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生態論文匯總十篇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地理生態論文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二、建設生態公園城市的薄弱環節

1．城市空間拓展相對滯后于生態經濟社會的發展近年來，福州進行了“東擴南進、沿江向海”建設濱江濱海國際大都市的城市規劃，在建設過程中，城市發展空間一直沒有拉開，越江臨海的步伐緩慢，仍然囿于閩江沿岸，導致中心城區的人口過于密集，中心城區用地壓力大，交通擁堵，社區綠地少，生物多樣性減少。此外，閩江沿岸和南臺島開發建設的建筑阻擋了沿江通風廊道，阻礙了城市空氣流通和污染物的擴散，近年來熱島效應明顯。總之，城市基礎設施的超負重影響了居住環境的優化。2．濕地和內河污染問題未得到有效解決近年來，隨著城市部分濕地區域的過度開發，濕地的生態功能退化，灘涂圍墾、吹沙造地破壞了濕地灘涂生態系統的平衡，使沿海地區生態系統的生物或多或少受到了影響。閩江口附近的近海海域水污染嚴重，導致近岸海域近年來赤潮多次爆發，給河口區的生態環境帶來很大威脅。由于濕地污染問題日趨嚴重，生物多樣性遭到破壞，還有城市內河沿線一些居民的生活污水、生活垃圾、企業污水排入內河中，造成飲用水取水口的污染趨勢加重，加之受閩江潮汐影響，水源地水質鹽度指標呈上升趨勢。城區內河遭到有機質污染，達標率不足60%，氨氮、總磷指標超標嚴重。

三、加強生態文化建設、打造生態教育科技實踐基地的建議

1．打造生態城市文化，開啟大公園生活

福州應憑借大自然給予的資源稟賦，凸顯生態環境優美的優勢，積極打造“綠城、花城、水城”，使福州成為海峽西岸經濟的核心區、人文和諧的文化城和一個宜居的大公園。因此，福州建立生態教育科技實踐基地，不僅是建立一個對外展現福州生態建設成就的窗口，同時也是建立一個公眾特別是青少年接受生態教育的基地，這能吸引更多公眾關注和推動福州的生態文明建設。生態教育科技實踐基地要求學生在享受大自然的美景、接受大自然的哺育的同時，精心呵護自然資源，保護自然保護區、風景名勝區和生態濕地。例如開發體驗類科技實踐活動，開展采摘、勞作、科普教育、拓展訓練、農副產品加工DIY等體驗活動，或在沿江濱海地區漫步或騎行，將“純生態、科技體驗”的理念植入生態環境建設與科技實踐體驗中。生態教育科技實踐基地的建設，以生態學為指導，合理布局城市濕地系統。福州市具有豐富的河流水網，以閩江、烏龍江等為主干的水系脈絡縱橫全城。另外，要充分挖掘內河沿線的歷史文化內涵，營造親水公共開放空間、游憩休閑空間，使內河充分“透出來”，成為學生的公共活力帶，充分展現福州“山水在城中、城在山水中”的“山水園林”城市形象。

2．建設應尊重原生態，突出文化品位

從生態教育科技實踐基地的建設出發，我們應重視對生態教育基地的規劃建設。為了保持生態系統的多樣性，在建設城市公園時盡量保留原生面貌，維護生態平衡，這樣一來，保留的生態價值才更高。筆者建議，生態公園教育基地的建設應盡量保持原生的樹種植被，保留原來的自然環境，略做升級改造，不宜全部鏟平。如福州旗山自然公園，公園在淡水河邊，以農田、池塘等人工濕地為主，應保留原生的面貌，包括農田、池塘、水道、植物等，可做部分改動，以木棧道連接各處，多架空力求不破壞綠地。想要突出特色、提升文化品位，就要開發一系列人們樂于接受且富有教育意義的生態文化產品，不斷豐富生態科技實踐的內涵，向社會提供更精彩、更有教育意義的生態科技文化產品，擴大生態教育實踐基地對社會的影響，例如建立自然教育中心、森林體驗營地、觀鳥平臺、森林體驗攀爬架，舉辦生態博覽會與科普知識論壇等。在組織觀光方面，可組織五大精品路線：閩越自然文化探索發現之旅、閩都溫泉休閑度假之旅、閩江黃金水道觀光之旅、福地生態峽谷親水之旅、跨越海峽榕臺風情之旅。

篇（2）

濕地是地球上廣泛分布的陸地生態系統之一，由于其生態結構的復雜性和生態功能的多樣化，它支承著獨具特色的物種和較高的自然生產力，為人類生活和社會生產提供極為豐富的自然資源。對濕地價值的認識首先是從水禽棲息地開始的。由于其本身的脆弱性和人類干擾的強勁，其面積和生態功能都在下降。因而，濕地的保護引起普遍的關注，濕地便成為唯一有其國際性保護公約（Ramsarconservation）的生態系統。

生態學所強調的“整體性”原則，使得保護學家從珍稀、瀕危水禽的個體生態和種群生態水平上將視野拓寬生態系統的水平上，重視水禽棲息地的保護和濕地生態系統的綜合研究。濕地物種減少和致危最重要、最直接的原因是濕地大面積損和生境破碎化。造成這種惡果的原因除了自然因素（如氣候變干）外，更主要的是人類的強度干擾。現在，濕地那些無法用金錢來衡量的價值都得到廣泛的注意。隨著對這類生態系統的呼聲日漸提高，對濕地的生態系統水平的研究也逐漸加強。

1．濕地的生態性質

濕地是一種多類型、多層次的復雜的生態系統。任何特定類型的濕地在一定區域范圍內都占有一定生態位，這個生態位來自于水文、氣候、基底沉積物、地形和生物過程相互作用的環境復合體，以此支撐著一個特定生產力水平下的某些物種的生存和繁衍（J.G.Gosselink&R.ETurner1978）。濕地生態系統有別于其他類型生態系統的突出標志和最根本的成因是其水分的盈余。水文過程是主宰濕地生態系統運行機制的最重要的因子，其動力條件決定著濕地的基質或沉積物類型及其空間分布規律，其深度和水質決定著濕地的植被類型和群落結構。因此，濕地的生態性質的所有體現皆與其水文特征密切相關。

1.1水陸過渡性

水陸過渡性是濕地最重要的生態特性。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

1.1.1空間分布上：許多濕地是處于水體和陸地之間的過渡帶上，如濱海鹽沼、紅樹林、湖濱灘地等，“由于液相物質和固相物質的相互作用，出現了一個既不同于水體也不同于土體的生態交錯帶”（牛文元1990）。這類濕地的水文過程往往具有明顯的周期性波動的特點，水化學性質或水量呈規律性的交替。

1.1.2生態性質上：由于地表長期處于水淹狀態，形成一個較為穩定的水-沉積物（土壤）界面，它在濕地生態系統的物質循環和能量流動過程中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其主要特點是：界面發生的所有反應都是在一定水深和缺氧條件下，而且都是在有機質和微生物細菌的間接或直接參與下進行的反應（吳豐昌1996）這些界面反應深刻地作用于濕地生態系統的各個組分和過程，使其具有與陸地和水體都不相同的特殊性，主要表現在缺氧和多水和由此而產生的毒素。濕地生物對此種生境條件表現出極強的適應能力。其適應機制有的忍耐，有的是調節。由于濕地的水文狀況，包括水周期、水量、水化學性質等方面在不同類型的濕地中有不同的差異，因而其生物的適應性呈現明顯的多樣化。

1.2系統脆弱性

濕地生態系統的穩定性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其水源的穩定性。水文條件能直接改變濕地的物理化學性質，進而影響到物種組成和豐度、第一性生產力、有機物質的積累和營養循環（劉厚田1996）。水導致獨特的植物組成，但限制或增加種的豐度。靜水濕地或連續深水濕地的生產力都很低。通常有高能量的水流，或有脈沖性水周期的濕地生產力最高。在積水覆蓋的條件下，其基質長期處于還原狀態，限制了微生物的數量和活性，較高的生物量得不到充分的分解，有機物質便以泥炭的形式積累儲存起來。土壤-水界面的交互作用，使濕地土壤以還原性質為主的同時，在其表層有一薄氧化層，承擔著濕地物質的化學轉化和營養循環，構成濕地生態過程的重要一環。可見，濕地生態系統的一切生態過程都是以固定的水文為基礎的，正是由于其系統結構對水文條件的依賴性，濕地生態系統才濕得如此脆弱，以致于一旦失去水，其系統面貌便會發生根本性的轉變。不同類型的濕地的脆弱性有所差異，高水能濕地中由于有機質積累很少，只要其水源被截斷，其生態系統類型就迅速轉變；如果水源恢復，系統就會基本恢復到原來的狀態。如吉林省西部向海附近的蘆葦濕地，在干旱年份沒有水源的情況下，形成大片的堿蓬群落，而在豐水年份，地面被積水覆蓋后，蘆葦群落便得以迅速恢復。而低水能的濕地，由于具有保水性能的泥炭層的存在，可以對氣候的干濕變化在系統內部進行調節，其生態敏感性則相對較低；除此之外，泥炭沼澤對閾限內的排水亦有較強的恢復能力。

1.3功能多樣性

濕地的水陸過渡性使環境要素濕地中的耦合和交匯作用復雜化，它對自然環境的反饋作用是多方面的。總的來說，濕地的功能可分為兩個方面，即自然功能和社會功能。

1.3.1自然功能：主要體現在物質循環、生物多樣性維護、水量平衡、氣候調節等方面。濕地生態系統物質循環的特殊性是有機質和許多元素從生物循環不斷進入地質循環，這在沼澤生態系統中最為突出。這對溫室氣體的增加使全球變暖的情況下就顯得尤為重要。濕地是地球上可以將CO2固定于地層之中的為數極少的生態系統之一，盡管它們向大氣中釋放一定量的甲烷等溫室氣體，但對于大氣中碳的固定總量是顯而易見的。濕地的生物功能主要體現在生物多樣性維護方面。由于其水陸過渡性，為眾多的生物提供了棲息和繁殖的場所。濕地的獨特環境使得其擁有獨特的生物類群。豬籠草、毛膏菜、貍藻等食蟲植物是沼澤生態系統中所特有的植物種；丹頂鶴、天鵝、大鴇等珍稀瀕危水禽無法脫離濕地環境。濕地對水量平衡方面的貢獻是其他生態系統所不能替代的，由于濕地具有較強的蓄水能力，對河川徑流具有較強的調節作用。濕地的喪失會引起相鄰地區的地下水位的下降、湖泊和河流淤淺、地表切割加強。對氣候的調節作用除體現在溫室氣體方面以外，濕地對溫度和降水等方面的直接作用更為明顯，這種功能在干旱地區尤為突出。

1.3.2社會功能：主要體現在資源、休閑旅游和環境演變信息等方面。由于其自然資源的豐富，濕地成為許多地區農、牧、漁業和重要基地，為社會發展提供了最基礎的條件，這也正是世界古代文明發祥地主要集中在大河流域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恰恰因為如此，自有人類文明開始，濕地就受到人類活動的干擾而且逐漸加強。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和濕地面積的逐漸減少，濕地的旅游價值越來越顯著，許多濕地具有旖旎的風光和獨特的動物類群。在穩定的積水環境中，有機質和水中攜帶的顆粒物質沉積下來，形成多種類型的沉積物。在沉積過程中，周圍環境的變化必然在沉積物中打下堅實的烙印，因而沉積物成為具有標志意義的信息載體，特別是泥炭，其積累速率較快，全球平均年積累速率達1mm/a，因此以厚層泥炭作為信息載體來研究過去環境變化具有高分辨率的特點。

1.4結構復雜性

濕地生態系統的生產者主要有濕生、沼生和水生植物，生活型多種多樣。從外部形態來看，有一年生或多年生細弱小草，如苔草，有高大的草本植物，如蘆葦、香蒲，有的是矮小的灌木，如細葉杜香、甸杜，有的是高大的喬木，如落葉松、水松等。濕地植物群落豐富多彩，因逆境條件和植物的適應性而異。包括浮游植物、浮水植物、沉水植物、挺水植物、灌木乃至森林。優勢植物往往是濕地類型辨識的主要標志，所以常以植物群落來命名，如蘆葦沼澤，小葉樟沼澤、苔草沼澤、紅樹林沼澤等。濕地植被具有沿水文或地形特征梯度變化的分帶特點，無論是高位泥炭沼澤還是濱海或湖濱濕地，這一特點都是非常鮮明的。

濕地生態系統的消費者種類是多種多樣的，其中無脊椎動物主要有蠓、蚊等昆蟲，許多種類在其成為成蟲之后為草食性。許多昆蟲在幼蟲階段棲于水底，成為魚、蛙、和潛鳥的食物。鳥類，特別是水禽常常構成濕地的重要景觀特征，幾乎所有的濕地都能為水禽提供豐富的食物和多種多樣的繁殖和停歇的棲息地，這些水禽中既有草食性的也有肉食性的，構成濕地生態系統食物鏈的重要環節。無論是淡水的還是咸水的亦或是半咸水的濕地，都支持著豐富的魚、蝦、蚌等水生動物。

對滋生于濕地水下的微小動物的種類和數量還知之甚少，但它們往往卻是濕地中重要的分解者。在濕地中線蟲和線蚓蟲等微體小分解者比大型分解者的作用更加明顯。對濕地生態系統來說，分解者亞系統顯得尤為重要。濕地的缺氧環境使其中的微生物和土壤動物類群和數量大大減少，沼澤植物又多含有較多的纖維，所以有相當大比例的生物量得不到充分的分解，在靜水條件下，有機質輸出量很小，因而植物殘體積累形成泥炭。

2．濕地定義的議論

盡管對世界上的各類濕地的研究已有上百年的歷史，但迄今為止，國際上對濕地尚沒有統一的定義。從不同學科角度和區域特點出發而提出的定義形形，爭論焦點在于如何限定濕地的水深。《濕地公約》把淺海濕地的水深界限定為6m，有的學者把湖泊濕地的水深限定為2m（佟鳳勤等1995），但沒有給出這些限定的科學依據。實際上水陸過渡區域的空間尺度是模糊的，并且隨時間和空間而變化，難于把握一個同一的標準，因此任何明確的數據指標都顯得過于機械。美國的米茨（W.J.Mitsch）等在其著作《Wetlands》（1993）中對形形的定義給予客觀的評價。著名對魚類和野生生物署的定義給予了高度的肯定。但這個定義突出地強調了濕地是水體和陸地之間的空間過渡性，卻忽略了其生態性質上的過渡性，因而就把濕地的概念僅僅限定在水體的沿岸帶，排除了非鄰近水體的濕地，如歐洲大陸西岸的高度濕潤地區的披蓋式沼澤（Blanketbog）等。工程兵部隊的定義由于強調濕地植被特征，易于在法律和管理方面的實際應用。加拿大的定義更加強調濕地的水文和土壤特征，對植被特征沒有足夠的重視。

除上述以外，英國的濕地定義代表著歐洲的普遍觀點。E.Maltby(1986)在其著作《Waterloggedwealth》中闡述：“濕地是水支配其形成、控制其過程和特征的生態系統的集合，即在足夠長的時間內足夠濕潤使得具有特殊適應性的植物或其他生物體發育的地方”。顯然他所重視的是濕地的成因的主導因子--水文因素，而對土壤和植被條件則是輕描淡寫。

就《濕地公約》濕地定義而言，嚴格說來還算不上是科學的定義，因為它只是枚舉了濕地的外延，并沒有對濕地的本質屬性予以論述。

分析濕地的自然生態結構和性質，不難看出，水是濕地形成的最根本的原因，也是其生態過程的主要控制因子，而還原性的水成土壤和濕生或水生植被是其水文生態過程的必然結果。因此，濕地的定義應做如下陳述：“濕地是指一類在生態性質上介于水生和陸地生態系統之間，由于常年或周期性的水分潴積或過度濕潤，造成基底的嫌氣性條件，維持綠色高等水生或濕生植物群落長期賦存的土地。”這樣定義就使濕地的概念有明確的內涵和外延。據此，無需通過人為限定水域的深度來確定水體的濕地部分，只要是綠色高等植物生長的范圍即可劃為濕地的范疇之內。其主要依據是：（1）濕地相對較高的生物生產力主要體現在高等植物群落的生產力上；（2）在作為水禽為代表的瀕危珍稀物種的棲息地意義方面，高等植物同時為動物提供著豐富的食物來源、良好的隱蔽場所和必要的筑巢材料；（3）濕地的一些生態環境功能是通過其中的高等植物來實現的，如凈化污水主要依靠植物對重金屬離子的吸收；（4）所謂植物對濕生和水生環境的特殊適應主要表現在一些高等植物的生理結構上。因此，水域濕地的邊界限定可以依據高等沉水和挺水植物的分布范圍來確定，不必機構地圈定一個具體的水深指標。

3．濕地分類問題

濕地的分類是濕地研究的基礎，由于學科領域和目標的不同，學者們提出了形形的分類系統。其中對某一濕地類型的有歐洲的泥炭地分類（MooreandBellamy1974），美國魚類和野生生物署“濕地和深水棲息地分類”，中國的泥炭沼澤分類（柴岫1990；郎惠卿1983），沼澤分類（牛煥光等1985），美國東北部冰川遺跡區的淡水濕地分類（GoletandLarson1974），美國冰川高原草原地區的天然池塘與湖泊分類（ShawandFredine1956），佛羅里達森林濕地分類（Wharton1976）等，這些分類雖是類型或區域等級上的，但對濕地的系統分類提供了極有價值的參考，而且對其目標也是極為實用的。

英文針對各種不同的沼澤類濕地皆有不同的術語，漢語中卻沒有對等的固定詞匯譯之，為國際間的學術交流帶來諸多不便，為此有必要對這些類型概念加以明確分并賦予固定的譯法。Marsh是指基底為水成礦質土壤，生長挺水草本植被的沼澤，以"草本沼澤"譯之為宜。swamp是指以喬木或灌木為建群植物的沼澤，無論基底是否積累泥炭，都可以“木本沼澤”譯之，然而歐洲習慣上仍把蘆葦沼澤稱為reedswamp，為特殊情況。Mire是泛指有泥炭積累的所有生態系統，即"泥炭沼澤"。Fen是指接受周圍地下水補給，有泥炭積累，并以草本或蘚類植物為優勢的沼澤，應譯為“泉生（泥炭）沼澤”。bog是指主要接受降水補給并生長適于酸性環境的蘚類，特別是泥炭蘚為優勢的高位沼澤，應譯為“蘚類（泥炭）沼澤”moor是泥炭地(peatland)的同義詞，highmoor指中央隆起的高位泥炭沼澤，而lowmoor是指發育在盆地里，中央低洼的低位沼澤。Muskeg是指分布在加拿大和阿拉斯加半島的大片的泥炭沼澤。

由于濕地生態條件的區域差異性、空間分布的廣泛性和生態過程的多變性，不難理解，濕地的科學分類要求一套完整嚴密的分類依據和分類系統。要在不同的層次上區分那些具有均質性特征的生態單位，根據其生態結構和功能的相似和差異性進行科學的分類，以便于在不同的空間尺度上進行濕地編目與制圖，為研究和管理濕地提供科學依據。

濕地可以根據人類是否參與濕地的生態過程分為兩大類群：即自然濕地和人工濕地。由于其運行機制不同，所以其較低等級的劃分依據可以是不同的。

在自然濕地群中，濕地的水文特征應是濕地分類的最重要的依據。而在水文諸要素中，水質決定著濕地總的生態系統，因而第二級劃分可以水質類型為依據，以“族”為單位。分為咸水族，淡水族和半咸水。水的來源是濕地起源和發生類型的重要指示因子，以此作為第三級劃分依據，以“系”為單位，分為河成系，湖成系，泉成系，海成系和雨成系。濕地的基底特征響應于水文狀況并影響植物生長狀況和植被類型，將此作第四級劃分依據，以“類”為單位，分為泥質類，沙礫質類和泥炭類。濕地的植被特征是其生態性質和結構最直接的反映，植物的生活型是環境的綜合體現，以此作為第五級分類依據，以“型”為單位，分為沉水型，浮水型，挺水型，草本型，灌木型和喬木型。還可以根據植物群落的優勢種或建群種來劃分第六級單位，在此不予贅述。

人工濕地可以據其支持的產業類型進行第三級劃分（系），即種植業系和養殖業系。把其產品類型作為第四級劃分的依據（類），即種植業系可分為經濟作物類和糧食作物類；養殖業系可分為鳥獸類和水產類。

中國的濕地分類

根據中國的濕地現狀以及《濕地公約》分類系統，初步確定了全國濕地分類框架，共分為5大類28個類型。各濕地類型及其劃分標準如下：

沼澤濕地

1蘚類沼澤：以蘚類植物為主，蓋度100%的泥炭沼澤。

2草本沼澤：植被蓋度≥30％、以草本植物為主的沼澤。

3沼澤化草甸：包括分布在平原地區的沼澤化草甸以及高山和高原地區具有高寒性質的沼澤化草甸、凍原池塘、融雪形成的臨時水域。

4灌叢沼澤：以灌木為主的沼澤，植被蓋度≥30％。

5森林沼澤：有明顯主干、高于6m、郁閉度≥0.2的木本植物群落沼澤。

6內陸鹽沼：分布于我國北方干旱和半干旱地區的鹽沼。由一年生和多年生鹽生植物群落組成，水含鹽量達0.6％以上，植被蓋度≥30％。

7地熱濕地：由溫泉水補給的沼澤濕地。

8淡水泉或綠洲濕地。

湖泊濕地

1永久性淡水湖：常年積水的海岸帶范圍以外的淡水湖泊。

2季節性淡水湖：季節性或臨時性的泛洪平原湖。

3永久性咸水湖：常年積水的咸水湖。

4季節性咸水湖：季節性或臨時性積水的咸水湖。

河流濕地

1永久性河流：僅包括河床，同時也包括河流中面積小于100hm2的水庫（塘）。

2季節性或間歇性河流。

3泛洪平原濕地：河水泛濫淹沒（以多年平均洪水位為準）的河流兩岸地勢平坦地區，包括河灘、泛濫的河谷、季節性泛濫的草地。

濱海濕地

1淺海水域：低潮時水深不超過6m的永久水域，植被蓋度＜30％，包括海灣、海峽。

2潮下水生層：海洋低潮線以下，植被蓋度≥30％，包括海草層、海洋草地。

3珊瑚礁：由珊瑚聚集生長而成的濕地。包括珊瑚島及其有珊瑚生長的海域。

4巖石性海岸：底部基質75％以上是巖石，蓋度＜30％的植被覆蓋的硬質海岸，包括巖石性沿海島嶼、海巖峭壁。本次調查指低潮水線至浪花所及地帶。

5潮間沙石海灘：潮間植被蓋度＜30％，底質以砂、礫石為主。

6潮間淤泥海灘：植被蓋度＜30％，底質以淤泥為主。

7潮間鹽水沼澤：植被蓋度≥30％的鹽沼。

8紅樹林沼澤：以紅樹植物群落為主的潮間沼澤。

9海岸性咸水湖：海岸帶范圍內的咸水湖泊。

10海岸性淡水湖：海岸帶范圍內的淡水湖泊。

11河口水域：從近口段的潮區界（潮差為零）至口外海濱段的淡水舌鋒緣之間的永久性水域。

12三角洲濕地：河口區由沙島、沙洲、沙嘴等發育而成的低沖積平原。

人工濕地

1水產池塘：例如魚、蝦養殖池塘。

2水塘：包括農用池塘、儲水池塘，一般面積小于8公頃。

3灌溉地：包括灌溉渠系和稻田。

4農用泛洪濕地：季節性泛濫的農用地，包括集約管理或放牧的草地。

5鹽田：曬鹽池、采鹽場等。

6蓄水區：水庫、攔河壩、堤壩形成的一般大于8公頃的儲水區。

7采掘區：積水取土坑、采礦地。

篇（3）

二、生態語境下的低碳景觀設計的特征

（一）低碳景觀設計

低碳景觀設計是近年來才提出的新的概念。低碳，是指較低或者更低的溫室氣體（二氧化碳為主）排放［7］。而低碳景觀設計是以低能耗、低污染為目標宗旨的綠色景觀設計［8］。低碳景觀作為景觀學領域的新概念，其內涵也包括“低碳社會”、“低碳經濟”等概念相對應的基本層面的低碳含義，那就是減少景觀建設過程中的碳排放［9］。在景觀的設計和施工中我們倡導節約其過程中所需的能源和減少碳的排放量，維護大自然的生態平衡、讓人與之共存［10］。因此低碳景觀設計也是一種可持續發展的設計理念，符合生態語境下當今社會對景觀設計的要求。在生態設計理念的指導下，低碳景觀設計有了長足的發展。宏觀上，景觀工作者本著尊重自然、可持續發展等目的，充分理解和尊重場地，讓設計符合環境，充分讓自然做工。微觀上，低碳景觀在規劃、設計、施工、使用及維護的整個過程中都注重減少碳的排放，促進形成和諧發展的景觀體系，這也是生態設計理念的具體體現形式。但是，低碳景觀設計并不就是生態設計，它與生態設計有相類似的方面，但也有不同之處。生態設計主要針對于環境而言，主體是環境，生態設計的主要目的是減少人類活動對環境的破壞，而低碳設計可以應用于人類生活的方方面面，主體是人和人類活動。因此低碳景觀設計不只是注重設計對環境的作用，也注重人的活動本身。它是研究人類和人類活動在作用于景觀時所產生的碳的排放量的問題，更低的碳排放量是低碳景觀設計所追求的目標。因此，從對壞境的影響上而言，低碳設計與生態設計有共同之處，但是它們的側重點不同。生態設計更加注重目的，而低碳設計更加注重過程的低碳。生態設計更寬泛，而低碳設計注重結構的優化和細節的處理，因而更容易見效，也更容易被普通大眾所理解和接受。

（二）低碳景觀設計的特征

在生態設計理論的影響下，低碳景觀設計體現出如下一些特征。第一，更加尊重場地，設計結合自然。在生態設計理論的指導下，低碳景觀設計盡量利用場地的有利條件，協調和解決場地的不利條件甚至變不利為有利。利用場地已有條件和物質基礎必定會減少景觀設計和施工過程中的碳排放量。尊重場地是低碳景觀設計的基本特征。結合場地的自然條件進行設計而不是“歸零設計”，那種僅憑技術而無視場地現狀的肆意妄為的做法是對資源的巨大浪費，我們已經付出了沉重的代價。第二，景觀生態系統的動態平衡。景觀生態系統包括景觀與外部系統、景觀內部各元素之間、景觀元素內部的結構與功能之間、景觀生命體與其環境之間以及人類與景觀生態系統之間的生態關系都是動態平衡的關系［11］。生態系統的跨尺度性要求低碳景觀設計力求平衡這些關系，并在此過程中減少碳的排放，而景觀生態系統達到動態平衡之后也會達到減少碳排放的目的。第三，生態設計指導下設計生態。生態可以被設計，低碳景觀設計在生態設計原則的指導下設計生態。眾所周知生態系統是個很復雜的系統，它包含很多子系統，每個子系統又包涵了很豐富的內容并自成體系，因此生態系統不能被設計也很難被設計，但是設計可以發揮作用，人工設計的生態應該被納入自然生態系統，是自然生態系統的一部分。因此在低碳景觀設計過程中實際上是設計生態，是模仿自然設計生態的過程。只有如此設計出來的景觀設計，在項目完成之后才能形成良好的生態循環。第四，減法設計，節約人力物力。低碳景觀設計主張做減法設計，不浪費精力。不但在景觀項目的方案設計初期，在項目設計和施工過程中，都秉承能少則少，節約人力物力的原則。要減少碳的排放量，只有更大程度地減少人力物力的損耗。低碳景觀設計在整個過程中都注重節約人力物力，以達到更少的碳排放的目的。第五，盡量降低能源消耗，減少碳排放。低碳景觀設計以盡量降低能源消耗，減少碳排放為原則。很多低碳設計打著低碳的旗號，事實上并不低碳。說低碳并不低碳的例子很多，如為了打造更好的自然效果，千里迢迢去找材料，或為了一兩種植物跑幾個省份。以及不珍惜資源，隨意浪費能源，這些做法只注重了目的性，而忽視了過程的低碳，也不是低碳景觀設計的正確做法。這也是生態設計和低碳設計最大的不同。

三、低碳景觀設計的應用模式研究

低碳景觀設計的應用模式的理論基礎是生態學和景觀生態學。基于生態設計理論的低碳景觀設計目前的應用模式有以下幾種。

（一）自上而下的模式與自下而上的模式

我國景觀設計的現狀和國外有很大區別，國外的景觀設計項目一般而言要通過社區居民討論，規劃師、建筑師也要加入到景觀項目的設計和施工中。而在我國則是政府行為，先立項，政府通過了之后到達主管部門，主管部門之后才進入到景觀設計師手中。但是很多景觀項目實際上負責人都不是景觀行業從業人員，這給景觀設計的具體開展帶來了難度，甚至出現一個設計方案改十幾次或幾十次的情況。由于低碳景觀設計很多時候并不是在第一時間就能夠體現經濟效益，在講究效率和效益的現實條件下，低碳景觀設計開展起來也困難重重。如果管理者（包括政府和相關主管部門）重視民眾的聲音，尊重設計師，給設計師更大的權限和空間，景觀項目由自上而下的模式轉變為自下而上的模式，這樣才有可能給低碳景觀設計帶來新的局面。

（二）千層餅模式

這是一種疊加模式。設計師麥克哈格在景觀設計時尊重自然，提出了強調“土地適宜性”的“千層餅模式”。千層餅模式是將影響景觀設計的自然因子都列舉出來，進行疊加，然后可以從疊加模式中看出垂直自然生態過程，并可據此判斷出該設計與環境適不適合。到了設計階段，將要做的設計分層進行，疊加之后成為一個完整的方案。然而該模式僅注重垂直的自然生態過程，而忽略了水平生態過程，因為設計的各要素之間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的。如此勢必割裂部分與整體的關系，使低碳景觀設計成為形而上學的一種模式而達不到低能耗、低污染以及降低碳排放的目的。

（三）場地拼嵌模式

隨著近些年來研究的深入，形成了分析景觀的一個基本模式，即“斑塊—廊道—基質”［12］。這是一種場地拼嵌模式，是利用景觀生態學原理，將景觀場地分為斑塊—廊道—基質的形式，斑塊－廊道－基質模型是構成景觀空間結構的一個基本模式，也是描述景觀空間異質性的一個基本模式。這一模式為比較和判別景觀結構，分析結構與功能的關系和改變景觀提供了一種通俗、簡明和可操作的方式。這個模式也有缺點，有可能注重局部而忽視了整體，而且并不是每個景觀場地一定包含這三個內容。就這幾種模式而言，有景觀設計程序上的，有方法上的，但是低碳景觀設計并不是單一的或機械的使用這些模式。低碳景觀設計應該以生態整體性為基本原則，靈活運用各種模式進行設計，要根據項目的實際情況選擇合適的設計模式，也可以以一種模式為主，結合其他的模式進行研究或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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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B15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1）35-0058-02

現代工業文明所產生的一系列生態危機早已為人類文明轉型敲響了警鐘，隨著人們生態意識的覺醒，選擇一條從觀念、制度和政策層面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的道路，實現由傳統的工業文明向生態文明的轉變，是人類歷史的必然選擇。然而，前景并不樂觀。自從20世紀后半葉人類生態意識覺醒以來，倡導了一系列全球性的環境保護運動，以及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的召開，專門機構的環保立法和措施等，人類已經開始為生態文明作出了身體力行的努力。但是在工業文明的基本價值理念引領下，人類未能從根本上解決由工業文明所帶來的日益惡化的生態危機。因此基本價值觀的轉變是人類真正實現生態文明的根本保證。

被譽為“現代環境倫理學之父或開路先鋒”的美國哲學家利奧波德在他1947年寫成的《沙鄉年鑒》的最后一章全面闡述大地倫理思想，他在文章中表述了土地的生態功能，以此激發人們對土地的熱愛和尊敬，強化人們維護這個共同體健全的道德責任感。利奧波德反思了人類的文明，認為真正的文明“是人類與其他動物、植物、土壤互為依存的合作狀態”，真正的倫理應當是大地倫理，是將人類視為“生物共同體中的一個成員”并自覺維護大地共同體的倫理。這一理論思想為今天構建生態文明提供一個可參照的理論框架。

一、大地倫理思想的主要內容

1.關于倫理共同體的邊界界定

突破對傳統倫理學的局限性認識，利奧波德認為倫理學不能僅僅停留在研究人與人的關系和人與社會的關系，還應擴展到人與自然的關系。隨著文明的進步，所有的人都變成了倫理共同體的成員。但是，人們還沒有從倫理的角度來理解人與大地和其余自然存在物的關系，文明還容許“對地球的奴役”。而大地倫理的任務就是“擴展群落的邊界，使之包括土壤、水、植物和動物或有選擇的土地”[1]208。尤其應把權利概念擴大到山川樹木、鳥獸蟲魚中去，它們也有生存、繁殖的權利。人作為這個共同體的成員，不僅對共同體的其他成員而且對共同體本身負有道德義務。

2.關于人在共同體中的角色轉變

利奧波德指出，大地倫理“要把人類的角色從大地共同體的征服者改造成大地共同體的普通成員與公民”[1]209，它不僅暗含著對每一個成員的尊重，還暗含著對這個共同體本身的尊重。因此，為了控制人類的不合理向自然獲取經濟利益的行為和種族的過分繁衍，避免生態平衡的破壞，人類必須重新考慮他們作為自然界的成員和公民的角色，有必要用大地倫理約束自己的行為，將改造自然環境的行為限制在有利于維護人的生存、維護其他物種的生物權利的范圍內。此外，人類所擁有的影響自然環境的技術力量，需要用大地倫理來加以約束，并對破壞自然和環境的經濟利己主義和功利主義的行動加以道德上的限制，即“從技術化了的現代人的控制下求得生存。”[2]58-61這就要求我們不僅要對自然界賦予權利，而且要把“良心”和“義務”擴大到自然界，承認共同體中除人以外的其他存在物、實體和過程所固有的倫理準則和權利。

3.關于整體主義的環境倫理原則

傳統倫理價值尺度從考慮經濟利益出發對大地進行開發利用，認為以單一經濟私利為基礎的自然保護系統，是一個沒有希望的不平衡的系統。利奧波德則提出了一條以生態系統、環境或大地的健康和完善作為衡量倫理“正當”與經濟“有利”的標準的整體主義大地倫理原則，即“一件事情，當它有助于保護生命共同體的完整、穩定和美麗時，它就是正確的；反之，它就是錯誤的。”[1]228這是利奧波德提出的人在大地生物共同體中的倫理道德準則。遵守這個準則是人類的一種生態道德義務和責任。根據大地倫理中道德規范擴展的觀念，人類不但要對自身負責、對后代負責，更要為整個生物圈負責。

此外，利奧波德所提出的“和諧”、“穩定”和“美麗”是大地共同體的不可分割的三個要素，它們是三位一體的整體。所謂和諧，是指這個共同體的完整和復雜――保留至今尚存的一切生物；所謂穩定，則是土地的完好無損――維持生物鏈的復雜結構，以使其能具有發揮功能和自我更新的作用；美麗，則是倫理上的動力――不要僅著眼于經濟，還要從更高的價值觀上去看問題。因此，要實現人類、整個地球的可持續發展，人類必須樹立整體主義生態觀，將整個生態系統的和諧、完整、美麗視為環境保護的根本。

二、生態文明的提出及內涵發展演變

1.生態文明的體現和基本內涵

生態文明建立在人類文明發展史的基礎上，是比農業文明、工業文明更高層次的一種文明形態，是以人為本人類文明遞進和反思的結果，是以人類和自然相互依存為中心的一種新的文明。生態文明的主要標志，體現在三大“轉變”上：一是生產技術的大轉變，即有害環境技術向無害環境技術的轉變；二是經濟觀念與行為的大轉變，即從單純追求經濟目標向追求經濟―生態雙重目標的轉變；三是自然觀的大轉變，即由天人相分到人天諧和的轉變。由這三大轉變，產生了一種新型的生態倫理觀、價值觀和生態文明觀。生態文明觀強調，人與自然必須保持衡、協調和統一，社會、生態、經濟必須協同發展[3]。

2.從生態倫理學角度揭示生態文明內涵

生態文明是一種正在生成和發展的文明范式，其內涵也在不斷豐富和發展。關于生態文明的內涵，目前國內學者分別從生態倫理學、生態政治學、生態經濟學、生態文學、生態美學等不同角度進行探討，本文則主要從生態倫理學角度揭示其內涵。早在1987年，由挪威首相布倫特蘭夫人領導的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委員會”，在向聯合國提交的研究報告《我們共同的未來》中就深刻地指出，人類需要有一條新的發展道路，即“可持續發展道路”，這份報告成為人類構建生態文明的綱領性文件。之后，可持續發展思想逐漸被各國作為行動綱領，其核心思想是經濟發展應當建立在社會公正和環境、生態可持續的前提下，既滿足當代人的需要，又不對后代人滿足其需要的能力構成危害。

人類社會發展的每一次進步都離不開科學技術的支撐，要解決可持續發展中一系列問題，必然訴諸對科學技術手段。新的科學技術觀，以協調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為最高準則，以不斷解決人類社會發展與自然環境發展之間的矛盾為宗旨，其核心則是生態平衡取向的“綠色科技觀”[4]。

20世紀90年代以來，選擇綠色生活正在成為一種時尚，主要體現在以綠色科技和生態生產為重要手段，以人、自然、社會共生共榮的深刻體會作為人類認知決策、行為實踐的理論指南，以人對自然的自覺關懷和強烈的道德感、自覺的使命感為其內在約束機制，以合理的生產方式和先進的社會制度作為其堅強有力的物質、制度保障，以自然生態、人文生態的協調共生與同步進化為其理想目標。因此，綠色環保理念成為推動企業實現生態轉向的一個直接動力[5]。

利奧波德倫理思想所強調生態文明體現在價值觀上，需要超越“人類中心主義”，重建人與自然的價值平衡；在發展觀上，需要超越“不增長就死亡”的狹隘增長主義，建立“質量重于數量”的人口、資源、環境協調的整體發展觀，即人類整體利益。在生態文明時代，科學技術不再是人類征服自然的工具，而是修復生態系統、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的助手。

三、大地倫理觀對構建生態文明范式的意義

從本質上講，利奧波德的大地倫理學是一種倫理整體主義。他的大地倫理觀超越了以人類利益為根本尺度的人類中心主義，超越了以人類個體的尊嚴、權利、自由和發展為核心思想的人本主義和自由主義，顛覆了長期被人類普遍認同的一些基本的價值觀。它要求人們不再僅僅從人的角度認識世界，不再僅僅關注和謀求人類自身的利益；要求人們為了生態整體的利益，自覺主動地限制超越生態系統承載能力的物質欲求、經濟增長和生活消費；揭示了當代文明進程中可持續發展觀，綠色科技觀等，符合當代生態文明理念的提出，二者具有一致的生態學、倫理價值內涵。

首先，大地倫理觀從意識形態喚起公眾自覺自愿以人為本、共同維護人類的家園的決心和信心，這比任何一種制度的保障更重要，這一點尤其體現在生態消費上[6]。生態消費模式是以維護自然生態環境的平衡為前提，在滿足人的基本生存和發展需要基礎上的一種可持續的消費模式。大理倫理學起到宣傳和引導的作用，讓公眾深刻體會自身在生態系統中的作用，進而正確引導自己消費行為。

其次，大地倫理學對構建生態文明的作用體現在生態科技發展上。生態科技用生態學整體觀點看待科學技術發展，把從世界整體分離出去的科學技術，重新放回“人―社會―自然”有機整體中，將生態學原則滲透到科技發展的目標、方法和性質中。堅持走生態科技的發展道路，是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關鍵，也是加速生態文明建設的驅動力量。

最后，大地倫理學所提出生命共同體“三位一體”的各要素之間的關系，為構建生態文明指明了方向。在生態文明的框架體系中，和諧是生態文明建設的基本立足點，不僅指人與自然、人與社會、整個世界和諧，更強調個人自我身心和諧。穩定，作為生態文明的最高目標，是人類衡量生活幸福與否的指數。美麗，是生態文明追求的審美價值，利奧波德認為，大自然的美不僅僅通過共同體中各個元素體現出來，更重要的是作為整體的共同體的美，整體的美才是最高的美。

今天，當我們反思現代文明過度發展造成環境危機，想要解除自然環境的困境與危機，現代人的價值觀必須要改變，個人與文化的意識形態也要隨之打破，機械技術文明并不是我們唯一的選擇，我們能夠建立一個無污染的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生態文明。

參考文獻：

[1]利奧波德.沙鄉年鑒[M].侯文惠,譯.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

[2]楊通進.環境倫理:全球對話 中國視野[M].重慶:重慶出版社,2007.

[3]張琳.論生態文明觀[J].煙臺大學學報:哲學科學社會版,2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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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帶綜合類期刊

國際上熱帶綜合類期刊主要有來自荷蘭、美國的ActaTropica（《熱帶學報》）和TropicalConservationScience（《熱帶保護科學》）2種期刊。ActaTropica④由荷蘭主辦，Elsevier出版，1944年創刊，是世界上創刊最早的熱帶研究期刊。月刊，SCI收錄，2016年影響因子為2.218，是一本有關傳染病研究的國際雜志，內容涵蓋公共衛生科學與生物醫學等研究，特別強調熱帶和亞熱帶地區，人類和動物健康有關的主題；主要刊登熱帶亞熱帶的人畜健康、疾病生態、數學建模、社會科學、氣候變化等方面的論文。TropicalConservationScience⑤由美國MongabayCorporation主辦和出版，2008年創刊，季刊，為SCIE收錄期刊，2016年影響因子為1.238，為開放存取電子雜志；主要出版有關歐洲、北美地區熱帶森林和其他熱帶生態系統保護領域的原始性論文和最新評論，接收研究論文、評論文章、通信、觀點文章和短訊。

熱帶地理類期刊

熱帶地理類期刊主要有來自中國、新加坡、馬來西亞、加拿大等國家的《熱帶地理》、SingaporeJournalofTropicalGeography（《新加坡熱帶地理》）、MalaysianJournalofTropicalGeography（《馬來西亞熱帶地理雜志》）、CanadianJournalofTropicalGeography（《加拿大熱帶地理雜志》）4種期刊。《熱帶地理》⑥由廣州地理研究所主辦和出版，1980年創刊，中文雙月刊。主要報道國際上熱帶亞熱帶地區地理研究方面的成果，報道內容涵蓋地理學及其各分支學科、相鄰或交叉學科具有創新性和前瞻性的研究論文、前沿動態、研究進展、社會熱點等。SingaporeJournalofTropicalGeography⑦由新加坡國立大學地理系（DepartmentofGeography，NationalUniversityofSingapore）主辦，Wiley出版，1953年創刊，季刊，為SSCI收錄期刊，2016年影響因子為1.277；影響分區為地理類Q3；主要刊登熱帶地區自然、人文環境方面的理論研究、實證研究、評論，以及與地理相交叉學科的發展問題。MalaysianJournalofTropicalGeography⑧由馬來亞大學地理系（DepartmentofGeography，UniversityofMalaya）主辦和出版，1980年創刊，半年刊，為EI收錄期刊，主要刊登人文地理、自然地理、熱帶亞熱帶地區地理與環境等方面的論文。CanadianJournalofTropicalGeography⑨由加拿大勞倫森大學（LaurentianUniversity）主辦和出版，2013年創刊，半年刊，英-法雙語出版；暫無影響因子；專注于熱帶環境，重視開放討論；其報道內容包括氣候、水文、地貌、生物地理、制圖、遙感、環境、文化地理、經濟地理、城市規劃、區域規劃、城市地理、地緣政治等。

熱帶生態類期刊

熱帶生態類期刊主要包括來自英國、德國、印度的JournalofTropicalEcology（《熱帶生態學雜志》）、Ecotropica（《生態熱帶》）、TropicalEcology（《熱帶生態》）。JournalofTropicalEcology⑩由英國劍橋大學出版社（CambridgeUniversityPress）出版，1985年創刊，為SCI收錄期刊，雙月刊；2016年影響因子為0.904，影響分區為生態學Q4；主要報道熱帶生態學領域的原創性研究或評論，重視通過實證研究來調查陸地群落和生態系統的影響，以及對種群進化和生理生態方面的思考，對熱帶地區生態科學在定量和統計方面的提升是其重要目標之一。Ecotropica⑪由德國熱帶生態學會（GermanSocietyforTropicalEcology）主辦和出版，1995年創刊，半年刊。TropicalEcology⑫由國際熱帶生態學會（InternationalSocietyforTropicalEcology，ISTE）、印度BenerasHindu大學植物系主辦和出版，1961年創刊，季刊，主要刊登熱帶、亞熱帶生態學各專業論文，包括植物生態、生態系統、土壤生態、生態壓力、生態保護、生態恢復、生態演化、國際上生態變化、可持續生態系統、生物多樣性、生態系統功能、人文生態等方面的內容。

熱帶生物類期刊

熱帶生物類期刊主要包括來自美國、哥斯達黎加、中國、澳大利亞等國的5種期刊：Biotropica（《生物熱帶》）、TropicalPlantBiology（《熱帶植物生物學》）、RevistadeBiologiaTropical（《熱帶生物學雜志》葡萄牙文版）、《熱帶生物學報》和TropicalGrasslands-ForrajesTropicales（《熱帶草地》）。Biotropica⑬由美國熱帶生物與保護學會（AssociationforTropicalBiologyandConservation，ATBC）主辦⑭，Wiley出版，1997年創刊，雙月刊，SCI收錄期刊，2016年影響因子為1.730，影響分區為生態科學Q3；主要報道關于熱帶生態系統的生態環境、保護和管理，以及熱帶生物的進化、行為和種群生物學方面的原創性研究。TropicalPlantBiology⑮由美國于2008年創辦，Springer出版，為SCI收錄期刊，2016年影響因子1.400，影響分區為植物學Q4，季刊，該刊報道內容涵蓋快速發展的熱帶植物生物學的方方面面，包括生理學、進化、發育、細胞和分子生物學、遺傳學、基因組學、基因組生態學和分子育種，多發表原創性研究和評論文章，偶以專題的形式聚焦單一熱帶物種或某種大的突破。RevistadeBiologiaTropical⑯由哥斯達黎加大學（UniversidaddeCostaRica）主辦，SciELO出版，1969年創刊，季刊，葡萄牙文刊，為SCI收錄期刊，2016年影響因子0.495，影響分區為生物學Q4，主要報道內容：熱帶生物學和保護熱帶生物領域的文章。選擇標準是具有新的信息，論文具有相應實驗設計、長時段實地工作和完整體系的分類學系統研究。《熱帶生物學報》⑰由海南大學主辦和出版，2009年創刊，中文刊，季刊，主要報道熱帶生物學領域的學術論文、研究報告、專題評述、學術問題討論、研究簡報（或快報）、成果摘要等。TropicalGrasslands-ForrajesTropicales⑱由澳大利亞熱帶草原協會（TropicalGrasslandSocietyofAustralia）主辦，熱帶農業研究中心CentroInternacionaldeAgriculturaTropical（CIAT）出版，1967年創刊，英-西雙語刊，在線期刊，3期/年，主要報道內容：熱帶農業、林業、牧業的研究成果，包括奶業和牲畜研究。

熱帶農業類期刊

熱帶農業類期刊主要包括源自中國、印度、馬來西亞、墨西哥、牙買加等國的8種期刊：JournalofTropicalAgriculture（《熱帶農業雜志》）、TropicalAgriculture（《熱帶農業》）、PertanikaJournalofTropicalAgriculturalScience（《波坦尼卡熱帶農業科學雜志》）、TropicalandSubtropicalAgroecosystems（《熱帶與亞熱帶農業生態系統》）、《熱帶農業工程》《熱帶農業科技》《熱帶農業科學》《熱帶作物學報》。JournalofTropicalAgriculture⑲由印度科技部科學與工業研究局（DepartmentofScientificandIndustrialResearch）主辦和出版，1961年創刊，原名AgriculturalResearchJournalofKerala（1961―1992年），半年刊；為Scopus收錄期刊，主要報道范圍：關于作物科學、農業生態系統管理和保護等各方面的文章，特別是將生物、工程、生態和社會知識應用于熱帶地區農作物、種植園和園藝作物的管理。TropicalAgriculture⑳，由牙買加西印度大學（UniversityoftheWestIndies，Jamaica）主辦，1921年創刊，英文刊，季刊，為Scopus收錄期刊，主要報道范圍：綜合性熱帶農業科學及其相關領域。PertanikaJournalofTropicalAgriculturalScience21由馬來西亞博特拉大學（UniversityPutraMalaysia）主辦，Putra大學出版社（UPMPress）出版，1978年創刊，季刊，OA期刊，為Scopus收錄期刊，主要報道內容：熱帶農業研究、農業生物技術、生物化學、生物學、生態學、昆蟲學、漁業、林業、食品科學、遺傳學、微生物學、病理學和管理學、生理學、植物和動物科學、植物生產、獸醫學。TropicalandSubtropicalAgroecosystems22由墨西哥尤卡坦自治大學獸醫和動物科學學院（FacultyofVeterinaryMedicineandAnimalScience，UniversityofYucatan，México）主辦和出版，2001年創刊，在線期刊，季刊，為Scopus收錄期刊，該刊致力于對熱帶和亞熱帶地區農業生態系統的認識和發展，鼓勵與該領域相關或交叉學科的成果來稿。《熱帶農業工程》23由中國熱帶農業科學院主辦，1976年創刊，中文刊，雙月刊，主要報道內容為農業機械工程、水土保持、生物環境與能源工電氣化與自動化工程、仿生科學與工程、農畜產品加工與貯藏工程、生物工程（生物資源）、信息與電子工程、化工冶金與材料工程、農產品轉化增值工程、經濟與管理工程、測控技術與儀器等領域的內容。《熱帶農業科技》24由云南省熱帶作物科學研究所與云南省熱帶作物學會主辦，1977年創刊，中文刊，季刊，主要刊登以天然橡膠、咖啡、熱帶水果、南藥、熱帶花卉等為主的熱帶亞熱帶經濟植物、微生物資源開發利用和可持續發展的科技論文和快訊，內容涉及熱帶農業資源與開發、遺傳育種、生理生化、土壤農化、植物保護、農業生態、熱作氣象等方面的學術論文、研究報告、試驗簡報、綜述述評等。《熱帶農業科學》25中國熱帶農業科學院主辦和出版，1980年創刊，中文刊，月刊，報道范圍是：國內外熱帶農業科學研究與生產技術動態；有關熱帶可持續農業理論和實踐研究論文，動植物品種選育、農業資源高效利用、現代集約化種養技術、農業生物災害防治、農產品儲運保鮮加工等科學試驗報告；農業經濟管理，農業高新技術產業研究，新技術開發、應用和推廣等。《熱帶作物學報》26由中國熱帶農業科學院主辦和出版，1980年創刊，中文刊，月刊，主要刊登國內外熱帶作物特別是巴西橡膠樹、胡椒、咖啡、劍麻、香草蘭、椰子、木薯、甘蔗、熱帶果樹、南藥等的基礎理論和應用研究的新成果、新技術和新方法，以創新性學術論文為主，兼顧有一定理論水平和應用價值的研究報告、試驗總結、專題評述和學術問題討論等稿件。

熱帶林業類期刊

熱帶林業類期刊主要包括來自馬來西亞和中國的2種期刊。JournalofTropicalForestScience（《熱帶林業科學雜志》）27由馬來西亞林業研究所（ForestResearchInstMalaysia）主辦和出版，1988年創刊，英文刊，季刊，為SCI收錄期刊，2016年影響因子0.466，影響分區為林業科學Q4，主要報道關于熱帶森林生物學、生態學、化學、管理學、造林學、保護、利用和產品開發和發展方面的原創性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熱帶林業》28由海南省林學會主辦，1973年創刊，中文刊，季刊，主要刊登林業方面的研究論文、實驗報告、調查報告、綜述與述評、科技信息等。

熱帶氣象類期刊

熱帶氣象類期刊主要有《熱帶氣象學報》29的中、英文版，由中國氣象局廣州熱帶海洋氣象研究所主辦，中國氣象出版社出版，中文版創刊于1984年，現為雙月刊；主要刊登海―氣相互作用、中低緯相互作用、低頻振蕩及遙相關、低緯大氣環流異常及其機制、熱帶大氣環流異常的影響、季風動力學、熱帶氣旋動力學與運動學、熱帶應用氣象、熱帶大氣探測、熱帶大氣物理、熱帶大氣環境與化學、熱帶氣候變化及其與國際上變化的聯系、熱帶大氣科學試驗、以及相關方面等的學術成果。英文版JournalofTropicalMeteorology30于1995年創刊，季刊，為SCIE收錄期刊，2016年影響因子0.600，影響分區為氣象與大氣科學Q4，集中刊登熱帶大氣動力學、天氣學、氣候學、大氣物理、大氣環境及數值天氣預報等方面的學術成果，報道新的預報方法和成功的經驗，綜述本領域科研進展及動態。

熱帶海洋類期刊

熱帶海洋類期刊有《熱帶海洋學報》31（JournalofTropicalOceanography），由中國科學院南海海洋研究所主辦，科學出版社出版，1982年創刊，中文刊，現為雙月刊，這是國際上唯一的一份專門研究熱帶海洋的期刊。該刊主要刊載南海及鄰近熱帶海洋學研究中有關海洋水文、海洋氣象、海洋物理、海洋化學、海洋地質與地球物理、海洋沉積、河口海岸、海洋生物、海洋污染與防治、海洋儀器與技術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和學術論文以及反映最新學科前沿動態的綜述性文章。

2國際上熱帶研究期刊的分布特征

國際上熱帶研究期刊的區域分布

國際上熱帶研究期刊主辦國分布在五大洲的12個國家。其中，亞洲國家的熱帶研究期刊種類最多。包括中國、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度等4個國家；其次為拉丁美洲，有墨西哥、牙買加、哥斯達黎加等3國；北美洲有美國、加拿大兩國；歐洲有德國和荷蘭兩國；大洋洲僅有澳大利亞。在熱帶研究期刊的主辦國中，中國主辦的熱帶研究期刊數量最多、學科最全。包括《熱帶地理》《熱帶氣象學報》（中、英文版）、《熱帶海洋學報》《熱帶作物學報》《熱帶農業工程》《熱帶農業科學》《熱帶農業科技》《熱帶林業》等，涉及熱帶地理、氣象、農業、海洋等多學科領域。

國際上熱帶研究期刊的語言文字分布

國際熱帶研究期刊從語種上看，包括英文、中文、葡文、西文、法文等5種語言期刊。國際上熱帶研究期刊中，英文刊的數量最多，共15種，占總刊數的一半以上。包括：ActaTropica、TropicalConservationScience、SingaporeJournalofTropicalGeography、MalaysianJournalofTropicalGeography、CanadianJournalofTropicalGeography、TropicalEcology、JournalofTropicalEcology、Ecotropica、Biotropica、JournalofTropicalForestScience、TropicalPlantBiology、JournalofTropicalAgriculture、TropicalAgriculture、PertanikaJournalofTropicalAgriculturalScience、TropicalandSubtropicalAgroecosystems、JournalofTropicalMeteorology。2.2.2熱帶研究期刊的中文刊熱帶研究的中文期刊數量僅次于英文刊，為9種。占熱帶研究期刊數量的1/3，即《熱帶地理》《熱帶生物學報》《熱帶林業》《熱帶農業工程》《熱帶農業科技》《熱帶農業科學》《熱帶作物學報》《熱帶氣象學報》《熱帶海洋學報》。葡萄牙文刊1種，RevistadeBiologiaTropical；英-西雙語刊1種，TropicalGrasslands-ForrajesTropicales；英-法雙語刊1種，CanadianJournalofTropicalGe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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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引言

旅游行業向來存在旅游信息數據量大，涉及方面廣，信息篩選繁雜，管理決策困難等特點[1]，而對處理與空間地理類有關信息有著強大能力的地理信息系統來說，它在旅游業的應用無疑是一個十分方便且實用的工具。GIS在旅游業的應用主要包括地理信息管理查詢、專題地圖制作、旅游線路設計等。同時，GIS與其他高新技術的結合應用也為旅游業的發展提供了更多的思路。

1 GIS的功能及特點

地理信息系統（GIS）是在計算機硬件和軟件支持下，以采集、存儲、管理、分析、描述和應用與空間和地理分布有關的數據的計算機系統[1]。地理信息系統處理、管理的對象是多種地理空間實體數據及其關系，包括空間定位數據、遙感圖像數據、屬性數據等，用于分析和處理在一定地理區域內分布的各種現象和過程，解決復雜的分析、決策和管理問題。

2 旅游地理信息系統（TGIS）的應用

TGIS是在地理信息系統（GIS）的基礎上專門為旅游者服務而作的二次開發的系統，專門為旅游者及旅游管理服務的管理系統[2]，其主要功能如下：

2.1地理信息的管理、查詢、檢索

旅游資源信息具有較強的地理空間特性環境保護論文，旅游區的景點分布、公共服務設施的分布、交通信息等都存在地理特性，而發展旅游地理信息系統（TGIS）則可以完全擺脫傳統管理手段對旅游業發展的制約，對旅游信息進行科學規范的管理[3]。

TGIS可將各方面的信息整合在電子地圖上，完成各種信息的定點查詢，以及實現人機交互為游客選擇旅游線路，提供途中所涉及的各項服務。

2.2 客源市場分析以及競爭分析

旅游景區設計是以游客的類型、愛好、興趣為依據的，缺少了對目標游客的研究會使景區規劃陷入誤區，脫離實際。應用GIS來對客源市場以及景區周圍其環境研究分析，可為景區旅游營銷策略提供服務，促進景區發展[4]。

對景區內的游客的信息進行統計，例如根據旅游者的分布范圍，年齡段，出游時間，出游方式等做出景區的吸引力等分析結果，針對不同分析結果推出不同的旅游計劃來滿足其需求[5]。

2.3 旅游線路設計

旅游線路設計是游客必須考慮的一個問題，路線的好壞影響到游客游覽經歷的質量，也影響著景區的經營。TGIS中有強大的網絡分析功能（Network Analysis），能夠通過游客對其設定的條件為游客找到適合其出游的“最佳路徑”[6]。

系統可根據用戶選擇的交通方式結合景區間的交通情況得到景點間的通達時間，再結合用戶事先設定的每個景點的停留時間得到符合用戶需求的線路安排[7]。

3 GIS 在生態旅游方面的應用

生態旅游是指是指人們為了了解和觀賞自然風景、野生動植物及其棲息環境、地區的文化風貌以及娛樂休養、探險、科研等目的，而到具有較完整生態系統或未擾污染的自然區域的旅行[8]。GIS 在生態旅游方面有以下幾點應用：

3.1 旅游資源的開發管理及保護

生態旅游一個最重要的前提是保持自然環境的原生狀態不受人為影響，對環境的監控保護則需要多種技術和GIS技術的結合使用。例如，對遙感數據經對圖像的分析、分類處理，得到生態旅游資源數據，再將分類好的圖像導入GIS系統結合實地考察獲取的其他相關數據作進一步分析。從得到的圖中可以明顯的觀察到景區內植被種類、分布范圍等詳細情況的變化，以便及時反映到相關部門進行處理 [9]。

3.2 環境容量監控及可持續發展

景區環境容量指的是景區內可容納的最大的游客容量[10]。對于生態保護區開發為景區必須要考慮環境容量問題，如果只注重旅游效益而忽視環境承受力則會對風景區內環境帶來破壞性的影響。因此，分析園區內的環境容量環境保護論文，采取相應措施對于園區的生態平衡和可持續發展十分重要。

在GIS應用中，可以將景區內部的各種要素分圖層進行緩沖分析，由原先建立的點、線、面圖形得到緩沖后拓展而成的多邊形，根據各圖層疊加運算生成景區的生態敏感區，生態敏感區是生態園區內需要重點保護的地區。再將由面積法計算得到的環境容量值與GIS得到的結果結合，對園區的各地塊的劃分及布置做統籌安排。

4 GIS在旅游規劃中的應用

4.1 專題地圖的制作

專題地圖指的是將專題現象或普通地圖的某些要素在地理底圖上完備的表示出來的地圖[10]。將GIS應用于地圖的制作可以大大提高制圖的精度和效率，能有效避免傳統地圖制作的缺點。

在地圖制作過程中，GIS可以使用矢量處理和柵格處理交替使用，使制圖快速精確[5]。不同的專題信息建立不同的圖層，分層存儲，用戶需要哪方面的信息便可以快速的將該圖層在同一張地圖中疊加觀察，方便有效。

4.2 旅游規劃模型庫的建立

GIS雖然具有強大的空間分析功能，但在規劃中常有眾多的規劃問題需要將系統結合數學模型解決，對系統的二次開發則顯得十分迫切。若將這些以模型的形式開發出來則可以給規劃帶來很大的方便。例如，旅游資源評價模型、旅游需求預測模型等，不同的情況只要向其輸入相應數據便可得到適合該地區的結果[9]。

在建立模型庫的基礎上，建立專家知識庫，將本專業專家的知識和經驗進行整理，與規劃模型結合使用，使規劃智能化，用以解決復雜的規劃問題。

5 問題及展望

現階段對GIS在旅游業上應用的研究趨向于泛化，在各個方面均有學者提出自己的研究方案，但真正實現的較少，有些方向已經完全偏離了旅游服務業的主題，只是單純的地理研究。我國GIS與旅游業結合研究已有十多年的歷史，多數研究還停留在介紹專業知識層面，深入鉆研環境保護論文，挖掘潛在價值的非常少，多數只起到只是普及的作用[9]。

GIS相關軟件種類繁多，通過不同軟件建立起來的數字資料門類多樣，數據之間實現共享和相關十分困難。例如在旅游規劃中，需要從全局著眼，不可避免需要從其他途徑獲取其他地區的資料，但獲取的資料和本地區建立的數據庫不相容，對規劃工作的實施帶來很大的困難[11]。建立統一的數據標準對于業內數據共享十分重要而迫切。統一數據標準后，可以大大減少因數據不統一引起的問題，提高工作效率。也為GIS用于旅游業的宏觀規劃和調控的實現提供可能[9]。

7 結語

GIS以其在數據采集、處理、分析方面體現的優勢在旅游業中獨領，無論是在旅游地理信息系統的應用、生態旅游還是旅游規劃中均能起到不小的作用，在未來的研究中，還將深入探討其與其他高新技術結合，更好的為旅游業，乃至其他行業服務。

參考文獻：

[1]王亞民,趙捧未.地理信息系統及其應用[M].西安:先電子科技大學出版社,2006.

[2]朱炳貴.旅游地理信息系統的研究[J].國土資源遙感,2002,3(53):72-73.

篇（7）

關于水文生態（學）的科學界定與學科內涵

在馮國章教授的論文中，對水文生態作了這樣的界定：“所謂水文生態，實際上就是水文生態系統，它是由水文系統和生態系統復合而成的，集水文循環與生態進化及其共同的自然環境、人工環境于一體的，具有耗散結構和遠離平衡態的、開放的、動態的、非線性的復雜巨系統”［2］。具體的水文系統是指由一定的地理空間內的各種水體及其形成、運移和賦存環境（自然的、人工的或復合的）所構成的地理、地質、生物（包括人類）等環境功能系統整體，是一個開放的復雜巨系統，同時又是一個動態的非線性系統。生態系統的定義是人們比較熟知的，它是生物群落及其生存環境共同組成的動態平衡系統；具體的生態系統是在一定的地理空間和地質系統內，生物和非生物成分通過物質循環、能量傳輸和信息交換而相互作用，相互依存所形成的生態學功能單元。由于水是生命之源，是萬事萬物之本，是生態環境的基本要素，因此，生態要素中包括著水，水文系統必然影響生態系統，生態系統的變化———如退耕還林、修造梯田，也必然影響水文系統，2個系統相互影響，具有明顯的關聯性和協同性，應當是一個統一的水文生態功能整體，如圖1所示。因此，隨著自然的和人類認識的發展以及生產實踐的需要，把水文系統和生態系統作為一個整體———水文生態系統而加以看待和研究是科學發展的必然，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論意義和實用價值！在水文系統和生態系統都很脆弱敏感的干旱半干旱地區尤其如此。正因為這樣，我們把教育部和國務院外國專家局下達的項目“干旱半干旱地區水文生態與水安全學科創新引智基地建設”，看作一項時代的需求加以對待，通過向世界引智，向全國合作加以實現［3］。從圖1可以看出，水文生態系統有大有小，人們也可以把地球看成一個大的水文生態系統，一條大江大河也會構成水文生態系統，而在其內的小江小河和中、小河流域也可以構成相應的水文生態系統。因此，水文生態系統是具有層次性的。水文生態系統的組成因子可以概括為“水－土－光－熱－氣－植－動（物）和人類”。再具體一些可列成圖2。

水文生態系統的實例舉示

水文生態系統可能是天然形成的，也可能是人工的，也可能是人工參與雕琢的。水文生態系統滿目皆是，這里舉示幾個最具代表性的水文生態系統———灌區、梯田和綠洲。

1灌區水文生態系統如圖3所示，所謂灌區水文系統是人為地修筑引、輸、配水渠（管）道系統，將河水或井水引至田間，澆灌農田的灌溉工程。依靠灌溉工程保證作物、林果茁壯成長所需水分，配合光、熱、氣、土壤資源和生物資源的組合，形成具有良好農業生產條件的新的生態系統———灌區水文生態系統。

2梯田水文生態系統梯田是在易于產生水土流失的坡地上，分段沿等高線建造的階梯式農田。梯田是治理坡耕地，保持水土、蓄雨納滲的重要工程措施，梯田的最大作用是蓄積降水截流納滲，結合土壤改良和窯窖等工程措施，消除徑流，從而形成能夠保持水土、有利農耕的水文生態系統，圖4顯示了這種系統及其功能。

篇（8）

鄉土地理是初中地理教學內容的重要組成部分。新一輪課程改革對鄉土地理教學給予了高度重視，強調把鄉土地理作為綜合性學習的載體，突出體現開放的新課程觀念，突出體現“學習對生活有用的地理”，突出體現“學習對終身發展有用的地理”。在此背景下，鄉土地理教學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顯，如何指導學生進行鄉土地理的實踐活動就很值得思考與探索。

一、鄉土地理實踐教學的意義

雖然鄉土地理所涉及的教學內容直接源于學生所在地的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也許是學生熟識的，但是，這并不代表學生已經完全感知和了解家鄉的地理環境，這中間還有一個將感性認識提升為理性認識的過程。鄉土地理實踐教學的目標之一，就是要幫助學生以實踐活動和綜合學習為主要學習途徑，認識家鄉的地理環境。

當前地理新課程改革強調從現實生活的經歷與體驗出發探究地理問題，注重基于鄉土實際的實踐活動。《義務教育地理課程標準》明確提出：“地理課程要提供給學生與其生活和周圍世界密切相關的地理知識，側重基礎性的地理知識和技能，增強學生的生存能力”。由此可見，新課程背景下的鄉土地理教育不僅僅是傳授鄉土知識，更承載著改革傳統教學方法和“為今日和未來世界培養活躍而又負責任的公民”的職責。而鄉土地理實踐教學正是實現新時期地理教育目標的重要途徑。

瑞典教育家裴斯泰洛奇指出：在地理教育時要引導學生由近及遠，從直接觀察周圍的地形到形成復雜的表象。學校是學生最熟悉、了解最直接、感知最深刻的地理環境之一，鄉土地理實踐教學選擇引領學生從認識校園生態環境開始認識家鄉、國家和世界，符合初中學生的認知規律。由于學校這一“鄉土地理”所屬的范圍就在學生身邊，更加貼近學生的生活實際，因而更利于學生開展調查研究等地理實踐活動。

二、鄉土地理實踐教學模式的設計——以“校園生態環境調查”為例

1.“校園生態環境調查”的內容設計

“麻雀雖小，五臟俱全”。校園作為一個微縮的地理環境，其所包含的自然與人文要素可謂非常豐富，在進行調查研究時不可能面面俱到。因此，選擇對校園生態環境影響較大、學生比較感興趣且易于操作的探究方向，作為地理實踐教學所要調查的內容，是有效開展“校園生態環境調查”的關鍵。

基于以上思考，“校園生態環境調查”主要設計以下內容：

（1）校園植被調查：學生實地調查校園的植物種類、現狀、分布及植被覆蓋情況，實地測量校園綠化面積，繪制圖表并提出校園綠化、美化建議。

（2）校園溫度濕度調查：學生選擇多個測點，使用阿斯曼溫濕度計在同一時間分別測量各點的溫度及濕度，比較不同地點的溫濕度值，繪制圖表、分析原因并給出合理化建議。

（3）校園土地利用類型調查：學生實地觀察，總結歸納用地類型種類；實地測量各類用地的面積，利用實測數據繪制校園平面圖，并在圖上標注圖例、比例尺和方向。

（4）校園噪聲調查：學生選擇有代表性的教學樓、操場、綠地、臨街、臨近主干道等測量點，多次測量和比較不同地點的噪聲值，分析原因并給出合理化建議。

（5）校園垃圾污染調查：學生多時段對校園內垃圾進行觀察、拍照，調查垃圾箱的數量及污染源分布，分析垃圾產生原因、對環境的影響并提出整改建議。

（6）校園安全隱患調查：學生多時段對對校園全方位觀察、走訪、拍照，查找安全隱患，分析形成原因，并結合問卷調查提出消除隱患的可行性報告。

2.“校園生態環境調查”的流程設計

（1）準備階段——商定調查內容，指導學生明確課題研究的任務與方法。

教師引導學生關注校園生態環境，從中發現需要探索解決的問題，確定調查內容，商定研究過程，擬定活動方案。

根據方案，教師指導學生明確調查內容、調查方法、調查目的，培訓相關儀器的使用，做好人員分工與物品準備。

（2）實施階段——學生走出課堂，開展調查；教師全程調控，給予指導。

鄉土地理實踐教學的關鍵，是要讓學生動手去做，去經歷和體驗。同時教師要對學生活動的整個過程進行調控，幫助學生解決活動中的困惑，進行知識講解及方法介紹。

這一階段，各組分別實地調查、測量、繪制圖表，并反復檢查測量內容，認真核對測量數據，按照分工完成各項調查任務。

（3）交流分享——撰寫調查報告（科技小論文）及成果展示。

學生對測量數據分類、歸納、整理，分析調查結果，提出合理建議，形成科技小論文及課題調查報告，并制作展板（PPT）展出。

鄉土地理，既為學生熟知，又為學生喜歡。筆者通過讓學生對校園生態環境進行調查研究，改變了學生地理學習的方式，使抽象的地理教學內容更加直觀、具體，是對鄉土地理實踐教學模式的一次有益嘗試。

篇（9）

【作 者】付廣華，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專業博士研究生，廣西民族問題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南寧，530028

【中圖分類號】C91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54X（2011）03-0067-007

A Comparative Study on Ethno-ecologies from U SA and Soviet Union/Russia

Fu Guanghua

Abstract：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compared ethno-ecology from US tradition with one from Soviet Union/Russia based on their theory origins， research objectives， research methods and academic influence Thus makes Condusion that although the ethno-ecologies were born within anthropology or ethnology， and who did the researches were mainly anthropologists or ethnologists， they had great differences The fundamental difference was the difference of meaning of prefix “ethno-” The prefix “ethno-” within Soviet Union/Russian ethno-ecology was only related to “ethnos”， however， within US ethno-ecology， the meaning of the prefix “ethno-” was “from the native’s point of view”， was a kind of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human being and environ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ic

Key words： Ethno-ecology； United States； Soviet Union/Russia； Discipline comparison

民族生態學是一個跨學科的學術領域，吸引了來自民族學、生態學、植物學以及其他學科的學者參與到其中來。在中國，民族生態學的發展還比較滯后，存在的理論盲點亦比較多，如國內學術界在學理上對美國傳統的民族生態學（以下簡稱“美國式民族生態學”）與蘇聯傳統的民族生態學（以下簡稱“蘇/俄式民族生態學”）之間區分不夠，因此難以整合來自兩個不同學術傳統的學者，從而影響到整個學科的健康、快速發展。美國式民族生態學是在人類學界內部發展起來的，后來才影響到其他學科，從而擴散成一個龐大的學科；而蘇/俄式民族生態學雖然也是由民族學家提倡，但它屬于民族學和人類生態學的交叉學科，是針對民族地區進行的生態學研究。因此，兩種傳統的民族生態學雖有一些相同之處，但相異之處又頗多。本文從理論淵源、研究對象、研究方法和學術影響上對美蘇兩種傳統的民族生態學予以比較，希望能為學科發展略盡綿薄之力。

一、理論淵源

理論淵源最能說明一個學科的屬性，因此歷來學科史的回溯都是指引一個學科發展的必要工作。美蘇兩種傳統的民族生態學雖然都誕生在人類學家（民族學家）手中，但由于在理論淵源上有所區別，才導致了它們之間異同共存的現象。

在美國，民族生態學的誕生有一個發展的歷程。早在1875年，鮑爾斯（Stephen Powers）就提出了“土著植物學”的概念，是今日民族植物學能夠追溯的最早起源。二十年后，考古學家哈什伯格（John W Harshberger）在美國費城的一次學術會議上第一次提出了“民族植物學”一詞。1914年，美國民族學家亨德森（Junius Hendersen）和哈林頓（John Peabody Harrington）在美國民族學局組織的“動物在塔瓦印第安人中的地位”的調查中首次提出“民族動物學”這一新詞［1］。從這一學術史追溯來看，民族植物學、民族動物學這兩門民族生態學的分支學科的誕生都比較早。直到1954年，“民族生態學”這一術語才為康克林（Harold Conklin）首創。康克林通過考察菲律賓哈努諾人（hamunoo）植物術語的內容和結構，證實了民族植物分類的等級本質。康克林提供了第一個人類的自然資源概念的真實洞察，而不像以前的民族生物學研究首先關注的是記錄人類對生物的應用［2］pp846-848）。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以前，民族生態學的研究基本上限制在具體的人與動植物關系的研究上，人類學家們花費大量力氣去創建動植物的清單，并記述其使用狀況。雖然這樣的研究缺乏理論的框架，但卻有助于發現傳統社會的動植物分類體系的本質。不過在此之后，由于受到認知理論的影響，民族生態學研究開始轉向民族科學的方法，即把個體視作文化生成體和把語言視為信息編碼的媒介。這樣以來，雖然人類學家的民族生態學研究的主要內容仍是記述動植物分類及其應用，但是其目的卻是試圖依此透視支配人類行為的思維的深層結構。鑒于美國式民族生態學具備主位立場、民族志方法、認知的視角等特征，因此被有些人類學家稱為系認知人類學的一門分支學科。還有的學者認為民族生態學的學術譜系要比上述更為龐雜，如墨西哥生態學家托萊多（Victor M Toledo）就認為民族生態學是融合了民族生物學、農業生態學、生態民族志意義上的民族科學以及研究自然資源傳統管理體系的環境地理學等的總學科［3］（pp5-21）。最近又有學者聲稱，民族生態學有社會科學、生物科學和闡釋藝術與科學3個父母：社會科學中人類學發展了主位立場等民族生態學研究的基本工具；生態學家和其他生物學家提供了大量的重要的、細節的適應系統的研究報告；闡釋作品展示了反思的必要性和價值［4］（pp5-15）。當然，這些都是一家之言。總的來說，美國式民族生態學最初的理論淵源更多地在人類學內部，雖與描寫語言學的認知理論有一定的交叉，但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所有的民族生態學家都具備人類學家的身份。只不過最近一二十年生態學者的介入使得民族生態學的情況發生了一些顯著的變化。這一點將在第四部分中詳述。

民族學人類學研究

與美國式民族生態學一樣，蘇/俄式民族生態學的理論淵源也較為復雜。在蘇聯存續后期，蘇維埃民族學家們認為民族學是一門以研究世界民族為對象的學科［5］（p3）。不過，由于民族總是在一定區域內逐漸形成的，受到所在地區生態環境的制約，采用各種方式去適應這樣的自然條件，因此民族文化常常具備適應環境的特點。科茲洛夫認為“可以把處于目前這種狀態下的民族學明確為其研究范圍包括民族共同體這一最穩固和最重要的人們集體生活形式之一的產生和存在的各個方面的綜合性學科。”［6］（p215）這樣，摒棄了傳統研究范圍“本位主義”態度以后，民族學家們積極地參加了反映社會需要的新領域的工作，民族生態學的形成正是如此。蘇聯民族生態學的奠基人之一――勃羅姆列伊（Julian Bromley）也類似地指出：“當代民族學由于自己的主要研究課題的多樣性，實際在某種程度上同民族（民族社會）過程各方面的研究都有關系。這對于圍繞民族學所形成的日益眾多的相鄰學科――從民族經濟學和民族生態學到民族社會學和民族心理學，尤其如此。”［7］（ p246）事實上，早在1981年，勃羅姆列伊就發表了《人類生態學的民族方面》一文，雖然文中尚未提到“民族生態學”這一術語，但其中關于各民族利用自然環境的特點、各民族對自然環境影響的特殊性等民族生態學原理已在這篇論文中得到充分運用。與此同時，蘇聯科學院歷史研究所集體編寫的《社會與自然》一書中也已包含民族生態學的許多原理，比如該書強調指出了歷代民族文化傳統對保護生態是有意義的［8］。勃羅姆列伊還在1982年俄文版的《民族學基礎》第三章“非洲各族”單列“地理環境”一目，其中言道：“非洲的地理條件十分復雜，各種自然因素及其區域性配合都很協調，為非洲境內各民族的生存提供了必要的生態條件和相應的食物和技術資源。幾千年來，人們適應自然和征服自然的過程，構成非洲各民族全部經濟文化史的物質基礎。”［5］（p155）在借鑒同仁們理論、觀點的基礎上，科茲洛夫充分吸收了來自人類生態學的思想，于1983年正式提出了名為“民族生態學”的學科。科茲洛夫認為，民族生態學是一門由民族學和人類生態學相互滲透而形成的學科。由于其與人類生態學的密切聯系，民族生態學的形成取決于作為人的特殊共同體的民族的特點，而且這一特點表現在生物方面，也特別表現在社會文化方面。民族生態學形成的比較緩慢，是在吸收民族地理學、民族人類學、民族人口學等與人類生態學有關的內容的基礎上形成的。1978年開始的由美蘇兩國民族學家、人口學家、體質人類學家等共同參與的“為提高各民族和民族群體長壽率開展人類學和民族社會學的綜合研究”，對蘇聯民族生態學的形成具有促進作用［9］。

兩相比較，我們可以看出：美國式民族生態學是在人類學界內部產生的，它吸收了描寫語言學的認知理論，變成了民族科學的一個亞領域，后來也受到農業生態學、闡釋學以及環境地理學等學科的影響；而蘇/俄式民族生態學則是在民族學界內部產生的，是由民族學和人類生態學交叉而產生，甚至包含有民族地理學、民族人類學、民族人口學等學科的若干領域，可見其理論淵源之混雜。

二、研究對象

蘇聯民族學家勃羅姆列伊認為：“每個學科的對象是在形成一定傳統的學科實踐中形成的。在確定今天某一學科的輪廓時，不能不考慮到這些傳統……而一個學科研究對象的確定，相應地又同闡明它與相鄰知識領域的相互關系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7］（p235-236）從勃氏的上述論斷足可得見研究對象對一個學科的重要性。民族生態學自也不能例外，其研究對象的確定對學科的存續與發展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自從康克林1954年提出“民族生態學”之后，學者們對民族生態學的研究對象和范圍一直有所爭論。然由于康克林不是特別重視理論上的研討，因此這項工作留給了后來的民族生態學家。到1964年，斯特蒂文特（William Sturtevant）提出，“ethnoecology”一詞中的前綴“ethno-”有著特殊的意義，它指的是那些從群體自觀出發的研究。因此在這個意義上，民族生態學的研究對象就變成了群體自觀下的生物內在聯系［10］（p216）。稍后，美國人類學家布羅修斯（J Peter Brosius）等人在界定民族生態學時暗示出其研究范圍是傳統群體如何組織和分類其環境知識和環境過程［11］。這樣看來，民族生態學在當時的研究對象是處于傳統社會的群體，范圍則僅限于這些群體如何認知環境，如何看待人與自然的復雜關系。不過，民族生態學家馬丁（Martin）認為，民族生態學涵攝了地方性群體與所有的自然環境因素之間相互關系的研究，研究范圍包含了民族生物學、民族植物學、民族醫藥學以及民族動物學等諸多亞領域。在研究對象上，民族生態學家大多聚焦于土著人環境知識的研究，但他同時也指出，民族植物學家也樂意研究農民傳統的農技實踐，而他們不認為自己是土著人［12］（pxx）。當然，一些生態學家、人類學家正試圖擴大民族生態學的研究對象和范圍。他們認為不僅農村居民值得研究，城市中也有民族生態學存在的空間；不僅要研究特殊群體的傳統生態知識，而且要關注漫長歷史時期內的生態變遷。從已有的研究成果來看，美國式民族生態學家仍然繼續關注傳統居民的動植物利用和資源管理實踐，關注這些傳統生態知識在維護生態安全上的獨特價值。

與美國有所不同，蘇聯式民族生態學最初就是圍繞民族（ethnos）來展開的，因此任何跟民族有關的人類生態學問題當然是其職責所在。這里的“ethnos”不同于英語中的“nation”或者“people”，用蘇/俄式民族生態學的奠基人之一的勃羅姆列伊的話說就是指“歷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相對穩定的文化特點、確定獨立的心理特點以及區別于其他類似共同體的聯合意識的人們共同體”［13-15］。一般來說，“ethnos”大致相當于英語學界流行的“ethnic group”。正是根據這樣的理解，科茲洛夫認為民族生態學的形成取決于作為人的特殊共同體的民族（ethnos）的特點［8］，而且其所涉及的問題超出了民族地理學、民族人類學和民族人口學的范圍。“該學科的主要任務是研究族群或族共同體在所居住地區的自然條件和社會文化條件下謀取生存的傳統方式和特點，當地生態系統對人體產生的影響，族群或族共同體同大自然作斗爭的特點及對自然界的影響，它們合理利用自然資源的傳統，民族生態系統形成和發揮職能作用的規律等等。”［16］到1991年，科茲洛夫主編出版了名為《民族生態學：理論和實踐》的論文集，共匯集16篇論文。除涉及生存保障體系外，它還與地理學、人口學、生物學、醫學和心理學等學科相交叉，闡述特殊的地理環境對各民族的生計、飲食、物質文化、精神文化、體質、人口再生產和心理等方面的影響。科茲洛夫在這本書的前言中寫道：民族生態學的主要任務是研究在自然和社會―文化條件下生活的各民族共同體的傳統生存保障體系的特點，復雜的生態聯系對人們健康的影響；研究各民族利用自然環境以及對自然環境的影響，生態系統形成的規律和功能［17］（p43）。實際上講的就是各民族與自然生態環境之間的互動作用。科茲洛夫接著論述道，首先要研究人們對自然環境的生物適應和與他們的經濟活動相聯系的社會―文化適應，這些適應反映在物質文化特點（飲食、服裝等）中，甚至反映在民族植物學和民族醫學中；其次研究人們在個體和集團層面對周圍環境和異民族的社會―文化環境之心理適應的主要方式，預防或降低環境壓力的傳統方法等；再次還需研究族群和自然的關系，對生態恐怖、生態災難趨勢的預測并借助利用那些物質資源的傳統進行生態學教育和其他目的的教育［17］（pp43-44）。與1983年發表的2篇論文相對照，科茲洛夫在1991年的這篇前言中對民族生態學的研究對象和范圍作了進一步的論述，補充了一些原來尚未涉及的內容，如“預防或降低環境壓力的傳統方法”、“對生態恐怖、生態災難趨勢的預測”等。對于蘇/俄式民族生態學的研究對象和范圍，中央民族大學任國英教授認為其“不僅僅局限于民族學與生態學兩學科的交叉，他們（指蘇聯/俄羅斯的民族生態學家）的學術理念是將生態環境與各民族的方方面面都納入到本學科的研究框架內。”［17］（p44）堪稱一語中的。

兩相比較，我們不難看出：美國式民族生態學僅僅是民族科學（認知人類學）的一個研究領域，其研究對象也基本上限制在傳統的居民群體，范圍主要圍繞這些群體的植物、動物、土地的分類與利用以及他們資源管理的實踐等傳統生態知識來進行。而蘇/俄式民族生態學研究對象界定為族群或族共同體，范圍是與族群或族共同體有關的生態環境的方方面面，范圍十分廣泛。從這個意義上講，蘇/俄式民族生態學與當前歐美人類學界流行的生態人類學的研究對象和范圍基本類似。

三、研究方法

對一個學科來說，確定其研究對象之后，就會面臨著如何去研究的問題，亦即采用何種研究方法的問題。民族生態學要想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就必須要在方法論上有自己獨特之處，方才能得到相關學科學者的承認，在學術譜系中占有一席之地。

由于美國式民族生態學是民族科學（認知人類學）的一門分支，因此它很大程度上采借了其正規的資料收集方法。為了解被研究群體對自然環境的認知，民族生態學家們常常會設計幾個層級的問題，他們首先會問本地有哪些生物？其中有哪些植物？其中有哪些是樹？常綠樹和落葉樹有何差異？這里有哪些不同種類的針葉樹？針杉和松樹有何不同？……這樣一直到最低層級為止［18］（p60）。通過向該群體的不同的人提問同樣的問題，經過分析綜合，基本上就能夠獲知被研究群體對他們所處的自然生態環境的認知總圖。不過，后來民族生態學家們逐漸發現，由于他們采用這種假設性的分類，一些被訪談者可能會依照訪問者的邏輯去推定，甚至創造出當地沒有的事物來。于是民族生態學家們只好又重新依靠人類學的參與觀察和無結構訪談的方法，雖然這兩種方法費時又費力，但好在這兩種方法的有效性很高。在參與觀察的過程中，民族生態學家們常常需要正確記錄動植物的當地名稱、學名、科屬，必須涉及到它的日常用途和儀式用途、利用的部位以及特殊的去除毒素之類的加工技術，甚至還需要了解有關的神話傳說，以便更好地把握它們在地方文化中的功用。有時，研究者還被要求采集和保存那些他們記錄下來的動植物標本和材料。當然，如今的民族生態學研究雖然在資料采集和分析方法上與以前差別不大，但他們看待這些資料的視角卻有了新的變化。比如美國民族生態學家納扎里（Virginia D Nazarea）就指出，民族生態學是“從某個點出發的視角”，它不僅要摒棄以前那種無歷史和政治的傾向，而且要看到權力和風險在塑造環境解釋、管理和妥協的重要性。只有這樣，民族生態學者才能在跨學科研究中發揮重要作用，甚至在生物多樣性保護和促進可持續發展中充當主角［19］（pp1-19）。

蘇聯民族學家們認為直接觀察是獲取民族學情報資料的基本方法，但蘇聯民族學界起初轉向“綜合集約調查法”，后來則以夏季短期的小組或個人旅行來排斥綜合調查，總的來看是逐漸放棄了“定點”的直接觀察方法。鑒于上述民族學調查方法的走向，民族生態學的奠基者之一勃羅姆列伊聲稱一定要堅持直接觀察、定點長期調查的方法，同時還可以根據研究客體變化的實際情況適時采納問詢調查法、歷史比較法、類型學方法等其他的研究方法［20］（pp136-146）。但勃羅姆列伊的主張未能堅持多久，蘇聯就遭遇了解體。隨后，民族學也遭受前所未有的學科危機。正是在這個階段，科茲洛夫總結了蘇聯民族生態學的發展歷程。在1994年出版的《民族生態學――學科形成和問題史》一書中，科茲洛夫全面闡述了蘇聯民族生態學的學科性質、基本理論、流派和研究方法及與其他學科間的關系；其中還對阿塞拜疆的阿塞拜疆人和格魯吉亞的阿布哈茲人進行研究，開拓性地把移民和民族沖突問題納入民族生態學研究的視野［17］（p43）。從前人翻譯的2篇論文和任國英教授的總結來看，蘇/俄式民族生態學仍然堅持民族學的田野調查方法，同時吸收了人類生態學的方法，從而在方法論上有了自身一定的支撐。20世紀末以來，由于西方的民族學人類學理論與方法的傳入，俄羅斯的民族生態學研究注意同國際接軌，研究中借鑒和引用西方的理論觀點，在研究方法上更加注重實地調查，將定性和定量研究相結合［17］（p44）。筆者曾就這一問題向俄羅斯繼科茲洛夫后最負盛名的民族生態學家亞姆斯科夫（Anatoly N Yamskov）請教，他認為蘇/俄民族生態學依然堅持經典的田野工作方法，創造性地發展了民族生態系統的概念，同時注意使用精細的統計數據和自然地理資料。

兩相比較，我們可以發現：美國式民族生態學由于誕生在認知人類學內部，因此它不僅繼承了人類學的參與觀察和無結構訪談等田野調查方法，而且以其獨特的研究步驟和視角獲得了很大的發展。蘇/俄式民族生態學初創于20世紀80年代，直到蘇聯解體以后才形成了較為完備的理論體系，因此研究方法上更多地依賴民族學的直接觀察的方法，同時也適當吸納了系統生態學等理論與方法。只有在俄羅斯民族學界與西方人類學界廣泛交流一段時間以后，民族生態學研究才獲得了新的理論與方法源泉，從而推動了這一新興交叉學科的發展。

四、學術影響

一個學科的生命力是否夠強，關鍵還在于它的學術影響力。對美蘇兩種傳統民族生態學的學術影響的分析，筆者認為要從以下三個方面進行：一是看其民族學人類學內部的影響力；二是看其對其他學科學者的號召力；三是看其對境外國家和地區學術的輻射能力。

美國式民族生態學誕生于人類學內部，本身是民族科學（認知人類學）的一個亞領域。雖然認知人類學在20世紀60-70年代曾經風靡一時，但隨著實踐理論、闡釋人類學以及反思人類學的出現，民族生態學本身也成為某些學者清算的材料。不過，在文化人類學內部，民族生態學作為一種方法和視角，還是得到廣泛的承認的。這從《美國人類學家》、《美國民族學家》、《當代人類學》等頂級雜志上刊登的為數不菲的民族生態學研究論文上可以得到證實。在人類學界之外，民族生態學的理論與方法也得到了植物學、動物學、生物學、生態學、地理學等學科學者的認可，還有的學者針對性地進行了理論方面的探討，如墨西哥生物學家托萊多、資源地理學者巴頓（David Patton）都有專門的研討文章問世。不過，最能說明一個學科影響力的也許要看它對其他國家和地區的輻射能力了。由于美國社會科學在當今世界研究社群中居于統治地位，單從其數量龐大的實踐者、分配到的資源以及學科方法論的影響力上就可以略見端倪，因此美國式文化人類學領導著世界人類學理論與方法的發展，印刷文本的廣為傳播更是奠定了美國文化人類學的學術優勢地位［21］。在這樣的大背景下，美國式民族生態學如今也已在英國、法國、德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日本、印度、中國、墨西哥、韓國等國家和地區生根發芽。英國與美國同文同種，因此較早接受了美國式民族生態學。坎特布理肯特大學的埃倫（Roy Ellen）博士更是這一領域中享譽世界的學者，他與《皇家人類學刊》合作出版了名為“Ethnobiology and the science of humankind”的特刊，集7篇專門研究于一體，足見民族生態學在英國人類學界的影響。事實上，即使在俄羅斯國內，從事民族生態學研究的學者們也不可避免地受到美國傳統的影響，如今他們在英語寫作中已把自身原來應用的“ethnoecology”改稱為“ethnic ecology”，且認為俄羅斯的民族生態學跟美國的文化生態學或生態人類學相差無幾［22-24］。

蘇/俄式民族生態學雖然創立較晚，但不論在蘇聯時代，還是在俄羅斯時代，都能在民族學界占有一席之地。俄羅斯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還成立了民族生態學部，專門從事民族生態學研究。從1997-2005年，俄羅斯民族學家與體質人類學家聯合會共舉辦了5次大會，每次會議都有15-20篇的民族生態學專題研究論文參與［22］。在論文的發表上，俄羅斯權威的民族學期刊《民族學觀察》（即以前的《蘇聯民族學》）從1975-2004年共刊發了24篇民族生態學方面的論文，雖然與民族政治研究相比仍有較大差距，但跟民族心理學、民族社會語言學等其他新興研究領域一起處于第二序列［24］。值得高興的是，俄羅斯的學者們還在圣彼得堡創立了名為《民族地理學與民族生態學研究》的叢刊，專門刊發民族地理學和民族生態學研究方面的論文。在學術研究之外，學者們還積極參與生態學評估。1999年，民族生態學家斯泰潘諾夫（Valery Stepanov）還主持編纂了《民族生態學評估方法》一書，為俄羅斯民族生態學家參與生態學評估提供了學術指引。由于民族生態學研究在俄羅斯國內已經有了上述良好的基礎，因此地理學、生態學、社會學等其他學科的學者在進行研究時也深受影響。對此，亞姆斯科夫曾經說道：“在土著人土地權利和傳統居住領域內進行研究的許多專家，他們有著民族學、地理學、生態學（生物學）以及社會學的訓練背景，如今喜歡稱呼自己為‘民族生態學家’。”即使在一些地方法案的建議草稿中，甚至流行的術語“傳統自然資源應用領域”（TTUs）也正在轉變成“民族生態學領域”［25］。不過，蘇聯解體后，俄羅斯的學術影響力下降，因此俄羅斯傳統的民族生態學對外傳播并不是很廣泛，僅在原來的加盟共和國內流布。中國從1984年開始譯介相關理論，然迄今為止，僅譯介過科茲洛夫的2篇論文，且其中尚有不同程度的重復之處。2009年，任國英教授的《俄羅斯生態民族學研究綜述》一文算是稍微彌補了這方面的缺憾。

兩相比較，我們就會發現：兩種傳統的民族生態學在人類學或民族學界內部仍充滿活力，都對其他學科造成一定的影響，也都有向其他國家和地區傳播的輻射力。但美國式民族生態學更具活力，如今已經得到植物學、生態學等領域學者的認可，跨學科的合作日益增多，兼且美國式民族生態學的向外傳播更為廣泛，如今已經影響到世界上主要的民族學、人類學研究大國。

五、結果與討論

透過以上四個方面的比較，我們發現美蘇兩種傳統的民族生態學雖然都誕生于民族學或人類學界內部，從事研究的也都是民族學家或人類學家，但兩者之間卻有著比較大的區別。筆者認為，造成這種差別的主要原因是美國和蘇聯（俄羅斯）民族學人類學研究的不同的對象所致。我們知道，美國號稱為“文化人類學”，其研究的對象是人及其文化，文化在其中尤占重要地位，這跟美國式民族生態學始終追求理解土著居民的生態觀念有著根本聯系。蘇聯（俄羅斯）既然號稱為“民族學”，而且在實際研究中都是圍繞“民族”（ethnos）來進行的。蘇聯式“ethnoecology”中的前綴“ethno-”僅表示著與“民族”（ethnos）或族群單位相關，而并不像美國式“ethnoecology”中的前綴“ethno-”，其意思乃是“文化持有者的內部眼界”，是一種主位的對人與環境相互關系的研究。前綴“ethno-”意義的區別乃是兩種傳統的民族生態學之間的根本差別。鑒于這種意義上的差別，一些俄羅斯學者已經采用“ethnic ecology”來指稱蘇/俄式民族生態學。

在準備和閱讀材料的過程中，筆者還發現，并不是所有的蘇聯/俄羅斯民族學者都認同這種跨領域的學科。如俄羅斯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教授切什科（Sergei Cheshko）就認為民族學中出現的民族生態學等之類的亞學科大部分都是夭折的分類。因為它們不能改變任何事情，學者們只是繼續做他們過去做的東西罷了，而且以后這些亞學科的繼承者會為他們抓住的一點皮毛而沾沾自喜起來，甚至會聲稱一切事物離開了生態學無法解釋［26］。切氏的論述提醒我們，如果我們只是在學界內部劃分一下勢力范圍，而沒有理論方法上的升華，這種劃分是沒有任何意義的。事實上，如果民族學人類學者因為沉迷于分支領域的研究，而未能堅持“全貌觀”的基本準則的話，那么這種分支不要也罷。

依上述認知去審視美蘇兩種傳統的民族生態學，我們會覺得美國式民族生態學具備其自身的學科特點，而且具備完善的方法論工具，是一種人類學生態研究范式的更新。而蘇/俄式民族生態學則不然，它更多的是對人類生態學的一種類比，主要作用在于劃分學術領域，既沒有形成獨特的學科特點，也沒有完善的方法論工具。當然，這并不是說蘇/俄式民族生態學一無是處，它所開拓的文化適應不完善的思想、對不同族體的心理適應的研究、景觀民族特點的論述，對民族學人類學的生態研究仍然具有其獨特價值。

（致謝：俄羅斯科學院亞姆斯科夫博士曾向筆者提供他的論文電子版以供參考，還在電郵中耐心地回答了筆者的疑問，特此表示衷心的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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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課堂教學是實施教育的重要渠道。作為一個課堂系統的立體建構，課堂教學中教師、學生、知識、環境等各個要素的關系是否和諧、有序，直接影響到教學目標的實現程度和人才的培養水平。著名學者徐陶、彭文波在他們合編的《課堂生態觀》一文中提出：“對課堂的審視不能僅僅從教師或者學生出發，而應該從生態化的角度進行，著眼于未來發展，使課堂成為具有開放性、整體性和可持續發展的生態系統。”

本文擬從生態學的角度來剖析學生與學生之間、學生與教師之間相互存在的生態關系，從而構建一種和諧、有序、積極的課堂教學模式，讓班級群體之間形成積極的相互依賴、相互促進、共同進步的和諧生態關系。在構建生態課堂的時候應遵循以下幾個原則：

一、課堂生態的整體性原則

地理課堂教學的過程及地理課堂生態系統運行變化的過程，是由多主體、多環節等共同構成的有機整體。教學過程中運用的多種多樣的教學方法和人為手段相互作用和聯系而構成一個整體。教學的效果即地理課堂生態系統中眾多的生態因子共同交互作用的結果，而不能看做是各種具體因素的簡單疊加。教學生態環境的構成因素復雜多樣，各種因素之間相互滲透、相互融合、相互影響、相互促進。這些都決定了在高中地理生態課堂的構建中，教師的教和學生的學這兩種生態主體活動必須是在和諧統一中進行。這就要求教師既要重視學生對地理基本知識原理和基本技能的學習，又要重視對學生創新意識和實踐能力、自我發展能力的培養；既注重學習結果評價又注重學習過程評價；既重視弘揚科學精神又重視弘揚人文精神。努力把班級中的每個學生培養成一個和諧發展生態個體。

二、課堂生態的可持續發展原則

在生態系統中，生物的豐富多樣性、生物的演化適應能力、種群之間及與環境之間的和諧關系是系統可持續發展不可缺少的條件。課堂生態也不例外，地理教師在構建生態課堂的過程中也應該遵循可持續發展的原則。

高中地理生態課堂系統中的可持續發展，即在和諧而充滿生命活力的教與學理念的支配下，讓課堂成為能夠促進師生生態主體身心和諧健康的良性生態系統。首先，要協調師生生態主體與課堂生態環境的關系，改善物質環境，構建和諧舒適的精神氛圍，為學生情感人格等健康發展創造條件。其次，要協調好學生之間、師生之間的生態關系。師生之間實行民主、平等、對話、交流，學生之間實行合作探索、防止非理性競爭，和諧共進。最后，要提高師生生命主體自我發展的能力，通過合理正當的競爭達到生態位的分離，形成具有多樣性的生態系統，使學生的個性得到發展。

三、課堂生態的依存性原則

在高中地理課堂生態系統中，地理課堂教學是教與學交往、互動的過程，師生生態主體之間相互交流、相互溝通、相互啟發、相互補充。在這個過程中教師與學生分享彼此的思考、經驗和知識，交流彼此的情感、體驗與觀念，在原有的基礎上實現對知識、能力、情感態度、價值觀等各方面的全新的構建，求得新的發現，使地理課程資源更加豐富。高中地理課堂生態系統運行的過程是一個發展的、增值的、生成的過程。它意味著生長，意味著師生生命共同體在發展過程中不斷豐富、完善和成熟。學生之間通過學習不斷積累新的地理知識，并通過相互間的依存關系，將知識普及傳遞，形成一個合理有序的知識流，通過循環流動將知識源源不斷地更新補充。師生間則通過教學活動發現各自的不足，學生努力地學習知識，教師則進一步豐富自己的知識庫容量，最終達到雙贏的教學效果。

四、課堂生態的正當競爭的原則

在班級群體中，處于同一生態位的教育生態個體之間，由于所處地位相同，面臨的問題相同，競爭尤為激烈。同一生態位下的競爭，有其積極意義。它體現為主動進取、不甘落后的精神，它起到鼓舞斗志、奮發向上的作用和效果，在總體上起到了促進作用。不過競爭排斥也有其消極影響，所以我們就應該弱化這種消極影響，使其對地理課堂教學所產生的負面影響最小化。

課堂本應該是一個充滿生命情趣的生態系統，學生是課堂中最主要的生態群體。他們的年齡相仿、經歷相似，同處在一個空間，應該積極競爭，各得其所，共同發展。學生你追我趕，友誼競賽，不斷改進學習方法，爭取超過他人。這就是一種正當的、積極的競爭。在地理學習中應該鼓勵競爭，但是如果把競爭理解為相互排斥，盡力通過自己的行動干擾和阻止別人的進步，這就是一種非理性的競爭，不正當的競爭，后果是消極的，不利于學生的身心和班級的整體發展。為了促進地理課堂生態系統向良性的方向發展，在課堂中應盡可能弱化非理性競爭所帶來的影響，應強調合作學習和正當競爭，實現共同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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