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學碩士論文匯總十篇

時間:2023-03-23 15:0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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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二)搖滾在傳播方式、社會科學等方面的研究,也可以說是非音樂類學科上的研究。主要包括像從人類學、傳播學、社會學等角度進行研究。比如,1、新聞傳播學類的有:《邂逅、共生與回歸――身體景觀中的MTV與浪漫“搖滾”》作者鄭建麗,本文解釋了搖滾和MTV結合后的傳播效果。搖滾自己的個性和搖滾樂帶動的歌迷市場還有它所獨有的搖滾精神,和MTV這種相對獨立的藝術形式與偶像制造能力相結合,也就是文中所提到的邂逅、共生、回歸,在這過程中產生的很多有意思的現象。那么這類型的文章還有2、文藝學方面的《消費時代的音樂文化癥候:中國流行音樂研究》、《搖滾時代》作者王輝;3、社會學方面有《傷花怒放:搖滾的被縛與抗爭》作者郝舫,這篇文章談到了很多搖滾樂存在的社會價值,研究了很多一談到搖滾樂就要涉及的關鍵性問題,例如反叛、搖滾精神、獨立、理想、希望等等,以此來展開全文。《灰飛煙滅:一個人懂得搖滾樂觀察》作者顏峻,本書的特點非常鮮明,是以研究和市場調查為互補,既有理論研究,又有社會深入的調查體會,包括了21世紀以來不長的中國的小眾音樂發展歷史,追求標新立異,和填充學術空白。4、心理學方面有《搖滾樂的傳播心理學分析》作者崔茜,從心里學的視角進行分析,對于搖滾樂之所以受到年輕人尤其青少年的狂熱追捧,除了音樂本身,在青少年心理特殊性方面進行研究和闡釋。

(三)音樂人類學角度對中國搖滾樂研究。這一類主要從社會學、人文關懷、音樂美學等不同視角進行研究。其中比較有開闊視野,具有較強預見性的文章包括:付菠益的音樂人類學博士論文《宣泄的儀式――中國搖滾樂的音樂人類學研究》、謝力榮的課題論文《南京“地下樂隊”尋蹤》、屠金梅的近代音樂史碩士論文《論中國搖滾樂的反叛性缺失》、周華生的音樂美學碩士論文《狂飆喧囂的感性敘事――搖滾(樂)的存在及其聲音感覺的邏輯》等等。其中《宣泄的儀式――中國搖滾樂的音樂人類學研究》一文中以崔健為主要研究對象,通過對崔健的采訪、對中國搖滾演唱會現場的觀察、大陸搖滾市場的調查闡述了大陸搖滾樂的文化內涵,文章的創新點在于把搖滾的演出描述成一種“準宗教”的儀式現場,把構成整場演出的舞臺效果、樂器演奏、歌迷現場吶喊等等看成是儀式現場的重要組成部分也就是“象征符號”,把這種狂熱的表演解釋成為了一種宣泄儀式。《論中國搖滾樂的反叛性缺失》一文中對中國改革開放初期,大陸自己的搖滾樂誕生至今30年的演變與發展做了梳理,并從搖滾精神中的反叛作為切入點,通過對歌曲譜例與歌詞的研究,闡釋了中國大陸早期搖滾樂作品中反叛是什么,在多年的發展中,反叛一詞的含義的變化又是什么,以及這樣的變化帶來的問題又是什么。《狂飆喧囂的感性敘事――搖滾(樂)的存在及其聲音感覺的邏輯》一文通過對搖滾樂作為個案研究得出,搖滾樂相對于主流音樂甚至是主流文化是一種獨特的“狂飆喧囂的感性敘事”這種敘事是純感性的,與其他民族音樂、西方古典音樂等都一樣,在發展過程中塑造了自身的文化特點,形成了特有的欣賞族群。(作者單位:西南民族大學)

參考文獻:

[1] 蕭梅、齊琨:《音樂人類學的實地考察》,載《音樂人類學的理論與實踐導論》(洛秦編),上海音樂學院出版社,2011.

[2] 參見張鐘汝等,《城市社會學》,上海大學出版社,2001,第二頁。

[3] 參見湯亞汀的《西方城市音樂人類學理論概述》,載《音樂藝術》,2003年第2期。

[4] 洛秦:《‘新史學’視野的下的音樂人類學與歷史研究》,載《音樂人類學的理論與實踐導論》(洛秦編),上海音樂學院出版社,2011。

[5] 洛秦:《搖滾樂的緣起及其社會、文化價值》,載《文化研究》,2003年第3期。

篇(2)

中圖分類號:G451 文獻標識碼:A

Impact of Significant Others on Preschool Teachers' Role Socialization

YANG Liu

(College of Education, Guangzhou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006)

Abstract Preschool teacher role socialization is a lifelong dynamic process, the impact of significant others on the teacher's role socialization can not be ignored, its main impact are: institutional authority by peremptory norms guiding role of early childhood teacher's role socialization; management authority-oriented person - kindergarten leading role in the long role of teachers of young children socialization; supporting role of peer groups of preschool teachers role socialization; role in promoting the social role of preschool teachers as well as evaluating the role of parents of preschool teacher's role socialization.

Key words preschool teachers' role socialization; significant others; role

幼兒教師角色社會化是指幼兒教師在專業團體中,接受專業規范、教師文化及學校環境下的角色適應過程,是幼兒教師學習并獲得專門的知識和能力,形成和表現專業精神的終生動態過程。①從個體層面看,幼兒教師角色社會化也是“教師角色扮演”的過程。幼兒教師在角色社會化的過程中受到很多因素的影響,例如:幼兒教師社會地位、幼兒教師家庭因素、幼兒教師個人的價值觀等,其中“重要他人”對幼兒教師的影響不容忽視。②所謂“重要他人”是指幼兒教師對個人的“自我角色”發展有重要影響的人和群體,他們對幼兒教師角色社會化的發展有著“主導性影響因素”。③幼兒教師在為人師者的任教環境中,園長、同事、學生和學生家長都是幼兒教師較為長期的,互存利害關系的“重要他人”,他們的行為和期望都可能對幼兒教師角色社會化產生實質性的推動作用或者阻礙作用。④按照性質劃分,幼兒教師任教環境中的重要他人可分為三類:(1)權威導向者――園長、行政人員;(2)同輩團體――幼兒教師;(3)服務對象――學生和家長。本文試圖分析,在幼兒教師角色社會化的過程中,權威導向者、同輩團體和服務對象對其所產生的影響。

1 權威導向者對幼兒教師角色社會化的影響

權威導向者在幼兒教師角色社會化過程中,主要是透過“權威”這一特殊身份,用強制性和引領性的特點來促進幼兒教師角色社會化。這樣的權威導向者主要分為兩類。一類是制度權威導向者,是指各級教育行政部門以及由各級政府部門牽頭,組織專家為學校和教師制定正式組織章程、行事規范的權利的團體,可稱為制度權威導向者。另一類是指對幼兒園事務參與管理指導的,以行政代表的身份管理全園的如園長等稱為管理權威導向者。

1.1 制度權威導向者對幼兒教師角色社會化的強制規范作用

制度權威導向者是指有著頒布正式組織章程、行事規范的權利,通過法律法規對幼兒教師角色進行強制性規范的重要他人,有著鮮明的特點是保證幼兒教師角色社會化強有力的制度力量。2011年12月12日,教育部正式公布的幼兒園教師專業標準(以下簡稱《專業標準》)。是制度權威者對幼兒教師的強制角色規范,是定義者以法律法規的形式來促使幼兒教師形成一種對教師角色“自我”的解釋。制度權威導向者的規范化、制度化的角色要求迫使幼兒教師為了繼續留在教師崗位,唯有遵循權威導向者這一重要他人為其塑造的角色形象和期待,表現專業角色。

1.2 管理權威導向者――園長對幼兒教師角色社會化的引領作用

在幼兒園中,最重要、最具有影響力的人物無疑是該組織的領導者――園長。園長的管理風格直接影響著教師角色社會化的進程,園長作為幼兒教師的領導者,是“一個幼兒園的靈魂”。園長對全園的一切事務起指揮督導作用,園長的領導方式與良好的學校氣氛密切相關。園長作為幼兒教師的重要他人,是既具有權威管理性領導師生共同努力實現教育實踐活動的工具性重要他人,也是滿足幼兒教師個人需要的情誼性的重要他人。葛樂士(N. Gross)等人于1965年所發表的《全美校長職務的研究》(The National Principalship Study)表明校長以專業顧問的態度來引領教師教學,那么學校的教學效果較佳,會形成良好的校園氛圍,促進教師專業順利發展。⑤同樣,園長對幼兒教師的管理權威在理想狀態下應是一種“專業權威”,為教師專業化發展提供平臺,尊重教師專業活動的權利,積極思考教師的“專業自”。

2 教師文化――同輩群體對幼兒教師角色社會化的支撐作用

幼兒教師要實現其角色社會化,在幼兒園環境中,與同事正式和非正式的社會交往也具有相當的影響作用。⑥陳金菊調查廣州市區幼兒園環境對幼兒教師專業發展的實證研究表明,幼兒園各個變量都會對幼兒教師的專業發展產生直接影響,其中影響最大的是教師文化。⑦教師文化是校園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教師同輩群體的規范又是形成教師文化的重要因素。所謂同輩群體又稱“同伴群體”或“同輩團體”是指具有共同的價值觀、興趣及活動,處于相近年齡(或同年齡)和發展水平的人而組成的群體。同輩團體作為教師角色化的重要他人,是一種無形的、隱蔽的影響,對幼兒教師角色化是潛移默化的,蘊含于教師的日常生活交往中的,幼兒園同事之間的協調與合作也是其專業社會化必要條件,良好的教師文化和同輩團體互助合作對幼兒教師角色社會化具有支撐作用。特別是新教師的專業化,常常取決于教師同事之間的接受程度和認同程度。⑧

同輩群體對有幼兒教師角色社會化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幼兒教師處于同事團體中,同輩團體對幼兒教師傳遞同輩的價值觀念和行為模式。多數教師喜歡依據自己的方式來處理幼兒園班級事務,也能尊重其他老師的處理方式,老師之間互相尊重、分享、協商問題合作研究的價值觀念和行為模式,形成一種比較好的教師文化氛圍。合作協同的教師文化氛圍對幼兒教師角色社會化是一種支撐作用。

教師同輩群體提供給幼兒教師入職后所需要學習的新角色和社會技能,并促使幼兒教師個體對教師同輩群體產生認同感,影響幼兒教師個體的言行,由于作為權威代表的專家和園長都是占據支配地位的規范性重要他人。

3 服務對象對幼兒教師角色社會化的影響

3.1 幼兒對幼兒教師角色社會化的推動作用

在教師角色社會化發展的過程中,鮮少有人注意到關注幼兒對教師角色社會化的重要性。根據束從敏針對10名幼兒教師的深度訪談,調查幼兒教師獲得職業幸福感的原因,結果表明對于老師的付出來說,孩子的愛是最大的安慰和補償,也是她們在工作中體驗到幸福的重要原因。⑨在幼兒教師角色社會化的進程中,幼兒起著不可忽視的作用。

幼兒教師在角色社會化的過程中,對于教學中的成就感,是同時來源于自己和兒童的共同的成長和進步的。在幼兒教師的教育教學過程中,師幼互動質量與教師教育策略的提升,專業發展是相輔相成、互為促進的,有效的師幼互動能促進教師專業的發展,促進教師角色社會化。尤其在貫徹《綱要》的今天,教師和幼兒在活動中真正互動起來,也更能顯示一位教師的專業水準。幼兒與教師的角色社會化是在師幼互動的交互作用下相互影響的。

3.2 家長對幼兒教師的角色社會化的評價作用

教師是以教育教學工作這一特殊勞動來換取經濟報酬的職業,幼兒教師在充當“受雇者”這一角色時,不得不要考慮到家長這一重要他人的角色期待。家長作為教育資源的享用者,對幼兒教師的角色期待不僅能夠折射出家長對幼兒的教育觀點,更重要的是對幼兒教師自我角色評價有著重要作用。胡福貞在其研究中指出,幼兒教師在進行自我評價時會頻繁地進行外部參照比較,其中四種典型的參照物之一就是家長對自己的信任和認可作為評價自己工作的依據。⑩

據張帆對幼兒教師與家長相互作用的研究表明,絕大部分的家長和教師都將對方視為教育孩子的合作伙伴,認識到彼此為同一個目標――孩子的健康成長而努力。 家長對幼兒教師角色社會化的直接、間接的影響能夠對幼兒教師產生最為緊迫的心理壓力,并潛在地改變幼兒教師的角色行為。家長通常對幼兒教師的品評無需太多的教育理論的支持,往往是來源于日常生活的經驗與交流。孫瑞權在幼兒教師專業認同感對教師專業發展影響的個案研究中,有教師在訪談中表達“我覺得家長的信任和尊重是我工作的最大的動力,至于幼兒教師地位低下也就不很重要了。家長更加體驗到了我們的辛苦,當家長都對我的工作很滿意時,我就覺得工作很值得了。”

注釋

① 謝維和.教育活動的社會學分析―― 一種教育社會學的研究[M].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00.4:119-124.

② 彭云.重要他人:教師專業發展的促進者[J].當代教育科學,2012.11:34-36.

③ 吳康寧.教育社會學[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244.

④ 周艷.教育社會學與教師研究[M].武漢: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2008:112-118.

⑤ 馬和民.新編教育社會學[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91-112.

⑥ 唐彬.重要他人研究述評[J].江蘇教育學院學報,2010.9:23-25.

⑦ 陳金菊.影響幼兒教師專業發展的幼兒園環境因素之研究[D].廣州大學碩士論文,2004:22.

⑧ 周艷.教育社會學與教師研究[M].武漢: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2008:100.

⑨ 束從敏.幼兒教師職業幸福感研究[D].南京師范大學碩士論文,2003:89.

篇(3)

研究方法是科學研究的首要問題,貫穿科學研究的全過程。它上與認識論、方法論相連,下與理論性質、研究問題緊密相關,是保證研究成果科學性的前提和保障。一、學位論文與研究方法

(一)研究生學位論文

研究生學位論文是衡量研究生科研能力和培養質量的重要手段。研究生學位申請者根據學位授予要求而撰寫的研究論文。它是評判學位申請人學術水平的重要依據和獲得學位的必要條件之一。學位論文質量的高低是衡量研究生科研水平高低的一個重要標志。

(二)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也就是正確地提出問題、解決問題,是研究事實所不可缺少的理論原則、程序、手段、方式和技巧。是保證觀察可靠、判斷、推理得以正確形成的原則、程序、手段、方式。我國哲學社會科學學者秦宗熙和穆懷中、謝圣明認為社會研究方法的體系由三個不同層次構成,即一般方法、具體研究方法和具體的研究程序和研究技術。

首先,一般方法包括哲學方法論、社會學的學科方法論以及邏輯方法論。其次,具體的研究方法包括文獻法、個案法、訪問法、問卷法、觀察法、實驗法、抽樣法、社會測量法、典型法等。具體的研究程序和研究技術。最后,研究程序包括四個階段即選題階段、計劃階段、實施階段和總結階段。一般情況下,學生在論文寫作上采取定性和定量研究相結合,采取文獻法、歷史法、比較法、統計分析法、問卷法、測驗法、經驗總結法等多種方法相結合使用。

二、思想政治教育碩士學位論文研究方法分析

碩士學位論文是一個碩士研究生寫作水平的展現,而方法的運用則體現了作者研究過程中方法原則程序是否科學合理,這也就直接影響論文的質量和水平。通過分析得出思政研究生碩士學位論文以傳統的理論思辨研究方法為主,缺乏科學的研究方法意識,缺少相應的實證與量化分析

(一)研究方法自陳狀況分析

在抽樣的華東師范大學2014、2015年30篇思想政治教育碩士學位論文中分析發現,從整體上而言,有90.1%的學位論文明確交代論文研究方法。能清晰單列“研究方法”部分并作“詳細說明”和“簡要說明”的學位論文的比例比較大,這說明,思想政治教育學科碩士論文的研究方法意識在已經比較高,研究的科學性從總體而言呈比較好的狀態。當然,如果把自陳水平為詳細說明和簡要說明的論文判為“合格”的話,那么合格的比例僅僅有37%。

(二)研究方法的主要類別及其運用情況

總體分析后發現,理論學科碩士學位論文運用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文獻研究法、經驗總結法、理論思辨法、比較研究法、歷史研究法、調查研究法等。在30篇碩士學位論文中,以文獻研究法為主要研究方法的占60%,排名第一;以思辨抽象法為主要研究方法的碩士論26%,排名第二;比較研究法為主占23%;其余還包括歷史研究法、跨學科研究、調查研究等等占有一定比例。此外,100%的碩士論文的是融合兩種方法以上的綜合方法,融合的方式較為多樣。

從以上可以看出,研究方法依然以經驗研究和思辨研究等傳統研究方法為主。文獻研究法、思辨抽象法、歷史研究法、比較研究法等傳統研究方法備受青睞,其中文獻研究法的使用率100%。新的實證研究方法,如調查研究、訪談法等開始進入理論學科領域,使得研究方法更為豐富和多樣化。

三、結論

(一)優點。通過分析30篇抽樣可以得出思想政治教育專業碩士研究生在學位論文的寫作中方法意識逐漸增強,通過本研究的調查分析發現過去單一的研究方法有所下降,對研究具有實際指導價值的學科層面方法論和原則層面方法論急劇增加,這表明高等教育研究的方法論出現了多元化趨向。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研究方法論趨向多元化意味著研究者對研究方法論認識更加深人,這也意味著思想政治教育專業研究方法的多元化。

同時,具體研究方法和研究技術種類多樣性,盡管定量與實證研究方法的整體運用中占比例不大,但從調查結果可以說明研究生們已經意識到定量與實證研究方法在研究中的重要性,通過定量與實證研究分析更能確定的各影響因素與結果之間的關系,從而得出科學的結論。研究技術的這一層次是研究方法結構體系中與研究成果聯系最為密切的層面。一定的研究方法論和研究方式最終必然要通過具體方法與技術才能展現出來。

(二)存在的不足。通過對樣本的分析,可以得出,雖然在畢業論文中很多人都陳述;了研究方法,但是研究方法陳述不夠明確,甚至對研究方法本身并不是非常清楚,部分論文對研究方法敷衍了事,有的研究生將實證研究、思辨研究、定性研究、定量研究、定性與定量相結合、規范研究及跨學科研究、多學科研究當作研究方法。事實上,從哲學和科學方法的角度看,實證研究、定性研究、定量研究、定性與定量相結合及跨學科研究、多學科研究都是開展科學研究的一種指導思想,是方法論。如實證研究與之對應的有實驗法、調查法等。

定性與思辯研究多,定量與實證研究少。定量研究與實證研究在研究科學性能夠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從調查結果顯示,雖然定量和實證研究有所增加,但從總體上而言,定量和實證研究還是很少。通過案例、實驗、非實驗、實地研究,用事實情況及真實數據更能有力地證實研究者的觀點的文章少。調查數據顯示,在研究生學位論文研究方法中以文獻法、歷史法、比較法這些以敘事性的定性研究為主導,從個人經驗出發的感悟性、思辨性研究較多,說明定性研究仍是主要研究方法。雖然隨著研究的深入及對研究的科學性的重視,定量與實證的方法逐步受到重視,但比較而言,運用的仍然較少。調查結果顯示,在研究生學位論文中最常用的定量與實證的研究方法是調查法,最常用的統計分析方法是描述統計。方差分析、差異檢驗及顯著性分析等定量方法在論文中少有出現。

綜合上述分析,在培養學生論文寫作方法上,我們應該更加注重方法意識,培養學生方法自覺,注重開設方法論課程的質量,提高研究質量,重視定量與實證研究,優化定性與思辨研究的結構,規范研究方法,樹立科學研究意識,促進思想政教育學科理論發展。

參考文獻: 

[1]孫浩森、潘莉.理論學科研究生學位論文研究方法的實證研究--以合肥工業大學理論學科碩士研究生學位論文為例[J], 淮陽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13(6). 

篇(4)

【中圖分類號】 G232.1 【文獻標識碼】 B 【文章編號】 1009—458x(2012)05—0029—07 在學習科學的最新研究中,學習的建構本質、社會協商本質和參與本質越來越清晰地凸顯出來[1]。突顯學習社會性的學習共同體(learning community)由此備受關注。目前,國內相關的文獻繁多,研究人員只能對其感興趣的某方面深入研讀,如何快速地對國內學習共同體研究現狀進行總體了解,并對其研究進展有一個簡要判斷,是本研究要解決的問題。

了解一個領域的進展現狀,實際上就要對該領域已產生的和新產生的知識有一個全面的把握,文獻資料中蘊含著某個研究領域的豐富知識,因此,有必要將這些知識從文獻中挖掘出來[2]。為此,本研究借助于科學知識圖譜可視化分析技術對十多年間(2001年~2011年)國內已有的學習共同體研究文獻進行系統梳理和分析,從而對該領域的研究熱點、前沿方向和進展狀況有一個總體把握。

一、研究過程

(一)研究樣本的選擇

由于學習共同體的研究范圍較為廣泛,在教育、社會學、計算機與互聯網等領域均有涉及。因此,國內關于學習共同體的文獻量非常大,刊登該研究領域成果的期刊種類也較多,且比較分散。為盡可能保證數據分析的全面性,本研究使用中國知網的中國學術期刊網絡出版總庫(CAJD)、中國博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和中國優秀碩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獲得相關文獻的信息與全文。

(二)研究文獻信息的收集與處理方法

Community的中文譯法通常有“社會”、“共同體”、“社區”、“社群”等,最常見的是“共同體”和“社區”的譯法,同時與community有關的復合詞匯也有多種不同的譯法,如本研究關注的“learning community”就有學習型社區、學習共同體兩種不同的譯法。因此,本研究在檢索時,使用以下控制條件“期刊年限(2001~2011)+來源類別(核心期刊),內容檢索條件為:主題(學習共同體)或者包含(學習型社區)”對中國學術期刊網絡出版總庫進行文獻檢索,獲得期刊文獻725篇(檢索時間為2011年10月15日)。同時使用控制條件“期刊年限(2001-2011),內容檢索條件為:主題(學習共同體)或者包含(學習型社區)”對中國博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進行檢索得到博士論文66篇,對中國優秀碩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檢索得到碩士論文628篇。最后,依據中國知網提供的文獻信息依次進行文獻信息采集。

在文獻數據信息處理方面,本研究主要采用中國醫科大學醫學信息學系開發的數目共現分析系統Bicomb v1.0[3][4],以及美國德雷塞爾大學陳超美博士研發的信息可視化統計軟件CiteSpace 3.0.R2[5][6]兩款數據統計軟件對獲取的數據進行統計處理。其中,CiteSpace軟件可有效探索學科知識領域的演進與研究前沿,進行可視化分析,使得文獻計量學分析易于實現歷時性的動態化[7],該軟件內嵌了國內學者劉盛博編制的CNKI(RefWork)格式轉換程序,具備將CNKI數據轉換為可處理的格式的功能。但受CNKI數據采集選項和中文文本處理功能的限制,CiteSpace僅可有效處理CNKI數據的專業術語和關鍵詞分析。因此,筆者同時選用Bicomb軟件、UCINET軟件,甚至人工統計的方法對文獻信息進行補充處理與分析。最后,依據統計結果對學習共同體的研究進展狀況進行分析和評判。

二、研究結果與分析

(一)國內學習共同體研究成果產出分析

筆者按年度對2001至2011年間的國內期刊論文和國內碩博論文進行了檢索和統計(2011年截止到筆者檢索日期10月15日),國內各年份的論文刊發與學位論文數量情況如圖1所示。由圖分析可知,期刊論文和碩士論文的數量整體上呈上升趨勢(2011年僅能檢索到10月份),特別是近三年來,期刊論文數量一直保持在100篇以上,碩士論文也從2007年開始保持在85篇以上,這可能與國內教育界對建構主義、學習的社會性等與學習共同體相關理論的關注力度加大有關,從而引發更多的國內學者對該領域進行研究。如果單從博士論文數量上看,則相對比較穩定,近三年來一直保持在十篇左右。總體上看,國內學者對學習共同體的研究趨于上升趨勢,有更多的學者開展該領域研究。

(二)載文期刊與研究機構分布

用Bicomb軟件對2001~2011年間關于國內學習共同體研究的、在核心期刊發表的文獻進行載文期刊分布進行統計,載文量大于等于10篇的期刊有21家,結果見表1和圖2。其中載文數量在前10位的期刊的載文量占到了全部文獻的41.89%。僅就載文期刊關注領域來看,學習共同體研究還主要集中于教育領域。

為有效反映研究論文的機構來源,本研究使用Bicomb軟件對期刊論文和碩博論文的研究單位或授予學位單位進行統計,統計結果如表2所示。無論從期刊論文數量還是碩博論文數量上來看,華東師范大學均是學習共同體研究的一個重鎮。如僅從期刊載文量來看,華南師范大學、北京師范大學、西南大學、南京師范大學也對學習共同體研究做了較突出貢獻。但若僅從碩士論文上講,首都師范大學、山東師范大學、東北師范大學等學校的學位論文數量較多。為此,我們對各單位不同類型的發文量進行對比(圖3),發現了一個現象,即:有些單位核心期刊研究論文較多卻少有相關的碩博學位論文,但有些單位核心期刊發文量較低卻有特別多的碩士學位論文出現。前者還比較容易理解和解釋,即該校有相關研究,且做出了較為突出的成績,但沒有引領研究生跟進該領域的研究。但后者所反映的問題卻值得我們深思,即研究還沒有得到業內廣泛認可(表現為沒有在該領域的核心期刊或較少),卻指導了非常多的碩士論文研究。

(三)學習共同體領域研究熱點與前沿分析

1. 研究熱點分析

關鍵詞是文章主題的高度概括和凝練,通過對高頻關鍵詞進行統計與分析,可以挖掘某一研究領域的熱點。本文使用CiteSpace 3.0.R2,以關鍵詞為節點,時間分區為1年,閥值為50Top per slice,采用最小成樹算法,利用國內期刊文獻繪制國內學習共同體研究熱點知識圖譜,共得到節點366個,連線294個,結果見圖4和表3。而對國內碩博論文繪制高頻關鍵詞共現網絡,得到節點321個,連線315個,結果見圖5和表4。

根據陳超美的介紹[8],分析由CiteSpaceII生成的期刊熱點知識圖譜(圖4)的關鍵節點分布可知,國內學習共同體研究領域熱點可以確定為:學習共同體、學習型社區、社區教育、共同體、學習型社會、教師、教師專業發展、終身學習、網絡學習共同體、專業發展等。而根據碩博論文熱點知識圖譜(圖5)的關鍵節點分布可確定學習共同體研究熱點領域為學習共同體、教師專業發展、虛擬社區、協作學習、網絡學習共同體、專業發展、知識建構等。

由表3可知,期刊高頻關鍵詞頻次排序中,學習共同體最高,因此其節點年環明顯最大。從節點的中介中心度看,學習共同體的中心度同樣最大,因此其節點的紫色年環最大,即中心度最高,占核心地位,緊隨其后的是社區教育、共同體、學習型社會、教師、教師專業發展等。若從碩博論文高頻關鍵詞中心度和頻次統計角度分析(見表4),對策的研究頻次最高,專業發展排其次。但教師專業發展、虛擬學習社區、協作學習、學習共同體、網絡學習共同體等的中心度相比前兩者更高,占較為重要的核心地位。

由以上分析可知,從期刊論文來看,關于學習共同體、學習型社區的研究最廣泛,而社區教育、共同體、學習型社會、教師、教師專業發展等是相對突出的研究熱點。從碩博論文分析,學習共同體隱去了其中心位置,教師專業發展、虛擬學習社區、網絡學習共同體等主題凸顯出來。學習共同體、學習型社區的研究頻次最高是易于理解的,但無論是期刊論文還是碩博論文都顯示與教師專業發展、網絡學習共同體相關研究熱度較高,這應引起我們的重視。

對學習共同體,人們不僅研究它的概念、內涵、基本理論和形成機制,更關注它的具體應用。教師專業發展在教育領域備受關注,然而強調教師知識提升的理智取向的專業發展范式,雖經多年研究與實踐,成效卻不盡如人意。學習共同體所提倡的學習的社會文化觀和分布式認識觀適應了人們對學習觀的轉變,特別是它強調的知識建構的社會性、文化場域依存性、多元主體互動性等適應了當今人們對學習的理解,正好適應了教師專業發展觀的實踐-反思取向(教師主要不是通過“接受”知識,而是通過“反思”以更清晰地理解自己、理解實踐,并實現專業發展)[9]、生態取向(教師專業知識和能力發展并不能全然依靠自己,而應將其置于一定的社會環境、人際關系中,有效利用各種人力和物力資源以實現專業發展;將教師專業發展的內涵提升到教師教研合作能力和教師群體整體專業發展水平的高度)[10]。學習共同體所倡導的理念、實踐形式為教師專業發展提供了理論先導和實踐指導。因此,在學習共同體研究領域,關于教師專業發展的內容被廣泛關注和深入研究。

為了進一步了解其研究現狀,本研究以“主題(學習共同體)并含(教師專業發展)”為檢索條件對中國知網數據庫進行檢索發現,2001~2011年間國內學習共同體領域教師專業發展方向研究文獻呈快速增長趨勢(見圖6)。2003年,顧小清在《教師專業發展:在線學習共同體的作用》一文中對學習共同體與教師專業發展的關系、如何利用信息通信技術構建教師在場的學習共同體以及學習共同體對教師專業發展的影響進行了詳細闡述。隨后,這一領域引起了國內學者的廣泛關注,相關研究逐年增多。

而以“主題(網絡學習共同體)或含(網絡學習社區)或含(網絡學習型社區)”為檢索條件對中國知網數據庫進行檢索發現(圖7),國內網絡學習共同體的研究是在近年來才逐漸被廣泛關注的,這一轉變與Web2.0技術在教育教學領域的廣泛應用恰好契合。Web2.0的六度分割理論、利用集體智慧與學習共同體理念相似,同時,Web2.0及其相關技術為組建學習共同體提供了技術支持。因此,網絡共同體及其相關問題逐漸成為該研究范疇所相關。

對研究熱點分布做進一步的時間線圖分析,結果見圖8和圖9。從圖8來看,現有的研究熱點主要出現于2005年之前。2005~2010年間,雖有新的研究熱點出現,但研究頻次和中心度相對不大。而從圖9來看,形式也基本一樣,知識熱點和出現時間稍有區別,最為突出的是教師專業發展、網絡學習共同體的出現時間和關注程度稍有差別。從二者的整體時間分布情況來分析,2005年以后,新的研究熱點出現較少,主要是對以前研究熱點的繼續深化。總體看來,國內學習共同體研究各研究方向逐漸成熟化,呈現靜態穩定趨勢。

2. 研究前沿分析

CiteSpace軟件選擇突變專業術語類型(burst term),利用其詞頻探測技術進行研究前沿術語分析。期刊論文得到突變專業術語366個,碩博學位論文得到321個,分別對視圖布局進行精簡合并,形成結果見圖10和圖11。綜合分析這兩個圖,顯著的索引專業術語主要有:學習共同體、學習型社區、共同體、社區教育、學習型社會、教師專業發展、專業發展、網絡學習共同體、虛擬學習社區、知識建構、學習社區、協作學習、對策、Web2.0、學習環境、知識建構、網絡課程、建構主義、教師培訓等。

對這些詞語進入深入分析,可將國內學習共同體研究領域的前沿方向概括為以下三類。

(1)理論深化類

以“題名(學習共同體)或含(學習型社區)”為條件對中國知網數據庫進行再檢索,將數據導入Bicomb軟件進行統計分析和人工鑒別發現,隨著學習共同體在各領域的廣泛應用,關于對原有概念和理論不斷反思、修正和深化的研究內容相對較多。同時,人們不再停留在早期的學習共同體概念界定、闡釋和區別上,而是從不同視角對學習共同體理論進行豐富、充實。這種深化表現在兩個層面。第一個層面表現在對學習共同體理論內涵的深化,即:更深入地研究學習共同體的基礎理論、哲學基礎、文化基礎,主要表現在從生態哲學、后現代哲學等視角研究學習共同體,同時還表現在從社會建構觀、分布認知理論、知識論、學習的實踐論等角度對學習共同體的基礎理論的深入研究與挖掘。第二個層面表現在對學習共同體外延的研究,該方面的研究表現在對學習共同體不同實踐形式的理論深化,包括對網絡學習共同體、課堂學習共同體、學校共同體、專業學習共同體、課程學習共同體等領域的深入研究。

(2)具體應用與組織形式類

該方向致力于將學習共同體的思想、理論及其方式與具體的實踐領域相結合,發揮其優勢,解決相關領域的問題。教師專業發展和教師培訓是教師教育領域愈久彌新的問題,學習共同體的出現不僅為教師專業發展、教師培訓開啟了新思路,提供了新方法,還提供了新的實踐范式。學校、課堂與課程是教育的主陣地,然而這些主陣地卻歷來備受詬病,甚至把“只具有工具的理性,而缺少價值的關懷[11]”的現代人所具有的共性特征也歸結為教育問題。改變現狀、促進人類發展是每一個教育研究者的理想。因此,與學校、課堂和課程等相關的學習共同體組織形式都是未來的研究方向。教育不僅包括學校教育,還包括家庭教育、社會教育(包括現實社會、網絡社會等)等非正式場合教育,可見,與社區、實踐、網絡虛擬世界等領域聯系的網絡學習共同體、虛擬學習共同體、實踐共同體等組織形式也將成為該領域的未來研究方向。

(3)構建策略類

學校共同體、課堂共同體、課程學習共同體的構建與策略研究是一個必然趨勢。時至今日,網絡已在深深影響著人們的工作、學習和生活。因此,與網絡相關的學習共同體、虛擬學習社區構建必然成為學習共同體研究的又一趨勢。Web2.0作為更注重用戶的交互作用的網絡組織形式,正吸引更多人選擇數字化、網絡化的生存方式和學習方式,迎接共同參與、共同創造、共同分享的全民織網時代。如何利用Web2.0及其相關技術構建網絡學習共同體或虛擬學習共同體必然成為該研究領域的又一增長點。

(四)研究學者合作網絡與機構合作網絡

1. 研究學者合作網絡

將采集數據導入Bicomb軟件,以作者為關鍵字段進行提取、統計后,選取頻次≥2的86名研究學者(頻次累計百分比為9.5861%)數據,生成Excel類型共現矩陣文件。將Excel文件輸入UCINET軟件,輸出##h類型的數據集。然后,導入UCINET集成軟件[12]進行可視化分析。對合作網絡去除非主成分并進行布局優化,生成結果見圖12。從圖12可以看出,國內學習共同體研究領域學者合作較松散。為進一步研究各位研究者在本領域的重要性,我們引入了社會網絡分析中的度數中心度和中間中心度(如果一個點處于許多其他點對的捷徑上,我們就認為該點具有較高的中間中心度)概念(見表5)。在權衡以上兩者的基礎上,我們對作者研究情況進行人工文獻閱讀與排查,發現主要存在以下3個合作密切的研究群:鐘啟泉為華東師范大學課程與教學研究所學者,主要關注學校共同體、課堂共同體以及知識社會與文化催生等;王陸為首都師范大學教育技術學學者,從網絡交互、教師專業發展等角度對網絡學習共同體進行了研究;時長江則更多地關注了課堂學習共同體和教師專業發展。從中間中心度上看,佐藤學、時長江、郝志峰在合作網絡中的影響程度較高,是合作網絡中的重要人物。

2. 研究機構合作網絡

對研究機構合作網絡的研究,選取頻次≥2的研究機構共26個,頻次累計百分比達22.3529%,采用與作者合作網絡研究的相同程序。對合作網絡去除非主成分并進行布局優化,結果見表6和圖13。可知,機構間的合作也比較松散。華東師范大學課程與教學研究所、廣西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院、西南大學教育學院、華南師范大學教育信息技術學院、華東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院等在整個網絡中的度數中心性最高。而從中間中心度上來看,華東師范大學課程與教學研究所同樣是合作網絡中的代表機構。

總之,國內學習共同體合作研究相對較為松散,研究者之間相對缺乏必要的交流與合作,分散了研究力量。如果僅從文獻研究者所屬單位上推理,研究者間應有更多的合作機會和合作可能。這也許要歸因于國內論文署名習慣,許多研究成果可能是多名研究者合作進行的,但因為各種因素,文章最后只署了一個名字。

三、總結

本研究利用科學知識圖譜可視化分析技術,從研究論文數量、載文期刊與研究機構分布、研究熱點、研究前沿、研究學者合作情況和研究機構合作情況等方面分析了國內學習共同體研究進展情況,得出以下結論:

第一,從研究論文數量上看,國內學習共同體領域研究發文數量較大,呈逐年上升趨勢。近年來,發文數量逐漸趨于平穩,從某種程度上說明該研究領域逐漸趨向成熟。

第二,從發表文獻的載文期刊分布來看,主要期刊有:《中國遠程教育》、《成人教育》、《中國成人教育》、《全球教育展望》、《電化教育研究》等。

第三,從研究單位分布來看,期刊論文主要集中在華東師范大學、華南師范大學、北京師范大學、西南大學、南京師范大學、山東師范大學等高校,而碩士論文主要集中在華東師范大學、首都師范大學、山東師范大學、東北師范大學、西南大學、南京師范大學、上海師范大學等高校。

篇(5)

迷文化的研究在我國還處于一個理論亟需深化的階段,對于迷文化的研究,大部分的研究都是從社會學、傳播學、文字學或倫理學等角度進行的,從文藝學的角度也有,但是關注的是文藝美學等方面。網絡小說社區迷文化既是網絡文化的一部分,也是大眾文化極具有活力的因素。而目前網絡小說社區迷文化很少被我國研究者關注,加強對網絡小說社區迷文化的研究,對建設文明、科學、健康和理性的網絡文化具有現實意義,是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建設的時代要求。

一、網絡小說虛擬社區研究

對于網絡小說虛擬社區的研究非常之少,只是在研究網絡小說或虛擬社區時有所提及。作為網絡文學的一部分,我國網絡小說的研究也主要體現在這幾個方面:關于概念的界定。網絡小說的概念由網絡文學的概念延伸而來,也和網絡文學一樣在概念的界定上存在著焦慮;將網絡小說與傳統小說進行區別,試圖從區別中來確定網絡小說的本體存在;分析網絡小說的特征,凸顯其大眾性、自由性和后現代性;從文學本體出發研究網絡小說的創作、傳播、閱讀、批評等。筆者發現,在這些研究中,網絡小說與虛擬社區的關系一直是密不可分的,但是研究者雖然提及卻并沒有做更多的關注。比如,網絡小說的“語言特色”時強調了網絡小說的“網絡話語”:“‘天涯的兄弟們,來點掌聲!!!歡呼聲!!吶喊聲!!!!!可貓!!二樓的朋友們!!!你們的吶喊聲我聽不到!!!!’看到這樣的話,不經常接觸網絡的人可能會有點犯迷糊,‘天涯’、‘可貓’、‘二樓’,這僅僅是形形的網絡語言中的一部分”,這些網絡語言的誕生,其實與作家和讀者一起在小說社區的類似日常生活式的互動是分不開的。網絡小說被改編的一個重要的文化原因是“網絡小說受眾的互動參與為影視劇的生產提供觀眾支持”,網絡小說受眾的互動參與從何體現?主要集中在這些充斥著網絡小說的虛擬社區。

對于虛擬社區的研究,國外起步較早,已經有許多研究成果,其理論成果為國內的虛擬社區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理論基礎。德國社會學家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onnies)將人群社會區分為Gemeinschaft (禮俗社會,又譯為共同體)與Gesellschaft (法理社會,又譯為社會),由此為網絡虛擬社區概念提供了理論源頭。網絡文化研究中最早提出虛擬社區概念的是萊恩?高德(Howard Rheingold),他提出概念的同時也界定了虛擬社區作為“想象共同體”的存在形式。

國內目前對虛擬社區比較全面與系統的專著是學者劉華芹的《天涯虛擬社區:互聯網上基于文本的社會互動研究》。該專著對虛擬社區的結構、管理、意識甚至沖突進行了多角度的分析。而這方面的碩士論文主要有《虛擬社區中的文化生產》、《虛擬社區的人際互動――以天涯社區為例》和《虛擬的空間和想象的共同體》。游夢瀟在論文中梳理了虛擬社區的研究成果,分為概念的界定、虛擬社區的類型、虛擬社區及用戶特征和一些個案研究,并將虛擬社區的人際互動模式綜合為中心模式、漸進模式、兩兩互動模式和網狀模式四種模式。肖蓉也以天涯社區的文化生產為研究對象,對其中文化生產的行為進行了分析,指出了虛擬社區文化生產的特點,但是所關注的文化生產都是一些個體的現象,沒有對群體就某一文化認同而進行的集體生產進行深入的研究,而這,正是本研究所關注的,并以網絡小說虛擬社區迷文化為切入點。

二、網絡文化研究

國內外對網絡文化的研究體現在三個方面:

(1)對網絡文化概念的研究。學術界對其含義進行了大概分類:一是側重網絡載體的技術視角,認為網絡文化是指以計算機技術和通信技術融合的物質基礎上,把信息的發送和接受作為核心的新型文化。二是從實踐的觀點出發。白淑英認為網絡文化的發生和發展是人類“在線”實踐過程中生成和建構出來的生活樣態,是在線實踐的創造,把網絡文化看成一個過程。

(2)對網絡文化特征及其演變的研究。國外學者對網絡文化的特征進行了多方位的研究,提出了許多新的理論,如尼葛洛龐帝(Nicholas Negroponte)的“數字化生存”論,如丹?席勒(Schiller,Dan)的“數字資本主義”論,曼鈕爾?卡斯特(Manuel Castells)“網絡社會”論等等。國內學者對網絡文化的特征的研究體現在具體的分析與解讀。

(3)對網絡文化價值與影響的研究。大多數學者肯定了網絡文化的價值,并從各個角度進行了具體的闡述。如鮑宗豪認為網絡文化的價值表現為網絡的文化意蘊,網絡為人類創造了新的文化,網絡文化語言豐富了人類文化世界,使人們有可能以獨特的網絡語言進行交流。吳克明認為網絡文化不僅是現代技術和文化現象的一次世紀性融合聯姻,而且形成了人與網絡文化和諧發展的新景觀,具體表現在人的自由個性與網絡文化的和諧發展、人的社會關系與網絡文化的和諧發展以及人的自然生態與網絡文化的和諧發展等方面。網絡文化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對個人的影響和對社會政治與經濟以及倫理道德的影響。歐陽友權認為網絡文化使既有文化發生了轉向,即文化發展方向出現了異于既有文化邏輯預設道路的新的文化理念和實踐:從現代性走向后現代;從理性走向感性;從精英走向大眾。

三、迷文化研究

關于迷文化的研究,國外起步較早。西方對于迷或者迷群的研究經歷了三次浪潮。

第一次浪潮是以Henry Jenkins為代表,他從這些迷群的個體作為媒體受眾是怎樣接受媒體文本的過程這樣一個視角展開研究,重點探討媒體受眾和媒體文本之間的關系。Liss A.Lewis則從“迷的定義”、“迷與性別”、“迷與工業”和“迷的生產”四個方面做了闡述。

第二次浪潮主要強調迷文化中關于社會的文化的等級的復制,研究迷選擇對象和消費的時間與人們習慣之間的關系。如Chery Harris的《電視迷的社會學研究》。

第三次浪潮來臨,Andrea MacDonald的《不確定的烏托邦:科幻媒體迷群和網際交流》,Kirdten Pullen的《網絡研究》中的文章《我愛:創造一個網上迷社區》,還有Nancy K.Baym2000年出版的《打開,登錄:肥皂劇,迷群和網上社區》,都是以網絡社區中的迷作為研究對象。

相對西方來說,中國對迷文化的研究起步較晚。2005年,Matt Hills 的《Fan Culture》由朱華u翻譯,韋伯國際文化出版,由此迷和迷理論在國內受到了學者關注。2009年,陶東風的《粉絲文化讀本》由北京大學出版,該書第一次比較系統地翻譯介紹了西方粉絲文化的研究成果,可見我國對迷文化的研究起步較晚,目前研究的理論大多是建立在西方理論的基礎上,研究的內容主要為以下幾個方面:

(一)關于迷的概念表述與特征的探討

國內對于迷的概念的表述有兩種,都是從語言學翻譯的角度而來,一曰之“粉絲”,是英語單詞“fans”的音譯,一曰之“迷”,是屬于它的意譯,所以中國對迷文化的研究中對迷文化的概念有兩種表述:粉絲/迷,粉絲文化/迷文化,有的學者使用“粉絲”和“粉絲文化”表述。而另外一些學者則使用“迷”和“迷文化”表述。從時間跨度上看,這兩種表述都在同時使用,可見,目前的研究界,研究者使用“粉絲”或“迷”表述并沒有統一,本研究采用“迷文化”來表述是為了更凸顯其特征。

(二)對于迷現象的解讀與審美價值的反思

趙文秀指出“粉絲”的現象表征并從而肯定“粉絲”文化的價值所在,從而進一步探討“粉絲”現象對文化建設的啟示。張晨陽肯定了迷的文本生產力的解放,指出迷文化與工業文化的關系更為密切。蔡鵬飛不僅詳盡地探討了各種電視迷現象,而且從媒介文化的視角檢視媒介與迷文化的互動,反思媒介與迷的對立困境。

(三)關于迷社區的研究

對迷社區的研究國內目前并不是很多,比較突出的是復旦大學的鄧惟佳博士,其重點研究了迷群實踐活動的自我建構和群體認同,探討迷在使用媒介的過程中如何建構身份認同,如何跨媒介和多元化的使用媒介,并以此凸顯迷的“能動性”。另外鄧偉從迷社區的“身份認同與建構”作了探討。

從國內外對于迷研究的現狀來看,國內外學者對迷和迷文化的主要理論都進行了開拓性的探討,但是,從目前的國內對于迷研究狀況看,很少關注網絡小說社區的迷文化建構。

綜上所述,無論是在網絡小說與虛擬社區的研究,還是網絡文化與迷文化的研究中,作為受眾的網絡小說迷,在網絡小說虛擬社區所進行文化實踐活動都滲透到了以上四大板塊的方方面面,并以其為連結而構成一張縱橫交錯的文化網絡,但是在以上四大板塊的研究中都對其有所忽略,故而對國內的網絡小說社區迷文化進行研究很有必要,是對中國迷文化的個性解讀,也是對中國迷文化和網絡文化的補充與豐富。

參考文獻:

[1]光明,張釗.略論網絡小說的寫作特色[J].寫作,2010,(1).

[2]謝宏娟.中國網絡小說影像改變作品研究[D].南京藝術學院碩士論文,2011.

[3]趙秀文.“粉絲文化及其現象的解讀[J].新東方,2007,(9).

[4]張晨陽.“迷文化”:新媒介環境下的價值審視[J].中州學刊,2011,(6).

[5]蔡鵬飛.電視迷文化研究[D].華中科技大學碩士論文,2009.

篇(6)

本文對中國城市旅游的研究動態進行了回顧與反思后認為,中國城市旅游研究雖然成果數量多并呈現穩定遞增態勢,但同時存在著動態研究不足、系統性缺失、研究深度不夠以及方法落后等問題。本文從發展目的、形態、生產模式和空間結構四方面對城市旅游進行了重新認識,并探討了對城市旅游與城市發展以及與城市其他產業的融合和嵌入發展等問題。

關鍵詞:

城市旅游; 融合; 嵌入

1 引言

以美國學者丹尼爾?貝爾(1976)為代表的學者提出,當人均GDP突破5000美元時,社會開始步入以信息化、知識化為主要特征的后工業化時期,經濟結構從以制造業為主轉向以服務業為主。貝爾認為,后工業社會是服務的社會,因此,在后工業化時代,城市的發展模式不再依據傳統的零售服務供給、制造業等活動,而是依據城市在全球化信息經濟中的地位,來促進服務業系統性發展(Daniel Bell,1976)。由于服務業涵蓋生產、生活、公共服務等眾多方面,因此隨著后工業時代的到來,城市的綜合性特征日益彰顯。不斷完善的基礎和配套設施,日漸優化的環境和多樣化的服務功能,使城市不僅成為區域的經濟、政治和文化中心,也成為旅游活動的中心。城市旅游在西方發達國家已具有相當規模并走上規范發展的道路,比較而言,中國城市旅游起步較晚。自1995年起,在全國范圍內開展的創建“中國優秀旅游城市”活動,帶來了城市旅游的迅速和持續繁榮。根據國家旅游局2010年5月公布的《中國優秀旅游城市名錄》,截至2010年,全國先后有339個城市被命名為中國優秀旅游城市,占城市總數的51%①。實踐表明,城市旅游推動了中國國民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奠定了中國旅游業的發展基礎,已成為中國現代旅游業發展新的增長點,在整個旅游產業中地位突出。

產業的發展與繁榮必然引起研究的關注。在國外,自Stansfield(1964)闡述了城市旅游的概念后,學者們逐漸認識到城市旅游的重要性,到20世紀80、90年代,西方城市旅游研究迅速發展,基本形成多學科綜合研究的局面,其研究領域涉及城市旅游的需求與供給、城市旅游的影響、城市旅游的開發規劃與管理等方面。隨著城市旅游的興起,國內學者開始關注城市旅游研究,并涌現出了大量的研究成果。由于城市是由經濟、社會、文化、環境等形成的多層次多主體的復雜系統,造就了城市旅游研究的復雜性和多樣性。為了盡可能全面地評價國內城市旅游的研究成果和現狀,本文以中國知網為檢索源,對檢索到的相關文獻做了簡要分析,發現,國內的城市旅游無論是在實踐層面還是在學術研究層面都面臨著轉型問題,急需重新認識,廓清本質。

2 中國城市旅游研究的回顧

2.1 研究的興起

城市旅游研究在西方國家發軔較早。Stansfield(1964)在其著作《美國旅游研究中的城鄉不平衡》(An note on the urban-nonurban imbalance in American recreational research)中首次提出了旅游業中一個不可忽視的領域:城市旅游的研究。在20世紀70年代至80年代初期,世界范圍內,旅游學都忽視基礎理論研究,未能形成普遍認同的旅游研究的概念、理論乃至范式,導致研究陷于分散、凌亂的局面,城市旅游研究也不例外(古詩韻,保繼剛,1999)。因此,盡管當時西方學者已經認識到城市旅游研究的重要性,但絕大部分研究只是停留在對現象的描述上;直至20世紀80年代末,城市旅游研究才真正開展起來,Ashworth(1989,1992)、Ashworth and Tunbridge(1990)等都做了開創性研究。

與國外相比,我國城市旅游研究起步較晚,盡管在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出現了極少量的城市旅游方面的文獻(以“城市旅游”或者“都市旅游”為關鍵詞,選取中國學術期刊網絡出版總庫、中國博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中國碩士論文全文數據庫和中國重要會議論文全文數據庫為檢索源進行標準檢索,截至1994年底,共檢索到19篇文獻),并且基本停留在簡單介紹、描述層面。直到1995年后,隨著城市旅游業的快速和全面發展,理論研究才得以興起并不斷跟進,陳傳康(1996)、李蕾蕾(1995,1998)、宋家增(1996)等學者分別對城市旅游開發與規劃、城市旅游形象以及都市旅游的發展進行了相關探討,為城市旅游的后續研究奠定了一定基礎。之后,隨著我國旅游業的快速發展,旅游空間和范圍的日益拓展,旅游形式和內容的日益更新,旅游活動和現象的日益復雜,城市旅游研究變得異常活躍,研究領域和范圍不斷擴大,研究成果也日漸增多(秦學,2001)。

2.2 研究成果的統計與分析

1995年以后,國內越來越多的學者投入到城市旅游的研究中。在中國知網學術文獻總庫中選取中國學術期刊網絡出版總庫、中國博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中國碩士論文全文數據庫和中國重要會議論文全文數據庫,以關鍵詞 “城市旅游”或者“都市旅游”為檢索式進行高級檢索,截至2011年底,我國有關城市旅游研究的相關文獻共2139篇,除2011年外,研究成果呈現逐年遞增的趨勢(見表1)。從文獻的年度分布來看,與旅游學科中的其他研究相比,城市旅游研究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穩定性,這也與城市旅游在旅游業中的穩定地位相吻合。

篇(7)

關鍵詞:體育文獻計量;運動人體科學;碩士研究生學位論文;中國

中圖分類號:G804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7116(2010)11-0111-04

Analysis of theses written for a Master of Science degree in the human movement science specialty between 1999 and 2009 in China

LIN Hua,XIA Xue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Dalian 116029,China)

Abstract: By basing their research specimens on theses written for a Master of Science degree in the human movement science specialty between 1999 and 2009 in China, the authors analyzed these theses in terms of thesis topic selection, thesis research subjects, thesis research methods, and application value of thesis research achievements, summed up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changing trend of these theses, and revealed the following findings: with the expansion of the scale of recruitment of graduate students studying for a Master of Science degree, in the selection of thesis topics written for a Master of Science degree in the human movement science specialty, there were more fundamental application researches than pure fundamental researches and developing researches, and there were signs of inadequate novelty of topic selection, repeated topic selection, and deviation of topic selection from sports practice; the thesis research subjects are mainly animals, seldom the human body; the thesis research methods were mainly experimental methods and quantitative methods; more thesis research achievements were applied to the competitive sport area than to mass sports fitness and scholastic physical education.

Key words: sports bibliometrics;human movement science;thesis written for a Master of Science degree;China

學位論文在某種程度上能夠集中反映某個領域的熱點問題和研究現狀,是衡量研究生學習、科研能力和培養質量的重要指標。本文以運動人體科學專業碩士研究生學位論文為研究對象,以中國知網“中國優秀碩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為檢索數據源,檢索項為學科專業名稱,檢索詞為運動人體科學,檢索范圍從1999~2010年,匹配條件為精確,截止2010年5月12日,由此獲得963個檢索結果,其中通過篩選剔除與本研究不相關的學位論文35篇,最后將928篇運動人體科學專業全日制碩士畢業學位論文作為本文研究對象。

運動人體科學是體育科學研究內容的一部分,是研究人體從事體育活動過程中人體變化規律的科學,包括運動生理學、運動醫學、運動生物化學、運動解剖學、運動生物力學、運動心理學等,基本屬于自然科學的研究范疇[1]。根據體育科研成果的性質可將體育科學研究分為基礎性研究、應用性研究和開發性研究3類[2]。其中基礎性研究又可分為純基礎研究和應用基礎研究兩類,而應用性研究和開發性研究又常被歸為一類,以“應用研究”統稱[3]。

1碩士學位論文選題

選題是科學研究工作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英國著名科學家貝爾納[4]曾指出:“課題的形成和選擇,無論作為外部的經濟技術要求,或作為科學本身的要求,都是研究工作中最復雜的一個階段。一般來說,提出課題比解決問題更困難。”因此,碩士研究生學位論文的選題具有重要的意義。

2002年以前碩士研究生學位論文大多是以生物學傳統的動物實驗、生理生化指標測定、技術動作分析等微觀實驗研究為主,而近些年碩士研究生學位論文逐漸采用一些新技術手段,如蛋白質組技術、基因芯片技術、激光共聚焦技術等,在運動性心臟、骨骼肌以及運動性疲勞方面的研究也有所突破,從傳統的生物學研究向多層次、全方位開展跨學科研究,以系統整體觀點來綜合宏觀和微觀研究,依托基礎性研究突出應用研究。

由表1可以看出,運動人體科學專業碩士研究生學位論文選題,應用基礎性研究論文有509篇,占54.85%,應用性研究論文次之,有327篇,占總數的35.24%,而開發性研究和純基礎性研究論文數僅占8.19%和1.72%。

結果顯示,純基礎性研究和開發性研究選題較少,雖說運動人體科學隸屬于自然科學范疇,具有應用基礎性研究課題的屬性,但其本身還是存在著基礎研究-應用研究-開發研究的內在結構,只有各研究類型均衡發展,才能夠有效促進整個學科研究的進步。因此,在研究生學位論文這個特殊科研群體中,應特別注重科學研究的均衡發展。

從運動人體科學專業碩士研究生學位論文的分析來看,研究內容豐富,選題方向多樣,能夠體現當前運動人體科學研究領域的新熱點、新問題。運動生理學、運動解剖學、運動生物化學、運動生物力學、運動醫學、體育保健學等傳統研究方向的研究內容不斷深化的同時,一些新型的研究方向也逐漸呈現在運動人體科學專業碩士學位論文中,如低氧訓練的生物學基礎、高原訓練和運動員機能監控、人體功效學、生物力學研究及運動器材研發、體育工程學等。

2002年以前運動人體科學碩士學位論文研究集中,在骨骼肌生理、心血管機能、疲勞與恢復、營養、激素及內分泌、機能評定、免疫等方面,研究高原訓練、代謝方面的論文分別有7篇和6篇[5],而現在碩士學位論文研究高原訓練和代謝的增加到37篇和96篇。如今運動人體科學碩士學位論文在傳統研究領域更加深入,同時還有些新的研究內容不斷增加,如基因多態性與運動能力的關聯性研究、納米技術、蛋白質組學技術、中醫保健以及運動人體科學網絡教學平臺的建立等。不過,近年一些研究如基于核磁共振的代謝組學方法、自由基生物學等生物工程技術已應用于運動人體中,但碩士學位論文中還甚少涉及。

運動人體科學是體育教育訓練學和民族傳統體育學的基礎[6]。交叉和綜合選題成為運動人體科學專業碩士學位論文中的普遍現象,不僅涉及到同級學科不同方向之間的交叉選題,還涉及到同級學科之間和跨學科之間的交叉選題,使研究課題具有更強的生命力。因此,運動人體科學研究生在進行論文選題時要拓寬研究視野,突破思維局限,敢于創新呈現更有價值的研究成果。

2碩士學位論文研究對象

研究對象是科研論文根據研究目的所選擇和組成的客體,本文通過對928篇運動人體科學專業碩士研究生學位論文的梳理,發現以動物模型為研究對象的有409篇,占44.07%;以運動員為研究對象208篇,占22.41%;以軍人、老年人、患病者等為研究對象的有104篇,占總數11.21%;以大學生為研究對象的有93篇,占10.02%;以少年兒童為研究對象有67篇,僅占總數的7.22%。

由此可見,運動人體科學專業的碩士學位論文以動物模型為研究對象最多,而以人體為研究對象的論文,選擇的群體相對廣泛,選擇研究對象最多的是運動員,其次是大學生,少年兒童相對較少。

3碩士學位論文研究方法

一門科學的發展依賴于研究方法手段,而研究方法的發展有利于該科學的發展,運動人體科學是體育科學中一門重要的基礎性學科,它的發展直接影響著體育科學研究的進程,作為體育科學的一個分支學科,它的發展同研究方法手段發展也是分不開的[7]。從本文分析的碩士學位論文看,大部分論文能夠從多層次、多角度、多學科的范圍研究問題,采用的研究方法有文獻資料法、調查法、實驗法、訪談法、測量法等,采用最多的是實驗法,這也符合運動人體科學專業的研究特點。而與體育人文社會學專業學位論文多采用文獻資料法,調查法等[8]不同的是運動人體科學論文的研究習慣以實驗為基礎,以客觀量化的數理統計為依據,以觀察法、訪談法、文獻資料法為輔助研究手段進行多種方法綜合運用的研究。

從質與量的角度可將研究方法分為比較、歸納、分類等的定性分析法,數理統計的定量分析法及運用數理統計而仍以定性方法研究的半定量分析法。在本研究中發現,運用定量分析法研究的學位論文占總數的63.79%,定性分析法研究占13.69%,半定量分析法研究占22.52%。其中運動生物力學、運動生物化學、體育測量與評價研究采用定量分析法的分別占82.27%、80.53%、70.15%。結果充分體現研究論文多以定量數據分析為主。

4碩士學位論文的應用價值

動物實驗在生命科學、醫學等研究中越來越顯示出它的巨大作用,也成為生物學、醫學的一門主要研究方法,是探討生命奧秘、人類疾病機制及治療等不可缺少的手段。運動人體科學與生物學、醫學一樣,同屬于自然科學的分支學科。單從研究對象選擇可以看出,運動人體科學專業碩士學位論文多以動物實驗為主,大多數運動機制是在動物實驗中實現的。近年來,隨著基因技術的日益發展,各種基因表達形式也逐漸成為運動人體科學研究的熱點。

研究動物的優點在于動物具有廣泛的遺傳基礎,個體差異較大,在模擬人體運動的某些研究中是比較有用的,其實驗結果也帶有一般性和普遍性,尤其在選擇一些誘發性動物模型時,能夠在短期內復制出大量模型,并能嚴格控制各種條件,使復制出的模型運用于不同研究目的要求,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如能正確的掌握和運用動物實驗方法,可使實驗者節省人力、物力和時間,同時還能獲得可靠的實驗結果,減少研究的盲目性。但動物實驗同時存在著很多缺陷。運動人體科學畢竟是要研究人運動的一些機能機制,動物的發生發展過程、運動特征及環境與所效仿的人類運動還存在不同程度的差異。在體育領域中,從實用價值角度看,人體實驗的研究更能直接說明問題。

縱觀運動人體科學專業碩士學位論文的發展,根據科學研究的目的、任務和需要,運動人體科學碩士學位論文研究成果應多從研究人類運動的角度出發,將基礎理論研究合理運用到運動實踐中。

除了以動物模型為實驗對象外的519篇論文中,研究成果與競技體育有關的論文230篇,其中基礎性研究63篇,應用性研究119篇,開發性研究48篇,主要研究運動員身體機能評定與訓練監控,運動員身體恢復的手段和方法、新技術、特殊儀器應用于運動員訓練等。如低氧訓練是當前運動訓練研究的熱點之一,在運動人體科學專業碩士學位論文中有40篇論文與低氧訓練的機制及應用有關。

從多維角度思考,研究成果的“社會化”既是滿足社會需要的程度,也是衡量體育科學研究社會價值的最好尺度[9],在運動人體科學領域,除服務于競技體育研究范圍外,在全民健身范圍內,人類健康與健身運動領域也應得到重視,大眾體育的發展,必將接受運動人體科學理論的指導,并將體育納入“一級預防”的“預防醫學”框架之中。在我國推出《全民健身計劃綱要》的目的就是為了建立科學、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提高全民族的身體素質[10]。在運動人體科學碩士學位論文中與群眾體育有關的研究有115篇,占總數的22.16%,主要研究包括不同運動方式對人體身體形態、機能及身體素質的研究,各種力學負荷對人體運動功能的影響,慢性病患者的運動健身指導方案,“現代文明病”的根治及抗衰老與體育運動保健的研究,人體體質健康狀況及因素分析,不同人群運動健身的特點與方法,運動與營養膳食處方的指導等。

近年來我國的肥胖癥患病率呈上升趨勢,肥胖少年的增長比例更大,成為兒童時期一個重要的健康問題,兒童單純性肥胖可作為高血壓、高血脂、動脈粥樣硬化、糖尿病等誘發因素之一。學校體育也成為現在體育科學研究的領域之一。學位論文的研究涉及到學校體育的有174篇,其中包括對學生的體質健康水平狀況、兒童青少年生長發育狀況、不同運動對學生生理機能評定、體育院校學生專項教學訓練素質等。

5小結

運動人體科學是一門綜合應用性很強的學科,通過對運動人體科學專業碩士學位論文的分析,發現運動人體科學專業研究生論文選題多以應用基礎研究為主,純基礎研究及開發性研究比例相對較少,選題方向不均衡,但隨著體育科學研究領域研究內容日益發展,創新性研究課題也將成為研究生學位論文的選題的必然趨勢。

運動人體科學專業碩士學位論文的研究對象大多以動物模型為主導,繼承自然科學研究傳統的研究模式,但為了能更好在體育運動領域發揮運動人體科學研究的作用,直接采用人體實驗將是運動人體科學應用于運動實踐的突破點。在設計實驗,采取合適的研究對象是科研論文成敗的關鍵,在碩士論文研究中應重點考慮如何將人體實驗與動物實驗的優勢相結合。

運動人體科學專業碩士研究生學位論文的研究方法,還是以傳統的實驗研究與定量分析法為主流驗證結論,定性研究與定量研究相結合的多元綜合方法應用將在今后運動人體領域科學研究穩步發展,移植更新更有效的研究方法必將成為體育領域科學研究的重點。

從運動人體科學專業碩士研究生學位論文整體分析來看,其學位論文的研究成果應用價值更多的還是局限在競技體育范圍內,應用于大眾運動健身以及學校體育領域相對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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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制度德育”的概念是杜時忠于2002年在《制度德性與制度德育》一文中正式提出的,他基于對學校德育問題的思考,認為“制度德性比個人德性更具普遍性,制度德性是個體德性的基礎和前提”[1],“德育制度建設比榜樣示范更重要”[2],因此,主張通過道德的制度來培養道德的個人。后有學者直接將“通過道德的制度來培育道德的個人”作為“制度德育”的定義,并認為制度德育具有以下特征:第一,制度德育是重視參與性的德育;第二,制度德育是重視制度正義的德育;第三,制度德育是以制度正義為前提條件的;第四,制度德育是重視正當程序的德育;第五,制度德育是凸顯德育批判功能的德育。[3]有學者還將制度德育的涵義概括為“制度是德育的資源;德育是制度性的育人活動,以制度規約德育的實施;制度具有道德教化價值,以制度德性養成個人德性”[4]。還有的學者運用屬加種差定義法為制度德育下定義。他認為制度德育的鄰近屬概念為“德育”,即一種培養德性的活動;種差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在制度規約下進行德育,二是制度德性轉化為個人德性的過程。因此,“制度德育”是運用制度以及在制度所規約的環境中進行的德性培養的活動。[5]

(二)制度德育的理論基礎

任何一個學術概念的出現總是以相關的理論作為基礎的。同樣,制度德育作為德育理論研究的新范疇,其形成也應有一定的理論基礎。歸納其得以成立的理論基礎主要有制度倫理學、人學、德育社會學和人的德性形成規律。制度倫理學認為,制度因內蘊一定時代的倫理道德精神,滲透著道德價值的善惡判斷,對人們的價值選擇和價值取向有著重要的價值導向作用。而學校制度作為具體的制度,同樣內含著一定時代的教育倫理精神而具有道德教化價值。[4]的人學理論是關于人的存在和發展的學說,它認為“人的發展是人類社會的發展規律和根本目的”。而制度是人的本質的凝結,與人的發展具有密切的關聯性,能否促進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是制度合理與否的最高標準[6]。“制度是人的價值存在”,“德育制度是為了實現德育目標———發展人的德的”,“促進人的德性的自由而全面發展是德育制度的根本價值”[17]。從德育社會學的角度看,德育總是在一定制度所規約的環境下進行的,一定的學校制度規范、引導著德育,德育是一種制度性的學校教育活動。[4]從人的德性形成理論的視角看,制度是個體道德品質發展的重要因素。從發生學的角度看,“人的德性形成規律,即他律-自律-自覺的發展過程。”[8]因此,德育應以此為依據,以他律作為德育的邏輯起點,他律性階段的德育應體現強制性和引導性。

(三)制度的德育價值研究

已有研究中,學者們認為制度的德育資源主要包括價值資源和經濟資源。一方面,制度是德育的環境支持,社會制度、學校制度和學校德育制度都是德育的價值資源。其一,社會制度的倫理精神影響著德育的環境;其二,學校制度為學校德育提供道德風尚的支持;其三,學校德育制度為德育的開展構建和諧的教育往環境[9]。另一方面,從新制度經濟學的角度進行分析,制度對于降低德育的“交易費用”、規限德育的公益性以及支持德育變革具有重要價值意義。合理的制度對于德育是一種“經濟學”意義上的資源,能支持學校德育的變革與發展[10]。杜時忠教授則從學校制度的角度具體地闡述“制度是教育資源”[11]。首先,學校制度為學生提出了明確的行為規范要求,成為學生道德知識的重要來源。其次,學校制度為學生規定了特定的價值導向,隱性影響學生的道德養成。再次,學校制度為學生建構合理、有序的學校環境,保護學生的健康成長。

(四)制度德育的實現方式研究

制度德育何以實現,制度何以育德,這是制度德育理論的探討的重點之一。有些學者借鑒瑪麗•道格拉斯關于制度思維的觀點來探討制度是如何作用于德育的。他們認為制度有自己的思維方式,而且這種思維可以進入人的思維,在一定的情況下可以代替人的思維。制度主要通過兩種方式影響人的行為:一種是直接的方式,即通過調節人的行為來影響人的觀念,即把社會核心價值觀以強制性的條例、規定、規則的形式確定下來,以此來規范和指引人的行為;另一種是間接的方式,即通過制度中蘊含的倫理精神和價值意義來影響人的觀念,引導人將這些倫理精神和價值意義內化,進而對自己的行為加以自律。這兩種方式相輔相成、互相協調,共同引導著人的行為朝積極方向發展。[12]杜時忠則從制度德育這一理論如何真正實現的宏觀角度來談的,他認為制度育德的實現有三步曲:首先,在觀念上,要認識到制度的育人作用,承認正制度的育德功能;第二步,實現學校教育制度改造,即對現行學校制度進行批判性審視,建構公平正義、民主平等、自由發展的學校教育制度;第三步,把有形的具體的學校制度化為學校生活方式,通過學校制度生活來培養學生品德。[11]

(五)制度德育的機制研究

制度德育的機制問題仍處于初步探索階段,目前就只有兩篇碩士論文對其進行了較為深入的探討,即武漢理工大學盧楠楠的《制度德育》和上海師范大學尹黎的《制度德育的機制研究》。盧楠楠認為“制度德育機制是指制度德育運行過程中各構成要素由于某種機理形成的因果聯系和運轉方式。它要研究制度德育運行過程中的各個側面和層次的整體性的功能及其規律,包括其運行所依據的原理和原則,運行過程的狀況即運行中各個部分之間的交互作用以及和制度德育系統之外的其他系統之間的交互作用等等。”[8]同時指出目標性、規律性、整合性和能動性是制度德育機制的主要特征。而尹黎認為制度德育機制的結構包括預期機制、激勵機制、約束機制和認同機制四個方面,通過深化制度德育的理念、優化制度的道德建設、發揮制度教化的功效、加強制度執行的監督檢查、重視制度環境的建設等可以優化我國制度德育機制。[5]

二、制度德育的實踐研究

已有的實踐研究主要集中于對學校制度、學校德育制度的德性方面的考察。1.對學校德育制度的現狀調查。如劉超良的《學校德育制度現狀的調查分析》[13]和蔡佳辰的《我國學校德育制度問題反思與探討》[14]都是從制度的制定、執行和實效等方面剖析了目前我國學校德育制度存在的問題,并進行成因分析,提出相應的解決策略。2.對學校制度的德性考察。劉任豐的碩士論文《學校制度的道德審視及其改造》與博士論文《學校制度的個案研究》都是基于對學校制度的實地考察來尋求學校制度的德性變革。其碩士論文是通過深入某中學,對其學校制度進行了道德審視,分析了學校制度在其制定、執行等方面存在的問題,進而分析了學校制度缺陷對德育的負面影響,據此為學校制度德性的改造提出合理化建議。[15]其博士論文則進一步采用質的研究方法,深入到一所民辦中學進行實地考察,從制度的角度來思考學校德育問題,揭示學校制度的狀況,分析學校制度的過程、機制及其對學校德育的影響,為人們反思當前學校制度存在的問題和改造學校制度以便更好地發揮其德育功能提供有價值的啟示。[16]此外,還有學者通過深入實體學校進行調研,觀察實際的學校制度生活,發現當前的學校制度生活存在主體的單極化、空間的邊界擴展、目的的工具化以及調控因素的疲軟等異化問題,然后尋找其背后的原因,并在此基礎上提出學校制度生活的重建策略。[17]

三、對已有研究的述評及展望

從上述已有的研究成果可看,制度德育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幾方面的特點:研究數量總體不多、注重理論的探索以及實踐研究不足。

(一)制度德育研究總體不足

制度德育研究從提出到今天已有十多年,然而從發表的文獻篇數上看,相對過少,一共55篇。但值得一提的是,制度德育的研究從提出至今從未間斷過,且近年的數量有明顯增加趨勢(如下圖所示)。可見,制度德育研究已逐漸引起關注,“逐步得到了教育理論界同仁的認同與共鳴”[18]。

(二)注重理論探索

從上述制度德育的研究成果來看,已有的研究明顯注重理論構建,著重對制度與德育的關系、制度德育的內涵、制度的德育價值以及制度德育何以實現等問題的分析,集中于對制度德育的必要性、可成立性以及可行性的探討。但這些問題也只是從道德哲學和制度倫理學的角度作了初步的探討,缺乏系統的社會歷史考察。此外,制度于學校德育的作用,已有的研究主要以學校德育制度為研究視角,對于經濟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以及學校內其他各種制度形式對學校德育的作用涉及不多,且個體道德形成的社會機制和心理機制及其受制度影響及影響程度的研究尚未起步,亟待加強。

篇(9)

作者簡介:康勇軍(1976-),男,湖南永州人,廣州大學華軟軟件學院助講,碩士,研究方向為職業教育心理學;屈正良(1965-),女,湖南衡陽人,湖南農業大學教授,碩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為心理健康教育、教育心理學;康艷明(1973-),女,湖南永州人,湖南女子學院講師,碩士,研究方向為教育經濟與管理。

基金項目:教育部全國教育科學十一五規劃重點課題“職業院校教師職業倦怠與人力資源管理制度創新研究”(編號:DJA090263)和湖南省教育科學十一五規劃重點課題“職業院校教師職業倦怠研究”(編號:XJK08AZC010)階段性成果,課題主持人:屈正良。

中圖分類號:G7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7518(2012)09-0083-05

組織承諾(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是員工隨著對組織的單方面投入的增加而不得不繼續留在該組織的一種心理現象[1]。目前,研究者們已經區分出了三種不同形式的組織承諾,即感情承諾、規范承諾和繼續承諾[2]。感情承諾是指員工由于認同組織潛在的目標和價值而持續為一個組織工作的強烈愿望;繼續承諾是指由于個人認為離開某一組織付出的代價太大而在這一組織內供職的意愿的強度;規范承諾反映的是員工對繼續留在組織的義務感,它是員工由于長期受組織影響形成的社會責任感而愿意留在組織內的承諾。組織承諾的影響因素包括組織因素和個人因素。組織因素包括崗位認同、組織發展前景、人際關系等。個人因素包括性別、婚姻、年齡、學歷、專業知識及個性特征等。以往的研究表明,組織因素如崗位認同、組織發展前景和人際關系、福利待遇、個人在組織內的發展前景、晉升機會等與組織承諾正相關,學歷和專業知識與組織承諾呈負相關[1]。

教師組織承諾研究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與教師的工作行為的幾個關鍵方面密切相關:(1)組織承諾水平高的教師更能堅守崗位;(2)組織承諾水平高的教師愿意為組織做出犧牲。Szilagyi和Wallace[3]指出:組織承諾是連接教師與學校的心理紐帶,與教師的工作態度、工作表現和去留傾向關系密切,并影響學校組織的效益與效能。回顧文獻發現,目前對職業院校教師組織承諾的研究較少,尤其是考察全國范圍的職業院校教師組織承諾狀況的實證研究更是缺乏。因此,探討我國職業院校教師組織承諾狀況,對于豐富組織承諾研究、提升職業教育教學質量以及提高學校組織績效具有重要意義。

一、調查對象與方法

(一)一般情況調查項目

涉及被試的人口統計學信息,包括性別、婚姻、年齡、教齡、學歷、職稱、兼任行政職務、學校層次、學校區域、學校性質等內容。

(二)對象

在全國14個省市選取了36所職業院校,其中華東地區5所、華南地區5所、華中地區19所、華北地區2所、華西地區5所,包括中職學校14所、高職院校22所。從每個學校隨機抽取30-50名任課或兼課教師,參與者共1600人,有效被試1237人。其中,男性549人、女性688人;20-25歲占7.9%、25-30歲占30.7%、30-35歲占22.1%、35-40歲占16.6%、40-45歲占13.6%、45-50歲占6.5%、50-55歲占1.7%、55-60歲占1.1%;初級職稱占37.4%、中級職稱占44.8%、副高級職稱占17.0%、正高級職稱占0.8%。

(三)研究工具

采用譚晟[4]編制的組織承諾問卷。選取該問卷的感情承諾、規范承諾和繼續承諾三個維度來測評職業院校教師的組織承諾。該問卷采取五級評分法。本次測量的Cronbach’s a系數為0.89。

(四)施測與數據處理

采用集體施測,在學校領導的協助下在會議上向教師發放問卷并要求他們當場填寫。在量表施測的同時獲得被試的一般人口統計學資料,如性別、年齡等。全部數據采用SPSS13.0進行統計分析。

二、結果分析與討論

為了能夠全面考察職業院校教師組織承諾情況,本研究從人口統計學變量和總體水平兩個角度對職業院校教師的組織承諾進行差異比較分析。具體如下:

(一)職業院校教師組織承諾的總體狀況

從表1可以看出,職業院校教師總體上組織承諾處于中等水平。其中規范承諾維度和感情承諾維度得分均高于總體,而在繼續承諾維度得分上低于總體。這反映出,一方面,由于我國傳統文化的影響,教師們比較循規蹈矩,強調職業道德,對履行合同規定責任的義務感較強,這也是衡量一個教師師德的重要標準。同時,由于教師認同學校的目標和價值觀,對學校產生了深厚的感情。另一方面,我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軌打破了對工作單位轉換的限制,教師的流動頻率愈來愈高,加劇了學校與學校之間人才的競爭。在這種形勢下,教師就會因為離開某一學校付出的代價不會太大而頻繁地尋找新的組織。

表1 職業院校教師組織承諾總體狀況

(二)職業院校教師組織承諾的人口統計學變量分析

1.性別差異分析。本研究結果表明,職業院校教師總體承諾(t=-0.21,P>0.05)和感情承諾(t=0.26,P>0.05)、規范承諾(t=-0.54,P>0.05)、繼續承諾(t=-0.23,P>0.05)方面不存在顯著性別差異。但從男女均值比較來看,女教師在總體承諾和規范承諾、繼續承諾方面稍高于男教師。相較于男性教師,可能是由于女性教師要承擔更多養育孩子的責任,容易發生教育教學工作的中斷,諸多學校在招聘新教師的時候限制女性員工,導致女性員工進入學校的成本要高,離開某一學校的代價更大,她們一旦進入某個學校,就會因煩于尋找新的工作而一直從事同一份工作,從而表現出較高的組織承諾水平。從這一情況看,研究結果與Grusky[5]的研究結果基本相同。

2.學歷差異分析。根據我國的情況,我們把學歷劃分為中專、專科、本科、碩士、博士五個等級。從表2中可以發現,職業院校教師總體承諾(F(4,1232)=3.06,P

表2 承諾總分和繼續承諾因子上不同學歷比較

注:*表示P

3.婚姻差異分析。本研究把婚姻狀況分為未婚、已婚、離異和喪偶四個類別。由表3可知,職業院校教師總體承諾(F=3.69,P

表3 總體承諾和感情承諾上不同婚姻狀況比較

4.年齡差異分析。從表4中可以看出,職業院校教師總體承諾(F(7,1229)=3.52,P

表4 總體承諾和感情承諾因子上不同年齡比較

5.教齡差異分析。從表5中發現,職業院校教師總體承諾(F(6,1230)=4.84,P

表5 總體承諾和感情承諾、規范承諾因子上不同教齡比較

6.職稱差異分析。由表6可知,職業院校教師的感情承諾維度(F(3,1233)=3.97,P>0.01)和規范承諾維度(F(3,1233)=2.61,P>0.05)上存在顯著職稱差異。通過事后檢驗(LSD)發現,在感情承諾和規范承諾方面,副高職稱教師顯著高于初、中級職稱教師。從總體承諾均值比較分析來看,副高職稱最高(3.57±0.60)、初級職稱最低(3.44±0.60)、正高職稱(3.49±0.64)又比中級職稱(3.45±0.60)高。這些與Meyer&Allen[2]、凌文輇等[15]、張曉珩[16]的研究結論基本一致。Meyer 和Allen認為職稱與組織承諾呈現正相關關系,職稱越高的員工,對組織所投入的成本也越多,因而會產生心理上的調整,所以對組織承諾越高[2]。對于副高職稱教師組織承諾得分高于正高職稱教師,這種不一致可能與我國目前職業院校教師隊伍現狀有關。正高職稱教師在職業院校還是鳳毛麟角,是各個學校激烈爭奪的高級人才,他們對于離開某一學校付出的代價并不是太大,而且很容易尋找到新的工作,所以其對組織承諾水平要低些。

表6 感情承諾和規范承諾因子上不同職稱比較

7.兼任行政職務差異分析。從表7中可以看出,職業院校教師繼續承諾(t=2.39,P

表7 是否兼任行政職務職業院校教師組織承諾t檢驗

8.學校層次差異分析。本研究依據我國職業教育實際情況把學校層次劃分為中職、高職兩個類別。由表8中可知,職校教師總體承諾(t=-4.14,P

表8 不同學校層次職業院校教師組織承諾t檢驗

9.學校性質差異分析。這次研究把學校性質區分為公辦和民辦兩個類別。從表9中可以發現,職業院校教師總體承諾(t=4.87,P

表9 不同學校性質職業院校教師組織承諾t檢驗

10.學校區域差異分析。本研究的學校區域劃分為省會城市的學校和非省會城市的學校兩種情況。由表10可知,職業院校教師總體承諾(t=-5.06,P

表10 不同學校區域職業院校教師組織承諾t檢驗

三、小結

從總體上看,職業院校教師組織承諾處于中等水平。其中規范承諾維度和感情承諾維度均高于總體,而在繼續承諾維度上的得分低于總體。在人口統計學指標上表現出以下特點:

(一)在承諾總體和感情承諾維度、規范承諾維度、繼續承諾維度上,男女無性別差異。但在承諾總體和規范承諾、繼續承諾得分上,女性稍高于男性。

(二)除了感情承諾外,總體承諾和規范承諾維度、繼續承諾維度在學歷上存在顯著差異,中專最高、博士最低,專科高于本科,本科高于碩士。

(三)除離異和喪偶外,未婚教師和已婚教師在總體承諾、感情承諾上存在顯著差異,已婚者高于未婚者。

(四)不同年齡的職業院校教師在總體承諾、感情承諾、規范承諾上存在顯著差異,表現為:20-25歲者顯著低于35-40歲和40-45歲者,25-30歲者顯著低于35-40歲、40-45歲、45-50歲和55-60歲者,30-35歲者顯著低于35-40歲和40-45歲者。

(五)不同教齡的職業院校教師在總體承諾和感情承諾、規范承諾上存在顯著差異,表現為0-1年教齡者顯著低于16-20年和20年以上教齡者,1-3年教齡者顯著低于6-10年、11-15年、16-20年和20年以上教齡者,3-5年教齡者顯著低于6-10年、16-20年和20年以上教齡者。

(六)除總體承諾和繼續承諾外,感情承諾、規范承諾在職稱上存在顯著差異,副高職稱教師最高、初級職稱教師最低、正高職稱教師又比中級職稱教師高。

(七)基于兼任行政職務的差異分析表明,在繼續承諾上只有未兼任行政職務者顯著高于兼任行政職務者。

(八)不同層次學校的教師在總體承諾和感情承諾、規范承諾、繼續承諾上存在顯著差異,中職教師顯著高于高職教師。

(九)不同性質的學校的教師在總體承諾和感情承諾、規范承諾、繼續承諾上存在顯著差異,公辦教師顯著高于民辦教師。

(十)不同區域的學校的教師在總體承諾和感情承諾、規范承諾、繼續承諾上存在顯著差異,非省會城市的教師顯著高于省會城市的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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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一、生態城市的含義

生態城市這一概念是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發起的“人與生物圈(MBA)計劃”研究過程中提出的,但其概念迄今仍未達成共識。

1984年,原蘇聯生態學家揚諾斯基提出:生態城市是一種理想的城市模式,是技術與自然充分融合,人的創造力和生產力得到最大限度發展,城市居民的身心健康得到最大限度的保護,物質、能量、信息得到有效利用,生態良性循環的一種理想環境。同年,我國生態學家馬世駿認為:生態城市是自然系統合理、經濟系統有利、社會系統有效的城市復合生態系統。

美國生態學家理查德•雷吉斯特(Register)提出,生態城市追求人類和自然的健康與活力。他認為生態城市是生態健康的城市,是緊湊、充滿活力、節能并與自然和諧共居的聚居地。

歐盟提出了可持續發展人類居住區十項關鍵原則。楊開忠教授認為“生態城市是一個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生態保護三者高度和諧,技術與自然達到充分融合,城鄉環境清潔、優美、舒適,從而能最大限度地發揮人的創造性、生產性并有利于人們生存的城市。”

我國學者黃光宇教授等認為生態城市是根據生態學原理,綜合研究社會――經濟――自然復合生態系統,并應用生態工程、社會工程、系統工程等現代科學與技術手段而建設的社會、經濟、自然可持續發展,居民滿意,經濟高效,生態良性循環的人類住區。我國著名學者黃肇義、楊東援在總結國內外生態城市理論研究的基礎上,結合最新的生態經濟理論,提出了如下定義:生態城市是全球或區域生態系統中分享其公平承載能力份額的可持續子系統。它是基于生態學原理建立的自然和諧,社會公平和經濟高效的復合系統,更是具有自身人文特色的自然與人工協調,人與人之間和諧的理想人居環境。

二、國外生態城市的研究

1820年歐文提出“花園城”的概念,倡導花園城鎮運動;1898年霍華德在《明日的田園城市》一書中提出“田園城市”的理論,在城市規模、城鄉結合、人口密度、綠化帶等方面做出系統規劃,在其影響下,西方國家相繼出現一些花園城市。

20世紀以后,以美國芝加哥學者帕克的《城市環境中人類行為的幾點建議》(1916年)、國際現代建筑協會第4次會議通過的《雅典》(1933年)、卡爾遜的《寂靜的春天》(1962年)、世界思想庫羅馬俱樂部的《增長的極限》(1972年)、丹尼斯L.米都斯等的《只有一個地球》(1972年)為代表的著作,系統地闡述了社會學家和生態學家們對城市化過程中產生環境惡化的擔憂,這引起人們更加關注保護生態環境,關于生態城市的研究也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美國加州伯克利大學較早涉入城市生態學研究領域,20世紀80年代曾組織召開了多次有關該領域的地區和國際學術會議,并從九十年代開始,在世界范圍陸續召開一系列生態城市研討會。

1990年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的伯克利召開了第一屆國際生態城市研討會,與會的700多名專家學者就如何根據生態學原則建設城市提出了一些具體的、建設性的意見,并草擬了今后生態城市建設的十條計劃。

1992年在澳大利亞的阿德萊德舉辦了第二屆國際生態城市學術研討會。大會就生態城市設計原理、方法、技術和政策進行了深入具體地探討,并提供了大量研究案例。同年美國在加州的伯克利實施了生態城市計劃。

1996年在西非國家塞內加爾舉行了“第三屆國際生態城市會議”。會議進一步探討了“國際生態重建計劃”。2000年在巴西國家庫里蒂巴舉行了“第四屆國際生態城市討論會”。 2002年在中國深圳舉行了“第五屆國際生態城市討論會”。

2003年2月至4月,在中國深圳組織召開了“生態城市發展國際網絡討論會”,此次會議安排了生態城市規劃和管理、生態住宅和生態建筑、環城市生態系統工和固體廢棄物管理、綜合城市水管理、工業生態學問題、人類生態學和生態文明的能力建設等六個會組,在世界范圍內征集了更多的論文,有更多的人參與,把關于生態城市的研究推上空前。

三、國內生態城市的研究

我國關于生態城市的研究最早萌芽于古代“天人關系”的思想。這種“天人合一”的思想在我國古代城市建設過程中起到很大的影響作用。

近代以來,我國生態城市建設的研究起步較晚,1978年我國正式把城市生態環境研究列入國家發展計劃,許多學科,如生態學、城市規劃學、環境學,才開始從不同領域研究城市生態環境。馬世駿提出的社會――經濟――自然復合生態系統理論,為我國生態城市研究奠定了基礎,一直指導著我國的生態城市復合系統理論的研究和實踐。

1986年以來,我國建立了一些很有價值的生態城市示范點,推動了城市建設的轉型。1996年頒布的《國家環境保護“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提出“要建成若干個經濟快速發展、環境清潔優美、生態良勝循環的示范城市”。

在黨的十六大報告中提出:“農村富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和城鎮轉移,是工業化和現代化的必然趨勢。要逐步提高城鎮化水平,堅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走中國特色的城鎮化道路。”同時十六大報告還指出:“堅持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以工業化促進信息化,走出一條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人力資源優勢得到充分發揮的新型工業化路子。”

在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也明確要求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確定了全面、協調、可持續的新的發展觀,要求不斷改善城市經濟發展模式,不斷增強可持續發展能力,改善生態環境,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實現人與自然和諧,推進整個社會走上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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