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俗文化論文匯總十篇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低俗文化論文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二、民俗博物館在傳承地方文化中的地位與作用

民俗博物館的建立對于傳承與弘揚地方文化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民俗博物館與傳統意義上的博物館不同，民俗文物與傳統博物館中的器物也具有本質區別，因此民俗博物館在傳統意義上的展陳文物的同時，除其所具有的展示的功能外，也兼具保護和傳承地方民俗文化的功用。

（一）民俗博物館在展示與傳承地方文化方面的功能

民俗文化與已經文字化、實體化的文化樣式不同，它具有活態性，與人和人的活動密切相關。因此，如高丙中所言：“文化是具有公共性的，文化是一定人群所共享的，同時，這一特指的文化具有成為共同體全體享有的傾向和可能性，恰恰是這種可能性使文化不像那些私有性的事物一樣因為占有的人越多而使每個人的占有份額越少，相反，它會因為享有的人越多而越有價值，越受到尊崇。[2]”民俗博物館的建立對于展示和弘揚地方民俗文化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在這一過程中，民俗文化逐漸進入普通百姓的視野，這些平時他們司空見慣的日常生活中的點點滴滴匯聚成傳承傳統的民俗文化，從而形成一股強大的作用力，影響更多的人，成為一種公共文化體系，這便是民俗博物館在展示和傳承民俗文化中所發揮的巨大作用。以煙臺民俗博物館的“煙臺近代家居陳列”為例，其分別展示了封建官僚家庭、買辦家庭、文人家庭和普通百姓家庭四個代表性家居陳設。使得觀眾可從中領略或奢華優雅或質樸純粹的煙臺民俗文化，體味不同階層民俗生活的豐富內涵，從各個家庭的家居生活中窺見煙臺開埠后多元文化并存之民俗風貌，從民俗文化中領略老煙臺的公共文化生活，感受煙臺作為中國北方最早開埠的城市，在歷經近現代歷史的浸染后所具有的各個階層的日常生活情景。

（二）民俗博物館在宣傳與保護地方文化方面的功能

民俗博物館承載著地域社會內民俗文化的宣傳與保護功能，民俗文化具有活態傳承的特點，因此民俗博物館中展示的民俗文化也具有其獨有的特質，民俗博物館力求將民俗文化的動態展現出來，通過豐富的展陳手法，將地域社會內百姓的日常生活與民間信仰通過再現與還原的形式展示出來，將民俗文化的活態呈現在觀眾的面前。通過適合民俗文化的展陳方式，民俗博物館在宣傳和保護地方文化上起到了積極的作用，老百姓們對于自己生活中的民俗事項司空見慣了，而將這些民俗還原于生活，通過展覽的形式集中體現出來，能夠起到喚起人們對于傳統文化和民風民俗的記憶，宣傳和保護地方民俗文化的功能。以煙臺民俗博物館的媽祖文化陳列為例，該展覽展示了北方區域中獨具特色的媽祖文化，媽祖信仰作為一種民間信仰形式，在沿海地區民眾的生活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是一種無形的文化財富，其承載著豐富的民眾精神需求，該陳列推陳出新展出媽祖相關民俗文物十余件，并通過形象生動的展陳設計，將媽祖信仰這一民間信仰呈現給觀眾，從媽祖由來，湄洲神女的傳說故事開始，將媽祖歷朝歷代受到疊獎褒封的情況以及有關媽祖的民間傳說故事展現出來，通過電子翻書等高科技手段，打造了一個民俗文化視覺的盛宴。

篇（2）

二、東北典型人物形象的塑造

當年因為馬車店店主用一碗蝲蛄豆腐救了清始祖布庫里•雍順的命，所以乾隆爺將蝲蛄鎮冊封為清始祖發祥地，并遷來了三百戶旗人。蝲蛄鎮位于長白林區深處的偏遠鄉村，與世隔絕了幾百年，解放后才進入人們的視野，小鎮人封建保守思想嚴重，對新事物本能地排斥。縣婦救會在蝲蛄鎮進行婦女解放運動，想拆除代表封建思想的郎氏貞節牌坊，幾個郎姓老太太在那整整守了三天三夜，還大罵“傷天害理”。關連山作為小鎮的區長，想破除封建迷信，可關老爺子卻翹著小辮子到處跑，還親自或者煽動別人搞封建迷信活動。而裝神弄鬼的大腳仙和賴嚎子，則為了一己私利制造謠言，阻擋文明的進入。東北偏居一隅，地理環境開闊，自然資源豐富，形成了東北人寬容大度、不斤斤計較的性格特征，民風質樸。關連山和何大林就是其中的典型。關連山作為小鎮的權威人物，卻難改粗人本性，遇到不滿或棘手的問題，總要大聲嚷嚷幾句“扯不扯呢”。他語言雖然粗俗，但并不粗鄙，為人剛正不阿。何大林作為狩獵高手，體現了山民的威武和抗爭意識，以及東北人的信守承諾和耿直講義氣。東北民眾面對嚴酷的自然生存環境和社會壓迫通常表現出執著的生命意識和倔強的生命力量，體現出一種心理上的強悍，這一點從陶曼與蘇小石的愛情故事中得以充分展現。同時，東北這塊“化外之地”較少受到中原封建傳統禮教影響，女子表現更多的是野性潑辣、大膽奔放。“大花碗”是小鎮公認的“有名兒的潑娘兒們”[3]，郭惠娟身上則浸透著原始的奔放與野性，敢愛敢恨，不離不棄。在于雷筆下，很多形象被理想化了，表現了作者對生于斯長于斯的東北黑土地的熱愛。

三、豐富生動的東北民間話語的運用

篇（3）

二、基于館主生存時代的地方歷史知識素養

名人紀念館作為第二課堂和終身教育學校，向社會大眾，特別是青少年傳播歷史文化知識，培養和提高他們的思想道德和歷史文化素質。名人生平陳列，既是名人的成長養成史，同時又是一段地方史。因此，優秀講解員必須擁有地方歷史知識素養和運用。吳昌碩生存的時代，是中國近代最為動蕩的時代，歷經、天平天國、封建王朝滅亡、、軍閥混戰等時期。吳昌碩在家鄉的時期主要是他青少年時代，吳昌碩的青少年時代，親身經歷了正史中被稱為“庚申之難”的戰爭的驚濤駭浪，為躲避戰亂，有五年的逃難流浪生涯，在戰爭中他失去了除父親外的幾乎所有的親人，留下了很深的戰爭創傷。平定之后，吳昌碩在三十一歲那年撰寫、書刻《鄣吳義冢碑記》，義冢碑記記載了吳昌碩的家鄉在太平軍戰爭之后2千多人的大村僅剩25人，故土廢墟，人口凋敝的慘狀，這一段歷史不僅給了他個人一生以深刻的影響，鍛煉了堅忍心志和剛毅人格，通過對他這一時期生平的研究，也可窺見整個安吉在天平天國運動中的遭遇，《鄣吳義冢碑記》是戰爭造成人口銳減的是一份寶貴的佐證史料，成了研究太平軍在安吉的活動的重要的史料實物，這場戰爭直接導致了現代安吉的人口格局，成為移民大縣。根據縣志記載，1860年前后，戰爭嚴重波及原安吉、孝豐兩縣。戰亂及瘟疫、饑餓等原因，造成本地人口的銳減。其時安吉縣人口損失率96%，而孝豐縣高達97．5%。1871年后，清廷實施“招墾”“招佃”政策。河南、湖北、安徽和本省寧、紹、溫、臺等地鄉民先后遷入。從清咸豐、同治之后大規模的移民潮，到民國期間不間斷的移民，致使如今的安吉人上溯祖輩，絕大多數皆為外來歷史移民。歷史移民文化的影響，形成了如今安吉民間習俗的差異性和鄉土文化的多樣化。多種移民文化的傳承和融入，使安吉各地的鄉土文化、民間習俗呈多樣化態勢。不同的移民后裔，在生產習俗、人生禮俗、飲食習慣等方面至今還或多或少表現出某種差異。至于在民間歌舞、地方戲曲等文藝活動方面，移民傳承的地方差異更為明顯。據2006年浙江省“民俗民間文化遺傳”普查結果，安吉共有各類民俗民間文化樣式119項，將近占整個湖州市總量的二分之一，僅首批民間舞蹈類非物質文化遺產就達28項。安吉縣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名錄，數量和質量名列湖州市前茅。所以講解員有了對歷史知識的掌握，就可以把個人史與地方史串聯起來了，使觀眾（游客）能收獲更多的地方文化知識。

篇（4）

羅甸玉礦化帶位于羅甸縣城西南，與望謨、廣西毗鄰。大地構造位置位于華南褶皺系-右江褶皺帶北西緣，與揚子準地臺-上揚子臺褶帶相毗鄰[4]。區內出露地層有泥盆系、石炭系、二疊系、三疊系和第四系，其中二疊系四大寨組是軟玉礦的賦礦層位，軟玉礦體主要產于輝綠巖與四大寨組灰巖接觸帶上（圖1B）。二疊系四大寨組主要由碳酸鹽巖、碎屑巖組成，羅甸一帶灰巖逐漸增多但層厚變薄，甚至全由深灰色薄層含硅質、粘土質條帶粉-泥晶灰巖組成[16]。區域構造主要發育北東向、北西向及近東西向斷裂，斷裂與褶皺均較發育，褶皺疊加現象明顯。區內巖漿活動單一，僅發育基性輝綠巖，輝綠巖巖體呈巖床狀侵位于二疊系四大寨組，局部呈微角度斜切圍巖。本區輝綠巖是晚二疊世峨眉山玄武巖同質異相的產物[17]。由于黔南羅甸－望謨一帶處于峨眉山大火成巖省東部邊緣，并出現了一定規模的輝綠巖侵入現象，形成眾多的輝綠巖床（圖1）。區內變質作用主要為輝綠巖侵位所引發的接觸變質作用，其變質作用主要發育于輝綠巖與二疊系四大寨組灰巖之間。

2礦床地質特征

羅甸地區輝綠巖結晶顆粒多樣，包括細晶、粗晶、斑晶輝綠巖，多呈巖床狀順層侵入，延伸較長。輝綠巖體上下兩側均發育圍巖蝕變，上側接觸帶以大理巖化及玉化為主，為軟玉礦體的主要產出部位；下側以硅化為主，未發現透閃石化（圖2）。羅甸軟玉礦(化)點眾多，主要分布在晚二疊世輝綠巖與二T2b2-中三疊統邊陽組中段；T1-下三疊統；T1y-yn-下三疊統夜郎組-永寧鎮組；P1-2S2-二疊系四大寨組二段；C2mp-上石炭統馬平組；C2hn-上石炭統黃龍組；C1d-b-下石炭統大塘組-擺佐組；D3s-d-上泥盆統響水洞組-代化組；D2h-中泥盆統火烘組；βμ-輝綠巖；疊系四大寨組燧石灰巖的接觸帶或其附近。通過野外調查發現，灰巖與輝綠巖直接接觸部位玉化程度低，僅發育厚約1cm的玉化薄膜（圖2），而較好的玉石礦層并未與輝綠巖直接接觸（圖3A）。區內玉石礦體呈層狀、似層狀、透鏡狀及不規則團塊狀產于大理巖化帶或硅質巖帶內，其中以層狀、似層狀居多，厚度變化較大，介于0.05～0.4m之間，多數為0.15～0.2m。玉石按顏色可分為白玉、青白-青色玉和花斑玉，幾種玉石在礦床剖面上交替出現，如同一剖面中出現青玉—大理巖—白玉—大理巖的現象，各礦點均以花斑玉居多，花斑玉又可分為青色底花斑玉和灰色底花斑玉。位于羅甸羅悃鎮南4km的羅悃軟玉礦處于床井背斜南翼，礦體與圍巖接觸形式表現完整（圖3A）。輝綠巖呈巖床狀順層侵位于四大寨組第二段中上部，并與上、下地層呈平行接觸。輝綠巖與上覆灰巖接觸處形成大理巖化帶，大理巖化帶底部50cm內有不規則玉石脈產出，且兩條玉化層均產于夾有硅質條帶的大理巖化帶內（圖3B）。羅悃剖面輝綠巖結晶較細（圖3C），圍巖蝕變較弱。靠近巖體的玉化層厚約5cm，遠離輝綠巖的玉化層玉化較好，呈淺灰色，厚約10cm。兩層玉化層之間為夾硅質條帶大理巖，玉化層與大理巖邊界模糊。玉化層之上的灰巖未見明顯蝕變現象，灰巖間夾較多燧石條帶。

3采樣及測試分析

測試樣品主要采自羅甸縣羅悃剖面，部分玉石樣品采自羅甸其他幾個剖面，共計16件。將樣品在65℃左右低溫干燥12～24h，用無污染鄂式破碎機一次性高效破碎到70%以上的重量能達到2mm（10目）以下，盡量縮短流程，以避免粉塵積留造成的樣品交叉污染。使用來復縮分器，按“1/2+1/4+1/8…”多次手工縮分出300g已破碎的樣品，用無污染缽在振動研磨機上研磨至85%以上達到75μm（200目）。微量元素采用ME-MS61方法，即用美國的等離子體發射光譜與等離子體質譜（ICP-AES&ICP-MS）測定，準確度按“相對誤差（RE）<10%”，精密度按“相對偏差（RD）<10%”來控制；稀土元素用ME-MS81方法測定，采用美國的電感耦合等離子體質譜儀(ICP-MS)，準確度按“相對誤差（RE）<10%”，精密度按“相對偏差（RD）<10%”來控制。以上測試工作在澳實分析檢測（廣州）有限公司完成，測試結果列于表1和表2。

4地球化學特征

4.1微量元素

以原始地幔為標準[18]，將研究樣品做微量元素比值蛛網圖（圖4），并對羅悃巖礦石的部分微量元素質量分數做縱向對比（圖5）。經分析，發現樣品微量元素具有以下特征：（1）相對于原始地幔，輝綠巖除Sr外其他微量元素質量分數明顯高于其它巖礦石樣品。這主要是因為Sr的離子半徑大，化學性質活潑，可取代Ca或K而進入鈣礦物或鉀礦物中[19]，所以，碳酸鹽巖Sr質量分數較巖漿巖普遍偏高。為探討元素在變質過程中的變化情況，選取Nb、Ta、Co、Ni、Rb、Ba和Sr及RbN/YbN值做縱向對比分析（圖5）。從圖5可看出，除Sr外，其他微量元素在輝綠巖（LK-1）中的質量分數較其它樣品偏高，且隨著與輝綠巖距離的增加，不同樣品的微量元素質量分數沒有明顯變化。輝綠巖RbN/YbN=4.15～6.68，表現為強不相容元素富集型[20]。大理巖、硅質巖、灰巖及玉石的微量元素質量分數差異較小，總體上灰巖的微量元素質量分數稍高，玉石的微量元素質量分數介于其它樣品之間。除輝綠巖外，其他樣品的微量元素蛛網圖表現形式基本一致，說明它們之間具有相似的地球化學行為，暗示輝綠巖對玉石成礦的貢獻不大[21]。羅悃剖面其他巖石樣品RbN/YbN=0.17～4.44，顯示了其成因的復雜性[20]。其中灰巖、大理巖的RbN/YbN值明顯高于硅質巖及玉石層，表現為強不相容元素富集型，但與輝綠巖直接接觸的硅質巖（LK-5）的RbN/YbN值略高于其它硅質巖樣品，這與輝綠巖侵位引發硅質巖蝕變有關。（2）不同礦點玉石微量元素質量分數差異較小，除Sr和Ba外，其它微量元素質量分數變化基本一致，總體均小于輝綠巖。Sr和Ba屬大離子親石元素，化學性質活潑，地球化學活動性強，具有相似的地球化學行為。在變質作用過程中，Sr和Ba質量分數變化較大，甚至在同一類型變質巖石中也會有較大變化[22]，因此各礦點玉石Sr和Ba質量分數變化差異顯著。各礦點玉石Sr質量分數的差異最為顯著，但同一礦點玉石Sr質量分數（圖4B中同一顏色即為同一礦點玉石）變化一致。由于Sr易富集于碳酸鹽巖中，因此推測各礦點玉石Sr質量分數的差異是由于母巖（灰巖）巖性所控制的。玉石與輝綠巖在蛛網圖上的差別較明顯，表明輝綠巖可能不是玉石成礦物質來源的主要貢獻者。質量好的玉石（Gga、Ggc、Ggd）地球化學特征與其它玉石相似，微量元素質量分數介于其它玉石之間。玉石RbN/YbN=0.68～2.04，平均1.16，說明其大離子親石元素豐度略高于高場強元素。

4.2稀土元素

稀土元素測試數據及部分參數列于表2，稀土元素配分曲線如圖6。從表2和圖6可知：（1）輝綠巖稀土元素總量較高，∑REE=149.51?10-6～182.25?10-6。(La/Yb)N=8.02～8.61（圖6A），輕重稀土元素分異明顯，LREE/HREE=6.72～7.00，為典型的輕稀土富集型。(La/Sm)N=2.36～2.68、(Gd/Yb)N=2.36～2.38，顯示輝綠巖輕稀土較重稀土富集。樣品δEu=0.90～1.08，δCe=1.02～1.03，表明輝綠巖Eu與Ce無明顯異常現象。（2）未蝕變灰巖（LK-10）∑REE=27.09?10-6，其總量低于輝綠巖，但較硅質巖和大理巖稍高。灰巖LREE/HREE=3.84，(La/Yb)N=9.42，(La/Sm)N=4.62，(Gd/Yb)N=1.80，均顯示其為輕稀土富集（圖6A）。表2顯示灰巖的δEu=0.59，δCe=0.22，兩者比值均較低，顯示明顯的Eu和Ce負異常。大理巖∑REE=10.85?10-6～11.23?10-6，變化范圍小，但其質量分數低于灰巖。大理巖LREE/HREE=4.51～5.53，(La/Yb)N=8.77～14.35，(La/Sm)N=4.10～5.33，(Gd/Yb)N=1.47～2.00，顯示輕稀土富集（圖6A）。大理巖δEu=0.49～0.60，δCe=0.37～0.43，表現明顯的Eu和Ce負異常。（3）硅質巖分別取自未蝕變的黑色燧石層（LK-11）和灰白色蝕變硅質巖（LK-5和LK-9）。測試結果表明，兩種類型硅質巖稀土元素特征相近，稀土總量遠低于輝綠巖，變化范圍較小，∑REE=10.19?10-6～22.39?10-6。所有硅質巖LREE/HREE=3.90～6.22，(La/Yb)N=9.22～13.21，(La/Sm)N=4.71～6.65，(Gd/Yb)N=1.40～1.96，輕重稀土分異明顯，顯示輕稀土富集的特點（圖6A）。硅質巖δEu=0.65～0.78，δCe=0.18～0.41，顯示Eu負異常和顯著Ce負異常。（4）不同礦點玉石樣品中Gga、Ggc和Ggd質量最好，LM-4和LM-5質量次之，BY-6、BY-9及羅悃玉石樣品質量稍差。此外，樣品LM-3和LK-7硅化現象明顯，玉化較差。將所有玉石樣品（包括羅悃剖面）的測試結果進行球粒隕石標準化[18]，得到稀土元素配分曲線圖（圖6B）。相對于球粒隕石中各稀土元素的質量分數值，玉石樣品總體表現為稀土元素的富集，其∑REE=12.97?10-6～53.23?10-6，稀土元素總量變化較大。玉石LREE/HREE=3.63～9.75，(La/Yb)N=6.10～31.38，(La/Sm)N=3.99～8.61，(Gd/Yb)N=1.20～4.45，為典型的輕稀土富集型（圖6B）。另外，玉石δEu=0.47～0.87，δCe=0.12～0.43，顯示Eu和Ce的負異常，其中Ce負異常更為顯著。以上分析表明，輝綠巖稀土總量高，配分模式圖差異明顯，未見明顯的Ce和Eu的異常，這些特征類似玄武巖。玉石與大理巖、硅質巖和灰巖的稀土元素特征相似，稀土總量接近，配分模式圖較一致，均具有Ce和Eu的負異常。由此推測，輝綠巖對成玉的貢獻不大，而巖漿期后氣水熱液作用則是促進玉石成礦的關鍵。此外，由圖6B可知，不同礦點玉石稀土元素特征一致，表明羅甸不同礦點玉石礦具有相似的成因。

5地球化學特征的指示意義

微量元素可以示蹤成巖成礦作用過程及機理[23]；稀土元素由于具有穩定的化學性質，也是一種難得的“示蹤劑”[24]。微量元素蛛網圖及特征參數可以指示巖石的成因信息[20]，巖石的REE分布型式同樣具有重要的巖石學意義，可以利用REE型式來探討巖石的成因及演化信息[25]。以往研究表明[4,8,10,13-14]，羅甸玉主要礦物為透閃石，質量分數在90%以上，最高可達99%，透閃石理論質量分數為SiO2=58.18%、MgO=24.16%和CaO=13.18%[8]。據韓偉等[17]對輝綠巖主量元素的分析，發現其SiO2質量分數為46.08%～46.63%（平均46.36%），MgO為5.65%～6.93%（平均6.39%），CaO為9.40%～10.31%（平均9.80%），均低于透閃石理論值。輝綠巖（LK-1）微量及稀土元素分布型式與其它樣品存在明顯差異，元素總量高，Ce與Eu均無明顯異常；RbN/YbN=4.15～6.68，為強不相容元素富集型。大量資料顯示[2-5,8,10]，羅甸軟玉礦體主要產于巖體上覆的外接觸帶中，巖體下伏接觸帶的蝕變與礦化均較微弱，表明巖漿與圍巖接觸交代并不能形成軟玉礦石。通過野外實地考察，發現多數羅甸玉石礦體并未與輝綠巖直接接觸，而是中間夾有硅質巖或大理巖，甚至夾有50余米厚未經明顯蝕變的灰巖（如冗里玉礦）。綜合上述分析，推測羅甸玉成礦過程并非巖漿直接作用的結果，而與巖漿期后氣水熱液作用關系更密切。玉石與灰巖、硅質巖及大理巖的地球化學特征比較一致，元素質量分數接近，配分形式類似，且它們都具有較明顯的Ce與Eu負異常。羅甸二疊系四大寨組灰巖中有大量硅質條帶及燧石團塊，灰巖與硅質巖呈互層產出。在巖漿期后熱液作用影響下，可引起二者之間發生硅與鈣、鎂的遷移，進而為成玉提供必要的物質保障。根據野外地質現象及前文地球化學分析結果，推測羅甸玉可能具有兩種不同的成礦方式，一種是侵入巖漿的熱動力驅動下發生蝕變，灰巖中CaO、MgO與硅質條帶或燧石中SiO2發生交代混合，形成CaO、MgO、SiO2比例合適的透閃石礦物，但這種方式形成透閃石較少，礦化程度低，礦體薄。另一種是侵入巖漿帶來大量的氣水熱液，其與灰巖、硅質條帶灰巖發生交代作用，形成大理巖、透閃石，但這種方式形成規模較大的透閃石，礦化程度高，礦體較厚。大理巖化帶內的玉石礦通常玉化程度較好，這一特征與地球化學特征分析所得出的結果較為一致，即玉石的形成與大理巖化關系較為密切。灰巖與硅質巖稀土配分曲線顯示較明顯的沉積巖特點[26]，而沉積巖中Ce異常的出現表明其為海相生物沉積或化學沉積[23]。稀土元素Ce與Eu是變價元素，但是二者在氧化還原環境中的變化卻相反[27]。Eu具有兩種不同的價態，分別為Eu2+和Eu3+。當Eu呈Eu2+時，很容易在大理巖中代替Ca2+、Mg2+而相對富集并表現正異常[28]。玉石Eu存在明顯負異常，說明它們可能是成巖過程中發生鈣質、鎂質遷移的結果[29]。不同礦點玉石除Sr和Ba外，其它微量元素質量分數變化基本一致。當RbN/YbN>1時，表現為強不相容元素富集，當RbN/YbN<1時，為強不相容元素虧損[20]。玉石RbN/YbN=0.68～2.04，說明其大離子親石元素豐度略高于高場強元素。與輝綠巖（RbN/YbN=4.15～6.68）和其它巖石樣品（RbN/YbN=0.17～4.44）相比變化范圍較小，表明羅甸玉成礦過程中有明顯的微量元素遷移現象。玉石稀土元素配分曲線型式相似，均表現為典型的輕稀土富集型，且具有Ce與Eu明顯負異常。玉石微量及稀土元素特征均表明其與輝綠巖侵入關系不大，元素質量分數總體低于輝綠巖。不同礦點玉石地球化學組成特征相似，且與灰巖、大理巖及硅質巖也表現出較為相似的特征，說明它們之間具有明顯的繼承關系。然而與輝綠巖卻存在明顯差別，就成礦物質來源來說，玉石成礦與輝綠巖侵位關系不大或不存在直接的成因聯系。羅甸玉主要由透閃石組成。由透閃石分子式Ca2Mg5[Si4O11](OH)2可知，羅甸玉的形成需要Ca、Mg、Si及水的大量供給。羅甸地區灰巖及硅質巖為成礦提供豐富的Ca和Si，李凱旋等[30]指出，輝綠巖在侵入過程中形成大規模的熱傳導循環可將海水中的Mg帶入，這為羅甸玉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物質基礎。輝綠巖侵位的熱驅動作用，使白云質灰巖、硅質條帶灰巖Ca、Mg、Si及水交代融合，形成透閃石。另外，輝綠巖侵位過程帶來大量的富硅氣水熱液，其與白云質灰巖、硅質條帶灰巖發生交代，形成透閃石，導致玉石的形成。

篇（5）

關鍵詞：主持人；地域；創新

中圖分類號：J0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3198（2011）01-0202-01

我國電視產業化的趨向已經越來越明顯，現在所處的信息化時代以及與之相伴而來的信息革命已經將我們的日常生產與生活進行了悄然的改變。我們新聞人需要面對現在第四媒體的悄然興起以及各種媒體的迅猛發展、市場現在是以網絡的經濟形態存在，這是一場看不見硝煙的戰爭，主持人所起的作用被迅速的放大，其帶動與核心效用被有效的強化與提升，主持人應該如何在觀眾的欣賞水平發生了顯著變化，以及自己的眼界不斷地提升，以及對于事物有了自己的分析與判斷。為了能夠讓我們電視業能夠更好的在市場競爭中站穩腳跟，我們的節目主持人不但需要具有應有的素質，其中的地域文化更是我們的主持人取得觀眾認同的一大法寶。

1 地域文化對于節目主持人所產生的積極的影響

我們的國家幅員遼闊，具有漫長的五千年文明發展歷程。多年以來，各地形成了與其他地方截然不同的人文風情，創設出許多具有本地色彩的地域文化，我們的節目主持人也必定與各種地域的文化有著無法回避的關聯關系。首先，我們的地域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我們對于節目內容以及節目中所代表的風格的打造與宣傳，而且由于電視觀眾的不同要求，我們需要考慮電視觀眾的心態以及他們對于事物不同的審美觀點與標準。從而對于我們主持人風格的形成產生各種作用力。其次，截然不同的地域所生成的富有特色的文化對于其傳播有著至關重要的各種因素的影響，這樣的影響在諸多方面有所體現與現象的發生，這當中就包含了主持人主持風格的生成以及節目的生成自己獨特的風格，這樣的生成環境是由于特定的地域文化的大背景之下所生成，是一個彼此互動的、聯系的過程，讓相互之間有著不同特點的主持人節目的相互融通與協調。

2 地域化節目主持人對于素質的種種不同的要求

地域文化是地方電視臺能夠通過自己的努力打敗競爭對手的一個有力武器同時也是本地電視臺一張他人無法取代的標志。我們可以通過對于本地所獨有的文化進行巧妙的宣傳，這樣能夠讓我們的地方電視可以被全國的電視觀眾所接受與認同并喜愛，而特色是中間最為關鍵且重要的因素，我們的節目主持人并不能僅僅要求只是在電視節目前照本宣科的讀稿件，而是應該有著自己的創作力，是一個富有生命活力能夠對資源進行良好的整合的主持人。

2.1 健全而扎實的知識基礎

主持人需要具備許多淵博的知識，對于節目的主持人而言，其素質綜合要求確實是比較高，其在工作的時候，不但要能恰到好處的主持節目還要承擔起將節目的信息通過自己的工作來巧妙的傳達有關的信息。不但要讓觀眾通過觀看自己的節目能夠得到歡樂還要讓節目中傳達的信息對觀眾起到一定的教育作用，不但需要滿足電視的基本功能也要讓觀眾通過觀看電視能夠獲取一定的知識。主持人如果沒有一定的知識積淀就會將節目弄得比較的膚淺，其主持的節目也就會顯得沒有內涵缺乏應有的深度與廣度。具體到地方電視臺的節目主持人，我們在實際的工作當中要在當地能夠長時間的居住，要能夠積極主動地到當地民風民俗的發源地去探究尋找。只有這樣才能夠讓大家對自己的工作給予認同。

2.2 深厚的文化涵養

主持人通常利用自己的知識而使主持的節目具有一定的影響能力，尤其是在文化方面。主持人對于民族的傳統文化的認同與贊揚不但能夠有效地保障我們民族文化所具有的種種特色，還能夠多多收集其他民族文化的特點，不但能夠通過自己的加工與整合讓我們的民族文化與世界其他的文化相互交織與融合，還能夠有效地彰顯出我們中華民族所特有的文化價值和審美的觀點。例如我們著名的節目主持人敬一丹，原先是一個播音員，但后來成為了主持人，無論從哪一個方面而言，其都具有良好的學習精神，顯示了她極為扎實的專業素養，她現在是通過節目的主題選擇、編輯稿件到主持全部都能夠操作的妥當。

2.3 要求具有高尚的職業道

節目的主持人是媒介與觀眾之間一道橋梁，是將二者巧妙的聯系起來的關鍵所在，節目主持人的神情以及工作中的各種態度還有與現場觀眾和特約嘉賓所做出的各種多層面的交流與溝通，能夠創設出良好的場景，讓觀眾不會在局限于機器的冰冷，有效地打破了與觀眾之間的心理間的那層薄膜。這樣不但能夠極為巧妙的說明了我們地域文化的種種內涵而且還用自己專業的工作說明了地域文化的特性。

3 結語

伴隨著我們社會的快速成長人民的物質精神文化生活的水平不斷的提高，雖然我們的電視節目數量在高速的增加，內容也有了較大的改進，但我們電視觀眾的的欣賞能力也在不斷的提升，觀眾之間的差異化也變得越來愈明顯，以往的萬人空巷的局面可以說是不可能再出現了，我們地域文化的節目能夠在今后的競爭中取得自己應有的市場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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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桐城地域文化形式多樣，內容豐富，具有獨特性，唯一性。桐城小花是桐城的地方特產，歷史悠久，馨香四溢，為明清貢品，聲名遠播。桐城雖然文化氣息濃厚，但卻沒有將這得天獨厚的優勢與桐城小花茶葉相聯系，造成了資源的浪費，小花茶的營銷停止不前。本文從地域文化的角度出發，解析桐城的地域文化，研究地域文化在桐城小花茶的營銷中的植入問題，明確其現狀與不足，通過實證分析為桐城小花及我國其他各個地區的土特產營銷提出建議。

二、地域文化與土特產營銷理論分析

1.地域文化的特征

地域文化具備地域性、豐富性、穩定性三個基本特征。從本質上來講，不管是哪種每種文化的特點跟其地域性相關，由于每種文化都有其固定的影響范圍和其地域性特點。地域的文化特征是其自身獨有的或者是獨創的，具有一定的典型性、獨特性并且與其他地域文化特征有著比較大的區別。

地域文化的地域性是人們在該地域生產、生活、勞作，以及社會歷史環境的演變中不斷積累而成的。不管是歷史古跡、地方文化傳說，還是當地風俗、思維習慣、道德傳統和價值觀等，無一不滲透著濃烈的地域文化色彩。

地域文化的豐富性體現在不同地域文化多具有的多樣性、層次性和整體性上，地域文化的多樣性可以使不同地域的人在交流時相互影響，相互借鑒，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經過交流與碰撞，形成文化的交融，能夠更高效的地解決當地文化所存在的現實問題。地域文化的層次性可以使地域文化按照不同的等級形成多種地域文化系統，按照等級層次由高到低進行細分，地域文化的種類由少到多，層次分得越細，地域文化的特征越具體。地域文化整體性是地域文化的豐富性的另一種表現，許多當地的地域文化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多種文化相互融合，共同影響著當地社會整體的發展。地域文化是地域特征鮮明的文化單元，其有比較完整的體系。

2.地域文化與當地特產營銷理論分析

當地土特產市場的發展需要當地地域文化作為動力，既要具備土特產自身的商品效應，又要通過土特產將當地地域文化傳承下去，因此，在土特產品外披上地域文化這件外衣對當地土特產市場發展有著重要的意義。

土特產在產品設計的過程中往往會根據當地的的文化，并收集土特產的相關資料，例如民俗風俗、古老傳說和名勝古跡、歷史名人等等。產品的的文化特色都必須在產品的包裝設計中展現出來。產品展現出的地域特色都是以文化元素為基礎的。同時，產品包裝在設計的過程中，所貫穿的設計思路也是以土特產產地的地域文化為基礎，包裝能展現當地的歷史，民俗風情等等。一般地方的土特產大多都具有悠久的歷史，民族文化氣息濃郁。如果在包裝設計方面能恰當地運用這些地域文化元素，不但可以突顯土特產的特色，還可以體現出包裝的文化價值。

地域傳統文化豐富多樣，土特產包裝的設計可以從中選取各種各樣的文化素材。比如，中國的傳統元素一般分為“形”“意”“神”三個方面：“形”是指形狀、結構、色彩；“意”指這些形狀、結構、色彩所代表的寓意，“神”是指當地文化的內涵。土特產包裝設計中融入地域傳統文化元素，可以達到引起消費者注意，激發消費者消費欲望的效果。

3.地域文化對土特產營銷的影響

（1）特產產地文化對土特產營銷的影響

特產文化，將美食特產與地域文化聯系起來，利用民眾唯特產是寶的心理，展示其獨特誘人之處，故而消費者趨之若鶩。特產市場經過了長時間的發展其包含的文化因素作用越來越大。特產在銷售的過程中，其提高特產自身的文化附加值，可以讓消費者認可，使得該類特產在同類的產品中，具有強大的競爭優勢。特產文化的核心是特產，突破點是文化。挖掘特產自身所蘊含的文化信息，將其所蘊的流行文化、文化理論、區域文化、文化遺產、傳統文化、文化場館及文化產業等相關信息充分挖掘。對于充分發揮特產資源優勢，樹立地區意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2）銷售地消費文化對土特產營銷的影響

地方特產營銷離不開當地消費文化，地方特產區域的選擇是營銷的首要考慮，需要考慮其有關系的文化面，是否有沖突。文化的不同決定了當地百姓對該產品的接受程度的不同。并且消費能力也是其當地消費能力的組成部分，因此土特產在營銷的過程中，合理的定位對土特產營銷十分重要，不僅如此，土特產營銷時還要考慮其潛在的消費對象。

三、桐城小花營銷的現狀分析

2014年桐城現有茶園總面積4.45萬畝，根據調查顯示，今年桐城采摘園面積約4.05萬畝，與去年相比增長4.7%，農戶茶葉總產值達1.5億元，茶業產業鏈上總產值將超2.9億元。目前，桐城的茶葉多是當地消費，城市區居民茶葉消費人數最多，達到90%以上，山區農戶茶葉消費人數為60%以上，郊區農戶茶葉消費人數為50%以上。

四、桐城市小花茶葉發展中存在的問題

1.龍頭生產企業少而弱，整體生產效率低下

在桐城市現有的小花茶葉生產企業中，雖然數量眾多，但是真正具有大規模的龍頭企業很少。在桐城市的200多加小花茶葉生產加工廠中大部分是家庭作坊式的，不僅加工工藝不夠規范、品質得不到保證外，年加工量也不及大規模企業的一半。不僅如此，小規模的小花茶葉加工廠其品種單一，科技含量低，沒有能夠延長茶葉生產的產業鏈。這樣往往會出現產業產能低下的情況，茶葉的高額利潤被其他公司所獲取。

2.缺少有影響力的大品牌，品牌資源整合不夠

同時，小規模的企業眾多必然導致小花茶葉缺乏有影響力的大品牌，加之對外宣傳力度的不夠，這些種種原因必然導致小花茶葉的知名度不夠，很難做到“走出去”，對外的市場沒有得到很好的開辟。如果不加對外宣傳力度，提升品牌質量，小花茶葉的銷量很難有質的突破。

3.對外宣傳不夠，缺乏營銷力度

桐城市雖然在茶葉資源和茶葉品質等方面占有很大的優勢，但是由于過去的封閉環境以及當今的對外宣傳力度不夠，這就造成了生產的茶葉大部分是在市內自產自銷。不僅是宣傳力度不夠，桐城市的市場銷售體系也不夠健全，很容易導致銷售混亂的情況發生。部分廠家仍然抱著“酒香不怕巷子深”的舊觀念，原地待售，不愿意主動“走出去”開拓市場，從全國各大銷售市場來看，很少能在常見的人口流動性強的場所見到桐城市茶葉的宣傳廣告和銷售窗口。如果桐城市茶葉的發展還在局限于市內銷售，不有所動作的話，其發展令人堪憂。

五、桐城小花文化營銷的建議

1.發展經營體系，完善營銷網絡

在桐城市本地建立專業的茶葉批發市場，構建網絡電子商務平臺，方便各地客商與游客的商貿洽談與選購；在各中心城市，可設立桐城市茶葉的品牌專營店和展示廳；在機場、火車站、汽車站等人流較大的站點，通過媒體廣告和海報等方式加強宣傳，并設立不同層次的專柜，構建銷售網絡；鑒于超市的巨大輻射力，應積極推動茶產品進入超市設立專柜，以滿足不同層面的消費需求；同時，還應充分利用即將成型的便利交通網，打入全國各主要茶葉批發市場，提高桐城市茶葉的知名度，完善銷售網絡。由于旅游已成為桐城市的朝陽產業，可結合旅游的發展進行茶葉宣傳與銷售，如建立品茶園，發展采茶游等，讓游客在逐步了解中認可桐城市茶葉。

2.積極弘揚桐城的茶文化

龍井、普洱、鐵觀音、碧螺春等名茶，都因為賦予了文化的性情而深受消費者喜愛。鐵觀音代表的是“功夫茶文化”，龍井、碧螺春代表的是“江南文人文化”，普洱茶代表的是中國傳統的馬幫文化，是茶馬古道的精髓。至今普洱茶任然保留了茶餅、茶掛飾等傳統茶。其獨特的形式，都是其古老茶文化的象征。因此桐城在開拓桐城小花的過程中必須先把桐城的茶文化打出去，將其茶文化知名度提高之后，茶的銷量也會有相應的提高。將“六尺巷”之中的君子風范進行現代化釋義―禮讓的君子。因此，當地政府在進行茶文化推廣的過程中不應當僅僅只是唱白話，如：領導重視，加大投資力度，加強管理等等。作為公眾都關注的部門，當地政府在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過程中，應當注重體現君子風范，讓大眾看到一個君子風范的政府的形象。

3.注重桐城小花包裝設計

茶葉發展到今天，已然不是單獨供人飲用那么簡單，中國茶文化發展到今天，已經是人們之間相互交流的一種方式，許多愛茶人士都會相互贈送茶葉來表達彼此之間的友誼，贈送親朋好友固然包裝是很重要的，這就要求桐城小花也需要擁有獨特有意義的包裝。

利用現代設計手段，演繹桐城小花包裝，并不是簡單的將傳統元素進行組合，而是給這些元素添加新的意義，把它變的時尚而又不失當地傳統文化特性。人們都會喜歡一些有創意的設計，將傳統進行創新，桐城小花包裝設計才會有新的生命力。目前桐城小花品包裝，工藝簡單，沒有新意。因此，在桐城小花的包裝上應改革創新工藝、引進現代技術，使產品重煥光芒，激發消費者購買欲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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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建民.企業文化營銷策略研究論文題目[D].北京：北京交通大學，2008：7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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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我國的旅游產業規模不斷壯大。已是國民經濟中的重要產業，特別是民族地區旅游業已成為其經濟支柱產業和扶貧致富的重要途徑。導游是旅游業發展中最活躍最關鍵的要素，也隨著旅游業的發展而日益壯大。旅游業需要導游，正如旅游學專家王連義教授所說：“沒有導游的旅游是沒有靈魂的旅游”。國際上亦普遍認為“導游是旅游業的靈魂、旅行社的支柱、參觀游覽活動的導演”。

優秀的導游人員本身就是一種的動態的旅游資源，導游在整個旅游過程中起著關鍵性的作用。通過旅游活動的實踐，人們已經明白：在旅游業中任何現代化的手段都無法代替導游的作用，不可能僅憑互聯網和電腦等走遍天下，因為互聯網以及電腦都缺少情景交融，缺少聲情并茂的講解，缺少導游人格魅力的吸引。而出色的導游可以使景區自然風景和民族文化更好的融合，提升景區景點的品位又可以感動客人，并且使游客成為對當地最有影響力的宣傳者，由此可見導游在旅游產業中的重要性。

是在民族地區，導游的民族文化素養在旅游業的發展中對旅游地的民族文化展示和傳播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導游人員文化素質特別是民族文化素養的高低直接影響著游客對目的地民族文化的感知和欣賞，導游精彩、生動而有依據的導游詞更能讓游客在欣賞自然風景和人文景觀中享受“異域”文化的魅力，從而加深對旅游地民族文化內涵的理解和感知，更加尊重當地民族文化，理解當地的民風民俗，從而獲得更加滿足的旅游體驗。鑒于此，筆者以旅游人類學的視角，從導游的民族文化素養入手，對貴州省的民族文化特色景區景點導游群體展開調查，并引發一些思考，以期對民族地區旅游業的可持續發展和民族地區導游的民族文化素養培養有所啟迪。

二、貴州省導游群體素質的現狀分析

截至2011年11月25日，貴州省擁有導游資格證并持Ic卡（即上崗資格證）的導游總數為8739人。其中，大中專及以下學歷者占80%，初級導游占97%，導游隊伍呈現出低學歷、低等級的狀況。另外據貴州省旅游局《2013年上半年旅游投訴情況通報》指出，2013年上半年旅游投訴比2012年同期增長了6.67%，其中導游投訴占到總投訴的46.67%。歸納起來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一）職業道德欠缺，服務意識淡薄。“眾多導游工作起來無精打采、壓迫游客購物卻精神抖擻；解說旅游地文化時敷衍了事、講起索要小費的理由時卻眉飛色舞”，這是很多游客對導游群體素質現狀的描述。說明我們的導游職業道德欠缺、職業責任感缺失、缺乏服務意識、缺少愛崗敬業的精神。

（二）基本功不扎實，民族文化素養缺失。導游是針對景觀客體為游客提供文化服務的職業。導游的文化傳播功能在旅游業發展之初就得到了無庸置疑的認同。旅游業發展初期，導游作為“民間形象大使”受人景仰，俗話說：“祖國山河美不美，全靠導游一張嘴”。然而通過調查，筆者發現目前導游隊伍存在明顯的知識結構不完善的特征。他們大都只能一般性勝任旅游目的地的講解，而難以勝任旅游環境或旅途景觀的導游講解。

在導游講解過程中，許多導游缺乏相關專業知識，主要表現在：導游講解太少或根本不講的啞巴導游；導游對景點的文化價值、歷史價值、學術價值缺乏了解，講解時信口開河；導游講解時很呆板解感覺是在背誦導游詞。如西江千戶苗寨的導游隊伍就可以分成帶路型、背誦型、解釋型3類，他們存在主要的問題是杜撰史實、張冠李戴，講解水平不高，在為游客講說當地的民風民俗與地方性知識中存在偏離及其過度詮釋現象。

（三）自主學習能力不足，缺乏學習毅力。人們常說導游是“雜家”在旅游工作中涉及的知識面廣，要求導游具有寬廣的知識面，就需要導游不斷學習、不斷充實。而大部分導游則表現出不愿主動學習，積極性不足，對自我的提升更是缺乏計劃性，大多數導游都是按照現有的導游詞來講解，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周而復始，沒有新鮮的內容。

（四）導游民族文化知識習得渠道較少。作為導游，必須具備系統的知識結構。一個好的導游必須具有旅游知識、生活常識、語言技巧知識、心理學、美學和歷史地理等文化知識。在民族地區，導游還應該具備本地區的民族文化知識。民族文化知識包括的范圍及其廣泛，其中涉及到民族歷史，如民族的族源、民族的發展及變遷等；民族藝術，如民族的音樂舞蹈等；民族經濟，如生計方式等；民族精神，如神話傳說、思維方式等。

在民族地區導游群體的民族文化知識主要來源于當地旅游局編寫的相關資料和一些旅游知識培訓以及導游在實踐中自己的親身感受。但是，旅游政府部門編寫的相關資料大多都是總結性的，針對性較弱；而且旅游知識培訓的頻率很低，在我省專業的旅游知識培訓只有在每年導游資格證年審的時候才集中培訓三天，而旅行社對導游的知識培訓基本沒有；導游的自身實踐習得的知識更多的都是表面的，對本地區民族文化內涵的理解還很欠缺。

三、導游的素質差異對民族文化傳播的影響

導游被業界人士譽為“旅游業的靈魂”，在以“文化體驗”為主的休閑經濟時代，導游服務在旅游接待服務中發揮著核心與紐帶作用，其服務質量水平已成為現代旅游者旅游滿意度高低的標志，特別是民族地區導游對民族文化內涵的解讀和傳播對游客更好的欣賞和體驗當地民族文化特色有著關鍵性作用。

導游服務的文化傳播是游客對異域文化知識和文化品味追求的過程。在導游服務過程中，無論是導游的講解，還是導游與游客的日常交談以及其儀容儀表、行為舉止，無不直接或間接的表達、滲透著旅游目的地的傳統文化和現代文化。導游人員為來自不同地區、不同民族的游客提供服務，通過引導和生動、精彩的講解使游客獲得知識、樂趣和美的享受，有意無意中展示和傳播著當地的文化。因此導游自身文化素質的高低對當地民族文化的展示和傳播有著不同的影響。

導游的文化素養與審美情趣，決定了其能否更好的展示和傳播當地的民族文化內涵，這對于吸引旅游者開拓旅游市場，，促進旅游目的地的文化交流，發揮著不可忽視的作用。任何形態的文化，其主體都是人，旅游文化的主體就是旅游者。旅游者來自不同的國家和地區，他們的旅游不僅只是追求身心的放松和愉悅，更是為了拓展自己的人生閱歷，開闊自己的眼界，增加自己的人生體驗，對他們而言，特別是對以“文化體驗”的旅游者而言，一個具有知識魅力的導游，無疑是一個很好的導師。

四、培養導游民族文化素養的建議

（一）加強培訓力度，細化培訓內容。我省導游群體的平均文化程度不高，他們大都沒有廣博的知識積累，雖然都經過培訓，但是培訓的時間不長且頻率很低，培訓專業化程度不高，培訓的內容也比較混亂，沒有具體要求，培訓課程內容也沒有固定安排隨意性比較大，往往是有什么老師就上什么課，且培訓方式主要以授課為主比較落后。同時，來源于旅游局編寫的風土人情、地方性知識和一些導游詞，一是依據不足，二是不完整，因此她們沒有形成系統的知識鏈。提升導游群體民族文化素養必須加強與科研院所合作，聘請在研究部門從事民族研究的專家來擔任教學工作，借鑒民族文化研究的成果，編定比較系統的培訓內容，從淺至深、由表及里。

（二）建立鼓勵機制，激發導游內在學習動力。目前，我國導游的生存環境很艱難，被戲稱為“三無人員”。一是專職導游，一般只有很低的基本工資，絕大多數兼職導游連底薪都沒有，有的地方導游還要向旅行社交“人頭費”。不合理的薪金制度不能全面評價導游的工作量和工作質量也不能保證導游勞動價值的補償，在這種情況下，他們不可能安心工作和學習。二是大部分導游表現出的不愿學習，懶于學習，缺乏主動性的另一個原因是導游等級晉級制度沒有起到激勵作用。根據調查，旅行社對導游的等級并不十分看重，只要能接團就可以，對不同等級的導游沒有明顯的待遇差別。所以大多數初級導游都沒有繼續晉級的動力，也就不會繼續學習。所以必須改革導游的薪金制度，建立健全導游證等級晉升的激勵機制，使導游的素質與其收入掛鉤，才能真正的激發導游內在學習動力，主動積極的加強民族文化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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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關聯論對長白山地域文化旅游翻譯的影響因素分析

在關聯論指導下，從詞匯的選擇、疊詞偶句及成語典故的翻譯、英漢思維表達習慣的差異方面，分析關聯論對長白山地域文化旅游翻譯的影響因素，以更好地指導旅游翻譯實踐。

（一）詞匯的選擇

關聯論認為人的認知語境包括詞語信息。漢語和英語詞匯信息之間的差異處置不當會弱化認知語境效果，導致認知難度加大而難以形成最佳關聯。譯者選詞時要充分考慮目的語讀者心理預期，增強譯入語的語境效果，降低認知難度，這樣才能有效地轉述原文目的和傳遞信息內容。如翻譯：長白山谷底林海，古木參天，遮天蔽日，有數不盡的珍禽異獸，是我國野生動植物資源的寶庫。要實現譯文的相對最佳關聯，幫助目的語讀者又快又準確地理解譯文中傳遞的信息，就要注意譯文中詞匯的選擇。尤其是“谷底林海”、“古木參天，遮天蔽日”、“珍禽異獸”的翻譯詞匯選擇。為達到信息的準確傳遞，譯者必須對原文信息有準確的理解，結合目的語讀者的認知水平去選詞進行翻譯。翻譯時要提供充分的語境效果，這樣才能取得最佳關聯效果。因此，將以上三組難點詞語譯為 “underground forest”、“boundless ancient tall trees”、“rare animals” 是較恰當的。整句譯為：With boundless ancient tall trees and rare animals， Changbai Mountain underground forest is a treasure trove of wildlife resources. 既向目的語讀者闡明了要傳遞的信息，又充分渲染了語境效果，簡明易懂，符合關聯論的最佳關聯要求。

（二）疊詞偶句及成語典故的翻譯

很多漢語旅游資料為達到音美、意美、形美的修辭效果，常大量使用疊詞、偶句、成語典故。長白山地域文化旅游資料中也不乏這些應用。疊詞、偶句聲律對仗、行文工整，讀起來韻律感強，有氣勢，符合中國人的認知習慣，而大多數外國讀者缺乏與中國人相同的文化背景，審美意識也存在差異，因此在翻譯此類資料時，譯者需要根據關聯論中的最佳關聯原則，不必將其字字翻譯，而應抓住主要信息，譯出主要內容，否則會讓目的語讀者很難理解，加重閱讀負擔，不利于旅游業的宣傳。如翻譯：來到瀑布旁邊，可以聽到瀑布的巨大吼聲，好似千鼓齊鳴，萬雷爭吼，又像金戈相擊、鐵馬互奔的聲音。在句子中出現了修飾瀑布聲音的疊詞、偶句“千鼓齊鳴，萬雷爭吼”、“金戈相擊、鐵馬互奔”、“好似千鼓齊鳴，萬雷爭吼，又像金戈相擊、鐵馬互奔”，如若字字翻譯，會讓目的語讀者在理解話語時付出更多的努力，而語境效果也會事倍功半。針對此種情況，譯者應抓住主要信息，省略無實際意義的詞句，使譯文簡潔直觀，符合英語表達習慣和目的語文本語境，引起外國游客前往觀賞的興趣。因而譯為：As you approach it， you can hear the loud roar of the waterfall. 此外，作為中國文化的精髓，成語典故也經常出現在旅游資料中。它們能言簡意賅地表達中國傳統哲學思想，國人易于理解，但外國游客對此一無所知，而且在目的語中找不到其文化對等詞。若直譯則有違最佳關聯性，也不能獲得最大語境效果。因此，譯者常常采用增添背景信息的譯法來取得最佳關聯。如翻譯：池不在小，有“謎”則靈。這是對長白山小天池的用典。長白山旅游資源除本身的自然景觀所具有的欣賞價值外，還有豐富的文化內涵。對這種用典情況不增添背景信息，大多數外國游客無法理解。所以，增添背景信息的譯法能夠使目的語讀者付出較小的認知努力后收獲較好的語境效果，對長白山地域文化內涵有更清楚的認識，不但激發他們的旅游興趣，更利于傳播中國長白山地域文化。因而，譯為：According to the view of the great Chinese poet Liu Yuxi of Tang Dynasty， a river will be wonderful if there is a dragon in it. Therefore， the Small Heavenly Lake is also wonderful with some mysteries about it. 此時譯者不僅是在翻譯，更是詮釋和說服，對典故進行解釋，既體現了原文目的，又達到宣傳效果。

（三）英漢思維表達習慣的差異

英漢思維表達習慣存在很大差異。許多漢語句子的重心、長度、結構與英語的有很大不同。漢語句子多是歸納推理，將句子重心置后，突出主題。英語句子則多是突出主語，層層嵌套，結構層次較漢語句子更為明顯，邏輯性更強。翻譯是思維轉換過程。漢譯英時，要以英語思維表達習慣去理解、翻譯，以達到最佳關聯語境，符合目的語讀者的閱讀習慣。翻譯長白山地域文化旅游資料時也要注意這樣的表達差異。如：天池的水從一個小缺口上溢出來，流出約1200米，從68米高的懸崖上往下瀉，就成為著名的長白山大瀑布。此句將最重要的信息置于句末，翻譯時就要注意轉換思維，將最重要的信息置于句首，凸顯其在句中的地位，渲染其宣傳效果，符合英語寫作方式和目的語游客的思維習慣。因而，譯為：The famous Changbai Waterfall is formed by Heavenly Lake water running from an exit gently for about 1，200 meters （0.74 miles） and suddenly becoming churning rapids dropping from a 68 meters （223 ft） high cliff. 目的語讀者很容易抓住主要信息“the famous Changbai Waterfall”，并且譯文對度量單位進行了加注增譯，符合目的語讀者的表達習慣，降低了目的語讀者的認知推理難度，強化了譯文的語境效果，實現了翻譯的最佳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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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蘇珊娜·穆迪是早期加拿大英語文學中很有影響力的女作家，其重要作品《叢林中的艱苦歲月》記錄了她早期移民加拿大時的生活狀況。作者對于語言字詞的選擇修飾以及對于英國和加拿大的評論，其中暗含著她在文化身份上的邊緣性。進入當代，蘇珊娜·穆迪與她的作品又作為寫作素材被新一代加拿大作家加以吸收與利用，成為加拿大人集體意識的象征。通過對這一個案的考察，可以看出文化身份是研究加拿大英語文學的重要問題，以及早期移民文學對于加拿大當代文學的影響。

關鍵詞 ：蘇珊娜·穆迪；叢林中的艱苦歲月；移民；文化身份；語言

中圖分類號：I106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4-390X(2015)03-0108-05

收稿日期：2014-10-21 修回日期：2014-11-13 網絡出版時間：2015-06-0220：22

基金項目：云南省教育廳科學研究基金項目（2010Y278）。

作者簡介：李娟（1979—），女，云南文山人，副教授，博士，碩士生導師，主要從事英美文學與加拿大英語文學研究。

網絡出版地址：http：//cnki.net/kcms/detail/53.1044.S.20150602.2022.018.html

云南農業大學學報JournalofYunnanAgriculturalUniversity，20159(3)：108-112http：//xb.ynau.edu.cn

ISSN1004-390X；CN53-1044/SE-mail：ynndxbsk@qq.com

DOI：10.3969/j.issn.1004-390X(s).2015.03.021

蘇珊娜·穆迪(SusannaMoodie，1803?1885)是早期加拿大移民女作家，代表作品有《叢林中的艱苦歲月》(RoughingItintheBush1852)等。在加拿大英語文學中，穆迪不僅具有廣泛的影響力，她和她的作品后來還成為當代作家吸取靈感的源泉。本文將借助于穆迪在寫作中微妙呈現的對語言的選擇與風格的塑造來分析其文學創作中反映的文化身份問題，以及這一問題又如何在當代加拿大作家筆下得以重新理解和詮釋。

一、從這里到那里：蘇珊娜·穆迪的移民生活

蘇珊娜·穆迪出生在英國，在移民加拿大之前受過良好的教育，是浸在英國文化之中成長起來的英國淑女。父親托馬斯·斯特里克蘭學識淵博，重視子女的教育和文學素養。1832年，穆迪夫婦移民加拿大。同年，姐姐凱瑟琳一家以及哥哥一家都移民加拿大。穆迪夫婦到加拿大后，在彼得伯勒以北的叢林中度過了七年時光。1840年，蘇珊娜·穆迪的丈夫被委任為維多利亞地區的治安長官，遂遷往貝爾維爾鎮，從此結束了拓荒生活。1839年到1951年間，她是蒙特利爾《文學花環》雜志(LiteraryGarland)的主要撰稿人，寫下了大量詩文。《叢林中的艱苦歲月》一開始就是以連載的形式發表在這本雜志上。1847年到1848年間她還和丈夫一起共同主編了當地的《維多利亞雜志》（VictoriaMagazine），刊物的宗旨是向當地讀者灌輸英國的禮儀風尚，提高他們的素質。拓荒生活成了蘇珊娜·穆迪文學創作取之不盡的源泉，1852年到1854年間，她的三部以在加拿大的經歷為題材的長篇作品即《叢林中的艱苦歲月》、《拓荒生活》(Lifeintheclearyngs1853)和《弗洛拉·林賽》(FloraLyndsay1854)問世。［1］需要強調的是，《叢林中的艱苦歲月》最初出版于英國倫敦，卻直到1871年才在加拿大出版，1962年又經過重新刪改后再版，這與當時加拿大文化環境的變化有著密切關聯。

蘇珊娜·穆迪的作品在加拿大文學史上一般被歸入移民記事作品，是對加拿大移民生活的生動記述。“一八六七年之前，并不存在加拿大這個國家，而是僅有一些邊遠哨所和幾塊殖民地。這些地方相去甚遠，人們依依不舍地離開帝國各大都會前來落戶，這一切都在他們的文學作品中留下了印記。……這個時期占主要地位的文學形式大致都可歸入報道類，包括日志、信件、編年紀事、文獻記錄，凡此種種都是身處文明邊緣的人們向本國權威人士匯報的印象和感想。”［2］早期來到加拿大的移民大多是由于環境所迫，出于經濟、政治或者個人心理上的原因來到這里。他們更多地將這看做一種文化上的流亡，因此很難對于這片新的土地產生認同感，對于故國有著明顯的依戀之情。蘇珊娜·穆迪在《叢林中的艱苦歲月》第一版作者序中表示：“在多數情況下，移民是環境所迫，而非自愿選擇。尤其對有相當社會背景的人來說，或者對有地位、有身份的人來說，移居他國更是不得已之事。對習慣了歐洲社會高雅和優裕生活的人來說，除非迫于當務之急，是很少有人會自愿放棄優越的生活條件而遠走他鄉，置身在故國悠久傳統的呵護之外。”［1］移民之初，在穆迪筆下這種“迫不得已”的情緒不時有所顯露。一方面，她在生活上需要面對惡劣的自然環境、艱苦的生活條件；另一方面，她在心理上也需要克服種種難題，過去在英國受到的良好教育與優雅的生活方式在這片荒蠻之地似乎失去了用武之地，她念念不忘故國的“文明”，同時又不得不打起精神來應對既成事實的環境變化。她的生活從大英帝國的“這里”轉移到了加拿大的“那里”，這不僅是地理空間的轉移，更是文化空間的變化。

二、鄉土與文雅：語言風格的選擇

蘇珊娜·穆迪力圖以一種她自認為客觀的態度來講述叢林生活，因此她在這部作品的最后部分才會表示：“讀者們，我無意于繼續講述我們的故事來煩擾你們。我為你們講述了加拿大叢林生活的真實畫面，任你自己從中得到結論。”［1］然而，如果認真考察，我們會發覺作品中隱藏著不易覺察的文化立場，下文將從蘇珊娜·穆迪寫作出版《叢林中的艱苦歲月》時對語言風格的調整和言辭的刪改來加以論述。

蘇珊娜·穆迪的姐姐凱瑟琳·帕爾·特雷爾（CatharineParrTraill）也是加拿大文學史上著名的女作家，寫有《加拿大的叢林地區》（TheBackwoodsofCanada）等作品。但凱瑟琳寫作風格比她顯得質樸，善于記錄當地的方言，相比之下，她“更醉心于高雅的文學，力圖運用修飾語使作品更有說服力”［2］。在貫穿19世紀30年代到19世紀末的英國維多利亞時期，英國女性的寫作風格都偏于典雅浪漫。開始創作之初，蘇珊娜·穆迪的寫作無論從題材還是風格上都體現出這一時期的類似特征。在移民加拿大之前，她已經是一名相對成熟的寫作者，早在1822年她20歲之前就出版了第一本書《斯巴達克斯：一則浪漫故事》（Spartacus：ARomanticStory）［3］。在后來的寫作中，她在藝術風格上的追求始終沒有太大變化。在《叢林中的艱苦歲月》開頭，她對加拿大景色的描寫不可謂不壯麗：“當那些云霧從灰色的光禿禿的山頂懸崖上裊裊卷起，在圍繞著山嶺周圍寬闊的林帶上投下濃密的陰影時，山嶺便像巨人一樣隱隱地呈現出來——它們是大地上的泰坦，整體上呈現出一種粗狂與威嚴的美——一陣驚奇與喜悅充滿了我的心頭。”［1］其中使用的詞匯、典故如“裊裊卷起”（rolledaway）、“隱隱呈現”（loomedout）、“大地上的提坦”（Titansoftheearth）［3］等十分優美文雅，顯示出她善于使用“一套套的詞匯”［2］。在這些看似生動優美的描繪中，她所感受到的是自然的震懾力與美，是還未受到“文明”（civilisation）影響的原始世界的震懾力與美。在不經意間，原始荒蠻與文明開化成為她審視眼前景色的一個參照系，“在更為遙遠的地方，那兒的森林從未響起過樵夫的斧子聲，也從未留下文明的印記，初次接近這樣的地方喚起一種令人沉思的敬畏，其強烈程度達到令人痛苦的地步。”［1］在這些描寫中，“從未回響起過樵夫的斧子聲”（hasneverechoedtothewoodman′saxe）“令人沉思的敬畏”（amelancholyawe）［3］等措辭明顯帶有維多利亞時期淑女寫作的痕跡，借助于優美的語言對自然進行的描摹與由此激發的感悟不是來自于置身其間勞作期間的生活，而是來自文明世界的人對于原始自然的“文化凝視”。

如上文所述，《叢林中的艱苦歲月》一開始是在《文學花環》雜志上片斷連載的，最后才在倫敦結集出版。成書出版之前，蘇珊娜·穆迪重新進行了文字加工。學者邁克爾·彼得曼把最初的連載與修訂出版的文本比較，發現修訂后的文稿中更換了不少原先的題材、頗具地方風味的詞語，“用一些法語、拉丁語詞源的詞去取代原來的盎格魯-撒克遜詞，從而使文體變得正式而優雅”，并且刪去了外科手術、婚姻生活等生活細節的描述，還增添了一系列委婉語、《圣經》典故，等等。具體的細節對照可參見表1。［2］

從這些修改可以看出，除了避諱個人隱私的細節刪改，最重要的改動是言辭上的替換，原文中那些平實甚至稍顯粗陋的詞語都被蘇珊娜·穆迪替換成了更文雅的詞語。例如，“臉”（face）、“肚皮”（belly）等詞語顯得直接質樸，換成“面容”（countenance）、“腹部”（stomach）無疑就得體正式多了，如說這是“為了保護閱讀該書的英國女讀者那種維多利亞時期的敏感性”［4］，那么將“印第安人”（Indian）置換為“野人”（thewildman），更是拉開了自己與當地土著居民的距離，是以英國文明社會的眼光來看待加拿大土著，顯現出作者在文化上的優越感。無可否認的是，《叢林中的艱苦歲月》里仍然保留了一些“鄉野”言辭，但這類措辭是為了增加作品的“異域色彩”，有利于顯示作者在異鄉環境中所承受的種種不便。也就是說，這些少量的“鄉野”言辭只是蘇珊娜·穆迪的寫作策略，不但沒有減弱反而凸顯了她英國淑女的文明身份。

從本質上看，語言和文化密切相關，是構成文化身份認同的基本要素。語言不僅是信息交流的載體，同時也是體現文化身份的特征之一，選擇使用什么樣的字詞會影響到創作風格，也體現出作者的寫作理念與文化選擇。穆迪與丈夫一起主編《維多利亞雜志》就是為了傳播英國的禮儀風尚，希望這份刊物起到文明教化的作用。在寫作中，由于她“更嚴格地遵循她所贊賞的文藝形式，因而也就更背離殖民地的鄉土話，于是她的描寫就顯示出她與她引為鄉土的地區之間的疏遠”［2］。因此，這部作品呈現出來的特點就是題材上表現拓荒生活的“域外性”與敘述語言上的文雅奇妙地結合在一起。這實際上也顯露了她固守的文化身份——大英帝國的淑女身份，雖然在加拿大生活的后期她越來越適應粗糙的生活，身上具有了加拿大人特有的荒野氣質。

對蘇珊娜·穆迪而言，一邊是“可愛的英倫，為什么我非要棄你而去？我崇拜你，但我究竟干了什么可恥的錯事，使我必須離開你神圣的心胸，落落寡歡獨處異國他鄉”，而另一邊是“加拿大，你是偉大、自由、蒸蒸日上的國家，——是文明世界棄兒的再生父母。你脫胎于不列顛，你定會偉大，我將依戀著你，你是收養我的國家，是我世代生息的國度，對于一個母親而言，更加珍貴的是你是我子孫長眠的國度”［1］。兩者之間的角力一直是隱含在她作品中的主題，雖然她力圖客觀地記錄移民生活，但字里行間流露出的情感卻顯現出內心的波動與復雜。在她看來，“這片殖民地”的生活“平凡而乏味”［1］，莽莽叢林與惡劣的氣候更容易讓人懷念英國的“文明社會”，她也始終強調自己與英國的精神聯系，將英國文化作為精神的根基。她遠離文化母體在此地安家，移民加拿大是一個離開“家園”的過程，通過寫作她與母國保持了文化上的關系。她書寫的是“這里”的故事，面對的卻是在“那里”的英國讀者，固守的是高雅的“那里”的文化身份。

嚴格說來，《叢林中的艱苦歲月》體裁雜糅，類似于各種人物描寫、奇聞異事、詩歌小說的大拼盤，在藝術上不能說精湛，但“還是成功地展現了一幅極其引人的描繪緊張心理的圖畫，這種緊張心理必定是她那個時期的許多移民身上的一大特征”［5］。作品描寫的是作者本人的移民經驗，其中透露出她在移民之初的不舍與憧憬，移民之后因文化隔膜感受到的痛苦以及既此又彼的身份，其中包含了“她明確表達的信息和隱藏在字里行間的深意之間的差距”，也包含了“穆迪夫人認為她應該具有的思想情感和她實際的思想情感之間的沖突”［6］。從文化層面上來看，這部作品的意義與其說為讀者提供了豐富有趣的閱讀素材，倒不如說她呈現了一種典型的社會心理的緊張結構。存在這種文化夾縫經歷的不止蘇珊娜·穆迪一人，但她移民作家的身份讓她有機會將其訴諸筆端，一方面成為加拿大邊疆地區移民文學的代表人物，另一方面也為后來者理解和闡釋她的文化境遇提供了更直接而豐富的素材。

三、從“你們”到“咱們”：文化身份的變化

通過《叢林的艱苦歲月》等作品，蘇珊娜·穆迪記錄了自己的移民生活，同時也寄托了她對于自我歸屬的思考。一開始，移民行為產生的流亡感讓她將英國文化視為“我”的一方，將移民的新環境視為“他”的一方，稱其為“你們”。這在上文中已有詳盡論述。然而，從文本中也不難看出，穆迪在積累本地生活經驗的過程中深刻認識到“正是在這片土地上他們找到了自己的信仰與歸屬”，也開始有信心對讀者說“你們將會漸漸愛上加拿大，正如我現在這樣”。［1］她既對英國文化充滿了懷戀，同時也越來越對加拿大的生活產生認同感，由此逐漸彌合了“自我”與“他者”文化界線。繼在英國結集出版之后，1871年《叢林中的艱苦歲月》首次在加拿大出版，這時距1867年加拿大自治領土國成立已有四年。在為這一版新寫的序言中，她已經表現出一個定居加拿大的人對“這里”強烈的認同感。這是穆迪個人生活中的情感與認知變化，但同時也體現了社會文化的影響。

19世紀70年代，加拿大的文化環境發生了變化。雖然仍舊受到英國的影響，但加拿大人已經有了獨立身份與獨立意識，這種獨立意識同樣也反映在文學領域。當時的加拿大人亟需在文化上在文學上建構起屬于自己的歷史，彰顯獨立的民族身份。正如弗萊指出的，“加拿大可以依憑的創造本土文化特色的唯一東西就是加拿大的寫作和加拿大的想象。針對加拿大人的后殖民環境，加拿大人并沒有被動地接受，尤其是在文學寫作上（這個代表著民族創造力和想象），加拿大人力圖創造出自己的神話與文學”［7］。在追溯文學源流、重塑文化身份的過程中，時隔幾年之后這本書在加拿大出版時其中那些“英國特質”被不知不覺淡化了，強調的是她移民加拿大之后，作為加拿大人的生活與心理體驗。蘇珊娜·穆迪本人無疑也在配合這種文化背景的變化，她對加拿大版《叢林中的艱苦歲月》再次進行了刪改，去掉了那些“會引起不快的段落”，以免“激怒”加拿大人［3］。總之，是那個時代對于民族獨立性以及民族文學獨立傳統的塑造讓蘇珊娜·穆迪被吸納進了加拿大民族作家的隊列之中，并成為其中十分典型的代表。她的形象在歷史文化與文學史中出現文化身份的轉變是內力與外力合作的結果。加拿大文學史家威廉·赫伯特·紐（WilliamH.New）發現：“尤其富于戲劇性的變化是到了一八七一年時，‘咱們’這個代名詞已經把蘇珊娜吸收進加拿大人的行列中了。因此，我們不僅應將《叢林的艱苦歲月》看作那個時代的記錄，還應視為不斷變化的時代的不斷更新的記錄；盡管從語言角度來說它屬于過去，但是它還力爭改變形式去迎接未來。”［2］他敏銳地指出了蘇珊娜·穆迪和她的作品在文學史維度上呼應時代變革的可能性，而這種可能性具體表現在后來的一批加拿大當代作家的創作實踐中。

進入20世紀，蘇珊娜·穆迪的經歷成為不少加拿大作家的寫作素材。比如加拿大作家羅伯遜·戴維斯(RobertsonDavies)在五十年代時就將蘇珊娜·穆迪的事跡寫入劇本《我心深處》(AtMyHeart′Core1950)。劇本描寫了凱薩林·帕爾·特雷爾、蘇珊娜·穆迪和弗蘭西斯·斯圖爾特這三位加拿大早期女拓荒者的生活片斷，著重表現她們內心的爭斗，在現實生活與理想生活之間的矛盾和選擇。作家讓“魔鬼”與她們每個人談話，借以呈現出當時加拿大移民生活對這些移民者的影響。

如果說戴維斯的劇本再現了蘇珊娜·穆迪作為早期移民女性的生活場景與情感矛盾，那么瑪格麗特·阿特伍德（MargaretAtwood）的詩作《蘇珊娜·穆迪日記》（TheJournalsofSusannaMoodie，1970）則特別強調了這位移民女性文化身份的建構問題。對于《叢林中的艱苦歲月》，阿特伍德曾入木三分地指出“書中最復雜、最曖昧的人物是穆迪夫人自己”［6］。阿特伍德所說的復雜與曖昧，指的就是蘇珊娜·穆迪在英國文化與加拿大文化之間的雙重處境與身份困境。阿特伍德本人尤為關注的正是這種復雜與曖昧所體現的文化張力。《叢林中的艱苦歲月》隱約透露或者曖昧表達的文化身份處境，成為阿特伍德重新創作與詮釋的靈感來源。只不過不同于原作的是，阿特伍德在表現了穆迪文化選擇的困境之后，將這一人物牢牢地確定在“加拿大人”的譜系之中。詩歌中基本沒有描寫蘇珊娜·穆迪在叢林里拓荒的生活，而這本來是蘇珊娜·穆迪本人在《叢林中的艱苦歲月》中重點敘述的內容。《蘇珊娜·穆迪日記》從第一部分開始到第三部分結束，蘇珊娜·穆迪的形象實際上是處于一種不斷塑造和變形的過程中，生發出多維層面的文化意義，“明顯體現出阿特伍德認為的加拿大人生存狀態中那種強烈的雙重性”［8］。這一形象想要展現的實則是加拿大女性與加拿大文化所處的困境。對于當代讀者而言，從阿特伍德的《蘇珊娜·穆迪日記》中能瞥見的并不是完全符合事實的歷史人物，而是一個具有象征意義的形象。也就是說，阿特伍德對于蘇珊娜·穆迪這一素材的吸收，并非局限于再現加拿大移民歷史，而試圖賦予其更為豐富的文化意義。她以充滿想象力和隱喻性的文字重新塑造了穆迪的形象，詩歌結尾處的穆迪不再是詩歌第一部分那個與叢林格格不入、需要重新確認自身文化身份的英國淑女和加拿大移民的混合體形象，而成為加拿大人民以“紀念碑”標注的人物，一個“象征性的徽章”，一個代表了加拿大人集體意識的文化符碼。

由此可以看出，經過當代作家的吸收與再詮釋，那位在加拿大荒蠻叢林中克服艱苦的自然環境努力生存、在優雅的英國文字中尋求歸屬感的歷史中的蘇珊娜·穆迪的形象逐漸發生了變形，從“一位深受歐洲文明熏陶的文化女性轉變為充滿原始與野性的加拿大曠野的精靈”［9］，由一位具有他者身份的移民作家轉化成為代表加拿大本土文化的標志性人物。

四、結束語

蘇珊娜·穆迪以文字記錄了早期移民的生活與思想狀況，是具有代表性的早期加拿大移民女性作家，其作品在文化層面的意義要大于藝術審美層面上的意義。如上文所述，在她的《叢林中的艱苦歲月》中體現了移民作家文化身份的邊緣性以及遭遇的文化身份危機。進入新的時期，當她本人成為當代加拿大作家再創作的素材來源時也為后者提供了文學演繹的新起點，在新的歷史背景中重新煥發生機。在這個意義上，穆迪本人以及當代加拿大作家筆下的穆迪形象無疑能夠成為理解加拿大人文化身份的典型個案，其中既體現出某一時代移民者文化身份的雙重性，也反映出以文學手段再建構民族文化身份的可能性。在當下的后現代文化背景下，相信還會出現更多的文學文本，以蘇珊娜·穆迪的文學創作為題材繼續探索民族文化身份這一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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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1］(加)蘇珊娜·穆迪.叢林中的艱苦歲月［M］.馮建文譯．蘭州：敦煌文藝出版社，1997：2495745，16．

［2］(加)威廉·赫伯特·紐，吳持哲．加拿大文學史［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4：30，71，96，97，73，95．

［3］MOODIESUSANNA.RoughingitintheBushorLifeinCanada［M］.Montreal：CarletonUniversityPress1988：xx1718xlviii.

［4］THURSTONJOHN.TheWorkofWords：theWritingofSusannaStricklandMoodie［M］.Montreal：Mcgill?Queen′sUniversityPress1996：133-166.

［5］(加)威·約·基思．加拿大英語文學史［M］.耿力平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25．

［6］(加)瑪格麗特·阿特伍德．好奇的追尋［M］.牟芳芳，夏燕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2：74，78．

篇（10）

 

一、電視傳播娛樂化的現狀 

（一）庸俗化 

電視娛樂節目最近幾年獲得了快速發展，但對觀眾來說，可供選擇的節目實際上并沒有幾檔，大多數節目處在較為低級、庸俗的階段：節目的基本娛樂手段、娛樂元素遠未得到充分的發揮，使節目徒具娛樂的外殼而缺乏實質性的娛樂含量，擅長惡意搞笑，在節目中裝瘋賣傻，話語不著邊際，胡編亂造。 

（二）商業化 

一些媒體在收視壓力和商業利益的驅動下唯利是圖，不惜降低娛樂文化品位，沖破娛樂精神底線，在節目中設計一些不健康、不文明的內容與場景，忽略了電視作為大眾傳播媒介所肩負的社會責任。其結果導致電視節目被過度的“娛樂化”了，而“娛樂”又被完全“商業化”了。 

（三）虛假化 

在電視傳播的過程中，電視媒介傳播者們單純為了追求娛樂效果和經濟利益，有時候會把虛假捏造的信息傳達給受眾。比如2007年上半年在電視新聞界產生負面影響的“紙餡包子”事件，就是記者一味地追求收視率而不經過嚴謹考證傳播的虛假信息。 

（四）低俗化 

在傳播過程中夾雜了黃色笑話等與性相關的一些低俗內容，而且一些傳播者的素質和文化程度不高，在做節目的時候不能脫俗，一味迎合一小部分受眾低俗的心理，表現為： 

1、在選擇節目主持人時，只看重其光鮮亮麗的外表而忽略了作為一名直接和觀眾交流的把關人的基本素質和內涵。 

2、在主持人的語言表達過程當中，會有意或無意地提及一些性話題，以求通過此來吸引觀眾的眼球。 

3、作為大眾媒介，在輿論引導的方面沒有盡到把關人的責任，把觀眾引向了一個低俗的世界。① 

二、電視娛樂化的成因 

（一）社會文化因素 

電視媒體對來自市場經濟體制的深刻變革與轉型感受最快、反應最靈敏，特別是對社會大轉折時期的大眾心理訴求有著最直接、最深入的感悟與反應。由于歷史的原因，我們總以為我國電視如果有西方電視那種商業娛樂的味道，似乎就有悖媒體的嚴肅性。但從本質上來說，電視與娛樂本來就是密不可分的，這是由于電視本身的特性所決定的。電視因其轉瞬即逝的特征導致了人們在收看時缺乏思考，一不留神就會留下不解和缺憾，但與此同時，人們視覺卻得到了滿足與補償。這種缺憾和補償與觀眾達成了某種默契，最終讓電視走上大眾化和通俗化的道路。 

（二）傳播者因素 

由于如今電視媒體的競爭日益激烈，電視人也是費盡了心機，努力使自己的節目跟上潮流，吸引住觀眾的視線，使媒體受經濟利益驅動，導致了電視媒介以下幾個方面的負面影響： 

1、道德關懷缺失，過度娛樂化造成電視媒體漠視人的尊嚴。 

2、淡漠了受眾道德內涵。電視傳播的過度娛樂化導致人們逐步喪失對精神感召的渴望而僅僅迷戀于外在的感官刺激，使理性道德讓位于一時歡娛。 

3、電視媒體應承擔一定的道德教育的責任。而過分的娛樂化喪失了道德引導、教育的功能。② 

（三）受眾因素 

受眾讀報、看電視、聽廣播、上網等行為的發生，是受眾需要所驅動的。從需要來看，電視媒介傳播可以分為三種: 

1、受眾的信息需要。信息需要是受眾的最基本需要，占據主要地位。 

2、受眾的社會化需要。人不能離開社會，從出生到成長，要取得社會成員的資格就需要通過各種方式學習積累起來知識、技能、規范，不斷發展自己的社會性。 

3、受眾的調劑生活的需要，人們可以從大眾傳媒中獲得滿足，主要有開闊眼界、文化娛樂、獲得話題、享受自由、得到休息等。 

（四）商業經濟因素 

電視的產業屬性，決定了其對于商業價值的追求。從一定意義上說，當代大眾文化就是以視覺形象為中心的商業文化、消費化的娛樂文化形態。在我國，媒介觀念雖然與西方有著很大的不同，但是隨著體制創新和媒介經濟的發展，在不違背事業屬性的前提下，媒介的產業屬性也逐漸得到加強。因此，帶有鮮明娛樂色彩、能夠拉動收視率和產業鏈的電視節目的泛娛樂化，也以其廣泛的互動參與性、充滿懸念的節目內容和亮麗的表現形式，成為一些媒體用來占領收視和廣告兩大市場的制勝法寶，成為其贏得觀眾眼球和注意力的選擇。 

三、電視過度娛樂化的弊端 

（一）媒介引導和啟示功能逐漸退化 

媒介被“娛樂化”牽著鼻子走，引導和啟示功能逐漸退化。受眾本應跟著媒體的引導，關心國家大事，關心與自己生活息息相關的問題如住房、就業、教育、就醫、交通安全、環境保護等問題，但是人們先是用最低級、最原始的生理需求影響了媒體的主要航向，為了吸引受眾，有的媒體就投其所好，跟著受眾走，變得被動，喪失了對受眾的引導和啟示功能，進一步促使電視媒介更加泛娛樂化。 

（二）媚俗讓受眾誤以為淺層次的需求就是生活的主流 

媚俗讓受眾誤以為淺層次的需求就是生活的主流。③媒體對名人的八卦新聞、奇聞軼事鋪天蓋地報道，給公眾制造了一種幻象：關注某個明星或某件和自己生活相距甚遠的八卦新聞就是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而對于真正跟自己息息相關的世界和生活的關注卻顯得相當陌生。 

（三）不適當的節目誤導青少年 

平民選秀節目讓有著絢麗多彩夢想的青少年覺得自己離明星很近，被萬人注目也不過是小事一樁。于是紛紛投奔娛樂事業，而忽略了自身真才實學的重要性。血腥暴力的細節描寫，還會引導青少年模仿，從而走上歧途。 

（四）媒體逐漸失去了公信力 

隨著媒體把遇到的所有問題都變得越來越娛樂化，越來越去迎合一些受眾的低俗口味，過度的娛樂化使我們的媒體關心問題的重點逐漸偏離人文關懷，受眾已經對我們的媒體信息產生了懷疑情緒，媒體逐漸失去了公信力。 

四、對電視過度娛樂化的應對措施 

（一）提高電視媒介隊伍的整體素質，加強監管，幫助電視媒體適應全球化的環境 

媒體從業者應該深入社會，準確看待和把握事件的本質真實，具有良好的職業道德素養，有較高的專業學識，強烈的敬業精神和出色的業務水平。政府應以合理高效的服務與監管，防范電視傳播過度娛樂化現象的出現。尤其在電視媒體面對西方文化沖擊時，更要制定出合乎我國實際、符合國際慣例的法律法規來防范過度娛樂化的出現。同時，在中觀層面，我們應加強傳媒行業組織的建設和完善，使這些行業組織能夠充分發揮行業內部監控、管理的作用。 

（二）必須走出“貼近”等于“媚俗”的認識誤區 

媒體要走向市場，在市場競爭中取勝，必須“三貼近”。但不少媒體把“貼近”與“媚俗”等同起來，市場化=大眾化=通俗化=娛樂化，成為他們認識和操作的一條公式。誠然大眾文化時代需要通俗的新聞，但通俗與庸俗有本質區別，面對市場競爭，為了爭取受眾的最大化，首先要尊重受眾的消費心理，在內容上要選取大多數人感興趣的東西。其次要對大眾文化進行必要的反省，提倡人文關懷。④在對當前大眾文化及其誤區進行必要的反省之后，我們將更有可能避免電視傳播過度娛樂化的產生。 

（三）政府加強對電視傳媒的行業監管，導正娛樂發展方向 

抵制和克服“低俗娛樂”之風，除了需要弘揚娛樂精神、強化職業規范之外，運用政策法規規范電視節目中出現的低俗化問題，同樣重要。針對這些問題，國家廣電總局切實履行行業監管的職責，出臺了一系列嚴格的行業規章，不斷加強行政管理和處罰的力度，先后對電視方言類節目、電話和手機短信參與節目以及涉性類節目等提出了明確的規范要求，對一些電視節目在出現過度低俗化問題的時候進行了通報批評、停播整改等行政處罰措施，通過政府的嚴格把關確保我國電視娛樂文化的良性健康發展。⑤ 

（四）處理好電視媒介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之間的關系 

作為媒介經營的主體，廣播電視媒介自身必須處理好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之間的關系。首先就社會效益來說，具體到頻道、節目，就是首先要考慮為受眾服務，促進社會發展，提供有效資訊和積極向上的娛樂活動，提升全民素質，加強交流。⑥其次從經濟效益來說，對于電視媒介而言，就是要通過對欄目和頻道、頻率的有效營銷，在達到收支平衡的基礎上，實現盡可能多的市場回報。 

（五）電視媒介工作者應該嚴格自律，勇敢地承擔責任 

媒體要講求經濟效益，但無論在何種情況下，媒體都必須牢記自己所肩負的責任，始終把社會效益放在第一位，大力加強道德自律建設，杜絕以俗為雅、以洋為榮、以色為美、以無知為個性等錯誤思想的產生，才能真正防范電視傳播過度娛樂化的出現。⑦■ 

參考文獻 

①鄭興東：《受眾心理與傳媒引導》[m].新華出版社，2004:46-67 

②朱輝宇，《電視傳播過度娛樂化的道德審視》[j].《聲屏世界》，2002（11）：33-35 

③孫海芳，《合理把握電視傳播娛樂化的“度”》[j].《電視愛好者》，2005（3）：29 

④李慶年，《淺談文化傳播中電視媒體的社會效應》[j].《中國電視》，199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