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經濟師論文匯總十篇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總經濟師論文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1、會計具有重要地位

一般人認為，在知識經濟條件下，會計工作廣泛運用電子技術，電子計算機在各方面的使用，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代替了會計人員的手工勞動，不需要現在這么多的會計人員，這些多余的會計人員，應從會計的核算工作轉向會計的管理工作，提高會計工作的水平，更好地為發展經濟服務。在這種條件下，會計更重要。

同時，也有人認為，在知識經濟條件下，會計工作廣泛運用電子技術，取代了會計核算工作，解放了會計人員的手工操作，使會計人員面臨著失業的危險。由于使用電子計算機而使會計核算發生了變化，會計工作是否不重要了，會計人員是否會失業？

會計是千秋大業，凡有經濟活動的地方，都需要對經濟活動進行核算，使用計算機進行核算只是改變了核算的手段和形式，但不可能改變核算的內容和要求。相反，核算的內容范圍擴大了，要求提高了，信息需要加強了。更需要在新的條件下，以新的、更高的要求對經濟進行會計核算。所以，經濟越發展，會計越重要。

在會計工作中，由于使用計算機而富余的會計人員，不是無事可干而失業，而是要不失時機地轉向會計的管理工作。當會計核算工作由于使用電子計算機而發生變化時，會計人員一方面應拓寬會計核算范圍和深化會計核算工作，另一方面應將主要力量和精力，集中于會計管理工作中，用知識進行管理，使會計管理工作達到現代化的水平。會計核算工作的變化，是會計工作進入新階段的機遇，是發揮會計工作作用的新起點。

2、會計的重心在管理

會計工作不等同于會計核算工作，它包括會計核算工作和會計管理工作兩個方面。

會計是否有管理職能，還有不同的認識。有人認為，會計就是會計核算，不是算帳，就是一個會計信息系統，不具有管理職能。

在現代經濟條件下，會計是否具有管理職能，要從會計是一個完整的系統出發，即從會計工作總體出發，要從客觀的條件和要求出發來分析。會計具有管理職能，是因為：（1）經濟發展的需要。經濟越發展，越需要會計對經濟活動中的資金運動進行管理，以維護正常的經濟秩序和正確處理各方面的經濟關系。（2）企業、事業等單位管理的需要。企業、事業等單位要進行現代化管理，需要會計機構、會計人員，利用所掌握的信息，對經濟活動中的資金運動進行管理，以便促進本單位實現提高經濟效益的目標。（3）上層建筑的需要。體現上層建筑要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會計法》規定，會計機構、會計人員的主要職責是：進行會計核算；實行會計監督。會計監督就是一種管理活動。（4）會計工作現代化的需要。會計工作逐步實現現代化，特別是逐步實現會計工作電算化，把會計人員從繁重的手工計算中解放出來，有條件并需要會計人員大量從事管理工作。（5）會計學科分類的要求。國家教委制定的學科分類，已將會計學從屬于經濟學改為屬于管理學中的一門學科，從而確定了會計學的管理性質。

會計管理是經濟管理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會計工作的重要內容。會計管理的任務，在于通過對經濟活動的會計管理，預測經濟前景，參與經營決策和做好財務決策，編制財務計劃并組織財務活動，控制消耗并監督企業經濟行為，檢查財務計劃執行情況和遵紀守法情況，考核經營業績，分析執行情況，挖掘潛力，提出措施，以便促進企業、事業等單位提高經濟效益。

3、建立管理型會計模式

在發展知識經濟條件下，會計的重心在管理，需要建立以會計管理為核心的會計模式。人類社會進入以知識為特征的經濟發展階段，將使市場經濟得到進一步發展。在市場經濟體制下，企業是一個開放系統，需要建立面向市場的會計模式：企業實行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發展和自我約束，要強化內部管理，嚴格監督，不斷提高經濟效益，相應地需要建立強化會計管理的會計模式；政府部門通過經濟政策、經濟法規和經濟杠桿等，對企業進行調節和規范經營活動，而不是直接干預企業具體的生產經營活動，相應地需要建立宏觀調控與微觀自主相協調的會計模式；企業要進入世界大市場，參與國際流通，發展國際間的經濟、貿易和技術交往，相應地需要建立面向市場、面向國際的知識管理型的企業會計模式。管理型會計模式的基本框架是：建立調控型的會計組織系統；建立開放型的會計信息系統；建立知識型的會計管理系統；建立服務型的會計市場系統；建立競爭型的人才系統。

4、會計要逐步實現現代化

中國要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當然各行各業都要實現現代化，其中也包括會計工作要實現現代化。會計現代化是指廣泛、系統地運用先進、科學、規范的會計理論、方法、手段和組織形式所進行的會計工作。會計工作現代化包括會計理論現代化、會計方法現代化、會計手段現代化和會計組織現代化。

中國的會計工作進入80年代，1990年11月召開的全國會計工作會議暨全國會計工作“雙先”表彰大會，提出要努力使會計工作向經營管理型發展，要努力學習和運用現代會計管理方法，逐步實現我國會計工作的規范化、科學化、現代化。1995年10月召開的第四次全國會計工作會議，在全面總結“八五”期間會計工作取得成績和經驗的基礎上，明確了未來15年會計改革與發展的目標和方向。1995年12月15日財政部的《會計改革與發展綱要》，提出在“九五”期間，要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要求相適應的會計模式的基本框架，在此基礎上，“再經過10年左右的努力，形成比較成熟和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會計模式，實現會計的現代化、法制化。”會計工作要實現現代化，是適應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需要的。

會計工作現代化是一個過程，是會計發展的方向。會計工作要實現現代化，其要求是會計工作要達到先進性、規范性、科學性和國際性；會計工作規范性是實現會計工作現代化的基礎，科學性是實現會計工作現代化的基本要求，先進性是實現會計工作現代化的最高要求，國際性是實現會計工作現代化的最終要求。

二、會計核算向多方面、高質量方向發展

新世紀知識經濟的發展、高科技的進步和現代化的管理，將促進會計核算向多方面、高質量的方向發展。

1、會計核算集中化

經濟全球化使企業的發展與國內外的各個方面發生著緊密的聯系，相應需要會計核算的集中化。它要求會計核算的制度要集中統一制定、分級管理，對經濟活動的核算，要集中全面決算、分級輔助核算。

《中華人民共和國會計法》規定：“國務院財政部門管理全國的會計工作。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的財政部門管理本地區的會計工作。”國家統一的會計制度，由國務院財政部門根據《會計法》制定。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的財政部門，國務院業務主管部門，中國人民總后勤部，可以制定實施國家統一的會計制度的具體辦法或者補充規定。企業根據有關法規的規定，可以制定本企業的財務會計制度。

企業特別是跨地區、跨行業、跨所有制的企業集團，對經濟活動的核算要集中、全面決算，統一、全面核算資金、銷售、成本和利潤，以增強企業的經濟實力和提高市場的競爭力；而對企業集團內部的各級單位實行分級輔助核算，分別核算本單位內部的資金、銷售、成本和利潤，以調動企業內部各方面和人員的積極性。

對小企業，有的可以實行獨立會計核算；有的可以實行記帳，由記帳的單位（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公司等）實行集中核算、全面決算，被記帳的單位進行輔助核算。

2、會計核算信息化

會計核算是一個開放型的信息系統。會計核算的內容是開放的，提供會計信息是開放的，會計信息系統與其他系統的關系是開放的。會計核算過程是信息的輸人、加工、整理、傳遞、貯存和輸出的過程；是通過信息發生著與國內外各企業、事業等單位各個方面的經濟與技術的聯系，促進企業的經濟發展和技術進步；是通過信息溝通、處理與國內外各企業、事業、社會組織、國家機構和社會人士等各個方面的經濟、技術與行政的關系，促進企業的經濟發展和技術進步，維護各方面的經濟利益。會計核算是通過各種形式的網絡進行的，通過網絡生成和傳遞各種會計信息。

會計信息的重要性，要求會計核算生成和提供的會計信息是真實的、全面的、有用的和及時的。會計信息的真實性，是提供的信息能如實反映客觀存在的經濟活動，不弄虛作假；會計信息的全面性，是提供的信息能全面反映企業的財務狀況和財務成果；會計信息的有用性，是提供的信息能為國家、社會和個人進行決策和評估判斷作為可靠的依據；會計信息的及時性，是提供的信息能按照時間的要求及時提出。

企業提供的會計信息是開放的，既要向國家和社會其他各方面披露會計信息，又要向本單位內部全體員工和其他職能部門披露會計信息，實現財務公開。

3、會計核算規范化

會計核算內容的擴大、復雜和多方面，需要核算規范化。會計核算規范化，是會計機構、會計人員為進行會計核算而采用具有標準性、統一性和一致性要求的手段、措施和途徑。會計核算規范化要求：標準性，會計核算按確定的準則或依據、程序、格式、要求等進行；統一性，會計核算按有關的規定在一定范圍內實行；一致性，會計核算按已有的規定在不同時間和空間的實施應是相同的。應該說明，會計核算規范是相對的，在一定條件下對會計核算的規定，隨著客觀條件的變化，可以作相應的調整，或修改或充實，使其更符合規范的要求。

在會計核算規范過程中，應該嚴格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會計法》的規定實行。《會計法》規定各單位必須根據實際發生的經濟業務事項進行會計核算，填制會計憑證，登記會計帳簿，編制財務會計報告。

4、會計核算法制化

《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制國家。”依法治國當然包括依法治理會計工作，會計核算要法制化。會計核算法制化是指會計機構、會計人員依法進行會計核算工作。會計核算工作法制化的“依法”，不僅要依據會計的法律、行政法規和規章制度來進行會計核算工作，也要依據其他法律、行政法規和規章制度中有關會計的規定來進行會計核算工作，還包括依據會計法規制定的本單位的財務會計制度、本單位依據法律規定做出的決定、指示等。會計工作的法制化，是要求會計核算工作的全部和全過程都要依法進行。會計核算法制化的基本特征是會計核算工作依法進行的全面性和強制性。

會計核算法制化不僅要求企業、事業等單位依法組織和考核會計核算工作，還要求會計工作的管理部門依法管理會計核算工作。會計核算法制化需要建立、健全會計法規體系。

5、會計核算國際化

會計有中國特色，同時，隨著我國發展對外貿易，引進先進技術和設備，利用外資，開展對外承包工程和勞務合作，引進管理技術，開展對外經濟技術交流和合作等，會計核算也要國際化。會計核算國際化是指會計機構。會計人員為完成會計核算任務而采用具有國際的相應性、規范性、可比性和適用性的手段、措施和途徑。其要求是：國際相應性，會計工作采用了相應的國際會計準則的內容和要求；國際規范性，會計工作的組織與國際會計準則的內容和要求基本上是可比的；國際適用性，會計工作的組織形式和所采用的方法在國際上普遍適用。應該指出，會計工作具有國際性是一個逐步實現的過程，通過借鑒、協調和統一來達到。會計核算國際化是與國際會計協調的過程。會計核算與國際會計協調的內容，是與國際會計通行規則（主要是國際會計準則）相協調；同時，還有與國際會計慣例、會計職業道德，某些地區的國家集團會計規范（如歐洲聯盟公司法協調指令中有關會計的指令），其他主要國家的會計準則和有關法律的規定等相協調。

三、會計管理向全方位、知識管理方向發展

新世紀知識經濟的發展、高科技的進步和現代化的管理，將促進會計管理（財務管理）向全方位、知識管理的方向發展。

1、會計系統重視系統管理

會計系統是由相互聯系和相互作用的若干要素結合而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機整體。會計系統既是一個封閉系統，又是一個開放系統，它的運行受系統內外各種因素的影響。因此，會計管理要重視系統管理，即對會計系統的整體進行全面管理。系統因客體的不同，而有各種不同的子系統，對子系統也要作為一個相對獨立的系統進行系統管理，如對成本系統的管理，對資金的系統管理。會計系統因管理條件不同而形成不同管理環節的系統管理。它包括會計預測、會計決策、財務計劃、會計控制、會計檢查、會計考核和會計分析，而形成會計管理體系。這種立足管理環節的系統管理，也就是全過程管理。

會計重視系統管理，是全面的管理，但同時，也要注意全面管理中的重點管理，即管理中心——經濟發展中的主要矛盾。不同企業，因客觀條件不同而主要矛盾不同，相應會計管理的中心也不同；有的企業以成本管理為中心，有的企業以資金管理為中心，有的企業以銷售管理為中心。

2、會計管理重視人本管理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競爭是經濟實力、科技進步和管理水平的競爭，而這些競爭最終又是人才的競爭。重視對人的管理，是管理之根本。以人為本的管理是要重視對人的培養。會計管理重視人本管理，一方面要重視企業人力資源管理，培養競爭性的管理人才和技術人才，并創造條件調動其創造性工作；另一方面要重視會計人才的管理，培養競爭性的會計人才，并充分發揮其作用。競爭性人才是創新人才。21世紀是知識經濟的時代，知識經濟的發展不斷地創新，創新技術，創新制度，創新管理，創新理論，以及各種創新的相互結合。只有持續創新和全面創新，才能保持經濟的不斷發展。發展知識經濟，需要培養具有創新能力的人才。具有創新能力人才的特點是：創新性、全面性、專業性、復合性、適應性、優異性。培養具有創新能力的人才，既包括在工作中培養，也包括在學校培養。

3、會計管理重視戰略管理

現代企業管理的最顯著特征，是加強發展戰略研究，實施戰略管理。企業要適應市場，制定和實施明確的發展戰略、技術創新戰略和市場營銷戰略，并根據市場變化適時調整。依據企業的戰略，相應要研究會計戰略。會計管理重視戰略管理就是重視財務戰略管理。財務戰略是指對影響企業全局，重大、長遠的財務活動進行的決策。企業財務戰略是企業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企業戰略的中心。

財務戰略分公司財務戰略和事業部財務戰略。財務戰略按其內容分為資金戰略、成本戰略、利潤戰略和競爭財務戰略。財務戰略管理是對財務戰略的制定和實施的過程。它包括戰略預測、戰略決策和戰略實施等。加強財務戰略管理，落實戰略目標，制定實施的方針、計劃、方案、方法、措施和步驟，促進企業的經濟發展和提高經濟效益。

4、會計管理重視無形資產管理

隨著知識經濟的發展，企業管理從對有形資產管理轉而重點對無形資產進行管理。由于投資“無形化”，使企業形成大量無形資產，而這些無形資產主要表現為知識產權和人力資源。因而，對無形資產的管理，實際是對知識產權和人力資源的管理。知識產權是指從事智力創造性活動取得成果后依法享有的一種無形的財產權。它包括工業產權和著作權兩大部分。工業產權由發現權、發明權、商標權、專利權等構成。

對無形資產進行管理，企業要以戰略的眼光開發無形資產，擴大企業擁有的無形資產。企業開發無形資產除引入無形資產外，主要是自創無形資產。自創無形資產是指自行設計、申請或接受授權等非轉讓方式取得的無形資產。它包括：專利權，如企業發明創造的科研成果；非專利技術，如技術秘密、管理技術、銷售網絡等；商標權，如申請注冊商標，創造馳名商標；著作權，如出版的著作、設計的軟件等；土地使用權；商譽，如培育企業形象等。

5、會計管理重視內部管理

企業要建立現代企業制度，需要重視內部管理。要以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為目標，滿足企業內部經濟機制的需要，建立企業會計管理系統。企業會計管理系統，包括開展會計預測、會計決策、財務計劃、會計控制、會計檢查、會計考核和會計分析等工作，以便對企業的經營活動進行全過程的管理。

企業內部會計管理要以責任會計為主要形式，加強對資產、資金、成本和利潤的管理，而以資金管理為中心；實行目標管理，以利潤目標為牽頭，或以成本目標牽頭，做到目標明確、責任落實、考核嚴格、獎罰分明。在企業會計管理中，要積極推行各種會計現代管理方法。

企業內部會計管理要使會計監督制度化。企業應當建立、健全本單位內部會計監督制度，會計機構和會計人員對違反會計法規和國家統一的會計制度規定的會計事項，有權拒絕辦理或者按照職權予以糾正；正確處理與注冊會計師審計，與外部財政、審計、稅務、人民銀行、證券監管、保險監管等部門對單位監督的關系。會計監督與法律規范相結合。

會計監督的內容主要是：監督會計信息的真實性；監督會計信息的合法性；監督企業的經理、管理人員和一般員工的貪污、腐化和鋪張浪費行為。

6、會計管理重視知識管理

在發展知識經濟條件下，會計管理的核心在于知識管理。知識管理包括兩個方面：對知識進行管理；管理者用知識進行管理。

對知識進行管理。在知識經濟條件下，企業的經濟效益將越來越多地依賴于知識和創新，知識可以低成本地不斷復制和遞增報酬，使經濟增長方式不再是資源依賴型而是知識型；企業要追求適應經濟效益，把知識應用于生產過程中，使潛在的生產力轉化為直接生產力，而其中心環節是創新，離開技術創新就很難實現經濟的持續快速增長。因而企業將更重視知識和創新，重視知識的生產。對知識的生產需要大量科技投入和人才培養投入。管理者用知識進行管理，即會計管理知識化。在知識經濟時代，市場競爭已從產品競爭、服務競爭延伸到知識競爭，表現為工作中的創新和實驗室的創新。只有具備更多知識的企業，才能成為市場競爭的優勝者。使企業的成功取決于知識和創新能力，需要用知識對其加強管理。會計管理知識化，要求企業會計管理部門和管理者，運用集體的智慧和發揮每個人知識的作用，提高創新能力，以便提高進行會計的預測、決策、計劃、控制、檢查、考核和分析的管理水平。

四、會計學向綜合化、細化、邊緣化方向發展

新世紀知識經濟的發展、高科技的進步和現代化的管理，將促進會計學向綜合化、細化、邊緣化方向發展。

1、會計學向綜合化方向發展

知識經濟擴大了會計領域，會計向管理領域擴展，向與會計相關的領域擴展，大大豐富了會計的內容，使會計學呈現綜合化發展的趨勢。會計學的綜合化主要是：（1）對全部會計學科的綜合，把各種相互聯系的會計分支學科作為一個總體進行研究，研究它在知識經濟條件下的發展趨勢和規律、理論體系、方法體系和學科體系等，如對《會計科學學》進行研究。（2）對類會計學科的綜合，把各種分支會計學科中性質相近的學科作為一類進行研究，也就是把會計學科體系劃分為不同的學科群（類）進行研究，如對會計基礎學科、會計部門學科、會計專門學科，或對會計人本學科進行研究。（3）對會計學科比較的綜合，將性質相近或相同的幾門會計學科進行比較研究，如財務管理與管理會計的比較研究，成本會計與管理會計的比較研究，中外會計原理的比較研究等。

2、會計學向細化方向發展

知識經濟在擴大會計領域的同時，也深化了會計內容。在這種趨勢的影響下，從實際出發，探討適應國民經濟高速發展、科學技術進步和加強經濟管理需要的會計分支學科。會計內容的深化，既是適應客觀需要的過程，也是人們對會計內容提高認識的過程，兩者的結合，才形成某些專門的會計分支學科。在這方面，會計學的發展具有專門性的細化特點，即對某些專門的或特殊的問題進行專門研究。這種專門性會計分支學科的發展，主要是會計學中基本學科——財務會計學和管理會計學的細化。財務會計學的細化，如對某方面進行專門核算的需要，而形成的《質量會計》、《租賃會計》、《破產會計》、《物價變動會計》和各種部門會計；管理會計的細化，如對某方面進行專門管理的需要，而形成的《決策會計》、《經濟責任會計》和《控制會計》等。

3、會計學向邊緣化方向發展

客觀世界是一個大系統。在大系統中的各種子系統及其次系統，都有機地相互聯系，使得研究這個系統的各種科學也相互聯系。科學的聯系性，為各種科學的融合提供了客觀的可能。進入21世紀，科學融合發展趨勢將更為明顯。科技進步為科學融合創造了更好的物質條件，科學研究、經濟發展和管理要求為科學融合提出更多的要求。科學發展的融合趨勢，向會計學的發展提出了嚴峻的挑戰，促進了會計科學的融合發展。

會計科學的融合即會計學的邊緣化，是將其他現代科學的理論、方法與會計學的理論、方法相結合進行研究而發展會計學的過程。這有兩種情況：一是會計學科與自然科學的結合，會計學科將某種自然科學的理論、方法移植或運用到本學科，使會計學科的理論、方法發生顯著的或質的變化，如《計算機會計學》、《會計數學》等；一是會計學科與哲學社會科學的結合，會計學科將其他哲學社會科學的某種學科的理論、方法移植或運用到本學科，使會計學科的理論、方法發生顯著的或質的變化，如《會計哲學》、《會計倫理學》、《會計心理學》、《會計邏輯學》、《會計行為學》、《會計法學》、《會計公關學》和《環境會計學》等。會計科學與其他科學的融合發展，主要是：融合現代科學理論與方法發展新興會計科學；融合現代科學理論與方法發展新的會計理論與方法；移入其他科學理論與方法，完善會計理論與方法體系，發展會計科學。

五、會計發展在于創新

新世紀會計的發展，關鍵在于創新。

會計要創新，必須要繼續解放思想。解放思想就是要從一切不切實際的條件、框框的思想禁錮中解放出來，采用辯證法，一切從實際出發。一定要以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實際問題、以我們正在做的事情為中心，著眼于理論的運用，著眼于提高對實際問題的理論思考，著眼于新的實踐和新的發展。

篇（2）

1932年Melin［2］以大量實驗證實微生物的共生性的存在;1879年德國真菌學家Anton將共生定義為不同種屬生活在一起，并指出寄生是一種共生。Fmainsstim、Kozo和Korskii先后對共生引起的物種形態、生理變化展開深入研究;Ceuallery(1952)和Lewils(1973)定義了捕食、競爭、共生、寄生等生物種群間的不同相互關系，對共生模式做出了清晰的分類。王德利等(2005)［3］研究認為，競爭雖然主導著生物進化，但共生是一種普遍存在的生態現象，是生物體適應環境的動態過程與最終結果。袁純清(1998)［4］等學者將這個生態學概念引入經濟學范疇描述經濟領域內競爭與共生博弈生存的關系。Ehrenfeld(2004)［5］、郭莉［6］(2005)等運用共生理論分析了工業經濟領域的企業的競爭力與生存能力，并試圖利用企業共生理論研究解決或緩解日益嚴重的環境危機。楊松令等(2009)［7］基于共生理論研究分析了上市公司股東的行為。謝金等(2010)［8］、郭頌平(2011)［9］等基于金融共生理論對我國商業銀行與保險的關系進行了研究，逐漸形成了金融共生理論，大量應用于金融保險業問題分析。

伯克希爾公司綜合經營背景

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BerkshireHathawayinc，以下簡稱為BH公司)創建于1956年，是一家以保險為主業實現綜合經營模式的控股公司，業務領域涵蓋保險、鐵路運輸、公用設施和能源、金融、制造服務和零售等，總資產達4000多億美元，實現年營業收入2000億美元。［10］BH公司形成了保險業務板塊和非保險業務板塊共同發展的良性綜合經營局面(見表1)。BH公司保險業務承保、保險資金運用與非保險業務實現持續盈利(見表2)。保險業務板塊下屬的4個主要保險公司均連續多年承保盈利，財險業務綜合成本率控制在100%以下;投資業務主要配置現金及現金等各類投資產品，投資連續多年實現盈利;公共設施和能源投資的5個主要公司，對公司盈利貢獻逐漸提升;金融和金融衍生品投資也實現連續盈利;其投資業務各年均實現盈利。BH公司是開展綜合經營的典型成功案例，其以長期投資見長，實現以低成本獲取投資資金目標是該公司開展綜合經營的重要內在動因。由于保險公司經營效益好，持續實現承保盈利，其所屬財產保險公司能為BH公司提供足夠穩定的保險資金，奠定了BH公司綜合經營模式迅猛發展的資金基礎。BH公司主要以控股方式開展并購業務，通過將被控股企業的現金流投資新的業務單元，驅動綜合經營發展。

BH公司綜合經營模式共生機理

BH公司依托綜合經營共生模式優勢，借助嚴格的風險管控以及較強的投資能力，遵循確保風險償付能力、實現投資收益最大化的經營原則，保持風險和收益的平衡，即便經歷了美國嚴重的金融危機，公司的經營狀況也未受到沖擊。綜合經營共生模式在BH公司可持續發展中起到了巨大作用。

1.BH公司的共生界面分析

BH公司業務范圍涉及保險、投資、金融服務、鐵路、公共設施與能源等諸多領域，業務單元多元化。公司保險、鐵路、公共設施及能源業務承擔著資金提供者的角色，投資業務在金融市場中承擔著資金供給者角色，金融服務業務承擔著資金需求者角色。BH公司參與多個不同的共生系統，拓寬了公司的發展渠道，挖掘了收入來源，提升了盈利水平(見表3)。BH公司以集中管理方式突出發揮綜合經營的投資優勢，所有投資及資本分配都由公司統一決策。公司充分發揮管理層創造現金流的功能，以現金等流動性資產完全覆蓋保險負債業務，在確保完全償付的基礎上，將不需考慮負債匹配性的剩余資金配置于高收益的股票投資和債券投資，以提高資金使用效率。BH公司保險資金運用能力較高，保險資金運用收益高于承保盈利，充分體現出綜合經營模式在資金運作和投資組合上產生了巨大效益。基于微觀視角分析，BH公司綜合經營模式形成了一個相對獨立的共生系統，此系統共生界面內不同業務單元發揮著共生功能，分別擔當著資金供給、資金需求和資金中介的角色。保險單元在系統中承擔資金供給者角色，投資、鐵路、公共設施、能源單元承擔資金需求者角色，集團作為平臺，形成一個功能強大、良性循環的共生系統。

2.BH公司共生特征分析

根據共生理論，共生單元之間能否形成共生系統的判斷標準是業務單元是否具備多元性、相關性和整體性特征。［11］具備此三維特征的共生綜合經營模式，奠定了保險金融集團在金融市場，或者在保險金融集團共生系統內的各業務單元所產生的規模效益，遠遠高于非共生條件下單生產能力的業務單元的產出效益。由于BH公司業務領域涉及保險、投資、鐵路、公共設施和能源等，其綜合經營共生模式具有顯著的多元性特征，投資是其優勢業務單元。但是BH公司對各業務單元實施單獨考核，例如，將保險業務經營的直接結果與使用保險資金投資的經營結果分離，分別予以單獨核算，這種管理模式有利于實現承保業務單元和投資業務單元的雙盈利。因此，資金成為BH公司聯系各共生業務單元的共生能量。相關性是實現整體性特征的重要前提和基礎，由于BH公司各業務單元之間的交叉相關性較弱，并且各業務單元實行“隔離”經營，所以BH公司的綜合經營共生模式的整體性特征也并不明顯。BH公司采取以保險業務單元為核心，承保盈利和投資盈利為“雙盈利”的共生單元并行的綜合經營共生模式，加大股權投資領域開拓，實現了公司業務和規模的擴張。

3.BH公司共生模式分析

根據共生界面特征的不同，共生模式可以分為寄生型、偏利型和互惠型共生關系;根據組織模式的不同，共生模式可以分為點共生、間歇共生、連續共生和一體化共生四種關系。［12］BH公司對各業務單元之間實行獨立經營與考核。從作用方式來看，投資、鐵路、公共設施和能源等單元的資金大多來自于保險單元，與保險單元關系屬于寄生型和偏利型共生關系。鐵路、公共設施和能源單元的資金都是通過投資單元操作，它們之間關系為寄生型共生關系。從組織模式來看，由于保險資金長期為投資板塊提供資金，這兩個業務單元的共生關系屬于連續型組織模式。投資單元對鐵路、公共設施和能源之間的投資大多屬于一次性投資，因而兩者之間屬于點共生或者間歇共生的金融關系。

基于經濟資本理論的BH公司綜合經營風險測度

經濟資本理論的在險價值函數(VaR函數)原本用于銀行業風險分析。由于保險業的風險具有嚴重的厚尾性，因此提出尾部風險價值(TailVaR)。在相同置信區間下，TailVaR比VaR計算結果更高。［13］根據經濟資本理論的分析方法，對BH公司經濟資本進行估算。基于數據的可得性以及國內外保險金融集團經營績效比較的考慮，將以資產收益率(ReturnofAsset，ROA)作為主要研究指標，即凈利潤除以總資產，經濟含義為單位總資產經過一年的運用后所創造的凈利潤。假設BH公司的總資產收益率服從正態分布。表4反映了BH公司的凈利潤、總資產和ROA情況。由于受全球金融危機影響，2008年凈利潤出現大幅度下降。由于這一時期總資產和凈利潤波動幅度較大，為減少金融危機對經營業績的影響，更為準確地反映總資產收益率變化，總資產收益率的計算將采用期末凈利潤與期末總資產數據。計算出資產收益率的均值和標準差之后，與分析框架相對應，將凈虧損率定義為資產利潤率的負值。BH公司的凈虧損率服從均值為－3．23%、標準差為1．26%的正態分布(見表5)。由于計算使用“損失率”指標，表中數字的含義可以理解為損失占總資產的比重。如果計算保險金融集團某一年度的經濟資本估值，用當年總資產乘以(損失率的TailVaR－損失率的均值)就可以得到該年度經濟資本估值。本文以高估風險為原則，使用99．99%的置信水平對應的TailVaR值(見表7)。

研究結論及啟示

BH公司構建起多元盈利格局，保險業務和非保險業務的協調發展，使得盈利格局更加均衡。雖然公司投資業務具有優勢，但公司仍堅持將承保業務和投資業務分開進行考核，以實現承保盈利作為評價多元盈利格局的基礎。投資業務集中管理，集中進行投資和資本配置決策，進一步提高了資金使用效率。投資業務傾向于具有長期競爭優勢的企業，力求實現長期價值增長，同時保持流動性充裕以履行保險賠付責任。

1.強化保險主業核心構建綜合經營共生模式

保險業務是BH公司現金流的重要來源，為公司投資業務提供了長期穩定的現金流。公司不同于其他財險公司，是以實現盈利的方式獲取現金流，不需要用未來的投資收益覆蓋投資資金的獲取成本。將承保盈利與投資盈利分項考核是BH公司經營的主要特色，國內保險金融集團構建多元盈利格局應不斷提高經營管控水平，降低承保業務獲取成本，實現以低成本獲取保險資金，形成穩定持續的現金流來源。BH公司保險板塊盈利和非保險板塊盈利貢獻占比接近，是公司持續實現總體盈利的重要保證。國內保險金融集團已形成多元盈利格局，但各業務單元盈利水平有所差異。國內保險金融集團旗下保險業務板塊和非保險業務板應該實現協調發展，以此實現各板塊資源的優化配置，促進各板塊盈利能力的提升。

2.以股權投資方式拓展非保險業務單元

國內保險金融集團可以探索以并購等股權投資方式，以私募股權或者風險投資形式，投資一些未上市、具有長期競爭優勢的優質企業，實現對被收購企業的控股，既可以追求企業價值的長期增長，又能獲取現金流，擴大資金運用規模。股票是BH公司配置保險資金的主要投資類型。在股票投資對象的具體選擇上，不以追求價差收入為投資目的，重在發現被投資企業長期價值增長。BH公司認為企業的實質價值決定其股價，所以關注企業的成長性勝過關注股票價格。未來收益確定性較高的企業是投資的主要對象，特別是消費壟斷企業。

3.投資業務采取集中管理模式

篇（3）

基礎。西方發達國家的成功經驗表明，要實現傳統自給性農業向現代商品性農業的轉變，實現農業現代化和農村可持續發展，必須要有發達和完善的現代農業基礎設施與之相配套。農業基礎設施建設對于消除貧困、縮小城鄉差距、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提升農產品國際競爭力等有著重要的作用。Patrick2Bond指出，農業基礎設施對于經濟生活具有直接效應和間接效應。直接效應包括工作機會、生產率提高等;間接效應包括農村環境改善和農民福利水平的提高。石愛虎、霍學喜認為，農業基礎設施在農業發展中的經濟效應體現為物質基礎效應、效率提高效應和結構變動效應。[1]樊勝根研究發現，降低扶貧率和提高農業生產率起作用的13項因素中，增加基礎設施(尤其是道路)投資的作用居于第3位(教育和農業科研居前2位)。

林毅夫指出，農業基礎設施建設將使農村經濟和社會事業長期受益，農村經濟的發展進而可以擴大全國的市場規模，不斷為全國經濟增長提供新的空間，提升經濟發展水平。[3]有關農業基礎設施建設對農業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性已有大量的研究，并取得了共識，而關于農業基礎設施投資促進經濟增長的有效性方面的研究尚不多見。本文利用1985-2004年農業基礎設施投資額和國內生產總值的時間序列數據，對農業基礎設施投資促進經濟增長的有效性檢驗，以期說明兩者之間的相互關系。

一、有效性檢驗

(一)單位根檢驗

(二)協整檢驗

為了檢驗LnGDP和LnFund是否存在協整關系，利用Engle和Granger于1987年提出協整方法[7]，用Eviews軟件對殘差進行ADF檢驗，以判定其平穩性。對經濟增長與農業基礎設施建設投資進行最小二乘法回歸，其結果為：

LnGDP=7.65+0.66LnFund+μR2=0.9089ADR2=0.9032F=159.7045采用ADF檢驗法檢驗方程殘差μ的平穩性，結果如表2所示。μ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拒絕了存在單位根的假設，表明殘差為平穩的時間序列，經濟增長與農業基礎設

施投資之間存在協整關系，即兩者之間存在長期穩定的比例關系。

(三)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

因果關系檢驗主要是說明兩個或多個變量之間是否存在相互之間的因果關系，它確定的是一個變量能否有助于預測另一個變量，即如果變量X是變量Y的格蘭杰原因，那么X的過去的和現在的時間序列數據有助于改進對變量Y的預測。其數學檢驗模型為：

其中εt為零均值非自相關隨機誤差項;α，β為系數。原假設為：H0：βj=0(j=1，…，n)，若原假設成立則有：

令非限制性變量(4)式的殘差平方和為SSE1，限制性變量(5)式的殘差平方和為SSE2，則F(SSE2-SSE1)/nSSE1/(T-n-m-1)應服從自由度為(m，T-n-m-1)的F分布，其中T為樣本數量;n、m分別為根據AIC準則和SC準則決定的X和Y的滯后階數。如果接受零假設H0，則X是Y的非格蘭杰原因;而如果拒絕零假設H0，說明X是Y的格蘭杰原因。

對經濟增長與農業基礎設施建設投資之間的關系進行因果檢驗，其結果如表3。其中，F值為檢驗統計量，P值為檢驗的概率值(P≥0)。若P值小于0.05，表示因果關系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成立;若P值小于0.1，表示因果關系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下成立，否則，因果關系不成立。表3中P值一個大于0.05，另一個小于0.05，意味著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經濟增長與農業基礎設施投資增加只存在格蘭杰意義上的單向因果關系，即農業基礎設施投資增加不是經濟增長的原因，而經濟增長是農業基礎設施投資增加的原因[5];但由于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下，經濟增長與農業基礎設施投資增加存在格蘭杰意義上的雙向因果關系，因此，從長期來看，農業基礎設施投資的增加可以與經濟增長互相促進。

二、原因探討

基于有效性檢驗，農業基礎設施投資與經濟增長之間的相互關系為：農業基礎設施投資與經濟增長都是非平穩的時間序列數據，它們之間存在長期穩定的關系，即協整關系。雖然從短期來看，農業基礎設施投資增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不明顯，但長期來看，農業基礎設施投資的增加與經濟增長是互相促進的。這與世界銀行1994年給出的基礎設施存量增長與經濟發展之間具有正相關的經驗性結論并不完全一致。我國農業基礎設施投資與經濟增長之間之所以不能驗證這一結論，除了戰略選擇失當、投資效益低下、布局不盡合理且忽視技術進步的原因之外，主要在于農業基礎設施投資增加與經濟增長長期不同步。

(一)財政支農資金長期不足

長期以來，我國農業基礎設施主要由國家和地方各級財政投資建設。根據《中國統計年鑒》的數據計算，1985-2003年間，農業基本建設投資占全國基本建設投資的比例在“八五”時期為3%，“九五”時期為5.6%，2002年為7.3%;財政支出方面，改革開放以來，國家對農業支出的絕對量在不斷增加，從1978年的150.7億元增加到2001年的1456.7億元，但財政支出中農業基本建設支出的比例卻不斷下降，1978年為13.4%，20001年為7.7%，下降了5.7個百分點。

(二)信貸資金不足

現階段主要由農業銀行、農業發展銀行和農村信用社承擔對農業的信貸任務。由于農業基礎設施的建設周期和回收周期較長，收費較低有時甚至是無償服務，商業性銀行不愿意提供農業基礎設施建設所需的大量資金。出于自身穩健經營的要求，農業金融機構普遍存在著“慎貸”和“惜貸”現象。根據《中國統計年鑒》的數據計算，1995-2003年農業貸款占銀行總貸款的最高比例僅為7.1%。

(三)鄉鎮負債嚴重，無力投資農業基礎設施建設

中小型農業基礎設施建設資金主要由縣鄉(鎮)財政負擔，然而，由于我國縣鄉(鎮)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在逐年下降，同時鄉(鎮)的財政負債已十分嚴重，依靠鄉鎮集體進行農業基礎設施建設存在投資不足的問題。農業稅制改革，取消“兩工”(勞動積累工和義務工)，一些鄉鎮對農業公共事業所需資金實行“一事一議”制度。根據有關規定，“一事一議”僅限于村級，而且必須是由村里興辦的農田水利設施、人畜吃水設施、村莊道路建設、植樹造林工程等全體村民直接或間接受益的公共性設施和項目。而這項資金根據有關規定，年人均不能超過15元。由于農民小規模和分散式的經營方式，決定了農民投資能力十分有限，要求村民自籌資金或舉債進行農業基礎設施建設的議案難以被認可，即使有些村社開展議事，也大多是“議而不定”或“定而不行”，造成急需建設的農業基礎設施無法興建，過去利用主渠道“兩工”興建的農業基礎設施嚴重毀壞后又無力修復和管理。

農業基礎設施長期投入不足，導致：(1)農業基礎設施長期不能滿足農業生產發展的需要，難以發揮出它應有的“社會先行資本”的本質特征。(2)由于資源約束，不能同時或在短期內建成農業基礎設施體系，而只能有選擇性地建設某些子項或小規模的農業基礎設施，農業基礎設施的規

模效應不能得到有效和充分發揮。(3)農業中的許多重要基礎設施本來就依賴于城市和工業基礎設施，或者本身就是城市和工業基礎設施的組成部分，或者是城市和工業基礎設施在農村和農業生產領域內的延伸。在現行城鄉二元制度或非制度性的障礙下，農業基礎設施的關聯效應和投資乘數作用無法充分發揮作用，致使農業基礎設施建設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減小。(4)伴隨著農業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相對重要性的變化，農業基礎設施投資在整個基礎設施投資比例不可能有大幅度增加，甚至趨于下降，在投資結構不盡合理和投資效率不高的情況下，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難以發揮。

三、政策建議

我國農業基礎設施投資不足不僅構成了農業生產的瓶頸制約，而且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并不明顯，因此，政府有必要采取措施，加大對農業基礎設施的投入，并制定政策鼓勵民間資本對農業基礎設施的投資，早日實現經濟增長與基礎設施投資增加的良性互動。

(一)提高對農業基礎設施重要性的認識

基礎設施是一個國家或一個地區經濟社會賴以發展的“先行資本”，農業基礎設施則是農業和農村賴以發展的“先行資本”[6];僅僅認識到農業基礎設施是農業生產的物質技術條件是不夠的，必須擴大基礎設施的認識范圍，在計算農業基礎設施的貢獻率時，要充分考慮到農業基礎設施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不能單純著眼于農業經濟效益，要充分考慮農業基礎設施的經濟和社會性意義。總之，只有高度認識到發展農業基礎設施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才有可能在實踐中給予其應有的發展地位。

(二)明確劃分事權，發揮各投資主體的積極性

明確劃分事權就是要真正嚴格地劃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農村社區、鄉村集體和農民個人的投資責任和投資范圍。(1)全國性的、跨農業區和跨流域的農業骨干基礎設施應由中央政府負責投資和管理;區域性的農業基礎設施應以地方政府作為投資和管理主體，中央政府可給予必要的支持和補貼，受益區內的所有單位和個人都應適當分攤投資成本;小流域和社區范圍內的小型農業基礎設施應主要由社區集體和農民個人負責投資和管理，地方政府可以給予必要的支持和補貼。(2)縣級以上各級政府都應設立水利等各項專項建設基金，以用于本區域內一些較大的農業基礎設施建設。(3)政府主要運用經濟手段、經濟杠桿和經濟政策，引導和誘使農戶投資建設自用為主的小型工程，并依法處理農業基礎設施建設中的按投入要素進行補償與分配等問題。

(三)加強農業基礎設施建設投入

打破國家是農業基礎設施建設投資渠道唯一來源的框架，逐步形成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多渠道籌資模式，保證有充足的資金來推動農業基礎設施建設，并滿足經濟與社會發展的需要。(1)在制定和執行國民經濟計劃和規劃方面，統籌城鄉經濟和工農業經濟發展，逐步調整國民收入和社會資金的分配格局，保證農業基礎設施建設投資的需要。(2)要逐步增加財政資金對農業的投入比重，中央政府基本建設計劃安排的預算內農業投資比重應由目前的17%提高到20%以上。國家對農業的補貼，應逐步轉到農業基礎設施建設上來。(3)要逐步增加信貸資金用于農業的比重，保持農業貸款增長率高于各項貸款平均增長率，銀行新增貸款規模中農業貸款的比重達到10%以上。

(四)積極吸引民間資本投入農業基礎設施

按照受益范圍和排他成本的大小，農業基礎設施可劃分為競爭性和非競爭性兩大類，對競爭性項目，由于受益范圍不局限于農村社區，外部性大，原則上應由政府供給，但在政府財政資金有限的情況下，通過產權改革，將其外部收益內部化，民間資本也可介入。政府建立財政貼息制度，把一部分財政撥款或財政信貸轉為對基礎設施項目的貼息資金增強民間資本介入農業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引誘對有競爭性項目，由于排他性成本不高，收取一定的服務費可以補償投資成本，應放開市場準入，民間資本采用多種方式介入農業基礎設施建設。

(五)探索和完善農業基礎設施投資的管理體制

按照“誰投資、誰管護、誰受益、誰所有”的原則，加快農業基礎設施產權制度改革，清晰歸屬，明確權責，建立起農業基礎設施建設投資激勵機制。(1)對于農戶自建或自用為主的小型工程，產權歸個人所有，由鄉鎮人民政府核發產權證;(2)對受益戶較多的工程，可組建合作管理組織，國家補助形成的產權歸合作組織所有;(3)對經營性的工程，可組建法人實體，實行企業化運作，可拍賣給個人經營;(4)對業主開發建設的農業基礎設施建設工程，地方政府要予以扶持，并規范其收費標準和服務行為。

參考文獻：

[1]石愛虎，霍學喜.農業基礎設施建設的經濟效應分析[J].科學•經濟•社會，1996(2)：35-38.

[2]樊勝根，張林秀，張曉波.經濟增長、地區差距與貧困———中國農村公共投資研究[M].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2002：118-120.

[3]林毅夫，林毅夫發展論壇[EB/OL].2003-11-19..

篇（4）

①國民生產總值（GNP）。國民生產總值是綜合反映一個國家在一定時期（通常為一年）內的經濟活動的成果的最概括、最主要的指標。它是按市場價格計算的國民生產總值的簡稱，其內容為一個國家所有常住單位在一定時期內收入初次分配的最終成果。一國常住單位從事生產活動所創造的增加值在初次分配過程中主要分配給該國的常住單位，但也有一部分以勞動者報酬和財產收入等形式分配給該國的非常住單位。同時，國外生產所創造的增加值也有一部分以勞動者報酬和財產收入等形式分配給該國的常住單位，從而產生了國民生產總值的概念。

國民生產總值的內涵是指明在統計期內所生產的總值如何在國民經濟各部門間分配和使用的，它可以用以下幾種方法來計算：第一，產品流動法。產品流動法又稱為產品支出法或最終產品法。它從產品的使用出發，把一年內購買各項最終產品的支出加總起來，計算出該年內生產出來的產品與勞務的市場價值，即把購買各種最終產品所支出的貨幣加在一起，得出社會最終產品的流動量的貨幣價值的總和。運用這種方法計算國民生產總值時不計算作為以后生產階段投入的中間產品，僅考慮最后供人們使用的產品。例如在美國的國民生產總值統計中，按產品流動法計算可將其國民生產總值表示為下式：

GNP＝A＋B＋C＋D－E

式中A代表個人消費支出，

B代表私人總投資，

C代表政府支出，

（D－E）代表凈出口。

第二，所得法（收入法）。所得法（收入法）又稱要素支付法，它是從生產角度出發把生產中所形成的各種收入相加起來，即把雇傭人員報酬、非公司企業的業主收入、公司利潤、凈利息、租金收入、固定資產折舊和間接稅相加而求得國民生產總值。

第三，部門法。部門法按物質產品與提供勞務的所有各個部門的產值來計算國民生產總值，它反映了國民收入的來源，所以也稱為生產法。根據這種方法進行計算時，各生產部門要把所使用的中間產品的產值扣除，僅計算所增加的價值。

以上三種計算方法中，產品流動法是最基本的方法，最后所得出的國民生產總值的數字應以它為標準。如果用其余兩種方法計算所得出的數字與用產品流動法計算所得出的數字不一致時，則應按產品流動法所得出的數字進行調整。

在計算國民生產總值時，一般同時計算另外兩個與之密切聯系的總量指標：國內生產總值（GDP）與國民生產凈值（NNP）。

國內生產總值是按市場價格計算的國內生產總值的簡稱。它是一個國家（或地區）所有常住單位在一定時期內生產活動的最終成果。國內生產總值有三種表現形態，即價值形態、收入形態和產品形態。從價值形態看，它是所有常住單位在一定時期內所生產的全部貨物和服務價值超過同期投入的全部非固定資產貨物和服務價值的差額，即所有常住單位的增加值之和；從收入形態看，它是所有常住單位在一定時期內所創造并分配給常住單位和非常住單位的初次分配收入之和；從產品形態看，它是最終使用的貨物和服務減去進口貨物和服務。在實際核算中，國內生產總值的計算方法與國民生產總值是一樣的，即產品流動法、所得法和部門法。國民生產總值與國內生產總值的區別在于前者是一個收入概念，后者則是一個生產概念。所以，國內生產總值等于國民生產總值加上付給國外的勞動者報酬和財產收入減去來自國外的勞動者報酬和財產收入。

國民生產凈值是指一國在一定時期內所生產的、以市場價格表示的產品和勞務的凈值。這個指標表明了國家可以用于社會消費和凈投資的產品和勞務的總值，它等于在國民生產總值中扣除折舊以后的產值。

②國民收入（NI）。國民收入是反映一國國民經濟情況的另一個主要的綜合指標，它是一個國家一定時期內以貨幣計算的用于生產的各種生產要素所得到的全部收入，即等于工資、利潤、利息、租金與政府津貼的總和，也等于國民生產凈值減去企業間接稅再加上政府津貼，用公式表示為：

國民收入＝工資＋利潤＋利息＋租金＋津貼＝國民生產凈值－企業間接稅＋津貼

與國民收入密切聯系的也有兩個重要的總量指標，即個人收入（PI）與個人可支配收入（PDI）。個人收入指一國在一定時期內個人所得到的全部收入，它等于從國民收入中減去公司未分配利潤與所得稅，加上政府給居民戶的轉移支付與政府向居民戶支付的利息。個人可支配收入等于從個人收入中減去個人所交納的所得稅、財產稅等，表示一國一定時期內可以由個人支配的全部收入，又可分為個人消費支出與個人儲蓄兩部分。

③實際國民生產總值與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國民生產總值是以貨幣來表示的，因此，它的變動可能有兩種原因：一種是由于產量所發生的實際變動，另一種是價格所發生的變動。

產量的變動所引起的國民生產總值的變動是正常的，而由于價格變動所引起的國民生產總值的變動則是虛假的。為了準確反映產量的變動情況，使得各年國民生產總值的比較能反映出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就要按某一不變價格進行調整，以消除價格變動的影響。同樣，對于國民收入也應作如此的處理。

利用不變價格折算當年國民生產總值時，一般首先要把某一年確定為基年，以該年的價格為不變價格，然后用物價指數來調整按當年價格計算出來的國民生產總值。這樣就得到按不變價格計算出來的國民生產總值，便于進行比較。

物價指數是各單個商品按當年價格計算的總價值與按基年不變價格計算的總價值之比，通常表現為百分數。對于一般投資者來說，這種方法所需的數據資料很難尋找，因此并不適用。實際上，利用《中國統計年鑒》所公布的有關資料同樣也可以求得實際國民生產總值。例如，我國1990年國民生產總值為18，531億元人民幣，1994年名義國民生產總值為45，006億元人民幣。以1990年為基年，由《中國統計年鑒》可查到，1994年對1990年的發展速度為158．5％，用它乘以1990年的國民生產總值就可以得到1994年實際國民生產總值為29，372億元人民幣，比1990年增長58．5％。而如果用1994年名義國民生產總值計算，其增長率為142．9％，二者的差距約為85％。存在這樣大的差距表明利用名義國民生產總值顯然不能反映經濟發展的真實情況。

關于國民生產總值還有一個重要概念就是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這是一個平均指標，它等于某年國民生產總值除以當年人口數量。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反映經濟運行的側重點與國民生產總值不同，后者主要是表明一個國家的經濟實力與市場規模，而前者則有助于了解一國人民的富裕程度與生活水平。

因此，以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作為國民生產總值的補充可以更好地了解一定時期的國民經濟形勢。

投資者基本上明了并掌握了上述幾個國民經濟主要綜合指標的資料后，通過對它們的水平高低、增長速度、部門構成和地區差別的情況進行分析，就可以大體了解當前國民經濟形勢的基本狀況。如根據經濟發展水平及其增長情況、國民生產總值和國民收入在各個部門與行業間的分配情況，以及國家在各個時期的投資情況等，就可判斷現時的經濟環境和經濟氣候對投資將有何影響，為選擇投資對象、投資時機和解決如何投資打下最根本的基礎。

（2）經濟運行變動特點

國民生產總值等總量指標的情況只能對國民經濟形勢有一個大致的判斷，要深入掌握經濟運行的內在規律，還必須對經濟運行的變動特點進行分析。與對國民生產總值等總量指標的分析相比，對經濟運行變動特點進行分析更偏重于對經濟運行質量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幾方面：一是經濟增長的歷史動態比較，說明增長波動的特征，即所處經濟周期的階段特征；二是經濟結構的動態比較，說明經濟結構的變化過程和趨勢；三是物價變動的動態比較，說明物價總水平的波動與通貨膨脹狀況，并聯系經濟增長、經濟結構的發展變化等，說明物價變化的特點及其對經濟運行主要方面的影響。

①經濟增長的歷史動態比較。經濟增長的歷史動態比較，實際上就是對經濟周期的分析與判斷。根據西方經濟學理論，在實行市場經濟的國家里，經濟增長具有周期性。這種周期性反映了國家總體經濟活動的一種波動，每個周期由大量經濟活動幾乎同時的擴張與隨之而來的普遍的收縮、蕭條與復蘇等階段組成，并且這種波動重復出現。

一般來說，經濟周期分為四個階段：繁榮時期，即經濟活動擴張的或向上的階段；衰退時期，即由繁榮轉向蕭條的過渡階段；蕭條時期，即經濟活動的收縮的或向下的階段；復蘇時期，即由蕭條轉為繁榮的過渡階段。判斷整體經濟處于哪一個階段的主要依據是一個國家的投資規模、工業產量、銷售量、資本借貸量、物價水平、利息率、利潤率與就業率等經濟指標的變動。

對經濟周期的研究經歷過兩個階段，即傳統經濟周期階段和現代經濟周期階段。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西方市場經濟各國的經濟周期表現為絕對水平的上升、下降，因此，經濟周期統計和分析基本上建立在絕對水平的統計指標基礎上。但是本世紀30年代西方大蕭條之后，國民經濟的發展較少出現原來那種絕對水平的經濟波動，據此有人認為西方國家經濟周期消失了。然而進一步的分析研究表明：雖然絕對水平的經濟波動在消失，但相對水平即經濟增長的經濟波動卻存在。為了區別兩種不同性質的經濟周期，定義了傳統經濟周期和現代經濟周期的概念。傳統經濟周期，又稱古典經濟周期，是指國民經濟活動過程表現出的繁榮、收縮、蕭條、復蘇是在絕對水平的上升下降過程中循環的。現代經濟周期，又稱經濟增長周期，是指國民經濟活動過程表現出的繁榮、衰退、蕭條、復蘇是在相對水平即增長率指標基礎上來測度反映和分析的經濟波動過程。

在現代經濟周期中，其四個階段的區分已經不很明顯，不過繁榮階段與衰退階段的區別還是比較明顯的，通過對前面所講的幾個指標的動態比較，可以發現在繁榮與衰退兩個階段都各有其典型的表現：繁榮階段，國民經濟活動發展到比較高的狀態，各行業都欣欣向榮，新行業、新企業紛紛建立，老企業進行更新、開拓，投資規模與生產規模不斷擴大，工業產品種類、產量都呈上升趨勢。同時，總體市場需求也大大增加，商品銷售量猛增。工商業企業迅猛擴張，對資金的需求越來越大，因而信貸規模趨于膨脹，資本借貸量增大，利息率上升；另外，在對資金的需求擴大的同時，對另一生產要素--勞動力的需求也相應擴大，因此，失業人數減少，失業率下降。企業盈利增長，利潤率提高。

衰退階段，整體經濟收縮，各種經濟活動都開始衰退，市場需求銳減，產品滯銷，各企業被迫縮減投資規模與生產規模，工業產量與銷售量急劇減少。隨之而來的就是對資金與勞動力的需求的相應減少，資本借貸活動收縮，失業率上升。企業利潤率普遍下降，部分企業甚至倒閉關門。

經濟運行這種潮汐般的漲落對投資者的影響非常大。對投資者來說，能否識別整體國民經濟處于哪個階段，能否預測經濟循環將在何時轉到下一階段，這對于其資金的投入方向、規模等的選擇至關重要。因為各種行業受經濟周期循環作用的程度并不完全相同，有些行業受其影響很大，當循環處于繁榮時期時，它們隨之繁榮，而在循環轉向衰退時它們也隨之衰退；有些行業受循環的影響則較小。前者一般包括生產奢侈品、裝飾品或一些耐用消費品的行業以及旅游業等需求彈性較大的行業，因為對這些行業的消費主要視收入狀況而定，收入高時就多消費，收入低時就少消費或不消費。因此，在經濟繁榮時期人們對該行業的需求就高，該行業的利潤率也高；而衰退時期需求減少，行業利潤也降低。投資者在經濟繁榮階段或由復蘇向繁榮的過渡階段中就應該選擇這些行業投資，以分享其在繁榮時期的豐厚收益；在衰退時期或由繁榮轉向衰退的時期則應及時抽出資本轉向那些與經濟周期關聯少的行業。與經濟周期關聯少的行業主要包括兩類：一類是增長型行業，即由于新技術應用或新產品開發所形成的行業，其產品由于采用了新技術，因而生產效率高、生產成本低、功能強大或用途廣泛，價格也不一定很貴，易于為一般消費者接受。而且，作為新生事物，這些行業更有發展前途，具有很強的行業增長能力。投資于這類行業可以避免或減少經濟波動帶來的影響，并且可以分享由于行業增長帶來的利益。第二類主要是一些生產人們生活必需品的行業，如飲食業、服裝業、醫藥業及公用事業等，其產品為人們生活所必需，需求彈性很小，即使收入大幅度減少也不能因此而縮減對此類商品的需求，因此，在衰退時期投資于這些行業是比較穩妥的選擇，可以少擔風險。

當然，投資于這類行業，在繁榮時期很難獲得像前面所講的奢侈品業等與經濟波動密切相關的行業那樣的高額利潤。因此，如何妥當地安排投資資金，選擇最佳的投資組合，在盡量少擔風險的同時獲取最大利潤，仍需投資者把握實際情況，依據形勢的不同做出安排。關于這方面的一些技術與技巧將在以后章節中談到。

②物價變動的動態比較。物價總水平是綜合反映國民經濟運行質量的重要指標。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是經濟運行的晴雨表，國民經濟運行的狀態、國民經濟環境的變化、宏觀經濟調控的效果等，都要通過市場供求和行情變動表現出來，而反映市場供求和行情變動的最直接的依據就是商品和勞務的價格。一旦經濟運行的某個環節出現了問題，就會引起物價總水平的一定程度的波動。因此，對投資者來說，觀察物價總水平的變動為判斷經濟形勢的好壞提供了重要依據。

物價總水平作為反映宏觀經濟狀況的重要經濟變量，從變動的可能性而言，無非有三種：上升、下降和穩定。從實際變動情況看，在一個較長時期內，價格總水平具有不可遏制的上升趨勢。因此，分析物價變動不能不聯系到通貨膨脹。

一般在沒有價格管制、價格基本上由市場調節的條件下，通貨膨脹與物價總水平上漲是同義語。但是需要指出，一次性或短期性的物價總水平上漲，或者個別商品價格的上漲都不能算作是通貨膨脹，只有一般物價水平的持續的、普遍的上漲才能算作通貨膨脹。

既然通貨膨脹是物價總水平的持續上漲，那么，對通貨膨脹的衡量就可以通過對一般物價水平上漲幅度的衡量來進行。一般說來，常用的指標有以下三種：零售物價指數、批發物價指數、國民生產總值物價平減指數。

第一，零售物價指數。零售物價指數又稱為消費物價指數或生活費用指數，它反映消費者為購買消費品而付出的價格的變動情況。零售物價指數是由一國政府根據本國若干種主要日用消費品的零售價格以及水、電、住房、交通、醫療、文娛等費用編制計算而得，用以衡量一定時期生活費用上升或下降的程度。

第二，批發物價指數。批發物價指數是根據商品批發價格編制而成的指數，反映一國商品批發價格上升或下降的幅度。

第三，國民生產總值物價平減指數。國民生產總值物價平減指數是按當年不變價格計算的國民生產總值與按基年不變價格計算的國民生產總值的比率。例如，我國1994年國民生產總值按當年價格計算為45，006億元人民幣，而若按1990年不變價格計算則為29，372億元人民幣。設1990年平減指數為100，則1994年的平減指數為45，006F29，372×100＝153．2，說明1994年物價比1990年上漲53．2％。

以上三種指標在衡量通貨膨脹時各有優缺點，而且，由于這三種指數所涉及的商品和勞務的范圍不同，計算口徑不同，即使在同一國家的同一時期，各種指數所反映的通貨膨脹程度也不盡相同，所以，在衡量通貨膨脹時需要選擇適當的指數。一般說來，在衡量通貨膨脹時，零售物價指數使用得最多、最普遍。

根據對以上指數的衡量，可將通貨膨脹按程度不同劃分為三種類型：第一類是爬行的通貨膨脹，即緩慢而持續的通貨膨脹，一般物價水平上漲率不超過10％；第二類是奔騰的通貨膨脹，即較為嚴重的通貨膨脹，物價上漲率達到兩位數水平；第三類叫狂奔的通貨膨脹，即物價上漲率達到天文數字的通貨膨脹，這類通貨膨脹可能會導致整個國民經濟的崩潰。

具體地說，通貨膨脹一般以兩種方式影響到經濟：通過收入和財產的再分配以及通過改變產品產量與類型影響經濟。

通過收入和財產的再分配影響經濟表現在隨著物價水平的上漲，一方面固定收入階層、撫恤金與養老金的領取者以及債權持有者將因此而蒙受損失，因為其貨幣所得并未隨物價上漲而增加，這意味著他們的實際所得或實際債權將會應之而減少；另一方面，大部分的工商業企業及債務人、投機者等將從通貨膨脹中獲得好處。企業將因產品價格比成本價格上升更快而增加盈利，債務人將因貨幣貶值而減少其實際債務，投機者則因其預測到通貨膨脹的來臨而進行的投機活動而獲得收益。

通過改變產品產量影響經濟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由于物價持續上漲使得生產成本上升，如果這種成本的升高不能通過提高產品價格轉移到消費者身上，那么企業就不愿生產，總體產量將會下降；另外，在較劇烈的通貨膨脹情況下，進行產品或原材料的囤積比進行投資更能獲得利潤，因而將刺激企業進行投機活動，阻礙工業生產的發展。二是不同商品價格上漲速度并不完全相同，一般地說，需要最迫切、需求量最大的商品價格上漲最快，如生活必需品價格上漲速度往往快于非必需品價格上漲速度。這就造成了投資主要流向那些價格上漲較快的部門，而非必需品生產部門等價格上漲較慢的部門盡管因物價普遍上漲而導致成本上升，但由于產品價格上漲速度慢而使得利潤下降，因此，投資就不易流向這些部門。

正因為通貨膨脹對經濟運行有這樣大的影響，那么投資者要進行投資就不能不考慮到通貨膨脹，就必須對通貨膨脹產生的可能及其程度有一個大約的預測。這就要求投資者必須知道通貨膨脹是如何產生的。

對于通貨膨脹產生的原因，傳統的理論解釋主要有三種：需求拉上的通貨膨脹、成本推進的通貨膨脹、結構性通貨膨脹。

所謂需求拉上的通貨膨脹是指通貨膨脹是由于經濟運行中存在過度需求所造成的結果。這種理論認為一般物價水平的上漲是由于存在過度的需求"拉上"的，具體而言即由于貨幣數量的增長率超過了產量的增長率而引起了通貨膨脹，或者說由于過多的貨幣追逐過少的產品導致了通貨膨脹。

成本推進的通貨膨脹則是指由于產品成本上升導致的通貨膨脹。持該種觀點的人認為在經濟中存在著某種壟斷力量而促使生產成本上升，從而將一般物價水平往上"推進"，造成通貨膨脹。成本推進的通貨膨脹表現為兩種類型：一是工資推進的通貨膨脹，即由于貨幣工資的增長率超過勞動生產率的增長率導致的通貨膨脹；二是利潤推進的通貨膨脹，即壟斷經濟組織為追逐高額利潤，通過制定壟斷價格人為地抬高物價而造成的通貨膨脹。

結構性通貨膨脹則是指由于一國經濟結構發生變化而引起的通貨膨脹。在整體經濟中不同的部門有不同的勞動生產率增長率，但卻有相同的貨幣工資增長率。因此，當勞動生產率增長率較高的部門貨幣工資增長時，就給勞動生產率增長率較低的部門形成了一種增加工資成本的壓力，因為盡管這些部門勞動生產率的增長率較低，但各部門的貨幣工資增長率卻是一致的，在成本加成的定價規則下，這一現象必然使整個經濟產生一種由工資成本推進的通貨膨脹。這一理論實際上仍是對前兩種理論的修改與綜合。

一般情況下，通貨膨脹的最初成因可以是成本推進或需求拉上，有時也可能是其他因素。一旦通貨膨脹起動之后，成本推進與需求拉上就互為因果了，一定條件下二者甚至會同時出現，因果關系也不復存在。因此，當通貨膨脹發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再用需求拉上與成本推進的理論就不合適了。

沖擊與傳導理論是一種關于通貨膨脹成因分析的新的理論。該理論認為，沖擊是一種力量施加于經濟系統上，這種力量可以來自于經濟系統內部，也可來自于經濟系統外部；可以是經濟力量，也可以是非經濟力量；可以是確定的，也可以是非確定的。例如，進口產品價格上升可以視為一種來自外部的沖擊，利率提高可視為一種政策沖擊等等。一個沖擊發生后，將會對經濟系統產生一系列的影響，這一影響過程稱之為傳導。如進口產品價格上升必將影響到國內通貨膨脹水平上升，這一影響的具體途徑，就是一個傳導過程。

沖擊與傳導理論對通貨膨脹成因的解釋是否完全合理，仍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但運用這一理論的確有助于解釋一些前述三種理論不能解釋的問題，而且，在實際分析時，用這一理論比較容易把握問題的重點。

理論與事實都證明：當經濟增長速度過快時，必定會出現通貨膨脹。可見，在經濟增長與通貨膨脹之間存在著一定的因果關系，我們可以把經濟增長視為影響通貨膨脹的一個重要沖擊因素。那么，這一因果關系體現在哪里呢？大致地說，有以下幾點：一是通貨膨脹與經濟增長的階段有關，如果經濟增長達到潛在增長水平之下時，其對應的通貨膨脹率較低，而當經濟增長處于潛在增長水平時，通貨膨脹率較高；二是在經濟周期的不同階段，相同的經濟增長率可對應不同的通貨膨脹率，一般而言，對應于擴張時期的通貨膨脹率較低，而對應于收縮時期的通貨膨脹率則較高。

依據上述兩個結論，我們可以看出，要正確把握通貨膨脹可能的發展變化，必須把它與經濟增長的動態比較結合起來考慮。例如，當前經濟增長率處于較高水平，通過種種分析后我們認為下一年度的經濟增長可能會呈下降趨勢，那么根據前面的結論，同一經濟增長率在收縮時期會對應較高的通貨膨脹率；又依據通貨膨脹與經濟增長階段的關系，因為經濟增長是向潛在增長水平下降，所以這一通貨膨脹率將會降低。

除了經濟增長之外，還有很多比較重要的沖擊因素，如政治經濟體制的改革、經濟結構的轉變、戰爭、國際收支狀況以及一些突發的不確定性事件等。在一定條件下，這些因素可能會超過經濟增長而成為影響通貨膨脹的主要因素。例如，若一國國際收支出現持續的、大量的順差，那么一方面意味著國內市場上商品可供應量減少，另一方面，因出口換回的外匯或流入的外國資本在國內市場上不能流通，需要兌換成本國貨幣，就會迫使政府大量投放本國貨幣。在這兩方面原因之下，通貨膨脹將會顯著上升。可見，要想比較準確地把握通貨膨脹的發展狀況，必須注意全面觀察各種可能的沖擊將對通貨膨脹發展所產生的影響。能否及時判斷各種沖擊的產生與傳導，對投資者來說將是至關重要的。

③經濟結構變動的動態比較。經濟結構是國民經濟活動中各種比例關系的總稱，主要包括產業結構、分配結構、最終需求結構等，這里只介紹產業結構變動分析，因為產業結構的發展演化是經濟結構變化的中心。

產業結構指國民經濟各部門產業之間的分工協作關系。

產業結構合理與否，對于優化生產力和生產要素的配置，提高經濟運行效益，促進國民經濟持續、穩定、高速發展具有決定意義。

衡量產業結構合理與否的指標是產業結構變化率。對于產業結構已達到高等級的國家來說，這一指標不成為衡量經濟形勢的主要指標，但對于像我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由于產業結構需要逐步升級，因而產業結構變化率成為衡量經濟形勢的主要指標。這一指標的具體化就是國內生產總值（GDP）結構變化率，即三次產業在國內生產總值中所占的相對比重變動狀況。計算GDP變化率時可用現價或不變價，如果要用于反映現狀可用現價計算指標，若要反映變化規律時則必須用不變價計算。按照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構成國民經濟的各項產業在整體國內生產總值結構中的比例應該是在保持絕對量增長的前提下，第一產業（農業）的GDP相對比重下降，第二產業（工業與建筑業）與第三產業（流通服務部門），尤其是第三產業的比重上升，才能促進產業結構向高層次演變，經濟增長才能更有效率。

（3）政策措施影響分析

市場經濟條件下主要通過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來調節經濟運行，通過價格杠桿與競爭機制來實現資源的合理配置。

但是市場機制不是萬能的，它也有其自身固有的缺陷或由于經濟運行中種種條件的限制而使其作用無法發揮出來，因此還必須由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從宏觀上把握經濟局勢，采取一定調控措施使市場作用的機制充分發揮出來。政府的這種宏觀調控主要表現為各種經濟政策與經濟措施，因此，對政府政策措施的影響進行分析就成為宏觀分析一個必不可少的環節。關于這方面的具體介紹將在本章第三節中展開。

（4）經濟運行問題的分析

經濟運行是一個龐大而又復雜的系統工程，其過程不可能一帆風順，必然會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由于這些問題的存在將影響國民經濟正常運行，因此，對政府來說，應及時對這些問題進行研究，以制定有效的政策措施予以解決，促進經濟良性運轉；對投資者來說，也應對此認真分析，預測政府可能采取的調整措施，并據此及時調整自己的投資戰略。

經濟運行中出現的各種問題依其形成原因主要可分為以下幾類：第一，由于自然條件變化引起的問題。很明顯，自然條件的變化如自然資源的銳減和自然災害的發生等，都會引起經濟的嚴重波動，給經濟生活造成巨大損失。

第二，由于國際政治經濟條件的變化引起的問題。主要指國際間政治、經濟關系等的變化而引起的大的經濟波動，這些變化包括戰爭、貿易條件急劇惡化、國際封鎖和經濟制裁等。

篇（5）

一、對會計目標模式的影晌

會計目標是會計工作的基本服務方向，代表著社會各利益集團政治經濟利益的基本要求。在會計模式系統中，會計目標模式處于最高層次，在很大程度上決定會計模式的基本框架和運行導向，甚至被一些學者作為不同會計模式的標志。

會計目標模式的構建，在不同的國家和地區，必然受其文化環境尤其是價值趨向因素的制約。具有代表性的價值趨向主要有兩種：一是以個人主義為核心，強調個人奮斗、個人創造以至個人冒險的個人價值觀；二是以集體主義為核心，注重群體意識、團結合作、共同奮斗的社會價值觀。

在全面強調個人價值的國家和地區。會計側重于將維護私人投資者的利益作為會計工作的基本方向，形成以投資人利益為導向的會計目標模式。美國是這種模式的突出代表。美國政府及社會公眾都非常重視個人價值，認為個人價值是社會價值的基礎，有充分實現個人價值，才能最大限度地增進社會價值。這種文化觀反映在會計目標上，認為保護私人投資者利益與維護全社會利益是一致的。而在大力倡導社會價值的國家或地區，會計傾向于承擔社會責任，關心公眾利益。由于社會利益實質上是通過國家利益體現的，這就必然形成以國家利益為導向的會計目標模式。我國社會公眾看重集體主義精神，認為個人只是集體的一分子，個人價值也只是社會價值的一部分，必須服從于社會價值。改革開放以來，隨著西方文化價值觀念的滲透，個人價值開始受到重視，但傳統的價值趨向并未改變。因此，從會計目標看仍然是以服務于國家利益為基本傾向。

二、對會計規范模式的影響

會計規范是會計人員開展會計工作應當遵循的行為標準，是指導會計行為朝著合法化、合理化和有效化方向發展的路標。對各種會計法規制度和職業道德按照一定的邏輯關系有機組合而形成的體系即為會計規范模式。會計規范展于上層建筑的范疇，體現國家意志和社會特征，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民族文化和社會文化的影響。具體分析如下：

其一，會計法規制度的特征與文化價值趨向密切相關，越是強調集體主義和社會價值的國家，會計法規制度的統一性越強，強制力越大，持續時間越長。如法國的“會計總計劃”、瑞典的宏觀會計制度都具有指令性、統一性和強制性特征，我國的會計法規更是如此。相反，崇尚個人主義和個人價值的國家，則會計法規制度的靈活性越大，強制力越小，如美英等國的財務會計準則。只提供原則性指導，注重專業導向，提倡依賴會計人員的專業判斷能力，很少具有強制性。

其二，會計法規制度的執行與“權力差距”大小密切相關。荷蘭學者何斯德在其著名的文化模式中把“權力差距”作為衡量各國文化特征的一個重要標準，認為權力差距越大的社會，其成員越是認同組織結構、紀律和社會秩序，對權力的不公平分布越能默認，服從性越強，主觀判斷能力越差。相反，權力差距越小的社會，其成員的服從性越差，獨立思考和解決的能力越強。這種文化現象反映在會計法規制度的執行問題上，必然出現：權力差距大的國家，會計人員喜歡按部就班地執行法規制度，對法規制度的完整性和具體性要求較高。不善于進行專業判斷和政策選擇，因此在執行過程中難免會死搬教條，依樣畫葫蘆。我國的情況就基本如此。而權距小的國家，會計人員則喜歡獨立思考，運用自己的知識和經驗進行專業判斷，靈活機動地理解和執行會計法規制度，對法規制度的靈活性及務實性要求較高。美英等國的情況大體如此，法國則截然相反。

三、對會計管理模式的影響

會計管理模式是指國家對全社會的會計工作和會計人員進行組織管理的方式，它是會計工作得以正常運行的組織保證。會計管理模式取決于國家經濟管理模式，但文化環境同樣具有影響作用。如同是資本主義經濟模式的美國和法國，會計管理模式卻大相徑庭，不能說與文化環境沒有關系。在美國，會計管理模式基本上是一種“協會模式”，民間性會計職業團體的管理權限很大，作用明顯，會計行業的自律性較強，政府的管理作用極其有限。這與結構松散的美國社會的思想觀念、價值趨向、權力差距及思維方式等正好相符。法國的管理模式與我國類似，屬于“政府模式”，即國家基本上控制了全國會計工作的管理權力，民間會計職業團體的管理作用極其微弱，其主要任務是解釋國家的會計法規政策。這與法國比較注重集體主義、權力差距較大、強調社會組織程序、對不確定性問題和不明朗因素比較敏感等文化特征密切相關。至于我國，從古到今都非常強調集權，包括會計人員在內的所有社會成員都樂于接受來自政府的領導，下級服從上級，個人服從組織已成為大多數人的行為準則。因此，我國的會計管理模式更為強烈地表現出政府特征。

四、對核算模式的

會計核算模式是對會計核算的依據標準、對象范圍、程序等進行有機組合而形成的體系。其構成元素更多地表現為業務技術和方法，因此受文化等外部環境的影響相對較小，更多地取決于會計的自身運動。但如果因此否定文化環境的作用則是錯誤的。美國與法德等國比較，會計核算的保守程度為什么偏低？方法、技術、手段的更新為什么較快？為什么更強調實用性？所有這些，都可從美國的文化特征中找出合理的解釋。眾所周知，美國人對社會人生較為樂觀豁達，標新立異、求真務實是大多數人的信念追求，重視現實、面向未來是大多數人的思維方式。這種信念追求和思維方式很大程度上成為美國會計人員大膽創新的精神動力。加之會計規范的靈活性、會計管理行業的自律性，留給會計人員發揮個人才能的空間較大，客觀上促使美國的會計核算模式偏向樂觀，技術方法的更新較快，強調實質重于形式，因此更有利于解決現實生活中的會計問題。而法德等國則相反。這說明社會文化越保守的國家，傳統會計核算方法的市場越大。

五、對會計報告模式的影響

會計報告模式是對會計信息的質量要求、披露、傳遞方式以及使用對象等進行的綜合描述。各國會計報告模式的區別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會計信息的公開化程度不同，二是會計信息的主要服務對象不同。兩種區別的存在都與特定的文化環境有關。一般來講，凡價值觀趨向于個人主義，社會成員要求公平分配社會權力的欲望較強、對社會生活中的不確定性因素回避較弱，能夠直面現實、敢于迎接挑戰的國家和地區，會計信息使用者對會計信息的透明度要求較高，尤其是投資人和潛在投資者更加關注會計信息的透明度。因此這些國家和地區的會計報告較為公開，披露的會計信息既全面又詳細，并把滿足投資人要求作為首選目標。如美國的會計報告模式，既以信息充分披露又以最大限度地服務私人投資者要求而聞名于世。相反，社會價值觀念較重、權力差距較大、對不確定性因素反應較強、個人成就欲和決斷能力較弱、思想比較保守的國家和地區，會計信息不僅公開化程度低，而且更傾向于滿足國家宏觀經濟管理和調控的需要。例如，法國、德國、瑞典等國的公司所披露的會計信息一般不超過和歐共體指令的最低要求，甚至提供一些經過加工、符合保密要求的會計信息，其透明度很難與美國相比。我國會計報告模式類似于法德等國，即公開化程度較低，強調會計信息為宏觀經濟管理服務。

六、對會計監審模式的影響

會計監督模式是圍繞會計監督的對象范圍、組織機構、依據標準以及運作方式而建立的經濟監控體系。按照國際慣例理解，內部的會計監督主要依靠內部審計機構，企業外部的會計監督主要依靠社會審計（民間審計）機構。因此，一個國家的會計監督模式是否健全完善，基本上可以從該國審計業的發展狀況考察，而審計業的發達程度與民族文化密切相關，尤其受到各民族觀念意識的影響。

如果對中美兩國的審計發展狀況作一比較，將會迸一一步證明上述的正確性。在美國，不僅社會審計業發達，從事審計業務的注冊會計師的社會地位較高，其中介作用巨大，而且內部審計機構健全，制度完善，多數企業的內部審計工作由副總經理專門領導，或由董事會屬下的審計委員會領導，這與美國社會對人性的懷疑不無關系。相比之下，我國對人之本性的傳統看法是“人之初，性本善”，這種文化觀隨著的發展，雖然受到當代人的懷疑甚至批判，但在現實社會生活中，痕跡依然存在，有時還十分明顯，可以說它對我國審計業的發展有直接的阻礙作用。當前社會審計地位不高、活動范圍狹窄、中介作用有限、內部審計不受重視、審計機構及其工作不能獨立，無不與此有關。

七、對會計模式的影響

篇（6）

（2）建筑工程項目的進度管理。建設計劃進度控制是按照業主要求以及合同工期進行的，具體則是依據建筑工程項目特點、建設邏輯關系，以及工程中合理安排、設計、采購、施工、試車間的合理交叉開展編制各階段、各環節的具體規劃。一般應用的方式是動態控制，以此保證建設工程項目目標能夠順利實現。工程進度管理直接影響到業主以及總承包單位的各自利益，所以這也是建筑經濟管理與發展的重點。

2工程項目EPC總承包模式下建筑經濟管理與發展的主要內容

考慮到建筑經濟管理與發展的一般途徑，以業主與總承包單位的視角來看，應該從安全管理、質量管理、造價管理以及進度管理來編訂建筑經濟管理與發展的主要內容。

2.1工程安全的管理辦法業主方面應及時提供給總承包單位必要的供熱、供氣、通訊、供水、排水等地下管線材料，周邊建筑物、構建物、地下工程的相關資料，水文、氣象方面的資料，并且要確保文件及材料的真實、可靠、完整。與此同時，不能向總承包單位提出違反建筑工程安全法律、法規的要求，不能肆意壓縮合同所規定的要求，也不能要求承包商購入、租賃或者使用達不到施工要求的各種機械設備及配套設施。在實施過程中，總承包應由項目經理、施工經理、安全工程師、項目分包負責人以及分包施工經理組成臨時安全委員會。①實施項目安全工作管理。主要包括對施工現場人員的技能培訓、安全意識培訓，審驗進場的施工設備和操作人員的資格；②在實際施工過程中，嚴格按照國家安全生產的路線、方針、政策開展工作。

2.2工程質量的管理辦法建筑工程項目需完善質量管理體系，并加以構建質量管理的長效機制。工程承包單位人員應深入學習質量管理方面的規范及規程，強化質量管理意識，并利用相關的培訓、教育來提升質量管理的實際水平。同時，總承包單位還應在承包合同內，以書面承諾的形式確定質量管理目標，并由業主以及監理單位適時對質量管理的工作責任履行情況作出考核。對于施工現場，總承包單位應當充分結合自身實際情況，在確保質量的基礎上，進行定期自檢。對于竣工階段出現的質量問題，應按照監理單位的要求，及時返工重修，直到達到質量要求。總之，建筑工程項目質量管理的長效機制，應充分結合相關管理責任，憑借制度化的模式，最終形成質量管理的企業文化內容。

2.3工程造價的管理辦法做好建筑工程項目的施工組織管理能夠有效保證工程造價管理，針對建筑工程各個環節完成的工作量以及工程預算情況進行嚴格把關，并根據工程價格管理系統、定額管理系統、造價控制系統以及造價評估系統，集中做好關鍵項目造價額度的控制工作。在報審建筑工程造價的工作中，努力實現投資項目不重復、不遺漏、不超投資的控制目標。與此同時，在建筑工程施工審核的過程中，若出現色劑變更或者工程不可預見費用時，應盡最大努力將所出現的問題在工程施工之前進行妥善處理，防止出現不應有的投資費用。

2.4工程進度的管理辦法全方位管理建筑工程項目，在找到此工程管理模式的缺點之后，出于進一步提升工程項目管理水平的考慮，并為進度管理模式的應用創造條件，總承包單位需采取多方面的管理措施。①建筑工程運作的規范化。在制定工程施工管理制度基礎上，嚴格執行建筑工程的施工計劃，保證施工進度，并落實工程施工材料、機械設備以及勞務等方面的管理工作。②工程項目管理中心需制定相應的進度管理規范，并在實際工作中監督其實施情況，建立起工程項目進度管理的績效評價體系，并使之得到充分落實。

篇（7）

1．人民幣匯率波動與中國總體貿易效應研究評述

近年來，由于中國經濟持續發展，對外依存度不斷提高，關于人民幣幣值匯率波動對我國總體貿易影響的討論一直十分激烈。縱觀這些成果的研究結論，大致可以分為三種觀點：人民幣匯率波動對貿易有著正面影響；人民幣匯率波動對貿易有著負面影響；人民幣匯率波動對貿易影響不大。

1．1人民幣匯率波動對中國總體貿易有正面影響

魏巍賢早在1997年發表于《統計研究》的《中國出口與有效匯率的關系分析》一文對此有比較詳細具體的實證分析研究，最終筆者得出結論：從長期來看，改革開放以來出口總量的不斷增大與有效匯率的持續貶值密切相關，因此這意味著兩方面內容，一是我國以促進出口增長為目標的匯率政策是長期有效的，改革以來的匯率貶值確實起到促進出口長期增長的作用；二是我國出口商品的國際競爭力不盡人意，長期的出口增長過分依賴于匯率的貶值。臨時眭政策因素在短期內也百弱f起出口總量的變化使之脫離它與有效匯率的均衡關系水平。

另外，李海菠2003年在《世界經濟研究》發表的一文《人民幣實際匯率與中國對外貿易的關系》根據1973—2001年的年度統計數據，采用與魏巍賢相類似的方法．即用單方程協整分析檢驗調整后的實際匯率arer、中國外貿進出口總額、出口額和進口額的協整關系。加之eg兩法估計它們之間的長期關系，最后使用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等實證分析方法，研究了人民幣實際匯率與中國對外貿易之間的關系，也得出了相類似的結論，即人民幣實際匯率與中國對外貿易之間存在著長期的均衡關系。并且筆者還證實了實際匯率可以改善短期內中國的對外貿易狀況。

通過檢索文獻發現．該類文獻的數量相對而言比較少，原因應該是我國經濟發展的總體事實與該理論有所不一致。

1．2人民幣匯率波動對中國總體貿易有負面影響

鄭愷2006年發表于《財貿經濟》的一文《實際匯率波動對我國出口的影響——基于sitc比較》對“人民幣匯率波動對中國總體貿易有負面影響”進行了實證研究，簡要綜述如下：

根據有關的國際貿易理論，決定對外貿易通常有3個變量。第一是外國收人大小，第二是相對于外國商品的貿易條件，第三是貨幣比價即匯率大小。由此，為了度量匯率波動對貿易的影響，必須控制以上3個變量。但由于gni不存在月度統計數據，筆者采用美國的工業生產指數來代替gni或gdp數據，此外由于我國不存在進出口價格的完整時間序列數據，因此可以利用實際匯率進行替代。在構造實證模型時，筆者將波動率作為外生變量，在存在協整的情況下，相應采用var的擴展vec模型來估計估計短期內波動率對貿易波動的影響。其構造的模型為：

其中，ex為中國對美國的出口數量的自然對數值，i表示為不同的行業，ipf為美國工業，生產指數的大小，r表示人民幣兌美元的實際匯率的自然對數值，v表示實際匯率的波動率，ecm為誤差修正項，反映了貿易變化的長期趨勢。j表示變量滯后階數。

筆者運用了以上var的擴展模型進行分析，由于var可以解決不平穩數據造成的不穩定性以及內生變量之間的相互影響。因此可以更好的估算出匯率波動對貿易的影響，他研究了自1994年以來中國對美國按sitc出口貿易與實際匯率波動的關系，結果表明我國的一些行業受匯率波動的負面影響較大。

此外，李建偉、余明2003年在《世界經濟》發表的《人民幣有效匯率的波動及其對中同經濟增長的影響》一文也對“人民幣匯率波動對中圍總體貿易有負而影響”這-fq題進行了實證研究．筆者利用的是1995年1月一2003年6月的季度數據，與鄭愷使用的方法不同．李建偉、余明兩位學者運用的是兩階段最小二乘法，對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與進出口貿易和利用外資的十日關關系進行回歸分析．結果顯示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是影響中國進出口貿易和利用外資的重要因素，從而他們認為人民幣有效匯率大幅度波動會對中國經濟增長形成巨大負面沖擊。

1．3人民幣匯率波動對中國總體貿易影響不大

曹陽、李劍武于2006年在《世界經濟研究》發表的《人民幣實際匯率水平與波動對進出口貿易的影響》一文基于1980—2004年的年度數據，首先用ak—garch模型測算出人民幣實際匯率的波動率。最后采用engle—grnager兩步法，進行了協整分析，從而對“實際匯率波動對我國進出口貿易的影響”進行研究，筆者發現人民幣匯率波動的增加對我國的進出口貿易的影響不顯著。

強永昌等2004年于《世界經濟研究》發表《有關人民幣匯率問題的對外貿易分析》一文．筆者通過對我國1990—2001年各種價格研究了1990年以后的人民幣匯率和中國對外貿易的關系。首先分別構建了出口方程以及進口方程，根據1990—2001年的樣本數據，用eviews軟件進行回歸分析，最終得出了中國對外貿易出口額、進口額與人民幣實際匯率之間存在的彈性關系不大，相關性較弱的結論。

綜上所述，以上三類文獻分別從人民幣匯率波動對貿易的正面影響、負面影響和影響不大三個方面進行了實證研究。

2．人民幣匯率波動與中國區際貿易效應研究評述

劉巍、郭友群2003在《國際經貿探索》發表了《對人民幣匯率與廣東省進出口額之間關系的實證分析》一文，筆者運用廣東省1987-2001年的數據進行了實證分析，指出人民幣牌價匯率變動1個單位，廣東省的出口額就同方向變動o．15億美元．人民幣牌價變動1％，廣東省出口額就同方向變動29％。這個結論說明，人民幣貶值有利于廣東省出口的增長。得出同樣結論的有關研究文獻是戴世宏2006年發表于《上海金融》的《人民幣匯率變動對上海市貿易收支的影響》一文，筆者采用adf檢驗，對上海1993—2004年度的gdp、進口額及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進行研究．發現人民幣匯率貶值有力地促進了上海市出口貿易的增長，這種促進作用隨著貿易自由化程度的提高而不斷增強；進口方面，人民幣貶值對上海市進口產生了一定的抑制作用。

以上兩篇文獻主要是基于實際匯率與進出口量的關系分析，而陳志昂2001年發表于《商業經濟與管理》的《人民幣匯率與浙江出口變動的實證研究》一文則是分別考慮了實際匯率和名義匯率對貿易的影響，在泰米姆·貝佑米估計的貿易方程的基礎上，利用浙江省1990-1998年的相關數據，建立了以匯率和貿易國國內生產總值為變量的長期和短期回歸模型，實證分析分析得出結論：人民幣名義匯率對浙江出口正相關，實際有效匯率對浙江出口負相關，但匯率彈性較低。

篇（8）

中國農業科學院農業環境與可持續發展研究所梅旭榮所長主持開幕式。山東省壽光市人民政府桑文軍副市長、中國農業科學院劉旭副院長、科技部賈敬敦主任、農業部總經濟師張玉香女士先后在開幕式上致辭。桑文軍副市長代表壽光市委、壽光市人民政府，對與會來賓表示歡迎和感謝他說，壽光是中國的蔬菜之鄉，也是中國冬暖式大棚的發源地之一。多年來，壽光以設施園藝為平臺與國內外進行了廣泛的交流和合作，取得了豐碩成果。今天，國內外專家、學者再次共聚一堂，就設施園藝的熱點問題、新技術的應用、最新的科技進展進行研討，必將對國內外設施園藝產業的進一步發展產生積極深遠的影響。作為舉辦地，壽光市愿進一步加強與世界各個國家和地區在設施園藝領域的交流與合作，為世界設施園藝事業的繁榮發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貢獻。

劉旭副院長代表中國農業科學院對本屆論壇的召開表示祝賀，對出席論壇的國內外嘉賓表示歡迎!劉旭副院長指出，近年來，我國設施栽培面積逐年擴大，生產水平不斷提高。然而，我國設施園藝的技術水平與國際相比仍有較大差距，迫切需要向國際同行學習。本屆論壇又是一個很好的契機，為國內外同行提供了良好的平臺，希望各位專家進行廣泛深入的交流，共同推進設施園藝產業的發展。此外，經過中國農業科學院與壽光市人民政府共同商定，每兩年與“萊博會”同期舉辦一屆“中國?壽光國際設施園藝高層學術論壇”，努力把論壇辦成國內外設施園藝同行交流的平臺、創新成果共享的盛會。

賈故敦主任代表科技部(農村中心)對本屆論壇的召開表示祝賀!他說，設施園藝是一個技術高度密集的產業，離不開現代科技強有力的支撐。近年來，在各級政府的大力推動下，在全國設施園藝科技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我國設施園藝產業取得了快速發展，設施栽培面積已發展到350多萬公頃，產值達到了7500多億元。設施園藝產業的快速發展，成功解決了我國冬季蔬菜的供給難題，豐富了人們的物質生活，同時也為農業增效、農民增收和農村經濟的發展做出了積極貢獻。但是，目前我國設施園藝的技術水平與國際相比仍有較大差距，我國95％以上的設施仍為簡易型結構，環境調控能力較差，配套技術仍不完善，單產水平和勞動生產率仍較低。希望國內外同行借助論壇這一平臺進行廣泛交流，并針對中國設施園藝存在的問題進行深入研討，為促進設施園藝產業的快速發展做出更大的貢獻。

張玉香總經濟師代表農業部對出席論壇的國內外嘉賓表示熱烈的歡迎『她指出，設施園藝是一個高效農業產業，是農業部重點支持和大力發展的產業之一。截止到2010年底，我國設施栽培面積已發展到350多萬公頃，產值達到了7500多億元。今后一段時期，農業部仍將不斷加大對設施園藝產業的扶持力度，促進設施園藝產業健康穩步地向前發展。本屆論壇為國內外同行提供了良好的平臺，希望各位專家進行廣泛深入的交流，尤其是針對中國設施園藝存在的問題進行研討，共同推進設施園藝產業的快速發展。

篇（9）

一、 緒論

隨著全球經濟的發展，中小企業所面臨的競爭越來越激烈，政府對中小企業在稅收的扶持在中國加入WTO后也消失了。市場長期的供過于求，技術創新更新快，市場消費偏好變化快，企業競爭環境越來越復雜，不確定性越來越高。在該種情形下，企業要獲得長久、持續的競爭優勢是沒有可能。企業唯有不斷通過戰略轉型、變革，建立動態競爭力，方能求得生存和發展的可能性。

2010年底，民建中央的專題調研報告《后危機時代中小企業轉型與創新的調查與建議》顯示，中國中小企業平均壽命僅3.7年，而歐洲和日本中小企業平均壽命為12.5年、美國為8.2年、德國500家中小企業有1/4存活了100年以上。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是復雜的，我國相較其他國家缺乏對中小企業的有效支持，中小企業缺乏完善的發展環境。所以，中小企業只有果斷抓住發展機遇，冒險與謹慎同行，不斷改革，進行戰略轉型方能確保中小企業的生存和發展。

在中小企業中，企業主或高層一句話就可以在企業內部“呼風喚雨”、“逆轉乾坤”的現象并不少見。中小企業的產權、規模和組織結構和制度等因素使得企業家在中小企業中顯得尤其重要。企業家作為中小企業的主要的領導者，在中小企業戰略轉型過程中起著非常重要的影響作用。

二、 文獻綜述

1. 什么是企業家精神。關于企業家精神的內涵問題，一直是國內外學者爭論的焦點，不同的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對企業家精神下定義，至今仍無統一、公認、標準的關于企業家精神的定義。概括而言，主要可歸納為以下三種：

（1）特質論。強調企業家精神特質論的研究經歷了從對企業家個體的研究到企業家群體的研究過程，并通過研究這一群體所表現出來的具有普遍意義的東西，總結提出企業家精神的內涵，關注“誰是企業家”，“企業家的精神特征是什么”。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有熊彼特、奈特、馬克思?韋伯、艾伯特?赫希曼等，分別指出了創新精神、冒險精神、敬業精神和合作精神是企業家精神重要的維度。其中，創新是企業家精神的靈魂，一個企業最大的隱患，就是創新精神的消亡；冒險是企業家精神的天性，敢為人先，做第一個吃螃蟹的人；敬業是企業家精神的動力，勤勉、忠誠、艱苦勞動和追求進步；合作是企業家精神的精華，集體行為而非個人行為是企業組織協調發展的關鍵。

（2）行為論。以Gartner和Drueker，Miller等為代表的學者從行為視角對企業家精神進行重塑，認為“企業家做什么”才是企業家精神的本質，即企業家精神的行為論，其經歷了從對企業家行為（思考、推理、權衡、具有領導力的行為等）到企業組織行為（創新、承擔風險、行動領先的行為等）研究的過程。

（3）社會功能論。企業家精神社會功能論主張企業家精神是一種社會現象，是企業家精神在社會領域的拓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Davidsson（2003），他認為企業家精神既可以是企業家個體的某些性格特征，也可以是一種社會現象，是在一定的經濟制度、人文環境和社會環境的規范下，由企業家這一特殊群體在企業經營活動中形成的，一種以創新精神為核心、以敬業精神為動力、以風險承擔精神為支撐的綜合性精神品質和意志。

綜合國內外學者對企業家精神的不同定義，我們發現雖然表達形式不同，但包含著許多共同之處，可歸納為：創新（精神）、敬業（精神）、風險承擔（精神）和合作（精神）。筆者認為，企業家精神來源于企業家，但是企業家精神的載體不僅僅是企業家本身，還可以是企業組織和經濟社會。

2. 企業家精神與社會經濟增長、公司績效。國外研究：（1）Schumpeter（1921） 首先將創新引入企業家精神，認為創新是企業家精神的核心，從企業家的創新出發，認為長期經濟周期的變化是由企業家的發明與創新引起的，歸根結底，引起這一變化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創新本身是具有周期性的；（2）Delong（1988） 在生產函數模型中引入了企業家精神變量，發現企業家精神與經濟增長的回歸系數在統計上非常顯著，這一結論主要是通過研究20世紀1870年～1979年間的世界經濟增長歷史而得來的；（3）David B. Audretsch和Max Keilbach（2005）則通過運用生產函數回歸模型和增長方程，對1992年～2000年西德327個地區的數據進行實證研究，得出了企業家精神與勞動生產率呈顯著正相關關系，從而促進區域經濟增長這一結論。

國內許多的經濟學研究也關注到企業家精神對經濟增長的影響：（1）李杏（2011）在其研究中將企業家精神劃分為風險企業家精神和創業企業家精神兩個維度，運用回歸方程，在控制了其他因素如人口和制度變量后，結果表明企業家精神與經濟增長呈顯著正相關關系，且風險企業家精神和創業企業家精神均與經濟增長正相關；（2）楊宇，鄭垂勇（2007）運用典型相關分析方法，對企業家精神和區域經濟增長進行定量分析，研究發現：企業家精神與區域經濟增長存在顯著正相關關系，通過培育企業家精神、大力發展私營企業可以有效保持和促進區域經濟增長。

國內外大部分文獻都認同企業家精神與公司業績有密切的相關性，尤其是與財務績效呈正相關的關系。Zahra and Covin（1995）研究發現，企業對于企業家精神活動的研究發展投入越多，則企業的長期財務績效也越高。而 Franko（1989）的研究中也顯示出企業的研究發展的長期支出與企業的財務績效呈正相關關系。本文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規范分析、實證數據分析。

三、 企業家精神與中小企業戰略轉型的關系

1. 企業家是中小企業戰略轉型的主體。學者們對企業家的定義就好似對企業家精神定義一樣，各有看法。但隨著社會經濟和制度的發展，企業家不應再局限于職務上的區別，而是從職能上去區分。但在本文中，為了對研究主體有明確的限定，將企業家定義為：以企業的經營活動為中心，通過自身的職能，尤其是創新職能的實施實現企業的發展和成長，并承擔經營風險，主要是董事長以及其他董事會成員，廠長/經理，副廠長/副經理，總工程師，總經濟師等企業高級管理者和所有者。按此定義，企業家在中小企業的戰略轉型中起什么樣的作用呢？

中國企業家調查系統對中國企業戰略現狀展開調查，關于企業中戰略最終決策者情況的調查數據如表1所示。

表1調查的樣本分布，從企業規模看，大、中、小型企業分別占8.7%、44.1%和47.2%（共5，016份有效問卷），被調查者的現任職務分布分別為：董事長61.7%，總經理57.6%，廠長7.3%，黨委書記16.4%，其他5.7%。（由于存在跨專業和職務兼任情況，因此現任職務比例合計大于100%）。

調查顯示，從總體上看，承擔最終戰略決策責任的兩大決策主體分別為董事長/總經理和董事會，其中由董事長/總經理個人承擔最終戰略決策責任的企業為45.7%，由董事會承擔最終戰略決策責任的企業為38.3%，兩者合占總體的84%。接近50%的中小企業戰略最終決策都是由董事長/總經理所決定，其中，中型企業是41.7%，小型企業是54.2%，遠遠高于大型企業的相對應的比例。由董事會進行企業戰略最終決策的在中小企業中分別占42.9%和32.1%。

所以，從該組調查數據之中，我們可以了解到目前我國中小企業的戰略決策多是由企業最高層的董事長/總經理個人決策或董事會成員集體決策，企業戰略決定權掌握在中小企業高層的一位或幾位重要人物手中。

2. 企業家精神與戰略轉型過程。一個企業要進行戰略轉型，首先是企業出現了戰略轉型的必要性和時機，其次是以企業家為首的群體能意識到戰略轉型的需求。如果一個企業的外部環境和自身情況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現行的戰略已經不能推動，甚至是阻礙了企業的生存發展，但企業家卻沒有意識到戰略轉型的需求，那么戰略轉型就無從談起。所以，企業的戰略轉型過程是源于對戰略轉型求，再是審視環境、做出判斷，進行新戰略的選擇和規劃，繼而是發起動員，進行新戰略的實施和評價，并從中獲得企業的核心競爭力。而這一個過程不可能自動自覺完成，而是依賴企業家的發起、領導和管理的。所以，在企業戰略轉型過程中，企業家的價值觀念、思維方式、精神素質等就影響了戰略轉型的整個過程。在此，本文根據兩者之間關系，整理出企業家精神與戰略轉型過程模型（圖1）。

3. 企業家精神對戰略轉型的影響。我國學者毛蘊詩、吳瑤在所著的《中國企業：轉型升級》一書中指出推動企業轉型升級的根本力量是企業家精神。該書的很多企業成功轉型的例子就是企業家精神的推動作用而成功的，如臺灣是一個企業家精神活躍的地方，LED相關產業在臺灣首先得到了企業家們投資的關注，經過發展已經形成了一定規模的產業聯盟和集聚效應。本文認為，在中小企業中，企業家精神對企業戰略轉型的作用和影響更大。

（1）企業家精神加強了對戰略轉型需求的認識。企業家不能等到戰略已經出現對環境和企業資源、能力等高度不適應時候，才認知到轉型的需求，而是要在危機初期，甚至是還未發生時就認識到。這需要企業家保持著一種危機意識。而危機意識在某種程度上來源于企業家的洞察和判斷力。更準確地說，這兩者應該是互相交叉、相互影響的。一個具有危機意識和前瞻眼光的企業家足以帶領企業先人一步，制定符合企業發展規律的戰略，在競爭中拔得頭籌。而危機意識不是憑空產生的。一個缺乏對環境洞察和判斷的企業家，就無法識別變化中的機遇與危機，就沒有危機意識的產生，就不會形成對戰略轉型的需求。

（2）企業家精神決定戰略轉型方向的選擇。企業家精神是多維度的，所以會在多維度上決定戰略轉型方向的選擇，如保守與敢于冒險的企業家的選擇自然有很大的不同；高瞻遠矚的企業家的選擇也會不同于以利益為上的短見之人；具有社會責任精神的企業家不會做損害社會利益的事情，利欲熏心的企業家則不為然。中國企業家不缺乏對機會的洞察力和撲捉機會的能力、冒險精神，但是往往缺乏高瞻遠矚的精神和一種創造事業的執著精神、思維和行為。在實踐中，中國企業家“利潤至上的”企業家精神對中國企業戰略轉型方向選擇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3）企業家精神是戰略轉型成功實施的關鍵。企業家遠遠不止是一名說客，更多要是一名默默耕耘的能者。再好的戰略，在實施的過程中缺乏企業家對戰略執行的支持就永遠是紙上談兵，收不到成效。所謂的戰略轉型就是從一個戰略轉向另一個戰略，并不斷創造新的競爭優勢，以維持企業的生存和發展。而企業創新能力和動力的根本來源是企業家創新精神。如果說創新是推動企業戰略轉型的根本動力，那么企業人才則是對這推動的根本保障。真正的企業家需要的不僅是對機會的敏感和洞察力，更重要的是有實現企業獲得核心競爭力、潛在利潤的戰略落實的能力，即“敬業精神”和“合作精神”。

四、 結論

創新對一個企業，乃至一個民族的生存和發展都是最關鍵的、最根本的要素。全球競爭的逐步加劇，資源能源、勞動成本的上升，其他發展中國家的興起，后金融危機時代所帶來的全球產業升級等因素導致我國企業制造優勢正在逐步消失。不轉型、不創新，等待我們的只有衰落。作為我國經濟發展主體的中小企業是推動國家戰略轉型的主要力量，出現了明顯、強烈的戰略轉型動機。企業家在中小企業的發展轉型中具有重要的、獨特的位置，是我國中小企業戰略轉型的主體。本文對企業家精神與中小企業戰略轉型關系進行了研究，發現企業家精神加強了中小企業戰略轉型需求、影響了轉型決策和推動戰略轉型的成功實施，兩者具有較強的相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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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如今，信息經濟蔓延到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信息技術的廣泛使用已對我們生活的各個領域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貿易電子化、政府信息化、教育遠程化等與我們的工作、生活息息相關。

2014年2月27日，主持召開了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第一次會議并發表了重要講話，進一步明確了信息經濟的發展方向。烏家培作為我國信息經濟學和數量經濟學創始人，對信息經濟有著獨到的見解。信息經濟發展的狀況如何？中國又如何從信息經濟大國發展為信息經濟強國呢？帶著這些問題，近日，《經濟》記者如約專訪了這位德高望重的經濟學家。

《經濟》：2014年2月27日，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召開第一次會議，指出，“沒有網絡安全，就沒有國家安全，沒有信息化，就沒有現代化。”您是如何理解的？

烏家培：說：“沒有網絡安全，就沒有國家安全，沒有信息化，就沒有現代化。”這兩句的后一句話比曾經說過的：“四個現代化，哪一個也離不開信息化”又進了一步。的話我認為可以理解成：沒有信息經濟，就沒有現代經濟。現代經濟是相對于傳統經濟的一種新經濟，是全球化、全天候，以服務為主的經濟，而信息經濟正是這種超越時空界限的服務型經濟。“軟件即服務，平臺即服務，基礎設施即服務。”在信息經濟中，幾乎一切皆服務。

現代經濟又是網絡經濟、知識經濟。這也是信息經濟的另一種說法或更高層次的發展。現代經濟是創新驅動型經濟，而創新高度依賴于信息技術、信息資源和信息網絡的深化應用。信息經濟不僅只是與農業經濟、工業經濟相并列的，在整個經濟中占比不斷提高的信息產業經濟，而且，更重要的是嵌入式、滲透型、與農業經濟和工業經濟相融合的，并把他們包容在內的信息社會經濟。所以，強調要向全面發展信息經濟的目標前進，形成實力雄厚的信息經濟。

《經濟》：您作為信息經濟學的奠基人，早在1989年就創立了“中國信息經濟學會”，是什么契機促使您投身于我國信息經濟的研究？

烏家培：1987年，國家信息中心成立時，原國家計委原主任宋平，把我從中國社會科學院調到那里，去領導經濟信息工作和參與國家經濟信息系統建設。我意識到這類工作最終目標是促使我國經濟向信息經濟轉型升級。所以，要我兼研究所所長時，該所原擬名為：“信息科學與應用研究所”。我親自向錢學森同志請教，覺得此名又大又不確切。后來，經錢老指點及領導批準，正式定名為“信息經濟與技術研究所”，這可能是我國第一個信息經濟研究所。1989年，為配合該所的研究工作，我又創建了中國信息經濟學會。我提出，信息經濟學要做互有聯系的三方面研究：一是對信息的經濟研究；二是對信息經濟的研究；三是對信息與經濟間關系的研究。其中，對信息經濟的研究，我希望成立更多的信息經濟研究機構，共同探索信息經濟全面發展的正確道路。

《經濟》：有人說，當前我國信息經濟的研究跟不上信息經濟形勢的發展，您怎么看待？

烏家培：實踐是常青的，理論總是灰色的，理論落后于實踐是可以理解的。理論來源于實踐，又高于實踐，用來指導實踐。就用我國電子商務的理論與實踐的關系來說吧。中國信息經濟學會在廬山召開1996年度的學術年會上，我們就提出要研究電子商務，并認為電子商務將是21世紀的主要貿易方式。正是在這次會議上，有一位老師把發展我國電子商務作為自己博士論文的選題。現在，他已經成為我國電子商務教學研究的主要引領者。但是，電子商務的實踐，在我國發展得更快。從BTOB（企業對企業）、BTOC（企業對消費者）、CTOC（消費者對消費者），到PTOP（點對點）、OTO（線上線下）等花樣不斷翻新。甚至引致網絡借貸、網絡理財、網絡金融，以及大數據的興起，這是誰都始料未及的。目前，跨國電子商務的理論研究已經成為信息經濟研究瓶頸之一。

我國對信息經濟的研究并不落后于世界。實踐走在前面是好事，而研究是無止境的。

《經濟》：目前，在世界信息經濟研究領域內，面臨著一個棘手的問題：“信息化和經濟發展的量化關系始終沒理清。”曾在工業和信息化部信息化推進司工作的余鯤先生率先提出“用‘產品智商’解決信息經濟核算問題”的理論。您對此理論作何評價？

烏家培：人有智商、情商。余鯤提出的“產品智商”是指產品內信息技術和信息資源的含量。它反映產品的信息化程度，我是支持的。因為只研究經濟信息化、產業信息化、企業信息化是不夠的，還要研究產品信息化。他還提出動態的“智價比”研究。這就比較復雜了，因為信息化的測度和信息化對經濟發展的影響，可以多方面考察，有多種方法，要相互比較。這需要凝結智慧，深入研究。

《經濟》：您認為政府在信息經濟研究的推進、引導方面應該做什么？

烏家培：政府在這方面引導作用，確實很重要。目前，政府在信息經濟研究方面：一是投入不夠；二是資金利用不好，應改進項目管理和提高資金利用效益。當然，發展信息經濟研究的同時，還要依靠市場機制和動員社會力量，三方面配合起來，就有希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