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學論文匯總十篇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古代文學論文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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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學論文古代文學研究生培養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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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比國外高校的中文專業看中國古代文學課的重要性

在國內大學中文系的漢語言文學專業教學體系中，中國古代文學課或者中國古代文學史課程是一門專業必修課，是中文專業的重中之重。該課程一般有兩學年的教學任務量，由此可見，中國古代文學課程在中文專業中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那么國外大學的情況又是如何呢? 在歐洲，開展漢學研究較早的大學里，教授很重視對中國古典文獻的研究，甚至很重視培養學生對古文原典的解讀學習。在近鄰韓國，中國文學課在很多高校的中國語系都占有一定的地位。韓國大學里開設中文本科專業的學校現在超過了一百所，各大學的專業名稱不盡相同，有的稱作中國語言文化專業，有的稱作中國語專業，還有的是在中文系下面設立不同的專業方向，比如中國通商、中國語言文化等。這里談的主要是中國語言文化方向的中文專業的情況。筆者 2012 年曾在韓國慶南大學中國學部講授一年漢語，了解了慶南大學中國語言文化專業的課程設置。在大二和大三兩個學年中，學部為中國語言文化專業的學生分別開設了中國古詩選讀、中國古代散文、中國古代小說和中國古代文論四門課程，學時與其他專業基礎課等同，均為每周 3學時。通過對這四門課程的學習，中國語言文化專業的學生比較系統分項地學習了中國古代文學的知識，閱讀了經典的原典，同時對中國文學的特質以及主要的文學類型的發展有了大致的了解。學生們學習的文本是繁體漢字，這樣可以一邊學習古代文學一邊實現認知繁體漢字的目的，這對于中國語言文化專業的學生來說是很有必要的。韓國的其他高校也很重視古代文學課程。韓國學者文大一在其文章中列舉對比了首爾大學和成均館大學的中文課程。其中首爾大學在一年級開設中國古典文學探索，二年級開設中國歷代詩歌講讀，三年級開設中國文學史課程，文學類課程占總課程的 47%。成均館大學二年級開設中國文學史，三年級開設中國名詩鑒賞、中國小說概論、中國詩曲的理解等課程，文學類課程占總課程的 26%。有的學校在專業學習的初級階段概括介紹中國的文學概況，隨著學生漢語學習的不斷深入，在三四年級開設文學、詩歌等文獻閱讀課程，此階段倡導學生閱讀中國文學原著，切身感受中國文學的魅力。朱錦嵐老師提到韓國加圖立國立大學自 20 世紀 80 年代末，取消了畢業論文，代之以 5 門課的畢業考試，而這 5 門課中，有 3 門是必選課，包括中國文學史、古代漢語和現代漢語。2007 年畢業考由 5 門減少為 3門，即中國語、漢字和中國文學史。可見，在對中文專業畢業生的學科知識要求方面，中國文學史的內容絕對不可缺少，是在課程體系中占有很大比重的專業課程。同時外國留學生學習漢語言專業與中國學生學習外語語言文學專業相類似，都是以學習母語以外的其他語種的語言文化為基準的四年制本科學習。從國內外語專業的名稱來看，我們的外語專業的名稱都是語言與文學并重，如: 英語語言文學、日語語言文學、俄語語言文學等，專業的名稱就體現出了學習的內容，即要學習該門語種的語言也要學習用該語種成就的文學。例如英語語言文學專業的專業課程就一定要開設英國文學選讀、美國文學選讀或英美文學史這類課程。學生們通過對這類課程的學習，可以學習到經典英語作品，真正掌握該語言在文學方面的體現和運用，進一步增強其對語言的領悟。因此，外國留學生的漢語言專業中，中國古代文學課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三、中國古代文學是留學生探尋中國文化內核的一把金鑰匙

語言是工具，是載體，文學以語言為工具，展現豐富的人性以及一個民族的精神面貌。中國古代文學就是中國傳統文化精髓的一種映現。它對提升人的精神世界，增加人的文化底蘊有重要意義。“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失去文化精華土壤的語言是蒼白的，也是沒有深度的。季羨林老先生曾寫道: “離開了內容，離開了語言的內涵，根本談不上什么語言。不涉及一個國家的歷史、文化、社會風習等等，語言是學不好的。這是學習語言的基本原理。凡是學習外國語言者，都必須把語言學習和文化學習結合起來。”中國文化的內核追求平和、含蓄、中庸，中國文人高潔的品性，憂國憂民的情懷，謙遜重義的處事準則都體現在古代文學作品中，這些承載著中國寶貴文化的文字都傳承著中國文化的血脈。“文學語句中包含著漢語本身的文化內涵及中國人的審美心理。中國古代文學以生動具體的方式體現著中國文化的基本精神及中華民族的價值觀念。”古代文學作品中深深地蘊含著中國的精神和中國的脊梁。外國學生學習中國文化，一方面體現在中國的飲食文化、民俗文化、建筑文化等方方面面，更多更重要的是體現在中國的哲學思想和文學精髓中。中國古代文學課就是這樣一門讓學生體會文化精髓的課程，它承擔了審美鑒賞與性情熏陶的美育任務。黃愛華老師認為“古代文學課是為了培養學生們講授、闡釋、鑒賞和分析中國古代文學作品的能力，進而借助文學這一載體傳播中華優秀民族文化的專業基礎課，它是通過對語言藝術的審美鑒賞進而吸收和理解中國文化，在傳授文化知識之外，通過文學作品的內容輻射出中華優良傳統的精神內核，通過作家的人格魅力和作品的藝術感染力集德育、智育、美育等多重功能于一身，具有獨特價值的課程。透過語言的外衣深入到一個民族的精神，這才是文化重要性所在。”誠哉斯言! 通過朗讀并學習陶淵明的田園詩歌可以讓學生在平淡醇美的自然風光中見詩人心情的恬靜，淡泊名利，在率真的白描中透顯深遠的精神境界，讓學生體會中國文人的精神情懷; 在白居易的現實主義詩歌中與詩人一同體會平民百姓的艱難生活，從而也培養學生對勞苦大眾的深切的同情心和情操;在易安詞作中領悟含蓄蘊藉，詞的委婉曲折并留有無限想象，好似中國水墨畫般悠長。這些都是屬于中國的文化經典，是中國文化的驕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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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素質教育的提倡，建構主義教育理論與雙主體教學理論為越來越多的教師所認同，他們開始轉變觀念，越來越注重學生的主體地位，越來越強調以學生為中心。這是教改中最為可喜之處，因為觀念的改變可以促進教改的深入與發展。但是在實際操作中，有時矯枉過正，重學生卻輕教師。具體表現在，以學生的興趣為導向標，忽略了教師自身的引導作用。事實上，素質教育在強調學生的主體地位的同時，也強調教師的主導作用。這種誤區的形成既有主觀因素，也有客觀原因。主觀上，教師的動機是好的，但效果卻不能與動機成正比。傳統的古代文學教學模式往往采取“作者介紹———思想內容———藝術特色”的三段論式教學，這種模式今天依然有著較大的市場。這種教學方式，往往“面”鋪得較廣，“點”挖得不深，教師更多的是充當了知識的傳聲筒，因而課堂教學引發不了學生的興趣。為改變這種現狀，吸引學生的注意力，一些教師就通過講述作者的生平故事、文壇趣事、野史逸聞等相關內容來豐富教學課堂。這樣的穿插教學本無可厚非，首先它能吸引學生的注意力，保持良好的教學秩序。其次，在一定程度上也能擴大學生的視野，增加知識面。但是，一旦不能把握好“度”，過分傾斜于此，教改就會走向誤區———為吸引學生而忽略了教師的主導作用，傳授了基礎知識忽略了能力培養。客觀上，隨著教師教學評價體系的改革，學生評教成為教師教學評價的重點，從某種程度上說，教學業績的好壞取決于學生的喜好。學生評教的角度往往從自身的興趣出發，要求課堂氣氛輕松，不能注意到知識的系統與銜接，不愿接受思考與科研的辛苦。一堂生動的好課就被狹義地理解為多講故事、多舉事例。筆者曾就“如何上好古代文學課”向學生展開調查，70%多的學生認為文學史及作品枯燥了些，要求老師“多介紹一些背景知識、作家生平及相關故事”。此外，在古代文學教學中明顯感覺到:學生對小說教學的興趣遠遠高于詩文教學。教學評價體系以學生評教為主，勢必對教師的教學活動產生誤導，為獲得學生的高分評價，一些教師的教學自然會迎合學生的口味。教與學的相互融洽，應該是教學中的極高境界。然而，以犧牲教師的主導地位為代價換得的“融洽”，應該說是得不償失的。學生得到的是信息時代網絡書籍上輕易可得的“趣味”，失去的是培養能力時代的能力喪失。最典型的莫過于四年本科畢業，畢業論文都無從下手。

(二)重手段輕方法

當今社會是信息化的社會，社會的進步帶動了教育的發展，現代科學技術正越來越深入地走進教育，多媒體教學就是最好的說明。小小三尺講臺可視接千里，耳聽八方。教學容量增加了，教學效率、效果提高了，教學的生動性、直觀性加強了……多媒體教學正顯示出其巨大的優越性。正如一枚錢幣有正反一樣，多媒體教學中也存在誤區，這就是重手段輕方法。明顯表現在多媒體課件蜂擁而上，教師教學方式方法依然陳舊。以古代文學教學為例，教學方法依然是傳統的“三段論”直講，不同的是將粉筆板書換成多媒體的屏幕顯示，配以一些畫面與音樂。其最終除增加學生的感官刺激外，與傳統的教學效果并無二致。這種現象的形成，筆者認為主要的原因是對多媒體教學認識的偏差。作為現代教育技術重要手段的多媒體具有時代性，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是衡量辦學、教學的一個重要指征。無論是對學校的本科教學(研究生)驗收還是對教師的教學評價，多媒體教學都是一個重要的參照因素。多媒體教學的重要性，往往使人們在認識上產生一種錯覺:凡運用了多媒體的教學就是教改，就是好課。事實上，多媒體只是適應時展、以計算機作為知識載體的教學手段。多媒體(計算機)教學始終也只能是一種輔助的教學，它不可能改變整個教育過程中的實質，教學的主體只能是教師與學生。這就好比教師是廚師，學生是吃飯者，多媒體是灶具、炊具。飯菜是否可口，關鍵是廚師的手藝和學生的胃口。灶具、炊具最大的影響只是在于做飯的功效。一堂好課，手段固然不可缺少，關鍵還是在于教師的教學方法。衡量一堂好課并不能以是否運用了多媒體技術為標準。曾經有幸聆聽過中國文學研究所楊義先生的兩次講課，沒有多媒體技術的幫助，卻依然讓我們有如沐春風之感，領略到“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的內涵。應該說，教師的主導地位就體現在教師的知識積累及傳授的方法上。重手段輕方法，只能使多媒體教學成為新瓶裝舊酒的傳統教學模式的翻版，而不能正確合理地使用現代教育技術。教師自身的現代教育技術水平也是形成重手段輕方法的一個原因。多媒體教學中，教師運用最多的莫過于教學課件。課件的來源，或是自己制作，或是網上下載，或是花錢購買。自己制作的課件，因為計算機知識的欠缺，往往只能以幻燈片的形式出現，結果無非是將原來粉筆的板書變為電子板書，換湯不換藥，不能有效地發揮多媒體的作用。網上下載或購買的課件，因為“舶來品”的緣故，教師不熟悉教學內容，喪失教學的主動性，很可能導致“照本宣科”。此外，由于現代教育技術水平的限制，課件往往重復使用，修改的概率微乎其微。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就使得教學模式固定化，從而抹殺了教學中的個性、特色與靈活性，限制了教師主導作用的發揮，自然也就陷入了重手段輕方法的誤區。

二、特色課堂的構建———古代文學教改的應對措施

美國教育學家杜威有句名言“教之于學就如同賣之于買”，也就是說:要讓學生會學，教師就必須會教。古代文學教學的目標應該是，讓學生在掌握古代文學知識的同時，增加人文素養，陶冶性情、情操，提高科研創新能力。基于此，筆者認為充分運用多媒體技術，優化教材與課堂結構，發揮教師主導作用，構建特色課堂至為重要。古代文學特色課堂構建的前提條件是有效地完成教學內容。原則是充分發揮教師與學生的主體作用。目的是使學生掌握古代文學知識，提高科研創新能力，增強人文素養。為此，筆者將古代文學特色課堂分為三個有機組成部分

(一)強化記憶的自學課堂

該課堂體系的特色就在于，以學生自學為主，利用多媒體技術，將古代文學的基礎知識與古代文學學科的考試相結合。具體操作上，以教師為主導，首先將文學史的發展脈絡介紹給學生，使學生對古代文學史在總體上有一個宏觀的把握，以便在今后的學習中做到知識的系統化與完整性。比如，介紹到魏晉小說，可以將中國古代小說的發展脈絡加以介紹;學習宋代詩歌，可以將北宋、南宋詩壇加以概括。接著，在多媒體的教學屏幕上顯示一個教學單元的基本練習，諸如作家的字號、作品，名句的填空，文學流派的解釋，作家創作的概況等基本知識，由學生在課前預習及課堂開卷的基礎上隨堂完成。學生的練習作為該門課程總成績的一部分。這樣的教學課堂，可以充分優化教材，將教材中最基本的知識以相對少的教學時間梳理出清晰完整的線索并加以強化訓練。同時，通過強制也可以加強學生學習的自覺性與主動性，打好古代文學的基礎，杜絕平時作業中的抄襲及期末考試時的臨時突擊和舞弊現象。

(二)“授之以漁”的能力訓練課堂

該課堂的特色主要是對教材中的重點章節有選擇地進行專題講述，目標是培養學生的科研創新。專題教學中教師可將自己的科研成果、參考資料等通過多媒體屏幕介紹給學生，進而教給學生研究的方法。比如，講解姜夔作品，可以結合周濟的《宋四家詞選》、《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等的評論加以講評。講授清代小說時，可以將當今學術界的研究成果、研究熱點、研究空白等介紹給學生。據筆者了解，這樣的教學內容還是比較受學生歡迎的。究其原因，主要是學生認為教師不是教“死書”，能擴大他們的視野，調動和激發他們的科研創新能力。專題研究教學也可以采用討論教學，可以事先布置討論題或讀書報告，要求學生查閱資料，課堂上以學生介紹資料綜述及自己的觀點為主。如《聊齋志異》專題可重點分析其女性形象。《聊齋志異》幾乎所有的愛情故事都是狐仙鬼女主動找書生，并且一見面就委身于書生，就此可讓學生展開討論，進而深入探討作者的女性觀。教學中，應根據教學課時及教學要點設計好一學期的教學專題，如，唐代文學中的“李白研究”、“杜甫研究”等，教學不要求面面俱到，重在給學生以啟發，培養學生的能力。這種教學課堂，可以突出教材的重點，重要的是通過平時的訓練，培養學生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為畢業論文的完成打下基礎。同時，也可以避免學生畢業時，論文無從下手，抄襲、剽竊他人勞動成果的現象。

(三)增強人文素質的情商課堂

“情商”是心理學家相對于“智商”提出的一個概念，是指人在情緒、情感、意志、耐受挫折等方面的品質。在這一點上，古代文學課占據了得天獨厚的條件，在古代文學作家作品中，很多地方顯現著健康健全的人格魅力和優良的民族美德。如果引導得法，古代文學課完全可以成為生動的美育課，給學生以心靈的洗滌與凈化。情商課堂的創立就是要聯系古代文學作家作品對大學生進行人生教育，以此增加大學生的人文素養，提高大學生的審美直覺能力，增進大學生的社會責任感，進一步塑造大學生的健康人格。情商課堂可以通過學生感興趣的作家生平經歷，針對現實生活中的熱點話題，展開討論，從而樹立正確的人生態度。如蘇軾生平經歷坎坷，但在逆境中始終能保持一份樂觀。《瀲湖上初晴后雨》《前赤壁賦》《水調歌頭》都表現了這一共同特點:人生的不快、不順、不幸、不如意都在對自然、生活的熱愛中得以化解。將蘇軾的人生態度與當前大學生找工作的挫折相聯系，會給學生很好的人生啟示:遇到挫折，如果一味自怨自艾，生活的天空會一片黯淡;只有盡量去尋找、發現生活中的美，生活中才會海闊天空。該課堂也可以在講解作品時聯系相關話題，對現實生活中的普遍現象進行思考。如講解《紅樓夢》時，可將賈府的腐敗與當今的社會現實相結合。賈府的腐敗包括政治的、經濟的、道德的三方面，賈府的腐敗是它走向滅亡的一個重要原因。腐敗不僅是封建社會的毒瘤，也是當今社會的毒瘤，通過《紅樓夢》的學習，可以知道反腐倡廉的重要意義。愛情是文學永恒的主題，也是大學生最感興趣、最敏感的話題。《聊齋志異》中一些篇目(如《葛巾》等)的女性毅然離開了原先的“愛人”，可以聯系近年來大學生因失戀輕生的現象，探索其原因，對大學生進行愛情觀、生命觀的教育。此外，情商課堂還可以通過對古代詩詞的欣賞、朗讀陶冶大學生的性情，培養其審美欣賞的直覺能力，增加學生的學習興趣。教學中，利用多媒體手段，將音樂、畫面、朗讀等多種手段有機結合，可以達到很好的效果。情商課堂可以使學生從書本走向生活，可以使古代文學教學更貼近現實人生，從而增添時代氣息。這是中國古代文學優秀傳統薪火傳承的重要途徑之一。作為高等院校的學生，人格的塑造，對今后走向社會至關重要，因此，情商課堂的構建是高校古代文學教學的一個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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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雕版印刷傳播時代雕版印刷時代出現于隋唐時期，這主要歸功于印刷術的出現，其對古代文學傳播形式的變革發揮了巨大作用，這一時期主要是抄寫載體的改良，使得古代文學傳播范圍更加廣泛，傳播力度更大，傳播內容更加豐富，傳播更加簡便快捷。在經過了漫長的紙質作為載體的傳播形式后，紙質載體的生產工藝得到了巨大的發展，在生產數量及質量上都得到了極大的提升，紙張質量的提高及生產規模的擴大，使得其在民間的運用更為廣泛，尤其是隋唐時期實行科舉制度以來，政府大量整理古代經典文學，被通過紙質載體記錄下來，有效地促進了雕版印刷技術的進步。加之民間藏書風氣的盛行及書籍買賣市場的不斷發展成熟，這些對雕版印刷技術的進步都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如作品《上官昭容書樓歌》中寫道“君不見洛陽南市賣書肆，有人買得《延神記》”，可以看出當時書籍市場已經較為發達了。我國當前留存下來的經典名著，都是通過雕版印刷技術的發展并作為載體的形式流傳下來的，雕版印刷時代在我國古代文學的傳播中占據重要地位。

二、中國古代文學的傳播方式

1.語言傳播一是通過口頭語言進行傳播。在沒有文字等傳播方式之前，口語傳播成為最主要也是最快捷的傳播方式。人們通過口頭語言來進行相互間的情感及信息交流，隨著社會的發展及人們社會經驗的積累，口耳相傳愈發成為古代文學的重要傳播途徑。古代文學的創作及傳播都是通過口頭傳播來實現的，如我國的一些神話傳說等，以及一些“志怪小說”等也是通過古人的口耳相傳得以流傳下來，待到文字記載的形式出現后，才被文字記錄下來并產生了新的文學傳播方式。如《詩經》中的風雅頌等都是通過口頭語言傳播下來的。二是樂工說唱傳播。樂工對詩詞進行說唱演奏并成為風氣始發于魏晉南北朝時期，至隋唐時期已十分興盛，這一時期文人創作詩詞等文學作品，樂工采用說唱的形式將詩詞傳播開來，成為當時文學作品傳播的重要方式之一。樂工向文人索詞并贈金，不僅可以讓文人獲得物質上的利益，通過樂工的說唱傳播，還可以將其作品廣泛傳播，增加知名度，兩者可謂相互促進及共贏的關系，因而當時有不少文人為迎合樂工的需求，而創作一些具有很輕押韻美感及詩詞。如柳永赴京時，出現“暇日遍游妓館，所至，妓者愛其有詞名，能移宮換羽”的情況。三是唱和及說書的傳播方式。古代文人名士經常聚在一起飲酒作詩，我國很多名詩名詞也是在文人名士聚會中現場創作的，并經過一些名流的推崇被廣泛傳播下來，如王勃在去豫章赴宴時，當場創作《滕王閣序》，經名流官宦推崇傳播后，流傳至今，仍具有很大的影響力;此外，在民間還有一種說書的形式對古代文學進行有效傳播，如我國四大名著《三國演義》《西游記》等原本并不是流傳十分廣泛，反而是通過民間說書人一代代、一遍遍的說評，才在民間廣為流傳，產生巨大影響力的。《三國演義》等故事至今之所以能在民間耳熟能詳、婦孺皆知，其重要推手就是民間說書人不厭其煩的一遍又一遍的評說。

2.文字傳播文字的出現在古代文學的傳播方式上引發了巨大的變革，不僅有效彌補了口頭語言傳播所具有的時間及空間的局限性，還改善了口頭傳播容易誤傳及信息的不完整的缺陷。自文字傳播載體的不斷發展及印刷術的出現，文字傳播成為古代文學傳播的最重要方式。題壁傳播題壁傳播在古代十分流行，尤其是在唐宋時期更是盛行一時，當時很多文人出于各種考慮，常常將自己創作的詩詞題于墻壁、樹木及名勝古跡上，加之那時候的文化及交通十分發達，文人遍游大好河山的興致十分濃厚，這也為他們將詩詞題壁創造了必要的條件，同時由于題壁及石刻的形式能夠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有效地保存詩詞，因而通過題壁的形式，古代文學能夠很好地完整保留并傳播下來。當前，我國的很多古代文學作品都是通過摘錄題壁獲得的。如詩人陸游的《釵頭鳳》及很多無名氏的作品都是通過題壁保留和傳播下來的。文本傳播隨著印刷術的不斷發展，使得文學書籍作品的借閱及抄寫更為簡便，古代部分家境貧寒的學子為了讀書，經常采取借閱和抄寫的方式。此外，對于部分經典名著，部分文人出于雅興而對其進行抄寫收藏，這使得古代不少文學作品能夠在民間傳播開來，如《文選注》等作品;同時古代部分禁書，為了防止其失傳，常常采用手抄的形式將其保留下來，如《金瓶梅》等作品。通過借閱及手抄的形式，大量古代文學作品都得以保存傳播下來，為我國古代文化的完整性作出重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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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學論文對外漢語專業古代文學課程建設之我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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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丘地方文獻看似范圍狹窄，其實包含的內容非常豐富，它時而反映的是升平盛世，時而展現的滿目瘡痍，時而是才子佳人的文人風流．時而是忠臣志士的慷慨悲歌，無論是兼濟天下，還是獨善其身，無論是嬉笑怒罵，還是嗚咽悲鳴，都真切地展現了文人們的心靈圖景和時代烙印。要想了解這些豐富多彩的內心世界和外部圖景，只有建立在收集整理、研究地方文獻的基礎之上，而不是簡單地照搬古人，或是生拉硬扯、人云亦云，比如有的學人為了追述商丘久遠的歷史，把甲骨文中的“商丘”均認為就是現在的商丘；為了追述商丘是商朝、商文化的發源地，把閼伯和契視為一人；把商人的征伐說成是旅游，進而得出商丘是中國旅游的發源地。顯然，這與實事求是的學術研究精神是有悖的。另外，明清時期的歸德府家族文人群與明清易代的慷慨悲歌。可以說是商丘地域文學(文化)的重要分支，然而長期以來并未受到人們的重視。即便有些關注，也往往是人云亦云。之所以出現這些問題，其原因就是對商丘地方文獻的收集整理不夠，造成視野不廣、“文獻無征”。這與地域文學傳統的挖掘和地域文化精神的建立，是不相協調的。甚至是十分有害的。在教學中挖掘地方文獻、充實地域文學(文化)知識，能夠發揮文學(文化)的熏染和教育作用。商丘地方文獻中有著豐富的文學與文化圖景。比如，張巡、許遠的忠貞之情與睢陽保衛戰的激昂慷慨，明末呂坤、沈鯉的憂國憂民與鯁直方正，侯恂、侯恪所代表的東林黨人正直慷慨，很好地詮釋了“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的用世精神，這些與愛國精神培育、中國夢的詮釋是一致的，今天依然有著重要的教育意義。

二、整理地方文獻、充實古代商丘地域文學

文化知識的探索與中國古代文學教學相適應的地方文獻主要是指其中的古籍，“大而言之，可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從著作者著眼。即凡鄉人著作，不論其內容是否涉及鄉土史地，不論其為經史子集，均屬于地方文獻之列；另一大部分從著作內容著眼，即內容涉及本地方的古籍，如舊志、史載、詩文、疏奏、家譜(以及碑版、題刻等雖不以書籍形式傳流者)等等，均為地方文獻之類。”Ⅲ位于黃淮海平原的豫東商丘，地域文化資源豐厚，歷史上雖然經歷多次黃河水患，一些文化遺跡塵封地下，但保留至今的地方文獻仍十分豐富。從本校圖書館地方文獻部目前收集的情況來看，大致形成了商丘古代文人著述、家譜、金石拓片、古舊地方志等四大系列。其中商丘各地文人作品有記載者共計680人，著作近2000余種。存世者約600余種：家譜已有350余部1800余冊；金石拓片共計5大系列、11類、1430余種，近1500幅。包括商丘、豫魯蘇皖交界區(在古代行政沿革上曾隸屬于商丘)漢畫像石拓片、商丘地區墓志碑刻拓片、河南近年新出隋唐墓志拓片、中國金石集萃拓片(其中含《商周金文》、《商周秦漢金文集萃》《漢畫像磚拓片》、《秦漢瓦當》、《歷代銅鏡》、秦漢磚銘拓片等)。另收先商、古宋國及西漢梁國的各種文獻、出土簡牘、漢代陵墓、漢畫像石研究資料較為豐富，約2000余種、3500余冊。這些豐富的地方文獻收藏，亟待整理研究。挖掘其深層次的文化意蘊。為商丘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提供文化支持和精神動力。筆者多年來一直致力于收集、研究商丘地方文獻，完成《宋犖全集(附宋氏家集)》、《宋犖研究》、《沈鯉集輯校》、《商丘古代文人著述總目提要》等書稿多部。同時，指導學生研習商丘地方文化，多次為學生宣講商丘地方文化。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

(一)將商丘地域文學嵌入古代文學課堂

目前的中國古代文學史教冊，主要是按歷史順序的方式排列知識點，朝代之內按文體、作家(群)等結撰。由于篇幅限制，知識點往往很難與地域文化因素結合。近二十年來，地域文化研究的勃興。相繼催生一些地域文化史、文學史、歷史著作，這為進一步開拓中國古代文學教學、研究工作提供了便利。在這一大潮影響之下，有關商丘地域文學、歷史的著作如《商丘古代文學研究》、《商丘文學通史》、《商丘通史》等相繼出版，為人們進行地方文學(文化)教學提供了較系統的參考資料。將商丘地域文學嵌入古代文學課堂，必須注意把握度。中國古代文學是中文專業必修課，目的是讓學生較系統地學習我國古代文學發展的基本輪廓和基本知識，課堂教學時須把握這一主線，保證“中國古代文學史”和“古代文學作品選”教學任務的完成，地域文學知識則只能作為其中的點綴和補充。比如，《商頌》是《詩經》教學較少關注的部分，就可以結合宋君祭祀祖先的《玄鳥》、《長發》諸詩，將商丘與商族、商人、商文化的關系穿插于商丘地域文學的形成探討中。“給予漢初文學發展以巨大推動力的人首推梁孝王劉武”『21。在劉武身邊形成的梁園辭賦作家群是漢賦發展史中重要的文人群體，在講授漢賦時，不妨將梁園的興廢、梁園文學意象的形成與影響以及芒碭山梁王墓群等結合起來，培養學生對漢梁文學與文化的感悟和認知。而在學習《桃花扇》時，不妨將介紹侯方域與雪苑社、明清時期商丘的家族文學等結合起來。通過提問、討論等方式．靈活的穿插和補充．使中國古代文學史課程與身邊的地域文學緊密結合．以顯示出古代文學的可親可近。另外，還可以開設古代文學的專題選修課，專門系統地介紹商丘地域文學，如《明清歸德府望族與文學研究》課，分為歸德府地域文學傳統、明清歸德府望族文學群體的形成機制與特點、明清歸德府家族性書塾書院與文社、園林宅邸與明清歸德家族文學、商丘侯氏家族文學研究、商丘宋氏家族文學研究等六講，以家族文化為切入點，綜合政治、文學、文化與地域的多重關系。

(二)將商丘地方文獻整理與實踐教學結合

厚重的商丘地域文化，豐富的商丘地方文獻．雖然已經引起廣大學者和地方政府的興趣和重視．但時至今日，無論是廣大學者還是地方政府部門．由于各種因素的制約．仍然沒有系統、深入地收集、整理和挖掘，作為第二批國家級歷史文化名城，商丘所具有的豐富的文化資源與我們現在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和水平是不相稱的。改變這一尷尬境地的有效途徑就是全面、系統地收集、整理商丘地方文獻，無論是商丘籍古代作家的著作，還是非商丘籍古代作家描寫、記載商丘人情風物的作品．這些豐富的地方文獻既是商丘地域文化的載體，也是集中體現商丘地域文化精神的系統資料．是我們挖掘地域文化的基礎文獻古代文學課堂教學不僅要將地方文學知識嵌入教學中，而且應將商丘地方文獻整理引入課堂，優化實踐教學。首先，帶動學生開展地方文獻的實踐調查。商丘師范學院生源主要來自河南．尤其以商丘地區為多，這就為開展商丘地方文獻調查提供了便利條件。再者，利用寒暑假期、法定假日或者周末，靈活安排，開展地方文獻的實踐調查，這是豐富學生課余生活、鍛煉學生能力的重要途徑之一。調查內容可以是與學生關系較為密切的家族家譜編纂、收藏情況，也可以是商丘地區寺廟建筑保存狀況及廟會資料，甚至學生身邊的碑刻文獻資料、家族歷史上的文化名人及其著述，都是地方文獻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目前亟待調查、收集的地方文獻形式。筆者在“古代文學”教學過程中，就曾發動學生對商丘市區重要歷史文化景點如八關齋、商丘古城、火神臺、燧皇陵、張巡祠等，開展碑刻文獻資料的調查活動。通過調查和整理，不僅使學生對商丘文化有了深入的了解，還引起了學生的學習興趣。部分學生以碑刻文獻為題還獲得了學校大學生創新項目的資助。其次．組織學生進行校勘古籍和地方文獻數字化的實踐訓練。作為地方院校，商丘師范學院的古籍收藏相對較少，學生學習生活中很少能見到或者觸摸到古籍。這就需要教師在教學中加以引導，不僅以圖片的形式在課堂上加以講解，更應當引入實踐訓練，將整理古籍與教學及學生實踐學習相結合，這樣一方面能有效地增強教師教學與科研的聯系，另一方面又能拓展學生視野，增強學生對古籍文獻的句讀、標點等方面的訓練。筆者在地域文學的研究過程中．相繼獲批“宋犖研究”、“沈鯉集輯校”等多項社科或古籍整理項目，在研究過程中吸收部分學生參與進來，以課題帶動讀書，又以讀書帶動畢業論文的撰寫。教學過程中靈活地處理期中考試、作業與古代文學的日常學習．以整理商丘籍古代文人著述的形式，作為期中考試或者日常作業內容，學生不僅了解了古籍的面貌，還運用了古典文獻、古代漢語等相關學科的知識，學習興趣和綜合能力都有了一定的提升，這一點對于漢語言文學專業學術型人才的培養是有著積極意義的。同時，還可以結合學校每年暑假進行的“三下鄉”活動、大學生創新項目，或者成立興趣小組，教師選擇若干個商丘古代文學課題，指導學生在學習古代文學知識的過程中．做一些地域文學的研究工作．以此帶動和激發學生的科研熱情，這不僅是學術型人才培養模式的大膽嘗試和有益實踐，也將為學生研究生階段學習打下一定的基礎。

(三)將課堂講授與課外實踐結合

在將商丘地域文學嵌入中國古代文學教學的過程中，不能僅局限于課堂講授，應該結合中國古代文學史及作品選，帶領學生作實地考察，在實地再現文學作品的場景，力圖實現古代文學作品的“可觸性”。比如講授孔子《論語》，可帶領學生參觀夏邑孔子還鄉祠：講授莊子散文，可帶領學生考察莊子墓；講授漢賦，可帶領學生參觀清泠池、平臺以及芒碭山梁孝王墓；講授杜甫的《遣懷》與韓愈的《張中丞傳后序》，可帶領學生參觀商丘古城，慨想漢唐時睢陽城的繁華與安史之亂慘烈背后睢陽城的破壞；講授范仲淹詩文，可帶領學生參觀應天書院；學習《桃花扇》，可以參觀壯悔堂、香君墓。等等。讓學生走出課堂，去廣闊的社會中，結合所學知識，與文物遺跡、名勝古跡接觸，在實地考察中夯實書本知識，這也是古語“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所要求的，是提高學生學習興趣和效率的有效途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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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突出古文教學古為今用的特點

中國古文教學課程所包含的的內容多為中國古代文化遺產的優秀部分，能給予人精神層面的訴求，具有鮮活的時代意義，例如其中包含的愛國主義精神、獨立自主的觀念以及獨樹一幟的愛情觀等，是古人和現代人在精神層面的交合點。教師在講授古文教學時，可以將古文學中合理的優秀的內容和現代社會中的實例聯系在一起，做到學以致用。例如教授屈原、杜甫等人詩詞時，可以對屈原、杜甫兩位名家的愛國主義精神進行對比，并將之引申到當代人的愛國主義精神；講授李白的詩詞時，可以強調他詩詞中積極進取的精神意識，如“天生我才必有用”，借此可以鼓勵學生遇到困難時要努力進取，用頑強的毅力克服困難；講授莊子、陶淵明等人時，可以分析他們在人性、尊嚴、自由以及不畏權勢等方面的閃光點。而當下社會，很多人被利欲熏心，早已忘記自己本來的面目，為了權勢阿諛奉承，不惜犧牲自己的尊嚴和人格，進而借古人之精神，喚醒當下人的民族氣節和尊嚴；講授詩經中的《關雎》時，可以對比古今人們的選美和擇偶標準，突出德美的重要性。通過這種古今對比的方式，將教學內容和社會現實相聯系不僅可以極大的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感染學生，還可以提高學生的自身修養，取得良好的教學效果。

三、教學設備的改進

當今社會是計算機信息化時代，多元化的生活方式已然來臨，在不同程度上影響著人們的生活、工作和學習，并且逐漸成為推動社會經濟增長的動力之一。時下不論哪個行業的發展基本都離不開網絡，中國古文學是社會學科的一個分支，在教學中自然也離不開計算機的使用。和傳統的教學方法相比較，多媒體教學不僅包含的信息量大，形象內容生動具體，給人以直觀感受以及有效的表現力，還能夠節省教師板書的時間，活躍課堂氛圍，為古文教學注入新的生命力。但在多媒體教學時也需要注意下面幾點：第一，應合理安排多媒體教學課件，對幻燈片中表述的內容要清晰明白，圖文并茂且安排合理；第二，要有一定量的精美圖片供學生欣賞，從古至今留下了許多名家的經典畫跡，通過合理的圖片展示，能夠更加吸引學生的眼球，提高學生對知識的理解力。同時，加以適當的音樂作為主體背景，更能渲染氛圍。另外，如果能在文件中加入電視劇或者電影的改編短片，則更能引起學生的共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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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營造良好的團隊協作風氣。如今的高等教育早已經告別了各自為政，單打獨斗，千里走單騎的時代。個人的眼界、學識、經驗往往是要受到歷史局限的，只有把個體放到集體的大熔爐中，才能發揮其作用，實現其價值。團隊協作就是要在共同目標、共同理想的作用下，發揮每一個成員的作用，最終將集體的力量整合重拳出擊。尤其在職業技術師范院校，教師的學術能力和眼光非常有限，因此更需集體的力量、團隊的力量來提升我們的整體素質。

第三，培養好的團隊帶頭人。對于一個出色的團隊來說，沒有一個靈魂人物、核心人物是無法想象的，這個核心人物即團隊帶頭人。針對“古代文學”課程來說，應該由在這一領域具有一定造詣和學術眼光的教師擔任。

第四，建立有效地獎懲機制。兩千多年前的商鞅變法其實就是最早的刺激－反應理論在實踐中的應用。高校教學團隊的建設離不開這種機制的支撐。落實到“古代文學”教學團隊建設上，高校可通過具體的刺激來使教師做出反應。

第五，相應的資金配備。。長期以來，我們過分強調了科研水平、學術能力在高校中的作用，將資金向科研大量傾斜，才使得很多教師將精力過多地投入到了科研工作中，寫論文、申報課題、出書成為了高校教師工作的三步曲。眾所周知，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學校在對教師獎勵上、薪酬上、培訓方面都需要大量資金做支撐，如果沒有資金的支持，這些工作必定無法完成。“古代文學”課程是漢語言文學一門基礎課，有著悠久的發展歷史，在所有文學課中，它是涉及知識最多，領域最廣的一門。這一領域民間學會最多、每年舉行的相關學術會議最多，申報課題人數最多，科研成果也最多。因此，教師參加培訓、會議、調研、考察、訪學機會也很多，這些都需要大量的資金配備，如果沒有充足的資金保證，“古代文學”課程教學團隊便失去了建設的動力。

二、前景展望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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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學論文中國古典文學桃花意象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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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龍•原道》）宗經、征圣，都是原道的過程。以儒家倫理為本者如文中子，亦以禮樂教化目之，如其曰：“今言政而不及化，是天下無禮也；言聲而不及雅；是天下無樂也；言文而不及理，是天下無文也。王道從何而興乎？吾所以憂也。”（《中說•王道篇》）所關注乃天人之事，帝王之道。漢唐論者談道不出此范圍。而宋儒所言之道純粹為人倫之道。周敦頤言“文所以載道”，此道乃“圣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2]文辭藝也，道德實也。這個道指的是人倫道德，就是儒家道統。這是承續了韓愈原道的思想。韓愈已經將道轉到儒家道統上來，但尚未加以形而上的改造，還不是精神本體。到宋儒這里，益加精細，深化為心性之學，道成為純粹的精神存在。漢唐人之道，其根本是宇宙論，而宋儒所謂道則是人性論，屬倫理學。雖然，漢唐宇宙論中也有倫理學，宋儒之理學中也有宇宙論，但正如李澤厚所指，漢唐的倫理學從屬于宇宙論，而宋儒的宇宙論從屬于倫理學。更值得注意的是，此時作為倫理本體的道，不再像漢唐時那樣依附在皇權身上，而是存在于自覺的個體身上。禮樂政刑必須依附皇權，而心性之學則必由個體承載。盡管張載還在以“天地之性”作為自然人類的最高法則，但這個“天地之性”所指向的不是宇宙，是與“氣質之性”融為一體的人類價值觀，是人的倫理精神，個人的道德信仰。這標志著一種新的人文精神的建立，是中國思想史的一次重大轉折，對古代文學觀念和文學創作風格的轉變產生了至關重要的影響。文學活動之根本是審美活動，而倫理精神則是人類審美的前提，也是文學的價值支柱。文以載道，載的不是自然之道，而是倫理精神，人的信仰成為文的中心，文學的主體意識由此建立起來。文學主體意識的建立，是繼承了魏晉以來重文心的路線，但更上了一個層次。文章的作者是人，其所展示的是寫作主體的思想。主體精神成為文章價值的決定性因素。漢唐文論也重視文章作者的地位，但其價值指向的是外在功用，文章的價值是由外在的繁華和功業判斷的。如王充也極重創作主體，他說：“文墨辭說，士之榮葉、皮殼也。實誠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內表里，自相副稱，意奮而筆縱，故文見而實露也。”（《論衡•超奇》）不過，魏晉人重視文章主體，但曹丕仍將文章定位于“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即使劉勰也認為空文無用，“安有丈夫學文，而不達于政事哉！”（《文心雕龍•程器》）外在的形貌和實際的功用才是他們判定文章價值的標準。宋儒改變了文章的價值指向，由實際的功用轉向超越的倫理精神。宋儒“輕文”的真正目的是要明確將文辭規定在技藝的地位上，指明了文辭只能是工具，只能為本體服務。文辭不是本體，只有思維著的精神才能成為本體。“文辭，藝也”，“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為能者，藝焉而已。”[3]文章的價值不取決于外在的辭藻華美和政事功利，而在于創作主體倫理精神的展示。“文以載道”否定了文辭，建立了人極，為文學本體論的構建打下了基礎。文章精神主體的建立，標志著古人文辭活動中的倫理自覺。而人的文辭表達有不同方式，人的倫理精神以不同的文辭形式表達，就形成不同文體。如張載言：“圣人文章無定體，詩、書、易、禮、春秋，只隨義理如此而言。”[4]也就是說，詩、書、易、禮、春秋，各自以不同的思維方式把握和展示著本體，而且各自可以完整地把握，因而張載緊接著說：“李翱有言：‘觀詩則不知有書，觀書則不知有詩’，亦近之。”[5]理辭與情辭都能完整地把握與展示倫理本體，而導向倫理本體的情辭則是具有本體意義的文學。這，已經接近于文學的本體意識，在中國文學史上是一重大進步，超越了漢唐文論。

二、走向本體的文學

載道的文可以是文章，但不一定是文學。如果要成為文學，不僅僅是載道的問題，更需要以人的情感為基礎，倫理與情感形成一種互動關系，才能進入審美過程。但正是在天理與人情的問題上，宋明理學，尤其是程朱理學存在著嚴重困境。程朱理學認為，天理與人欲是對立的。天理與人的個體欲望、快樂無關。“天理存，則人欲亡，人欲勝，則天理滅。”[6]天理的根據來自于外部世界的必然性。作為倫理本體，必須斬斷與經驗世界的關系，超越這符合人類倫理精神的要求。然而作為人類倫理精神，它可以不來源于經驗，但它作為合目的性的概念，與人的生活經驗必須有協調一致的一面，從而為審美判斷提供價值方向。即如康德所說：“自然界必須能夠這樣地被思考著：它的形式的合規律性至少對于那些按照自由規律在自然中實現目的的可能性是相互協應的。”[7]宋儒承認人欲的存在，承認其一定程度上的合理性，但宋儒的天理人欲之辨將人的自然欲望壓制到最低水平。“飲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8]嚴苛的天理與人欲（自然）尖銳對立，如此天理作為“自然的合目的性”的理念，生活實踐中人的情感很難導向這一理念。天理處處否定人欲，自然不能呈現倫理，而且人的情感常處于禁錮之中。情感是審美的基石，情感的禁錮對人們的審美思維進行造成極大的阻礙。按照康德的觀點，審美判斷是一種反思判斷。所謂反思，是立足于特殊感性經驗去尋求普遍法則。而在宋儒這里，律令森嚴，與倫理原則常處于對立狀態的自然感性，難以在尋找普遍法則的過程中產生愉悅感，審美活動就會受到極大限制。造成這種對立的根本原因是其倫理內容的嚴重局限。在審美活動中，倫理精神應是具有普遍意義的理念，這才能作為最大公約數與個體情感進行融通，美感才得以產生，審美過程才得以進行。但宋儒的天理在內容上并不具備這一要求，它是特定時期甚至特定人群（統治者）制定的倫理法則，就是將儒家禮教定為普遍的倫理法則，如程頤曰：“禮即是理也。”[9]朱熹亦曰：“理者有條理，仁義禮智皆有之”。[10]這就不具備普遍的意義。而隨著社會的發展，人們的欲望、情感也逐漸活躍，與僵死的規范極易發生矛盾。個體情感在尋求普遍法則（反思判斷）便時時發生沖突，隨著人們物質生活的發展，這種沖突就更加激烈和頻繁，主體難以產生審美愉悅。再者，宋儒的道德認知路線始于“格物致知”。“道”、天理是外在力量，屬于“靜態的知性抽象”，須通過格物才能被個體認知，而非個體內在的道德自覺或精神超越。倫理本體變成了抽象概念，本體論變成了認識論，理性喪失了本體性，與主體感性兩不相干，難以得到感性認同，這就阻礙了個體心情產生合目的性的內在感覺，審美思維便難以進行，作為本體性的文學就難以存在。所以，在宋儒那里，朱熹的所謂“文從道中流出”，所流出的常常是概念，教條，而不是文學。倫理本體與主體情感（道心與人心）的關系是理學論述的核心，也是理學的困境。理學家努力突破這一困境，心學因此誕生。在理學譜系中，心一直是一個重要范疇。張載提出“心統性情”，朱熹進一步解釋說：“性者理也。性是體，情是用，性情皆出于心，故心能統之。”

[11]但此處盡管將“性”，即道心納入了人心，但心并未成為本體，本體依然是性。他努力彌合人心道心，認為“知覺從耳目之欲上去，便是人心；知覺從義理上去，便是道心。”[12]但人心道心還是分裂的。心取代天理成為本體始自陸九淵。陸九淵認為，不是天理而是心才是本體。“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13]道心就在人心。“道未有外乎其心者。”[14]倫理精神乃人心固有。“仁義者，人之本心也。”[15]倫理本體就在人心，“心外無理”。倫理本體離不開人心，須以人心為基地。這里，主體與本體最終走向融合。將倫理本體從外在的知識轉變為內心的道德自覺，這是理學發展的重要轉折點。到了王陽明則全面展開，倫理本體與日常生活情感、直接經驗和心理感覺融為一體。其實在王陽明這里，本體的心也不等于人心，但它卻不能離開人心。心作為本體最突出的特點，就是與人的感性心理建立了直接聯系。陽明曰：“凡知覺處便是心，如耳目之知視聽，手足之知痛癢，此知覺便是心也。”[16]人的感知與倫理本體成為統一體，倫理本體與人的情感亦為統一體。陽明曰：“心一也，未雜于人謂之道心，雜以人偽謂之人心。人心之得其正者即道心；道心之失其正者即人心：初非有二心也。”[17]這里，理論上是在提升人心入道心，但實踐上只能滑向人心。陽明心學根本就不承認心外之理的存在。理學的立足點是道心，而心學的立足點是人心。原來在宋儒那里的倫理與內心情感的尖銳對立在陽明這里被消除了，人的情感得到解放，情感的自由度大大增加。而情感的自由活動是審美判斷的前提，是產生愉悅感的前提，也是人的審美思維得以順利進行的前提。所以，在王陽明這里，作為本體的心，內容其實還是宋儒那一套，還是人心道心。天理人欲并非不對立，但因其理論立場的改變，立足于人心，主體的能動性大大增加，情感活力加強，主體在反思判斷的過程中，其感性常常會對本體觀念中與之對立的內容進行溶解，甚至對倫理本體重新解釋，使情感與倫理融通，形成圓融的審美境界。在情感的自由活動中，主體的合目的性的內在感覺就會產生。故此，陽明曰：“喜怒哀懼愛惡欲，謂之七情。……七情順其自然之流行，皆是良知之用。”[18]王陽明認為，人情與倫理本體是統一的。性與情成為體用關系：“心統性情。性，心體也；情，心用也。”[19]于是，良知成為人情與本體的統一體，情感流行就是良知。即所謂“蓋良知雖不滯于喜怒憂懼，而喜怒憂懼亦不外于良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