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4-03 09:45:04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軍事醫學論文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基層軍醫的醫療工作涉及范圍廣，要求高，因而需要軍醫要有較廣的知識面、較扎實的理論及實際操作水平、較好的體能素質：一是重視體驗高原部隊基層生活。高原醫學專業學員大多為高中畢業后直接考入軍校，對基層部隊基本不了解，缺少基層當兵的經歷，不清楚高原部隊軍醫的日常工作內容，使得學習方向不明確。為此，根據學員任職需要，每年均需安排學員到高原基層部隊衛生隊參觀調研，了解基層軍醫的職能，明白基層軍醫承擔醫療、衛生防疫和食品衛生監督等工作，同時，要有健康的體魄和過硬的軍事素質，時刻要做好參加軍事演練及斗爭的準備。二是重視了解藏區居民衛生需求。通過在社區調研，與高原居民交流，了解高原常見病、高原特發病的發病情況以及高原人群衛生的需求。通過這些實踐活動，學員基本明白他們以后工作的內容、所需的知識，以及必須具備的任職能力，使他們懂得要成為一名合格的高原軍醫，除了掌握過硬的專業技術知識外，還需要掌握較多的人文知識，才能成為“上得去、打的好、打得贏”的聯勤軍醫。
重視抓好教學與科研的結合
高原地區交通不便、信息閉塞，文化、教育等比內地落后，也正是這些差距，高原地區更需要有用高科技的產品服務人民、服務社會。社會的進步離不開醫學的進步，高原地區的繁榮昌盛同樣需要高原醫學的保障，尤其要解決不同人群快速進入高原后的快速習服及長期適應問題，這是當今高原醫學研究的難點，也是重點。未經習服的平原人群快速進入高原地區后，將面臨缺氧、寒冷損傷造成的勞動作業能力降低等一系列問題。因此，著力培養高質量的高原醫學人才，積極開展高原醫學預研究，對今后全面提升高原地區部隊衛勤保障能力、提高部隊的戰斗力具有十分重要的軍事意義。我系在培養學生時，專門成立本科生創新基金，對那些有興趣、有需求、有前景的學生提供適當的資助，指導學生在本科期間參與并研究部分課題，并撰寫醫學論文，以此激勵和鞭策學生多學習、多思考，今后多做貢獻。回顧調查發現，參與創新基金的學生，大部分無論本職工作崗位上還是后續的繼續深造學習上都有較好的發展前景。因此，必須在教學過程中重視培養基礎醫學與臨床醫學科研思維的培養，為“科技為軍、科技興軍、科技強軍”做準備。
【關鍵詞】 方差分析；效應量；標準均數差；假設檢驗
0引言
效應量（effect size）是一類用來描述處理效應的統計量. 在20世紀60年代，生物統計學家(Cohen， 1965; Hays，1963)就強調效應量的應用，認為效應量是假設檢驗的補充［1］. 然而醫學領域的絕大多數的研究者在報道結果時，往往僅提供假設檢驗的P值［2-3］. 1996年美國心理學會(APA)的統計推斷機構TFSI建議報道研究結果時應同時提供處理效應的方向、大小及其的可信區間［4］. 1998年Wilkinson和TFSI 建議對于主要結果必須報道效應量，即報道P值時同時應報道效應量［5］. 2001年美國心理學會(APA)科研手冊上規定：論文的結果部分必須報道效應量［6］. 至今已有24種心理學、醫學期刊要求研究者投稿時報道效應量［7］. 國內教科書對Meta分析所涉及的效應量作了簡單介紹，但對效應量的系統研究很少. 依資料類型和研究設計的不同，效應量又有很多種類，我們主要研究方差分析(ANOVA)模型中常用的一類效應量-標準均數差(standardized mean difference).
1材料和方法
1.1材料為研究不同的實驗設計類型的標準均數差的計算方法，我們采用了Bauman等［1］人的實驗數據(表1). 該實驗采用前后測量設計研究了66名四年級學生不同閱讀習慣對理解能力的影響. 閱讀習慣（研究干預）分為：單純朗讀(TA)，閱讀并積極思考(DRTA)，閱讀(DRA)，其中DRA為對照組. 理解能力用錯誤檢測任務(EDT)的得分表示，干預前后兩次測量結果用EDT1， EDT2表示. 該研究考慮了一個控制因素（即研究前的理解能力）：各組前兩列的學生研究前理解能力較低，后兩列理解能力較高.
1.2方法在統計分析中，需要解決均數的對比(contrast)問題，即一個研究有J個處理組，則均數的對比可以表示為：
Ψ=c1μ1+c2μ2+…+cJμJ(1)
其中， c1+c2+…+cJ=0. Ψ=μi-μj是最常見的對比. 對比含有量綱，與反應變量的量綱相同，不能直接用于不同研究間比較；而標準均數差無量綱，可用于不同研究間比較的效應量. 按反應變量的不同，可將標準均數差分為單變量和多變量標準均數差. 不同設計標準均數差計算方法如下：表166名四年級學生接受不同干預后EDT得分情況
1.2.1單變量標準均數差
1.2.1.1單因素完全隨機設計該設計的處理因素有J個水平，實驗擬研究的問題可表示為對比(1)，其標準均數差為：
δ=Ψ〖〗σ(2)
總體參數δ的估計方法：用樣本均數x估計總體均數μ， σ可以用準則一中的一種方法進行估計. 準則一：a設計中的某個處理組的標準差，常用對照組的標準差；b對比中所有處理組的合并標準差；c設計中所有處理組的合并標準差.
當對比中包含所有的處理組時，b， c得到的σ估計值相同，并與ANOVA分析中誤差均方(MSE)正的平方根相等. 當所有處理組滿足方差齊性條件時，c法是估計σ的最佳方法；當不滿足時，用a法估計. Hedges指出按照準則一估計的標準均數差是δ的有偏估計，需要乘以系數1-3/(4df-1)進行校正，其中df為用于估計σ的標準差或合并標準差的自由度［8］.
1.2.1.2多因素設計該設計的因素可為干預因素(處理因素)和控制因素(非研究因素、混雜因素). 當所有因素均為干預因素時，標準均數差的計算與單因素完全隨機設計相同. 多因素實驗中若含有控制因素，如將控制因素與干預因素不加區別，按照準則一計算標準均數差時，會出現相同干預的效應量在不同實驗設計間不可比的問題［1］. 根據所研究對比的特征，標準均數差的計算方法不同，如以2×2析因設計為例，見表2. 設實驗含有：處理因素A(a1，a2)，控制因素B(b1，b2).
表2含有控制因素的多因素設計標準均數差的計算方法
分析目的〖〗對比〖〗標準均數差的計算方法干預因素A的主效應〖〗Ψ=1〖〗2(μa1，b1+μa1，b2)-1〖〗2(μa2，b1+μa2，b2)〖〗準則二：a. 按照干預因素分組，計算各組的標準差；b. 用準則一中的一種方法估計σ.干預因素A在b1水平
的單獨效應〖〗Ψ=μa1，b1-μa2，b1〖〗同準則二.因素A與B的交互作用〖〗Ψ=(μa1，b1-μa2，b1)-(μa1，b2-μa2，b2)〖〗同準則二.控制因素B的主效應〖〗Ψ=1〖〗2(μa1，b1+μa2，b1)-1〖〗2(μa1，b2+μa2，b2)〖〗準則三：a. 按照干預因素及對比中含有的控制因素分組，計算各組的標準差；b. 用準則一中的一種方法估計σ. 控制因素B在a1水平的
單獨效應〖〗Ψ=μa1，b1-μa1，b2〖〗同準則三.
多因素實驗研究的對比可能僅含有控制因素，不含有處理因素，如在2×2×2析因設計中，對比為：
Ψ=1〖〗2(μb1，c1+μb1，c2)-1〖〗2(μb2，c1+μb2，c2)(3)
其中，A為處理因素，B， C為控制因素. 僅含有控制因素對比的標準均數差計算方法：a按照實驗研究的控制因素分組，計算各組的標準差，在對比(3)中，按照因素B分組；b用準則一估計σ.
1.2.1.3含有協變量的多因素設計協方差分析(ANOCVA)通過建立協變量與反應變量的線性回歸關系，對各組的反應變量的均數進行校正后，再進行假設檢驗. ANOCVA標準均數差的計算方法為：用樣本校正均數xc估計總體均數μ，將協變量作為控制因素，按照準則二來估計σ.
1.2.1.4含有重復測量因素的多因素設計含有重復測量因素的設計可分為：①僅含有1個或多個重復測量因素的設計；②含有重復測量因素和觀測間因素的設計. 因為重復測量因素為處理因素，所以①中不存在控制因素引起的相同處理的效應量在不同實驗設計間不可比的問題，標準均數差的計算方法，與因素為處理因素的設計相同. 含有重復測量因素和觀測間因素的設計計算標準均數差時，將重復測量因素作為處理因素，如觀測間因素含有控制因素按照表2中準則二或三計算.
1.2.2多變量標準均數差馬氏距離在多元方差分析中即是一種多變量標準均數差. 馬氏距離公式為：
D=d′R-1d
其中，d為單變量標準均數差向量，R為合并的組內相關矩陣. 實際計算中，馬氏距離可以由多元檢驗統計量Wilkss Λ計算得到：
D=df(1-Λ)Σk〖〗i=1c2i/ni〖〗Λ(4)
其中：k為處理組數， ci， ni分別為i組對比系數和樣本量. df的計算公式為：df=Σni-k.
1.2.3標準均數差的解釋標準均數差的解釋準則不多，因為醫學研究領域所涉及的內容很廣泛，想給出普遍適用的準則，需要冒很大風險. Cohen建議標準均數差為0.2時，效應為小，0.5為中等，0.8為大. 如果樣本滿足正態分布，總體間重疊的比例(percent of overlap， OL%)，有助于標準均數差的解釋. 若處理組與對照組的標準均數差為0.70，那么可認為處理組50％的研究對象反應變量值大于對照組76％的研究對象的值(圖1).
圖1標準均數差與OL%示意圖
2結果
Bauman等人的研究關心閱讀方法TA和DRTA的平均效應與DRA的差別（對比Ψ1）以及閱讀方法TA與DRTA的差別（對比Ψ2）.
Ψ1=1〖〗2(μTA+μDRTA)-μDRA， Ψ2=μDRTA-μTA.
若僅考慮EDT2和干預因素(閱讀習慣)，本例的研究設計為單因素完全隨機設計. 表3為各組的均數和標準差，表4為對比Ψ1， Ψ2的標準均數差. 按照Cohen準則，兩對比均為中等效應. 校正后Ψ2的效應量為0.697，可認為50％閱讀并積極思考的學生的EDT成績高于76％的單純朗讀的學生成績.表3各組EDT1， EDT2成績表4單因素完全隨機設計標準均數差
若將EDT2作為研究的反應變量，考慮干預因素A和控制因素B(閱讀能力)，本例為析因設計. 為了便于公式的演算，假設干預因素為兩水平(TA， DRTA)，本例研究干預因素、控制因素的主效應、單獨效應及兩因素的交互作用. 這些效應的可以用表2中相應的對比表示，其標準均數差的計算見表5.表5多因素設計各組EDT2成績及標準均數差
若將EDT2作為研究的反應變量，考慮干預因素，并將干預前的測量結果EDT1作為協變量，本例為含有協變量的單因素設計(協方差設計). 通過協方差分析，各組校正后的均數見表6. 按照校正均數計算對比Ψ1， Ψ2的標準均數差，見表6.
將EDT作為研究的反應變量，考慮干預因素和重復測量因素，干預前后EDT做了兩次，重復測量因素有兩水平，本例為含有1個重復測量因素的兩因素設計. 不同閱讀方式的效應用兩次測量的差值表示，兩對比Ψ1， Ψ2可以表示為：表6各組EDT2成績及標準均數差
Ψ1=1〖〗2(μEDT2，TA-μEDT1，TA)+1〖〗2(μEDT2，DRTA-μEDT1，DRTA)-(μEDT2，DRA-μEDT1，DRA)，
Ψ2=(μEDT2，DRTA-μEDT1，DRTA)-(μEDT2，TA-μEDT1，TA).
根據表3，可計算對比Ψ1， Ψ2的標準均數差分別為1.018， 0.439.
將EDT1， EDT2作為研究的反應變量，考慮干預因素，本例為多元單因素完全隨機設計. 對比Ψ1，Ψ2中的μ為均數向量，檢驗統計量Wilkss Λ，可以用SAS/GLM CONTRAST計算得到［9］. 由公式(4)可計算對比Ψ1，Ψ2的多元標準均數差D分別為1.228， 0.689.
3討論
標準均數差是方差分析模型中常用的一類效應量，也是目前心理學、醫學研究領域和Meta分析中最常用到的效應量. 本文按照不同的實驗設計，考慮相同干預不同設計間效應量的可比性，介紹了標準均數差的計算方法，總結給出了相應的計算準則，并給出了實例. Meta分析常遇到研究干預相同、研究設計不同的情況下，效應量的計算問題. 本文介紹的標準均數差的計算方法可以很好的解決這一問題. 另外，本文介紹的標準均數差的計算可適用于兩組和多分組的情況，有些資料和文獻上針對兩組資料的比較對標準均數差進行介紹. 專用于兩組比較的標準均數差有：Cohens d，Glasss Δ，Hedgess g和Cohens f2 ［10］.
盡管APA和24種期刊要求研究者進行假設檢驗時，必須報道一種或多種效應量作為其補充，但是對效應量能否幫助研究者或讀者提供有關干預效應有無實際意義的信息，也有統計學家提出疑問［1］. Cohen對標準均數差解釋制定的準則，能否適用醫學研究領域，也存在爭議. Cohen也建議統計學者制定其他的準則來解釋標準均數差. 目前，國內的生物醫學期刊還未要求報道效應量，國外對效應量的研究和報道較多，尤其是在心理測量領域的研究，并有關于效應量誤用的分析報道，因此我國生物醫學論文要求報道效應量是未來的發展趨勢.
【參考文獻】
［1］ Olejnik S， Algina J. Measures of effect size for comparative studies: Applications， interpretations， and limitations［J］. Contemp Educ Psychol， 2000，25(3):241-286.
［2］ Glaser DN. The controversy of significance testing: Misconceptions and alternatives［J］. Am J Crit Care， 1999，8(5):291-296.
［3］ Cohen J. The earth is round (P
［4］ apa.org/science/tfsi.html.
［5］ Wilkinson L. Task force on statistical inference APA board of scientific affairs. Statistical methods in psychology journals: Guidelines and Explanations［J］. Am Psychol， 1999，54(8):594-604.
［6］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Publication manu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M］. 5th ed. Washington: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Press，2001:1-5.
［7］ coe.tamu.edu/bthompson.
1．1期刊選擇
影響因子與總被引頻次是國際公認的評價期刊影響力的指標，他引率I>0．80比較合適”J。因此，以2008年版《中國科技期刊引證報告》核心版(cJcR)"1中醫藥衛牛科技期刊的引證指標數據為依據，選出總被引頻次與影響因子均排位在前10％(55／549)且他引率≥0．80的期刊，共22種，見表1。其中預防醫學與衛生學2種(2／40)，基礎醫學與醫學綜合1種(1／92)，藥學1種(1／35)，臨床醫學1種(1／48)，婦產科學與兒科學2種(2／22)，護理學1種(1／12)，內科學4種(4／44)，外科學5種(5／47)，眼科學與耳鼻咽喉科學1種(1／16)，腫瘤學2種(2／22)，中醫學與中藥學1種(1．／43)，軍事醫學與特種醫學1種(1／24)；醫科大學學報、保健醫學、神經病學與精神病學、口腔醫學4個領域共104種期刊沒有。基礎醫學與醫學綜合比例最低(1／92)，外科學比例最高(5／47)；中華系列雜志有18種，占81．8％(18／22)。
1．2數據收集、分析
以2004—2008年版《中國科技期刊引證報告》核心版(CjCR)”。9’為源數據，分析上述22種醫藥期刊的總被引頻次、影響因子、他引率、引用刊數、擴散因子、學科影響指標、學科擴散指標、來源文獻量、基金論文比與國際論文比共10個指標數據的變化趨勢；并與2007年CJCR收錄的549種醫藥衛生期刊和1765種科技期刊做比較，用SAS9．2軟件做Knmkal—WallisH檢驗。同時采用學術影響力動態評估模型分析期刊的影響力變化情況。其中2004年版無學科影響指標與學科擴散指標。
2結果
2．12003—2007年的總被引頻次與影響因子
22種期刊的總被引頻次幾乎都平穩上升，只有中國中西醫結合雜志在2006年到2007年由3352輕微降低至3181。5種期刊的總被引頻次翻番，其中中華護理雜志、中華肝臟病雜志、癌癥的增長率較高，分別為142．2％，142．8％，144．3％；增長率較低的為中華骨科雜志和中國中西醫結合雜志，分別為30．2％和37．4％。5年的平均總被引頻次在2000一3000的有10種期刊；<2000的有6種，其中中華創傷雜志和癌癥較低(<1700)，分別為1618和1520；≥3000的有6種，其中中華護理雜志和中華醫學雜志居領先地位，分別為“3l和3878(表2)。大多數期刊(16種)的影響因子處于波動狀態，其中波動較大的有中華結核和呼吸雜志與中華消化雜志，其波幅(最大值一最小值)分別為0．963與0．552；3種平穩上升，3種一直上升。有4種期刊增長率較高(>30．0％)，即中華護理雜志、藥學學報、癌癥和中國中西醫結合雜志，分別為30．9％，74．1％，89．8％，36．2％；9種期刊呈現負增長，包括2種波動大的，其中中華肝臟病雜志、中國實用外科雜志和中華內科雜志降幅較大，分別為26．7％，20．9％和22．4％，中華醫學雜志降幅最低(0．8％)。表明大多數期刊影響因子進入低增長期或處于調整狀態。5年的平均影響因子>1．O的有14種，其中中華結核和呼吸雜志與中華護理雜志較高(>1．5)，分別為1．513和1．521；在0．8一1．0的有5種；余下3種較低，即藥學學報、癌癥和中國中西醫結合雜志，分別為0．737，0．672和0．740(表2)，該3種期刊的影響因子一直處于上升狀態，增長率也居前3位。2種期刊每年的平均總被引頻次均呈上升趨勢(表3)。2007年的平均總被引頻次為3278，高于549種醫藥衛生期刊的868，也高于CACR收錄的1765種科技期刊的749(表4)。每年的平均影響因子呈輕微波動狀態或比較平穩(表3)。2007的平均影響因子為1．071，遠高于549種期刊的0．435與1765種期刊的0．469(表4)。
2．22003—2007年的他引率
22種期刊每年的他引率都比較穩定或穩中有升，均≥O。82。5年的平均他引率≥0．90的有16種期刊，其中≥0．95的有中華骨科雜志、中華兒科雜志、中華消化雜志、中華婦產科雜志、中華內科雜志，分別為0．96，0．95，0．95，0．95，0．97；在0．86—0．90的有6種(表2)。22種期刊每年的平均他引率穩步上升，由0．91升到0．93(表3)。2007年的平均他引率為0．93，遠高于549種期刊的0．82與1765種期刊的0．81(表4)。
2．32003—2007年的引用刊數與擴散因子
引用刊數指引用被評價期刊的期刊數，可反映被評價期刊被使用的廣泛程度；擴散因子指被評價期刊在當年每被引100次所涉及的期刊數，是一個用于評估期刊影響力的學術指標，顯示總被引頻次擴散的范圍。22種期刊每年的引用刊數都平穩上升，增長率>50．O％的有8種，其中中華護理雜志、中華肝臟病雜志、癌癥的增幅較大，分別為91．7％，73．3％和73．9％；中華骨科雜志和中國中西醫結合雜志的增長率較低(<30．o％)，分別為27．3％和24．4％。隨著引用—一846—一hap：／／zgkjqkyj．periodicals．net．en／刊數的增加大多數期刊的擴散因子一直呈下降趨勢(16種)，下降幅度較大的有5種期刊(>25．0％)：中華流行病學雜志(26．2％)、中華肝臟病雜志(28，6％)、中華檢驗醫學雜志(34．0％)、癌癥(28．7％)、中華醫學雜志(28．3％)；4種較平穩；中華消化雜志和中國實用外科雜志2種處于輕微波動狀態。5年的平均引用刊數<200的為中華護理雜志和中華眼科雜志，分別為181和191；在200—300的有9種；I>300的有11種，其中藥學學報、中華外科雜志、中華內科雜志和中華醫學雜志較高(>350)，分別為381，359，385和505(表2)。平均擴散因子>10．0的有18種期刊，其中中華檢驗醫學雜志和癌癥較高，分別為19．25和22．07；其余4種<10．0，其中中華護理雜志最低，為4．20(表2)。22種期刊每年的平均引用刊數平穩上升而平均擴散因子逐漸下降(表3)。2007年的平均引用刊數與擴散因子分別為357和11．63，549種醫藥衛生期刊分別為184和31．25，1765種科技期刊為162和32．38(表4)。表明引用刊數在增加，而擴散因子在降低，這種影響力的反向變化說明“擴散因子”這一指標存在某些缺陷¨引，應用該指標評價期刊影響力時需慎重。
2．42003—2007年的學科影響指標與學科擴散指標
學科影響指標是期刊所在學科內引用該刊的期刊數占學科內全部期刊數的比例，可反映期刊在其學科領域內的地位，其值越高，表明其在該學科領域內的影響力越大。在4年中，中華護理雜志、中華腫瘤雜志和癌癥3種的學科影響指標維持l，中華流行病學雜志與中國中西醫結合雜志上升并維持1，而其他17種期刊均呈輕微波動狀態，增長率為一16．5％一12．O％。平均學科影響指標≥0．80的有12種期刊；在0．6～0．8的有6種；中華骨科雜志、中華消化雜志、中華肝臟病雜志和中華泌尿外科雜志4種較低，分別為0．52，0．54，0．56和0．46，不過中華骨科雜志和中華肝臟病雜志的增長率居前(分別為9．8％和12．o％)，另2種呈負增長(分別為一5．3％和一5．9％)，見表2。學科擴散指標是在統計源期刊內引用該刊的期刊數量與其所在學科全部期刊數量之比。4年的學科擴散指標一直上升的有3種：藥學學報、中國實用外科雜志和中華眼科雜志，其增長率也較高，分別為42．7％，12．6％和31．2％；一直下降的為中華腫瘤雜志，下降率也最大(26．1％)；呈輕微波動的有3種：中華結核和呼吸雜志、中華醫學雜志和中國中西醫結合雜志；其余15種均是上升后趨于穩定或輕微下降。4年的平均學科擴散指標>10．0的有11種期刊，其中中華護理雜志、中華腫瘤雜志與癌癥較高，分別為19．14，20．13和20．56；其余11種期刊<10．0，其中中華骨科雜志、中國實用外科雜志、中華泌尿外科雜志、中華創傷雜志與中華醫學雜志較低(<7．0)，分別為6．00，6．13，5．99，6．10，6．10(表2)。22種期刊每年的平均學科影響指標比較穩定，平均學科擴散指標先升后略降(表3)。2007年兩指標的均值分別為0．8l和10．73，均高于549種醫藥衛生期刊的0．55和5．09，也遠高于1765種科技期刊的0．52和4．69(表4)。
2．5加03一枷7年的來源文獻量
來源文獻量上升后趨于穩定的9種，一直上升的4種，較平穩的5種，呈波動狀態的4種。增幅超過1倍的有中華檢驗醫學雜志、中華外科雜志和中華內科雜志3種，增長率分別為134．O％，165．4％和117．5％；呈波動狀態的中華結核和呼吸雜志、中華流行病學雜志、中華消化雜志和中國中西醫結合雜志的波幅(最大值一最小值)分別為120，124，168，163。5年的平均來源文獻量<200的只有中華骨科雜志(192)；200—400的有18種期刊；3400的有3種期刊：中華護理雜志沖華外科雜志和中華醫學雜志，分別是440，445，793(表2)。22種期刊每年的平均來源文獻量呈上升趨勢(表3)。2007年為369，略高于549種醫藥衛生期刊的356，遠高于1765種科技期刊的257(表4)。
2．620帕～2007年的基金論文比與國際論文比
幾乎每種期刊的基金論文比都呈波動狀態或波動性降低。平均基金論文比<0．20的有5種期刊，其中中華護理雜志與中國實用外科雜志較低，分別為0．12和o．05；在0．2—0．4的有12種期刊(中華醫學雜志為0．394)；≥O．40的有5種期刊：中華流行病學雜志、中華肝臟病雜志、藥學學報、癌癥和中國中西醫結合雜志，分別為0．44，0．40．0．58。0．48和0．43(表2)。22種期刊的國際論文比幾乎都呈先升后降或平穩下降或波動性下降趨勢，到2007年有14種為0，6種為0．Ol，1種0．02，1種0．06。每種期刊的平均國際論文比都很低，>10．02的有16種，其中中華流行病學雜志和中華骨科雜志較高(>0．04)，分別為0．044和0．050；<0．02的有6種期刊，其中中華婦產科雜志和中國實用外科雜志較低，分別為0．010與0．008(表2)。22種期刊每年的平均基金論文比呈波動性變化或震蕩(表3)。2007年的平均基金論文比為0．28，略高于549種醫藥衛生期刊的0．25，而低于1765種科技期刊的0．46。每年的平均國際論文比在前4年比較平穩，到20cr7年陡降至0．006(表3)；甚至略低于2007年549種醫藥衛生期刊的0．009與1765種科技期刊的0．010，只是差異無統計學意義(表4)，表明國際論文比對期刊影響力的作用已大大減弱。
3學術影響力動態模型評價表5列出了22種醫藥期刊2003—2007年學術影響力動態評估計算結果，其中I為科技期刊的學術影響力評估值，I，是對l進行修正后得出的相對評估值，為相對學術影響力，更便于比較和排序，具體的計算公式見文獻[11]。l一直呈上升趨勢的有6種期刊，其中1種的I，>1．O(1．26)，2種的增長率>O．5(均為0．51)；上升后趨于穩定(或先升后略降)的有10種，其中4種的I，>1．0(分別為2．0，1．02，1．15，4．25)；呈“V”形變化或波動上升的有5種期刊，其中2種的I。>1．O(分別為1．44和1．20)，且增長率均較高(0．71和0．75)，表明這些期刊在調整后增長勢頭良好，其中中華結核和呼吸雜志與中華消化雜志呈“V”形變化；在高位震蕩的只有中華內科雜志，其I，接近l(0．96)，但增長率較低(0．07)，表明該刊一直處于調整狀態。I，≥1．0的有7種，中華護理雜志與中華醫學雜志處于領先地位，分別為2．0和4．25；在0．5—0．99的有10種(其中中華肝臟病雜志為0．99)；I。<0．50的有5種期刊，其中中華泌尿外科雜志、中華創傷雜志和中華眼科雜志較低(<0．40)，分別為0．34，0．38和0．39。學術影響力增長率>0．50的有4種，其中中華結核和呼吸雜志與中華流行病學雜志較高(>0．70)，分別為0．7l和0．75；在0—0．50的有16種，其中中華腫瘤雜志和中華內科雜志較低(<0．10)，分別為0．09和0．07；<0的有2種，即中華護理雜志和中華兒科雜志，分別為一0．05和一0．08，推測該兩種雜志很快或已進入調整期。
4討論
4．1影響力發展趨勢呈現多樣化
從每年的平均引用刊數逐年上升看，所選期刊的影響力在逐年升高，2007年各主要評價指標均值也遠遠高于549種醫藥衛生期刊與CJCa的1765種科技期刊。該22種期刊的影響力變化趨勢存在以下特點。(1)主要評價指標(除國際論文比與擴散因子外)的數值較高，但增長幅度或增長率較低，相對學術影響力增長率也無>1．0的。(2)指標變化趨勢以比較平穩或輕微波動或先升后趨于穩定為主，因此這些高影響力期刊的影響力增速已減緩，大部分期刊快或已進入調整期：部分在調整后增勢較好；少部分期刊一直處于上升期，如藥學學報與癌癥的多項指標數值較低，但增長率居前。學術影響力動態模型評估結果也顯示，該22種期刊影響力的發展主要呈現4種趨勢：一直呈上升趨勢(6種)；上升后趨于穩定(10種)；呈“V”形變化或波動上升(5種)；在高位震蕩(1種)。影響力一直上升的可以中華外科雜志為代表，其I，較高(1．26)，列第四位，影響力增長率居中(0．33)。其總被引頻次與引用刊數分別為3425與359，分別列第三、第四位；來源文獻量居第二位(445)，其增長率最高(165．4％)；他引率與學科影響指標也較高，分別為0．94和0．98。第二種趨勢是上升后趨于穩定或略有降低。這類期刊目前的影響力均較高，可以中華護理雜志和中華醫學雜志為代表，其I，居領先地位，分別為2．0和4．25；但增長率較低，中華護理雜志呈負增長(一0．05)。其主要評價指標(總被引頻次與來源文獻量)居領先地位；中華護理雜志的影響因子居第一，中華醫學雜志的引用刊數居第一。2007年的總體影響力降低可能與國際論文比大幅降低有關，也可能與其來源文獻量增加的影響已遠遠超過總被引頻次增加的作用導致影響因子降低有關。第三種趨勢是呈“V”形變化或波動上升。可以中華結核和呼吸雜志為代表，其I，較高(1．44)，居第三位，增長率居第二位(O．71)。部分主要評價指標居前，平均影響因子(1．513)居第二位，總被引頻次(3195)列第四位，引用刊數(334)列第五位；但其影響因子波幅最大(0．963)，來源文獻量的波幅也達120，學科影響指標與學科擴散指標也呈波動狀態。最后就是中華內科雜志呈高位震蕩，其I，接近1(0．96)，但增長率只有0．07。其影響因子呈波動狀態(波幅為0．451)，但平均影響因子>1．0；平均他引率最高(0．97)；引用刊數(385)居第二位；學科影響指標與學科擴散指標呈波動狀態，但平均學科影響指標與平均學科擴散指標較高，分別為0．98和13．07；其國際論文比與基金論文比均呈波動性降低，盡管其總被引頻次與來源文獻量一直呈上升趨勢。指標變化趨勢與動態評估模型評價期刊影響力各有特點，后者計算結果的數據比較直觀，便于總結規律；前者比較感性與分散，可用于解釋與印證所總結的規律。
4．2影響力受多種因素的影響
[中圖分類號] G64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3-7210（2017）01（a）-0133-04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xisting problems concerning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reform of a medical university in Shaanxi provi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SP， and put forward strategies to optimize ESP teaching. Methods The problems of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reform were collected through questionnaire and interview under the guidance of ESP theory in 4th to 6th May 2016. The questionnaire mainly involved students learning needs， students learning motivation， students opinion on the curriculum， students opinion on the textbook， students opinion on teaching method， etc.. Results The findings included students not paying much attention to medical English， unreasonable setting of ESP course， untargeted textbook， lack of ESP teachers. Conclusion In order to meet the social demands for compound-applied talents， the main approaches to perfecting and optimizing ESP teaching include increasing medical English credits， optimizing course settings， choosing appropriate textbook，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ESP faculty team and adopting flexible and diverse teaching methods.
[Key words] College English； ESP； Teaching reform
近年恚隨著全球化的不斷深入，大學英語教育對象發生了根本變化，單純的語言技能課程已經無法滿足社會對人才的需求。針對醫學院校的學生而言，在未來的工作中，要了解國際醫學前沿動向，進行國際醫學學術交流以及撰寫高質量的學術論文，不僅需要扎實的專業知識，而且要具備過硬的英語水平，這樣才能滿足社會對醫療衛生工作人員越來越高的要求。為培養學生以后工作所需的英語能力，大學英語教學重心逐漸從傳統的基礎英語教學轉向專門用途英語（English for special purposes，ESP）教學，其改革成果比較顯著，但也存在一些不盡人意的地方。ESP是指為了實現學習者在某一學術領域或職業上的成功而設置的課程”[1]。本文通過問卷調查和訪談的方式來探析ESP理論視角下陜西省某醫學院校大學英語教學改革存在的問題，并針對問題嘗試提出一些相應的改進策略。
1 對象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陜西省某醫學院2014級非英語專業大二共64個班，所有學生入學后參加英語分級考試，按照成績，分為23個A班、34個B班、7個專升本班，所有A班學生大二第二學期開設醫學英語課程。本次調查隨機抽取了9個A班，涉及臨床（2個班）、護理（2個班）、檢驗（2個班）、藥學（2個班）、口腔專業（1個班）。
1.2 研究方法
本次調查于2016年5月4～6日在陜西省某醫學院進行。調查主要以問卷調查形式為主，訪談為輔。問卷調查的問題由筆者參考國內外ESP相關研究，并根據該校的實際情況自行設計。問卷調查以選擇題形式出現，內容卷主要涉及學生的學習動機、學生對課程設置的看法、對醫學英語教材的看法、對教師教學方法的看法等。學生的學習需求分析是ESP課程設計成敗的一個重要環節，它不僅為ESP課程設計提供有效的信息，而且為教材編寫、教學活動提供參考。秦秀白[2]認為，根據ESP課程的實用性與行業性的特點，ESP的教學應以學習者的實際學習需要為中心制定出相應的教學內容。
2 結果
本次調查共發放問卷270份，即每個班隨機發放30份，共收回問卷256份，回收率為94.81%。問卷重點調查了學生的學習需求、學習動機、對課程設置的看法、對醫學英語教材的看法、對教師教學方法的看法。
2.1 學生的學習需求
問卷調查顯示，37.5%的學生認為亟需要提高的是醫學英語口語會話能力；7.8%的學生表示需要提高長難句翻譯能力；33.2%的學生迫切需要提高聽力能力；7.4%的學生認為寫作能力亟待加強；14.1%的學生認為需要加強專業文獻閱讀能力（表1）。隨著醫學的發展和國際交流的進一步深入，醫學專業畢業生面臨著了解國外先進技術和參加國際學術交流的需要，部分學生已經意識到醫學英語會話能力和聽力能力的重要性。訪談中，筆者發現臨床學院學生的學習需求最高，部分學生表示希望老師能加強專業文獻閱讀能力的訓練，以便為研究生ESP學習和未來職業打下堅實的基礎。
2.2 學生的學習動機
學生的學習動機調查顯示，37.1%的學生認為學習英語的主要目的是通過四、六級考試；10.2%的學生認為學習英語的主要目的是找一份好工作；5.1%的學生認為學習英語主要是為了通過期末考試；27.0%的學生認為學英語主要是為以后考研打基礎；20.7%的學生表示把英語學好是為了以后的工作需要，可以促進自己專業知識的獲取（表2）。
2.3 對課程設置的看法
陜西某醫學院校非英語專業A班學生大二第二學期每周上一次基礎英語，一次醫學英語。256人中，47.3%（121人）的學生認為醫學英語課時太少；39.3%（102人）的學生認為課時安排合理；12.5%（32人）的學生甚至認為沒有必要開設醫學英語課程；38.7%（99人）的學生表示醫學英語課上課根本聽不懂。隨后，經筆者了解，每天課后學習英語3～4 h的僅占8.2%（21人），平均每周學習英語總共3～4 h的占44.9%（115人），每周學習英語總共1～2 h的占38.7%（99人），7.8%（20人）的學生表示課后從不學習英語。筆者認為，醫學生專業課程任務繁重，課后要做實驗，課余時間相對較少，大多數學生對英語課程的重視度不夠，所以課后花的時間也就較少。
2.4對醫學英語教材的看法
筆者調查的對象使用的教材均為白永權主編的《醫學專業英語閱讀一分冊》。在調查的256人中，33.6%（86人）的學生認為課本較難，不太好理解；38.3%（98人）的學生認為教材難易適中；28.1%（72人）的學生表示課本根本看不懂。29.3%（75人）的學生認為教材內容和自己專業相關不大；14.8%（38人）的學生認為該教材的學習對于以后專業發展和工作需求沒有任何用處。筆者認為，由于專業和知識結構的差異，臨床專業的學生理解該教材的能力勢必要比其他專業容易一些。
2.5 對老師教學方法的看法
接受問卷調查的256名學生中，41.4%（106人）的學生對醫學英語教學現狀不滿，認為老師上課只顧傳授知識，49.2%（126人）的學生反映老師的授課方法單一，僅是閱讀+翻譯的模式。45.3%（116人）的學生認為上課有機會講英語，37.1%（95人）的學生表示上課很想回答問題，就是不知道如何用英語表達，10.9%（28人）學生的表示對老師的問題不感興趣，從來沒回答過問題。筆者認為，該學校屬于二本院校，大多數學生的英語水平不是很高，少部分學生英語基礎比較差，學生在初中階段和高中階段往往只是注重語法學習和題海戰術，忽視了英語的綜合應用能力，尤其是口語表達能力，這顯然不符合人才的培養目標。
3 討論
陜西省某醫學院承擔著為國家，尤其是陜西省培養優秀醫療工作者的責任。多年來，該校的大學英語教學一直以基礎英語或通用英語（EGP）教學為主，教學重點在于通過課文詞匯和語法的講解幫助學生打好英語基礎，提升四、六級過關率。這種做法使得一些英語基礎較好的學生因重復學習高中語法和詞匯而表現出英語學習興趣下降，兩年下來成績不但沒提高，反而下降了。此外，大多數四、六級通過的畢業生發現自己的英語應用能力無法滿足工作的需要。根據教育部《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與發展規劃綱要》[3]，高校要“適應國家經濟社會對外開放的要求，培養大批具有國際視野、通曉國際規則、能夠參與國際事務和國際竟爭的國際化人才”，該校自2012年9月對大學英語教學實行了改革。學生入校后參加分級考試，A班的學生前三學期學習基礎英語（2次/周），第四學期基礎英語和醫學英語各1次。B班學生大一、大二只上通用英語，第五學期不再分級，部分專業依然開設醫學英語課程。但就問卷調查和訪談來看，雖然本次改革取得了一些成效，但仍然存在一些需要改進的地方。
3.1 問題分析
3.1.1 學生對醫學英語不夠重視 問卷調查顯示，由于長期以來受英語考級的影響，大部分學生僅注重基礎英語的學習，忽視醫學ESP的學習，認為學英語的主要目的是通過四、六級考試，以便找到一份好工作。部分學生把通過四、六級考試當做自己的學習動力，四、六級考試通過之后便沒有學英語的興趣，甚至從此終止了英語學習，認為醫學英語在以后的工作中用處不大或者甚至不需要，因此沒有必要下工夫去學習。再者，醫學院校學生專業課程任務繁重，多數時間用來學習專業課，大部分學生覺得醫學英語僅僅是公共n，無需花太多心思去學習。
3.1.2 ESP課程設置不合理 《大學英語教學大綱（修訂本）》提出“ESP課程為必修課，安排在第五～七學期，學時不得少于100課時，第八學期還可繼續安排ESP文獻閱讀、ESP資料翻譯、英文摘要寫作等，從而確保大學英語學習四年不斷線”[4]。但通過問卷調查和訪談來看，該校并未嚴格按照大綱的要求安排課程，未完成大綱要求的課時量。ESP的一個根本特點是課程設置必須滿足學習者的特別需求[5]，這是因為醫學英語的專業性比較強，不同專業的醫學生需求不同，如果ESP教學不能滿足學生的特別需求，學生會失去學習的動力。此外，由于A班在第四學期已經接觸了醫學ESP的學習，加之英語基礎本來就比B班學生好，第五學期合班后進行ESP學習，B班學生勢必跟不上進度，這無疑會扼殺其對醫學英語的學習興趣。
3.1.3 教材針對性不強 調查結果顯示，大部分學生反映教材難度大，不好理解。還有部分學生認為教材內容和自己專業相關不大。近兩年來，該校非英語專業醫學英語教學沒有明確的專業劃分，不同專業（檢驗、臨床、護理、藥學等）的A級學生使用同一種教材，專業針對性不強。該教材的章節注重于人體系統的介紹，部分護理、檢驗、藥學的學生認為這對自己專業知識的獲取作用不大。
3.1.4 ESP師資匱乏 隨著大學英語教學改革的進一步深入，ESP教學成為大學英語教學的一個主流。然而，雖然該校英語系的大部分英語教師長期以來從事EGP教學，但是由于醫學生的擴招，部分EGP教師也不得不承擔起ESP教學的重任。大部分EGP教師缺乏醫學背景知識，對醫學英語單詞缺乏系統的學習，只能邊學邊教，邊閱讀邊翻譯，ESP教學方法死板，內容枯燥。雖然ESP以專業知識為教學內容，但其教學重心仍然是學習語言技能，其實質上是一種通過學習專業知識習得外語的語言學習模式[6]。因此，大學英語教師只有將英語基礎知識和醫學專業知識有機地結合在一起，才能勝任ESP教學，才能引導醫學生正確地使用醫學英語知識獲取專業信息，從而促進專業知識的積累。
3.2 改進策略
3.2.1 增加醫學英語學分 筆者認為，針對學生重視基礎英語、忽視醫學英語的問題，學校可以適當地增加醫學英語學分，壓縮大學英語學分，把醫學英語作為一門必修課，在所有非英語專業學生當中開設，學生必須修夠學分才能順利畢業。甚至，學校可以在學生畢業前，對他們進行醫學英語成績考核，達不到標準者，一律不能畢業。長此以往，學生對醫學英語的重視程度一定會有所提高。
3.2.2 優化課程設置 陜西省某醫學院校醫學英語在第四學期針對A級學生開設，且周學時為2，第五學期個別專業繼續開設醫學英語。筆者認為，該院校在課程設置上雖然注意到了醫學ESP的重要性，但在學時安排上還是注重基礎英語，兩者學時比例失衡，這嚴重影響了醫學ESP的教學效果，遠遠不能滿足醫學生的需求。因此，該校可以進一步加大改革力度，增加醫學英語課時量。在課程設置時，學校可以嘗試在第一、二學期開設基礎英語，第三、四學期在開設基礎英語的基礎上添加醫學英語詞匯；第五、六學期根據不同的專業開設護理醫學英語、臨床醫學英語、檢驗醫學英語、藥學英語、口腔醫學英語等，第七學期針對特定專業開設醫學英語實踐課，如醫學英語文獻翻譯、醫學英語文獻閱讀、醫學論文摘要寫作，讓學生為未來的工作和科研打下堅實的醫學ESP基礎。
3.2.3 選擇有針對性、難易適中的教材 教材在語言學習和教學過程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它直接影響課堂教學模式和學生學習效果[7]。一方面，醫學英語教材的選擇應該具有針對性。不同的專業應該使用不同內容的教材，如臨床醫學英語、護理醫學英語、檢驗醫學英語等，這樣才能滿足學生特定的專業需求。教育學的研究表明，如果一門語言課的內容越接近學生的功能需求，語言教學就越可能取得最好的效果[8]。此外，英語和醫學專業知識的結合能進一步激發學生學習醫學英語的興趣，學生不僅可以利用所學的醫學知識來幫助自己理解醫學英語文獻，也可以利用醫學英語知識獲取更多的醫學專業知識。另一方面，醫學英語教材的選擇要難易適中。學校要根據學生的實際英語水平選擇難度適中的教材，如果選擇教材過難，學生就會對醫學英語望而生畏，從而喪失英語學習的自信心。
3.2.4 加強ESP師資隊伍建設 教師是教學環節的一個重點要素，ESP教師的知識儲備直接影響教學效果的成敗。何文賢[9]指出，ESP教師應具備知識基礎結構（專業知識、技能、態度）和專業實踐環節。因此，醫學院校的ESP教師不僅要精通英語語言知識，還要有足夠的醫學知識儲備，才能在講授醫學英語課程時擺脫照本宣科的尷尬局面。由于對ESP教師的知識儲備要求較高，ESP師資明顯短缺。目前，在高等醫學院校中醫學英語專業的教師與英語專業教師的平均比為1∶25，這表明各醫學院校普遍缺乏既懂醫學專業又擅長英語的人才[10]。要解決這一問題，筆者認為，就個人層面而言，醫學院校大學英語教師要成功地轉為ESP教師，必須根據自己的興趣，鉆研相關醫學知識，旁聽醫學課程，牢記醫學英語詞匯；此外，大學英語教師要和醫學專業教師互相切磋，實現知識的互補。就學校層面而言，一方面，學校要給大學英語教師更多的外出進修、訪學機會，以擴展他們的眼界、提高他們的專業能力；另一方面，醫學院校可以組織英語底子扎實的醫學博士對大學英語教師進行校本培訓，也可以邀請其他醫學院校ESP專家來校舉辦專題講座，或對大學英語教師進行培訓指導，從而推動ESP教師師資隊伍的壯大。
3.2.5 采用靈活多樣的教學方法 醫學英語本身單詞繁瑣、句子冗長，不容易理解和記憶。作為教師，要想讓學生積極主動地參與到課堂活動中，就要盡可能地使用靈活多樣的教學方法，不能僅僅局限于簡單的閱讀+翻譯。例如：教師可以將學生分組，設計不同的醫患話題和情景，讓學生在討論和表演中，不知不覺地習得醫學英語知識；此外，教師要打破傳統課堂的教學模式，借助互聯網針對不同章節制作MOOCS，必要r配上情景錄像，與學生在線互動。MOOCS的大規模、開放和在線等特點，為ESP自主學習者提供了方便靈活的學習機會和廣闊的空間[11]。這不僅能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而且能夠使學生養成自主學習的好習慣[12-16]。
隨著我國國際交流的日益深入，社會對醫學專業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ESP教學是基于社會和學生特殊需求基礎上產生的一種教學改革模式，在醫學院校中開展ESP教學不僅能夠滿足醫學生的特殊需求，而且能夠滿足社會對實用型、復合型人才的需求。陜西省某醫學院校在教學改革方面確實取得了一些成績，但從問卷調查和訪談的結果來看，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之處。筆者認為，成功的ESP教學不僅需要英語教師自身下功夫，還需要學生積極配合，只要大家攜起手來，勇敢地面對目前的形勢，積極投身到改革的浪潮中，ESP教學就一定能取得顯著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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