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幣金融論文匯總十篇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貨幣金融論文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在世界經濟的快速發展的推動下，再加上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快，世界各國間的貿易往來越來越多，這使得世界不同經濟體之間的關系趨于多樣化。目前世界經濟的發展存在一定的不足，例如世界金融監管國際合作部門在金融風險預防方面、治理上存在一定的不足。目前形勢下國際組織對于危機處理的應急性比較關注，危機出現之后才實施治理，這樣就會給世界經濟帶來一定的損失，這與當下社會發展將危機制止于萌芽中的要求不相符。除此之外，在對金融危機實施處理的時候，通常情況下是幾個國家臨時組建一個機構，就一些金融危機實施商討，一旦危機過后，此種合作就會消失，這就使得目前金融監管國際合作的穩定性有所缺失，對于世界經濟的健康發展極其不利。

2.國際金融監管機構管理不到位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作為國際金融合作中一個主要的金融組織，然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是基于美元而組建，在那個年代下對世界經濟的快速發展有一定的益處，在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的推動下，國際貨幣及基金組織的原則與世界經濟的發展需要已經不相適應了。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當中，主要是以美國、日本和歐盟經濟為主體，約占貨幣基金組織的56.09%份額，但是發展中國家占有國際基金組織份額不到50%，這就使得在發達國家中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可以很好的發揮作用，而對于發展中國家卻存在一定的阻礙，這就需要加強國際金融監管機構的管理。

二、促進國際金融監管合作機制的方案

1.強化各個國家之間的聯合，對國際投機資本流動實施有效的監控

國際間金融合作的實質是對國際投機資本流動實施有效監控。國際投機資本的瘋狂是使得金融危機出現的主要原因，當前國際金融市場的總交易額急劇上漲，以實現每天1.5萬億美元以上的交易額，市場上的投機資本已經高于7.2萬億美元，然而金融投機者一直在尋找漏洞，伺機制造風波，以追求高額的利潤。當前國外的經濟學家倡導金融自由化，對于監控與管制的重要性有所認知了。所以，一定要強化各個國家中央銀行之間的信息交流，促進各個國家之間資金的融通，以更好的應動流動性危機，這樣可避免金融投機者鉆空子，對國際金融市場薄弱環節實施有效的監控。

2.確保國際金融監管機構之間的溝通與協調趨于完善

眾所周知，世界上目前所有的國際金融監管機制發揮著重要效果，推進了世界經濟的發展，然而在其使用的過程中依舊存在一些不足，比方說，在溝通與協調機制方面的缺失。在1987年和2001年的《巴塞爾協議》、《巴塞爾新資本協議》，還有以后陸續召開的相關會議使得國際金融監管機構的溝通與協調得到些許進步，推動了世界經濟的健康發展。目前世界經濟全球化進程在不斷的加快，世界各個國家有了較頻繁的貿易往來，因為各個國家之間的意識形態有所差異，同時世界形勢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這就需要各個國家要實施聯合，以實現對經濟危機進行很好的解決，保證世界經濟的健康發展。國家與國家的相處都是靠利益來維持的，為渡過金融危機，國家之間的溝通、協調一定要本著公平的原則，這有助于促進國際金融監管機制的不斷完善以及改革。

3.確立多邊信息資源交換與共享制度

在區域經濟和國際金融逐漸一體化的影響下，應該確立多邊范圍的國際金融監管信息儲備中心，就相關文件、資料進行必要的交流與溝通，例如可通過監管聯席會議,的召開，對主要的問題實施交流，一起來探討解決問題的良方，實現國際金融監管的成本的降低。與此同時要加強銀行金融機構之間的聯系，將銀行監管的灰色區域減少，創造銀行海外機構的多層次、多方位的有效監管機制。

4.建立統一金融監管國際標準

建立統一的金融監管的國際標準是國際監管組織的重要目標，同時也是金融監管國際合作的核心內容和有效形式。當然這個統一標準也應充分考慮不同經濟體制、不同發展水平國家的實際。但是，包括巴塞爾協議，IOSCO標準，IAIS標準在內的國際金融監管標準，都是為成熟的市場量身定做的，然后在對其進行修改，試圖滿足發展中國家的需要。歷次發生在新興市場的金融危機證實，這種修補后的標準未能滿足發展中國家的需要，并在一定程度上使這些國家成為世界金融監管體系中的最薄弱關節。因此，在制定金融監管的國際標準時一定要考慮到不同國家的適用性問題。

5.加快實現全球性綜合并表監管

目前，在歐共體成員國與十國集團內已經實現了并表監管。按照國際通用的會計準則對現行會計準則作必要修改。對于并表監管內容，針對銀行跨國經營的特點，可就資本充足性、貸款集中程度及國家風險優先考慮，而對目前尚不能實現并表的項目，也必須從綜合監管的角度出發，對整個銀行集團綜合評估。

篇（2）

FDI對貨幣金融環境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其對貨幣供應量的影響上。而貨幣供應量的多與少由一國的貨幣基礎決定，在開放經濟條件下，決定貨幣供應量的貨幣基礎由銀行信貸和外匯儲備組成，FDI通過增加東道國的外匯儲備來對貨幣供應量產生影響。外商直接投資主要從兩個方面對一國貨幣供應量產生影響。一方面，FDI帶來的直接資本流入會導致企業所持有的外匯增加，企業將外匯賣給中央銀行換成本幣，形成央行的外匯儲備并導致流通中的本幣增加；第二，FDI通過在東道國的生產和進出動得到大量外匯，同樣通過結匯的方式將外匯賣給央行，形成央行外匯儲備的同時增加一國的貨幣供給。FDI通過以上兩方面導致貨幣供應量增加，并最終會對我國貨幣金融環境產生影響。以上兩個渠道的作用是文章研究的重點，此外，外商直接投資還通過一些其它的途徑對一國貨幣供應量產生影響。例如，外商直接投資有利于促進一國國民經濟的正常運行，國民收入增加的同時會導致儲蓄的增加，外商直接投資通過增加儲蓄的方式增加了我國的貨幣供給；同樣，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的國內資本產生“擠出效應”，造成國內資本的外逃，因此導致我國貨幣供給的減少。文章將FDI影響貨幣供應量的其他方式和渠道不考慮在研究范圍之內，并假設外商直接投資通過其他途徑產生的對貨幣供應量的影響為零。因此，就我國而言，大量的外匯儲備主要來源于出口貿易和外商直接投資，外商直接投資和出口貿易會導致外匯儲備的增加，進而影響我國的貨幣基礎，并且最終對貨幣供應量產生影響。在上述邏輯的基礎上，理論假設：中國獨特的外商直接投資政策造成的外匯和外資的大量流入，嚴重影響到中國的貨幣金融環境，并與國內銀行信貸擴大一起，共同成為今天的通貨膨脹和房價高漲局面的影響因素之一。

1．2數據說明

本文采用貨物出口、外商直接投資和貨幣供應量等三類數據。受限于僅有2001年開始的進出口月度數據，因此文章采用的是2001年到2013年以月為劃分的156組月度數據，包括實際使用外商直接投資額、貨物出口和貨幣供應量等。貨物出口數據來源于商務部綜合司2001－2013年進出口統計快報中各月的統計數據；外商直接投資數據來源于2001－2013年商務部投資司統計快報中各月的數據；貨幣供應量數據M2取自中國人民銀行網站的統計數據。其中外商直接投資和貨物出口額的計量單位為“億美元”，而貨幣供應量的計量單位為“億元”，為了增強檢驗的準確性，用來自美聯儲網站的經濟統計數據———2001－2013年人民幣兌美元的各月均衡匯率，將貨物出口和FDI數據折算為以“億元”單位。

1．3數據處理

在所得數據的基礎上，對數據進行簡單的處理并定義兩組變量X和M。X為解釋變量，是外商直接投資額和貨物出口額之和；M為被解釋變量，是貨幣供應量。我們通過檢驗X和M之間的關系來觀察FDI對我國貨幣金融環境的影響。由于數據的自然對數變換不僅不會改變其原有的協整關系并能夠使其趨勢線性化，而且還能夠消除時間序列數據存在的波動異方差現象，因此對兩組數據進行自然對數變化處理。將對數化之后的變量錄入計量經濟學軟件eviews7．2，之后用eviews7．2對數據進行更深入的分析。

2FDI對貨幣供應量影響的格蘭杰分析

2．1ADF單位根檢驗

在進行Granger因果檢驗之前，為了避免出現“偽回歸”的問題，必須保證所使用的數據是平穩的。但多數情況下的時間序列往往是非平穩的，因此有必要對LN（X）和LN（M）兩組數據進行單位根檢驗，判斷時間序列的平穩性，為模型下一步檢驗打下基礎。本文采用ADF單位根檢驗的方法來檢驗所選取的變量是否存在隨機趨勢。水平情況下，LN（X）和LN（M）都是非平穩的序列；在一階差分時，LN（X）依舊是非平穩的，但LN（M）則變為平穩的序列；在二階差分的時候，1％的顯著性水平下，LN（X）和LN（M）的二階差分序列•2（LN（X））和Δ2（LN（M））的ADF檢驗統計值小于對應的臨界值，都通過顯著性檢驗，所以LN（X）和LN（M）二階差分序列同時達到平穩，因此是I（2）過程。

2．2協整關系檢驗

進行Granger因果檢驗的前提是要求數據具有協整關系，通過上述ADF檢驗可知LN（X）和LN（M）的二階差分序列是平穩的，因此符合協整關系檢驗的前提。首先求得LN（X）和LN（M）的殘差序列，將所得殘差保存在名稱為K的序列中，并畫出其時序圖。分析時序圖可知，殘差序列K圍繞在某一固定值上下波動，初步判斷序列K是平穩的序列。在水平情況下，對K序列進行單位根檢驗，t統計量小于1％顯著性水平下的MacKinnon臨界值，從而拒絕原假設，表明殘差序列不存在單位根，是平穩序列，因此可知LN（X）和LN（M）之間存在協整性，兩者之間存在長期均衡的關系。

2．3格蘭杰因果檢驗

為了進一步分析兩組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對變量LN（X）和LN（M）進行格蘭杰因果檢驗。因為格蘭杰因果檢驗對于滯后期長度的選擇有時很敏感，不同的滯后期可能得到不同的檢驗結果，因此為了提高檢驗的準確性，有必要進行不同滯后期長度的檢驗。

3FDI對貨幣供應量增長的貢獻和拉動

上文的實證檢驗證明，外商直接投資與貨幣供應量之間存在格蘭杰意義上的因果關系。值得注意的是，上文的研究僅僅證實了外商直接投資是引起貨幣供應量增加的原因，卻沒有說明外商直接投資對貨幣供應量增長的貢獻和拉動作用具體大小。雖然FDI對貨幣金融環境的影響無法量化，但是可以從其對貨幣供應量的貢獻和拉動作用上得到參考。為了衡量FDI對貨幣供應量的拉動作用并考察FDI對貨幣供應量增長的貢獻，可以從FDI對貨幣供應量增長的貢獻率和拉動率兩個方面進行量化分析。利用上文實證研究中的數據，考慮到短周期內外商直接投資對貨幣供應量增長的作用表現不明顯，因此將月度數據折算成年度數據計算貢獻度和拉動度。FDI對貨幣供應量增長的貢獻率（ContributionRate）是變量X（FDI＋貨物出口）的增量與變量M（貨幣供應量M2）的增量之比，FDI對貨幣供應量增長的拉動率（PullingRate）是指FDI對經濟增長貢獻率與貨幣供應量增長率的乘積。第一，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貨幣供應量的貢獻度和拉動度在除2009年外的年份都為正，這說明FDI對我國的貨幣供給會產生影響，且這種影響為正，即外商直接投資會導致我國貨幣供給增加；第二，2009年時貢獻度和拉動度兩者同時為負，這是由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后出口和FDI減少導致的，2009年我國實際使用外商直接投資總額為900．34億美元，同比下降3％，貨物出口僅12019．3億美元，同比下降16％；第三，貢獻度和拉動度的變化趨勢是一致的，且從2002年以來，FDI對貨幣供應量增長的拉動作用和貢獻作用是遞減的，2002年，貢獻度和拉動度分別為20％和3．39％，而2013年的貢獻度和拉動度分別為5．15％和0．7％。外商直接投資對貨幣供應量增長的拉動度和貢獻度下降可能是由于近年來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和進口規模的擴大沖淡了外商直接投資和出口帶來的外匯儲備的增加；也可能是由于FDI中包括了商品形態的實物資產流入，且這部分實物資產占據了FDI的很大部分，而直接以資金形式流入的FDI占比較少，形成的外匯供給也因此減少，對貨幣供應量產生影響減弱，從而導致FDI對貨幣金融環境的影響淡化。

篇（3）

自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經濟的增長，我國貨幣供應量持續增長，M2/GDP在改革期間不斷增加。統計數據顯示，1978年這一比值僅0.245，到2011年增長為1.800。33年來，M2/GDP增加了7.34倍。相比于國外，印度的M2/GDP在1988年為0.402，日本為1.046，美國為0.651;到1999年印度為0.480，日本為1.237，美國為0.601。相比之下，我國的M2/GDP過高且增長速度驚人。

理論方面，大多數學者認為影響貨幣供應量的因素有所不同。筆者從較為細化的方面分析主要影響因素。

第一，貨幣的流通速度。從國民收入貨幣化的角度來講，分為貨幣化國民收入與非貨幣化國民收入。貨幣化國民收入的經濟體吸收貨幣的能力較強，因此一定的貨幣供給量下，貨幣流通速度較慢。相反，在貨幣化程度較差的經濟體下，同等貨幣供給量下吸收貨幣的能力較弱，也就是貨幣流通速度較快。我國之所以貨幣供給長期高于GDP 與物價增幅之和而沒有造成潛在通貨膨脹壓力的主要原因就是貨幣化程度較高 [1]。

第二，中央銀行的貨幣回籠政策。當市場上流通的貨幣量大于所需要的貨幣量時，政府會通過貨幣回籠將剩余的貨幣流回到中央銀行，從而使貨幣供給與需求相適應，避免通貨膨脹的發生。通過貨幣回籠的變化，可以探知當期的貨幣供給量是否符合市場所需要的貨幣量。

第三，資本市場的發展程度。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由于股票市場的發展，貨幣不再只流向商品市場，也向股票市場流動。而從經濟學的一般原理來講，貨幣供應量會通過一定機制傳導到股票市場，如中央銀行通過調節準備金控制貨幣供給量，從而影響到整個金融機構。當貨幣供給量增加時，人們持有的貨幣就會增加，相對于股票來說，持有股票的收益會更大，從而將貨幣市場的貨幣擠入股票市場，促使股價上升。另外，貨幣供給量增加后導致利率下降，投資增加，居民收入增加，通過乘數效應，股票價格又會上升。股價上升產生的保值意識會使流通中的貨幣量相應減少[2]。

第四，銀行儲蓄。銀行儲蓄總額可有效地解釋廣義貨幣中的準貨幣供給量。近年來，我國廣義貨幣相對于GDP的持續超高速度增長主要是由準貨幣的高速增長造成的，上述計算得出準貨幣與GDP比率的增長速度為M1/GDP增速的2.4倍。準貨幣的高速增長又可基本由城鄉儲蓄的高速增長來解釋。由此看來，在居民儲蓄行為不變的前提下，豐富吸引居民儲蓄的金融商品結構，將減小準貨幣過度增長的壓力。

第五，國債的發行。我國自改革開放之后，政府長時間實施了積極的財政政策，盡管經濟實力增加明顯，財政收入也有所增加，但難免出現財政赤字，所以發行國債來彌補赤字就很有必要了。而國債的發行對貨幣供給有巨大的影響，雖然商業銀行使用超額準備金購買國債會降低基礎貨幣數量，但M1和M2并不會因此減少，反而國債的收入會擴張M1和M2的數量。

篇（4）

二、效果評價

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中國人民銀行采取的一系列非常規貨幣政策，包括近期使用的常備借貸便利政工具，對于我國貨幣政策非常規工具對金融市場與宏觀經濟產生的效果進行評價。

(一)金融市場方面央行的貨幣政策非常規工具使基礎貨幣大幅增加。投資在刺激經濟復蘇的同時，也導致了大量的貨幣投放。政府取消對商業銀行的信貸規模限制，有利于緩解企業資金壓力并保持經濟平穩增長。與此同時，在中央財政資金投放不到4千億的情況下，我國商業銀行的信貸資金投放達到了11萬億元規模。在銀行借款主體結構中，地方政府融資貸款規模迅速擴張。截至2009年末，全國地方政府債務平臺貸款額達7.38萬億元，比2008年增加了近3萬億。根據國家審計署公布的數據，到2013年6月末，我國政府性債務余額已經超過30萬億，其中全口徑地方政府性債務共17.89萬億。這些新增信貸規模在扶持中小企業發展的同時，也可能成為銀行業不良信貸資產的隱憂，盲目投資和資金的低利用率現象也會造成資源的相對短缺和供給的相對不足。我國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加快了我國經濟復蘇，帶動了實體經濟的發展，向市場注入了大量的流動性。我國自2013年初創設常備借貸便利以來，央行通過綜合運用常備借貸便利工具來管理流動性，已收到了顯著成效。在貨幣市場受到沖擊出現短暫的波動時，通過利用常備借貸便利進行金融市場的調控，帶動了實體經濟發展，符合條件的金融機構可以得到央行提供的流動性支持，這也順應國家對宏觀調控的要求。在金融市場上利用非常規貨幣政策工具，有利于調節市場流動性的供給，有助于促進金融市場平穩運行，從而可以防范金融風險。

(二)宏觀經濟方面據統計，2009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同比增長8.7%，居民消費價格指數逐步回升，政府出臺的經濟刺激政策有效地促進了國民經濟發展。同期，我國經濟增長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超過了50%。2010年上半年，我國經濟增長率達到11.1%，比2009年同期高出3.7個百分點，2013年我國在經濟轉型和深化改革的關鍵期，全年國內生產總值依然保持7.7%的增長。說明通過使用非常規貨幣政策工具可以拉動經濟的增長其重要作用是要避免出現通貨緊縮。但隨著我國經濟在國際金融危機后的快速恢復以及此前國家出臺的擴張性政策，政府的四萬億投資以及銀行系統信貸投放，我國出現了嚴重的流動性過剩現象，從2010年開始進入新一輪的通脹期，我國的CPI平均值為3.8%，2011年3月至10月這8個月的CPI都超過了5%。由以上數據可知，政府的非常規貨幣政策對于減緩通縮壓力的效果不明顯。

篇（5）

鑒于一些國家的實踐經驗，貨幣政策職能與銀行監管職能究竟應該集中于中央銀行還是分開獨立，成為了國內外學術界和理論界爭論的熱點。為什么要將銀行監管職能從中央銀行分離出來呢?從理論上講，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首先，兩項職能的具體目標存在沖突。貨幣政策的目標是充分就業、物價穩定、經濟增長等宏觀目標，而銀行監管是針對特定行業實現的目標，涉及到對微觀經濟主體活動的監管。如果中央銀行既要制定宏觀貨幣政策，又要對特定的銀行業進行監管，可能會導致貨幣政策產生偏向問題，損害到社會公眾的利益。第二，賦予中央銀行雙重職能會導致其權利過大，造成“監管者的監管者”缺位。中央銀行權利越大，就越容易受到各種政治力量的影響，導致各種尋租行為的發生，損害了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和銀行監管的有效性，同時對銀行業的監管也缺乏再監管。第三，分離的方式有利于更好的對銀行監管。如果中央銀行肩負兩項職能，往往顧此失彼，偏好于保護銀行系統，使公眾利益受損，最終會扭曲銀行行為，降低監管的效率。正是基于上述考慮，中國政府將銀行監管從中央銀行中分離了出來。

另一方面，作為“最后的貸款人”角色，中央銀行并不能完全從監管職能中脫離出來，因此兩種職能的分離這并不意味著矛盾的終結，準確地說這只是角色沖突的外化，正確認識和處理好貨幣政策和銀行監管的關系仍然是一個迫切要解決的問題。

二、貨幣政策與金融監管的邏輯一致性

(一)制定與執行貨幣政策與銀行監管的良性互動

銀行監管營造的穩定而有效率的金融環境是執行貨幣政策的重要條件。金融組織體系是貨幣政策傳導的重要環節，嚴格的銀行監管使銀行機構穩健合規經營，不良資產占比較低，能使得貨幣政策在銀行機構順利傳導。當然，如果監管過于嚴格，導致金融壓抑影響金融深化，又不利于貨幣政策的順利傳導。反之，如果銀行監管不力，導致不良資產占比較高，經營風險加大，將會直接降低貨幣政策執行的有效性。另外，金融風險將會導致貨幣的緊縮效應，對于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實施有著直接的抵觸。貨幣政策實施達到的幣值穩定是銀行監管的基礎條件，有效銀行監管的先決條件之一是穩定、可持續而又適當的宏觀經濟政策。而保持貨幣政策的穩健與可持續性，保持貨幣幣值的穩定就是整個宏觀經濟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銀行機構只有在穩定的貨幣環境中才能正常運行。幣值不穩將引發各類市場經濟主體債務償付困難，增加銀行的不良資產，引發金融風險的產生，銀行監管就難以完成確保銀行體系穩定的目標。

(二)市場失靈的宏觀調控與微觀規制的融合

在古典市場經濟時期既沒有宏觀的貨幣政策，也沒有銀行監管，有的只是作為“守夜人”的政府。但隨著經濟的發展，自發的市場機制所表現出來的周期性破壞作用日益顯著，市場失靈成為經濟發展不可忽視的障礙。克服市場失靈為政府干預經濟提供了依據，也為貨幣政策和銀行監管的產生準備了基本的前提。

1、市場失靈的宏觀調控

由于市場信息不完善，市場競爭不完全，成千上萬的企業和個人事前的的分散決策可能會產生事后的重復生產和無效率，市場失靈反映到宏觀經濟層面上就是，宏觀經濟運行產生劇烈波動，甚至陷入經濟危機，經濟運行機制發生重大破壞，企業開工不足，失業人數劇增，居民收入和社會福利大大降低，社會資源得不到有效配置。為了平抑市場周期實現一定的宏觀經濟目標，政府引入了包括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內的宏觀經濟政策。特別是從1970年代以來由于西方國家陷入滯脹，貨幣政策的作用日益突出。

2、市場失靈的微觀規制

市場失靈反映到微觀層面上就是銀行業屬于高杠桿企業。由于市場競爭不完全，存款人與銀行之間存在著信息不對稱，銀行可能會利用信息優勢從事高風險資產業務，進而危害存款人的利益。并且由于現代銀行體系普遍采取了部分準備金制度，銀行更容易出現支付風險。由于信息不對稱，個別銀行機構的支付風險會蔓延成為系統性支付危機，對整個社會信用體系造成巨大破壞。為防范銀行危機，減少銀行經營中的道德風險，保護存款人利益，維護市場競爭，政府設計了必要的銀行監管制度。

(三)公共職能目標的一致性

無論貨幣政策還是銀行監管，都是政府克服市場失靈、維護公眾利益的工具，作為公共職能，在邏輯上具有內在的一致性。這保證了貨幣政策與銀行監管目標，在根本上和趨勢上必然具有兼容性。從長期看，貨幣政策目標的實現必然會客觀地利于銀行穩健經營，而一個穩健的有效的銀行體系，也會為提高貨幣政策傳導效率提供有效的載體。但同時，貨幣政策與銀行監管是分別針對市場失靈在宏觀和微觀層次的缺陷設計的，作為宏觀政策的貨幣政策更關注宏觀指標的改善，作為微觀規制行為的銀行監管則主要面對微觀銀行個體的競爭力的提高。由于宏觀指標的價值性判斷并不是微觀指標價值判斷的簡單加總。宏觀運行目標與微觀經濟主體利益之間必然存在著不一致性，這就是貨幣政策操作與銀行監管行為在現實中遭遇沖突的邏輯根源。

三、貨幣政策與金融監管的現實沖突性

從經濟學的角度來分析，貨幣政策與銀行監管的職能分離過程是一個制度的變遷過程，是一種舊的中央銀行制度向新的中央銀行制度的轉變。在這種制度變遷過程中，障礙之一就是路徑依賴問題，即我們對原來的制度的很強的依賴性，正是這種依賴性，為中央銀行和銀監會的初期工作帶了一系列現實的沖突。

第一，貨幣政策職能的實施失去了銀行監管職能的支撐。貨幣政策與銀行監管分離后，一方面在短期內便利中央銀行各分支機構貨幣政策措施的權威性下降，使各銀行貫徹執行分支機構措施的積極性受到不利的影響；另一方面分支機構不可能再通過傳統的監管檢查的方式來及時發現和糾正銀行在貫徹執行央行政策措施方面的偏差，疏通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縮短政策措施落實的時滯。此外，由于信息不對稱，分支機構在制定和實施各種政策措施時，失去了銀行監管提供的大量基礎性信息的支撐。中央銀行制定和實施貨幣政策需要借助監管所獲得的有關銀行經營信息，表現在：金融機構經營信息是中央銀行正確實施貨幣政策的重要依據；強有力的銀行監管是確保金融統計數據準確性的基礎；銀行監管信息也是中央銀行正確行使最后貸款人職能的重要保證。目前，人民銀行不再對銀行業金融機構進行日常監管，難以象過去一樣直接把握銀行業金融機構的經營及風險狀況，只能從統計報表及數據分析上求取相關信息。有無監管信息共享機制直接制約著人民銀行對金融宏觀形勢預測和調控能力的發揮。

第二，中央銀行與銀監會之間會產生業務沖突。雖然中央銀行與銀監會之間的職責范圍在銀監會成立之初就得到清晰的界定，但是實現彼此之間的密切配合與協調需要有一個逐步的過程。因此，在銀行監管職能分離初期，兩者之間的沖突和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在貨幣政策方面，銀行監管部門在微觀領域實施的嚴格的監管措施，可能會導致貨幣政策傳導機制梗阻，增加中央銀行分之機構疏通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難度。在維護金融穩定方面，中央銀行與監管部門也有可能出現意見相左的情況，雙方的分歧可能會延緩救助時機，也可能出現過于隨意救助的情況，這都將影響央行最后貸款人職能的正常發揮。這突出的表現在貨幣政策與銀行監管在經濟周期中行為方式存在矛盾。貨幣政策具有逆經濟周期運行的特點，即在經濟高漲時期，為了抑制通貨膨脹往往會收緊銀根，減少貨幣供應；在經濟衰退時期，為了抑制通緊縮往往放松銀根，擴大貨幣供應。銀行監管則具有順周期運行的特點，在經濟高漲時期銀行經營效益好，風險低，銀行監管對銀行經營的風險約束較松；在經濟衰退時期，銀行業務拓展困難，并往往伴隨大量不良資產，銀行監管對銀行經營的風險約束較緊。由于在同一經濟周期階段，貨幣政策與銀行監管行為方式不同，導致二者經常產生沖突。如在經濟高漲時期潛在的通貨膨脹壓力要求提高利率，這將導致銀行經營成本增加或業務萎縮，從而帶來風險，與監管目標產生沖突。在經濟衰退時期銀行監管對銀行經營的流動性和安全性指標要求較嚴，導致銀行貸款更為謹慎，使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傳導受阻。

第三，職能的分離增加了中央銀行各分支機構與監管部門之間的協調成本。銀行監管職能分設使貨幣政策與銀行監管之間的內部協調轉為外部協調，從而導致政策協調、信息溝通和行為聯動等協調成本明顯上升。從目前來看，分支機構與監管部門之間存在貨幣政策與銀行監管松緊搭配的協調。監管檢查與中央銀行相關業務檢查的聯動協調、信息資料的實時共享、發展地區金融市場、維護金融穩定與化解金融風險的合作等一系列協調問題，如不能盡快盡力有效的協調溝通機制，其協調直接成本和機會成本將會急劇上升。

四、實現貨幣政策與金融監管協調的制度安排

無論從各國金融監管的實踐來看，還是從我國貨幣政策和金融監管上的一致性強于沖突性的現實來看，中央銀行和銀監會在實施金融監管上的分工是相對的，兩者之間可以而且應當尋求多層次和多領域的合作，實現貨幣政策和金融監管的良性互動，尤其是提高金融監管的有效性，確保我國金融體系的穩健和高效運行。

(一)建立有效的組織協調機制

目前，我國雖然實行分業經營的監管體制，但隨著金融開放不斷深化和金融發展與創新步伐加快，國際金融混業經營的趨勢和現實中金融創新的內在需求，客觀上已使不同金融市場、金融機構以及金融產品之間的關聯性不斷加強。因此，對某種金融產品創新研究和風險防范已不是某個監管機構或中央銀行單獨的責任，需要有專設機構協調各監管機構政策和力量，形成合力，超前研究和預見有關問題和潛在的風險，共同構筑風險防范體系，研究防范措施，彌補三大監管當局對個別金融組織和產品的監管真空。而事實上，三大監管機構早先已經召開過監管聯系會議，通過了三大機構在金融監管方面分工合作的備忘錄，在協作配合上邁出了一大步。因此，對于中央銀行來講，除了整合好貨幣政策司、金融市場司、金融穩定局、反洗錢局等內部職能司局，努力提升工作效率之外，還應積極借鑒他國經驗，建立一個由中央銀行和銀監會、保監會、證監會等機構參加的國家金融穩定委員會，由中央銀行內設的金融穩定局召集，定期通報貨幣政策運行與金融監管的情況和存在問題，及時研究和協調金融發展中的重大問題，減少機構摩擦和組織成本，使貨幣政策與金融監管更好的發揮合力作用，促進金融機構合法、健康運行。

(二)建立信息資源共享機制

從目前金融監管的要求和各監管機構的職責來看，建立基層金融監督管理信息共享機制途徑，可采取以下途徑：

1、建立金融統計資料定期交流制度。根據工作需要，將有關金融統計資料在一定的范圍內進行交流，明確雙方責任、交流范圍、交流內容和交流時間，及時了解轄內銀行金融，機構經營情況，如人行填報《信貸現金收支統計月報》、《金融機構貸款累收累放報表》、《金融機構中間業務收入統計月報》、《非現場監管季報》、《房地產信貸業務季報》、《金融機構計劃執行情況進度表》、《各項存、貸款增長情況分析表》、與銀監管理機構填報的《轄內機構人員業務量情況分析表》、《金融機構不良貸款下降情況表》、《非現場監管季報》等進行交流。

2、建立文件抄送制度。對涉及有關金融機構監管、商業銀行股份制改革、反洗錢、金融穩定、社會征信(信用村鎮創建、信用環境建設)、內控制度建設、信貸資金投向投量金融機構市場準入與退出、農村信用社改革等重大事件，需要對方配合的文件，相互主動抄送。

3、建立信息通報制度。對在金融機構執行貨幣政策等情況調查中新發現的風險隱患，對銀行業日常監管中涉及利率、支付結算管理方面的監督檢查情況，對保險及證券業務中的出現的重大違規事項，相互間進行及時通報。

4、建立工作溝通機制。通過一定的載體和形式，比如通過貨幣政策簡報、金融監管簡報、保險簡報、證券簡報等內部刊物，加強相互間的聯系、協作，溝通金融監管相關工作和監管信息，商定具體工作合作事宜。分析金融數據信息和轄內金融機構經營風險狀況，研究化解轄內金融風險的建議和對策，發揮整體合力，以共同提高監管效率和風險防范預警水平。

5、建立信息查詢制度。人民銀行與其他監管機構可根據監管工作需要，相互間適時借閱、查詢有關金融數據信息資料，以方便、及時了解掌握相關金融機構監管情況。

6、健全信息資源庫。這就要求：提高信息透明度和統一信息披露標準。中央銀行與銀監會可以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1999頒的《貨幣與金融政策透明度良好做法準則》和《輔助文件》中提出的原則和做法，提高中央銀行和銀監會信息披露的透明度和信息披露標準的統一；鼓勵在信息搜尋上的競爭性。在監管職能從中央銀行分離的情況下，獨立的貨幣當局和監管當局會通過各自不同的渠道和方法收集支持各自立場的信息，而統一的機構則沒有這樣的競爭機制。在信息搜尋競爭機制的推動下，中央銀行與銀監會可以獲得對整個金融體系和宏觀經濟的信息，提高貨幣政策和金融監管決策的有效性；運用現代信息技術建立信息共享信息資源庫。中央銀行和銀監會可以充分利用現代網絡技術的成果，加快金融業電子化、信息化進程，以法規的形式明確有關中央銀行與銀監會等監管部門信息共享的內容和形式，以及共享的原則和標準開發統一的非現場和現場檢查情況反映軟件系統，最終建立中央銀行與銀監會的共享信息數據庫。

(三)提高監管的有效性

2003年銀監會的成立，使得我國“一行三會”的“分業經、分業監督”的金融監管體制初步形成。一方面，現階段要提高銀監會金融監管的權威性，除了在法律上確立銀監會的監管職能以外，中央銀行應該明確對問題銀行和金融機構實施“最后貸款人”援助的有條件性承諾的配合，即中央銀行要慎用“最后貸款人”的職能。不難設想，如果中央銀行對問題銀行和金融機構造成的不良后果無條件的照單接收，那么銀監會實行有效金融監管的可置信度就要大打折扣了，金融監管的權威地位也將難以樹立。另一方面，金融監管是有成本的，監管成本大致可以分為直接成本(Directcost)和執行成本(Compliancecost)：直接成本主要是指監管當局在制定和實施監管措施過程中承擔的雇員費用和日常的工作費用；執行成本的構成比較復雜，包括被監管者向監管機構提供信息的成本、進行內部檢查的成本和由金融監管而造成的業務收入和效率的損失等。因此，在實施監管的過程中，有必要進行成本——收益的分析、確定監管強度、實現金融監管資源的有效配置。為了有效地減少“雙頭監管”帶來的弊端，不加重被檢查金融機構的負擔，影響它們的正常經營活動，雙方應通過一定的協商機制協調對同一金融機構的現場檢查日程安排，避免無效率的重復檢查，提高金融監管的成本——收益有效性。

(四)建立和諧的執行傳導機制

篇（6）

一、國際貨幣體系的現狀

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成立了專門委員會研究國際貨幣制度改革問題。1976年1月，參與專門委員會的20個國家在牙買加首都金斯敦舉行的會議上簽訂達成《牙買加協議》，奠定了新的國際貨幣體系形成的基礎，因此現行的國際貨幣體系也被稱為“牙買加體系”。《牙買加協議》的要點可以歸納如下：一是黃金非貨幣化，以及強調特別提款權（SDR）的國際儲備地位。二是允許會員國自由選擇、制定和調整匯率，使浮動匯率合法化。三是增加國際貨幣基金的總份額，擴大基金組織在解決成員國國際收支困難和維持匯率穩定方面的能力。

實際上，《牙買加協議》簽訂后，國際貨幣體系并未完全按照其規定的方向發展。一方面，自由選擇匯率制度的規則得到了很好的貫徹，匯率制度朝著多元化的方向發展，匯率政策也成為一些國家實現宏觀經濟目標的政策手段之一。另一方面，特別提款權并未取代美元成為新的國際貨幣，美元保持著其作為國際貨幣的地位，它既是全球范圍最主要的儲備貨幣，也是國際貿易中最主要的計價和結算貨幣。需要指出的是，美元在“牙買加體系”中主導地位的確立，是各國政府和交易商、投資者的選擇，而不是像在布雷頓體系中一樣作出明確規定的。從相關參與方享有對匯率制度、儲備和結算貨幣等的自由選擇權這一角度來說，“牙買加體系”可以概括為“無規則”的體系。實際上，隨著歐元的推出以及歐洲央行較為穩健的貨幣政策操作，歐元在國際貨幣體系的地位逐步確立并呈上升趨勢。這一變化從IMF對各國官方儲備的統計數據中得到清晰反映，從2000年末到2008年第二季度末，在可明確幣種的官方外匯儲備部分中，工業化國家的美元儲備比率從73%下降到68%，歐元儲備比率從17%上升到23%，發展中國家的美元儲備比率從70%下降到59%，歐元儲備比率從19%上升到29%。

二、金融危機對美元國際主導貨幣地位的影響

由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無疑是對美元國際地位的又一次重大沖擊，這表現在以下各方面：

一是危機使美國在世界經濟中的份額進一步下降。計量研究的結論認為，主導貨幣經濟在世界經濟中的比重每變化一個百分點，其在國際儲備中的比重會變化1.33個百分點。美國在世界經濟中份額的下降無疑會對美元的主導貨幣地位產生影響。二是美國金融體系的調整降低了美元資產的吸引力。三是危機使美國中長期通脹前景不利于美元的穩定。但種種跡象表明，這次危機仍不足以從根本上動搖美元的霸主地位，美元作為國際主導貨幣的地位仍會持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國際貨幣體系向美元和歐元雙極化演進還有一段路要走。這主要是基于以下幾方面的原因：

首先，當前的金融危機并不只是美國的危機，而是全球經濟的危機。不僅美國經濟受到嚴重影響，歐盟、日本經濟受打擊的程度絲毫不亞于美國，歐盟和日本經濟甚至先于美國進入了衰退。因而在這場危機中，歐元金融資產的安全性并不高于美元資產，美元傳統上作為危機資本避難所的角色沒有改變。這也是近期美元對包括歐元在內的多數貨幣不貶反升的主要原因。

其次，歐元區金融市場中還存在著一系列問題導致在與美元競爭中處于不利地位。歐元區金融市場的深度與流動性與美國相比還有相當的差距，歐元區金融市場的一體化也尚未完全實現，跨境金融交易與服務的成本高，也沒有形成統一的收益率。這些都制約了外部投資者持有歐元資產。

第三，歐盟發展中的一些長期問題也影響著歐元的吸引力。歐盟的長期經濟增長率要低于美國，并面臨著比美國嚴重得多的人口老齡化問題，這些都會影響到歐元資產的長期收益率。此外，歐盟作為一個民族國家的聯合體，其政治一體化進程順利與否也對其貨幣的國際影響有很強的關聯，歐元的不確定性也因此增加。

第四，歷史經驗表明國際貨幣體系中主導貨幣的轉換常常滯后于經濟實力的轉換。長期以來沒有任何一個使用單一貨幣的經濟體規模接近美國，這也是歷史上曾多次發生美元危機，但美元的主導地位仍難以撼動的重要原因。美國經濟如果持續出現問題，美元主導貨幣的地位是有可能被替代的。但從歷史經驗看，這種替代的過程很漫長并往往伴隨著十分重大的歷史事件。

總體而言，當前金融危機對美元和歐元地位的影響目前還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兩大經濟體誰能夠率先走出危機，實現金融市場穩定和經濟增長重返正軌，誰就能夠在主導貨幣的競爭中占有先機。

三、我國的對策－－積極推進人民幣區域化進程

（一）推進人民幣區域化的必要性與可行性

面對國際貨幣體系的這一變化與中國經濟規模的擴大，我們應抓住機遇提高人民幣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地位。通過適度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降低我國在對外貿易、儲備等方面對美元的過度依賴，以保持我國經濟、金融的穩定。

人民幣適度國際化對中國經濟有多方面的積極意義。減少美元匯率波動對我與周邊地區貿易的干擾。人民幣國際化有利于我適度降低外匯儲備規模，實現資源更有效率的使用，減少巨額外匯儲備對貨幣政策的制約，并降低儲備自身的風險。人民幣國際化有利于降低中國出現貨幣危機的風險，并有利于金融機構和企業規避匯率風險，解決債務與收益貨幣不匹配的問題。人民幣國際化有利于更好地利用國際資源實現生產與消費的穩定，對提高國民福利也有所助益。

當前，人民幣區域化的條件也日趨成熟。我國經濟持續增長為人民幣區域化提供了堅實的基礎。巨額的外匯儲備意味著我國有能力參與區域金融合作機制的建立并在其中起到相對主導作用，也有利于提升周邊國家和地區對人民幣的信心。同時，我國有著與其他亞洲國家密切的貿易聯系，對亞洲其他地區保持著較高的逆差。2007年中國進口總額的近40%是與亞洲國家的貿易。而且，人民幣對內對外的幣值均總體穩定。實際上，亞洲金融危機以來，人民幣區域化的進程已經呈現出加快的趨勢，在東南亞部分地區已經成為“硬通貨”。“牙買加體系”所具有的“無規則”的特點和近年來國際貨幣體系呈現的多元化發展的趨勢，也為人民幣的區域化、國際化提供了有利空間。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促使各國反思當前國際貨幣體系、美元霸權的弊端，對于推進人民幣區域化可以說是一個良好的契機。

（二）推進人民幣區域化的對策建議

1、建立有利于實現人民幣區域化的各類機制

第一，與主要貿易伙伴建立有效的合作機制，簽訂有關人民幣流通的合作協議，逐步擴大人民幣作為對外貿易計價貨幣和結算貨幣的比重和范圍。

第二，實行人民幣在資本賬戶某些項目下的有條件兌換。

第三，建立多元化的人民幣回流機制，包括嘗試允許境外人民幣到境內直接投資、允許用境外人民幣支付我國出口商品貨款等。

第四，與區域內國家和地區建立信息交換和統計監測的合作機制，加強對人民幣非法和突發性流動的監測和控制。

2、推動香港成為人民幣離岸金融中心

為了有效促進人民幣離岸業務的發展，推動人民幣區域化進程，應充分運用香港作為亞洲主要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和優勢，將香港發展成為人民幣離岸業務中心。一方面，作為亞洲主要的金融中心之一，香港經過多年發展，其金融市場的基礎設施及監管制度都相對完備和規范，金融人才聚集，對于發展人民幣離岸業務有良好的硬件和軟件基礎，這有利于幫助人民幣離岸業務加快發展，推進人民幣區域化。另一方面，承接人民幣離岸業務，加強與內地的經濟金融聯系，也有利于香港分享內地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的成果，從而提高其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3、加快國內金融機構走出去步伐

篇（7）

我國的中國人民銀行法規定中央銀行和中國人民銀行都要履行實現貨幣穩定和維護金融穩定這兩大職能。通過大量的事實證明金融穩定和貨幣穩定之間總是存在沖突和一致的關系，中央銀行應該認真履行職責，注重理論與實踐的有機結合。

1、金融穩定與貨幣穩定關系的研究觀點

盡管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經濟有了飛速的發展，但是，國外的一些先進的金融理念和經濟觀點仍然是需要我們去借鑒和學習的。英國學者較早的發現了金融穩定與貨幣穩定之間的關系，他認為，實行貨幣政策可以有效的減少金融不穩定的因素，而中央銀行可以通過降低最后貸款人的需要來降低金融不穩定的風險，在其發表的理論中指出，可信賴的以維持貨幣穩定為目標的貨幣政策，為經濟提供了穩定并且可預測的利率環境，因此有利于保持期貨幣穩定的貨幣政策，不可能避免短期內通貨膨脹超過可接受的水平，因為金融體系內不穩定的潛在因素使得短期內必須接受超額的通脹。也就是說，在其他的外界條件都一致的情況下，中央銀行還是把政策目標集中的放在貨幣價格水平的穩定減少上，這樣才能夠避免金融危機的發生。還有觀點認為，實現貨幣穩定為目標的貨幣政策造成了金融體系的動蕩，加大了金融體系的潛在風險，不利于金融穩定。通貨膨脹的壓力并不一定都表現為通貨膨脹本身，中央銀行僅僅以貨幣穩定作為目標是不足夠的，必須直接關注于金融不平衡本身，較低的利率不匹配的風險，從而有利于保持金融體系和金融機構的穩健性。因為通貨膨脹的存在，使得貸款方在區別借款人和項目的質量上變得更為困難。換句話說，就是通貨膨脹使貸款者面臨更嚴重的信息不對稱，從而使貸款方的風險暴露加大，在這種情況，出于實現貨幣穩定目的的貨幣政策同樣可以保證金融穩定的實現。而傳統的觀點則認為金融穩定和貨幣穩定是相一致的，應該把貨幣穩定作為金融穩定的前提條件和基礎保證，很多的國外的金融學者也從各國的通貨膨脹和金融危機中總結出，無論是貨幣因素還是非貨幣因素導致價格的變動都會引發金融危機，所以，應該避免金融風險的積累，盡可能的把金融不穩定的危害降低。

2、金融穩定與貨幣穩定關系的沖突性

2.1金融穩定的維護對實現貨幣政策目標的影響。無論是哪一種觀點都不能夠否認金融穩定與貨幣穩定之間存在沖突關系，這可能是由于一些企業或機構出現通脹率的偏離，從而使得貨幣政策目標的實現非常困難。金融不穩定導致金融體系內部流動性不足，影響到對實體經濟的資金供給，降低了投資的增長，投資增長的降低又進一步降低了企業的凈值，而金融機構向企業提供資金往往都以企業可以提供的擔保或抵押凈值為依據的，因此，企業凈值的降低使其能從金融體系獲得的資金供給又進一步減少，這樣惡性的循環下去就會導致金融的不穩定向著實體的經濟轉化。當金融體系的穩定性發生轉化的時候，貨幣不僅可以向金融體系流入，還能夠幫助貨幣管理者擺脫金融危機的不良影響。所以，實行擴張性的貨幣政策是必不可少的，金融機構在貸款給企業的同時還要想辦法提高企業在證券市場中的融資機會，這有這樣才能夠有效的降低融資的成本，從而實現貨幣政策目標。

2.2低通脹貨幣政策對金融穩定的影響。低通貨膨脹政策對于金融穩定的維護是十分不利的，金融穩定與貨幣穩定的沖突性體現在低通貨膨脹可能導致企業的金融體系出現流動資金短缺等問題，這樣就會造成金融機構面臨危險的經濟危機。防止通貨膨脹會與預防金融不穩定發生沖突，尤其是在經濟繁榮的時期，更應該采取緊縮性的貨幣措施，如果一旦出現流動資金不能夠支持企業或機構的運作，就應該及時的把流動性不足轉變為資不抵債。與此同時，緊縮性貨幣政策的結果使金融機構的脆弱性增加，應對風險的能力降低，一旦發生不利因素沖擊，即容易引起不穩定。需要強調的是，這里的所謂貨幣政策可能引致金融不穩定，并非意味著貨幣政策是造成金融不穩定的根本原因，各種外生因素包括貨幣政策的變化才可能成為點燃金融不穩定的導火線。

2.3過度信用擴張導致金融不穩定。過度信用擴張是指金融機構超過自身風險管理能力的信用擴張，或者與自身風險管理能力不匹配的信用投放。過度的信用擴張使金融體系和金融機構面臨巨大的市場風險和信用風險，抵抗風險的能力下降。當不利的沖擊發生，即使是一點輕微的震蕩，都會對收益產生巨大的影響。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統計，自1980年以來，各成員國由于銀行不良貸款過高引發的金融問題占所有發生金融問題國家的66%以上，而由于不良貸款過高引發金融危機的占58%以上。可見，不良貸款仍然是銀行穩定的主要威脅，而不良貸款即來源于過度的信貸投放，而且相應的風險管理能力不匹配，就證券系統而言，持有過多的風險資產，過多的風險暴露，會降低對風險的承受能力，不同類型的過度信用擴張造成對不同市場的信心問題。

3、金融穩定與貨幣穩定關系的一致性

雖然，貨幣政策的變化與過度的信用擴張會導致金融不穩定，但是我們不能夠忽視貨幣的不穩定性，因此，金融穩定與貨幣穩定之間仍然存在著長期的一致性。接下來，本研究就通過對通脹模型的分析來解釋其中的原理，以及貨幣政策沖擊竟會帶來的影響。

3.1解析投資通脹模型。筆者通過分析投資通脹模型發現通貨膨脹會直接的影響到企業家們的投資決策，換句話說，通脹預期會通過降低投資需要的成本和產品價格的變化來刺激投資的增加，這樣不僅使得投資者有更大的意愿投資，也會提高企業潛在的收益。因此，可以通過投資增長率的變化趨勢來預測下一期的投資情況，從而促使通貨膨脹率的進一步增加。另一方面，投資增長率和通貨膨脹率之間有著固定的曲線關系，其受到投資者對于價格需求的影響，如果通貨膨脹率在合理的范圍內波動，就說明投資者們的投資平穩，反之亦然。

3.2貨幣政策沖擊的影響。貨幣政策的沖擊對于金融穩定性的影響也是不能忽視的，如果是暫時的貨幣政策沖擊可能不會造成投資者對于預期的改變，但是其能夠間接的導致通貨膨脹的發生，從投資通脹模型中可以分析出貨幣政策受外界因素影響的波動性大小，尤其是貨幣沖擊發生后，平衡點會發生偏移，甚至改變原有的運動路徑。與此相反，如果是負向的貨幣沖擊就會導致完全相反的結果，所以，貨幣政策的制定一定要以系統原來的位置為基準。但是，一旦出現比較大的貨幣政策沖擊就會造成投資通脹模型的不穩定，所以，一定要注意政策使用的適度性。如果是永久性的貨幣政策沖擊，就會造成更為嚴重的后果，因為投資者會很容易發現而改變預期投資方向，從而，通貨膨脹的預期會隨之提高。可見，貨幣政策的變動對于金融不穩定性的影響非常巨大，這無不需要信貸資金的幫助，所以說，金融穩定與貨幣穩定之間存在長期的一致性。

4、結語

綜上所述，本研究首先總結了關于金融穩定與貨幣穩定關系的多方觀點，又闡明了金融穩定與貨幣穩定之間的沖突性和一致性，事實上沖突與一致并不矛盾，只有保持貨幣的穩定才能夠有利于投資和居民的消費，同時，對于金融機構的安全性也有一定的保障。

參考文獻

篇（8）

自主學習要發揮學生的主觀能動性，只有通過知識與認知主體在建構活動中的行為相沖突或者相順應時才能建構新的知識。在設計問題鏈時，教師必須認識到學生對于學科專業的認知是不全面的，因此必須考慮到學生的知識結構與思維發展水平，問題不要嫩通過太深，也不要太淺，應在“原有水平”與“最近發展區”的結合點，既能有效激發求知欲，又能讓學生通過思考得到飛躍。

2、分層化原則

問題鏈的設計應做到由淺入深、由表及里、由簡至繁、層層遞進，逐步展開問題的探究。問題鏈的上游往往先設置一些要求學生進行粗略思考的問題，然后逐步向下游深入和細致。對于知識群核心問題的設計，可以首先從策略意義上設計問題，以明確解決問題的大方向，體現思維的“定向性”；其次從方法意義上設計問題，以確定合適的解決問題的方法，體現思維的“選擇性”；最后從技能意義上提出問題，完成解決問題的運作過程，體現思維的“具體性”。

3、探究性原則

在設計問題鏈時不能使問題過于淺顯，其解決方法和問題結果要具有一定的隱蔽性，吸引學生主動探究。設計問題鏈的本質就是加強對金融問題探究的過程。貨幣金融問題的探索強調學生積極思考問題的意識，參與解決金融問題的學習方式，在結果方面，不一定期待學生能做出完整準確的結論，也不一定要求具有獨到的見解，關鍵在于讓學生通過已知的信息，將思維引入更深層次問題的思考與研究。

4、模塊化原則

模塊化原則的基本理念是學習者擁有相應內容的知識表征時，教學中設計的問題所要達到的預期學習結果都致力于共同說明某方面的問題。通過設計模塊化的問題鏈，有利于充分整合教學內容，加強內容之間的聯系與溝通，在學科課程的背景下實現教學內容的綜合化；同時，也為結構性的內容與發生性的內容的聯合提供了可能。

二、貨幣金融學課程核心問題設計

（一）貨幣在經濟體系中的運行問題

貨幣作為金融范疇的一個本源性要素，在本課程中有著重要的地位，也和后面的信用、金融問題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這里一個核心研究和要解決的問題在于貨幣在經濟體系中如何運行，對于經濟運行和調控又有著怎樣的關系。以此為主線從源頭到前沿，又貫穿了貨幣與金融產品替代的問題（貨幣形態及功能）、貨幣與金融資產價格的問題（利率、匯率、貨幣供求與金融資產的價格）、貨幣與金融穩定的關系問題（貨幣政策與金融宏觀調控）。

（二）信用范疇中的問題

從經濟的角度理解“信用”，它實際上是指“借”和“貸”的關系。信用實際上是指“在一段限定的時間內獲得一筆資金的預期”。其具體維度包括了信用規模問題、信用活動的時間、空間界限等問題，其核心問題在未取得資金所有權的前提下，如何獲得資金的使用權。當然，這里還有一個系統的體系，比如，提供與獲得資金使用權該采用怎樣的形式（信用的形式）、獲得信用時該付出怎樣的代價（利率問題）、如何才能形成對等的信用關系（信息不對稱問題）以及如何對信用度進行科學評價等。當然，不同的層面信用問題不盡相同，比如政府層面、金融機構層面、工商企業層面、個人層面等。信用問題進一步向前也延伸至金融的脆弱性、富任性等問題。

篇（9）

中圖分類號：F830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006-1770(2010)09-041-05

一、引 言

從世界范圍看，在過去的20年中貨幣政策無疑獲得了巨大的成功：在此期間物價穩定，通貨膨脹得到了良好的控制。這主要歸功于中央銀行貨幣政策在最近的十年中逐漸收斂于物價穩定這一單一的終極目標，或者至少是兼容物價穩定的一系列目標集合。

盡管有更多的中央銀行將貨幣政策目標定位于物價穩定，但是對于這一貨幣政策目標對金融穩定究竟造成何種影響仍然沒有明確的結論。綜觀國外學者的研究，有關貨幣政策對金融穩定的影響主要有三類觀點：權衡觀點（Trade-off）、協同觀點（Synergies）和新環境假設（“New environment”hypothesis）。

所謂權衡觀點是指為實現物價穩定而采取的貨幣政策設計并不必然有利于金融穩定，價格穩定與金融穩定之間存在著平衡的關系（Mishkin,1996、Cukieman,1992、Fisher,1933等）。但是，權衡觀點似乎與人們的傳統認識相悖。通常認為通貨膨脹會提高人們錯判未來收益可能性的概率，而且通貨膨脹將進一步惡化借貸雙方信息不對稱的狀況。同時，高通貨膨脹通常伴隨著高波動率，這會進一步導致人們錯判未來收益。此外，當經濟周期處于伴隨著高通脹的繁榮時期時，通常都會出現過度投資和資產價格泡沫的現象，這主要是由于中央銀行向市場提供過度流動性所導致的，而相對于真實預期收益而言過度的信貸增長經常是導致金融不穩定的因素。于是，產生了協同觀點。所謂協同觀點是指為實現物價穩定而采取的貨幣政策設計將同樣也會有利于金融穩定，也就是說價格穩定意味著金融穩定（Schwartz,1995、Padoa-Schioppa,2002、Issing,2003等）。

新環境假設觀點建立的背景是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世界經濟出現了一些新的特征，包括：較低且更加穩定的通貨膨脹水平、較低的短期產出波動、顯著的信貸和資產價格波動、頻繁的金融危機、金融自由化浪潮的興起以及越來越多的中央銀行將貨幣政策目標定位于物價穩定（Claudio Borio 和 William White，2004）。新環境假設的觀點認為在新環境下需要重新審視原來的貨幣穩定與金融穩定的關系，甚至需要價格穩定有利于金融穩定這一結論，即認為價格穩定會引發金融不穩定。因而，新環境假設觀點認為中央銀行僅僅關注物價穩定是不夠，而是應該直接關注于金融不平衡本身。

此外，不僅是貨幣政策對金融穩定的影響機制存在爭議，而且關于貨幣政策與金融穩定之間的因果關系同樣存在爭議。該觀點認為金融不穩定會導致貨幣政策設計的改變，這主要是因為當前的金融危機非常嚴重或者是貨幣政策當局為了避免未來發生金融危機而改變貨幣政策。盡管金融不穩定可能是中央銀行錯誤貨幣政策的結果，但金融不穩定也可能會驅使中央銀行改變貨幣政策設計以應對金融不穩定的情況。例如，García Herrero (1997) 、Martinez Peria (2000)發現銀行危機并不必然導致貨幣政策的巨大變化，同時也發現那些經歷過系統性銀行危機的國家從長期來看其貨幣需求是穩定的。這些研究無疑是具有啟發意義的，因為這從根本上顛覆了傳統上認為的只是貨幣政策對金融穩定產生影響的單向因果關系。

上述觀點的相互矛盾與沖突究其根本原因在于理論界和實務界對于金融穩定的內涵缺乏一個廣泛可接受的定義，從而無法建立起考察貨幣政策與金融穩定關系的一致的分析框架。因此，本文將從金融穩定的內涵入手，在選擇目前較為廣泛接受的金融穩定涵義基礎上進一步梳理貨幣政策與金融穩定關系的研究進展并進行相關評述。

二、金融穩定的內涵

迄今為止金融穩定仍然是一個模糊的概念，并沒有一個廣泛的可接受的定義。這主要是因為從直觀上看穩定似乎意味著沒有波動，但不幸的是，波動對金融市場而言并不一定是壞事。正如Schinasi (2003)所指出的，即使是穩定市場中的資產價格也會有較高的波動率。Issing (2003)進一步指出，導致金融機構失敗的大的資產價格波動甚至是穩定的信號，或者是系統自我糾正或凈化能力的信號。盡管定義金融穩定存在著較大困難，但學者們仍然盡了極大的努力界定金融穩定的內涵。目前有關金融穩定的定義可以籠統地分為兩大類：金融穩定說和金融不穩定說。

（一）金融穩定說

Mishkin(1991)認為金融穩定是確保能夠長期持續的一種狀態，沒有大的破壞和沖擊，并且儲蓄分配轉化為投資機會是富有效率的。Crockett (1997a)定義金融穩定為沒有明顯的引發損害經濟（不包括一些嚴格限定范圍內的消費者及其對手方）的沖擊的存在。Padoa-Schioppa (2002)定義金融穩定為一種狀態，在這種狀態下金融系統能夠承受沖擊，并且在抵御沖擊的過程中不會導致出現損害儲蓄向投資轉化過程和經濟中支付處理過程的風險積累。Foot(2003)認為金融穩定的內涵包括：（1）貨幣穩定；（2）就業水平接近自然就業率；（3）對于經濟中核心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運轉存在信心；（4）經濟中不存在損害貨幣穩定和就業水平的實際資產或金融資產的相對價格波動。此外，還有一種在概念上不是很令人信服但可以直接觀察得到的金融穩定定義，即金融穩定是指沒有銀行危機、資產價格穩定、利率平滑的狀態（Goodfriend, 1987; Cukieman, 1990）。

金融穩定說試圖從金融穩定的特征、條件以及實現過程來描述金融穩定內涵的努力是值得稱道的，但金融穩定說所描述的金融穩定的內涵盡管在形式上看起來很美，但卻缺乏一個合適的可以量化的基準來將金融穩定與金融不穩定區分開來，從而給實證研究帶來了困難。

（二）金融不穩定說

與金融穩定相對應的概念是金融不穩定，而排除了金融不穩定的情況即為金融穩定。Mishkin(1999)認為金融不穩定源于信息流對金融系統的沖擊，受到沖擊的金融系統不能正常發揮其資金融通渠道的作用，從而使資金無法配置到最有生產效率的項目中去。Schwartz（1986）認為金融危機是被支付手段在任何價格下都無法獲得的擔心所驅使，即便是在部分銀行儲備體系中發生這種情況，也會導致對高能貨幣的爭奪，這種情況將由于公眾對銀行系統的突然擠兌而迅速惡化。金融危機是短暫的，當公眾對貨幣的額外需求放緩時危機將結束。Ferguson (2002)認為金融不穩定包括三個基本標準：（1）一些重要的金融資產價格與基礎價值嚴重背離；（2）無論是國內還是國外的市場功能和信用有效性都顯著地發生了扭曲；（3）前兩項的結果導致總支出顯著偏離（或高或低）于經濟的生產能力。Large (2003)認為金融不穩定的特征包括價格的波動性和無法預期的變動，而防止這些波動性和變動的發生則是需要面對的實際挑戰。

從學者們對金融穩定內涵的定義來看，不僅每個學者對金融穩定有自己的理解，甚至有的學者從正反兩個方面來描述金融穩定，并且大多數學者都是針對自己特定的研究目的來定義金融穩定的。盡管采用金融穩定說來定義金融穩定的內涵從邏輯上看更易為人們所接受，但由于金融不穩定說可以用明確的指標進行量化，從而有利于實證研究的開展，因此研究貨幣政策對金融穩定影響的學者大多都采用了這一定義。本文也采用這一定義，同時考慮到金融不穩定從表現形式看主要包括金融機構危機、貨幣危機和資產價格沖擊三個方面，我們主要就從這三個方面梳理貨幣政策與金融穩定的關系。盡管我們沒有選擇從權衡觀點、協同觀點和新環境假設這三個方面來研究貨幣政策與金融穩定的關系，但這三類觀點均內含于相關研究中。

三、貨幣政策與金融機構危機

相比于金融系統中的其他機構，中央銀行貨幣政策設計將會更直接地影響到銀行系統功能的發揮。Alicia García Herrero 和 Pedro del Río（2003）利用1970年-1999年期間79個國家（27個工業化國家、32個新興市場國家、20個轉軌國家）的年度面板數據，研究了貨幣政策設計（包括貨幣政策目標和貨幣政策策略）與銀行危機的關系。Alicia García Herrero 和 Pedro del Río發現，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目標與銀行系統危機呈顯著負相關，即中央銀行采用物價穩定的目標有利于降低銀行系統危機的發生。同時發現，盯住匯率的貨幣政策策略與銀行危機呈顯著負相關，即采用匯率目標制的貨幣政策中介目標有利于降低銀行系統危機的發生。進一步分析，他們還發現除了轉軌國家外，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目標與銀行系統危機呈顯著負相關，但貨幣政策策略與銀行系統危機之間則在分類樣本國家中未呈現出顯著關系。

根據Alicia García Herrero 和 Pedro del Río的研究，中央銀行采用物價穩定的目標以及采用匯率目標制的貨幣政策中介目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降低銀行系統危機的發生。因此，單就銀行危機而言，中央銀行貨幣政策應以穩定物價為主要目標，同時應選擇相對固定的匯率制度。

但De Graeve, Kick 和 Koetter(2008)的研究結論則與Alicia García Herrero 和 Pedro del Río（2003）截然相反。他們利用德國1995年-2004年的宏觀經濟數據和銀行業數據，通過建立一個統一的微觀-宏觀模型，研究了貨幣政策與銀行危機的關系，結果發現采用物價穩定的貨幣政策目標會導致金融不穩定。為了避免采用單一的微觀模型或宏觀模型而導致有用的宏觀經濟信息或微觀經濟信息被忽略掉，他們將微觀經濟因素和宏觀經濟因素相結合建立了一個統一的微觀-宏觀模型來分析貨幣政策與銀行危機的相互影響。其中，微觀經濟因素主要是涉及到銀行的七個財務指標，包括核心資本與風險加權資產比率、資產減值準備與銀行總資產比率、貸款與銀行總資產比率、表外業務與總資產比率、對數總資產、股權收益率、凈同業資產加現金與銀行總資產比率；宏觀經濟因素包括GDP增長率(Y)、通貨膨脹率(P)和3個月利率(R)。利用這一微觀-宏觀模型進行分析，結果發現，貨幣穩定并不必然導致金融穩定。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Y和P不變），如果中央銀行采取緊縮性貨幣政策（這有利于物價穩定）而提高一個標準差的利率（即一個標準差利率的沖擊），這會導致一年以后銀行出現危機的概率提高0.44%，也就是說物價穩定的貨幣政策目標會以導致金融不穩定為代價。進一步地，如果銀行的資本充足率越低，貨幣政策沖擊導致銀行出現危機的概率越大。

此外，Adrian.T 和 Hyun Song Shin(2008)將研究視角延伸至金融市場中的其他中介機構。他們認為與商業銀行相比，證券經紀商盡管規模比較小，但由于其資金來源幾乎完全是短期市場融資，因此其資產是反映市場信貸邊際供給（Marginal Availability of Credit）的最佳信號。他們研究了美國聯邦基金利率的變化與證券經紀商資產負債表規模的關系，結果發現，聯邦基金利率的降低將導致證券經紀商資產負債表規模的膨脹，相反，聯邦基金利率的提高將導致證券經紀商資產負債表規模的收縮。因此，短期利率是影響金融機構規模的最重要的因素，其變化將加劇而不是熨平金融機構資產負債表規模的波動，即采用短期利率為貨幣政策工具將不利于金融穩定。據此，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目標應該明確定位于金融穩定。

四、貨幣政策與貨幣危機

當一國發生貨幣危機時，采取何種恰當的貨幣政策加以應對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議題。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建議，出于穩定本國匯率和貨幣的目的, 應采取緊縮性貨幣政策, 即提高利率水平，以吸引資金內流或防止外資大量抽逃, 進而穩定本國匯率。但上世紀90年代末期在東南亞爆發的金融危機則對這一看似正確的建議提出了挑戰，因為危機國家基本都按照IMF的建議紛紛大幅提高本國利率水平以試圖穩定匯率和貨幣，但結果卻使本國陷入了更深的危機。從理論上講，提高名義利率水平的確會起到穩定匯率的作用，從而減少本國企業的外幣債務負擔。但是高企的利率水平也會增加本國企業的本幣債務負擔，降低企業進一步投資或者僅僅是避免破產的能力，而這又會對匯率的穩定性產生負面的沖擊。因此，為應對貨幣危機而采取提高利率水平的貨幣政策應當具備一定的條件。

Aghion.P, Bacchetta.P 和 Banerjee.A(2000)構建了一個簡單的兩期小型開放經濟的貨幣政策與貨幣危機關系模型，研究了采取緊縮性貨幣政策以應對貨幣危機的臨界條件。這一模型建立在幾個假設條件之上：（1）存在購買力平價關系；（2）存在利率平價關系；（3）資本完全自由流動；（4）企業財富是決定其投資和產出的唯一變量；（5）浮動匯率制。Aghion.P, Bacchetta.P 和 Banerjee.A首先從貨幣需求和貨幣供給的角度建立了第2期產出Y2和第1期名義匯率E1之間的關系，即

（1）

這一關系為利率平價LM曲線（IPLM），反映了貨幣角度E1與Y2之間呈負相關關系。

然后，他們從實體經濟角度，即從企業的融資和生產決策角度建立了第2期產出Y2和第1期名義匯率E1之間的關系，即

（2）

這一關系為W線，反映了實體經濟角度E1與Y2之間呈負相關關系。但與（1）式中E1與Y2非線性關系不同，（2）式中E1與Y2是一種線性關系。

當IPLM曲線和W線相交時，采用緊縮性的貨幣政策即提高利率可以有效應對貨幣危機。但當IPLM曲線和W線相切或者沒有相交時，采用緊縮性的貨幣政策將會導致宏觀經濟的進一步蕭條。若IPLM曲線和W線相交，則需滿足，可得：

，（3）

這就是為應對貨幣危機而采取提高利率水平貨幣政策有效性的條件。其中，

Aghion.P, Bacchetta.P 和 Banerjee.A(2001)將上述模型進一步放松至無限期限，研究了在存在信用約束的情況下小型開放經濟體的貨幣政策與貨幣危機的關系，結果表明：經濟體擁有外債的比例越大就越容易發生貨幣危機；無論是固定匯率制還是浮動匯率制都可能爆發貨幣危機；公共部門的不平衡會通過公共債務尤其是公共外債的擠出效應對本幣的穩定產生負面影響；如果信貸供給對利率不敏感，那么采取緊縮性的貨幣政策以應對貨幣危機是有效的；緊縮性的貨幣政策會對中期的經濟行為產生債務負擔效應，即緊縮性的貨幣政策在中期內會提高本國企業的債務負擔。

然而，Zettelmeyer(2004)在研究了上個世紀90年代澳大利亞、加拿大和新西蘭三個國家的貨幣政策變化對匯率的影響后發現，當中央銀行為穩定匯率而提高100個基點的3個月市場利率時會導致匯率水平提高2%-3%的水平，即支持緊縮性的貨幣政策的有利于穩定匯率作用的傳統觀點。但是，為穩定匯率而采取提高利率的緊縮性貨幣政策的代價是高昂的，為彌補本幣10%的貶值需要提高大約500個基點的利率。

盡管上述研究對于緊縮性貨幣政策是否能夠有效應對貨幣危機存在爭議，但有一點是學者們都接受的，即穩定的匯率是防止貨幣危機發生的必要條件。

五、貨幣政策與資產價格沖擊

盡管在過去的20年里全球通貨膨脹得到了有效控制，但是金融不穩定現象卻明顯增加，尤其是全球資產價格在急速攀升過程中伴隨著較高的波動性。Borio 和 Lowe(2002)指出從歷史上看資產價格波動通常伴隨著金融不穩定現象的發生，尤其是在資產價格上升和下降的交替過程中容易導致系統性金融危機的發生。特別是在美國房地產泡沫破滅導致本輪金融危機爆發，全球陷入自上世紀30年代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的背景下，貨幣政策與資產價格關系再度成為學者們研究的熱點。

雖然早在10多年前，以美國為代表的一些國家的中央銀行已經開始關注資產價格的波動，并懷疑這種波動是否完全由經濟基本面因素所導致，但關于貨幣政策與資產價格關系的理論研究并沒有達成一致。在眾多學者的研究中，尤以Bernanke 和 Gertler (1999)的研究引起了廣泛的關注。根據標準的經濟學理論，在存在有效的資本市場并且不存在監管瑕疵的世界中，資產價格的波動僅僅反映的是經濟基本面的變化，因此，中央銀行沒有必要對資產價格波動給予特別的關注。Bernanke 和 Gertler (1999)構建了一個考慮工資粘性和金融加速器效應的宏觀經濟模型，研究考慮或不考慮資產價格泡沫的相機抉擇貨幣政策規則如何影響宏觀經濟，結果發現，只有當資產價格可能預測未來通脹或通縮壓力的情況下中央銀行關注資產價格是有益的，否則，采用傳統的通脹目標制對中央銀行而言是最為合理的。即如果非基本面因素（包括市場心理影響和監管不力等因素）是導致資產價格波動的主要原因并且來源于非基本面因素的資產價格波動對實體經濟具有潛在的顯著影響，那么資產價格波動在某種程度上可能是經濟不穩定的獨立來源，在這種情況下中央銀行應該關注資產價格的波動。其中，資產價格對實體經濟影響的傳導機制包括財富效應、Tobin q效應、金融加速器效應等。Bernanke 和 Gertler (2001)進一步指出，嘗試穩定資產價格的努力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為中央銀行無法準確知道資產價格的變化究竟是否來源于非基本面因素，亦或基本面因素，還是兩者的結合。

當然，Bernanke 和 Gertler (1999)所建立的模型也存在著一些明顯的缺陷：（1）不是從模型中推導出貨幣政策規則，而是人為設定為考慮或不考慮資產價格泡沫的相機抉擇貨幣政策規則，然后研究貨幣政策規則對實體經濟的影響；（2）假定資產價格泡沫在破滅之前以恒定的速率增長，但實際上資產價格泡沫也許不是突然破滅，而是以一定的速率上升或下降；（3）假定資產價格泡沫存在一段時期并且在破滅之后不會出現，所以僅僅研究了資產價格泡沫對實體經濟的短期影響；（4）因為無法知道市場心理的準確影響而沒有將下期資產價格泡沫可能破滅的概率內部化，而將之內部化與僅僅將其作為外生概率所得出的貨幣政策規則對實體經濟影響的結論可能是不同的。Semmler .M 和 Wenlang Zhang(2007)在彌補上述缺陷后建立了一個動態模型，研究了在面對資產價格波動時貨幣政策的反應，結果發現，在零利率的低利率環境下，金融市場的蕭條會使得衰退的經濟更加惡化，如果為了避免陷入流動性陷阱，中央銀行不應該忽略資產價格的波動。Alexandros Kontonikas 和 Christos Ioannidis(2005)也認為無論是相機抉擇貨幣政策規則還是標準的Taylor規則，考慮資產價格波動的利率調整有利于降低宏觀經濟的波動。

六、結論性評述

貨幣政策與金融穩定的關系一直是學術界爭論的熱門話題，這反映了中央銀行在執行貨幣政策時如何確保金融穩定方面的困惑。綜合目前的研究進展，我們可以得出一些富有啟發意義的結論：

（一）金融不穩定通常來源于對一些共同因素而非特殊因素的風險暴露。也就是說，金融不穩定是系統性的危機，而非個體危機。如果金融系統中眾多金融機構按照類似的模式進行運作，金融系統就更容易在遭到共同的宏觀經濟威脅時出現危機。因此，為避免系統性金融危機的發生，首先要盡量避免金融機構的同質化運作，推動金融機構的多樣化運作無疑是重要的。

（二）物價穩定在一定條件下有利于金融穩定，但中央銀行貨幣政策不能僅僅將物價穩定作為確保金融穩定的唯一指標。根據當前的研究結論，物價穩定并不一定必然會導致金融穩定，但是，物價不穩定卻是引發金融不穩定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中央銀行貨幣政策在關注物價穩定的同時應該綜合考慮其他經濟指標或因素以確保金融穩定。為了確保一國的金融穩定，需要更深入地理解貨幣政策對經濟行為更為廣泛的影響，而不單單是對物價指數（或通貨膨脹）的影響。

（三）若要試圖建立考察貨幣政策與金融穩定關系的一致的分析框架，當務之急是必須對金融穩定的內涵建立明確且為大家所廣泛接受的定義。盡管金融穩定的內涵難以清晰地界定，但這是研究貨幣政策與金融穩定關系的前提和基礎。因此，深入探討并尋找衡量金融穩定且得到廣泛公認的一攬子指標具有重要的意義。

（四）其他尚待進一步挖掘的領域。盡管目前有關貨幣政策與金融穩定的研究文獻汗牛充棟，但仍然存在很多尚待進一步挖掘的領域。比如，目前的研究多沒有考慮到不同國家的特殊情況，沒有深入分析一國的金融自由化程度和中央銀行獨立性等制度變量對貨幣政策與金融穩定的關系所產生的影響。此外，當前的研究也沒有對不同國家所處的經濟金融發展階段加以區分，以判斷在不同階段貨幣政策與金融穩定的不同表現關系等等。這些方面都需要在未來進一步研究。

參考文獻：

1.Adrian.T and Hyun Song Shin, 2008. Financial Intermediaries, Financial Stability and Monetary Policy , kc.省略.

2.Aghion.P, Bacchetta.P and Banerjee.A, 2000. A simple model of monetary policy and currency crises,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Vol 44, pp 728-738.

3.Aghion.P, Bacchetta.P and Banerjee.A, 2001. Currency crises and monetary policy in an economy with credit constraints，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Vol 45, pp 11211150.

4.Alexandros Kontonikas and Christos Ioannidis, 2005. Should monetary policy respond to asset price mis alignments? Economic Modelling, Vol.22, pp.1105 1121.

5.Alicia García Herrero and Pedro del Río, 2003. Financial Stability and the Design of Monetary Policy, working paper, bde.es.

6.Bernanke, B., Gertler, M., 1999. Monetary policy and asset price volatility. Economic Review, fourth quarter 1999.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Kansas City, 17-51.

7.Bernanke, B., Gertler, M., 2001. Should central banks respond to movements in asset pric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and Proceedings 91, pp.253257.

8.De Graeve. F ,Kick. T,Koetter. M,2008, Monetary policy and financial (in)stability:An integrated micromacro approach，Journal of Financial Stability，Vol. 4, pp. 205231.

篇（10）

2、河北省農村信用社改革問題

3、國有獨資商業銀行上市后面臨的新問題及對策

4、資本市場與貨幣政策傳導問題

5、風險投資在中國（河北）的發展

6、河北省信用擔保機構目前存在的問題及對策

7、中國貨幣市場發展問題

8、民營銀行在中國的發展問題

9、河北省消費信貸發展狀況及問題

10、我國利率政策有效性分析

11、關于商業銀行融入資本市場的思考

12、論我國商業銀行資產證券化的難點及對策

13、中小商業銀行的營銷策略選擇

14、利率市場化對我國商業銀行的影響及對策

15、金融市場中的流動性風險與管理

16、貨幣市場基金對金融市場發展的作用

17、信息不對稱與金融市場的脆弱性

18、新時期應建立怎樣的銀企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