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理論論文匯總十篇

時間:2022-10-01 11:3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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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理論論文

篇(1)

【摘要】InMarx’sworldtheory,theworldisasystem.Hisresearchandanalysisonthedevelopmentrulesofhumansocietyalsocontainhissystemthinking.Usingthemethodofsystematicanalysis,thispapergivesaoriginalexplanationtoMarx’sworldhistorytheory.authorthinksthatMarx’sworldhistorytheoryhasthreecharacteristics:entirety,correlativityanddynamics.Theconflictamongsystemfactorscanbereducedtothedisequilibriumbetweenthedevelopmentsofeasterncivilizationandwesterncivilization.Theworldhistorydevelopmentispushedforwardbydisequilibrium.

【關鍵詞】馬克思/世界歷史/系統分析/Marx/Worldhistory/Systematicanalysis

【正文】

馬克思的“世界歷史”理論是學術界關注的一個熱點。馬克思的“世界歷史”理論,為我們提供了一種從整體上系統地認識和把握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方法。系統論表明:世界上的任何事物,或大或小,或物質或精神,無不以系統的方式存在,是一個有機的統一整體。世界是系統的世界,我們所涉及的對象,都可以作為一個系統而加以討論和研究,找出其內在的必然的聯系,揭示一般規律,從而達到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目的。本文認為,馬克思的“世界歷史”理論貫穿著系統論的基本思想,因此,對馬克思的“世界歷史”理論進行系統分析,將有助于我們從一個全新的視角來解讀馬克思的歷史觀。

一、馬克思“世界歷史”系統的基本特征

如果我們從系統論的角度審視馬克思的“世界歷史”理論,便不難發現,馬克思在探討世界歷史的發展變化規律過程中,是把“世界歷史”看作一個系統來分析和研究的。“世界歷史”理論集中表現出了系統的整體性、相關性和動態性。

1.“世界歷史”的系統整體性

“世界歷史”的系統整體性是說,對世界歷史必須給予全面的整體的系統的把握,立足于整體與部分、部分與部分的關系來考察世界歷史的發展規律。馬克思對于世界歷史的考察,恰恰是遵循了系統的整體性原則。馬克思不僅從某一側面、某一角度對世界歷史進行了審視,而且將其放到具體的歷史條件下進行了整體的、全面的考察。在馬克思看來,世界歷史的出現,并不僅僅意味著各個國家、民族聯系的加強,而實質上反映了16世紀以來尤其是西方革命以來,在世界整體范圍內出現的以工業和技術為動力所引起的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的巨大轉變,以及由此所引起的社會生活的全面變革和新的文明的創立。世界歷史從其形成的時候起,所顯示的意義是社會生活的整體變革。世界歷史固然是由現代生產力的發展引起的,但世界歷史并不僅僅標志著一場“技術革命”、“工業革命”,而是包含社會生活全面變革的“社會革命”,是“市民社會中的全面變革”(P281)。在世界歷史條件下,不僅生產、消費具有世界性,而且精神、文化的發展也具有世界性,就連人的發展也成為世界歷史作用的結果,“地域性的個人為世界歷史性的、經驗上普遍的個人所代替”(P86)。世界歷史體現了社會生活的全面變革,世界歷史的形成便意味著整個世界成為一個相聯相依的系統。因此,必須從世界歷史的系統整體出發,才能真正把握人類社會發展的普遍規律。

2.“世界歷史”的系統相關性

“世界歷史”的系統相關性是說,如果把世界歷史從整體上作為一個系統來考察,那么,構成它的子系統便是民族和國家。系統的相關性集中體現了不同民族和國家之間的相互關系。而馬克思在研究不同民族和國家之間的關系時,重點探討了不同文明尤其是東方文明和西文文明之間的沖突。馬克思在談到世界歷史條件下的文明關系時,講得最直接、最明快的是近幾年學者們經常引用的那段話:“資產階級使屈服于城市的統治。它創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農村人口大大增加起來,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脫離了農村生活的愚昧狀態。正像它使農村從屬于城市一樣,它使未開化和半開化的國家從屬于文明的國家,使農民的民族從屬于資產階級的民族,使東方從屬于西方”[2](P276-277)。這里,馬克思從“三個從屬于”的角度揭示了近代以來世界歷史系統內基本要素之間的相關性特征,真實地反映了世界歷史條件下不同文明之間的真實關系。馬克思認為,這種關系的形成,主要原因是資產階級為增殖資本而拼命擴展的結果。馬克思說:“資產階級,由于一切生產工具的迅速改進,由于的極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蠻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來了。它的商品的低廉價格,是它用來摧毀一切萬里長城、征服野蠻人最頑強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們不想滅亡的話—采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它迫使它們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謂的文明,即變成資產者。一句話,它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P276)。應當說,馬克思當年所揭示的這種文明間的關系及其產生的原因至今依然存在著,而且有著繼續強化的趨勢。

3.“世界”的系統動態性

“世界歷史”的系統動態性是說,世界歷史從整體看是一個動態的過程,每時每刻都處在運動、變化之中,靜止的、不變的事物在歷史上是不存在的。恩格斯曾明確提出,在人類歷史上,“除了變化本身之外沒有任何不變化的東西”(P37)。他在另一個地方,把世界歷史的動態性描述如下:“當我們深思熟慮地考察界或人類歷史或我們的精神活動的時候,首先呈現在我們眼前的,是一幅由種種聯系和相互作用無窮無盡地交織起來的畫面,其中沒有任何東西是不動的和不變的,而是一切都在運動、變化、產生和消失。”(P417)還告訴我們,對于動態事物的認識,必須從時空相關性和事物之間的普遍聯系入手才能夠實現。由于整體就是部分與部分之間以及整體與環境之間的相互聯系構成的,因此,事物只能從整體上才能夠被理解,也只有從整體的角度才能得到對事物的真實認識。馬克思以唯物史觀為指導,以世界歷史的實際過程為依據,對人類的時空表現及其有序性給予了深刻揭示。社會發展規律是一個特定的動態的過程,這一過程通過不同的世界歷史階段以及它們之間的內在聯系表現出來。作為特定動態過程的社會發展規律在世界歷史的范圍內必然表現為世界歷史過程發展的有序性或階段性。,學術界對馬克思提出的社會發展的“五階段式”或“三階段式”有著熱烈的討論,但是,一個共同的認識就在于普遍承認世界歷史過程和發展過程的有序性或階段性。而這種有序性或階段性恰恰是世界歷史的系統動態性的展現。

篇(2)

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是追求的根本目標。曾指出:“代替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一種自由人的聯合體,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其作為揚棄了資本主義社會的未來更高級的社會,既是“建立在個人全面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的生產能力成為從屬于他們的社會財富這一基礎上的自由個性”,也是“以每一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為基本原則的社會形式”。首先,人的本質即人的社會關系的全面發展。人離不開社會就像魚兒離不開水一樣,每個人都是生活在一定的社會關系之中的人,人的本質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人的社會關系越豐富,人就越能發展自我、展現自我,從而在更寬闊的交往合作中,不斷釋放自身的能量,使自身得到更大的發展。第二,人的本質力量即人的素質的不斷提升。人的能力和素質發展是一個復雜的系統過程,需要以體力和智力為核心的多方面能力自由而充分的發展。而人的發展首先以人的勞動能力的發展為標志。馬克思明確指出:“我們把勞動力或勞動能力,理解為人的身體即活的人體中存在的,每當人生產某種使用價值時就運用的體力和智力的總和。”通過勞動,人們不但可以全面發展他們的體力和智力,而且在勞動過程中的人與人的社會交往也讓人的能力發展越全面,自主性越強。第三,人的個體需要的全面滿足和發展。人是有生命有需要的人。“他們的需要即他們的本性。”人的需要是人追求目標和實現自我的本質力量和超級動力。人的所有實踐活動都離不開人的本性的需要,所以需要的豐富和發展為人的全面發展提供了內在動力。第四,人的個性的全面發展。馬克思認為,人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有個性的個人”逐步代替“偶然的個人”。“有個性的個人”就是社會交往與個人相適應,個人對社會有自主性。馬克思所講的人的個性的全面發展,主要是強調人的平等發展、自由發展和創造性發展,使人的個性發展不再受到社會的壓制。

“交往”是貫穿于馬克思社會哲學思想形成發展的歷史進程中的重要范疇。早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就反復提到“同別人的實際交往”,又從人對自然的依賴問題上提到“人與自然交往”,把人與自然的交往視為人生存的基本條件。但這部著作沒有對交往范疇作出具體界定。在1845年撰寫的《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用大量筆墨研究了交往問題,多處提到交往、交往形式、交往關系、普遍交往等范疇,比較詳細地論述了交往與生產、分工的相互關系,以及交往在人類社會歷史演進中的作用,并先后使用了“個人之間的交往”、“和他人交往”、“普遍交往”、“世界交往”等術語。在《資本論》中,馬克思也頻繁使用了交往范疇。可見,交往范疇的內涵非常廣泛,將其概括起來主要是指:人與人之間、人與社會之間,民族與民族之間、國家與國家之間的相互作用的活動過程。這種活動本質上講是一種社會交往實踐活動。從內容上,包括政治、經濟、文化、精神、人員等等交往;從方式上看,包括生活中的、生產中的、分配中的、消費中的交往;從范圍上看,包括一切個人、民族、國家等處在社會中的相互間的交往。

對交往與人的發展問題的特別關注是馬克思交往理論的重要特征。馬克思交往理論的內容是多樣的,從不同的研究角度可以有不同的解釋。但是對于馬克思交往理論內容表述基本一致中有一個極其重要的內容,就是交往是人的本質體現,交往關系是人類社會的存在方式。在人的社會關系中,交往關系是最基本的關系,是人們社會生活的內容。“人創造環境,同樣,環境也創造人。”人生活在一定的交往關系中,自然地會受到社會關系的影響。人們通過交往建立起一定的社會關系,而這些社會關系又會不斷促進或抑制人的自身發展,成為人們交往的動力因素。“社會關系實際上決定著一個人能夠發展到什么程度。”人為了實現利益,彼此之間要發生多角度、多層次的交往,并形成錯綜復雜的社會關系網絡。現實生活中的人通過社會關系網,去實現物質、精神、文化、信息等資源的交換和互動。所以從馬克思交往理論關于交往與人的發展內容我們可以看到,馬克思對于人這樣一個主體在社會交往過程中至高無上的主體作用,也突出了馬克思對于人的全面發展的一個重要提醒。

正是從交往的存在方式和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理論視角出發,馬克思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第一次明確提出了人類交往的三大歷史形態,并通過分析交往的歷史演化展示了人的發展的一般歷史過程。馬克思認為:“人的依賴關系(起初完全是自然發展的)是最初的交往形態。”這是以人的依賴關系或個人之間的統治和服從關系為基礎的交往。由于生產力水平十分低下,“人的生產能力只是在狹窄的范圍內和孤立的地點上發展著”。這種人與自然界的狹隘關系約束著人們之間的交往關系,表現在個體與社會關系的發展尚處稚嫩狀態,個體在很大程度上是從屬于一個較大的整體的,比如原始狀態中發展出來的家庭和更大的氏族。在這一交往形態中,維系交往關系的紐帶主要是以血緣關系為基礎的宗法制度和封建等級制。這種交往“表現為人的限制即個人受他人限制的規定性”。馬克思把第二種交往形態概括為“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在這種交往形態中,人的交往是依賴于物質的。物質的生產和使用是人們生存和生活的基礎。所以為了滿足物質上的需要,勞動和生產在這一階段成為人們社會交往發展的助推器。對資本來說,唯一有直接意義的使用價值就是使它自身增值,具有這種使用價值的特殊商品就是工人的活的勞動力。所以資本家通過工人的辛苦勞動獲得大量的物質滿足需要,而工人卻一無所有。這就是資產階級血的剝削階段,一定意義上也推動了人類交往。第三種交往形態是自覺聯合起來的個人之間的自由交換,這是馬克思設想的人類理想的交往形式。馬克思把它概括為“建立在個人全面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生產能力成為他們的社會財富這一基礎上的自由個性”。很顯然,它與第一階段有相似之處,但它不是簡單的對第一種交往形式的復歸,它以物質和精神條件的高度發展為前提。在這種交往形態中,由于科學技術的高度發展,勞動本身也擺脫了謀生的手段,產生了人對物質的高度滿足和對精神的高度需求,從而使人的交往實踐活動表現出人類活動的完整性,表現出人全面發展的豐富性,成為自主活動、自由全面發展的主體。這一階段的交往活動不再具有約束性,而真正成為自由全面發展的活動,實現了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提出的“完整人”的理想人格。

二、必要條件:交往發展推動人的自由全面發展

交往的發展與人的發展的一般歷史過程的一致性表明,交往的發展是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重要條件。首先,交往是人的全面發展的前提條件。人類要生存首先就是要物質滿足的需要,物質滿足自然就離不開生產活動,而生產活動的不斷擴大必然使人與人之間的交往活動更加頻繁。有了人與人之間不斷頻繁的交往,才會讓人在交往中得到不斷發展,使人的社會關系不斷豐富和完善。在這種復雜的社會關系中,人的需要層次不斷發展,人的追求目標、自身發展都要不斷適應社會關系的需要,從而在這種交往中不斷提高。隨著交往的不斷擴大,社會對人的能力、素質提出越來越高的要求,人自身為了適應社會的需求和發展,其體力、智力等各種能力不得不全面發展,其思想道德素質、科學文化素質、自身修養等也不得不隨著社會的進步而全面提高。同時,社會交往的發展更加強調了人的發展,人的自主性、能動性、創造性得以不斷張揚,人的個性得以自由全面發展。

其次,人的全面發展也是交往能夠有序進行的有力后盾。人是普遍交往的實踐主體,所以交往發展的范圍、發展的水平都與人自身的發展狀況有直接的關系。人的實踐活動的全面發展為普遍交往提供了必要的條件。隨著人們的實踐活動不斷豐富,人們產生的社會關系也就不斷完善,人們的自身素質也不斷提高,人們普遍交往也就成為可能。人的需要的全面發展是交往不斷擴大的內在動力。人的需要是永無止境的。隨著社會的不斷進步,人們自身各個方面的需求都在不斷擴大、不斷提高,因為這種需求,人們的生產實踐活動也在不斷豐富,隨之人們的交往面也在不斷擴大。人的能力和素質的不斷提高、自由個性的不斷張揚也是交往得以有序進行不可忽缺的重要條件。隨著社會化大生產的日益復雜化,人們之間的交往也在不斷豐富化和復雜化,只有作為實踐活動主體的人的素質和能力不斷提高,這種越來越復雜的交往才能和諧有序地進行下去。

最后,隨著人自身發展的進步,社會交往已經跨越到全球往。“歷史”也轉變為“世界歷史”。全球性的交往將進一步促進人們的全面發展。全球性的經濟交往將使生產力發展世界化,為人的全面發展提供物質基礎。在全球性的經濟交往過程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進一步密切、聯系進一步加強,這促進了人的社會關系的國際化。同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隨著人與人之間經濟交往范圍的不斷擴大,使得全球性的政治交往也豐富化,政治民主更加成為可能,為人的自由、民主、平等提供政治保障。只有在全球性政治交往中,人的自由、民主、平等才能更有地位,人的全面發展才更具有現實性。全球性的文化交往融合了各個國家歷史文化的精華,讓人們更全面、更靈活地選擇自己的世界觀、價值觀,實現人的知識水平、精神境界、思想素質的國際性發展。同時全球性的文化交往讓人們了解了各個國家的文化,相互間的理解和融合成為一種可能,也使得全球往成為現實。全球性的交往已經成為一種世界的普遍現象,這將為人的全面發展提供更寬闊的平臺,同時隨著人的全面發展的不斷深入,全球往也必將更加豐富和完善。和諧世界、和諧社會、和諧人類也將成為一種可能。總之,交往和人的全面發展是有機統一的。隨著交往的日益普遍化,人的全面發展也在一步步地變為現實。

三、實踐意義:科學發展觀是交往發展與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實踐回歸

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同志對科學發展觀作了新闡釋新概括,強調科學發展觀的第一要義是發展,核心是以人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協調可持續,根本方法是統籌兼顧。

篇(3)

【英文摘要】AccordingtoMarx’stheoryaboutaverageprofit,thecapitalwilltransfertheproductivedepartmentsdifferfromeachotherinprofitmargin.Thecapitaltransferencebringsaboutaverageprofitmarginandequalprofitwithequalcapital.Infact,freecompetitioninthecapitalcantransferunreservedlyservesastheanalyticalbasisoftheprinciple.,underthecircumstancesofsocialisteconomytherearemanyobstaclesincapitaltransferencebetweendepartments.Forthisreason,itbecomesextremelydifficulttogetaverageprofit.Onlywhenafullplayhasbeengiventogovernmentregulation,cantheobstaclesberemoved.

【關鍵詞】資本流動障礙/平均利潤率/自由競爭/政府調控obstaclestocapitaltransference/averageprofitrate/freecompetition/governmentregulation

【正文】

利潤率平均化是社會化大生產和市場經濟的必然要求,而利潤率的平均化又總是以資本流動作為實現途徑的。實質上資本能否流動不僅關系到能否實現利潤率的平均化,更關系到能否實現產業結構的優化和資源的最佳配置。因此,在資本流動遇到障礙的情況下,如何促進和引導資本流動,對于進一步繼承和馬克思的平均利潤思想、對于解決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資源配置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馬克思平均利潤理論及分析基礎

按照馬克思的平均利潤理論,在社會化大生產條件下,各個生產部門由于資本有機構成水平和資本周轉速度不同,即使剩余價值率相同,彼此的利潤率也是不同的。在利潤率存在差異的情況下,受利益驅動,低利潤率部門的資本必然向高利潤率部門轉移,從而使得高利潤率部門的利潤率下降,低利潤率部門的利潤率上升,利潤率在各部門間逐步平均化。隨著利潤率的平均化,商品價值便轉化為生產價格,商品的市場價格便從以前圍繞價值波動轉變為圍繞生產價格波動。馬克思的平均利潤理論或生產價格理論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它不僅解決了古典經濟學家所不能解決的關于“等量資本取得等量利潤”與勞動價值論之間的矛盾,而且進一步揭示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本質,同時對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也具有指導意義。

雖然馬克思的平均利潤理論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但對這一理論的認識切不可簡單化。在馬克思的平均利潤理論中,我們不難看出,利潤率平均化的關鍵就在于資本在各部門之間的自由流動。馬克思的抽象分析顯然是以資本流動不受阻礙的自由競爭作為分析基礎的。而在不同的條件下,資本流動的自由程度是大不一樣的,因而利潤平均化的難易程度也是不同的。

從歷史上看,在自由資本主義初期,雖然商品生產比以前大大發展,商品的生產已經形成了各種專業化的部門,統一的社會分工體系已經形成。但由于封建行會的束縛,資本的競爭還只能在部門內部進行,資本還難以在部門之間自由轉移。只是隨著資本主義的迅猛發展,資本才完全沖破了封建行會的束縛,實現了在部門之間的流動,最終實現了等量資本取得等量利潤。這一歷史過程正如馬克思所概括的:“競爭首先在一個部門內實現的,是使商品的各種不同的個別價值形成一個相同的市場價值和市場價格。但只有不同部門的資本的競爭,才能形成那種使不同部門之間的利潤率平均化的生產價格。這后一過程同前一過程相比,要求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到更高的水平。”[1])(P.201)因為只有這一“更高的水平”才能消除資本流動的障礙,才能實現利潤率的平均化。

但隨著歷史條件的改變,資本流動又遇到了新的障礙。在壟斷資本主義時期,自由競爭完全為壟斷所代替,資本流動便變得不再自由了——受到了壟斷的阻礙。對于壟斷的阻礙作用,生活在過渡時期(自由競爭資本主義向壟斷資本主義過渡)的馬克思、恩格斯早有預見并作過深刻的分析。但對于社會主義社會是否還存在資本流動的障礙以及如何消除流動障礙,則沒有作出全面的分析。

值得說明的是,理論界關于社會主義條件下資金與資本概念的爭論由來已久,但本文的討論并不涉及這一爭論本身。本文只是從資金與資本的一般共性出發使用“資本”這一概念的,以此來探討作為運動著的并以增殖為目的的價值在轉移過程中遇到的困難及其解決途徑。

二、社會主義條件下的資本流動障礙

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是人類社會制度的一場革命,從根本上說,生產資料公有制也更有利于社會化大生產的發展。但生產資料公有制并不能消除資本有機構成水平和資本周轉速度的差異,因而也就不能消除各生產部門利潤率水平的差異,尤其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利潤率的這種差異可能還會表現得更為明顯。因此,為了協調各部門之間的經濟利益關系,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資本和其它生產要素仍然需要在部門之間進行流動,利潤率仍然需要平均化。但在實際生活中,有許多因素在阻礙著資本的流動、阻礙著利潤率的平均化。其中,既有經濟因素也有非經濟因素,既有資本所有者自身的主觀因素也有其外部的客觀因素。

(一)經濟體制。經濟體制的核心內容就是解決資源配置的方式問題,不同的經濟體制對于資本流動的是不一樣的。

在市場經濟體制下,整個資源配置過程都以價格機制為基礎,經濟動力來自生產者對物質利益的追求,分散的決策主體在謀求各自的利益中彼此展開競爭,哪個部門的利潤率高,資本就自動向哪個部門轉移。顯然,市場經濟體制是有利于資本流動的。而在社會主義國家曾普遍采用的計劃經濟體制下,經濟運行過程是通過自上而下的指令性計劃和行政命令來推動的,經濟管理的決策權掌握在政府手中,和部門沒有任何自,任何一種生產要素都不能自由流動。與這種管理體制相適應,整個社會實行平均主義的分配方式,企業的經濟效益根本不與經濟成果掛鉤,經濟效益的差別完全被平均主義所掩蓋,而平均主義與利潤平均化是有著本質區別的。因為干好干壞一個樣,生產要素也就根本不需要流動,企業也就失去了活力。因此,在與現實生產力嚴重脫節的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下,資本流動既沒有可能,也沒有必要。

(二)市場結構。市場是以多種多樣的具體形式存在的,所以各種市場的內部結構并不一樣。一般說來,市場的結構不同,資本流動的難易程度也就不同。

在完全競爭市場上,由于生產者數量眾多,且生產規模較小,因而任何人都不能控制整個市場的生產和銷售,競爭是完全自由的、充分的,生產要素完全可以自由地進入或退出某個行業。因此,完全競爭市場最有利于資本的流動。但在現實生活中,卻并不存在真正意義上的完全競爭市場。

在不完全競爭市場即壟斷競爭市場、寡頭市場和完全壟斷市場上,競爭就不再是自由的了,因為存在著各種形式的壟斷:(1)由競爭引起的壟斷;(2)由獨占資源形成的壟斷;(3)由商品專利權引起的壟斷;(4)由政府特許形成的壟斷。盡管壟斷形成的原因千差萬別,但各種壟斷的作用卻是共同的,即都能阻止外部資本向本部門的轉移從而阻止利潤率的平均化。尤其是在完全壟斷的行業中,由于產品的生產和銷售已經為獨家所控制,所以外部資本根本沒有可能進入該行業。

壟斷阻礙了資本的流動,也就維護了部門間利潤率水平的差別,并且進一步擴大這種差別。壟斷者一方面可以憑借壟斷地位阻止自己的利潤被他人所平均,另一方面又可以通過制定壟斷價格去占有他人的利潤,“某些商品的壟斷價格,不過是把其他商品生產者的一部分利潤,轉移到具有壟斷價格的商品上”[1](P.973)。這樣便形成了壟斷利潤,其利潤率水平也就必然遠遠高于一般的非壟斷部門了。

(三)規模經濟。在不同的市場、不同的行業中,企業的最佳規模是不一樣的。有的產業只有進行大規模生產,才更有利于專業化分工,才更能發揮技術和設備的作用,最終實現成本降低、效益提高的規模經濟效果。馬克思曾明確指出:“在其它條件不變時,商品的便宜取決于勞動生產率,而勞動生產率又取決于生產規模。”[2](PP.686-687)而要達到最佳規模,就需要有足夠的資本來滿足設備購置、產品開發、技術研制、產品促銷等要求。如果企業投資能力太低,則會使成本提高和效益下降。因此,有的行業雖然利潤率高,但對企業投資能力的要求也高。如果沒有相應的投資能力,資本和其它生產要素是難以進入這些行業的。

(四)技術條件。生產技術條件是人們根據實踐經驗及自然原理而發展形成的工藝操作和技能以及與這些工藝操作方法和技能相適應的生產工具和其它物質設施,它直接聯系生產過程,也直接制約生產過程。尤其是在企業生產中,技術條件的作用越來越重要,產品的技術含量高,附加值就大,企業的經濟效益就高。但產品的性質不同,生產過程中所必需的技術條件也就不同,不同的生產要求有不同的生產技術條件與之相配套。因此,資本的流動必先以技術條件的轉變為前提,而技術條件的轉變既需要專項的基金,又需要相應的人才,其轉變過程本身就是十分困難的。

(五)比較優勢。企業在一個行業中經歷的時間不同,其競爭能力也就不同。原有企業與潛在企業相比,在生產經營活動中具有明顯優勢:(1)成本優勢。原有企業擁有專門的生產工藝或制作方法,積累了許多生產經驗和管理經驗,并擁有大量的專業技術人才,因而勞動生產率水平較高,在產品的成本上具有很強的競爭力。(2)市場優勢。原有企業不僅擁有穩定的原料來源,而且擁有穩定的銷售市場。靠著產品的質量、服務的質量和大量的廣告宣傳,原有企業已經在消費者的心目中樹立了一定的形象,贏得了一批固定的消費群體。由于原有企業在競爭中擁有上述比較優勢,許多潛在進入者不愿甚至不敢進入該行業與之進行較量,資本流動也因此受到阻礙。

上述種種障礙,阻礙了資本流動也就阻礙了利潤率的平均化。那么,這是否說明馬克思的平均利潤理論已經過時了呢?結論當然是否定的。因為資本流動和利潤率平均化是社會化大生產和市場經濟的一般,資本不能流動、利潤率不能平均化,既不利于企業加快資本周轉、提高資本運作效果,也不利于協調國家與企業、企業與企業、部門與部門之間的各種經濟利益關系,更不利于優化產業結構和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因此資本流動和利潤率平均化是符合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要求的。現在問題的核心是如何解決資本流動障礙與利潤率平均化之間的矛盾。筆者認為,關鍵是要從理論上充分認識政府調控在利潤率平均化過程中的作用,通過政府調控來解決二者之間的矛盾。在資本流動遇到障礙的情況下,只有充分發揮政府的宏觀調控作用,才能有利于消除資本流動的障礙、緩解資本流動的困難,最終促進資本的流動和利潤率的平均化。

三、利潤率的平均化和資源的有效配置

(一)進一步深化體制改革,為資本流動提供制度保障。經過20多年經濟體制的改革,我國的產品及其生產的市場化程度不斷提高,的自也在不斷增強,但企業尚沒有真正成為獨立的行為主體,舊體制的殘余仍在一定程度上繼續束縛著企業的經濟行為、阻礙著企業資本的流動,因此還必須進一步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首先,要加速企業產權制度的變革,盡快建立企業制度。只有產權關系明晰,企業才能真正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自我約束的法人實體,才能真正自主地根據市場行情來調整自己的投資方向,實現資本向高利潤率部門的流動。其次,必須加快建設一個競爭有序、統一開放的市場體系,使所有生產要素都能順利進入市場。資本的流動總是同其它生產要素的流動結合在一起的,只有在完備的市場體系基礎上,才能實現生產要素的全面流動。另外,還必須進一步健全市場機制,使市場真正發揮對企業的導向作用和資源配置的基礎作用。

(二)加強經濟立法,提高執法力度,限制壟斷,反對不正當競爭。企業競爭、資本流動需要有一個公平、合理的外部環境。為了維護市場競爭的秩序,實現公平競爭,許多實行市場經濟的國家都制定了有關來限制企業的各種壟斷行為,如規定產量、瓜分市場、掠奪性定價、捆綁式契約或合同、價格岐視等[3](PP.253-254),國際上已有84個國家頒布了反壟斷法。我們國家雖然也制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反不正當競爭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價格法》等法規,但法規仍不健全,反壟斷法至今尚未出臺,而且現有法規也不夠完善,再加上執法不力,所以各種各樣的壟斷現象并沒有得到根本抑制,欺行霸市、合謀抬價、壟斷資源等通過不正當競爭牟取暴利的行為幾乎隨處可見,至于價格歧視、官商不分、權錢交易、條塊分割、地區封鎖等現象則更為嚴重[4](P.28)。因此,要實現公平競爭,就必須大力加強立法和執法工作,真正做到“有法可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只有這樣才能為資本流動提供一個切實可靠的法律保障,才能為資本流動提供一個穩定、公平的經濟環境。

(三)進一步完善產業政策,鼓勵企業間跨行業的兼并、聯合和資產重組,以實現規模經濟。

在現實中,既要保持競爭活力又要實現規模經濟總是十分困難的,規模經濟總會在一定程度上阻礙資本的流動。但資本流動與規模經濟之間的矛盾也并不是絕對不能解決的,跨行業的資產重組與聯合就是解決這一矛盾的較好途徑。

當一個行業產品供大于求后,競爭必然更加激烈,價格降低收益下降迫使企業調整投資方向,努力將資本向高利潤率部門轉移。但如果企業資本有限,達不到其它行業的規模經濟要求,的確是難以流動的。這時可以采取與其它行業的企業進行聯合的方式來解決這一難題。企業通過多種形式的聯合,不僅可以克服自身基礎投資不足的困難,而且還可以直接利用對方成熟的生產技術條件,迅速地提高自己的生產能力,形成集約經營和規模效益,這就既實現了資本的流動,又實現了規模經濟。因此,政府應進一步制定和完善相應的產業結構政策和產業組織政策,鼓勵和引導企業在自愿的基礎上實現跨行業的聯合和資產重組,以此達到資本流動與規模經濟的統一。

(四)充分發揮經濟杠桿的作用,促進和引導資本的合理流動。合理有序的資本流動有利于資源的最佳配置,而盲目無序的資本流動則會導致市場的混亂和資源的浪費。因此資本流動不僅需要促進而且還需要引導,這些都離不開政府的調控。政府可以通過靈活運用各種經濟杠桿,來促進和引導資本的流動,并對資本流動進行調節。

價格是最重要、最靈敏的經濟杠桿,政府可以通過價格調整和變動來資本的流動。對價高利大但供過于求的產品可以采取限制價格政策,而對那些價低利薄但又必不可少的產品則可以采取支持價格或保護價格政策。稅收是另一個非常重要的經濟杠桿,政府可以通過制定和調整稅種、稅率以及減免稅等政策,引導企業合理調整投資方向。另外,信貸也是重要的經濟杠桿之一,銀行可以通過擴大貸款范圍和數量、降低貸款利率的,來支持企業的資本流動,幫助企業克服在調整投資方向過程中遇到的資本困難和技術困難。除了價格、稅收、信貸這三大杠桿之外,還有其它經濟杠桿也都能通過不同的方式、從不同的角度來影響企業資本的流動。因此,政府應該根據各種經濟杠桿的綜合作用,制定出積極有效的經濟政策,來對資本流動進行引導和調節,這樣就能既促進資本的流動,又避免流動的盲目性,因而,也就更能保證在利潤率平均化的同時實現產業結構的優化。

綜上所述,馬克思的平均利潤不僅深刻地闡述了社會化大生產和市場經濟條件下利潤平均化的客觀必然性,而且地揭示了利潤平均化的實現途徑,因此這一理論仍然具有普遍的指導意義。但由于在資本流動面臨諸多障礙的情況下,政府調控對于促進資本流動和利潤率的平均化有著不可或缺的作用,因此,這就要求我們在堅持馬克思平均利潤理論基本思想的同時,還應該特別加強關于政府調控與資本流動即政府調控與利潤平均化關系的,以進一步完善和發展馬克思的平均利潤理論,最終為探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資源配置服務。

【】

[1]馬克思.資本論(3)[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篇(4)

【正文】

勞動力價值理論是馬克思剩余價值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馬克思資本積累理論和利潤率理論的組成部分。國外某些學者為了否定馬克思的經濟學說,對馬克思收入分配理論提出了種種非難。本文現以羅賓遜、大衛·P·萊文等人的觀點為代表進行評析,旨在說明馬克思的收入分配理論是一致的,不存在國外某些學者所說的相互矛盾。

一、勞動力價值的三個定義完全是一個虛構

羅賓遜在《資本主義、沖突和通貨膨脹》一書的第七章《馬克思的工資理論》中說,馬克思的經濟學著作中存在著三個不一致的勞動力價值的定義。第一個定義是《資本論》第1卷中所說的勞動力價值由勞動力的生產成本來決定,即“勞動力的價值,是由生產、發展、維持和延續勞動力所必需的生活資料的價值來決定的”[1](P146)。第二個定義是勞動力的價值由傳統的生活水平來決定。羅賓遜認為,馬克思的勞動力價值包含著歷史和道德的因素,就是指勞動力價值還取決于每個國家的傳統生活水平。在馬克思的經濟學著作中存在的勞動力價值的第三個定義是:“至于談到勞動價值的界限,那末,這種界限的實際確定總是依供給和需求為轉移。我所說的是資本方面對勞動的需求和工人方面對勞動的供給。在殖民地國家里,供求規律有利于工人。因此,美國的工資水平是比較高的。在那里,資本用盡一切方法,也不能制止勞動市場往往因雇傭工人經常轉化為獨立自耕農而陷入空虛的情況。”[1](P146)羅賓遜認為:“這段話提出,勞動力的價值是誘使人們在資本主義生產部門尋找工作或留下來工作最少需要的工資。這樣一個工資,必須保障生活標準起碼等于非資本主義生產部門或別的什么地方的水平。”羅賓遜認為馬克思關于勞動力價值的三個定義不僅內容不一致,而且量也不同。[2](P242-244)其實,這種觀點并不能成立。

1.所謂馬克思勞動力價值存在的三個定義完全是一種虛構。

羅賓遜等人所說的馬克思的三個勞動力價值的定義,實際上是對馬克思分析勞動力價值構成要素的論述的割裂。馬克思對勞動力價值定義的論述是一個完整的整體,不存在三個相互矛盾的定義。馬克思認為:“勞動力的價值由兩種要素構成:一種是純生理的要素;一種是歷史的或社會的要素。勞動力價值的最低界限由生理的要素來決定。……除了這種純粹生理的要素以外,勞動的價值還取決于每一國家的傳統生活水平。這種生活不僅包括滿足生理上的需要,而且包括滿足由人們賴以生息教養的那些社會條件所產生的一定需要。”[1](P165)從以上論述中可以看出,羅賓遜等人所說的勞動力價值的第一個定義,就是馬克思所說的構成勞動力價值的生理要素。第二個定義就是馬克思所說的構成勞動力價值的歷史的或社會的要素。第三個定義是根本不存在的,從羅賓遜所引用的馬克思的論述中可以看出,馬克思只是在舉例說明構成勞動力價值的歷史或社會要素的表現形式,并不是在給勞動力價值下定義。

2.所謂馬克思的勞動力價值理論存在不一致的說法也是不能成立的。

馬克思認為,勞動力價值是由生理要素與歷史或社會要素共同決定,二者不存在任何不一致的地方。勞動力價值的生理要素,決定勞動力價值必須由生產、發展、維持和延續勞動力所必需的生活資料的價值來決定。因此,勞動力價值的生理要素決定了勞動力價值的最低限,即資本主義的工資不能低于這個水平,否則,勞動力的再生產就無法正常進行,就不能為資本主義生產提供所需要的勞動力。勞動力價值的歷史或社會要素,決定了勞動力的價值在不同國家和不同時代的差別。生理要素是構成勞動力價值的基礎,歷史或社會要素則構成勞動力價值的社會和時代的內容。與此相聯系,勞動力價值的變化也取決于這兩種要素的變化。從生理要素來看,在不同的國家和不同的時代,由于生產、發展、維持和延續勞動力所必需的生活資料差別不大,因此,勞動力價值的變化主要取決于技術的進步和勞動生產力的變化。從歷史或社會要素來看,勞動力的價值可以在生活資料價值不變的條件下,因社會歷史條件的變化而變化。勞動力價值中包含的歷史或社會要素具有彈性,正如馬克思指出的那樣:“可能擴大,也可能縮小,甚至完全消失,以至除了生理上的界限以外什么也不會剩下。”[1](P165)

3.所謂三個勞動力價值定義反映的量上不一致的矛盾是不存在的。

勞動力價值的生理要素與歷史或社會要素并不是相互獨立的兩個勞動力價值的定義,在決定勞動力價值量上,是相互依賴相互補充的。勞動力價值的生理要素決定勞動力價值的物質內容,沒有勞動力價值的生理要素,勞動力價值的歷史或社會要素就沒有賴以體現的物質基礎。勞動力價值的歷史或社會要素,決定著生活資料的范圍,沒有勞動力價值的歷史或社會要素,勞動力價值的生理要素就會成為超越歷史時代和社會背景的物質產品的堆砌。因此,不存在羅賓遜所說的第一個勞動力價值的定義在量上小于第二個勞動力價值定義的問題。

二、勞動力價值是決定工資的基礎的觀點與“積累是自變量,工資是因變量”并不矛盾

大衛·P·萊文把馬克思在資本有機構成不變條件下,因資本積累對工資的影響的特定條件下所作的分析,無條件地一般化,并從中得出資本積累對工資的影響與勞動力價值決定工資相矛盾的結論。大衛·P·萊文認為,馬克思在分析資本積累對工資的影響時,指出“資本積累通過對工資產生向上壓力而讓勞動力獲得益處,使工人‘自己的享受范圍’擴大”,“在這個意義上工資就起著調節機制的作用。‘積累由于勞動價格的提高而削弱,因為利潤的刺激變得遲鈍了’”。在這種情況下,“勞動的價格重新降到適合于資本增殖的需要的水平,而不管這個水平現在是低于、高于還是等于工資提高前的正常水平”。在概括上述資本積累對工資的影響時,馬克思還指出:“積累是自變量,工資是因變量,而不是相反。”[3](P680)但馬克思又認為工資是勞動力價值的表現形式,是由勞動力價值決定的。據此,大衛·P·萊文斷言:“通過這些分析,馬克思實際上放棄了生存工資和勞動力價值的思想,而把收入分配的決定看成了產出、價格和投資理論的一部分。”[4](P53)這是以“兩種形式出現,首先一種是通過確定獨立于產品、價格和投資的勞動力價值,來解決分配問題;第二種則與此相反,它根據不斷發展中的資本積累需求來確定工資”[4](P53)。

所謂勞動力價值決定工資與資本積累決定工資的矛盾并不存在。

1.勞動力價值決定工資與資本積累決定工資的適用歷史階段不同。

馬克思關于積累是自變量,工資是因變量的論述,是就資本積累在資本有機構成不變的情況下,積累對工資的影響而言的,不是指決定工資運動的全部原因。馬克思指出:“以上我們只是考察了這個過程的一個特殊階段,即在資本有機構成不變的情況下資本增長的階段。但是過程會越出這一階段。”并且這個階段僅僅是資本主義制度建立時期的階段,馬克思指出:“一旦資本主義的一般基礎奠定下來,但積累過程中就一定會出現一個時刻,那時社會生產率的發展成為積累的最強有力的杠桿。”[3](P682)資本積累決定工資是就特定的歷史階段和特定條件下而言的,而勞動力價值決定工資量是就整個資本主義社會工資運動的基礎而言的,不能把馬克思在特定條件下關于工資運動的論述,無條件地升為一般意義上的結論。

2.勞動力價值決定工資與積累量決定工資是就不同角度而言的。

前者是指勞動力價值是工資運動的基礎,工資是圍繞勞動力價值來波動的。后者是指資本積累通過影響勞動力的需求而引起的工資運動,是工資運動的直接原因。所以勞動力價值決定工資是就工資運動的基礎而言的,而積累是自變量,工資是因變量,是就工資變動的原因而言的。

3.勞動力價值決定工資與資本積累決定工資的范圍不同。 

前者決定工資是指工資變化的界限,勞動力價值的生理要素決定的生活資料量的價值是工資變化的最低限度,否則資本主義生產就會因缺乏勞動力而無法進行,同時,勞動力價值也決定了工資運動的最高限度,即工資的上升不能長期超出勞動力價值,造成剩余勞動減少到損害資本主義制度賴以生存的程度。馬克思指出:“勞動價值的提高被限制在這樣的界限內,這個界限不僅使資本主義制度的基礎不受侵犯,而且還保證資本主義的規模擴大再生產。”[3](P381)所以,資本積累是在勞動力價值確定的范圍內,通過資本積累量的變化,引起對勞動力需求的變化,導致工資的變化。在勞動力供給一定,資本有機構成不變的情況下,資本積累最初會引起對勞動力需求的增加,導致工資的上升。但這種變化到了一定程度,工資的上升就會遠遠超出勞動力價值的范圍,導致利潤率的下降,積累減少,反過來造成對勞動力需求的減少,使工資水平下降,“重新降到適合資本增殖需要的水平”。[3](P680)因此,在上述特定條件下,馬克思在論述“積累是自變量,工資是因變量”時,不存在放棄勞動力價值決定工資的問題。

三、馬克思工資理論與利潤率下降規律理論是一致的

羅賓遜與大衛·P·萊文認為馬克思的工資理論與利潤率下降理論是矛盾的。羅賓遜認為,實際工資的上升和利潤率的下降同時發生,如果實際工資真的不變,則利潤率就不可能下降。[2](P228)大衛·P·萊文則認為:“為了更好地分析利潤率,馬克思傾向于假定在不斷下降的單位勞動成本和不斷上升的資本強度情況下,勞動力價值保持不變。這就可能意味著利潤率的下降是由于實際工資增加,同時也是由于資本強度的上升。”[4](P70)羅賓遜和大衛·P·萊文虛構的馬克思工資理論與利潤下降理論的矛盾是不存在的。

1.馬克思沒有認為實際工資的上升和利潤率的下降是同時發生的。

馬克思多次論述過工資與利潤的對立運動。他指出:“工資一般降低的結果,是剩余價值和剩余價值率的一般提高,并且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還有利潤率的一般提高。”[5](P226)但是,如果考慮其他因素的變化,馬克思認為:“工資和利潤率可以不按相反方向變化,而按相同方向變化,二者可以一同提高,或一同降低。”[5](P982)顯然,所謂馬克思認為實際工資的上升與利潤率的下降是同時發生的斷言,是不能成立的。

2.所謂“實際工資不變,利潤率就不會下降”的論斷也是不能成立的。

引起利潤率下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原因是在技術進步的條件下,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資本積累導致可變資本在總資本中的比重下降,從而造成由可變資本帶來的剩余價值總量在增加的情況下,社會總資本的比率在下降。因此,實際工資的變化,不是引起利潤率下降的根本原因。就是在實際工資不變的情況下,利潤率也照樣可能下降。馬克思在分析利潤率下降規律時指出:“不管這是由于工作日的延長或強化,還是由于勞動生產力的發展而引起的工資價值的下降,那末,剩余價值量,絕對利潤量,就必然會增加,盡管可變資本同不變資本相比是相對減少了。”[5](P245)在勞動力價值下降的條件下,實際工資的提高也不會導致利潤率的下降。馬克思認為:“如果工資因勞動力價值的下降(這種現象甚至可以和勞動的實際價值提高結合在一起)而降低了”[5](P131-132),那么,這就可以提高剩余價值率,從而提高利潤率。

3.在勞動力價值不變的條件下,實際工資的提高不會引起利潤率的下降。

在技術進步和勞動生產力提高的情況下,勞動力價值不變。雖然工人所獲得的生活資料的數量得到了增加,但并沒有改變原有的必要勞動與剩余勞動的劃分比例,即剩余價值率沒有變。資本積累的增加,由技術進步引起的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同樣會使可變資本的比例相對下降,資本對勞動力的需求相對減少,從而導致利潤率的下降。因此,在勞動力價值不變時,實際工資的增加,改變的只是勞動者的生活資料量,不會降低利潤率。

四、勞動力價值構成的社會要素與工資以勞動力價值為基礎是一致的

大衛·P·萊文認為,馬克思關于工資爭議的分析過程,“使得勞動力的價值決定于工人要求和維持貨幣工資率水平的能力。如果我們不再深究工資爭議發生的更詳細內容,那么勞動力的價值和利潤就將取決于外部既定的環境”。[4](P61)同時,他還認為,馬克思關于“工資的一般變動僅僅是由同工業周期各個時期的更替相適應的產業后備軍的膨脹和收縮來調節”的論述,可能意味著工資會隨著偶然歷史環境的不同而發生變化。[4](P69)在這里,大衛·P·萊文從兩個方面對馬克思分配理論提出了非難。一是勞動力價值取決于工人爭取提高工資的能力與工資是由勞動力價值決定相矛盾。二是工資的一般變動僅僅取決于工業周期的變動。其實,上述責難難是不能成立的。

1.勞動力價值的歷史或社會要素說明勞動力價值的確定取決于特定的社會歷史條件,工人階級可以通過斗爭擴大原有歷史條件下形成的勞動力價值的范圍。

馬克思指出:“勞動的價值本身不是一個常數,而是一個變數,它甚至在其他一切商品的價值仍舊不變的條件下也是一個變數。”[1](P165)馬克思認為,勞動力價值的歷史或社會的要素是可以改變的,而決定這種改變的因素,取決于工人階級與資本家階級“斗爭力量的對比”。[1](P161-166)這種改變是通過工人階級爭取提高工資的斗爭來實現的,但這不等于勞動力的價值僅僅決定于工人要求和維持貨幣工資率的能力,它還要取決于資產階級的力量和當時的社會歷史條件。

2.勞動力價值的歷史或社會要素總是由一定時代和一定國家的具體社會條件所決定。

它在特定國家的特定時期是一定的。因此,勞動力價值的歷史或社會要素的變化,是就勞動力價值的長期變化而言的。工人階級通過長期的歷史斗爭,能擴大勞動力價值的范圍。但這不等于工資完全脫離了勞動力的價值,在一個特定時期內,工人爭取提高工資的斗爭,只能引起工資的變動,而不會改變勞動力價值的范圍。在特定時期內勞動力價值如果沒有勞動生產力的提高,它只能是一個常數,而不是一個變數。從特定的時期來看,由于勞動力價值的歷史或社會要素是既定的,勞動力價值和利潤的變化就取決于勞動力價值生理要素所決定的生活資料價值的變化。從長期來看,勞動力價值的歷史或社會要素也會發生變化,但這種變化主要取決于社會環境的改變,因此不能簡單地說勞動力價值和利潤取決于外在的既定環境。

3.工資的一般變動由工業周期相適應的產業后備軍的膨脹和收縮來調節,不等于工資由偶然因素來決定。

工資是由勞動力價值決定的,工資的變動以勞動力價值為基礎。但勞動力價值并不決定工資變動的具體方向,工資變動的具體方向是由勞動力的需求與供給來決定的。資本主義工業生產的周期性,以及與此相適應的產業后備軍的膨脹和收縮,就成了影響勞動力供求的決定性因素,從而引起工資的變動。但這種變動仍然只是勞動力價格層面上的變動,工資的漲落仍然圍繞勞動力價值上下波動。收稿日期: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4.

[2]朱鐘棣.西方學者對馬克思經濟理論的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篇(5)

對馬克思社會批判思想進行研究,自然離不開對它的涵義的理解。涵義理解的不同,必然導致理論本身的差異。因此,涵義理解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綜合學界對此問題的看法,主要有以下幾種觀點:

一種觀點認為,要理解馬克思的社會批判思想,首先要把握社會的自我意識。而社會的自我意識,又分為社會的自我肯定意識和社會的自我否定意識。社會自我意識的肯定方面要解決的是如何維持現狀的問題,而作為社會自我意識的否定方面則要解決如何超越現狀的問題。馬克思的社會批判思想屬于社會的自我否定意識,通過對資本主義社會的自我批判,實現對資本主義存在合理性的追問。

一種觀點認為,社會批判理論是反思性的歷史認識、評價活動。哲學的反思以間接性為特點,但它是對理論性間接反思的二重否定,它不僅通過事物的內部矛盾使事物的本質顯現出來,而且抓住了事物的本質。社會批判理論就是從哲學的角度來反思社會的,是對社會進行的最一般、最抽象的哲學批判活動。因此社會批判的首要條件應當是社會必須處于將自己最豐富的具體展現出來的時期,即社會的成熟時期。

一種觀點認為,馬克思的社會批判思想就是從兩個批判性假設前提出發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這兩個前提是:1.人類趨向于變革自己的生存條件,以實現自己的進一步發展;2.人類社會生活趨向于普遍的豐富性、多樣化。馬克思的社會批判理論就是以這兩個理論假設為依托,建立在對社會現實進行分析的基礎上的,對某一具體事物向人類普遍進步方向發展的現實可能性進行揭示。具體地說,就是指從某一事物本身發展的特殊規律出發,考察并揭示這一事物在以上兩個批判性假設前提意義方面納入事物一般運作規律的可能性。就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社會的具體批判來說,就是從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運行規律——剩余價值規律——出發,考察資本主義社會在以上兩個批判性假設前提意義方面被納入到人類社會歷史運行規律——即生產關系適應于生產力的規律——一般的現實可能性。

我認為馬克思的社會批判理論,不是針對某一時期某一領域的理論,而是統攝全局的一個思想主旨。批判不只是單純的否定,而是肯定與否定的辯證統一;不是指社會的單方面發展,而是指社會發展與理論發展的統一。馬克思社會批判理論的目的就在于通過理論與現實的相互監督、相互批判,在動態發展過程中實現社會的發展、理論的完善,在互動中實現雙贏。因此,對馬克思社會批判理論的界定應堅持全面、辯證、發展的原則,把對社會的批判和對理論自身的批判結合起來,揭示貫穿于馬克思理論總體中的批判精神。

二、馬克思社會批判理論的內容

馬克思的社會批判理論博大精深,如何從卷帙浩繁的著作中勾勒出社會批判理論的框架與內容,不同的學者有不同的角度,因而也必然有不同的觀點與看法。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幾種:

第一,認為馬克思的社會批判思想就其內容而言主要是三個方面:一是過程的自我批判,即在對現存事物的肯定理解中包含著對其否定的理解,把任何一個特定的階段當作過程去理解;二是理論上的自我批判,從認識論角度探討馬克思是如何超越同時代人的思想,其本身如何實現自我超越、自我否定、自我發展的過程;三是從主體角度對資本主義特定社會的批判。

第二,認為可以把馬克思社會批判理論歸納為“四階段五假設批判模式”。首先是社會批判理論前提的確立(即A階段)。在這一階段上,有一個基本的理論假設:物質存在決定精神意識(a)。其次是唯物主義分析方法的鍛造階段(即B階段)。在馬克思那里是一個從基始性唯物主義到方法論唯物主義的思想發展過程。這里有兩個基本的理論假設,事物處于不斷生成與滅亡的過程中(b);事物處于系統聯系之中(c)。這兩個理論假設是方法論唯物主義作為分析方法得以成立的一般性理論假設,它們分別是“歷史的”與“具體的”這兩個規定性的理論依據。再次是具體的現實性分析階段(即C階段)。這同時包括對事物本身特殊規律和對事物所屬的一般過程的規律性分析。最后是批判階段(即D階段),這一階段是哲學批判的歷時性、暫時性完成。它也隱含有兩個理論假設:人類趨向于變革自己的生存條件,以實現自己的進一步發展(d)和人類社會生活趨向于普遍的豐富性、多樣化(e)。馬克思社會批判理論四個階段五個假設是最少思辨、又最接近現實的,這正是馬克思社會批判理論的魅力之所在。

第三,認為革命思想或批判意識是馬克思學說的靈魂。回顧馬克思畢生的理論活動或瀏覽一下他的全部著作,可以看出,他的全部思想都是在批判中展開的。例如:對德國古典哲學的批判、對宗教的批判、對國民經濟學的批判、對物化和異化的批判、對蒲魯東的批判、對拉薩爾的批判、對哥達綱領的批判、對形形的非科學的社會主義思潮的批判、對資本主義社會結構的批判、對巴枯寧無政府主義的批判等等。可以斷言,馬克思通過畢生的批判活動完全實踐了他早年為自己規定的歷史使命:要對現存的一切進行無情的批判。

第四,認為馬克思通過對其早期文本思想的批判與超越,完成了一系列內在的邏輯轉換,進而建構起了科學的社會批判學說。具體表現在:在哲學上,馬克思揚棄了人本學的異化邏輯,從黑格爾關于社會關系矛盾分析的歷史辯證法中,生發出現實的批判張力;在經濟學上,馬克思批判了古典經濟學的非歷史性思維方式,引出歷史與邏輯相統一的社會歷史分析方法,并實現了對資本主義社會的科學分析與批判。成熟時期馬克思的社會批判理論,是融科學實證分析與價值理想追求于一體的社會歷史學說,是歷史與邏輯相統一的科學理論。

馬克思的全部思想都是在批判中展開的,革命思想或批判意識構成了他的學說的靈魂。正如他本人指出的那樣:辯證法不崇拜任何事物,按其本性來說,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批判理論構成馬克思思想的核心,對于這一點來說,學界是無疑義的。問題的分歧在于探討社會批判理論的方法,從哪個角度更能恰如其分地概括馬克思的思想,理清馬克思思想發展的脈絡。我認為問題的切入點還應以“實踐”為基礎,以“批判”為靈魂,對社會進行全方位的解剖,實現對社會的全面把握。馬克思的學說是科學性與革命性的統一,正是在“批判舊世界,創造新世界”的革命進程中,在對理論自身不斷批判、不斷完善的發展歷程中,馬克思的學說不斷走向成熟。社會與理論的互動構成馬克思社會批判理論形成的全過程,批判精神貫穿馬克思思想發展的始終。因此,在實踐中把握馬克思的社會批判理論,是我們把握馬克思思想真諦的現實途徑。三、馬克思社會批判理論的特征

以懷疑與反思為本質特征的批判精神是馬克思理論所獨具的思想魅力。然而囿于馬克思著作之豐,內容之巨,人們對其社會批判理論特征的把握眾說紛紜。主要有以下幾種觀點:

一種觀點認為,馬克思社會批判活動基本上經歷著兩步回溯或還原過程:第一,從表面現象向深層本質的回溯或還原。馬克思習慣于從紛繁復雜的社會現實中區分出現象與本質、表層存在與深層存在、上層建筑與基礎等等,然后從本質、深層存在和基礎出發去對現象、表層存在或上層建筑作出價值學判斷,說明后者存在的理由和根據,揭示其局限性和消極方面,指出其被超越與揚棄的歷史必然性。第二,由一般本質向人的活動的回溯或還原。他在做了第一步回溯或還原之后,沒有停留于此,沒有把這些深層的和本質的存在或基礎當作給定的和終極的實在,而是進一步揭示這些存在或基礎背后更深層的原因,從而把它們回溯或還原到人的基本活動,即勞動或實踐的層面上。從人的勞動或實踐活動出發,揚棄各種社會歷史存在的給定性和自在性,這是馬克思全部批判意識的基點。

一種觀點認為,馬克思社會批判思想有兩個主要特點:1.科學與價值的統一。所謂科學批判,是指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是科學的批判;所謂價值批判,是指站在工人階級立場上,以實證事實為根據,揭示資本家對工人剝削的不合理性。科學批判與價值批判是有機統一的。2.批判與發展的統一。馬克思不是為批判而批判,而是要從對現存事物的肯定理解中得出其否定性的理解。從社會發展角度分析,就是揭示事物自身內在矛盾的發展,從對現存事物的內在矛盾中找到自我否定的力量。所以,這種發展本身也是一種自我超越,因而也是一種批判。馬克思是批判中包含著自我發展,發展中又體現著批判,二者有機地統一起來。總之,馬克思的社會批判思想既是科學的,又是徹底的。

一種觀點認為,經典作家批判性論辯的特點在方法論上為我們的這一研究提供了重要啟迪。這些特點有:1.堅持實踐是理論產生與發展的基礎與源泉;2.堅持哲學前提和現實前提雙重批判辯證統一的原則;3.堅持多學科批判辯證統一的原則;4.堅持不斷揚棄和反復批判辯證統一的原則。總之,批判性視角是深化對哲學理解的一個重要視角。

馬克思的社會批判理論不同于其他非理論、非專門化的批判活動,這些批判往往具有自發性、隨意性,而馬克思的社會批判理論則具有系統性和結構性的特點,而這些特點又是建立在實踐性、科學性和真理性的基礎之上。正是這些特點構筑了馬克思社會批判理論的基礎,使馬克思的社會批判理論獨具特色。

四、馬克思的社會批判理論與其他批判理論的區別

馬克思的社會批判理論是他對社會的一種深刻反思,是他探索人類命運的一種不懈嘗試。但西方學者在贊同馬克思這一理論的同時,對其進行了片面的闡發,使馬克思哲學中固有的豐富性與完整性日益走向片面與狹隘。因此,他們的社會批判理論與馬克思的社會批判理論有著根本的不同,這主要表現在:

以霍克海默為代表的早期社會批判理論把“批判理論”作為的代名詞,認為只有抓住馬克思的批判方法,才能恢復的本質。“批判”不僅意味著對現存學說在理論上的變革,而且還要批判地分析現存社會以導致社會的變革。但是這種理論不是把自己置身于社會專門化勞動過程之中,而是置身于資本主義再生產過程之外。它的目的不是要維護現存社會的秩序,而是要破壞一切既定的東西,以證明它的不合理性和不真實性。而且這種社會批判理論把人看作全部歷史生活的生產者,所運用的方法仍然是主體性原則和抽象的人道主義。

馬克思的社會批判理論與新批判理論的區別在于:1.兩種批判理論由于對社會動力結構的不同認識,使批判的側重點各不相同。新理論家們不是通過分析關于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矛盾運動來說明社會的發展,而是把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歸結為日益發展的文化、科學技術對人的本性的壓抑。因此他們以文化批判、意識形態批判、大眾文化批判等來取代馬克思哲學的政治經濟學批判。2.兩種批判理論選擇了不同的革命主體。新流派的批判家們認為科學技術是現有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這改變了馬克思所處時代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對立關系,從而使革命的主體也發生了根本的改變。他們認為,革命的主體不是馬克思所認為的工人階級,而是知識分子。3.這兩種批判理論采取了不同的革命策略。馬克思在當時所處的歷史環境下,主要采取了暴力奪取政權的措施,而新理論家在發達的工業社會時期,則采取了文化心理革命的方式。

持批判精神學說的還有“日常生活批判”理論。這種學派的代表人物是法國學者列斐弗爾,他力圖把馬克思的學說改造成一種以現代人的異化為出發點的日常生活批判。在他看來,日常生活批判就是向人們揭示:控制消費的官僚機器已經廣泛地滲透到每個人的經驗深處,消除異化的設想必須從自我改造入手,使人們克服社會制度的網絡影響,去掉國家機器的物化和神秘性的外罩,認識到國家機器作為人類行為方式的真正起源,以此削弱現代官僚生活的普遍性和合理性。日常生活批判就是按照生活的本來面目去分析它,就是要揭穿日常生活的虛假性,撩開異化現實的面紗。

乍看起來,西方的社會批判理論似乎弘揚了的社會批判精神,但實際上它們把的科學精神與批判精神割裂開來,片面地弘揚了批判的一面,而失去了哲學的科學本性。它們以對個人的重視壓倒了對社會發展規律的研究,以主體性的研究取代科學的思維方式,從而使它們把對現存社會的批判變成了一種不加區別的總體性價值人本學批判,最終無法逃脫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窠臼。這種對片面的曲解并不能切中當代資本主義的要害,從而使它們在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中離的真實內涵越來越遠,而成為一種從根本上不同于的社會批判理論。

五、馬克思社會批判理論的現實性

對馬克思社會批判理論進行研究,不僅對于進一步了解馬克思思想發展進程,揭示蘊涵在馬克思思想中的深刻內涵有重大意義,而且對于我們今天更深刻地了解資本主義,認識處于科技困境之中的西方工業社會,并為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鋪路搭橋,具有十分重要的價值。但馬克思的社會批判理論在何種意義上服務于現代社會,學界有如下看法:

一種觀點認為,馬克思社會批判理論的現實性主要表現在:一方面,人類傳統的思維方式是在人的活動之外尋找終極的和絕對的實體來作為人類賴以安身立命的根據,如自然、邏各斯、上帝、理性、技術、絕對理念等等。而在近現代的歷史演進中,人們賴以安身立命的上帝、理性、技術等支柱相繼坍塌或動搖。因此,以懷疑和反思為本質特征的批判意識必然增強。另一方面,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和生產力水平的巨大提高在為人類帶來巨大精神財富和物質財富的同時,也創造出日益膨脹的政治機構、失控和自律發展的技術等異化的社會力量。處在深刻變化危機中的人類不得不對自己的行為后果和行為本身進行批判性的檢討和反思。在這種文化背景下,馬克思社會批判理論無疑具有十分重要的啟發意義。

一種觀點認為,馬克思社會批判理論的現代意義在于:它克服了西方者對哲學所做的“唯科學主義”和“人本主義”的片面解讀,實現了對實證科學與人本主義的內在整合與超越,并在新的基點上實現了科學認識方法與價值認識方法的辯證統一,這一新的基點就是社會實踐。這種從社會生活中生發出的社會批判力是其他學者所不能達到的,而這恰恰是的生命力所在。

一種觀點認為,批判意識的發揚無論是對20世紀人類所面臨的新危機,還是對處在文化轉型時期的中國均有十分積極的現實意義。哲學既應有超然于塵世的冷靜,又要有立足于生活的現實;用批判的眼光,指出現實的弊端,刺痛時下一些日漸麻木、沉溺于物質追求與感官享樂的神經,使人們不致在吵吵嚷嚷的日常生活中迷失方向,使人們的心靈得到安頓;為促進我國的現代化進程,幫助人們去實現公正、合理、人道的社會,實現人的自由、解放具有重大意義。

蘊涵在馬克思思想中的那種深刻的批判精神是我們這個時代的重要思想資源。正如凱爾納所強調的:包含著發展現時代的一種批判理論的源泉。深刻挖掘馬克思社會批判理論的思想根源,發現馬克思社會批判理論的精神實質,對于我們今天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重新理解馬克思,用馬克思思想的精神來回應全球化的挑戰,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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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電子貨幣創造了新的、虛擬的貨幣形式,它使經濟結算活動在虛擬空間得以實現,使虛擬經濟對實體經濟生活發揮越來越大的反作用,創造出一個全新的社會活動局面。面對這種全新的貨幣形式,有人對傳統的貨幣理論產生了種種疑問:電子貨幣這種沒有物理實體的符號取代有物理實體的紙幣,充當支付手段,人類的相互交換活動不是又回到了物與物直接交換的形式上去了?電子貨幣是信用貨幣,是個人和金融機構共同創造出來的,那么,貨幣的發行是否可以在法律之外,不受法律約束了?電子貨幣是經濟人在信用過程中創造的,它的供給不以中央銀行為轉移,那么,電子貨幣豈不是弱化了中央銀行壟斷貨幣供給的特權嗎?對于這些疑惑,我們只能用馬克思的貨幣理論給與科學的回答。

一、電子貨幣和電子銀行

電子貨幣是以現行紙幣為基礎,以紙幣計算單位為計算單位,以電子數據(二進制數據)形式存儲在銀行的計算機系統中,并通過計算機網絡系統以電子信息傳遞形式實現流通和支付功能的貨幣。電子貨幣的形式主要有以下四種:

(1)儲值卡型電子貨幣。一般以磁卡或IC卡形式出現,其發行主體除了商業銀行之外,還有電信部門、商業零售企業、政府機關和學校等部門使用的IC卡。(2)信用卡應用型電子貨幣。指商業銀行、信用卡公司等發行的貸記卡或準貸記卡。可在發行主體規定的信用額度內貸款消費,之后于規定時間還款。(3)存款利用型電子貨幣。主要有借記卡、電子支票等,用于對銀行存款以電子化方式支取現金、轉帳結算、劃撥資金。(4)現金模擬型電子貨幣。主要有兩種:一種是基于Internet網絡環境使用的且將代表貨幣價值的二進制數據保管在微機終端硬盤內的電子現金;一種是將貨幣價值保存在IC卡內并可脫離銀行支付系統流通的電子錢包。該類電子貨幣具備現金的匿名性,可用于個人間支付、并可多次轉手等特性,是以代替實體現金為目的而開發的。

電子銀行是伴隨著電子貨幣出現的網絡銀行,是指銀行在互聯網上設立網站,通過互聯網向客戶提供信息查詢、對帳、網上支付、資金轉帳、信貸、投資理財等金融服務。網上銀行是個虛擬銀行,它沒有建筑物,沒有地址,只有網址,其分行是終端機和因特網帶來的虛擬化的電子空間,客戶要想辦理銀行業務、接受服務,可以在辦公室里、家里、旅途等,只要具有一定的通訊條件和一部個人電腦,隨時都可以和銀行接通,進行即時轉帳、查詢等各種銀行交易。所以,在未來,銀行也許不再以雄偉氣派的建筑物為標志,富麗堂皇的高樓大廈可能不再是銀行信用的象征和實力的保證了。網上銀行將使21世紀的金融從具有地理概念的中心走向無形的網絡體系。隨著電子貨幣廣泛應用,所有傳統銀行使用的票據和單據全面電子化,使用電子支票、電子匯票和電子收據等,部分取代對應的紙制票據,實現金融交易無紙化。

電子貨幣作為新形式貨幣和傳統的紙幣有明顯的差別;紙幣是看得見、摸得著的物質實體;電子貨幣則是看不見,摸不著的純粹的、抽象的電子數據;電子貨幣主要發揮貨幣的流通和支付的功能;紙幣不僅具有流通和支付的功能,還是一個獨立的價值額,還有貸款的功能,在借貸的過程中能夠轉化為資本;紙幣以紙幣本身、匯票和支票等形式和銀行等物理媒介系統實現結算功能;電子貨幣是計算機網絡系統以電子信息傳遞形式實現流通和支付功能的貨幣。

二、電子貨幣并沒使人類退回到物與物交換的狀態

電子貨幣以電子數據形式存儲在銀行的計算機系統中,并通過計算機網絡系統以電子信息傳遞形式,實現貨幣流通和支付功能,改變了“一手交錢,一手交貨”這種人類傳統的交易方式。因此,有人產生疑問,電子貨幣的出現,人類的相互交換活動不是又回到了物與物直接交換的形式上去了?

貨幣的本質是信用符號,所代表的是一定的購買力。人們持有貨幣不是為了貨幣本身而是為了它的購買力,也就是為了它所能購買的東西。因此,人們所需要的便不是若干單位的貨幣本身而是若干單位的購買力。因此,無論是占有黃金、占有紙幣還是占有電子貨幣,都不是為了它們自身,而是為了保存一定的購買力。電子貨幣作為計算貨幣雖然沒有物理實體,但它仍然使用具有物理實體紙幣的單位名稱,這種單位名稱足以表示購買力單位的形式。電子貨幣是它的所有者向電子貨幣的發行者支付一定金額的現金或存款,而發行者以電子、磁性等形式把仍然依現行貨幣單位表示的等值貨幣額儲存在消費者持有的電子設備中創造出來的。所以,儲存在發行者電子設備中的電子貨幣依然是儲存購買力單位的形式,而表示消費的綜合商品的物價指數則是衡量電子貨幣購買力大小的標準。電子貨幣與金幣、紙幣相比,本質是相同的,形式是不同的。金幣有含金量,含金量似乎是它的“內在”價值的尺度,其實這是一種錯覺。金幣購買力的大小,不在于含金量的多少,而在于物價指數的變化情況。紙幣和申子貨幣更是如此。

馬克思說“計算貨幣不過是為了衡量可售物品的相對價值而發明的任意的等份標準。計算貨幣與鑄幣完全不同,鑄幣是價格,而計算貨幣即使在世界上沒有一種實體作為一切商品的比例等價物的情況下,也能夠存在”。

馬克思認為,除非到地球末日,否則,是不能沒有計算貨幣的。計算貨幣就是個人、企業和銀行帳面上,甚至是人們頭腦中、觀念上的數字貨幣。

“電子貨幣出現人類又回到了物與物直接交換的形式上去了”的觀點的錯誤根源還在于沒有搞清楚貨幣的職能和本質到底是什么。誰都知道,貨幣第一個職能就是價值尺度,把商品的內在價值表現為由同一單位名稱表示的價格。把千差萬別的商品轉化為在質上相同,只有量的差別的同一物品。無論金幣、紙幣和現在的電子貨幣都是一樣的。各國的電子貨幣都沒有使用自己的專用的單位名稱,都是用紙幣的單位名稱。這樣,電子貨幣在執行價值尺度這一功能時和紙幣完全一樣,一點差別都沒有,都是計算貨幣。

既然電子貨幣與紙幣有相同的單位名稱,而單位名稱的作用就是表現商品的價格,這樣,電子貨幣就與紙幣有相同的功能。所不同的是,紙幣是以看得見、摸得著的物理實體表示商品的價格,而電子貨幣是以看不見、摸不著的純粹的數字表示商品的價格。

更重要的還不在于此,而在于商品作為循環中的統一體是處在過程中的價值,無論是在生產領域還是在流通領域的哪個階段上,首先是以計算貨幣的形態,觀念地存在于商品生產者的頭腦中。在這里,具有物理實體的商品只是價值的承擔者,重要的是這種物品在買者和賣者頭腦中用貨幣名稱所表示的價格。即使金幣和紙幣在充當價值尺度時也只是想象的或觀念的貨幣。金幣和紙幣在充當流通手段時,單有貨幣的象征存在就夠了。貨幣的職能存在可以說吞掉了它的物質存在。貨幣作為商品價格的轉瞬即逝的客觀反映,只是當作自己的符號來執行職能,完全由符號來代替,甚至,連符號也沒有必要出現,只用貨幣單位名稱在商人腦袋里計算一下就足夠了。

可見,只要商人們相互信任,相互講究信用,那么,貨幣在充當價值尺度、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時,就沒有必要以物理實體形式出現,而是以觀念上的、幻想的、預測的虛擬貨幣形式出現。這樣,金幣和紙幣也都升華為抽象的數字。與電子貨幣所不同的是,金幣和紙幣作為虛擬貨幣保存在人們的頭腦中,電子貨幣作為虛擬貨幣保存在計算機系統中。我們不是把計算機稱之為電腦嗎?用人腦計算和用電腦計算是一樣的,只不過電腦比人腦能存儲的多、計算得快、準確得多。有了比人腦更先進的電腦,何樂而不用呢?有了比紙幣更方便的電子貨幣又何樂而不用呢?

對此種現象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就做出了科學的概括:“貨幣在執行價值尺度的職能時,只是想象的或觀念的貨幣。”在貨幣不斷轉手的過程中,單有貨幣的象征存在就夠了。貨幣的職能存在可以說吞掉了它的物質存在。貨幣作為商品價格的轉瞬即逝的客觀反映,只是當作它自己的符號來執行職能,因此也能夠由符號來代替。這就告訴我們,電子貨幣的出現并非意味著人類又回到了物與物直接交換的形式上去,而是交換媒介的形勢發生了變化,由具有實體的紙幣變為虛擬的、無形的電子數字。

三、貨幣是交換和信用的產物,也受國家法律所制約

自從電子貨幣出現之后,有人說,傳統經濟理論認為,自從金鑄貨出現以來,貨幣就國家化,貨幣供給嚴格受國家法律所限制,從某種意義上說,貨幣是法律的產物。而電子貨幣則是客戶、商業銀行和其他經濟機構自發的信用的產物,而不像現行的紙幣的發行和流通必須依靠國家強制力。認為電子貨幣可以脫離國家法律的觀點至少是片面的,也可以說是不對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都認為,私有制、分工和商品交換是貨幣產生的三個密不可分的要素。貨幣產生后,作為新的強大的社會力量迅速地瓦解了原始共產制經濟,改變了人與人之間互相依賴的社會關系,把人類社會由野蠻時代引向文明時代。

馬克思說:“一切東西都可以買賣。流通成了巨大的社會蒸餾器,一切東西拋到里面去,再出來時都成為貨幣的結晶。”可見,貨幣作為一般等價物,首先是在交換中產生的,不是由國家法律創造的。現代社會的紙幣也是信用的產物,稍有宏觀經濟學常識的人都知道,在當代,各國中央銀行都通過公開市場買賣、變動貼現率和變動銀行存款準備率這三種方式來增加貨幣供給。而這三種方式的運行都依靠信用。理論和實踐都證明無論是金幣和紙幣首先都是交換和信用的產物,政府和法律僅僅是適應交換和信用發展的需要對貨幣的創造加以管理和保證。

現在新出現的電子貨幣同金幣和紙幣一樣也是社會交換和信用的產物。當前,在我國典型的電子貨幣就是各類銀行卡。最主要的銀行卡是信用卡,也就是銀行和其他財務機構簽發給那些資信狀況良好的用戶,用于在指定商戶購物和消費,或在指定的銀行機構存取現金的特質卡片,是一種特殊的信用憑證,也是持卡人信譽的標志。但是,電子貨幣同當年的金幣和現代的紙幣一樣也要受國家法律所管理。

當我們強調金幣、紙幣和電子貨幣都是交換和信用的產物時,不應忽視電子貨幣的產生與國家法律的關系。現在,所有國家的貨幣都是紙幣,都是符號貨幣。這種自身幾乎沒有價值的符號貨幣不可能由個人隨意發行并且普遍使用的,必須由各國政府決定它的發行,才能保證紙幣的稀缺性,保證紙幣的購買力。此外,政府還要規定紙幣單位的名稱,及不同單位之間相互固定不變的兌換比例。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中說:“計量單位、它的等分及名稱的規定一方面純粹是約定俗成的,另一方面在流通內部應該具有普遍性和強制性,所以它必須成為法律的規定。這個純粹形式的手續就落在政府身上。”比如說在我國,“元”為標準計量單位,“角”和“分”都與“元”有固定不變的比例關系。我國的價格標準是我國政府通過法律規定的,其他國家的價格標準也是其他國家政府通過法律規定的。

因此,任何一種貨幣發揮價值尺度、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功能時,盡管僅僅是符號,但這個符號都是具有國家屬性的,都在一國之內發揮其功能。貨幣從產生時起就帶有國家的印記。時至今日,貨幣的國家屬性更得到了充分表現,現在一切文明國家的貨幣都是國定貨幣。國家不僅指定貨幣的名稱和計量標準,而且還管理和控制本國貨幣的發行和流通。貨幣是國有的,國有貨幣僅僅是國家授予貨幣占有者合法化權力的符號。

有的文章說,電子貨幣是信用貨幣,是個人和金融機構共同創造出來的,是在法律之外,不受法律約束的自由貨幣,這種觀點同樣是片面的,是錯誤的。電子貨幣的基礎是紙幣和銀行存款,電子貨幣所用的單位與紙幣完全相同。電子貨幣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紙幣的限制,但又時時受到紙幣的限制,擺脫不了紙幣的限制。那么,既然紙幣、銀行和金融機構要受到國家法律的約束,電子貨幣當然也要跟著受到國家法律的約束,它絕不可能在國家法律之外為所欲為。寫到這里,筆者不禁想到,當年有不少文章說,歐洲美元是不受任何國家法律約束的貨幣,那也是錯誤的觀點。其實,歐洲美元盡管在美國境外,但它絕不是一個無法無天的貨幣,歐洲美元歸根到底還是美國的美元,還是要受美國的法律所約束,歐洲美元的出現,僅僅說明美國美元的外延。

四、電子貨幣弱化中央銀行貨幣供給的特權之說不足為新

人們對電子貨幣的作用說得最多的是,電子貨幣主要影響貨幣供給,這主要表現為在電子貨幣部分替代流通中的通貨以后,中央銀行發行的通貨僅僅是整個貨幣供給的一部分,因此電子貨幣對流通中通貨的影響會直接影響到貨幣供給量。影響最大的是狹義貨幣M1。M1=通貨+活期存款,通貨在M1中占比重較大,所以電子貨幣替代部分通貨以后,就必然在較大程度上影響狹義貨幣M1,其主要表現是:第一,由于貨幣虛擬化,使流通中的通貨數量減少;第二,由于電子化貨幣存在的形式不穩定,影響商業銀行的存款也不穩定,從而會改變商業銀行在中央銀行的準備金數量;第三,由于電子貨幣既影響基礎貨幣也影響貨幣供給量,所以電子貨幣也可以通過影響貨幣乘數的變化對M1產生影響。這些看法是正確的,但不足為新。同時這種觀點有夸大央行作用之嫌。這是為什么呢?

首先要明了到底什么是貨幣供給?最權威的《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說:“貨幣還是按傳統的定義為好:即通常可以被接受和使用的作為交換媒介的任何物品。”“貨幣供應量可以用國內公眾所持有的貨幣總量來表示”。當代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第一位獲得者——薩謬爾森在他的大作《經濟學》中寫道:“貨幣M1的供給包括處在銀行之外的硬幣、處在銀行之外的紙幣和一切銀行的活期存款。”根據《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和薩謬爾森《經濟學》,只要是中央銀行已經發行出來的紙幣和硬幣,只要是存在銀行的一切活期存款,只要是國內公眾所持有的貨幣,不管進入不進人流通都構成貨幣供給。在這里,筆者斗膽地說,不管《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是多么權威,不管薩謬爾森的名氣和對經濟理論的貢獻有多大,但是,他們對貨幣供給下的定義是否科學正確,是值得討論的。

馬克思說:“我們這里所說的通貨量,指的是一個國家內一切現有的流通的銀行券和包括貴金屬條塊在內的一切硬幣的總和。”這就是說,貨幣供給并不是指中央銀行已經發行出來的紙幣、硬幣和商業銀行的存款,而是指進人流通中的紙幣、硬幣和被開具支票的存款。而那些貯藏在公眾手中的紙幣和硬幣,那些在銀行負債賬戶上還沒有被貸出的存款都不能算作貨幣供給。因為它們沒有進入流通領域,沒有變成真正的購買力,沒有轉化為需求。我們一再強調人們偏好貨幣,并不是偏好貨幣本身,而是偏好貨幣的購買力。

因此,那些沒有被花費的紙幣和硬幣,沒有被貸出的銀行存款,由于沒有進入流通領域,沒有轉化為購買力,它們的貨幣靈魂就離它們而去,也不構成貨幣供給。在貨幣市場上,貨幣供給就是貨幣盈余者對外所提供的貸款量。這個數量越多,貨幣供給越多,反之,貨幣供給就少。所以貨幣供給量是由流通領域中的貨幣量和進人借貸領域中的全部貨幣量構成的,不應該由銀行已發行出來的全部貨幣量來構成。在我國人們堅持后者,放棄前者,根本原因就是只學習西方的貨幣理論,忘記了馬克思的貨幣理論。

既然貨幣供給是由進人流通領域中的對商品和勞務進行購買的貨幣構成,那么,匯票和支票在購買中代替紙幣充當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構成貨幣供給這是人人都接受的事實。馬克思說:“幾乎每種信用形式都不時地執行貨幣的職能,不管這種形式是銀行券,是匯票,還是支票,過程本質上都是一樣的,結果本質上也是一樣的。”“這一切形式的作用,都在于使支付要求權可以轉移。”這就是說,除了紙幣和硬幣之外,匯票和支票也是貨幣。

既然我們承認匯票和支票代替紙幣在流通中充當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構成貨幣供給,那么,電子貨幣代替紙幣代替匯票和支票執行流通和支付手段,理所當然地構成貨幣供給,這還有什么可疑義的呢?依據馬克思的貨幣供給理論,電子貨幣既新又不新。所謂不新,就是因為電子貨幣所起到的流通和支付手段的職能和傳統的匯票和支票沒有什么兩樣;所謂新,是因為傳統的匯票和支票是具有物理屬性的紙質貨幣,而電子貨幣是由純粹抽象的數字表現的沒有物理實體的貨幣。

既然電子貨幣像傳統的匯票和支票一樣在流通領域中發揮流通和支付手段的功能,那么,個人和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通過相互信任創造出來的電子貨幣就是貨幣,就構成了貨幣供給的一部分。隨著信用程度的普遍提高,計算機網絡的普及和應用,電子貨幣在總貨幣供給中所占的比重越來越大。

篇(7)

一、馬克思的奢侈品生產理論

馬克思在社會再生產模型中提出了奢侈品生產理論。馬克思的社會再生產理論有兩個基本原理。第一,社會總產品分成兩大部類:第1部類,生產資料,就是用于再生產消費的商品;第Ⅱ部類,消費資料,就是用于個人消費的商品。每一個部類都擁有不同的生產部門。第二,社會總產品在價值上劃分為三個組成部分。每一部類的產品的價值部分都分成不變資本價值c、可變資本價值v和剩余價值m,就是說,每一部類的全部年產品的價值,都分成代表生產上消費掉的、按其價值來說只是轉移到產品中去的不變資本c的部分,由全部年勞動加入的價值部分。后者又分成:補償預付可變資本v的部分和超過可變資本而形成剩余價值m的部分。因此,每一部類的全部年產品的價值和每一個個別商品的價值一樣,也分成c+v+m。

馬克思提出了簡單再生產條件下的社會再生產模型:

這里有三大要點:(一)在第Ⅱ部類工人的工資500v和資本家的剩余價值500m,必須用于消費資料;(二)第1部類的1000v+1000m,同樣必須用于消費資料;(三)第1部類的4000c由生產資料構成,必須用于第1部類,以便補償該部類消費掉的不變資本。它們通過第1部類內部各個企業之間的互相交換進入消費。

馬克思把消費資料再分成必要消費資料和奢侈品兩個分部類。必要消費資料是指進入工人階級消費的消費資料,也構成資本家階級消費的一部分消費資料。奢侈消費資料“只進入資本家階級的消費,所以,只能和花費的剩余價值交換,而剩余價值是絕對到不了工人手中的。”第Ⅱ部類的消費資料1000,即500v+500m。馬克思假定其中80%,即800為必要的生活資料,其中20%,即200為奢侈品。這兩分部類的構成如下:分部類a或Ⅱa,即必要生活資料:400v+400m=800。分部類b或Ⅱb,即奢侈品:100v+100m:200。馬克思假設Ⅱa中的400,資本家把其中的60%,即240用于必要生活資料,其中的40%,即160用于奢侈品。所以工人消費的400和資本家階級的240用于必要生活資料,也就是本分部類內實現補償。假設Ⅱb中的100,其中的60%,即60用于必要生活資料,其余的40%,即40用于奢侈品。也就是說,工人消費的100v和資本家在必要消費資料上消費的60,與Ⅱa的交換實現,其余的資本家消費于奢侈品在Ⅱb內部實現。即下式:

Ⅱa1600c+400v+240m+160m=2400

Ⅱb400c+100v+60m+40m=600

馬克思認為:奢侈品生產對工人就業會發生影響。“年產品中的奢侈品部分越是增大,從而奢侈品生產中吸收的勞動力的數量越是增加,預付在(Ⅱb)v上的可變資本要再轉化為可以重新作為可變資本的貨幣形式來執行職能的貨幣資本,因而在Ⅱb中就業的那部分工人階級要生存和再生產,……也就越是要取決于資本家階級的揮霍,越是取決于他們的剩余價值的很大一部分轉化為奢侈品。”

馬克思研究了經濟周期變化與奢侈品生產的影響。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總是處于危機與繁榮的經濟周期的變化過程中,經濟周期對奢侈品生產有影響,使奢侈品的生產和消費會發生相應的收縮或擴張的變化。每一次經濟危機都會暫時減少奢侈品的消費。由于危機時期奢侈品銷售困難,從而有一部分生產奢侈品的工人被解雇;由于工人失業,必要生活資料的出售也會因此停滯和減少。但在危機前夕的繁榮時期情況正好相反。這時商品價格提高,工資也會有所增加,因此,工人不僅對必要生活資料的消費增加,甚至暫時還會參加奢侈品的消費。馬克思說,“在繁榮時期,……不僅是必要生活資料的消費增加了;工人階級(他們的全部后備軍現在都積極參加進來)也暫時參加了他們通常買不起的各種奢侈品的消費”。但是馬克思認為不能因此概括出危機是消費不足引起的。這種概括之所以錯誤,是因為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是資本主義基本經濟矛盾引起的,消費不足則是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一種表現。

馬克思分析的是十九世紀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揭示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一個現象。能不能脫去資本主義的形式,呈現出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理論,引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仍然有必要消費資料和奢侈品兩大類。不過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奢侈品的消費者不是資本家,因為資本家作為一個階級已經不存在了;社會主義條件下奢侈品的消費者是先富裕起來的群體。馬克思的奢侈品生產理論是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短期的靜態分析,我們能不能對馬克思的奢侈品生產理論進行長期的動態分析?我的回答是肯定的。

二、把馬克思奢侈品生產理論引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我認為,只要脫去馬克思奢侈品生產理論的資本主義形式,挖掘出市場經濟的一般理論,并且把短期的靜態分析長期化,那么馬克思的奢侈品生產理論可以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和很高的學術價值。

首先,如果對馬克思的奢侈品生產理論進行長期考察,就會發現必要生活資料和奢侈品是相對的,互相轉化的概念。從奢侈品和必要生活資料的轉化可以看出一個社會經濟的繁榮或衰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或下降。隨著經濟的發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一部分奢侈品可以加入必要生活資料,這樣一方面必要生活資料擴大了,另一方面又有新的奢侈品發現了,正在被生產出來。就是說,必要生活資料與奢侈品處于變化之中。隨著生產的發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一定時期的奢侈品會轉變成必要生活資料。比如,在20世紀60、70年代,人們把手表、自行車、縫紉機三大件看作是奢侈品,現在成為必要生活資料,手表極其便宜,幾乎人人手腕上都有一塊,從十幾歲的小學生,到城市里的拾荒者,差別不再是有沒有手表,而是手表的質量高低之別。經濟條件差一些的買幾十元一塊的手表,經濟條件好一些的買幾千元甚至更貴的手表。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稱為新三件的洗衣機、電冰箱、彩色電視機是少數人擁有的奢侈品。這些奢侈品迅速進入尋常百姓家,20年后成為家家都擁有的必要生活資料。如果經濟衰退,人民生活水平下降,也會發生有些商品從必要消費資料中退出,重新成為奢侈品。在20世紀50年代末60年初的三年災害期間,人們生活水平明顯下降,許多必要生活資料退出,重新成為奢侈品。比如,稍微加工精細一些的糕點,都是憑票供應,發票證,每人每個月只能吃二三個糕點。你想吃五六個,別人就說你奢侈,你自己也覺得奢侈。這就是馬克思所說的,在危機時期與繁榮時期,奢侈品與必要生活資料變動的結果。在經濟危機時期,會有一些必要生活資料退出,重新成為奢侈品;在繁榮時期,會有一些奢侈品進入必要生活資料。奢侈品和必要生活資料的變動影響到人們的生活水平。奢侈品進入必要生活資料表示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必要生活資料進入奢侈品表示人民生活水平的下降。奢侈品與必要生活資料的變動的原因是經濟發展或衰退的結果。繁榮時期,一部分奢侈品會進入必要生活資料,消費者人數迅速擴大;在經濟衰退時期,一部分必要生活資料進入奢侈品,消費者人數就會減少。

其次,把奢侈品概念引入消費領域,可以研究社會主義不同富裕程度的群體的消費狀況。馬克思把奢侈品嚴格界定在資本家階級使用剩余價值的消費品的界限內,只有在經濟繁榮時期,工人階級才有可能參加奢侈品的消費。這是由馬克思研究的資本主義模型限定的。馬克思研究的資本主義模型只有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兩大階級。資產階級掌握資本,組織生產,獲得全部剩余價值。工人階級不掌握資本或者極少的一些股票,股票收益很少,不能養活自己,還需要出去打工掙收入。工人的工資只是獲得勞動力價值或價格、生活水平低下的一個階級。我認為把馬克思的奢侈品消費理論移入社會主義,奢侈品的消費主體必然要發生轉變。社會主義條件下人們的收入水平仍然有相當大的差距。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育,已經產生了一部分先富裕起來的群體。這部分先富裕起來的群體,大體上包括國家與社會管理者階層、經理人員階層、私營經濟企業主階層和專業技術人員階層,就是我國社會目前十大階層中的前面四個階層,或者說五大社會經濟等級中的第一個等級。這個群體中只有一小部分人擁有剩余價值,多數人沒有獲得剩余價值,而是通過其他途徑獲得了高收入。社會主義條件下先富裕起來的群體必然是奢侈品的消費者。中國十個社會階層中的后六個階層,或者說五大社會經濟等級中的后三個或者后四個等級只消費必要消費資料。當然收入最低的階層可能連消費必要生活資料都會有困難。所以,從必要生活資料和奢侈品結構上可以研究社會主義條件下消費群體結構,反過來也一樣,從消費群體可以研究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必要生活資料和奢侈品的結構。第三,把奢侈品概念引入生產領域,可以研究在產品過剩時期的生產發展方向。現在看來,一個社會的產品供求情況可以劃分為兩大類型:(一)產品嚴重短缺的類型;(二)產品基本滿足需要或者說產品過剩的類型。產品短缺時代的典型樣本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時期,那時什么產品都短缺。居民生活所必需的吃穿用各種商品都短缺,實行憑票限量配給,據說廣東的消費品票證發到40多種。在短缺經濟的末期或者說即將過去的時期,不管生產什么產品,哪怕產品的質量不太好,不要緊,有的是市場,都會一賣而光。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廣東經濟的發展得益于短缺經濟時代。在計劃經濟時代,企業、個人都不是生產決策者,看著市場上產品嚴重短缺,你也不能組織生產來供應市場,因為你無論是個人,還是企業經理,都沒有生產決策權。廣東改革開放先行一步的實質是向企業和人民放權,企業可以擁有一點生產決策權,企業生產觀察市場上商品的供求態勢,生產嚴重短缺的商品供應市場。個人擁有了生產決策權,可以辦個體戶進行生產市場上短缺的產品。生產發展了,個體戶就開始雇工,逐步變成了私營企業。廣東的企業和個人用廣東的糧、珠江的水生產了大量的產品,一下子銷售到全國,占領了全國的市場。于是廣東經濟就發展起來了。現在,在改革開放30年的今天,全國各地的企業和個人都擁有生產決策權,不再由上級計劃部門管理。必要生活資料大部分是勞動密集型產品,對資金要求不高,只要有簡單的設備和少量的投資就能組織生產,于是大量的商品源源不斷地生產出來了,必要生活資料迅速得到滿足。

大約1997年秋季,中國的產品第一次從短缺向過剩轉化,不少產品出現了過剩,不少生產設備出現了閑置,工廠開工率不高。然而,我認為中國遭遇的過剩是結構性的過剩,即某些產品的短缺與另一些產品過剩并存;不是絕對的過剩,即大多數產品過剩。在90年代后期,人們生活迫切需要的住房、通信設備、交通工具等等商品,還處在嚴重不足的狀態。

現在,21世紀第一個十年即將過去,結構性過剩正在向絕對過剩過渡,越來越多的產品過剩,越來越多的企業開工不足,設備閑置。比如,轎車生產能力閑置可能達到30%,制藥企業生產能力閑置嚴重,許多企業開工不足。18種工業產品設備閑置。小型電子計算機能力利用率3.5%,發電能力設備利用率10%,微型電子計算機能力利用率13.4%,照相機膠卷能力利用率36.1%,化學原料藥能力利用率為37.4%,房間空調器能力利用率33.5%,復印機能力利用率34%,農藥能力利用率36.1%,日用精鋁制品能力利用率31.3%,微波爐能力利用率38.5%,錄像機、洗衣機、內燃機、汽車、彩電、金屬切削機床、油漆能力利用率在40.3-48.6%之間。在生產資料和必要消費資料基本滿足,甚至過剩,出口又遇到困難的情況下,中國的生產還要不要發展?如果要發展,路在何方?我認為,重要的出路就是組織生產奢侈品。

三、轉變奢侈品舊觀念,調整低收入政策

把奢侈品作為生產的方向,首先需要轉變觀念。需要轉變的第一個觀念是,奢侈品是為了滿足資本家奢侈揮霍生活的物品,工人階級過著清貧的生活,與奢侈品毫無關系;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奢侈品的主要消費者資產階級作為一個階級已經被消滅,這就必然會消滅奢侈品生產。我認為,這個傳統觀念是錯誤的。不能把奢侈品看作是資產階級專用的商品。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奢侈品不是資產階級,而是先富裕起來群體使用的消費品。隨著奢侈品生產的發展,奢侈品就會逐步進入尋常百姓家,成為必要生活資料。比如轎車,解放前轎車是資產階級以及其他剝削階級專用的奢侈品,老百姓用轎車做夢都不敢想。解放后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轎車也只是政府、企業等單位公務使用的交通工具。私人使用的轎車極少,因而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把轎車看作是奢侈品,而不是必要生活資料。21世紀初期,中國改變了轎車生產政策,中國的轎車生產大發展,開始進入尋常百姓家,城市家庭每百戶擁有的家用汽車,1999年為0.34輛,2006年為4.32輛,7年增長12.7倍。這表明中國正在進入汽車時代。根據經驗,人均GDP達到1000美元就標志著轎車進入家庭,中國已經達到了人均GDP1000美元的階梯,長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區人均GDP已經達到6000--7000元,相當于意大利、澳大利亞。廣州人均GDP已經達到8000美元,上海人均GDP達到7500美元,這標志著轎車進入城市居民家庭的條件已經滿足。不但中國正在進人汽車時代,有人認為中國正在進入后汽車時代,即消費個性化,汽車定制時代。要求汽車企業充分滿足消費者的個性需求的時代。這表明,轎車作為一種奢侈品正在退去奢侈品的色彩,變成必要生活資料。

篇(8)

對馬克思社會批判思想進行研究,自然離不開對它的涵義的理解。涵義理解的不同,必然導致理論本身的差異。因此,涵義理解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綜合學界對此問題的看法,主要有以下幾種觀點:

一種觀點認為,要理解馬克思的社會批判思想,首先要把握社會的自我意識。而社會的自我意識,又分為社會的自我肯定意識和社會的自我否定意識。社會自我意識的肯定方面要解決的是如何維持現狀的問題,而作為社會自我意識的否定方面則要解決如何超越現狀的問題。馬克思的社會批判思想屬于社會的自我否定意識,通過對資本主義社會的自我批判,實現對資本主義存在合理性的追問。

一種觀點認為,社會批判理論是反思性的歷史認識、評價活動。哲學的反思以間接性為特點,但它是對理論性間接反思的二重否定,它不僅通過事物的內部矛盾使事物的本質顯現出來,而且抓住了事物的本質。社會批判理論就是從哲學的角度來反思社會的,是對社會進行的最一般、最抽象的哲學批判活動。因此社會批判的首要條件應當是社會必須處于將自己最豐富的具體展現出來的時期,即社會的成熟時期。

一種觀點認為,馬克思的社會批判思想就是從兩個批判性假設前提出發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這兩個前提是:1.人類趨向于變革自己的生存條件,以實現自己的進一步發展;2.人類社會生活趨向于普遍的豐富性、多樣化。馬克思的社會批判理論就是以這兩個理論假設為依托,建立在對社會現實進行分析的基礎上的,對某一具體事物向人類普遍進步方向發展的現實可能性進行揭示。具體地說,就是指從某一事物本身發展的特殊規律出發,考察并揭示這一事物在以上兩個批判性假設前提意義方面納入事物一般運作規律的可能性。就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社會的具體批判來說,就是從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運行規律——剩余價值規律——出發,考察資本主義社會在以上兩個批判性假設前提意義方面被納入到人類社會歷史運行規律——即生產關系適應于生產力的規律——一般的現實可能性。

我認為馬克思的社會批判理論,不是針對某一時期某一領域的理論,而是統攝全局的一個思想主旨。批判不只是單純的否定,而是肯定與否定的辯證統一;不是指社會的單方面發展,而是指社會發展與理論發展的統一。馬克思社會批判理論的目的就在于通過理論與現實的相互監督、相互批判,在動態發展過程中實現社會的發展、理論的完善,在互動中實現雙贏。因此,對馬克思社會批判理論的界定應堅持全面、辯證、發展的原則,把對社會的批判和對理論自身的批判結合起來,揭示貫穿于馬克思理論總體中的批判精神。

二、馬克思社會批判理論的內容

馬克思的社會批判理論博大精深,如何從卷帙浩繁的著作中勾勒出社會批判理論的框架與內容,不同的學者有不同的角度,因而也必然有不同的觀點與看法。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幾種:

第一,認為馬克思的社會批判思想就其內容而言主要是三個方面:一是過程的自我批判,即在對現存事物的肯定理解中包含著對其否定的理解,把任何一個特定的階段當作過程去理解;二是理論上的自我批判,從認識論角度探討馬克思是如何超越同時代人的思想,其本身如何實現自我超越、自我否定、自我發展的過程;三是從主體角度對資本主義特定社會的批判。

第二,認為可以把馬克思社會批判理論歸納為“四階段五假設批判模式”。首先是社會批判理論前提的確立(即A階段)。在這一階段上,有一個基本的理論假設:物質存在決定精神意識(a)。其次是唯物主義分析方法的鍛造階段(即B階段)。在馬克思那里是一個從基始性唯物主義到方法論唯物主義的思想發展過程。這里有兩個基本的理論假設,事物處于不斷生成與滅亡的過程中(b);事物處于系統聯系之中(c)。這兩個理論假設是方法論唯物主義作為分析方法得以成立的一般性理論假設,它們分別是“歷史的”與“具體的”這兩個規定性的理論依據。再次是具體的現實性分析階段(即C階段)。這同時包括對事物本身特殊規律和對事物所屬的一般過程的規律性分析。最后是批判階段(即D階段),這一階段是哲學批判的歷時性、暫時性完成。它也隱含有兩個理論假設:人類趨向于變革自己的生存條件,以實現自己的進一步發展(d)和人類社會生活趨向于普遍的豐富性、多樣化(e)。馬克思社會批判理論四個階段五個假設是最少思辨、又最接近現實的,這正是馬克思社會批判理論的魅力之所在。

第三,認為革命思想或批判意識是馬克思學說的靈魂。回顧馬克思畢生的理論活動或瀏覽一下他的全部著作,可以看出,他的全部思想都是在批判中展開的。例如:對德國古典哲學的批判、對宗教的批判、對國民經濟學的批判、對物化和異化的批判、對蒲魯東的批判、對拉薩爾的批判、對哥達綱領的批判、對形形的非科學的社會主義思潮的批判、對資本主義社會結構的批判、對巴枯寧無政府主義的批判等等。可以斷言,馬克思通過畢生的批判活動完全實踐了他早年為自己規定的歷史使命:要對現存的一切進行無情的批判。

第四,認為馬克思通過對其早期文本思想的批判與超越,完成了一系列內在的邏輯轉換,進而建構起了科學的社會批判學說。具體表現在:在哲學上,馬克思揚棄了人本學的異化邏輯,從黑格爾關于社會關系矛盾分析的歷史辯證法中,生發出現實的批判張力;在經濟學上,馬克思批判了古典經濟學的非歷史性思維方式,引出歷史與邏輯相統一的社會歷史分析方法,并實現了對資本主義社會的科學分析與批判。成熟時期馬克思的社會批判理論,是融科學實證分析與價值理想追求于一體的社會歷史學說,是歷史與邏輯相統一的科學理論。

馬克思的全部思想都是在批判中展開的,革命思想或批判意識構成了他的學說的靈魂。正如他本人指出的那樣:辯證法不崇拜任何事物,按其本性來說,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批判理論構成馬克思思想的核心,對于這一點來說,學界是無疑義的。問題的分歧在于探討社會批判理論的方法,從哪個角度更能恰如其分地概括馬克思的思想,理清馬克思思想發展的脈絡。我認為問題的切入點還應以“實踐”為基礎,以“批判”為靈魂,對社會進行全方位的解剖,實現對社會的全面把握。馬克思的學說是科學性與革命性的統一,正是在“批判舊世界,創造新世界”的革命進程中,在對理論自身不斷批判、不斷完善的發展歷程中,馬克思的學說不斷走向成熟。社會與理論的互動構成馬克思社會批判理論形成的全過程,批判精神貫穿馬克思思想發展的始終。因此,在實踐中把握馬克思的社會批判理論,是我們把握馬克思思想真諦的現實途徑。

三、馬克思社會批判理論的特征

以懷疑與反思為本質特征的批判精神是馬克思理論所獨具的思想魅力。然而囿于馬克思著作之豐,內容之巨,人們對其社會批判理論特征的把握眾說紛紜。主要有以下幾種觀點:

一種觀點認為,馬克思社會批判活動基本上經歷著兩步回溯或還原過程:第一,從表面現象向深層本質的回溯或還原。馬克思習慣于從紛繁復雜的社會現實中區分出現象與本質、表層存在與深層存在、上層建筑與基礎等等,然后從本質、深層存在和基礎出發去對現象、表層存在或上層建筑作出價值學判斷,說明后者存在的理由和根據,揭示其局限性和消極方面,指出其被超越與揚棄的歷史必然性。第二,由一般本質向人的活動的回溯或還原。他在做了第一步回溯或還原之后,沒有停留于此,沒有把這些深層的和本質的存在或基礎當作給定的和終極的實在,而是進一步揭示這些存在或基礎背后更深層的原因,從而把它們回溯或還原到人的基本活動,即勞動或實踐的層面上。從人的勞動或實踐活動出發,揚棄各種社會歷史存在的給定性和自在性,這是馬克思全部批判意識的基點。

一種觀點認為,馬克思社會批判思想有兩個主要特點:1.科學與價值的統一。所謂科學批判,是指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是科學的批判;所謂價值批判,是指站在工人階級立場上,以實證事實為根據,揭示資本家對工人剝削的不合理性。科學批判與價值批判是有機統一的。2.批判與發展的統一。馬克思不是為批判而批判,而是要從對現存事物的肯定理解中得出其否定性的理解。從社會發展角度分析,就是揭示事物自身內在矛盾的發展,從對現存事物的內在矛盾中找到自我否定的力量。所以,這種發展本身也是一種自我超越,因而也是一種批判。馬克思是批判中包含著自我發展,發展中又體現著批判,二者有機地統一起來。總之,馬克思的社會批判思想既是科學的,又是徹底的。

一種觀點認為,經典作家批判性論辯的特點在方法論上為我們的這一研究提供了重要啟迪。這些特點有:1.堅持實踐是理論產生與發展的基礎與源泉;2.堅持哲學前提和現實前提雙重批判辯證統一的原則;3.堅持多學科批判辯證統一的原則;4.堅持不斷揚棄和反復批判辯證統一的原則。總之,批判性視角是深化對哲學理解的一個重要視角。

馬克思的社會批判理論不同于其他非理論、非專門化的批判活動,這些批判往往具有自發性、隨意性,而馬克思的社會批判理論則具有系統性和結構性的特點,而這些特點又是建立在實踐性、科學性和真理性的基礎之上。正是這些特點構筑了馬克思社會批判理論的基礎,使馬克思的社會批判理論獨具特色。

四、馬克思的社會批判理論與其他批判理論的區別

馬克思的社會批判理論是他對社會的一種深刻反思,是他探索人類命運的一種不懈嘗試。但西方學者在贊同馬克思這一理論的同時,對其進行了片面的闡發,使馬克思哲學中固有的豐富性與完整性日益走向片面與狹隘。因此,他們的社會批判理論與馬克思的社會批判理論有著根本的不同,這主要表現在:

以霍克海默為代表的早期社會批判理論把“批判理論”作為的代名詞,認為只有抓住馬克思的批判方法,才能恢復的本質。“批判”不僅意味著對現存學說在理論上的變革,而且還要批判地分析現存社會以導致社會的變革。但是這種理論不是把自己置身于社會專門化勞動過程之中,而是置身于資本主義再生產過程之外。它的目的不是要維護現存社會的秩序,而是要破壞一切既定的東西,以證明它的不合理性和不真實性。而且這種社會批判理論把人看作全部歷史生活的生產者,所運用的方法仍然是主體性原則和抽象的人道主義。

馬克思的社會批判理論與新批判理論的區別在于:1.兩種批判理論由于對社會動力結構的不同認識,使批判的側重點各不相同。新理論家們不是通過分析關于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矛盾運動來說明社會的發展,而是把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歸結為日益發展的文化、科學技術對人的本性的壓抑。因此他們以文化批判、意識形態批判、大眾文化批判等來取代馬克思哲學的政治經濟學批判。2.兩種批判理論選擇了不同的革命主體。新流派的批判家們認為科學技術是現有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這改變了馬克思所處時代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對立關系,從而使革命的主體也發生了根本的改變。他們認為,革命的主體不是馬克思所認為的工人階級,而是知識分子。3.這兩種批判理論采取了不同的革命策略。馬克思在當時所處的歷史環境下,主要采取了暴力奪取政權的措施,而新理論家在發達的工業社會時期,則采取了文化心理革命的方式。

持批判精神學說的還有“日常生活批判”理論。這種學派的代表人物是法國學者列斐弗爾,他力圖把馬克思的學說改造成一種以現代人的異化為出發點的日常生活批判。在他看來,日常生活批判就是向人們揭示:控制消費的官僚機器已經廣泛地滲透到每個人的經驗深處,消除異化的設想必須從自我改造入手,使人們克服社會制度的網絡影響,去掉國家機器的物化和神秘性的外罩,認識到國家機器作為人類行為方式的真正起源,以此削弱現代官僚生活的普遍性和合理性。日常生活批判就是按照生活的本來面目去分析它,就是要揭穿日常生活的虛假性,撩開異化現實的面紗。

乍看起來,西方的社會批判理論似乎弘揚了的社會批判精神,但實際上它們把的科學精神與批判精神割裂開來,片面地弘揚了批判的一面,而失去了哲學的科學本性。它們以對個人的重視壓倒了對社會發展規律的研究,以主體性的研究取代科學的思維方式,從而使它們把對現存社會的批判變成了一種不加區別的總體性價值人本學批判,最終無法逃脫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窠臼。這種對片面的曲解并不能切中當代資本主義的要害,從而使它們在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中離的真實內涵越來越遠,而成為一種從根本上不同于的社會批判理論。

五、馬克思社會批判理論的現實性

對馬克思社會批判理論進行研究,不僅對于進一步了解馬克思思想發展進程,揭示蘊涵在馬克思思想中的深刻內涵有重大意義,而且對于我們今天更深刻地了解資本主義,認識處于科技困境之中的西方工業社會,并為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鋪路搭橋,具有十分重要的價值。但馬克思的社會批判理論在何種意義上服務于現代社會,學界有如下看法:

一種觀點認為,馬克思社會批判理論的現實性主要表現在:一方面,人類傳統的思維方式是在人的活動之外尋找終極的和絕對的實體來作為人類賴以安身立命的根據,如自然、邏各斯、上帝、理性、技術、絕對理念等等。而在近現代的歷史演進中,人們賴以安身立命的上帝、理性、技術等支柱相繼坍塌或動搖。因此,以懷疑和反思為本質特征的批判意識必然增強。另一方面,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和生產力水平的巨大提高在為人類帶來巨大精神財富和物質財富的同時,也創造出日益膨脹的政治機構、失控和自律發展的技術等異化的社會力量。處在深刻變化危機中的人類不得不對自己的行為后果和行為本身進行批判性的檢討和反思。在這種文化背景下,馬克思社會批判理論無疑具有十分重要的啟發意義。

一種觀點認為,馬克思社會批判理論的現代意義在于:它克服了西方者對哲學所做的“唯科學主義”和“人本主義”的片面解讀,實現了對實證科學與人本主義的內在整合與超越,并在新的基點上實現了科學認識方法與價值認識方法的辯證統一,這一新的基點就是社會實踐。這種從社會生活中生發出的社會批判力是其他學者所不能達到的,而這恰恰是的生命力所在。

一種觀點認為,批判意識的發揚無論是對20世紀人類所面臨的新危機,還是對處在文化轉型時期的中國均有十分積極的現實意義。哲學既應有超然于塵世的冷靜,又要有立足于生活的現實;用批判的眼光,指出現實的弊端,刺痛時下一些日漸麻木、沉溺于物質追求與感官享樂的神經,使人們不致在吵吵嚷嚷的日常生活中迷失方向,使人們的心靈得到安頓;為促進我國的現代化進程,幫助人們去實現公正、合理、人道的社會,實現人的自由、解放具有重大意義。

蘊涵在馬克思思想中的那種深刻的批判精神是我們這個時代的重要思想資源。正如凱爾納所強調的:包含著發展現時代的一種批判理論的源泉。深刻挖掘馬克思社會批判理論的思想根源,發現馬克思社會批判理論的精神實質,對于我們今天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重新理解馬克思,用馬克思思想的精神來回應全球化的挑戰,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

收稿日期:2002-0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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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GDP年均增長率超過了9%,但就業率并未隨經濟增長而增長。學者們從不同側面來說明我國失業問題,但當代中國的失業問題十分復雜,需要系統的理論來解讀。

一、馬克思失業理論能夠解讀當代中國的失業問題嗎

馬克思失業理論是建立在科學勞動價值論基礎之上的,其主要內容是:第一,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社會失業的根源,來源于相對剩余價值的生產。“剩余價值的第二種形式是相對剩余價值,它表現為工人勞動力的發展,就工作日來說,表現為必要勞動時間的縮短,就人口來說,表現為必要勞動人口的減少。”即是說在資本主義條件下,資本家通過工人必要勞動時間的縮短,相對延長剩余勞動時間,使生產相同剩余價值的勞動力數量下降,必要勞動人口減少,使形成的過剩人口成為產業后備軍。第二,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失業人口產生的條件在于資本量及資本結構的變化。因為相對過剩人口是在資本積累過程中出現的,而隨著資本積累的加速,資本有機構成提高,由此引起對勞動需求的減少。“資本主義積累不斷地并且同它的能力和規模成比例地生產出相對的,即超過資本增值的平均需要的,因而是過剩的或追加的工人人口。”同時,“對勞動的需求,同總資本量相比相對地減少,并且隨著總資本量的增長以遞增的速度減少。”第三,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的失業,還與資本家通過在內涵方面加強對工人的剝削有關。因為當單個工人能夠較以前提供更多的勞動,則可變資本增大時,資本家無須招收更多的工人,就可以利用現有工人來推動更多的勞動。哪怕是可變資本相對減少了,也只會使就業人數減少得更多。“相對過剩人口的生產或工人的游離,此生產過程隨著積累的增進本身而加速的技術變革,比與此相適應的資本可變部分比不變部分的減少,更為迅速。”第四,馬克思認為:相對過剩人口有流動的形式、潛在的形式、停滯的形式,而長期失業者往往與產業結構、技術結構的調整有密切關系。處于長期失業的勞動力“不斷地從大工業和農業的過剩者那里得到補充,特別是從那些由于手工業生產被工場手工業生產打垮,或者工場手工業生產被機器生產打垮而沒落的工業部門那里得到補充”。第五,馬克思深刻地分析了技術進步形成機器排擠工人及其補償的問題。他認為資本家為了追求最大利潤而使用機器,主要是為了節約勞動成本,獲得最大的資本增值。“通過機器進行的資本的自行增值,同生存條件被機器破壞的工人的人數成正比。”特別是由于被機器排擠的工人,如果還受本身的技能制約,則社會總體的失業率還進一步地升高。同時馬克思并不同意“排擠工人的機器,會同時游離出相應地資本,從而可以如數雇用被排擠的工人”的觀點,并認為,可變資本減少,社會對生活資料的需求下降,長期下去會形成生產生活資料的工人失業。這樣,“機器不僅在采用它的生產部門,而且還在沒有采用它的生產部門把工人拋向街頭”。第六,馬克思認為社會分工對擴大就業或減少失業有重要作用,因為分工能增加生產力。“機器生產同工場手工業相比使社會分工獲得無比廣闊的發展,因為它使它占領的行業的生產力得到無比巨大的增加”。但分工既有正面效應的作用,又有負面效應的作用。例如,正面效應表現在“工場手工業的分工,又使所使用的工人人數的增加成為技術上的必要。現在,單個資本家所必須使用的最低限額的工人人數,要由現有的分工來規定。另一方面要得到進一步分工的利益,就必須進一步增加工人,而且只能按倍數增加”。而負面效應表現在它可以使工人長期處于技能單一,不能充分發揮才能,最后導致能力弱化,失業后難以再就業的境況。“大工業的本性決定了勞動的變換,職能的變動和工人的全面流動性。另一方面,大工業在它的資本主義形式上再生產出舊的分工及其固定的專業”。這里,馬克思揭示了不穩定的工作與失業后不易再就業的矛盾。第七,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經濟中,勞動力的供求關系是受資本的支配及控制的。“勞動的需求同資本的增長并不是一回事,勞動的供給同工人階級的增長也不是一回事。”“資本的積累一方面擴大對勞動的需求,另一方面又通過‘游離’工人來擴大工人的供給,與此同時,失業工人的壓力又迫使就業工人付出更多的勞動,從而在一定程度上使勞動的供給不依賴于工人的供給。勞動供求規律在這個基礎上的運動成全了資本的專制。”

馬克思的失業理論有嚴密的邏輯內涵和關系:資本為了追求最大利潤,通過剩余價值特別是相對剩余價值的生產,迫使資本主義社會產生大量的產業后備軍。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排擠出大量的失業工人。在資本積累過程中,社會分工、產業結構的調整,對單個工人內涵的剝削,資本結構的變化都是造成工人失業的直接原因。馬克思失業理論深刻地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失業的根源、形成失業的原因、造成失業的手段、失業的表現形式以及失業的社會后果。

中國在計劃經濟時期實行的是“低工資、高就業”的政策,基本上不存在失業現象。盡管一些學者認為當時存在著嚴重的“隱性失業”,但這只是描述在計劃體制下,工人勞動效率低,未能發揮出勞動力應有作用的狀態。根據國際勞動組織關于失業、就業的界定,以及世界各國對失業的界定和統計口徑,特別是根據馬克思失業理論的失業內涵,這種“隱性失業”不是我們通常所指的失業。改革開放后,我國失業問題日益突出,大量失業現象難以用一般的理論來解讀,這也是學者們觀點不同的重要原因,也是我國失業問題多年來未能解決的原因。馬克思失業理論是科學而完整的理論,如果用馬克思失業理論來解讀當代中國的失業問題,必須要克服下列困難:第一,馬克思失業理論是否對當代中國失業問題有現實意義;第二,馬克思失業理論的內容,是否符合當代中國失業問題的現狀。

不可否認,馬克思的失業理論創立于100多年以前,而當今中國乃至世界形勢與馬克思所處時代相比,已發生很大變化。這個時差障礙成為其解讀中國當代失業問題的困難之一。筆者盡管不同意有的學者認為馬克思理論“過時了”的觀點,也不贊成有的學者要用“建設的”取代“革命的”的觀點,但要用馬克思失業理論解讀中國當代的失業問題,的確必須要說明其具有現實性。

此外,馬克思的失業理論,揭示的是資本為追求增殖所形成的一種必然的社會結果。當代中國的失業,是否也是根源于資本增殖,是否也符合相對剩余價值的生產及資本有機構成提高的現狀,是否仍然受社會分工、產業結構變化、技術結構調整、資本結構變化的影響呢?如是,則解決當代中國失業問題,其理論指導作用將極為重大。

二、西方主流失業理論能夠解讀當代中國的失業問題嗎

西方主流失業理論有以下內容:

第一,認為技術進步促成的機器使用和勞動分工對勞動者技能造成損害及約束,從而限制了就業的數量,增加了失業的可能性。因為在壟斷資本主義階段,資本家通過管理,會盡量降低雇傭勞動的成本,提高工作效率。而在提高效率過程中,以大機器的使用為代表的技術掌握在資本家手中,它的應用不光促進分工的進一步發展,還造成了對工人潛能的束縛。“機器可能做到的事非常之多,其中不少可能性都被資本故意挫傷了,而不是發展了”“在科學技術革命的時代里,發展最迅速的大量職業部門是與科學技術關系最少的那些部門,機器的目的不是為了增加而是為了減少從屬于它的工人的數目。”即機器的使用,目的是為了減少成本,不是為了工人。這個觀點與馬克思失業理論的相關內容是類似的。

第二,認為工資高低會影響失業率。按照新古典經濟學的觀點,只要按照邊際收益產品來支付工資,就能保證充分就業,即不會出現失業。這個觀點與馬克思失業理論研究失業問題的視角不同,且使用的經濟范疇也不同。

第三,認為消費需求對失業狀況有重大影響。美國經濟學家謝爾曼認為,消費不足與投資過度將起到雙重作用,使生產成本上漲及價格下降,從而造成危機導致失業。按照另一經濟學家卡萊茨基的模型,低工資反而無助于高就業。因為由收入分配決定的低工資往往使得消費增加。Marclavoie認為,高工資產生失業的理論是錯誤的,因為在現有的有效勞動需求條件下,工資下降使工人的消費需求不足時,需要依靠來自利潤的消費和投資的增加,才能維持總的有效需求。但無論是資本家的自主花費或政府花費,都將最終伴隨工人工資的降低,使得“失業的最終解決還需要降低工資”。一些西方經濟學家的實證研究也得到相應的結果。Rowthorn及Glyn通過實證分析,認為在1979—1985年期間,一些人均消費大幅度出現負增長的國家,如西班牙、荷蘭、德國等,失業率也很高。

第四,認為經濟增長是解決失業問題的主要途徑。這是西方主流失業理論的重要觀點。宏觀經濟生產函數表明,經濟增長是由技術進步、資本積累和勞動力增加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因此,經濟增長與就業增長正相關。當然,降低失業率的主要途徑有賴于經濟增長。另一著名的理論是奧肯定律,這個定律表明經濟增長是解決失業問題的根本途徑。西方主流失業理論著重分析了技術進步、勞動分工、工資高低及消費需求對失業的影響,指出經濟增長是解決失業問題的主要途徑。從現實性看,這些理論較之馬克思失業理論更符合當代時空條件。然而,其內容在解讀當代中國失業問題的現狀時,有著較大的缺陷。其一,這個理論本身與西方國家實際情況不能很好地吻合,使其理論的可信度差。其二,這個理論所描述的事實與趨勢,與當代中國失業的現狀不能很好地吻合,使其理論可信度進一步減弱。例如,在美國、德國、法國、日本等發達國家,科技進步盡管達到空前的地步,勞動分工也進一步細化,并形成了長達40年的資本主義經濟繁榮。但這種繁榮并沒有帶來失業率的下降,反而居高不下。英國中蘭開夏大學的高級講師密爾沃特2000年的統計數據表明,主要發達國家失業率不斷上升。英國1960年的失業率還不到2%,以后不斷升高,1983年甚至接近12%,1990年以來稍有下降,但至1997年,也僅下降到7.2%左右。在加拿大,1960年的失業率不到5.4%,1997年超過了12%。日本1960年失業率不到1.8%,1996年及1997年達到了3%的歷史高峰。德國1960--1966年基本上無失業,但以后失業率不斷上升,1995年達到13%左右,1997年仍在9%的高位。法國1980年的失業率為6%,1997年上升至12%。意大利1960年的失業率為4.1%,1997年升至12.5%。荷蘭在1970年,失業率僅為1.8%,1997年則達到6%。澳大利亞1960年失業率僅1.2%,1997年達到8,5%。在經合組織(OECD)20多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中,只有美國和愛爾蘭情況稍好,失業率時高時低,但總體水平仍較高。如美國在1982年和1983年,失業率超過9%,1997年也在4.8%左右。1997年以后,由于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美國失業率還將持續走高。本人認為在2009年將達到7%左右。

根據《中國統計年鑒》數據計算,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的經濟保持了較高的增長,年平均增長率達到9%以上,而就業增長率除了1990年達到15.5%以外,其他各年份均遠遠低于同期經濟增長的水平。就業增長彈性雖然在不同的年份有升有降,但是從長期看,仍然呈現出下降的趨勢。1979—1982年,GDP年平均增長率為7.425%,同期就業平均增長率為3.075%,GDP每增長1個百分點,就業增加O.414個百分點;1983--1988年,GDP年平均增長率為11.9%,同期就業平均增長率為3.07%,GDP每增長1個百分點,就業增加0.26個百分點;1991--2002年,GDP年平均增長率為9.76%,同期就業年平均增長率為1.19%,GDP每增長1個百分點,就業增加O.122個百分點;而2003--2005年,GDP年平均增長率為10.1%,同期就業年平均增長率為O.97%,GDP每增長1個百分點,就業僅增加0.096個百分點。

2006年,GDP增長10.7%,GDP每增加1個百分點,就業僅增加0.092個百分點。數據顯示,1991年以來至今,我國GDP增長對就業的拉動作用大幅度降低,奧肯定律在中國出現嚴重不相符合的情況。

三、理論的困惑及實踐的出路:當代中國失業問題的解讀

西方主流失業理論把失業的主要原因歸結為技術進步、勞動分工、工資率及消費需求的不足,而這些在馬克思的失業理論中也早有論述,只不過其表述手段及方法不同罷了。如果考慮到兩種理論在“失業”這個經濟范疇的內涵上并無根本沖突和歧義,且考慮到時序的延續性及理論的發展性,也可以認為西方主流失業理論受到過馬克思失業理論的影響,或在一定程度上傳承了馬克思失業理論。

然而,在解決失業問題的途徑上,兩種理論產生了根本的沖突。馬克思失業理論要求從根源上解決資本無限地追求增殖而最大限度地進行剩余價值的生產,從而造成大量失業的問題。西方主流失業理論則希望通過經濟增長的途徑達到失業問題的解決。雖然,一些西方經濟學家提出通過刺激需求、改變工資率等作為擴大就業的途徑,但實際上他們主張解決失業問題的根本途徑,仍是倡導經濟增長。

馬克思失業理論既指出了資本主義社會失業的根源、原因、表現形式,又指出了資本家造成失業的手段及引發的社會后果,顯得系統而嚴密。西方主流失業理論,對失業的原因分析得多,對失業的根源揭示得少;對失業的表現形式論述得多,對失業的社會后果及資本家造成失業的手段論述得少,其系統性不如馬克思失業理論。

通過兩種理論的比較,可以發現,馬克思失業理論與西方主流失業理論在解讀中國失業問題的時候均會出現理論困惑:馬克思失業理論揭示的是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失業問題,而當代中國的失業問題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失業問題;西方主流失業理論盡管形成于當代歷史條件之下,具有現實性,但其理論與當代中國的現實狀況乃至與世界的現實情況嚴重不合。解讀當代中國的失業問題,任何理論都需要有系統性、現實性、相符性三大要素,其中最關鍵的要素是相符性。再精致的理論,如果不能被現實證實或檢驗,即沒有相符性,其理論的指導作用將不存在。因此,西方主流失業理論不能解讀當代中國的失業問題,理所當然地不能作為解決當代中國失業問題的理論依據。

篇(10)

(一)人的活動能力的自由發展。馬克思認為,人的全面自由發展應該包括勞動內容和形式的豐富和完整,個人活動相應地充分達到豐富性、完整性和自由性。人們不再屈從于被迫的分工和狹隘的職業,每個人按自己的愛好、特長、天賦,自由地選擇活動領域。

馬克思恩格斯關于人的自由發展的思想是對以分工為特征的資本主義社會生產方式批判的結果。馬克思恩格斯多次指出,自發形成的職業性的社會分工,是奴役人和阻礙新社會成長的巨大力量。因為由于這種分工,明顯地反映出個人屈從于他們被迫從事的某種活動,“這種屈從現象把一部分人變為受局限的城市動物,把另一部分人變為受局限的鄉村動物”。在資本主義條件下,當分工出現之后,每個人就有了自己一定的特殊的活動范圍,這個范圍是強加于他的,他不能超出這個范圍:他是一個獵人、漁夫或牧人,或者是一個批判者,只要他不想失去生活資料,他就始終應該是這樣的人。由于這種分工,使個人變成片面的人、畸形的人,嚴重阻礙了人的自由全面發展。

在馬克思看來,分工和私有制是兩個同義語,講的是同一件事情,一個是就活動而言,另一個是就活動的產品而言。只要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間還有分裂,也就是說,只要分工還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發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動對人說來就成為一種異己的與他對立的力量,這種力量驅使著人,而不是人駕馭著這種力量。馬克思認為,要真正使人類得到解放,必須超出政治解放的狹隘界限,根本改造市民社會,消滅私有制,從而消滅異化。馬克思恩格斯作了這樣的描述:在社會里,任何人都沒有特定的活動范圍,每個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門發展,社會調節著整個生產,因而使我有可能隨我自己的心愿今天干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獵,下午捕魚,傍晚從事畜牧,晚飯后從事批判,但并不因此就使我成為一個獵人、漁夫、牧人或批判者。有人對此提出責難,認為這是意味著每個人不得不做所有的事情,馬克思恩格斯回應說:他們并不認為每個人應當完成拉斐爾的作品,他們只是認為,每一個有拉斐爾的才能的人都應當有不受阻礙地發展的可能。沒有特定的活動范圍的限制,按照自己的心愿從事社會活動,是人的自由發展的顯著特征,是意志自由的表現。

(二)人的社會本質的充分發展。馬克思從不把人的發展簡單地歸結為能力的發展。馬克思把人的本質歸結為“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社會關系實際上決定著一個人能夠發展到什么程度。因為人的能力的形成、發展和表現都離不開人的社會關系。”所謂社會關系,是指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它包括與人的生存和發展相聯系的一切歷史的、現存的、自然的、社會的條件和關系。其中,與勞動相聯系的生產關系、經濟關系是最基本的社會關系,這些關系的發展是人的全面發展的基礎。社會關系越豐富,人的本質就越能得到全面體現,人就越有獲得自由發展的可能性。

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今后生產力發展的規模將會越來越大,越來越具有社會性,人類歷史、甚至某些具體的歷史事件,都越來越打破民族的局限性,日益具有“世界歷史”的意義。為此,他們舉了一個例子:如果在英國發明了一種機器,它奪走了印度和中國千千萬萬工人的飯碗,而引起這些國家的整個生存形式的改變,那么,這個發明便成為一個世界性的事實。這說明各個相互影響的活動范圍在這個發展進程中愈來愈擴大,各民族的原始閉關自守狀態則由于日益完善的生產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發地發展起來的各民族之間的分工而消滅得愈來愈徹底,歷史就在愈來愈大的程度上成為全世界的歷史。在當時,馬克思恩格斯已經敏銳地意識到世界范圍內進行交往的潮流滾滾而來,全球化時代將要來臨。從個體發展史的視角看,馬克思恩格斯認為,由于人們各種不同的需要以及他們求得滿足方式的不同,他們必須與自然界打交道,他們彼此之間必然建立相互聯系,這種聯系與交往決定著生產和需要。因此,人與人之間的聯系創立了現存的關系。由此可以得出一個結論:一個人的發展取決于和他直接或間接進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發展;彼此發生關系的個人的世世代代是相互聯系的,后代繼承著前代積累起來的生產力和交往形式。總之,我們可以看到,發展不斷地進行著,每一個人的歷史決不能脫離他以前的或同時代的個人的歷史,而是由這種歷史決定的。這樣,隨著歷史的發展,這種關系必然由片面走向全面,由單一走向豐富。個人之間的相互關系的這一發展之路就是人的本質完善之路,即個人自由發展之路。

(三)人的個性的自由發展。人的本質現實地表現為每個個體所具有的個性。馬克思曾把人分為“有個性的個人”和“偶然的個人”。所謂“偶然的個人”是與社會關系、交往條件不相適應,對社會關系沒有自主性、處于被奴役地位的個人;所謂“有個性的個人”就是與社會關系、交往條件相適應,對社會關系有自主性的個人。個體性所表現出來的是自覺能動性、創造性和自主性,人的個性的發展根本上表現為個人個體性水平的全面提高,也就是人的自覺能動性、創造性和自主性的全面發展。

由上不難看出,自由全面發展的人,是關于人的發展的理想目標。我們在進行社會管理時必須堅持以人為本的原則,樹立人是目的、人是關鍵、人是主體的社會管理理念,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人民群眾的利益作為政府社會管理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充分發揮公眾參與機制在社會管理中的作用。

二、社會發展過程所要實現的首要價值——社會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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