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管理論文匯總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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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1.早期經驗主義的傳播研究西方社會科學對大眾傳媒的關注，起始于20世紀20年代后期的美國，也就是有聲電影開始盛行之際。由于美國的社會科學具有根深蒂固的實用主義傳統，其特征之一是方法的縝密與理論的貧乏成正比。社會科學的用途，不在于從根本上對社會進行批判和反思，而在于解決實際社會問題，最大程度地維護現有制度的穩定。至于制度本身是否公正則無關緊要。因此，美國社會科學的主流是御用研究而非批判研究，最初的對大眾傳播（masscommunication）的研究也不例外。

傳媒研究史上第一個比較有影響的調查報告，就是針對美國公眾對當時正在興起的有聲電影所抱的成見撰寫而成的。有聲電影在20世紀20年代中期一出現，就得到眾多青少年觀眾的青睞。很多家長因此擔心添加了聲音的銀幕更具吸引力，對青少年的道德行為會產生不良的影響。當時的社科學者們針對公眾的這種顧慮，進行了一系列包括問卷調查在內的實際調查研究，結果便是后來傳播研究史上常提到的“潘恩基金研究”（ThePayneFundStudies）②。此研究得出的結論，現在看來似乎多余而且膚淺，即電影的確對青少年能夠產生正面或負面的影響。但是，由于套上了“科學”的光環，這一結論在當時公眾中影響很大，對后來的傳媒研究也起到了一定的規范作用。在此后的30多年里，西方尤其是美國的傳播與媒體研究的主流，便停留在關注傳媒對受眾所施加的影響上，也就是所謂的媒體效果研究（mediaeffectstudies）。

從總體來看，媒體效果研究大都有意無意地落入了行為主義心理學的刺激－反應模式（stimulus-response）之中。該模式假定，傳媒一旦發出刺激信號，受眾（audience）必定會在態度或行為上有所反應，傳播研究的任務在于發現并測量這種受眾反應。這一模式在后來社會科學對不同媒體的研究中都得以體現，包括對廣播、電視以及連環畫冊的研究。其中，最為突出的是60年代中后期對兒童與電視的研究。與“潘恩基金研究”背后的動機類似，兒童與電視的研究，也起因于公眾對電視這一“更新的”媒體的顧慮，人們擔心電視這一闖入家庭中的小屏幕比電影院更容易教會兒童一些不良的行為。50年代中后期，電視正在普遍進入西方家庭，當時的研究得以采用實地考察（fieldwork）的方式，把已經普及電視的社區與尚未普及電視的社區進行比較③。

到了60年代中期，隨著電視的進一步普及，兒童及電視的研究便從社區轉向心理學研究室（laboratoryexperiment），純量化研究成為一種不得已的時尚。此時在美國，公眾輿論的焦點越來越集中在反對電視中的暴力和性。面對這種輿論壓力，由政府資助的研究人員便開始企圖通過心理學實驗來建立電視內容與兒童行為之間的直接因果關系。相當一批實驗研究似乎證明了其中的因果關系，但是也有少數得出恰恰相反的結果，即電視中呈現的暴力可以減少實際的暴力行為，亦即所謂的宣泄理論。這種相互矛盾的結論并非偶然，而恰恰說明行為主義心理學研究本身的嚴重局限性。因為它將研究對象從活生生的實際生活中抽出來，放在人為的實驗室里去觀察，得出的結論也只能是虛擬的。

這種局限性也正是后來英國的傳媒社會學批判和超越的對象。狹隘的經驗主義對傳播媒體研究的壟斷，直到60年代后期才得以解體。它們常被后來的批評者戲稱為“皮下注射模式”（thehypodermicmodel），或者“子彈理論”（bullettheory）。當然，這并不等于說，在此之前的幾十年里就沒有其他非主流的傳媒研究存在，只是它們影響甚微。從60年代末70年代初開始，當時在西方世界方興未艾的批判社會學（criticalsociology）將其矛頭指向了大眾傳媒。批判社會學的興起和發展與其歷史背景和社會基礎是分不開的，亦即戰后資本主義“黃金時代”的結束。一系列社會動蕩取代了平衡發展，包括人們熟知的西歐青年學生運動，美國黑人公民權利運動，以及反對越戰示威游行。突如其來的社會動蕩，進一步動搖了長期以來作為英美社會科學基礎的實證主義哲學，從而也將社會學從安于現狀的結構功能主義中解放出來，迫使其成為社會批判的工具。在西歐，以及后來被統稱為西方的各種流派，為批判社會學的迅速發展提供了豐富的思想源泉；在美國，以威伯倫（ThorsteinVeblen）和米爾思（C.WrightMills）為代表的非的本土批判傳統也得以宏揚。當時正在蓬勃發展中的大眾傳播媒體自然也成了社會學批判分析的對象之一，批判傳媒研究（criticalmediaresearch）從此得以在70年代迅速發展壯大起來④。

2.英國的文化研究

英語世界的批判傳媒研究，起于60年代后期，在80年代中期達到鼎盛。在其主要發源地英國，批判傳媒研究從一開始就圍繞兩個大學的研究中心所采取的不同理論和學科立場而展開。成立于1964年的伯明翰大學（BirminghamUniversity）當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reforContemporaryCulturalStudies），從一開始就強調文化與意識形態的相對獨立性，提供汲取多方面的思想和理論資源，確立了所謂的英國文化研究（Britishculturalstudies）的傳統，傳播媒體則構成其研究領域的一個重要方面。晚兩年成立的萊斯特大學（LeicesterUniversity）大眾傳播研究中心（CentreforMassCommunicationResearch），則以社會學為其學科基礎，全力以赴地對傳播媒體進行全面深入的批判研究。這兩個中心先后在80年代中后期，隨著其理論骨干的離任而逐步衰落。但是，它們早期和鼎盛時期的研究工作，在理論和方法論上為英國的批判傳媒研究奠定了堅實基礎。其開創性的學術價值和社會意義，對后來在高校中逐漸普及了的傳媒與文化研究來說，是極為重要的也是難以超越的。

伯明翰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的主要理論家霍爾（StuartHall），致力于重新發掘“意識形態”（ideology）這一關鍵詞，并對其進行理論“整容”，使它成為文化研究和批判的有力工具⑤。馬克思所說的意識形態，是建立在經濟基礎之上的上層建筑的一部分，是統治階級的思想意識和價值觀念。那么，在電子傳媒時代，一個社會中統治階層的意識形態，又怎樣成了包括被統治階層在內的全社會的意識形態？這實際上是一個爭奪和取得文化領導權的問題，也就是霍爾所說的“語言階級斗爭”。在這樣一個“和平”而非強制的過程中，傳播媒體扮演極其重要的角色。文化研究的任務之一就是要解構這一過程，探討媒體有意無意中采取的意識形態立場。

為了便于實際研究和分析，霍爾還詳細探討了意義創造過程中“編碼”（encoding）和“解碼”（decoding）這兩個不同的階段⑥，主流意識形態的傳播正是通過這兩個實際操作上極其復雜的階段而實現的。在傳媒研究領域，意識形態分析（ideologicalanalysis）代替了過去的效果研究，理論和研究實踐長期分離的狀態也得以改變。除了對文化研究領域進行理論探討，更為重要的是，伯明翰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還作了大量的文本分析和經驗研究，對包括大眾傳媒在內的當代西方社會的文化現象進行多方位的描述、闡釋和批判，內容涉及亞文化（subculture）、青年文化（youthculture）、女性研究（women’sstudies）等方面。在追述文化研究的理論和思想根源時，霍爾不但談到英國本土“鼻祖”郝哥特（RichardHogard）、威廉斯（RaymondWilliams）和湯姆遜（E.P.Thompson），還談到歐陸的阿爾杜塞（LouisAlthusser）、格拉姆西（AntonioGramsci）、列威－斯特勞斯（Levi-Strauss）、福科（Foucault）和拉康（Lacan），可見伯明翰文化研究從一開始就確立了其理論和方法資源上集大成的原則⑦。

被霍爾譽為英國文化研究開山鼻祖的威廉斯和郝哥特，都是工人階級出身的人文知識分子。面對英國這樣一個階級劃分極為鮮明并且相對穩定的社會，威廉斯形象地將自己這種特殊境遇稱作一種“越界”（bordercrossing），即跨越社會階層的界限。他們對工人階級生存狀況的同情和理解，決定了他們對大眾傳媒和流行文化采取的特定態度。作為人文知識分子，他們的批判立場是不容置疑的。但是，這種批判與傳統精英文化倡導者所持的態度有著根本的區別，這亦即西方社會政治上左與右的區別。傳統文化精英對大眾流行文化采取的態度是無視和蔑視，手段則是隔離或消滅。威廉斯等則把大眾傳媒放在更為廣闊的社會歷史背景下，對其起源的發展進行認真的探討。大眾文化現象從此也登上了學術這一“大雅之堂”，成為原來只針對經典嚴肅文本的文藝批判的對象。這在當時英國的社會歷史條件下是難能可貴的。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威廉斯等才被后來者們推舉為英國文化研究的開山鼻祖。

威廉斯早在50年代就對開始對英語中的一些關鍵詞進行詞源學和社會學的雙重探討，從詞義的變化中把握社會的變遷，反之亦然。英語中culture一詞，從原來的拉丁詞根發展而來，并延伸出種種不同的意思和用法，成為英語中最難界定的概念之一。只有當culture從狹窄的“高級精神產品”延伸為人類學意義上的“一種生活方式”，大眾的生活方式才可能成為“文化”，也才有了大眾文化（massculture）和流行文化（ppularculture）的說法。但是，對當代文化研究來說，以上culture的兩個定義一個過于狹窄，一個過于寬泛。學者們因而試圖在這一窄一寬之間找到更為確切的說法。目前比較為人接受的一種定義認為，文化是一切具有象征意義的東西，包括言說、物品、行動、事件等等。其實，這個定義本身也有過于寬泛和含糊其辭之嫌。文化這一概念本身的模糊不定也導致了后來的文化研究領域的無限擴展和雜亂無章，尤其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后，起源于英國的文化研究在美國和澳大利亞等英語國家逐漸盛行并變異，使得企圖對這一領域進行整體綜述的努力變得越來越困難。70年代伯明翰大學的文化研究，在理論上認同文化和意識形態的相對獨立性，有意識地反對一切經濟決定論，與20世紀形形的西方的基本立論不約而同。在研究實踐中，則通過對文化現象的記錄和闡釋達到一種社會批判。譬如，對工人階級青少年中產生的、的亞文化的關注，隱含了對英國社會階級壓迫的批判。更如，女性主義理論直接影響和指導了中心的具體研究問題，包括大眾傳媒對女性形象的塑造和歪曲，以此達到對男權社會里無所不在的性別歧視的批判。伯明翰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在鼎盛過后，蛻變成伯明翰大學的文化研究系。文化研究也開始被成批生產和仿制，并逐漸成為英語世界高等學院中又一門專業“學科”，其實際社會批判功能也面臨被消解的危險。

英國的文化研究從80年代中開始在英語世界里流行起來。在美國，素以實證經驗主義為方法論依據的傳播研究主流，受到了來自大西洋彼岸島國的理論沖擊，因而也呈現出前所未有的“理論繁榮”。澳大利亞由于引進英國的研究人員，也在不同程度上產生過文化研究熱。近些年內，英語世界文化研究的重要論壇，除了原來在美國出版發行的《文化研究》（culturalStudies）外，又新增添了《歐洲文化研究》（EuropeanJournalofCulturalStudies）和《國際文化研究》（InternationalJournalofCulturalStudies），均在英國出版發行。這都說明文化研究領域正在試圖超越英語世界，在歐洲乃至世界范圍內展開。然而，英語世界中新近的一場文化研究熱，在過多地關注當下流行文化現象的同時，忽略了伯明翰大學文化研究對各種壓迫的直面批判精神。尤其是進入90年代以后，文化研究的繁榮景象，與其說是本領域研究的發展深化，不如說是學術市場對其需求的增加。文化研究的社會批判功能，經常被表面上的喧鬧所淹沒。其中一些較有影響的文化研究者，更是主動放棄了對深層社會批判的追求，反而對流行文化中包含的所謂反抗霸權和控制的因素沾沾自喜并隨意夸大。這種形式上的文化激進，其實已經蛻變成實質上的政治保守了。

[page_break]注釋：

①目前國內較常見的經驗研究是所謂的受眾調查，但是這種調查經常由商業目的所驅動，并非社會學意義上的社會調查和批判。

②研究結果由H.J.Forman論編為OurMovieMadeChildren（NewYork:Macmillan1935）。

③在此兩個有代表性的例子值得一提，一個是英國的TelevisionandtheChild:anEmpiricalStudyoftheEffectsofTelevisionontheYouth（London:theFalmerPress1958），由心理學家HildaT.Himmelweit等共同完成。此研究主要集中討論電視的到來對兒童的日常生活以及價值觀念產生的影響。另一例是美國傳媒研究史上經常提到的TelevisionintheLivesofOurChildren（StandfordUniversityPress1961），由W.Schramme等共同完成。

④80年代初期英語世界大眾傳媒與傳播領域曾發生過一場關于批判研究（criticalresearch）與御用研究（administrativeresearch）討論，討論結果發表在JournalofCommunication專號“本研究領域中的爭鳴”（FermentintheField）vol.33,No.3,1983。

篇（2）

美猶太作家伯納德·馬拉穆德(BernardMalamud。1914－1986)曾獲得“國家圖書獎”與“普利策獎”。其代表作《店員》中通過講述非猶太青年弗蘭克·阿爾班在與猶太人莫里斯(Morris)一家的交往中，從一個“街頭浪子”成長為“有責任感、正直、誠實的人”，并最終選擇成為猶太人的故事，反映了美國大蕭條時期下層猶太人的生存困境。折射出猶太民族的價值取向與信仰理念。本文略論書中所反映的猶太文化因素。

一、主題簡疏

《店員》的“猶太身份”決定了“苦難與忍受”必然成為其一大主題。“猶太”這個詞，因為猶太人在歷史上所遭受的苦難屈辱，已經萌生了一個隱含意思——“苦難”。在歷史上。猶太人可謂是歷經劫難。從《圣經=》中所載摩西率希伯來人出埃及，到上個世紀納粹對猶太人的迫害，正如小說主人公莫里斯所說，“他們受難，因為他們是猶太人。”“苦難”已經成為猶太文學的母題。

雜貨店老板莫里斯一生窮困。他經營一生的小雜貨店其實無異于囚禁他的監牢。他被終身“埋”在店里。但是，他默默地忍受，心中始終存在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忍受”是他的另一個名字。這樣的隱忍精神在弗蘭克·阿爾班身上也有體現。弗蘭克本來和同伙要打劫莫里斯的店，但他心中一絲良知還未泯滅，為受傷的莫里斯遞上一杯水，從此與這個小店，與這家人結了不解之緣，從“入侵者”成為“成員”(店員)，并最終接受割禮成為猶太人，成為第二個莫里斯。把小店維持下去，這充分體現了他的勇氣與忍耐精神。

小說另一主題是“犯錯與救贖”。猶太教義說，“我們的生命擁有這樣兩個世界：一個是現時的世界，另一個是永恒的贖罪悔過的世界。”這部小說。從體裁上講可稱為“成長小說”。弗蘭克從一個無所事事的小混混，“入伙打劫犯”變成“店員”到最后接管小店，成為一個具有責任感，道德健全的猶太人，從“打劫”到“小偷小摸”到做一個“誠實的生意人”，并最后做出懺悔，他在心理上、道德上經歷了巨大的變化，經歷了“犯罪——救贖”的洗禮過程。而這一切應主要歸功于莫里斯一家。弗蘭克“耳濡目染”了莫里斯的正直善良與隱忍精神，作出了最后的抉擇，同時也找到了自我。莫里斯可謂是弗蘭克的“父親”，雖然不是生理上的。卻無疑是心理上的。弗蘭克是一個孤兒，在孤兒院長大，是莫里斯將弗蘭克帶入一個新的社會，教給他“社會準則”(猶太準則)，賦予他身份，使他能夠以“正當”“合法”的身份糊口，從各方面影響著他。就像摩西，率領希伯來人前往迦南圣地，保障他們不誤入歧途：莫里斯對弗蘭克也正有著類似的“指引”作用，“救贖”作用。

二、猶太信條

小說反映了猶太人的諸條信念，如對教育的重視，隱忍、寬容精神，以及通過自省獲取真理的理念。

首先，猶太人一向重視教育。猶太教視“不受教育”為第一過失。為了避免犯錯誤，發揮潛力，人應該受教育。長輩告訴后輩要接受生活的教育，明確生活的目標并為之奮斗。書中海倫一直渴望上大學，并最終如愿以償。這完全體現了她所受的家庭教育。弗蘭克所接受的則是“生活教育”，可以說弗蘭克的轉變源于莫里斯的言傳身教、海倫贈他的《圣經》，以及兒時聽的圣方濟的故事。莫里斯對弗蘭克的“救贖”實際上也是一種“教育”，“生活教育”。另一對弗蘭克產生深遠影響的是圣方濟(StFrancis)，童年時他就在孤兒院聽過圣方濟的故事。這也許是他心中存有一絲不泯良知的原因。也許圣方濟所宣傳的“貧窮神學”根植在他的心里，使他甘心“選擇貧窮、選擇受難”。圣方濟的故事一直在弗蘭克腦海中，弗蘭克認為他“偉大”。因為“他喜歡貧窮，說貧窮像一位王后，他像愛一位美婦一樣愛她。”在小說末尾，弗蘭克一邊讀《圣經》一邊照看店鋪，腦中出現了一個美妙的幻想。圣方濟把他雕的木玫瑰變成了鮮玫瑰，并代表他獻給海倫。可以說。圣方濟代表著希望，弗蘭克在內心里依賴他。期待圣方濟能夠幫助實現他的愿望。

其次，猶太人相信人不是罪者(sinner)，只是犯了錯誤。猶太人愿意原諒他人，容忍他人的錯誤，就像莫里斯對弗蘭克一樣。莫里斯一直以來都很容忍弗蘭克。發現弗蘭克偷錢后。竟然還為他找借口——工資太低，還給弗蘭克加薪。別人可能說他傻。但這一切只是出于他善良的本性，他的仁慈寬厚。即便是海倫。在弗蘭克“冒犯”她以后。其實也原諒了他。

再者，猶太人篤信真理存在于每個人的心中。如果一個人懂得自省。他就會領悟何為“真”，何為“善”等等。弗蘭克于自省中蘇醒。“打劫”之后，弗蘭克經歷了一系列的內心掙扎。該不該懺悔，怎么懺悔，何時懺悔，他已經意識到自己犯了“最不該犯的錯誤”。經過內省，他終于找到了內心深處的“真”與“善”。成為店員后，他一度習慣性地“小偷小摸”，但海倫跟他講的“必須要自律”的話語時常回響耳邊，“‘自律’，他竟然對這個字眼有些著迷，只要一個人想，愿意，他就能做好人：接著他就會后悔不已，后悔一直以來任由自己的品行向下墮落。沒付出一絲努力來改正自己……但是今天，他下了決心要回到正路上來，歸還所有以前‘拿’的錢，一點一點從莫里斯那里‘摸’來的144塊錢。”一時沖動冒犯海倫后，弗蘭克痛苦懊悔萬分。“他打算自殺。與此同時那可怕的一幕又重現眼前，感到那時的他簡直不是自己。他實際上是一個道德感強烈的人。”弗蘭克最后才成為猶太人。之前不能說他按照猶太人的信條做事，但他在莫里斯與海倫的影響下，通過自省“改邪歸正”，體現了這一猶太理念，也反映了作者馬拉穆德對人性的肯定。

三、圣經關聯

一部猶太作家的作品，一個非猶太青年在一個猶太家庭的感召影響下皈依猶太教的故事《店員》的《圣經》關聯可謂是不言而喻的。

首先在人物形象上，莫里斯體現了摩西的影子。莫里斯終身信奉并遵循《摩西律法》(做正確的事，要誠實、善良)，他告訴弗蘭克，“如果一個猶太人忘記了《律法》，他就不是一個好猶太人，不是一個好人。”儼然如摩西從西奈山上下來。訓誡崇拜金牛的希伯來人。此外，莫里斯也體現“替罪羊”原型。莫里斯一生所信奉的猶太信條無異于耶穌身上的十字架。而弗蘭克身上則體現出“浪子”的原型。《舊約：路加福音》第十五章講述了了“浪子回頭”的故事。弗蘭克和這個浪子一樣，經歷磨難，甚至犯錯才能成熟，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莫里斯失去了兒子以法蓮，弗蘭克犯了錯。但他悔改了，并被原諒，接納，成為鮑勃家一員，可以他最終替代以法蓮的位置，繼承了莫里斯的家業。

其次從情節框架上看，弗蘭克犯錯——懺悔——獲得救贖的情節架構，在《圣經》中屢見不鮮，可稱為《圣經》的主旨，懺悔是獲得救贖的途徑。以斯拉因百姓與異族通婚認罪祈禱(《以斯拉記：9：1－15，10：1－17》)：先知指責百姓的罪惡，世間公理正義不存，世界籠罩在黑暗之中，光明不見，百姓向上帝懺悔。承認“悖逆耶和華，犯有罪孽，說欺壓和叛逆的話……”。并最終獲得了耶和華的拯救《以賽亞書：59－61》、《尼希米記：9：1－38》中以斯拉的“認罪禱告”也暗示出這一模式。以色列人承認自己的罪惡和列祖的罪惡，悔恨曾經背離了耶和華。把律法丟在一邊，殺害先知，不聽誡命，違犯典章。懺悔之后，他們簽署公約，約定必遵行律法。謹守一切誡命、典章與律條，從而獲得了上帝的原諒。

此外，書中出現的一些象征也具有《圣經》關聯。如牛奶與面包。送遞員每天早晨給莫里斯送來牛奶，還有每天賣掉的面包圈。牛奶與面包象征著莫是里斯是社區的“維系者”，為鄰里提供營養，他不僅是一個小商人，也實際上是社區的“道德維系人”。弗蘭克在地下室忍饑挨餓時。以牛奶與面包圈為食。這很容易讓人想起《圣經》中以色列人出埃及時，窮困潦倒，饑寒交迫，上帝恩賜他們“嗎哪”與“露水”，使他們能夠繼續存活。

篇（3）

電視“以畫面為主論”，受到一些學者的質疑，北京廣播學院教授朱光烈1990年《對一個定論的異議——電視傳播中語言與畫面功能的比較研究》，[3]提出電視傳播是以語言為主的，1991年中央電視臺在舟山召開聲畫關系研討會，對朱光烈的觀點進行了激烈的批評。1991年，林杰謀發表《厚此薄彼的比較方法不可取——與朱光烈同志商榷》一文，批評朱光烈“厚此薄彼”、“厚語言”、“薄畫面”。此后，“主畫論”者和“主聲論”者各執一端，時有爭論。主流電視學術界也以“聲畫結合”論取代了“畫面為主”論。

1997年8月，暨南大學教授黃匡宇《電視新聞：用語言敘述、用畫面證實》（載《現代傳播1997年4期），該文的核心觀點是“電視新聞語言符號的雙主體構成”，不料卻引起“聲畫結合”論者的反駁。1998年4月，《現代傳播》第2期發表馬莉的《電視聲畫不再分離——兼與黃匡宇先生商榷》、楊競的《略論電視新聞中的聲畫同構》，以“聲畫結合”觀點駁斥黃匡宇的雙主體論。1999年，朱光烈在《現代傳播》上發表長篇論文《“聲畫結合”論批判》，從12個方面向“聲畫結合”論開火，提出“語言是構成電視傳播的基礎”，“聲畫結合論不具有普遍意義，不具有理論品格”。2000年1期的《南方電視學刊》刊出凌燕的文章《強化畫面意識，實現聲畫的最優化結合——兼與朱光烈、黃匡宇先生商榷》一文，也以“聲畫結合”作出回應。

電視聲畫關系引發的爭論，其實是兩種電視觀念的碰撞，爭論的雙方各執一端，多陳其理。其中也有“調和論”、“聲畫結合”即“主畫論”者意識到畫面的缺陷后推出的調和論，“雙主體論”也是“主聲論”者推出的調和論。但這兩種調和論都未跳出“以誰為主”的思維框架，似乎都不能令爭論雙方信服，反而引發對方更為激烈的批評，這其中原因到底何在？

應該說，電視聲畫關系的爭論，推動了電視學術研究的進展。“主畫論”和“主聲論”者都有充分的理由證明自己的觀點，反駁對方的觀點。電視界長期以來存在重畫面、輕聲音、重視覺元素、輕聽覺元素的現象，“主聲論”者對“主畫論”的詰難，打破了這種平衡，卻不能解釋引發爭論的原因。

電視聲畫關系的爭論，說到底是電視敘事藝術符號系統內在機制造成的。從系統論的視點看，電視敘事符號系統本質上是一個自組織系統，它以自身的內部矛盾為依據，通過與外部環境的適當交流而自發地為自己開辟道路。這就是電視敘事符號系統的內在機制，它在形式上表現為互斥、互補和整合。它調節電視敘事符號系統的內部矛盾和發展運動，隨著時代的衍變，打破元初的和諧，使之經過重新建構，達到新的平衡，沿著“有序——無序——新的有序”的歷程前進。

電視是一門晚近誕生的新興藝術，它同其他藝術形式相比，是地地道道的晚輩，顯得年輕而稚嫩。電視在構建自己的符號體系過程中，有一個客觀存在的事實，那就是無論是畫面系統還是聲音系統，都從其他藝術形式汲取了養料，甚至可以說是從其他藝術形式脫胎而來。它難以割斷同其他藝術形式的聯系。

有一個不容忽視實際情況是，早期的電視人要么是廣播界人士，要么是電影界人士，在構建電視符號系統過程中，大家一開始就注意到了電視與廣播的區別，“聽廣播”、“看電視”，便是這種區別的最直觀的顯現。廣播只能訴諸人們的聽覺，而電視不僅訴諸人們的聽覺，更重要的是訴諸人們的視覺。看到了這一區別，人們理所當然地作出判斷：廣播主要依靠有聲語言，而電視主要依靠畫面語言。人們致力于電視畫面符號的研究在情理之中，而電視畫面系統的構建完全建立在電影畫面的基礎上，因為電視同電影區分的只能是物質手段、成像原理、鏡頭運用的不同而并無本體上的符號的質的區別，它所運用的語言符號和非語言符號同電影完全相同。人們以電影畫面模式來研究電視，認為屏幕上存在沒有聲音的畫面，卻不可能存在不見畫面的聲音，由此推出“無聲的畫面，仍然可以成為電視藝術作品，而無畫面的聲音，則根本與電視絕緣”，“沒有了畫面，就沒有了電視”[4]的結論。這是典型的“主畫論”。“主畫論”在電視符號系統建立之初以及之后較長的時間，居于主導地位，使得電視符號系統成為一個穩態系統。

由于“主畫論”的盛行，電視界較長時期重畫面、輕聲音，重視覺元素，輕聽覺元素。結果是：紀實性的電視藝術作品沒有同期聲，沒有真實的環境音響和真人的原腔原調；電視劇幾乎都是后期配音，對口型、補臺詞。重者，口型對不上；輕者，體型對不上、氣質對不上、情感對不上、氣氛對不上，百片同調，多劇同腔，移花接木。更有甚者，有人試圖以畫面取代聲音甚至文字語言的功能，美國人施瓦茲尼就曾說，“電視使得人類社會進入脫離文字的時代”，“主畫論”走向了“畫面崇拜”，暴露出許多問題。

然而，電視符號系統一經建立，便具有了系統的內在機制，電視聲音系統的功能畫面無論如何取代不了。電視聲音系統在電視畫面系統侵入自己的功能時，其內在機制便會自發地攝取負熵、排除正熵，以維持系統內部的穩定有序狀態。這一維持的機制就是前文提及的“互斥機制”，就是說，電視聲音系統與畫面系統彼此之間互相對立、相互排斥、互相斗爭。這種“互斥”的內在機制在系統外的表現就是“主聲論”的崛起。

電視聲音符號系統的構建一方面移植了廣播藝術聲音，另一方面亦受到電影聲音的滲透，其運用的語言符號和非語言符號同廣播和電影并無二致。在電視符號系統構建之初，因有廣播藝術聲音的完整移植，電視聲音系統處在有序狀態，其互斥的內在機制并未發揮作用。國內電視學術界普遍認為“電視是廣播的延伸”，“廣播電視”經常并舉，可見電視聲音系統對廣播聲音系統的完整移植。然而，當電視畫面系統功能不斷地侵入聲音系統，產生較大范圍的互切邊緣區域后，電視聲音系統的互斥機制便產生了作用，具體表現就是以朱光烈為代表的“主聲論”者向“主畫論”發起詰難。聲畫關系的論爭，打破了元初的和諧，直接將電視敘事符號系統導入一種無序狀態。

必須看到，電視敘事符號系統中聲音和畫面的互斥性，僅僅是其內在機制的一個方面，也不是電視聲畫關系的實質。聲音和畫面同屬電視敘事符號的兩大系統，其相互之間的對立、排斥是電視符號系統內部的矛盾斗爭。“主畫論”和“主聲論”都同樣從“以誰為主”的問題出發，具有片面強調某一方面的偏差，將電視符號系統中聲音和畫面的互斥機制給予過度強化。電視敘事聲畫兩大系統的關系的根本出發點是如何配置并發揮電視的聲畫功能，而不是“以誰為主”，突出或者削弱聲音或畫面的功能，因此，聲音和畫面關系的實質，不是聲畫的互相排斥，而是聲畫的互相補充。電視敘事符號系統的都存在這種互補的機制。

按照系統論的觀點，我們把電視符號系統看作是一個恒久不息、變化前進的開放系統，“開放系統被定義為這樣一種系統：它通過輸入和輸出組建和破壞自身物質成分的行為，同環境不斷地進行物質交換。”[5]電視聲音和畫面系統正是通過與外部環境（指其他藝術形式或聲畫之間）的物質交流，保持自身的結構，并取得進一步發展的。這種交流的機制，就是互補機制，它指電視聲音和畫面對外部環境之間同時共存，互相聯系，互相補充，各以對方為依存條件，一旦喪失了對方就喪失了自身。

電視敘事聲音和畫面的互補機制取決于它們各自承擔著的不同的電視的功能，它們各自承擔的功能的融合才構成電視敘事的符號系統。電視畫面和聲音各自功能的負載并不意味著它們處于封閉狀態，恰恰相反，這兩大系統都處于開放狀態。一方面，電視聲音和畫面各自都從相鄰藝術和相關范圍汲取營養。從認識論的角度看，電視聲音和畫面符號的構建，獨立品格的形成是一個過程，是從較低水平的有序向較高水平的有序上升的流轉不息、生氣勃勃的過程。在這兩種有序狀態之間，電視聲音和畫面以其互補機制，通過與外部環境（其他藝術形式）的交叉與聯系，刺激與反應、“同化”與“順應”，打破舊的有序，導問新的無序狀態。這是電視聲音和畫面互補機制表現出來的獨具特征的形式。電視敘事藝術晚出，電視畫面從電影畫面汲取營養，電視聲音從廣播聲音延伸，形成一種元初的有序。隨著互補機制的形成，電視聲音和畫面均需脫離母體，進而建構自己的獨立品格。因而，在整個20世紀80年代，人們致力于電視聲畫兩大符號系統的構建，努力尋電視藝術的“個性”，終于為自己爭得“第九藝術”的地位。

電視藝術地位一經確立，其互補機制便日益強化。電視不斷地同其他藝術形式交流，從而打破元初的和諧，導向新的無序狀態。在90年代以后，許多藝術形式與電視聯姻，交叉滲透，電視詩歌、電視散文、電視小品、電視舞蹈、電視音樂，等等，莫不反映出電視互補機制的強大作用。正是這種交叉與聯系，使得電視聲音和畫面兩大系統內部發生不平衡狀態，盡管其互斥機制可以排除正熵以維持有序，但交叉與聯系的廣泛使得電視聲畫外部環境的干擾加強，正熵激增，元初的和諧被打破，電視聲畫走向了新的無序狀態。

另一方面，電視不同于其他藝術形式（除電影外）大多的一種符號體系作為要素，電視以聲音和畫面兩大體系構成其符號系統。聲音和畫面在與外部環境交流的同時，互相之間亦不斷地進行交流，這種交流是以聲畫各自負載的功能為交換內容的。交流的結果便是聲音和畫面在功能上產生了互切形式，出現了中間環節。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說過：“一切差異都在中間階段融合，一切對立都經過中間環節而互相過渡。”中間環節的產生并非互相排斥而是相互交流的結果。因此，電視聲音和畫面的交流應該是一種互補關系，而非對立關系。這是聲音和畫面關系的實質。

無論是“主畫論”還是“主聲論”，看到的都是電視聲音和畫面內部的互斥機制，強調的都是聲音和畫面的互相對立，互相排斥和互相矛盾斗爭，以為強化某一方面的敘事功能，必然削弱另一方面的敘事功能，這其實都是片面思維的結果。電視聲音和畫面各自負載了不同的電視敘事功能，聲畫之間除了相互對立、排斥之外，其本質的關系是互補關系。電視聲音和畫面的交流，使其功能上產生了互切形式，出現了中間環節。這個中間環節，既非聲音在功能上取代了畫面，也非畫面在功能上取代了聲音，而是聲音和畫面都可以負載或共同負載了某方面的電視功能。就是說，電視聲音或畫面某一方在某一方面功能的強化，并不能削弱另一方在這方面的功能，而是在這方面出現了邊緣區域。由于電視聲畫互補機制的作用，電視聲音和畫面不斷地與外部環境交流的同時，互相之間亦不斷地進行物質交換，這就出現了兩種相切的邊緣區域：一是電視藝術與其他藝術形式相切的邊緣區域，二是電視聲音和畫面功能上的相切的邊緣區域。隨著社會的發展和科學技術的進步，電視的互補機制日益強化，這種邊緣區域必然走向擴展。這是一個不可逆轉的趨勢，任何試圖扭轉這一趨勢的努力都是白費功夫。實際上，“主聲論”和“主畫論”的努力都是這種努力，雙方都試圖準確界定以至強化聲音或畫面的功能，忽視了聲畫功能互切的邊緣區域擴展的趨勢。

在電視聲畫功能互切的邊緣區域擴展面前，發揮作用的應是電視聲畫的內在的整合機制。從系統論動態原則看，由于電視聲畫的互補機制的作用，引起了聲畫內部的變化，發生了不平衡狀態，這時就有新的行為，將無序導向新的有序，建立新的平衡，同時又向著比受到干擾以前更加穩定的平衡前進。這就是電視聲畫的整合機制，即對電視聲音和畫面的基本屬性、基本功能和審美觀念的調整和規范。電視聲畫的內在機制并不允許“邊緣”區域的無限擴大，因為“藝術越接近到它的或一界限，就會漸次地消失它的一些本質，而獲得界限線那邊東西的本質”。[6]這時候，電視聲畫的整合機制就會自我調節，在舊有本質的基礎上，整合相切時產生的特質，從而建立起新的本質，完成更高形態的本體建設。實際上，在電視聲畫關系爭論的同時，這種整合就已經發生，“聲畫結合”、“聲畫同構”就是這種整合的表現。或許，“聲畫結合”、“聲畫同構”如朱光烈、黃匡宇先生指出的那樣，還存在很多理論上的問題和缺陷，但是對電視聲畫關系的整臺卻是電視聲畫內在機制的要求。

筆者認為：對電視聲畫關系的整合，不僅涉及電視傳播的基礎，而且涉及電視的本質。我們以敘事理論審視電視聲音和畫面，并綜合爭鳴各方的觀點，提出以“聲畫一體”對電視聲畫關系進行整合。電視聲畫關系整合表述為：電視傳播的聲畫關系是以語言為基礎，以敘事為本質，主要通過聲音敘述和表現、畫面描寫與再現，聲畫功能互補的聲畫一體的關系。

首先，電視傳播以語言為基礎。語言是以“人類最重要的交際工具”的資格被歸入現象之列的，語言的交際功能顯而易見。每一個人都可以體會到在他和其他社會成員接觸時，他都要運用語言進行交際，哪怕是極其簡單的所謂“寒喧”，也要運用語言來進行。正因為這個緣故，只要有社會生活的存在，只要有人們之間的接觸，就要有語言。從人類社會產生的第一天起，就有語言。人類創造了語言，以語言來進行思維和交流。語言是人區別于其他動物的標志。在生命的誕生與終結這一點上，人同其他動物沒有區別。然而，人卻因其精神的存在可以不死，精神的不死在于語言符號。人肉體消失了，但其精神卻被語言符號鎖定并流傳下來。人類創造了巨大的文明，這個文明離不開語言符號。語言對于人類文明發展的意義怎么估計都不過分。如朱先烈先生分析的那樣，文明社會人的交流，他們的經濟、文化、軍事、教育、科學等一切社會活動和社會發展，都是借重于語言進行的，文化、教育、科學都是用語言構成的，人類的一切傳播都是建立在語言的基礎之上的，電視也不例外。語言不僅是電視傳播的基礎，也是畫面解讀和闡釋的基礎。

其次，電視傳播以敘事為本質。電視的本質是什么？張錦力在《解密中國電視》中否定了對電視本質從電視定義方面作出的理解，認為“電視的第一本質是對新聞的傳播，而不是什么第九藝術，也不是什么畫面紀錄”。以新聞傳媒作為電視的本質，筆者不能茍同。從傳播學觀點看，電視是視聽合一的媒介，視聽兼備決定了電視具有極強的形象感、現場感和過程感，由于是電子媒介，電視時效性強，保存性、選擇性差，這些是電視傳播的特點。認為電視傳播的本質是新聞，僅僅看到了電視傳播時效強的特點，試圖以一個方面的特點概括本質，顯然是片面的。僅符號學的觀點看，電視聲音和畫面分別包含了電視傳播的語言符號和非語言符號兩大系統。符號的基本特征是它的指代性，符號總是代替某一事物，它承載一定的內容（概念、意義），是傳播活動的基本要素。符號的基本屬性是指代性、社會共有性和發展性。從電視承載的符號看，怎么也難以得出電視傳播的本質是新聞的結論。

那么，電視傳播的本質是什么？我們從其功能切入看看會得出什么結論。電視屬大眾傳播，查爾斯·萊特認為，大眾傳播的功能共有四個：監視環境、輿論引導、傳承文化、娛樂。胡正榮據此概括為：傳播信息、引導輿論、教育大眾、提供娛樂。[7]功能決定了電視節目的編排。在大多數的電視節目里，浸透的是敘述。那些電視劇、供電視播放的影片、動作系列片、卡通片、新聞、紀錄片等等，都是敘述性文本；那些供消遣娛樂卻有著描述、教育或論證之類目的的其他電視節目也往往以敘述作為達到目的一種手段。“惟一的一種貫穿始終都避免敘述的電視節目是那種依自身的交替規則結構十分明顯的節目：例如游戲節目，體育鍛煉節目、記者招待會、訪談節目、音樂節目、體育競賽等。然而即使在這種情況下，敘述也在悄悄發揮作用。比如說，一場足球比賽就可以看成是一個隊勝利和另一個隊失敗的故事，可由體育競賽播音員來敘述”。[8]因此，敘述不僅是電視中起主導作用的文本類型，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敘述結構就像是一座大門或一個柵欄，即使是非敘述性電視節目也必須穿其而過。我們在電視上看到的是由敘事話語規則構成的世界。由此，我們自然得出電視的本質是敘事。

第三，電視主要通過聲音敘述表現、畫面描寫再現。語言基本上是一個聽覺系統，語言的模式是一種時間中的系列運動。在運動中，語言符號主要由聲音負載。電視聲音是一個時間流程，它在時間中運動，是歷時性的。敘述是一個過程，是線性的、流動的，也是歷時性的，是時間的藝術。這與電視聲音的特質是相同的。因此，電視聲音主要承擔了電視的敘述表現功能，電視亦主要通過聲音（語言）敘述表現。當然，電視并不完全依賴聲音敘述表現，畫面也可以敘述表現，聲音亦并不只是承擔敘述表現的功能，它也可以描寫再現。

電視畫面負載了非語言系統的全部具象性符號。它以流動、動態的空間，通過橫向的展示，主要承擔電視的描寫再現功能。再現是描寫性的，共時性的，這與電視畫面的特質相一致，因此電視畫面主要承擔了描寫再現功能。電視并非僅僅通過畫面描寫再現，聲音也可以描寫再現。畫面的敘述和聲音的再現就是電視聲畫互切的邊緣區域。

第四，電視聲畫一體，交相扶持。在視聽兼備、有聲有形的電視敘事藝術中，畫面賦予聲音以形態、神韻，聲音則回報畫面以生命、現實感和生活氣息。在電視敘事文本中，聲音（語言）歷時性地提供事件、人物和背景，畫面則共時性地展示這一事件、人物和背景。聲音和畫面，如骨肉難分，相輔相成，交相扶持，相得益彰，一損俱損，一榮皆榮。因此，我們說電視是聲畫一體的時空復合藝術。

筆者認為：非要在電視聲音和畫面中分出以誰為主，無異于非要在人之手足中分出以誰為主。聲音和畫面各自承擔著電視的功能，它們的功能之間可以交叉，但不可能互相替代。強調聲畫一體，其實就是要充分發揮聲音和畫面的功能，聲畫交替扶持，互相補充。有的論者將聲畫兩張皮現象歸咎于“聲畫結合”，“聲畫同構”，是不夠準確的。聲畫兩張皮現象是強調聲畫互斥機制造成的，無論是以聲音為主還是以畫面為主，都無法解決兩張皮現象，而聲畫一體，為聲音和畫面共同完成敘事任務提供了理論支持，更能解決聲畫兩張皮問題。

收稿日期：2001-06-18

【參考文獻】

[1]朱光烈．“聲畫結合”論批判[J]．現代傳播，1999,(5)．

[2]洪民生．繁榮電視音樂，為屏幕增光彩[J]．電視研究，1991,(3)．

[3]廣播電視業務[M]．電視業務，1990,(1)．

[4]高鑫．電視藝術學[J]．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8．

[5]貝特朗菲．開放系統模型[J]．哲學譯叢，1983,(2)．

篇（4）

二、加強對檔案管理人員的專業培訓

當前我國的文化館職能的不斷更新和豐富，文化館的檔案工作也正由原來的檔案管理向檔案信息中心轉變，因而如果文化館的檔案工作人員還抱著原來的工作方式和態度來參與到文化館的檔案工作中來是不夠的，且隨著文化館檔案管理信息化程度的不斷提高檔案管理人員的業務能力必須要有所增強。首先就檔案管理人員的職業道德素養而言，文化館要加強對檔案工作人員的道德宣傳和教育，提高檔案工作人員的道德素養。檔案工作與一般的服務性工作不同，它的效益是通過服務對象利用檔案后所取得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來實現的；且文化館的檔案多是與我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有關，是珍貴的歷史資料，檔案工作者不能盲目的向利用者提供檔案資料；再有文化館的檔案管理工作是十分復雜和繁瑣的，需要對所有的非物質文化做詳細和準確的記錄與編排。因此文化館的檔案管理工作是頗為特殊，且意義非凡的，對檔案工作人員的職業道德素養的培訓和教育是必要的。其次，是檔案管理技術和知識的培訓。隨著文化館館藏資源的不斷豐富，以及與管理信息系統應用的普及，文化館的檔案管理人員單靠基礎的文化科學知識是不夠的，還需要具備更加豐富而專業的檔案管理知識，并且能夠較為熟練的運用現代電子計算機設備和通訊設備來進行檔案的管理。因此文化館需要定期組織檔案工作人員進行專業知識和技能的培訓，從整體上提高檔案管理員的業務能力，確保檔案管理工作人員的配置與設備相配套，進而有效提升文化館檔案管理的工作質量。

篇（5）

發展文化產業需建立與之互補的文化藝術保護方式

新的文化產業的發展必須將文化藝術分為經營性(以盈利為目標)和非經營性(以非盈利的文化藝術建設為目標)兩大部類，在建立市場性經營性文化產業的同時，還必須建立與之相匹配的對位性互補的文化藝術的保護方式。二者相輔相成，形成當代文化發展的合理架構。金元浦教授(中國人民大學中文系)認為，我國當前的文化遺產保護必須首先理順下面幾個關系：(1)文化遺產“救亡圖存”與復興光大的關系；(2)大規模經濟建設與歷史文化遺產保護的關系；(3)文化遺產保護與文化遺產當代利用的關系；(4)文化遺產保護宏觀整體規劃與分檔次、分階段、分地區的具體策略實施的關系。金元浦認為，結合國情，我國文化藝術的保護方式應采取政府保護、法律保護、市場保護與社會支持等多重因素綜合運作的方式。(1)加快政府保護方式的改革。改革和完善政府保護方式是文化藝術保護制度改革的關鍵環節。這種保護首先是逐步建立文化藝術的宏觀調控機制，主要運用政策的傾斜來實施文化保護，并協助立法機關建立和完善文化保護的法律、法令和法規。其次是逐步加大國家文化資金的實際投入與監督實施，保證文化藝術在國家投資預算中的實際增長。其三，政府保護方式還應包含對民族傳統文化和瀕危藝術的特殊支持、對高雅藝術的大力資助，以及重點文化設施的建設、擴充與維修。(2)盡快建立完善的法律保護方式。當代藝術保護中依靠法律形式進行保護成為各國注意的焦點，法律方式保證了當代藝術保護的法律地位與運作程序，也保證了藝術保護的公眾意識與社會責任。其根本意義是通過減免稅收鼓勵企業和個人捐資，以達到文化藝術總投入的實際增長。(3)迅速建立市場保護體制。文化藝術的市場保護包含兩大方面；其一，為努力發展上規模上檔次的一批大型文化產業，依靠市場方式，通過文化產業自身的擴大與積累來改變我國過去文化保護中單一的輸血模式，形成自我積累、自我發展的良性循環。其二，對于那些不能以產業形式發展的文化藝術則必須通過市場尋求企業資助的道路。從企業贊助保護方式來說，要想使其發展起來，必須保證企業投資能獲得相應的回報。(4)爭取廣泛的社會支持與全民保護。當代藝術保護中的社會支持和全民保護具有最廣泛最強大的力量。當代社會通過多種途徑特別是現代傳媒營造保護文化藝術的社會氛圍與社會輿論，培育了一代代懂得藝術的文化大眾，這是保護藝術的最深厚的社會基礎與心理根源。

發展文化產業亟需改革文化體制

加快發展文化產業，必須抓緊制定國家文化發展戰略，對國有文化部門和企、事業單位(以下簡稱國有文化部門)進行戰略性的改組。因為國有文化部門占有了我國文化資源，包括文化人力資源的絕大部分，是我國發展文化產業的主導力量。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搞好國有文化部門的改組、改制和改造，實現國有文化存量資源的優化配置和文化產品生產機制的轉變，是加快我國文化產業發展步伐的關鍵所在。齊勇鋒研究員(國務院體改辦經濟體制與管理研究所)指出，國有文化部門在進行戰略性改組過程中應堅持“6個有利于”原則：(1)有利于建立科學合理、靈活高效的文化宏觀管理體制和文化產品生產經營機制，保障國家的文化和信息安全；(2)有利于國有文化部門建立新型的投融資體制和國有資本的管理、監督與運營體制，使國有資本在保值增值的同時，布局更加合理，結構進一步優化；(3)有利于國有和國有控股的企、事業文化單位實現政企分開、政資分開，建立和完善現代企業制度，形成科學規范的法人治理結構；(4)有利于促進國有和國有控股的企、事業文化單位轉換經營機制，調動經營者和廣大職工的積極性、創造性，激發其生機與活力；(5)有利于在國有文化部門改革中，調動各方利益主體的積極性，確保出資人、債權人的權益不受侵害；(6)有利于國有文化部門改組、改制的平穩過渡和社會穩定。

具體到傳媒體制，孟建教授(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傳播系)通過對美國文化體制的介紹給人以很大啟發。他說，1996年2月8日美國總統克林頓簽署《1996年電信法》，徹底打通電信業、傳媒業、娛樂業等行業壁壘，大大放寬了媒體經營范圍，引發了世界范圍內的媒體業和其他行業之間石破天驚的變革：并購、聯合、重組。經過近5年的實踐，這種變革的巨大成功已讓全世界為之矚目，在機構重組、產業關聯、資金融合、技術平臺等方面形成了新興的實力巨大的娛樂傳訊業，并很快躍居美國出口榜首。美國的一系列政策大有可借鑒之處，如我國至今還將電視業與電信業割裂開來的做法，就根本無法實現戰略上的大整合。尹鴻教授(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也指出，中國傳媒業的改革，不是建立形式上的集團，而是建立現代的企業制度，因此，中國傳媒改革的根本不是改革規模，而是改革體制，拆除縱向與橫向的行政壟斷的籬笆，分離政府管理職能和企業自主經營權力，將傳媒的行政管理體系轉化為與市場體系相適應的具有中國特色的文化產業體系，逐步建立公平規范、競爭有序、優勝劣汰，充滿活力的市場運作機制。

發展文化產業需實現理論創新

現今人們已經越來越清楚地意識到，文化不僅僅是飯后茶余的調料、愉悅人生的奢侈品，它更是綜合國力的組成部分。繆其浩研究員(上海圖書館)認為，文化要成為中國國家發展戰略的主角，必須實現“3個破壁”：(1)文化精神破壁。文化創意是生產力的源泉，是發展的原動力。源于人的創造力的創新才是附加值最高的。因此在以知識為基礎的新經濟中，文化產業和其它行業中的創意部分將是社會經濟發展的核心動力。(2)文化產業破壁。文化產業不僅自身要做大做強，還要與其他產業形成共棲、融合和衍生的良性互動關系。但是由于我國行政管理上條塊的分隔，以及某些政策的限制，這種良性互動的實際發展還遠遠落后于人們的預期，正在成為一個嚴重阻礙文化產業成長的瓶頸。(3)文化隊伍破壁。目前承擔21世紀文化產業發展重任的文化隊伍出現嚴重的知識偏門和缺失。必須以更寬容的姿態重新定義文化人，在更寬廣的視野里召集文化人，只有這樣，我們才可能擁有一支適應新世紀使命的文化隊伍。就文化產業的人力資源開發，陳少鋒教授(北京大學文化產業研究所)有自己的見解。他指出，管理知識的匱乏以及與管理相關的商業意識、商業倫理、職業化管理、人力資源配置等等，是思考文化產業人力資源所面對的主要問題。目前我國文化產業人力資源的突出問題是，專業藝術類、行政類出身而非管理類出身的人員所占比重過大，整體人群文化知識層次較低，專業化力量有余、經營管理能力不足等等。陳少鋒認為，對其他產業的經理人實施有關文化產業的培訓，或者對現有文化產業領域從業人員進行商業管理的教育，是文化產業人力資源開發中一項重大的工程。李康化博士(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則從發展文化產業的全局出發提出了“5個創新”：(1)理論制度創新。突破在文化產業制度改革上的路徑依賴和政策瓶頸，以放松管制和透明化的政策供給啟動新一輪文化產業發展，以制度創新啟動新一輪文化產業結構的戰略性調整，防止和克服由于文化產業結構性矛盾和體制而可能導致的政策性衰退。(2)要素市場創新。進一步完善文化產業投融資政策，放寬民營文化企業和民間金融資本市場準入的尺度，消除在這一領域內的歧視性政策，使民營民間文化產業和資本享有充分的國民待遇。(3)產業鏈條創新。進一步完善國家文化產業發展戰略的整體配套，特別是加強文化產業的“上游”基礎和“下游”通道。(4)產業結構創新。形成新的信息產業與文化產業聯動發展機制。信息產業與文化產業已經構成現代社會互為依存、以高技術和高文化為共同特征的支柱產業群，信息產業的發展極大改變了文化產業的技術基礎，帶動了其產業結構的提升，但其下一階段的發展必定是以文化產業為前提和發展動力。(5)社會結構創新。構建各類社會中介機構，建立健全文化行業制度，推進文化體制改革，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文化產業與文化事業協同發展的新體制。

文化產業應走可持續發展之路

可持續發展是文化產業發展的歷史必由之路。沈殿忠研究員(遼寧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指出，任何一種文化產業的發展都有兩條線索，即橫向線索與縱向線索。橫向線索反映了不同國家、不同地區之間文化產業發展的關系；縱向線索反映了不同時代、不同階段文化產業發展的關系。中國文化產業的橫向發展線索與縱向發展線索都有兩種不同的狀態：一種是公平的狀態；一種是不公平的狀態。講文化資源開發或文化產業發展的公平，主要講規則的公平。中國文化產業可持續發展的完整含義，不單純是實現橫向公平或縱向公平，而是要實現兩種公平的統一。實現橫向公平與縱向公平的統一，關鍵在于把握一種分寸。這個分寸不僅是一個質的規定，同時也有量的規定。在這個規定的范圍內，可以把對不同地區和不同時代人們利益的損害降到可以接受的降低程度，或把利益的滿足提升到可以實現的最高的程度。

如果說可持續發展戰略強調的是一種生態倫理，那么文化發展戰略強調的就是一種全球社會倫理。可持續發展注重人類與自然的關系，文化發展戰略則更注重人與人之間、身與心之間、民族與民族之間的關系。毛少瑩(深圳特區文化研究中心)認為，文化發展戰略應有以下基本特征：(1)重視公平超過重視效率，控制貧富分化，尋求均衡發展。(2)全面注重不同文化資源的開發與利用，以精神性的可再生能源替代物質性的不可再生能源；以“文化資本”替代“經濟資本”；以精神消費填補物質消費無法滿足的精神需求。(3)以慢節奏的“休閑娛樂型(精神消費型)社會”替代快節奏“工作消費型(物質浪費型)社會”。(4)確立更合理的發展指標，將社會文化發展納入社會水平的衡量之中；將人類對幸福、快樂的追求——而非僅是對物質財富的病態擁有——恢復到自然健康的人性基礎上；致力于保護精神健康，以價值理性管理人類社會，走人與自然、身與心的和諧發展之路。

文化產業應走高新技術之路

進入知識經濟時代，由于確定了知識資本、技術資本、人力資本及相關的文化、技術等因素在經濟運行中的重要地位與作用，這使得愈來愈從尖端部門走向日常生活的高新技術成為經濟發展的巨大驅動力。黃健教授(浙江大學人文學院)認為，引導高新技術進入文化產業，在提升文化產業的品質、產品的品質方面，在市場融資方面，都將產生重大的效應，獲得較好的效果。同時，人們也將看到文化產業的運作理念與其它產業運作理念的不同。因為隨著科技與文化大發展時代的來臨，人們對產品的技術要求、文化要求、審美要求也將愈來愈高標準。文化產業作為知識經濟時代經濟全球化的一個新興產業，作為以滿足人類精神文化生活需求為主要目標而生產、服務的新興產業，其運作理念不能只是停留在一般的生產、服務上，而是必須要實現產業的管理重心由常規的生產管理向技術創新和信息化的知識管理方向轉變，整個產業的經營目標必須實現由以往的追求成本的最小化向追求利潤的最大化方向轉變，以保持整個產業發展的創新性與發展活力。柳士發(文化部文化市場司)指出，以數字化、網絡化和多媒體化為代表的當代信息革命，給社會帶來了嶄新的文化形態——數字文化和網絡文化。這些新興文化的特點在于，利用網絡特性拓展傳播內容，不滿意于簡單復制傳統媒體，而是走上了自主發展的新路。文化產業一旦與信息數字化、現代通訊技術等高科技結合起來，勢必如虎添翼。對于我國來說，雖然在文化上網方面已經取得了巨大成就，不過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依然存在巨大的數字文化鴻溝。據統計，在整個互聯網的信息輸入和輸出流量中，我國所占比例不到1%。因此，在網絡基礎設施建設全面鋪開的同時，我們要將信息資源的開發利用作為我國信息化建設的首要任務。中國數字文化工程既要著力于公共文化建設，又要促進文化產業發展，逐步建立起照顧職能管理、社會公益服務和文化市場運營三位一體協調發展的國家文化信息服務體系。

傳媒產業需實施“走出去”戰略

文化產業發展不僅要有內需的拉動，而且也要有外需的拉動。然而，中國存在著巨大的文化貿易逆差。根據國家版權局2001年的不完全統計，我國版權貿易的輸入輸出比為10：1，在文化電子產品貿易中，由于缺乏自主知識產權，我國至今尚未擁有自己的核心標準和主打產品。而在一些西方主要國家中，以版權貿易為核心的國際文化貿易，已經成為支柱產業。實現文化產業發展從引進來向走出去的戰略轉變，不僅是推進我國文化產業結構的戰略性調整的迫切要求，而且也是克服貿易逆差的迫切需要。作為文化產業的排頭兵，傳媒產業如何利用本土資源，保持中國傳媒的國內主體地位和提高國際影響力?尹鴻認為，對于目前的中國傳媒介來說，走向國際市場至少具有4個有利條件：(1)從經濟上看，媒介的低成本使中國傳媒具有一定的市場競爭的價格優勢；(2)從文化上看，全球化環境下的東方文化提供了一種參照性的“還鄉”意義而逐漸被西方人關注，中國傳媒因而具有一定的文化優勢；(3)從地域和文化的傳統上看，中國大陸、香港、臺灣、澳門以及新加坡、馬來西亞等東南亞華語地區，日本、韓國等亞洲其他大中華文化地區，以及世界各國的華人群落等構成了一個具有共同性的接受中國傳媒的文化交流空間，中國傳媒具有市場潛力的優勢；(4)從西方傳媒來看，近年來由于片面地走上數字虛擬化、大制作、單純追求商業價值最大化的道路，傳媒的人文地位和社會公益品質都明顯下降，為其他國家傳媒文化的乘虛而入帶來了契機。面對這些顯在的和潛在的優勢，中國傳媒目前需要作5方面的努力，來開拓中國傳媒的國際空間：(1)組建經過所有制改造的具有國際營銷實力的國際性的傳媒制作發行機構，形成規模適當的符合現代企業發展規律的專業化、流水線化的國際性傳媒企業；(2)積極從國外和國內一流大學以及其他企業吸收一批能夠從事跨國經營的具有專業素質的傳媒經營管理人才；(3)從資金和政策上支持生產一批按照國際市場需要制作的媒介產品，創造“中國制造”的媒介品牌；(4)要求國產的傳媒產品在制作技術和藝術標準上而不是制作規模上與國際傳媒產品接軌；(5)積極推進傳媒的橫向整合，開發多種媒體的媒介產品，實現整合營銷。

中國廣告業增量空間巨大

與會代表不僅從宏觀上對中國文化產業的發展進行把脈，而且對具體行業的發展前景做了預測。黃升民教授(北京廣播學院廣告學系)指出，在新的世紀，中國廣告業有著不同尋常的表現：兩極分化、業務分流、競爭激化、資本參與、創意衰退、政策多歧、媒介滑坡。據國家工商總局的統計數字，2001年全國廣告經營額為794億元，增長率為11.4%。值得注意的是，4大媒體之中，報紙、電視和雜志的廣告增長率都低于平均水平。但對于中國廣告業的前景，專家們還是充滿信心。喻國明教授(中國人民大學輿論研究所)指出，從1981年1.81億元的經營額起步，到2001年達到了794.9億元，年均增速40.2%，經歷了21年增長的內地廣告市場，它的“飽和”時代還遠未到來，它的經營額還有3倍左右的增量空間。他預測，今后8年，中國內地廣告業的發展速度至少不低于12%，到2003年，市場經營額有望突破1000億大關，到2007-2008年，可能超過2000億，到2010年估計達到2609億元，3倍于2001年的水平。在未來的巨大增量空間里，報刊廣告的增勢將超過目前處在強勢的電視廣告。盡管在1983-2001年，電視廣告經營額的增速在同行中最為迅猛，年平均增長率達到51.7%，但近年來，電視廣告經營額的增速明顯放慢，1997-2001年的年平均增長率降至14.8%，低于報紙廣告的15.6%、雜志廣告的17.2%和廣播廣告的16.6%。專家們預測，報刊廣告的年平均增長率在2010年前將保持在13-14%左右。到2010年，報刊廣告經營額總量將從2001年的182.6億元達到587億元，其中報紙廣告經營額約547億元，雜志廣告經營額約40億元。喻國明還指出中國報刊廣告業未來發展的機會點：(1)從時間上看，9月、12月、4月和8月是報刊廣告投放最多的月份；(2)從地區上看，中南、華東以及華北地區是報刊廣告投放量最為密集的地區；(3)從城市看，北京是報刊廣告投放最多的城市，占整個報刊廣告投放總量的1/4，廣州、上海、深圳也是報刊廣告投放量最為集中的城市，上述4個城市的報刊廣告經營額占全國報刊廣告經營額的“半壁江山”(51%)。從增長率上看，深圳、大連、南京、廣州、青島以及哈爾濱是報刊廣告增量幅度最大的“明日之星”城市；(4)從行業上看，房地產、醫藥、計算機廣告是報刊廣告的三大支柱型行業，這3大行業廣告的投放量占報刊廣告總額的36.7%。從未來發展的潛質上看，金融保險、機動車、房地產則具有最大的增量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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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在這里是指學校的設備設施。學校要充分利用文化資源的教育優勢，讓高尚文化體現到校容校貌上，讓學校的每一個地方、每一處建筑都會“說話”，成為學校的教育之源。如學校的校門有文化感，學校的教室有育人感。在教學樓內有天井，植樹種花，搭建葡萄架，增設拉近人的心理距離的半圓形條凳，擺上石板棋盤，修建數字化小道，并將名人名言融入其中，成為溫馨的“敏行園”。在教室、辦公室的門上張貼經過篩選、增加內容簡介且放大后的圖書封面，既美化了校園，又為師生提供了新書初讀的機會，同時激發了師生借閱新書的欲望。學生享受輕松愜意的讀書與休閑時光的同時，也受到教育的熏陶。

2．賦予校園文化軟件以靈魂

軟件在這里是指一所學校的管理。我認為在學校建設與發展過程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首先要確定好獨具個性、特色鮮明辦學理念。用理念指導學校辦學，用理念做強學校特色，提升學校辦學質量和空間。我校就確定了“享受教育，夯實健康人生基礎”的辦學理念。“享受教育”是一種情懷，一種態度，一種核心價值觀，“為人的成長奠基”是學校的育人目標。它包含三層含義：一是一種感恩和創新的樸素情懷。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享受著人類智慧的結晶，在教與學的過程中感恩前人、報效當今的情懷激發而生，前人的智慧和教訓又是師生不斷創新的基礎，正所謂站在巨人的肩上思考問題、解決問題。二是一種獨到視角下的苦樂觀。享受教育的“享受”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超越職業感和任務感而共同形成的工作學習的愉悅，讓師生在教育的過程當中體會一種快樂和愉悅，反映的是一種積極向上、樂觀豁達的人生追求和精神滿足。三是一種崇高的境界修為。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將教育活動看成是實現人生價值的舞臺，教與學超越了功利成為自我實現的需要，展示著崇高的人生境界。

3．賦予學校潛件以活力

潛件，本是計算機專業語言。在這里借用潛件的本義引申為通過學校硬件和軟件的有機結合，創建學校的特色或者品牌。這里的潛件，就是打造學校的特色或者品牌。特別是布心小學要想生存和發展，必須追求個性化辦學，進而提高學校的綜合實力。要想達到個性化需要艱苦的歷程，更需要擁有學校特色。追求學校特色是現代學校改革和發展的突破口，也是學校文化的一種體現。實施素質教育應把特色建設作為突破口。要把信息技術與課程整合，提高課堂教學效率；要開發專題學習網站，深化信息技術應用；教師要運用教育博客，拓寬教育溝通渠道；要強化管理信息功能，提升學校辦學效益。以價值觀為核心的學校文化，就像空氣一樣存在于組織之中。它的存在，遠勝于有形的規范。師生的行為不可能全部用文字規范下來，只有依靠文化的力量才能實現。在制度鞭長莫及的地方，價值觀起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以校園文化建設促管理機制創新

1．管理任務職能化

學校根據管理的職能重新整合管理機構，變成教育創新中心、教研指導中心、質量監控中心、人力資源中心、安全管理中心和后勤服務中心。六大中心主任采取競聘上崗，中心成員則由主任聘選。各中心既各司其職，又互相合作，大大提高了學校管理效率，形成了一支精誠團結、友好合作的領導團隊。

2．管理重心扁平化

管理不是校長一個人的事情，大部分事情應由下面的中層和教師完成。管理權力要下放，讓教師做事有積極性。一是年級教研組長是管理的重要組織。由年級組長開展學校的各項活動，整合各種資源。二是實行崗位責任小循環，促使教師快速成長；三是實行基本合格線。在教學質量的評價中，重視合格率、增長率和優秀率。要做到所有的學生達到合格以上。校長把管理的中心下移以后，事情做得更好了，工作也更有效率了。

3．教師發展個性化

這就是以教師個人的專業成長來突出學校的辦學形象，因為教師的專業水平是學校最硬的軟件。一是成立校級工作室，以課題為抓手，激勵教師的專業成長。二是幫助教師總結成果，召開以教師名命名的研討會。通過抓好教科研，根據每個教師的特點，提出教師發展計劃，促進教師的發展與成長。

4．家校合作常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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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傳統文化在行政管理中的影響因素

1、傳統文化在行政管理思想中的反映

西方國家的行政管理制度是現代行政管理的發源地，在行政管理中注重的是時效性、制度性、規范性，具有較強的制度性和規范性，由于傳統文化的影響，中國的管理思想多是剛柔并濟，提倡傳統的仁政，同時又強調法制，用道德和法制共同來治理中國的行政事務。中國一直強調要建設和諧社會，在中國五千年的歷史長河中，中國一直是以禮待人，以禮安邦，凡事都是講究個情、理、法。講究人情是中國行政管理的一大特點，這與傳統文化中的孔孟思想有莫大關系，儒家思想提出的仁政就是讓凡事都講情理，不要追求苛刻的法律，在行政管理中有情有理。在現代中國行政管理中，工作者同樣以傳統文化中的正己化人來進行管理，管理的根據更有文化底蘊，讓管理更有人情味、更加融洽，不刻薄呆板。

2、傳統文化在行政管理目的中的體現

管理目標的設定往往是與利益直接掛鉤的，這樣就使得管理目標變得狹隘，管理目標的制定應該是要符合現代化社會發展進程的，要符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要符合人民權益保障的，同時也要符合科學發展觀的，以此來實現中國夢，讓中國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所以在制定管理目標的過程中，不能只是為了眼前的利益制定相應的管理目標。傳統文化有許多與現代中國行政管理相通的地方，尤其是儒家思想對現代中國行政管理的影響，讓行政管理目的更具人性化，不在只是可以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更多的是結合實際情況進行更適合可持續發展的管理目標制定。當管理受到法家影響時，管理目標就變得更為謹慎，具有較高的規范性，并會因為蠅頭小利而降低管理目標，堅持遵守規范性，拒絕越雷池半步。當管理目標受到道家影響時，管理目標就變得更具備道德性，堅持根據社會經濟的發展制定具有道德性的管理目標。

3、傳統文化在行政管理方式中的運用

傳統文化對中國行政管理的影響在于，傳統文化必然要與管理過程進行相融合，這是根據社會主義經濟發展要求所進行的。中國現階段社會發展過程的要求就是進行和諧社會的發展，這就相當于道家思想所提出的“無為而治”，在進行管理的過程中，將更多的實至權利下放到個人手中，這樣會更為有效的發揮各個環節的管理機制，更為有效的提高整個管理過程的能力，進而提升管理的實際效果。傳統文化中的儒家思想強調“人性可朔”人的性格都是會根據周圍的人或事物發生改變的，管理者在管理過程中運用的方式是完全可以改變一個人的性格的，所以在管理的過程中要盡可能的根據不同事件的特性進行具體的管理措施。

4、傳統文化對人民群眾的管理背景

古代選拔人才通常是通過科舉制，同時以舉孝廉、推大儒來進行國家人才選拔和召集。讓這些人才參與到國家的行政管理機構中，讓這些賢明人才發揮自己的才能服務于國家，服務于人民。兩千多年前的孔孟提出的儒家思想就是提倡“舉賢才”來治理國家，讓有德有才的人來進行國家的行政管理。傳統文化中還提倡儒家的仁政思想，治理人民群眾要合理利用道德和法制來管理人民群眾，讓人民處于一種德、法結合的社會，在這個環境下約束自己的行為，樹立正確的人格。傳統文化管理人民的背景同樣適用于今天中國的行政管理中，也為中國的行政管理提供了文化依據。借古通今是完善現代中國行政管理的有效途徑，當代中國的行政管理更應德、法相結合，在社會樹立一個充滿正確價值觀的大環境，讓人民群眾自律，有正確的價值觀。同時行政管理也要與時俱進，不斷完善法制，制度性保障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安全，保護人民的權益，最大化有利于實現民主國家。

5、傳統文化在行政管理中的負面遺留

傳統文化中也存在一些客觀問題，比如重形式，輕效率；重權利，輕人民；重等級，輕民主；在現代中國行政管理中這些情況屢見不鮮，新聞報道的釣魚執法、、效率低下、營私舞弊等。這些傳統文化負面的遺留都與中國現代行政管理相悖，在現代行政管理中要摒棄這些，學習傳統文化中好的方面，提倡德政，讓人民生活在一個和諧的社會之中，更好地發揮行政機構的效能，才是社會進步與提高人民生活質量的有效途徑。中國是世界的一員，要時刻緊跟世界的變化，同時也要在傳統文化的基礎上尋找自己的發展方向，在全球競爭日益激烈保持快速穩定的發展。

篇（8）

從國際上看，20世紀80年代以來，文化與發展日益引起世界各國的普遍關注。人們普遍認識到，經濟的發展是一個民族的文化的一部分，而脫離人或文化背景的發展是一種沒有靈魂的發展。文化作為發展的手段盡管很重要，但它最終不能降到只作為經濟發展的手段或促進者這樣一個次要的地位。發展與經濟是一個民族的文化的組成部分，發展可以最終以文化概念來定義，文化的繁榮是發展的最高目標。而文化政策則是發展政策的基本組成部分，未來世紀的文化政策必須面向和更加適應新的飛速發展的需要。

其次，當代文化創意產業的崛起，有著歷史的必然性，它代表著當代先進的社會生產力，代表著生產力未來發展的方向。

先進的社會生產力總是在先進文化的開啟和引導下向前發展的，在特定歷史時期，先進的文化對于社會生產力的解放甚至具有某種決定性的作用。人類歷史上，每一種先進的社會生產力的大發展，都是在吸納先進文化（先進的社會觀念和先進科學技術）的優秀成果之后蓬勃興起的。從本世紀五、六十年代開始，人類開始迎接第三代生產力。這就是電子時代的智能生產力。作為當代世界的先進生產力，第三代生產力建立了文化與經濟、政治，文化與科學技術交融一體的嶄新關系。它強調我們在進入小康社會后，經濟中的文化的、知識的、信息的、科技的乃至心理的因素將越來越具有重要的、主導的、甚至某種決定性的作用。

篇（9）

迄今為止，電子傳播媒介已經積累了一大批意味深長的問題：電影給人們的視覺開啟了什么？電影工業昭示了文化生產方式的哪些根本改變？城市人口每日耗費幾個小時的觀看電視節目？電視與教育、書籍以及兒童成長之間如何產生聯系？中等發達國家的電話普及率是多少？移動電話改變了哪些生活觀念？計算機聯網為金融活動帶來了什么？網絡精英是哪一代人的偶象？如何利用互聯網從事政治競選和商業信息？詳盡地搜集種種統計數據之后，人們驚訝地發現，電子傳播媒介已經進駐生活的每一個角落，并且形成一個巨大的網絡。這個網絡正在對社會的經濟、文化和行政組織產生深刻的改造。種種傳統儀式--例如，政治或者宗教聚會，師生授受的教育形式以及活躍在一個個村落的社戲--正在被電波、電纜、芯片和集成電路所摧毀。技術的力量正在清除這些文化儀式擁有的象征符號。麥克盧漢認為，媒介是人類身體的延伸；如果人類的身體因為媒介的配置而發生變異，如果人與機器的結合體正在形成某種新型的單元，那么，這種身體與機器組織的社會必將放大和引申上述的種種變異。新技術的內化與文化的轉型同時發生。一些理論家甚至主張按照生物學的原則理解機械，某些機械正在跨越生命與非生命之間的界限。馬克·波斯特認為："人類對于身體的機器復制過程已經到達這一時刻：人類正在以電腦和一般意義上的電子媒介交流系統對人腦進行一點一點的復制。一種智能性的機械身體如今已成為工業、科技和大學圈內許多人士夢寐以求之物。"這時，機械、電子技術與主體建構之間復雜的聯系必須得到正視。（1）電子傳播媒介對于主體的形成是一個無可回避的問題。這個意義上，正面提出和闡述"電子文化"這個概念已經時機成熟。相對于印刷文化和紙張的社會，電子傳播媒介是否誕生了另一種文明？如果說，種種歷史湮久的遺址和古老的典籍還如此引人注目，那么，無論如何，人們沒有理由對于即將進入的另一種文明視若無睹。

在大多數人那里，電子傳播媒介的崛起通常被視為一種進步的標志。這不僅因為電影、廣播、電視或者互聯網相繼為大眾的日常現實制造了巨大的快樂；更為重要的是，新型傳播媒介的問世往往是與進一步的民主和開放聯系在一起的。歷史證明，媒介的壟斷時常導致符號的壟斷；反之，符號的解放必然吁求媒介的解放。相對于報紙，電視顯然提供了一個遠為廣泛的公共空間。不同的性別、年齡、文化階層都可能圍繞電視形成種種共同體。電視分別被視為稱職的安慰者、孤獨者的伴侶、新聞中心或者良師益友。盡管如此，許多人仍然抱怨電視是一種單向的發射。電視仍然壟斷了信息的收集、組織、編輯、詮釋和。因此，計算機互聯網的出現再度激動了人們。許多人看到，計算機互聯網正在將這些權力歸還大眾。互聯網是無中心、無權威的。互聯網不僅最大限度地敞開了門戶，而且，互聯網的特征是大眾與傳播媒介的互動。

所以，人們對于解放之中所包含的另一些新型的隱蔽枷鎖不易察覺。人們往往忽略了，電子傳播媒介的強大功能之中存在強大的控制。的確，電視是一扇觀察世界的窗口，這扇窗口正在向人們展示無邊無際的經驗，人們仿佛從這個窗口躍入一個不同尋常的天地；然而，如果人們察覺到，如此之多的人面對的是同一扇窗口之中的相同景象，那么，人們就會意識到這個窗口隱藏的另一種威力。無論是呼吁、召喚、勸誡還是發號施令，電視的符號體系和傳播范圍都是無可匹敵的。如果說電視發射臺的部分權威來自機械的力量，那么，互聯網的無中心網絡結構--互聯網的進出路徑是分散的--同樣得到了強大的技術支持，網絡似乎是一個自由出入的空間。海關、邊防線、國界、遼闊的海域和崇山峻嶺--這些傳統的空間柵欄對于互聯網已經失效。民族國家賴以劃定的地理界限正在被漫不經心地跨越。然而，令人意外的是，技術知識和語種突然顯示了比地理位置遠為重要的意義。沒有一定軟件知識和技術的人無法在網絡之中自如地馳騁，計算機程序的編寫者已經事先指定了人們所能馳騁的范圍；另一方面，英語是網絡空間的通行語種--不諳英語的人進入網絡之后常常空手而歸。換言之，只有受過良好教育和通曉英語的人才能更多地享有網絡所提供的種種優惠。人們無法想象，一個文盲可以利用網絡制造不凡的機遇。這個意義上，網絡提供的自由是以享有某些社會條件為前提。這即是另一種新型的限制。因此，在我看來，必須在雙重視域之中考察電子傳播媒介的意義：電子傳播媒介的誕生既帶來了一種解放，又制造了一種控制；既預示了一種潛在的民主，又剝奪了某些自由；既展開了一個新的地平線，又限定了新的活動區域--雙重視域的意義在于，人們的考察既包含了肯定，又提出了批判；既充當伯明翰學派的子弟，又扮演法蘭克福學派的傳人。也許，人們沒有必要急于確定一個結論，一個肯定或者否定電子傳播媒介的評價。人們需要的是分析和展開，從而看到哪些方面呈現為一種解放，哪些方面又呈現為一種控制。許多時候，電子傳播媒介考察的雙重視域幾乎同時開啟。如同人們意識到的那樣，多數電子傳播媒介不是逐漸從民主轉向保守，從開放轉向封閉，或者將局部的微型解放納入總體性的權威體系；在我看來，二者之間基本不存在某種辯證的轉換。電子傳播媒介的解放和控制幾乎是同時發生的，解放和控制均與電子傳播媒介的技術特征聯系在一起。電視是一個眾所周知的例子。如果電視臺沒有如此強大的發射功率，電視又怎么能得到如此之多觀眾的擁戴？另一方面，如果電視臺運行的費用不是如此之高，廣告商又怎么能如此規模地包攬文化權力，裁定電視節目的趣味，甚至充當唯一的裁決？

這提示人們充分地關注電子傳播媒介的性質。這時，人們迅速地想到了麥克盧漢的著名論點：媒介即信息。媒介傳播什么內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媒介的性質所傳送的信息。機械的意義不在于機械本身，而在于機械如何為人類所使用。麥克盧漢在這個意義上反復地闡述了印刷術與電子傳播媒介的意義，例如，"電力時代生活中的新結構和新形貌，越來越多地與機械時代陳舊、線性和切割的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相沖突。"電子傳播媒介甚至改變了傳統的擴張式社會組織模式而產生了彼此糾纏和相互擁擠的內向性"爆炸"。（2）所以，技術程序的意義是決定性的，不同的傳播媒介將會改變既有的信息。鮑德里拉形象地闡釋了麥克盧漢的觀點："鐵路帶來的’信息’，并非它運送的煤炭或旅客，而是一種世界觀、一種新的結合狀態，等等。電視帶來的’信息’，并非它傳送的畫面，而是它造成的新的關系和感知模式、家庭和集團傳統結構的改變。"（3）

雖然麥克盧漢的論點曾經遭受異議，但是，媒介的性質具有不可低估的意義--人們至少必須意識到電子傳播媒介與葛蘭西所說的文化霸權之間的關系。所以，J·希利斯·米勒在麥克盧漢論點之上進一步說："媒體的變化將改變信息。換個方式說，’媒體就是意識形態’。"J·希利斯·米勒認為，阿爾都塞所說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包括了出版、無線電和電視等大眾傳播媒介。"新的電傳技術現在生產出用以取代所有這些的新形式。這些新媒體--電影、電視、因特網--并不僅僅是以未被改變的形式傳播意識形態或真實內容的被改動的母體。它們構成它們所’輸送’的內容，并任意把那個’內容’改造成該媒體本身所強加的信息的表達。"（4）J·希利斯·米勒察覺到，電子傳播媒介不僅決定性地改變了日常生活的肌理，而且大規模侵入政治生活、社區生活和社會生活。"對于現代性和后現代性、民族主義和國際主義、抵制全球金融資本主義霸權的各種手段、意識形態、大學、性別、種族和階級等所有那些問題都由于我的這樣一個信念而曲折地表達出來，即新傳媒技術是所有這些領域的決定性因素。"

J·希利斯·米勒解釋說，衡量電子技術的巨大突破決非僅僅局限于科學范疇。盡管發明者并沒有蓄意地制造某種社會變革，或者預見這些發明的后果，但是，這些發明還是制造了一次深刻的文化斷裂。J·希利斯·米勒贊同地引述了德里達的觀點：電子傳播媒介終結了傳統的文學、哲學、精神分析學甚至愛情信件。他們認為，上述學科均是與印刷文明乃至民族國家觀念、言論自由的權利結合在一起的。電子傳播媒介正在刷新這一切。德里達甚至斷言，政治制度退居第二位。民族國家的地位沒落了。電子傳播媒介侵入家庭和民族，混淆了種種內與外的界限。個體、自我、隱私、家庭、工作地點、大學等等無不隨之改觀。更為嚴重的是，"它們也威脅到我們的這樣一個假定，即政治行動基于某一特定的地域，具有明確邊界、種族和文化統一性的一個特定民族國家。"J·希利斯·米勒總結說，"民族國家自治性的衰落或削弱，新的電子社區在電腦空間中的發展，具有新的人類感性的一代人的可能產生--這是新的電傳制度產生的三個結果。"有趣的是，J·希利斯·米勒并未像許多思想家那樣對于電子技術的未來憂心忡忡；他期望電子傳播媒介的開放性可能產生新的革命性聯合--因為"新電傳技術可能是資本主義創造的，但這種技術超越了創造者而具備了自己的力量和生命。"相對于印刷文明，某些權威可能因為電子傳播媒介的啟用而得到了千百倍的擴大；但是，這不等于說接受主體的能動性完全消失。人們無寧說，這是一個未確定的因而也充滿了創造可能的新型空間--只有意識到這一點，人們才會充分意識到隱藏于大眾之間的潛力。

傳播媒介與文化類型之間的歷史呼應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麥克盧漢認為，石頭是穿越縱向時間、粘合許多時代的媒介，紙張卻傾向于聯結橫向的空間，建立政治帝國或者娛樂帝國。（5）的確，新舊石器時代與青銅器時代的文化風格不得不追溯至傳播媒介的性質與構造。結繩紀事不可能產生微積分，長篇小說不會銘寫于甲骨或者竹簡之上，機械復制技術的成熟徹底滌除了藝術周圍神秘的崇拜氣氛，互聯網絡對于傳統的作者與版權等概念提出了重大的挑戰。谷騰堡發明的印刷術如何徹底地撼動了宗教、政治、科學和文學，印刷文明與現代民族國家的形成具有哪些聯系，法律、規章制度和特定的民族意識形態如何利用印刷機器得到不斷強化，這是許多人倍感興趣的題目。巍峨的皇宮、朝廷奏議、烽火傳訊、旌旗獵獵--這些歷史景象與電視機里的競選政治、電子信息組織的立體戰爭分別屬于不同的文明。如果說，寓所之中的家庭是一個傳統的社會空間，那么，這個社會空間正在遭受電子傳播媒介--從電話、電視到計算機網絡--的徹底改造。從信息的攫取、購物形式到身體的快樂，一系列變異或顯或隱地陸續發生。一切都在證實，傳播媒介不僅是文化生產與文化傳播的工具，同時，傳播媒介還決定了文化的類型、風格以及作用于社會現實的方式和范圍。

如同歷史揭示的那樣，早期的統治階級控制傳播媒介的主要目的在于壟斷文化和知識，生產維護主導權威的意識形態，并且造就一支加固政治秩序和經濟秩序的文化衛士--巫師、史官、僧侶以及一大批騷人墨客無不程度不同地從屬于這一支龐大的隊伍。近現代社會，尤其是大眾傳播媒介崛起之后，商業與市場經濟愈來愈多地介入傳播媒介的爭奪戰。從報紙、平裝書到電視、計算機互聯網，文化的生產能力、生產規模和傳播范圍日益強大，文化的成分與功能也日益復雜。經濟基礎、上層建筑和意識形態之間形成的地形圖之中，文化是被決定的；文化如同經濟活動以及政治活動的副現象。但是，電子傳播媒介的運行至少表明，文化的"反作用"--文化對于社會的組織和控制--功能急劇地增強。全球化時代的形成可以部分地視為電子傳播媒介的杰作。許多時候，電子技術的勝利怎么估價都不過分。當然，這并非主張文化決定論或者技術至上，但是，人們不得不看到，印刷文明所形成的"文化"、"經濟""政治"等一系列傳統范疇正在遭到瓦解和重組。電子傳播媒介時代，文化與經濟之間的邊界開始消失，文化生產本身正在成為最為強盛的經濟產業之一。電視的影像生產產生了巨額的利潤，眾多網站競相涌向股市，這一切無不暗示了電子傳播媒介、文化生產與經濟的共謀關系。電子傳播媒介所傳播的內容是一種"文化"，電子傳播媒介的運作方式是一種相當典型的經濟活動。許多時候，電子傳播媒介充分證實了阿多諾對于文化工業的闡述："文化工業的全部實踐就在于把裸的贏利動機投放到各種文化形式上。甚至自從這些文化形式一開始作為商品為它們的作者在市場上謀生存的時候起，它們就或多或少已經擁有了這種性質。但是，在那時，它們對利潤的追求只是間接的，仍不失它們的自治本質。文化工業帶來的新東西是在它的最典型的產品中直截了當地、毋庸喬裝地把對于效用的精確的和徹底的算計放在首位。"（6）雖然文化、商品、經濟利潤、意識形態各個環節的并非一脈相承，但是，人們不得不承認，文化與經濟正在前所未有地交織為一體，共存共榮；文化對于物欲的抗拒意義正在縮減乃至喪失。電子傳播媒介的符號體系、機械性能、運行費用、傳播效果無一不在為文化資本與經濟資本的合作推波助瀾。對于電子傳播媒介說來，需要一門政治經濟文化學。所以，電子傳播媒介對于現實的影響、支配以至于重塑是多維度的。從個體的身份歸屬、種族文化的面貌、意識形態的建構到國民經濟總產值，電子傳播媒介正在形成某種核心。這個意義上，出現鮑德里拉式的斷言并不奇怪--現實正在變成符號的模仿。無論是反抗還是順從，這一切乃是人們深陷其中的歷史環境。

大眾傳播媒介--尤其是電子傳播媒介--是文化研究的重要區域。盡管"文化研究"的內涵仍然眾說紛紜，但是，文化研究已經時髦地成為顯學。或許，"文化研究"的概念模糊不定即是一個意味深長的現象。這表明了文化研究游離于傳統學科的程度--人們無法援引傳統學科的范疇予以界定。理查德·約翰生認為，文化研究"必須是跨學科的（有時是反學科的）。"相近的意義上，詹姆遜將文化研究稱之為"后學科"。（6）許多時候可以說，文化研究的考察不是以某一學科的疆界為活動半徑。這時，人們必須意識到問題的兩個方面：第一，文化研究之所以成為顯學，至少證明了文化研究的興盛恰逢其時。無論如何命名這個時代，人們都可以發現，現今所遇到的問題是綜合性的。例如，電子傳播媒介的考察必須聯合文學、符號學、社會學、經濟學、傳播學，如此等等。換言之，傳統的學科地圖已經無法分配和有效地處理這些問題，文化研究是一種以問題為中心的描述與分析。盡管跨學科的分析也將產生另一些后繼的疑問，但是，至少在目前，文化研究顯示了突破學科疆域之后的巨大活力。從考察的對象到考察問題的方式，許多文化研究因為拋開了陳陳相因的程式而富于開創性。其次，文化研究成為顯學之后的一個危險是被重新體制化。人們可能重新設立某些文化研究的規章和模式，予以定型，從而為大學或者研究機構再度增添一個新的學科。表面上，學科提供了某種理論框架與學術規范；然而，這一切是知識生產、分類、占有與分配所形成的后果。所以，學科時常有意地呈現了什么，聚焦了什么，或者隱藏了什么，掩蓋了什么--學科的所聲稱的"普遍真理"并非如此地普遍。在我看來，跨學科的意義不在于設立一個超級大型學科，跨學科的意義在于解除既有學科的遮蔽，開啟傳統學科框架背后的盲區。對于文化研究說來，拒絕體制化--拒絕重新演變為一個固定學科--的動力源于日常現實的啟示。日常現實的壓力時常使學科的框架搖搖欲墜。文化研究拋開了精英主義、經院主義的習氣，文化研究不再依據某個學科的傳統版圖--例如，文學，歷史或者經濟學--指定一個超凡的獨立舞臺，這包含了回歸日常現實的企圖。考察電子傳播媒介的時候，我所搜集的許多材料來自《參考消息》、《南方周末》等日常讀物。它們的確不是經典，但是，它們是一個有力的說明--說明電子傳播媒介已經多大程度地演變為日常現實的組成部分。當然，回歸日常現實決不是撤消理論分析的另一種說法。犀利的理論分析往往是學科給予的不可放棄的遺產。文化研究必須保持日常現實與理論分析之間的強大張力。從歷史性演變的描述到有線電視頻道某一個黃金時段的娛樂節目，從符號學的闡述到計算機網絡虛擬生存的經驗，大理論與日常現實的結合無疑是文化研究引人入勝的風格之一。

注釋：

（1）參見馬克-波斯特《第二媒介時代》，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12、192、23、24頁

（2）《麥克盧漢精粹》，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248，259頁

（3）波德里亞《消費社會》，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132頁

（4）J·希利斯·米勒《現代性、后現代性與新技術制度》，《文藝研究》2000年5期，以下J·希利斯·米勒的引文均出于此文

篇（10）

本質上講，企業文化與企業經濟發展并不矛盾，兩者都是為了企業取得更大發展。但現階段而言，很多企業認識不到文化建設的重要性，認為只是對于企業形象有作用，而對經濟發展則沒有推動作用，將企業文化孤立于經濟發展之外空談建設。

1.2企業文化存在口號化問題

企業文化并不等于口號，但很多企業卻只是讓企業文化流于各種口號，甚至僅將企業文化局限于此，而并沒有認識到真正的企業文化，應該將企業發展精深融入到員工心中，起到實質性的激勵作用。

1.3企業文化趨向于娛樂化與表象化

相當一部分的企業，認為企業文化，就是組織員工進行各類文體活動，企業貌似很和諧，這樣表面看起來也很有面子。在一些極端企業，甚至將員工每月進行文體活動的次數納入到企業文化建設考核中來。而這實際上是對企業文化的誤解。只是將企業文化進行外在的、表層化的簡單包裝處理。遠遠沒有深入到企業文化的內涵中。

1.4企業文化缺乏活力

還有個別企業，走企業文化的極端路線。將對員工的軍事化管理視為企業文化的創辦方式，從而使企業內部嚴要求、嚴紀律，這給員工的工作帶來很大的限制，使得企業文化僵化，毫無生機和創新能力可言。

2企業管理中企業文化的創建與定位策略

2.1明確企業文化建設的方向

建立和確定公司文化是企業管理的重點，其中的兩個關鍵點為：一、創建特色型的公司文化要以公司發展策略和所處行業的特征為出發點；二、以公司歷史為根本立足點，展示出公司的文化積累，給人以親切感。所以，建立健全公司文化必須有一個過程，在公司文化共同的目標下，鼓勵員工積極參與到文化建設中來。例如從資源充分利用的角度、公司競爭能力提升的角度、企業當前存在的好的風氣和氛圍的角度以及管理等方面的角度，以問卷等形式對員工做開放性考察，然后對員工的答卷做分類整理，有專門人員根據其內容做分類，最后總結出適合公司文化發展的最終目標。

2.2明確價值觀在組織中的重要作用

一個公司文化的關鍵就是該組織的價值觀，它是一個公司員工價值觀的總方向。一個組織的價值觀建立的關鍵在與問卷中所體現出來的員工共同的認知。然后，以此為出發點，在公司管理人員對企業文化的建立與發展的觀點的指導下，總結整理問卷中員工的觀點，從而使公司文化創建的高度。內容理論性的高度與該公司的具體情況相適應，最后是企業的集體價值觀能夠概括全面、簡單清楚、易于接受。最后為了進一步促進價值觀的完整和加強員工對該價值觀的認知接收，加強思想的凝聚力，穩固該價值觀的關鍵地位，鼓勵員工積極參與到對該價值觀的討論中也是非常有效的手段之一。

2.3抑制相異的文化傳播

公司領導在關注公司文化的同時，還要加強對員工與企業組織價值取向和價值觀不符合，甚至相背離的自身行為習慣與個人價值觀的關注，所以，對與企業價值觀相一致、相符合的員工個人價值觀要加以引導提升，對其其他員工的價值觀要綜合分析，與企業價值觀相背離的價值觀則要加以引導改正，可以通過培訓教育等方式，使其放棄不正確的價值觀而接受企業組織的價值觀。

2.4強化企業文化的傳播

執行是理論的關鍵所在，所以能夠讓員工將一個企業所宣傳的文化成為其個人的價值觀并形成以此為標準的行為習慣，關鍵在于執行。專題性的文化活動和企業內部的教育培訓是其文化宣傳的主要形式。其中前者主要有年會和表揚大會等公司性質的活動，后者則分為在崗和崗前兩種不同培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