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發展論文匯總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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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民族文化發展的動力表現出三個主要特征，即對自身文化傳統的繼承發展、借鑒吸收外來文化并進行適應本體文化需要的選擇和汲取、以及順應時代和社會發展要求而進行的會通創新，這三者又是密不可分的同步過程。

1、中華民族的文化傳統與凝聚力

一個民族的文化傳統體現為其民族精神。“文化傳統是不死的民族魂。它產生于民族的歷代生活，成長于民族的重復實踐，形成為民族的集體意識和集體無意識。簡單說來，文化傳統就是民族精神。”(3)

1997年11月1日在哈佛大學的演講中說：“陽光包含七種色彩，世界也是異彩紛呈。每個國家、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歷史文化傳統，都有自己的長處和優勢，應該相互尊重，相互學習，取長補短，共同進步。”他講到中國優秀的歷史文化傳統主要有團結統一、獨立自主、愛好和平、自強不息等，“一是團結統一的傳統。中華民族是由五十六個民族組成的大家庭。從遙遠的古代起，我國各族人民就建立了緊密的政治經濟文化聯系，共同開發了祖國的河山，兩千多年前就形成了幅員廣闊的統一國家。悠久的中華文化，成為維系民族團結和國家統一的牢固紐帶。”

什么是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或文化傳統，古往今來并無統一的標準或表述。《周易》中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天地之大德曰生”，肯定我們民族生生不已、欣欣向榮的剛健自強精神。又有“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我們民族不斷進取的變革意識之寫照。《大學》中有“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是不斷創新之民族精神的精練表述。孔子說：“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4)顯示了我們民族不向惡勢力低頭的英勇氣概。孟子的“富貴不能，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5)表達了中華民族的浩然正氣。再如“民惟邦本，本固邦寧”(6)、“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7)、“親仁善鄰，國之寶也”(8)、“儉節則昌，佚則亡”(9)、“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10)等等，都是中華治國方略的集粹；而“茍利國家，不求富貴”(11)、“務求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12)以及諸葛亮《后出師表》的“鞠躬盡瘁，死而后已”、曹植《白馬篇》的“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陸游《病起書懷》的“位卑未敢忘憂國”、顧炎武的“天下興亡，匹夫匹婦有責”等等，都是歷代憂國之士的豪言壯語。從屈原的“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到范仲淹《岳陽樓記》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文天祥《過零丁洋》的“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等，則表達了中華士人的崇高人格和理想追求。以上這些無不為民族精神增添光彩。為追求和實現這些民族精神和高尚品質，無數仁人志士不畏艱險、勤于探索、勇于實踐，流血捐軀在所不惜。但是，也應看到我們民族既有融匯百川的氣概，也有唯我獨尊的心態；有變革求新的精神，也有因循守舊的習慣；有兼容并包的傳統，也不排除“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狹隘襟懷。

中華民族文化的優秀傳統蘊積為其強大的生命力和民族凝聚力，表現為獨具的民族文化特征，在語言習俗、歲時節日、生活習慣、倫理道德、、行為準則、價值觀念、思維方式、思想意識、心態感情等等方面得到充分體現。通過信任、交情、面子、和諧、互惠等人際交誼，建立起民族認同的聯系網絡。以吃苦耐勞、艱苦奮斗、勤儉節約、克己忍從、自強不息、忍辱負重、剛健奮進、威武不屈、自勉自勵、堅韌不拔、謙虛謹慎、克勤克儉、仁義忠孝、尊老愛幼、團結互助、以和為貴、尊師重教等優秀民族精神的傳承，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中華民族的文化傳統，是漢民族與兄弟民族文化交融演化的歷史產物，也是儒家文化與諸子百家思想學說兼容匯通的結果，并在與外來文化的撞擊、交流和整合之中，不斷光大拓揚和演進發展，從而不斷增強民族文化的凝聚力和創造力。

歷史證明，一個多民族的國家，其強盛發達國泰民安的時期，往往就是政策開放、民族平等、文化交融、百花齊放的時期。固步自封意味著保守落后，封閉瞞頇必定落后挨打，開放創新才是民族興盛文化繁榮的契機。中國有句名言叫“有容乃大”，民族繁榮是各民族平等相處相互尊重的結果，尊重各民族文化的獨立個性和存在價值，促進各民族間文化的相互溝通和交流，才能取長補短不斷完善。

2、交流互感是民族文化發展的推動力

中華民族的發展史就是漢族與兄弟民族的文化交流史，也是對外開放的文化交流史。中華民族大家庭中各民族的文化，除了時代差異外，還有地域和民族特征的差異，在數千年中漢民族為主體的中華民族各地域文化和各民族文化長期地、不斷地交流、滲透、競爭和融合。因此，中華民族文化的發展是具體的、歷史的，又是多地域、多民族、多層次的立體結構。

中華民族文化是各區域、各民族文化的薈萃，交流互感是民族文化發展的推動力。民族文化的交流，有民族間及民族外兩種類型。古代社會的文化交流受到生產力發展水平的局限，主要限于國內民族與地域間的交流。漢族與各兄弟民族的融合，其并非消彌民族的文化差異，而是民族文化認同的結果，文化認同也就是民族文化的創新和發展過程。中華民族間各民族的認同、親和與交融，經歷了漫長的歲月。從遠古時代就開始了不同的民族文化之間的接觸，無論表現為交易、和親、聯盟的友好方式，還是掠奪、復仇、征服的沖突形式，客觀上都使民族文化得到相互的撞擊觸發與交流影響，有利于促進民族的融合。正是在各民族生息繁衍和相互交流中，積育了民族文化發展的養分與動力。各民族的文化聚集和交融，共同促進了中華文化的發展。無論是傳為民族融合佳話的趙武靈王“胡服騎射”，還是民族政權紛爭角力、南北朝廷相峙抵力，抑或蒙古族、滿族一統中華，都是中華民族共同發展的歷史軌跡。

我們曾個案研究中國歷史上民族共存的典型時期──“宋遼夏金元”。作為農耕文化與游牧文化沖突與融合的重要歷史時期，既不同于“三國”漢族政權的鼎足對壘，也不同于“五胡十六國”民族政權喋血爭雄或南北朝的對峙逐鹿，又與“五代十國”的征戰更迭不同。一幕幕酣戰與融合、破碎與創新的史實情景起伏跌宕，勾畫出處于不同的歷史發展階段的不同民族、不同特色的文化，交匯成同一幅波瀾壯闊的民族文化發展的宏偉畫卷。置此四個半世紀于歷代文化沿革脈系，大體依循文化發展的物質、制度和精神的結構體系，從科技文明、禮制風俗、文字教育、文學藝術、、學術思想諸方面，通過對民族文化與時代特征的闡釋，展現中國歷史上最為復雜而特殊的多民族文化差異并存的重要時期。高度發達的兩宋文化居于主導，與各具風格的民族文化同存，共同繪織出中華民族鮮明的民族文化特色與民族間交流融匯的場景，體現為多民族共同創造中華文化的發展歷程。(13)

應當看到，民族文化的融合發展，呈現文化發展的主導性傾向，中原漢族文化的高度發達，構成對少數民族及區域文化的涵攝同化力。居于發達地位的民族自覺不自覺地產生民族優越意識，也釀就了文化優越感，以“華夏中心”自居，或強調“華夷之辯”的理念，以及東夷、西戎、南蠻、北狄的稱謂等等，都是民族文化融合和中外文化交流的巨大障礙。沒有民族平等，就談不上相互學習和交流，這在歷史上也是有深刻教訓的。發達的古代文明，也培植了“天朝中心”的自大意識，成為平等交流共同發展的阻力，成為進入近代后“落后挨打”的一個重要原因。不能忘記“天朝上國”的傲慢昏聵與“閉關鎖國”的封閉愚昧，曾帶給中華民族保守落后；而近代西方文化也曾伴著血與火的民族欺辱，留給我們災難深重的史證遺痕。

3、兼融會通是民族文化綿延的內驅力

作為世界上惟一延續千載的民族文化，使人往往會產生一種錯覺，以為她是在一種封閉持恒的“超穩定結構”中“長期延續”。其實不然，中華民族文化的兼融會通特質成為民族文化綿延的內在驅動力。

居于中華民族文化主流地位的儒家文化，是藉“百家爭鳴”而催生，與釋、道之學辯詰交流而發展的。自先秦孔孟始，儒學歷數千年流變、演化，直至，儒家文化一直居于中國傳統文化的主導地位。地不界南北、時不限千年、人不論朝野、族不分“華”“夷”，儒家文化根深蒂固地成為中華民族文化結構的深層積淀，表現出強大的文化會通和整合功能。但這并不等于說中華文化只有儒學一家，春秋戰國儒、墨為顯學而諸子并立；秦代“事皆決于法”而漢初大興“黃老之術”；隋唐盛佛學、宋明興理學而“三教合流”……。僅說儒學，孔子歿后，“儒分為八”；新儒學也有程、朱、陸、王之別，何況還有“荊公新學”、“浙東之學”、“泰州之學”等先后并立。確切地說，從不存在“獨此一家”，即便在儒學立于“獨尊”的漢武帝時期，武帝本人也不信儒，所“尊”者不過“儒術”，而時政多用法家學說，所用之人桑弘羊、孔僅等都是商人出身，采用的鹽鐵官營、均輸平準皆法家主張。更何況歷代統治不外“內圣外王”、“儒表法里”的范式，士大夫也多“以佛修心、以儒范行“。雖無絕對的“儒一家”，卻并不影響儒家文化的主流地位。

至于漢族文化在與兄弟民族的文化長期交流、學習、兼融中得以增加養分，中華民族的形成過程就是不斷兼采眾長而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會通過程，成為文化綿延的強大內驅力。在漢民族為主體的民族文化體系建立之后，漢族與少數民族的關系，絕非各少數民族單純喪失其民族文化特性而片面消融于漢族的過程。各地方言、民俗、習慣等等的差異，都可視為中華民族共同體中若干民族特性的歷史遺跡。這是中華文化綿延數千年，大而彌德、久而彌新的生命力之所在。

任何民族的文化都有其空氣和土壤，有自己的載體和靈性；任何民族文化都有其生存和發展的權利以及尊重和學習其他文化的義務；都有繼承本民族優秀文化傳統與汲取融合其他民族文化進行發展創新的責任；也有共同繁榮人類文化進步的歷史使命。各民族的文化發展雖處于不同的發展階段，既有不同的民族特色，卻同處并存相互聯系，都是其內在調制與外在互感功能交互作用的結果。任何一種民族文化都不可能在靜止和封閉的狀態中發展，都是其內在的新舊更替、進步發展的矛盾運動和外部的文化觸擊沖突、汲取融合之合力的作用。

4、整合創新是民族文化長存的生命力

文化的民族性與時代性的統一，基本特性集中體現為文化的內在調制與外在互感功能，通過涵延傳播、汲取更新來實現新文化建設。開放與交融是民族文化不衰的動因，整合創新是民族文化長存的生命力。

中華民族內的學術文化兼容并收、各民族間的交融會通是民族文化發展的強大動力，而與外來文化的撞擊吸收、整合創新是其強勁生命力的重要因素。可以認為中國也有“開放”的傳統，彪柄史冊的中外文化交流中，中華文化主動向外交流主要經歷了三次：從西漢張騫、東漢班超通西域，晉法顯到印度取經、唐玄奘西行、鑒真東渡，到明代鄭和“七下西洋”，都是中華民族積極的對外交流。此后國門更進一步打開，反映了國人“睜眼看世界”的強烈愿望。(14)

中華傳統文化發展史中汲取外來文化，先后也形成幾次：漢唐時印度佛教文化的傳入，唐宋時阿拉伯文化的東漸，明清之際西方耶穌會傳教士引入西方文化的沖擊，都是中華民族文化與外來文化的大規模交匯。(15)

外來文化的傳入為中國傳統文化注入了新養分。例如光輝燦爛的唐代文化既是中土文化與西域文化的結合，也是中華文化與中亞、西亞以及其他文化的匯聚，更是兼融會通各民族文化和外來文化凝聚而成的文化高峰。唐太宗被尊為“天可汗”。若再從李唐統治者是否有少數民族血統來分析其政策面，則不僅是文化的融聚，恐怕連血緣都有融合的趨向。然而，吸收外來文化進行民族文化的整合創新，并沒有改變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特質，卻為之增進了新鮮養分。諸入佛教文化與傳統儒、道文化的整合，人文哲理的思辯與宇宙生成的探索，將傳統儒學發展到一個新階段，產生了新儒學即宋明理學。再如，西方傳教士的東來，并沒有使基督教精神取代儒學正統，卻帶來天文、數學與科技文明的近代文化沖擊，有助于中國近代的啟蒙和步入現代化的進程。歷史經驗告訴我們：文化總是多因并存的，百花齊放才會發達昌盛。

二、民族文化發展的特性

民族文化呈示民族的精神面貌和價值取向。“民族和文化是兩個密切聯系的概念，民族本身就代表著一種文化，而文化則是構成民族的要素。”(1)本文在兩個層次上使用“民族”概念，一是泛指相對于世界其他民族而言的中華民族，再一是具體用于中華民族共同體中的各兄弟民族。

1、民族性與時代性的統一

這是民族文化的基本屬性。任何民族文化必存在于特定的地域空間和具體的歷史時間之中，蘊涵這一文化的民族特性，也反映出這一文化發展的時代性質。各民族的文化，因其民族性而呈現有別于其他民族的文化特質，又依其時代性而融匯成人類文化的共性特征。

民族性體現了一個民族的文化自身發展的特殊性，代表一定的民族文化傳承積淀與特定地域文明的特點，表現為該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文化類型。時代性則體現人類文化在一定歷史時期的共同特征，反映文化發展由低向高的發展方向和文化之間傳播、交融與相互滲透、相互影響的關系，表現為人類文化發展階段的標識和特定的文化類型所展示的時代風貌與精神。

民族性與時代性統一，民族性存在于時代性之中，時代性反映民族性的共同特征，不存在絕然獨立的文化屬性。正由于二者的統一，衍生出文化的整體性與獨立性、連續性與階段性、自主性與互賴性、兼容性與選擇性等等的有機共生。這些特性又表現為民族意識與全球意識、民族精神與時代精神的統一。民族意識是民族文化的本質特征所在，全球意識則從世界和人類文化發展的高度拓展了各民族的文化視野。民族精神展示出一個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生命力，時代精神則代表人類文化發展的方向和歷史演進的階段特征與風貌。

民族文化的生命力，就在于較好地結合其文化的民族性與時代性，不斷地更生創新，既能保持和發展其優秀的文化傳統，又能積極地有效地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成果。要實行這樣的文化創新，就要對本民族的文化發展進行歷史的、客觀的甄別認識，存其精華，創造出具有民族特色的新文化，以適應時展的需要。這樣的文化創新，必須立足于全球意識的高度，從人類文化發展的方向中，把握民族文化的發展與創新。因此需要積極借鑒和吸收人類進步文化，并能與本民族文化發展的實際需要有效結合。

中華民族是一個多民族的共同體，中華文化也是一個多元的復合文化形態，構成中華民族大家庭的五十六個民族，都有各自的民族文化發展史。在中國歷史發展進程中，漢族文化與其他兄弟民族文化相互交融、相互促進，共同創造了燦爛的中華文明。(2)各兄弟民族的文化既有中華文化的共性，同時又保有自己的民族個性，在祖國的百花園中各顯異彩，使中華文化絢麗多姿。中華各民族雖然經歷各異、發展階段也不同，但隨著祖國的現代化建設，民族團結的加強，各民族的共同進步，是必然的歷史趨勢。繁榮各民族的文化，推動中華民族的文化建設，是各民族的時代任務，也是整個中華民族的歷史使命。

民族性與時代性統一，要求文化建設必須堅持改革與開放相結合的原則。文化的民族性，決定了改革是中華文化繼承與發展的根本途徑，弘揚優秀的文化傳統，是文化現代化的重要步驟；文化的時代性，決定了開放是中華文化走向世界、為人類文化發展做出貢獻的必由之路。

2、涵延性與主導性的并存

文化的涵延性系指一種文化所具有的兼融涵括、多元共生與傳承延續、傳播吸收等特性；主導性則是指文化的多元復合結構中，必然呈現該文化的主導傾向，包含明顯的價值取向和民族特性。文化的涵延性與主導性并存，反映著文化存在的結構特性。文化是一個涵延廣博的概念，有其豐富的內涵，諸文化因素多元交匯，文化傳統的歷史延續同文化發展的時代新質共集于一定的社會空間。文化創新是以一定的優秀文化傳統之弘揚為前提的，新文化不可以完全獨創出來；并且，文化演進還是文化發展多元因素相互吸收、兼容并蓄的過程。正是在繼往開來與傳播互感的文化整合中，民族文化得以實現適應時代要求的新發展。

從文化的涵延性來看，獨具特色的中華文化發展非常典型地證明了文化特性的客觀存在。中國傳統文化無論從悠久的歷史傳承還是從廣博的豐富內涵以及遼闊的地域分布上都具有鮮明的典型性。中華文化是各區域、各民族文化的薈萃，中原華夏文化與帶有區域特征的吳越、巴蜀、荊楚、齊魯、燕趙、嶺南文化等等并存，同時又是和蒙、藏、回、壯等五十多個民族的文化共生演進的。中華文化既是華夏民族與周邊民族文化交融的結果，也是儒家文化與諸子百家學說思想兼容并進的發展過程。從文化的主導性而言，中華文化歷經數千年不衰，其交融會通的強大生命力之中，展現出立于主導地位的、與時展相適應的文化特質。那就是，儒家文化吸收各家各派思想文化而發展──歷先秦諸子、兩漢經學、魏晉玄學、隋唐佛學、宋明理學、清代樸學等各時代的交融、整合、演變，一直居于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和主導地位，成為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重要特征，反映出民族文化的主導性特性。

就文化發展而言，影響主導性的有各種因素，如受時代的政治、經濟以及意識形態等方面的影響，同時還受到文化涵延性的制約。從縱向的文化傳承來看，主導性離不開文化傳統的繼承發展；從橫向的多元交匯來說，主導性又與文化諸因素密不可分，受到文化的發展階段和發展水準以及同期外來文化及異民族文化的沖擊與影響。民族文化的生命力正是在自身不斷發展和吸收外族文化精華的整合中壯大的。

中國歷史上佛教文化的傳入、阿拉伯文化的影響、西方傳教士的東來等等，都為文明古國帶來了新的文化要素。但是，外來文化并不能改變中華文化的主導性，無論在民族文化的交融中，還是在外來文化的撞擊下，中華文化都不曾被“同化”；而且傳統時代儒家文化的主流地位也一直未曾改變，直至西方資本主義興起之后，人類歷史進入新紀元，西方列強的炮火震驚了千年古國，中華民族開始了現代化的艱難歷程，儒家文化才讓位于現代文明。但是，直至今天，儒家文化傳統中的合理因素依然受到世人重視，尤其針對“后工業社會”的一些弊病更顯示其獨特價值。應當說，除了儒家文化的合理性諸要因外，中華民族文化本身所特有的各民族共同創造中華文明所蘊涵的生命力這一點值得認真研究。史實證明：文化的涵延性與主導性必然適應文化的民族性與時代性，文化的基本特性決定文化存在的結構特性。

3、兼容性與選擇性的一致

如果說民族性與時代性的統一是文化發展的基本屬性，涵延性與主導性的并存則從文化的結構功能上規范了文化存在的特性；那么，兼容性與選擇性的一致就是文化發展過程中文化演進的特性。

兼容性不僅包括了涵延性所規范的文化多元復合與傳承演化的因素，而且含指文化發展中精華與糟粕、進步與落后等等因素的并存。有可能區分出文化的精華與糟粕，又有許多無法絕然判定的交匯復合內容，而且在不同的歷史時代或具體的狀況情形下，精華與糟粕的判定受到時代的局限，也受到評判主體的制約。無論道德評判還是歷史評判，都離不開人的價值取向標準和用以評判的參照系標準。進而言之，文化發展是新陳代謝的過程，進步與落后是相對的，精華和糟粕也往往雜陳，這就提示了兼容性與選擇性之重要，而且兩者并非獨立存在而是相一致的。

我們知道，居于傳統文化主流的儒學，從來都是在與諸子百家的交融會通中發展的，這反映了文化的多元兼容性。再如進步與落后問題，一般認為十八世紀始中國從先進國家變為落后于西方的東方國度，實際上，就中國自身的發展而言，無論經濟發展還是文化程度都沒有停滯落后，恰是由于西方社會這一時期的突飛猛進，先進的社會形態取代了黑暗的中世紀而顯現出強大的生機，相形之下，把古老的中國拋在了后面，這說明參照系之于評判的重要意義。

選擇性指文化發展過程中所具有的選擇、吸收所需養分以補充、壯大本體文化、排斥不適應自身需要的民族文化的內在機制。其包括民族文化自身特有的選擇、排斥功能，具有客觀規律性的特點；又由于文化選擇是作為文化主體的人進行的，從而也具有主觀能動性的意義。選擇性同樣不能獨立存在，也受到兼容性的影響。文化的選擇、排斥功能是在兼容性的規范下實現的，選擇的結果不是使文化成為單一因素，而是豐富和發展了兼容性。兼容性一樣受到選擇性的制約，選擇的結果是使兼容并包的各種文化因素根據民族的需要和時代的要求而“優勝劣汰”、“適者生存”，被排斥、淘汰的因素則失去生命力，這就是民族文化發展演進的過程。

西方國家在步入近代時主要選擇自由、平等、博愛作為啟蒙思想的基礎，而中國的志士仁人則高舉民主與科學的大旗，開始中國的。這說明文化的選擇性受到文化的民族性和歷史傳統、承繼狀況以及現實需要等等的制約。從中世紀“神”的迷霧中，爭取的首先是“人”的存在；而在專制與迷昧的黑暗中奮爭的中國人，首先要選擇“德先生”和“賽先生”。

作為文化主體的人，在進行文化選擇的時候，受其主、客觀的種種制約，因此，選擇是在客觀規律性與主觀能動性之間進行的。選擇性決定文化的發展方向，也受到文化傳統的規制。當選擇不適應民族文化發展需要時就會失敗，選擇不符合時展要求時，背歷史潮流而動的選擇會受到阻礙或懲罰。因此，選擇是以人類進步文化、代表時展方向的文化同民族文化的發展實際需要相結合的有機過程──即文化創新過程。這一過程符合文化發展的兼容性與選擇性一致的特性，要求以認知民族的文化傳統及對文化發展趨向的把握為前提，也要求以文化主體──人的自身現代化為基礎。把握本民族文化的優秀傳統和有生命力的因素，積極進行與外來文化、兄弟民族文化的交流、攝取和整合，這當中選擇性是關鍵。

就中華民族的文化發展史來看，不能正確認識文化發展的特性，必然導致理論上的錯誤和實踐中的失敗。無論是“本位文化論”還是“歐洲中心論”、是“華夏優越論”還是“民族虛無論”、是“全盤西化”還是“中體西用”等等，在理論上都是片面割斷文化特性的關聯，實際中都偏入了歧途，有過深刻的歷史教訓。

三、民族文化發展與區域經濟振興

談民族文化問題，不能不聯系到區域經濟。法國學者佩魯指出：“經濟體系總是沉浸于文化環境的大海中，在這種文化環境中，每個人都遵守自己所屬群體的規則、習俗和行為模式。”(16)反之，研究民族經濟更需要重視文化因素的作用。

1、民族文化與經濟發展

人的經濟活動，都是由特定的民族集團在特定的地域上進行的。一定地域中的民族，構成生產力的主體成份。不同民族在特定環境的適應方式與改造過程中產生了本民族的文化特質，生存環境和經濟生活的多樣性，造就了民族文化千姿百態的個性特征。現實的物質生產活動中產生的特定民族文化意識，又成為影響該民族生存與發展的基礎──經濟生活的要素。由民族文化特征所賦予的價值觀念、道德意識、行為偏好、選擇方式等等，成為民族特定的文化價值標準，對民族經濟生活起到約束作用。我們在研究民族文化的發展特性與動力的時候，很有必要分析其基礎──民族的經濟活動。

民族文化大抵可分為三個層次：物質文化──適應民族共同體生存和發展需要的物質財富；制度文化──維護民族共同體秩序和組織結構的規制形態；思想文化──反映民族共同體價值取向、思想觀念、道德意識等民族精神的文化特質。由此形成不同的民族文化特色，并對民族經濟發揮作用。在現實的經濟活動中，不同的民族文化意識外化為不同的經濟觀念與準則。以一定的經濟生活為基礎的民族文化，反過來又規定著民族的經濟活動秩序，使之呈現其民族性特征。

盡管同一區域內的不同民族在發展階段與所處地位上是不同的，其經濟利益的獲取也是不均衡的，民族自治區域中居于主導地位的民族同其他民族實際上的數量和經濟發達程度等都有差異；但各民族的特性又受到時代性的制約，不同發展階段中的民族，共處于同一時代之中，時代的發展對各民族的進步提出要求。

一定的區域融匯了不同民族的活動，歸屬于不同民族集團的人的民族意識和經濟狀況及其變革，成為區域民族經濟文化發展的要因。在經濟的分析中結合民族文化要素來闡釋，尋求符合各民族集團共同利益以及民族集團內部絕大多數成員利益的經濟發展之路十分必要。隨著民族文化與區域經濟等研究的發展，民族經濟研究也日益成為重要的課題，一些學者投身于“民族經濟學”的研究，提出了許多頗有見地的觀點。(17)但這方面的研究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還需要從理論上和實踐中不斷深入。對于民族文化與經濟發展關系的研究，更是需要下大氣力的課題。

2、“區域民族經濟”概念

應當看到，民族區域的經濟發展是不平衡的。少數民族聚集地區的生產方式受到自然環境與歷史發展階段以及民族文化傳統等等的制約，因而各民族經濟文化的發展，既是整個中華民族經濟文化發展的組成部分，又是本民族傳統方式與水平的承續與演進；既受先進民族和地區經濟文化的影響，呈現出共同發展的時代性；也表現本民族文化固有特質和生產生活方式與水準的特殊性。

我曾提出“區域民族經濟”概念。這一概念，是指特定區域中的民族經濟，不同于區域經濟或民族區域經濟。這一概念，有利于研究一定區域內不同民族的經濟狀況和問題，因為我國的少數民族大多是與漢族交錯雜居的，即使在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的地區即民族區域，各民族之間相對集中聚居，卻也呈現出不同的民族經濟特色。尤其是我國的區域經濟問題大抵以特定“區域”為基點，因此深入界定特定區域內的民族經濟是重要而必要的。(18)

迄今為止，有關區域經濟的研究成就顯著，但大體存在兩方面的不足：一是強調區域經濟，卻不很注意區域經濟與區域民族經濟的差異；再就是注重經濟發展，卻忽視經濟與文化的有機關聯，尤其是區域民族經濟發展與民族的歷史文化傳承及民族特性積淀的聯系。這樣的不足還不僅僅是學術研究的問題，在國家政策制定與發展戰略模式選擇等決策中也很明顯。國家的民族政策雖然注重少數民族政治權利的平等，重視少數民族的社會救濟和解決其貧困人口的生活問題等等，但就經濟發展戰略而言，多是以區域經濟而不是以民族經濟作為發展基點的。以區域作為考量經濟發展的單位，研究其在全國經濟格局中的應有位置或發展力度，無論均衡抑或傾斜的戰略，都缺乏從理論上深入到區域中的民族經濟層面，因而直至今天，中國區域經濟的發展與各民族經濟自身的變革之間，還存在相當大的隔離與落差。

正是在這種區域性的而非民族性的經濟發展格局和理路中，國家對于民族區域的投資和技術注入，包括扶持城市經濟和國營大中型企業的發展等等，雖然對于發展區域經濟起到了作用，但與當地的少數民族經濟之間依舊存在隔離，形成不同的發展體系，區域經濟的發展與民族經濟的相對貧困成為反差共存體。這樣的“二元化”或“多元化”區域經濟發展結構，不利于帶動少數民族經濟的自身變革，嚴重的還與當地的民族經濟發展相抵觸。先進的經濟要素向少數民族區域的植入，形成傳統的民族經濟結構與新的經濟因素之間的各種問題。如果不注重培植民族經濟從傳統向現展的基礎，不提高民族經濟自身的變革條件，勢必造成城市與企業的獨立發展同少數民族農牧經濟較為落后狀況的繼續延存和并立。那么，區域民族經濟的發展也將繼續失衡，呈現出固化性的“二元結構”。發展先進的國營大中型企業與城市經濟，并使之與分散落后的少數民族農業和畜牧業并存，這不是區域民族經濟發展進步的健康模式。

3、區域經濟與民族振興

中華民族的振興是各民族的共同繁榮進步，現今進行區域發展戰略的調整轉變，特別應當重視落后地區許多都是少數民族聚居區的事實；要協調區域間經濟的均衡發展，必須重視區域內民族經濟的特點，努力提高民族經濟自身發展的實力，總結以往的經驗教訓，在如何發展少數民族經濟上下功夫。近年，貧困問題受到重視，中國的貧困人口絕大多數分布在中西部地區，而且高度集中地分布在西南和西北的幾個省區。1993年國務院制定《國家八七扶貧攻堅計劃》，確定國家重點扶持的貧困縣全國共592個，其中少數民族地區就有257個，占總數的44%。有研究表明：“我們無法否認少數民族的貧困問題是極為突出的。”此研究還進一步指出：少數民族與漢族在語言、風俗、習慣和心理上存在很大差距，因此與中西部漢族人口相比更不容易參與現代社會經濟活動，難以分享現代經濟發展的利益，這是其貧困發生率高于同一地區漢族群體的重要原因。(19)

區域民族經濟的發展，受到區域自然物質條件和生產發展水平的制約，也為一定的民族文化傳承和習俗特征所支配。研究經濟問題，應當結合民族文化、傳統觀念、習慣心理等“非經濟因素”，因為經濟活動與經濟行為是由具體的歷史文化傳承和民族文化積淀中的人來進行的，其行為規范、消費偏好、價值觀念等等，無不受其經濟思想和觀念的支配，經濟與文化是密不可分的。盡管“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在1776年發表《國富論》之前的1759年，就寫了《道德情操論》，直到本世紀初馬克斯·韋伯強調宗教文化因素對社會經濟發展的影響，經70年代以來東亞經濟“奇跡”要因探討的催生而經濟與文化的關系受到注重，但經濟學本身對此的研究依然很薄弱，而探討經濟文化一體性的努力更是難度極大。(20)

不能將民族經濟問題僅僅看成是區域經濟問題，要充分重視區域經濟發展中的民族經濟問題，協調各民族的經濟發展和利益均沾關系，促進團結進步共同發展。區域經濟發展中的民族問題不容忽視。這個問題不僅關系到民族團結、協調發展提高綜合國力，而且關系到國家繁榮、社會穩定的大局，是整個中華民族經濟騰飛、國力振興的重要組成部分。經濟學中有個“木桶原理”，即一個木桶的容量不取決于最長的那塊木板，而取決于最短的那塊木板，也可以說“經濟生活中，一切是由短線決定的。”(21)這個原理用在這里不一定合適，但可以用來作為考慮民族經濟發展的一種參考：某一民族經濟落后雖然不能決定區域經濟的發展，但能影響其發展水平，不能忽視中華民族經濟發展是各民族的共同進步。民族經濟的基礎一般比較薄弱，技術落后人才缺乏，自然和生活條件較差，貧困面大，產品單一競爭力不強。但大多具有資源、人力以及特色產品等方面的優勢。因此要大力發展鄉鎮企業和有地方、民族特色的優勢產業和名優產品，促進資源優勢向經濟優勢轉化；應選準開發項目，培育主導產業；發展旅游業和各種貿易，以市場為導向建立經營機制。同時加強扶貧攻堅，強化民族經濟的造血機能，加速自身發展，“練內功”與“求外助”相結合。解放思想更新觀念，抓住有利時機，爭取政策扶持，擴大開放引進外資，與先進地區聯合協作，使當地的資源優勢同內地、沿海地區的資金、技術和人才優勢結合起來。深化改革促進兩個根本轉變，加速農牧業發展，加強民族團結和進步，因地制宜合理分工、各展所長優勢互補共同發展。

加強民族經濟自身的變革力度，要大力發展教育事業，積極進行少數民族人才的培育，縮小民族間的經濟文化差異，是區域民族經濟振興的關鍵。強化民族經濟的發展機制，在民族區域走共同富裕之路，是區域經濟良性循環的重要環節。應當強調各民族相互尊重、平等互助，才能實現各民族共同進步和區域民族經濟的和諧發展，才能實現中華民族的振興。各民族平等、和諧的民族關系成為共同繁榮進步的重要保障。

市場經濟作為開放性經濟形態，有利于打破封閉落后狀態，超越民族與地域界限，共同進入統一市場；有利于資源的有效利用和優化配置，促進民族區域的資源優勢向經濟優勢轉化，為民族經濟發展提供機會和條件。現在，國家更加重視中西部的發展問題，這就為區域民族經濟變革展現了更為廣闊的前景，為區域民族經濟的振興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把握時機發揮優勢，發展經濟振興中華是中華民族的時代責任，也為理論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研究民族文化的發展特性與動力，不應忽視其基礎──民族經濟的發展與振興。

人類文化是全人類共同創造的財富，多民族國家的文化由各民族的文化創造匯聚而成，從而具有共通的基本屬性；基本屬性寓于各民族文化的特殊性之中。在民族文化的發展中，主要表現為──民族性與時代性的統一、涵延性與主導性的并存、兼容性與選擇性的一致。這三者往往交織疊合、密不可分，但又有各其偏重與特性。

注釋：

(1)趙光遠主編：《民族與文化──中國傳統文化諸形態》，廣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序言》。

(2)參見翁獨健主編:《中國民族關系史綱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版。

(3)龐樸：《文化傳統與傳統文化》，載朱家楨、厲以平、葉坦主編：《東亞經濟社會思想與現代化》，山西經濟出版社1994年版，第357頁。

(4)《論語·子罕》。

(5)《孟子·滕文公下》。

(6)《尚書·五子之歌》。

(7)《左傳·襄公十一年》。

(8)《左傳·隱公六年》。

(9)《墨子·辭過》。

(10)《孟子·盡心下》。

(11)《禮記·儒行》。

(12)《墨子·兼愛下》。

(13)參見葉坦、蔣松巖：《宋遼夏金元文化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14)參見拙作：《“國”是鎖不住的》，載《中華讀書報》1999年4月28日。

(15)關于中外文化交流問題，前人做了大量研究，例如任繼愈教授提出中華民族對外文化交流，共經歷了漢、唐、1840年至1949年三個階段，此后至今為第四個階段。見葉坦、趙光遠主編：《文明的運勢──中日民族性諸形態比較研究》，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序》第1-2頁。

(16)弗朗索瓦·佩魯：《新發展觀》（中譯本），華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9頁。

(17)如施正一等：《中國少數民族經濟概論》，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85年版；高言弘主編：《民族發展經濟學》，復旦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黃萬倫等：《中國少數民族經濟新論》，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90年版；陳慶德：《民族經濟學》，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等。

(18)參見拙作：《區域經濟與民族振興》，載《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199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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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的文化創意產業成績斐然，已有自己獨到的見解和實踐經驗，已走在世界的前端，本著“拿來主義”，相互學習、理解交流、融會貫通的精神，相信很快能讓海峽兩岸的文化創意產業攜手共進。

廈門有自己的立足點的，否則就只能是單純的仿制品。這個立足點，實體上是廈門市，區域上是廈漳泉，升華上去是閩南文化，也是廈門立足點最本質的東西。

閩南文化的積淀很有深度，有文字記載的歷史向上可以追溯到秦朝的閩中郡；上千年的發展中，宋元“海上絲綢之路”選擇泉州作為起航點，明清西方商人傳教士為閩南帶來了西方文化。閩南文化內容十分豐富，挖掘空間非常廣闊，我們要在這個立足點上著力發揮閩南文化的優勢，力推閩南文化的城市精神，兼有包容、含蓄、開放、創新的特色。文化創意產業是以文化為靈魂，以創意為核心，以產業為依托的新型產業。一個有創意的文化作為外衣披在傳統產業的身上，產業就可以華麗轉身，得到了升華。第一、二、三產業加上文化的元素，便可以成為文化創意產業。文化創意產業可以與晉江、石獅的服裝產業，德化的陶瓷產業，泉州的茶文化等等產業進行對接，幫助它們完成產業的再次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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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現代化進程加快給民族文化傳承帶來前所未有的沖擊

現代化是不可阻擋的潮流和趨勢，拒絕現代化意味著民族的貧困。改革開放以來，少數民族地區經歷了前所未有的現代化進程。這一現代化進程使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狀況、社會制度和政治制度等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但同時使少數民族傳統文化受到前所未有的沖擊。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摒棄傳統文化，追求快速而直接的經濟效益是大部分人的選擇，即使有人在滾滾而來的現代化進程面前依然堅持傳承和發展民族文化，但是能堅持到最后的人寥寥無幾。這樣的結果便是民族語言瀕危、某些民族口頭流傳的文學藝術瀕臨失傳、很多精湛的民間傳統手工藝日漸消失、曾經用來培養人類美德的日常生活風俗和禮儀逐漸被廢止。馮驥才先生就在《緊急呼救》里說“：我國的民族文化遺產需要撥打110緊急呼救”[2]民族文化具有不可再生性，一旦消亡將無法復制。

1.2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給民族文化傳承提出新的挑戰

市場經濟不僅推動了經濟的大發展、大繁榮，也帶來了我國文化的繁榮，民族文化也隨之變化和發展。但是，市場經濟也有阻礙民族文化傳承發展的一面。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部分人衡量人生價值的標準在于擁有金錢的多少。在市場經濟大潮中，很多少數民族青年離開本鄉本土投入到市場經濟的浪潮中，有人迷失了，有人忘記了自己的民族文化。同時，許多少數民族地區也以此為契機，推出以民族文化、民俗旅游為主要特色的旅游項目，在有的省份、有的地區更是將民族文化作為自己的名片和特色。但是為了獲得最大的經濟效益，滿足游客好奇的心理，民族文化旅游往往忽視了民族文化的精髓，甚至有些項目與民族文化內涵背道而馳，從而導致民族文化失去了許多原滋原味的元素。

1.3改革開放帶來的挑戰

首先，改革開放以來，各種流行文化、都市文化進入民族地區，很多民族地區的年輕人對都市文化、流行文化的關注遠遠超過了對民族文化的關注，再加上近年來越來越多外出打工的年輕人近距離的接觸流行文化、都市文化，淡化了他們對民族文化的認同。這樣的結果便是民族文化的生存環境發生變化，少數民族文化資源不斷流失，許多重要的少數民族非物質文化遺產后繼乏人，面臨失傳。在民族地區經濟、社會加快發展的過程中，一些急功近利的開發手段也加劇了少數民族文化資源的破壞與流失。其次，文化體制改革既使文化的發展和民族文化的傳承帶來了生機，同時也帶來極大的困難。作為文化傳承的重要載體的絕大多數文化團體，在管理體制上進行了深度的改革，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打破大鍋飯，有的自找發展門道，有的解體了，民族文化藝人自找活路，分散各方；年輕人對流行文化的關注度遠遠超過了對民族文化的關注度，許多民間技藝無法傳承。最后，隨著全球化、現代化進程的加快，民族同化的步伐也在加快，主要表現：語言上，部分少數民族年輕人不會講民族語言；建筑風格上，磚混結構的房子逐漸代替了原來具有民族特色的樓房；服飾上，絢麗多彩的民族服飾逐漸被漢族服飾所取代等。上述表明，在現代化進程加快、市場經濟和改革開放三大浪潮的沖擊下，民族文化的傳承發展面臨及其嚴峻的挑戰，如何迎接挑戰，采取積極的應對舉措是當務之急。

2促進民族文化傳承和發展的對策

在中國文化發展繁榮來臨之際，民族文化的傳承和發展是其重要內容。而中華民族文化的傳承發展離不開少數民族文化的傳承和發展，如果離開了少數民族文化的傳承和發展，中華民族文化將會殘缺不全。因此，在現代化的進程中，民族文化的傳承應該樹立科學的文化傳承觀，建立家庭、社區和學校教育相結合的聯動機制、共同推動民族文化的傳承與發展。

2.1思想上，提高對民族文化重要性的認識，樹立科學的民族文化傳承觀

進入21世紀，文化正在成為國與國之間競爭的利器。誰控制了文化市場，誰就在意識形態領域發揮主導作用。對于全體人民而言，要從思想上加強對民族文化重要性的認識，樹立科學的民族文化傳承觀，自覺投身于民族文化傳承和發展的具體實踐中。科學的民族文化傳承觀應該包括以下三個方面：①明確傳承的內容。一般來說，民族語言、民族藝術、宗教、文學、民俗、民間技藝都是屬于應該傳承的內容。②民族文化傳承和發展應該充分體現以人為本的原則。以人為本是科學發展觀的核心，主要體現的是以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為本。具體來說，在民族文化的傳承和發展過程中，要以人民群眾的實際需要為本，創新民族文化的內容，充分發揮文化為人民群眾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功能。③保留民族文化的內涵，不進行破壞性的傳承和發展。正確處理追求經濟利益和保留原滋原味的民族文化、民俗之間的關系，需要政府和有關部門從政策和法律法規上加以規范和指導。

2.2政策上，為民族文化傳承發展提供資金保證和政策支持

民族文化的傳承和發展是一項長期的系統工程，需要各方面的支持、需要廣大人民群眾的參與。在多元文化背景下，民族文化的傳承不應該是一種無意識的行為，而必須通過政府部門有意識地統籌并建立長效機制。政府部門應該為民族文化的傳承和發展提供相關的經費支持，鼓勵學者和專家進行民族文化課題的研究、鼓勵民間藝人組建民族文化隊伍；鼓勵社區建立民族文化傳承的相關機構，利用民間藝人、培養民族文化的愛好者傳播民族文化；以重大的民族節日為契機，開展如民族工藝展覽、民族歌舞表演、民族文化知識競賽等活動，宣傳民族文化知識，吸引民族文化的愛好者自覺加入到民族文化傳承和傳播的隊伍中；教育主管部門應該制定完整的民族文化教育體系和監控體系，并對教師進行相關培訓，對各級各類學校實施民族文化教育的實際情況進行實時的監控和考評，將民族文化進校園的實際狀況作為考核學校等級的重要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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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有利于促進學生得心理健康。足球運動是世界第一大運動，學生通過參加足球運動不僅能夠提高自身的體質，而且還能促進他們的身心健康。學生通過足球運動可以結識更多的朋友，他們之間可以相互的傾訴自己在生活、學習中的不滿，從而達到緩解心理壓力，釋放不滿情緒的目的。

3）促進學生的創新能力。學生通過參加足球比賽，感受足球所帶來的一種創新氛圍，因為足球屬于一種競技比賽，在比賽中運動員不僅要貫穿教練員的戰術，而且還需要在比賽的過程依靠自身的技能發揮，創造與需求戰機、掌握戰機最后取得比賽的勝利。

二、影響高校校園足球文化發展的因素

綜合高校足球運動發展現狀，并且結合筆者的問卷調查得知：影響高校校園足球文化發展的因素主要包括足球比賽、足球表演、足球課程、足球氛圍以及足球拉拉隊等因素，其中最為重要的因素主要是高校的足球課程設置、足球比賽、球迷的消費以及高校足球運動的氛圍。

（一）高校足球比賽的影響

通過足球比賽提高高校足球運動的發展是創建高校足球文化發展的重要手段。目前高校足球比賽主要有“中國大學生足球聯賽”，該比賽是由教育部與中國足協聯合舉辦的，由專門的體育中介公司負責宣傳與運作，大大提高了校園足球文化的發展，但是畢竟我國足球市場不景氣，導致中國大學生足球聯賽在高校中的影響力沒有發揮出應有的作用，導致大學生不能更多的參加足球比賽，進而逐漸的會喪失積極性。

（二）足球課程設置對校園足球文化的影響

高校足球文化的形成關鍵在于高校的足球教學體系是否完善，高校對足球教學是否重視。如果高校的足球課程設置合理，那么學生學習足球知識的途徑就會拓展，相對應的高校足球文化就能得到很大的發展，但是目前高校的足球課程設置存在很大的不合理性：首先高校足球教學的模式過于程序化。很多高校在進行足球教學時過重于對足球技術的教學，而忽視了足球本身的特點；其次教師在教學時主要是對學生進行技能的傳授，而不會對學生灌輸如何運用技術；最后高校對足球教學的考核方法也不合理。高校對足球教學考核評價主要是對教學效果的考評，而不重視教學過程。

（三）高校足球球迷的缺失

足球球迷是校園足球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促進足球運動發展的重要因素。經過大量的調查高校的足球球迷無論是在數量上還是在成員結構上都表現的過于單調，首先高校真正懂足球的人員非常少，而且討論足球的人數也不多，比如高校每年都會組織院系進行足球比賽，但是為比賽一方加油的拉拉隊則非常少；其次足球消費水平不高。由于當前高校就業競爭的壓力不斷加劇，再加上我國足球市場的不景氣，導致越來越多的學生不愿意參加足球運動，足球運動積極性的降低必然會影響足球消費水平的下降，消費能力的下降則會有直接影響足球產品的發展，最終形成惡性循環。

（四）高校足球運動的氛圍

高校足球運動氛圍的高低直接決定著高校足球文化的發展，但是高校足球氛圍濃度不高，造成高校足球氛圍不高的主要原因是：一是高校領導對足球教學的認知與態度不高。目前高校領導對足球教學的重視程度普遍不高，他們認為足球運動在我國沒有廣泛的市場，因此發展足球運動不會給高校帶來顯現的效果，以此他們不愿意將精力放在發展足球教學中；其次學生對足球的技戰術沒有靈活掌握。雖然高校足球教學能夠提升學生的足球技戰術，但是學生卻不能靈活的應用該戰術。

三、發展高校校園足球文化的具體對策

發展高校校園足球文化，需要高校構建系統的足球教育體系：

（一）高校領導要重視足球教學

提高高校足球教學質量，培養綜合素質較高的足球專業學生是營造高校足球文化的關鍵，其中提高高校足球教學質量的關鍵就是高校的管理者要加強對足球教學工作的支持力度，首先高校領導要加強對足球教學基礎設施的建設力度，積極爭取上級財政資金新建足球比賽場地、購置足球教學設備等，通過完善的基礎設施為足球教學創建良好的氛圍；其次要加強對足球教師的培訓，提高足球教師的專業技能。高校要定期對足球教師進行專業培訓，改變他們傳統的教學方法，通過教學創新提高學生的學習主動性。

（二）完善高校足球運動比賽機制

高校要充分借助全國大學生足球聯賽機制，發展校園足球比賽。首先高校要在內部形成固定的足球比賽機制，高校可以利用高校每年組織的運動會，開展高校內部的足球比賽，通過組織比賽，帶動高校學生參與足球運動的積極性；其次高校足球團體機構要對于外部高校聯系，舉辦校際之間的足球比賽，通過參加校際比賽提高本校學生對足球運動的熱愛程度；最后高校要鼓勵學生之間進行小范圍的足球比賽，比如學生可以在課后組織小范圍的足球運動。

（三）高校要積極營造足球運行的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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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達國家體育產業普遍是一個復合型結構，既包括與體育相關的物質產品的生產和經營，也包括體育服務產品的生產和經營。他們對體育產業的理解遵循消費“決定論”即體育消費決定體育市場，體育市場決定體育產業。其體育產業鏈相當完整，已基本形成了包括核心產業、中介產業和產業三部分的完整結構。

2發達的體育競賽

表演業競賽表演是在約定時間、約定地點向消費者提供競賽表演產品的核心服務輔以一系列的附加服務所構成的，能最大程度地滿足消費者現場觀看比賽需求的服務產品組合。在競賽表演發達的美國，職業化和商業化程度非常之高。僅棒球、籃球、橄欖球、冰球和足球5個項目就擁有近800個職業隊（含少量加拿大的球隊）。美國職業體育的總收入大約在30億美元左右，而到了90年代中期，這個數字已經突破了70億美元。到20世紀90年代末期又超過100億美元；全美體育競賽表演產業總產值1986年約為94億美元，1998年猛增至1296億美元，12年間激增近13倍[1]。在英國，2001年8月，英超與天空電視臺所簽的三個賽季的電視轉播合同身價己經暴漲到11億英鎊。2000-2001賽季英超年度總收入為16億歐元，而在這其中，電視轉播費收入就占了39%。[2]“2007-2010賽季，逾17億英鎊的電視轉播費用”[3]成為英超經營的經濟基礎。而創立于1877年的溫布爾登公開賽，作為商業化運作最早、最成熟的網球賽事，1879年掘出了它的第一桶金———116英鎊，2006年，溫網為全英網球俱樂部的盈利為2554萬英鎊[4]。

3成熟的大眾體育健身娛樂業

2009年，全世界約有128000家健身俱樂部，會員超過11900萬。全球健身俱樂部產業的規模將近700億美元[5]。法國的體育產業以健身娛樂業為主，據法國青年與體育部1998年的統計，現有各類體育俱樂部17萬個，注冊會員達1250萬人，體育人口占法國總人口的73.9%，龐大的體育人口基數，為大眾體育消費水平提供了堅實的基礎。美國社區中一般都建有休閑體育場、兒童游戲場與公園的綜合體系。并專門建有社區體育中心，設置具有多種功能的各類體育設施，以開展各種體育活動，為社區居民服務。據2004年1月份的統計數據表明3940萬人去健身房鍛煉。截止到2005年1月份，美國的健身俱樂部數量已經達到26830個[6]。在澳大利亞，依靠各類社團和社會力量來開展各類休閑體育活動，2002年澳大利亞體育人口比例為77%。澳大利亞有110個社會團體，5萬多個各種俱樂部，一般都設在體育場或者體育中心，包括技術輔導、組織群眾體育活動、場地設施維護以及向社會集資等工作[6]。其中有60%-70%的俱樂部分布在鄉村，每年有2億人次參加各種類型的休閑體育活動和比賽。這些龐大體育健身娛樂群體，為體育文化產業提供了有利支撐。

4健全的學校體育教育和競賽體系

國外完善的學校體育教育體系既培養了學生的終身體育意識，為社會輸送了大量的體育人才，又促進了大眾體育消費。學校體育是美國整個體育系統發展的基礎。美國很多優秀體育人才都是由綜合院校而非專業體校培養的。具有代表意義的NCAA（大學生體育聯合會）成立于1906年，目前擁有1200多所大學、聯盟和單項協會成員，每年大約有44900名男女運動員參加NCAA的各個項目的比賽，并培養了大批優秀運動員。以NBA為例，NCAA每年穩定地為NBA輸送優秀的籃球人才，據統計，76%的現役NBA球員來自NCAA，而在NBA近三年的招募中，年均82.9%的新招球員來自于NCAA[7]。在英國，青少年參加校外體育活動的比例相對較高。1到13年級學生當中，有50%每周參加至少3小時體育課和課外體育。在2008到2009年度中學生每周平均花費115分鐘時間在體育課上。66%的1到13年級學生會參與某種形式的校內比賽。99%的學校每年至少舉辦一次運動日或類似活動。至于校際比賽，42%的學生會參與。學校平均提供18.6種不同的體育項目。每個學校平均與8.2個俱樂部建立了聯系。

5先進的高科技技術

新產品的研發是體育產業的生命線，也促進了體育文化產業的重組。首先，體育賽事競賽觀賞性是其產業能否成功的關鍵因素，而運動成績的提升則是對競技體育更快、更高、更強的詮釋，也是提高體育競賽觀賞性的一個賣點。其次，新技術的廣泛運用使傳統的體育產業出現質的變化。而生物、力學等高科技的介入，使得健身娛樂業的器械裝備也迅速發展。良好的運動器械既提高了運動質量，又有效地減少了運動損傷。

6健全的法律法規體系

歐美體育產業的發達既與其完善的市場體系密切相連，也與政府的政策扶持密不可分。西方國家特別重視依法治國，通過法律手段對企業活動和市場進行管制，而且執法嚴格，真正遵循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原則。體育產業是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的混合，具有較明顯的公共物品性質，既要考慮體育產業的商業性和贏利性，還要考慮其公益性和福利性，因此，政府需要承擔公共物品的管理和供給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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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加強鄉鎮文化內容的創新。文化內容是文化的靈魂，對鄉鎮文化進行創新首先應該從內容上進行創新。進行文化創新的思想應該標新立異。針對一些民族文化氛圍濃烈的地區，應該注重發展本民族文化，將民族風土人情融入文化的內容中，使文化更能貼近群眾，貼近生活，為人民群眾打造喜聞樂見的群眾文化。例如，在一些少數民族較多的地區，可以利用大量優秀的民俗文化創設文化內容。發展本民族文化，將他們的民族風俗習慣長久的保留和傳承下去，從而使得文化內容更加豐富。創新鄉鎮文化內容對于增進人民的團結和發展也具有重大的意義。

（3）加大群眾文化模式的創新。隨著社會的快速發展，文化的發展方向也開始發生較大的轉變，對群眾文化的發展要求也逐漸提高，傳統的群眾文化發展模式已經不能適應文化發展的需求，為了適應現代文化發展的方向，需要不斷地創新文化發展模式。群眾文化走可持續發展的道路，經濟是必不可少的鋪路石，所以應該建立健全適應市場經濟發展機制，使群眾文化的發展符合市場經濟的發展規律。群眾文化的創新是沒有具體的規定的，所以需要讓人們對文化發展的道路不斷進行探索，促進群眾文化逐漸走向繁榮和昌盛。文化的產生來源于人們的互動，文化的發展和創新應該也脫離不了這個特殊的群體，群眾文化作為社會文化發展的基礎，人們應該在生活的過程中不斷進行探索和研究，積累更多的文化發展經驗，將其不斷地進行匯總，使用在群眾文化的建設中，促進群眾文化更快更好的發展。

（4）加大對群眾文化的資金投入力度。文化的發展離不開基礎設施的建設，文化的創新同樣如此，所以在鄉鎮群眾文化的創新過程中應該增加資金的投入力度，建設文化活動中心，對文化演出的場所和設施進行更新，開展文化知識共享工程項目，形成新型的鄉鎮文化網絡體系，為人們的文化活動提供一定的場所，滿足人們實施文化活動的需求。此外，還應該聘請一些專業的群眾文化研究人員對鄉鎮從事群眾文化的人員進行專業知識講解和培訓，增加他們的專業能力和整體素質，鼓勵群眾自發組建文化演出團隊，給予他們一定的演出經費，通過舉辦各種活動，讓鄉鎮的文化隊伍和專業的學者進行面對面的交流，從而使得他們的文化知識能夠快速的提高。

（5）建設系統的文化網絡。隨著文化的發展，群眾文化的活動形式開始由過去的單一化形式變得多樣化，出現了廣場文化和民俗文化等多種形式的文化，所以需要建立系統的文化網絡對鄉鎮文化進行引導。文化網絡系統中可以將一些群眾自發的文化活動通過網絡的形式進行傳播，促進群眾文化有規則、有組織的發展，也能夠提高群眾參與文化活動的積極性，從而有利于人們身心健康的發展。做好群眾文化的引導和控制工作，堅持正確的文化發展方向，促進群眾文化的全面發展，使群眾文化活動向著深度和廣度的方向發展，形成文化發展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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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建筑的教育狀況通過對中國傳統建筑文化在營造和教育上的比較，可概括歸納為“傳統四有”與“現代四缺”。“傳統四有”，指在既往形成的傳統建筑營造教育中有明確的建造體系，如多種結構類型；有清晰的空間體系，如空間的等級序列；有相應的營造技藝，如各種建造材料的加工技藝；有脈絡的師承方式，如依托于方言分區上的傳播關系。“現代四缺”，指現行建筑學教育體系中，缺少中國傳統建筑的教育內容，如與傳統建筑相關的課程少且處于體系中的附屬地位；缺少資源轉化，如有關傳統建筑的典籍豐富，但缺乏向專題教學資源的轉化；缺少營造技藝的延續，如各地傳統建筑存留類型和技藝眾多，但缺乏延續的方式；缺乏營造實操的引領，如在現行建筑學教學中缺乏具有傳統建筑實操能力的教師、缺乏開展實踐教學的基地。一句話概括，即中國傳統建筑文化有建造體系、缺教育體系。

當代建筑學教育體系概略

當代建筑學教育體系概略主要分為：布扎、包豪斯和建構3個體系。布扎體系為巴黎美術學院的建筑學教學體系，在建筑學教育上側重將前人已有的建造形態轉換成要素，再轉化為形式組織規則，進而通過藝術構圖進行設計。布扎體系的教育核心在于建筑實體藝術形式的創造，在形式上的創新能力成為專業教學的培養目標。包豪斯體系隨現代建筑運動而起，成為現代建筑學教育體系的主體，在教育上側重從功能行為、空間類型的角度出發，以人的行為方式設計空間建造邏輯。包豪斯體系的教育核心在于空間上組織的創造，在空間組織形式上仍然呈現出藝術創作的取向。建構體系在建筑學教育上關注于建筑空間的構造邏輯，側重空間與材料、構造之間的對應組織，如空間的骨骼和外表皮形態呈現，建構體系的教育主軸為空間建造語匯的培養。以上3個建筑學教育體系建構均源自西方，暫且不論體系之間的優劣，三者均很好地將空間的建造現象轉化成了適于傳授的專業課程，并形成了理論知識和技能方法之間的配置。國內高校的建筑學教育體系由西方引入，早期主要為布扎體系，現行的建筑學教育主體為包豪斯體系，由于深受布扎體系中藝術精英思想的影響，在現代建筑學教學中呈現出較為強烈的藝術創作傾向。如在設計課程教學中追求空間造型、形態構圖的獨特與變化，審美悟性的啟發教學多于規則理性和營造邏輯的傳授教學，專業人才的培養目標側重于藝術創作而非工程建造。此外，由于現行的建筑學教育體系為西方引入，在教學內容的主體架構中中國傳統建筑文化與營造必然是缺位的。

面向歷史建筑保護的教育課程與專業

國內外針對歷史建筑保護開設課程與專業可追溯到上世紀60年代，如1962年國際文物保護與修復研究中心（ICCROM）與羅馬大學合作開設建筑保護課程，哥倫比亞大學在1964年開設研究生歷史建筑保護專業。國內的高校也先后開設了與歷史建筑保護的相關專業，如東南大學開設了建筑遺產保護專業、同濟大學與北京建筑大學開設了歷史建筑保護工程專業、香港大學開設了建筑文物保護專業。國內外多所高校在本科和研究生階段開設了與歷史建筑相關的教育課程，比較下來，研究生階段開設的課程普遍比本科階段多。在大學教育中提出創新能力的培養已經有多年了，但從專業教學的規律上比較素質與能力的培養，創新能力很明顯是無法培養的，但創新意識和創新素質是可以培養的。在高校的教育體系中，尤其是本科階段應該提倡專業規則教學和專業素質教學，為日后形成創新能力做儲備。具體到歷史建筑保護專業的人才培養上，由于該領域涉及到的內容復雜，多包含對歷史建筑的認知、傳統建筑結構與構造的認知、對建筑設計的理解和歷史文化等人文知識的儲備，只有經歷了相對較長時間的專業訓練后，才能成為具有從事歷史建筑保護工作能力的人才。要做到這一點，僅僅依托現行建筑學教育體系中的本科階段、研究生階段的培養是遠遠不夠的。那么，如何更新建筑學教育體系，在本科階段將素質培養到何種程度，研究生階段培養到哪種層次，就成為了建筑學教育在體系建構中需要關注的焦點。

建筑學教育體系中的中國傳統建筑課程

在現行建筑學教育體系中，基本都開設了與中國傳統建筑相關的課程，如中國建筑史、古建測繪等課程，但在教學深度上普遍都停留在專業認知層面，而非專業建造層面。中國建筑史包括中國城市建設史等課程，在教學內容上偏向于斷代認知，孤立地講授如唐代、宋代、明代或是清代建筑史內容，列舉各朝代的建筑風格。從中國傳統建筑系統的角度看，這僅僅是認知層面的教學內容，缺少脈絡延續層面的內容。古建筑測繪課程更是單純的對象認知，教學過程中只是訓練了學生對具體某個傳統建筑外觀尺寸的了解，而非掌握構造尺寸的由來，對于隱藏在構件內部的構造尺寸更是不得而知。傳統民居專題課程在教學中屬于科普認知范疇，教學內容展現出豐富的地區與民族傳統建筑類型與樣式，但基本不涉及各種類型在建造上的規律。

歷史建筑保護專業教學課程體系的問題

對國內高校在歷史建筑保護專業教學課程體系的問題，粗略列舉以下4點：第一，專業課程體系結構與內容應該如何搭建？既然是一個獨立開設的專業，就會有相應的且區別于其他專業的教學體系、課程結構以及教學內容，而這部分工作還處在探索階段。第二，工科類院校設置歷史建筑保護專業如何依托建筑學教育的基礎？高校開設此類專業基本上是“2+2”或“3+1”模式，即前兩三年與建筑設計課程設置相同，后一兩年有所區分。暫且不論學期長短，歷史建筑保護專業嫁接在建筑設計課程體系之上，嫁接到何種程度就涉及到專業課程建設的問題。第三，如何改變傳統建筑知識的方志式講授方式？涉及中國傳統建筑與文化的專業課程，在講授中通常描述一個地區和另外一個地區的類型不同、一個元素與另外一個元素的區別，偏向于方志式描述性講授。講“異”的同時忽略了“同”的普遍性原理講授。第四，保護設計、保護實操在教學中如何形成主次配置？在主干設計課程上與傳統建筑知識、實操如何銜接，即用何種載體去講授“同”、用何種載體去訓練保護設計的類型、用何種方式去傳授實操技藝，專業教學課程的主次結構配置亟待研究。作為資源的傳統建筑中國地理版圖廣闊、氣候環境多樣、歷史悠久、民族眾多，由此形成了傳統建筑在空間實體類型和地區文化類型上的豐富資源。由于自然環境的類型多樣，在建筑的營造中應對環境要求、獲取建造材料、加工技藝多元化，加之民族文化、等人文要素諸多方面的影響，中國的傳統建筑呈現出各個地區和民族獨特的類型。傳統建筑多樣化的空間實體類型，具有轉化成為教育資源的潛力。如在地區空間分布上，建筑類型以及營造中的形變等體現出建造智慧和建造邏輯；在建造材料上，對木結構、夯土、石筑等材料加工技藝體現出建造的技術邏輯；在民族信仰上，傳統建筑在空間實體上反映出文化共同體的狀態；在方言文化圈上，傳統建筑的形態樣式可以體現出建造傳播的脈絡等。當然，隨著社會經濟的變遷，傳統建筑的這些方面不可能全部原封不動地繼承下來，但將其轉化成專業教學資源至少具有兩個方面的價值，即在歷史建筑保護實踐方面，對歷史建筑修繕、保留構件如何銜接、修繕材料選擇、磚墻和瓦片等修繕方式具有實操價值；在傳統建筑文化方面，對未來的傳承發展和文化標準的建立具有基礎支撐價值。

傳統建筑的教育轉化

面向傳承與發展的傳統建筑教育體系

面對傳統建筑文化在當代的傳承與延續需求、未來的發展與自強趨勢，在教育體系建構上有5個方面的內容需要實現轉化：一是從類型缺位向體系建設轉化。我國的建筑學教育體系由西方引進，在這其中中國傳統建筑是缺位的。在教育體系中僅僅將中國傳統建筑中的某一部分或者某一類型提煉出來作為輔助教學載體是遠遠不夠的，必須將中國傳統建筑從空間到文化融入教學課程體系當中，進而構建其中國本土建筑的教育體系。二是從對象資源向教育載體轉化。如前所述，中國傳統建筑與文化作為實體對象資源非常豐富，但缺乏將其轉化成教育載體。只有實現了對象資源向教育載體的轉化，才能將傳統建筑營造背后所蘊含的智慧、技藝以及文化等傳授下去。三是從圖典書籍向專業教材轉化。關于傳統建筑的圖典書籍眾多，有《營造法則》、《工部則例》、《營造法原》等，如同字典不是教材一樣，有關傳統建筑的法則、案例、圖典也不是教材。要構建傳統建筑的教育體系，就需要將這些豐富的圖典書籍轉換化為可傳授的專題教材。四是從方志講授向規律掌握轉化。對傳統建筑的方志式講授是描述性的，該部分內容是專業教學的基礎，是面向過去的，要構建面向未來發展的傳統建筑教育體系，應更多地側重對于差異性現象背后的專業規律的掌握。五是從興趣培養到能力建構轉化。中國傳統建筑在思維環境中普遍被認為是“老建筑”、“舊建筑”和“破建筑”，本土建筑文化在現行的建筑學教育體系中缺位，導致在傳統建筑方面培養出來的人才匱乏。也有少量從事于傳統建筑保護和設計的人才出現，但多是由于個體的興趣使然。對于專業教育層面而言，人才培養僅僅寄托在興趣培育上是遠遠不夠的，更多地應該通過教育體系的建構而落實在素質和能力的培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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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大型國有企業，供電企業文化的基本性質是建設為人民服務的企業，體現了國有企業的社會效益。當前電力企業的發展不再是單一的生產模式，而是把生產和服務結合在一起，既要實現企業的盈利目標，又要大力發展公益事業，夯實電力行業的基礎產業地位。傳統的電力市場是供電企業的銷售市場，供電企業處于主動地位。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下，電力市場的競爭形勢愈加激烈，供電企業開始轉變為提供電力服務的發展模式，新的企業文化建設與市場的變化密切相關［1］。除了文化性質的改變，供電企業文化建設還強調企業形象的奉獻性。在企業內部，企業文化宣傳的主要內容是為企業的發展與國家經濟建設做貢獻，突出供電企業經濟建設的重要地位，形成有利于供電企業發展的價值觀念。在企業外部，供電企業要樹立誠信、公益的社會形象，體現企業的發展理念和公益價值。

1．2供電企業文化的理念

根據供電企業文化的性質，供電企業文化是多種理念的結合。第一，供電企業文化以安全理念為中心。電力生產的過程較為復雜，一旦出現電力生產安全事故，將帶來嚴重的經濟損失，甚至威脅到人身安全。供電企業文化建設強調安全生產，是重視安全管理工作的表現。第二，供電企業文化包含質量理念。供電質量與電力安全生產息息相關，保證供電質量不僅要做到安全生產，還要不斷改進電力生產技術，為社會提供高質量的電能。第三，供電企業文化的服務理念。供電企業是社會公共服務行業，企業文化建設必須以服務理念來穩定和開拓市場，以企業整體的服務理念來提高企業的競爭力。第四，民主理念。供電企業的發展需要特別重視基層的反饋意見，為企業的發展提供更多參考。供電企業文化建設倡導民主理念，能夠實現企業內部的良好溝通。第五，團隊理念。供電企業的規模都很大，各部門間的協作能力是企業運作的關鍵，企業文化弘揚團隊理念能夠增強企業的凝聚力，提高企業的運作效率［2］。

2．供電企業文化建設存在的問題

2．1精神文化方面

企業精神文化是企業文化建設的重點，體現了企業的發展觀念，供電企業的精神文化建設還存在不足之處。首先，供電企業精神文化與企業的實際情況不符，企業精神文化的內容比較空泛。供電企業的精神文化與其它企業有許多共性，例如團結、奮斗、創新、務實之類的口號，企業文化缺少特色［3］。其次，供電企業精神文化建設往往流于形式，并未真正開展。最后，供電企業精神文化缺少道德建設，企業過于強調生產，精神文化的主要作用成了調動生產的積極性，從而忽視了員工道德素質的重要性。

2．2制度文化方面

供電企業的規模龐大，其內部的組織結構也非常復雜，統一的企業管理制度限制了企業內部的發展。不合理的制度文化降低了企業員工的積極性，企業的運作流程變得繁瑣，企業內部對人際關系的重視超過了制度的約束，企業分配制度也并未進行合理地調整，供電企業文化的建設需要在制度上進行改革，實施嚴格的企業制度管理［4］。

2．3行為文化方面

供電企業行為文化方面的問題主要有三點。其一，供電企業缺少現代化的行為規范，企業員工的行為沒有正確的導向。其二，員工素質與企業發展水平不符，大部分基層工作人員的知識水平都不高，供電企業也不重視對員工的培訓。其三，供電企業文化建設沒有培養員工的企業意識，員工未能感受自身利益與企業發展的關系，也就不會自覺控制自身行為。

2．4物質文化方面

物質文化是供電企業文化建設中最為實際的部分，包括企業的生產環境、員工的食宿問題、企業獎勵機制以及企業的文化活動等等。物質文化建設能夠讓企業員工直接獲益，當前供電在物質文化方面的投入不夠，員工對企業文化缺乏興趣，企業文化建設的工作便難以有效開展。

3．供電企業文化建設的策略

3．1建設以人為本的精神文化

企業文化的根本目標是樹立企業的價值觀，改變企業全體工作人員的價值取向，以企業的發展目標來調動員工的積極性，讓員工形成堅定的信念［5］。因此，企業精神文化的建設要以人為本，重視員工個人的主觀能動性，在整套精神文化體系的基礎上，推行文化建設的具體措施。另外，以人為本還要求關注不同員工的個人情況，根據員工的特點采用不同的文化建設方式，使供電企業精神文化建設達到最佳效果。

3．2制定富有特色的價值標準

價值標準決定了企業文化的基本形態，我國供電企業的企業文化的特點鮮明，價值標準的制定要綜合考慮行業屬性、員工特點、市場變化等諸多因素，形成富有供電企業特色的價值標準。合理的企業價值標準是優秀企業精神風貌的基礎，能夠給員工留下深刻的印象，提高員工的工作效率。獨具特色的價值標準也是當代電力行業發展的需求，對企業的可持續發展大有裨益。

3．3強化員工企業意識

員工的企業意識是供電企業凝聚力的關鍵，強化員工的企業意識可以從企業領導文化的建設展開。企業領導的個人精神文化和道德素質對員工有重要的影響，領導以身作則的行為是感染員工的有效方式，能夠讓員工產生榮譽感和歸屬感，把自己融入到企業當中。

3．4精心設計文化活動

供電企業的工作比較勞累，特別是基層員工，既要保證生產安全，又要提高工作效率。企業文化活動是調節員工工作狀態的主要形式，企業文化活動要把握好活動的目標，不能一味強調精神文化，而要寓教于樂，通過豐富的文藝或體育活動來體現企業文化的內涵。因此，供電企業要精心設計文化活動，以熱烈的活動氣氛來傳播企業的文化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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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無所不在的創新意識在筆者參加的加利福尼亞大學戴維斯分校、伯克利分校的講座中，教授們十分自豪地告訴我們，美國的歷史就是開放、創業、創新，不等待不依賴。的確，在只有200年歷史的美國，創新是最為強大的力量，驅動著各行各業的發展，尤其是在以創意作為基本特征的文化產業領域，無處不在的創新意識帶動了整個行業的騰飛，影響著世界文化產業的走向。加利福尼亞自然科學博物館坐落于舊金山的金門公園內，除了其眾所周知的天文館、非洲館等內部單元之外，還有極負盛名的環保屋頂，展現出文化與科技、建筑等各領域的結合與創新性設計。它是被美國環保建筑委員會認可的白金級環保建筑物，被公認為世界上最“綠色”的博物館，從空中俯瞰，其圓形的屋頂就像巨大的綠色冰淇淋凸出地面，確保了整個建筑采光、通風、隔熱的優良。

3、無孔不入的技術介入美國擁有著世界一流的技術創新團隊，創造了卓越的技術創新成果，且幾乎以同步的速度在文化生產領域加以應用和轉化。這種科技創新與文化創意的有機融合，使得美國的文化產業始終處于產業鏈的最高端，無論是文化產品、文化服務，還是文化消費方式都引領世界潮流。蘋果手機是美國文化與科技的產品載體，它改變了傳統手機單一聯絡的功能，運用技術手段加入了諸多創意元素，賦予了手機用戶全新的體驗，也隨之帶來了手機動漫、手機游戲等一系列文化新業態的產生。在傳統文化產業及服務中，技術的力量也不可小覷，以受眾在博物館的參觀體驗為例，手機APP軟件、互動軟件等的運用，豐富了館藏文物的價值推介手段，提升了觀眾的觀賞興趣和參與熱情。

二、成就影響

進入新世紀以來，網絡技術、數字化技術、物流技術、新型多媒體技術等高新技術手段，全方位地影響著美國和全世界文化產業的發展。隨著云計算、大數據、激光照排、電腦特效、互聯網信息交互等現代信息科學技術的逐漸普及，美國文化產業在文化內容、生產、形式、消費、服務等方面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顯現出豐碩的成果。

1、推動傳統文化樣態的升級與革新在高新技術的裹挾下，諸如演藝、電影電視、出版、博物館藏等傳統文化樣態受到了極大的沖擊，一度出現萎縮，然而，當它們也學習利用技術手段來更新換代時，這些傳統產業逐漸在市場中獲得了更好的效應和更高的利潤。參訪中，我們看到，在文化遺產的數字化保護方面，蓋蒂博物館、大都會博物館、伯克利分校東亞圖書館等機構采取數字虛擬現實技術，運用圖像、渲染、動畫等技術手段再現文化遺產原貌，對古籍圖書、膠片、錄音、藝術圖片等進行收集整理，實現數字化保護與展現。在數字影視方面，好萊塢的節目制作由模擬技術向數字技術轉變，催生出高清數字電視、數字電影、3D電影等廣受歡迎的樣態。在百老匯戲劇等傳統演藝行業，LED燈光、舞臺機械等的廣泛應用使文藝演出的場景布置美輪美奐，增強了視覺沖擊力，提升了藝術表現力。

2、加速新興文化業態的興起與發展在新技術革命的浪潮中，文化內容與信息技術、網絡技術、數字技術對接，派生出網絡游戲、網絡視聽、手機文化、網絡出版、數字節目、三維動畫等一系列新的業態，為文化藝術提供了新的表現形式和傳播渠道，使文化的內容更加引人入勝，文化的傳播更加便捷迅速，文化的影響力更加深遠遼闊。總部位于硅谷的谷歌公司，以搜索引擎的發展為核心，不斷擴展其內容和服務方式，不斷取得經濟上的極大收益。

3、增強文化產業的核心競爭力文化與科技的高度融合將美國文化產業的發展帶入了一個更高更廣的境界，提升了產業核心競爭力，使得美國的文化產業發展始終處于引領和創先的地位。我們所參訪的洛杉磯環球影城，其前身是環球影業的拍攝基地，經過多年的發展，成為了再現電影主題的游樂公園，諸如史瑞克4D影院、侏羅紀公園、水上世界等，都是依托暢銷電影的主題，加以特效的精心營造，為觀眾帶來技術的極大震撼和全新體驗，吸引著全世界各地的游客。而與此同時，環球影城所進行的相關電影衍生品的制作與銷售，也帶動了影視產業鏈條的全球化營銷，創造了巨大的經濟利潤。

三、啟示經驗

盡管美國的文化管理政策并非完美無缺，盡管某些領域里過度的技術運用削減了文化本體的藝術感染力，但是，瑕不掩瑜，美國在不遺余力推動文化科技融合創新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和經驗，將會給正處于起步階段的我國文化科技融合工作帶來重要啟示和借鑒意義。

1、加強政策指引，健全法律保障文化與科技融合是近年來文化建設的新命題，無論是政府、科研機構，還是企業、市場都處在摸索中前進、探尋中發展的階段，相關的政策性、規范性文件并不多見。為了解決目前相關管理體制上的流弊，突破文化、科技兩張皮的難題，積極引導社會各方面力量參與文化科技融合，包括文化部在內的各層級政府部門，應適時出臺相關政策、文件，在全社會尤其是在文化領域，營造崇尚創新、注重研發、加強高新技術應用的良好環境。此外，還要學習美國在財稅政策、貨幣政策以及法律保障方面的嚴密、細致與全面，導流社會資金、人才、技術成果，加大對文化創意產品以及知識產權的保護力度，提升文化產業的技術含量，形成核心競爭力。

2、發揮市場的決定性作用，調動企業的自主能動性市場的需求是引導文化產業發展的決定性力量，與美國的創新型企業相比，中國的許多企業依然停留在拷貝、山寨的低端層面，自主創新能力較弱，技術成果的轉化吸收再利用的能力不強。文化部門可以通過項目引導、平臺對接等多種方式，積極引導企業加強市場靈敏度，捕捉市場需求，創新文化樣態，拓展傳播途徑，提升文化產品質量與品質，使之成為文化技術創新的行為主體。對于科技創新型企業，政府也可以在資金、政策等各方面給予傾斜與幫扶，促其良性發展。

3、培養創新型人才，加強載體建設人才是文化科技創新融合發展的關鍵，既懂技術又懂文化的復合型人才，目前極為缺乏，嚴重制約了相關產業的發展。要加強文化科技載體建設，通過認定文化科技重點實驗室等工作，加快人才培養計劃，多措并舉培養適應多種產業環境需要的文化技術人才、數字軟件開發人才、媒體產業管理人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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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生態文化旅游地產的開發模式及分類生態旅游開發模式按照參與主體、控制主體、分配機制、經營模式等分為限制自主型、有限自主型、均衡型和自由自主(完全自主)型四類w�參考目前國內學者對生態旅游開發模式、旅游地產的分類方法，結合目前文化旅游地產的發展現狀，將生態文化旅游地產的開發模式分為兩大類：一類是單一型生態文化旅游地產開發模式，另一類是復合型生態文化旅游地產開發模式。其中單一型生態文化旅游地產開發模式包括借助原有建筑文化保護開發的生態休閑旅游地產、借助地脈文化開發的生態旅游商務地產、借助地脈文化開發的生態住宅地產和現代文化創新開發的生態休閑地產；復合型生態文化旅游地產開發模式為以休閑度假、商務和住宅為一體的旅游綜合型生態文化旅游地產[5]。

2生態文化旅游地產開發模式選擇與評價模型構建及應用

2.1選擇與評價指標體系構建指標的選擇與指標體系的構建，直接關系到能否為生態文化旅游地產開發模式評價模型的構建提供可操作性的依據[6]。因此，該指標體系必須包含影響項目開發模式選擇的各個關鍵要素。本文運用Delphi法確定了政府因素、區域經濟因素、城市影響因素、社會因素、市場因素和旅游資源條件因素六個方面共18個指標，建立生態文化旅游地產開發模式評價的指標體系。具體如表1所示。

2.2選擇與評價模型的構建及應用本文構建生態文化旅游地產開發模式的選擇與評價模型，旨在指導開發商運用科學的方法決策項目開發與規劃。本文首先采用Delphi法對每一層的各個指標進行重要性的賦值，然后對各專家打分得到的結果進行處理，得到指標體系的判斷矩陣。繼之，運用層次分析法對各個指標分別進行權重和一致性指標計算[7]，通過五輪計算得出了五種開發模式下各指標的權重。基于此，采用熵技術指標權重修正法修正權重，提高其信度。計算結果見表2。在確定開發模式選擇與評價的指標體系和指標權重基礎上，確定指標評定標準，采用專家打分法和模糊綜合評價法等方法以西安市大明宮生態遺址區保護改造項目為案例進行實證研究，在對案例指標評分進行數據量化處理后，計算出案例中各項指標的得分，分別為：政府支持度87分、政策完善度92分、GDP75分、恩格爾系數73分、城市國際化程度17分、年旅游收入20分、城市知名度86分、城市化率10分、常住人口70分、旅游人數65分、開發商資產負債率80分、房價收入比83分、旅游資源稀缺性84分、空氣質量50分、文化旅游資源價值82分、適宜旅游時期87分、交通便利度75分、配套設施35分。本文釆用線性加權和函數對本案例進行綜合得分計算，分別計算出五種開發模式的綜合得分：模式一為59.2957’模式二為58.8542分，模式三為58.4749分，模式四為48.8936分，模式五為61.9556分。結果顯示綜合得分最高的是模式五，即項目最適合的開發模式為綜合型生態文化旅游地產開發模式，與之最接近的模式是模式一,即借助原有建筑文化保護開發的生態休閑旅游地產。由此可知，大明宮遺址區保護改造項目應在借助原有建筑文化保護開發的基礎上進行綜合型生態文化旅游地產開發，與案例現階段開發模式一致，驗證了本文模型的可行性。

2.3結論分析西安市大明宮生態遺址區保護改造項目擁有包括大明宮生態遺址公園及周邊地區在內的19.16平方公里的土地，該區域不僅是2006年印發的《“十一五”國家重要大遺址保護規劃綱要》中所涉及的100處重要大遺址之一，同時也是西安市重點規劃的以文化策劃和生態旅游規劃為先導，以有利于西安城市建設、大遺址保護和改善民生為目的的生態文化旅游地產項目，是實現西安市經濟社會整體協調發展的重大戰略決策。西安市大明宮遺址歷史文化積淀深厚，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和良好的生態環境，具有依托生態文化旅游資源發展生態文化旅游地產的后發優勢[8]。大明宮遺址區保護改造項目將以豐富的生態資源為基礎、深厚的文化底蘊為靈魂、發達的旅游產業為引擎，著力打造以大遺址保護改造和展示盛唐文化為特色，集文化、生態、旅游、商貿、居住、休閑服務為一體、具有國際水準的城市新區。本文以西安市大明宮遺址區保護改造項目為案例，應用所構建的生態文化旅游地產開發模式的選擇與評價模型，對其進行了實證分析。研究結果表明，該項目應在借助原有建筑文化保護開發的基礎上進行綜合型生態文化旅游地產開發的結論，與該項目現階段開發模式基本相一致，驗證了本文所構建的生態文化旅游地產開發模式的選擇與評價模型的實用性。大明宮遺址區作為一個相對獨立而又完整的社會、經濟、自然復合生態系統，通過積極探索大遺址保護與生態文化旅游地產開發帶動城市發展的新模式，嘗試開辟大遺址保護和利用的新途徑，著力打造西安的“城市中央公園”，有利于改善人居環境，使其成為城市發展規劃與建設的樣本，實現歷史與現代、經濟與社會、文物保護與城市建設、城市文化與生態旅游的協調發展。對西安市生態文化旅游地產開發具有重要意義。（1）合理開發規劃生態文化旅游地產帶動周邊產業發展。西安市大明宮遺址區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和良好的生態環境，歷史文化積淀深厚，大明宮遺址區保護改造項目是西安城市發展的重要生態人文象征，其帶動周邊產業發展的優勢功能受到廣泛矚目。本研究得出該項目應在借助原有建筑文化保護開發的基礎上進行綜合型生態文化旅游地產開發的結論。因此，在大明宮遺址區保護改造項目地實施過程中，應以文化策劃和生態旅游規劃為先導進行項目規劃，結合產業基礎優勢合理招商引資，吸引萬達、萬科、中建等大批國內知名城市運營商在大明宮遺址區落戶，將文化業、旅游業和地產業有機結合，為房地產開發和營銷找到新的切入點，形成以大明宮遺址區生態文化旅游為核心，力求達到人與自然、人與城市、人與環境、人與社會的生態和諧，從而帶動周邊產業發展[9]。（2）發展生態文化體驗、旅游度假擴大社會旅游需求。西安市大明宮遺址公園的旅游開發建立在市場導向的基礎之上。根據旅游統計資料顯示，大明宮國家遺址公園2012年接待游客400萬人次，旅游綜合收入2583.68萬元。預計2015年大明宮國家遺址公園年接待游客將超過500萬人次，吸引境外游客100萬人次，旅游綜合收入將達到3500萬元。因此，積極發展生態文化體驗、旅游度假，細節部分彰顯地方特色，例如可以將整個大明宮遺址區旅游資源劃分為生態休閑旅游資源、文化體驗資源、古跡尋蹤資源等三大類資源，將具有同類型的資源進行聚類，同類資源主體協同開發，同時要加大旅游資源開發的精度與深度，在大明宮遺址區內實現資源共享，以優化大明宮遺址區生態文化旅游地產的發展格局，進一步擴大西安市大明宮遺址公園的社會旅游需求，推動大明宮遺址區保護改造項目及其西安市生態文化旅游地產的持續、健康和快速發展。（3）利用區位優勢建立生態文化旅游城市綜合體。西安市大明宮遺址區生態文化旅游資源類型豐富，區位優勢日益突出。大明宮遺址區應該采用借助原有建筑文化保護開發的基礎上進行綜合型生態文化旅游地產開發的模式，促進大明宮遺址區的可持續發展[10]。在大明宮遺址區保護改造項目的建設過程中，早期重點開發和建設大明宮國家遺址公園，力求將大明宮遺址區打造成為西安市的“城市中央公園”，輻射帶動國際化、高水準的城市新區，形成高品質的居住、娛樂板塊。大明宮遺址公園緊鄰西安地鐵二號線，靠近西安市政府新行政中心，圍繞大明宮遺址公園，西安北郊旅游商業區塊將得到迅速提升。因此，大明宮遺址區保護改造項目的發展方向，應當建立在大遺址保護開發的基礎之上，科學規劃，合理建設，以生態文化旅游為核心，建立集人居生活、休閑度假、娛樂購物為一體的新興生態文化旅游城市綜合體[11]。（4）提升樓盤品質彰顯市場優勢。西安市大明宮遺址區規劃占地19.16平方公里，規劃拆遷建筑面積約100萬平方米，預計新建建筑面積約2500萬平方米，實行招商引資約1050億元。大明宮周邊房地產市場分析：目前大明宮遺址公園周邊樓盤均價為6000元每平方米，價格上升趨勢明顯。市場供應以多層、小高層、高層電梯公寓為主，樓盤大都設計比較合理，有合理的定位，良好的綠化，樓盤品質較高。因此，開發商在進行生態文化旅游地產的開發過程中，運用科學的方法選擇開發模式，對該地區未來的發展進行合理的規劃，將極大的提升該地區樓盤的品質，提高市場競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