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域經濟合作論文匯總十篇
時間：2023-03-23 15:0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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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所謂自由貿易協定（FreeTradeAgrement:FTA）是指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國家（包括獨立關稅地區）根據WTO相關規則，為實現相互之間的貿易自由化所進行的地區性貿易安排。由自由貿易協定的締約方所形成的區域稱為自由貿易區。FTA的傳統含義是締約國之間相互取消貨物貿易關稅和非關稅貿易壁壘。但是最近幾年的FTA出現了新的變化，其內容不僅包括貨物貿易自由化，而且涉及服務貿易、投資、政府采購、知識產權保護、標準化等更多領域的相互承諾。這種廣義的FTA也被稱為“經濟合作協定（EconomicPartnershipAgreement:EPA）”(在GATT/WTO規則中，將FTA（締約國之間取消關稅和貿易數量限制）以及關稅同盟（FTA＋對非締約國實行統一關稅）稱為“地區貿易協定（RTA）”。本文中的FTA，除了有必要特別區別說明之處外，都包括關稅同盟和具有更廣泛內容的“經濟合作協定（EPA）”在內)。
FTA的法律依據主要是被納入WTO法律框架之內的GATT第24條和根據烏拉圭回合確定的GATS第5條。但是也有一些全部由發展中國家組成的FTA是依據GATT/WTO的“授權條款”建立的。根據WTO規則，FTA在并不提高對區域外的貿易障礙、區域內成員相互之間取消所有貿易障礙和全部談判10年內完成等三個條件下，可以作為最惠國待遇原則的例外成立，但是如果由于FTA的成立使針對區域外的貿易障礙有所提高，則視為違反WTO規則。根據“授權條款”建立的FTA則可以享受區別于一般FTA的更為寬松的特殊安排。
關于FTA與WTO所倡導的全球貿易自由化之間的關系，盡管存在一些不同看法，但多數人認為是一種互補、互動關系，不違背WTO規則的區域貿易安排有利于推動全球的貿易自由化。其中的原因：一是建立FTA可以為成員國實現貿易和投資自由化目標提供多種選擇的機會；二是可以彌補WTO多邊貿易體系的空白和缺陷，為推動全球貿易自由化積累經驗；三是有助于減少多邊貿易談判的層次、提高WTO機制的運作效率；四是對貿易伙伴的貿易保護主義可以形成牽制。
二、世界的FTA新潮流
按照WTO的統計，截止到2002年6月，向世界貿易組織正式提出申請的FTA已經達到了143個。WTO的144個成員中，絕大多數成員都至少參加了其中的一個或多個FTA，而沒有同任何國家（地區）締結FTA的WTO成員，2001年底時，包括中國、日本、韓國、中國香港、臺灣等少數幾個經濟體，但是到了2002年底時，這一數字又有所減少。目前世界上的眾多FTA中，經濟規模最大，區域內發達國家成員最多。在世界貿易中所占份額最高的是北美自由貿易區（NAFTA）和歐洲聯盟（EU）。不僅如此，一個在NAFTA基礎上擴展成為覆蓋整個美洲地區的自由貿易區計劃已經開始啟動，EU的東擴也在加緊進行。
東亞地區在建立FTA方面遠遠落后于世界其他地區。長期以來，不但日本、韓國和中國等主要經濟大國沒有同任何經濟體建立FTA，就連早在1992年就開始啟動的東盟自由貿易區（AFTA）也僅僅限于根據“授權條款”形成了一種并不徹底的自由貿易安排。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近年才有所改變。2002年1月，日本和新加坡簽署了“新時代經濟合作伙伴關系協定（JSEPA）”，成為日本的第一個FTA。韓國與智利之間在經過長達4年的談判之后，終于在2002年10月達成關于建立雙邊FTA關系的一致意見。中國與東盟之間也在2001年11月“10＋3”會議期間達成共識的基礎上，于2002年11月簽署了關于建立自由貿易區的一攬子框架協議，正式確定了10年內建立FTA的目標。新加坡等東南亞地區各國的行動也明顯加快。
在中日韓三國中，日本的FTA行動走在了其他國家的前邊。2000年前后，日本政府大幅度調整了對外經濟政策，完成了由單純重視WTO多邊合作向重視發展雙邊FTA關系的戰略轉變。主要目的在于順應世界潮流，通過對外經濟制度創新打破90年代以來的經濟低迷，促進國內產業結構調整，并在地區合作事務中發揮更多作用。在這種政策主導下，短短幾年時間，日本不但已經完成有史以來的第一個FTA（JSEPA），而且正在積極推進與東盟、墨西哥、智利、韓國等國家之間的FTA研究與磋商，甚至由民間機構出面啟動了與臺灣的雙邊FTA研究。由于農產品貿易等問題的影響，日本的FTA政策面臨著國內以農業部門為代表貿易保護主義勢力的強大壓力。為了避免激化國內矛盾，日本政府選擇了一些能夠回避敏感領域的對象，優先進行雙邊FTA談判。從日本目前的FTA戰略(參見“日本的FTA戰略”（日本外務省經濟局；日本外務省網頁：go.jp）來看，并未將建立日本與中國之間的雙邊FTA列入優先考慮范圍。
韓國實際上是東亞地區最早倡議加強區域內各國制度性合作，提出FTA戰略構想的國家之一，并在1998年與智利開始進行建立雙邊FTA的政府談判，但是從目前情況來看，韓國在建立FTA方面的實質進展已經落后于日本和中國，與智利的談判曾一度中斷，直到2002年10月才最終達成一致意見。許多人認為，主要原因在于韓國國內來自農業等產業部門的反對比較強烈，政府不得不對這些壓力有所顧慮。實際上對于韓國而言，在東亞范圍內建立FTA是一個兩難的選擇，一方面希望通過引導東亞地區制度性合作進程，提高自身國際影響和地位，另一方面又擔心處于中間發展水平的國內產業受到日本高技術產業和中國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夾擊”。因此，今后韓國的政策取向仍然是一個變數。但是迫于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形勢的強大壓力，為了維持自身的長遠利益，韓國政府采取更加積極和實際的FTA政策將是一個必然的選擇。
東南亞各國在建立FTA方面表現十分活躍。東盟一方面作為一個地區聯盟，與一些國家就建立FTA問題進行研究和磋商，另一方面其主要成員采取了更加靈活的政策，分別尋求與區域外其他國家建立雙邊FTA的機會。其中最具典型意義的就是東盟10國與日本于2002年簽署框架協議，決定就建立包括FTA在內的全面合作伙伴關系問題進行磋商；同時鼓勵東盟成員分別與日本就雙邊FTA進行研究。目前除新加坡與日本的FTA（JSEPA）已經正式生效之外，泰國、菲律賓等國與日本之間已經開始進行雙邊FTA的研究和磋商。在東盟國家中，新加坡采取了最為積極的FTA戰略，
已經先后與澳大利亞、新西蘭、日本、歐盟、美國(2003年5月6日，經過兩年的談判之后，美國和新加坡在華盛頓簽署了雙邊自由貿易協定。預計這一協定將在2004年1月正式生效)等簽署了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目前正在推進與加拿大、墨西哥、韓國之間的FTA談判。
三、我國的FTA實踐與國際經驗比較
我國自從在2000年的“10＋1”會議期間向東盟提出建立中國與東盟FTA的建議以來，在推進雙邊FTA關系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果，對促進東亞地區的制度性合作也產生了積極影響。2001年11月中國與東盟雙方就正式啟動FTA程序達成共識，決定在10年內建成自由貿易區。隨后經過多輪政府磋商，于2002年11月簽署了框架協議，就早期收獲項目和不同東盟成員的關稅減讓時間表達成一致。如果雙邊談判能夠如期完成，將以高達17億人口、2萬億美元GDP和1.3萬億美元貿易額的規模成為世界最大的由發展中國家組成的自由貿易區。目前中國內地與香港作為兩個關稅區之間的“更緊密經濟合作伙伴協定（CEP）”磋商也在進行之中。
啟動中國與東盟自由貿易區談判成為我國在FTA領域的一個新的實踐，也是“入世”之后在參與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開放型經濟方面的又一個重大舉措。加強與東盟的制度性合作既有利于我國的經濟發展和結構調整，也有利于周邊區域的繁榮與穩定，具有重要的長期性、綜合性和戰略性意義。但是我國的FTA嘗試還僅僅是開始，與其他地區和日本、東南亞的FTA戰略相比，仍然存在著一些差距和問題。首先，按照一般經驗，自由貿易區對區域內成員經濟增長的促進效果與其覆蓋范圍成正比，但是成員主體越多達成完全一致的難度同樣會明顯加大。相互之間在經濟、政治、文化、民族等許多問題上的差異都可能成為多邊談判的“瓶頸”。即使能夠按期完成談判程序，各方共享的自由化范圍只有可能成為各方承諾范圍的“公約數”，從而使FTA的本來意義大打折扣。因此，許多國家建立FTA一般都是按照“由易到難”的方式，首先從雙邊談判開始。我國與東盟整體的FTA談判，在缺乏實踐經驗和同時面對10個談判對象的條件下，如果要取得預期的成果，可能需要作出相當多的讓步。日本在與東盟建立FTA關系時采取了多邊與雙邊并進的策略。一方面通過多邊形成的一攬子框架協議，在建立全面制度性合作關系方面取得共識，將希望加強合作的領域全部囊括其中，為適度選擇合作內容、方式和時間表留下空間。另一方面，在多邊框架協議內事先寫入鼓勵雙邊合作的內容，為根據需要選擇合適的合作伙伴和優先順序，推進雙邊FTA磋商鋪平了道路。實際上日本與新加坡、泰國、菲律賓之間的雙邊進程已經明顯領先于多邊，最終日本的獲益將可能是各個雙邊FTA獲益的“疊加（并集）”，而不是“公約數（交集）”效果。
其次，按照自由貿易區相關理論，由于貿易轉移效應的作用，如果與經濟效率高的成員建立FTA，則通過區域內貿易投資活動的擴大，有利于整體效率的提高；但如果與效率比較低的國家建立FTA，反而存在低效率商品或投資替代區域外高效率商品或投資的可能性。因此，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建立FTA，雖然有可能使發達國家的工業制成品更容易進入發展中國家市場，但是由于比較優勢的作用，發展中成員具有較強競爭力的產品能夠得到更大市場空間，并且有利于吸收發達國家的產業轉移和投資，有助于區域整體的資源優化配置和結構升級。墨西哥在加入北美自由貿易區并與歐盟簽署FTA協定以來在貿易、投資和經濟發展中的諸多良好表現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韓國、新加坡和東南亞主要國家急于同日本、美國、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等發達國家建立FTA的原因也同樣在于這一點。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水平仍然十分落后，但是在勞動密集型產品領域具有較強的競爭力。與發達國家之間的自由貿易關系有利于發揮自身的比較優勢，吸收合作伙伴的資本和技術要素，達到優勢互補和雙方要素生產效率提升的效果。
再次，選擇FTA對象和確定不同組合的優先順序是一個國家制定對外經濟合作戰略的基礎性工作。各國基本上是按照“由易到難”的原則，從緩解國內壓力、發揮互補性和追求經濟利益等角度出發來選擇談判對象的。日本選擇新加坡作為第一個談判對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可以回避對方農產品可能對本國農業帶來的壓力，在東南亞地區發揮更大影響；選擇墨西哥的目的是為了避免日本企業產品進入墨西哥市場時與歐美企業相比的不利條件，并利用墨西哥作為NAFTA成員同時又與EU簽署了FTA協定的有利條件，為日本在墨西哥投資企業產品無障礙進入歐美市場創造條件；選擇韓國作為下一個伙伴則主要為了發揮貿易和技術優勢獲取經濟利益的同時，遏制中國的影響，在地區事務中掌握主導權。韓國選擇智利作為第一個談判對象，一是由于有意選擇一個較小經濟體進行FTA方面的嘗試；二是韓國與智利季節相反，智利農產品不會對韓國同類產品構成直接威脅；三是由于智利作為南方共同市場成員，同時又與EU簽署自由貿易協定，這使得韓國有必要采取措施避免韓國企業在智利市場與歐美企業競爭時蒙受損失；四是為了發揮自身汽車等工業制成品的優勢，開拓新的市場。東盟與中、日、韓以及美國等分別建立FTA，除了有利于東盟產品進入這些世界主要市場以擴大對外貿易之外，更重要的目的是作為零關稅連接各主要市場的生產基地，有利于吸收各國直接投資、獲取更多資本要素。我國目前除了正在積極推進與東盟、香港地區之間的FTA之外，尚未形成一整套清晰、立足于長遠發展需要的區域多邊和雙邊制度性合作戰略與優先安排順序。其主要原因在于缺乏對于未來區域經濟一體化趨勢和作用的足夠認識，沒有建立適應形勢發展需要的國家戰略應對體制。
四、FTA對中國經濟的影響
FTA對區域內經濟的影響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指由于區域內成員相互之間取消關稅和貿易數量限制措施之后直接對各成員貿易發展所產生的影響；第二類是指締結FTA之后，由于區域內生產效率提高和資本積累增加，導致各成員經濟增長加快的間接效果。二者也分別被稱為靜態效果和動態效果。
靜態效果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影響是所謂“貿易創造效應”和“貿易轉移效應”(最早提出這些觀點的是美國經濟學家Viner，他在1950年曾經就關稅同盟對貿易的影響進行過研究)。貿易創造效應主要指區域內成員相互之間由于交易成本下降和貿易限制取消，導致本國內高成本產品被區域內其他成員低成本商品所替代以及過去受到對方數量和高關稅限制的本國低成本商品出口擴大，從而給區域內進出口雙方帶來更多貿易機會和經濟利益。長期以來，我國與周邊國家的貿易關系得到了很大發展，但是其中一些經濟體仍然保持了較高關稅水平，許多產品的貿易數量限制仍然存在，反傾銷等形式的貿易糾紛也時有發生。這些因素對相互貿易增長產生了很大制約，并且無益于提高區域內資源配置效率和結構升級。通過FTA，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降低相互之間的交易成本，刺激貿易需求增長，使各國之間的產業分工進一步趨于合理。在這種背景下，一方面，我國的許多比較優勢產品將面臨更加廣闊的市場空間，從而帶動相關產業的較快發展；另一方面國內市場急需、而且在充分競爭條件下無法替代生產產品的
進口成本也會明顯降低，從而滿足國內消費和擴大再生產的需要。正如我國改革開放20年來的經驗所表明的那樣，貿易機會的增加和貿易規模的擴大會成為推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
“貿易轉移效應”是指由于區域內交易成本的降低原有與區域外國家之間的貿易往來，可能被區域內成員之間的貿易所取代。目前東亞區域內貿易的比重只有30％左右，遠遠低于EU和NAFTA等主要FTA高達50～60％的水平。這也是各國對區域外經濟依賴程度長期居高不下，容易受到外部經濟波動影響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我國與FTA伙伴之間的貿易關系的增長有利于提高對外貿易的穩定性和增長潛力。
動態效果主要包括“市場擴張效應”和“促進競爭效應”。前者是指隨著貿易規模的擴大，將產生生產和流通的規模效益，并帶來產業集聚效果。后者是指隨著區域統一市場的形成，將促進區域內壟斷行業的競爭，提高生產效率。我國建立FTA可以在WTO基礎上進一步結合比較優勢和自然稟賦條件，根據自身經濟發展的需要有針對性地選擇合作伙伴，加大相互開放的程度，并通過區域市場的統一促進國內競爭。這一點對于我國經濟的可持續增長尤其重要。
對于FTA成員國而言，貿易創造效應、市場擴張效應和促進競爭效應會帶來許多正面影響，但是貿易轉移效應也有可能帶來負面影響，原因在于區域內的低效率產品可能會取代非成員的高效率產品。一般來說需要通過吸收高效率成員和擴大區域覆蓋范圍才有可能防止這一負面影響。
FTA對吸收直接投資也會產生積極作用。一是因為多數情況下FTA協定本身包括了促進相互投資的內容，有利于區域內的資本要素流動。二是從貿易與投資的關系來看，隨著貿易擴大效應的顯現，跨境投資活動也會增加；三是由于區域內商品跨境流通成本降低，區域外企業在區域內投資生產的產品有利于進入整個區域市場。墨西哥在這一方面已經取得了許多成功經驗。長期以來，周邊地區成為我國吸收FDI的重要來源之一，由于資源稟賦、要素條件的不同，我國與這些國家和地區的經濟互補性將長期存在，尤其是我國的勞動力資源優勢將為其他國家的資本和技術提供轉化為競爭力和現實利益的大量機會。因此，隨著FTA的形成，相互之間的投資增長將具有更大的發展空間和潛力。
FTA對經濟增長率的拉動效果是其經濟影響的綜合反映。常用方法是通過CGE經濟模型進行模擬的基礎上評估和比較FTA的經濟效果。我國目前尚未形成對各種不同組合FTA效果進行模擬和比較的權威研究成果。本文將根據日本經濟研究中心的模擬結果(參見（日本）日本經濟研究中心《日益增加的自由貿易協定與日本的選擇》2002年)分析FTA對我國經濟增長的綜合影響。
在該項研究中，假定存在6種組合的FTA，分別是①日本＋新加坡、②日本＋新加坡＋韓國、③日本＋新加坡＋墨西哥、④日本＋新加坡＋墨西哥＋韓國、⑤日本＋新加坡＋韓國＋東盟＋中國、⑥中國＋新加坡＋東盟。根據模擬結果，在不包括中國的①～④等4種組合中，僅有①組合下中國的經濟增長率會出現0.01個百分點的上升，而在其他三種組合下中國的GDP增長率會下降或不變。其中④組合下日本的GDP拉動影響可能達到0.18個百分點，是四種情形中最高的；而中國的GDP會下降0.03個百分點，是四種組合中下降幅度最大的。在同時包括日本和中國的⑤組合下，中國和日本的GDP上升幅度都高于其他組合；而在不包括日本的組合⑥中，中國的GDP上升幅度為9.17個百分點，而日本GDP增長率反而可能出現0.05個百分點的下降。
根據上述模擬結果可以得到以下結論：一是如果中國不加入任何一個FTA，則多數情況下，中國的GDP增長率將會出現下降；二是中國加入任何一個FTA都會帶來本國GDP增長率的上升；三是包括中國在內的FTA區域覆蓋范圍越大，對中國GDP增長的拉動效果越明顯。其他國家同樣符合這些規律。需要指出的是，這些估計僅僅是靜態分析的結果，并未把投資增長的動態影響效果包括在內。一個可以預見的結果是建立FTA明顯有利于我國吸收跨境直接投資的進一步增長，由此產生的投資需求增長、技術溢出和結構升級效應也將對我國的經濟增長做出貢獻(參見趙晉平編著《利用外資與中國經濟增長》，人民出版社，2001年6月)。
從現實的選擇來看，由于FTA談判的復雜性和模型分析本身的局限性，模擬效果并不是判斷FTA可行性和經濟效果的唯一依據。但至少可以為我們認識與比較不同組合FTA對我國經濟影響的方向、確定我國FTA戰略的優先順序和階段性目標提供參考。五、我國的FTA戰略與階段性目標
根據以上分析，在今后20年中為了實現我國經濟持續增長的長期性目標，除了積極參與WTO主導下的經濟全球化，從多邊貿易自由化中獲益之外，還應當適應世界經濟格局的新變化，通過與周邊國家建立FTA的方式加強區域經濟合作。這樣才能回避被日益增加的FTA所“邊緣化”的風險，在地區多邊和雙邊貿易投資自由化過程中發揮積極作用并從中獲益。因此，實施國家FTA戰略首先是我國經濟長期發展的必然要求。
從FTA戰略與改革的關系來看。“建立更具活力、更加開放的經濟體系”是“十六大”提出的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總體思路之一。根據這一觀點，我國應當將逐步建立商品與要素自由流動、內外經濟相互融合的開放型市場體系作為對外經濟體制改革的一個基本目標。從推動與周邊國家的制度性合作（FTA）起步，首先實現區域范圍內的經濟融合和要素跨境自由流動，就完全有可能為達到開放型經濟體制改革目標積累經驗和創造條件。
在本世紀初的前20年中，適應我國開放型經濟發展與改革需要的FTA戰略應當具有以下幾個階段性目標：首先是努力促使“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協定（CAFTA）”和“中國內地——香港更緊密經濟關系協定〔CEP〕”早日生效，以鞏固我國在發展FTA實踐中的最初成果；二是為了對中國＋東盟之間的多邊協定形成牽制和互動效果，可同時推進與新加坡、泰國等東盟主要成員的雙邊FTA磋商；三是積極促成中日韓三國FTA或中日、中韓雙邊FTA的正式磋商，以避免日韓先行建立FTA，使我國在東亞地區合作中陷于被動；四是適時啟動我國與其他地區主要伙伴國的雙邊FTA和東亞自由貿易區（東盟＋中日韓）的談判程序；五是對未來更大范圍的FTA進行國際合作研究和多邊磋商。
為了實現上述目標，現階段需要做好以下幾個方面的工作。
（一）建立國家FTA戰略實施指導和協調體系
目前我國缺少FTA總體戰略思路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尚未形成統籌組織與協調參與區域經濟一體化行動的有效機制。從一些國家的經驗來看，簽署FTA協定，不僅需要統籌考慮國際關系、外交政策、貿易投資制度等許多體制與政策層面的問題，而且需要系統了解選擇不同合作伙伴及其合作方式對國內國際經濟、政治和地區安全帶來的可能影響。為此，外交部門、對外經濟關系事務部門和國內產業政策部門之間的共同參與和統一協調十分重要。
（二）加強
對FTA戰略的系統研究
為了制定符合我國國情和形勢發展需要的FTA戰略，應組成由政府官員、學者和企業代表共同參與的研究隊伍，對經濟全球化與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發展趨勢與特點、我國對外經濟關系的問題與前景、各種可供選擇的FTA方案可能對我國和地區經濟產生的影響進行系統分析的基礎上，提出我國參與WTO主導下的經濟貿易自由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的總體戰略構想和步驟。在啟動各種多邊和雙邊FTA磋商程序之前，也應由專家進行可行性研究，為政府談判提供參考。
（三）充分發揮民間機構在多邊與雙邊合作可行性研究中的作用
篇（2）
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作為區域合作的具體行動，目標是一致的，都建立在平等、互信、互利的基礎上，旨在通過加強各成員國間的經濟聯系，促進次區域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廣西要進一步建立廣西參與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的機構機制，整合次區域合作的多重機制，明確工作任務，拓寬合作領域，在經濟商貿合作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一、大湄公河次區域與廣西商貿合作
(一)商貿合作的現狀與內容
湄公河發源于青藏高原，長4880公里，為世界第六大河，是亞洲一條重要的跨國河流，流域面積81萬平方公里。國際上稱此經中國(云南省)、緬甸、老撾、泰國、柬埔寨和越南入海的湄公河區域為湄公河次區域。它主要在中南半島，位于中國與東南亞、南亞三大區域的結合處，是前者與后者大陸路橋。資源豐富，地理位置顯要。中南半島有“黃金半島”之稱。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簡稱為GMS。大湄公河次區域(不含中國)總面積233萬平方公里，人口2.46億人，廣西面積23.67萬平方公里，人口4899萬人，分別約為前者的10%和20%。大湄公河次區域與廣西合作的歷史1992年由亞洲開發銀行根據該行成立的宗旨，與大湄公河沿岸各方磋商，旨在促進該流域各國之間經濟發展，而建立大湄公河次區域合作。它建立在平等、互信、互利、互贏的基礎之上，是發展中國家互利、聯合、自強的合作，合作形式以項目為主導，亞行視各成員實行需要而提供資金支持。廣西在2005年7月的大湄公河次區域合作第二次領導會議上作為中國參加合作前沿確定加入，從此融入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之中。
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的內容，主要在交通、能源、電信、人力資源、貿易、投資、旅游、農業、環保、災害監測和禁毒等方面，特別是商貿經濟合作最為需要，最為迫切。大湄公河次區域合作開發發展，成為我國與該次區域國家合作的熱點。在商貿方面合作，主要有：參與次區域國家商貿合作和多邊合作；推動商貿便利化和信息化進程；推動技術貿易合作；促進企業界參與次區域商貿經濟合作；促進政府間協商合作，以加快商貿發展等等。而在參與合作各方的特點上，除廣西之外，均處在湄公河流域，而合作已有14年，廣西參與才1年。其中，除泰國2001年人均國民生產總值1825美元，經濟狀況較好外，其他國家和地區均處在較低水平，需要加強合作加快發展。
(二)廣西在大湄公河次區域商貿合作的機遇與優勢
大湄公河次區域合作宗旨和目標是：建立一個一體化的、繁榮進步和公正自由的經濟區域。這給廣西帶來良好的發展機遇，促進廣西在參與合作中經濟更加開放、更多開發和更大發展。參與合作可以提升廣西在中國—東盟自貿區的地位，突出廣西在中國與東南亞、南亞合作的前沿作用，特別是商流先鋒和物流中心的作用。廣西作為西南大通道的作用將更加突顯，不僅通中南半島、東南亞，而且通南亞、西亞。這必將大大促進廣西與東盟各國商貿經濟關系的發展。參與合作中構建與大湄公河次區域國家民間文化交流平臺，從而以文化搭臺，商貿唱戲，發展商貿經濟。廣西與東南亞、南亞人文關系密切，與其多個民族有親緣關系，生活文化習俗相同或相近，隨著合作的深化，民族群體和文化交往必將增加。反過來，又必將促進貿易經濟之間關系的密切、發展和增強。
與此同時，廣西在大湄公河次區域具有很強的優勢。參與大湄公河次區域合作，可以更有利地與其東部，與越南合作，從湄公河出海港口溯河而上到沿河流域。從而便利地進入該區域腹地，發展商貿合作。參與大湄公河次區域合作，可以更好地溝通該區域與我國西南、珠三角、長三角合作。使之更有力地發揮廣西區位優勢，促進彼此之間商貿合作發展。參與大湄公河次區域合作，可以發揮利用每年在廣西南寧舉辦的中國—東盟博覽會平臺的優勢，推動大湄公河次區域與廣西商貿經濟的發展，或通過廣西加強與全國商貿經濟的合作。
二、廣西參與次區域商貿合作的必要性與可能性分析
廣西與大湄公河次區域合作，最突出和重要的合作是商貿合作，這也是參與的必要前提。這是因為商貿合作是最簡單的，也是最基礎性的合作，是最原始的，也是最現代化的合作，其形式是互相交換勞動產品。在社會分工的條件下，交換表現為勞動產品產換，包括有形的產品交換和無形的產品(服務)交換。廣西除與之交換工業品、生產要素之外，也交換農產品、生活資料和服務。通過商貿交換，以滿足各國人民生產和生活需要。這是彼此需要的、必要的。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廣西與大湄公河次區域商貿合作，是以國際貨幣為媒介而進行的。通過商貿，例如，緬甸豐富的石油和天然氣，可與廣西的機電產品交換，以支持相互商貿發展，促進各國人民走向繁榮富裕。廣西與大湄公河次區域國家都處在發展之中，都需要開展商貿，發展經濟，走共同振興之路。馬克思指出：“在商品生產中，流通和生產一樣重要。”這就是說相互開展商業貿易流通，很是必要、很是重要。通過相互開展商貿，可以推動各國經濟加快發展，共同振興。
此外，廣西與大湄公河次區域商貿合作具有很大的可能性。首先，地域相鄰相接，生產發展基礎相似相近，生活習俗相近相同，有著發展商貿合作的可能性廣西與大湄公河次區域的國家山水相連，與越南有1020公里邊界，可以方便開展商貿或轉口貿易。大湄公河次區域人口為廣西人口的5倍，國土面積為廣西的10倍，資源豐富，市場十分廣闊，前景看好，有著發展商貿合作的可能性。其次，經濟互補互動，有著發展商貿的可能性。廣西與緬、老、泰、柬、越五國在經濟上有很強互補性，特別是在資源、產品上，因此有發展商貿合作的可能性。印度支那恢復和平前后，主要由港澳商人開展商貿。中越關系正常化前也通過香港進行商貿。隨著中國—東盟自貿區的建立和廣西融入大湄公河次區域合作，廣西與它們的直接商貿將會有更多更大更好更快的發展。第三，交通和信息交流有一定基礎條件。廣西與大湄公河次區域諸國，除與越南可以陸水路相通以外，可通過越南—云南鐵路、公路，或通過湄公河與之相通。廣西公路到越南河內、老撾萬象、泰國廊開也只需要幾小時或一天的時間，到湄公河諸國自由通行。飛機到各國也方便。交通條件可以便利發展商貿。
三、廣西與大湄公河次區域發展商貿合作的對策
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涉及到交通、能源、電信、農業、環保、貿易、投資、人力資源和旅游等9大重點領域。根據廣西的自然條件、地理環境和經濟社會發展狀況，應重點在交通、農業、人力資源和旅游等領域開展合作。廣西在主動參與大湄公河次區域發展商貿合作時要明確重點領域。
(一)商貿方面
除了供應大湄公河次區域各國需要的各種工農業生產資料外，當前要著重發展勞動密集型傳統生活資料初級產品，以適應各國市場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需要，可以較好地取得比較效益，對各方都有利。可建立大湄公河各國需要的亞熱帶農產品、加工品和互補性農產品基地，利用自然資源優勢發展種植業、養殖業、海產業和生態農業，建立農產品加工區。圍繞市場需要，開展科技攻關，促進科教和商貿結合，增加科技含量高、效益比較好和數量比較足的適銷貨源，以源源不斷供應。建立大湄公河次區域國民需要的工業品貨源基地。在高新技術園區、工業區和投資區劃出適合湄公河國家需要的工業品貨源生產基地，以生產適銷對路的工業品供應其需要。建立廣西與大湄公河次區域國家招商交易市場。除利用每年在南寧舉辦的中國—東盟博覽會與大湄公河次區域廠商簽訂現貨、期貨供應合同，以及到各國做生意以外，要建立“廣西與大湄公河次區域合作招商市場”，常年或不定期開展商品商貿。
(二)物流方面
以港口和城市為基地，發展港口和物流經濟。特別是要統一規劃，分工合作，在北海、欽州、防城港、南寧市分別發展現代物流中心，開展物流服務。建立跨國物流企業(集團)。在物流中心(基地)建立專業跨國物流企業，以發展成為以物流為主的多元化經營的現代企業。或與東盟(含大湄公河次區域)國家合資辦好跨國物流公司，為大湄公河次區域國家企業提供良好的物流服務。搞好公路、鐵路與港口升級建設，以增強和加快通過能力和服務能力，改善經營管理，使之迅速周轉，實現貨暢其流，降低成本，提高盈利水平。發展“會”、“節”經濟，以“會”、“節”促商流和物流，使商流物流加快發展。“會”和“節”對參展商、供應商、組織商、經銷商、批發商、采購商、物流商和廣告商等開展業務活動，搞活商貿交易，都有好處。通過節會形式進行會展，通過各種經濟文化民俗節會進行商貿交易，可以搜集許多競爭者和消費者信息。定期不定期舉辦商品交易會、特色展銷會、博覽會、文化節等會節，塑造具有特色的會節，可以有效地招徠各界人士，帶動商流、物流、信息流、人才流和資金流的發展，促進廣西與大湄公河次區域商貿的發展。
(三)商貿服務方面
在大湄公河次區域各國因地因時制宜地開展餐飲、住宿、美容、攝影、化妝、健康、修理等生活和生產服務貿易，滿足各國人民生活、生產的需要。在與大湄公河次區域商貿合作中，開展信息咨詢服務既是一項重要業務，又是推動商貿發展一種重要手段。廣西的服務集團或企業應當適當開展這方面的業務。這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是發展商貿合作的一個重要方面，無論是商貿企業或者是政府部門都應重視抓好，使之有一個較快的發展。由于大湄公河次區域各國交通、水電、電信和城鄉建筑等基礎設施建設要加快開展，而人力、技術、設備缺乏。廣西在這方面已具有一定條件，可以開展勞務貿易服務。例如，中國昆明至泰國曼谷的曼昆公路長1188公里，是亞洲公路網重要公路，南寧至曼谷的南曼高速公路等工程，廣西都可以爭取中標而開展工程設施服務貿易。作為一種服務，金融服務可以在合作中強化。廣西金融機構——商業銀行可以依托資金、信息、網絡、技術和人才方面的優勢，利用境內外兩個市場、兩種資源，拓寬融資渠道，為國際融資、各類型企業金融往來和經營提供服務。此外，注重文化藝術服務貿易。廣西的文化產業已有一定發展，原有深厚底蘊，在與大湄公河次區域國家合作中，應注重發展文化娛樂與教育培訓等服務貿易。要打破“文化產品”市場弱者地位，增加文化產業服務貿易，提高其比重，從而增加貿易額、貿易總量。
參考文獻：
[1]郭曉合等.中國一東盟雙邊賈易、次區城經濟合作問題研究.中國時代經濟出版社，2002.
[2]陳澤民.區域合作通論—理論•戰略•行動.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
篇（3）
由于東北區域在歷史上曾為全國奠定工業基礎，支付國家改革開放成本和保障國家糧食安全做出過透支性貢獻，基于東北區域在東北亞區域經濟合作中的戰略地位，應當致力于把東北打造成國家重量級的新型戰略區域。為達到這一目的，必須把發展民營經濟作為東北老工業基地全面振興的重中之重，以利于發揮民營經濟在活躍市場、創造財富、增進就業等方面的獨特作用。這不僅是面向21世紀中期促進國內區域經濟全面協調發展的現實需要，也是實現東北亞區域經濟合作戰略升級目標的題中應有之義。由此可見，民營經濟發展對東北區域開發意義重大，必須全面落實國家扶持民營經濟發展的各項政策，特別是要注重利用好國家正在著手制定新非公36條實施細則的有利時機，促進民營經濟實現跨越式發展。應當看到，東北區域由于國有經濟比重過大，民營經濟發展至今相對滯后，而今隨著經濟全球化競爭加劇，金融危機后遺癥顯現，致使民營經濟發展面臨更大考驗。在這種形勢下，東北作為國家重量級戰略區域，必須從戰略高度審視民營經濟發展問題畢業論文提綱，本文對此從學與術、理論與實際的結合上加以探討。
一 東北區域民營經濟發展的時代背景透視
在國家“十二五”開局之際，東北區域要審時度勢，由民營經濟與國有經濟共同擔當起振興東北的歷史重任，以利于適應東北亞區域合作戰略升級、促進全國區域經濟協調均衡發展和東北老工業基地全面振興進程。
1.構建東北亞區域合作引擎的戰略需要
2011年9月6日，第七屆中國吉林·東北亞投資貿易博覽會在長春舉行，會議圍繞東北亞區域能源資源合作、大圖們江區域投資發展、東北老工業基地振興與東北亞經濟合作等議題展開了熱議，可謂盛況空前。首屆東北亞博覽會于2005年舉辦，在隨后的歷屆展會規模越來越大，輻射面也越來越廣，東北亞各國的經貿合作聯系越來越密切（表一）。本屆博覽會成果豐碩，共吸引來自104個國家的客商5萬多人，引進外資18.8億美元（表二）。其中，新能源開發合作對接會成功簽約20個項目，總金額達197億元。加之日前俄羅斯聯邦總理普京來華訪問所取得的諸多成果，預示著中俄經貿戰略合作即將為東北亞經濟發展掀開新的宏偉篇章。目前，我國能源對外依存度已經超過美國，必須引起高度重視。中俄兩國地理上相鄰，管道運輸方便，能夠實現深度與廣度合作，對于雙方能源安全都大有裨益。與此同時，俄羅斯東進戰略難免與美國的“重回亞洲”戰略發生碰撞，而美、日等國又希冀于深化合作遏制我國崛起，可見中俄兩國全面強化戰略協作伙伴關系尤為必要。
而從區域經濟協調發展來說，中國務實地參與東北亞區域經濟合作，也是推動東北地區成為東北亞區域合作引擎的戰略要求。《中國東北地區同俄羅斯遠東及東西伯利亞地區合作規劃綱要》的簽署與實施，體現了中俄兩國共同的國際戰略眼光，能夠拉動東北亞各國在綏芬河綜合保稅區、長吉圖開發開放中獲得無限商機：黑龍江省綏芬河綜合保稅區作為我國目前開放層次最高、政策最優惠、功能最齊全的海關特殊監管區域，目前已成為東北亞新的投資熱土，既能夠打通中、俄、日、韓之間的陸海聯運大通道，也有利于東北亞各國在技術、人才、資源等領域的投資合作；國務院2009年11月對《中國圖們江區域合作開發規劃綱要——以長吉圖為開發開放先導區》的批復和推進，標志著圖們江區域開發已經上升到國家層面。長吉圖地區作為我國面向東北亞的重要門戶，預計到2020年對外開放水平能夠實現重大突破，將成為我國東北區域經濟發展的重要增長極。國家發改委公布《2010年振興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工作進展情況和2011年工作要點》，進一步明確了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的45項具體工作，標志著東北區域開放已經進入了“深耕細作”階段。目前，東北民營經濟正在積極參與到東北亞區域合作之中，其勢頭應當得到各個層面的大力支撐。毫無疑問畢業論文提綱，民營經濟全方位參與國內外競爭與合作，對于推動東北區域成為東北亞經濟合作引擎具有重要戰略意義。
表一 2005~2011年歷屆東北亞投資貿易博覽會規模對比
第一屆
(2005年)
第二屆
(2006年)
第三屆
(2007年)
第四屆
(2008年)
第五屆
(2009年)
第六屆
(2010年)
第七屆
(2011年)
參展參會客商人數(萬人)
3
4
5
5
5
5
5
世界500強企業（家）
53
71
81
62
80
110
101
對外貿易成交額（億美元）
2.92
3.84
4.1
4.75
5.2
5.85
6.65
簽訂投資項目數量（項）
163
256
169
171
252
267
305
投資合同金額（億元）
367.9
600.9
719
1060
篇（4）
一、政府壁壘相關概述
(一)地方政府運用行政政策和規劃時所造成的障礙
1.制定不合理的優惠政策。在我國資本總量供給不變且有限的情況下,各地方政府通過博弈之后,為了吸引到更多的資金流入本轄區,一般會選擇對整體經濟最不利的結果,也就是采取不合作的惡性競爭措施,給予進入本地的企業低于市場成本的資源,造成了國家資源的浪費。資源浪費的結果,并沒有換來企業發展最佳配置,而是阻礙了經濟的發展。
2.采取戶籍優惠政策,醫療保障制度以及教育制度等歧視性待遇。由于以上不對等制度的存在,人口的流動性就被限定了,從一個行政區進入另一個行政區,后顧之憂就得不到解決,人才的跨區域流動就很難實現。較少的人口流動,很難為經濟的持續發展注入新的活力,這同樣是一個不容忽視的障礙。
3.采取對本地區產業有利的經濟政策。本地區的企業獲得更大的稅收減免,減輕及免除更多的收費,從而降低本地企業的成本,使得本地產品具有較高的競爭力。為了進一步提高本地企業的競爭力,當地政府可能會提供低于貸款利息的貸款以及其他優惠措施,降低企業成本。有些地方政府甚至限定外地產品的流入,設置行政壁壘,根本不給于其他外地企業進入本地的機會。即使產品可以流入,在經歷了跨區域運輸之后,高昂的路費也會增加成本,限制外地產品的競爭。
4.限制生產要素流出本行政區域。對于自然資源,地政府一般會限制本地自然資源的流出,而購買其他地區的自然資源。于此同時,限制勞動力的流動。為了增加本轄區的經濟優勢,地方政府一般限制高科技產業的外流。
(二)各地方政府制定地方性法規與規章時形成的壁壘
地方政府不僅有制定政策的行政權力,而且憲法中規定了地方政府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規與規章。由于是地方性法規與規章,地方政府一般會考慮到本地區的經濟利益,而規定上面政策中采取的措施,從而將之規定為法規規章,形成正式性的政府障礙,在此不再多說。而且法規規章具有滯后性,曾經有利于促進經濟合作的規定,可能在經濟逐漸發展的過程中,而成為經濟發展的障礙。
二、政府壁壘形成的原因
行政分權結果,造成地方政府在更多的領域內擁有更大的主動權,間接促進形成地方市場。在計劃經濟體制下,中央高度集權,統一管理全國范圍內的資源安排,各個地方政府只是中央地方政府政令的執行者,只要能夠圓滿完成上級任務即可,無法體現各地方政府積極競爭的情況。而中央政府分權后,相應地財政權與稅收權由地方與中央共同行使,而地方政府同時取得了相應的融資權利以及企業管理權,就有機會取得地方財政收入盈余。然而事物都有雙面性,原本為了激勵地方政府經濟發展的策略,由于地方政府追求最大的經濟利益,則出現了阻礙經濟發展的現象。有些地方政府為了利益,往往放棄規模經濟和產品更新換代,采取低效的地方保護,阻礙了區域經濟的形成。
1.我國的政績考核制度間接地造成地方政府的短期行為。在我國當前官員考核制度中,地方經濟快速發展成為考核官員的主要指標之一。考核地方官員,主要看當地GDP增長速度,以致地方官員將GDP指標作為任期的主要目標,形成了注重發展GDP而忽視經濟效益的情況。有些地方政府,為取得較快的經濟發展,鼓勵高稅收及高盈利的產業進駐該地區,從而引起各產業重復建設,忽略了與其他地方政府之間的合作。
2.地方政府大而全的職能,出現了與民爭利的情況。地方政府本是市場經濟裁判者和調控者,而在我國現有體制下,國有企業大量存在,地方政府又成為了市場經濟的參與者,在這種情況下,市場分割也就慢慢形成了。
3.地方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也是地方政府壁壘形成的原因之一。由于各地區不同的資源稟賦、地理位置、歷史文化、交通條件、基礎設施等客觀因素,各地區經濟發展并不均衡。因此,也就形成了各具優勢的不同產業,而由于相同行業在不同區域的重復建設,在地區經濟競爭中,各地方政府為避免本地企業在競爭中處于劣勢地位,往往采取“利己”的措施,使發達地區與落后地區不能形成優勢互補和產業梯度的轉移,不但阻礙區域間的經濟合作,而且加劇了區域間的經濟發展不平衡的情況。
4.在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遺留的一些產業分配問題,由于先前的布局,難免會出現重新整合的阻力。于此同時為了獲得一方百姓“父母官”的美譽,地方政府官員則可能束縛產業升級與轉移,而只是的保持現有利益。 三、突破地方政府壁壘,促進區域間經濟合作
1.改革政治體制,轉變政府職能。創立正確的政績考核體系,避免各地政府之間的利益沖突。首先,在中央改革集權化政權的過程中,難免出現不適的情況,部分部門給予的權利過大,而有的則要求過于嚴格,現在普遍存在的現象是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的約束力越來越弱,所以有必要形成較嚴格的約束機制,以便地方政府在競爭的同時,也可以更好的合作。其次,政府職能需要從積極的市場參與者轉換到裁判者與調控者的角色,不僅不參與市場行為中,而且盡量能不調控的就有市場機制來約束,只有涉及到公共利益的時候,才可以謹慎的調控約束。再者,在有限的自然資源約束下,快速經濟發展作為政府官員最重要的考核指標,難免會引起惡性競爭,這時,需要將更多的指標納入到與經濟發展同等重要的地位,比如,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產業的更新換代等等。更合理的考核指標,就更有利于減輕當地阻礙。
2.建立統一的市場經濟競爭體制,繼續深化我國國有企業改革,實現政企分開,實現企業的自由競爭,形成規模經濟和各地區競爭優勢。第一,區域內各地方政府應實行統一的市場經濟原則,比如,非歧視原則、市場準入原則、公平競爭原則。逐步取消妨礙區域經濟合作的制度與政策規定,以及妨礙商品、要素自由流動的壁壘。第二,政府部門既是行政行為的實施者,有事市場競爭的參加者,擁有強制手段的政府為了取得更多利益,必然會約束其他主體地競爭。因此,要不斷放寬對市場主體參與者的約束,逐漸改革國有企業制度,政企分開,使市場主體在平等的氛圍中更加活躍的競爭。在企業主體都可以按照市場規律來進行生產與轉移的情況下,規模經濟也就會慢慢的形成。
3.完善相關法制,將政府行為納入到法律規定之中,利用制定法律時的預見性,將部分阻礙經濟發展的行為規定為法律禁止的行為,在一方做出該行為后,需要按照法律承擔有關責任。為了促進法律更好的實施,則需要加強執法隊伍的建設,提高執法人員的素質,嚴格依法行使,則可以很好的鉗制政府官員實施“利己”行為。
4.完善基礎設施建設,強化對區域內交通、港口、通訊等基礎設施的統籌與管理,實現基礎設施建設的一體化。沒有區域基礎設施的一體化,地方經濟就很難有效地流動。重復建設不僅不利于區域經濟合作,而且造成資源浪費。因此,各地方政府間應該積極協調配合,完善各地區間的交通設施,通訊設施,教育科技文化設施,遙相呼應。
篇（5）
一、引言
當前,區域經濟一體化已成為促進區域經濟發展的重要形式。近年來,中外學者圍繞區域經濟一體化進行了不少研究。富萊希尼建立了俱樂部模型,指出每個俱樂部成員都期待凈收益最大化,俱樂部的產出在不同的國際經濟組織中是變化的。[1]袁家冬等指出了我國目前都市圈理論研究和規劃實踐上存在的一些誤區,對都市圈的基本概念、地域本質、形成機理、地域結構與空間形態、類型與規模等進行了分析。[2]彭際作把大都市圈作為一個整體,以長三角大都市圈為研究對象,分析其人口空間格局和區域發展的關系,并對其空間結構的階段性表現進行了總結。[3]李瑞林等指出,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實現途徑應該以市場化為基礎,以降低交易成本為核心。[4]從歷屆舉辦過世博會的城市來看,世博會帶動了舉辦城市的經濟發展,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世博經濟圈”,如1970年日本世博會形成了著名的“關西經濟帶”、2000年德國世博會造就了漢諾威國際會展業的龍頭城市。
長三角是由滬、蘇、浙16個地級以上城市組成的復合型區域,世博會對長三角會展、旅游、環境、就業以及區域經濟一體化等方面將產生直接影響。
雖然區域經濟合作已取得一定成績,但長三角區域經濟合作過程中仍面臨著諸多障礙。長三角這一復合型行政區域,經濟運行帶有明顯行政區域利益特征,區域合作與摩擦并存,生產要素缺乏完全自由流動,各城市間的規劃缺乏統籌銜接。[5]區域內各城市招商引資呈“傾斜式”競爭態勢,相繼以過度優惠的政策吸引外商投資。區域各城市間產業結構趨同現象突出,使得區域內整體聯動效應的發揮受到極大抑制。此外,長三角跨省市的重大基礎設施未能實現統籌規劃、有效銜接,造成許多基礎設施(主要為港口和機場)重復建設,資源浪費嚴重。
區域經濟發展中盡管存在諸多障礙,然而區域經濟合作已成為該地區經濟發展的主流趨勢。目前,區域經濟合作機制初步建立。為推動和加強長三角區域經濟合作,1997年成立了長江三角洲城市經濟協調會。在2006年的長三角經濟協調會第七次會議上,16個成員城市以“研究區域發展規劃,提升長三角國際競爭力”為主題,研究區域合作大計。2007年的第八次會議上又提出“調動長三角各城市生態環境保護的積極性,將世界第六大城市群與世博會緊密互動”的主題,從而推動了長三角區域經濟合作。區域經濟合作以從一般的產業項目協作向資本融合方向發展,從單一的生產合作向科研開發合作方向過渡,從工業領域為主向金融、房地產、旅游等全方位拓展。在提出長三角地區要在信息、規劃、科技、產權、旅游、協作等六個領域進行合作的基礎上,2007年又拓寬了區域經濟合作的空間,環保與世博會成為了合作的新項目。區域經濟合作重點也在不斷深化中。在世博會舉辦這段時期,區域合作重點轉到了城市交通、生態環境等重大基礎設施建設上。目前,上海的金融、科技、交通等現代服務業的服務對象已經擴展到整個長三角區域,區域內服務業合作的空間和領域在不斷擴展。
本文依據長三角經濟發展軌跡及該地區城市間合作現狀,以合作博弈的視角對2010上海世博會對長三角區域經濟發展的影響及其對策思路展開深入剖析。
二、上海世博會對長三角區域經濟合作的影響
雖然區域經濟合作仍面臨一定障礙,但合作已成為長三角經濟發展的重要趨勢。2010上海世博會將成為推動長三角區域競爭、合作的重要契機。
(一)世博會與城市群的相關性
從歷屆世博會的舉辦(見表1)中,我們看到舉辦城市往往是有一個經濟實力強大的腹地區域作支撐。這是因為:
一方面,世博會的舉辦需要耗費大量物力人力,這要求舉辦地有一定經濟實力以保證一屆世博會的成功舉辦。美國的紐約、芝加哥、費城,歐洲的巴黎、漢諾威、倫敦,日本的大阪,都有著很強的經濟實力,是本國乃至世界的經濟發源地和經濟中心,這為城市群中的核心城市成功舉辦世博會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另一方面,世博會的成功舉辦將使得區域經濟串聯起來,通過一系列局部多贏合作,推動區域內部從淺度合作進入深度合作,從而促進城市群的發展壯大。
(二)上海世博會對長三角區域經濟合作的效應
上海世博會的舉辦將促使長三角地區形成一個全新的“世博經濟圈”,成為長三角經濟圈加速融合,最終形成上海大都市圈的有利契機。當前,區劃經濟成為長三角各地區間深化協作的重要障礙。而世博會的舉辦將利于長三角各地區打破區劃阻礙,加強協作實現共贏。世博會的溢出效應首先輻射到長三角都市圈各城市,進而在更高層次上發揮整體優勢。
上海世博會的舉辦將使長三角地區生產要素跨地區的流動性明顯增強。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地區經濟的封閉性逐漸減弱,有利于在更廣范圍和更大程度上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促進生產要素與產品跨地區的自由流動與整合,促成以資源有效配置和整體利益最大化為基礎的區域專業化格局形成。
上海世博會的舉辦將推進長三角區域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結構升級,改變當前的產業同構現象,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和競爭優勢,加快區域內第三產業特別是現代服務業的整合,從而形成良性循環。
三、長三角區域經濟的合作博弈模型
(一)合作博弈與非合作博弈
根據局中人是否合作,博弈論可分為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兩者間的主要區別在于博弈方的行為相互作用時,雙方能否達成具有強制約束力的協議。合作博弈強調的是集體理性,是一種“雙贏”策略,它通常能獲得較高的效益,而非合作博弈強調個體理性,其結果往往是低效率甚至無效率。
合作博弈研究的兩個重點:一是聯盟是怎樣形成,二是聯盟中的成員如何分配他們可以得到的利益。
(二)建立合作博弈模型
依據長三角區域經濟合作現狀可建立合作博弈模型。根據長三角城市等級體系,可將長三角城市分三個層次:第一層次是上海,第二層次是南京和杭州,第三層次包括蘇州、無錫、常州、鎮江、南通、揚州、泰州、寧波、湖州、嘉興、紹興、舟山和臺州。
設每個城市所在的層次為一個代表性成員來參與長三角區域經濟合作博弈,則該博弈可看作是由三個成員參加的博弈。其中每個成員作為一個局中人都需要考慮是單獨行動還是與其他局中人進行合作的問題。因此,對每個局中人來講,重要的不是他在策略集中選取一個什么樣的策略,而是與哪些局中人結成聯盟以實現協調行動。可建立如下模型:
G(N,v)=S1,S2,S3;b1,b2,b3;v1,v2,v3
其中,G(N,v)為有3個局中人參加的合作博弈;S1,S2,S3為各個局中人的策略空間;b1,b2,b3為聯盟所達成的協議;vi為第i個局中人的特征函數(即得益函數),v(S)可以解釋為聯盟中當成員合作時所能實現的最大利益。其征函數具有可超加性,對任意兩個獨立聯盟S與T(即S∩T=),有V(S∪T)v(S)+v(T)
長三角區域經濟合作博弈的分配可表示為:在合作博弈中對三個局中人而言,存在一個向量X=(x1,x2,x3),滿足以下兩個條件:
∑xi=v(N)(1)
xiv(i),i=1,2,3(2)
其中,xi表示合作博弈中局中人從聯盟的收益中分得的利益分額,v(n)表示3個局中人的總和收益。v(i)表示單個局中人的收益。條件(1)說明各局中人分配的利益總和正好是所有局中人的最大總和收益。條件(2)說明從聯盟中各局中人分配到的收益不小于單個局中人所得到的收益。
由上可知,合作博弈需要滿足兩個基本條件:一是對聯盟來說,整體收益大于其單個局中人單獨博弈時的收益之和;二是對聯盟內部而言,應存在著具有帕累托改進性質的分配規則,即每加盟的局中人都能獲得比不加盟時更多的收益。也即長三角區域經濟合作博弈,只有同時滿足集體理性條件和個體理性的條件時,才能使得區域內各個成員為了長遠利益而放棄眼前短期收益,實現區域內一體化合作發展。
我們可利用公式化方法得到合作博弈的唯一解。在博弈G(N,v)中,局中人i∈N的Shapely值的正式定義如下:
φi(N,v)=∑[v(S)-v(S/i)]
其中,|S|表示聯盟中所含局中人的個數。進一步可知,長三角區域對參與合作博弈的成員按其收益貢獻率來分配收益,這一合作博弈具有穩定性。
(三)合作博弈與世博會
我們還可通過納什均衡理論進一步分析世博會對長三角區域經濟合作博弈的影響,從中求出合作博弈的納什均衡解。
設甲、乙為參加長三角區域合作博弈的兩個局中人,他們都有兩種策略可以選擇:競爭和合作。如圖1、2雙向量矩陣所示:
其中,圖1表示未受世博會影響的長三角區域經濟合作博弈,圖2表示世博會影響下的長三角區域經濟合作博弈。設b>c,e>f,且a,b,c,e,f,g均>0。
圖1,如果甲選擇競爭,那么乙選擇競爭將得到0的預期收益,選擇合作將遭受a的預期損失。所以在甲選擇競爭策略時,乙的最優反應策略為競爭。依此類推,最終可得到(競爭,競爭)納什均衡解。這也是當前長三角區域經濟合作存在很多制約性因素的原因。
圖2,如果甲選擇競爭,那么乙選擇競爭將遭受e的預期損失,選擇合作將遭受f的預期損失。由于e>f,所以在甲選擇競爭策略時,乙的最優反應策略為合作。
依此類推,最終可得到(合作,合作)是納什均衡解。這一結論成為破解長三角地區城市間競爭有余、合作不足的對策思路。
四、長三角區域一體化發展的對策建議
(一)加強區域內各地政府層面的合作
為改變區域內各自為政的現象,長三角區域各地方政府應以世博會為契機,加強合作磋商,突破區域間的障礙。緊密結合世博會的籌辦展開溝通與合作,充分重視與世博會相關的協調機構的作用,并賦予相應的行政調控權,專門負責與世博會舉辦有關的跨行政區的各項工作,建立區域規劃指導和政策扶持,提供適宜的政策環境與管理服務,以現有的長三角城市經濟協調會為依托,共同推動世博經濟發展。同時還可考慮設立長三角區域共同發展基金,用于跨省市基礎設施建設、生態環境治理和社會服務設施建設。
此外,長三角區域還應進一步深化財稅體制改革,依靠各種經濟手段,優化區域利益協調機制,從而實現雙贏甚至多贏的局面。[6]
(二)發揮區域市場的主導作用
長三角各地區應以世博會為契機,放開企業在區域內不同地區的流動,組建跨地區的企業集團,充分發揮其在建立共同市場、實現區域經濟一體化中的作用。[6]根據發達國家大都市圈經驗,區域經濟、政治、文化上的交流有利于大都市圈的快速發展,大都市圈的整體協調發展需要經濟要素的自由、暢通流動,在城市互動、城鄉互動的過程中,打破地區分割、城鄉分割的現狀,積極實現人才、能源、資金等的順利流通。打破市場的地區分割,消除地方行政保護,讓產品、服務在各個市場上公平、平等競爭,真正實現消費者導向,而不是政府導向的市場需求,積極實現市場的一體化,為大都市圈的發展提供活力。[7]長三角各地區應突出市場的主導作用,打破城鄉分割、地區封鎖的格局,盡可能減少市場運作的障礙,進一步改善區域內商貿流通體系,從而促進長三角區域統一市場的形成和完善。[8]同時可通過促進生產要素的跨區域流動和組合,加強區域內各城市之間相互融合,形成以資源優化配置和整體利益最大化為基礎的區域專業化分工格局。
(三)合理分工,優化區域產業結構,促進各層級城市功能轉型
長三角各地區不應把眼光注重在自己的“小地盤”上,應加強溝通、積極配合,以世博會為契機,積極培育整個區域的優勢產業,放眼全國乃至世界的特色產業。區域內應積極主動地分工,減少、避免產業的同質和同構。服務業在社會經濟發展中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一方面服務業的發展形成的網絡效應使得市場的范圍大大擴張,服務業尤其以商業、交通、通訊為代表的網絡服務業的發展將會促進制造業產業的分工;另一方面服務業的發展能夠提高交易效率和降低交易成本,進一步促進經濟的分工。上海正在成為現代服務業的中心,長三角各地區應大力發展服務業,促進制造業的分工,在充分利用國內外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的前提下,將核心城市上海對外開放的核心轉移到通過開放吸引更多的先進技術和現代化的服務理念和管理經驗上,在提升制造業技術檔次的同時,提升服務業的績效,促進上海進而帶動二級城市功能的轉型,最終促進整個經濟結構的優化與發展。
(四)發揮輻射作用,整合資源,形成錯位競爭格局
長三角作為全國發揮重要輻射作用的地區,區內各城市應融入地區整體發展大局中,依照“有所為,有所不為”的戰略方針,進一步明確自己的產業結構定位。要突破行政分割對科技資源的隔閡,整合區內各大專院校、科研院所、企業研究機構、科技中介的科技資源,建立起市場為導向、企業為主體、產學研相結合的技術創新體系,使電子信息、生物制藥和新興材料等高新技術產業成長為長三角的主導產業。推動科研機構研究成果的產業化、市場化,開發科研機構與企業聯系的信息網絡、交易和協作網絡。應加快區域信息網絡化體系建設,注重區域內部信息基礎設施的統一規劃,推動信息要素交流,在區域內推進信息基礎設施建設和信息資源共享,全面提升本地區信息化水平和信息能力,以信息化促進地區整體效益的提高。
上海與二級城市形成錯位發展,合理配置有限的城市資源。實現水平分工的關鍵在于:二級城市的主導產業必須實現與首位城市的錯位發展。長三角各地區要憑借“錯位戰略”的創造性發展思路,根據各自現有經濟狀況、自然稟賦及產業發展的不同層次,在提升產業競爭力方面的努力重點和方向也應有所差別。各城市在建設各自主導產業聚集區中,應尋找“比較優勢”,重點打造具有自主創新能力的企業,形成各具特色、錯位競爭的主導產業分工格局。
(五)上海應成為現代服務業的中心
在世博會舉辦期間,區域內各城市要加強合作,舉辦有區域特色的展覽會,與世博會產生協同效應,帶動區域現代服務業的整體發展。根據國際大都市圈發展經驗,各大都市圈都有一個地位相當重要的中心城市,這個城市是大都市圈形成的前提和先決條件。并且,中心城市為大都市圈的發展、演化提供了強大的支持,作用無可替代。在我國的大都市圈發展中,特別是長三角的發展中,也應參照發達國家大都市圈發展的經驗,各地在產業發展上應根據自己的優、劣勢,以世博會為契機,在一體化發展的大背景下自覺選擇各自的特色產業,并形成中心城市服務業主導、周邊城市制造業主導的局面。上海應著力吸引高級產業,這樣才能在產業體系的各種資源中占據主導地位,從而成為新型產業的策源地。
二級城市與核心城市、其他二級城市之間要實施錯位發展戰略,避免走產業同構、惡性競爭的老路子。從今后發展看,區內二級城市應努力承擔承上啟下的重要節點功能,努力發展現代服務業,成為區域現代生產業和技術創新中心。二級城市發展現代服務業既是產業發展階段的必然趨勢,同時也是增強第一、第二產業競爭力的重要手段。其發展目標是:順應產業結構高度化演進方向,以服務本地化和特色化為導向,建立具有一定功能特色的現代服務體系、產業市場服務體系,增強城市對資金流、物流、信息流、人流的吸引和控制力,增強城市活力,以符合區內核心城市的服務業發展趨勢。[9]
世博會影響下長三角各城市間采取合作策略,對各地經濟發展是有利的。世博會將推動長三角區域經濟合作博弈,最終實現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在長三角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中如何克服發展中的限制性因素,如過分強調行政區劃、惡性競爭、產業結構趨同、基礎設施重復建設,充分利用世博會舉辦所產生的同城效應,突出區域統籌協調發展,加強對區域一體化發展的組織協調,從而推動長三角大都市圈的加速融合,成為急需解決的重要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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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中圖分類號:F061.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3890(2010)02-0070-04
當前,經濟全球化和區域一體化不斷發展,地區之間的相互依存度日益加深,區域經濟合作發展和共同繁榮是大勢所趨,并且已經成為促進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珠江三角洲和長江三角洲之間的區域經濟合作得到越來越深入的發展。而華北五省(區)市之間區域合作卻并不令人滿意,區域之間的經濟合作相對較少,這嚴重阻礙了華北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
在區域經濟發展過程中,華北地區也有明顯的競爭優勢,通過充分發揮北京得天獨厚的政治文化、總部經濟和天津濱海新區國家政策支持等優勢,再加上河北、山西、內蒙古優越的能源、礦產、生態農業等資源條件,京津冀晉蒙完全有可能通過緊密合作,在改造傳統產業和發展新興產業的基礎上,造就支撐全國未來經濟持續發展的第三增長極。在五省(區)市之間,由于歷史、政治、經濟等原因,它們之間還存在著不少的差距,因此,文章就以五省(區)市之間的區域經濟差異性為切入點來分析它們彼此之間合作的可能性以及合作的可能路徑。
一、華北區域經濟的整體經濟實力研究
本文擬采用了人均GDP來反映華北區域在全國經濟中的整體實力(見表1)。
通過表1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結論:2001-2007年,華北五省(區)市的人均GDP高于全國人均GDP,而且五省(區)市人均GDP的增長速度一直在不斷加快。這說明了華北區域的經濟實力在不斷增強,其發展潛力是非常大的。因此華北五省(區)市一定要抓住這個有利機會,不斷加強五省(區)市彼此之間的對話,找出彼此合作的銜接點,擴大合作的廣度和深度,以更好地促進華北區域的經濟增長。
二、華北區域經濟差異性實證研究
(一)五省(區)市經濟相對差異性分析
1. 集中系數。域經濟的集中系數是衡量某一區域要素的空間分布情況以及該區域在上一級區域中地位與作用的一種指標。它能更清楚地反映各個子研究樣本在全國的平均影響力水平,其計算公式如下:
在上式中,Qi為i區域的集中系數;Gi與Pi分別為區域的GDP和人口數,qi與pi分別為該區域GDP和人口數占全國的比重,其中n=5,代表5個研究樣本(即5個省(區)市)。Qi越大,說明i區域的經濟發展水平越高;反之,則說明i區域的經濟發展水平越低。
通過對五省(區)市集中系數的分析(見表2)可以得出如下的結論:在五省(區)市中,北京和天津的集中系數均高于全國平均水平。特別是北京,其集中系數穩定維持在3以上,2004年更是到達3.3,由此可見其對全國經濟的影響力較大,尤其在華北區域中更是如此。對于冀晉蒙三省而言,在2004年以后,河北和內蒙古的集中系數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并且一直在增加,尤其是內蒙古,其集中系數增加更為明顯,這充分說明河北和內蒙古經濟實力正在不斷壯大。而山西,其集中系數一直維持在全國平均水平以下,這說明其經濟實力還不強,但是也在不斷增長,如果進一步加快產業轉型和技術創新,其發展的空間將會很大。
2. 五省(區)市經濟差異的變動特征及分析。由區域經濟理論可知:相對離差系數度是衡量地區間差異的重要指標,因此可以用相對離差系數來論證華北五省(區)市差異。研究表明華北五省(區)市之間的差異在縮小,因此彼此之間的合作成為一種可能。本文選用人均GDP的離差系數Cv,其計算如下:
越大,表明差異程度越大;反之,則表明差異越小。
由表3的分析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Cv值從2000年到2002年一直上升,然后從2003年開始逐年下降。主要是因為,在2000年左右,五省(區)市之間各自為政,地方政府從地方保護主義出發,都想把經濟做強做大,缺少省市(區)之間的相互合作和協調,結果卻處于“囚徒困境”的尷尬境況,經濟發展并沒有達到最優。而自2003年以后,五省(區)市政府逐漸意識到這個問題,于是就開始加強區域之間的合作,逐步擴大彼此之間的合作內容。比如,京津冀之間就于2004年2月12日在廊坊召開了京津冀區域經濟發展戰略研討會,達成了10點共識(廊坊共識),此后的合作協調越來越多。
(二)五省(區)市經濟產業結構的差異性分析
表4給出在2007年華北區域內五省(區)市各自的產業結構比例:
根據表4顯示的情況,查找有關工業化階段劃分的文獻資料可知:京津冀晉蒙五省(區)市處于不同發展階段,北京已開始邁向后工業化階段,天津、山西正處在工業化的中后期,河北、內蒙古處于工業化中期階段。從三次產業結構來看,京津冀晉蒙三次產業之間有著明顯的互補性和梯度差距,存在梯度轉移的可能。北京、天津和山西在第一產業方面處于劣勢,第二產業對于北京的支撐作用正在相對弱化,京津的第三產業比重較大,這符合國際產業結構演變的配第―克拉克定理,也是與北京和天津建設國際化大都市的發展方向相符合的。
三、華北區域經濟合作的若干路徑
根據產業轉移梯度轉移規律,由于產業梯度的存在以及各地區產業結構不斷升級的需要,產業在地區之間是可以進行梯度轉移的,一個地區相對落后或不再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可以轉移到其他與該地區存在產業梯度的地區,成為其他地區相對先進或具有相對比較優勢的產業,從而提高吸收方的產業結構層次與水平。而同時地區間的產業轉移將使先進地區加快產業升級,擺脫產業包袱,輕裝上陣,集中人力、物力發展高附加值、高技術含量的產業;后進地區則可以以較低的成本引進相對先進的產業與技術,以“后發優勢”盡快提高產業層次與水平,從而實現產業轉移方與被轉移方的“雙贏”。華北區域經濟與長三角和珠三角的一個明顯差距就是區域內沒有形成良好的經濟梯度,尤其對京津冀而言,更是如此。
(一)產業結構轉移
1. 就第一產業而言,河北和內蒙古都在第一產業具有明顯的優勢,因此今后河北和內蒙古可在第一產業大有作為。在京津冀開展經濟合作的初期,河北就成為北京、天津的“菜園子”、“果園子”,提供了北京和天津兩地居民的日常生活必需品,從某種程度上而言,保證了這兩個大城市的社會穩定。但是隨著市場競爭日益激烈,要想繼續發揮自己在第一產業的優勢,河北就必須不斷提高在農業方面的技術含量,多方面滿足人們的需求,盡可能從大城市獲得應有的經濟利益。內蒙古擁有廣袤的草原和良好的生態氣候這些先天的優勢條件,因此,內蒙古著力打造自己在牧業方面的優勢,建立了一批具有競爭力的奶制品企業,盡可能地搶占北京、天津的奶制品市場,再更進一步地將其推向全國。像內蒙古的“伊利”、“蒙牛”這樣一批企業就是最好的證明。
2. 就第二產業而言,天津、河北、山西和內蒙古的第二產業的比重較高,其中尤以山西的第二產業占到了60%。因此,第二產業的發展對于這三省區一市的GDP的增長將起著關鍵的作用。北京和天津的科技水平較其他三省區有著明顯的優勢,特別是北京,隨著城市的經濟規模的不斷擴大,其資源和勞動力成本面臨著不斷上升的壓力,也不利于第三產業的發展、尤其是高新產業的發展,因此就面臨著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需要向外轉移一些不再具有優勢的產業,這就決定了華北區域之間在產業結構上不但存在梯度差距,也存在梯度轉移的可能。具體而言,從北京向外轉移的部分傳統產業必然要考慮轉移成本,以及從這些產業分流出來的大批工人的安置問題。考慮到河北北部地區與北京距離較近,向這些鄰近地區轉移部分傳統產業的信息成本、運輸成本、合作成本等都較低,而且還存在進行合資、合營以及安置工人就業的可能性。并且從京北地區來看,接受這些產業也有一定的基礎,如河北省的唐山具備鋼鐵工業基礎,秦皇島具備建材工業基礎,其接受這些產業的信息成本、運輸成本、合作成本也較為低廉,更容易取得“雙贏”效益。內蒙古作為一個農牧業的大省,有著廣袤的草原和良好的生態氣候,北京的奶制品的企業(比如“三元”)則可以在條件具備的情況下,把生產基地轉移到內蒙,總部只搞研發,提高產品的質量。另外,內蒙古還有著許多陸地口岸,因此,對于其他各省出口產品到俄羅斯等地也極為方便。
3. 就第三產業而言,北京和天津,特別是北京,它的第三產業的比重已經達到70%以上,和當今一些發達國家的城市產業結構比例相當。因此,結合京津兩地的特點,對于北京而言,應大力發展金融業、現代服務業、商務總部中心以及高科技的研發中心;而天津,應重點發展現代物流中心、現代服務業中心、貿易港口中心,以及教育和高新技術產業發展中心。京津兩地在大力發展上述各個方面時,一定要充分發揮自己的極化、擴散效應,及時把先進的技術轉移給其他的三個省(區),以更好地促進它們的經濟發展,加快它們產業結構的升級。
(二)產業鏈的建立
從“微笑曲線”的圖形(見圖1)可以知道:在“微笑曲線”的右端,是以品牌、綜合服務要素為主導,左端是智力、技術,左右兩邊最后交匯在“微笑曲線”的弧底部分,就是成品裝配和低端產品為主的制造業。
由華北五省(區)市的產業結構特點可知,北京和天津,尤其是北京,它們的第三產業發展水平高,科學技術水平實力強,總部經濟發達。由“微笑曲線”的理論可知:如果北京和天津充分利用自身的優越條件,把自己定位于曲線的左端和右端,而冀晉蒙利用自身的資源、勞動力、土地等優勢,努力打造產品加工和裝配的基地,可以最終使得華北五省(區)市在產業發展上能形成一個有序的產業鏈,提高華北區域整體的經濟競爭力。實踐證明:有產業鏈的地方,區域經濟聯動就會十分活躍,就能夠形成經濟圈,這一點,長三角與珠三角地區表現的十分明顯。
1. 五省(區)市產業鏈的現狀。在華北區域經濟中,尤其是在京津冀地區,京津作為北方的兩個特大型城市,其對地區經濟的輻射和帶動作用有限,區域內產業鏈殘缺,產業聯系不夠緊密,沒有形成緊密的分工協作關系。比如:手機生產商摩托羅拉(中國)電子有限公司的總部在北京,但其生產基地在天津,而天津僅有兩家企業為摩托羅拉生產電池芯及配套線路板,加上河北一家企業為其生產液晶顯示屏,北京生產一些零星的配套產品外,其他的絕大部分零配件產品都來自珠三角和長三角地區。
2. 建立產業鏈的對策。第一,冀晉蒙要加速工業化的進程,推進城市化的建設,把自身的經濟搞上去,這樣才能避免由于和京津兩地的經濟落差較大而失去建立產業鏈的機會。第二,加強五省(區)市間的整體協調。區域之間協調性差是造成產業鏈斷裂的主觀原因,華北區域經濟中,國有經濟占有絕大部分,經濟發展一般都是要政府自上而下來進行推行。所以,五省(區)市政府一定要加強彼此之間的溝通,并對可能合作的領域加強合作,以使雙方達到雙贏。第三,要適應國際產業轉移的第二次浪潮,努力打造優質的投資環境,吸引跨國公司把整個產業鏈搬遷移入到華北區域經濟中,這將會極大地促進華北區域經濟的發展,對于冀晉蒙也尤為重要。
四、結論和建議
實現華北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必須抓住構建區域利益共同體這一主要矛盾,從完善區域合作機制入手,重點解決制約區域協調發展制度層面的問題。
1. 由于產業轉移升級涉及到各省的自身利益,必須建立協調機制,加強區域政府層面的協調。包括建立京津冀晉蒙五省(區)市高層領導定期會商機制、政府間的協調機制和政府對口部門協調機制。
2. 產業間轉移和產業鏈的建立,都必然要求各種生產要素的有效流動,才能更好地保證轉移出去的產業能夠對當地經濟的發展起促進作用。因此,必須建立起市場機制,形成區域一體化共同市場,加快建立商品物流、產權交易、技術交易、人力資源、信用征信等共同市場。
3. 加大對基礎設施和科技研發投入,努力培養一批高素質的人才,打造一個良好的投資環境,以便能抓住第二次國際產業轉移的浪潮,盡力縮短與珠三角和長三角的差距。
4. 建議設立一個五省(區)市財政基金,發展公共的服務業,以避免五省(區)市之間存在被忽視的區域發展真空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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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among Five Provinces and Cities in North China
Chen Gang1, Kang Zhenhu2
(1. Economic Institute, He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Shijiazhuang 050061, China;
篇（7）
作者簡介：章尺木(1976―)，男，四川大學經濟學院(成都，610064)。研究方向：中國改革與發展。李 明(1976―)，男，四川大學經濟學院(成都，610064)。研究方向：中國改革與發展。
一、引 言
改革開放以來，中央與地方的關系得到了很大的調整，中央將部分決策權下放給地方，以地方政府推動經濟增長為主要格局，由此造就了目前特有的以地區行政利益為邊界的市場競爭關系和經濟增長方式，省級地方政府逐漸成為相對獨立的利益主體，地方政府有其獨立的經濟利益。因此，各地目前的市場競爭便表現為以地區行政利益為邊界的競爭，地方政府可采取的地方保護手段有：干預勞動力市場、限制外地產品進入、工商質檢歧視、干預技術、價格歧視和地方補貼、干預外來企業原材料投入和干預投融資領域等。企業普遍認為省內法制、資金、市場和信用等經營環境好于外省，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地方保護的存在。[1](78-84)
來自巴黎國際研究與發展中心Sandra Poncet的一項研究報告表明：[2](44-48)當前我國的地方保護已到了相當程度。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各省之間的貿易壁壘持續增高，①各省的國際一體化與國內市場的分割化同步進行。②由國內地方保護主義引發的原料大戰、市場封鎖、價格大戰，阻礙了商品和要素在全國范圍內的自由流動，削弱了市場和價格機制優化配置資源能力，不利于實行基于地區比較優勢的專業化分工。更有甚者，還會造成假冒偽劣產品泛濫和企業間 “三角債”糾結不清等嚴重的信用問題，擾亂市場經濟建設的正常秩序。[3](6-9)因此，地方保護問題研究日益成為學術界和政策制定者廣泛關注的熱點。
一個與地方保護研究相關問題，是當前我國國內地方政府在地方利益驅動下，重復建設產生的各省產業結構趨同化的現實。地區產業結構趨同化主要表現為各省工業結構的相似程度呈現出不斷提高的趨勢。據統計，中部地區與東部地區工業結構相似率高達93.5%，中部與西部地區工業結構相似率高達97.9%。[4](295)在各地區制定的2010年遠景目標規劃中，將汽車工業列為支柱產業的有24個省市，將機械、化工工業列為支柱產業的有16個省市，將冶金工業列為支柱產業的有14個省市。[5]③另外，隨著各地高新技術產業紛紛上馬，會導致新的重復建設和爆發新一輪的地區經濟沖突。[6](16-19)
對于地區產業結構趨同與地方保護間的關系，已有的研究成果有一種十分流行的看法：認為地方政府盲目發展“短平快”和“利大稅高”的競爭性產業而導致地區產業結構趨同，進而引發過度競爭和地方保護。筆者認為這種解釋是缺乏說服力的。因為從理論上，基于個人利益的分散化決策和基于產品無差異的完全競爭，正是市場優化配置資源的最佳途徑和理想狀態。實踐也證明，在目前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投資項目的選擇大都是以私人分散決策為特征的，也許這種決策會更具投機性和盲目性，會導致產品雷同，但并沒有出現國內地方、企業之間的無序競爭。
那么，在各省產業結構趨同化的現實條件下，能否在省級地方政府追求相對獨立經濟利益最大化的基礎上實現區域經濟合作一體化呢？本文擬采用博弈理論分析工具對此進行理論上的分析。
論文的結構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建立一個兩省之間進行地方保護的博弈模型；第三部分以模型為基礎討論存在地區間競爭的條件下地方政府的政策選擇；第四部分分析采取地方保護與合作兩種不同策略時的模型驗證結果；第五部分得出相應的結論。
二、模型建立
假設有兩個省A和B，設每個省只生產一種產品且產量分別為QA和QB，鑒于當前我國各省產業結構相當趨同的事實，設這兩種產品相互替代，其逆需求函數D-1(Q)為一階線性函數：p=a-QA-QB，其中，p為產品價格，a＞0為需求函數的參數。設各省最初生產產品的單位生產成本為c，滿足a＞c＞0，省級地方政府可以通過制定相應的政策促進本地產業發展，比如完善省內法制、資金、市場和信用等經營環境，采取干預技術、價格歧視和地方補貼、干預外來企業稀缺原材料投入等手段降低本地產品單位成本，提升產業競爭力。
令Zi為地方政府通過相應政策投入使本省產品單位成本降低的幅度，即由于地方政策投入，i省產品的單位成本變為：ci=c-Zi，（i=A, B）。隨著政府政策投入力度的不斷加大，地方產品的單位成本不斷遞減，但由于進一步加大政策投入意味著需要投入更多的資源，或者犧牲其他更多的利益，即政策成本具有遞增性，進一步，設i省政策成本為二次函數：cZi=λΖ2i/2，其中，λ為正常數。
我們將兩個省之間的博弈過程定義為兩個階段的完全信息動態博弈，采用逆向歸納法從最后的階段依次向前求解。第一階段為政策投入階段，兩省在政策投入上可選擇地方保護或合作（區域經濟一體化）。它們能夠判斷政策投人對第二階段收益的影響，并同時選擇各自的政策投人水平以降低本地產品的單位成本；第二階段為產品競爭階段，兩省在各自給定的政策投入前提下，進行產品市場的古諾競爭，選擇各自的產量以使自己的收益最大化。各省的收益函數為第二階段的收益減去第一階段的政策成本。
三、地區競爭與政策選擇
(一)產品競爭階段
在產品市場的競爭中，兩省獨立決定自己的產量。設第一階段的政策投入使兩省產品單位成本降低了ZA和ZB，則A省在第二階段的凈收益為：
RA=(pA-cA)QA-cZA= ［a-QA-QB-(c-ZA)］QA-λZ2A/2
最大化其收益函數，求解一階條件RA/QA=0，得到：
A省的最優產量為：QA=ZA+(a-c)3。
A省最大化收益為：RA=Q2A-λZ2A/2=［ZA+(a-c)3］2-λΖ2A/2。
類似地，B省的最優產量為QB=ZB+(a-c)3，最大化收益為RB=［ZB+(a-c)3］2-λΖ2B/2。
(二)政策投入階段選擇地方保護
在決定政策投入階段，兩個省都面臨兩種選擇：地方保護或合作（經濟一體化）。
當選擇地方保護時，給定對方的政策投入力度，i省選擇自己的政策投人水平cZi，可以降低本地產品單位成本Zi，以使本地的利益最大化。均衡解由maxZiRi決定，求解一階條件Ri/Zi=0，可得：
Z1=ZA=ZB=4(a-c)9λ-4；Q1=QA=QB=3λ(a-c)9λ-4， （顯然應有9λ-4＞0）
兩省的均衡收益為：R1=RA=RB=［3λ(a-c)9λ-4］2-λ2［4(a-c)9λ-4］2=λ(a-c)2(9λ-8)(9λ-4)2
將社會福利表示為產品用戶的消費者剩余和兩省收益之和，即F=RA+RB+12(QA+QB)2，則，選擇地方保護時的社會福利水平為：F1=RA+RB+12(QA+QB)2=4λ(a-c)29λ-4
(三)政策投入階段選擇合作（區域經濟一體化）
選擇合作（區域經濟一體化），意味著兩省不僅相互開放本地產品和要素市場，相互協調政策投入力度，而且在制定相關政策時，會從雙方的全局出發，追求共同利益最大化，一個省制定的政策會對另一個省的產業產生“政策溢出”效應。進一步，假設實現區域經濟一體化兩省的地方產品的單位成本相同，均為c-ZA-ZB，此時，相應第一階段的均衡產量為：QA=QB=a-c+ZA+ZB3。
此時政策投入階段的均衡解由maxZAA(RA+RB)和maxZB(RA+RB)決定，求解一階條件(RA+RB)ZA=0和(RA+RB)ZB=0，可得：當兩省選擇區域經濟一體化時，政策對產品單位成本的降低幅度、均衡產出、地區收益分別為：
Z2=ZA=ZB=4(a-c)9λ-8；
Q2=QA=QB=3λ(a-c)9λ-8；
R2=RA=RB=λ(a-c)29λ-8。
均衡解存在的條件是9λ＞8。
選擇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社會福利水平為：F2=4λ(a-c)2(9λ-4)(9λ-8)2
四、選擇地方保護與合作兩種策略下結果的比較
(一)兩種策略下產量水平的比較
不難看出，對每個省而言，選擇地方保護時的產出水平Q1=3λ(a-c)9λ-4，小于選擇區域經濟一體化時的產出水平Q2=3λ(a-c)9λ-8，即選擇區域經濟一體化有更高的均衡產出。
(二)兩種策略下提升本地產業競爭力（單位成本降低）有效性的比較
不難看出，對每個省而言，選擇地方保護時可以降低本地產品單位成本的幅度Z1=4(a-c)9λ-4，小于選擇區域經濟一體化時降低本地產品單位成本的幅度Z2=4(a-c)9λ-8，即選擇區域經濟一體化更有利于降低本地產品的單位成本，提升本地產業競爭力。
(三)兩種策略下各省收益的比較
選擇地方保護時各省收益為R1=λ(a-c)2(9λ-8)(9λ-4)2，選擇區域經濟一體化時各省收益為R2=λ(a-c)29λ-8,R2-R1=λ(a-c)2［(9λ-4)2-(9λ-8)2］(9λ-8)(9λ-4)2＞0，即選擇區域經濟一體化更有利于增加各省收益。
(四)兩種策略下社會福利水平的比較
社會福利水平F=RA+RB+12(QA+QB)2，因為R2＞R1，Q2＞Q1，所以F2＞F1，即選擇區域經濟一體化更有利于增加社會福利水平。
五、結 論
通過上述分析可看出，各省產業結構趨同并不必然導致地方保護。在完全信息條件下，如果地方政府能夠放棄地方保護政策，選擇區域經濟一體化，則不僅能提高自身利益獲得更高的產出水平，而且能更加有效地降低本地產品的單位成本，提升產業競爭力，進而改善社會總體福利水平。
本文對于中央政府政策制定的意義在于：以往不顧地方經濟利益，過分依靠行政手段，限制地區投資項目選擇，以及強行推動地區間經濟技術合作政策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值得討論。中央政府推動區域經濟合作的政策能否成功，主要看地方政府是否積極響應，地方利益目標與中央提高整體社會福利、國家經濟效益及實現區域均衡發展的利益目標并非不能兼容。關鍵的問題是要滿足本文的前提――完全信息，信息經濟學認為，達到帕累托效率最優的條件是完全信息。區域經濟合作能否實現，同樣依賴于各地區之間信息的透明度和對稱性。[7](61-64)這就需要建立各省之間經濟政策及其變化的信息交互機制，通過網絡、傳媒和其他信息渠道定期、規范、詳盡地本地區的政策信息，并接受公眾監督與查詢，以促進各省區域經濟技術合作的實現。
注 釋：
①比如在1997年，中國跨省商品流通所遭受的貿易壁壘，相當于被征收了高達46%的“關稅”，同歐盟成員國之間，或者加拿大與美國之間的貿易壁壘不相上下。
②轉引自王健等，“復合行政”的提出――解決當代中國區域經濟一體化與行政區劃沖突的新思路，《中國行政管理》，2004年第3期，第44-48頁。
③國家發展計劃委員會發展規劃司編.《新世紀的發展藍圖――國家及各省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五”計劃綱要匯編》，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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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一、中國經濟的崛起
中國經濟能在如此長的時間里保持強勁的增長，其驅動力總體而言主要來源于以下幾個方面：
2.生產率的提高和 人力 資本的投資所帶來的內生增長。持續的經濟增長并不能僅僅依靠資本的投資來維持，更為重要的是源于知識增長所取得的技術進步。中國所擁有低廉優質的勞動力資源是維持經濟增長的重要保障，而市場機制以及國外先進技術和 管理 經驗的引入又極大地促進了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促進了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
3.開放政策和經濟改革所帶來的制度保障。中國開放政策和經濟改革不僅促進了生產率的提高，也從制度上保障了經濟的持續增長。各種非公有制逐漸成為推動中國經濟發展重要力量，吸引了大量的外國直接投資。截至到2005年底，私營企業和外商直接投資企業的產值對GDP的貢獻已達到65％，大大超過國有經濟，中國商務部預計，到2010年，民營經濟占全國GDP的比重有望達到75%， 世界上主要的 跨國公司 都在中國有業務往來，極大地促進了經濟的持續增長。
在未來較長時期內，上述因素將繼續促進中國經濟的增長，中國仍將維持較高的儲蓄率和對外直接投資的高度吸引力，通過高儲蓄和高投資的良性循環來完成和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同時，中國的經濟體制和 政治 體制也將得到不斷完善和發展，保持經濟的健康穩定和持續的增長。
二、中國經濟崛起與東亞經濟合作的良性互動
隨著經濟的持續快速增長，中國普遍被稱為是正在崛起的地區經濟大國，構成了對東亞地區經濟乃至世界經濟增長的火車頭。“中國超過10％的經濟增長率為東亞地區經濟總體增長奠定了基礎。快速增長的中國經濟繼續成為整個地區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
4.中國逐漸成為東亞經濟合作的創導者和推動者。中國一貫奉行“與鄰為善，與鄰為伴”的周邊外交方針和睦鄰友好的周邊外交政策，維護地區和平與穩定，促進地區的發展與合作，積極推動東亞區域經濟合作的制度建設。2002年中國啟動與東盟全面經濟合作的倡議以來，整個東亞經濟合作的進程就發生了新的飛躍。中國的行動促使日本、韓國也不斷加強與東盟的經濟合作。隨后，日本就于2003年底與東盟發表了旨在加強經濟、 政治 和安全關系的《東京宣言》和行動計劃，日本與東盟的關系發展如此之迅速，顯然也是自認為來自中國的壓力。為了不落后與中國與日本的步伐，韓國也加快了發展與東盟的經濟關系。可見，在中國的推動下，東亞合作機制中的3個“10＋1”得到了很快的發展，同時“10＋3”的合作進程也不斷得到推進，東亞合作呈顯出一片勃勃生機。
當然，中國經濟崛起的過程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在東亞崛起的大背景下發生的，是伴隨著與東亞其他經濟體越來越緊密的經濟關系的過程。東亞經濟合作的深入發展也為中國經濟發展提供了許多有利的條件。首先，東亞始終是中國對外貿易的主要對象和引進外資的主要來源地，2006年中國對東亞地區貿易額達到5024億美元，占中國外貿總額的32．5％。截至到2004年底，僅香港、日本、 臺灣 、8新加坡和韓國5個東亞經濟體占中國引進外商直接投資的比重就達到67％。2005年，東亞10個經濟體占中國引進外資實際使用金額的58.6％。東亞國家對中國的貿易和投資對解決中國改革開放初期所面臨的資金不足和加快技術創新提供了有利的條件。其次，東亞合作進程的推進為中國經濟發展提供了穩定的周邊 環境 。中國崛起的過程也希望得到東亞周邊國家在經濟和政治上更多的支持與合作。對于中國來說,中國經濟的進一步發展需要有一個穩定的周邊環境,中國要成為地區經濟強國,乃至世界經濟強國離不開周邊國家的支持與合作,而加強與東亞各國的經濟合作、積極推進東亞區域經濟合作,正是為了營造中國經濟崛起所需要的周邊環境。
總之，中國經濟的崛起是在東亞崛起的大背景下發生的，中國通過改革開放參加到東亞崛起的進程中來，而東亞經濟整體實力的增強，為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創造了更有利的條件。同時，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也為東亞地區的經濟發展與合作提供了新的動力和活力。因此，中國經濟的崛起與東亞合作的深入發展已呈現出良性互動的發展趨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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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一、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ECFA）分析
（一）ECFA主要內容
ECFA是在2010年6月29日簽署文本及5項附件協議，是目前兩岸簽署規模最大的經貿合作協議，主要涉及早期收獲項目（以下簡稱早收項目）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的開放等問題；主要內容包括：一是針對政策方面，逐步減少關稅和非關稅壁壘和放寬對涉及行業比較廣的服務貿易的限制；二是針對爭端處理方面，建立適當的爭端解決程序和投資保護機制，完善各種協議，包括貨物、服務等，這些內容爭取在不遲于協議生效后六個月內完成協定，并且在ECFA實施后組建“兩岸經濟合作委員會”為解決實際發生的爭端相關事宜；三是針對協議生效后的事物處理，主要為三步對早收項目建立零關稅政策。
（二）ECFA可能性爭端
ECFA可能性爭端主要表現在企業層面上三個方面：
一準入性：投資門檻降低，主要針對保護當地企業的投資政策的寬松使得外地企業大量進入本地，加大了本地企業的市場競爭力，引發了投資者與地方政府之間的投資糾紛，甚至有可能給一些投機取巧的投資者機會進入危險性行業。
二運營性：勞動力供不應求，近年來國家一直出現民工荒現象，薪資待遇和勞動力的付出無法形成一個正常的比例，薪資的制度很大程度上不能激起勞工的工作熱情，隨著投資加大，單位用工需求量增加，可是地區無法滿足這樣的需求，影響了企業的正常運行；
三發展性：投資戰略選擇的差異，不同的行業和領域有著其特定的戰略，企業目標不同的時候戰略的選擇也是不一樣的，企業為避免地區差異歧視，實現本土化的戰略，一般選擇合資的方式，但是合資存在決策高層領導的思想理念差異性，戰略決策自然會不一致，造成企業人員缺乏長期運營的信心，這為后續工作的潛在不確定性糾紛提供了土壤。
二、兩岸貿易關系分析
(一)技術研究投入相對強度比較
“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也是一把雙刃劍，提高生產力是經濟社會全力的追求。正確的技術引進是經濟長期增長的關鍵因素，然而技術進步的引進和突破都是隨機產生的，但大部分是針對市場存在的缺陷所做出的決策產物，其目的就是利用技術的改善提高勞動力生產率，而技術的增長與我們人力資本和投入的資源是成一定比例的，受市場的刺激而產生。我們從資本投入和人力資本投入兩個方面分析技術研究：
從表中數據可以看出，臺灣在技術研究支出方面遠遠多于內陸，不論是資本投入還是人力資本投入，但是明顯可以看出，內陸在技術研究方面的投入也是一年高于一年，逐步增長的一個過程，表明我國提高了對第一生產力的重視度。加大技術研究的投入是增強經濟發展的必然步驟，只有發展生產力改善生產關系，才能保證社會主義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二)產業結構比較分析
產業結構一是指產業的構成比例二是指產業之間的相互關系，產業結構的替演、轉換是經濟、政治等方面整體作用的結果。兩岸經貿合作是互補的，在追求最大利潤基礎下使生產要素得到最優化的配置，然而生產要素的配置影響著產業結構，20世紀80年代臺灣產業轉型，第一產業和第三產業趨勢截然相反，此消彼長：
圖2-1：大陸和臺灣各產業占GDP比重
數據來源：1996-2011年中國統計年鑒
C1：大陸第一產業C2：大陸第二產業C3：大陸第三產業
T1：臺灣第一產業T2：臺灣第二產業T3：臺灣第三產業
從圖中可以看出臺灣的第三產業對于大陸的第三產業具有比較優勢，然而大陸的第一、第二產業相對應于臺灣的一、二產業具有比較優勢。產生這種比較優勢主要是因為兩岸產業結構的比例分布不一致造成的，然而決定產業結構的因素為需求供給、產業效益、經濟發展、產業政策等，臺灣人稠地少，第三產業相對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來說不需要過多的土地，根據投入產出的效益的原則，注重第三產業的發展對臺灣而言是最佳的選擇，ECFA的簽訂有效地改變了產業政策，同時在一定程度上加強了兩岸產業間的貿易。
三、ECFA框架下爭端解決的建議
(一)海峽兩岸制定優惠的政策
根據ECFA協議內容，大陸各省應根據自身的產業結構和自然資源優勢，結合自身經濟目標，制定與臺灣貿易的優惠政策引導，與臺灣建立新的經貿合作機遇。針對無害或低害的新技術、新工藝、新能源、服務業等產業加大政策扶植，減少稅收壁壘，并且按照兩岸協議中約定，在三年內實現早收清單的商品實施零關稅，在ECFA爭端解決機制應具備的協商優先、制度多元、提高效率、有效執行的四大原則下提出兩岸經貿合作的優惠政策，只有全面有效地執行才能將合作效益提高。
(二)海峽兩岸應針對投資的具體事項和計劃加速展開磋商
ECFA的簽訂降低了投資的不確定風險，在以資本合理流動為導向的投資機制可以使資源整合達到最大生產率的目的，所以兩岸應盡快建立完善的投資保障機制，提高相關投資政策的透明度和執行度，逐步減少雙方因政策緊張關系的投資限制，最終實現相互投資的自主便利化。實踐證明，兩岸跨地區的投資是通過建立收購或者并購對方的公司來進行的，跨國公司能夠使得兩地地區的資源得到最優化的配置，從而降低了兩國公司的生產成本，同時使得公司得到規模經濟的發展，但其相對于市場而言，其使得產品多樣化，加大了市場的競爭力度。為加大兩岸投資度，我們應該針對兩岸投資存在的風險給予政策保護，以及投資的硬件環境和其他具體事項展開詳細的計劃和磋商。
(三)兩岸盡快成立經濟合作委員會，加快推動兩岸經濟合作的進程
ECFA應賦予經濟合作委員會處理貿易爭端的權力，充當一個仲裁機構，若當事方通過協商無法達到最終滿意結果，這時候可以交給經濟委員會去仲裁。同時，經濟委員會應以強化對兩岸企業的知識產權、金融、海關和電子商務等合作相關法律知識的宣傳，從而加強兩岸合作的緊密度。經濟委員會必須做好幾項工作，首先是針對爭端雙方成立工作組，根據ECFA及相關協議的原則進行充分的磋商，并根據磋商結果制定出相應的懲罰措施，但是要注意到時間的限制，不能無限期的拖延，而對于委員會的成員必須有嚴格的規定，這是一個兩岸聯合仲裁模式，他們的裁定結果必須得到保障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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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市場經濟的發展使得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趨勢日益凸現金融做為經濟發展的核心和動力,建立跨區域的金融市場已是勢在必行而如何立足于開放統一的區域金融市場,使金融機構根據區域間要素稟賦合理分工,形成相互促進優勢互補和共同發展的金融服務協調機制,是當前中央銀行發展和國有金融企業改革的重要方面
一跨區域金融服務需求及金融服務協調機制現狀
(一)在金融全面開放的新形勢下,區域金融服務協調機制尚未建立
區域經濟的發展,使得金融機構的業務對象以經濟圈的形式聚集,其客戶的業務范圍結算方式關聯企業均依存于特定的區域經濟市場在中國加入WTO之后,中小股份制銀行,特別是外資銀行,從中心城市輻射周邊城市甚至內地的經營策略順應了當前的區域市場經濟需要,其對行政區域劃分色彩分明的國有銀行經營格局形成了沖擊和挑戰由于市場沒有行政區域的概念,故傳統的行政政地域概念實際上是將生產要素和服務要素的循環切斷,這將提高銀行的發展成本行政經濟和市場經濟的矛盾在金融服務的問題上逐漸形成了對撞圍繞客戶需求規模化集約化趨勢跨區域提供金融服務的問題凸現在中央銀行和各國有商業銀行面前
(二)金融機構尚未形成與我國區域發展規劃相配套的服務機制
區域經濟是各國和世界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撐力量,加快東中西部協調發展,是我國區域發展戰略按照我國依托中西部發展東部,發展東部帶動中西部的區域發展戰略,我國中西部地區正進入發展的黃金期和加速期,各種市場要素急需由東部向中西部流動而日前,由于機制的缺失,金融資源的配置反其道而行之,各種金融資源正加速由西向東流動,形成東部金融資源過剩而西部金融資源不足的局面,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國家區域發展政策效應
(三)在區域經濟圈的形成過程中,區域金融服務市場的建設相對滯后
我國幅員遼闊,在多年的發展中逐漸形成了各區域獨特的資源稟賦和經濟金融格局各區域在資源稟賦等諸多方面優劣勢差異明顯具有互補性,建立有效的市場配置機制可以實現區域間的良性互動和協調發展從區域經濟理論上來說,金融是區域經濟發展的第一推動力和持續推動力,是區域經濟合作的重要紐帶而目前,我國區域國有銀行間在金融服務上未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協調與合作區域間金融機構更多地表現為競爭關系,行政壁壘業務壁壘和政策壁壘較大程度存在著,即使同一家國有商業銀行不同區域間的合作也是單一項目上的低層次合作,能夠促使跨區域金融資源有效流動的市場機制遠末建立因此,金融機構,特別是中央銀行和國有商業銀行在經營管理模式上必須進行深層次的改革,實現跨區域的金融服務,以體現效率的同時,實現金融資源配置的公平
(四)行政區域內金融服務尚未建立有力的監管協調機制
人民銀行銀監會分設后,對金融業金融服務工作的組織管理和協調職責一直未有明確規定,這一點上,中央銀行和監管部門既存在著職能交叉又存在著管理真空,導致一定行政區域內金融機構的金融服務工作缺乏外部協調機制的有效制約,各金融機構間的統籌配合不夠,服務效率和水平難以提高比如,在人民幣管理征信建設反洗錢等服務工作上,各行缺乏有效的協調配合機制,工作合力不足
二制約跨區域金融服務協調機制建設的主要障礙分析
(一)國有商業銀行按行政區域分工的模式不適應區域經濟的發展要求
目前,國有銀行網點機構是接照省級行政區劃被劃分,每個分支機構的經營范圍被嚴格限制在行政區劃之內,這一局面無疑大大削弱了國有銀行的跨區域服務能力相對而言,外資銀行和一些股份制銀行的地域幅射性較強,一些總部設在上海的外資企業,其經營范圍也覆蓋到華東,在財務管理集中化的要求之下,外資銀行和股份制銀行可以為客戶提供,站式服務而國有銀行,在涉及到全國時,需要總行出面解決,決策路線長,協調難度大,服務效率就難免下降在解決跨區域金融服務問題上,國有商業銀行在近年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是如果不改變國有銀行按照行政區劃分割的經營局面,由一些分行自發進行合作就只能在較低層次和一些零星項目上展開,而無法在整體上與外資銀行進行競爭
(二)服務技術平臺建設滯后成為制約國有銀行跨區域服務的瓶頸
多年來,分散的經營管理導致國有銀行的技術平臺不統一,基本的全國范圍內的通存通兌都沒有完全解決,各自為戰的情況比較普遍而且各金融機構分行間的考核競爭加劇了業務整合的難度,這也是最近幾年工農中建各大行都抓緊建設IT中心的根本原因現在工行中行等都在上海建立了地區數據中心,跨區域服務的技術問題正得到解決,但與外資銀行在全球范圍內配置服務資源的做法相比仍有很大差距值得關注的是,目前各國有商業銀行不但在搭建高質量的服務技術平臺上做的不夠,而且對現有技術平臺的利用也不充分,各自為政的問題比較突出比如,在中央銀行建成以大小額支付系統為標志的現代化支付系統后,各國有商業銀行仍堅持發展系統內的資金匯劃系統,導致大小額支付系統負載不足資源閑置,形成服務設施的部門分割和資源浪費,降低了區域資金運轉的效率
(三)行政干預一定程度上阻礙了區域金融服務模式的搭建
經濟區域的形成是以市場為聯系紐帶的,跨越了行政建制和區劃設置然而由于體制原因和地方保護主義思想的影響,地方政府在稅收投資及其它經濟政策上存在分岐,人為地對區域經濟形成了割裂,對區域間金融服務協調機制造成了影響表現為:一是待遇不平等各地政府在金融服務軟硬件環境的建設上存在重地方性金融機構,輕跨區域金融機構的問題二是發展不平衡比如,在銀行卡等結算工具的推廣使用上,各地方政府在用卡環境的搭建優惠政策的落實等方面認識不同投入不一,使區域間結算環境差異較大,影響了區域經濟的融合特別是在反洗錢征信建設等屬于公共服務領域的金融服務協調機制的建設上,地方政府的態度不一三是區域間金融開放程序不夠各地政府以及金融機構對區域間的金融競爭存在片面認識,特別是對異地金融機構進入轄區發展高端業務持消極態度,地緣觀念較濃,在預算單位賬戶開立高端客戶的爭取上存在地方保護主義現象,協調機制在利益分配面前軟化,阻礙了區域金融服務模式的搭建
三完善跨區域金融服務協調機制的途徑
(一)中央銀行要強力打造一個高效快捷的資金運轉體系
建立高效的支付清算系統,提高結算資金使用效率,是推進地區協調發展的一項重要措施一方面大力推廣同城票據清算系統,抓緊建設現代化文付清算系統,為推進中西部經濟發展提供快速高效安全的資金清算服務另一方面牽頭組織協調有關部門為金融企業提供信息交流平臺和基礎公共網絡,加快以網絡銀行電子商務移動銀行自助銀行等創新金融產品為代表的電子銀行系統的發展同時,適應要素跨區流動要求創新服務手段,推動跨區域票據結算合作,適應客戶群在跨區,提供包括信貸咨詢和清算等在內的綜合性融資服務
(二)突破國有銀行按照行政區劃分割的經營局面,建立國有銀行跨區域金融服務體系
一是在客戶需求推動下,區內各分行加強業務合作與協調,通過策略合作或在總行牽頭下為重點客戶提供全面服務,通過加快業務的合作與協調來促進區域金融合作二是逐步實現業務處理平臺的區域集中跨區域的金融服務需要統一的技術平臺未支撐,從數據的物理集中到客戶信息的邏輯集中,跨區域金融業務平臺是跨區金融服務得以實現的基礎條件三是對傳統的行政劃分布局進行戰略調整,嚴格按照區域經濟合作的要求而不是行政區劃限制來配置銀行的服務資源,建立起引導資源流動的區域性的銀行經營管理架構
(三)大力扶持地方性金融機構的發展,充分發揮地方金融資源在區域金融服務中的作用
中央銀行要把促進地方性金融機構改革與發展工作作為工作的重點,在地方政府的領導下,一是積極推動農村信用社改革,組建農村合作銀行,使之成為支持農村經濟發展的主力軍三是要加快推動城商行城信社改革發展的步伐,以不良資產處置為突破口,把增資擴股作為切入點,加快不良資產處置速度,在資產質量提高,資本充足率達標的基礎上,推動區域城商行城信社實現業務聯合與資本聯合,充分調動整合利用中西部地方金融資源,拓寬資金來源渠道,打造區域城市商業銀行城信社聯合體,支持中西部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為支持中西部地方經濟發展多作貢獻
(四)轉變政府職能,消除影響區域金融的政策障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