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環境論文匯總十篇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地理環境論文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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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人文地理角度看，燕北西遼河地區位于中原農耕文化、東北漁獵文化以及后來蒙古高原的游牧文化的交匯處，必然受到三種文化的影響，經濟形態兼具農耕、漁獵、游牧是自然而然的。遠自史前時代，東北地區就以漁獵文化著稱，由于地理上的近緣關系，這種漁獵文化很容易波及和影響到周圍地區，特別是漁獵資源較為豐富的西遼河流域。新石器時代，中原地區有著發達的農業文明，比如磁山和裴李崗文化、仰韶文化等，同樣的原因，這些文化北上西遼河流域，影響和推動著燕北地區農業的發展。考古研究發現，紅山文化晚期社會的深刻變化，來自南部仰韶文化的影響發揮了重要作用。對此，蘇秉琦與郭大順先生均有論述。夏家店下層文化發達的農業，明顯受到南部中原文化的影響。有學者認為，夏家店下層文化乃是后岡二期文化與當地紅山－小河沿文化的繼承者及山東龍山———岳石文化系統的因素組合融匯而成［。稍晚時期，西部鄂爾多斯草原青銅文化興起后，逐漸向東擴及西遼河流域，使這里進入農牧交互演替或農牧并重的時代。可見，正是由于獨特的地理位置，使得燕北西遼河地區容易受到周緣經濟文化的影響，并與其自身環境特征相結合，形成了“混合”經濟形態。從生態文化學角度看，混合經濟形態是對當地自然環境的一種文化適應，在各種經濟活動比例適當的情況下，這種經濟形態可減輕對某類自然要素的壓力，從而緩解人類生存需求與資源短缺的矛盾。從距今約8000年的興隆洼文化到距今約3000多年的夏家店下層文化期間，燕北西遼河地區的經濟形態兼有采集、漁獵、原始農業，以及處于早期階段的家畜飼養業，盡管其比重也有變動，但多樣性始終為這一階段經濟形態的一個重要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相對均衡的多樣化經濟形態沒有對當地環境造成更大程度的擾動，沒有發生后來那種因大幅度農業開發而導致的土地沙化局面，文化持久發展的基礎才得以保持，從而出現了興隆洼文化、趙寶溝文化、紅山文化等歷時很長的史前文化發展高峰。

從長時段來看，燕北西遼河地區經濟形態的演變有一個重要特點，這就是它的易變性或不穩定性。如前所述，夏家店下層文化有發達的農業，但到夏家店上層文化時期(距今約3000～2300年)，本區經濟形態發生了重大變化，畜牧比重明顯增大。夏家店上層文化的創造者即文獻記載中的山戎。上層文化遺址中發現有大量的青銅器，特別是青銅武器及牛羊骨骼、馬具和馬車等，說明該文化存在著相當比重的畜牧經濟。《史記•匈奴列傳》載:“唐虞以上有山戎……居于北蠻，隨畜牧而遷移。其畜之所多則馬、牛、羊……逐水草遷徙，毋城郭常處耕田之業，然亦各有分地。”這反映了山戎以畜養馬、牛、羊為主，其活動有一定的流動性。自山戎至遼代以前，游牧業一直是燕北西遼河地區的主導生業。遼金兩朝，農業又成為燕北地區重要的經濟活動之一。不過，有學者研究發現，遼金時期西遼河流域農業開發的核心區域經歷了數次變動，遼初來自中原與渤海等地的移民，首先在以遼上京為核心的地區從事農業開墾，并形成遼王朝的經濟中心。這一經濟中心地位維持了近100年，至遼中期有10余萬農業人口從遼上京地區遷往遼中京地區，并推動著經濟中心與農業開發的核心區遷移到這里。遼中京農業開發核心區的地位維持了100多年，至金代中期再次向金興中府轉移。遼金以后，本區農業再度衰落。元明兩代生活在燕北西遼河地區的主要是蒙古族，他們從事游牧活動，經濟結構比較單一(其棲居地被稱為蒙地)。自明末清初，內地漢人開始向燕北蒙地移民墾殖，逐漸改變了當地的經濟結構。到20世紀初，燕北西遼河地區成為一個典型的農牧并存、農牧交錯分布的地區①。對于燕北西遼河地區經濟形態演變的上述特征，可以從氣候變遷和自然環境的變化以及民族文化和其它社會政治因素等幾個方面給出解釋。綜合學界已有研究結論，總體上看，燕北西遼河地區距今8000多年至3000年左右為全新世氣候宜人期①，此間該地溫濕度和水熱條件較好，適合采集漁獵和原始農業。據孔昭宸等人研究，燕北赤峰地區距今8000～3500年間為全新世大暖期，從植被帶變化與水熱因子的關系推測，與現今相比，當時年均氣溫高2℃，1月氣溫高3℃以上，年降水量至少要高100毫米。期間的氣候發生了幾次大的波動，這種波動對人類生產活動造成了很大影響，并直接導致經濟形態發生變化②。距今5500年前后，本區發生一次降溫事件。這次降溫對當地居民的生計造成了很大壓力，迫使其加大農業比重。距今5000年以后，東北地區發生了一次強降溫事件，自此本區氣候明顯轉向溫干，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距今4000年左右。大致5000年以后，遼西氣候明顯干涼。氣候變遷對應著紅山文化的消失，說明兩者是有關連的。距今約4000～3000年間，西遼河流域為暖濕氣候。以此為前提，加之技術的進步和來自南部農耕文化的影響，夏家店下層文化出現了史前農業的第一次繁榮。

距今約3000年前后，燕北西遼河地區進入了一個新的降溫期，氣候日趨干冷，溫性森林減少，草原面積擴大。距今3000年后本區為夏家店上層文化時期，此段孢粉組合中蒿科花粉增多，藜科花粉也占一定優勢，反映了當時氣候溫干。距今2800年以來，本區氣候整體上處于大暖期后的波動降溫階段，降水量較前期減少。氣候干冷使得西遼河地區的水熱條件愈來愈不適合農業，這導致人們在經濟上日益增加對干冷的草原環境有一定適應力的畜牧業和狩獵經濟的依賴。這樣，從夏家店上層文化時期開始，燕北西遼河地區進入了以畜牧業為主的時期。從距今約3000年至10世紀之前，我國的氣候(主要指溫濕度)總體呈下降趨勢，這一趨勢在燕北地區表現得更明顯。從匈奴稱雄北方廣袤草原的秦漢時期開始，直至唐代以前，生活在這里的北方民族如匈奴、東胡、烏桓、鮮卑、契丹等均以狩獵、游牧為主要生業，從事游牧經濟，同時兼具少量農業。根據文獻記載③，綜合學界已有研究，我們大致可把遼代(公元916～1125年)燕北西遼河地區的氣候等自然環境狀況概括如下:遼代前期(大致在公元10世紀)氣候較溫暖濕潤，水系較發達，植被較好。《舊五代史》《五代會要》和《遼史》等歷史文獻提供了不少信息。這在公元10世紀使遼的胡嶠所記中也有所反映。遼代后期(主要在11世紀)以后氣候轉向冷干，11世紀宋人使遼對此多有記載，宋人使遼語錄和使遼詩多處提及遼地的寒冷氣候和沙地景觀。遼代前期，以暖濕氣候為前提，加之遼王朝統治者的積極推動，燕北西遼河地區的農業再度繁盛。之后直至明末，燕北地區的氣候以低溫干燥著稱，元明兩代生活在這里的蒙古族逐水草而徙，長期從事游牧經濟，農業基本不見。到了清代，伴隨大量漢族移民的到來和蒙墾運動，西遼河地區迎來了第三次農業發展的高峰。由上可見，燕北西遼河地區史前及歷史時期經濟形態的變動多以氣候變遷為背景，這說明經濟形態的演變與氣候變遷有很大程度的關聯。西遼河地區是典型的生態脆弱帶，其生態系統很容易因自然(特別是氣候變遷)或人為因素的擾動而發生劇烈變化，從而使生態系統失去平衡，進而出現幅度較大的波動，并對人類的經濟活動產生很大影響。西遼河地區的生態脆弱性體現在土壤、植被和降水量等方面。土壤的脆弱在科爾沁沙地和赤峰南部的黃土丘陵地區很典型。科爾沁沙地屬沙質土壤，腐殖質少、黏土含量較低，容易發生風蝕，干旱氣候條件下尤為明顯。史前和歷史時期，科爾沁沙地曾有過多次擴張。伴隨著沙地的擴張和收縮，其經濟形態也經歷了農耕和游牧在空間和時間上的變動。赤峰南部和東南部黃土丘陵地帶的土壤非常脆弱。黃土土質疏松，濕陷性強，遇水后易溶蝕。這一地區植被稀疏，易發干旱、多風，加上過度耕作，都易導致水土流失。西遼河地區屬干旱半干旱氣候，大部分地區年降水量少，降水年季變率大，風沙天氣多，蒸發快，植被差，地表涵水能力低，這易導致地表徑流和地下水儲量減少，進而加劇水資源的匱乏。西遼河流域大部分地區屬草原植被，草原比森林等其它生態系統抗干擾能力差;加之本地多屬沙質土壤，植被根系較脆弱，植物生境不佳，一遇干旱，植被極易發生退化。生態環境的脆弱性導致其抗干擾能力較差，每遇重大氣候變遷，其經濟形態都會發生很大的變動。除了氣候、自然環境變遷外，燕北西遼河地區經濟形態的變動與民族文化和社會政治因素，特別是與統治階層的思想意識和政策選擇也有關聯。以歷史時期為例，從夏家店上層文化至遼金以前，生活在燕北地區的主要是北方草原民族，即東胡、匈奴、烏桓、鮮卑、契丹等，這些民族向來以游牧、漁獵為生，他們據有西遼河流域之后，自然會將其傳統的經濟文化擴及這里。遼代雖然農業經濟也很發達，但其農業主要由漢人、渤海國人經營，遼王朝的建立者契丹人仍以漁獵、游牧經濟為主業。元明兩代，生活在燕北西遼河地區的主要民族是典型的游牧民族———蒙古族，他們在這一地區長期從事游牧經濟。統治者的政策選擇也會對經濟形態產生重大影響，從而決定生業方式的結構與類型，遼清兩代就是典型例證，在這兩個時期西遼河地區的農業發展在更大程度上決定于王朝的政策選擇。

通過對燕北西遼河地區經濟形態的特征、歷史演變及其成因的考察與分析，我們可以從中總結出一些規律。一般而言，環境決定生業，有什么樣的自然富源，就會有什么樣的生業結構，在生產力水平低下的史前社會尤其如此。由于獨特的地理位置和氣候條件，燕北西遼河地區的漁獵資源豐富多樣，這就決定了漁獵經濟在西遼河流域長期居有重要地位，成為當地居民的重要生業。相當長歷史時期內，燕北西遼河很多地區是一個植被茂盛、湖沼密布、野生動物活躍的地方，歷史上曾有“平地松林”“千里松林”以及“遼澤”等稱謂，反映了這里植被和水系的發達。正是在這樣的自然條件下，其漁獵經濟才經久不衰。西遼河流域擁有大片含水沙地和黃土地貌、起伏不大的山地與緩坡、河谷與河漫灘等，在適當和適宜的氣候條件下，也適合發展旱作農業。因此，自距今8000年的興隆洼文化開始，這里就興起了旱作農業，并在以后的歷史發展中，長期成為燕北地區重要的經濟模式之一。如前所述，西遼河流域很多地區，尤其是在其北部和西北部分布有成片或點狀的疏林草原、灌叢草原及山林草原等，這些地區在歷史時期都曾成為北方民族從事游牧經濟的樂園。可見，燕北西遼河地區生態環境和資源稟賦的多樣性為人類開發和選擇更為廣泛的食物資源種類提供了條件，從而造就了當地史前和歷史時期多元“混合”的經濟形態特征。

經濟形態因自然環境的變遷而變化，這也是環境決定生業的重要表現。由于燕北西遼河地區屬草原生態系統，自然環境具有明顯的脆弱性、不穩定性或易變性，這使得人類對食物的需求與資源短缺的矛盾在某些時期可能較中原黃河流域更突出，對人類生存構成的壓力也更大，這一矛盾也必然促使人類不斷調整其生業方式，以適應環境的變化。本地旱作農業的起源可能就是這樣的機理。趙志軍認為，西遼河上游地區的生態環境具有過渡性與脆弱性兩大特點，生態環境的過渡性為人類開發和選擇更為廣泛的食物資源種類提供了條件，生態環境的脆弱性給人類選擇食物種類的趨向造成一定壓力，迫使人們將食物種類的選擇范圍不斷擴大。在環境因素影響下，人類開始把目光轉向某些原本不喜好或看起來不適宜食用但卻大量分布的動植物種類上，其中就包括那些對脆弱多變的環境有較強適應能力、籽粒細小但產量較高的耐旱植物，比如黍、粟這兩種小米的野生祖本植物，于是小米就成了人們首選的旱地栽培作物。植物考古學為此提供了不少證據。進入全新世以后，本區氣候波動劇烈，距今8900～8700年和距今7700～7300年西遼河地區曾發生過兩次強降溫事件，暖溫帶落葉闊葉林景觀帶南移到燕山－努魯爾虎山一線。這樣大幅度的降溫，肯定對這個地區古人類的生業模式產生過重大影響，迫使人類拓展生業途徑。

篇（2）

2結果

2.1相關分析中國健康成年人TO指標與各地理因素之間相關性不顯著;TS參考值與X1呈極顯著正相關，與X7呈顯著負相關，與X2、X3、X4、X5和X6相關性不顯著。

2.2回歸分析以中國健康成年人TS指標參考值為應變量，七項地理因素為自變量，應用向后消元法對其進行多元線性回歸分析，最終得出回歸方程。應用成對樣本t檢驗比較健康成年人TS參考值的預測值與實測值，t=0.002，P=0.998，可以認為兩組值之間無顯著性差異，即健康成年人TS預測值與實測值具有較好的一致性。對中國十幾個典型地區成年人TS參考值預測值與實測值進行比較，見圖1。

2.3空間分布規律選取全國2322個市縣作為觀測點，根據回歸方程計算出這2322個市縣健康成年人TS參考值的預測值，在已矢量化好的地圖上準確定位這2322個市縣;應用Arc-GIS10.0軟件進行克里金(Kriging)插值，擬合出中國成年人TS參考值的空間趨勢分布圖，見圖2。

顏色越深的區域表示TS參考值越大，色彩變化越快表明參考值變化越快，反之變化越緩慢;位于同一等值線上的區域TS參考值相等，同一等值線附近的區域參考值相近。TS參考值的空間分布總體呈東西走向逐漸升高趨勢，隨著海拔高度的上升TS參考值也逐漸增大。較之東部沿海地區，中西部地區TS參考值明顯升高，以青藏高原地區參考值最大。在西北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內出現明顯的淺色區域，是由于吐魯番盆地特殊的地理環境，該地區海拔僅有34.5m低于烏魯木齊地區，年平均氣溫14.4℃也明顯高于烏魯木齊市區的6.9℃，這兩個因為素成為影響吐魯番地區TS參考值的主要因素。

3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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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環境地理信息系統的概念

環境地理信息系統(GeographicInformationSystemforEnvironment,簡稱EGIS)是收集、存儲、管理、綜合分析和處理空間信息和環境信息的計算機軟硬件系統。它是GIS技術在環境領域的延伸,是GIS技術與環境監測技術、環境管理技術等各種環境信息分析和處理技術的集成。環境地理信息系統的主要功能有:

1.基本功能包括對空間和屬性數據的輸入、存儲、編輯,以及制圖和空間分析等功能。編輯功能允許用戶添加、修改、刪除點、線、面或修改其屬性信息;制圖功能可以靈活多樣地制作和顯示及輸出各種專題地圖,如污染分布圖、水功能區劃圖、環境規劃圖等等,地理要素可放大縮小以顯示不同的細節內容,并能夠測量地圖上線段的長度或指定區域的面積。

2.空間統計分析(SpatialStatisticsAnalysis)是指對空間數據庫中的專題數據進行統計分析。畢業論文包括各種屬性數據的集征數、離散特征數及其分類分級統計等。

3.疊加分析(OverlayAnalysis)功能允許兩個或多個圖層在空間上比較各空間要素和屬性,分為合成疊加和統計疊加。合成疊加得到一個新圖層,它將顯示原圖層的全部特征,交叉的特征區域僅顯示共同特征;統計疊加可以統計一種空間要素在另一種空間要素中的分布特征。對不同的圖層進行疊加分析,從而獲得各種感興趣信息,如利用類型疊置分析獲取新的類型。如土壤圖與植被圖疊置,以分析土壤與植被的關系,可以計算某一區域內的植被類型的數量及面積,即通過對同一地區、相同屬性、不同時間的柵格數據的疊置,可以分析由時間引起的變化,通過與所需提取的范圍的疊加運算,快速地進行范圍內信息的提取等。

4.緩沖區分析(BufferAnalysis)是GIS的基本空間操作功能之一。例如,某地區有危險品倉庫,要分析一旦倉庫爆炸所涉及的范圍,這就需要進行點緩沖區分析,結合與居民地圖層的疊加分析,可以獲取需要疏散的人口數等等。

綜上所述,空間分析是地理信息系統軟件的核心,空間統計分析、疊加分析、緩沖分析等功能為環境地理信息系統提供了強大的環境分析功能與廣闊的應用空間。隨著其功能的不斷完善和發展,環境地理信息系統將為環境各部門提供一個功能強大的空間信息服務和管理工具,成為各部門日常工作不可或缺的工作手段。

二、環境地理信息系統的具體應用

由于環境地理信息系統具有強大的信息服務和管理功能,具有廣泛的應用范圍。具體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它可以應用在環境管理的各個環節,如區域環境規劃、環境監督管理、區域環境監測及環境評價研究等;二是它可以廣泛應用在國家、省、市等不同層次的管理。下面簡單介紹一下它的具體應用。

1.電子地圖使環境管理工作變得輕松直觀

由于采用空間數據和數據庫掛接,改變了傳統的信息管理方法,地圖由傳統的靜態紀錄變為信息豐富多樣的動態的電子地圖,實現了數據可視化。它使環境主管部門對各種環境要素的管理變得直觀、簡單和輕松。如通過直接對地圖要素進行查詢,可以獲得環境監測點位、污染源等的空間分布及其與環境敏感區域的空間關系等信息。可以對各種環境數據進行綜合的統計并分析以及采用直觀的豐富多樣的表現方式進行展示,為環境決策提供科學快捷的支持。

2.強大的環境規劃手段

區域環境規劃是EGIS應用發展的重點領域之一,目前基于EGIS的環境規劃模型還處于深化研究階段,將環境應用模型與GIS集成為一體,可以為環境規劃提供更強大的技術手段。由于應用EGIS能夠更好地考慮和評價建設項目對環境的影響,因此在建設項目的環境評價中得到廣泛應用。

3.危險物運輸管理

借助GIS的運行路徑選擇功能,可以對危險物轉移運輸線路進行優化選擇,能避開人口集中居住區、飲用水源地等環境敏感區域制定運輸計劃。并可以通過GPS對危險物的運輸線路進行實時監控。

4.環境模型模擬分析

環境模型在環境決策中有著重要的作用,如可以通過模型模擬出污染事故發生后各個時間的擴散情況,為決策提供科學的參考依據。碩士論文常用的模型主要有大氣擴散模型、1維水污染擴散模型、2維水污染擴散模型等等,實現各種模型的模擬結果的生成、2維和3維的顯示等功能。

5.為數字環保提供技術平臺

數字環保是最近提出來的終極環境管理系統,它是繼數字地球概念提出以后,環保領域提出的新概念,它將是未來十年環保領域信息化建設的終極方向,EGIS作為數字環保的基礎平臺,將能夠為用戶提供實時動態環境信息服務,也能夠為環境管理者提供決策信息,逐步控制污染,改善環境狀況,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三、國外環境地理信息系統的研究重點

1.數據采集的技術比選

當前環境管理決策要求EGIS提供的數據種類及其范圍都在不斷擴大,同時信息采集技術也有了很大的發展,包括GPS技術、視頻技術、高清晰衛星圖像、實時環境監測技術等等。這些實時信息采集系統都有很多傳感器,包括空氣質量、溫度、氣壓及水質等等。如最近微軟公司正在基于VirtualEarth開發一項新技術,用戶可以在地圖上搜索大量的實時信息,如道路擁堵情況、天氣狀況、空氣質量,甚至是汽油價格等等實時信息,這需要大量的傳感器采集空間及其相關的實時信息,這無疑會推動更多的數據采集技術的開發。

2.EGIS與環保信息化之間如何協調發展可以預計未來五年內EGIS將會與環境信息化越來越緊密地集成起來,發揮良好的社會經濟效益,大大提高現有的環境管理與決策水平。二者的緊密集成還需要研究以下問題:

1.制定所需空間數據及環境數據的標準,以保證系統的擴展性與兼容性;

2.空間數據的獲取渠道以及更新途徑,以保證系統的可用性及可靠性;

3.研究以何種方式進行有效集成,并分析這種方式的可行性;

4.研究環境信息與空間信息及其分析、模擬結果的綜合表現方式;

5.建立示范項目以便分析和測試集成的效果。

3.海量空間數據庫管理技術

隨著空間信息與環境信息的積累,EGIS的數據庫的維護會變得越來越重要,新的數據采集技術可能會使數據量以幾何級數增長,海量數據的存儲與維護是要繼續研究的課題。如:采用什么技術來實現空間數據的更新與歷史數據的備份?如何實現新舊空間數據的合并和統一?如何利用數據挖掘與信息抽取技術來更好地發揮數據的利用價值?遙感數據如何才能得到有效的利用?等等。

四、發展環境地理信息系統的策略探討和建議

隨著國外EGIS技術的逐漸成熟和數據采集技術的快速發展,建立環境地理信息系統的條件開始逐漸成熟,而且將成為我國發展GIS的重點領域,從GIS在我國近幾年的發展領域也可以看出這種趨勢。當前我國有關部門已經開始著手進行環境地理信息系統的開發,并進行了一些有益的嘗試,如廣東省環境信息中心開發的珠三角水環境信息管理系統等,但鑒于我國GIS基礎工作薄弱,特別是基本的空間信息數據庫尚未建立,因此EGIS的開發費用十分巨大;加上EGIS的發展涉及眾多部門和多種技術,因此有關部門應當重視和開展我國EGIS的發展策略研究。

發展EGIS應當采用“統一規劃、注重基礎、緊密跟進、高起點開發、協調發展”的發展策略。

1.統一規劃。由于EGIS的發展不但涉及眾多環境部門,還包括與其他各級政府管理部門(如土地管理、環保、環境管理等部門)之間的信息交流;同時又涉及多種信息技術,而信息技術發展的速度十分迅速,為了降低空間數據資源采集和管理的成本,為了適應未來發展的需要,必須在多方部門的參與下,統一規劃和構建EGIS的發展框架。

2.注重基礎。由于我國GIS發展基礎薄弱,數據基礎是系統生命力的關鍵,失去了完善可靠的基礎數據的支撐,系統的功能再強大也不能發揮其作用,因此要在統一規劃的思路和明確的發展框架下,不斷加強基礎空間數據庫和基礎環境數據庫的積累與建設。

3.緊密跟進、高起點開發、協調發展。職稱論文在技術上緊密跟進國外先進的GIS技術,高起點進行系統開發,與我國的信息產業發展速度相協調,共同發展適合我國國情的EGIS。

當前我國各地許多部門雖然已經開展了EGIS的研究與開發,但這些開發均是出于本部門的需要,很少考慮到將來部門之間的數據交流和共享,加上沒有全國性的EGIS發展框架和數據標準,數據的通用性將成為

影響EGIS開發的關鍵因素,建議有關部門及時組織開展EGIS發展體系和框架標準的研究。

五、結束語

地理信息系統是近二十年來迅速發展的信息技術的重要組成部分,它的應用已經從早期的礦產資源管理拓展到與空間地理相關聯的更廣泛的領域,特別是在環境領域,原有的多種環境信息處理技術(環境模型、環境規劃分析)正在與地理信息系統融合,逐漸形成具有強大功能并具有環境特征的地理信息管理系統,即環境地理信息系統(EGIS)。它將成為各個環境管理部門日常信息處理不可缺少的新工具。它將徹底改變傳統的信息處理方式。可以說它是環境管理進入信息時代的標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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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國的環境法立法目的

目前，我國學者對于我國環境立法目的意見并不統一，其中蔡守秋教授認為環境立法的目的應該是保護和改善生活和生態環境，防止污染和破壞環境資源，合理地開發和利用資源，在保護人體健康的同時促進經濟和社會的持續發展。而呂忠梅教授的觀點強調環境法的主要價值是實現可持續發展。陳泉生教授批評指出現行《環境保護法》只注重當代人的利益，忽視了后代人的利益，故而提出環境立法目的應該為保護環境，維護生態平衡，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確保我國當代人與后代人能夠過上健康富足的生活。由此可見，目前，我國主流觀點都直接或間接地提出了可持續發展目的，同時也強調了保護人類利益的目的。198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第一條規定：“為保護和改善生活環境和生態環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保障人體健康，促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的發展，制定本法。”該規定主要包括三項任務：（1）合理利用環境與資源，防治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2）建設一個清潔適宜的環境，保護人民健康；（3）協調環境與經濟的關系，促進現代化建設的發展。由此可以看出我國環境法的立法目的是建立在“人類利益中心主義”的基礎上的目的二元論，其目的的實質并不在于保護環境，而是保護人的權益。當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發生沖突的時候，人們果斷地犧牲環境保護，正如，小汽車會造成空氣污染和資源浪費，但是為了GDP的增長和擴大內需，政府不僅沒有對其購買加以限制，反而提倡提前消費，鼓勵大家按揭購車。這都充分地說明了我們國家的環境法目的本質上是為經濟發展尋找借口，美化其污染環境，浪費資源的行為。除此之外，從我國環境法的立法目的上看，立法者僅僅看到了我國環境的經濟價值，忽略了環境的生態價值和美學價值，這從根本上，忽略了環境的本質意義。如，《森林法》、《礦產資源法》等環境立法中，其目的主要強調環境資源的開發和利用而忽視了資源自身的環境功能。綜上所述，我國環境法的立法目的存在很大的缺陷，其以人類利益為中心將人與自然的關系視為利用與被利用的關系，忽視了人類在地球上與其他自然生物一樣，是平等的主體，缺乏對自然的尊重和敬畏，這在本質上是不可取的。同時，人類追逐利益的腳步太快，對自然環境的破壞日趨嚴重，而我們的先污染后治理的經濟發展道路，是不長久的。

三、國外環境法立法目的

韓國于1990年在《環境政策基本法》中對立法目的進行了相應的規定，并提出了人類與環境之間的和諧對于國家持續發展的重要性，倡導國家、地方、企業和國民要共同努力保護環境，環境保持較利用環境優先。除此之外，還考慮了后代人享受環境恩惠的權利。日本環境法是保護環境和防治公害法律法規的總稱，在日本，環境法也被稱為公害法。正如上文所述，日本于1970年就將環境法的立法目的改為了“一次論”，開始了循環經濟之路，可見其對環境保護的重視，根據日本1993年《環境基本法》第四條的規定，可知，日本在可持續額發展的同時強調環境保全并倡導每個人都公平地分擔環境保全的職責，，可見其對環境保護的重視加強，同時，環境保全要以充實的科學知識為依據，用科學的手段實現社會經濟等活動對環境的損害最小化。同時，德國于1993年在《環境法典》（總則草案）的目的中明確規定了法律的保護目標，其主要有兩點，一是提高生物圈的生存能力和效率，二是促進其他自然資源的可持續利用。并強調環境保護的目的是為了人類的健康和發展。綜上所述，韓國、日本以及德國在環境法中都提出了環境保護對經濟持續發展的重要性，韓國主要強調了環境保護優先，保障代際公平；日本則注重環境保護的科學性和公民保護環境的職責；而德國主要側重于提高環境資源的效率，這與日本使用科學的手段利用環境有相同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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礦區內淮河防洪與農田水利設施多，農田水系縱橫交錯，基本形成適宜農業耕作的水利網絡。絕大多數耕地夏季種稻，冬季種小麥。

淮南煤田煤層賦存于淮河及其沖積平原之下，第四系松散層厚20～483.5m，由東南向西北逐漸增厚。屬水體下開采的礦區。

礦區大氣降水及地表水資源時空分布不均，年際分布不均，淺層地下水水質良好，水源充沛，補給條件較好，目前礦區利用地下水不致引起地面沉降。

礦區開發引起地表塌陷下沉，擾亂水系，損壞耕地、村莊、河道、提防及其它建筑物受到破壞。礦區開發對地質環境的影響主要為：地面塌陷、固體堆積占地與污染，農業生態環境變化等方面。

1.2地表塌陷淮南礦業集團所屬9座礦井、工業和生活居住等地面設施占地2624.2公頃（39363畝）。

9座礦井礦區總面積為301.12km2，截止2004年9月底開采塌陷面積達62.10km2，占礦區總面積20.59%。其中又有約17.7%為積水區，即積水累計總面積達10.97km2。積水范圍隨降雨量大小而變化。

隨著煤礦開采的延深和規模擴大，塌陷范圍逐漸擴大，據1997年以來的統計，1997年1月至2004年9月塌陷區增加了24.8km2，年增長率為5.15%。

開采塌陷區尚有15個村莊正在或有待搬遷。

開采塌陷區內，地形、地貌改變破壞了水系，影響河堤長度為15.1km，灌溉渠道5.9km，影響鐵路線長度7.41km。

1.3固體堆積物

1.3.1煤礦開采，每年要排放大量的煤矸石，選煤廠也有相當的矸石排放，電廠排放粉煤灰。造成固體堆積物占地和環境污染。

據初步統計，目前現存矸石山（場）23處，占地63.9公頃（906畝），固體堆積物總量為1898萬m3。

1.3.2淮河以南的礦區，煤層傾角較大，多煤層聯合開采，全部煤層開采后下沉量大，一般在10m以上，最大下沉量達18m。塌陷盆地積水深淺不一，農民進行粗放式養魚。可耕地的質量下降，造成農業減產減收。

淮河以北廣大礦區，煤層傾角平緩，基本屬單一煤層方式開采，回采后形成碟形塌陷區盆地，最大下沉量達4.5m，地下水埋深較淺。因此，盆地中間積水，積水范圍大小受降雨量控制，變化比較大，盆地的邊緣下沉量小呈緩坡地仍可耕種，但不宜種水稻，造成農業減產，盆地的邊緣帶與積水區之間，地面坡度大，水土易流失，基本上為棄耕絕收地帶。

1.4地質環境改變對工農業生產和生態環境的影響

1.4.1對大氣的影響煤礦生產過程中釋放出大量的瓦斯，瓦斯氣是一種有強烈溫室效應的氣體，瓦斯氣向大氣牌坊會導致全球氣候變暖，給空氣造成污染。

1.4.2對農業生態環境的影響煤礦開采引起的地表塌陷和矸石堆積導致耕地減少，土地質量下降，農業減產，造成農村搬遷。

1.4.3對城市環境的影響煤礦開采造成地表塌陷，矸石成山，導致市容臟亂差，影響市民生活，制約城市發展。

1.4.4對煤礦企業的影響為了減少村莊和城鎮搬遷，降低生產成本，煤礦企業不得不改變開拓布置方式，甚至放棄準備煤量，影響了煤炭資源合理開發利用，制約了企業自身發展。

2礦山地質環境治理原則

2.1以人為本、防災減災所有的地質災害，直接或間接的對礦山職工和礦區居民的生命財產安全構成威脅，因此礦山環境治理首先要保證礦區免遭礦山開發誘發的各種地質災害的危害，達到防災減災的目的。

2.2因害設防、綜合治理針對礦山地質環境破壞的特點、方式、分布及危害程度，抓住重點和關鍵環節，因地制宜、因害設防，采取攔、排、護、整、填、植等方面的綜合治理措施對礦山環境進行治理。

2.3注重效益、分期實施礦山地質環境治理工程應遵循生態社會效益優先的同時，爭取最大的經濟效益。區別不同的礦山地質環境問題，采取不同的治理措施。同時根據資金情況、礦山地質環境問題的危害大小、輕重緩急，分期、分階段進行治理。

2.4工程措施與生物措施相結合礦山環境治理只有將工程措施與生物措施緊密結合，才能達到礦山環境治理的最終目標。各種工程措施只要配置合理，就能根治地質災害。但其缺點是投資過大，而生物措施恰好彌補工程措施的缺點，其投資較小，能改善小氣候的特點，使其廣泛應用于礦山環境治理中。

3礦區地質環境治理的基本設想

淮南礦區地處華東，是富饒的淮河平原，是我國重要產糧基地，土地十分珍貴。國家可持續發展戰略，對地質環境的保護、生態平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法規制約。因此，煤礦開采地質環境的恢復引起了各級部門和煤炭企業的重視。塌陷區回填復墾是煤炭企業、地方政府和礦區農民長期以來的共同愿望，不塌陷影響經濟發展、環境保護的不良因素轉變為積極因素。淮南礦業集團實施礦山地質環境恢復示范工程項目。

實施示范工程的指導思想：治理與開發相結合，變害為利，企業、地方政府和農村基層組織緊密合作，中和開發現代化生態企業，建設小康型農村。

“珍惜和合理利用土地，切實保護耕地”是基本國策。煤礦開采對地質環境的影響和土地的破壞十分嚴重，是一個長期以來未能解決的問題，是一個共同關注的問題。

《環境保護法》、《土地法》和《礦產資源法》等國家法規，都要求礦山開采保護地質環境，實現治理恢復“占補平衡”的最終目標，這也是可持續發展戰略的組成部分。

我們將吸收有關兄弟單位回填復墾試驗的成功經驗，結合淮南礦區的具體地質環境，按照國家的有關法規和技術政策，實施示范工程項目。主要項目有：謝李示范工程，塌陷區回填后作為城市綠化地、改善生態和小氣候；張集示范工程，結合農村搬遷、小城鎮建設、改變農業結構相結合，由單純的種植，變為種植和水產養殖、農魚產品加工相結合的農業結構。

4結論

篇（6）

2礦山地質環境災害治理的措施

目前，我國礦山開采過程中，很容易誘發水土流失、滑坡、水體污染、固體廢氣物污染以及地面沉降、坍塌等一系列礦山環境災害問題，這些問題嚴重制約并限制著整個開采行業的質量和水平的提升，筆者通過自身多年實踐工作經驗，歸納并總結到一些解決礦山地質環境災害問題的建議和措施，進一步加強對礦山地質環境災害的治理，具體有以下幾點:

2．1礦山地面減沉技術的應用

礦山資源開采過程中，開采和利用大量資源的同時會造成礦區出現空區現象，影響周圍環境。礦山地面減沉技術在應用過程中，利用砂、廠砂爐渣以及尾礦等材料，對開采后的空區進行填充，避免出現坍塌、變形以及地面沉降等現象的發生，能夠有效減少對周圍環境的影響和污染。地質環境范疇中，沉陷對環境的危害性較大，尤其是在預計會對沉陷地面進行沖刷，破壞周圍土層結構，誘發泥石流或者是水土流失等危害。采用礦山地面減沉技術，能夠有效減少沉陷地表的面積，減輕對周圍環境造成的破壞，避免水土流失、洪流等自然地質災害的發生。

2．2種植復墾技術的應用

礦山開采中，大面積開采可能造成地面塌陷現象，對環境造成嚴重威脅，極易引發地質災害。為了降低開采對地質造成破壞，因此，必須要做好地質災害的治理對策，而種植復墾技術的應用，主要對塌陷地區實施復墾填充，以煤矸石為填充的主要材料，在復墾區域內進行種植，大面積的樹木和草，能夠避免水土流失現象的發生，降低對復墾區的環境影響，同時在填充區復墾種植過程中，必須要做好地面壓實處理，確保地基緊密度，提升復墾技術的應用效果。

3加強對礦山地質環境保護的建議和對策

近年來，隨著礦山開采行業在快速發展，環境保護工作越來越受關注，筆者通過上述介紹和探究，歸納并總結出環境保護工作中存在的漏洞和不足，為此，提出了幾點關于礦山地質環境保護的對策和建議，希望能夠幫助礦山地質環境災害治理工作的順利進行，具體有以下幾點:

3．1提升礦山地質勘察隊伍的綜合素質

由于我國礦山資源比較豐富，礦山地質資源的開發和利用率高，該行業對于提高國民經濟總值有著重要作用。礦山地質勘察是綜合多工種、多學科的一項極為復雜的工程，對于勘察人員的要求比較高，不僅要熟練掌握工程學、地質學的相關資料，更需要具備野外實踐訓練的經驗，只有具備綜合素質，才能夠根據礦山開采過程中的實際情況，做到因地制宜，采取針對性措施，從而降低對環境及其周圍環境的影響，提高礦山地質開采的效率，避免地質環境災害的發生。

3．2建立健全礦山地質環境法律法規

結合礦山地質開采的實際情況，不斷完善相關管理法律法規，加強對礦山地質開采管理的力度，針對一些違規開采或者是不正當開采的行為，及時予以處罰和制止，嚴重時追究其刑事責任，加強對環境的保護。同時，還要抬高礦山資源開采的準入門檻，將環境保護工作放在首位，通過對礦山資源開采隊伍的資質進行全面審核，確保其技術水平、安全生產能力以及企業規模、環境治理能力等都符合相關規定，如有一項不達標，則不能正常進入開采工作。

3．3實施獎勵機制，加強對礦山環境保護

通過獎勵機制來扶持施工企業積極投入新的開采技術和開采工藝，在提升開采質量和效率的同時，降低和減少對地質環境造成的污染和破壞。鼓勵新工藝、新技術的大力推廣，不僅能夠提升整個礦山資源開采的效率，避免資源浪費現象的發生，而且降低了對周邊環境的破壞及影響，有利于環境及時恢復，提高礦區環境治理水平。

篇（7）

因此，課堂教學作為普及環境教育的重要渠道之一，應當對學生實施有計劃、有目的、有組織的環境教育，提高學生的環境保護思維。

根據我國目前的地理教材的實際情況，緊抓教材、立足課堂，以現有的課本內容為基礎，盡量挖掘與環境教育相關的內容，自覺地、有效地滲透環境教育，是充分發揮教師在環境教育中的以身作則的一個顯著標志。

教師合理計劃，認真備課，利用教材創建具有特色的教學模式，課堂中利用教材情景教學，引出相關環境問題，依據地理學規律出發探索問題，分析問題，要求學生獨立思考、相互合作、取長補短、最終發現問題產生的根源。在提出解決方案時，激發學生開拓思維，提出更深入的問題，讓學生舉一反三，融會貫通所學知識。

利用學生所掌握的知識，滲透現代社會的環境問題，培養學生的環境道德意識，要求學生敬畏自然、尊重自然、保護環境，增強環境保護的道德感和責任感；普及環境法律意識，培養學生環境權益意識，自覺遵守環境保護法，養成良好的守法習慣，履行相應的法律義務，保障法律法規的順利實施；樹立環境責任意識，要認清環境問題產生的人為性，明確人類應當承擔的環境責任，環境保護是每個人責無旁貸的責任，每個人必須牢固樹立環境保護的責任意識。

課堂教學是學校環境教育中最經常、最有效、最現實的一種形式，但是相對于課堂教學，地理課外的實踐更具有直觀性和參與性，課外活動是課堂教學的延伸，其形式多樣，容易調動學生學習環境知識的積極性，激發其熱愛環境、保護環境的強烈意愿，發揮學生在環境教育中的主體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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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環境既是人類的生產和生活創造，也是都市倫理形成和發展的重要土壤，不同的人文環境意味著不同的文化創造，不同的文化創造產生了不同的倫理觀念。人文環境主要包括了社會經濟、歷史文化、政治、人口、宗教等因素。

一、經濟環境

在都市倫理的形成和發展過程中，經濟因素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良好的經濟環境通常會產生較高層次的倫理標準。同時，在人們的經濟活動中也產生了不同的經濟倫理。在西方傳統的經濟學理論中，經濟活動的和諧倫理就是其中的一例。自由的市場行為在利己的同時也惠及整個社會，這一認識成為推行市場經濟的倫理基礎。而都市作為經濟活動和產業結構布局的中心，對人們的倫理觀念更是產生了不可估量的沖擊。

隨著社會的發展，一次次以城市為發源地的科技革命，在使大批農業人口向城市遷移的同時，也在改變著人們的倫理標準。在中世紀的歐洲，礙于嚴格的倫理傳統，女士們必須穿著端莊，就連小女孩的服裝也不得短于膝蓋。而隨著科技革命的來臨，社會財富的增加，人們的思想經歷了一次次的蛻變。人們越來越關注個人生存狀態的改善，社會福利水平的提高，即如何實現自我的生存價值。這一點在西方經濟發達國家表現的尤為突出。

經濟發展同時也帶來了諸如環境污染等問題，這促使人們更關注環境倫理，更關注如何達到人與自然的和諧。尤其是上世紀中葉，在美國、日本、英國發生了世界聞名的幾大城市公害事件，加快了環境倫理標準的明晰和確立。在不同的城市里人們對環境的保護意識也日漸成熟。例如，在德國老區改造中，魯爾區的杜伊斯堡等城市樹立了良好的政府與企業互動的綠色環境倫理模式。

二、歷史文化

眾所周知，世界的不同城市存在著不同的歷史文化傳統，各個不同的歷史時期也傳承和造就了不同的倫理觀念。我國的倫理觀念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中，雖然受到了外界因素的屢次干擾，但最終得以保留和傳承，就其原因，這與我國城市的發展特征有很大關系。在歷朝歷代中，我國的儒家、道家和佛家相混合的文化模式隨著繁華城市的轉變而不斷隨之傳播。這樣的歷史過程，造就了我國眾多的中華傳統文化中心，對保留獨具特色的中華倫理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歷史文化也對倫理觀念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指導作用。不同的歷史背景往往是某一類倫理產生的前提條件。在我國和歐洲的諸多城市中，都保留了古老的文化氛圍，這樣的城市可以很容易的將外來倫理觀念同化。因此，她的傳承性和穩定性就較強。而像美國由于是移民大陸，歷史較短，基本沒有太多的主流文化，因此，美國的國際化大都市基本上各種文化整合出來的倫理。她的優點就是較具有創新性和實用性。

三、政治環境

每一個城市都處在一定的政治環境下，其倫理觀念的架構要受到相應政治環境的影響。這種政治環境包括了國內和國際兩方面。在一定的國家里，每一個人融入社會的過程中都是一個政治社會化的過程。在城市中由于人口集中，相應的基礎設施比較健全。因此，社會化的效果更為明顯。政府會通過一系列倫理觀念的輸入，固定每一個人的行為模式，從而達到個人和社會行為的兼容，維持一定的政治和社會秩序。

國際政治環境通常會是在與國內環境的比較中達到不同倫理觀念的整合。在這一整合過程中，存在著政治社會化的慣性，也就是說，通常人們會更認可本國政治的絕對優勢。從而導致了這一優勢的進一步加深。而關注國際環境的個體通常自身就生活在信息比較通達的城市。因此，這種趨勢會擴散到次一級的城市和地區去，與國際政治環境的互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是檢驗國內政治因素對人們倫理觀念影響的試金石。

四、人口因素

人口因素包括人口的年齡結構和人口遷移等。人口的年齡構成決定了在一個城市里倫理標準的更新速度和比較優勢。不可否認，人們對新事物的接受程度會隨著年齡的增長而降低，在一個人口相對老化的城市里，往往會保留較多的傳統倫理觀念。而在一個年輕人居多的城市里，則新的倫理觀念的沖擊力會更大。

人口遷移的去向和周期也同樣會影響城市倫理觀念的形成和發展，人口的遷入，會帶來新的倫理標準沖擊原有的倫理體系，往往不同文化區之間，一定規模人口的相互流動對雙方倫理體系造成的沖擊最大。還可能在該城市形成倫理飛地。如美國部分城市中的“隔陀”（ghetto），既是不同種族的聚居地，也存在著與城市其它部分倫理標準的不兼容性。如果一個城市人口遷移的周期較短，人口流動性較大，往往會造成各種倫理標準的短期混合，最終形成較寬容的城市文化，形成各種倫理的中和體系。

五、宗教因素

宗教在世界絕大部分國家的社會活動中占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宗教的行為規范作用遍及了人們生活的各個領域。不同的宗教在教旨上具有較大的交集，區別在于規范人們社會行為的方式。宗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認為是倫理體系的奠基者，這一點在伊斯蘭和基督教國家尤為明顯。在中世紀的典型聚落中，教堂通常位于城市或村落的中央。宗教行為成為所有人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近年來，宗教因素在都市倫理中作用凸現，人們意識到宗教所帶來的倫理觀念上的巨大差異。

篇（9）

關鍵詞：環境管理體制；問題；對策。

環境管理體制是指國家有關環境管理機構設置、行政隸屬關系和管理權限劃分等方面的組織體系和制度。它具體規定了中央、地方、部門、企業在環境保護方面的管理范圍、權限職責、利益以及相互關系，核心部分是關于管理機構的設置、各管理機構的職權分配以及各機構之間的相互協調等問題。一些西方學者在對環境管理體制問題進行討論時，往往會把公眾參與的問題考慮進去。他們認為，在環境管理體制的結構關系中，除政府的行為之外，還有社會利益團體和管理行為人，它們都是較為重要的組成部分。環境保護事業在西方一些發達國家，已經具有較高的社會化程度，企業和公眾在環境管理中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在這方面，我國與西方國家相比還存在很大的差距。較長時間以來，我們所說的環境管理體制僅指政府內部機構的設置，而公眾的監督和參與則被視為是外部作用機制，一般不納入進來。

一、我國地方環境行政管理體制存在的問題。

我國長期以來采用的是地方政府對轄區內環境質量負責的環境管理體制，這種體制，由地方政府通過計劃、組織、調節和監督，來協調社會中的各種關系。這一體制的優點在于能夠很好地發揮地方的主動性和積極性。經過多年的努力，我國已經形成了“由國務院統一領導、環境保護部門統一監管、各部門分工負責、地方政府分級負責”的管理體制，并逐步形成了“五級管理”、“四級機構”的組織體系。這種管理體制對于推動我國環境保護事業的發展發揮了積極的作用。我國是一個人口大國，自然資源相對較少，環境保護工作起步也比較晚，正處在經濟發展速度過快、管理手段較為薄弱、環境意識還有待于進一步提高的轉軌時期，因此該體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有效性。然而我們也應該看到它還存在著不少的弊端，部門分散、地方分割、條塊分離的現象比較嚴重，管理手段相對滯后，很難適應社會經濟發展的客觀需要，對于環境保護工作的開展具有一定的阻力。

我國政府對于環境管理機構的設置，大體上是一個倒“金字塔”的結構，即中央設置的環境管理機構數量較多、規模較大、人員充足、技術設備好，對環境監管的執法能力比較強；相對中央管理機構來說，各地方設置的環境管理機構，越往下數量越少、規模越小、人員越缺乏、技術設備越差，環境監管的執法能力也越弱。就拿我國的縣級環境保護部門來說，它的技術人員編制較少，但實際工作人員的數量卻嚴重超編，大多數人員沒有環境保護方面的相關專業知識，其中還有一部分是在機構改革中被分流到了環境保護部門，同時又沒有較好的方法對人員進行培訓。同時，環境保護部門的技術設備配置也比較落后，缺乏基本的監測手段，不能有效地對排污總量和違法排污現象進行監測，有些甚至還需要將監測項目送到市一級部門進行分析。由于缺乏必要的管理手段，監管人員在現場進行執法主要依靠自己的感性認識和已有的工作經驗，這樣及時取證就有一定的困難。由于缺乏必要的交通工具與通信工具，一旦發生違法排污現象很難及時到達現場，從而做出快速應急反應[1]。我國地方環境行政管理體制存在的主要問題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以地域管理為主的環境管理體制，導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存在行為差異。

中央政府對于環境保護的態度非常重視，制定了一系列關于環境保護的政策法規，把保護環境上升到了基本國策的戰略高度。從中央政府的角度來看，由地區間的環境質量得到改善所帶來的外溢效應是不存在的，因為任何一個地區的環境質量得到改善都意味著整個國家的環境質量在不斷提高。但從地方政府的角度來看，對于環境保護的態度就比較復雜，因為環境本身具有外溢性和跨區域性等特點，該地區對環境問題加大投入進行治理，可能得到收益的并不是該地區而是鄰近的其他地區，這樣就使得一些地區忽視環境保護而片面地只追求經濟效益。在發展與環境的目標選擇上，地方的目標函數與中央存在差異。中央政府強調全局的經濟、社會發展與環境保護的可持續性，而地方政府的目標則明顯偏重于局部、眼前的經濟發展。在環境保護政策的決策與實施上，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存在著“討價還價”和“對抗”的傾向。地方政府在落實環境管理的具體政策時，會與中央政府的要求產生一些矛盾與沖突，而地方政府則會憑借自身所擁有的經濟資源和信息優勢，以“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方式，盡可能地減少或避免自身利益的損失[2]。所以，在環境管理中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存在一定的行為差異。有學者認為，從環境保護的縱向管理上來看，我國是以地域管理為主的管理體制，在這種體制下，各級政府的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只對本級政府負責，在環境保護機構內部上級與下級之間只是一種業務指導關系，上級對下級缺乏應有的制約力，執法過程中容易受到人為因素的干擾[3]。由于區域間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不同地區對于環境污染問題的嚴重性和保護環境的重要性認識也不相同，因此，在資金投入上也存在著較大差異，有些地區投入了較多的資金用于環境保護，而有些地區則投入較少。這種現象必然造成地區之間環境管理力度上的不均衡，時間一長可能就會導致一些原來重視環境保護的地方政府向不重視環境保護的地方政府看齊，減少資金投入。即使某些地方政府一些有遠見的官員真的下大力氣治理本地區的環境，但由于環境的特殊性，我們也很難全面衡量其治理環境的業績，這就使得地方政府的環境保護流于形式。

（二）地方環境管理機構在設置上不能滿足實際需要。

目前全國有不少環境保護部門，特別是縣級環境保護部門仍掛靠在城市建設系統上，僅屬于城市建設系統的一個部門，這種現象給環境保護的執法工作造成了一定的障礙。城市建設往往引發一定的環境問題，而作為城市建設系統內的機構自然無法對其進行有效的環境監督管理，環境監管難免會流于形式。因為沒有獨立的機構，人員編制、工作經費等問題也都難以保障。有些地區環境保護部門內的自然保護監督管理機構不健全或者根本沒有自然保護監督管理機構，而環境污染防治和自然保護是環境保護工作中不可或缺的兩個部分，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反映在機構的設置上，污染防治和自然保護監督管理機構都應該進行強化，不能側重于任何一方。有些自然保護任務非常繁重的資源或農業大省，到目前為止還沒有自然保護監督管理機構，有的省有自然保護監督管理機構但力量薄弱。在一些縣和農村，環境和自然保護工作仍然很繁重，但機構的設置和人員的編制則遠遠不能適應實際需要，甚至還有些地方出現了沒有人管理這方面的工作的情況。

（三）行政區劃的地方環境管理體制，不利于跨區域環境問題的協調。

環境問題具有較強的外部性和區域性，一個地區的環境污染可能會影響到周邊其他地區，往往會超越行政區劃的邊界，不受行政轄區界限的限制，如酸雨污染、流域水污染、海洋環境污染、生物多樣性等問題，都具有跨行政區域的特點。針對這一現象，設置相應的強有力的流域環境管理機構，同時制定與之相適應的流域環境保護立法就顯得尤為重要。

然而我國在這方面的建設還很不夠。雖然在幾個大的流域建立起了水資源保護委員會，但從隸屬關系、職責、權限的配置和法律地位上來看，該類機構并非強有力的流域環境管理機構。而我國目前實行的是以行政區劃為單位的環境管理體制，地方環境保護局隸屬于地方政府，這就使得一個有機的整體被這種體制分層切塊，個別地區為謀求經濟的發展而不惜損害其他地區的利益以及阻礙環境管理的地方保護主義現象時有發生。同時，由于部門之間的協調不暢，跨區域執法難度比較大[4]。

（四）中央政府監督乏力，難以落實地方政府責任制。

依照《環境保護法》的規定，地方人民政府對本轄區內的環境質量負責。也就是說，環境質量的好壞，地方人民政府是責任主體，但相關法律既沒有明確規定政府部門如何履行其責任，如何保證其履行責任，也沒有明確規定如不履行職責應承擔何種責任[5]。在經濟增長水平仍然是衡量和反映各級政府和領導政績的主要標準的情況下，考核干部實行的是自上而下、以GDP增長為依據的體系。在對地方政府官員進行政績考核時，各種經濟指標的完成情況仍然是重要的內容，尤其是GDP的增長，把本地區的經濟生產總值、財政收入、企業規模、招商引資情況等作為衡量政績的硬性指標，而對于政治和精神文明建設、和諧社會與黨的建設等方面則沒有硬性要求。這種考核體制某種程度上鼓勵了地方發展經濟的熱情，挫傷了地方提供環境保護等公共服務的積極性。“這就促使一些地方將完成經濟指標作為本地區發展的首要任務，把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片面地理解為以GDP為中心，把發展才是硬道理片面理解為GDP增長才是硬道理，不顧資源、環境的可承載能力，盲目上項目，搞投資，造成大量低水平重復建設，資源消耗和環境污染現象十分嚴重”[6]。地方政府中的部分領導從個人和本地區的短期經濟利益出發，環境保護意識不強，缺乏緊迫感，甚至把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對立起來，錯誤認為要大力治理污染、保護環境，就會阻礙本地區的經濟發展，影響政績目標的實現，甚至出現干擾環境執法行為，明目張膽地保護污染和破壞環境的行為。在地方政府的默許甚至支持下，一些企業采取暴力手段阻止環境執法，甚至抗法。中央政府對于地方政府是否依法履行對本轄區環境保護質量負責的義務，是否采取有效措施改善環境質量，仍然缺乏有效的機制和手段進行監督和制約。

二、實現地方環境行政管理體制科學發展的思路。

（一）按照政企分開的原則，轉變部門職能。

國家應將環境保護的執法監督作為各項工作的重點，由微觀管理轉為通過宏觀調控進行指導和服務，轉變工作理念，由單純的管理轉為真正的為基層和企業服務。不斷加強環境保護總局在宏觀決策管理方面的職能，積極推進環境保護事業單位的改革，理順中央與地方、環境保護部門與經濟發展部門的關系，初步建立起科學的行政運行規范。同時要結合我國的具體國情，在充分發揮中央與地方主動性、積極性的同時，運用必要集中和適當分散相結合的工作方法，把環境保護方面的法規、政策、標準等的制定權集中到中央，同時又要按照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方法，根據各個地區發展存在的差異，環境標準可以結合本地的實際情況，采取不同的政策。而對于跨區域的環境問題，如大氣污染、水污染等問題的處理權限都應該集中到中央，將局部性的環境問題，如噪聲、固體廢棄物處理等問題的處理權限放到地方，環境保護方面的國際合作問題其處理權限應該放到中央，而環境保護合作項目則可以放到地方，環境主管部門在工作中所起到的只是引導或指導的作用。

（二）加強人員和機構方面的建設。

篇（10）

自然地理環境是人類賴以生存的基礎,同時也是所有設計活動所指向的對象,即是設計的客體。人類在依賴自然地理環境的同時也在極力將“自然之物”變成“為我之物”。盡管設計活動的目的之一就是改造自然地理環境,但并不等于設計活動可以脫離自然地理環境的束縛而隨心所欲的進行,因為任何設計,都不可能在超越文化背景的情況下發生、發展,換言之,自然地理環境在一定程度上對設計存在制約作用。

中國是一個幅員遼闊的國家,擁有從延邊到北海曲折而漫長的海岸線,正如成文于周秦之際的《禹貢》中所描述的我國古代的地理環境:“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這些天然屏障為我國文化獨立發生發展提供了可能,并且減緩了域外文化的影響與沖擊,使其保有很強的連續性,從而形成了一脈相承、多元一體的設計文化。但同時,這種隔絕也滋長了“足乎幾無待于外”的封閉自足意識。

正是設計文化的多元一體,才更折射出地理環境的豐富與復雜。在中國這片廣袤的國土上,56族人民“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在不同的地形、氣候等自然地理環境中生活,食物來源于不同的動植物,有著不同的社會需求,從而又形成了不同的思維方式、社會生活習俗及社會制度等,這些思維方式、社會生活習俗、社會制度又共同構成了獨具特色的民族文化,正所謂“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所有這些反過來又決定著對設計產品的不同需求。為了適應不同地區不同民族的生產生活需要,帶有地域特色的設計產品應運而生。因此,不同自然地理化境下的設計與設計文化是各異的。

例如在我國南方地區,由于河汊較多,為了出行方便,人們的房屋也通常采用房前街巷而屋后為水道的樣式,舟船為該地區主要的交通工具之一。相反在北方地區,則是平原為多,四通八達的馬路使得車輛成為人們首選的出行工具。《史記•河渠書》中“陸行載車,水行載舟,泥行蹈毳,山行即橋”,正是交通工具(設計產品)因地而異的最好寫照。

中國西高東低的自然地勢走向,決定了河流由西向東的基本流向,與之相反,山脈則多為南北向,在一定程度上阻斷了東西向文化上的交流。由于我們眾所周知的地大物博之由,先祖對于海洋的重視程度自古以來就遠遠弱于對河流的重視程度,換言之,中國是一個注重大河文化的國家。在重多的河流區域,如黃河、長江等幾乎都有人類文化的遺跡發現。但由于地域不同,各文化遺跡所屬的文化類型也不盡相同。

黃河流域出土有大量彩陶,半坡、廟底溝、石嶺下、馬家窯文化類型的彩陶上多飾有魚類紋,而同處黃河流域的半山、馬廠文化類型的彩陶則以幾何紋為代表,其中神人紋尤引人注目。長江流域則以玉器為多。以玉琮、玉璧等為代表的良渚文化,器物上則以夔紋、饕餮紋等為多(圖1)。由此可見,不同地理環境下形成并被發掘的文化遺址各有典型器物,不同器物上或繪或鑄或刻有各不相同的典型紋飾,這些器物及紋飾在向世人展現先民們生產生活用具的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當時該地區的文化及習俗。

圖1

由于地理位置、交通條件等的差異,導致了各地區與外界的交往程度各不相同,有的地區與外界交往頻繁,相對開放,在此我將這一類型的自然地理環境歸類為開放型的。而邊遠地區及山區,由于交通不便,與外界的接觸甚少,自然地理環境相對封閉,我將其歸類為封閉型,兩種類型的自然地理環境對設計的影響各有利弊。

地處交通要道、自然地理環境優越的地區,人們與外界的接觸頻繁,經此地南來北往的人們帶來了先進的技術,從而帶動該地經濟的發展。除了新技術的注入之外,人們的思想也更為開放,思維方式不再固守舊式,相對于偏遠地區的人,他們更容易接受新的、對該地區發展有利的一切事物,更有可能做到“海納百川”、“包羅萬象”。這類地區的設計總是在不斷變化發展,無疑,這樣的變化對設計的發展是非常有利的。

當然,任何事情都存在兩面性。這種開放型的自然地理環境中的設計,由于受外來種種因素的影響較多,因此在發展過程中所保留的具有地域特色的元素就相應的在減少,所呈現的是一種多元文化交流后相互融合的特征,如唐代的長安,長安可謂是當時的國際性大都市,商業的空前繁榮使之成為世人皆向往之地,長安城內胡漢雜居,這使得本就處于絲路重地的長安城多元文化雜糅共存。我們從胡、漢共乘一頭駱駝的三彩駱駝俑就可見其一斑。(圖2)

圖2

與外界接觸少的封閉型自然地理環境中的設計又呈現出另一番特征。由于與外界的幾近隔絕,必然與外界的接觸機會甚少,更談不上相互交流。這就導致新的技術不能引進,從而造成了這些地區經濟的落后,并且很難出現新的設計產品,那么設計也只能或維持原樣或在原來的基礎上緩慢發展。當然,由于當地經濟的落后,人們對于新產品的要求并不高,更多的只是世代相傳的手工藝。

自然地理環境的長期封閉,最直接的結果便是人們思想的相對保守,思維并不是很活躍,并且人們習慣性的將眼光聚集在本地區內,他們更擅長繼承和發揚本地區、本民族的手工藝,同時也對新事物具有一定的排斥性。由于受外來文化的影響甚少,該類地區更好地保留了自己最原始、最本真的習俗與文化,套用現在我們常用的一種說法就是“更好地保留了原生態的東西”。這些燦爛的、具有鮮明民族特色的民俗文化與傳統手工藝,無疑是設計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重要源泉。我們現在大力提倡保護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就主要存在于這些地區。正是豐富多樣的地理環境,養育了千姿百態的地域文化。

總之,自然地理環境與設計的關系密切,有時甚至對設計起決定作用,自然地理環境不同,要求有與之相適應的不同功能的設計產品為人類所用,但這種決定作用并不是絕對的。在生產力高度發展的情況下,自然地理化境對設計的影響則相對減弱,同時,人類在不斷將自然之物改造成為我之物的過程中,自然地理環境也在不斷變化,但自然地理環境的變化與設計的發展并不是同步的,因此我們只能說二者關系密切,無論誰決定誰,都是相對的。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