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11-14 13: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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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國務院常務會議確定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這表明中國宏觀經濟政策方向發生了根本性地轉變。這一轉變受到了其他許多國家的歡迎。在財政政策方面，為了刺激經濟增長，政府出臺了總額達4萬億元的公共投資，主要用于興建鐵路、增加保障性住房的建設、災區重建、提高金融機構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等。在貨幣政策方面，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意味著在全球協調一致地應對金融危機中，中國還將會根據金融市場的變化、實體經濟的走向等因素適時、適度地調整利率，向金融體系提供流動性支持，同時為了刺激經濟增長，貨幣政策還會配合政府公共財政支出的增加，加強對商業銀行的窗口指導，鼓勵商業銀行積極地放貸，緩解信用緊縮的局面。積極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的出臺，的確提振了市場的信心，在全球經濟一片衰退的黑影之中，市場看到了中國經濟的希望。
實際上，中國宏觀經濟政策的轉變并不突然。2007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確定了從緊貨幣政策的調控方向。隨后，中國人民銀行繼續提高法定存款準備金比率，通過人民幣加速升值替代利率政策抑制國內流動性過剩，加強對商業銀行的窗口指導嚴格控制信貸的增長。但是，在2007年下半年中國經濟就出現了增長率下降的趨勢，中小企業的經營逐步捉襟見肘，出口面臨較大的壓力。為此，早在年初，面對出口企業面臨日益嚴峻的形勢，財政部就開始提高了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稅稅率。為了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支持中小企業的發展和擴大中小企業吸收勞動力的能力，財政部和中國人民銀行就采取了財政貼息、獎勵和放松金融機構對中小企業信貸額度的限制等措施。到2008年第三季度初，中國經濟增長速度進一步減緩，國務院又明確提出了宏觀調控要“一保一控”（保經濟增長和防通貨膨脹）。這表明，宏觀經濟政策就開始出現了轉向。
2008年7月后，隨著“兩房”危機的加劇，金融危機迅速惡化。到9月中旬，雷曼兄弟宣布申請破產保護之后，讓全球金融市場為之結舌，投資者恐慌情緒迅速蔓延，乃至最初爆發于美國的次貸危機演變成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機。情急之下，在雷曼兄弟宣布破產保護的當天，中國人民銀行就下調了金融機構的貸款基準利率0.27個百分點，同時下調了除工農中建交、郵政儲蓄銀行之外的金融機構的法定存款準備金比率1個百分點。10月8日，又與其他主要央行一道，協調一致地降低了中國存貸款基準利率0.27個百分點，同時全面下調法定存款準備金比率0.5個百分點。10月29日，中國再次下調存貸款基準利率0.27個百分點，這是兩個月之內的第三次調整利率。11月26日，人民銀行創紀錄地下調存貸款基準利率1.08個百分點，下調工農中建交五大行及郵儲銀行存款準備金率1個百分點，其余中小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率下調2個百分點。除此之外，為了增加金融機構的流動性，央行票據的發行頻率也大幅度地減少了。在信貸增長率趨緩、通脹壓力在短期內基本消除的有利環境下，中國人民銀行還取消了對金融機構信貸規模的窗口指導，不僅如此，監管當局鼓勵商業銀行在控制風險的前提下積極增加放貸。
總之，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早已在醞釀和實施之中了。
形勢變化使然
宏觀經濟政策的轉向是國際環境與國內形勢的變化使然。
在國際環境方面，國際金融局勢動蕩加劇，次貸危機演變成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機，其給實體經濟的沉重打擊逐漸顯露出來。2008年7月后，爆發于2007年初的次貸危機急轉直下，美國金融機構頻頻告急，逼迫美國政府注資的注資、國有化的國有化、破產的破產。到了9月底，次貸危機的性質發生了變化，它不再是次貸危機，而是演變成了橫掃全球的金融危機，包括歐元、英鎊等在內的許多貨幣匯率大幅貶值，股票市場大幅下挫（冰島的股票價格指數曾在10月中旬的一天下跌近77%），投資者遭受巨大損失。同時，銀行體系的流動性日漸吃緊，信貸條件更趨緊縮，更有甚者，存款者的信心動搖，乃至一些銀行門口排起了擠兌的長龍。如此局面的金融危機數十年所少見，迫使美國、英國、歐盟各國等過去信奉自由市場競爭的國家的政府，大規模地施以援手。
隨著金融危機的深化，它對實體經濟的影響日漸突出，美國在第三季度的經濟增長率為-0.3%，失業率繼續攀升，有預測，到年底，美國的失業率可能升至8%以上，企業設備利用率和居民消費不斷下滑，這進一步打擊了美國的增長。歐洲也已陷入了技術性的衰退，歐元區最大的經濟體德國在第三季度的增長率為-0.5%，歐洲的消費增長率也在不斷下降，盡管受勞動力市場結構的約束，歐洲的失業率并沒有像美國那樣大幅上升，也正因為如此，使得歐洲經濟的靈活性相對較低，應對危機沖擊的自我調節功能相對較弱，這意味著，歐洲的衰退可能比美國持續的時間要長一些。
金融全球化的結果，使得金融危機也具有了全球化的性質。為了應對危機，也需要國際的通力合作。中國，作為一個正在崛起的發展中大國，理應擔當起維護國際金融市場穩定的責任。在十年前的亞洲金融危機期間，中國通過國內宏觀經濟政策的調整、向陷入危機的國家和地區提供相應的援助，幫助它們盡早地擺脫了金融危機，重新步入了快速發展與增長的軌道。在當今中國經濟和金融更廣泛、更深入地融入到全球體系之后，通過宏觀經濟政策的調整不僅有助于國內經濟的穩定，而且對維護全球金融市場的穩定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因此，宏觀經濟政策的轉向是全球主要國家和地區的政府、中央銀行協調行動、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必要組成部分。2008年9月份至10月29日的三次貨幣政策調整，更多的是應對金融危機的國際協調行動；數額龐大的公共支出計劃也無不如此。正因為如此，中國宏觀經濟政策的轉向才受到了全球市場的高度關注，也才會受到那些深陷危機之中而難以自撥的國家和地區政府的歡迎。
更何況，無論是實體經濟還是金融體系，世界各國之間的相互依賴性都在增強，一個國家和地區的經濟衰退、金融體系出現了大問題都會很快地傳染到其它相關國家，真可謂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從國內的情況來看，自2007年第二季度中國經濟增長率達到11.9%之后，已經連續五個季度下滑，并有繼續下降的趨勢。雖然中國仍會保持全球最高增長率的紀錄，但中小企業面臨的困境給中國的就業帶來了較大的壓力。過去一直是中國經濟最活躍的地區，現在卻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凋零景象，關門歇業的中小企業不在少數，乃至過去從農村析出的剩余勞動力不得不重返內地，火車站人流如織，這一狀況是改革開放以來見所未見的。各類產品價格的大幅下跌、企業現金流和利潤增長率的持續下降，應收賬款和非意愿存貨的大幅上升，使得企業家的悲觀情緒不斷滋生、蔓延，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工業增加值也相應大幅下瀉。國家統計局最新公布的數據顯示，2008年10月份，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增加值增長只有8.2%，較2007年同期下降了9.7個百分點。另一方面，隨著企業部門狀況的惡化，信用風險也在不斷增加，這迫使銀行金融機構開始變得更加謹慎起來，在過去幾年里一直有信貸擴張沖動的銀行機構，現在也具有較強的惜貸趨向了，結果，貨幣供應量的增長率、銀行信貸增長率都呈明顯下降之勢。總之，國際金融危機加劇了中國經濟周期性的調整，也加劇了中國經濟調整的幅度，國內企業家和投資者的信心逐步喪失，經濟增長和就業的形勢變得日漸嚴峻。宏觀經濟政策的調整不僅是國內經濟增長的要求，也是國際經濟與金融環境使然。
調整總體有益
中國宏觀經濟政策的調整對于穩定國內經濟無疑是有益的。當私人部門的信心減弱、出現了強烈的流動性偏好和對中長期投資的恐懼之時，政府增加公共工程的投入會直接拉動國內投資需求，擴大就業，從而促進經濟的增長。據估計，4萬億元的公共支出可以增加600萬左右的就業機會，另據中信證券的研究，這一規模的支出可以拉動1.9個百分點的經濟增長率；出口退稅率的提高在有助于相關企業應對匯率變動和國外市場需求不振的同時，也會在一定程度上維持適度的勞動力需求，減緩失業的蔓延。貨幣政策的調整不僅擴大了企業融資的可得性，還降低了企業的財務費用和居民的借貸成本，這將有利于增強企業和居民的信心。例如，下調存款準備金比率就為金融機構釋放了數千億元的流動性，增強了金融機構運用資金的自由度。宏觀經濟政策的積極調整給金融市場注入了強心劑，在市場依然動蕩的環境下，國內的投資者重拾信心，實屬宏觀經濟政策調整之功。
――繼續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保持和擴大經濟社會發展的良好勢頭。保持宏觀經濟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進一步落實宏觀調控政策措施，并根據經濟運行新的發展變化，適時適度進行預調和微調，確保經濟平穩較快發展。
――以發展農村經濟為重點，扎實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繼續鞏固、完善、加強各項支農惠農政策，切實加大對“三農”的投入，穩定發展糧食生產，拓寬農民增收渠道。把發展現代農業作為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著力點，逐步提高農業素質、效益和競爭力，進一步改善農村生產生活條件。
一大力推進資源節約、環境保護和自主創新，提高產業發展質量和水平。以節能降耗和污染減排為重要抓手促進經濟結構調整，促進增長方式轉變，促進質量效益提高。積極開展資源綜合利用，大力發展循環經濟。加強環境保護，全面推行清潔生產大力發展環保產業。加快建立以企業為主體的技術創新體系，推進實施國家重大科技專項。
Abstract: "macroeconomic policy" is to show the country or the government in a planned way conscious use of certain policy tools, regulate the operation of the macro economic control, in order to achieve a certain policy goal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China's 2003 to 2011 years of macroeconomic policy, understand the policy issued and implemented process whether fully play a role. In other words, how effect, is obviously a need to carefully study and answer important issues. It to China's future macro economic control, and to keep the rapid economic, stabl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important theoretical practical significance.
Key word: macro policy, fiscal policy, monetary policy
中圖分類號：D912.29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一、2003—2008年我國經濟增長的宏觀經濟政策分析
進入2003年，由于實行積極財政政策為主的宏觀經濟政策，我國經濟增長中出現了一些不穩定和不健康因素，最突出的有兩個問題：一是糧食問題，糧食供求關系趨緊的問題逐步凸顯。糧食播種面積連年減少的同時，人均糧食占有量也達到歷史的最低點；二是投資問題，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過快，新開工項目過多，在建規模大，一些行業和地區投資過度擴張。
歷史的經驗多次證明，投資膨脹是中國經濟發展的痼疾。由于投資增長過快，使得經濟運行中的一些矛盾和問題進一步凸顯。（1）投資膨脹助長了信貸規模過度擴張，信貸擴張反過來又推動投資更快增長，兩者互為因果，互相推動；（2）投資膨脹加劇煤電油運的緊張，使經濟運行繃得更緊；（3）投資膨脹以及煤電油運供應緊張，必然拉動基礎產品價格上漲，加大物價總水平上漲的壓力。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實施了“雙穩健”的財政貨幣政策，在總體上既不盲目放松調控力度，也不輕易緊縮調控力度，保持宏觀經濟總量平衡。
2008年下半年，美國房地產市場衰退和次貸危機引發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機，與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相比，這次金融危機情況復雜嚴峻，引起國際金融市場的急劇動蕩，發達國家金融體系受到重創，全球經濟增速明顯放緩。同時2008年我國又遭遇了冰雪凍災、地震等嚴重的自然災害 2008年11月，國務院常務工作會議決定我國再次轉向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以求使我國經濟保持平穩較快發展態勢。
此次新一輪的積極財政政策的宏觀經濟背景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1）物價表現。2007年10月至2008年10月期間，CPI呈現先揚后抑的走勢，連續6個月回落。而2008年9月和10月的PPI也呈現回落走勢。這種情況下說明高通脹的壓力基本消除，要預防通貨緊縮。
（2）經濟增長情況 。由于金融危機影響向實體經濟蔓延，國內宏觀經濟增速的回落成為此次政策調整的一個重要原因。統計顯示，我國GDP增長率在2007年第二季度達到11.9%的高峰后連續5個季度逐季下滑：2007年第三季度為11.5%，2008年第一季度為10.6%，第二季度為10.1%，第三季度則降到9.0%。
（3）外匯儲備充足 2000年末，我國外匯儲備余額僅為1656億美元，但之后幾年外匯儲備增長迅速。2006年2月底，我國國家外匯儲備超過日本，躍居世界第一。2006年底，我國外匯儲備首次突破1萬億美元，達到10663億美元。
此次積極的財政政策，政府投入4萬億拉動經濟增長。
二、2009年擴張性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
積極的財政政策：1、擴大政府公共投資2、促進擴大消費需求3、實行結構性減稅政策 4、推動經濟結構優化
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2009年6月末，廣義貨幣供應量M2余額為56.9萬億元，同比增長28.5%，增速比上年同期高11.2個百分點。企業、居民活期存款增加較多。各項貸款繼續快速增長，中長期貸款占比逐步上升，個人消費貸款增速大幅回升。上半年，人民幣貸款增加7.37萬億元，同比多增4.9萬億元。6月末，人民幣貸款余額同比增長34.4%，增速比上年同期高20.2個百分點。金融機構貸款利率繼續下降，6月份非金融性公司及其他部門人民幣貸款加權平均利率為4.98%，比年初下降0.58個百分點。
中國央行《2009年四季度中國宏觀經濟形勢分析》報告指出，2010年我國將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保持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報告明確指出，2010年我國將繼續執行2008年末啟動的四萬億一攬子經濟刺激計劃。保持貨幣信貸合理充裕，引導金融機構均衡投放，優化信貸結構和維護國際收支平衡至關重要。
三、2010年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
2009.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為2010年中國經濟發展定下基調：在中國經濟企穩向好之際，明年經濟增長將重點在“促進發展方式轉變上下功夫”。 從2009“保增長”為首要任務，到2010“促轉變”為發展重點，政策思路的調整凸顯中國在應對危機中力求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決心。
積極的財政政策：1、保持積極財政政策的基本框架，配合貨幣政策做好總量調控 2、充分發揮政府公共投資作用，落實投資重點，確保項目可行性和施工質量3、努力拉動社會投資，逐步切換經濟增長主要動力 4、支持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大力促進產業升級
一、2013年宏觀經濟政策
2013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今年將“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保持政策連續性和穩定性，增強前瞻性、針對性和靈活性。”
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更好地發揮積極財政政策在穩增長、調結構、促改革、惠民生中的作用。一是適當增加財政赤字和國債規模。二是結合稅制改革完善結構性減稅政策，加快推進營業稅改征增值稅進程。三是著力優化財政支出結構。繼續向教育、醫藥衛生、社會保障等民生領域和薄弱環節傾斜。四是繼續加強地方政府性債務管理。
繼續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把握好促增長、穩物價和防風險之間的平衡。一是健全宏觀審慎政策框架，發揮貨幣政策逆周期調節作用。二是促進金融資源優化配置和資本市場穩定健康發展。三是守住不發生系統性和區域性金融風險底線，引導金融機構穩健經營，加強監管，提高金融支持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
二、基于宏觀形勢的政策措施分析
在保持了三十年的高速增長后，中國經濟似乎走進了一個死循環：每當經濟增速有所下滑，政府就會加大投資、放松信貸“踩油門”；每當通脹有所抬頭，就減少投資、緊縮信貸“踩剎車”。在此循環中，投資猛增、貨幣超發、產能過剩與壟斷加劇、高利貸泛濫、中小企業倒閉潮輪番上演。目前，這個以拉動投資和消費為特征的調控手段正在遭受廣泛質疑。
李總理在談到當前經濟問題時曾指出，靠刺激政策、政府直接投資實現預期目標的空間已經不大。中央政府已決定不再實施大規模的財政刺激政策，并控制經濟中的流動性，轉向更加穩健的貨幣政策。
基于以上宏觀形勢，上半年密集出臺了一系列具體措施。簡政放權、打破壟斷、鼓勵創新和創業、加快城鎮化步伐、實施新一輪的財政及金融改革等。
1.取消或下放審批權
轉變政府職能可以促進投資的合理增長，提高經濟運行效率，推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完善。進行行政體制和財稅體制改革，讓政府從經營型政府轉變為功能型、服務型政府。打破某些行業的行政性壟斷，讓市場充分競爭。
2.加快城鎮化進程
城鎮化是擴大內需的潛力所在，也是經濟結構調整的重要內容。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首要任務是在外部環境出現明顯變化的條件下有效擴大內需，這是中國經濟發展的戰略基點。由城鎮化推進所帶來的交通、通訊、供電、供氣、供水和其他基礎設施建設需求；由農村適度規模經營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后帶來的農村消費擴大。城鎮化的規模效應將大幅減少物質資源的消耗，這也恰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所要求實現的目標。
3.實施新一輪的價格財政及金融改革
自5月份以來，國務院多次提出金融改革的具體要求，從利率匯率市場化、資本項目開放到建立存款保險制度等等，種種跡象表明，中央正著手啟動新一輪金融改革。
國務院5月7日正式了《關于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進一步拓寬民間投資的領域和范圍，允許民間資本興辦金融機構，鼓勵和引導民間資本進入基礎產業和基礎設施領域。
6月19日，國務院常務會議又首次提出了優化金融資源配置，用好增量、盤活存量，更好地服務實體經濟發展的觀點。
以上措施都是基于金融資源配置的合理配置考慮的。金融資源配置應以市場化機制為基礎，政府的主要作用在于為金融資源配置創造良好的制度環境并加強監管。中國金融資源配置低效的原因關鍵在于大部分資源由國有部門把控。由于國有企業目標的多重性，金融資源在國有企業手中難以按照利潤最大化原則配置，難以激勵經營創新和技術進步，由此導致了金融資源供求的結構性失衡。在實際存款利率為負的情況下，很多社會資金流向了民間借貸體系、非銀行金融機構。規模巨大的民間融資如同地下暗流，既難以被金融監管體系所涵蓋，也難以被宏觀調控政策所控制。因此，只有通過有效的制度安排，使中國金融資源在國有部門和非國有部門合理配置，才能激勵金融企業的創新和生產性企業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從長期來看，只有為金融資源由動員性配置向市場化配置轉變創造良好的制度環境、市場條件和技術條件，才能最終實現金融資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和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加快國有金融機構產權多元化的改革，降低民營金融資本的進入門檻，鼓勵民營資本參股和組建金融機構，逐步形成多元、有序的市場競爭格局。
三、結語
我國當前正處于依靠轉型升級、促進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關鍵階段，統籌推動穩增長、調結構、促改革十分重要。經濟環境錯綜復雜，有利條件與不利因素并存，經濟既有增長動力，也有下行壓力。
上半年以來出臺的一系列以強化市場、放松管制、改善供給為特征，旨在釋放經濟活力，建立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促進經濟長期平穩較快發展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在當前和長遠看，必將在擴大社會就業，拉動國內消費，促進社會和諧穩定方面產生積極的影響。
參考文獻：
[1]中國郵政儲蓄銀行資金營運部.2013年宏觀經濟形勢展望[N].中國郵政報，2013-2-7（7）.
[2].2013年政府工作報告.
從一而再、再而三地依賴政府投資拉動經濟的現實看，中國宏觀經濟政策已經發生嚴重錯位。其具體表現為：財政政策變成了總量政策，而貨幣政策卻變成了結構性政策，這是很不正常的。
為什么說財政政策變成了總量政策？我們看到的事實是：每當GDP出現下行壓力，我們就讓財政政策補上去，以財政投資頂住GDP的回落，這不是總量政策嗎？為什么說貨幣政策變成了結構性政策？因為貨幣政策一直在強調結構問題。比如，央行、銀監會一直都在強調“信貸投向要有保有壓”；央行也一直在說“貨幣政策緊一點有利于經濟結構調整”等。
這不是兩大宏觀經濟政策的嚴重錯位嗎？這樣的錯位已經對中國經濟產生了重大扭曲和不良后果——積極的財政政策屢屢被緊縮的貨幣政策對沖。緊縮的貨幣政策嚴厲地壓制了“內需”，民間投資被高企的財務成本、人力成本、原材料成本壓得喘不過氣來，迫使其減少投資；這使得中國內生性經濟增長動力、主動性增長動力不斷惡化，并需要財政投資不斷加大力度，或者過一段時間就得刺激一下。
這是問題的根本。由此衍生出一系列經濟增長質量的惡化問題——經濟增長的被動性越來越強，主動性越來越弱；政府投資擠出民間投資，國進民退，改革回頭；效益和效率不斷遞減，傳統產業的產能過剩問題持續，非國有的新興產業發育越發艱難，進一步惡化了中國的經濟結構等。
對于上述經濟運行中隱患的根源，本文認為，除了經濟運行過程中長期固有的體制性因素外，為應對金融危機而采取的超強的、以政府為主導的經濟刺激方案也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因素。這種經濟刺激方案在推動經濟迅速復蘇的同時也掩蓋了中國經濟面臨的一些重大挑戰。并加重了原有的一些問題。例如，刺激方案的資金多數用于基礎設施項目和重大項目，而這些項目難以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經濟復蘇成為“無就業的經濟復蘇”，讓為保就業和社會穩定的8％的經濟增長目標變得意義不大；和私營部門相比，刺激方案嚴重傾向于基礎設施與國有行業，加重了原有的不平衡，也造成部分行業投資的浪費；刺激方案需要各級政府巨大資金的投入，由于經濟衰退引起的稅收不足，使得地方政府面臨的融資負擔加重，從而更大程度地依靠土地出讓來創收，助推房價飛漲。
一、引言
近年來，我國環境保護工作取得了舉世矚目的進展。但是，當前環境問題仍十分嚴重。中國面臨的環境問題復雜多樣，是在特定的歷史條件和社會背景下產生，長期積累的結果。理如何實現經濟增長與環境保護間協調發展，不僅是社會發展的需要，也是保證實現人類可持續發展戰略目標的必由之路，目前主要面臨的環境問題有大氣污染問題、水環境污染問題、垃圾處理問題、土地荒漠化和沙災問題、水土流失問題、旱災和水災問題、生物多樣性破壞問題、WTO與環境問題、三峽庫區的環境問題、持久性有機物污染問題。伴隨著經濟的發展，保護環境日益得到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的重視，“保護環境”被定為一項基本國策，涉及環保的政府投入也逐年增加。環境經濟政策對環境影響的力度也將不斷加大，如何評價環境經濟政策的效果，制定適宜的環境經濟政策變得越來越重要。
二、文獻綜述
近年來，與環境經濟政策有關的研究不勝枚舉。這方面文章主要有：《Innovation for a sustainable Future-The Eco- innovation Action Plan（Eco-AP）1Brus-》，通過歐洲創新聯盟（IU）間的合作關系推動生態創新；《First assessment of the Environmental Compliance Assistance Program for SMEs （ECAP）》認為中小企業卻是工業污染的主要排放源，占整個歐盟工業污染排放量的64%；《Roadmap to a Resource Efficient Europe1Brussels》提高環保措施改善的利益增進。
從總體研究情況來看，國內外相關文獻政策性研究居多，將宏觀經濟政策和環境結合起來并研究環境宏觀經濟政策效果的文獻很少。本文在借鑒、吸收相關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研究了宏觀經濟政策對環境影響的統計測度，并對不同的環境宏觀經濟政策效果進行了評價，并提出了相關建議。
三、宏觀經濟政策與環境污染綜合指數的關聯度分析
不同的宏觀經濟政策對環境污染改善的效果大小是不一致的。因此，我們有必要研究不同的宏觀經濟政策對我國環境污染程度的改善的程度，以此作為政府制定與環境宏觀經濟政策的重點。在本部分，我們利用灰色系統論中的關聯度分析方法，分析不同的宏觀經濟政策對我國環境污染改善程度的關聯度，關聯度越大，說明該政策對環境污染改善程度的影響越大，政府應該加大這類政策的實施。
由于綠色金融、綠色貿易、排污權交易等環境宏觀經濟政策實施較晚，故其對應的指標很難找到相關數據，故我們根據所建立的宏觀經濟指標體系及數據的可得性和代表性原則，在此部分的分析中，選取指標體系中的下列指標：生態環境環境補償政策中的排污費指標；環境稅費政策中的車輛購置稅、消費稅、資源稅、企業所得稅、增值稅指標；綜合環境經濟政策中的環境污染治理投資總額指標；產業結構調整政策中的第一、第二、第三產業的增加值指標。
利用Matlab軟件，根據2001年～2010年我國環境污染綜合指數及宏觀經濟政策各項指標數據，對我國的宏觀經濟政策各項指標與環境污染綜合指數進行灰色關聯，以2001年至2010年我國的環境污染綜合指數為參考序列，以同一時間段我國宏觀經濟政策各項指標為比較序列，通過無量綱化、計算絕對差、計算關聯系數、最后算出灰色關聯度為：
r1=0.7019 r2=0.5825 r3=0.6466 r4=0.5828 r5=0.6159
r6=0.6541 r7=0.6063 r8=0.7437 r9=0.7701 r10=0.7671
這里，r1、r2、r3、r4、r5、r6、r7、r8、r9、r10分別表示為排污費、車輛購置稅、消費稅、資源稅、企業所得稅、增值稅、環境污染治理投資總額、第一產業增加值、第二產業增加值、第三產業增加值的關聯度。其中，r9>r10>r8>r1>r6>r3>r5>r7>r4>r2。
由上述的關聯度排序，我們可以得到以下結論：
第一，三產產業的增加值和環境污染綜合指數的關聯度最大，其中第二產業的關聯度最大，說明產業結構調整政策對環境污染的改善有最重要的作用。
第二，排污費和環境污染綜合指數的關聯度較大，為0.7019。說明我國在“十五”和“十一五”期間，生態環境補償政策對于減少環境污染的效果比較突出。
第三，在環境稅費政策中，和環境污染綜合指數的關聯度從大到小依次為：增值稅、消費稅、企業所得稅、資源稅、車輛購置稅。說明在環境污染治理中，類似環境稅費等后制性政策對于污染的治理效果不是非常明顯。
參考文獻
[1]Ayres R U.Sustainability economics：Where do we stand[J].Ecological Economics，2008.
企業的投資活動既是公司權益價值創造的驅動力（Modigliani & Miller，1958），也是我國經濟整體經濟增長的驅動力。其投資效率的高低既關乎企業的成敗，也關乎一個國家的整體經濟發展水平。
企業的投資效率受到內外部環境的雙重影響，目前的大多數研究集中在內部環境。例如公司治理水平、公司特征等等。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取得了跨越式的巨大發展，對于微觀企業的投資效率，國家層面的宏觀經濟政策發揮了一定的作用。宏觀經濟政策是國民經濟的“調節器”，尤其是我國正處于轉型時期，宏觀經濟政策更是發揮著巨大的導向作用。然而目前對于宏觀經濟政策是如何影響微觀企業投資效率的研究不是很多，出現了一定的割裂現象。本文基于國內外的文獻，對于宏觀經濟政策如何影響微觀企業投資效率的文獻進行了綜述。
一、宏觀經濟政策
（一）宏觀經濟政策的定義
宏觀經濟政策是一個國家采取的對經濟進行干預的手段，是政府為了協調和發展整個國民經濟而制定和實施的一系列政策。主要有經濟周期、財政政策、貨幣政策、信貸政策、稅收政策、匯率政策、產業政策、監管政策以及收入分配政策等。
（二）宏觀經濟政策的作用
國家實行宏觀經濟政策就是為了實現經濟的長期穩定發展、穩定物價水平、平衡國際收支以及實現充分就業。為應對2008全球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的巨大沖擊，緩和慘淡的經濟局面，我國當局實施了積極的財政政策以及寬松的貨幣政策，推出了4萬億救市計劃并取得了預期效果，我國經濟逐漸實現復蘇。自2010年以來我國GDP增速逐漸回落，進入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重要戰略時期，宏觀經濟政策正逐漸引領中國經濟向集約型、質量型轉變，不斷刺激需求，調整經濟結構。
二、企業投資效率
在新古典經濟學中，企業的投資取決于投資項目的邊際價值，只有邊際收益大于邊際成本，企業的投資活動才是有效率的。在Modigliani等的完美市場假設中，投資機會是企業投資效率的決定性因素。抓住好的投資機會可以使企業獲得巨大的競爭優勢。但是我國并不存在完美的市場機制，現實中的投資并不完全取決于投資機會，企業中的非效率投資即過度投資和投資不足現象也廣泛存在，影響企業價值最大化的實現，從長遠利益上不利于企業的生存和發展。根據資本成本的錨定效應，企業進行投資項目的選擇應以資本成本為取舍率，只有企業的投資項目的預期報酬率大于企業的資本成本，投資才是有效率的，才應被管理層采納。改善投資效率是企業財務管理的主要目標，所以投資效率問題至關重要，引起了國內外學者和實務界的廣泛關注。
（一）企業投資效率的衡量
投資效率的衡量是投資決策的核心問題。近年來國內外學者運用數學、計量經濟學等原理對企業投資效率的的衡量方法和測度模型進行了不斷地探索，主要有：（1）Fazzari等（1988）從融資約束角度提出的投資-現金流敏感度測量模型，基于信息不對稱理論，外源融資成本大于內源融資成本。模型中的敏感性程度可以反映企業所受的外部融資約束情況。（2）Vogt（1994）在Fazzari等的測量模型基礎上提出了現金流與投資機會交互項測量模型，通過該模型中交互項的符號可以判斷企業是受融資約束出現了投資不足還是由于問題出現了過度投資情況。（3）Richardson（2006）基于自由現金流與過度投資的關系提出的殘差項度量模型，通過模型中殘差項的符號可以判斷企業非效率投資的類型。（4）Biddle等（2009）提出的無條件測試模型，首先通過模型測度企業的預期投資水平，然后分行業逐年進行回歸，再把殘差項按照小到大的順序分成四組，第一組是投資不足，中間兩組為正常的基準組，最后一組為投資多度，再采用Multinomial Logit模型來測度企業投資出現在投資不足或過度投資組的概率，以此來衡量企業的投資效率。
（二）企業投資效率的影響因素
對于企業投資效率影響因素的研究可以分為公司內部因素和外部宏觀經濟環境因素兩部分。
對于內部環境因素，目前的研究主要有公司信息披露狀況、會計穩健性、董事會以及管理者特征、公司治理水平、公司異質性等方面。國內外學者比較注重企業內部對于其投資效率的研究，出現了一定程度的宏觀經濟環境與微觀企業投資行為的割裂現象，然而隨著金融危機的爆發以及國家相關政策的頒布，宏觀經濟政策對企業投資效率的影響越來越得到理論界以及實務界的重視。外部宏觀環境對于企業投資效率的影響主要有環境不確定性、外部治理水平、經濟周期、貨幣政策，信貸政策、以及財政政策等因素。
三、宏觀經濟政策與企業投資效率
（一）宏觀經濟政策對企業投資效率影響的傳導路徑
一個國家的宏觀經濟政策對微觀企業投資效率影響的傳導路徑主要有兩條：（1）通過宏觀經濟政策導向作用改變企業對國家經濟、行業經濟的整體判斷和預期進而影響投資機會來影響企業投資行為（2）通過宏觀經濟政策對利率等的影響進而改變企業的資本成本來以及融資約束影響企業投資行為
（二）宏觀經濟政策對企業投資效率的影響
不同的發展階段，國家為了更好地促進企業的發展，采取了不同的宏觀經濟政策來實施調控，但是這對企業的投資效率的影響效果到底如何，引起了學者的關注和研究。該部分依據劃分的宏觀經濟政策影響微觀企業投資效率的兩條傳導路徑分別進行了梳理。
1.路徑一：宏觀經濟政策通過改變企業對國家經濟、行業經濟的整體判斷和預期進而影響投資機會來影響企業投資行為
宏觀經濟周期的變化會加大企業對未來預期的不確定性，影響企業投資機會的發現，加大企業對未來經濟活動狀況以及信息的判斷的難度，進而影響企業的投資支出。經濟周期反映了一個國家總體經濟發展的波動狀況，一般我們可把它劃分為擴張和緊縮兩個階段。在經濟危機階段，一般來說企業對經濟前景預期會比較差，國家就會相應實施寬松的財政貨幣政策來刺激投資和需求，緩解投資不足。在經濟繁榮階段，一般來說企業對國家的經濟前景預期會比較樂觀，國家也會相應實施緊縮的宏觀經濟政策來抑制盲目以及過度投資來提高企業的投資效率。此外宏觀經濟政策也會通過影響企業的資本成本和融資能力等因素來間接影響企業的投資機會。
Bloom 等（2007）研究認為宏觀環境的不確定性會影響企業管理層對企業信息的判斷能力，會更加保守和謹慎，從而影響投資。應惟偉（2008）通過研究證實了經濟周期與企業投資的相關關系，不同階段不同的財政貨幣政策會影響企業的經營活動和融資環境進而影響企業的投資-現金流敏感性。陳艷（2013）通過實證研究發現企業的投資機會和投資支出與經濟危機負相關，而寬松的宏觀貨幣政策會增加企業投資機會以及投資支出從而起到正的調節作用。邱靜（2014）實證研究證實了當貨幣政策比較寬松時，會有較好的投資機會，進而企業投資效率也會比較高。張超等（2015）研究了經濟增長平穩時期，貨幣供給和信貸供給與非效率投資的相關關系，貨幣政策會提高企業的投資效率。劉放等（2015）實證檢驗了投資效率的順周期效應，并且國有企業和處于低經濟發展水平地區企業的投資效率的順周期效應更強。
2.路徑二：宏觀經濟政策通過對利率等的影響進而改變企業的資本成本來以及融資約束來影響企業投資行為
資本成本是企業在投資時所考慮的必須要達到的最低報酬率，也是企業通過有效的管理必須應該達到的價值創造能力。國家的宏觀經濟政策可以通過影響企業的資本成本來影響投資。而且企業投資與其外部融資能力密切相關，宏觀經濟政策也會通過緩解企業的融資約束來影響投資效率，其中我國貨幣政策主要通過企業的貨幣渠道（又稱利率渠道或資本成本渠道）和信用渠道來發揮作用，這兩種渠道都是通過影響企業的融資成本以及融資規模來對企業投資效率產生影響。
Mojon 等（2002）通過對歐盟中的法國、德國、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研究發現利率政策會通過影響資本成本影響企業的投資行為。我國的彭方平等（2007）研究發現宏觀經濟政策通過改變政策利率和國債到期收益率等來影響企業的資本使用成本來影響投資，進而說明了我國宏觀經濟政策微觀傳導機制的有效性。但是對于我國的資本成本與投資行為敏感性的問題卻一直存在著爭議，其投資行為與資本成本的敏感性關系并不十分明顯，特別是在國有企業中。徐明東等（2012）研究發現貨幣政策通過資本成本影響企業投資決策的的作用比較微弱，而國有企業對資本成本不敏感。喻坤等（2014）揭示了我國的投資效率之謎，認為我國貨幣政策加大了國有與非國有企業融資約束的不同，從而非國有企業的信貸資源被國有企業擠出，我國非國有企業的投資效率因此而降低。賀京同等（2015）通過對寬松的貨幣政策與企業非效率投資行為之間的關系進行的研究得出，寬松的貨幣政策是否對企業非效率投資行為有抑制作用要取決于企業的產權性質和投資機會。
四、評述與展望
對于企業投資效率的影響因素，目前國內外研究大多還是基于微觀層面，從而出現了一定程度的宏觀經濟政策和微觀企業投資行為的割裂現象，但是對于宏觀經濟政策的微觀效應也逐漸得到了學者們的重視與深入研究。鑒于此本文對宏觀經濟政策影響微觀企業投資效率的傳導路徑內分為兩條分別進行了梳理。未來對企業行為的研究應該更加注重宏觀政策的調控作用，并且應該在宏觀經濟政策的具體傳導路徑方面應該更加明確與深化。
對于企業投資效率的衡量模型方面，目前大多采用投資-現金流敏感度測量模型，投資-投資機會敏感度模型以及Richardson的殘差項模型，但是這些模型都各有利弊，能否真正測度企業的投資效率，其合理性和準確性都有待于探討，期待能夠建立更加科學的測量模型。
對于企業來說，資本成本是其投資決策時必定要考慮的與其將擔負的風險相對應的必要報酬率率，其投資支出對資本成本的敏感性可以檢驗貨幣政策的資本成本傳導路徑是否順暢。資本成本在公司財務決策中具有錨定作用，但是在我國尤其是國有企業中，資本成本敏感性并不高。因此要深化我國國有企業改革，并且加強我國宏觀政策傳導的通暢性和落實的有效性。
宏觀經濟政策要指導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的同時要提高投資效率而不是投資率。在宏觀經濟政策影響企業投資效率的同時，企業的投資效率也會影響宏觀經濟的波動和宏觀經濟政策的制定，所以在研究時也應注意投資效率的反作用機制。
宏觀經濟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會抑制或刺激企業的投資支出，從而影響企業的投資效率。由于我國正處于經濟轉型的特殊階段，針對不同產權性質的企業、不同類型的行業、不同的市場化程度的地區以及不同的現實宏觀環境，宏觀經濟政策的制定和實施不應出現“一刀切”的現象，而是應更加細化。同時中央和地方更應該有效的協調和配合，更好的建設服務型政府，更好地發揮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等的宏觀調控作用，以促進我國企業投資效率的提高，實現我國宏觀經濟政策與微觀企業投資行為的更好融合以及協調運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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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國旅游業的發展現狀
從改革開放到現在我國的政治環境一直處于一個比較穩定的狀態，沒有太大的動蕩和不安。唯有一個因素不是一成不變的——經濟因素，隨著經濟全球化的迅速擴大，它已經涉及到我們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任何一個國家都不能獨善其身，都要直接或間接的受其影響。在這樣一個經濟大環境大背景之下旅游業的發展也從各個方面受到影響，因此，堅實的經濟基礎和良好的宏觀經濟政策顯得尤為重要。
2.宏觀經濟政策的實施
西方學者認為，要實現既定的政策目標，政府運用各種政策手段，必須相互配合，協調一致。因為經濟政策目標相互之間不但會存在互補性，也存在一定的沖擊。此外，還要考慮到政策本身的協調和對時機的把握程度。這些都影響政策的有效性，即關系到政府經濟目標實現的可能性和實現的程度。因此，政府在制定經濟目標和經濟政策時應該作整體性的宏觀戰略考慮和安排。
3.宏觀經濟政策對旅游業的影響
3.1宏觀調控對旅游產業的全面提升提供了難得的機遇
中央采用的宏觀調控，保證和促進了旅游業的正常運行，使旅游新型行業排除了很多障礙。絕大部分地區把旅游業放在支柱產業先導產業的位置，加強在政策資金、項目人才上的扶持力度。旅游業的運行狀況，深刻的印證了中央重大決策的正確。
3.2以宏觀調控為動力加速旅游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
在實施宏觀調控時，進一步調整轉變方式。旅游業歷經多年的發展，已經有相當大的規模，但是軟件弱，管理散，規模小，科技含量低，從業者素質低，特別是與國外發達國家相比，差距更為明顯。在這個基礎上，向世界旅游強國目標邁進，通過經濟、法律、行政的手段調控已勢在必行，尤其是通過宏觀經濟政策的調控。
一是注重從數量型方向和質量型效益型方式轉變。
二是從單純的重視硬件設施向強化軟件方面轉變。
三是主要從依賴政府投資向投資主題多元化轉變。
四是從產品的生產型經濟方式向市場型經濟方式轉變。
五是從傳統的競爭型方式向合作共贏的新理念轉變。
休閑度假旅游適合我國經濟發展。我們有理由、有條件，更自覺地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上的基礎性作用，尊重市場意志，在經濟結構，大力發展混合經濟，在經濟管理上努力實踐體制機制的創新，在產品開發上向規劃性科學發展。
總之，可以預見，在近一時期宏觀調控仍將是總攬經濟全局的方針，將有利于旅游產業地位的進一步提升，也給予旅游發展提供絕好的機遇，休閑度假旅游作為旅游發展的新生主力軍，將在政治強國、旅游強國的邁進中發揮積極作用。
4.如何擴大正面影響
4.1抓住機遇，加快旅游業的健康發展
（一）國內抓產品，國外抓促銷，積極開拓國際客源市場，加速客源市場的深層次開發。國內抓產品，要在鞏固、豐富傳統產品的基礎上，積極開發新的專項和特種旅游，注意精選節慶活動，形成旅游產品。國外抓促銷，對周邊市場，要根據覆蓋面相對較大的特點，著重開發面對公眾的促銷活動，刺激市場需求的增長，拓寬客源層用。（二）要更有效地利用外資。對現有的外商投資旅游項目，應下功夫辦好、提高經濟效益；在景點、景區、旅游商品、旅游交通等領域可以有步驟地吸引直接投資，以調整外商對旅游業的投資結構，適應配套發展的要求；要抓緊國家旅游度假區的建設，提高外商投資項目的資金到位率。（三）要在全行業提高質量意識，堅持以質取勝。各級旅游行政管理部門要嚴格按照國家有關規定和標準，切實加強對各類旅游企業業務質量的監督檢查。
4.2加強宏觀調控，保障旅游業協調發展
必要的宏觀調控，是加快旅游業發展的重要保障，也是深化旅游業改革的重要內容，必須運用經濟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從而優化旅游產業結構，提高旅游經濟效益，確保旅游業又快又好地發展。
（一）認真清理在建旅游項目。一要確保外商投資資金到位率，要防止旅游設施項目簡單模仿、近距離重復建設。各地旅游管理部門必須對本地區在建旅游設施進行清理、審核排隊，對資金來源不落實，建設條件不具備，市場前景不明的旅游項目，要下決心停建。對以利用外資為主建設的旅游項目，要積極采取有效措施，確保外商投資的資金到位。
（二）精選旅游節慶活動，注重社會和經濟效益。除經過國家旅游局精選確定的以外，各地旅游管理部門要對本地區各旅游節慶活動進行認真篩選。社會經濟效益差、對經濟發展帶動效應不明顯的節慶活動，必須停辦。
（三）控制旅游社發展總量，嚴格依法審批旅行社。各地旅游行政管理部門要從全局出發，加強組織紀律性，不得越權審批或以“試辦”等名義審批一類旅行社和合資旅游社。要嚴格審批第三類旅行社。
（四）端正旅游企業經營方向，規范旅游企業經營行為。各地旅游行政管理部門要積極引導各類旅游企業采取有效措施，開拓客源，做好旅游招徠、接待主要業務工作，對一些唯利是圖，違法經營，不顧旅游業務質量，擾亂正常旅游市場秩序的旅游企業要認真進行清理整頓，停止其經營旅游業務。嚴禁以承包名義搞個體經營旅行社業務。
4.3綜合分析
從更高的角度審視旅游業，我們不難發現：旅游業作為一個產業，其總體發展趨勢主要還是受國際經濟局勢、國內宏觀經濟形勢的影響。這是因為：一方面旅游需求產生于、從屬于和受制于一個國家總體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提升，而現在各個國家的經濟又隨著開放度的日益增加而與國際經濟形勢緊密聯系；另一方面，旅游供給因涉及基本建設，也受到國家經濟政策調整的宏觀影響。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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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戰前各國政府并未履行在經濟衰退時期最大限度降低失業率的使命，“二戰”前的各國政府有過之而無不及。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有三，這些原因隨著“二戰”的結束而消失。
原因一是，那時候存在硬通貨游說團體。這一團體由大量在社會上有影響、政治勢力強大的富人組成。債券是他們的主要投資領域，高產能利用率和低失業率與他們自身利益無關，穩定的物價對他們來說才最重要。他們最想要的是硬通貨。
原因二是，受高失業率影響最深的工薪階層在當時一般沒有選舉權。在他們有投票權的一些領域，他們以及他們的代表無法想到有效的措施，使政府抑制經濟下滑的政策惠及他們，也無法掌握權力操縱桿。
原因三是，人們的經濟知識還處于成長階段，人們很少知道不同的政府政策會對社會總開支水平有著什么樣的影響。除了美國的銀幣自由鑄造運動，一般的政府和公共知識討論并沒有以此為主題。
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這三個因素都消失了。今天，我們不再有硬通貨游說團體；幾乎所有投資者都有著多元化的投資組合；當失業率高漲、產能利用率和開支低下的時候，幾乎每個人都會嚴重受害。
如今，經濟學家們更深刻地了解金融、銀行及財政政策如何影響名義開支，盡管他們掌握的知識差強人意。許多深刻的開放性政治和公共知識討論以經濟學家的研究結論為主題。此外，所有的工薪階層人員都有選舉權。
因此，我在三年前自信地對學生們說，在發達國家中，政府對商業中的災難坐視不管的日子已經結束了。如果失業率突破10％，通脹居高不下，那么任何政府都會采取一些重大措施來避免這種現象的長期存在。
但是，我錯了。相反的情況發生了。在利益受損的硬通貨游說團體不存在的情況下，為什么美國會有個大型政治運動――茶黨在鼓吹實施最極端的硬通貨政策？為什么失業者及可能成為下一波失業群體的人沒在選舉中注冊投票？為什么政客們不再害怕這些選民的不滿？
此外，還有很多經濟問題。為什么我認為自1829年來就已確定的名義收入測定原則如今會被質疑？凱恩斯等人認為政府必須戰略性地干預金融市場，以穩定整體經濟的支出，為什么這一觀念如今會引發爭議？
反對奧巴馬政府政策的右翼團體并不反對實施財政措施，以穩定名義開支。相反，他們反對政府應扮演宏觀經濟穩定者的角色。
如今，整體經濟的支出流動率很低。因此，美聯儲主席伯南克決定用不能帶來利息的現金購買政府有息債券，以此改變私有資產的混合成分，最終活躍支出流動率。
這十分正常。惟一不符合常態行為的是，美聯儲購買的是財政部七年債券，而不是三個月到期的短期國庫券。它別無選擇：七年債券是財政部債券中能帶來利息的時限最短的債券。美聯儲不能把短期利率降至零以下，因此它只能通過“定量寬松”政策來降低長期利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