稅收收入論文匯總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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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晉城市地處沁水煤田腹地，無煙煤分布廣、儲量大，全市含煤面積4654平方公里，占全市面積的49％，總資源儲量459億噸。煤炭是晉城的基礎能源，煤炭工業能否持續、協調發展，對實現晉城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戰略目標關系極大。近幾年來該市煤炭經濟運行質量和效益的提高，煤炭經濟運行形勢的好轉，推動了煤炭工業的全面協調和可持續發展，全市經濟運行整體呈現出良好態勢，為稅收收入的增長奠定了基礎，特別是該市企業調產改革效應的不斷顯現，交通大格局的逐漸形成，城市建設步伐的日益加快，使全市經濟實力不斷提升。據有關資料顯示，2004年全市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完成工業增加值97、42億元，比同期增長24．12％；尤其是原煤產量達到5087萬噸，同比增長25．1％；洗煤產量1082萬噸，同比增長22％；為稅收收入的增長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一、煤炭行業是稅收收入高幅增長的主要支柱

20年來晉城市通過發展深加工，延伸產業鏈，做強做大煤、鐵、電、化四大支柱產業，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扶持鄉鎮、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化資源優勢為經濟優勢，實現了國民經濟的持續快速健康發展，經濟總量高速擴張，2004年全市實現地區生產總值244．43億元，按可比價計算，比1985年增長了6．2倍，年均遞增10．9％；經濟質量明顯改善，2004年實現稅收42，13億元，比1985年增長了36，5倍，年均遞增21．02％，每百元GDP實現稅收17．24元，稅收實現能力比1985年增加1．36倍，增加9．93元。稅收來源于經濟，經濟總量的擴張和經濟質量的改善為稅收的持續快速增長帶來了不竭的動力。

該市采礦業10年來在四個行業中的稅收比重均在50％以上，而在采礦業中，煤炭占據的比重為99．95％。如果把煤炭運銷也算上，1996年煤炭行業稅收比重為66．48％，1997年煤炭稅收比重曾達到了72．21％的最高值，2004年煤炭行業稅收比重為65．33％。隨著全市煤炭行業的生產集中度和裝備水平明顯提高、煤炭價格的高位運行和煤炭行業稅收征管措施的到位，使得煤炭行業稅收高幅增長：2004年煤炭行業完成稅收收入69732萬元，占整個稅收收入的54％，同比增長126．56％，絕對額增收38954萬元，拉動整個稅收收入增長47．21個百分點，煤炭企業所得稅完成51346萬元，占整個所得稅的79．91％，是稅收收入高幅增長的主要支柱。

煤炭價格上漲的主要原因是：

1．國家政策的調整，使煤炭整體價格保持高位運行。2004年國家實施了一系列政策調整，在發電用煤價格的上調、燃煤機組上網電價的提高、鐵路貨運價格的上調以及煤炭運力緊張的制約和優質煤炭價格不斷攀升的帶動下，煤炭整體價格保持高位運行。據有關資料統計：2004年全市公路外銷煤炭平均售價為289元／Ⅱ電，比上年238年／Ⅱ電的平均售價提高51元／Ⅱ電，鐵路外銷煤炭平均售價為303元／Ⅱ電，比上年197元／Ⅱ電的平均售價提高了106元／Ⅱ電。

2．政府宏觀調控，對煤炭企業整頓關停，使煤炭量少價揚。據有關報告：山西每挖一噸煤將損失2、48噸的水資源，據此測算，晉城平均每年要損失水資源1億噸左右。20多年煤礦大規模的開采，造成該市部分礦區土地塌陷，地表振動、崩塌、泥石流等嚴重地質災害。到2004年底該市由于煤炭開采累計造成地面塌陷30．2萬畝，使全市資源枯竭和職工轉產再就業壓力加大，區域產業結構矛盾突出，發展機會成本代價增大。為此，晉城市委市政府提出了“關小改中建大、加工轉化增效”這一提升煤炭傳統產業的發展思路，對全市煤礦進行停產整頓，徹底關閉小型煤礦，截止2004年底，累計關閉小煤窯517座，地方煤礦的總數由1054座銳減為537座，每年減少煤炭產量1500萬噸，煤炭產量的減少，貨源相對緊張，供需矛盾突出，造成煤炭價格一路上揚。

3．石油價格上漲導致煤價高位運行。在國際石油價不斷上漲的帶動下，2004年8月25日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下發了《關于調整成品油價格的通知》，大幅上調了國內汽、柴油出廠價和零售中準價，成品油價格上揚，刺激了煤炭需求增加，加大了煤炭運銷成本，直接拉動煤價上揚，提升了煤炭價格。煤炭相關行業發展迅速，對煤炭的需求量增大。電力、冶金、建材、化工等行業經濟的持續增長使煤炭需求繼續保持旺盛勢頭。

二、晉城市中小煤礦經濟運行狀況

建市初期，對煤炭資源的開發實行“有水快流”、“大中小一起上”、“鼓勵國家和個人一起辦礦”等政策，在這一政策的指引下，該市鄉鎮小煤礦數量迅速增長，生產規模迅速擴張，到1997年底，鄉鎮煤礦數量占全市礦井總數96％，產量占全市產量的50％。截止2004年底，全市共有中心煤礦537戶，分經濟類型看，其中國有企業20戶、集體企業488戶、聯營企業4戶、有限責任公司15戶，2004年底，年產量3076．99萬噸，銷售量3087．91萬噸，實現銷售收入752953．07萬元，利潤總額146568．45萬元，繳納企業所得稅38231．95萬元，占該市2004年所得稅的56．37％，占煤炭企業所得稅的74。47％。從數字上看，中小煤礦實現的企業所得稅占到了該市企業所得稅的大頭。

三、晉城中小煤炭企業存在的矛盾和問題

長期以來，在放寬了煤礦的辦礦標準和缺乏規范化管理的條件下，小煤礦得以快速發展。小煤礦對解決該市煤炭供不應求的突出矛盾和發展地方經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時也暴露出許多問題：

1．煤礦數量多、生產集中度低、經營方式單一、產業結構不合理。該市中小煤礦經濟結構單一，受國家產業政策影響較大，致使民營經濟發展后勁不足。全市中小煤礦的經營形式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承包經營。即一些村鎮要與承包人簽訂承包合同、承包合同約定、承包期限、承包利潤、經營方法、雙方權利責任、企業的性質、法律責任等，對承包經營的煤礦企業的性質不變，煤礦的所有權及相關證件為出租方所有，由于煤礦是一個相對獨立的法人，所以煤礦在承包期間，承包人出任法人代表，煤礦實現獨立核算，自負盈虧，對外承擔相關法律責任，承包人在承包期間，所需的資金、設備、人員管理、經營管理由承包方負責。二是承租經營。承租經營的基本內容與承經營相同，不同的是承租經營的承租人不是煤礦的法人代表，雖然承租合同上承租人實行獨立核算，對外承擔相關法律責任，但承租人在對外經營中，是以煤礦相關的法人代表的名義進行的，實際上是由出租人承擔相關法律責任的。

眾所周知，山西省民營經濟大都是依托當地的煤鐵資源優勢發展起來的，以煤炭采掘、冶煉制造業為主的單一經濟結構，已無法適應市場和國家產業政策的變化。眾多小煤礦裝備差、用人多、效率低，生產技術結構矛盾十分突出，煤炭產品單一，附加值低。隨著國家對煤礦企業“關小改中建大”資源整合政策的推行，對100立方米以下小高爐的關閉，將對這種單一經濟結構造成較大的影啊。

2．煤炭資源破壞嚴重，資源利用率低。當前，中小煤礦開采中“吃肥丟瘦”、“采厚棄薄”現象比較普遍。礦井回采率反映的是生產量與動用的儲量的比例關系，回采率越高，動用儲量越少，資源利用率越高。晉城市鄉鎮煤礦礦井回采率分別為30％～10％之間，個別的在10％以下。有的對7～8米或更厚的煤層只掏心采中間的2米，殘留大量的頂板和底板煤，對1．3米左右的可采煤層尋找種種借口棄而不采。

3．安全生產狀況不好。據有關報道：“帶血的煤”使得安全代價沉重，從1980年到2004年25年間，山西省煤礦在安全事故中有17286人死亡，百萬噸死亡率平均為2．66％，小煤礦百萬噸的安全事故是正規國有煤礦的4—5倍，而該市中小煤礦大都設備簡陋，管理落后，給煤礦安全生產帶來極大的隱患。

4．煤炭生產經營秩序混亂。全市中小煤礦中國營、二輕以及國營二輕與其它聯營煤礦大部分鄉(鎮)、村辦煤礦財務核算健全，能正確核算成本利潤，存在突出的問題是部分村辦煤礦特別是承包、承租煤礦，財務核算不健全，實行真假兩套賬，大量的現金交易，為隱瞞收入提供了條件，目前稅務機關無法準確掌握這些煤礦的銷售量，使計稅依據難以準確確定，核定征收不到位，使這些煤礦成為稅收流失的“黑洞”。

四、加強對中小煤礦稅收管理的對策

篇（2）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依法治稅成為我國當前稅收工作的基本原則和要求。但是，長期以來形成的指令性稅收計劃對稅收行政執法產生了一定的影響，稅收計劃與依法治稅的矛盾也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日益完善而日益顯現。如何嚴格堅持和推進依法治稅、如何處理好組織稅收收人與依法治稅兩者的關系成為一個值得深人研究、努力實踐的重大課題。

組織收入與依法治稅之間的現實矛盾

一.收人中心說”帶來的治稅觀念的誤區

在計劃經濟體制影響下，我國對稅收收人實行計劃管理，強調以組織收人為中心，以稅收計劃任務的完成情況來考核工作績效，在稅務部門形成了“唯收人論英雄、唯收人論成就”的觀念。稅務部門任務觀念很強，將主要精力放在平衡、調劑稅收收人，確保收人計劃完成上，相對而言，法制意識較為淡薄，不太注重自身征管質量的提高和執法水平的規范。

二.稅收計劃制定的不科學性成為依法治稅的重要障礙

從理論上講，經濟決定稅收，稅收對經濟有調控作用，所以兩者的內在發展趨勢應是一致的。由于經濟的發展呈波浪型的規律，稅收收人計劃應根據經濟發展的規律來編制，但長期以來計劃經濟體制下編制稅收計劃的主要方法是“以支定收”“基數增長法”，其公式為:稅收計劃二基數x系數+特殊因紊，即每年國家下達稅收計劃任務是以國家和地方政府所需支出為基礎，以上年實際完成數為基數，確定一定的增長比例作為當年的稅收計劃任務分配數。這種方法具有明白直觀、簡便易行、連續性強、較為穩定等特點，在一定程度上考慮了各地的客觀經濟狀況，對保證國家財政收人的穩定增長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這種計劃分配方法的缺陷越來越明顯，主要表現為:第一，基數對計劃的影響程度較大，基數越大，稅收收人任務越重。即上年度完成收人越多，意味著下一年度的收人任務越重，實際上是一種“鞭打快牛”的做法。一些地方的稅務部門為減輕以后年度的任務壓力.出現了有稅不收等現象。第二，基數與依照稅法有可能取得的稅收收人不完全吻合，不利于公平稅負和宏觀調控。在稅撅充裕的地方容易造成“藏富于民”，在稅撅不足的地方容易助長收“過頭稅”，導致“寅吃卯糧”。第三，系數的人為操作性大，不是建立在對稅源全面、科學調查研究的基礎上，而是通過財政預算反推出來的，可依據性較差，只考慮財政支出的增長需求，而沒有充分考慮經濟總量與結構的變化，從而容易導致稅收什劃的增長偏離實際稅撅、稅收任務崎輕畸重等悄況，會給執行稅收政策帶來一定的負面影晌。

三.過度強調組織收人導致了對征管質量的忽視

組織收人固然是稅務部門應盡的基本職能之一，但過度強調收人任務導致了稅務部門對征管質量的忽視，有悖依法治稅的原則和規范征管的要求。在個別經濟發達地區，稅撅充足，稅務部門完成當年度稅收收人任務后，放松了對漏征漏管戶的清理，企業欠稅大幅度地增加，壓欠措施不到位，查處案件過程中隨意性較大，甚至個別地方政府常以發展地方經濟為借口，超越權限要求稅務部門特別是地稅部門違法實施稅收減免和制定片面的稅收優惠政策。這種做法一方面助長了企業的欠稅、偷稅的風氣.助長了地方保護主義的蔓延，加劇了地區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另一方面也不利于稅務部門征管水平和征管質量的提高。而在經濟欠發達地區，地方政府脫離稅源實際，片面迫求政績和地方收人規模的最大化，稅務部門在地方政府和收人計劃的雙重壓力下出現了征“過頭稅”“空轉稅”“以票引稅”等稅收違法現象，有的地方為完成“屠宰稅”“農業稅”等收入任務強行拉牛拉羊、甚至按人頭來計征屠宰稅，造成極其惡劣的影響，更不用提征管質量的提高和執法水平的規范了。

（1）正確處理好組織收入與依法治稅的關系

依法治稅是組織收人的基礎和保障，組織收人是衡量依法治稅水平和力度的重要結果，依法治稅貫穿于組織收入始終。只有堅持依法治稅才能圓滿地完成收人任務，促進地方經濟發展。要正確處理好組織收人與依法治稅兩者的關系，緩解、解決兩者矛盾應從以下幾方面著手:

強化稅收法定原則，克服單純追求收人的觀點。在“依法治國”已成為憲法基本原則的今天，應重新對“依法治稅”與“稅收收人計劃”進行定位。從理論上講，稅收計劃是由財政機關和稅務部門制定的，是稅務部門內部的工作計劃，不具有強制的約束力，而稅法是由國家的立法機關及最高行政機關制定的，具有普遍的法律約束力，違反稅法就應承擔相應的法律后果。孰輕孰重顯而易見。再者，從當前形勢上講，雖說組織收人是稅收的基本職能，卻不是唯一職能，特別是我國加人WTO后，稅收更注重的是體現一種“公平”和“中性”的原則，與國際接軌，“依法治稅”顯得尤為重要。這里的“法”就是“稅法”，“稅法”才是全部稅收工作的依據，而不是“稅收收人計劃”。組織收人應在稅法規定的范圍內進行，做到依法征收、應收盡收、應退盡退。而所謂依法治稅，其內涵就是“應收盡收”，就是按照稅收法律、法規和稅收規范性文件的要求，通過規范的稅收行政執法行為對經濟活動中產生的稅款解繳人庫，實現稅款從納稅人到國家的財產利益轉移，既不能有稅不收，也不能因盲目追求完成稅收收人任務收“過頭稅”。由此可見，“依法治稅”與“稅收收人計劃”兩者的定位是:在遵循依法治稅這一基本原則的前提下來完成稅收收人計劃。

(2)改變現行不盡科學合理的稅收計劃制定方法。稅收與經濟是木與本、水與源的關系，不能脫離經濟去追求稅收增長，更不能超越經濟發展水平侈談什么稅收增長。所以，稅收計劃的制定應逐步改變現行的“基數增長法”，要以市場資源的優化配置為原則，以經濟發展狀況為依據，特別是根據稅收收入的增長與CDP增長存在著密切的正相關關系，可以考慮運用GDP來編制稅收收人，主要有彈性系數法(稅收彈性系數是指稅收收人增長率與經濟增長率之比)和稅收負擔率法(稅收負擔率是指稅收收人占GDP的比重)兩種方法。

(3)改變稅收工作考核辦法。在當前市場經濟體制和新的征管格局形勢下，各級地方政府、上級主管部門對稅務部門工作業績的考核標準應多樣化，稅收收人計劃任務完成情況不應當成為考察和評價稅收工作的唯一標準。能否完成稅收計劃任務主要取決于經濟的發展情況，所以在稅收計劃執行階段，應當將稅收計劃作為預側性、規劃性、指導性計劃，而不是強制性、必須完成的指令性計劃，對稅收工作的評價應該既有量的要求.也要有質的要求。沒有質的量是沒有意義的，應當適當弱化稅收計劃任務的考核，強化依法治稅工作的考核，由稅收計劃的數量考核逐步轉變為稅收征管質量的考核，將重點放在考核稅收管理的有效性上，具體包括稅務登記率、納稅申報率、申報真實率、催報催繳率、稅款人庫率、滯納金加收率、違法行為處罰率、涉稅復議變更撤銷率等指標。衡量稅收工作的優劣，不應單純看收人總童的多少，關鍵是看是否堅持依法治稅，依率計征，縮小應征與實征的差額。

(4)切實改革政府的財政預算管理體制。

稅收計劃是財政預算的一項重要組成部分，要改革現行的稅收計劃，在財政預算上必須堅持“量人為出”的原則，徹底改變當前財政支出制約稅收收人的做法。如果財政預算與稅收計劃差別較大，由此產生的財政支出缺口，應通過緊縮支出、發行國債或者其他途徑解決，而不是將組織收人任務強加于稅務部門，這樣可以避免因支出需要而迫加稅收計劃產生的負面效應，保證稅務部門依法治稅的獨立性，做到依法行政、依率計征。

(5)建立重點稅源戶管理制度，把組織收人任務落實到具體的稅源上，有的放矢。

篇（3）

前世界銀行工業部顧問基思·馬斯頓對稅收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實證分析。他選擇21個國家作為樣本，按經濟發展的不同水平分成10組（美國單列），在每組中有一個高稅負國和低稅負國。通過比較分析，揭示了宏觀稅負與經濟增長的基本關系：低稅負國家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率大于高稅負國家。按非加權平均計算，10個低稅負國，GDP年增長率為7.3%；10個高稅負國，GDP年增長率為1.6%，其中有兩個國家是負數。通過回歸分析得出，稅收與經濟增長變量之間的關系為：稅收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每增加1個百分點，經濟增長率就下降0.36個百分點。也就是說，宏觀稅負與經濟增長負相關，高稅收負擔是以犧牲經濟增長為代價的，這幾乎成了一個普遍的規律，而對低收入國家來說，提高宏觀稅率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則極為明顯。[1]

（二）我國稅收與經濟增長關系實證分析

分析我國稅收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首先有一個宏觀稅負的含義及衡量指標界定問題。

宏觀稅負是指一個國家的總體稅負水平，一般通過一定時期政府稅收收入占同期GDP的比重來反映。在我國，由于政府收入形式不規范，單純用稅收收入占GDP的比重并不能說明我國的宏觀稅負問題。根據政府所取得收入的口徑不同，通常有三個不同口徑的宏觀稅負衡量指標：

1.稅收收入占GDP的比重，我們稱之為小口徑的宏觀稅負。

2.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我們稱之為中口徑的宏觀稅負。這里的“財政收入”指納入財政預算內管理的收入，包括稅收收入和少量其他收入。

3.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我們稱之為大口徑的宏觀稅負。這里的“政府收入”，不僅包括“財政收入”，而且包括各級政府及其部門向企業和個人收取的大量不納入財政預算管理的預算外收入，以及既沒有納入預算內也沒有納入預算外管理的制度外收入，還包括其他沒有在收入中反映的各種收入，即包括各級政府及其部門以各種形式取得的收入的總和。

在這三個指標中，大口徑的指標最為真實、全面地反映了政府集中財力的程度和整個國民經濟的負擔水平。因此，在分析我國稅負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時，主要以大口徑稅負指標為準。

我們對表1中第8列（大口徑宏觀稅負）、第9列(GDP)的增長率數據

X[,t]:16.4、16.5、19.3、21.0、22.5、24.1、25.1

Y[,t]:35.0、25.1、16.1、9.7、5.2、4.6、8.9

做相關性分析，可得約為-0.894，在顯著水平為0.01時，通過統計檢驗，呈現出明顯的線性相關關系。

可見，我國宏觀稅負與經濟增長也呈負相關關系，相關性較高。另據回歸分析[2]（采用1979年至1999年統計資料，小口徑宏觀稅負）也得出相似的結論：我國稅收對經濟增長具有負影響，稅收每增加1000元，GDP大約減少2300元。

二、當前中國稅負狀況及其對經濟增長的影響

對稅收負擔狀況的分析判斷是制定稅收政策的重要依據。那么，目前我國稅收負擔水平的狀況如何呢？

從理論上講，若保持合理的宏觀稅負水平，在稅收收入量的確定上應符合以下標準。

1.稅收收入增長與經濟增長協調同步。稅收來源于經濟，只有經濟發展了，稅收才會有充足的來源。從財政支出增長的規律來看，財政支出是隨著經濟的增長、政府職能的擴大而呈現漸進增長的態勢。那么，要保證政府提供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資金需要，就要求稅收收入增長速度與經濟增長速度保持合適的比例關系。有關專家測定，西方國家稅收收入增長對GDP增長的彈性系數通常大于1，而在我國這一彈性系數保持在0.8左右是比較合適的。

2.滿足政府最低支出需要標準。在政府職能既定的前提下，宏觀稅負水平的高低，應以所取得的稅收收入能夠維持政府職能的正常履行和公共產品的最基本供給為標準。在稅收成為政府主要收入的情況下，可以用一定時期內財政支出占稅收收入的比重來反映稅收對政府履行其職能的支持程度。根據灰色模型的測定量，稅收規模對政府履行其職能提供穩定的支持，一般應滿足如下條件：-0.03＜政府職能稅收支持的發展系數＜+0.03。[3]

3.稅收收入與非稅收收入相結合，統籌安排。從各國財政收入構成看，都有或多或少的非稅收收入。發達國家中央政府的非稅收收入占稅收收入的比重在10%左右，發展中國家非稅收收入占財政收入的比重約為15%～25%左右。稅收負擔并不是納稅人的全部負擔，政府取得財政收入也不是僅有稅收一種形式。在確定宏觀稅負水平時就需要考慮政府非稅收收入規模的大小，從而使國民經濟的總體負擔率處于一個合適的水平。由于稅收收入與非稅收收入的來源是相同的，如果政府收入形式欠規范，非稅收收入過多過濫，特別是在非稅收收入不納入預算統一管理的條件下，會使國民經濟的整體負擔難以掌握，造成整體負擔過重和負擔結構的畸輕畸重。因此，只有政府收入形式規范化，才能從宏觀和微觀兩個方面把握稅收負擔水平，使之合理化。按照灰色模型的測定量，在政府收入形式較為規范的條件下，實際稅收狀況與稅收基本能力的發展系數的差距應小于0.03。

4.以一定時期剩余產品價值量為上限。稅收主要來源于一定時期社會生產的剩余產品價值。從維持社會簡單再生產和擴大再生產的角度看，一定時期稅收總量不能等于或超過同期勞動者所創造的剩余產品價值總量。這也就成為宏觀稅負水平的最高數量界限。這里，可以通過宏觀剩余產品價值率即剩余產品價值總量除以國內生產總值所得到的百分比來衡量一定時期剩余產品的生產水平，一定時期（戰爭時期除外）的宏觀稅負水平只能限定在宏觀剩余產品價值率以下，不能等于或超過這一最高界限。

如前所述，宏觀稅負的大口徑指標最為真實、全面地反映了政府集中財力的程度和整個國民經濟的負擔水平。而中、小口徑指標則更能說明在政府取得的收入中，財政真正能夠有效管理和控制的水平。在分析我國宏觀稅負水平時，需要將這三種不同口徑的指標綜合起來進行考察。

從目前我國宏觀稅負水平的狀況及變動趨勢（見表1）中可以看出，我國大口徑的宏觀稅負與小、中口徑的宏觀稅負相比，要高出很多，如2000年我國大口徑的宏觀稅負為25.1%，差不多是小口徑宏觀稅負14.1%的2倍。

表11994年至2000年大、中、小口徑宏觀稅負與GDP增長率

附圖

資料來源：政府收入為預算數據。其他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2000)》和《中國統計摘要(2001)》

由于大口徑的宏觀稅負真實地反映了企業和居民的負擔水平，從這一指標看，目前企業和居民的總體稅收負擔偏重，不利于提高企業的競爭能力和發展后勁。首先，按照我們的測算，2000年我國稅收總體負擔占GDP的25.1%，考慮到對預算外、體制外收入的測算較為保守，這一稅負水平應是實際稅收負擔水平的下限，有專家認為這一指標超過了30%。即使是25%的下限，雖然低于發達國家平均30%的水平，但與發展中國家16%～20%的水平相比，仍高出不少。

其次，這幾年，我國經濟增長速度在放慢，但宏觀稅負水平卻在不斷提高，稅收收入增長率超過了經濟增長率。見表2。

表21995年至2001年中國稅收彈性系數和宏觀稅收負擔率

年份19941995199619971998199920002001

GDP增長率(%)35.025.116.19.75.24.68.97.3

稅收增長率(%)20.517.814.419.212.515.317.720.7

稅收彈性系數0.590.710.891.982.403.331.992.84

稅收占GDP比重(%)11.010.310.211.111.813.014.115.8

注：(1)由于稅收的增長速度從來只是用當年價格計算，故表中GDP增長率按當年價格計算，否則沒有可比性。

(2)1994年至2000年數字，根據《中國統計年鑒(2000)》和《中國統計摘要(2001)》計算。

(3)2001年數字，根據國家統計局《國網宏觀經濟》2002年第2期和2002年1月11日《中國財經報》有關數字計算。

從1997年到2000年，我國大、中、小口徑的宏觀稅負大體上都增加了4個百分點，平均每年增加1個百分點。1994年至1996年，稅收彈性系數分別只有0.59、0.71和0.89，這表明稅收收入的增長速度低于GDP的增長速度。但從1997年起，特別是在1998年至2001年的4年間，在GDP增長速度比以前相對下滑的情況下，稅收收入卻出現了超常增長，這4年的稅收彈性系數分別為2.40、3.33、1.99和2.84，平均為2.93。這表明，1998年至2001年稅收收入增長速度是GDP增長速度的近3倍。我國是以商品稅為主體的稅制結構，商品稅占稅收收入的比重平均在70%左右，由于商品稅以商品流轉額為計稅依據，采用比例稅率，因此，從理論上講，商品稅的收入至多只能與GDP同步增長，剔除特殊因素，其稅收彈性系數只能小于1。但我國自1998年以來的稅收彈性系數平均值已達到2.93，稅收收入的增長是超常增長。由于稅收超常增長，帶來宏觀稅負水平的不斷提高，由1997年的11.1%提高到2001年的15.8%，平均每年增長1.2個百分點。這些數據表明，最近幾年來，在“費改稅”沒有大的起色的情況下，主要是由于稅收的超常增長帶來了稅費總負擔的不斷提高。

再次，從一定時期剩余產品的價值量與稅費負擔量分析。據測算，1999年我國剩余產品價值量是26530.94億元，占GDP的32.4%，而當年稅費總量占GDP的比重按保守的估計也達到24.1%，可見留給企業的已不多了。而且由于不同所有制企業之間的稅費負擔不平衡，更加重了問題的尖銳性。按照《福布斯》雜志對30多個國家的稅收負擔進行比較研究后得出的結論，中國的稅賦壓力指數為154.5點，稅收負擔僅低于法國和比利時，排在第三位，屬于稅負較重的國家。《福布斯》雜志說，稅賦指數越高，企業主的稅收壓力越大。所以從總量看，由于稅費負擔過重，作為投資和市場主體的企業缺乏進行擴大投資、技術改造和結構調整的實力和動力，缺乏創新的活力和動機，難以刺激民間的投資和消費，難以進一步發展壯大。

除了稅收總負擔偏重以外，我國的稅負結構也不盡合理，主要表現為國有企業稅負重于非國有企業，內資企業重于外資企業，內地企業重于沿海企業，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行業重于勞動密集型行業等。這種狀況同我國經濟結構的調整方向不一致，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經濟的發展。

三、加入WTO后我國稅負變化的趨勢

加入WTO以后，經濟全球化對我國的影響將更加劇烈，國際經濟形勢及世界各國稅收制度及稅負的調整變化都會對我國產生影響；而且在WTO原則下，我國的稅制結構也要進行適應性調整，這也會帶來稅負水平的變動。在這一條件下，我國應根據國際國內經濟形勢的變化，以及國際稅制和稅負水平的變動情況，從有效促進經濟增長的角度，結合我國稅負水平變動的情況，對稅制和稅負水平進行合理的調整。

首先，根據我國加入WTO的有關承諾，我國關稅的稅負水平將會有所下降。長期以來，我國關稅名義稅率偏高。1991年我國關稅稅率平均水平約為22.5%，遠遠高于西方國家4%、發展中國家13%的平均水平。自1992年起，我國五次大規模地自主降低關稅，目前平均關稅水平已降至14%，2005年將降到10%。農產品關稅在2004年以前可能降至15.5%；工業品平均關稅則會降至10%以下；汽車進口關稅有可能降至25%以下；汽車零件平均進口關稅降至10%；2005年以前，取消半導體、電腦、電腦設備、電訊設備和其他技術產品的關稅限制，實現零關稅。從表面看，這一變化會減少關稅及進口環節增值稅、消費稅收入，同時，也降低了關稅對國內企業的保護程度，影響國內相關產業的發展，會對經濟增長產生一定的影響。

其次，我國今后一段時期內要剔除現行稅制中不符合WTO原則的規定，這將會增加部分行業和企業的稅負。我國現行稅制存在著違反WTO國民待遇原則、反補貼原則的一些規定。如對企業投資于符合國家產業政策的技術改造項目，購置國產設備，可按增值稅發票價稅合計金額的40%，從比前一年新增的企業所得稅中抵扣，并照提折舊，而進口設備則無此待遇，不符合國民待遇原則；再如，對外商投資企業，在減免期滿后，如果當年出口產品產值達到當年企業產品產值的70%以上，可以按照稅法規定的稅率減半征收所得稅；對144戶專業模具生產企業生產銷售的模具產品實行先按規定征收增值稅，后按實際繳納增值稅額返還70%，等等，這些都違反了反補貼原則。這些政策的調整將會增加這部分企業的稅收負擔，影響其發展。

第三，現行一些區域優惠政策要清理，徹底取消過多過濫的地方區域優惠政策。同時，一些稅收優惠政策已到期，從2002年1月1日起，除法律和行政法規另有規定者，企業所得稅一律按法定稅率征收；享受稅收優惠的企業的稅負將會有所增加。

按照現行稅制的規定，加入WTO后，我國企業的稅負水平相對于加入WTO之前會有一個實質性的增長。

四、調整稅負水平，促進經濟增長

（一）當前世界各國稅負變化趨勢及其原因

進入新世紀，各國紛紛推出了減稅計劃，調低稅負，形成了新一輪世界性的減稅趨勢和潮流。這些國家包括：

(1)美國。美國總統布什就職不到20天即向國會提出10年減稅1.6萬億美元的計劃（后來國會將其縮減為1.35萬億美元），主要是降低稅率和增加稅收減免。這是美國20年來最為龐大的減稅計劃。“9·11”事件后，布什政府加快了減稅計劃的實行。

(2)加拿大。2000年10月，加拿大宣布了歷史上最大的減稅計劃，減稅總額近1000億加元，包括全面降低個人所得稅稅率，增加生計扣除和降低公司所得稅稅率。

(3)德國。1999年頒布全面減稅方案，分步實施。個人所得稅和公司所得稅的稅率都有大幅度降低。

(4)法國。法國在2

000年減稅800億法郎的基礎上，又計劃從2001年到2003年再減稅1200億法郎，除了降低個人所得稅和公司所得稅稅率外，還要降低增值稅的標準稅率。

此外，英國、意大利、澳大利亞、比利時、瑞典、俄羅斯、荷蘭、葡萄牙、羅馬尼亞、印度、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以色列、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希臘、捷克等國家也紛紛采取了減稅措施。

之所以出現全球性的減稅趨勢，其原因主要有：第一，應對經濟全球化帶來的國際競爭的加劇，通過減稅提高本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第二，應對世界性的經濟增速減緩和滑坡，把減稅作為刺激需求和擴大投資的重要手段。第三，稅收理論在更新。在經濟全球化加速發展的新形勢下，主張減少政府和稅收對經濟的干預、實行稅收中性原則的呼聲和理論在增強。

（二）降低企業稅負，促進經濟增長，增強國際競爭力

經濟全球化加劇了人員、服務及資本的跨國流動，使得國際競爭更加激烈；要想激烈的競爭中取勝，我國就必須適應經濟全球化和貿易規則變化而帶來的稅源變化、稅種地位變化，調整現行稅制和稅負水平，促進經濟增長。另外，加入WTO后，我國許多產業的發展會受到外國產品的強烈沖擊。在關稅的政策作用讓位于國內稅的條件下，我國應在WTO原則框架內，充分運用國內稅，采用適當的方式保護和促進我國幼稚工業的發展，壯大我國優勢產業和產品的實力，增強在國際、國內市場上的競爭力，以保護國家經濟安全。

綜合分析我國的情況，可以看出：目前我國企業的總體負擔水平較高，加入WTO后現行稅制和部分稅收政策的調整，將會增加部分企業的稅收負擔，在關稅水平進一步下降的情況下，我國企業的增長能力和競爭能力受到較大影響。根據我國稅負水平與經濟增長的相關性分析，考慮到國際上的減稅趨勢，結合我國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的情況及近幾年稅負水平超常增長的情況，我們認為，我國當前應實行適度的減稅政策，以降低企業的稅收負擔，促進經濟增長。

基于當前國內外的經濟形勢，我國實行的積極的財政政策還會持續一段時間，這中間應當充分發揮稅收政策的作用。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手段有兩種：擴大支出和減稅。我國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以來，主要采取增發國債，擴大財政支出的辦法，沒有進行大規模的減稅，其理由有三：一是我國稅收占GDP的比重過低，減稅空間不大；二是我國以流轉稅為主體的稅制結構，降低了減稅的刺激效應[4]；三是減稅很可能會大量減少財政收入，財政難以承受。[5]應該說，目前我國大幅度減稅確有困難，但適度減稅不僅必要而且可行。這除了前面分析的我國稅收總負擔偏重和當前世界出現新一輪減稅趨勢等原因外，還有以下一些情況值得研究。

1.我國的主要稅種——增值稅和企業所得稅的稅率偏高

目前我國增值稅的法定基本稅率為17%，如果換算成“消費型”增值稅，則稅率高達23%，高于西方國家（大多在20%以下）的水平。而我國現行增值稅對作為小規模納稅人的工商企業分別按照6%和4%的征收率征稅，不得抵扣進項稅額，使得我國超過增值稅納稅人總數80%的小規模納稅人的稅負高于一般納稅人。我國企業所得稅的法定稅率為33%，而德國為25%，澳大利亞為28%（5年內降到21%），英國、日本、印度等國為30%，美國實行15%、18%、25%、33%的四級超額累進稅率，前3檔都比我國低，最高邊際稅率才與我國相同。如果再考慮到我國稅前扣除項目少和企業經濟效益低等因素，我國企業的稅收負擔就更重。

2.要正確對待稅收與財政支出的關系

稅收收入是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其基本目標就是滿足政府公共支出的需要。在政府職能既定的前提下，宏觀稅負的高低，應以所取得的稅收收入能維持政府正常行使職能及提供公共產品的最基本供給為準。問題在于，目前我國政府職能不清，存在職能錯位、政企不分、包攬過多的問題，表現為政府機構過于龐大，人員過多，支出浪費嚴重，行政管理費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重，已由改革開放初期的4.7%增加到目前的12%左右。因此，政府機構的精簡和效能的提高，財政支出的節省，可為減稅提供相應的空間。

3.減稅對經濟發展能起促進作用

不論對流轉稅、所得稅，還是對其他各稅減稅，都會對生產和消費有明顯的刺激作用，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實行的減稅讓利明顯地促進了經濟發展就是有力的證明。對不同的稅類進行減稅，盡管它們之間有著不同的功能特點，但是在具有擴張效應這一點上是共同的。只不過流轉稅減稅的擴張效應主要體現在供給方面，所得稅減稅的擴張效應主要體現在需求方面。

減稅之所以會具有擴張效應，是因為稅收是價格的組成部分（價外稅只是形式問題，不影響問題的本質），在價格一定的條件下，稅額的大小會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企業可支配利潤的多少。我國中央銀行曾采取7次降息、降低存款準備金率和取消貸款指標限制等措施，財政一再增發國債、擴大政府投資，但啟動民間投資的效果甚微。其關鍵的原因在于贏利率和投資回報率過低。據統計，我國1998年國有及規模以上非國有工業企業的總資產貢獻率僅為7.12%。總資產貢獻率的分子是利潤總額、稅金總額與利息三者之和，分母是平均資產總額。在7.12%的貢獻率中，如果扣除稅金和利息支出，剩下的利潤率則微乎其微。由此可以看出，稅負的高低（包括流轉稅和所得稅）會直接影響利潤率，從而影響社會投資的積極性。

4.降低名義稅率并不意味著減收

通常所說的減稅，是指降低法定（即名義）稅率。而稅收的多少除決定于稅率的高低外，還受稅基寬窄、征管強弱等因素的影響，因此，減稅并不意味著減收。西方國家20世紀80年代的稅制改革，實行“低稅率、寬稅基、少減免、嚴征管”的稅收政策，結果促進了經濟增長，稅收總額并未減少，反而不斷增加。我國一些現行稅種稅率偏高，稅基偏窄，特別是減免過多過亂，既影響了稅收收入，又不符合國民待遇原則和市場經濟公平競爭的要求。當務之急是，應盡量減少和規范各種稅收優惠和減免措施，盡快建立我國的稅收支出制度，并使稅收支出在政府預算中得到反映，接受立法機關和公眾的監督，這樣也可以更加準確地評估稅收優惠和減免的經濟、社會效果。

減稅政策要發揮刺激經濟增長的作用，就必須降低主要稅種和重要稅種的稅負。作為減稅的配套方案，可以考慮通過一些稅種的適當調整來增加稅收收入，也就是，要對我國的稅制結構做有增有減的結構性調整。[6]從當前情況看，在通過完善增值稅和企業所得稅等稅種來減輕企業稅收負擔的同時，可以通過適當拓寬個人所得稅的稅基，適當調整消費稅的稅目和稅率，適時開征財產稅、遺產稅等稅種來增加稅收收入。減稅并不是單純指某個或某些稅種的稅負下降，而是指在一定時期內主體稅種和重要稅種稅負的下降。規模小、涉及面小的稅種的稅負下調對經濟的影響有限，不能稱其為一項重要的宏觀經濟政策，只有主體稅種和重要稅種稅負的下降才能對經濟增長產生重要影響。西方各國在減稅的同時，也都擴大一些稅種的稅基，開征一些輔稅種或提高輔稅種的稅率，以增加稅收收入。

根據以上分析，我們認為，從促進經濟增長的角度，我國當前應實行適度的減稅政策，當務之急是要盡快完善增值稅和企業所得稅制。

首先，進一步改革和完善增值稅制。

1994年稅制改革時，我國實行的是生產型增值稅，即采取了對企業購進固定資產中所含稅金不予抵扣的辦法。這在當時對于保持財政收入穩定，抑制投資膨脹、經濟過熱，起到了積極的作用。而目前，生產型增值稅的弊病日益嚴重：(1)影響技術進步和經濟結構調整。由于購置機器設備等固定資產中所含增值稅不能抵扣，加重了企業負擔，影響企業投資的積極性，特別是影響企業向資本密集和技術密集型產業及基礎產業投資的積極性，從而影響新技術的采用和經濟結構的調整。(2)影響我國的產品出口。由于實行生產型增值稅，出口產品中固定資產所含稅款沒有抵扣，出現退稅不徹底的情況，這必然會提高價格水平，降低這些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3)影響我國產品在國內市場的競爭力。由于我國對外商投資企業進口的設備有免稅規定，而內資企業購進固定資產所含稅款得不到抵扣，這會使內資企業在國內市場的競爭中處于不利地位。上述問題只有在增值稅由生產型轉變為消費型之后，才能予以解決。

目前，關于增值稅轉型問題，在理論界和實際部門已基本形成共識，惟一擔心的是會不會減少稅收收入，以至于財政難以承受。據測算，如果全面實行消費型增值稅，在稅率不變的條件下，大約要少收600億元。應該說，在當前我國稅收每年增收2000億元左右的情況下，合理調整財政支出結構并增加效益，從中拿出600億元用于轉型，換來一個好的稅制，是值得的，也是承受得了的。還應看到，轉型后，由于消費型增值稅能夠克服生產型增值稅的弊端，會刺激經濟的更快發展，從長遠看會使財政長期增收。由于我國加強征管還有很大潛力，加強這方面的工作，很可能當年也不會減收這么多，甚至并不短收。

其次，完善企業所得稅制。

我國現行企業所得稅制分為內、外資兩套稅制。由于稅前列支標準和稅收優惠并不一致，使得實際稅負差別很大。據測算，外資企業平均實際稅負為11%，內資企業為22%，國有大中型企業為30%。這種狀況既不利于公平競爭，也不符合WTO關于規范稅制的要求，應盡快合并兩套稅制，統一稅法。其基本內容包括：(1)實行比例稅制，稅率定為25%，把國有企業的過重負擔降下來。(2)規范稅前扣除，取消計稅工資規定，提高折舊率，放寬研究與開發費用的列支標準。(3)擴大稅基，整頓和減少稅收優惠，實行國民待遇，但為使外商投資企業不過多增加負擔：可采取某些過渡措施。我們主張的適度減稅政策，主要就是指通過上述增值稅和企業所得稅制的改革與完善，減輕企業負擔，促進經濟增長。

當前，我國經濟正在進一步得到好轉，是實施適度減稅的較好時機，同時，這也是經濟全球化和稅收競爭的國際環境的客觀要求。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近幾年，我國稅收增幅很大，財政有能力拿出一部分資金用來支持稅制改革，以便形成“經濟－稅收－經濟”的良性循環。1994年稅制改革以來，我國稅收連續幾年增收千億元，2001年增收2348億元，2002年又增收1700多億元。這為深化稅制改革提供了財力基礎。

第二，1994年稅改時遺留的期初存貨稅款抵扣、外商投資企業超過原稅負的返還稅款和大部分過渡性減免稅優惠措施陸續到期，這幾項可使財政增收減支一大筆款項。

第三，轉變政府職能，調整財政支出結構，壓縮財政支出規模是有一定潛力的。

第四，加強稅收征管，控制減免項目，縮小名義稅率與實際稅負之間的差距，增加收入還有相當大的空間。我們應當抓住當前的有利時機，深化稅制改革，適當減輕企業負擔，促進經濟結構調整，增強企業活力，實現經濟形勢的根本好轉。

【參考文獻】

[1]袁振宇，等.稅收經濟學[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5.57.

[2]馬拴友.稅收結構與經濟增長[J].稅務與經濟2002,(1).

[3]長春稅務學院課題組.宏觀稅負水平與結構研究[J].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會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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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稅制結構的收入分配效應分析

（一）稅系結構的收入分析效應分析

從稅系結構的收入分配效應上來分析，從現代國民市場經濟發展上來看，稅收主要實行的目標就是為了實現政府對于市場經濟的調節，以便于維持市場經濟的發展，保證社會發展的穩定性。目前所實行的稅系體系主要是為了區分于實際份額的比例和累計比例，但是比例稅實際上市不受控于收入分配的影響，也就是說當收入分配提升時，利息稅不變。在稅系結構中平均稅率與收入分配的比例呈現正相關現象，并隨著收入的增加其平均稅率也逐漸增加，反言之，收入的降低，其平均稅率也隨之降低。所得稅時講收益所得價格設定為課稅對象的一種統一名稱。但是稅負受到企業和個人所得稅收益的相關影響，無法實現變更，如若按照收入的高低來設定收入分配，那么就不能很好地實現降低收入差距。一般情況下當直接稅收制度處于最佳的運行狀況時，累計的所得稅就會降低高收入者的支持分配情況，這樣以便于最大程度地降低收入的差異。但是財產稅的實施在建立在企業的各種動產和不動產的基礎上的，企業的動產和不動產也是最直接的課稅對象。基于企業具有較強的調節作用，因此企業財產的隱蔽性將直接的作用于財產稅征收的難度之上，換句話說，在財產稅征收時，有些企業財產具有隱蔽性，因此也會使得有些企業逃避一些稅款的征收。

（二）稅種結構的收入分配效應分析

直接稅系內部的各種稅種之間具有一定的調節作用。個人收入是個人所得稅中的基礎，個人所得稅中的個人既是納稅人也是負稅人。個人應得稅的能力是個人收入情況之間的體現，因此，在扣除個人收入時在保證個人收入上報具有真實性和代扣情況的基礎上；累進稅率的稅制就及時的調節過高收入的作用，以便于逐漸起到拉平收入差異的作用。一般情況下影響稅制結構變動的因素具有以下幾點：首先，國家市場經濟的發展情況、市場經濟的運行制度、稅收的相關管理制度和稅收政策所設定的將擬達到的目標。其次，從國家市場經濟的發展情況上來看，這點是影響稅務結構變動的最直接因素，所得稅的收入與國內人均GDP的增長呈正相關。而從市場經濟的運行制度上來看，我國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樣的制度可以為企業的發展拓展一定的空間，相比較計劃經濟制度下的市場經濟，會降低因計劃市場中流通貨物價格原因而引起的生產不同產品的企業懸殊利潤現象，也不會產生以流轉稅為主題的稅制結果模式。最后從稅收的相關管理制度上來看，我國采用的是宏觀管理模式，因而對所得稅對企業利潤所得或者個人收入征稅就較為復雜。

三、基于收入分配效應視角的稅制結構優化分析

想要站在收入分配效應視角下優化稅制結構，就必須的根據稅收制度的所有方面進行有效的考察。實際上最適合課稅實施的就是將所用的稅收制度以理論知識為現實的依據，并對這些稅制結構進行設置，但是設置必須建立在國家實際發展實情的基礎之上，想要滿足稅制結構中達到調節收入分配均勻的狀態也要考慮到稅收實施后的所產生的結果，針對實際情況進行有效地調節，實施間接稅類和直接稅類的改革才能不斷滿足實際調節收入分配不合理的現象。在我國，各種稅種對居民的收入分配的影響是不同的。例如增值稅，增值稅的征收范圍是針對所有市場經濟中流通的常用的消費品，其不受商品的價格影響，統一征收按照17%的稅率，但是增值稅會受到個人消費傾向的影響，并逐漸呈現遞減的趨勢，相對于基本生活開支，低等收入的家庭基本生活支出會明顯地高于高收入家庭。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中，稅收本身是具備正調節經濟的功能，但是尚未建立收入分配的調節功能，在自然經濟條件下國家采用不給予稅收政策干預的政策，但是任憑市場自身調節，往往其結構不盡如人意。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變化，國家逐漸認識到調節稅收的作用，這也使得稅制結構在調節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以及穩定經濟發展上的相關功能顯現出來，基于這樣的研究背景，實施稅收的調節都在市場中的作用越來越重要。而相對于營業稅來說，各種行業的不同其主要實現的稅率也不盡相同，在餐飲行業來說，餐飲行業的稅率為5%，但是這種稅率卻明顯高于乘坐飛機時所要上繳的稅率，這也是一種具有累退性質的稅種，這樣將嚴重地影響著收入分配的結果，往往促使收入分配的結果缺少公平性。例如消費稅。消費稅具有一定的選擇性，消費稅主要針對的是市場中較為流行的奢侈品或者具有高耗能的企業，奢侈品的稅率的作用主要是為了增加國家的財政收入，另一方面就是為了限制高污染、高耗能行業的發展，以便于實現國家的可持續發展。實際上消費稅具有一定的累進性，但是這種累進性質并不是完全存在于所有應稅消費品當中的。由于消費稅、增指稅、營業稅都具有一定的累退性質，因此必定影響其他行業也具備一定的累退性，其中包括教育行業和城市維護行業，正因為間接稅在稅收的行業中占據著較高的比例，因此就會嚴重地影響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并為我國平衡收入分配起到一定的阻礙作用。基于上述的分析能夠看出，在逐漸的優化稅制結構上要考慮到增值稅、營業稅、消費稅改革的基本情況，在稅制設置，就必須在企業間實行結構上的減稅，以便于減輕企業的稅收負擔，在針對于營業稅上要根據市場中各個行業的發展情況來制定，如若全部統一實行，營業稅改革。那么就將會嚴重的影響企業的縱向發展的平衡性，可以適當地實行對消費稅現有征稅范圍未進行檔次劃分的部分重新分檔。為了擴充中等收入階層和保證消費需求，還可以設定不同檔次的不同稅率。例如適當的調高檔消費品的稅率，以期達到調節收入分配和保護環境目的。關于間接稅系的收入分配效應上，由于間接稅的稅負與直接稅稅負的轉嫁存在著一定的差異性。因此，在商品流通的過程中，商品的生產和銷售商可以通過適當的調節商品的價格來達到轉接稅款的征收，但是不論稅款征收數量怎樣的變化，其稅款部分都是由消費者來承擔。往往在市場商品的流通中消費的數量與收入之間呈現著正比例的關系，由于生活必需品的征收上存在著一定的累加性和累退性，一旦缺少這種性質將會影響收入，就會逐漸拉大收入之間的差距。因此必須逐漸提高直接稅，并有效合理地降低間接稅的比例，才能逐漸優化稅制的結構，適當采用加強稅收征管的方式，不斷優化個人所得稅，并采用逐漸調節消費稅征收的范圍，以便于促進消費稅公平收入分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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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方對稅收調節收入分配的理論研究

西方對稅收調節收入分配差距的理論研究最早源于社會政策學派的代表人物瓦格納（1931），他對資本主義社會進入壟斷階段出現的“貧富兩級分化，社會矛盾日益激化”現象，提出了“賦稅就是以滿足財政上的必要的同時，或不問財政有無必要，以規定國民收入的分配及國民財產的分配，借以矯正個人所得與個人財產的消費為目的的所征收的賦課物”以穩定社會秩序。瓦格納的“個人所得賦稅論”奠定了各國建立個人所得稅制度的理論基礎；隨后，國家干預主義、經濟自由主義、現代稅制優化理論以及公共選擇學派對稅收調節收入分配作用進行了大量研究，其中以國家干預學派的理論最為豐富。國家干預經濟學派的鼻祖凱恩斯在探究20世紀30年代資本主義爆發的經濟大蕭條成因時，發現居民的消費能力不足和較低的生活水平造成了“有效需求不足”，而“有效需求不足”正是生產過剩的根源。為此，凱恩斯提出了“國家干預”思想，主張通過有效的政策干預以刺激“有效需求”，可以通過減稅刺激居民的消費；此后，凱恩斯學派的繼承者在吸收了凱恩斯“國家干預”思想的精華上完整的論述了“稅收調節收入分配”的理論。他們主張實行所得稅為主的稅制結構，只有提高所得稅的比重，降低商品稅的比重才能實現重新分配財富的作用。稅率應以累進稅率為主，在累進稅率的所得稅稅制下，才能加大對富人的收入轉移，同時調節收入差距的效果就大；馬斯格雷夫（1959）提出了公認的財政“三大職能”將收入分配職能正式系統的寫入了財政的職能體系。他認為“調節收入與財富的分配，使之符合社會上認為‘公平’或‘公正’的分配狀態，就稱之為分配職能”，目的就是實現收入分配公平和縮小各收入階層之間的收入分配差距；隨后，國家干預主義學派的新劍橋學派、新古典學派、新凱恩斯學派不斷的對稅收的收入分配調節思想進行了豐富和深化，在這些學派中以新凱恩斯學派最為典型。新凱恩斯學派的學者發現用凱恩斯學派的“有效需求不足”不能解釋20世紀70年代西方國家出現的“滯漲”，他們在吸收了理性預期假設和廠商利潤最大化、家庭效用最大化的微觀經濟基礎上建立了新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學。新凱恩斯學派代表人物斯蒂格利茨認為稅收調節收入分配的作用在于“調節國民收入和財富的分配，增進社會福利”，他指出收入分配公平的稅制選擇是不可能兼有效率和公平，公平的關注必然損失效率，損失的程度造成了公平性稅制的選擇難度。當一國稅制以收入分配公平為目的時，大幅度的累進性稅制就會在公平增加的同時，以經濟效率的損失為代價，最優的稅制選擇必然是公平和效率的最優選擇。

二、西方對稅收調節收入分配的文獻述評

由于西方以所得稅制為主體的稅制結構由來已久，對稅收調節收入分配效果的實證研究也主要聚焦在所得稅的收入分配效應上。所得稅累進程度的測量直接決定了其調節收入分配的效果。早期的稅制累進程度的測度只局限在稅率結構上，Pigou（1929）、siltor（1948）、musgrave et al.（1948）、Dalton（1955）從不同角度利用平均稅率和邊際稅率測量了個人所得稅的累進程度，發現累進程度越強，實現“正確的”收入分配的作用也就越強。Oberhofer（1975）發現不僅稅率結構具有分配效應，稅基也具有收入分配效應。稅基的寬窄、減免稅政策等都能在不同程度上影響所得稅的收入分配效應。Kakwani（1977），Suits（1977）發現既有研究“沒有區分平均稅率和邊際稅率對收入分配的不同影響”，在對稅收水平與稅率結構進行剝離后，將衡量收入分配差距的基尼系數進行分解，分別提出了累進性指數和suits指數來測量稅制的累進程度，將衡量收入分配的稅前基尼系數與稅收集中度或稅后基尼系數作比較，當稅前基尼系數與稅后基尼系數之差為正值時說明稅制結構是累進的，稅制結構對收入分配不公具有矯正作用；當兩者之差為負值時稅制結構是累退的，對收入分配不公不但沒有發揮矯正作用，反而起到了加速差距擴大的作用，稅制的公平性不足。Steuerle et al.（1981）發現Kakwani（1977）和Suits（1977）沒有分解稅制要素對累進性的影響，將稅制要素加入累進性指數后發現，個人所得稅的非應稅收入、稅收優惠、稅率結構都在一定程度上分別對收入分配具有效應。Pfalher（1990）遵循稅收體系角度入手研究稅率結構和稅基兩方面對收入分配的總體效應，提出了以基尼系數為基礎的分解公式來研究稅制的整體收入分配效應。西方稅制結構的累進性研究也逐步拓展到間接稅，Slesnick（1986）采用了一種新的方法測量商品稅的累進性，發現間接稅的收入分配效應依賴于價格，當存在一個累進性的最優稅制時統一的稅收體系就能顯示出調節收入分配的優勢。隨后，Kakwani（1988）、Hassan et al.（1996）、Verbist（2004）、Baer et al.（2008）等選取不同的累進性測度指標對不同國家直接稅、間接稅或者各稅種的累進性進行了測度，發現以直接稅制為主的國家，累進性的所得稅是縮小收入分配差距的一個重要途徑；以間接稅為主的國家，累退的間接稅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就各稅種而言，累退性的商品稅對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與累進性的所得稅相反。當然，在西方既有研究中也出現了“收入分配差距越大，稅收的再分配能力就越弱”（Bjorvatn（2001）），個人所得稅在發展中國家的收入分配作用效應很小（Bird et al.（2007））。但是，主流研究從不同程度上肯定了稅收對調節收入分配差距起到的作用。

三、我國對稅收調節收入分配的理論研究

我國稅收調節收入分配作用的理論研究源于20世紀80年代，葉振鵬（1980）、姜維壯（1980）、安體富（1984）、陳共（1984）提出財政的“調節職能”，即財政收支應起到改變社會各階層的國民收入份額，調整收入分配關系，使得我國財政職能從“分配、監督”職能擴展到了“調節職能”。陳共（1994）年提出了財政的三大職能“資源配置職能、收入分配職能、經濟穩定和發展職能”，正式確立了“收入分配職能”，即通過財政資金的調動來縮小社會成員的收入差距，實現公平收入分配目標。郭慶旺（1995）、樊麗明（2000）、高培勇（2006）、安體富（2007）都對稅收調節收入分配理論和作用機制進行了系統的研究，從稅收制度、所得稅累進性、遺產稅、稅式支出等角度論證了稅收能夠擔任調節收入分配差距的重擔，強調了稅收是調節收入分配差距的重要途徑。賈邵華（2010）從國民收入三次分配流程中的稅收調節收入分配作用機制入手，以圖解的方式分析了國民收入分配的稅收調節作用，并對稅收的調節作用進行合理定位。

四、我國對稅收調節收入分配的文獻綜述

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不斷的同時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趨勢逐步顯露。我國財政稅收學者紛紛從稅制公平性（累進性）角度對調節收入分配差距進行實證研究。平新喬（1992）運用西方平均稅率累進性、應納稅額累進性和剩余收入累進性對我國平均稅率的收入分配效應進行了研究，發現不同收入階層的平均稅率差異越大，累進性越強。王雍君（1995）運用稅前與稅后基尼系數之比測量稅制結構的累進性，比值在0-1之間時，累進程度越高比值越接近零。錢晟（2001）在分析我國現行稅制在調節居民收入分配過程中存在著明顯的累退傾向，調節收入分配上的稅種設計也過為單一，在征稅政策上也沒有考慮到人文特色，提出了完善個人所得稅稅制體系以調節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措施。隨后，我國學者從不同角度對稅收的調節收入分配效應進行了研究。劉怡（2004）、李紹榮等（2005）、郝春紅（2006）、王志剛（2008）、寇鐵軍（2008）、劉怡等（2009）、郭慶旺等（2011）、聶海峰等（2012）運用Kakwani指數，Suits指數、平均稅率或模型對我國的稅制結構、稅系、稅種進行了累進性度量，得出了大致相同的結論，即流轉稅有明顯的累退性，增值稅、消費稅、營業稅的累退累進性在各年表現不一；個人所得稅的累進性對收入分配的調節表現不足，提出了優化稅制結構，從以“流轉稅”為主的稅制結構轉向“流轉稅、所得稅”為主的雙向稅制結構。劉尚希等（2004）在對個人所得稅采用累進稅率和單一稅率的收入分配作用差異進行比較后，提出了單一稅率的有效所得稅制。徐進（2006）從商品稅對個人收入使用過程的收入分配調節出發等提出了從個人所得稅稅率和商品稅的稅種設計上使稅收發揮收入分配的調節作用。王亞芬等（2007）、饒海琴（2010）等運用稅前稅后基尼系數、平均稅率分析了個人所得稅對全國和上海地區分類分層城鎮居民收入差距的調節效果，發現個人所得稅對高收入者的調節效果較弱。王喬（2008）、趙桂芝（2010）運用基尼系數對我國稅制結構影響居民收入分配差距進行了實證研究，發現流轉稅為主體的稅收體系對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大體顯示出逆向調節，個人所得稅的調節效果不顯著，我國的稅制結構沒有起到調節收入分配的作用。此外，盧洪友（2011）從公共物品成本分攤角度，何輝（2007）從利息稅的角度分別分析了稅收的收入分配調節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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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稅收入的運作模式基本上采取“單位開票、銀行代收、財政統管、政府統籌”的方式，以非稅收入管理處（局）為主、其它科（局、股）室為為輔，分類操作、歸口管理。繳入財政的各項非稅收入除納入財政預算管理外，全部納入財政專戶管理。但非稅收入的具體操作中，筆者認為部分地方還未嚴格遵循有關法律法規和規章制度，財政部門對非稅資金的總體概貌和規模不清、管理意識不強、監督力度欠缺，表現在：

一、征收力度不大，應收盡收不到位。

1、缺乏過硬的征收手段，征收成本大，效果差。如：墻體材料專項基金和散裝水泥專項資金，因執收主體自已征收效果甚微，只能采取委托代征方式，按征收數超額累進支付代征手續費，代征手續費一般要超過國家規定標準。

2、行政干預大，隨意減免。執收單位未按規定程序越權減免基(資)金收入，有的由領導出面批條子，隨意減免或緩交，導致應收不收或少收。再加上各地政府為招商引資，確保重點項目而頒布的一系列規費減免的非稅優惠政策，收入流失較大。

3、征管部門不重視、不跟蹤問效，導致非稅收入流失。部分征管部門對改制、轉制和國有股本投資等國資企業無償占有專營權、經營權及其他無形資產，擅自處置國有資產、降低國有股權比例、不同股同利分紅等現象不及時關注、跟蹤問效，致使國有資產和國有資源收益流失較大，有的甚至還將國有資產經營收益任意處置，謀取小集體利益。

二、票據使用不規范。

1、混用票據。少數單位對收費(基金)票據和內部往來結算收據的使用規定的政策界限分不清楚，收費不開具規定的收費(基金)收據，而是用內部往來結算收據和地稅部門的服務性統一結算收據收費，人為混用、串用票據。

2、自印票據。個別單位收費不按規定使用財政部門統一印制的票據，而是自印票據或從市場上買來的收款收據收費。

3、票據填列不全。經抽查，相當部分票據未列明收費項目、代碼、性質、標準等基本要素。

三、統計工作未建全，非稅收入核算過于籠統。

1、未建立非稅收入統計報告制度。財政部門對種類繁雜、管理分散的非稅收入統計工作還未啟動，沒有形成專門的統計報告反映非稅總體征管情況，對非稅收入的總體概貌不清。

2、對非稅收入核算不具體，欠科學。目前開發的非稅收入管理核算模塊，對非稅收入的核算沒有分清具體的收入性質、管理方式及收費明細項目，從數據庫中無法識別某個單項收費的入庫及管理情況，整個非稅收入核算體系比較籠統、粗放。

四、資金管理分散，方式未定型。

1、統管范疇不清，資金管理分散。由于財政部門對非稅資金的統管主要采取分類操作、歸口管理的方式，有些管理人員對非稅收入管理的總體概念不清晰，整個非稅資金未完全納入財政預算及專戶管理的總盤子，相當部分非稅資金游離于歸口部門或直接坐支。

2、預算資金人為調劑。財政部門對國家規定要納入預算管理的非稅收入不是依據資金性質劃分確定管理范圍，而是根據財政預算總規模和稅負比重來確定非稅收入的預算入庫額，有意識地調劑非稅收入預算管理規模。

五、使用結構不合理，專款專用落實不到位。

1、用于投放生產性支出比例小，用于單位經費比例相對較高。所征收入基本用于養人，投放生產項目的比重很小。

2、人員經費擠占了專項基(資)金。按規定，專項基(資)金應設專帳，專款專用，但有些單位人員經費和專項基(資)金捆梆使用，人為地擠占了專項基(資)金。

以上現象，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筆者認為最重要的還是要引起政府有關部門的重視和支持，從以下幾方面著手，進一步完善非稅收入制度，規范資金管理行為：

（一）強化措施，進一步加大征收力度。

1、加大宣傳力度。各執收單位要多渠道、多形式地開展非稅收入政策宣傳和解釋工作，在全社會形成共識，進—步增強繳費義務人的繳費意識，為依法執收創造良好的環境。

2、全面推行非稅網絡信息化管理系統。執收單位與市財政、銀行聯網，對非稅收入征收過程中的票據填開、資金繳存、劃解國庫或財政專戶的全過程，實行計算機網絡管理，實現財政部門與銀行、執收單位之間的數獲據共享和信息交換，以加強對非稅收入征收監管，確保依法征收，應收盡收。。

3、規范執收行為，從嚴減免。嚴格執行國家政策法規，依法征收、依標準征收，規范非稅收入緩減免審批程序，明確減免權限，堅決禁止隨意減免、越權減免和收“人情費”、“關系費”的行為。未經財政部和省、自治區、直轄市財政部門批準，執收單位不得減免行政事業性收費；未經國務院或財政部批準，執收單位不得減免政府性基金。

4、對改制企業及重點項目進行一次專門的非稅收入清理活動，對國有股權及資產進行評估確認，既要體現政策優惠，又要避免財政性資金流失，對惡意賤估國有資產價值的行為進行糾正，并追究有關人員的責任。

（二）改進非稅收入核算管理系統，進一步規范核算行為。

1、建立健全項目管理庫或統計臺帳、報表制度。按照《<湖南省非稅收入管理條例>釋義》規定的分類口徑，把稅收之外的財政性資金都納入非稅收入管理范疇,完善項目管理庫和統計報告體系，提高收入統計信息的準確性和及時性。

2、改進非稅收入管理核算系統。通過系統升級，全面實現非稅收入收繳、撥付、核算的信息化和具體化管理，改進收入明細核算和對賬辦法，提高管理效率和管理質量，確保非稅收入安全、公開、透明。

3、進一步規范非稅收入票據使用與核銷的日常管理，票據的開具必須規范、字跡清楚、項目齊全、內容完整，嚴把票據核銷關，及時糾正票據使用中的違規行為。

4、加強非稅收入管理人員的業務培訓和技能鍛煉，熟悉國家政策法規，不斷提高業務素質和核算水平。

（三）改進非稅收入管理方式，進一步強化財政部門統管力度。

1、將目前分散在財政部門內部各職能處（科、股）室管理的非稅收入逐步歸口集中非稅收入管理處（局）統一核算管理，提高資金管理效率。

2、對照非稅收入的有關政策法規，按規定要求納入預算管理的非稅收入要嚴格實行預算管理，未明確納入預算管理的要逐步納入預算管理。

3、結合部門預算和國庫集中支付改革，改善“誰收誰用、多收多用、多罰多返”的分配格局，統一編制部門預算和財政預算、統一支出口徑和標準核定單位支出，將財政專戶直接返撥逐步轉為國庫集中支付，由國庫按使用計劃或進度撥款，真正做到繳撥分離。

（四）合法使用專項資金，切實做到專款專用。

1、理順財政體制，實行人事改革，定編定崗，將單位工作經費納入財政部門預算管理并予以保障，從根本上解決因財力不足，“以費養人”運行現狀，預防征收單位合理擠占、挪用專項資金。

篇（7）

（一）稅收優惠的存在使得企業資本收益率發生變化

在這里借鑒喬根森提出的標準成本模型來說明稅收政策對企業R&D投資的影響。假定資本使用成本只包括利息和折舊兩部分，且通貨膨脹率為0；政府不征企業所得稅時的資本使用成本的決定式為C=q（r+d）。式中，C為投資資本的使用成本，q為資本品價格，r為市場利率，d為折舊率。如果政府向企業征收所得稅，同時允許企業在稅前扣除資本的正常折舊和利息，此時的資本使用決定式為C=q（r+d）（1-uz-uy）（/1-u），u為企業所得稅稅率，z為價值1元資本的將來折舊扣除和利息，y為價值1元資本的利息扣除的現值，如果允許企業加速折舊h，資本使用成本則變為：C=q（r+d）（1-uz-uy-uh）/（1-u），進一步對企業R&D投入實行投資稅收抵免率為g的稅后優惠政策，那么資本的使用成本則進一步降低為：C=q（r+d）（1-uz-uy-uh-ug）（/1-u）

（二）稅收優惠降低投資風險

假定投資者擁有風險資產和無風險資產，風險和收益構成一對組合。在對投資收益進行征稅，并且不允許損失補償的前提下，在同等風險收益水平下，收益便會減少。如果投資者想保持原有的資產組合，則必然選擇高風險、低收益。按照風險與收益對等的投資原則，征稅后的投資者必然會減少風險資產在總資產中的比重，以使風險與收益對等。如果企業所得稅允許損失補償，則風險資產比例上升。在存在稅收優惠的情況下，由于政府承擔了一部分風險損失，將會相對提高企業收益水平，降低企業風險，從而鼓勵企業增加對R&D的投資。（三）稅收優惠激勵企業和個人加大對人力資本的投入。假設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勞動供給與工資正相關，工資越高，勞動力供給越多。征稅前，均衡的工資水平為W，社會上愿意供給的勞動力數量為L，對工資征收個人所得稅，實際工資降為W1，勞動供給量減少到L1，稅率越高，減少的勞動力供給數量越多。反之，如果對個人所得稅實行優惠，例如減免發明創造獎金，將提高實際工資水平，增加人們在職業選擇時對從事高新技術產業和學術研究工作的傾向。企業的人力資本投資主要是職業培訓。如果允許需求人才的企業可以稅前扣除支付給職工的工資、培訓費，則會降低企業的資本使用成本，從而激勵企業雇傭更多的高新技術人員，增加R&D投資，增加對科研活動的需求。

二、完善我國R&D稅收政策的建議

針對我國現狀，從稅收政策對企業R&D投入的作用機理出發，建立合理而有效的稅收優惠政策，可以很好地促進企業R&D投入績效的提高。

（一）所得稅優惠與流轉稅優惠并重

R&D活動投資具有金額大，見效慢、風險大的特點。除了注重所得稅的作用外，還應注重流轉稅在促進R&D方面所起的作用。我國稅制規定：對用于科研教學的設備、技術改造項目進口設備、為生產《國家高新技術產品目錄》產品而進口所需的自用設備、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內為企業生產出口產品的原材料和零部件，以及軟件和集成電路進口所需自用設備，提供免除關稅和進口增值稅的優惠。該政策的不足之處在于，對企業R&D新技術和技術引進國有化所需的關鍵零部件，卻不給予同等的免稅優惠。因此，建議對企業R&D新技術所需關鍵零部件提供減免關稅和進口增值稅，加強國產設備的競爭力，提高企業自主研發的積極性。

（二）稅基優惠與稅率優惠并重

我國科技稅收政策的激勵方式，局限于對已經和能夠獲得技術開發收益的企業實行稅率式優惠和稅額減免，而較少運用加速折舊、投資抵免、延遲支付、技術開發基金等手段，這就造成那些尚未或正在進行技術研發的企業無優惠可言。通過前面的分析得知，只有稅基減免、稅額減免、優惠稅率三種方式相互協調配合，才能促進R&D活動的發展。我國應借鑒國際上的先進經驗，對科研活動使用的先進設備、專用裝置、房屋進行加速折舊，特別是對利用國產設備的企業可以再優惠，以加快科技發展步伐。

（三）對企業優惠和對人才優惠并重

對科技項目的優惠和對創新收入的優惠，其對科技進步的鼓勵和刺激，要歸結到對科技人員個人納稅的科技稅收優惠上。適當提高企業允許稅前列支的教育經費比重；提高科技人員個人所得稅的基本扣除標準；對知識產權轉讓收入或特許權使用費收入降低稅負等，都可以很好地起到鼓勵企業、個人及社會各界培養和開發人力資源，調動科技人員積極性的作用。

篇（8）

首先,我國現行保險稅收政策在形式上違背了習的國民待遇原則,違反了保險市場機制的平等競爭原則。人世之后我國受影響最大的行業便是保險業,盡管從長遠來看,對我國保險業的可持續發展是個難得的機遇,但是從近期來看,挑戰是實質性的。在我國金融業的對外開放中,保險業首當其沖。根據協議,人世后我國對外保險政策將會發生以下幾個方面的變化放寬外資保險公司的市場準人政策逐步擴大外資保險公司在華經營的業務領域和業務范圍,并取消其數量限制外資保險機構在法律、規章制度和行政管理等方面的待遇將與國內保險機構相同。這就意味著在年內逐步給予外資保險企業與中資保險機構同等的待遇—“國民待遇”,尤其是外資保險機構將享有我國保險市場所有權上的“國民待遇”。而我國現行保險稅收政策依然給予外資保險企業“超國民待遇”—比內資保險企業享受更多的稅收優惠政策。因此,現行保險稅收政策嚴重違背了的國民待遇原則,其政策的滯后性使其顯示出明顯的不公平性,在我國稅收環境中中資保險企業不能與外資保險企業站在同一起跑線上平等競爭,使本來就處于幼稚成長階段的中國保險業的經營環境更本論文由整理提供

加雪上加霜。顯然,我國現行保險稅收政策嚴重違背了稅收所追求的公平原則,不利于民族保險業的生存和發展,有違于稅收政策制定者的初衷。這是我國現行保險稅收政策的一個顯著的負面效應。

其次,我國現行保險稅收政策也悖離了稅收的效率原則,損害了經營效率、社會效率。它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我國現行保險稅收政策作為吸引外資的一個重要手段已不再發揮作用,稅收優惠政策對外資保險企業在某種情形下變得多余而浪費。一方面,一項吸引外資的政策能否發揮作用與外國投資者在東道國的投資動因有著密切的關系。外資保險企業爭相進人中國,看中的是中國潛在的巨大保險市場,也就是說,中國保險對外國投資者最有吸引力也最有價值的是中國保險市場的“市場所有權”,而的加人,意味著中國保險市場所有權對外資保險企業的某種讓渡。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國保險稅收政策對外資保險企業已顯得不再重要,甚至無關緊要。另一方面,一國對外資企業的稅收優惠政策能否發揮作用,取決于是否與外商投資者所在母國的稅收政策相協調,如果投資者所在國對海外投資所得實行稅收抵免或扣除限額,則投資者實際上并沒有得到稅收優惠,只不過發生了稅收在國與國之間的轉移。在此情形下,東道國的稅收優惠政策變得不僅多余,而且產生了浪費。我國目前對外資保險企業的稅收優惠政策就屬于這種情況。

第二,我國現行保險稅收政策已演變為我國民族保險企業可持續發展的制約因素。根據我國加人后半年的統計資料顯示,從表面上看,我國保險業的發展似乎駛人了快車道,年一月共實現保費收人億元,同比增加億元,增幅刀,其中,人身保險業務增幅高達,財產保險業務增幅。然而,從承保利潤來看,則形成了鮮明的反差年上半年保費增幅高達的壽險公司賬面利潤僅有億元,較上半年同期減少億元,下降幅度為。據業內人士分析,保費收人上升而利潤下降的主要原因,除賠款和給付同比增加億元,增長以外,壽險公司營業費用、手續費、傭金分別增長了、和。總之,保費上升而利潤下降主要是由于保險經營成本不斷攀升所致。其中,營業費用的上升成本為保險經營成本上升的第三大因素。而在營業費用的構成中,中資保險企業承擔的營業稅負占據著較大的分量。稅收的強制性和營業稅的易于征管,使營業稅負成為了我國保險企業的固定成本,也是通過保險企業自身改善經營管理都難以消化或減少的經營成本。而我國現行保險營業稅收政策一方面對內高于國內一般行業的營業稅,另一方面對外資保險企業的營業稅負給予了較大的優惠—可享受較高的稅基扣除標準和年之內退還營業稅的特殊待遇,相比之下,中資保險企業承擔的營業稅負是比較沉重的。另外,對外資保險企業在所得稅上的各種優惠以及在城市建設維護稅和固定資產投資方向調節稅上的免稅待遇,相對削弱了中資保險企業的獲利能力和資金積累能力,而外資保險企業恰恰在資金實力上有著明顯的竟爭優勢,可見,我國現行保險稅收政策實際上是一項“扶外強、懲內弱”的不合常理的政策,不僅直接影響了我國民族保險企業的經營成本和承保利潤,而且削弱了其可持續發展的基礎—國際競爭力。深層次地看,加人后,我國現行保險稅收政策還進一步影響了中資保險企業的資本造血功能,威脅著整個民族保險業的生存和可持續發展,甚至對整個社會的穩定都將產生不良影響。這一結論似乎聳人聽聞,其實一點也不為過。因為,一國保險業能否長期穩定健康地發展,主要取決于該國保險業是否擁有雄厚的資本實力和充足的償付能力。而目前我國保險業面臨著資本金嚴重不足、償付能力偏低的狀況。和外國保險公司相比,中資保險公司的資金實力差距甚遠。我國民族保險業不僅資本實力弱小,而且還存在著嚴重的資本金不足的狀況。解決我國資本嚴重缺口的現實途徑主要有一是利用中資保險公司上市融資。這一途徑目前還受到我國保險法規、資本市場發育不成熟以及保險公司自身經營業績的現實約束,因而不可能成為解決資本嚴重缺口的主要途徑。二是吸收外資參股。目前,這一方式在我國各保險公司中甚為流行。然而應該看到,外資參股往往夾雜著一些苛刻的附屬條件,其參股數量也是有限的,一些資金雄厚的著名保險公司尤其是美國更傾向于在中國設立外資全資子公司,因此,利用外資參股解決資本缺口的作用也是有限的。二是加強保險公司的自身資本積累。即按照保險公司法的規定從歷年的利潤提存資本公積金。比較而言,這種途徑應是最可靠的主要途徑。然而這一途徑卻受到了我國現階段保險公司獲利能力急劇下降的嚴重制約。從年以來,我國保險業的平均資本利潤率水平逐年下滑,平均只有一,可供中資保險企業提取資本公積金的數量微乎其微,幾乎可以忽略不計。造成其現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較高的營業稅率無疑增加了中資保險公司的經營成本,因而嚴重影響了它的資本造血功能,直接威脅到了中國保險業的償付能力,僅以最低償付能力標準衡量,減少了毛利潤,同時,比外資保險公司多交一倍多的所得稅,導致中資保險公司的稅后凈利潤大大減少中國保險業償付能力不足的比率已高達犯,我國保險企業存在著較大的潛在支付信用危機。超級秘書網

第三,我國現行保險稅收政策導致了社會福利的凈損失。任何一項政府政策作為一種政府干預手段,都會對社會福利產生一定的影響,我國現行保險稅收政策也不例外。政府稅收給社會福利帶來的變化主要由政府財政收人和消費者剩余、生產者剩余組成,由于稅率的固定性,政府獲得的財政收人是確定的,因此,我們著重考察現行保險稅收政策尤其是較高的營業稅對我國消費者剩余和生產者剩余產生了怎樣的影響。而這種影響如何在很大程度上與我國當前保險市場結構或市場環境有著密切的關系。加人,后,我國保險市場結構表現為中資保險公司在市場份額上仍占有絕對壟斷優勢,而在保險企業數量上中外合資及外資獨資保險企業數量卻超過了中資保險企業數量。另外,目前我國仍對保險商品實行價格管制,因此,我國對保險商品征收的較高的營業稅負,中資保險公司難以通過漲價而轉嫁,它受到了外資保險企業外在竟爭壓力和政府價格管制的雙重約束。故此,從形式上看,是中資保險企業獨自承擔了營業稅的較高稅負。實際上,營業稅的稅負的最終承擔者是誰取決于保險商品的需求彈性和供給彈性。從總體上看,我國保險商品供給彈性很大,一是保險生產中的固定資產比例低,供給不必受到調整生產規模的技術約束二是在外資保險企業全面進人中國保險市場后,中資保險企業具有搶占市場先機的內在沖動。而相比之下,我國保險商品的需求彈性較小,主要受保險意識弱、收人水平低、保險價格高以及保險信用、服務質量差等因素制約。因此,盡管對于不同種類的保險商品,保險消費者因需求彈性之間的差異具體承擔的營業稅負有所不同,但從整體上看,我國保險商品需求相對于供給無彈性,營業稅的稅負主要由保險消費者承擔,即通過保險商品的銷售,將稅負主要轉嫁給了保險消費者。

這似乎違背了我國保險稅收政策制定的初衷,再次證明了我國現行保險稅收政策未能達到預期的政策目標,更主要的是它損害了我國保險消費者的社會福利,使得我國保險消費者必須付出更多的貨幣才能換回必要的保險消費。從社會整體上講,必將抑制我國保險總需求,對于正在迅速成長的我國民族保險業是極為不利的。另一方面,較高的營業稅負也對中資保險公司的生產者剩余產生了一定的影響,這是由于加人后我國保險市場竟爭日趨激烈所致,不僅存在中資保險公司之間的竟爭,而且有中外保險公司之間的競爭,保險市場竟爭格局給消費者帶來的多樣化選擇,使得保險營業稅負不可能完全轉嫁給保險消費者,中資保險公司必定要承擔一定的生產者剩余損失。而外資保險公司因繳納的營業稅在年內予以退還,實際上并不承擔生產者剩余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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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方財政收入風險預警系統構建

根據前述地方財政收入風險預警指標風險分數值的映射原則，將每一個預警指標實際值按照其所處風險區間的不同映射為相應的分數，再根據各預警指標對地方財政收入風險的貢獻權重(即運用AHP得到的指標權重)，計算出各年度的綜合評價分數，據以建立地方財政收入風險綜合評價函數。其中，R代表地方財政收入風險綜合評價分數，Xij代表第i類風險因子第j個指標的風險映射分數值。與此同時，由于各風險預警指標借助0分、1分、2分、3分的指標分值表示其風險運行狀態，因此，地方財政收入風險最終加權得分仍可采用0分、1分、2分、3分反映其不同的風險區間。本文設定1．5分為輕警和中警之間的界限，兩兩分數之間的區間就是每一運行狀態的風險綜合評價分數區間。為了更直觀地反映地方財政收入的風險狀況，分別用不同的燈號表示不同的風險區間，如表4所示。

三、2006～2013年遼寧省地方財政收入風險的實證分析

在選取《遼寧省統計年鑒2013》及《2013年遼寧省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中預警指標數據的基礎上，將各預警指標值經過指數化處理后得到的風險分數值代入公式(1)中，運用地方財政收入風險預警系統對遼寧省2006～2013年地方財政收入風險進行分析，得出遼寧省地方財政收入風險的綜合評價結果，如表5所示。綜合評價結果顯示，遼寧省地方財政收入風險除個別年份外基本處于輕警區間且屬于輕警偏下的狀態，總體可控。從地方財政收入風險因子的角度分析，規模因子的風險值偏高，這主要基于兩點原因:一是財政收入增長率的變動較大，此與經濟形勢的變化密切相關;二是財政收入占GDP比重的變動較大，從2006年的8．79%上升到2013年的12．34%，且呈現逐漸上升趨勢。但就全國范圍而言，遼寧省財政收入占GDP比重還是處于偏低水平的。從地方財政收入風險預警指標的角度分析，不難發現有三個預警指標值的變化趨勢比較明顯(如圖2所示):一是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這一點前面已經提到。二是增值稅收入占財政收入的比重，從2006年的15．21%下降到2013年的6．85%，呈現逐漸下降趨勢。這主要源于我國增值稅轉型改革試點以及2009年轉型的正式實施引起增值稅收入的不斷減少，進而引發遼寧省地方財政收入風險的不斷增加。三是營業稅收入占財政收入的比重，從2006年的25．12%下降到2013年的19．63%。盡管遼寧省第三產業的增長速度較快，但由于產業結構的不合理，第三產業占GDP的比重總體仍呈現下降趨勢，這必然導致以此為稅源的營業稅收入的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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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非稅收入膨脹式增長,超越GDP和稅收增長速度,地方財政收入稅費結構變化明顯。長期以來,我國財政領域一個突出矛盾是,一方面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仍然偏低;另一方面一些規費等形式的預算外資金還在大量地收取,也就是說,政府不僅在收取以稅收為重要形式的規范性財政收入,而且預算外“收費”。

從另一角度看,近年來,在全國經濟增長放緩和房地產調控政策背景下,全國財政收入的增長速度明顯高于GDP的增長速度。究其根源,一個重要因素是地方財政非稅收入地位轉變,由原來的“拾遺補缺”轉變為“半壁江山”,真正成為名副其實的第二財政。近幾年,由于一些地方“土地財政”突飛猛進,這些地方政府財政中非稅收入占比已高達50-60%。

(二)非稅資金管理難度增大,財政監管職能被肢解,部分非稅收入游離于監管之外。非稅收入的執行主體是行政事業單位或者是相關的主管部門,由于票據使用缺乏統一標準,一些涉及非稅收入部門一直是使用上級主管部門的印制票據收取非稅收入,財政部門盡管在程序上進行了審核,但仍沒有能力對它的后續工作和使用情況實施監督;一些地區和部門由于尚未建立起有效的收入執行機制,無法做到令行禁止,導致一些亂收費、亂攤派、亂罰款現象時有發生;此外,非稅收入大部分款項即使被納入到預算管理的范疇內,對于非稅收入審核、使用和管理也僅僅只是走馬觀花,流于形式,致使財政部門缺乏有效的監督控制,最終導致對非稅收入的管理缺乏剛性的約束監督力。

(三)二次分配缺乏科學規范的統一標準,分配體制不合理將使政府財力資源的配置能力和效率降低,削弱了國家宏觀調控能力。

由于收費形成的經濟來源基本上歸地方政府、部門、和單位支配,缺乏統一規范的分配標準,導致二次分配的不合理。一些盲目投資,重復建設,鋪張浪費甚至社會腐敗現象滋長泛濫,社會資源不僅得不到有效控制和調整,造成地方資源的無序浪費,非稅資金長期游離于國庫之外,將嚴重削弱國家宏觀調控能力,與中央財政和稅制改革思路背道而馳,干擾了正常的經濟運行秩序,對政府實施宏觀經濟調控政策帶來了消極作用,直接影響我國財政收入的根基。

(四)政出多門,收費主體多元化,來源渠道復雜,執收環節多,收入來源不穩定。與國家稅收強制性、固定性和無償性等相比,非稅收入呈現于稅收收入的不同之處,首先非稅收入由于征收項目的選擇性,明顯具有零散性的特點;二是非稅收入由各職能部門分別征收,征收標準和征收環節各不相同,帶有明顯的行業性特點;三是征管方式存在不同的執行主體,其復雜性、多元性的特點較為突出;四是征收的方式渠道復雜,有主管部門(單位)代收自繳,有的是由銀行代收,還有由財政機關征收;五是來源渠道不穩定,具有不確定性。特別是某些臨時性和罰款項目, 突擊性和集中性特點明顯,導致這些非稅收入時高時低。

(五)法制不健全,監督缺乏約束力,未形成規范、完整和系統的法律法規。從法制化進程上看,非稅收入增長過快,管理艱難與執行混亂,一個深層次原因就是經濟轉型過程中法律、法規和改革制度沒有最終形成。非稅收入征管的一系列內容,包括立項、定標、征收、監管、票據管理和資金使用環節仍尋找不到能夠覆蓋全國范圍的統一、規范、系統和具可操作的法律法規,使非稅收入征管做到無章可循;同時,非稅收入征管和使用隨意性較大,缺乏健全的法制監督,使得非稅收入管理難以規范,對違規行為難以有效約束。

二、非稅收入現實問題對社會經濟的影響

全國財政收入結構比重中,稅收收入增幅回落,但是非稅收入占比增長,必然導致費大于稅的現象出現,稅收與非稅收收入此種此消彼長現象,極有可能導致企業負擔變相增加,影響結構性減稅政策總體效果;同時,非稅收入征繳具有不穩定和不確定性,持續在高位運行極有可能引發財政風險。

實踐證明,地方財政非稅收入諸多問題,勢必導致一系列消極因素,進而影響經濟和社會發展:(一)侵犯稅基。稅收與非稅收入比例失衡呆滯政府,特別是中央政府在收入分配體系中所占的地位下降。非稅收入大部分成為地方財政(或部門)的利益,必然會分散政府宏觀調控的能力。(二)降低了社會資源的配置效率,導致各種社會腐敗現象,增加了機構改革的難度。由于非稅收入基本上歸地方政府、部門和單位支配,不僅助長了重復投資、重復建設和盲目基建,而且權利過于集中,為腐敗現象提供了溫床,損壞了政府形象,敗壞了社會風氣。(三)制約了經濟主體的發展速度,加重了企業負擔,影響了正常的生產經濟秩序。稅費高低直接影響經濟增長速度,過多過濫的收費使企業不堪重負,加重了企業做大做強的成本。(四)削弱了納稅人的納稅意識。從廣義上講,稅與費都是政府通過行使行政強制權無償征收。收費的隨意性和廣泛性,破壞稅法的嚴肅性,降低了納稅人對稅法的遵從度。(五)大部分收入在支出上游離于財政監督,無疑是肢解了財政管理職能,造成新的社會分配不公。

三、加強地方財政非稅收入征管的對策選擇

改革非稅收入,應當從完善分稅制財政體制,深化非稅收入改革,規范非稅征管要素,推進征管體系建設,依托信息化手段支撐以及加快法制化管理進程等方向入手,遵循標本兼治的綜合對策。

(一)完善和推進徹底的分稅制財政體制,從理順分配關系入手,從源頭起正本清源,還原稅收和規費之本來面目;按照權利與義務相當的原則,確立財力與事權相匹配的中央和地方的稅收和非稅收入體系,賦予地方政府適當的稅政管理權,逐步建立和完善地方稅體系,消除地方財政過度依賴非稅收入理念;同時,改革和深化投融資體制,適度開放政府融資和舉債,推行資產證券化等,為政府培養后備財源支撐,阻斷政府利用新增收費項目籌資的思路。

(二)尋求非稅收入改革突破口,積極推動“費改稅”,這將涉及到部門、單位利益的重新調整。首先,對一些征繳相對穩定兼具稅收性質的政府性基金和收費項目,推進“費改稅”改革試點,包括試點開征“社會保障稅”、“燃油稅”、“資源稅”和“遺產稅”等新稅種,拓寬地方政府財源渠道;其次,對于那些“費改稅”條件不成熟的,允許繼續保留收費項目,但必須納入 預算資金統一管理。

(三)劃分經濟利益主體管理權限、明確收費范圍,理順分配渠道和分配關系。非稅收入實質仍然屬于財政性資金,非稅收入與稅收相比,有其自身特征,如征繳依據、服務范圍和對象,收入使用方向、形成過程、分配方式都與稅收有所不同等。因此,應當科學統一確定范圍,內容,標準、費率,尤其是要細化征收標準,減少彈性空間,公開征收信息,禁止擅自提高收取標準、任意擴大收取范圍,使征收各環節運行在陽光下,駛入規范化的公共財政運行軌道。

(四) 建立統一、規范和完善的非稅收入征收管理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