閩臺文化論文匯總十篇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閩臺文化論文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一)少數民族生態文化蘊涵了豐富的生態思想資源蘊含于經濟生產、社會生活及精神信仰之中的生態智慧，衍生于人們在長時段生產生活中習得的經驗，積淀于生命環境在時空中的變化，詮釋了“人”對于生態系統之中“他者”的尊重與理解。1．人與自然的共生觀共生的生態環境塑造了共生觀念。各民族經濟文化類型多為對自然環境依賴性較大的攫取型經濟。各族人民在“采集漁獵經濟、畜牧與農耕”等經濟活動中，他們的“精神特征不在于它的邏輯而在于他對生命的情境。他對自己的觀點既不是理論的也不是實際的，而是共生。在自然世界中，他們并未將自己放置于一個獨特和優越的位置上。所有生命形態都具有親緣關系”②。以生活于稻作文化區域的壯族為例。壯族先民通過自然崇拜、萬物有靈、圖騰信仰的精神路徑，嫁接了同處生態系統中萬物與人的親緣關系，建立起共生秩序，以約束人類干預自然的尺度，實現人與自然環境的平衡。壯族創世史詩《布洛陀經詩》中“稻谷、魚、豬、牛、馬”等都各有“靈魂”。在共生狀態中，諸物皆靈魂與肉體合一，人類與自然和諧共處。一旦因人不當干預，將生境諸物的魂嚇跑(驅趕)出肉體，將導致人面臨生存危機。《布洛陀經詩•造火》中就有因人不當使用火，而致“王的三代祖宗不愿留，王的祖神不愿住”③的記載。共生平衡失調，“河魚妖怪，稻谷妖怪，牛妖怪，銀錢妖怪，首飾妖怪”④等人類生存條件惡化的災難必會出現，最后只得在布洛陀⑤的指點下，當事人通過儀式展開懺悔，并收斂起干預自然的尺度，才使得生存環境中的諸神、祖先、諸物恢復至共生秩序，人方得安居樂業。同樣，我國其他少數民族原生宗教文化中也都廣泛存在蘊含共生觀的現象。如:傣族、彝族、白族、哈尼族、納西族、布朗族等少數民族的“神林文化”、藏族的圣山圣湖崇拜、侗族的萬物崇拜、布依族的圖騰崇拜等，都表明各少數民族對自然規律的敬畏。在諸多稟賦共生智慧的文化內涵中，我們雖無法運用現代邏輯去理解其合理性。然而，無論禁忌是否符合現代人觀念的“情”與“理”，它作為人與自然環境關系的調控手段確實存在。“他們對待自然萬物的方式與對待，都體現了一種共生道德情感，進而成為一種集體意識和情感活動”⑥，并以此維系著人類與自然間的共生秩序，為人在特定自然生態環境中獲得可持續發展提供了保障。2．適度開發的發展觀適度開發觀闡述了人對大自然的“干預尺度”，它解決了人如何調和自身發展與自然資源保護的智慧。為適應區域地理條件與生產力狀況，“靠山吃山，靠林養林”成為生存于該時空中的少數民族人民獲得生存與發展的主要經濟思維，并“形成了與之相適應的耕作技術。如:為不傷害土壤中植物根系，盡可能地采取粗放的免犁技術;為順應不同植被的生態狀況，對土地進行功能區劃，實施差異化的耕作技術;為可持續利用土地資源，實行多時段土地輪歇制度等”①。以森林資源為例，“我國長江流域(26.69%)、黑龍江流域(24.82%)的森林蓄林資源占據了全國森林蓄積面積的51.51%”②，兩江流域之所以有森林資源的大儲量，除自然涵養外還同居住于該地的少數民族所秉承的適度開發理念分不開。例如:侗族有“愛護森林、植木造林、封山育林”的傳統，至今還有很多侗寨仍舊保留著“兒孫林”③的習俗;云南富民彝族，認為竹林的生長興衰象征民族的興衰;怒江傈僳族多以禁止采伐的茶樹、紫柚木等植物為氏族命名;蒙古族、赫哲族對所需保護的樹種、草原有明確的要求，不許砍伐的種類甚至連樹枝也不許采摘。可見，正因民族生態文化對自然資源的適度開發利用做出了要求，才有效防止了人們對森林資源的過度開發，保護了生物多樣性，保持了人與自然生態系統間的和諧。

(二)少數民族生態文化中蘊藏了豐富的生態制度文化生態制度文化產生于人類的生活生產實踐，并通過意識干預與組織制度起到約束文化主體的作用。我國少數民族也正是通過這套制度文化的約束來保護生態環境。1.以習慣法保護生態環境形成于日常生活與勞作過程中的習慣法，是少數民族人民用以保護自然資源的主要制度性內容。“習慣法是獨立于國家明文法之外，依據民間社會權威與社會組織，賦有一定約束力的行為規范與道德準則的總和”④。我國清代“嘉慶”至“咸同”年間的貴州布依族村寨便出現了《護林碑》。貴州興義頂效的《護林碑》載道:“竊思天地之鐘，誕生賢哲;山川之毓秀，代產英豪。是以惟岳降神，賴此外城之氣所淤結而成。然山深，必因乎水茂;而人杰必賴以地靈。以此之故，眾寨公議，近來因屋后放牲畜，草木因之催催，巍石成嶙峋，舉目四顧，不甚嘆息。于是齊集與岑性面議，辦錢十千，木品與眾永人為后代，于后代培植樹木，禁止開挖”⑤。依碑文可見，村民已認識到人和自然之間的共生關系，并明文禁止開挖砍伐樹木，并將種植樹木作為一項社區規范確定下來。同樣，納西族在其原始經典教義《東巴經》中也同樣蘊含了水資源保護的制度性內容。如:禁止向水中扔垃圾;禁止向河流中吐口水，禁止在水源地宰殺牲口，禁止在水源旁排便等。分布于黔、湘、桂的侗族《侗款》在自然資源確權方面有詳細的規定:“屋架都有梁柱，樓上各有川枋，地面各有宅場。田塘土地，有青石作界線，白巖做界樁。山間的界石，插正不許搬移;林間的界槽，挖好不許亂刨。不許任何人，搬界石往東，移界線偏西。讓得三分酒，讓不得一寸土。山坡樹林，按界管理，不許過界挖土，越界砍樹。不許種上截，占下截，買坡腳土，謀山上草。你是你的，由你作主;別人是別人的，不能奪取。屋場、園地、田塘、禾晾，家家都有，各管各業，各用各的。”⑥自然資源產權的明確，解決了私有資源與共有資源產權不明、環境責任不清的問題，進而為保護生態環境奠定了制度性基礎。2.有效的組織制度保障較為完善的組織制度保障了各項生態保護規則落于實處。首先，在組織領導上，由經社區民主推選出來的首領(組織)實施執事活動。如苗族“議榔”是苗族社會的基礎組織形式。“議榔”最高權力機構是合款大會，大會由榔頭、款首主持，制定“款約”，并選舉產生各種執事首領。“款約”涉及到社會生活道德規范、行為準則、地區安全等諸多方面。至今“議榔”在苗寨中仍發揮著自律作用;其次，嚴肅懲罰措施。族人一旦被認定違反習慣法，將按照習慣法所規定的內容實施處罰。“黔南瑤族，以習慣法為準則，審判時由寨老召集族眾，對違法者施以批評教育、請酒賠禮或懲罰示眾;貴州水族則由‘三老四公’負責履行鄉規村約的處罰權，對違反習慣法者給予懲罰”①;第三，以生態道德性施行制度內容教育。懲處是對身心的處罰，教育在于提升內心的意識。兩者的有效結合為鄉規民約秩序的運行提供了“道德”保障。“如壯族習慣法中的懲戒條約直接規定了，一旦觸犯習慣法，當事人沒有選擇余地，僅有接受和服從。違法者不僅要受到條約規定的懲處，個人還將在未來生活中背上‘罵名’。在廣西龍脊十三寨，對于違法者的‘游村’和鞭撻刑，不僅使違法者在身體上要接受處罰，還要在心理上接受其他村民的嘲諷、謾罵。”②同時，“在大部分甚至全體村民到場的情況下，對違反者實施懲處，以實例對村民進行現場教育”③。得益于上述生態管理意識與管理制度的存在，生態意識與生態行為才得以在“有形審判”與“無形教育”中獲得塑型，少數民族地區的生態環境也因此獲得了保護。

二、采擷的意義

采擷少數民族生態文化，汲取人類與自然環境和諧相處的智慧，對我國建設生態文明有積極的理論與實踐意義。

(一)有利于民族地區生態文明建設的開展區域是生態文明建設實施的基礎單元框架。民族生態文化不僅為我們思考制定少數民族地區開展生態文化建設政策提供基礎性的依據，也憑借其生態智慧的共通性可為國內其他地域生態文明建設提供智慧滋養。“我國地理空間是一個自西向東逐級下降的斜坡，海拔40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東連橫斷山脈，地勢下降至海拔1000～2000米的云貴高原、黃土高原和內蒙古高原，其間又有塔里木與四川等盆地。向東是海拔1000米以下的丘陵地帶和海拔200米以下的平原。三級階梯落差，南北又達30個緯度，溫度與濕度的差距自然形成了不同的生態環境。”④在如此特殊地理環境中，生成了具有不同文化性格的民族單元，孕育出多樣的民族文化。生態文明作為一項關系人類福祉的發展旨愿，如其開展能夠尊重民族地區經濟文化差異與歷史生態文化，可克服生態文明建設政策的“水土不服”，提升生態文明建設的質量，增強其信度與效度，真正滿足符合區域人民的長遠發展利益需要，從而達到保護生態環境與經濟發展相協調的目的。

篇（2）

民俗文化是在特定地域環境下形成的人與環境互動的風俗傳統。從文化資源的整體來看，民俗文化是展現地域風采、弘揚民族文化精神的有效載體，也是推動區域經濟發展的動力。從民俗學視角來探討民俗文化，主要從其構成要素來分析，一方面民俗文化是對傳統物質文化生活的傳承，比如某一民族區域的生產、生活習俗、衣食住行特點等;另一方面是對民族社會生活的傳承，主要包括民族區域內的節日習俗、婚喪嫁娶禮儀習俗、家族文化、語言藝術及游藝競技習俗等內容。民俗文化旅游是對文化旅游的深化和發展，對其定義和闡述尚未獲得統一的界定。有學者從“民俗”與“旅游”的結緣上，提出民俗文化旅游是以民俗事象為主要載體的旅游活動;民俗文化旅游是借助于民俗來開展旅游項目，并將某區域的民俗事象和風俗文化作為旅游資源，進一步體現出鮮明的民族性和獨特性，并將其鮮明的文化內容和形式呈現給游客，以增強其民俗文化的深刻內涵;民俗文化旅游就是以某特定區域民俗事象為資源來吸引異地游客從事體驗和觀賞活動的總和;民俗文化旅游是建立在特定區域民族文化傳統風俗資源基礎上，以保護和開發旅游產品為主要方式，并以展現地方民族性風俗為主要標志的旅游產業。從廣義來看，民俗文化旅游作為民俗與文化的統一體，既要強調民俗旅游的生命力，又要開發民俗文化資源。隨著生態旅游發展趨勢的日益突顯，民俗文化旅游的生態性特征更是受到普遍的關注。藉于民俗旅游、生態文化研究的不斷深入，從民俗、文化、環境、人所構成的文化生態，將民俗文化、自然環境、人文環境進行融合，從而構成以文化為核心，強調文化與環境的生態和諧，從而實現對地域民俗文化資源的開發、保護與傳承。

1．2民俗文化與旅游的關系

民俗文化是建立在自然資源的基礎上，并作為一種生活文化得以傳承。民俗文化在逐漸被拋離原生態的生存環境下，作為被觀賞的對象，并在承載原有意義的形式外殼下，體現出獨特的文化底蘊和審美價值。民俗文化作為一種資源、一種產品，在越發需要給予保護的生存空間里，尊重和延續原生民族的有形、無形文化，從文化生態學的視角來審視民俗文化與旅游活動之間的關系，從而提出生態化民俗文化旅游的概念。借助于生態旅游的發展思路，將民俗文化與旅游資源開發作為雙重目標的新型旅游模式，既能夠滿足游客對地域性民俗文化的精神需求，又能夠實現對民族區域自然和生態民俗文化的保護和可持續發展。因此，從民俗文化與旅游的關系來看，民俗文化旅游將民俗文化的整合與保護作為旅游資源，增強了生態旅游的文化內涵，提升了生態旅游的文化品質，從而為民俗文化的生態保護和旅游資源的有效開發構建成雙贏局面。

2我國民俗文化旅游的現狀及存在問題

2．1我國民俗文化旅游的現狀

我國民俗文化旅游產業起步較晚，但隨著國內旅游市場的迅猛發展，民俗文化旅游產業化發展勢頭也是顯著的。特別是基于民族區域的民俗文化旅游資源的開發，如湘西民俗文化旅游、山西民俗文化旅游、江西民俗文化旅游、內蒙民俗文化旅游、云南民俗文化旅游等資源的開發，更是將民俗文化旅游推向了更為廣闊的發展平臺。民俗文化旅游作為新興的旅游產業，在展現民族文化風采、弘揚民族文化上，其地位和作用尤為突出。我國民俗文化資源豐富，既能夠滿足游客對文化空間“求新、求異、求知、求樂”的心理需求，又能夠從濃郁的民俗文化氛圍中帶來較高的經濟效益。隨著全球化經濟發展新時期的到來，民俗文化旅游作為旅游產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開發模式上逐漸形成了民俗觀賞、民俗活動、民俗商品、民俗服務四大類型，并從民俗文化資源基地建設到產品服務包裝、設計，以及民俗文化保護等方面都取得了較為顯著的成果。

2．2我國民俗文化旅游存在的問題

“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國際化旅游產業迅猛發展的趨勢，對于民俗文化旅游產業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推動地區經濟發展的同時，民俗文化旅游產業在資源開發中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弊端，不僅使得原本優秀的民俗文化資源失去吸引力，還造成對民俗文化的污染，降低了民俗文化獨特的個性。主要表現有以下幾點:一是在民俗文化資源整體開發上缺乏有效規劃，特別是依據常規開發模式，無法從歷史學、文學、藝術學，以及社會學等方面進行綜合分析和全面挖掘，僅僅在民俗文化基礎上重視“旅游牌”，難以從旅游資源的規劃上體現科學性、文化性、時代性。淺層次的文化宣傳、一味地追求民俗文化項目，同質化、模式化、公式化現象不僅降低了民俗文化旅游的品質，還帶來資源的浪費。二是在民俗文化旅游基礎設施建設上顯得落后，特別是對于偏遠民族區域旅游業來說，由于交通不便導致的游客數量不足，不僅無法實現對民俗文化旅游資源的有效開發，也制約了區域旅游業的有效發展。三是在民俗文化旅游投入上力度不足。我國民俗文化資源是豐富的，而缺少有力的資金投入又是現實問題，因資金投入不夠而使得民俗文化資源只能“養在深閨人未識”。四是在民俗文化旅游人力資源管理上顯得不匹配，特別是從業人員綜合素質水平較低，如導游人才的缺乏，旅游資源開發專門人才的不足，不僅難以支撐民族文化的有效傳播，也給民俗文化旅游帶來發展瓶頸。五是在民俗文化資源開發上輕保護現象普遍。開發旅游資源是一把雙刃劍，在處理開發與保護問題上，以犧牲生態為代價的盲目開發，不僅對環境資源造成損耗，也對民俗文化的傳承帶來災難。為此，積極分析民俗文化旅游資源開發中存在的不足，協調好民族文化旅游資源的開發與保護，在促進地方經濟文化發展的同時，推動民俗文化旅游事業的可持續發展。

3我國民俗文化旅游可持續發展的思路

民俗文化旅游作為高層次的生態文化旅游，在推進民俗文化資源開發與保護上，既要遵循文化傳承的規律，又要協調好旅游產業的有序化發展思路，以實現民俗文化旅游開發的科學性、可持續性。

3．1文化生態視角下規劃好民俗文化旅游的建設目標

科學規劃是實現民俗文化旅游生態化發展的前提，其設計目標主要體現在以下幾點:一是處理好文化生態、自然生態與民俗文化之間的協調發展。民俗文化旅游在規劃上首先要平衡好生態民俗文化與社會發展及自然環境的關系，注重民俗文化的本真性、多樣性、完整性，以及文化傳承的延續性，在維護民俗文化生態資源不枯竭的前提下來促進民俗文化、自然環境的健康發展。二是處理好旅游資源開發、社區居民、游客等多方利益平衡。作為對民俗文化資源的開發者，要從生態環境的可持續發展上，做好開發者、當地居民、游客多方的利益分享與公平，既要組織好旅游資源的開發與保護，又要通過市場機制來促進旅游利益的合理分配，并在積極地改造自然、合理控制利用的基礎上，維護好民俗文化生態系統的完整與穩定。三要從生態民俗文化開發中體現生態教育的目的，作為以民俗旅游為導向的文化資源開發，要平衡好經濟價值與文化價值的關系，通過對生態民俗文化的合理開發來傳播和促進各方面人群對生態環境的認識，提高維護文化生態平衡的自覺意識。

3．2文化生態視角下設計好民俗文化旅游產品

生態化民俗文化旅游產品的設計，需要從其區域自身特點來進行分析，結合民俗文化生態旅游的特殊性，從生態民俗文化實體的開發、參與性民俗活動的開發、民俗精神文化的開發、民俗文化旅游商品的開發等方面來進行研究。對于以景觀實體為特征的民俗文化旅游設計，要注重以下幾點:一是對于原生態民俗村寨的挖掘與保護并重，在展示民俗文化的過程中要強調對原生態景觀的保護。二是對于人造民俗文化景觀的開發上，要在文化移植的同時，注重對民俗文化趣味性和觀賞性的挖掘，并能夠從鮮明的民俗文化氛圍中，運用多種表現手段來增進游客對文化的認知和體驗。三是對于生態博物館的開發上，要從自然資源的整體性，民俗文化的思想性，以及文化遺產保護上來進行全面開發。對于參與性民俗活動的旅游設計來說，重在引導游客的參與，強調游客從親身體驗中來獲得對民俗文化的精神感受。如對于一些民間節慶活動，從活動內容的組織上要積極健康，并能夠在展現民俗文化的同時，讓游客從參與中感受到民俗文化的鮮明性和差異性;對于民族餐飲文化，在體現“食”的同時，也要賦予其新的審美價值，如引入禮儀、禁忌、藝術等文化內涵，既展現民族傳統飲食文化，又對地方民俗特色飲食文化進行了宣傳;對于民間文藝如戲曲、繪畫、雕塑、歌舞等資源的開發，則從民族文化的歷史意義，以及傳統文藝的鮮明特征上來進行豐富和宣傳。

篇（3）

生態倫理一般是指，人類在進行與自然有關的生態活動中產生的倫理關系以及調理原則，是人類處理本身與周圍的動植物、自然環境等生態環境關系的一系列德行標準。從它真正被人們定義至今不過幾十年時間，但它的起源幾乎可以追溯至人類文化產生之時。在人類文化發展相當長的時期里，文化都是以民族為載體的，因此對少數民族特有的文化進行分析，不僅有助于把握少數民族獨特的文化特性，還可以充分認識少數民族所擁有的生態倫理觀念。根據少數民族的生態倫理特點及地域特性，有的放矢地制定文化建設決策，不僅有利于當地生態環境的改善，也有利于生態文明建設的順利開展。本文以黑龍江省少數民族特有的民族文化為視角展開研究，闡釋少數民族生態倫理與文化建設的關系，以期為正處于工業化與城市化發展時期的農業大省———黑龍江省，進一步改善野生動植物群落、生態環境和人居環境打開新的視角。

一、文化與生態倫理的二位一體關系

(一)文化是生態倫理的載體

文化是人類社會歷史的載體。在歷史上，諸多語言學家、人類學家、社會學家、歷史學家、哲學家等始終致力于從各自學科的專業角度對其進行總結，但迄今仍無法給出一個精準而普適的定義。綜合來講，“一個群體(如一個國家或者一個民族)能被傳承的思維方式、生活模式、行為尺度、價值觀念、傳統風俗、風土人情、文學藝術、歷史地理等，即是人類個人與個人之間、群體與個人之間、群體與群體之間進行交流的，游離于物質之外又在物質之中的凝結能夠被傳承和普遍認可的一種意識形態”［1］，這種意識形態就是文化。文化包羅萬象，貫穿于古往今來人類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體現了不斷思考探索而積蘊的思想內涵，支撐著各地區、各民族獨特的思想構架，記錄著其自身的發展內容、發展脈絡及意識走向。在不同的時間空間內，文化展現出的既是對先時內容的發展和延續，又創造著不同以往、獨具特色的新內容。作為文化的重要組成，生態倫理概念的正式確立時間較短，但生態倫理思想的萌芽可以追溯至“文化”產生的同時，它幾乎存在于文化發展的各個歷史時期及各地區民族主體思想中。生態倫理的概念是在特定的社會背景及特殊的時代要求下，由人們在生產生活實踐中逐漸發現并總結出來的。中國少數民族群眾為在各自獨特的自然環境中生存，于生產生活實踐中形成了約定俗成的禮法、習慣，這些為適應自然環境而生的生活方式同時承載著傳承各民族對“人與自然”關系理解與認識的歷史使命。各民族圍繞人與自然的關系摸索出相宜的生態文化類型和模式，表現出鮮明的特征。第一，宗教文化蘊含生態倫理要素。少數民族原始的信仰觀念與其早期形成的意識活動有關，并反作用于意識活動。在原始社會，人類改造自然的能力極低，時刻處于自然的威脅之中，為了維持生存，人類在主觀上渴望調整人與自然的關系。但由于認知所限，人類將這種具有威脅性的自然現象歸結于某種神秘力量，并希望得其庇佑，在形式及思想上向其表達崇拜，確立了原始的信仰觀念，并以此驅動意識活動，逐漸形成了原始的宗教。所以，人與自然的密切關系突出表現于少數民族的宗教與禁忌文化中。少數民族的原始宗教思想不單囊括了對現實事物認識的理性思維，還融入了對萬物起源、人類由來、宇宙形成等的困惑，幫助人類在面臨殘酷生存環境時進行了最早的思考，并由此形成了最初的倫理觀。以薩滿教為例，作為起源最早、延續最久的原始宗教文化之一，我國北方地區16個民族中有12個信仰薩滿教或仍保留有薩滿教的傳統習俗，這其中包括我省的鄂倫春族、鄂溫克族、赫哲族、達斡爾族等。到20世紀50年代，鄂倫春族、鄂溫克族、赫哲族、達斡爾族生活仍相對閉塞，依然從事較為原始的狩獵生產，所以族內對原始的薩滿教文化保存得相對完好，深刻影響著本族的文化習俗、觀念信仰等方面。多神崇拜的薩滿教以“萬物有靈”為信仰核心，它認為世間萬物為天所生，一切運動規則皆由神來掌控，神具有比人更高的思維方法和意識，他們通過賜福或降禍的方式支配人類的生存環境。這種為維系人類生存，將自然界中的客觀事物進行神化并加以崇拜的行為，深刻地體現了自認為本的生態倫理觀念。在薩滿教的宗教觀念中存在著純粹的生態保護觀念，它包含著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才能持續生存的樸素生態哲學觀，它要求信眾平等地看待世間萬物，珍視大地、森林，珍視動植物，表現出對大自然的謙卑和敬畏。這不僅是對古老崇拜觀念的延續，同時也表達了對作為意識來源的大自然的重視和感恩。當人們失去理性、無法自覺地調整人與自然的關系時，薩滿教則會憑借禁忌習俗等形式強制進行調節，從而穩定人與自然的平衡關系。如在特定區域及時間內禁止漁獵、采集活動等，這種對本區域內生態環境進行保護的努力，都是少數民族先民在長期的自然生存實踐中得到的啟示。第二，傳統文化凸顯生態倫理要素。生態文化是人類在自然界的生存中形成的一套為了適應自身所處的社會環境和自然環境的文化體系，其主要通過生活方式和語言文化來表達。以赫哲族為例，因其生活的地域氣候寒冷難以發展農業，但漁獵資源豐富，形成了以漁業為主、采集與狩獵為輔的生產結構。“棒打狍子瓢舀魚，野雞飛到飯鍋里”是赫哲族中廣泛流傳的一句諺語，形象地說明了赫哲族聚居區域自然資源的富饒程度，側面體現出漁獵民族與自然生態系統依賴與融合的平衡關系。赫哲族人在生產生活實踐中與自然環境進行長期的互動，逐漸形成了獨具特色的漁獵文化。據資料記載，赫哲族民居除少數依山而建，其余均分布于江河兩岸。在清末以前相當長的歷史時期里，赫哲族社會發展一直相對緩慢，生產方式基本凝滯在漁獵形式，基本社會形態仍停留在氏族部落階段。作為典型的漁獵民族，赫哲族對自然具有較強的依賴性，以全面直接地獲取自然界中的動植物資源為主要生存方式。這種特殊的生產方式決定了漁獵民族的物質生產力處于較低的水平，也使得漁獵民族為了長期的生存發展努力維護生態的平衡，不會竭澤而漁。在這種生產方式的作用下，逐步形成了一種人與自然簡單、樸素的平衡關系，使人類與自然得以和諧共處。

(二)生態倫理是文化的具體體現

第一，生態倫理體現了文化的傳承。雖然科技的發展使人類活動不再局限于環境限定的框架之內，但相異的生態環境是產生相異文化形態的必要條件，本地區的生態環境深刻影響著本地區文化的起源、產生和發展。如果說影響相異文化形態形成的外部因素是自然環境，那么內部因素就是文化自身在逐漸適應、改造和利用生態環境的過程中形成了與其他文化相區別的特性。各區域內的人類群體為適應本地特有的氣候、地理、能源、動植物群落等生存條件，開發利用本地區資源，研發并使用獨特的工具與技術，最終形成其獨特的社會組織模式和文化經濟模式。如，對以采摘果實、打撈魚群、追捕野獸為生的鄂倫春族而言，為了適應生存環境、滿足生存需求，采取與自然界生物相似的游動遷徙的生存模式是必然選擇。由于其生產的目的是為了滿足自身基本的生存需求，所以鄂倫春族游動遷徙的生存模式并不會導致生物銳減或滅絕。鄂倫春族長期生活在限定的生存環境中，為滿足生活需求進行的狩獵活動幫助野生動物種群淘汰了老弱病殘的個體，優化了群落結構，這種適度的狩獵采集方式更符合自然規律，它維持了野生動物種群內死亡數量與繁殖數量的平衡，更具合理性。鄂倫春等與自然環境具有更為密切紐帶關系的少數民族文化，蘊含著人類的存續與發展必須以維持生態的平衡為基本前提的精神內涵。當今社會，人類的生存需求早已不再局限于對野生動植物的依賴，由漁獵文化發展到游牧文化乃至融合至農耕文化時，更多面對的是馴化了的牲畜和人工培養的作物，但世代傳承的漁獵文化的精神內涵依舊深植于鄂倫春族的生態倫理思想之中，族群依舊推崇以萬物為本的自然本體思想，人與自然之間依然呈現著不可割裂的依賴關系。第二，生態倫理是文化的重要組成。人區別于動物，具有嚴密自主的獨立思維及超越感性的理智等特性。人類來源于自然，也無法脫離自然獨立生存。人運用思維、理智、活動和技能等能力不斷地進行改造自然的活動，同時以自然為研究對象促進自身的進化與發展。幾乎從存在之初，人類就開始從倫理的高度思考和認識其與自然的關系，而這恰恰促進了生態倫理的萌芽。少數民族的文化蘊含著多樣性的生態倫理思想，它形成于特定自然環境中，“不僅可以一種感知的符號化的形式存在，還以人為載體，以思想化的形式存在，既包括少數民族在長期的生活實踐中形成的對自然界的思考和認識，也包括少數民族處理人與自然關系的習慣法。”［2］從某些角度來看，更為貼近自然的少數民族，在經濟全球化和科技大發展的時代背景下，更能感知體悟到人與自然和諧的深層內涵。無論是以自然萬物的本原為研究對象，或是摒棄了自然哲學的宇宙論道路，將哲學的研究對象轉向“存在”，研究的對象、內容及全過程等依然無法脫離自然而獨立存在，人類在對自然認識、探索及研究的過程中形成了各類生態倫理的觀點，作為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文化的深層結構中被表現出來，而生態倫理觀的重要性在少數民族文化中表現得尤為突出。

二、生態倫理多方位促進文化建設

(一)生態倫理指引文化建設的價值向度

第一，生態倫理糾正生態危機引發的價值危機。馬克斯•韋伯在演講稿《學術作為一種志業》中說過:“我們這個時代，因為它所獨有的理性化和理智化，最主要的是因為世界已被除魅，它的命運便是那些終極、最高貴的價值已從公共生活中銷聲匿跡，它們或者遁入神秘生活的超驗領域，或者走入個人之間直接的私人交往的友愛之中。”［3］他認為現代社會誕生于“祛魅”，當今社會多元化的價值觀相互碰撞、影響、交融，導致人們原本的價值觀逐漸消失甚至被取代，社會中的各種力量在各自的領域內以逐利為目的進行激烈的斗爭，崇高信仰和正確價值觀也日漸式微。“當科技的迅猛發展把上帝從第一推動力的信仰擱淺到一個普通的平凡的位置上時，人們就不再對任何存在懷有敬畏之心。”［4］從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軌跡來看，生態環境的演變是人與自然彼此作用的結果，人類改造自然的能力不斷提高，越接近現代，人為導致的生態環境變化越明顯，這種變化帶來的結果也越惡劣。工業社會以來，人類中心主義大行其道，人類被這種錯誤的觀念支配著，過于看重自身在自然界中的地位，將自身與自然對立起來，對自然索求無度，惡果也日益顯現，溫室效應、植被銳減、土地流失物種滅絕、水資源污染、礦產開采過度等。如20世紀80年代初，饒河地區掀起養貉、養狐的熱潮，魚類飼料的需求量大增，價錢低廉的小雜魚最受養殖戶歡迎。為攫取暴利，無良漁民狂捕亂撈，用各種違禁漁具毀害大批魚苗，各種魚類一度幾近絕跡，魚類群落難以維持正常繁殖，區域內物種平衡遭到了巨大破壞。1986年，政府啟動的萬畝灌區工程使林地密布、沼澤縱橫的四排赫哲族村草甸基本開墾殆盡，嚴重破壞了該地區生態環境。這些問題對人類生活的各個方面產生了深遠而惡劣的影響，甚至危及人類生存。第二，生態倫理體現文化重塑中人與自然的內在價值。人類一直生活在自然之中，而并非獨立于自然之外，是自然的一部分。人和自然同時具有各自的內在價值，二者在這種價值層面上地位平等且價值內容相互交融。人類中心主義的盛行錯誤地指導了人與自然的互動，忽視自然的內在價值的后果有諸多慘痛的教訓可以借鑒。少數民族生態文化的轉變、瓦解甚至崩潰，充分說明要使人類過上和諧而幸福的生活僅從制度和技術上解決是不夠的。民族文化的重塑過程也是民族生態倫理的重塑過程，生態環境與生態倫理的發展變化具有統一性，需要從生態倫理的高度上重塑民族文化，引導人們將高尚的道德準則和價值觀與客觀真理相結合。只有使人與自然間呈現和諧穩定的平衡關系，才能實現二者內在價值的最大化，忽視二者之中的任何一個，都會造成價值量的縮減乃至消亡。因此，人類不應把自然看作是可以任意處置的客體，自然與人類同樣具有主體地位。只有人類平等地看待自然，客觀地認識人與自然的內在價值，才能從實踐與文化層面重新塑造客觀科學的生態倫理觀，繼而使已然遭到破壞的文化得以重塑，使得人類以蘊含科學生態倫理觀的文化為依托，從正確的價值觀角度出發，發乎內心、主觀能動地守護家園、維護生態、保護地球。

(二)生態倫理決定文化建設的精神實質

第一，生態倫理語境下文化建設的精神實質。以黑龍江省來說，由于少數民族聚居地地廣人稀、漁獵資源豐富，千百年來少數民族群眾擇水而鄰、依山而居，創造出別具一格的漁獵文化，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生態倫理觀漸漸形成，這也成為少數民族文化的精神實質。這種淳樸的自然漁獵經濟活動貫穿于民族社會發展的各個歷史階段，直至清朝末期。清末的放墾政策使關內大量漢族群眾攜帶農耕文化進入東北地區，他們尋找生態環境優良的土地聚居生活、開荒種糧，其中就包括少數民族聚居地。漢族群眾帶來了先進的生產、生活方式，逐漸影響了本地區少數民族固有的生活方式及生存手段，逐漸學習掌握了農耕技術。文化建設不僅僅局限于生態倫理方面，但由于對生態環境依然擁有強依賴性，其依舊植根于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精神實質之上。同時，由于獨特的歷史條件和滿漢文化與本地區少數民族特有文化融合的雙重影響，少數民族的生態倫理文化無論是從物質層面，還是宗教、習俗、語言等精神層面都逐漸轉變。第二，混亂的生態倫理觀導致社會文化失衡。在農耕文化持久的沖擊及社會生產力水平不斷提高的影響下，少數民族傳統的生態倫理觀漸漸走向瓦解。在建國以來的60多年間，少數民族地區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轉變。在國家治理下，惠民政策深入而廣泛地提高了少數民族地區居民的生活水平，對自然的改造能力也大幅提高，但多數對自然的改造活動及政策的制定與實施均未能將生態倫理作為指導，忽視了對生態平衡的維護。尤其在改革開放以后，經濟發展迅速，由市場經濟孕育的所謂“主流文化”不斷滲入，人類中心主義與極端利己主義大行其道，人們片面地謀求經濟利益最大化，漸漸無視傳統生態倫理的精神內涵與重要意義。謀求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力求實現可持續發展的生態倫理在商品經濟的沖擊下，漸漸落敗于不斷膨脹的所謂經濟理性，索求無度的經濟開發活動對生態造成了嚴重甚至不可逆的破壞，對民族生態倫理文化造成了沉重打擊，傳統的生態倫理觀被不斷質疑不斷破壞，社會中形成了新的但混亂的生態倫理觀念。錯位的生態倫理觀造成了社會文化的失衡，使得人們不能清醒地認識到生態倫理所賦予的文化建設的精神實質，即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第三，構建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文化體系是文化建設的本質要求。文化在其發展過程中一直具有繼承性、延續性、創新性和時代性等特性。由于各自存在的差異性，傳統與現代文化相遇時往往會產生激烈的沖突。生態倫理語境下的文化建設要求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在相互碰撞時，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和諧發展，在人與自然相處過程中，形成面對因環境及時代變化產生的新問題時科學地協調人與自然關系的文化觀念。其主要內容是，從生態學角度出發，引導人們摒棄舊的思想觀念和生存方式，欣賞和關愛自然，塑造人與自然的道德關系，衡量社會的發展進步，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處。全方位構建以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為目標的新文化體系，使和諧發展融入文化建設的方方面面，將人們置于新的科學的文化體系之中，幫助人類向內重塑缺失的生態倫理觀，是生態倫理確定文化建設的本質要求。這不僅是當今社會的發展趨勢，也是社會發展到一定水平的必然結果。

(三)生態倫理引領文化建設的教育導向

“文化建設的基本任務就是用當代最新科學技術成就提高人民群眾的知識水平，通過合理和進步的教育制度培養社會主義一代新人，并用最能反映時代精神的健康的文學藝術和生動活潑的群眾文化活動來陶冶人們的情操，豐富人們的精神生活。”［5］因此，生態倫理以教育為主要手段指引文化建設是必然要求。第一，教育手段是生態倫理建設的必然選擇。對人類生存危機的反思越深刻，人類越能清楚地認識到現代化的二重屬性，現代化的發展把人從原始的自然意識中解救出來，帶來了豐富的物質資料，但也因利益驅動使人類痛失往昔的生存環境和精神家園，徹底顛覆了人類生存的基礎。“人類意識到如果想使自然正常的存續下去的話，自身也要在必需的自然環境中生存下去的話，歸根結底必須和自然共存。”［6］現代生態倫理觀念絕不只是意識的覺醒，而應成為全人類生存智慧的指針。實現生態倫理建設離不開法律、行政法規、經濟、科技等一系列外在手段，但只有從教育層面入手，引導人們形成尊重自然、和諧發展的生態倫理觀，才會使和諧發展形成內生的源動力，從精神層面助力生態倫理語境下的文化建設，真正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通過教育的手段培養和造就現代生態倫理建設的建設者和接班人，使之成為理性的生態人，為新時代科學生態倫理觀的形成及生態倫理視閾下的文化建設提供不竭動力。第二，教育手段幫助文化建設實現最終目標。在道德教育的范圍內，生態倫理的教育旨在使人們正確地認識人與自然的關系，從全局角度提高人類的道德素養，形成科學的可持續發展的生態倫理文化，并以此指導人們的思想及實踐活動。教育的終極目標是實現人的全面發展，其中最重要的內容就是思想道德素質的培養與提高。從生態倫理出發，文化建設確立了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的根本目標，而教育是實現這一目標的主要手段之一。“生態倫理教育是一種施加影響的過程，目的是為了培養人類的道德素養，這一道德素養要求在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中，作為活動主體的人類依據生態倫理的標準而行為。”［7］生態倫理教育的根本目標是摒棄與生態倫理相悖的人類中心主義，將自然的利益與人類自身的利益統一起來，使人們真正意識到生態道德是精神層面的內在需要，是實踐層面的方向指引。

三、少數民族地區生態倫理文化建設舉措

運用生態倫理文化建設中的道德規范對我們的生產、生活方式進行理性的判斷和選擇，發揮生態倫理在文化建設新時期的理論引導作用。生態倫理文化建設對我國建設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具有重要引導作用，促使我們發現現存生產、生活方式中對生態環境造成破壞的癥結，引導我們認識到在處理人與自然關系過程中的欠缺和不足，實現我們在思想上和價值觀上的高度統一，為生態文明的建設目標共同努力奮斗。少數民族地區生態倫理文化建設要以和諧發展為準則，實現對傳統少數民族生態倫理思想的揚棄，結合少數民族地區的實際情況及現論精髓，構建和諧生態倫理觀。

(一)傳承和揚棄少數民族的生態倫理思想

雖然少數民族傳統生態倫理中蘊藏了很多科學思辨的方法，但其仍是一種樸素、感性的生態倫理觀，局限于解決人與自然直接接觸時，低水平生產力條件下產生的簡單矛盾。由于社會進步、科技發展和人類思想觀念轉變等原因，面對以追求利益最大化為目標的物質生產活動給現代中國社會發展帶來的新的生態倫理問題時，傳統生態倫理思想難以全面、完整、系統、有效地解決，所以現代生態倫理觀的構建顯得尤為迫切。少數民族傳統生態倫理思想的傳承與揚棄必須建立在科學的基礎上，去偽存真，去粕取精，構建與時代背景及現實情況相適應的精神內核。鑒于少數民族對其特有文化所蘊含的生態倫理思想有著天然內在的情感依賴，缺乏全局的理性認識，所以在進行生態倫理思想的揚棄時，要注意在不損害少數民族情感的前提下進行理性引導與情感培養。

(二)建立并完善和諧共生的生態經濟模式

生態倫理意識是人類最基本的行為意識之一，生態倫理文化建設要以全社會的生態意識覺醒為目標，加強科普教育和大眾宣傳，提高群眾的生態倫理意識，制定生態倫理相關政策，建立新生態經濟模式，使公眾對生態倫理語境下的責任與義務擁有清晰認知，并能夠積極主動參與生態倫理文化建設，為生態保護提供內在保障。現今少數民族深陷生態危機和生活貧困的雙重困境，這種情況的出現主要是因為文化的發展滯后于經濟的發展，逐利至上的經濟發展理念使人們忽視了建設與之相適應的文化體系，傳統生態倫理在新時期難以發揮引導作用，而現代生態倫理仍處于缺位狀態，使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缺乏內在動力。缺乏科學生態倫理思想引導的粗放型經濟發展活動，如過度的礦產資源開采、不加節制的漁獵活動、不計后果的植被破壞等，最終會導致人類生存難以為繼。為了保持人類的可持續發展，維護人與自然的平衡關系，對以生態倫理為指導的新經濟模式的建立與完善早已迫在眉睫。引導人們樹立科學的生態經濟觀念，實現生產方式由粗放型向生態化集約型的轉變，把經濟發展與生態倫理文化建設聯結起來，從思想上理論上為經濟發展提供指導，以生態經濟模式為藍本走出一條和諧可持續的發展道路。

(三)發展及實現可持續發展的生態技術應用

隨著時代的發展和教育的普及，環保理念漸漸深入人心，人們開始自發地從歷史教訓中總結經驗，有意識地發展符合現代生態倫理觀的生態化技術，這種生態化的技術不同于以往以犧牲自然環境為代價的一般技術，而是將環保理念貫穿于技術的研發及應用之中。“并不是把科學技術與生態學劃等號，也不是把科學技術單純地生態化，而是在發展和創新科學技術的過程中結合生態化的意識和思維，使得科學技術的產生和發展帶有鮮明的生態和環境保護理念。”［8］生態技術由其他技術的“人———社會”二維意識轉向“人———社會———自然”的三維意識，真正地將人的利益與自然的利益結合起來，它的運用以實現可持續發展、維護大多數人的共同利益為準則，促使人們有意識地尋找人與自然之間的利益契合點。生態技術為生態倫理提供技術支撐，促進生態倫理觀與實踐的結合，為生態倫理語境下的文化建設提供現實的參考，同時成為文化建設重要的實踐成果。

作者:武卉昕 劉勝美 單位:東北農業大學

參考文獻:

［1］李二和．中國水運史－舟船的起源［M］．北京:新華出版社，2003:4．

［2］畢曼．生態文明建設語境下少數民族生態文化的稟賦及其資源價值［J］．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15，(6)．

［3］［德］馬克斯•韋伯．學術與政治［M］．馮克利，譯．北京:外文出版社，1998:37－38．

［4］劉煥明．中國夢實踐的生態倫理向度［J］．理論學刊，2015，(5)．

［5］佘正榮．中國生態倫理傳統的詮釋與重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篇（4）

二、生態翻譯學指導下的黑龍江民俗文化翻譯

(一)黑龍江民俗文化翻譯的語言維適應性轉換

語言維適應性選擇轉換是指翻譯工作者在翻譯過程中對語言形式的適應性選擇進行轉換。這種語言維的適應性選擇轉換是在不同的方面和不同的層次上進行的。翻譯工作者在進行民俗文化翻譯的過程中，因為他們所面對的是完全不同的兩種語言形式，所以他們首先要做生態環境的適應者，在充分考慮翻譯的整體生態環境后。再以翻譯生態環境的“身份”對譯出與翻譯生態環境相適應的選擇。從而對譯文進行轉換。例如：原文：哈爾濱冰雪大世界是獨具特色的冰雪旅游文化盛會。園區位于松花江北岸，是集冰雪動漫、冰雪演出、冰上雜技、冰雕展覽等項目為一體，將科技、藝術和文化完美融合的大型冰雪樂園。從20O0年起，已逐漸形成了南有三亞、北有哈爾濱的中國旅游新格局。譯文：HarbinIceandSnowWorldisauniqueicenadsnowtouristfestivalmce~ing．TheparkislocatedonthenorthshoreofSonghuaRiver，andisasetoficeandsnowanima-iton，iceandsnowperformance，iceacrobaitcs，nadcsulptuerexhibition，nadisaeprfectfusionofscience，artnadculture．Sinec2000，thenewtouristsituaitonhasbeengraduallyformedthatthereisSanyain8ouhter／lChinanadHarbininnorthernChlna．

(二)黑龍江民俗翻譯的文化維適應性選擇轉換

翻譯不僅是不同語言符號之間的轉換行為，更是一種極為復雜的文化轉換模式。由于不同的文化之間存在著語言思維、表達方式、民俗、美學、心理學等諸方面的差異，就使得在一種文化里不言而喻的文化信息傳播到另一種文化時需要花費很大的力氣去解釋。這種文化維的適應性選擇轉換側重于關注黑龍江民俗文化和譯語文化在性質和內容上存在的差異，避免從譯語文化觀點出發曲解原文。因此，譯者在翻譯黑龍江民俗文化的過程中應盡可能地保留原語中的文化傳統和最大限度地再現原語文化，使讀者體會到原汁原味的文化差異和異域特色，實現文化維適應性選擇轉換。原文：“大秧歌源于2OO多年前的中國北方農村，是漢族傳統民間民俗舞蹈。9o年代成為一種群眾性自娛自樂的健身活動。”譯文：“Yan~oDanec，origiantingfromhteruralareainnorthernCihna200yearsago。VnagkoisatraditionalfolkdancepopulartllHnanaitonality．”。Y咄”是我們特有的文化娛樂運動，在我們境內游客的生態環境中耳熟能詳，但對于一些外國游客和讀者而言卻深感晦澀難懂，為了避免他們對此產生歪曲和誤解，我們使用了。YangkoDnace”使他們既了解了秧歌是一種民間民俗舞蹈，又可以突出黑龍江民俗文化的特殊性，豐富和發展目的語文化，擴大外國游客和讀者的文化視野，促進不同文化之間的跨文化交流，實現文化維的適應與選擇。

(三)黑龍江民俗文化翻譯的交際維適應性選擇轉換

在黑龍江民俗翻譯中的交際維適應性選擇轉換中，譯者除了要考慮語言信息的轉換和文化內涵的轉換，即考慮原文、原語、譯文、譯語的不同語言思維方式、表達習慣和文化背景，還要把選擇轉換的側重點放在交際層面上，關注原文定的交際意圖是否在譯文中實現了其信息功能、表達功能和呼喚功能。原文：“哈爾濱在20世紀初就已經生產啤酒，哈爾濱130啤酒廠已有百年歷史。主要品牌是‘哈爾濱’和‘新三星’。”譯文：“BeerDrinkignHarbinbegantoproduecbeerathtebeginnignofhte20century．Themainbeerbrandsare‘Harbin’nad‘ThreesttLr~8’．”啤酒作為一種文化載體，成為哈爾濱人們信息溝通、社會交往以及商品流通的橋梁。哈爾濱人喝啤酒實際上是一種社會交際的方式。在這里當某人邀請別人去喝啤酒或被邀請去喝啤酒的時候，就意味著雙方交際的開始。“Harbin”and“Three8tal~”是哈爾濱特有的啤酒品牌，這種譯法巧妙地保留了原語的發音，簡單直觀但深人人心，保留了原句中的文化差異和異域特色，給讀者留下深刻的印象。這樣的表達尊重了原意，突出了哈爾濱特有的文化和地域特色，并能夠擴大游客對未知事物的文化視野，加深游客對該品牌的記憶，同時增加了哈爾濱啤酒的廣告效應，起到一個宣傳、呼吁的作用。

篇（5）

一、我國文化遺產發展現狀縱覽

我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悠久的歷史和燦爛的古代文明為中華民族留下了及其豐富的文化遺產。據不完全統計，目前全國擁有可移動的文化遺產越1200件，已知地上、地下不可移動的文化遺產近40萬處，其中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271處，世界遺產30處，世界文化遺產27處（含文化、自然雙遺產4處），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兩項。這是中華民族炎黃子孫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寶貴精神財富，對其精心呵護、傳承發展，是政府組織和全社會共同的神圣職責。

中國物質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現狀，用兩個字可以形容，那就是“堪憂”，因為我們國家在現代化建設的過程中，原來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正在迅速的改變。比如我們過去有很多勞動歌曲，插秧的時候要有插秧的號子，薅草的時候有薅草的鑼鼓，林業工人在伐木的時候有伐木歌，抬木頭的時候有抬木歌，但是現在這一切都以現代化來代替了，原來的這些民歌就都不存在了。

如果說物質文化遺產是化石，非物質文化遺產則是活化石，文化形態的深入力量同樣無法替代。但是，比較起前者，大家對后者的價值認同遠遠不夠。許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包括一些民間老藝人的絕技，是在毫不自知的狀態下，從眼前永遠地消亡！加強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迫在眉睫。

二、新疆南疆漢民族文化遺產的價值與意義探析

南疆漢民族非物質文化是中國文化的一個重要的不可忽視的部分。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源遠流長，資源豐富多姿，種類異彩紛呈，是中國人民智慧創造的結晶，是我們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精神寶庫，是全人類共同的寶貴財富，也是世界文化多樣性的生動展現。

（一）非物質文化遺產極富精神價值

每個國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獨特的文化傳統，非物質文化遺產體現了各個國家和民族長期以來形成的共同心理結構、意識形態、生產生活方式和習俗等特點，因此非物質文化遺產既是民族精神的載體，又是民族精神和傳統文化的象征。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中許多閃光的倫理精神，如公而忘私的“天下為公”精神，以義制利的“見利思義”精神，人格獨立的“威武不屈”精神，虛懷若谷的“厚德載物”精神，清正廉明的“執法不阿”精神，艱苦奮斗的“自強不息”精神等等，至今像涌動不絕的清泉，滋潤著炎黃子孫的生活，陶冶中華兒女的情操。這種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情感和個性特征，以及自強不息的民族凝聚力和親和力，是維系中華民族情感的重要紐帶。這種精神品格和精神力量已經溶入我們民族的精神之中，至今大量地、鮮活地藏匿于民族民間，埋藏在老百姓的心靈深處。因此蘊涵著彌足珍貴的精神價值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是我們可以退守和棲居的精神家園，也是我們增強文化認同的寶貴資源。有了一種文化認同，我們的先進文化建設就有了豐富的精神資源和深厚的文化根基。

（二）非物質文化遺產有著獨特的歷史價值

非物質文化遺產是人民群眾在勞動實踐中創造的，是人類智慧的結晶和歷史進步的標志。由于非物質文化遺產凝聚了古人對事物本質和規律的認識和實踐經驗，所以世世代代傳承下來的民族民間的科技文化蘊涵著大量的尚待開發和破解的歷史文化信息。這是祖先留下的極具歷史價值的精神文化寶庫，為我們后人的科技發明和文化創造提供了無限豐富的靈感資源。而一代又一代承傳的民族民間文化藝術、祭祀禮儀，甚至我們的風俗習慣所表達的是人類自己對現實的人和社會關注和療救的一種愿望，更重要的是要表達人類超越社會歷史限定和時間空間限定的一種永恒的期盼和希冀。這是先人們開創的一種靈動的文化自覺。有了文化自覺的意識，我們就有了構建和諧社會先進文化的基本動力。

近些年，不少地方和個人在重視經濟發展的同時，卻很少考慮文化的發展。急功近利的房地產開發商為了眼前的經濟利益，使許多鄉村在推土機的轟鳴聲中，頃刻間夷為平地，我們的物質文化遺產和非物質文化遺產在冰冷無情的鐵鏟下，瞬間都統統蕩然無存。如果我們在全力發展經濟的過程中和房地產開發中不加特別的關注和十分的留意，那么極具重要歷史價值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就會斷送在我們這一代手里。可持續發展觀需要一種文化自覺來支撐，構建和諧社會需要文化因素浸潤其間，它需要弘揚一種精神，培養一種文化自覺的基因。具有厚重歷史價值的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為堅持科學發展觀提供了最基本的文化自覺。這種文化自覺所特有的民族自尊、自愛和自信，是推動我們民族進步和發展的激越的鼓點，可以為構建和諧社會提供巨大的精神動力和正確的精神導向。

（三）非物質文化遺產有著巨大的文化價值

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文化價值首先是傳承文化傳統，為文化創新提供基因、動力。眾所周知，中國傳統文化是一種農耕文化、游牧文化和漁獵文化相互融合的文化。我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是在游牧文明、漁獵文明和原始農耕文明中養育起來的，它與群眾的生產生活實踐密切相關，它深深扎根于我國各民族人民群眾之中。我們尋找中華民族精神文明源泉的目的是要更好地認識它的文化價值，并將它精心呵護，傳承發展。我們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不是把舊有的東西當作“活化石”擺在博物館里僅供展覽，也不是把故舊的民俗事象簡單地搬到現代生活中重演，而是要在深層挖掘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基礎上，進行文化創新和藝術創新，從而使我國新的文化成果更具中國特色，更彰顯出中華民族獨特的民族精神，推動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向縱深發展，始終代表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為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打造出一個更加有利于和諧社會經濟文化發展的環境。這是我們保護研究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初衷，也是其保護研究的價值意義所在。

三、南疆漢民族文化遺產保護的出發點與思路

筆者認為在物質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研究中，有緩急之分，而無輕重之分，為什么呢？，因為對一個物質和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者而言，所有的我們民族的物質和非物質文化遺產都是重要的。但是有緩急之分， 筆者認為，所有這些物質和非物質文化遺產所處的困境都是一樣的，但是每一個項目自身的環境又有所區別，比如有的真的是瀕臨滅絕，就剩一口氣了，這就叫“急”。有的環境還相對比較好，就可以稍緩。當然所謂“緩”不是推遲，而是盡量的在最短的時間內先把“搶救”兩個字落實。并進行深入研究。

南疆漢民族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的難點主要有兩個，第一個是現在從政府到民眾，更多的想的都是如何改變、提高我們的物質生活，如何發展生產，民眾想的是如何過上更好的物質生活。因此，整個社會對南疆漢民族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重要性以及保護研究它的深遠意義缺乏認識。第二點就是文化一體化的進程使主流媒體，比如電視，普及到千家萬戶，而這種流行藝術的普及，擠壓了傳統藝術存在的空間。而且更重要的是，在這種主流媒體的狂轟亂炸之下，我們的整個民族，現在都在“自覺自愿”地拋棄自己的民族文化，在追求現代化的文化。總之，如果一個民族自己不再喜歡自己的傳統藝術，而一位地追求現代化、追求西方的藝術，這一點才是最可怕的。

參考文獻：

[1]王仲殊.《物質文化概論》，載《考古通訊》，1956年，第1期

篇（6）

（一）貴州民族地區概況

1.貴州民族地區民族人口和行政區劃

貴州民族地區擁有土地面積10.02萬平方公里，占全省總面積17.61萬平方公里的56.90%；總人口1381.19萬人，占全省總人口3798萬人的36.37%。①全區世居苗、布依、侗、土家、彝、仡佬、水、回、白、瑤、壯、畬、毛南、蒙古、仫佬、滿和羌17個少數民族。包括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和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三個民族自治州，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縣、務川仡佬族苗族自治縣、鎮寧布依族苗族自治縣、關嶺布依族苗族自治縣、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縣、威寧彝族回族苗族自治縣、玉屏侗族自治縣、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縣、沿河土家族自治縣、松桃苗族自治縣和三都水族自治縣11個民族自治縣。

2.貴州民族地區的生態環境

貴州地處云貴高原，是世界上最大的喀斯特地形分布區，是東亞喀斯特地形發育的中心，是我國喀斯特碳酸巖連片出露最集中的地區，喀斯特地形面積10.91萬平方公里，占全省土地面積的61.95%，地形情況復雜，喀斯特地貌具有土層薄、植被差以及水土流失嚴重的自然特征，喀斯特地區的生態環境十分脆弱，生態環境一旦遭到破壞就很難再恢復。民族地區石漠化區不斷擴大，其中較嚴重的區域集中在黔東南州13.14萬公頃，黔南州49.70萬公頃，黔西南州35.92萬公頃。畢節市石漠化面積最大，占全省的19.79%，其次是黔南州，占全省的16.43%，黔東南州石漠化面積最小，占全省的4.35%。截止2011年底，潛在石漠化②面積黔東南州21.66萬公頃，黔南州66.21萬公頃，黔西南州22.35萬公頃。

（二）貴州民族地區城鎮化建設

貴州民族地區所轄三州、十一縣，城鎮人口占比20.17%，比貴州城鎮化率33.81%低13.64個百分點，比全國城鎮化率49.7%低29.53個百分點。生產總值與常住人口增長之間存在作用與反作用的關系，二者相關程度比較高，而生產總值與常住人口的關系合理與否，不僅會對經濟發展產生影響，同時，也會對社會、人口與環境的協調發展產生積極或消極的作用。在貴州民族地區城鎮化建設的過程中，生產總值與常住人口的關系尚不協調，人口數量對資源和環境的壓力仍是今后相當長的時期內的主要問題。

二、城鎮化建設中產生的環境問題的表現、原因及影響分析

（一）城鎮化建設中產生的環境問題的表現貴州民族地區城鎮化建設中產生的環境問題突出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1.環境的破壞

貴州民族地區進行城鎮化建設的過程中，對森林植被的過度砍伐的直接后果是水土的迅速流失。植被不再涵養水源、不再固沙固土、不再調節氣候，原本覆蓋不足的土層沒有了植被的保護，在雨水的沖刷下，迅速的流失，而被沖刷走的恰恰是土壤中比較肥沃的部分。民族地區毀林開荒、建設城鎮，砍伐大量的林業資源，破壞灌木、草地，森林面積和覆蓋率逐年減少。

2.資源的浪費

在推動民族地區城鎮化進程的過程中，片面的追求經濟的增長、樓層的建設，忽視了民族地區人們的實際需求，以至于出現樓空人去的境況。新建設的社區內只有幾家住戶，出租、出售房屋的廣告頻現于住戶的窗戶上。耗費了大量的人力、財力和物力，犧牲了環境而新建的樓房卻沒有得到充分的利用。

（二）城鎮化建設中產生的環境問題的原因

1.缺乏保護生態環境的基本觀念

城鎮化過程中生態環境的保護需要生態學觀念，民族地區在支配自然、征服自然的同時，盲目的向大自然索取，導致生態失衡，人們沒有樹立正確的生態學觀念。

2.環境法制建設存在諸多缺陷

民族地區環境法制建設一方面存在規定條款不完善的缺陷，另一方面廣大民眾對自身的權利和義務沒有清醒的認識，產生了破壞生態的行為也不覺得是觸犯了法律。

3.不能正確處理城鎮化與保護環境的關系

生態環境是民族地區城鎮化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前提，由于不能正確處理城鎮化與保護環境的關系，城鎮化快速發展的過程中對生態環境造成了較大的破壞。因破壞植被、濫開濫挖以及工農業污染等活動對環境造成了難以彌補的損失。

（三）城鎮化建設中產生的環境問題的影響

1.對個人身體健康的影響

推進城鎮化建設的工礦企業排放的“三廢”和人口聚集區的生活污水大量隨意排入江河，不僅污染了水源、破壞了水質、影響了動植物的生長，也直接危及了人們的生存和健康。

2.對民族地區環境的影響

一類是森林、土壤資源等原生環境的破壞。另一類是由于工農業生產和人類聚居等生存條件的改變，即次生環境的變遷，自然景觀遭到破壞直接導致豐富的民族旅游資源的喪失。

三、貴州民族地區生態環境的保護及對策

（一）立法法律保障

第一，中央政府。國家在宏觀調控推進城鎮化順利、高效建設的過程中，要充分利用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進行資源合理、有效的配置。充分發揮政府的主導作用，引導貴州民族地區城鎮化建設到正常、有序的軌道上來。積極落實“環境保護”、“水土保持”、“節約資源”和“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寸土地，切實保護耕地”的基本國策，支持和促進民族地區民族地區生態保護的法制建設。第二，地方政府。環境立法時地方政府要注重與貴州民族地區的具體情況相結合，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有針對性的制定適合本民族地區的法律法規。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對破壞環境和生態平衡的個人、企業加以警告和懲治，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以保護環境、顧及子孫后代的利益為著眼點，來推動城鎮化建設進程，促進城鎮與生態協調發展。

（二）文化建設宣傳

在社會治理中要注重法治與德治相結合，同樣在貴州民族地區生態環境的保護過程中，不僅要依靠法律的制定，來制止不法行為，而且要加強文化宣傳，從道德和思想方面來提倡人們保護民族地區生態環境。第一，從社區角度出發，可以在民族自治州、自治縣組織進行以“生態保護”為主題的社區文藝演出，不僅可以豐富人們的娛樂生活，使社區居民業余生活更加精彩。而且可以加強居民之間的溝通和交流，使居民的聯系更加緊密。更為重要的是能夠使生態保護理念深入社區、深入人心。社區服務人員還可以在社區的宣傳欄上張貼、展示與環保相關的居民自己的作品，尤其是社區中的老人和孩子，充分調動社區成員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為環保獻言獻策。第二，從組織角度出發，可以成立相關環保組織，組織建設進行相關公益環保活動。可以由政府、社區工作人員組織倡導，也可由個體自發成立環保組織，吸引、培養志愿者加入并帶動群眾參與到環保行動中。并聯系企業，獲取一定的贊助，幫助公益活動順利進行。對于企業來說，既樹立了積極、負責的公眾形象、提高了企業的美譽度和知名度，又在無形中為開拓市場、推廣品牌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公益環保活動可以喚起社會公民的環保意識，呼吁人們用實際行動保護我們的生態環境、關愛我們的綠色家園。第三，從個體角度出發，個人要逐漸樹立生態文明意識，形成健康綠色的生活方式。為保護民族地區生態環境，少開一天車，多走一站地，上班綠色騎行。短距離的步行、騎自行車不僅鍛煉了身體也減少了汽車尾氣、噪音對民族地區環境的污染。通過攜帶購物袋減少塑料帶的使用，節能減塑促環保。從我做起，從身邊小事做起，抵制環境污染，抵制一次性筷子及塑料產品；隨手關燈，節約能源；垃圾分類，生活用水循環利用。通過點滴行動，匯聚保護生態環境的浪潮。第四，從大眾傳媒角度出發，媒體可以制作與民族地區生態環境相關的節目，倡導樹立生態經濟、綠色發展的觀念。大眾傳媒要加強民族地區環保知識的傳播，引導少數民族受眾保護環境、熱愛環境、建設環境。增強人們的環境意識，倡導樹立綠色觀念，弘揚綠色文明出行方式。例如傳媒可以介紹民族地區的環境問題：水土流失、土地石漠化、耕地面積銳減以及植被破壞等，宣傳發展生態農業，指導農民耕種時保護水土、涵養水源，合理使用農藥、化肥。發展綠色工業，污水處理再排放，減少對耕地、河流的污染。通過大眾傳媒的傳播，向民族地區介紹環保法律知識，一方面保護人們自己的合法權利，另一方面可以舉報阻止破壞生態環境的行為。

（三）處理好城鎮化與生態間的關系

城鎮化是企業最大的機會，民族地區城鎮化推進的過程中，企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不僅吸收了農村剩余勞動力，解決了人們在城市中的就業問題。而且通過政府的宏觀調控和市場機制，企業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時，也實現了社會利益的最大化。這就要求企業在發展自身的同時，處理好城鎮化與生態間的關系。

1.發展循環經濟和生態工農業

貴州民族地區在推進城鎮化的過程中能有效的促進山區農村人口向城鎮轉移，發展循環經濟和生態工農業有利于改善生態環境，實現經濟社會和生態效益的和諧、統一發展。發展循環經濟就是要以清潔生產、可持續發展為基礎，建立循環經濟型企業，綠色生態農業，例如政府采取在石漠化地區種植金銀花等經濟效應較好的植物，發展生態農業；積極發展無污染的工業，嚴格執行污染物排放標準。

2.將綠色指標納入企業效益范疇

城鎮化過程中政府在評價企業經濟效益的指標中，將綠色指標納入企業效益范疇，衡量企業為民族地區社會貢獻不僅在于應交賦稅還要考慮其為環境、生態帶來的價值和利潤。通過環境效益的評價來制約和引導企業的發展，促進污染的治理和生態的保護，積極培育污染治理企業。

篇（7）

民俗文化是杜詩創作的重要文學對象。從語料學角度看，其在杜詩中存在的形態大致可歸納為三類。

1、審美意象形態。所謂審美意象，是“一種由主體感知的語義形象”。這種語義形象“借助于主體的心理與文學語言的具象化功能，而在主體的頭腦中呈現”。它“不指涉實在，它是文學語言的指歸，又是文學語言創造文學世界的實體和手段”。[1]

審美意象是民俗文化在杜詩中存在的基本形態。它以寫物圖貌為其顯現的基本途徑。

如龍的意象。龍是中國原始社會形成的一個綜合圖騰意象。在其傳承的過程中，積淀了豐富的飽含民族心理的能指意義。杜甫在其1457首詩中，有80多首詩中以龍為意象塑造文學對象。這個意象出現近100次[2]，可見，杜甫十分喜歡以“龍”的意象構建其文學客體。

詩人以“龍”寫音樂之動人是“晚來橫吹好，泓下亦龍吟”（《劉九法曹鄭瑕丘石門宴集》），“此時驪龍亦吐珠，馮夷擊鼓群龍趨”（《渼陂行》）。著一“龍”字，樂之仙韻，宛如耳畔。

詩人以“龍”寫水勢是“蛟龍不自謀”（《江漲》）；“蛟螭乘九皋”（《臨邑舍弟書至，苦雨，黃河泛溢，堤防之患，簿領所憂，因寄此詩，用寬其意》）；狀樹木的造形是“偃蓋反走虬龍形”（《 題李尊師松樹障子歌》）“白摧朽骨龍虎死”（《戲為韋偃雙松圖歌》），“虎倒龍顛委榛棘”（《楠樹為風雨所拔嘆》）。著一“龍”字，整句詩可謂靈氣飛動，意蘊盎然。

此外，同類的如鳳凰、麒麟等圖騰意象，其他如神話、仙話、傳說等民俗文化因素，也廣泛地以審美意象的形態存在于杜詩之中。

杜甫選用民俗意象為其詩歌載體，使其傳達的體驗能準確地在創作主體與接受主體雙方找到契合點，從而引發較大的聯想空間，產生較好的藝術效果。

2、典故形態。典故即“故事”。它在傳承過程中其意義指向較意象直接而穩固。杜甫賦詩，不僅喜尚經典之典，民俗之典也是其重要的語言材料。其使用方法可粗分二類。

以民俗典故寫志。最典型的當推“稷契”兩個傳說人物。稷，五谷之神。《禮記·祭法》中云：“是故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谷；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契是傳說中的商之遠祖，亦知農事。杜甫一生志在“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將自己的理想便依托于“稷契”二人之上。所謂“竊比稷與契”（《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稷契易為力”（《客居》），便是明證。

以民俗典故寫情。民俗故事與經典文化一個重要的區別在于，后者往往指向社會的有序化，相對忽略個體價值；前者則更傾向于個人感性的滿足與對社會羈絆的反叛。所以，杜甫以民俗典故寫情，主要是借以寫怨情。

例如，天寶十四年（755），詩人游宦長安，被授予河西尉，不就。又改授予右衛率府兵曹參軍，大志受辱，慨然而嘆：“未試囊中餐玉法，明朝且入藍田山”（《去矣行》）。

《魏書》載：“李預居長安，每羨古人餐玉之法，乃采訪藍田，躬往攻掘，得玉石大小百余，磨為玉屑，每日服食。”古人傳說，吃玉屑可以成仙，故前人效仿此說，以成典故。杜甫以之寫一己牢騷，頗為傳神。

民俗典故在其形成過程中，往往攜帶大量的集體無意識、社會心理內容。杜詩將個體情緒依托到這類典故之上，往往能使其意義更具穿透力。

3、文學對象形態。杜甫以民俗文化作為文學對象，是詩歌國度中比較獨特的一幟。而他以民俗文化作為文學對象，又主要是對其進行價值評判。

從杜詩中整理出的幾個民俗文化因素的發生形態來看，杜甫對民俗的認識基本上是客觀準確的，也是比較完整的。這說明杜甫對待民俗文化的認識是具有一定的自覺性的。以民俗文化為觀照對象，往往要求認識主體具有強有力的判斷力。杜甫自幼精熟內典，以此優勢，吸收民俗文化專題入詩，在客觀上形成了觀點鮮明，情感豐厚，意義蘊藉的特征。

中國古典詩歌，自魏晉進入自覺期，其主要特征即個人寫作取代群體寫作而成為文苑的主流。但是，在知識為貴族階層壟斷的時代，文人創作者往往因其階級局限與時代影響，視貴族情感為人類情感的全部，視精英文化為人類文化的全部。而文學面對的對象世界是人類的整體情感世界，創作者的情感世界完整結構的缺失，無意會影響其作品的文學性與人類性的功能發揮。魏晉以降，寫作個人化在當時特定背景下所成的兩個直接流弊即玄言詩派和宮體詩派的生成。這兩個詩派正是因其輻射的情感世界涵蓋的文化視界的不完整，在接受史上表現了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失敗。

杜甫詩歌創作的民俗文化視角，修正了盛唐以前中國詩歌的一些偏頗走向。對后人創作也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可以說，杜甫創作對民俗文化視角的建構，從某些方面看正是變盛唐之音者。從整個詩史看，這一建構無疑又具有提升整個中國古典詩歌品質的意義。

篇（8）

在五十六個民族的長期和諧共處中，形成了獨特的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中華生態文化，這種生態文化同時也存在于幾千年來形成的各民族的民俗活動中。

一、民俗文化形式中的生態倫理文化的體現

民俗就是民間的“風俗”，人們往往將由自然條件的不同而造成的行為規范差異，稱之為”風”；而將由社會文化的差異所造成的行為規則之不同，稱之為”俗”，所謂“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正恰當地反映了風俗因地而異的特點。在中國的民俗文化中有著人們處理人與自然關系的各種做法，具體表現在物質生產、社會生活、精神生活等的活動中。

1.物質生產中的生態文化表現。在農業生產中，農事活動受自然節律的影響，一年之中某種作物何時播種、何時成熟總是有大體相同的時間點，因此人們總是在大致相同的時間段內干相同的農活【1】隨著自然中的節氣的到來春種秋收，通過人們對環境、氣候的認識進行勞作和收獲。在中原地區民間流傳的農諺可以窺見農業生產中順應自然的生態倫理特征。例如：“清明早、小滿遲，谷雨種棉正適時。”、“立夏到小滿，種啥也不晚”、“秋分不割，霜打風磨”。順應節氣和氣候，是農民經過千百年來的摸索使生產活動適應當地的氣候和節氣總結出來的經驗，根據農諺進行播種、耕耘、收獲，是歷代農民進行農業生產的重要依據，也是中國各地民俗活動中的重要內容。

2.社會生活中的生態文化表現。中華民族歷來是一個在物質生活上崇尚節儉的民族，處處體現在對大自然賦予的物質財富的珍惜。在社會生活中，民眾對物質的節儉主要體現在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的行為中。例如：在漢族中有些地方曾經流行著“穿舊衣”的育兒的民俗，嬰兒出生后，給他穿上別家小孩的舊衣服，民間習俗認為，嬰兒穿上舊衣服，長大后懂得生活的艱辛，能通過自己的努力過上好日子，有著“小來著線，大了穿絹”的說法；同時舊衣經過多次的水洗，可保護孩子幼嫩的皮膚【2】。這在現代社會也能借鑒，盡可能讓新生兒和幼童在穿著上避開化學成分對孩子的危害，穿棉織品和舊衣服更能使孩子遠離化學品的傷害。

3.精神生活中的生態文化表現。中國傳統民俗根植于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關系之中，也豐富了人們的精神生活，陶冶了人們的情操。

（1）在祭祀活動中獲得心靈的慰藉。人們對自然的敬畏，源于對自然的恐懼。在科技不發達的年代，人們把天上的風云變幻、日月運行，地上的山石樹木、飛禽走獸，都被視為有神靈主宰，很早就有了“萬物有靈”的觀念。人們用莊重的祭祀活動表達對自然的敬畏之心，祈福神靈、順應自然也是中國民俗活動中的重要的特征。在民俗中每逢風雨失調，久旱不雨，或久雨不止時，民眾都要到龍王廟燒香祈愿，以求龍王治水，風調雨順。

（2）在節日活動中陶冶情操。在民俗中確立的節日的選擇上也體現了人順應自然的理念，在對節日的慶祝活動中也體現了人們非常注重人與自然的親近。流行于全國的中華民族的傳統節日，在清明節這一天，民間有祭祖、掃墓、踏青、放風箏等活動，投入大自然的懷抱，踏青娛樂；在端午節有賽龍舟，家家戶戶門上懸掛菖蒲、艾葉驅邪辟毒；中秋節有賞月、拜月等活動等等。這些民俗的節日活動在娛樂活動不太豐富的傳統社會中，帶給了人們以極大的精神愉悅，同時，人們把融入到“天人合一”的氛圍中，親近大自然，從中獲得精神動力和思想解放。

二、民俗文化活動中的生態倫理文化的特征

1.民俗活動中的生態倫理文化是風土和人情的統一。對于民俗，古人有著獨特的見解，漢朝的史學家班固就有著：“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系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亡常，隨君上之，故謂之俗。”【3】各地的民俗的產生和不同是由當地的生態環境和當地的人情世故的演變而來，并由統治者通過政令倡導，成為規范人們的習俗。在山區的人們中有著一整套敬山神的狩獵的民俗；在海邊居住的人們有著約定俗成的敬海神的儀式；居住在平原的人們有著一整套的祈求風調雨順的民間活動。同時社會也是人情世故的場所，統治者需要風俗活動來統治社會，民間的風俗活動可以通過約定俗成的規范，促成社會安定和諧、民風淳樸安寧的社會風尚。

2.民俗活動中生態倫理文化是生態共性和民族個性的相容。生活在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的各族人民有著共通的生活習慣，因此在民俗活動中有著共同的實踐，例如在漢族和全國許多少數民族地區有著“二月二”的“龍抬頭”的民俗，俗稱青龍節，傳說是龍抬頭的日子，它是我國農村的一個傳統節日。人們慶祝這個節日，以示敬龍祈雨，讓老天保佑豐收，還有上工、試犁、祭龍王和敬土地等風俗。同時，各民族所處的地理環境不同，歷史發展的軌跡不同以及生活習慣不同，生態保護和習慣帶有明顯的地域特色和民族特性。在西南的瑤族、仡佬族等少數民族中有吃蟲節，每到節日前后，人們到田間捉蟲，到吃蟲廟里聚會，祈求田間不發生蟲災；家家飯桌上都有著油炸蝗蟲、腌酸螞蚱和甜炒蝶蛹等。正是因為共性和個性的相容，才構成了中華民族民俗活動中的豐富的生態倫理活動。

3.民俗活動中的生態倫理文化是敬畏自然和改造自然的統一。對自然的敬畏是中國民俗中的重要特征，人們對神靈的崇拜并沒有失去通過奮斗改變惡劣的生產環境和生活現狀的動力，人們在信仰這些神靈的同時，根據自然規律從事生產活動，同時充分發揮自己的主觀能動性努力改變自己的被動狀態。一方面，祈求“上天”的保佑；另一方面，又敢于突破“上天”的束縛。在中國民俗中的夸父追日、后羿射日和愚公移山等的神話傳說，都是人類給予了發揮主觀能動性的豐富想象。在實踐中，中華民族創造了很多諸如“都江堰”、“京杭大運河”等生態工程，是人類改造自然的深刻體現。

三、關于民俗活動中生態倫理文化傳承的思考

1.根據當地的實際傳承民俗生態文化活動。民俗活動是在民眾當中流行的生活范式、禮儀習俗和價值觀念，帶有地方性、傳承性和口頭性等特點；它自發形成，內容豐富多彩，形式自由自在，可不受文字文本、教條教義、政治制度等條條框框的約束，屬于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范疇。【4】不能以保護為名，破壞本地的生態環境人為地修建一些場館；也不能為了發展當地的旅游業，地方政府人為地制造一些“偽民俗”； 而是應該根據各地的特色科學地傳承本地的民俗。只有這樣，民俗活動的傳承才有發展的空間，才能長久地發展下去。

2.用科學的手段改變民俗活動中的生態陋習。在民俗活動中的一些陋習是千百年來形成，它在調和人與自然的關系上存在著一定的矛盾，例如，在中華民族的傳統節日――春節有著燃放鞭炮的習俗，人們現在也充分認識到它的危害，但是為了節日的喜慶熱鬧氣氛，人們不得不忍受幾天的空氣污濁。用取締民俗活動的方法不可取，關鍵是在民俗活動中要加強科學技術研究，用現代科學的手段改變習俗活動中破壞生態環境的陋習。

3. 用創新的方法使民俗中的生態倫理文化移風易俗。好的民俗對社會和諧、民族凝聚力的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要使好的民俗活動傳承下去具有生命力就必須與時俱進，賦予時代的內容。例如，清明節主要是紀念祖先、懷念先人的節日，它是中華民族的重要的民俗活動，但清明節焚燒紙錢的陋習不僅污染環境，同時也是清明節前后大小森林火災的主要原因。隨著人們環保意識的增強，在一些地方開始對死去的親人采取海葬、樹葬等形式，為節約有限的土地資源開了一個好頭；在很多地方人們在祭奠親人的的時候，開始用獻鮮花代替了焚燒紙錢的形式。民俗活動只有與時俱進地改變破壞環境的陋習，才能被變化的時代所接受，才能植根于中華民族的土壤中被發揚光大。

參考文獻：

[1]王加華：被結構的時間：農事節律與傳統中國鄉村民眾時間生活，民俗研究2011.3.71

篇（9）

關鍵詞：農村生態文化；農民；生態意識

一、前言

面對現今日漸嚴峻的生態系統退化、環境污染和資源約束，黨的十提出了農村生態文化的建設。農民是農村人口的主力軍，其生態意識和文明理念的提高與農村的生態文化發展有著必然的聯系，農村人口需樹立起保護自然、順應自然和尊重自然的生態意識，與政府的社會建設、文化建設、政治建設、經濟建設相結合，為建設美麗的中國做出努力和貢獻。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可持續發展，農村生態文化的建設迫在眉睫，農民的自我生態意識也應有所提高。相關政府機關需將農村的文化建設和生態建設相結合，以農民自我生態意識的提高為基礎，切實加快農村的生態文化建設。

二、農村生態文化建設及提高農民生態意識的重要性

（一）農村生態文化建設

農民在特定的本土生存環境下，逐漸發展并形成的生態價值觀被稱為農村生態文化，廣義的農村生態文化集中反映了農村人口的生存方式，也體現出自然與人和諧共處的發展趨向，主要分為物質層面及制度層面和精神層面的各種農村生態文化內容。狹義上的農村生態文化是指精神層面上的生態文化，主要是指以農村生活和農業生產為基礎，將維護生態平衡和創建美好生活作為目標，逐漸建立起的一種生態價值觀和文化系統。農村生態文化的建設是自然與人和諧共處關系形成的關鍵，同時也是人與社會及人與人之間共贏友好的合作狀態。

建立完善的管理體制和完善的法規體系是農村生態文化建設的關鍵，也是其主要任務。相關部門需大力普及生態及科學知識的教育工作，引導和培育以生態為主體的消費形式及生產方式，致力于環境保護和資源節約等社會價值觀念的構建。農民自我生態意識的提高能夠積極推動農村生態文化的建設，農村生態文化的建設既與自然環境生態文化相關，也于生態中人文和交往文化離不開關系。

（二）提高農民生態意識的重要性

生態意識是人們對于自然和人類關系的一種全新認識，并由此衍生出來的一種價值觀念。良好的生態意識能夠科學的幫助人們處理自然與人類之間的關系，讓人們正確的認識到自身對生存環境的依賴性，進而減少對大自然的掠奪，保證生態環境的可持續發展，實現自然和人的和諧統一。農民自我生態意識的提高能夠讓其認識到人類發展中自然環境的重要性，隨著他們自身生態意識的提高，會逐漸參與到農村生態環境的建設和保護中來，而農民公眾的參與程度也決定著農村生態環境的建設程度。

農村人口的素質高低決定著農村生態文化建設的進程，因此，建設農村生態文化的重點為對農民進行相應的的生態文化教育。相關部門需從終生教育、全程教育和全民教育等方面進行生態文化的教育工作，其中包括青少年的家庭教育、學校教育及成年人的社會化教育。我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有近一半的人口為農民，因此農民自我生態意識的培養是農村生態文化建設中具有重要意義。

三、提高農民生態意識的策略

（一）開展相應的生態教育活動

現階段的農村缺乏對生態文化的教育，相關部門應做好培養農民生態意識的工作，通過開展相應的生態教育活動加強農民的生態保護意識。可定期利用網絡媒體，組織農民觀看有關生態環境等方面的紀錄片，加深農民對生態環境的認識。可通過宣傳教育工作讓農民認識到惡劣的農村生態環境現狀，進而提高農民的責任心和危機感，讓農民逐漸形成良好的生態意識。此外，定期開展的科普活動也有利于提高農業生產生態化和科學性的提高。

（二）發展良好的農村生態經濟

積極發展農村的生態經濟，能夠有效促進該地區內的人類生態、自然生態、精神文明、物質文明和環境保護和諧統一的發展，激發農民自我生態意識的提高。農村地區需充分認識到自身地理優勢，注重現代化農業和生態經濟的發展。若擁有良好的自然條件，則可在現代化農業的基礎上發展生態旅游行業，以因地制宜和保護環境為前途尋求農村經濟多元化發展模式，激發農民自我生態意識的提高。

（三）建立健全的環境法律法規

現行的環境法律體系在農村污染防治方面并無完善的規章制度，對農村中農藥、化肥、畜禽等易產生污染的事物缺乏相應的規定，農民在無法律約束的情況下大量使用此類產品，導致生態環境的破壞。相關部門應建立和完善關于農村生態環境的法律法規，并加強執行力度，確保農民生態意識的提高，并加以約束，以保證農村生態環境的可持續發展。

（四）投入完善的環境基礎設施

現階段農村的環境基礎設施相對落后，垃圾處理設施的缺乏導致農民不合理的處理生產生活垃圾，進而對生態環境造成負面影響。政府部門應高度重視農民生態意識的提高和農村環境的保護，投入相應的環境基礎設施，完善該地區的環境管理體系，加強對生態環境的監督，做到責任到人，切實提高農民的自我生態意識。

四、結語

農村生態文化和建設與農民自我生態意識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二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建設農村生態文化是保證整個生態文化可持續發展的關鍵，是實現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核心環節，同時也是構建環境友好型和資源節約型社會的重要基礎。建立起良好的農村生態文化需經歷較為復雜的過程，相關部門必須把握好生態文化的意義、任務和內涵，致力于生態文化環境的建設和宣傳，才能在農村領域形成良好的環境保護輿論，提高農民的自我生態意識，進而推動農村生態文化快速穩定的發展。（作者單位：石家莊學院）

篇（10）

文學作為一門語言藝術，是以言語為基本符號，以社會語境為中介，通過讀者與作者的心靈溝通而得以成全的話語系統，是一種社會權利關系纏繞的意識形態形式。哲學認為，“社會存在決定著社會意識，社會意識對社會存在具有能動的反作用”。伴隨著現代化進程的飛速運轉，生產力的高度解放、發展，現代科技的快速升級換代，市場經濟的不斷壯大，以及人類征服自然能力的加強，由大自然的神秘而致的對大自然的那份敬畏，以及與大自然和諧共處的“族親”意識正日趨消減。這種消減首先表現為現代文明進程中科學話語、科學理性對大自然神秘感的“祛魅”。人類對自然界產生敬畏的諸多因素之一，是自然神秘感的存在，然而隨著現代社會理性色彩的日趨加強，許多原來不可知的現象得到了自然科學的解釋，于是，自然界的神秘性就消失了。“葉廣苓《長蟲二顫》中，在顫坪調研的中醫學院教師王安全，用中醫學的知識重述了殷姑娘用扁豆花下蠱的傳說，消解了山間巫蠱之術的神秘性”；“《老虎大福》中黑子撲朔迷離的野性背景，在二福從楊陵農學院獲得生物學知識后被終結，‘豹和犬是兩個科目，受基因限制，它們之間不可能有任何雜交成果，黑子……沒有任何野性背景’”①。科學話語的傳入，使自然的神秘性消解，人類對大自然的敬畏之心也由此淡化。其次，這種削減也表現為，市場經濟不斷壯大中商業話語對人類與非人類生命“族親”意識的淡漠。隨著市場經濟的引入，“族親”意識已成為一個遙不可及的神話，金錢成為衡量生命價值的一般等價物。出于金錢的考慮，利益誘惑產生了人對自然和其他非人類生命理直氣壯無所顧及的掠奪：“籠里的猴對村民來說都是錢，活的錢”（《猴子村長》）②，迫切的致富欲望和精明的物質利益計算，使村民對猴群進行了滅絕式捕殺。在商業話語系統中“錢”成為了使用頻率最高的詞匯，人與大自然、與其他非人類生命之間的“族親”之愛被淡漠了。

由上可知，伴隨著現代文明而出現的科學話語、科學理性、商業話語使人對大自然的敬畏、人類與其他非人類生命的“族親”之愛消解了。然而，與現代文明的科學性、商業性相比，少數民族文學話語系統中保留了較強的生態倫理意義，處理了人與自然、人類與其他非人類生命之間的倫理關系。這一倫理體系的核心是人對自然及非人類生命的敬畏，以及“族親”之愛。

少數民族大多分布在云南、貴州、廣西、內蒙、新疆等邊緣地區，由于地勢原因經常處于青山、綠水、奇花、異草、野生動物等的環圍之中，因而在少數民族文學作品中，關于這些動植物的描述以及圍繞著它們展開的故事較多，基本上每個民族的民間故事集中都有關于動植物的描寫。仔細分析這些少數民族民間動植物故事，發現它們都摹寫出了人與自然、人類對其他非人類生命真誠相待的友愛圖景，這主要是通過兩種形式來進行呈現：一是正面書寫人出于天性的善良、淳樸對動物的友愛。如錫伯族民間故事《黃狗小巴兒》中，傻子老二好心收留黃狗小巴兒，在被嫂子趕出家門后仍和小巴兒相依相靠和諧生活，在黃狗小巴兒被嫂子棒打死后，如伙伴般將其安葬，經常上墳探望，表現出一份“族親”之愛。與此相類的故事還有錫伯族民間故事《鸚哥的故事》、滿族民間故事《扇子參》等。二是側面烘托人對動物的寬容友愛之情。如錫伯族民間故事《狗和人是怎樣交朋友》狗在分別與野兔、狼、熊的相處中每次都因自己的叫聲而被排擠，幾經選擇、幾經對比，最后轉向人類，人類沒有排擠它反而視它為朋友。在選擇與對比中，側面表現出了人對動物的友愛之情。另外，錫伯族民間故事《老虎、蛇、蚊子、燕子和人》、《狗和兔子》，瑤族民間故事《馬交朋友》等也都以同樣的形式側面表現了人對動物的友愛之情。

與人對動物的寬容、友愛相聯系的是由它而衍生的動物對人的友愛的回報。少數民族民間故事中有一大部分故事都通過動物對人善行報答的形式，表現了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主題，研究者將這一形式通稱為“動物報恩型”模式。如滿族民間故事《達布蘇與梅花鹿姑娘》通過達布蘇解救、悉心照料小鹿，之后小鹿幻化為一美麗姑娘與之成親的故事，表現出了人對動物友愛，動物對人進行善報的主題。在這里報恩的動物不僅限于溫順的鹿、蛙、兔等，甚至兇猛的動物也懂得報滴水之恩。當然，與之相反也有表現惡有惡報主題的作品，如滿族民間故事《薩滿捉參》中薩滿捉參的結果就是被海浪卷進江底淹死了；《棒槌孩》中小蘑菇頭他訥、他瑪捉棒槌精吃以求長生不老的結果便是被打個頭破血流。特定空間的倫理取向的提煉與凈化，顯現了話語系統中的生態倫理色彩。

總之，少數民族文學中人對動物的友善以及“動物報恩型”的模式都表現出了人與自然、人類與其他非人類生命之間深深的“族親”之愛，體現了強烈的生態倫理意義。與此同時，少數民族民間故事中保留的許多自然景觀的由來、形成背景也顯現了一種生態倫理意義。滿族民間故事中的風物傳說《湯池的來歷》，孝敬公婆的媳婦用手捧著火柴燒熱了結冰的水泡子，從而化作驅病除邪的湯池；《紅羅女》，美麗正直的紅羅女把昏憒的皇帝捉弄的丑態百出，最后幻演成鏡泊湖景觀之一。這些故事中演繹自然景觀的由來是跟人類的善行、善德聯系在一起的，表現出了人與自然、人類與其他非人類生命天人合一、和諧共處的愿望。

少數民族話語系統從人與自然、人類與其他非人類生命友善相待的“族親”之愛，以及人與自然、人類與其他非人類生命天人合一、和諧共處的愿望中體現了生態倫理意義，表現出了人對自然的敬畏，與非人類生命和諧、平等、共存的愿望。這不僅為近年伴隨著現代化進程飛速運轉帶來的日趨嚴峻的生態問題而產生的像于堅、賈平凹、張煒、遲子建等的生態創作，以及由之興起的生態環境美學奠定了基礎，同時也暗示出現代話語對原有空間倫理關系的沖擊與破壞，并隨之衍生出了更為復雜的價值立場和倫理體系，即在“現代”與“傳統”，“原始”與“文明”之間文學該如何為自己尋求合適和合理的支點。“現代”“文明”的進程在理論上本應是促進文學不斷進步的動力，然而文學的發展似乎并不與文明的進化相符相成。伴隨著現代文明的發展而文學一直恒久不變的東西是“人文精神”“人文關懷”，它們是文學得以生存的不竭動力。回顧百年文學，上世紀處以來，中國文學以不斷書寫對人的價值和權利尊重的人文精神追隨著“德先生”的指引。在少數民族文學中，少數民族作家們把人文精神中尊重的對象拓展到人之外的自然和其他非人類生命，實現了生態倫理與人文精神的對接，是人文精神發展至生態倫理精神，使自由、平等、博愛的理念由對人與人之間關系的調整惠及到自然和非人類，拓展了人文精神的理論內涵。我們在談論保持人類尊嚴的時候，保持人與自然的和諧、共處、發展，保持人對動物的尊重，是保持人類尊嚴的一個重要部分。然而，“科學”“文明”和“民主”一樣，在一個世紀以來一直散發著激動人心的光華。現代科技在帶來舒適、方便和快捷的同時，漸漸也顯示了它在賦予人類征服自然能力之后對生態環境的負面影響，因而如何評價現代科技為文學敘事的一個重要維度。理性考究，其實現代科技本身并不具備善惡品質，區別在于如何使用，而關鍵點還在操控它的人類。我們在接受現代科技的同時，也要尊重傳統的生態倫理；破除封建傳說的同時，也要尊重其蘊含的生態倫理，只有這樣才能通過話語生態的重建來達到恢復和保護自然生態的目的。少數民族作家作品中的這種人與自然、人類與其他非人類生命的生態倫理意識，為文學處理現代與傳統、科學與人文關懷之間復雜的價值立場和倫理關系體系，尋求到了合適合理的平衡點。中國文學的敘事書寫既可以從中獲取一套生態話語系統，同時也能通過對現代科技的合理評價來搭建保護自然生態的橋梁，在這一點上少數民族文學給予中國文學予重大的啟示。

參考文獻：

[1]李玫.空間生態倫理意義與話語形態[J].民族文學研究，200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