點很不明顯。自然科學的那些諸多概念、公式、定理與邏輯推理，很難說有什么民族特色。能代表一個民族語言特色的，必然是其文學語言。在結構主義思潮影響下，語言學十分重視口語，重視語音中心主義，重視共時描寫，其最大的貢獻就是促成語言學作為一門科學的獨立。但如果沿著這條路一直走下去，甚至走到語言科學主義，則會導致很多意想不到的后果。如對書面語不重視，就容易使語言研究失去民族特色。我們以往的漢語研究由于過分借用西方語法理論來構建自己的體系，想利用這種體系來解決漢語的所有現象與問題，但結果并不遂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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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的做法是從漢語的實際現象出發，擴大漢語的研究領域。我們過去的語言研究只管散文，而不管詩詞駢文，只能分析形義相應的詞語，不能分析形式壓縮、內容積蘊的典故之類，這顯示了漢語語言學的貧血現象。試問，如果漢語中去掉了“葛郎瑪”（grammar）套不住的一些特點，那我們的漢語還是漢語嗎？這些現象包括：第一，漢語中的對偶、平仄和駢文等；第二，漢語句法構造比較特殊，主語、謂語、賓語常有省略；第三，漢語的詞難以確定詞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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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方面，啟功先生的《漢語現象論叢》為我們開辟了道路，為漢語言文字學研究的自主創新做出了貢獻。啟功先生擺脫了從語言理論出發到漢語中尋找漢語規律的模式，堅持從漢語語言現象的實際出發去研究總結漢語自身的結構規律。從對一些具體漢語現象的觀察中，分析歸納出若干條漢語規律。如古代詩歌駢文的語法問題，修辭與語法的關系問題，語言環境對語法結構的影響問題，語氣、語調跟語義、語法的關系問題等。啟先生對“葛郎瑪”不能包括的漢語特點都有一定探索和解釋。［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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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漢語詞性靈活的問題，19世紀英國漢學家威妥瑪曾提出：“漢語詞的多功能性（theversatility）——如果可以這樣稱呼的話，即漢語中對于這么多的詞語（尤其是我們傾向于稱之為名詞和動詞的詞）有共通性，在有廣泛差別的語法功能的可容性方面達到如此程度：任何把語言權威性地劃分到像我們語言中詞性的范疇里去的努力，都將枉費心機。而且，我們語言中的此類分析當然得有它們相對應的漢語語法，且不管能否對它們做詞類分析；在所有的別的語言中用屈折變化生效而產生的大部分結果所需的那些方法，漢語自身也擁有，否則漢語就不成其為一種語言?！保?0］對此，王寧先生也有精彩比喻：“象英語、俄語這些種語言，一個詞象一根小鐵鉤，一邊有環，一邊帶鉤，這個鉤鉤進那個環，連成一條就是一句話。鉤和環得對合適了，大鉤穿不進小環，大環掛不牢小鉤，詞的自由結合度很小，錯了一點就被判為語法錯誤?？蓾h語的詞象一個多面體，每面抹的都是不干膠，面面都能接，而且用點心都可以接得嚴絲合縫。比如回文詩，干脆結成一個圈兒，從哪兒都能念。這雖是文字游戲，可難道不啟發人去想漢語的特點嗎？”［11］3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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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認識使我們看到，要想真正認識一種語言，就必須不帶偏見，承認其獨特的價值。在此基礎上，無論是西方學者還是中國學者對于漢語現象的認識都會有更多的一致，都會發現更多的漢語特點，并總結出相應的規則和理論，這也才是漢語言文字學發展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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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從漢語現象出發，借鑒解構主義思潮建立適合漢語特點的語言學理論和方法。在這個過程中，要注意解決好下面問題。

(1)如何看待繼承傳統與借鑒西方的關系問題。

中國傳統語言學已經有了兩千多年的歷史，在其發展中積累了大量的成果，形成了一些優良傳統，這些是我們繼續發展的最重要基礎。但我們的傳統研究也有自己的弱點和不足。如傳統的語言學有注重實證和歸納的優點，也有不善于演繹和推理的不足。單獨的歸納法，難以產生現代意義的語言學。訓詁學中字、詞不分的問題，還有語音研究上，由于受到音節的模糊性和籠統性限制，而沒有細致精確的聲音分析的習慣等。這些都是我們的弱點，反映出我們傳統語言學理論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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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語言學在中國語言學走向科學的過程中，曾經起到很大的作用?，F在我們使用的結構分析和描寫方法等，都來自西方。西方語言學具有的科學精神和哲學的思辨精神以及邏輯的推理與表述，造就了中國現代語言學的基本方法。西方語言學的不少流派都對中國語言學研究給予了很多的啟示和幫助，我們應當繼續學習和關注。此外，西方學者關于漢語傳播和研究的著作也很值得我們重視。這些著作的成果有利于我們看到漢語的特點。[注: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張衛東《威妥瑪氏〈語言自邇集〉所記的北京音系》，《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8年第4期；《試論近代南方官話的形成及其地位》，《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1998年第3期；《北京音系何時成為漢語官話標準音》，《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1998年第4期；《論十九世紀中外文化交往中的漢語教學》，《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0年第4期等。張西平《傳教士漢學研究》，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等。計翔翔《十七世紀中期漢學著作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等。]

當然有些西方學者對漢語言文字的偏見，我們必須加以拋棄。我們不反對學習西方，但反對亦步亦趨地跟在別人后面，甚至重復別人遺棄的東西。西方語言學也有一定的片面性，如果我們盲目追從，把那些本身片面的東西用在漢語上，結果只能是削足適履。

(2)如何看待書面語言和口語的關系問題。

現代結構主義語言學曾對中國語言學的發展產生了極大影響，起到了有益的作用。結構主義以來以語音為中心的重口語和共時的方法對當代語言學的獨立具有重要貢獻。但這種過分重視口語和語音、輕視書面語的情況也產生了一些弊端。很多漢語現象不是單純的形式結構所能解釋的。如啟功先生所說，一個五言詩可以變換十種句式，只有一句不通。比如為什么漢語中那么多四節拍，多于四拍的壓成四拍，少于四拍的加成四拍。雖然現代語言學重言輕文，是苦苦掙脫了因文廢言的傳統語文學發展起來的。但是如果把結構主義強調到極點，就會導致另一個極端，即限制了語言學研究的范圍，影響了語言學研究的豐富性，導致漢語言文字學研究出現貧血現象。

而解構主義則給我們一種更廣闊的視野。我們對于口語和書面語都不能偏廢。(3)如何看待實用語言和文學語言的關系問題。

在目前的漢語言文字學研究中，對文學語言的研究是不足的。漢語有常用部分和非常用部分，常用部分即實用語言，非常用部分如古代漢語、現代文學語言等。文學語言與實用語言不同，實用語言以明白清楚為目標，因此邏輯、語法重于形象；文學語言則以有意味有情趣為目標，因此形象重于邏輯。“常用部分和非常用部分是一個整體。如果我們把母語比做一顆大樹，樹干、樹枝、樹葉、花朵，都屬于表層的常用部分，根是深層的非常用部分?！保?2］因此對漢語的研究，實用語言和文學語言是不可偏廢的。(4)如何處理好漢語本體與應用研究的關系問題。

當前的漢語言文字學研究中，還有重本體、輕應用的傾向，似乎只有本體研究才是真正的語言學。實際上任何本體研究如果脫離了應用就很難取得真正的成果。啟功先生緊密結合自己的教學實踐，發現了很多實際問題，然后考慮理論上如何解決。他在自己的研究中，立足于應用，注意古今漢語、文言白話的等值翻譯，注意中文信息處理的“電腦傳譯”，注意辭書編纂的義項歸納與排列等等。這都給我們樹立了極好的楷模。正是由于沒有很好處理本體和應用的關系，目前語言文字學許多應用領域，如語言的規劃和規范問題、漢語的國際傳播和對外漢語教學問題、漢字規范和國際通用標準問題、辭書編纂問題等，都存在由于本體研究的滯后或游離而產生的諸多難題，影響了我國社會語言生活的健康發展，阻礙我國向高科技信息時代前進的步伐。因此，今后的漢語研究必須重視本體與應用的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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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解決好上面的幾個問題，我們必須堅持語言學研究理論和方法的多樣化。“語言學的方法必須多樣化，用一種方法排斥和否定另一種方法是不妥當的。這是因為，人類認識自然、認識社會都比認識自身容易，認識自身是一個非常復雜的過程，不是某個單一的研究路線能夠解決的?！保?3］只有我們的漢語言文字學有了自主創新的能力，才能和西方語言學界進行平等對話，漢語言文字學研究的道路才會越走越寬廣，這就是解構主義給予漢語言文字學研究的啟示。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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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一、漢語言文學的追求 

漢語言文學的追求，其實就是文學的追求，文學是沒有界限的，雖然有形式的差別，但是主題和本質上還是一致的。文學所追求的，我們中國的文學自然也會去追求。漢語言文學比其它文學類別發展的早，發展的也更全面以及漫長。在漫長的中華文明之中，漢語言文學形成了其特有的形式以及風格特征，但是和世界文學一樣，其所追求，無外乎三者：真、善、美。 

1、追求真。文學在本質上追求的就是真，本真的反應社會，反應人的內心世界。文學是人內心訴求的外在表現，是人內心最純真的強烈追求。不管文學還是客觀的人，對真都孜孜訴求。不管是文學作品的主題,還是正面的主人公，所表現出來的都是一種本真。文學所追求的真，可以分為兩個方面進行理解： 

(1)客觀的真。客觀的真，是指作家在創作文學作品的時候，多以客觀生活為基礎，來寫作自己的文學作品?？陀^的真不僅對客觀環境進行如實的描寫，也對客觀人物的境遇進行如實描寫?？陀^的真，既是文學作品環境的真。 

(2)內在的真。這多指在敘述人物的心理時，進行真實的描寫。文學作品中，人物的心理是多種多樣的，但是作家都務求真實而寫作，不管這心理是對是錯,是否符合邏輯，都求真實的表達出來。內在的真，就是文學作品人物內心的真。 

文學追求真實，而不掩蓋任何黑暗或陰面，不管所追求的真是否符合客觀的邏輯，只求符合文學作品內部的邏輯以及內在屬性。 

2、追求善。善惡有分,是人在后天養成的品質，而文學則直觀的把它表現出來。不管是哪部文學作品，其描寫的都有善，對善的歌頌，對善的渴求,對善的淋漓盡致的描繪。有的時候是用惡來襯托善，例如：《巴黎圣母院》中，用副教主的惡來襯托敲鐘人的善。不過不是所有時候都有善惡同存的，有的時候文學作品中只有一個主題，那就是善，用善來言善。例如：沈從文的《邊城》沒有惡人，全是善者，雖然最后結局不好，但卻把善發揮到至極。雖然有全描寫善的文學作品，但是不會存在全描寫惡的文學作品，惡不能獨立成材，只有善可以。 

3、追求美。文學不僅在形式上追求美，也在本質上追求美。對于文學的形式，不管是整飭的還是散落的，其都追求形式的美，沒事多種多樣的，也是多層面的。詩歌形式之美是整飭押韻，散文形式之美是散亂無序之美。不過先這兩種形式的美已經漸漸結合在一起。在本質上追求美，就是在主題上追求美，文學主題不管是悲傷的還是喜悅的，其主題都是美的。既是正面的主人公最后沒能完成目標而死亡，例如哈姆雷特，但是其主題也是美的：悲壯之美。追求美，是文學最外在的表現，美既是文學，文學既是美。 

二、漢語言文學追求與人的涵養提高 

涵養是人的內在氣質，也是外在行為表現，涵養有高低之分，也有好壞之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氣質，也就有不同的涵養。有的人見義勇為，有的袖手旁觀，有的好逸惡勞，有的勤勞肯干，這就說明了涵養的有不同性質，有不同的表現。各式各樣的修養，在總的要求上,卻有一個質的規約，那就是向真、善、美方向發展。這正好和文學的追求一樣，文學的追求，客觀上來說，也就本質上人的涵養的追求。 

1、追求漢語言文學能夠指導人的涵養。涵養是后天的修為,其需要對一定的物質形態進行模仿，而文學則能很好的指導人的“模仿”。涵養的模仿,可以是現實的行為方式，也可以是虛擬的行為方式。對于現實的行為方式,其總是存在著一定的瑕疵，世上沒有圣人，圣人這個名詞只是給圣人取的客觀名字而已，其實也是意識形態的一種表現。在此基礎上，人模仿的行為方式，總是或多或少的存在著偏差。漢語言文學是世界文學的代表，是中國長達5000年的人類文明的結晶，也是中國人涵養形態的客觀沉淀，對國人的涵養起著很大的作用。我們必須正視漢語言文學對人涵養的作用，尤其在現在異化越來越嚴重的社會，規范自己的涵養，美化自己的涵養，使文學和涵養有機的聯系起來。 

2、追求漢語言文學能夠修正人的涵養。人的涵養是各有特色的，有好的一方面，也有壞的一方面。文學對于好的一面,可以使其更加堅固的存在,對于壞的一面，則能細致的修正。文學，因其內在規律的性的存在,對人發之以感染力，讓人陷入情知理的思考，以反思自己的行為。人對情知理的思考,是一個久遠的課題，其歷史源遠流長。而文學正好對這個課題進行了很好的解釋和規定,在高的層次上，對人的情知理進行合理合情的概說，在這個基礎上對人的涵養不好的一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修正作用。 

3、追求漢語言文學能夠提高人的涵養。文學，是至真至善至美的天地，只要進入到文學的世界，你就會被其所有美好的東西所包裹。對于人的涵養，文學則能提高人的涵養。涵養，首先就是“涵”，有什么樣的“涵”，就有什么樣的“養”。人的后天模仿性很強，不管是對好的事物還是壞的事物，人區分好壞的能力也不是天生就有的，是在后天的道德基礎上形成的。也就是說,涵養的好壞，與其涵養的環境有很大的關系。所謂“橘生淮南則為橘，橘生淮北則為枳”，就是這個道理。 

 

參考文獻: 

篇（5）

1 導言

漢語言文化是我國眾多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其中包括漢民族文化、古代詩歌文化，以及世界華文文化等等。漢語言文學中語言的獨特用法，以及語言營造出來的意境，能夠將讀者充分的帶入到文章當中，這也就使得漢語言文學受到了全世界更多學者的學習和研究，為了我國的語言更具有特色，更富有哲理，這就需要我們繼續努力研究漢語言文學，更加深入的進行分析，分析漢語言文學中語言實際的應用方式，以及如何營造出更引人注意的意境。

2 語言應用與意境分析的作用

2.1培養學生文學作品的欣賞能力

如果不了解漢語言的應用方法和意境，就無法安心閱讀，也不能完全理解文學作品中極盡深刻而優美的語言。例如，在欣賞海子的詩歌《面朝大海，春暖花開》，最后四句包含作者所有的寄托：“愿你有一個燦爛的前程，愿你有情人終成眷屬，愿你在塵世獲得幸福，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開?！焙唵蔚恼Z言樸素明朗卻又雋永清新，作者對世界充滿希望，充滿感恩，善良虔誠的祈禱，愿每一個人在塵世間都可以獲得幸福，而自己卻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開”。僅僅依靠語言根本無法理解全詩的深刻內涵，必須深入體會詩歌描繪的意境，才能在眼前出現一幅美麗的畫面，才能全面、深刻地理解詩歌。所以在學習漢語言文學的過程中，文學鑒賞能力會逐漸得到提高，欣賞者的審美觀也會更加準確和健康。

2.2語言應用與意境分析有助于增強學生的文筆書寫能力

漢語言文學的目標不僅包括對語言的應用及意境的分析，也包括學生文字書寫能力的培養。學生具備一定的文筆能力，才能更加的施展語言功底。因此，我們必須客觀看待漢語言文學在語言應用意境分析方面的作用。畢竟，文字也是語言表達的一種形式，能口述，也能用筆來書寫，才是真正懂得語言應用的人，才是真正能夠領會語言意境的人。比如，如果將“沏茶”的過程用文章表達出來，并加以立意的提升，聯想到人經歷風雨，人生才會更加精彩，必然會通過文字語言感染更多的人。

3 漢語言文學專業在語言應用及意境分析方面的特點

3.1漢語言文學專業具有主體的特定性

漢語文學專業培養和造就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需要，具有較好語言、文學素養和應用能力的專門人才，學生樂于進行漢語言文學專業學習，可見漢語言文學的魅力所在。理所當然，語言的應用及意境的分析自然被得到重視，因為這是漢語言文學專業學習的重中之重。

3.2漢語言文學專業具有明確的目的性

漢語言文學專業通過其所涵蓋的內容增強學生的語言知識，從流程的與人交流溝通，進行理性的思維，對文學作品進行有效的鑒賞品讀。具備了這些綜合能力，學生對漢語言的應用及語境的拿捏會更加準確到位，從而使自身的語文能力得到較為明顯的增強。

4 提升語言應用與意境分析能力的策略

4.1增加必要的背誦內容

背誦是提高語言綜合運用能力的最佳途徑，無論中國人學習外國語言還是外國人學習漢語，增加背誦量必然會提高語言的運用水平。我國具有五千年的歷史文明，從古到今流傳下來很多經典名篇，學生如果可以對這些經典文學進行背誦，不僅可以弘揚中國優秀的文化歷史，還能增加漢語言的理解和應用。最終，通過深刻記憶，學生可以在自己的文章中引經據典，增加文章的亮點，提高文章的層次，使文章更具有靈性。

4.2掌握語言規律

由于我國的人口較多，地域分布廣泛，少數民族以及各個地方的方言都獨具特色，在眾多語言中，普通話是最通用的，但是并不是所有地區都在使用普通話，因為由于不同地區的人對語言的掌握程度不同，南方人很難分清卷舌，會不自覺的將一些讀音弄混，然而北方人的卷舌的敏感度比較低，所以，一口流利的普通話對于北方人來說也很不容易。在學習漢語言文學時，就是為了在實際應用語言的過程中，分析出語言的規律，正確的運用語言，進而在實際應用的過程中逐漸總結出一些語言規律。

4.3意境源于生活，并不斷創新

我國的詩文中，一般是通過一些詩句或是一些詞語來營造意境，不同的作者由于想要表達的感情不同，就會采取不同的方法來營造意境，這往往是因人而異的。而已經往往源于生活，是詩人通過日常的生活進行觀察，運用普通的事物來營造詩歌的氛圍，通過自己的感悟，來提升詩歌的美感，創造出一定的藝術境界。而營造意境，不僅能夠使詩歌的美感得到很大幅度的提升，還會使詩歌中描繪的實物更加真實，甚至會具有更大的感染力，使詩中所要表達的感情更加真切，使讀者猶如身臨其境一般。

宋代大詩人蘇軾在《題西林壁》這首詩中描寫道：“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這首詩就是意境的典型例子，作者通過不同的角度對廬山進行了詳細的描寫與真切的刻畫，為讀者營造了一個全新的意境，這樣不僅是整首詩獨具特色，更加吸引讀者，同時還呈現出了很高的哲學道理，使讀者在欣賞詩歌的同時，還能夠將詩歌中的道理運用到實際的生活當中，讀者在品讀詩文的同時，也會擁有一種身臨其境的感覺。漢語言文學就是這樣，能夠充分的運用生活中的一些小細節，來映射出深刻的大道理，運用生活中真實存在的素材來為文章營造意境，又能夠在營造意境的同時，實現突破，收獲驚喜。

5 結論

漢語言文學專業有其自身的特點，其在語言應用及意境分析方面有著方面嚴格的要求。學生在學習過程中，應當在老師的帶動下，發展主觀積極性，努力探求更為適合自己的學習方法，從而更加方便快捷的體會語言應用與意境分析的力量。

參考文獻：

篇（6）

2提升漢語言文學應用性的策略

2.1提高學生專業知識水平

若想將理論知識運用到實踐當中，首先要掌握扎實的專業知識，提升漢語言文學專業水平。在理論知識的學習過程中，要注重傳統中文基礎（包括文藝理論、中外文學史、古代和現代漢語三大課程體系）與現代實用中文基礎（包括應用文體寫作、新聞學基礎等）的統一，將二者進行有機結合充分發揮本專業教育的應用性；其次，在提升學生專業知識水平的過程中，要注重學生能力結構的構建與完善。從本專業的獨特性出發，筆者認為本專業學生能力結構主要由四部分構成，一是培養學生一般學習能力，主要包含學習的記憶力、觀察力、探究思考力等內容；二是培養學生具備較強的專業性，具體包括專業技能與職業技能兩方面；三是培養學生普通話的聽說能力，從發音、變調、輕聲、兒化等方面掌握普通話與方言的發展規律，從而保障自己能夠改變某些方言習慣，自由熟練的運用普通話與周圍人進行交流；四是培養學生應用文寫作能力，包括座談會紀要、自薦書、調查報告等，并保證文字滿足主題鮮明、條理清晰、格式標準、語句通順等要求。2.2根據社會發展需要優化課程結構漢語言文學是一門具有較強人文特征的學科，因此根據社會發展的實際需要，對多門課程進行優化，對于提升該專業的應用性是非常重要的。在具體的課程優化過程中應當在社會發展需要的基礎上，結合學科發展現狀，合理設置課程內容，并不斷完善必修課與選修課的開設與課時調整，從而最終達到優化學生知識結構，提升其運用語言的實踐能力，最終提升該專業的實際應用性。

2.3加強學生創新能力培養

社會的發展與進步客觀上要求漢語言文學教育擺脫傳統的、陳舊的教育思想與教學模式，結合當今高速發展的信息技術，實現現代化教學，培養學生的發散思維與創新能力。該專業的創新要求教師在改變傳統教學模式的基礎上，使學生擺脫專業束縛，深度挖掘自身對某方面專業的理解與認識，比如新聞、文秘等專業作為本專業的分支，通過教師的引導，若發現學生對這些有興趣就可以花更多的時間在這方面的學習上。因此，也可以說教師教學方法的創新也是學生進行創新的先決條件，正如同“授之以魚，不如授之以漁”的道理，幫助學生樹立創新思維，在未來的實際應用中做到舉一反三。

2.4注重實踐性教學

在傳統的漢語言文學教學中，教師一般都是面對一張黑板、一本教科書與一盒粉筆與學生進行交流，幫助學生進行讀、寫、練，這種方式過于機械化，僅僅是簡單的將課本知識傳授給學生，忽略了對學生技能的培養，最終難免會導致學生無法適應社會需求，難以在社會上立足。因此，漢語言文學教學不應該僅僅停留在理論層面，應注重理論與實踐能力的結合進行明確定位，制定科學、合理的人才培養策略，不斷提升該專業的應用性。簡單來講，應用性教學就是理論與實踐的結合，將課本上的專業知識與具體的實踐相結合，獲得學生文化知識與實踐能力的雙重提升的碩果。具體來講，大力加強實踐性教學環節主要要做到兩點：一是課內外的結合，學生的學習不能僅僅局限于校園內部，應當拓展的新校園外，積極參加各種社會實踐活動，學校也應組織各種形式的、適合本專業學生就業的實踐活動，深入挖掘學生自身潛力，并以此為基礎，為學生走向職場奠定基礎，實現漢語言文學教育的實際應用性；二是培育實習合作企業，應用性人才培養主要體現為工作能力，讓學生能夠提前感受未來的工作環境，有利于學生盡快找到未來職業方向，適應職業生活，讓學生通過具體的實踐做到學以致用。

篇（7）

漢語的上述特點啟示我們，語文教學應當注重培養學生的語感。因為，這一特點使得語法規則的強制性相對較小而語言組合的靈活性較大。表達式的選擇，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經驗，依靠語感。而在閱讀中；感悟的意義則更大。語感的培養，必須通過多讀。多讀有兩方面的含義。一方面是接觸大量的語言材料。只有大量閱讀語言材料，才能充分了解語詞的“分布”，才能學習更多的表達式，才能更好地比較和區別各種表達式的表達意義，才能了解不同表達式的不同語境。古人提倡“讀萬卷書”，其中就有這樣的目標。二是反復地讀名篇佳作。只有反復地誦讀，才能更好地體悟作品的情感和思想，并反過來體悟某些表達式的特殊意義和特殊價值，才能從語音、詞匯、語法的不同角度綜合地體悟語言運用的奧妙和規律。所謂“書讀百遍，其義自見”，其中也應當包含這樣一個語言學習的基本規律。當前，特別應當提倡朗讀。要讀得書聲瑯瑯，讀得痛快淋漓，讀到“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其義皆若出于吾之心”。一個從來不懂得享受朗讀的學生，不會是語文水平很高的學生；一所聽不到書聲的學校，更不可能是好學校。

上述特點還告訴我們，語文教學應當重視虛詞。如果說語文教學還應當讓學生學一點語法的話，那么虛詞便是其中的主要內容。這是因為，一方面，詞序的把握在相當程度上靠語感，而虛詞的使用則理性得多。另一方面，虛詞，特別是連詞在書面語中的使用頻率遠遠高于日常口語。只有學好虛詞，才能自如地運用書面語，并提高口語的水平。而且，虛詞的使用與思維的發展關系密切。當然，虛詞的教學也應當是動態的，結合語用實際的。比如副詞“才”，可以以“那一年，他才四十二歲”為例。這句話表達了對焦裕祿同志英年早逝的惋惜之情。讓學生去掉“才”試試，立刻變得冷冰冰的；再換一個“已經”試試，更糟糕，好像嫌他活得長了。這樣學生就能生動地領悟到恰當使用虛詞的重要。

漢語的另一個特點是有著很強的歷史繼承性?，F代漢語中活躍著大量古代漢語的因素。不必說句法結構的基本格式“主—謂”和“動—賓”貫穿古今，也不必說“天”“地”“山”“水”“生”“死”“上”“下”這些基本詞匯活躍始終，單是具體的表達方式就很多。現在常用的“瓜分”“血祭”和古代漢語“一狼犬坐于前”“寨中人又騖伏矣”中的“犬坐”“蟄伏”都是名詞作狀語，“發揚光大”“嚴肅黨紀國法”中的“光大”“嚴肅”是古漢語中形容詞用作動詞這種表達方式的繼承，“天地之間”“為語言的純潔而斗爭”中“之”“而”的意義和用法與古代漢語完全一致，這樣的表達式仍然非常能產。就連作為現代漢語一般詞匯的大量雙音詞，其詞素也基本上是古代漢語的詞匯。

從這一特點出發，必須重視文言文的教學。文言文教學的意義不僅在于培養和提高學生閱讀淺易文言文的能力，而且在于提高他們的現代漢語水平。學生在文言文學習中可以了解燦爛的古代文化，而這種文化積淀又可以成為他們運用現代漢語時的宏觀語境。那些文言文讀得多學得好的人，在運用現代漢語時，也往往多一份雅致和凝重，少一份蒼白和飄?。欢嘁环菥毢洼p靈，少一份蕪雜和笨拙。教材的選文，如果說現代文應當多選優秀時文，那么文言文則應當多選傳統名篇。文言文的教學更應提倡誦讀，讓學生在誦讀中體驗“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的自然境界，“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的精神境界，領悟孔孟的莊重與熱烈、老莊的智慧與灑脫、墨家的思辯與求實。作為課堂教學的延伸和補充，課外可進行對聯鑒賞和屬對練習。屬對是一種充分體現漢語特點、集語音、詞匯、語法于一身、溝通古今的極好形式。

作為漢語書面符號的漢字，是一種表意文字。表意文字的使用，與漢語少形態變化、多同音詞的特點有關。表意文字的根本特點是字形有意義。從符號的編碼系統來說，漢字符號是多碼的。它不僅有音碼、義碼，而且有形碼。符號的編碼越多，信息量就越大，給人的刺激和聯想就越多；同時，掌握的難度也越大。漢字的多碼性至少決定了兩方面的特點：一方面是初學難，另一方面是對于漢語書面語的易解、多解和深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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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問題提出

2001年9月，《全日制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實驗稿)》(以下簡稱《語文課程標準》)和按其編寫的實驗教材開始進入課改實驗區。與以往不同，該標準通過免設“內容標準”，增設“教材編寫建議”，為教材的選編提供了更加靈活的操作空間，但同時也給教師處理教材時把握新課程的理念增加了難度。

在小學一年級識字教學中，教師們遇到的困難之一來自“多認少寫”“識寫分開”的原則。按照規定，義務教育第一學段(1—2年級)的認字數量由原來的1250個增加到1600～1800個。”““這些漢字要求學生“認識”，即：在本課認識，放到其他語言環境中也認識，不抄，不默，不考?！墩Z文課程標準》作出這一規定，意在減輕學生的負擔，防止“識”與“寫”的相互牽制，以利盡早、盡快、盡多地認字，并為學生及早進入閱讀做準備。然而，教師在進行識字教學時常常違背了新課程的初衷。許多老師反映，在“學會”要求之外，每課仍提出10來個漢字要求學生“認識”，任務過重。為此，他們采取了一些對策，概括起來不外有二：其一，不斷強化訓練。這種方法的結果是造成師生負擔進一步加重。其二，寄希望于后面課文對漢字的重復，在應用中掌握漢字。在我看來，這種做法更加切合新課程的理念。但是，這個問題能夠得到解決嗎?這種看似把教學任務后移的做法，很難讓人信服。有鑒于此，本研究對小學一年級第一冊語文教材中的漢字分布和識字效果進行了對比研究，希望能為教師們走出識字教學的困境提供一點幫助。

二、研究方法

(一)關于教材分析的說明

1．根據被試學校使用教材的版本，選擇義務教育課程標準實驗教科書進行漢字分布統計。該冊教科書由課程教材研究所小學語文課程教材研究開發中心編著，經全國中小學教材審定委員會2001年初審通過，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6月出版。本冊教材要求“認識”400個漢字。

2．節：為便于統計和說明，將教材中相對完整的每一獨立部分稱為“節”。在本冊教材中能夠獨立成“節”的板塊包括：“拼音”“復習”“識字”“語文園地”“課文”五個板塊。全書共計5l節。

3．在本冊教材中，對漢字提出“認識”要求，往往不在該字首次出現的節。鑒于這一差異，筆者選取兩個維度考察教材中漢字的分布特點，進而研究這些特點與識字效果的關系。

（1）以對漢字提出“認識”要求的節為起點，考察之前、之后是否重復。據重復的方式，將400個要求“認識”的漢字劃分為四類：前后都有重復，僅前面有重復，僅后面有重復，前后都沒有重復。

（2）以對漢字提出“認識”要求的節為起點，考察節前、節后該漢字分別重復出現在多少節，并計算該漢字在全書出現的節數。

(二)關于識字量測試的說明

1．寧波市海曙小學在使用本套教材后，于2004年1月，對一年級四個平行班的188位學生進行了識字量測試。四個班級人數分別為：46、46、48、48。

2，以2500個常用漢字字表為測試試卷，請學生勾選其中能“認識”的漢字，然后統計出教材中提出過“認識”要求，而學生未予勾選的字數。據此，得到400個要求“認識”的漢字中，每一個漢字在188名學生中的總誤識人數，以此作為衡量該漢字識字效果的指標。400個漢字的測試結果中，有效數據386組。

(三)關于數據處理的說明

1．選用SPSSl2．0作為統計分析工具

2．從兩個維度考察漢字的重復與識字效果的關系

（1）漢字在教材中的重復方式：分別考察前后都有重復、僅前面有重復、僅后面有重復、前后都沒有重復與誤識人數的關系，據此說明與識’字效果的關系。

（2）漢字在教材中的重復出現節數；分別考察節前重復節數、節后重復節數、全書重復節數與誤識人數的關系，據此說明與識字效果的關系。

三、結果分析

(一)漢字在教材中的重復方式與識字效果的關系

1．400個要求“認識”的漢字在教材中的分布情況

本冊教材要求學生“認識”的400個漢字在教材中的重復方式不同，其中：167個字前后都有重復；40個字僅前面有重復；152個字僅后面有重復；41個字前后都沒有重復。上述結果中，值得注意的是，教材中有41個漢字，在學習的前后都沒有出現過；同時還有40個漢字在學習以后就沒有在教材中重復出現過，這對學生識字是非常不利的。

2．四種重復方式的識字效果比較

上圖顯示：漢字的不同重復方式，在四個班誤識人數的平均數上存在極大的反差。其中，“前后都有重復”和“僅后面有重復”的平均誤識總數，明顯低于其他兩種重復方式。意味著以這兩種方式重復的漢字，比其他漢字的識字效果更好。具體來說：“前后都有重復”的平均誤識人數是21．3；“僅后面有重復”的平均誤識人數是24．5；“僅前面有重復”的平均誤識人數是49．?；“前后都沒有重復”的平均誤識人數是49．2。

3．節后有無重復的識字效果比較

表1對四種不同的重復方式，進行了兩兩間的差異顯著性檢驗。表中顯示，不存在顯著性差異的配對組包括：“前后都有重復”一“僅后面有重復”、“僅前面有重復”一“前后都沒有重復”；存在顯著性差異的組包括：“前后都有重復”“僅前面有重復”、“前后都有重復”一“前后都沒有重復”、“僅前面有重復”一“僅后面有重復”、“僅后面有重復”一“前后都沒有重復”。

據此，可以判斷，造成四個班誤識人數是否存在顯著差異的主要因素是提出“認識”的節以后是否有重復。把數據按照“節后有無重復”重新分組，并檢驗兩組在誤識人數上的差異。

表3數據顯示，節后有重復與節后無重復的兩組，在誤識總數上，存在極其顯著差異。說明，在提出“認識”要求以后的教材中，繼續重復出現該漢字，對提高識字效果有著重要意義。

(二)漢字在教材中的重復出現節數與識字效果的關系

1．從三個角度考察重復節數與識字效果的關系

上表顯示，三個不同角度得到的重復節數與四個班的誤識人數之間，相關程度不盡相同。其中，提出要求的“節后重復節數”與四個班的誤識人數之間存在極其顯著負相關，而“節前重復節數”與誤識人數之間的相關性則很弱，沒有達到顯著水平，所以，可以認為“全書重復節數”與誤識總數的相關主要是由于節后重復節數的影響。

2．節后重復的節數與識字效果的關系

注：標注“*”表示所對比的兩項均值在0.05水平上有顯著性差異。

上述散點圖顯示，所考察的386個漢字根據四個班的總誤識人數與節后重復節數確定的分布情況，即根據這兩個因素確定某個漢字在圖中的位置。隨著節后重復節數的增加，點分布越來越靠近橫向坐標軸。通過局部加權回歸(Lowess)繪制擬合線，我們可以觀察到隨著單字在節后重復節數的增加，總的誤識人數有明顯地下降趨勢。也就是說，隨著節后重復數的逐漸增加，識字效果越來越好。

3．分段考察節后重復節數對識字效果的影響

通過觀察圖2曲線的下降趨勢，我們將漢字在節后的重復分為三類情況：全書出現0—2節、全書出現3—6節、全書出現7節以上。同時，將最后一組細分為“7—14”和“15節以上”兩組，以檢驗這一組內的差異。

檢驗結果顯示，節后重復。一2節與其他三組在誤識總數上，分別達到了極其顯著的差異水平。節后重復3—6節的組與節后重復?節以上的組，在誤識總數上，也存在顯著水平的差異。而節后重復7節以上，細分的兩組之間并沒有顯著水平的差異。這樣圖2中的擬合線上，可以概略地分出三段。我們由此可以選擇2和6作為漢字重復節數的兩個重要的拐點。節后重復由。節增加到2節，可以使識字效果得到極其顯著的改善；節后重復由2節增加到6節，可以進一步提升識字效果。此后繼續增加漢字的重復節數，對于識字效果沒有顯著的影響。

四、結論與討論

(一)本冊教材體現了以重復應用促進識字的思想，但是在漢字重復上存在缺陷

本冊教材在字的使用上體現出不斷重復的特點。全書要求“學會”的400漢字，平均重復5．9節。如果對照上述研究結果，應該說這種重復量是比較理想的，十分接近6節的拐點。然而，由于不同漢字的重復情況有較大的差異，造成節后重復數量和重復方式上的缺陷：

在400個要求“認識”的漢字中，重復不足的占有相當大的比例，同時也有部分漢字重復次數過多，占用了大量的課本空間。從節后重復節數來看，少于6節的有317個，少于2節的有162個，節后沒有重復的有81個(這81個字也是從重復方式角度看沒有節后重復的字)。這部分漢字由于重復方式上的缺陷以及節后重復數的不足，使識字效果難以保證。

(二)識字過后的復習鞏固對提高識字效果有顯著作用

通過上述結果分析，我們看到漢字在學習之前是否出現，對于識字效果并沒有顯著的影響。對于識字效果至關重要的，是作出“認識”要求以后的重復情況。所以，教師在進行識字教學時，就應該有意識地加強識字后的重復。

具體來說，教師可以針對自己授課所選用的教材，細化漢字復現的具體指標，例如：漢字復現的節數、漢字的重復方式等。做到各個漢字在全書的分布特點了然于胸，使自己的教學更加有針對性，更加有利于學生學習。在不加重學生學業負擔的基礎上，通過適當的節后重復，實現新課程標準提出的識字要求。同時，學生在不斷重復應用中認識漢字，能夠更好地保持對母語學習的興趣。

(三)有針對性地補充材料，使學生在課上有機會復習所學的漢字

本研究涉及的班級，人均漢字誤識率是3．7％。筆者在調研中了解到，教師在教學中常常自覺地補充一些學習材料，增加學生識字過后重復接觸所學漢字的機會。補充的童謠、童話等對提高識字效果有積極意義。但是，在沒有數據驗證的情況下，這類補充往往追求面面俱到，沒有針對生字的具體情況。一些重復不夠的漢字雖得到了強化，但那些已經有大量重復的漢字也在其列。結果常常是400個漢字的整體學習效果得到了提高，這種提高實際上是以師生學習負擔的大幅度增加為代價的，而部分漢字在教材中分布的缺陷還是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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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語言本科畢業論文范文:漢語短語的分類問題

一漢語短語結構類型的分析

1．1自《馬氏文通》問世以來，有關漢語語法的論著對短語的分類基本上是按外部功能和內部結構這兩個標準來進行的，其中以內部結構為標準的分類占有更重要的地位。其實，漢語短語分類中的“功能說”和

“結構說”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葉斯丕森和布龍菲爾德理論的影響。在結構分類方面，布氏的句法結構觀念似乎特別適合于漢語，因為漢語詞的構成方式、短語的構成方式和句子的構成方式是那樣相似，以至布氏的句法結構類型的分析可以直接應用于漢語每一層面上的語法單位的結構分析。短語在漢語語法單位中處于一種樞紐地位，因此，短語的結構類型可以上通句子下至詞。這是漢語語法單位進行結構分析的一條捷徑，發展到頂峰就是“詞組本位說”。如范曉先生在《說句子成分》、《關于結構和短語》①等文中多次提出：漢語的句子結構和短語結構的構造原則基本上是一致的，除獨詞句外，句子只不過是獨立的短語而已。根據這種觀點，應當

是有多少種結構的短語，相應地便會有多少種結構的句子。

1．2“詞組本位說”把句法結構類型和短語類型完全對應起來，即以分析短語的結構類型為基礎，擴展到句子結構。作為一種分析方法，它有可取之處；從實際的作業上看，它也具有相當的成效。它操作起來十

分簡便，似乎可以一以貫之地分析漢語的一切“結構”，然而從另一個角度看，恰恰是這種簡便掩蓋了漢語短語類型分析的句法分析中的一些實質性問題，如（一）是不是每個短語都可以在結構類型中找出它的歸屬？有的虛詞和實詞組合，其內部結構關系如何看待？（二）結構類型相同的短語，為什么其語法功能和轉換關系不同？比如“人才交流”和“學者討論”在結構分類中都是主謂關系，但前者能作“進行”類動詞的賓語，后者不能；前者能在受定語限定之后作主語或賓語，后者不能。（三）許多結構類型不同的短語卻有同樣的語法功能，這是為什么？短語同詞一樣是靜態的、備用的語法單位，對它內部進行分析以及據此而進行的分類，其標準與動態的、使用的語法單位—一句子的分析不應該是一樣的，事實上，構成短語的成分和構成句子的成分也并不具有完全的同一性。呂叔湘先生認為“從語素到句子”有一個“中間站”，即短語。②這里我們借用下“中間站”這個說法。我們認為，如果說漢語語法單位由靜態轉化為動態有一個中間站的話，那末這個中間站不是短語，而是句子成分。語和短語都需要這個中間站的過渡，才能由靜態的備用單位轉化為動態的使用單位。③“詞組本位說”所做的單純的結構分析究其根源是混淆了兩種不同性質的單位，因而沒能解決上述問題，也就不能使短語研究向更深的方向發展。正因如此，目前有些學者對“詞組本位說”提出質疑，試圖把短語的結構和句子的結構區別開來，進而建立詞法、短語法（有的學者叫“下句法結構”）、句法三足鼎立的語法分析體系，④這一步邁得很勇敢，也頗有見地。如果把短語法單列出來，那末短語分類就和句法結構分類有了質的區別。但他們的分類如仍按短語內部的結構關系來確定，上面提出的問題就仍無法解決。

二短語分類的原則

2．1為了解決上述問題，我們試圖從一個新的角度來給短語分類。有一個原則問題必須加以強調，那就是同劃分任何語法單位類別一樣，給短語分類也應該遵守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則：劃分出來的類別能夠有效地

服務于分析。反過來說，就是：不管用什么標準來劃分，只要劃分出來的類別可以用來有效地說明語法規律，這個分類就應該是有效的語法分類?；谏鲜鲈瓌t，就我們已經掌握的語言材料進行試驗的結果來看，依據短語內部的語義關系進行的分類能夠較好地服務于語法分析的目的，能夠較好地解決至今尚未很好解決的一些句法分析問題，如句法分析中的主賓類問題。用這個新的分類能夠較好地說明短語作為與詞一樣的靜態單位，其內部語義關系的不同對它的句法功能以及對包括它在內的更大一級的句法結構有什么影響，而這些問題是依據結構關系分類所無法說明的。事實上，類似這種分類的觀點已經有人在實際的語法分析中運用過，只不過是非自覺的罷了。比如許多學者分過“受事主語句”的特點，從這些分析中可以看出：在他們的意識中肯定是把“施事—一動作”格式和“受事—一動作”格式加以對比，而這兩種格式正是從分析語義關系的角度確定的。我們不過是試圖把這種零散的、不自覺地運用語義關系進行語法分析的做法當作一種理論依據加以系統化而已。

2．2我們給短語分類的標準是詞與詞之間的語義關系。當然，語義是一個相當寬泛的概念，因此這里就需要給語義標準界定一個范圍。如前所述，從分類的目的和結果來看，以語義關系為標準的分類也應該是語

法分類，因為它最終是為解釋語法現象或語法規律服務的。這種詞與詞之間的語義關系不是指個別的詞與詞之間的具體關系，而是指某類性質的詞與另一類性質的詞之間的概括關系。

任何一種語法分析方法都至少要完成兩個任務：一是切分層次；二是揭示被切分出來的直接成分（immediateconstituent）之間的關系。切分層次是對結構的處理（實際上也與語義有關），而說明直接成分之間的

關系卻與語義直接相聯系，要想完全脫離開語義關系是不可能的。由于這種事實，再加上沒有分清作為靜態的備用單位的短語和作為動態的使用單位的句子是兩種不同性質的語法單位，目前許多語法論著中對短語結構關系類型的說明實際上是把短語內部的語義關系（如并列關系、補充關系）和句子成分之間的結構關系（如主謂關系）以及句法成分的語法地位（如偏正關系）糾結在一起了。

2．3有的語法學者早在十年前就提出了短語和句子是兩種不同性質的語法單位，短語同詞一樣是靜態語法單位，“其內部的詞與詞之間就只有單純的語義關系，而不存在其他關系”。并據此提出了十類語義關系，

見下：

Ⅰ并列：機關學校閱讀欣賞

Ⅱ限定：秀麗景色大膽設想

Ⅲ補充：解釋清楚熱得淌汗

Ⅳ施動：風吹人住

動施：吹風住人

Ⅴ動受：展覽書畫維修房屋

受動：書畫展覽房屋維修

Ⅵ評議：應該參加能夠勝任

Ⅶ同Ⅶ判斷：是高山叫海洋

Ⅷ同一：首都北京班長小李

Ⅸ描寫：衣著樸素成就輝煌Ⅹ雙受：問他問題給我知識［⑤］

就我們目前收集到的資料看，這種分類大概是第一次以語義關系為標準的短分類，比較全面地體現了短語與句子的本質不同。我們將在這種分類的基礎上探求一下語義關系的不同是如何影響短語本身的句法功能，如

何影響包括短語在內的更大一級句法結構的。需要說明的是“歧義結構”，因為從語義關系的角度無法確定“咬死了獵人的狗”是限定關系還是動受關系。“歧義結構”是短語脫離語境而產生的現象，在具體語境中，短語的內部關系只有一種，因此“歧義結構”對我們以語義關系為標準的分類沒有影響。

三、驗證語義標準短語分類實用性的方法

1如前所述，我們所做的語義標準分類是為了揭示短語內部語義關系的不同對句法結構和句法分析產生的影響。就我們觀察的結果來看，它至少在以下三個方面產生的影響是不可忽視的：一是充當句子成分時的

搭配能力；二是句子結構的變換關系；三是如果短語由語言單位轉為言語單位，即成為句子時，這些句子所具有的特點。語義標準短語分類的實用性即在于此。這里需要說明一點，在下面具體驗證的時候，并不一定在三個方面同時進行驗證，因為在大多數情況下它們并不能在三個方面同時產生影響。這里只就其中的一個或兩個方面進行驗證。驗證的方法是比較，比如用語義標準劃分出來的兩種不同類別，用結構標準來劃分卻是相同的，屬于這種情況的如施動短語不同于受動短語，但兩者的結構關系；卻是相同的類別，用結構標準來劃分卻是不同的，與此相反，用語義標準劃分出來的兩種相同屬于這種情況的如施動短語廣義上相同于施動短語（主席團坐著／坐著主席團），但就結構關系看卻是主謂短語和動賓短語。

2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只選擇比較重要而且具有典型意義的施動動語和受動短語來比較。倘若把這兩種短語區分開來能夠更好地分析和說明一些語法現象和規律，那就證明語義標準分類是有實用價值的，因為，

如果用結構關系標準來分，它們就沒有什么區別，都是主謂短語。我們希望這種比較能起到“管中窺豹，可見一斑”的作用。比較兩種事物必須以一個在外的條件為參照點，被比較的事物在這個參照點上呈現出相同或相異之處，這樣的比較才有意義。對施動短語和受動短語進行比較，也需要參照點。我們找到兩個參照點：一是兩類短語由靜態的語言單位轉為動態的言語單位時的自足條件，二是兩類短語充當句子成分時的搭配能力。下面我們分節討論。

四兩類短語由語言單位轉為言語單位時的自足條件

施動短語和受動短語在結構類型中都是主謂短語，按照一般語法著作的說法，一個主謂短語具備了一定的語調或加上一定的虛詞就可以由語言單位轉為言語單位—一句子。但是，是不是必定轉成一個自足的句子呢？

回答是否定的。一個有趣的事實是：許多語法著述都講到受事主語句的特點（或限制），而不提或很少提到施事主語句，因此給人的印象是施動短語似乎更容易直接轉為自足的句子。其實不然，施動短語和受動短語轉為言語單位進有各自的自足條件，而各自的自足條件又呈現出明顯的對立，這種對立又主要表現在謂語動詞方面。

1丁聲樹先生在談到受事主語句的特點時說：“……從謂語方面看，謂語往往不是一個單獨的動詞，動詞的前后多半有別的成分”。［⑥］這個概括當然是正確的，這里需要說明的是：受動短語轉成的言語單位

就是受事主語句，因此，我們談受事主語句謂語方面的限制，實際上就是分析受動短語轉為受事主語句（言語單位）時表現在謂語動詞方面的自足條件。施事主語句對謂語是否由一個單獨的動詞充當的這一要求不是強制性的，如一些不及物動詞作謂語，前后可以沒有別的成分，如：（1）明天下午的會李校長發言。（2）我休息，他勞動。以上兩例的謂語都是由一個單獨的動詞充當的，而且這幾個動詞本身又不能帶賓語，這和動詞本身是不及物動詞有關。

但是，漢語中的動詞絕大多數是及物動詞，多數施事主語句的謂語動詞也是由及物動詞充當的。另一方面，受事主語句的謂語動詞則必須由及物動詞充當。恰恰是在這一點上，施動短語和受動短語轉為句子的自足條

件完全不同。由施動（及物）短語轉化而來的施事主語句，及物動詞必須帶著它的受事，否則盡管從結構上看主語和謂語俱備，但它是不自足的，比較下面兩個例子：（3）醫生們治好了他的病。

（4）＊醫生們治好了。例（4）是不成立的。而由受動短語轉化而來的受事主語句，因主語是它后面的及物動詞的受事，因此，動詞一般不帶受事賓語仍是自足的，如：（5）他的病治好了。（6）這首詩背下來了。

2事實上，人們在理解句子時，必然會受到兩種短語的不同自足條件的影響。我們可以通過比較下面兩個例句來證明這一點：（7）敵人打退了。（8）我們打退了。例（8）無論怎樣理解都是不自足的，“我們”不會是“打退”的受事，而例（7）盡管“敵人”也可以是“打退”的施事，但這個句子只有理解成受事主語句時才是自足的，而且按照常理，人們一定會把這個句子的主語理解成受事。受動短語轉化而來的受事主語句，其主語擔負著語法和語義兩個層面的任務：從語法上看，一個句子必須有一個話題，即主語。假如這個話題在表層結構中沒有出現，它一定被語境承擔了。話題可以是施事，可以不是施事，受事主語句的受事就是話題。從語義上看，一個及物動詞必須帶著它的受事，不管這個受事在什么位置，也就是說，受事可以出現在動詞的后面，也可以出現在動詞的前面。及物動詞的受事若不出現，它在語義上就沒有著落，以施事、受事與同它們相聯系的及物動詞的關系而論，受事似乎更重要一些，這一點還可以通過“把”字句和“被”字句的比較中看出來。“把”字引進受事，“把”字后面的受事不能省略，如：（9）我把信寫完了（不說“我把寫完了”）而“被”字引進施事，在許多情況下施事可以省略，如：（10）小王被人打了（可以說“小王被打了”）我們認為受事主語句可能就是為了滿足語法和語義兩個方面的要求而存在的，也正是因為滿足了這兩個方面的要求，例（5）（7）才是自足的，而例（4）（8）不成立。又如：（11）罪犯槍斃了。（12）行刑人槍斃了。例（11）是自足的，因為它是由受動短語轉成的句子；例．（12）不自足，因為按通常的理解，它是由施動短語轉化而來的，如果它原本是個受動短語，那末當它

轉化為句子時，動詞的前邊必須加上表示被動意義的虛詞，如“被、給”等才合乎自足的條件。當然它也可以是施動短語，那就必須在及物動詞的后面加上受事“犯人、罪犯”等才能自足。

總之，按結構關系標準分類，施動短語和受動短語屬同一類型，那末這種分類對揭示兩類短語因語義關系不同而導致的不同的語法特點就沒有任何成效，相反，按語義關系標準把它們加以區分，就能很好地說明它們

各自不同的語法特點所產生的根源。

五施動短語和受動短語作句子成分時的搭配能力

按結構類型來說，主謂短語（包括施動短語和受動短語）可以充當六大句子成分（這里仍沿用傳統的稱謂）中的任何一種，但是，充當某一相同的成分時，由于二者的語義關系不同對句子的另一成分有不同的要求，

或者對短語本身有一定的要求。下面分別討論。

1作謂語

受動短語作謂語要受到比較嚴格的限制：一方面句子的主語必須是受動短語中動詞所表示的動作的發出者（施事），另一方面短語內部的受事的范圍也比較窄，或者由泛指代詞“什么、誰”等充當，或者由遍指性名詞或名詞性詞語充當，并且動詞前有副詞“也、都”等與之呼應。如果不是這樣，往往是同式句子并列出現，如：（1）他什么都不說。（2）他樣樣事都會做。（3）大水……，頭也不抬，話也不說。在意念上，以上各句的主語都是受動短語中動作的施事。從變換式上來看，遍指性句式的施事主語可以和短語里的受事互換而不改變句意。如：（4）什么他都不說。（5）樣樣事他都會做。它們可以自由變換的原因大概是這類句子的格式比較固定，以“S-O（遍指性受事）一也（都）－V”這樣的格式作標志，不會把動作的施事和受事弄混。當然，除了上述兩個條件外，還有一種情況，即受動短語里的受事是一般名詞或名詞性詞語，如：（6）我這輛車買貴了。（7）王師傅那套西裝做大了。（8）小劉帽子戴歪了。⑦（6）－（8）的主語都是施事，受動短語里的受事都是由一般名詞或名詞性詞語充當的，而非周遍性詞語充當的。這三句有兩個共同的特點：一是主語和受動短語里的受事之間具有領屬和被領屬關系；二是充當謂語的受動短語中的動詞后面都有形容詞補充成分。我們知道，描寫短語作謂語時，主語和描寫短語里的被描寫成分之間一般情況下是領屬和被領屬關系，如“他性格堅強”、“李明眼圈紅了”。我們是否可以這樣推測：這類受動短語作謂語對短語內部動詞的要求是，必須有形容詞補充成分，這個形容詞補充成分的語義指向是短語里的受事，如例（8）的深層語義關系是“小李戴帽子，帽子歪了”，可以簡說成“小李帽子歪了?！焙笳叩慕Y構關系和語義關系與“李明眼圈紅了”完全相同。因此我們可以說，動詞后面帶形容詞補充成分是這類受動短語作謂語的一個必要條件，如果沒有形容詞補充成分，這個句子就不成立，如“＊小劉帽子戴了”，如果把形容詞補充成分換成時態或趨向補充成分，句子就覺得不夠自然，如“＊小劉帽子戴過了”，“＊小劉帽子戴出去了”。如果把主語和受動短語里的受事調換過來就成了施動短語作謂語。施動短語作謂語時對上述要求不是強制性的，而是可有可無的，如：（9）這輛車我買貴了?！贿@輛車我買了。（10）那套西裝王師傅做大了?！荒翘孜餮b王師傅做了。施動短語作謂語，一般不受這么嚴格的限制，其主語一般是非生命體，在語義上是作謂語的施動短語中動詞的受事（這是最常見的形式），但也可以是生命體。如：

（11）桌子我搬走。（12）這個人我認識。例（12）的主語和施動短語中的施事都是生命體，可見施動短語作謂語對句子的主語和短語本身結構的要求都不嚴格，只要是生命體作施動短語的施事就可以了。又如：（13）誰的孩子媽都愛。當然，這方面沒有限制，那方面就要有所“補償”。從變換式上來看，許多施動短語作謂語，其主語又是非生命體時，二者往往不能自由互換，下面例子中右側的句子都不成立：（14）漢語我輔導，（英語你輔導。）—一＊我漢語輔導，（你英語輔導。）（15）桌子小王搬走了—一＊小王桌子搬走了。有的施動短語作謂語，雖然主語是非生命體，但二者仍然互換，如例（9）（10）句可變換成例（6）（7）那樣，這可能和二者之間具有領屬關系密切相關，例（14）（15）句的主語和施動短語中的施事之間沒有領屬關系，因而二者不能互換。還有一種受動短語作謂語的情況，如：（16）姐姐手扎了。（17）我眼睛迷了.這種受動短語作謂語和上文講過的情況不同，其主語在意念上并不是受動短語中的動作的施事，而是受事，真正的施事是另外一種事物，如“針、木刺”或“沙子、風”等等，在表層結構中它們都沒有出現。主語和受動短語中的受事，在意念上不是施受關系，而是領屬關系。正因為二者都是受事，它們之間盡管具有領屬關系，仍不能像例（6）和（9），例（7）和（10）那樣互換，而且這種“O［，1］（受事）—一O［，2］（受事）—一V”句式的謂語只能是受動短語，下面的句子是不成立的：（18）＊姐姐木刺扎了（手）。（19）＊我沙子迷了（眼睛）。

2作賓語

施動短語和受動短語都可以作賓語，表示事件或抽象的事物。但它們作賓語時，整個句子的謂語動詞要受到一定的限制（這一點和它們作主語時對謂語的要求是一樣的），即很少以動作性很強的動詞作句子的謂語，

往往由表示心理活動、感覺現象或表示判斷的動詞來充當。因此，從總體上說施動短語和受動短語作賓語時沒有什么太大的區別。但是有些意義類型比較特殊的動詞作謂語，對兩類短語有不同的選擇；反過來說，正因兩類短語的內部語義關系不同，才使其一可與此類動詞搭配，另一個不可以與之搭配。如“進行”這個動詞在意義上表示持續性活動，在語法上它是一個形式動詞，本身不表示動作，真正表示動作的是它后面的動詞，“進行”則在動作動詞前承擔表達時態的任務，并把后面的動詞由謂語改變為賓語?！斑M行”的賓語一般是動詞，而且用作賓語的動詞本身下能再帶賓語。有時，“進行”的賓語可以由受動短語充當，但不能由施動短語充當。如果我們按結構類型來分析，只能說有時“進行”的賓語可由主謂短語充當，這種說法掩蓋了兩類短語的不同以及由此而產生的不同的語法現象。下面的兩個句子都是不成立的：（1）＊進行干部學習（材料）。（2）＊進行我們交流（思想）。而我們可以這樣說：（3）進行社會主義建設。（4）進行思想改造。許多語法學者在研究句型時，運用設計框架的辦法來驗證句型的不同，這里“進行－－非名詞性賓語”也構成一個框架，它是區別施動短語和受動短語各自不同的語法功能的一個標志。

．3作被限定成分

施動短語和受動短語如果前面沒有限定成分都可以作主語和賓語，并對謂語動詞有大體一致的要求。如果前面有限定成分，受動短語仍然可以作主語和賓語，施動短語一般不能。下面兩句的被限定成分都是由受動短

語充當的：

（1）1984年，我國以城市為重點的經濟體制改革逐步展開。（2）我們必須做好機構變動中的人員調整。為什么不能換成施動短語呢？原來，施動短語既不是名詞性

的，也不是動詞性的。而作被限定成分的受動短語，其動詞意義比較抽象，有兼類詞（兼動詞名詞）的傾向，如（1）（2）句中的“改革”“調整”，又如“這個村的田間管理”，“家庭領域里的精神文明建設”等。因此，受動短語可以以其整體功能的名詞性充當普通名詞經常充當的成分，即被限定成分。受動短語的這種名詞性使它在被限定成分的位置上的詞序比較固定，因而又表現出一定的凝固性。上面兩句的受動短語一般不能變換成相應的動受短語：（3）＊……以城市為重點的改革經濟體制逐步展開。（4）＊……機構變動中的調整人員。受動短語的凝固性還表現在它可以做許多學科的術語，如“苗木定植”，“地質勘探”等等，許多刊物的名稱也是這類學動短語，如“語文建設”、“漢語學習”、“哲學”研究等等⑧，這些學科術語和刊物名稱一般不用施動短語或相應的動受短語來稱謂。通過對施動短語和受動短語的比較，我們不難看出兩類短語的不同語義關系對其語法功能的影響。我們上面分析的語法現象，恐怕是結構分類所不能解釋的，反過來卻證明了語義標準分類的實用價值?？晒┍容^的短語還很多，如動施短語和動受短語，評議短語和動作性限定短語等等，限于篇幅，只好暫付闕如了。

附注：

①范曉《說句子成分》，載《阜陽師院學報》（社科）1983．1?！蛾P于結構和短語》，載《中國語文》1980．3。

②呂叔湘《漢語語法分析問題》，商務印書館。

③參見申小龍《中國語法學方法論研究》，載《語文導報》1986．5。

④參見陸仁昌《關系·平面·成分－－漢語詞組法試論》，載《阜陽師范學院學報》（社科）1984．1－2。

⑤呂冀平《句法分析和句法教學》，載《中國語文》1982．1。

⑥丁聲樹等《現代漢語語法講話》，商務印書館。

篇（10）

義鑒別是對單個語句的語義性質進行認定，可將語句區分為單義句、歧義句、重復句、矛盾句等；語義比較

是對多個語句間的語義關系進行認定，可將語義關系區分為同義關系、矛盾關系、對立關系等。

【關鍵詞】語義蘊涵虛指蘊涵解釋蘊涵單義句歧義句重復句矛盾句同義關系矛盾關系

對立關系

＊＊＊

運用現代語義理論對漢語語義進行分析是個新課題。

以語義場理論為代表的結構語義學派于30年代出現，是現代語義學興起的標志，但是無論德國的特里

爾（J·Trier）還是英國的烏爾曼（S·Ullmann），他們的語義研究都只是限制在詞（或小于詞）一級上進

行。直到60年代卡茲（J·Katz）、福德（J·Fodor）創立“解釋語義學"和萊可夫（G·Lakoff）、麥考

萊（J·McCawley）創立“生成語義學"，現代語義學才開始了語句語義的全面研究。

現代語義理論引進我國始于80年代，近些年來已由“介紹"漸進到了“引用"，探索以現代語義學的

觀點和方法研究漢語，已現蓬勃態勢。特里爾的語義場及義素分析理論，已被引入漢語教材，成為了詞義理

論教學的一部分。

對漢語語句語義的探討則還遠遠不夠。

現代語義學的誕生是語言理論與邏輯理論“聯姻"的結果，對語詞語義、語句語義的解釋、分析都大量

引用了現代邏輯的方法和模型?！疤N涵"（entailment）便是被引用來對語句語義進行分析的一種邏輯方法

。

本文嘗試引鑒蘊涵理論，對漢語的語句語義進行探討分析。

一、語義蘊涵

對自然語言語義進行“蘊涵"分析，不能直接套用邏輯蘊涵，邏輯蘊涵是建立在真值理論基礎上的?！?/p>

蘊涵，即‘p蘊涵q’，或‘如果p那么q’。其意義是‘如果p不是假的，則q是真的’或‘或者p是假

的，或者q是真的’。"［①］這就是邏輯上所稱的“實質蘊涵"，由此可以引出“假命題蘊涵一切真命題

，真命題為一切命題所蘊涵"這一“蘊涵怪論"。這里說的“真"、“假"并非語句所陳述的事實上的真假

，它與自然語言的語義并無直接聯系，因而是不可理解的，這種蘊涵理論當然也就不可能被引用來進行語義

分析。

“蘊涵"最基本、最簡單的關系是“p真必然q真"，避開抽象的純真值解釋，將“真"、“假"理解

為直觀的事實反映，即語句的具體內容，“蘊涵"也就可以應用于語義分析了。

為與邏輯學中的“實質蘊涵"相區別，擬將語義間的蘊涵關系稱為“語義蘊涵"。

語句是事實情況的反映，語句語義實際就是關于事物情況的各種“信息"。

“當語句‘p’在語義學上蘊涵語句‘q’時，語句‘p’所傳遞的信息包含著語句‘q’所傳遞的信

息。"［②］

這是對語義蘊涵最簡明的闡述。p的信息包含著q的信息，p如果是真的，q也就必然是真的，“p真

必然q真"的蘊涵關系自可成立。

設語句p為“王前是翻譯家"，語句q為“王前懂外語"，顯然，p的信息包含著q的全部信息，而且

p語句是真的，q語句必然也是真的，這就可以說，在語義上，語句p對語句q有蘊涵關系，或者說語句p

蘊涵語句q。

“一句陳述句的蘊涵命題就是離開任何語境可以從句子本身推理出來的那些命題；只要那個句子本身表

達一個真實的判斷，其蘊涵命題必定真實。"［③］

從這一闡述中，可以析出語義蘊涵應具有的條件：

（一）離開具體的語境，在同一個可能世界中進行討論，即排除語境因素，獨立分析語義，不涉及語用

問題。

（二）必須具有“p真，那么q真"的依存關系。

為敘述方便，本文擬將語句p稱作“源語句"，將其所蘊涵的語句q稱作“蘊涵語句"。還要說明的是

，本文所稱的“語句"絕非語法意義的“句子"，它是語義單位，即語義學上所稱的“義句"，或者說是具

有邏輯意義的語句，即“命題"。文中所稱的“語詞"絕非語法意義的詞、詞組，它也是語義單位，即語義

學上所稱的“義位"、“義叢"，或者說是“概念"。

二、虛指蘊涵

虛指蘊涵是以語詞為操作對象的，即以一個不定指稱短語代替源語句中的各個成分，以形成多個蘊涵語

句。

“不定指稱短語"的結構為：“某＋屬"，即由任指代詞“某"附加于源語句中語詞的屬概念之上而形

成。

設源語句為S，蘊涵語句分別為S1、S2、S3、S4……

源語句S：校長獎勵了三好學生。

可蘊涵下列語句：

S1：某人獎勵了三好學生。

S2：校長（實施）某行為于三好學生。

S3：校長獎勵了某些人。

為確保虛指蘊涵嚴格可靠，應遵從下列兩條規則：

（一）不改變源語句的表層結構。

以虛指方式導出的蘊涵語句直接來自源語句的表層結構，各個蘊涵語句一般都不改變原有的語法形式，

只是句中某些成分被不定指稱短語所“置換"。

如上例的S與S1、S2、S3的短語結構均為：

SNp＋Vp

VpV＋Np

（注：TG理論中“"表“重寫"，并非蘊涵符號。）

以樹形圖顯示則更明顯：

（附圖[圖]）

顯然，源語句與蘊涵語句具有著“同構"關系。

（二）進行置換的虛指短語必須與源語句成分的語義范圍同一。用于進行置換的短語是被限定的“屬"

，這里的“屬"，可以是一般意義上的“范疇"，如“人"、“物"、“行為"、“時間"、“地點"、“

形式"等等，“人"便是“校長"的范疇?！皩?也可以是較為鄰近的“類"，比如采用“領導"、“學校

領導"也無不可。

無論“范疇"還是“類"，語義范圍都大于被置換語詞，以虛指語詞限定后范圍縮小，結果兩者語義相

等。如圖：

（附圖[圖]）“某人"與“校長"指稱范圍相同，只是“實"、“虛"之別而已。

蘊涵語句是有序的，其順序是依著源語句表層結構“語符列"的順序排列的，如上列的S1、S2、S

3的排列順序便是依據著主語、謂語、賓語在表層結構中的語符位置。

蘊涵語句的這種有序性，對確認一個語句的語義具有著重要意義，其間音位因素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若依各個置換成分的順序予以側重，就會構成不同而有序的重音模式，從而可以傳遞出不同的信息，以回答

不同的提問。

S1：誰獎勵了三好學生？

S2：校長對三好學生作了什么事？

S3：校長獎勵了誰？

由重音模式轉移所形成的語義各異的蘊涵語句，構成了源語句S的全部語義，而S在無語境、無重音模

式的情況下，可以包含S1、S2、S3的全部語義。

重音模式與語境因素密切相關，由于語義蘊涵遵從著“無語境"的條件，所以這不是本文要深入討論的

問題。

虛指蘊涵的操作機制是對語句的表層結構進行“改造"，實際只是一種“語法義蘊涵"，由于它并未涉

及語句語義，當然也就無法應用于深入的語義分析。

三、解釋蘊涵

解釋蘊涵則是拋開語句的表層形式，完全憑借對源語句語義進行理解和解釋以形成蘊涵語句。

憑借理解對語義進行解釋，是分析自然語言的慣用方式，“所有關于自然語言的論證有效地證明，依賴

于未經訓練的語言直覺的程度并不低于依賴于邏輯理論的程度。"［④］進行語義解釋尤其要依賴“未經訓

練的語言直覺"能力。

任一語句的語義都是可以進行理解、進行解釋的，語句語義與其語義的解釋是不同的，前者是復合總體

，后者是分解后的“肢體"。

源語句S：王工程師是劉師傅女兒的未婚夫。

可蘊涵下列語句：

S1：王工程師是男性。

S2：王工程師未婚。

S3：劉師傅已婚。

S4：劉師傅有個女兒。

S5：劉師傅女兒未婚。

S6：王工程師與劉師傅女兒已確定婚姻關系。

上列蘊涵語句是對S的語義進行分解的結果，進行這種分解的依據是純語義的，與表層結構無關，蘊涵

語句是完全憑借直覺對源語句語義進行理解而形成。

源語句S分別蘊涵S1、S2、S3、S4，即：

SS1

SS2

SS3

SS4

“"表示蘊涵關系，可讀作“蘊涵"或“那么"。

這種蘊涵關系可以用側樹形圖表示：

（附圖[圖]）

S是S1、S2、S3、S4語義的集合，因此下列公式是成立的：

S＝S1＋S2＋S3＋S4

反之，S1、S2、S3、S4是S語義的組成部分，因此下列公式是成立的：

S1＋S2＋S3＋S4＝S

對語句語義的解釋不是任意的，源語句與蘊涵語句之間必須存有“p真必然q真"的關系，為此，下列

操作規則是必不可少的：

（一）蘊涵語句是不超出源語句語義的范圍，就是說所傳遞的信息不能多于源語句，如“劉師傅是男的

"、“劉師傅女兒20多歲"等就不是源語句的蘊涵語句。

（二）不能導出與源語句相背的語句，如“劉師傅未婚"、“王工程師不認識劉師傅的女兒"等。

虛指蘊涵與解釋蘊涵都是對語句語義進行分解，但兩者大不相同，茲以下表進行對比：

虛指蘊涵解釋蘊涵

操作依據語詞語義語句語義

語形結構不改變改變

操作方式置換解釋

蘊涵本源表層結構深層結構

蘊涵性質語法的語義的

蘊涵語義范圍相等縮小

蘊涵語句組合有序無序

蘊涵語句數量定量不定量

語句語義的研究絕不止于“分析"，在分析的基礎之上，還應該對語句的語義性質及語句語義間的關系

予以認定，在這方面解釋蘊涵是最為可行、最為有效的分析方法。

語義認定可從“語義鑒別"和“語義比較"兩個方面分述。

四、語義鑒別

語義鑒別是對語句自身的語義性質進行認定。

依據語句的語義性質區分，有單義句、歧義句、重復句、矛盾句等。

1．單義句

一個語句所蘊涵的語句相互獨立并可以組合成完整語義，此句為單義句。

“相互獨立"是指蘊涵語句之間不重復、不交叉?！翱梢越M合成完整語義"是指不含有語義相抵的不可

組合情況。

源語句S：甲的1號賽車榮獲了本屆越野賽的冠軍。

可以蘊涵下列語句：

S1：甲是賽車手。

S2：甲駕的是1號車。

S3：曾舉行越野賽。

S4：甲參加了本屆越野賽。

S5：1號車榮獲了冠軍。

S1—S5各有自己不同的語義，相互獨立，它們從不同角度反映了源語句的語義，彼此可以進行組合

、還原成源語句的完整語義，因此源語句為單義句。

2．歧義句

一個語句同時蘊涵多組語句，其間含有“異己"語句而無法進行組合、還原，此句為歧義句。

源語句S：我們見到了剛剛返回北京的小王的哥哥。

此語句可以蘊涵A、B兩組不同的語句。

A組：

A—S1：小王有個哥哥。

A—S2：哥哥剛剛返回北京。

A—S3：我們見到了哥哥。

B組：

B—S1：小王有個哥哥。

B—S2：小王剛剛返回北京。

B—S3：我們見到了哥哥。

A、B兩組語句都是S所蘊涵的，并且都是可以成立的，而其中A—S2“哥哥剛剛返回北京"與B—

S2“小王剛剛返回北京"是兩組之間的“異己"語句，由于兩者的存在，兩組不可重新進行組合、還原，

因此可說源語句S是個歧義句。

歧義句的語義有如下特征：任一個語句組（A或B組）中引入另一組所含異己語句的否定式后，非但不

會出現矛盾，反而能組合成更為完整、更為明確的語義。

如A組S2的否定式為“哥哥不是剛剛返回北京"，試將其引入B組：

B—S1：小王有個哥哥。

B—S2：小王剛剛返回北京。

A—S2哥哥不是剛剛返回北京。

B—S3：我們見到了哥哥。

新組成的這組語句，不但可以進行組合，組合后反而避免了歧義現象。

同理，B組中S2的否定式引入A組是如此。

3．重復句

一個語句蘊涵著語義同一的語句，此句為重復句。

源語句S：處女之作《淚痕》是小李發表的第一部作品。

蘊涵語句：

S1：小李寫了一部《淚痕》。

S2：《淚痕》是處女之作。

S3：《淚痕》是發表的第一部作品。

顯然，S2與S3的語義是同一的。

重復句大都是由于句中含有語義同一的語詞所造成，如“處女之作"與“第一部作品"。

這里說的“同一"是指語義同一，即概念同一，并非語詞形式同一，形式同一，語義未必同一。

源語句S：那個老運動員很老。

蘊涵語句：

S1：那是個運動員。

S2：他是老運動員。

S3：他很老。

這組蘊涵語句中，S2與S3都用了“老"這一語詞，但語義并不同一。S2中的“老"是時間久長，

S3中的“老"是年歲高邁，因此源語句S不為重復句。

4．矛盾句

一個語句蘊涵著語義不可共存的語句，此句為矛盾句。

源語句S：在悠久的歷史發展中，我國歷來是統一的，分裂只是暫時的。

蘊涵語句：

S1：我國有著悠久的歷史。

S2：我國歷來是統一的。

S3：我國曾有過分裂。

顯然，S2（歷來是統一的）與S3（并非歷來是統一的）是不可共存的。

“悖論"是一種特殊的矛盾句。此類語句包含有“預設語義"，“預設"的語義與“顯現"的語義形成

自我否定，因此“悖論"的矛盾語義是極其隱含的，運用解釋蘊涵進行分析可以將其揭示出來。

源語句S：真實的判斷是不存在的。

蘊涵語句：

S1：真實判斷不存在。

S2：存在著一個真實判斷（該判斷）。

S2是言者默認的預設語義，S1是語句所顯現的語義，兩者不可共存。

五、語義比較

通過對不同語句的語義進行對比分析，以認定它們之間的語義關系，為語義比較。

大量的語句都是各自獨立的，它們的語義之間不存在任何關系，這些語句可稱為“獨立句"，這里不予

討論。

語句間的語義關系區分，有同義關系、矛盾關系、對立關系等。

1．同義關系

兩個語句所蘊涵的語句完全相同，這兩個語句為同義關系。

同義關系所傳遞的信息是等量的。

源語句：

A—S：中國隊又一次榮獲冠軍。

B—S：中國隊再次奪魁。

C—S：中國隊衛冕成功。

上列三個語句都蘊涵著下列語句：

S1：中國隊曾獲得第一。

S2：中國隊本次又獲第一。

此類同義關系的形成原因是含有同義語詞，因此它們的表層結構也大都無異，這是“同構"的同義關系

。

同義關系大都不是同構的，比如由核心句經“移動轉換"而生成的轉換句，表層結構就是不同的。

源語句：

A—S：秦國滅了趙國。

B—S：秦國把趙國滅了。

C—S：趙國被秦國滅了。

蘊涵語句：

S1：秦國曾與趙國交戰。

S2：秦國勝利了。

S3：趙國失敗了。

S4：趙國已不存在。

由“省略轉換"生成的轉換句，不但表層結構縮減，語義也有所省略，蘊涵語句的語義有了差異，不能

認為是同義關系。

源語句：

A—S：趙國被秦國滅了。

B—S：趙國被滅了。

語句B—S并不蘊涵S1、S2兩個語義，信息量減少了，A—S與B—S不是同義關系。

2．矛盾關系

兩個語句所蘊涵的語句不能共存且兩者傳遞的信息量之和等于信息總量，這兩個語句為矛盾關系。

源語句：

A—S：這是件不易褪色的新款服裝。

B—S：這件服裝已穿用3年而沒有褪色。

A—S語句蘊涵著：

S1：這件服裝是不易褪色的。

S2：這件服裝是新款的。

B—S語句蘊涵著：

S1：這件服裝是不易褪色的。

S2：這件服裝已穿用3年。

A—S所蘊涵的S2與B—S所蘊涵的S2（不是新款的）是不能共存的，而且兩者傳遞的信息量之和

等于信息總量，即“是新款的"與“不是新款的"包含了全部信息，除這兩種情況外，別無其他情況。

矛盾關系語句之間有如下特征：

（一）可以由一個真推知另一個假，因為兩者是不能共存的，只能居其一。比如由“這件服裝是新款的

"真，可以推知“這件服裝不是新款的"為假。

（二）可以由一個假推知另一個真。矛盾關系語句的信息量之和等于全部信息量，別無其他情況，所以

非此即彼。如由“這件服裝是新款的"為假，可以推知“這件服裝不是新款的"為真。

3．對立關系

兩個語句所蘊涵的語句不能共存且兩者傳遞的信息量之和小于信息總量，這兩個語句為對立關系。

源語句：

A—S：這批先進的機電設備是中國產品。

B—S：這批先進的機電設備是韓國產品。

A—S蘊涵著：

S1：存在著一批機電設備。

S2：這批設備是先進的。

S3：這批設備是中國產品。

B—S蘊涵著：

S1：存在著一批機電設備。

S2：這批設備是先進的。

S3：這批設備是韓國產品。

A—S與B—S所蘊涵的S3是不可共存的，而且兩者的信息量之和小于信息總量，即“是中國產品"

與“是韓國產品"只包含了信息總量中的部分信息。

對立關系語句有如下兩個特征：

（一）由一個真推知另一個假。因為兩者是不可共存的，只能居其一。比如由“這批設備是中國產品"

真，可以推知“這批設備是韓國產品"為假。

（二）不能由一個假推知另一個為真，對立關系語句所傳遞的信息量只是全部信息的一部分，如“這批

設備是中國產品"與“這批設備是韓國產品"并未包含全部信息（還可以是其他國家產品），所以非此未必

為彼，由“這批設備是中國產品"為假，就推不出“這批設備是韓國產品"為真。

注釋：

①［英］羅素：《數理哲學導論》，轉引自［美］帕特里克·蘇佩斯《邏輯導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

社，1984年版，第6頁。

②［日］末木剛博：《邏輯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13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