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進美國文化論文匯總十篇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走進美國文化論文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一、文化負載詞與美劇 

    “文化負載詞(cultural-loadedwords)是指標志某種文化有事物的詞、詞組和習語。這些詞匯反映了特定民族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逐漸積累的、有別于其他民族的、獨特的活動方式。” 由于負載著特殊的民族文化內涵,文化詞匯往往構成了作為跨文化交際行為的翻譯中的難點,甚至成為信息傳遞的障礙。 

    美劇是中國人對美國電視劇集的簡稱。從最早拍攝于1970年的《大西洋底來的人》到《加里森敢死隊》和《成長的煩惱》再到熱播的《越獄》、《別對我說謊》等,所有這些讓我們走進美國,走進美國家庭,淋漓盡致的全方位的體驗美國文化。現在收看美劇的觀眾大多數是70年代和80年代出生的人,這些年輕人受教育程度高,能夠較為積極的接受西方文化,加上互聯網技術的成熟,網上在線觀看更是觀看美劇的主要方式。因此字幕譯文對欣賞美劇至關重要,觀眾通過字幕譯文就可以真實了解和感受劇中原汁原味的內容和情調。 

    本文根據《絕望主婦》第一季的字幕譯文,分析劇中蘊含的獨特美式文化內涵,探討美劇字幕譯文是否有效的把這類文化負載詞傳遞給目的語觀眾,并歸納了文化負載詞的翻譯策略。 

    二、目的論 

    目的論是20世紀70年代開始盛行的功能主義的基本原理。根據費米爾創立的翻譯目的論,翻譯方法和翻譯策略必須有譯文預期目的或功能決定。所有翻譯遵循的首要原則就是目的原則。譯文必須能讓接受者理解,并在目的語文化以及使用譯文的交際環境中有意義。而《絕望主婦》這部系列劇的播出具有明顯的目的性,要達到較高收視率,進而贏得巨大的商業利潤,就必須借助精彩的字幕譯文。由此,目的論的觀點與字幕翻譯的關系就十分緊密。目的論的基本觀點如下: 

    翻譯并不是一個轉碼過程,而是人類一種具體形式的行動。凡行動皆有目的,一次翻譯亦由目的支配。在任何一項翻譯行動開始之前,必須首先弄清楚它的目的是什么,否則無法進行翻譯。 

    在目的理論的支配下,翻譯的立足點在目標讀者和翻譯任務委托者身上,特別是放在目標文本他們所屬文化中的功能上,譯者必須根據目標文本在目標文化中所要承擔的功能來決定在翻譯中應當采用何種方法和策略。 

    從譯者的特定目的來說,源文本是翻譯委托的一個組成因素,也是影響最終譯品形成的諸多因素的基礎,但源文本在翻譯中占據何種地位,它必須由譯者這個專家決定,而譯者做出決定時的關鍵因素則是特定情境中的交際目的,而不是源文本本身的地位。 

    三、字幕文化負載詞的具體翻譯方法(以《絕望主婦》中文字幕為例) 

    (一)直譯 

    直譯是既保持原文內容、又保持原文形式的翻譯方法或翻譯文字。采用這種方法,原語中的文化負載詞就會原封不動的移入到目的語中,原語的文化內涵便得以保持。 

    例1:Lynette: I know someone who knows someone who knows an elf,and if any of you acts up, so help me, I will call Santa, and I will tell him you want socks for Christmas.You willing to risk that? 

    譯文:我認識個朋友,她的朋友里有人認識一個小惡魔。所以,今天如果你們誰搗蛋,我馬上打電話給圣誕老人,我會告訴他,你們圣誕節只要短襪就可以了! 

    這句活出現在第一季第一集中,Lynette帶著自己調皮的兒子參加Mary的葬禮,為了能讓兒子表現好一點,以至于不讓她在眾人面前丟臉,她利用圣誕老人來嚇唬她兒子。Santa這里是指圣誕老人的意思,現在中國人對這個詞已經不陌生了,所以直譯為“圣誕老人”不會給觀眾帶來理解上的困難。 

    例2:Lynette:Yes, Renee was always the one with the fashion sense. Before I met her, I’d never even heard of Gucci or Prada…Or Chlamydia. 

    譯文:雷尼是非常有時尚感的,認識她之前,我都沒聽說過古琦和普拉達這些奢侈品牌…哦,還有整容后的衣原體感染我也沒聽過。 

    Renee和Lynette是大學的好朋友,她嫁給了棒球運動員,她最得意的一件事就是在Lynette面前炫耀自己,而Lynette也不甘示弱,總是挖苦她。這句話是Lynette向自己的朋友介紹Renee時說的,“古琦”和“普拉達”這些都是時尚的奢侈品牌,現在中國人也都比較熟悉這些品牌,所以這里直譯就可以了。 

    (二)意譯 

    當原語文化和目的語文化中的概念意義和文化意義不同或者有沖突的時候,某些文化負載詞的翻譯就出現了困難。這時譯者必須要優先選擇文化意義,優先完成文化意義的傳遞。意譯能夠完成功能對等。在美劇中,大量的口頭俚語和文化負載詞都可以通過意譯產生預期效果,并符合口語表達習慣。 

    例3:Bree:Change in behavior is a warning sign and you have been as fresh as paint for the last six months. 

    譯文: 怪異的行為是一種信號,之前半年都還正常。 

    在這個句子中,譯者對as fresh as paint這個短語進行了意譯。如果直譯為“之前半年像油漆一樣新鮮”就會讓觀眾莫名其妙了,這樣的意譯比較符合漢語的表達習慣,讓人一目了然。 

    例4:She didn’t cook much while moving up the corporate ladder. She didn’t have time. 

    譯文:然而在她事業蒸蒸日上的那段時間,她很少下廚,因為她沒有時間。 

    這個句子中出現了move up the corporate ladder,譯為“事業蒸蒸日上”。能夠形象的說明Lynette的職業生涯情況。如果直譯為“爬上……梯子”,那效果全無。 

    例5:Guess we found the skeleton in her closet. 

    譯文:看看我們能不能在她的衣櫥里發現什么? 

    這句中,“skeleton in one’s closet”就表示一個人要“極力掩蓋的丑事、秘密”。Susan等四位主婦按照當地習俗在好朋友Mary Alice的葬禮之后為其整理衣物,無意中發現了一封信。她們四個與Mary的關系非常親密,“丑事”這個詞帶有貶義,不能用在好朋友之間。但是在譯文中的“發現什么”無法表達“skeleton in one’s closet”這個短語想要表達的含義。建議譯為:看看我們能發現什么秘密不?

    (三)替換 

    如果原語與目的語的文化差異太大,直譯與意譯都不能充分或者有效的達到預期效果,影響觀眾欣賞作品,譯者可以選用目的語中類似的表達方式來代替原語。 

    例6:Bree:This is half the reason I joined the NRA. Well, when Rex started going to those medical conferences, I want it in the back of his mind that he had a loving wife at home with a loaded Smith & Wesson. 

篇（2）

一、美國自然文學的概念

自然文學就其字面理解，無非是以自然為主題進行寫作。但這一概念本身的內涵卻十分豐富。它是在美國特殊的自然和人文背景下產生的一種文學。自然文學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為它的新穎和獨特。從形式上看，它屬于非小說的散文文學，主要以散文、日記等形式出現。從內容上來看，它主要思索人類與自然的關系。簡而言之，美國的自然文學最典型的表達方式是以第一人稱為主，以寫實的方式來描述作者由文明世界走進自然環境那種身體和精神的體驗。

美國自然文學的意義在于它的創新。在西方文明的傳統中，人們總是傾向于把精神與物質、自我與環境、人與自然分隔開來，區別對待。而美國自然文學的發展動力則是要將精神與物質、自我與環境、人與自然融為一體。它由最初純粹的自然史，到將文學揉進自然史；由早期的以探索自然與個人的思想行為為主的自然散記，到當代主張人類與自然共生存的自然文學。我們可以說，從美國自然文學的發展趨勢中，我們看到了人類文明的進化過程。

二、美國自然文學的發展

自然文學作為一個概念產生于現代，可它卻是在一個相當漫長的歷史過程中形成的，并有其歷史淵源。

17世紀的約翰?史密斯的《新英格蘭記》和威廉?布雷德福德的《普利茅斯開發史》都是以描述性的散文體寫就，其語言清新簡樸，充滿了生機與活力，為日后的自然文學獨特的文體奠定了基礎。

18世紀的喬納森?愛德華茲在他的《自傳》和另一部《圣物的影像》中大膽地將內心的精神體驗與外界的自然景物融為一體，以比喻的手法，表明上帝把整個物質世界造成了“精神世界的影子”。18世紀另一位有影響的人物威廉?巴特姆，被成為美國“第一位在歐美大陸的文學界獲得聲譽的人”。他的代表作《旅行筆記》不僅反映出作者作為一個自然之人的哲學思想，而且對歐洲的浪漫主義產生了影響。人們通常認為，自然散文只是到了18世紀末才成為一種獨特文體，它以巴特姆的《旅行筆記》的問世，作為自己趨于成型的標志。

到了19世紀，隨著諸如托馬斯?科爾的《論美國風景的散文》、拉爾夫?沃爾多?愛默生的《論自然》等作品的問世，美國作家才開始把新大陸的風景作為文學和藝術的源泉。在此之前，美國的作家與藝術家往往是把目光投向歐洲大陸，去尋求文學藝術創作的文化根基。科爾在《散文》中得出的結論是：美國的聯系不是著眼于過去、現在和未來。如果說歐洲代表著文化，那么美國則代表著自然。生長在自然之國的美國人，應當從自然中尋求文化藝術的源泉。正是基于這種思想，科爾創建了美國哈德遜河畫派，提出了“以大自然為畫布”的宣言，吸引了一批被愛默生稱為有著“新的眼光”的大自然的畫家。后來，這個畫派的作品與美國自然文學起到了相輔相成的作用。

長期以來，愛默生的精神及其人文思想一直是美國文化及文學的研究重點。但是目前在國內，將“愛默生與自然”作為主題進行挖掘與探討的人并不多。其實，無論從愛默生所信奉的超驗主義及其著作，還是從其生活和日記中，都不難看出他對自然的特殊情感與密切聯系。就愛默生的著作而言，他的第一部作品便是《論自然》。他改良了愛德華茲的觀點，明確指出“自然是精神之象征”。

亨利?大衛?梭羅的《瓦爾登湖》曾于1985年在《美國遺產》雜志上所列的“十本構成美國人性格的書”中位居榜首。他被視為美國文化的偶像，美國最有影響力的自然作家。他的精神被視為美國文化的遺產。而《瓦爾登湖》也成為眾多梭羅追隨者向往圣地和效仿的原型。人們通常把梭羅視為愛默生的“圣徒”。從二者在自然文學中的作用而言，他們有著相似的靈魂。從現代的眼光看，梭羅在美國自然文學中所起的作用似乎比愛默生更勝一籌。梭羅不僅把愛默生的理論付諸實踐，而且比愛默生超前一步。他預見到工業文明與自然之間的矛盾，提出了“只有在荒野中才能保護這個世界”的觀點。

美國自然文學在20世紀有了新的發展。20世紀之前的自然文學有著濃郁的理想主義色彩，其作者對自然持樂觀進取的態度，希望從中尋求個性的解放，文化的根源和精神的升華，但是他們的思索與寫作的著眼點仍限于自然與自我或自然與個人的思想行為范疇。只是到了20世紀，隨著諸如約翰?巴勒斯、約翰?繆爾以及瑪麗?奧斯汀等跨世紀自然文學作家的出現，自然文學才展開了一個更為廣闊的前景。這時的自然文學開始展示的是自然與人類的關系，人類與生態的和諧。

從廣度上，20世紀的自然文學已經不再局限于美國的東海岸，而是覆蓋了幾乎整個美國本土。隨著奧斯汀、迪拉德和威廉斯等女作家的出現，原來以男人為主導的自然文學領域開始有了女性的聲音。這種以不同的地域為背景，用不同的聲音來描述自然的狀況，使得美國自然文學形成了一種多維的組合，因此而顯得多姿多彩，生動活潑。從深度而言，由于20世紀的自然文學作家大多掌握了自然科學和人類生態學的知識，他們無疑獲得了比他們前輩更深刻的洞察力。奧爾多?利奧波德在威斯康星州一個被人遺棄的農場里，提出了“土地倫理”的概念，呼吁人們培養一種“生態良心”。愛德華?艾比在沒有人煙的西部沙漠中，提出了人類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新模式：對立――妥協――平衡。特里?T?威廉斯則在鹽湖邊，呼吁人們視荒野為一種情感，像熱愛一個人那樣去熱愛荒野。在當代自然文學作家的心目中，人與自然已不再是“我和它”的關系，而是“我和你”的關系。他們認為已經沒有一個單純的自我，而只有與所生存的生態環境融為一體的自我，他們所信奉的已不再是“優勝劣汰”，而是“共生主義”。

三、總結

總之，自然文學是以文學的形式，喚起人們與生態環境和諧共存的意識，激勵人們去尋求一種高尚壯美的精神境界。在美學上，它展現了中自然清新、別具一格的審美取向。探索這一領域，將會像當初歐洲移民發現新大陸一樣，令人在一個又一個新奇發現中激動不已。

參考文獻：

[1]亨利?納什?史密斯.處女地[M].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1.

[2]安妮?迪拉德著.余幼珊譯.溪畔天問[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篇（3）

    美國中國學家奚密沒有把“歸化”與“異化”對立起來,或者說,她放棄執著糾纏于兩者誰是誰非,努力調和兩者的緊張關系,提出了“選擇性的親和”的理想方案。她在《現代漢詩:翻譯與可譯性》里說“,可譯的中國”必須到“選擇性的契合”或者說“選擇性的親和”里尋找。以現代漢詩為例,她說,首先,譯者與其翻譯作品之間最明顯的契合是它的“新”,即“高度原創性的前衛作品”;其次就是讀者、作家、詩人、翻譯家與中國現當代文學建立廣泛的、在知性與美學共鳴基礎上的“接觸”。她的結論是,“翻譯既不是對‘同’的確認,也不是對‘異’的追求。它是相遇,是親和,是一種開啟新世界的方法”。④其實,不管是談“歸化”,還是談“異化”,還是談“選擇性的親和”,它們還都只是在封閉的純翻譯學的“小天地”里討論中國現當代文學域外傳播這一“綜合工程”的“大問題”。其視野的狹窄,觀念的陳舊,顯而易見。也就是說,傳統翻譯學理論已經解釋不了,也解決不了中國現當代文學域外傳播這一龐雜的問題。我們首先有必要走出以上那些認識上的誤區和盲區。從“譯介學”的視角,分析制約中國現當代文學“走出去”的綜合因素。與傳統翻譯研究不同的是,譯介學“它以文學譯介為基本研究對象,由此展開文學傳播、接受、影響等方面的研究”。⑤這是上個世紀70-80年代西方興起的“文化轉向”在翻譯研究領域所取得的一個成果。它突破了純粹的語言學研究視野,“轉而討論跨越語言界限的文本生產所涉及的諸多因素”;⑥也就是說,它不再追究“應該如何翻譯?”、“什么是好的翻譯?”、“翻譯的原則是什么”諸如此類的老生常談的問題,而是“把重點放在了一種描述性的方法是,去探索‘譯本在做什么?它們怎樣在世上流通并引起反響?”。⑦

    美國華盛頓大學伯佑銘教授認為,“中國國際綜合實力、意識形態差異、影視傳播、作家交流、學術推動、中國當代文學的地域風情、民俗特色、傳統與時代內容,以及獨特文學經驗和達到的藝術水平等,都是推動當代文學海外傳播的重要原因”。⑧質言之,中國現當代文學域傳播,不僅僅是如何翻譯,翻譯得好不好的問題,而是要綜合考慮傳播和接受過程中內因和外因等方方面面的問題。諸多文本之外的影響中國現當代文學域外傳播的因素中,首當其沖的是,傳媒的介入和推動。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的電影化、電視劇化助力了它的域外傳播,比如,電影《紅高粱》、《人到中年》、《活著》、《邊走邊唱》(《命若琴弦》)、《大紅燈籠高高掛》(《妻妾成群》)和電視劇《從森林里來的孩子》(張潔)等。談到自己的作品在國外的影響,莫言說,客觀地講,有張藝謀的功勞在里面。1987年,《紅高粱》在德國得了金熊獎,很多人先是看了電影然后找小說、找作家。80年代末,早一點被翻譯出去的作家都沾了張藝謀的光,他的電影開路,后面的小說跟上去。⑨這一點是不能否定的。但是,我們并不能因此就把電影、電視劇的助力強調到極點。其實真正能持續影響讀者的還是小說本身的魅力,像莫言的《酒國》、《豐乳肥臀》、《生死疲勞》等作品并沒有被拍成電影或電視劇,但它們在域外的影響不比《紅高粱》低。尤其是近年來,域外翻譯家、出版社和經紀人開始摒棄意識形態、文化隔膜和流行“跟風”,理性化地、審美地關注中國的作家和中國的文學。比如,葛浩文對畢飛宇、蘇童等作家作品的翻譯就是例證。此外,中國外文局外文出版社與香港中文大學、臺灣國立大學合作正在建設中的中文翻譯網站“譯道”,專為翻譯提供中國文學作品的作者和譯者介紹以及翻譯時間等信息,可以用中英文進行查詢。它將大大便利于中國文學的對外翻譯與研究,等等。在中國文化“走出去”戰略之大背景下,政府著力推動中國現當代文學的對外譯介和對外宣傳。中國作家協會開展的與文學對外譯介相關的工作有:一是中國作家百部精品工程,由中國作協組織推薦作品,如果國內外翻譯家有興趣,可以補助翻譯出版費用;二是國家圖書推廣計劃的工程,中國作協也接受漢學家、翻譯家的申請;三是互譯出版,中國作協與某個國家或當地文學組織相互出版文學作品,具體作品由雙方商議決定,方式是各負其責;四是到目前為止,中國作協資助在域外出版的當代中國小說選有:俄文版4卷、英文版5卷、波蘭版3卷、韓文版1卷、捷克版1卷、德文版1卷,涉及100位中國當代作家的中短篇小說;五是從2009年起中國作協在境內舉辦了中美、中法、中德、中西、中意、中澳、中日韓論壇活動。國務院新聞辦每年都會提出“對外譯介推薦書目”。由國務院新聞辦主導的“中國圖書對外推廣計劃”和“中國文化著作翻譯出版工程”也加大了支持中國作家和作品的創作推廣力度:2006年“中國圖書對外推廣計劃”正式實施,通過資助翻譯費用鼓勵國外出版機構翻譯出版中國圖書的計劃;2009年“中國文化著作翻譯出版工程”啟動,以資助系列圖書為主,不僅資助翻譯費,同時資助出版費用和推廣費用。2005年國家新聞出版署設立中華圖書特別貢獻獎,已有22人獲獎。2005年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設立主賓國,至今有法國、俄羅斯、德國、希臘、西班牙、印度、荷蘭、韓國等為主賓國,并在“文學之夜”等主題活動中提供中外作家交流的機會。高等教育出版社與美國老牌Springer出版社聯合推出英文版的季刊FrontiersofLiteraryStudiesinChina,先由編委會從近年來中文期刊上發表的學術論文中挑選出優秀者,翻譯成英文,然后交美方出版社定稿。在此基礎上,有人建議:一是建立“中譯外”基地,如翻譯夏令營、工作坊、翻譯研討班等;二是通過網絡形成了幾個翻譯圈子,如著名的PaperRepublic(紙上共和國)等。三是設立域外譯介獎。

    許多中國學家對中國現當代文學和文化懷有深厚而真摯的情感,有個別人為此停止乃至放棄原有的工作,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國現當代文學的對外譯介和研究中來。因此,國家新聞出版總署等相關部分應因勢利導,募集“中國現當代文學域外譯介”專項基金,獎勵那些翻譯、評論、研究中國現當代文學的國外翻譯家、圖書評論員、媒體記者和中國學家,以資鼓勵他們及時翻譯中國文學的最新力作,撰寫新書推介文章,并發表在域外主流媒體上,像當年拉美國家打開美國市場那樣。真正要使翻譯出去的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在域外得以廣泛傳播,乃至有產生深度的接受和影響,落地生根,就必須把“走出去”方略與“中國學”建構聯動起來。也就是說,鑒于目前中國現當代文學“走出去”和“中國學”建構的有限性、零散性和可能性,我們有必要進行如下的多維度思考:既要建設好中國現當代文學“走出去”工程;又要開展好中國現當代文學海外推廣活動,讓自我傳播與他者傳播相融,把文化認同與文化改寫結合,使小眾話語與大眾話語互滲,同時,要處理好本土經驗與普世價值、文化自信與文化自省、仿造性與原創性的關系;⑩還要分析外媒的相關報道;最后要研究現代文學的域外傳播史與接受史。因為悠久的漢學傳統,良好的漢學環境,以及領先的綜合國力,是中國現當代文學域外傳播的堅實基礎。像法國那樣有著深厚漢學傳統的國家,18世紀就掀起了“中國熱”,還由此催生了世界的“中國熱”。那時,法國的啟蒙思想運動是全世界的榜樣,而中國的道德哲學,乃至康熙皇帝又是法國的楷模。也就是說,經由法國,漢學在世界進入了一種良性互動的傳播軌道。正是有了這樣的氛圍,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基本上在法國都有譯介。另外,像美國這樣的世界超級大國,面對中國的崛起,在21世紀加緊了對中國的研究,而在美國譯介的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可以同時影響到整個西方國家。因此,為了使中國現當代文學更好地“走向世界”,必須把“走出去”的戰略考量與夯實“中國學”基礎結合起來予以通盤考慮,以使中國現當代文學在域外傳播得更長久,更有實效。質言之,我們需要從翻譯層面、譯介學層面、國家與社會支援層面以及中國學學科層面規劃中國文學域外傳播的戰略方案。至此,對中國現當代文學“走出去”與“中國學”建構的探討并沒有停止。在此基礎上,有的專家又作出了如下進一步的提醒。他認為,不要以為僅僅“依靠文本翻譯輸出、文學史擴容或者文學教學課程”,中國文學就能順理成章地走向世界,更不能以為中國文學走向世界就真的成了世界文學了,要“重新理解和建立關于民族文學與世界文學的新觀念”,要把中國文學作為一種世界文學來反觀自身,也就是說,只有以這種“文學外位性的普遍理解”,克服民族文學僵化的片面性和封閉性,中國文學最終“才有可能在鮮活的存在層面真正成為世界文學的有機部分”。

    簡而言之,中國現當代文學海外傳播不僅僅是淺表上的、空間上的“擴容”問題,而是深層次的、時空兼備的、靈活的“融入”問題。看來,重新梳理、反思我們現有的文學觀念、翻譯觀念和譯介學觀念,從觀念的改變著手,才不至于出現方向性錯誤,更不至于最終導致將西方文學永久放在“超經典”的光榮榜上,相應地,把中國文學始終釘在第三世界文學/弱國文學的恥辱柱上。對此,陳思和作了更為深入的反思。他說:“這時候‘走向世界’就成為文學界的一個時髦話題,這個語詞里隱含著時代的焦慮與渴望:所謂‘走向’,即意味著中國至今尚未走進‘世界’,尚未成為世界的一個成員,那么,是什么樣的‘世界’既排除了中國又制約著中國呢?(與此相伴的是當時的流行語‘落后要挨打’‘開除球籍’等,都反映了類似的時代情緒。)顯然,在現代化的全球性語境里,中國與世界的關系成為一種時間性的同向差距,中外文學關系相應地趨向于這種詮釋:中國的現代文學是在世界文學思潮的影響下形成的,中國文學惟有對世界文學樣板的模仿與追求中,才能產生世界性的意義。雖然在影響研究中也注意到民族性的關系,但所謂‘愈是民族的愈具有世界性’的格言,使用的仍然是‘世界’的標準,潛藏其背后的依然是被‘世界’承認的渴望”。

    今年,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以及此前許多現代中國作家獲得國際各級各類文學獎項后,是否意味著中國現當代文學與現代西方文學不存在“時間性的同一差距”了?是否能夠就此證明中國現當代文學與現代西方文學已然處于“空間性的同一位置”上了?說到底,有沒有一個所謂的終極的“世界文學”?有沒有一個所謂的同一性的“世界”標準?面對“中國走向世界”、“21世紀是中國的世紀”的時代呼聲,以及孔子學院在世界各地紛紛建立,有的學者認為這些現象的背后,隱藏著一系列更為深層次的問題,即中國文化走出去,到底是為了向世界解釋中國崛起的意圖?還是要另立一個足以與西方抗衡的主流文化標準?還是與西方攜手建立一個公正、和平的東西文化秩序?我想,后者才是中國文學“走出去”的理想境界。俗話說的好,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以上這些思考純屬“遠慮”或者說“愿景”。而愿景終歸是愿景,現實終歸是現實。現實是在中外文學的輸出與輸入中,我們的文學赤字驚人!如果我們暫時還達不到雙向、多向交流,那么在“走出去”不暢達的情況下,進一步“請進來”仍是必要的。這樣以退為進、攻防并舉的目的是,進一步促使中國文學與世界文學的互相聚首,尤其是讓世界文學理解中國文學,長此以往,中國文學“走出去”就順當了。也就是說,增強溝通、對話與理解,在“走出去”的同時也不要忘了“請進來”。因為,我們既在世界中,也在世界外。同

篇（4）

中圖分類號：G42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120X（2016）35-0073-02 收稿日期：2016-05-06

作者簡介：張冰潔（1980―），女，西安翻譯學院講師，西北大學碩士，研究方向：英美文學、英語教育。

對于教育來說，其關鍵在于教育質量的發生，而教育質量發生情況的好壞則在于考核的結果，因而教育考核的辦法事實上有著極為重要的引導作用。對于人文社科教育來說，無論是英語專業的學生，還是中文專業的學生，外國文學都是一個極為重要的陣地，相對于中國傳統文化中以集體主義為核心的人文精神來說，外國文學則注入了另一股血液，那就是以個人為中心的人文精神。

在新世紀的今天，中國也進入了全球化的范疇之中，人才的培養是關鍵，因而必須對西方的文化也有一個較為深入的了解，而外國文學則成為了其中較為關鍵的一個環節，自然外國文學課程的考核方式，無論是對于英語專業的學生來說，還是對于中文專業的學生來說，都是不可或缺的因素之一，而目前開設的外國文學課程有著不可避免的缺陷，那就是考核方式的陳舊與落后，導致了教育質量得不到最終的提高，有鑒于此，筆者立足外國文學教學，從中文專業的角度，來談談外國文學課程考核方式的改革。

一、以能力培育為目標的改革理論基礎

考核方式的改革，從實際上來說，并不是對一次考核的改革，而是對外國文學教育的改革，因為從考核方式的改革來說，這是不合時宜的，教育質量的發生，是一個連續而持久的過程，如果單就考核方式這個內容來改革，那無異于緣木求魚，故要從考核的基礎來先進行相應的教學改革，也就是對外國文學教育的過程進行改革，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地探討考核方式的改革。

1.文本細讀與文本闡釋綜合

對于外國文學課程的教學來說，其目標在于引導學生走進外國文學的文藝作品，而不僅僅是一個走馬觀花地對課本的傳輸，但目前存在著極為廣泛的現象即沒有文學作品的細讀環節。不可否認，現在是一個信息高度發達的時代，也正是因為這樣一個信息時代的到來，文學成為一門邊緣的藝術，對于當今的大學生來說，其文學作品的閱讀數量與教師這代人來說，有著較大的差距，眾多的大學生其外國文學作品的讀量都是極為缺乏的，而這種閱讀量的缺乏導致如果僅僅是從課本的解讀和文學理論的直面宣講來說，對他們無異于天方夜譚，因而這對于文學作品鑒賞能力的提高、審美特質的把握，就更是一種揠苗助長了，故在外國文學的教學過程中，必須有一個新的環節，那就是文本細讀。

從文學教育來說，文本細讀本來就是對文藝理論的要求，它是二十世紀九十年代興起于美國的新批評理論的一種文學主張，其主旨在于對文學作品的言外之意進行挖掘，要求批評家對于文本中的每一個詞進行批評注釋，然后從詞句的搭配等多個方面，找出隱含于文學作品之內的作者所要表達的每一個細節信息量，從而真正地達到對其作品的解讀，在這個基礎上確定文學作品的藝術價值。自然這對文學批評來說，是一個新的發展方向，從而筆者認為這對外國文學教學來說，在當下有著不可估量的借鑒意義，事實上筆者所認為的文本細讀對外國文學教學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優點：一是它可以帶領學生走向文學作品，親身研讀文本，當然這也不是對每一個學生都是切合實際的，但是可以采取分組的方法使得學生加深對文學作品的閱讀，從而在一定的基礎上增強其文學作品的感受能力；二是可以引導學生對外國文學有全新的理解，盡管這樣的文本細讀或許也只能增加其一小部分的閱讀量，但是卻能使他們對外國文學有一定的了解，甚至還可能帶動一部分人的興趣，從而培養其閱讀和學習的興趣；三是一個極為關鍵的部分，即在這個基礎上，教師能夠更好地深入作品，挖掘異域的文化內涵，提高學生的藝術審美能力，而不至于使得學生產生過于盲目的感覺。

但是對文本的細讀只是教學的一個方面，相對來說，更為重要的則是對文本的闡釋，因為文本的闡釋有助于其理論的深化，從而達到對課程的深度和意義的多層次的解讀，使得多種可能性和多種解釋出現，這才是外國文學的教學目的，對于外國文學的教學來說，不僅是一種文學的教學，而且也是對文藝理論的一種深入與闡釋，如果失去了這個高度，自然也就失去了外國文學教學的意義，從而對外國文化的了解不能實現質的提升。

2.理論與實踐結合提升其文化理解的能力

外國文學的教學，實際上是文學史的教學，而對于外國文學的本質來說，也就是文本來說，卻在一個極為次要的位置，這是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且身處信息時代的今天，文學藝術邊緣化的加劇，使得這個現象更為嚴重，因而筆者才在上文中重視起文本的細讀，但是這個細讀的過程以及與文學理論相結合的過程，依舊不能解決一個文化傳遞的過程，故必須更加深入地對文化進行理解，從而找出西方文化發展的內在脈絡，真正地完成對現代西方文學走向的理解，因此這就要求學生在老師的指導下，從文學作品入手，理解和深化對外國文學的理解，從而開闊學生的視野。

對于學生能力的形成來說，外國文學教學不僅僅在于其對外國文學的文本理解的能力，故要真正地了解外國文化，僅僅從文學文本入手是遠遠不夠的，還得了解其相關的闡釋，這也就是文藝理論家對相關文本的闡釋，從而使得學生掌握文學理論，理論知識是學生能力實踐的基礎，又是其轉化成為自己能力的一個重要的環節，從一定的程度上來說，這便是外國文學課程開設的根本意義，因而需要有相應的理論實踐過程，而這個過程綜合外國文學的特性來說，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一方面是在外國文學的文本基礎上進行二次創作，這個二次創作的過程，實際上就是要求學生在每個學期內，閱讀十到十五部外國文學作品，然后在這其中選擇學生自認為最優秀的作品進行再創作，即可以表現為讀書筆記，也可以表現為以全新的藝術形式呈現，如戲劇、評書等表現形式，從而使得學生對自己的理解有了進一步的深化，然后組織相關的讀書交流會，交流會中，將學生們的成果展現出來，或者是鼓勵理論掌握比較深入的同學進行論文的寫作，從而對其向理論性研究轉變的學術培養。

另一方面是在老師的引導下進行專業的設置轉型，對于大多數中文教育教學來說，其最為普遍的職業選擇也在于教師的培養，因而在外國文學的教育教學中，可以進行相關的解讀和講課，也就是在進行相關的教育教學內容中，教師可以組織對相關的文學教材中的文學作品進行詳細的解讀，然后再進行教育教學的比賽。

二、以能力為核心視域的外國文學課程考核方式改革思路

以能力為核心視域的外國文學課程考核，不能再與傳統方式一樣，而應是一個信息過程的傳遞和一個能力過程的傳遞，因而應注意考核思路的制訂與考核的過程性理念的加入。

1.多元化的考核方式改革思路

對于多元化的考核方式來說，則應該注重幾個方面的多樣化，首先是目標的多元化，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知識的目標。知識的目標是一個不可或缺的部分，是傳統考核方式的主要部分，不論怎樣都是不應該缺乏的。這對于外國文學教育來說是一個重要的方面，然而對于傳統的來說，卻成為了全部，故顯得不夠科學。

（2）能力的目標。能力的目標對于外國文學來說，則是最為主要的，即是一個鑒賞力的培B，主要考查學生對于外國文學文本獨立分析的能力，而這主要包含了學生分析問題能力的培養、閱讀習慣的養成，以及準確地把握文本處理的能力。

2.過程化的考核思路與理念的制訂

對于教學質量的生成來說，誠如上文所言，這是一個過程化的東西，因而這也是一個多元化思路的過程。對于外國文學的考核方式來說，可以從以下幾方面來進行改革：（1）主體的多元化，即教師不再是考核的主體，而只是一個內容的提供者，而具體的考核內容與方式的制訂，則可以是多樣化的、全面化的，例如對于內容來說，可以從文學史的角度來制訂，也可以從文本解讀的角度來說。（2）鑒賞力與能力的考核，在很大的程度上，既是一個知識信息的考核，又是上文所說的知識的考核。而鑒賞力的考核，則是一個能力的考核，對這種內容的考核來說，可以通過文章的形式表現出來，也可以通過教育教學設計以講課或者是說課的形式呈現出來。這樣的思考，是一個過程化的改革，因為從主體來說，對考核方式的思考，如果沒有在學習中進行思考，是呈現不了東西的，而鑒賞力的考核則更是一個長期形成的過程，尤其是對外國文學，這更是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的一個雙重結合，如果這兩者之間缺少了一種文化的理解，就不能有水平地表現出來，因而對于外國文學教育來說，就必須進行一個過程化的考核與過程化考核理念的加入。

參考文獻：

趙世舉.中文專業實踐教學體系的構建與時間.中國大學教育，2011，（11）.

袁文平.外國文學課程教學改革探索.中國成人教育，2007，（10）.

篇（5）

二、在古代文學課中進行大學生人文素養教育的嘗試

從古至今，文學的基本價值之一就是啟迪思想、陶冶情操。許多文學作品、文學家本身，都是非常生動形象的教育資源。可以說，文學是人文素養教育實施得最好的一塊陣地。在當代，依然是與社會密切聯系、經世致用的重要途徑。文學要更好地生存發展，還有一點是讓人們認識到自身的實用性。有人認為文學是精神領域的事，沒有多少實用性。如果深入思考，不難發現，文學的實用性就滲透在平時的點點滴滴中，從日常的口頭表達、寫文章、搞創作，到書面的語言文字、及文學作品本身所負載的思想意蘊和文化信息，幾千年積淀下來的精神營養，對人的身心時刻都產生影響。古人認為文以載道，讀書人是上知天文、下通地理、中知人事的圣人，有經天緯地之才，如《左傳•昭公二十八年》：“經天緯地曰文，照臨四方曰明”，《典論•論文》：“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文心雕龍•原道》：“故知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旁通而無滯，日用而不匱。……辭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這就是文學的大用。古人從整體觀上研究天地人的大學問，其中都有很豐富的人文內涵。不管是文學的經世致用，還是學生的學以致用，都要讓文學去用，在應用的過程中，為當代社會服務，彰顯其存在價值。在古代文學課中進行人文素養教育，形式有多種多樣。就個人的教學實踐，有幾點嘗試比較受益。

（一）靈活地應用經典教育

這種形式雖簡單，但效果最理想。中國古代文化中，有很豐富的人文資源。其中，經典教育是一個亮點。在長期的流傳過程中，形成了系統理論與方法，培育了許多通才式的杰出人物，至今，依然閃爍著智慧的光芒與人性的光輝。其培養人才的科學性和難以估量的人文功用，正被廣大民眾所認知和接受。如德慧智教育理念，就是國學名家熊春錦先生在長期深入研究民族文化和教育實踐的基礎上，通過對東西方科技文化的縱向與橫向比較分析，運用最新科學成果，從醫學人體生理學角度，提出的一套具有完整體系的教育理論和方法，是高度重視中華傳統道德文化、全面深刻培養慧智同運型人才的普適性極強的教育理念。經典是智慧的源泉，其中不僅積淀了先民的深層文化心理，而且蘊含著豐富的傳統文化信息，更是文明傳承的重要載體。朱自清先生在20世紀40年代就特別指出：“做一個有相當教育的國民，至少對于本國的經典，也有接觸的義務”。他將通曉經典提到國民義務的高度。當下，全球經濟一體化的趨勢和文化格局的多元化，更使每一個中國人有責任了解本國的文化元典，弘揚民族根文化。什么樣的文化滋養什么樣的人，經過本民族經典文化熏陶的人，氣質中透發的也是民族的思想靈魂與內在素養。具體教學中，講先秦文學時，要涉及到大量的經典著作，課堂講授之外，可以運用德慧智教育理念中的經典學習方法，如安排老師和學生定期集體學習經典（課前20-30分鐘一起誦讀經典）；或組織興趣小組，讓學生集體學習；或布置作業，讓學生課后抄寫經典（篆體或繁體）。這些環節都可與課堂講授配合進行。抄寫經典，使學生在抄寫的同時，既熟悉經典內容，又了解漢字的不同形體。中國的語言文字，并不只是單純的語言交流工具，每一個漢字都是一個小博物館，是民族發展的歷史見證。有人盛贊中國文字是一種理智信息，是慧智型文字。其中負載著古代科學知識和文化觀念的全息標志，是固化了的信息模塊。文學是一門語言的藝術，自然亦是信息的載體。通過觀察、比較這些字形及其負載的信息，從漢字的變遷中了解民族文化的思想嬗變。而且，集中精力抄寫經典，與全神貫注進行書畫創作，對人的身心具有異曲同工的效用。現代科學的進步，不可辯駁地證明了古代經典教育的科學性。腦科學研究發現，人體大腦的語言功能區，有位于前腦的布魯卡區與后腦的威爾尼克區。使用中文的人，平時主導語言功能的是布魯卡區，這一語言區與運動中樞區緊相毗鄰。接近運動區，就與運動有關，顯然，學習中文要多動口讀、動眼看、動手寫。據BBC科技報導，英國研究人員也發現，說漢語的人可能比說英語的人更多地使用大腦，因為說漢語的人講話時同時使用大腦兩邊，說英語者只使用大腦一側。人體大腦中，左腦的功能主邏輯、意識思維，右腦的功能主藝文、慧性思維，當學習使用篆體等文字形體時，無意中在開發人的右腦，有助于培養右腦的圖像思維能力。若左右腦并用，就是在開慧益智，慧智雙運。美國一些專家也感悟到，漢字有書法的節奏感、線條美，方塊漢字的“形”能傳遞豐富的理性信息，既有猜讀的可能性，又有聯想余地，更能充分均勻地使用大腦兩半球，有助于思維能力的發展。已有人提出以學習漢語來提高西方兒童的智能和老年人的康樂水平。誦讀經典時，可以應用古代經典教育的優秀方法——觀誦法，邊讀邊想經典的篆體或繁體字形，把自己的心、腦、口、手、眼、耳各個器官都動用起來，尤其要動腦用心，把經典中的每一個字真正讀進腦海里，內化于心中，心腦合一學習經典，讓經典充分發揮開啟靈感思維和深層智慧的功用，而不是有口無心，只停留在口頭耳邊，效果不明顯。這種學習，每次量小時間短，但貴在堅持，養成習慣，學習的過程本身就在培養學生做事持之以恒的毅力。“書讀百遍，其義自現”。經過經典的潛移默化和長期熏陶實踐，最明顯的變化是，學生的寫作能力都有普遍提高，基本有自己獨立思考的能力，個別學生在行為舉止和禮貌方面，一學期中，學習前后有明顯的變化。在測驗中，大部分學生都很真誠地寫了自己的學習感言，有的說學了經典之后，心胸開闊了，由原來不喜歡中文開始變得喜歡學習；有的說對民族文化有了認識，有的說自己有了責任感……總之，雖然個人深淺不同，但或多或少都有收獲。這些效果，都是讀寫經典的過程中自然產生的，與原來在課堂上理論性地強調、卻收效甚微相比，的確是截然不同。可見，觀念和方法的改變，會產生迥然有別的結果。

（二）讓學生參與教學活動

古代文學的教學中，還可以適當地布置一些內容，讓學生自己當老師來講，既提高他們的積極性，也鍛煉他們的各種能力（如查閱資料、總結概括、邏輯思辨、語言表達等），同時讓他們也切身體會到老師講課的不容易，提高學習的主動性，增進師生間的理解和交流。從學習態度方面，通過自己認真準備，真正走進作品，走進作家的世界，走進古代文化濃郁的人文氛圍中，從容地理解、實踐“與古人居、與古人謀”的學習方法，深入體會文學的內化作用，改變文學無所用的認識誤區。學生講完后，讓其他同學進行點評，看到別人長處的同時，也發現自身的不足，有助于相互促進，共同提高，從而避免自己不參與又不愿聽別人講的現象。其實，在這些過程中，可以更深入地了解每個學生的長處和優勢。從鍛煉能力方面，根據課堂實踐的情況，有些同學的確很有演講天賦、或表達才能，以及其他方面的能力，只是自己沒有意識到，或不知道如何去發揮自己的優勢來彌補自己的不足。這對老師的因材施教、以及今后的教學，都是很有益的提示和促進。從掌握知識方面，學生平時的聽講、看書、自己學習，基本上都是在接受信息，是積累輸入的過程；而講課實踐、討論發言，則是表達思想、信息輸出的過程。積累與表達，正好是一入一出，可以相互補充促進。有了一定知識儲備與積累，經過思想的加工提煉，再把它表達出來。而表達的過程，既可檢查知識的掌握情況，又可鞏固加深對知識的理解，還能鍛煉口頭語言能力。所謂“言為心聲”，即是此意。

篇（6）

1中國情結

傳播學權威拉斯韋爾提出“5W”傳播模式，五個基本要素構成傳播學研究中的五個基本內容，即傳播主體（控制分析）——訊息（內容分析）——媒介（媒介分析）——受眾（受眾分析）——效果（效果分析）。作為傳播主體的賽珍珠，以中國題材故事為訊息，通過文學作品這一媒介，傳播給西方受眾，獲得良好的傳播效果。賽珍珠在襁褓中就被父母帶到中國，在中國接受了初等教育，自孩提時代起，她就受教于前清秀才孔先生，熟知儒家的倫理觀念。她一家從未居住在秩序井然的外國租界，而是和中國普通百姓混居一起，了解熟悉中國人的生活方式。賽珍珠在廬山牯嶺生活多年，廬山上修建的儒釋道的廟宇承載中國千年的文化積淀，傳教士的背景使之具有豐富的有關中國民間生活的知識，生活環境和教育背景共同模塑出賽珍珠的中國文化特性。而其骨子里流淌的美國血液，來自家庭的西方文化熏陶以及在美所受的高等教育等背景則帶給了她西方文化特性。文化混血兒——這一獨特的文化身份使得賽珍珠評判中國文化的眼光超越她同時代的大部分中國傳統知識分子和西方學者，前者拘泥于中西文化優劣之爭的一元論，后者常以西方文化本位態度審視異質文化。賽珍珠以更加客觀的文化精神發掘出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寶藏和糟粕。因此，其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播者符合傳播學上“信源可信性”標準。賽珍珠以寫作為自己的主業，憑借自己的智慧和勤奮在中美文壇乃至世界范圍取得令人矚目的成功。《大地》是美國小說史上最著名的暢銷書之一，榮獲普利策獎、豪厄爾斯最佳小說獎，還是賽珍珠榮膺諾貝爾文學獎的重要因素，同名改編電影風靡世界，觀影人數達到6500萬人。幾乎所有書寫或研究中國的美國學者，如史景遷、費正清、韓德、伊羅生等史學家都在其論著中提到影響了西方中國觀的《大地》［1］。作為一名主要書寫異族，而文學觀又面向大眾的女性作家，賽珍珠對后來的美國少數族裔女性作家也產生了深刻影響。華裔知名女作家湯亭亭說，賽珍珠以“如此的同情和感同身受”呈現中國角色，讓她了解了她的父母，讓她了解了在美華人的先祖和他們的社會［2］。另一位諾貝爾獎得主女作家托尼•莫里森也說道：“她‘誤導’了我……使我以為所有作家在書寫他者文化時都是充滿同情的，感同身受的，誠實而率直的。”［2］賽珍珠是她所處時代的中國通，其權威性不僅建立在《大地》上，她還是廣受歡迎、享有盛譽的暢銷書作家、時評家、演講家，社會活動家，以其對中國的獨特理解和作為公眾人物的影響力，對中國文化的傳播達到了一定的影響力、普及率和認可度。

2巨大貢獻

從廣義上來講，媒介是指一切能使雙方發生關系或聯系的人和事物。從狹義上說，媒介是信息傳遞所必須經過的中介或必須借助的物質載體，它可以是如信件、電話等人與人之間的傳播媒介，也可以是像報紙、廣播、電視等大眾傳播媒介［3］。賽珍珠以其中國題材的創作為媒介傳播中國文化。賽珍珠最偉大的貢獻是顛覆了美國乃至西方世界對中國人及中國文化的刻板印象。在賽珍珠于1930年代出版《大地》等系列中國題材小說走上美國民眾視野之前，美國的中國形象主要來自傳教士、作家、政客以及在美中國文化飛地——唐人街。中國仿佛是存在天邊的烏托邦，是神秘、異國風情、浪漫的代名詞。這一觀點與《馬克•波羅游記》一脈相承，從美國建國伊始，1784年2月，費城始發的“中國皇后號”商船，從紐約啟航首次前往廣州，揭開了中美貿易的序幕。而中美的文化交流則始于19世紀初葉，以西方基督教傳教士的東來和他們在中國從事帶有濃厚宗教色彩的文化活動為標志。其中，名氣最大的是19世紀末所謂“中國問題專家”、基督教公理會來華傳教士明恩溥（ArthurHendersonSmith1845—1932），他在魯西北傳教30年，寫了大量有關中國的著作，代表作是《中國人的氣質》（ChineseCharacteristics），此書被認為是19世紀有關中國國民性的最有影響力的作品，位列來華傳教士的必讀書之首，而且是各大學有關遠東課程的必讀書。明恩溥從中國人的生理、心理、品行和倫理四方面提煉出中國人的26個特點，其中18個代表了中國人的丑陋形象，包括：愛面子、講究規矩、缺乏時間觀念、缺乏精確性、誤解的天性、拐彎抹角的伎倆、圓滑、思維混亂、沒有緊迫感、輕視外國人、缺乏公共精神、保守、不在乎舒適和便利、缺乏同情心、互相猜疑、缺乏真誠、多神和泛神崇拜及信奉無神論等［4］。明恩溥的觀點代表了大多數在華傳教士對中國人的看法。美國作家筆下的中國人的刻板印象最初產生于19世紀末，當時的美國人將留著大辮子的“苦力”形象作為華人獨特身份的標志，旋即在美國文學中出現另一個華人形象——“異教徒中國佬”，源自西部邊疆小說家布萊特•哈特1890年發表的一首諷刺詩《誠懇的詹姆斯的老實話》（PlainLanguagefromTruthfulJames）。詩中描繪了一個外表老實內心卻十分奸詐的華人賭徒阿新（AhSin）如何出老千贏得賭局的故事，詩中一句“低賤的華人毀了我們”（WeareruinedbycheapChinese），成為了白人排華的口號。傅滿洲，是1913年由英國作家薩克斯•洛莫爾首創的一個陰險狡詐的海外華人形象，被視為“黃禍”邪魔，他集聚整個東方民族的神秘、殘忍、狡猾和奸詐于一身，惡貫滿盈，但每次都僥幸逃脫。1929年，美國派拉蒙電影公司拍攝了第一部《傅滿洲》電影——《傅滿洲的面具》。影片的宣傳單寫到：“他的手指一動就是一個威脅，他的眉梢一挑就是一個惡兆，他的斜眼一眨就是一種恐怖。”在電影海報上，白人男女主角都被畫成在傅滿洲的巨影之下嚇得縮成一團，傅滿洲的人像高高矗立，籠罩住了他們渺小的人影［5］。與“黃禍邪魔”相比，另一個知名的華人形象大偵探陳查理，顯得較為正面。陳查理是美國作家厄爾•德爾•比格斯（EarlDerrBiggers）1925年出版的陳查理系列小說中塑造的角色。在他身上，雖有東方智慧正義的一面，但主要還是一個沉默寡言、口齒不清、神秘莫測、經常引用些古怪的中國諺語的華人形象。從異教徒阿新到黃禍邪魔傅滿洲，再到偽英雄陳查理，主流的美國的中國形象都是負面消極，真正以平等且實事求是的態度書寫中國人和中國事，并以積極正面的中國人形象走進千萬美國人心中的是賽珍珠的《大地》、《龍子》等小說。賽珍珠的中國題材小說主要借助于傳統的紙質媒介尤其是書籍為載體，同時也有部分作品被搬上銀幕和舞臺，影響面更大，如抗日神劇——《龍子》，極具感染力，激勵了許多美國士兵奔赴中國抗日戰場，在網絡技術蓬勃發展起來之后，借助網絡的推波助瀾，賽珍珠作品達于天下所能達之處，使得中國文化更快、更廣傳播。賽珍珠的傳播策略也獨具匠心，她在創作時常考慮的是如何使作品吸引外國讀者，涉及三點：一是要讓讀者產生情感共鳴，這是小說美學的關鍵，因此她必須有效消除中國文化對情感效應的阻礙，從百年來中國文化被浪漫化、異類化、妖魔化的傳統中突圍；其二是滿足美國在新時代其國民對世界知識的渴望，但同樣要避開異質文化因子的干擾，而且不能像學術專著那樣枯燥；其三是打通中國文化與美國文化傳統之間共同的價值通道，讓讀者感受到人類共同的困境與欣悅，賦予中國角色以現代性概念中的個體“人”的身份與西方讀者共歷“人”的一切［1］。

3細說中國文化

從早期描寫中國女子婚姻家庭生活的《東風•西風》，到中國農民三世同堂的家世小說《大地三部曲》，再到小說《龍子》和中國封建大家庭故事《群芳亭》，及反映的作品《北京來信》和《梁太太的三個女兒》，還有非小說題材創作，如《東方的烹調書籍》，自傳《我的中國世界》，《帝國女皇》和在雜志發表的多篇政論文，如《現代中國的創新精神》、《自由中國行動起來》等，雖然這些作品的題材內容等歷經了演變，但無論是介紹中國農民、婦女和知識分子群體的主題也好，反映的中西文化沖突與共融的主題也好，還是對中國抗戰和政治道路選擇的主題也好，都沒有脫離過中國文化這個母體。根據文化的“三結構”理論劃分，賽珍珠創作中蘊涵的中國文化可以從物質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個層面加以闡釋。物質文化是指為了滿足人類生存和發展需要所創造的物質產品及其所表現的文化。那些最具代表性的中國傳統文化符號如絲綢、瓷器、中國菜肴、風箏、觀音、建筑、書法等在她的創作中比比皆是。在《中國之美》中，賽珍珠如數家珍般講述琳瑯滿目的絲綢，氣勢森嚴的古典建筑，巧奪天工的雕花檀木椅子，高懸墻上典雅的絲綢卷軸古畫，古色古香的家藏瓷器等。在《大地》中，描繪了中國的婚禮、喪葬、祭神、慶生等習俗，還反映了中國的茶文化。而翻譯《水滸傳》，這一中國民俗百科全書，更是把中國人的衣、食、住、行等生活方式介紹到西方。在制度文化層面，賽珍珠創作中體現出的中國文化最為典型的是婚姻制度和科舉制。在《大地》中，王龍娶妻是依據“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成婚后要“夫婦合”，但這種“夫婦合”是建立在“妻從夫”的片面服從關系上。封建社會為了維護父權家長制的利益，給婦女戴上三從四德的鐐銬。阿蘭終生操勞，任勞任怨，王龍發家后嫌其貌丑，娶了荷花做妾，她也無權干涉。舊社會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可見一斑。父權家長制還導致中國人“重男輕女”，“男尊女卑”的觀念，中國農村過去存在的溺嬰現象在小說中展現，阿蘭親手溺死剛生下的女兒。王龍送三個兒子去讀書，卻不送女兒讀書，他相信，女兒遲早是別人家的人，“嫁出去的女兒潑出去的水”，還有“女子無才便是德”。在《東風•西風》中，母親教導即將出嫁的女兒——女為悅己者容，含著淚水把女兒的腳裹成三寸金蓮，為的是博得未來夫君的歡心，更重要的是，多生子嗣，添丁進口。秉持老觀念的父親對兒子找了一位洋媳婦怒不可遏，認為兒子大逆不道，違背祖訓，把他掃地出門，取消了他的財產繼承權。在《我的中國世界》中她推崇中國的科舉制，認為這種唯才是舉的考試制度，基于儒學“學而優則仕”的教育宗旨與“有教無類”的公平原則，相比于任人唯親是一大進步，而且也比英國的世襲制公平，因為它鼓勵年青人發奮讀書考取功名，有利于國家招募到有真才實學的人。此外，賽珍珠的作品還體現中國人的價值觀念、思維方式、道德情操、宗教感情和民族性格等精神文化。其中，較為集中的是中華民族的傳統觀念孝道和戀土情結。中國的孝文化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要理解和研究中國文化，就必須認識中國的孝道。孔子的孝指“孝、悌、忠、信”，孝悌就是規范父子、兄弟之間的關系，也即家庭倫理道德之間的關系，忠信也是規范人際關系，涵蓋家庭層面和社會層面的人際交往。《大地》比較集中地反映了中國孝道文化。落荒逃難路上，乞討來的食物要先給老父親；王龍清早起床首要的事是燒水為父親煮茶；父親責罵他是一句也不還口；好賭的叔父來借錢，實為有借無還，王龍還是給了他錢。老秦對王龍忠心耿耿，絕無二心，贏得了王龍的信任。戀土情結與中國幾千年來以農耕生產為主要的生產方式的傳統息息相關。土地是農民最寶貴的生產資料，農民的所得幾乎全部來自于土地，土地就是他們的命根子。對土地的崇拜升華到一種宗教般的虔誠，突出表現為“土地神”信仰。《大地》中王龍在旱災面前，窮途末路，全部家當都賣掉，但卻不舍得賣掉土地，因為只要有地在，就留住了根，就有希望從頭再來。在獲取意外之財時，他首先便是買下羨慕已久的地主家的肥田，待到資產豐裕時，更是廣置田產。當已是暮年的王龍聽見兒子們在商量在他死后賣地時，他流著淚說：“一個家要是到了賣地的時候，也就是這個家要完了。”在接妻子阿蘭回家的路上，夫妻祭拜土地公公。新年時，買來紅紙細心為土地神裁剪新衣服。凡家中遇到添丁進口、建房修墳或有人生病，都要祭祀土地神，乞求保佑［6］。這一切都表明中國農民對土地的敬畏之情。

篇（7）

中圖分類號：I207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0751（2017）03-0127-05

早在詞成為宋代的繁盛文學體裁之前，晚唐五代時期即出現了第一部文人詞集――《花間集》。該集收錄18位詞人的500首詞作，是早期經典古詞的集中刊刻。“《花間集》規范了詞體的文學特質與審美基礎，在中國文學史（詞史）上占有極為重要的地位，素有‘倚聲填詞之祖’的美譽。”①

在西方世界，首先對《花間集》（Among the Flowers： the Hua-chien Chi）進行全本英譯嘗試的是美國漢學家傅恩。這也是迄今為止唯一的一部《花間集》全譯本。縱觀海外眾多中國古詞的翻譯，“傅恩的《花間集》翻譯有自己非常獨特的地方”②。富有開創性且獨具特色的傅恩《花間集》英譯本，它的體例如何，翻譯究竟有哪些特點，出版30余年來在全世界的傳播與接受情況是一種怎樣的狀態？筆者擬做一次系統性的梳理與歸納。

一、譯者傅恩與《花間集》譯本

譯者傅恩，英文名Lois Fusek（羅伊斯?福瑟柯），系美國當代著名女漢學家，畢生以中國古代語言文學研究為志業。出于對中國文化的熱愛與探究，她遵循當代海外漢學家的一貫做法，取漢語名字“傅恩”，曉諭漢學界。傅恩早年求學于耶魯大學，1975年在著名漢學家傅漢思（Hans H. Frankel）的指導下，以論文《曹丕詩歌研究》[The Poetry of Ts′ao P′i （187-226）]獲得博士學位。畢業后，傅恩入職芝加哥大學，任中國語言文學教授。傅氏的代表性著述有《〈高唐賦〉論》（The "Kao-t′ang fu"， 1972-1973），《評〈鐘與鼓：口語傳統中的經典詩學〈詩經〉〉》（Review on The Bell and the Drum： Shih Ching as Formulaic Poetry in an Oral Tradition by C. H. Wang ，1974），《評〈辛棄疾〉》（Review on Hsin Ch′i-chi by Irving Yu-cheng Lo， 1974），《三遂平妖鰨郝薰嶂械耐ㄋ仔∷怠罰The Three Sui Quash the Demon′s Revolt： A Comic Novel Attributed to Luo Guanzhong，2010）等。

1982年，傅恩翻譯的《花間集》在紐約由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系該社“東方經典譯叢”（Translations from the Oriental Classics）叢書之一，其底本是1960年中國臺北出版的《宋本〈花間集〉》。為了進行準確的譯介，傅恩綜合參考了各種《花間

收稿日期：2017-01-09

*基金項目：安徽省高校優秀青年人才支持計劃重點項目（gxyqZD2016409）。

作者簡介：葛文峰，男，淮北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講師，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中國文化研究院博士生（淮北235000）。

集》箋注，涉及中國的多種刊本：華連圃的《花間集注》（上海，1935）、李冰若的《花間集評注》（香港，1960）、蕭繼宗校注的《花間集》（臺灣，1977）。其中，“華、蕭二人的評注與詮釋影響了傅恩對《花間集》的解讀，對其翻譯助益頗大”③。

傅恩《花間集》譯本除卻500首花間詞的譯文（共160頁）之外，其中的副文本極為豐富。“引言”（共32頁）是譯者解讀、翻譯、研究《花間集》的總結性論述，分為“翻譯方法”與“《花間集》簡介”兩部分。在第一部分中，譯者著重介紹了自己翻譯花間詞的方法，意在將花間詞的體詞特征傳遞給英語讀者；第二部分簡述了《花間集》的成書背景、主題特色，重點論述了溫庭筠、韋莊的花間詞文體，并從跨文化、比較文學的角度，將溫、韋與法國19世紀最著名的現代派、象征派詩人波德萊爾（Baudelaire）進行對比分析。傅恩認為，《花間集》是一個充滿矛盾的世界：第一種矛盾是花間詞嶄露頭角于唐代璀璨文學的黯淡之時，卻又得益于唐詩的滋養，逐步形成了新的語言與審美；第二種矛盾是《花間集》反映的詩性是男性、女性雜合的兩性對立統一；第三種矛盾是花間詞逐漸脫離了音樂傳統的束縛，其創作脫胎于嚴格規約的曲調和旋律④。《花間集》的“序”由歐陽迥撰寫，盡管譯者對其中的觀點不完全贊同，但是仍舊忠實地譯出“序言”全文（共4頁）。“花間詞人小注”（共6頁）含有譯者所撰18位詞人的簡介，含生卒年、出生地、人生概說與詞作略論。“詞注”（共4頁）主要是譯者對花間詞中的地名、典故、文化專有名詞進行的闡釋性解說。“詞牌索引”（共8頁）將《花間集》中所有詞牌列舉出來，詞牌是意譯的，輔以威妥瑪拼音，并將其關涉的花間詞人與頁碼分別列出，便于讀者檢索、查找。“總體索引”（共4頁）以專有名詞字首字母為序，關聯譯集中所在的頁碼，極大方便了讀者閱讀。譯者在譯本體例上作出的種種努力，是為了向英語讀者引介“詞這一文類的特色和其中所體現出的獨特文化內涵及《花間集》的出現在中國文學史上產生的重要影響與意義”⑤。

二、傅恩《花間集》英譯的策略與特點

身為漢學家兼翻譯家，傅恩《花間集》譯本翻譯方法上的最大特點是傳譯“詞”的文體特征，尤其是古詞作為區別于古詩的“長短句”形式特征。詞體外在形式結構的靈活多樣，與詞作的內容密切相關，其自身具備一種意蘊表達，更直接影響著詞作的敘述與審美生成。因此，傅恩首創了一種針對詞體形式特點的翻譯方法――“結構對譯法”。她論述道：

我在翻譯《花間集》的過程中，竭力賦予不同詞作結構以獨有的意義表征。花間詞的翻譯不僅在于文字意義的傳達，更在于其特定的詩學形式書寫。誠然，英漢語言的差異，決定了結構層面的轉譯極為困難。但是，對于《花間集》而言，各類不同詞體結構是至關重要的，尤其是進行全集翻譯的時候。……如果采用（最為流行的）自由詩體翻譯《花間集》，那么，詞體形式的重要意義則無法顯現⑥。

由此可見，傅恩英譯《花間集》的主要目的之一即從本質上向異域讀者傳達詞與詩的美學內涵差異，不同詞牌下的詞作，字數、行數、平仄、韻律等“長短句”結構形式的語言外在之美，是一種全新的文學閱讀體驗。為了達到在翻譯中體現詞體結構的目的，傅恩以譯文的長短映射原詞中漢字字數的多寡。在同一首詞作中，原詞每行的字數越多，與之對應的譯文長度越長；原詞每行的字數越少，與之對應的譯文長度越短。如果原詞出現字數相等的兩個或數個詞行，譯者則盡量使得它們的譯文長度保持一致。傅恩坦言：“明知以英語體現詞體的形式特點極其困難，但我還是盡力而為，將其展現在譯文中。”譬如她翻譯的韋莊詞《荷葉杯》。

荷葉杯"Lotus Leaf Cup"（Ho-yeh pei）

絕代佳人難得，It is difficult to meet with so exquisite a beauty，（6）

傾國，A ruin of states.（2）

花下見無期。We may not rendezvous among the flowers.（5）

一雙愁黛遠山眉，Her darkened brows are like the far distant mountains.（7）

不忍更思惟。No longer can I bear the thought of her.（5）

閑掩翠屏金鳳，Idly I close an azure screen golden with phoenixes，（6）

殘夢，My dream ending.（2）

羅幕畫堂空。I am very alone within the painted hall.（5）

碧天無路信難通，The sky has no road by which I cold send on a letter.（7）

惆悵舊房攏。My heart grows heavy in these old rooms.（5）

原詞共有上下兩闋，計8行，譯文相應地分為兩個詩節（stanzas）。在每行譯文的右端，譯者用阿拉伯數字標明原詞每行的漢字字數。盡管譯文的未適與原詞的字數無法做到一一對應，但是，就譯文的整體性而言，已然彰顯了原詞結構“長短句”形式的參差之美。即使對于不諳中國古典文學的外國讀者而言，通過閱讀這種形式新穎的譯文，也能對《荷葉杯》詞牌的形式有較多認知，直觀地領會到古詞為何又稱之為“長短句”，感受古詞獨有的結構之美，將中國古詞與古詩區別開來。毋庸置疑，這對西方讀者了解和探求古詞的文體特質有極大的意義。傅恩的這種“結構對譯法”重點將形式結構對于古詞的重要性譯介給西方讀者。不僅如此，花間詞緊湊的結構形式所具備的決定性張力，契合了詞作主題的表達。無論是原詞還是譯文，其中流露出的典雅、矜重而不過分悲憫的情感，正得益于花間詞這種結構形式的平衡與支配。

在詩歌翻譯中，形式與意義的傳達始終是矛盾的兩個方面：形式的保真傳譯，必然影響意義的忠實翻譯，是為“因形害義”；意義的貼切翻譯，又必然影響到形式的完整再現，是為“因義害形”。傅恩的“結構對譯法”為了達到原詞與譯文在形式上的對稱與呼應，她必須調整譯文的內容，增添、刪除某些字詞，進行靈活的改譯。比如另一首韋莊詞《浣溪沙》的翻譯。

浣溪沙"Sand of Silk-washing Stream" （Huan-ch′i sha）

清曉妝成寒食天，A clear dawn graces the morning of the Cold Food Festival，

柳球斜裊間花鈿，A cluster of willow blossoms sets off her golden hairpins，

卷簾直出畫堂前。She rolls up the curtain and goes out of the painted hall.

指點牡丹初綻朵，The tiny peony buds are just starting to burst into bloom，

日高猶自憑朱欄，The sun is high， and yet she stands by the red railing，

含顰不語恨春殘。She quietly frowns， hating the spring that will fade away.

《浣溪沙》共6行，每行7個漢字，行行字數相同。在譯文中，為了保持結構的對等，譯者進行了較大幅度的改譯。第一行的譯文里，雖然舍棄了女主人公“她”的“妝成”，但是添加了動詞“grace”，銜接了“清曉”與“寒食天”兩個意象，擬人化地傳譯客觀景物；同樣，第二行省略了柳球“斜插在鬢發、裊娜多姿”的動態；第三行刪減了“直出”中“徑直地、直接地”（directly， straightly）的含義，沒有描述原詞中女子率性的性格；在第四行中，原詞的邏輯主語是“她”，如果直譯為“She points at the newly-bloomed peony”，其長度明顯短于傅恩的譯文，破壞了譯文的整體結構。故而，譯者以“牡丹”作為句子的敘事主語，輔以“burst into bloom”短語，做到了與其他每行譯文的“等長”。末尾兩行，譯者分別以并列句與狀語從句的句法形式，實現了譯文在長度方面的整齊劃一。傅恩發揮了譯者的主體作用創造性地進行改譯，但是并未改變原詞的抒情基調，原詞與譯文最大限度地“兼顧了形式與內容，做到了形式與內容的有機統一”⑦。

傅恩對花間詞形式結構的執著并不意味著她無意傳遞原作的文學意境與文化內涵。為避免過多腳注影響讀者的流暢閱讀，譯者將大部分注釋移作尾注，僅保留少量至關重要的核心詞解釋，作為頁下注。如譯者對《花間集》中出現頻率較高的“姹女”“王昭君”“長門宮”“屈原”“西施”“唐玄宗”“玉兔”“鴛鴦”等名詞進行了釋義。如前文韋莊詞《荷葉杯》中的“傾國”一詞，譯者解釋道：“此為描寫中國古代美人的慣用語，出自漢代李延年的《佳人歌》，他的妹妹李夫人為漢武帝劉徹寵妃。《佳人歌》云‘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⑧這種歷史文化背景的交代，更有利于讀者對上一行“絕代佳人難得”譯文的理解。

三、傅恩《花間集》譯本的傳播與影響

傅恩《花間集》譯本1982年初次出版發行，1985年再版。35年來，該譯本在全世界得到廣泛傳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首先，傅恩《花間集》譯本傳播地域廣泛，遍及四大洲。目前，美國“聯機計算機圖書館中心”（Online Computer Library Center，Inc）擁有世界上最大的圖書館館藏檢索系統，可以查閱全球25000余家公立圖書館、高校圖書館的圖書收藏情況。筆者借助該系統檢索發現（2016年7月3日），在遍布北美洲、歐洲、亞洲、大洋洲的17個國家和地區中，共有312家圖書館藏有《花間集》譯本。美國有261家，英國有11家，澳大利亞有9家，德國有5家，荷蘭有4家，加拿大有3家，中國大陸與香港各有3家，意大利、瑞士、丹麥、瑞典各有2家，新加坡、墨西哥、新西蘭、法國、土耳其各有1家。其中，美國館藏的傅恩《花間集》譯本占全球館藏量的83.7%，遍及美國48個州，幾乎實現美國全國性的覆蓋。其次，傅恩《花間集》譯本引起了學界的密切關注。一部文學翻譯作品能否引起目的語國家的學界關注，是否出現相當數量的譯評，是衡量該譯著影響力大小的核心標準之一。而且，“有影響的國際譯評主導著歐美文化語境中跟閱讀翻譯作品相關的輿論，影響并形塑著讀者的閱讀選擇、闡釋策略及價值判斷”⑨。關于中國文學譯著正面評論有利于擴大它的影響，引導著海外讀者的閱讀選擇。

傅恩《花間集》譯本出版之后，旋即引起海外漢學界的高度關注，著名漢學家迅速撰文，對其進行積極的評析。美國南加利福尼亞大學華裔中國文學教授張振翱（Dominic Cheung）在《當代世界文學》（World Literature Today）雜志上的專題評論，不吝贊譽之詞：“傅恩的花間詞翻譯的極好，意象也以最近似的英文譯出。她的翻譯捕捉到了花間詞既通俗又文雅的妙處。”⑩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華裔漢學家魏世德（John Timothy Wixted）在《亞洲研究》（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雜志上的譯評認為，“傅恩英譯的《花間集》是一部罕見的、成績卓然的譯著，具有劃時代的意義”B11。哈佛大學知名漢學家伊維德（Wilt Idema）在具有120余年歷史的漢學名刊《通報》（T′oung Pao）上撰文指出：“傅恩英譯的《花間集》為西方讀者提供了一部重要的、充滿吸引力的古詞選集，對美國漢學界的中國詞學研究頗有幫助。”B12美國卡萊羅納大學中國文學教授杰姆斯?哈格特（James Hargett）在國際權威刊物《中國文學》（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上高度評價道：“傅恩以一人之力譯完500首花間詞，實屬不易。《花間集》華麗、優美的辭藻極難譯為順暢、可讀的英文，但傅恩做到了！這對于（英語世界）中國詞學研究極為有利。”B13再次，傅恩《花間集》譯本被引率高，并入選經典中國文學外譯叢書。在國際漢學界，傅恩的《花間集》譯本被作為代表性的中國文學譯著而受到廣泛的閱讀，進而被其他漢學著作、漢詩譯集所援引，被漢學界視為中國文學研究的必備書目，并在諸多代表性著作、譯作中加以參閱，列為參考文獻，如表1所示。

表1以傅恩《花間集》譯本作為重要參考文獻的外文圖書信息統計表

編著者外文圖書名稱時間（年）

Burton WatsonThe Columbia Book of Chinese Poetry1984

Greg WhincupThe Heart of Chinese Poetry1987

Patricia EbreyThe Inner Quarters： Marriage and the Lives of Chinese Women in the Sung Period1993

Julie LandauBeyond Spring： Tz′u Poems of the Sung Dynasty1994

Huaichuan Mou Rediscovering Wen Tingyun： A Historical Key to a Poetic Labyrinth2003

Wilt IdemaChinese letterkunde： Een inleiding2006

Ronald C. EganThe Literary Works of Ou-yang Hsiu （1007-72）2009

Xiaorong LiWomen′s Poetry of Late Imperial China： Transforming the Inner Chambers2012

顯而易見，傅恩《花間集》譯本得到了學界持久的關注。表1中的八部詩選、著作均出自國際漢學巨擘之手，在學界影響巨大。例如華茲生（Burton Watson），他以研究、翻譯中國文學聞名于世，曾榮獲哥倫比亞大學翻譯中心的金牌獎章（1979），兩度獲得“美國筆會翻譯獎”（America PEN Translation Prize，1981、1995），并于2015年獲得“拉夫?曼海姆翻譯終身成就獎”（The Ralph Manheim Medal for Translation）。又如漢學家朱麗葉?蘭道（Julie Landau），是華茲生的高足，專注于中國古詞研究。她在Ω刀鰲痘間集》譯本細致研讀的基礎上，翻譯出英語世界第一部宋詞選集《春之外》（Beyond Spring），該集列入美國“亞洲經典譯叢”（Translations From the Asian Classics），影響頗廣。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伊維德（Wilt Idema）在其荷蘭語著作《中國文學導論》（Chinese letterkunde： Een inleiding）中仍舊對《花間集》譯本多加贊譽、參考，在荷蘭漢學界產生了積極的影響。這些都足以說明傅恩《花間集》譯本在專業學者中舉足輕重的地位和普遍接受的程度。另外，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漢學家梅維恒（Victor H. Mair）編著的《哥倫比亞中國傳統文學簡編》（The Shorter Columbia Antholog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2001），直接從傅恩《花間集》譯本中選取韋莊的《菩薩蠻》與李煜的《烏夜啼》譯文。美國伊利諾依大學華裔漢學家蔡宗齊（Zong-qi Cai）編選的《漢詩閱讀：指南選集》（How to Read Chinese Poetry： A Guided Anthology，2007），也從傅恩《花間集》譯本中選取了溫庭筠的《謁金門》《菩薩蠻》《更漏子》以及晏殊的《浣溪沙》等詞作的譯文。傅恩翻譯的花間詞以其可讀性與經典性得以入選美國高校的中國文學讀本，進入大學生的閱讀視野，擴大了《花間集》譯本的讀者群體，影響力持續提升。

2012年，傅恩《花間集》譯本入選中國的“大中華文庫”系列叢書。1995年立項的“大中華文庫”項目，是我國首次系統地、全面地向海外譯介中國文化的國家工程，也是當下“中國文化‘走出去’”國家戰略的核心組成部分。“大中華文庫”“從選目、版本到翻譯，都非常嚴謹。（編譯工作）由最適合的專家來做，保證了版本選擇權威、英譯準確傳神、體例妥當完善”B14。作為叢書之一的《花間集》譯本，沒有重新選擇翻譯家進行復譯，而是直接采用了30年前的傅恩譯本，既充分認可了她“英譯準確傳神”的高水平翻譯，又證明了該譯本在刊行后產生的世界性影響。對于一位美國譯者的中國古詞譯本而言，傅恩《花間集》譯本經歷了時間的考驗之后，又能返回母國，納入文化外譯的國家級戰略計劃，確立了該譯本作為世界性譯著的經典地位，實屬難能可貴。

綜上所述，傅恩的漢學家文化身份決定了《花間集》譯本的學術性基調。35年的歷史證明，傅恩的《花間集》譯本不僅實現了世界性的流傳，引起國際中國文學研究者的廣泛關注，融入了世界文學，而且也確立了翻譯文學的經典地位。這對于中國文學如何成功走出國門，如何走進他國讀者的閱讀視域，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與借鑒價值。

注釋

①李冬紅：《〈花間集〉接受史論稿》，2004年，華東師范大學博士學位論文，第1頁。

②⑤黃立：《英語世界唐宋詞研究》，四川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67、60頁。

③涂慧：《如何譯介，怎樣研究：中國古典詞在英語世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年，第66頁。

④⑥⑧Lois Fusek. Among the Flowers： The Hua-chien Chi.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 1-32， p. 63， p. 59.

⑦楊萍：《翻譯的形義平衡與失衡》，《中國外語》2005年第2期。

⑨劉亞猛、朱純深：《國際譯評與中國文學在域外的“活躍存在”》，《中國翻譯》2015年第1期。

⑩Dominic Cheung. Review on Among the Flowers： The Hua-chien chi by Lois Fusek. World Literature Today， 1983（2）： pp. 346-347.

B11John Timothy Wixted. Review on Among the Flowers： The Hua-chien chi by Lois Fusek.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984（1）： pp. 163-165.

篇（8）

語言是文化的一部分．也是文化的載體。文化是語言的底蘊。語言與文化相互依存密不可分。語言學習的過程就是認識文化的過程。Jesperson就曾說過“學習他國文化是語言教學中最重要的目的。”《中等職業學校英語教學大綱》規定“中等職業學校英語課程要在九年義務教育基礎上，幫助學生進一步學習英語基礎知識．培養聽、說、讀、寫等語言技能，初步形成職場英語的應用能力；激發和培養學生學習英語的興趣，提高學生學習的自信心，幫助學生掌握學習策略。養成良好的學習習慣，提高自主學習能力；引導學生了解、認識中西方文化差異，培養正確的情感、態度和價值觀。”把了解與認識中西方文化差異納為教學目標，學生不了解英美文化習俗。文化意識缺失，宛如折了翅膀，他們就不可能掌握運用英語能力進行成功的交際，也就無法展翅飛翔。因此，教師必須在教學過程中融人文化教學，逐步培養學生的文化意識。在交際中得體地運用語言的能力和跨文化交際意識。

一、從視覺信息設計入手，展示文化層面

視覺信息不僅生動形象．符合青少年的生理和心理特點，有助于學生對文字信息的理解和對知識點的長時記憶。而且視覺信息本身可以傳遞大量的信息。外研社出版的英語新教材中穿插大量圖片，包括動植物和人物圖片、標志性建筑物、自然風光圖、電影劇照、故事插圖、民俗舞蹈圖等，賞心悅目，扣人心弦，很容易吸引學生的注意力，并傳遞了大量的非文字文化信息。教師可利用這些插圖很自然地引領學生走進英語國家的文化世界里。另外。教師還可以借助多媒體設備和豐富的影視資源，讓學生通過“視”“聽”體驗英語國家的文化。例如，在教外研社出版的新教材英語第一冊Unit9AroundtheWodd時．我充分利用多媒體技術，上新課之前先讓學生觀看有關新西蘭的電視教學片。了解新西蘭的歷史地理、自然風光、國土疆域、氣候條件、著名城市、風土人情等。激起學生對該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興趣和好奇心，然后自然地導入新課教學。視覺信息提高了學生對文化的敏感性和鑒賞力以及熱愛世界的情感態度．使文化滲透更為形象直觀。

二、以豐富的語體和語料為載體，感悟文化內涵

在語體和語料的選擇上，新教材涵蓋了英語國家現實生活的各個方面，讓學生接觸了大量不同的語體，如：情境對話、書信、郵件、人物傳記、通知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新教材PronunciationExercise的版塊，收集了大量的諺語、名人名言、幽默笑話等，短小精悍，是英美人智慧的結晶和文化的精華，也是課文素材的營養品和調味劑。如：“Iltreescatchmuchwind．”“East．west，homeisthebest．”。語體的多樣化和豐富的內容一方面促成了大容量、全方位的文化信息的輸入。另一方面可以讓學生欣賞各種不同語體的語言風格和特色，提高其對文化的敏感性和鑒賞能力。在教學中，教師應根據教學內容和課型特點幫助學生形成正確的文化定型，創造更多的情景，使學生潛移默化地感悟異國文化。

(一)結合課文內容。拓展學生的文化背景知識

文化背景知識對于幫助學生對課文的閱讀與理解方面起著重要的作用，它影響著學生對篇章的理解和閱讀的速度。教師可利用英語教科書與教師用書中的文化注解，讓學生了解不同社會的文化背景的人物和事件，充實相關的文化背景知識。此外，教師還可運用綜合講解法和系統介紹法，結合課文教學，講解、介紹英語國家的常用成語、俗語及其文化內涵等。例如。在形容雨下得很大時，英語中有Itwasrainingcatsanddogs．學生對此不理解，我就講解其文化知識。幫助他們理解。raincatsanddogs源自古代北歐日爾曼民族的神話傳說。傳說中貓和狗都是風雨神的侍從，它們一出洞，常引起狂風暴雨．這樣貓和狗就成了狂風暴雨的象征。所以，raincatsanddogs相當于rainveryheavily。

(二)注重跨文化對比，增強學生跨文化交際意識

跨文化對比是文化教學中一個十分重要的手段。各個民族由于地域、生態環境、政治制度、歷史背景、風俗習慣、思維方式等不同，其文化特征也不一樣。有比較才有鑒別，只有通過對比才能發現本國文化與目的語之間的異同，從而加深對中外文化的理解。

文化教學可側重以下幾個方面的對比：

1．體態語對比。體態語是文化的一個窗口，對比中國人與英語國家人民喜怒哀樂的手勢與表情、交談時的體距差異以及體態的表意異同，以便在跨文化交際過程中做到尊重他國文化。入鄉隨俗。

2．中外稱謂語、問候語和告別語的差異。在中國可以用“老師”“局長”等詞與姓氏連用作稱呼語，稱呼家庭成員、親戚或鄰居時，往往用“大哥”“大姐”“大媽”之類。而在英美國家，人們相互稱呼與我國的習慣差別極大，除了某些特定工作頭銜如法官、醫生、博士、教士等外，一般都直呼其名，甚至對家中的長輩如婆婆也直呼其名，表示親切，這在中國人看來是有悖于情理、不禮貌。在中國，彼此較為熟悉的人見面問候時，常用“你上哪里啊?”“你吃過了么?”或明明看到別人在做什么就問什么。如“去上班嗎?”等。而英美人打招呼一般用“Goodmonring／aftemoorr／evening．”“Howdoyoudo?Nicetomeetoyu．或Hello／Hi”問候。見到外國人問“你去哪里?”會令他不快，“干嗎干涉我的私生活?”，問“吃了嗎?”會以為你要請他吃飯，引起誤解。

3．中國人與英美人對恭維與稱贊的不同反應。恭維與贊美要使用得當。例如，Smiht教授演講結束后你稱贊說“DrSmith，you’vegivenawondefrullecture．”這句恭維話就使用不恰當。西方人一般認為，學術報告是求實的，不會“wonderful”。因此，這句恭維話容易使聽者以為說話人是在吹捧，甚至覺得說話人虛偽。正確的說法應是“Ireallyappreciateyourlecture，DrSmith．”西方人直率，對于稱贊、祝賀等一般用“Thankyou”欣然接受。而中國人往往比較內斂謙虛，“哪里。哪里，您過獎了。”

4．英、漢語表示相同概念的詞語不同的文化內涵。例如lnad．1ord一詞，在大多數中國教材中，多被譯為“地主”，總讓人聯想到剝削階級。而在西方，lnadlord一詞多表示“房東”之意。又如bat“蝙蝠”，中國的傳統年畫中常出現，有“五福臨門”之意。而在西方，蝙蝠往往是“ugly，evil”丑陋，邪惡的象征。類似的還有draDn等詞。

5．中外思維以價值觀的對比。文化的差異也會造成價值觀的不同。比如，不同名族在非自由題(如禁忌語)方面也存在著差異。詢問別人的年齡、收人情況、婚姻等在西方國家都是禁忌。如尊老愛幼是中華名族的美德，而西方老人并不認同這種尊老方式，在公交車上你看到一位外國老太太給她讓座，若說：P1easeitdown，Granny．You’reold．這對她來說是一種冒犯。若看到某女士的衣服很好看說：Youlookbeautifulonit，很好。但若追問Wheredidyoubuyit?Howmuchdiditcost?則被認為是無禮干預他人的私事。

6．英美人士在行為舉止、待人接物等方面與人的異同。如：英美人士對于不合適的禮物就會禮貌地拒絕。這對于他們來說是很正常的，而被拒絕的中國人往往覺得沒面子

7．英美國家與中國的生活方式與飲食習慣的差異如英美人士吃飯時一般不吐骨頭、剌類的。所以他們對食材的處理和我們不同。

中西方節日的不同。中國和英語國家的文化差異顯著地表現在節日方面。結合外研社英語第一冊Uuitl0Aroundtheworld的教授時，我對中西方傳統的節日進行了概括、介紹和對比。除NewYear’SDay是大家共同的節日外．雙方還各有自己獨特的節日：中國有theSpringFestival，DragonBoartFestival，MidAutumnFestival，LanternFestival，QingmingFestival，英語國家有Easter(復活節)，AprilFool’sDay(愚人節)，Mother’sDay(母親節)，ThanksgivingDay(感恩節)，Chirstmas(圣誕節)中西方節日的風俗習慣也不相同，如：中國人在元宵節吃湯圓、掛燈籠：在中秋節合家團圓邊吃月餅邊賞月，其樂融融：在春節吃年夜飯，全家一起守歲祈福，等候新年的到來，大年初一去給先輩親友拜年，小孩還可以得到壓歲紅包等。學生在不知不覺中增強了英語文化素養，同時．也加深了對本國文化的理解和認識，還對源遠流長的中國文化產生強烈的民族自豪感。

三、以創新的任務設計實踐活動，加深文化底蘊

文化教學是一個潛移默化的過程．僅僅靠課堂教學是遠遠不夠的。因此，只有通過開展豐富多彩的英語活動，加強實踐，才能擴大學生對中外文化的了解．提高學生實際運用語言的交際能力。

(一)聽與動聽與動的活動是基于全身反應法的理論

在該活動中文化信息轉換為一套指令，學生在特定的文化情景中聽教師的指令做各種動作。比如，待人接物；給長輩鞠躬行禮；在餐館里的用餐．包括坐下、點菜、吃、付帳、離開等一連串言語和非言語行為。要求理解準確、動作得體，符合外國人的禮節。

(二)說與演創設情境進行對話是學習英語會話重要途徑

被廣泛應用于文化教學之中。要使語言表達得體，體現出異國文化的不同內涵，教師可以以課本對話為依托，為學生設置相應的語言環境，讓學生參與角色表演，積極開展課堂交際活動。如外研社英語第二冊Unit9對話中以求職失敗一幕為例，通過表演，學生自覺地揣摩劇情中應采用的表情、動作、語調等，從而強化了本單元主題——技能證書的重要性

(三)討論與辯論討論、辯論、對比與分析等一系列有意識的活動

篇（9）

畢業論文(設計)開題報告

學生姓名： 陳嘉 學 號：2003101222

院 (系)： 中文系

專 業 漢語言文學專業

題 目： 解析張愛玲小說的恐怖電影式鏡頭

指導教師： 劉文菊 副教授

2007年 3 月 27 日

開題報告填寫要求

1.開題報告作為畢業論文(設計)答辯委員會對學生答辯資格審查的依據材料之1。此報告應在指導教師指導下，由學生在畢業論文(設計)工作前期內完成，經指導教師簽署意見及院、系審查后生效;

2.開題報告內容必須用黑墨水筆工整書寫或按教務處統1設計的電子文檔標準格式(可從教務處網址上下載)打印，不能打印在其它紙上后剪貼，完成后應及時交給指導教師簽署意見;

3.有關年月日等日期的填寫，1律用阿拉伯數字書寫。如“2005年4月26日”或“2005-04-26”。

4、畢業論文參考文獻的引注標準要參照《韓山師范學院本科生畢業論文撰寫標準》(韓教字[2005]53號)執行

畢 業 論 文(設 計)開 題 報 告

1.本課題的目的及研究意義

研究目的：

張愛玲與電影有過長期親密的接觸，在小說寫作中創造性地化用了電影化技巧，使她的文字組合帶有豐富的視像性和表現力。文本以恐怖電影的表現手法為切入口，對張愛玲中短篇小說出現的恐怖電影式鏡頭進行解析。試圖更近距離地感受張愛玲藝術感覺的細微獨特之處，并且在此基礎上揭示張愛玲小說所蘊涵的悲劇感和死亡意識。

研究意義：

本文通過對張愛玲中短篇小說出現的恐怖電影式鏡頭進行解析，試圖在體會張愛玲語言的“現代性”的基礎上，嘗試性地提出1種獨特的審美方式，從不同的視角解讀張愛玲小說的表現手法。

2.本課題的國內外的研究現狀

國內研究現狀：

國內對張愛玲小說的電影化表現手法的研究主要從小說的電影畫面感、電影造型、電影化技巧等角度切入，考察了張愛玲作品對電影藝術手法的借鑒技巧：

(1)研究張愛玲小說的電影畫面感：《猶在鏡中——論張愛玲小說的電影感》(何蓓)等;

(2)研究張愛玲小說的電影造型:《論張愛玲小說的電影化造型 》(何文茜)等;

(3)研究張愛玲小說的電影化技巧：《張愛玲小說的電影化技巧》(何文茜);《張愛玲小說的電影化傾向》(申載春);《論張愛玲小說的電影手法》(張江元);《張愛玲小說對電影手法的借鑒》(屈雅紅)等;

(4)研究張愛玲小說的死亡意識：李祥偉《論張愛玲小說中的死亡意識》等

國外研究現狀：

海外研究對張愛玲的研究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1階段1957-1984年夏志清，唐文標等人對她作品的介紹與評述”“第2階段1985年至今，輻射面波及北美等地的華文文學的影響研究分析和評價”。1995年9月后，她在美國辭世后，海外學者多運用西方現代文藝理論來剖析。

3.本課題的研究內容和方法

研究內容：

張愛玲的小說映照了1個陰陽不分、鬼氣森森的世界，恐怖鏡頭繁復繽紛，在她的作品里以人擬鬼，她筆下的人物均飄蕩在凄冷荒涼的宿命軌道上。本文嘗試根據恐怖電影的表現手法，從場景造型、人物造型、以及道具造型等角度入手，對張愛玲小說中出現的恐怖鏡頭進行研究、闡釋。更近距離地感受張愛玲藝術感覺的細微獨特之處，并且在此基礎上揭示張愛玲小說所蘊涵的悲劇感和死亡意識。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比較研究的方法，根據恐怖電影的表現手法，在學術界既有研究資料的基礎上，從張愛玲小說、相關的研究書籍及其評論等出發，分析整理資料，從場景造型、人物造型、以及道具造型等角度入手，對張愛玲小說當中出現的恐怖鏡頭進行研究、闡釋。

畢 業 論 文(設 計)開 題 報 告

4.本課題的實行方案、進度及預期效果

方案、進度：

2006年11月—2007年2月初：收集資料。重讀作品，確定論文題目，查閱相關資料。

2007年2月—2007年3月中旬：在老師的指導下，擬定寫作提綱和開題報告。

2007年3月—2007年4月：論文修改。聽取老師意見，撰寫論文初稿，并交指導老師評審。

2007年4月——：定稿。

預期效果：

本文結合恐怖電影的表現手法，通過分析、比較、歸納等方法對張愛玲小說中出現的恐怖鏡頭進行闡釋，嘗試更近距離地感受張愛玲藝術感覺的細微獨特之處，并且在此基礎上揭示張愛玲小說所蘊涵的悲劇感和死亡意識。

5.已查閱參考文獻：

書籍：

1、張愛玲，《張愛玲全集》【M】。新疆：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6月第1版。

2、金宏達，《華麗影沉》【C】。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

3、張新穎，《20世紀上半期中國文學的現代意識》【M】。北京：3聯書店，2001年12月第1版。

4、宋家宏，《走進荒涼——張愛玲的精神家園》【M】。廣州：花城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

5、李稚田，《第3類時空》【M】。北京：中國紡織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

6、吳戰壘，《電影欣賞》【M】。浙江：浙江大學出版社，1987年6月第1版。

7、陳衛平，《影視藝術鑒賞與評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6月第1版。

8、聶欣如，《類型電影》【M】。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2001年9月第1版。

學術論文:

1、何文茜《張愛玲小說的電影化技巧》，石家莊師范專科學校學報， 2003年第5卷第4期第51頁。

2、 李祥偉《“丑”趣———論張愛玲小說中的死亡意象》，學術論壇， 2005年第6期第140頁。

3、 李祥偉《論張愛玲小說中的死亡意識》，廣州廣播電視大學報，2004年第4期第38頁。

4、張江元《論張愛玲小說的電影手法》，涪陵師范學院學報， 第26卷第4期，第54頁。

5、屈雅紅《張愛玲小說對電影手法的借鑒》，南京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第16卷第6期，第33頁。

6、何文茜《論張愛玲小說的電影化造型 》，石家莊師范專科學校學報， 2004年02期，第39頁。

7、何蓓《猶在鏡中 —論張愛玲小說的電影感》，內蒙古民族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04年第30卷第4期第40頁。

8、申載春《張愛玲小說的電影化傾向》，樂山師范學院學報， 2004年第19卷第5期第12頁。

9、吳曉，封玉屏《電影與張愛玲的散文寫作》浙江社會科學報， 2004年第1期第204頁。

網絡資料：

1、《恐怖情節心理分析》

2、《綻放在暗地里幾個唯美的驚惶意象》

3、陳文珊《女性·月亮·鬼氣——試論《聊齋志異》對張愛玲小說創作的影響》

指導教師意見

指導教師：

年 月 日

篇（10）

1引言

文化產業作為經濟建設中的產業之一，促進著各個民族及人類的發展，有著提高國民經濟水平、提升人文綜合指標及傳播傳統文化的綜合功能。文化產業對一個國家和地區GDP的增長已經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并在國家經濟發展戰略中，占據了重要的地位。中國武術職業聯賽(WMA)之所以能成為中國文化產業的一部分，是因為“武術盡管在運動其中占有很重要的成分，但占主導地位的應該是一種文化”，我們只有“真正的把武術作為一種文化來傳播，才能對得起這項國粹，才能使武術在新的時期取得更大的發展，真正的走向世界”。作為一項極具民族品牌的賽事，WMA的橫空出世，無疑為中國文化產業的發展提供了一種全新的路徑，本文嘗試從文化產業的視角來審視WMA 。

2文化產業、體育文化產業、WMA

文化產業，這一詞匯最早在1947年由法蘭克福學派的阿多諾(Theodor Adorno)與霍克海姆(M. Horkhei-mer)首次提出。他們認為文化產業是“按照工業標準生產、再生產、存儲以及分配文化產品和服務的一系列活動，采取經濟戰略，其目標是追求經濟利益而不是單純為了促進文化發展”。而赫斯蒙德夫則認為文化產業“通常指的是與社會意義的生產最直接相關的機構(主要指營利性公司，但是也包括國家組織和非營利組織)。關于文化產業的定義可謂眾說紛紜、見仁見智，當今社會，文化產業已經成為了一種炙手可熱的產業，并在許多國家已躍升為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而中國作為一個有巨大經濟潛力和深厚文化底蘊的國家，同樣具有發展文化產業的廣闊前景。

伴隨著文化、產業與體育三者之間的相互交流、相互融合，文化產業與體育結下了不解之緣，于是就產生了現在新興的朝陽產業—體育文化產業。廣義上體育文化產業“是指為社會提供體育文化產品的同一類經濟活動的集合，以及同類經濟部門的總和”。而更被大家公認的體育文化產業指“以體育無形資產為核心，是有形與無形資產的中介，是通過無形的體育精神和有形的體育物質來獲得精神和物質價值的一種精神和文化的產業”。于是，體育文化產業以其獨有的體育精神創造價值，在社會的物質生產領域里有著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已成為文化產業的重要組成部分。

WMA是中國武術職業聯賽的英文縮寫，其英文全稱為WUSHU MASTERS ASSOCIATION。指“在工商或民政部門等注冊的俱樂部，通過契約形式完成的武術職業聯賽賽事產品的生產機構。”從WMA定義中我們可以得知:參加WMA的“各家俱樂部與WMA不是行政管理的縱向關系，而是一種通過契約而建立的合作共同體，這一點就奠定了WMA在管理層面的職業化基礎。”而WMA的合作共同體是“一個生產產品的機構，并且這個機構所產生的產品決定著它的產出和收人，這一點決定了WMA是一個產業組織，是一個生產賽事及其相關產品的工廠，決定了它的企業屬性。從體育產業的角度來看WMA“職業化”的比賽模式、市場運作機制等方面的情況，不歸屬于國家的任何行政部門管理及其所有權的WMA，是一種完全市場化運作模式指導下產生的賽事組織，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擁有自主經營權的職業化組織。擁有自主經營產權的俱樂部可以根據其自身特點、市場的規律制定相應的發展規劃。而自主經營權的確立，“迫使每一個俱樂部必須在殘酷的競爭中構建自身獨特的核心文化”，打造屬于自己的品牌，這是WMA各俱樂部作為一個民族品牌能夠生存和發展的核心競爭力，更是成就中國體育產業、文化產業持久發展的前提。

3 WMA:打造民族文化品牌

美國通用公司總裁杰克·韋爾奇曾說:文化產業是“屬于這個時代最具挑戰力商人的最大蛋糕。化產業這塊“大蛋糕”、中國武術職業聯賽(WMA)這個民族品牌賽事的“大蛋糕”，對于我們發展文化產業、打造民族品牌賽事而言，同樣極具誘惑力與挑戰力。

認知心理學家認為:“品牌是存在于人們心智中的圖像和概念的群集，是關于品牌知識和對品牌態度的總和”。了品牌，一個產品的形象代言，它是經濟利益增減的催化劑。而樹立與強化民族文化品牌，對于旨在打造民族品牌賽事的中國武術職業聯賽(WMA )來說，意義同樣深遠。實踐也證明，品牌就是效率，就是可以延伸產品的空間，并產生相應的次級產品。反觀國內各種俱樂部，無論是籃球、排球還是乒乓球俱樂部，它們所依托的品牌主要是來自已經知名的各企業品牌，俱樂部品牌不是由項目本身發展形成。而WMA從一開始就是“為了創造屬于自己的知名品牌，主要依托自身品牌來獲得發展和商業擴張的”。這樣的一種模式，就像一個新產品的研發、出品、走進市場、獲得市場認可，最后形成知名品牌的產品一樣。WMA就如同一個真實的企業，具有產業發展的一切因素，也具有自身的品牌建立體系。因為“品牌遠不止是一個名稱，一塊招牌，它涵蓋了從材料選擇到產品服務的全部流程，從企業到社會的方方面面。”良好文化品牌的建立，對于企業盈利及企業長遠的發展，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所以，文化品牌作為文化產業品牌化的結果，其在WMA發展、建設過程中的作用尤為重要。

3. 1中國文化產業的新亮點

中國武術作為發展我國文化產業最基本的載體之一，是發展中國體育產業最便捷、最有效的切人點。我們倘若“僅把武術視為一個體育項目，這就遠遠不能包容其全部內涵。倘若割裂了武術與中國傳統文化的關系，武術就不能稱為真正意義上的中華武術，更不可能高于一般體育”。中國武術職業聯賽(WMA)作為中國武術項目的重要載體，在我國職業體育領域，“所有的所謂職業俱樂部的項目都是舶來品，而只有‘中國武術職業聯賽’是我們的民族項目”，它“不是一種復制，而是一種純粹的原創”。WMA從其誕生之日起就肩負著傳承和弘揚中國武術和中國傳統文化的歷史重任。與此同時，WMA作為中國文化產業嶄新形式與民族文化品牌，順利地成為了發展中國體育產業、文化產業的一個切人點。

中央電視臺體育頻道總監江和平先生在“強烈的媒體責任和民族責任感”的驅動下，以“傳承與弘揚中國武術所具有的千變萬化的搏擊技巧與技法，把中國武術的博大精深奉獻給全世界”為宗旨。在2008年末與中視體育娛樂有限公司共同推出了屬于中國人自己的賽事項目，屬于中國民族文化品牌的賽事—中國武術職業聯賽(WMA )。同時，中國武術職業聯賽(WMA)在市場經濟大背景下，以傳承和弘揚中國武術為出發點的，以做中國人自己的民族文化品牌為目標，誕生了中國真正意義上的體育文化產業。

而文化產業必須走產業化發展道路，其中文化產業中的產業化，是一種自主經營的、自我發展的過程，它必須按照市場規律進行、必須打破區域間文化的壁壘，形成公平的競爭平臺。產業化的特點在于“為了銷售而生產”。中國武術職業聯賽，正是在遵循產業化特點和市場規律的前提下，抱著“為了進一步加強武術宣傳，更好地繼承和弘揚中華武術文化，探尋和建立我國武術產業的經營運作模式”的心態，“形成了一個自我經營的完整的循環過程，是一個真正意義的具有產業化特質的賽事”。中國文化產業的新生兒WMA，是符合市場規律和大眾需要的創新產品，盡管它暫時比較弱小比較稚嫩，但是它能在國際金融危機中誕生，也足以證明其有著頑強的生命力和文化產業的巨大潛力。

3. 2中國文化產業需要WMA這個民族文化品牌

文化和經濟的改革與發展符合人類社會發展規律。先生在談及中國文化如何發展時這樣說道:“中國的文化需要改革和發展是人類發展規律所決定的”。而中國的經濟發展由“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轉變，也符合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中國文化產業正是在文化和經濟的共同作用下所產生的新興產業。因為，只有符合歷史發展規律的文化產業，最終才能在文化、經濟全球一體化的今天，占據文化話語的主動權與經濟的制高點。只有能代表本民族文化品牌的文化產業，最終才能使本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因為，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

20世紀90年代之后，世界范圍內的文化產業已經洶涌而至，文化產業的興盛更突顯了其文化的民族性。只有將民族文化自覺的融人到全球化一體之中，民族文化產業才能有發展的機會，才能更好地完成保護、傳承和發揚本民族文化的歷史重任。中國武術職業聯賽(WMA)正本著“充分揭示博大精深的中國武術文化將寶貴的武術文化遺產奉獻給世界”的宗旨，來保護、傳承和發揚中國武術這一民族文化瑰寶的。中國文化產業的發展離不開體育文化產業這個重要組成部分，中國文化產業應該全力打造民族文化產業品牌。唯有此，中國武術才能得到保護、傳承和發揚，中國傳統文化也才能得以保護、傳承和發揚。而中國武術職業聯賽(WMA )，也是一個真正意義上具有產業化、品牌化的職業賽事。因為，中國武術職業聯賽(WMA)真正擁有自己的自主產權，真正在保護、傳承和發揚中國武術及中國傳統文化。它以契約形式確立經營模式，各家俱樂部如同“生產車間，原材料就是具有運動素質和潛力的運動員”，賽事組織、管理方通過組裝使產品進人市場，面向消費者。它“突出了文化核心的基礎上，通過市場化和品牌化的運營，構建完善的賽事品牌體系，打造屬于中國自己的賽事品牌”這一目標。對WMA賽事發展的前途，中央電視臺體育頻道總監江和平先生這樣展望:“將WMA中國武術職業聯賽打造為中國最好的職業聯賽，讓WMA實現中國第一個賽事產業化的里程碑，填補中國體育法中沒有‘體育產業’這四個字的空白，最終走向世界”。只有將中國武術職業聯賽打造成屬于我們自己的民族文化品牌，充分挖掘、發揮具有厚重歷史文化底蘊的中國武術的內在潛力與外在魅力，才能使中國武術走出國門，走向世界，形成文化傳播與利益最大化的雙贏。

3. 3 WMA肩負的責任

黨的十七大報告強調我國應“激發全民族文化創造力，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當今社會，文化軟實力作為現代社會發展的精神動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證，愈來愈成為民族凝聚力和創造力的重要源泉之一，愈來愈成為各國綜合國力競爭的重要因素之一。在世界上，一個民族的復興，必須要以文化的復興作支撐。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必然伴隨中華文化的繁榮。日漸繁榮的中華文化，必然要以提升我國文化軟實力為根本途徑。而博大精深的中國傳統文化作為我國文化軟實力的首要資源和重要基礎，在繁榮中華文化的道路上，其重要行越來越得以凸顯。中國武術作為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組成部分，同樣是我國的文化軟實力的首要資源和重要基礎。因此，我們要在充分發掘中華傳統文化基因—中國武術的資源優勢與潛力之上，全面認識中國的傳統武術文化，做到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使其與時代特征相適應，與現代文明相協調。進而自覺地實現民族文化現代化、世界化的轉換與發展。讓中國武術在經濟、文化全球化大背景下，充分發揮傳統武術的博大精深的魅力，將我國悠久的歷史、燦爛的文化和“神秘”的武術，通過中國武術職業聯賽(WMA)及眾多媒體共同的努力，使其傳遞到世界各地，讓世界各族人民充分地認識、了解中國武術與中國傳統文化。

從傳統文化傳承的角度來看，無論是武術的國內抑或是國外的發展，都更多地表現在技術的層面，遠談不上文化的高度。而傳統文化內在精華在中國武術精神層面的缺失，是真正制約中國武術發展走向的關鍵所在。只有我們把武術當成一種文化來繼承與發揚，才能對中國武術未來發展的問題進行解決，才能對中國傳統文化根脈完成一種強力保護。因此，我們對待中國武術的發展一定要站到大文化的高度，把握其所賦有的文化內涵與要義，從保護中國傳統文化的起點出發，對中國武術進行保護，讓帶有“神秘”色彩的中國武術，通過現代傳媒的“無形之手”揭開其“神秘”的面紗，將中國武術這塊“傳家之寶”在WMA的舞臺上，展示于世人面前。唯有此，中國武術才能守住其傳統文化根脈，才能讓世人看到更加真實的中國武術面貌，才能更好地去肩負起繼承、發揚中國傳統文化的歷史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