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政履職匯總十篇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廉政履職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一、工作上勤，率身垂范，剪挑重擔致力發展。xx鎮是xx縣的南大門，一個邊遠的較貧困的邊貿重鎮。由于區位因素，地理條件，在這個負債重，基礎設施較差的鄉鎮主政，我深感責任重大。為了這方熱土的人民致富，為了給我成長和成熟的培養地的回報，我沒有絲毫的怠慢，只有用自己的知識和智慧，做到腦勤、手勤、腳勤、眼勤，勇擔這副大家庭“家長”的重任。我經常下鄉調研，為村干部、群眾排憂解難。對特困群眾送衣送物，掌握第一手鄉情民網資料。并且在冬修水利，防洪渡汛，森林防火，支援雙搶等活動中身心士率，親自參與。對一些急、難、險、重的工作親臨一線，坐陣指揮給予解決。通過調研，運用所學知識，形成富民強鎮的計謀，提交黨政人大領導集體研究，形成黨委、政府的決策，使全鎮經濟發展，社會穩定，人們安居樂業，經濟逐步發展。

二、生活上嚴，艱苦奮斗，勤儉持家改善環境。鄉鎮是基層，基層就是基礎，鄉鎮與機關相比要清貧得多，而對于xx來說又格外突出。我在xx近七年了，從鎮長到書記，我深知xx財政的尷尬和xx機關的辛酸。我們沒有大手筆去消費的資本，也沒有打腫臉充胖子的豪言。我是一名農家子弟，我深深懂得農村的艱辛，我始終把艱苦奮斗作為“護身”“健身”的法寶。因此，我要當好這個大家長，只有與黨委、政府一班子人帶著全鎮鎮、村干部艱苦奮斗，勤儉持家。就連帶領村支書和養大戶代表到xx、xx等地參觀學習，也是省吃儉用，決不超標。外出招商引資選最便宜的賓館住，不進營業性的娛樂場所。為了節約，在“車子、杯子、機子、面子”上依章辦事，履行節約，我從未報過一分差旅費和出車補助，來客原則上在政府機關食堂招待，電話手機話費不超標，所住房子做到簡樸整潔干凈。家庭生活夫妻和睦，夫妻倆都是外地人，愛人在教育戰線兢兢業業，任勞任怨，小孩在一小讀書，家教嚴格，妻子要被縣紀委、縣婦聯評為“廉內助”。

三、作風上硬，公正清明團結同志取信于民。“打鐵還需自身硬”、“其身正，不令而行”。我是外地來xx工作的，深知“五湖四海皆兄弟”的滋味，我團結黨班一班人，當好班長，慎權慎利，公正地對待每一位同志，通過交心、談心解決心里疙瘩，民主生活會解決相互矛盾，從不行賄受賄，不跑官要官。在今年5月至7月黨委黨校學習期間，遵守學員規則，利用學習期間到省有關部門為政府爭取資金和項目，成功引進xx市xx態農業開發有限公司在我鎮帶家村落戶。我不賭博，不酗酒，不抽煙，與女同胞交往講究分寸，從不越雷池一步，在全鎮干群中取信于民，受到良好的評價。

篇（2）

一年來，我始終堅持標本兼治、綜合治理、懲防并舉、注重預防的方針，積極主動強化干部教育管理，自覺帶頭履行黨風廉政工作職責，狠抓黨風廉政建設工作責任制。

1、提高認識，落實責任。成立了局黨風廉政建設工作領導小組，對局領導班子成員黨風廉政建設工作進行了分工，明確工作目標，落實工作責任，嚴格工作獎懲。

2、加強宣傳，教育引導。切實加強反腐倡廉工作的宣傳，反腐倡廉工作做到了“常長”兩字：做到了反腐倡廉工作時時講，處處講，事事講，逢會必講，建立反腐倡廉工作長效機制，做到警鐘長鳴，常抓不懈。

3、加強學習，提高素質。廣泛開展黨風廉政建設的學習和培訓，不斷提高了干部的整體素質。年初制定了《檸檬產業局內部管理制度》之《學習制度》，規定每周一下午為例行學習時間，組織班子成員和機關干部對《廉政準則》、《廉政準則》實施辦法、《黨紀處分條例》等黨紀黨規知識的學習和培訓，并結合黨的作風建設和科學發展觀集中開展業余自學，有效地提高了機關干部職工黨性修養和政治素質，營造了一個積極向上的學習氛圍，打造了一支一生正氣、兩袖清風、業務精、能力強的干部隊伍。

4、凝聚人心，強化責任。建立健全黨風廉政建設工作機制，落實領導干部廉潔自律工作責任，增強了班子的凝聚力和戰斗力。不斷加強班子隊伍責任制建設，進一步強化制度體系，以制度激勵人和約束人，嚴格督查督辦，成立重大事項報告制度和責任追究制度。

二、廉潔奉公，勤政為民

始終堅持黨的路線、方針、政策不動搖，充分發揮第一責任人既定的領導體制和工作機制，構建層次分明，網絡健全的責任體系，充分調動各種積極因素，形成整體合力，上下一心，齊抓共管，狠抓落實，切實為人民群眾服務，為經濟發展作貢獻。

1、嚴格管理，真抓實干。狠抓建章立制，做到用制度管人，用制度約束人。堅決反對和制止各種奢侈浪費行為，嚴禁用公款互相宴請，大吃大喝，安排私人旅游。自開展建章立制以來，有效地規范了機關干部職工工作行為，增強了干部職工拒腐防變的能力。

2、召開民主生活會。在深入開展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中，我局在廣泛征求社會各界的意見和建議、班子成員之間相互交心談心，班子及成員認真查擺問題和書寫對照檢查材料的基礎上，召開了由縣委第九督導組、縣紀委參加的專題民主生活會。此次專題民主生活會，班子對照檢查材料全面深刻，剖析到位；班子之間相互批評既辛辣又坦誠，互評到位。通過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書寫自查報告，進一步溝通了班子成員和干部之間的感情，深化了認識，增強了相互協作能力。

3、建章制度，規范行為。建立和完善了《檸檬產業局內部管理制度》，堅持了民主集中制和黨管干部的原則。在選拔任用干部上實行公開、公平、公正，防止了用人上的不正之風，堅持了能者上，庸者下，平者讓的用人唯賢機制。

三、正風肅紀，杜腐防變

嚴格按照中央、省委、市委、縣委反腐倡廉文件及會議精神，切實治理腐敗滋生，從“權、錢、人”入手，抓好權力制約，資金監控、干部任用和公共權力與市場經濟行為緊密聯系領域的監督管理。

1、嚴格執行工程招標和政府采購有關規定，減少滋生腐敗的條件。

篇（3）

    我國于1994年就已經開始全面實行增值稅，并依據國際慣例，將增值稅納稅人分為兩類，一類是一般納稅人，一類是小規模納稅人。但主要是依賬簿記載進行扣稅的計算應納稅。以最大限度地保證增值稅專用發票鏈條的完整性。

    所謂小規模納稅人，是按《增值稅暫行條例實施細則》第二十四條的規定認定的，在該條規定標準以下，為小規模納稅人，其標準主要是以銷售額為一條界限，簡單概括為工業100萬元以下，商業180萬元以下。這個標準又于2009年下調為工業50萬元以下、商業80萬元以下。

    而對一般納稅人，則無明確的定義，《增值稅暫行條例實施細則》第十一條用一個括號對這一類納稅人進行了解釋，原文是“小規模納稅人以外的納稅人（以下簡稱一般納稅人）……”。

    按人們平常語言習慣來講，一般的情況，應該是最普遍的情況，因而所謂的一般納稅人，應該是增值稅納稅人的主體；反之，小規模納稅人應該是納稅人特殊情況。這也應該是新的增值稅條例設計的原始動機。但實行情況卻相反，一般納稅人只占增值稅納稅人總數的約8%，成了“特殊的”納稅人，而占增值稅納稅人九成以上的“一般的”納稅人，卻成了特殊納稅人，即小規模納稅人。

    之所以產生這情況實際與設計相反的原因，就在于增值稅專用發票非常重要，卻又難于管理，為了管理增值稅專用發票，不得不減少了一般納稅人的數量。是實際的管理環境導致了現行的管理狀況。

    （二）增值稅納稅人的負擔率

    增值稅負擔率，指納稅人應繳納的增值稅占其銷售額的比重。計算公式為：

    增值稅負擔率=一般納稅人應納稅額÷銷售額×100%

    增值稅負擔率在理論上分為名義負擔率和實際負擔率。名義負擔率就是《條例》規定的征收率，稱為法定征收率，也稱為法定負擔率，法定稅負。實際負擔率是稅收征管實踐中國稅部門實際征收上來的稅款與納稅人實際的銷售額相比得出的負擔水平，也稱為實際稅負，或實際負擔率。也即：

    毛利率=不含稅毛利額÷銷售額=一般納稅人增值稅負擔率÷17%

    如果納稅人的毛利率為10%，則其增值稅負擔率為1.7%；反之，如果知道納稅人的增值稅負擔率為1%，則可推知其毛利率為5.88%。

    依筆者多年從事稅收管理中的經驗，除了個別經營新產品、專賣產品、高科技產品或相對壟斷產品外，批發行業的毛利率大多在1%-10%之間，更多地集中在1%-5%。目前河南省全省批發行業一般納稅人增值稅負擔情況見表1：

    

    表1顯示，三年來，河南省批發行業一般納稅人平均增值稅稅負為1.09%、1.2%、1.45%，可依此推算出河南省批發行業的平均毛利率為6.41%、7%、8.53%。

    從鄭州市批發行業一般納稅人的增值稅負擔率可以推算出鄭州市批發行業的平均毛利率只有4.65%、5.3%、5.64%。個別納稅人的負擔率更低，1997年平均為0.24%，可倒算出批發毛利率不過1.41%（見表2）。

    

    對批發經營來說，同一種類商品的進貨渠道雖有不同，但經過競爭，進貨價是趨同的。在同一個市場中，同類同質商品的銷售價格不可能差別太大。因此，在經營上，不論是一般納稅人，還是小規模納稅人，各家進銷貨差率也應該是逐漸趨向不相上下的。既然批發行業一般納稅人的毛利率全省平均不過6.4%，鄭州市平均更是只有4.6%，最低的甚至僅為1.4%，那么小規模納稅人的毛利率也應是與此接近或一樣。這樣，其3%的法定征收率就遠超其行業平均毛利率。表3顯示，3%法定征收率占毛利率的比重較高，少的也是47%，多則達214%。

    

    如果按這樣的負擔率征收的話，可以想見，那必是征一戶死一戶，征一片死一片，征一市死一市。而現在有那么多的批發市場依然存在，市場中九成又是小規模納稅人，說明批發市場中的小規模納稅人沒有按法定征收率納稅。從稅法的角度說，這些小規模納稅人都是在“偷稅”。

    

    （三）現實稅收征管情況

    就全國來說，有1400多萬戶增值稅納稅人，只有120萬戶一般納稅人，換言之，就是有近93%的業戶是小規模納稅人。

    在全國各地批發市場中，絕大部分是個體工商戶，或小型私營企業。為了調查的方便與節約時間，本人在鄭州市選擇了一個較小的市場進行了一番調查。表4是此市場2007年到2009年三年的增值稅負擔情況調查計算表。經調查，這個市場是以批發為主，也兼零售，所有的門店，無論是一般納稅人企業，還是小規模納稅人企業以及個體工商戶，都有兩種兼營的行為，區別僅是有的以批發為主，有的以零售為主。表中一般納稅人的負擔率是按照征收時稅票所顯示的銷售額與實際征稅額統計出來的，在稅收征收管理系統上都有記錄，都能夠自動計算并合計。小規模納稅人的負擔率是法定的，其納稅額是實際入庫額，銷售額是稅票上顯示的銷售額，也是在稅收征收管理系統上顯示的銷售額與合計額。用銷售額乘以征收率，就是應納稅額，在邏輯關系上是正確的，與條例規定是一致的。小規模納稅企業和個體工商戶都是小規模納稅人，在稅收管理上的區別是，小規模納稅人企業必須建賬，稅務部門按賬征收稅款，叫“查賬征收”；個體工商戶一般無賬，實行定期定額征稅。

    

    三年來，這個市場中小規模納稅人占全市場納稅人總數的比重一直穩定在95%，與全國的這個比重基本一致。表4中，有賬簿的一般納稅人的毛利率在4%左右，無賬簿的小規模納稅人的毛利率非常高，最高近達24%，兩者相差六倍之多，低的也有16%，相差4倍多，這在現實中是不可能的。在一個市場中，作為個別商品，存在初上市與將退市之分，或利潤率極高，或虧損出售。但各家店鋪之間，經營的商品是一大類，毛利率應該是趨向一致。一般納稅人的毛利是可自由調節的，如果他們的價格能夠如此低，久而久之，就會形成洼地效應，其他小規模納稅人企業和個體工商戶是無法繼續經營下去的。相對而言，有賬簿的一般納稅人的毛利率相對具有一定可參考性，具有對所在市場整體銷售毛利率的代表性。如果將幾個增值稅一般納稅人的負擔率作為行業平均負擔率的話，從表4中可以看到，小規模納稅人增值稅征收率會高過行業實際負擔率的幾倍，甚至比毛利率還要高。可以想見，如果是按《增值稅暫行條例》和《增值稅暫行條例實施細則》的規定納稅，沒有哪一個小規模納稅人可以生存下去，而生存下去的方法只有一個：不能按規 定納稅。

    河南省的專業批發市場數量眾多，僅年銷售額達億元以上的就有138個，經營業戶少的一般為100戶多一點兒，大的市場經營者高達5000多戶，如鄭州銀基商貿城，已成為全國營業面積最大、從業人員最多、品種最齊全的服裝專業批發市場，每年交易額達150億元，其銷售面覆蓋河南全省及鄰近的河北省、陜西省、山西省。如果嚴格按條例規定征稅的話，這數以萬計的小規模納稅人就要倒閉，連帶的所雇傭人員和周邊的貨運、客運服務人員也會成千上萬地失業，所造成的混亂狀況是難以想像的，不要說國稅部門一家，就是地方政府也難以承擔如此的“重擔”。同時，這上百家市場和數萬家小規模納稅人的興旺發達，也說明了沒有貫徹條例的現象不是在一家市場，也不是國稅部門對個別納稅人的放縱、寬容與恩賜。

    在1994年稅制改革前，對商業批發征收營業稅。當時，對有賬簿的，按進銷商品差價的10%征稅；沒有賬簿的，多按其相應的經營品種、面積、人數等指標核定其經營額，再依情況相近的有賬簿經營者的毛利率作為平均毛利率，計算應計稅差額，再依法定稅率核定稅額，其負擔率與有賬簿業戶大致一樣。對被核定業戶的銷售數額不可能是完全真實的，但其依據的經營品種、面積、人數、相關企業毛利率等各項指標卻是真實的，計算方法、使用稅率、參考使用記賬企業的數據都是真實的。但稅制改革后，如果按所有真實的資料和指標來確定小規模納稅人的銷售額，再按法定征收率計算征收增值稅，批發行業小規模納稅人絕大部分負擔不起，不能經營下去。2009年，征收率降低為3%，按照調查所得到的情況，仍然是不可能據實征收。國稅局在實際工作中對批發經營小規模納稅人征稅，其負擔率只能是按以前的負擔情況延續下來，或比照同市場、同經營內容一般納稅人的負擔情況征稅。實際負擔率約等于或略高于一般納稅人的負擔率，在1%左右，納稅戶的負擔率基本上與改革前征收的批發行業營業稅負擔差不多。

    曾有定稅操作的稅收管理員在私下講，在對大部分無賬的小規模納稅人業戶定稅時，通過對市場中需要定稅戶左鄰右舍的詢問，對同一個市場中有賬簿戶的檢查，以及其他方法進行調查，也能把各個銷售商的銷售情況大致掌握。在定稅時，一般都要先把銷售額折半，再與納稅戶談，通過討價還價，最后確定一個大多數業戶都能接受的稅額。這樣的操作結果，折合實際征收率約在1%到2%之間。當然，由于增值稅法規沒有1%或2%這個征收率，也不允許對無賬小規模納稅人可以按靈活征收率，也沒有允許對小規模納稅人按進銷貨額的差價征稅的規定，國稅部門也不敢承擔有稅不征或多稅少征的“不依法征稅”的責任。為了不授人以柄，就在稅票上顯示的稅額是按與納稅人協商確定的實際征稅數，再除以法定征收率，倒算出計稅銷售額在稅票上顯示。也就是一切有據可查的資料是與稅法相一致的。稅務人員以這種方法操作，在對上級說話時，在稅收文書的書面上，是“依法”計稅，暗中通過協商對納稅人進行照顧，形成了事實上的“協商稅制”。

    有賬的小規模納稅人，如果是賬面如實記錄，國稅部門也必須按“實際數額”征稅，即按其賬面記載的銷售額按法定征收率計算稅額，那么這些小規模納稅人如實記賬、如實交稅（如表5的銷售額和應納稅額）的結果也是難以生存下去。表4中所示市場中實際毛利率尚不到法定征收率，不可能按法定征收率納稅，所以國稅部門也不敢按“實際情況”征稅。在這種情況下，唯一能讓小規模納稅人繼續生存下去的方法只有這些小規模納稅人自己去“領悟”，其按自己的負擔能力交稅、并按法定征收率換算出的銷售情況“記賬”（表4中的銷售額），國稅部門也只有默認這種現象。

    

    

    （四）個別地方的實際負擔率反而過輕

    與以上情況相反的也有，在飛機場以及其他一些高消費的場所，商品的毛利率則是出奇的高。據我們對其直觀觀察，他們銷售的商品價格比市內商鋪最少要高一倍，按市內商品零售毛利率一般為20%計，此地零售毛利率可能會達到60%，如按標準稅率計算，其負擔率應該達到10.2%之高。就是按以前年度的4%的法定征收率，也是負擔極輕，改按目前降低后的征收率，則負擔率只有依法定稅率計算的負擔率的1/3或1/4了。在對一家機場的調查中，發現有一家一般納稅人，按其2009年實際納稅額計算，他的稅收負擔率達4.7%，這比今年的小規模納稅人征收率高出近60%。但按調查及經驗判斷，機場零售大量地收取現金，而且發票使用率一般低于30%，只要收取現金，一般納稅人往往就有調節進項稅額與銷項稅額的余地。也即，這個負擔率應該低于企業的實際負擔率。

    二、高征收率的負作用

    1.處在這種高征收率執法環境中的納稅人，“依法”可能難以生存，允許其生存，國稅部門則要放縱他們“違法”。這種執法環境，無端地增大了納稅人的納稅成本，造成的結果是，這種法律“多多少少成為無用之物而沒落了”，不可能樹立對法律的尊敬與信仰，更不可能培養起應有的法治精神，與稅務機關大肆宣傳的“依法治稅”的說法大相徑庭。形成對更多的稅收法律、法規的一種誤解，認為法律都是可以討價還價的，都是可以通過搞好與稅務人員的關系而少納許多稅，形成了對稅務工作人員強大的賄賂壓力。如果遇上道德自我約束力較差的稅務工作人員，他們可能會利用這種隱性的自由裁量權對納稅人施加壓力，可能會迫使納稅人送禮送物，增大了納稅人在稅收之外的額外負擔。

    2.在與基層國家稅務局和地方稅務局稅務工作人員的接觸中，大家一致感到民眾的納稅意識在變差。從八十年代利改稅開始，到1994年以前，雖然沒有稅收征管法，雖然全體民眾對稅收的認識沒有多高的水平，雖然稅收宣傳不像現在這樣年年有，民眾對稅收的心理仍然是躲，對稅收的敵意并沒有減少，但社會納稅秩序是在逐漸好轉。自稅制改革后，稅法宣傳年年辦，已經搞了十幾年，而且每次都是一搞一個月，民眾對稅收的了解增加了，但稅收秩序卻越來越亂。大家認為，與這種“協商稅制”有極大的關系。

    

    3.國家對小規模納稅人優惠得不到落實。2009年將小規模納稅人征收率降低了25%，但河南省納稅額卻增長了18%，同期納稅戶數僅增長15%。如果說兩者還算略成正比的話，銷售收入增長達 63%則是不可能了。唯一的解釋就是，原來的銷售額被人為地大幅度地壓縮了，通過這次調整，只能說是被壓縮的幅度有所減少罷了。這把政府應對經濟危機而給全社會的優惠變成了紙上的優惠，嚴重損害了政府威信與法律尊嚴。由于國稅部門是具體的操作者，廣大納稅人并不知其中的具體情況，會把得不到稅收優惠認為是國稅部門在截留國家的優惠政策，造成社會與國稅部門情緒的對立，減弱了納稅人的遵從度。

    由上可見，現行的增值稅政策是不適當的，它明顯地損害了小規模納稅人的權利，又把這些小規模納稅人的正常經營都變成了違法行為。使小規模納稅人時刻提心吊膽，不但不敢公開自己的經營情況，甚至就是想公開也不能公開，明顯地影響了經濟發展。

    三、改革小規模納稅人計算方法，均衡小規模納稅人負擔

    稅收來源于經濟，來源于納稅人創造的財富，因此，國稅機關在依法征稅的同時，應該為納稅人創造進一步生產經營的良好環境，以利于他們專心致志地搞好經營，盡其專業能力和盡可能多的時間為社會創造更多地財富。納稅應該按能力原則，也是稅收公平的一個內涵。鄧子基教授講，“稅收四原則之一就是‘實現公平’，這個公平包含兩個方面，一是經濟公平，二是社會公平。經濟公平就是‘要通過公平稅負創造一個平等的外部稅收環境，以促進公平競爭。’而市場的公平競爭，‘要求稅收對所有的生產要素供給者一視同仁，對不同的經濟成分、不同性質的企業按同一標準課稅。’”批發行業小規模納稅的納稅能力尚不能達到其銷售額的1%，卻按3%征稅，當然是不公平的，也是納稅人最不可容忍的。

    筆者建議，取消現行的設定全國統一征收率的做法，改為按法定稅率征稅，不分一般納稅人還是小規模納稅人。對小規模納稅人設定平均毛利率區間，在不同的區域、不同的行業以及不同產品間有一定的區別，在工業、商業的零售與批發有區別。同時，給各省級稅務部門一定的權力，使其可對本地區的特殊行業或特定區域設定平均毛利率。平均毛利率一經設定，如果不調整一般納稅人的政策，不輕易變動。這樣的操作可以帶來如下七個方面的好處。

    1.可以進一步降低絕大部分批發行業小規模納稅人的負擔率。除個別壟斷行業或壟斷產品外，絕大部分批發行業的毛利率一般不到10%，如果設定批發行業的平均毛利率是10%的話，以毛利率乘以標準稅率計算出的負擔率為1.7%，較之目前3%的法定征收率下降43%，可以大大降低小規模納稅人的負擔，有利于小規模納稅人的正常發展。也與周圍國家和地區的小規模納稅人負擔率大致相近。

    2.可以做到在不同性質納稅人之間負擔大致公平，不至于畸輕畸重。平均毛利率可以按社會實際毛利率設定，也可略高一點兒，但只要合理設置，就可以保證與一般納稅人的負擔也大致相符，或是接近。如將一般批發行業的平均毛利率設為10%的話，雖說是在社會平均毛利率的較高點，但計算出來的負擔率僅為1.7%，與一般納稅人1%-2%的負擔率基本一致，這樣有利于社會公平。

    3.能夠實現區別對待。對負擔能力極低的絕大部分批發行業納稅人，毛利率可以從低。對一般的零售商業納稅人，其毛利率歷來就是高于批發行業的。對處于高利潤區域的納稅人可以讓其達到與當地一般納稅人差不多的負擔率，不至于因不建賬還要少交稅這樣的悖論發生。從而可以方便地調節個別時期、個別行業、個別產品的納稅人稅收負擔，不因其毛利率較低而需要稅務人員在“暗中”照顧，也不因其有較高的毛利率而稅收負擔比一般納稅人輕得太多。

    4.可以使基層稅務工作人員便于進行定稅等方面的操作。不會由此而陷入“或因實事求是而違法，或因追求合法而難以開展工作”的兩難境地，使基層稅務管理人員能夠更加理直氣壯地開展執法工作。

    5.不會增加財政負擔。有人撰文提出繼續降低小規模納稅人的征收率，這樣就有可能減少財政收入。如果改按以設定毛利率的方式取代征收率，實際上是以其應有的負擔能力納稅，與其現行的實際負擔率不會因此而有變化，不會造成稅收額的減少。

篇（4）

一要增強事業心和責任感。農村工作指導員從機關到基層工作，要帶著滿腔的工作熱情，全身心地投入到農村工作中來，決不能因農村工作的陌生而產生顧慮，更不能因農村工作的繁雜而畏縮不前，產生混混日子和懶散的思想，應注意樹立領導滿意和人民群眾滿意兩個目標，學會吃苦耐勞，不計個人得失，圍繞“勤”字做好文章，始終做到腿勤、手勤、嘴勤，能跑百家門，能知百家事，真正做到勤政為民、服務于民。

二要虛心當好群眾的學生。農村工作包羅萬象、涉及面非常廣，是一個學習經驗、鍛煉能力的大學堂。指導員駐村既是為了解民情、體察民意，幫助基層和群眾解決實際困難，密切黨和群眾的關系；又是讓干部在農村這個特殊的環境中更好地鍛煉自己的能力。作為農村工作指導員，在實現崗位和角色雙重轉變的情況下，務必要珍惜把握好這個機會，虛心當好群眾的學生，練好內功，厚積待發。要學習基層干部好的經驗和做法，以及兢兢業業、無私奉獻的作風；學習農民群眾那種純樸善良的平常心態，以及他們為生產、生活和生存吃苦耐勞、艱苦奮斗的那種可貴精神。同時，還必須加強指導員之間的學習和交流，取長補短，相互借鑒，切實提高駕馭農村工作的能力。

二、求真務實的作風是關鍵。

一要深入調查、掌握情況，才能在工作中游刃有余。做好情況調查，是指導員開展工作的前提和重要環節，也是幫助我們開啟農村工作之門、熟悉掌握動態的一本“活字典”。

二要盡心工作，用心服務，才能出色地當好指導員。圍繞“心”字做好文章，我認為當好指導員主要應做到“四個心”。

一為細心：就是考慮問題要深思熟慮，處理問題要謙虛謹慎，對待群眾要誠心誠意，服務群眾要細致周到，《民情日記》要詳細摘錄。尤其對調查工作，不能走馬觀花，而要深入進行，及時梳理問題；對群眾反映的問題要認真對待，做到事事有回音、件件有著落。

二為信心：就是工作中要有改革創新的銳氣和迎難而上的勇氣，尤其在解決征地、民事糾紛、計劃生育、群眾上訪等工作中，面對困難要勇于克服、認真總結不斷前進。

三為愛心：就是與群眾要手把手、心連心、交朋友，架通思想的橋梁，增進彼此感情，了解他們的需求給予“補足營養”。尤其對一些貧窮困苦、孤獨無助、殘疾無能的老黨員、特困戶、計生困難戶等農村弱勢群體，要經常上門噓寒問暖，奉獻愛心，盡力幫助解決憂難困苦，讓他們感受黨和政府的關懷和溫暖。

篇（5）

移動互聯網時代需要什么樣的智能終端？面對移動互聯網大潮，中低端手機有市場嗎？互聯網公司進軍千元智能手機市場是攪局還是主流趨勢？《計算機世界》報獨家專訪了聯發科技中國區總經理呂向正。他認為，兩大因素阻礙著中國移動互聯網向前發展：其一，手機用戶上網資費偏高；其二，手機、平板電腦等終端續電時間太短。

終端須普及

此前，美國市場研究公司Canalys預計，到2015年，售價低于200美元的智能機將占據中國智能機市場40%的份額。目前，這個份額約為25%。

中國約有2.5億智能手機用戶，約占手機用戶總數的1/4。由于價格較高，運營商補貼范圍小，消費者較難接受預付費模式等問題，多數人不愿選購中高端智能機。

“此前，智能手機的主要購買力來自中等以上收入人群。自去年聯發科技推出MT6573后，便掀起了千元智能手機風潮。現在1500元以下的智能手機約占中國智能機市場半數以上。”呂向正表示，中國市場對移動互聯網的需求剛起步，中國2012年Q1成為全世界最大智能手機市場，但是，除了3G智能手機，還有一些是EDGE（一種從GSM到3G的過渡技術）智能手機。

呂向正表示聯發科技的愿景是“提升及豐富大眾生活”。而以蘋果公司為代表的智能終端廠商，推出的iPad、iPhone等產品價格昂貴，國內一些工薪族要花好幾個月的薪水才能買到。

“聯發科技利用量產規模，降低科技產品價格，讓大部分人都可以買得起智能手機，漸漸影響品牌手機，使它們越來越便宜，從而讓中國變成人手一部手機，甚至每人擁有很多部手機。”呂向正說，今后運營商的大多數補貼政策會偏向高端手機，試圖提高ARPU（即每用戶平均收入，目前用于衡量電信運營商業務收入的指標）值。

資費要降低

“美國和日韓已經進入移動互聯時代。”呂向正說，在這些國家運營商推行4G網絡，沒有多少阻力。因為消費者已經在使用移動互聯網了，應用種類多了之后，3G網絡的帶寬自然不夠用，所以用戶對4G的需求很強烈，運營商在推廣上就會很方便迅速。三星、宏達電推出的帶LTE和4G功能的手機，在美國賣得都很好。

“而還有很多國家連3G網絡都沒有，怎么上移動互聯網呢？最多在家上Wi-Fi或者接個一般網絡。我認為內地或臺灣省的情況介于上述兩種之間。”呂向正稱，中國市場移動互聯網的發展仍然面臨兩大難題。

篇（6）

一、廉政制度的內涵及作用

所謂“廉政”即“廉潔政治”。即被賦有國家公權力的人員使用自己手中的公權力時需要秉持“官德”，廉潔地行使自己手上的公權力，真正的將公權力運用于為人民謀取公共福利的事業上，而不是通過濫用公權力為自己獲取私利。［1］廉政制度則是指為了實現“廉政“，而由國家或者組織制定的規范享有公權力的人員的一系列的行為準則。廉政制度的建設是的終極目的是防止權力腐敗。通過廉政制度的制定，廉政制度的執行，廉政制度的監督三個相互關聯、不可分割的環節共同形成廉政制度體系。由此廉政制度的適用對象是享有國家公權力的公職人員;廉政制度的制定者是國家，參與者包含被約束的公權力人員以及社會大眾;廉政制度的建設目標是為了規范公權力的行使，最終為人民謀取福利。

二、社會監督對于廉政制度建設的意義

在廉政制度的建設過程中，需要多重因素共同努力。比如說制度的建設;比如規范的權力運行機制;比如公務員任用和選拔機制;比如完善廉政制度的保障機制和懲處機制的完善;比如對于廉政制度制定、執行和完善的監督機制的實際適用……［2］如此之多的因素中，監督機制是促進廉政制度建設、執行的重要保障，而社會監督對于廉政制度的監督的意義又相對更為突出。社會監督不同于司法監督、公權力單位內部上級對下級，單位內部人員對人員的監督。相對于司法監督它具有明顯的超前性，即在違反廉政制度的事件出現之時，還未進入司法程序之前就可以介入監督。甚至在沒有出現違反廉政制度的事件出現時就是一種客觀存在的隱形監督。相對于上級對下級、人員對人員的監督，社會監督具有更為明顯的廣泛性。即社會監督所監督的對象是整個社會所有的公權力享有者，而不單獨對某一單位或者某一個單位內的公職人員，只要社會目光所及之處就有廉政制度的監督的眼睛。社會監督根據監督的人員的性質不同，又可以分為媒體監督和群眾監督兩種。媒體監督主要是指媒體作為監督者發現社會上的非廉政行為，獲取社會公眾和相關機關的關注和重視，進而對此項行為予以規制;群眾監督主要是指普通公眾作為監督者對公權力享有者的行使公權力的行為予以監督。媒體監督與群眾監督是不可分割的社會監督，一般來說媒體監督既有媒體自身發現的事件，更多的是來自于群眾提供的線索，群眾監督是媒體監督的基礎，媒體監督是群眾監督的擴張。媒體監督相比于群眾監督具有更廣泛的被認知性和被關注度，其社會效應更強;而群眾監督相對于媒體監督則具有更廣闊的社會土壤，發現問題相對來說更為全面迅速。所以有媒體監督和群眾監督共同組建的社會監督體系對于廉政制度的建設具有十分重要的約束作用。

三、增強我國廉政制度建設中社會監督作用的途徑

群眾與腐敗是天生的死敵，因為所有的腐敗最終傷害的利益都是群眾的利益。若要發揮社會監督在建設廉政制度中的重要作用，就必須從以下幾個方面做出努力。其一，拓寬群眾的參與渠道，政務公開。政務信息需要及時公開，促進信息對稱。唯有信息對稱才能夠真正的保證群眾能夠及時的參與到廉政制度建設的監督工作中來。其二，對于民眾的監督及時予以反饋。［3］現階段多有群眾監督被置之高閣的情形出現，群眾的意見在向有關部門反饋后長久得不到回應。無奈之下群眾方會尋求媒體的幫助。如此，長久以往會打消群眾監督的積極性，并會加深群眾對于公權力的不信任。是故，相關部門在接到群眾的舉報等時需要及時調查、及時反饋。其三，要對群眾的監督舉報具有行之有效的保障措施。現階段很多群眾不愿意進行監督，就是因為監督之時逞一時之快，等到回到自己的一畝三分地后往往會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民眾在對后期自己處境進行合理的預期后，就會在監督與不監督之間選擇后者。所以，接受群眾舉報的單位必須具有嚴格的保密措施，讓群眾無后顧之憂的進行監督。其四，對于比較特別的媒體監督，必須要有效的保障新聞工作者的采訪權、報道權和評論權。同時在現階段網絡如此發達的年代，要充分發揮網絡媒體的監督作用。當然也需要規范其傳播途徑。

四、結語

廉政制度的建設是一個宏大的課題，諸多因素缺一不可。社會監督作為促進廉政制度建設的一個重要環節，需要國家從多個角度予以保障，最終目的是讓所有的群眾敢說話、能說話，讓所有的媒體能夠在符合職業道德的情形下有效的對權力運行予以監督，以社會的力量促進權力運行的清明。

作者:顏穎穎 單位:浙江省溫州市文成縣紀委派駐第七紀檢組

參考文獻:

篇（7）

[第一作者簡介] 胡國柳（1968-），Hu Guo-liu男，湖南邵陽人，海南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chool，Hainan University）海南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院長、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公司治理與公司理財。海南省海口市海南大學社科群樓B-313 570228 0898-66291393

周遂（1989-），Zhou Sui男，湖南邵陽人，海南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chool，Hainan University），海南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公司金融 海南省海口市海南大學12-120 570228 13518034550

一 引言

Malmendier 和Tate（2005）[1]的關于管理者過度自信心理對投資決策影響的研究，Ben-David，et al.（2007）[2]的關于企業CFO過度自信對企業負債融資和股利政策決策的影響研究，以及Malmendier和Tate（2008）[3]的關于管理者過度自信心理對企業并購決策影響的研究，表明在現代企業中，管理者不僅較為普遍的存在過度自信心理，并且管理者過度自信心理會在很大程度上導致企業各項決策特別是投資決策出現異化。對于管理者而言，當其處在極其復雜且不確定的決策狀態下，很難對企業內外部環境有一個完全徹底的審視。管理者更多是依據相關行為因素來做出最后的判斷，而非是基于對利益最大化的考量。Cyert和March（1963）[4]認為，既然企業戰略的制定存在著較大的行為成分，那么這些決策也必然在一定程度上是對管理者價值觀的一種反映。Hambrick和Mason（1984）[5]在將管理者的認知背景及價值觀導入企業戰略決策理論研究框架中所提出來的高階理論，為我們對管理者過度自信心理的誘因研究提供了方向。

由于我國數千年來儒家思想文化的傳承以及官本位思想的延續，加之我國經濟改革目前正處在向市場經濟轉軌過渡的特殊階段，企業高層管理者有著強烈的建立政治關聯的愿望與沖動，從而在尋租活動中取得更為有利的地位，獲得更多對企業有價值的優勢資源，如更易獲得在融資市場的便利與通行證（胡旭陽，2006）[6]、政府特別補貼（潘越，2009）[7]以及管制行業的低門檻（羅黨論和黃瓊，2008）[8]。這些優勢資源的獲得，在很大程度上會使企業高管將這些“成功”歸功于其自身的“關系能力”，從而導致其心理上產生過度自信，從而導致公司相關決策尤其是投資決策的偏誤，造成企業非效率投資現象的出現。

本文以滬深兩市A股上市公司為樣本，通過對管理者政治關聯形式的不同進行了分類，同時對比分析國有與非國有企業的管理者政治關聯程度對過度自信心理的影響，對政治關聯所引發的過度自信心理對企業非效率投資的影響進行了研究，試圖探測政治關聯是否是管理者過度自信心理產生的重要原因，以及在不同產權性質下，管理者過度自信心理對企業投資造成的影響存在何種差異。

二 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說

Hambrick和Mason（1984）[5]提出的高階理論（Upper Echelon Perspective）認為，企業家在決策時所依賴的認知基礎及價值觀念，與其自身年齡、組織任期，職業背景等存在很高程度上的聯系。而結合我國實際國情，由于經濟體制改革的原因，企業管理者尤其是高層管理人員普遍地同政府存在著形式各異的關聯。對企業尤其是企業管理者而言，一方面，由于存在著政治聯系，數千年來儒家文化傳承所形成的官本位思想對于管理者的判斷思維影響更為顯著。官本位思想造成了企業家的決策時更具有政治熱情的沖動性，對于企業投資經營不是完全基于理性的經濟判斷，而是更多的受到政治考量方面的影響。另一方面，在現階段經濟體制改革與社會法制建設并未完善的現實情況下，管理者自身的“關系”網建設、特別是與政府的“關系”建設，對于公司管理者及所任職的企業而言，存在著重要的現實價值。利用自身的政治背景優勢，管理者可以借此給公司經營以及自身利益帶來更多的所謂“尋租”空間（胡旭陽，2006）[6]。因此，Krueger（1974）[9]認為，在巨大的利益面前，企業家會耗費相當一部分精力來尋求建立與政府機構以及相應官員的良好關系。一般而言，企業能夠通過政治關系的建立來獲得遠超其投入的收益。Faccio（2006）[10]通過對東南亞等國家上市公司的政治關聯度研究發現，盡管存在政治關聯的公司不一定會在業績上顯著強于非政治關聯公司，但有政治關聯的公司能更易獲得借款，也更可能在經濟蕭條時獲得政府援助。胡旭陽（2006）[6]認為，民營企業家憑借政治背景能夠更易于跨過金融業壁壘，增強其資本運作能力，有利于企業發展。余明桂和潘紅波（2008）[11]發現，當公司的總經理或是董事長之類的高管存在政治關聯時，能夠在資本市場上獲得顯著高于平均水平的融資量。

過度自信是指人們傾向于認可自己成功的可能性，同時相對忽視了自己可能失敗的風險（Langer，1975）[12]。心理學的研究表明，不同于傳統理性經濟人假設，人們在做決策以及偏好選擇時容易發生系統性偏差。特別是在判斷過程中，往往認為其自身能力會顯著高于平均的水平，產生過度自信的心理狀態（Larwood 和Whittaker，1997）[13]。這種心理狀態會導致人們對于因果歸因的判斷偏差，對于自己成功的預期過高，從而將成功的結果歸咎于自身的能力，而將失敗的結果歸咎于壞的運氣，這種自我歸因認知很大程度上強化了人們的過度自信心理（Miller和Ross，1975）[14]。Hoge（1970）[15]也發現，人們在做決策時的自信程度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其所擁有的資源及信息量水平，能夠獲得更多的資源與信息，能夠相應地提升人們的自信程度，從而增加過度自信心理產生的可能性。由此可知曉，當管理者運用其政治關聯的背景使公司獲得更多的資源與利益之時，管理者更多的會將這些成功歸功于自身的能力，從而產生并強化自身的過度自信心理。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第一個假設：

H1：管理者存在政治關聯會引發其過度自信心理。

目前我國公司高管的政治關聯形式存在較大的差異，主要分為兩類，一類是公司高管曾經在政府或軍隊任職，可稱之為官員型政治聯系；一類是曾經擔任人大或政協代表，可稱之為代表型政治聯系（文芳，2011）[16]。而之前的研究表明，管理者的過度自信行為會受到性別，工作經驗及教育背景等方面因素的影響（Lundeberg，Fox和Puncochar，1994）[17]。在政府或軍隊中，下級對上級的決策必須是無條件的服從和執行，這種情況增進了管理者的自以為是的心理。同時，擁有政府部門工作背景的管理者能夠更有效的通過建立良好的政府“關系網”獲得相應便利資源。而作為代表型政治聯系的管理者，盡管各類代表資格的政治身份為公司的發展提供了相應的便利（金融壁壘，融資便利等方面（胡旭陽，2006；余明桂和潘紅波，2008））[6，11]。但相比那些具有政府官員背景的管理者而言，他們實際上對于政府內部運作規則，以及處理與政府之間的關系等方面都遜色不少，因而管理者及其公司從政府獲得的便利資源也相對較少（盧峰，2004）[18]。這樣也影響了他們對于“關系能力”的自我歸因認知程度，從而影響了過度自信心理的形成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第二個假設。

H2：具有官員型政治聯系的管理者比代表型政治聯系的管理者更易于產生過度自信心理。

劉建成（2003）[19]研究表明，現實情況中國有企業高管并未受到法律法規嚴格的制約和監督。同時，由于國有企業高管一般都是國家直接任命或聘用，政府官員轉職為企業高管的事例較為普遍。在企業決策尤其是投資決策時，管理者的思考方式同民營企業管理者相比存在較大差異。同非國有企業相比，一方面國有企業能夠獲得更多經營上的優勢，國有企業在面臨著行業及市場準入門檻時都能獲得更多的優惠空間。另一方面，國有企業也更容易從國家獲得資金的補貼（盧峰，2004）[18]，商業銀行等融資機構也更愿意向國有企業提供資金。在此情況下，國有企業高管能夠掌控的自由現金流更加充裕。同時對于國有企業高管而言，他們更多的重視其在政治上的“功績”而非企業實際經營的業績。在這種情況下，國有企業的高管在進行投資決策時考慮更多的是追求規模等社會因素而非投資回報率等業績因素，從而容易造成投資過度的情況發生。而對于民營企業，由于企業管理者普遍具有豐富的市場經營經驗，加之管理者憑借自身的政治關聯背景，能夠在投資時獲得更多的融資方面的便利，從而獲得銀行在借款上的支持（羅黨論等，2008）[8]。這將有利于擴大民營企業的投資渠道，降低自身在同政府關系協調上的成本，增強投資信心，有效提高投資效率，緩解企業的投資不足情況。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兩個假設：

H3：對于國有企業而言，管理者的政治關聯所引發的過度自信更可能加劇企業的過度投資程度。

H4：對非國有企業而言，管理者的政治關聯所引發的過度自信心理更能夠緩解企業的投資不足。

三 研究數據與研究設計

（一）數據選擇

本文研究的樣本來自2006-2010年間滬深證券交易所的A股上市公司，在樣本公司中剔除了金融類、ST、PT類公司，同時考慮到本文需要使用到盈利預測數據以及公司高管個人政治關聯的數據，還剔除了未能對準確報告盈利預測變動的公司和公司董事長、總經理個人信息不完整的公司。另外本文還剔除了相關財務數據缺失以及公司董事長或總經理發生變動的公司，最終得到1635個樣本觀測值。有關盈利預測數據及其他財務數據來自國泰安數據庫，公司高管政治關聯及其他背景相關數據來自手工收集。同時，對于投資模型的相關變量在1%和99%分位數處做了Winsorize處理。

（二）變量定義

1.管理者過度自信指標的定義

通過對現有文獻的整理，對過度自信指標的度量方式主要是：（1）CEO持股及行權情況（Malmendier和Tate，2005；郝穎等，2005）[1，20]；（2）企業盈利預測偏誤（姜付秀等，2009）[21]；（3）CEO的薪酬比例（hayward和Hambrick，1997）[22]；（4）企業并購頻率（Doukas和Petmezas，2006）[23]；（5）對CEO的前景預測調查樣本（Ben-David et al，2007）[24]；（6）其他指標，如企業景氣指數（余明桂等，2006）[25]。從樣本數據選擇可操作性以及邏輯性出發，本文選取企業盈利預測偏誤作為過度自信的衡量指標，認為當企業本年度凈利潤實際增長率低于預測的凈利潤增長率的情況下，企業高管存在過度自信心理。

2.管理者政治關聯指標的定義

對于政治關聯指標的衡量，過去的文獻大多僅僅是簡單的判定企業的高管如董事長或者總經理是否是前任的政府官員、人大或政協代表（Li等，2008；潘紅波等，2008）[26，11]。而這種判定一方面沒有考慮到擔任政府官員和人大政協代表這兩種政治關聯形式對于高管個人的認知判斷能力的影響，另一方面也沒有考慮到不同政治層級的經歷對于個人經歷所帶來的影響。因此，在借鑒梁萊歆和馮延超（2010）[27]以及文芳（2011）[16]對于政治關聯指標的度量方式，本文對于管理者政治關聯的度量分為官員型政治關聯（Political-gy）和代表型政治關聯（Political-db）。其中，官員型政治關聯按照公司高管所工作的單位行政級別劃分為省部級、地市級、縣級及縣級以下，相應的分別賦值4、3、2、1。同時考慮到管理者曾擔任的領導崗位的不同，將其劃分為正職、副職及工作人員，相應賦值為3、2、1。最終將兩項指標相乘即為相應的官員型政治關聯的變量值。代表型政治關聯則按照其所擔任的人大或政協代表層次分為國家級、省級、市級和縣級，相應的賦值為4、3、2、1。同時考慮到其是否在相應的人大或政協機構擔任相關職務，分別賦值為2、1。將這兩項指標相乘即為相應的代表型政治關聯的變量值。

3.投資效率

本文借鑒Richardson（2006）[28]的預期投資模型來估計公司的投資效率，通過模型〖 Caie〗_t = β_0+β_1 Grow_（t-1）+β_2 Caie_（t-1）+β_3 Debt_（t-1）+β_4 Cash_（t-1）+β_5 Return_（t-1）+β_6 LnAge_（t-1）+∑_（t=2006）^2010?〖Year+∑_（t=2006）^2010?〖Industry+〗 γ_t 〗

其中Caie為因變量，本文定義為企業投資支出同期初資產比。本回歸模型的擬合值即為期望投資規模（exinvest）。通過對計算出來的殘差項進行分組，我們從大到小排序分為四組，其中最大值為投資過度組（inv_dum=1），最小值為投資不足組（inv_dum=-1）。這兩組即是我們研究所要考慮的非效率投資樣本。

4.控制變量

本文對于相關可能會影響管理者視野判斷能力的相關因素，如年齡，學歷以及是否董事長和總經理兩職合一等指標進行了控制。同時對于可能影響企業投資規模的相關因素也同樣進行了控制。相關變量詳情見表1。

（三）模型的建立

1.管理者政治關聯同管理者過度自信的模型

本文對于假說1和假說2的檢驗，構建如下的模型進行回歸分析：

logit（〖Over-con〗_t ）=γ+δ_1 〖（Political-gy）〗_t+δ_2 （〖Political-db）〗_t+Controls_t+ε_t

由于過度自信變量為二元啞變量，采取Logistic回歸模型來分析政治關聯對于管理者過度自信心理的影響。考慮到政治關聯是過度自信心理產生的重要因素，預期政治關聯指標與過度自信顯著正相關。同時，由于考慮到對于具有官員型政治關聯的公司高管更易于產生過度自信心理，預期δ_1>δ_2>0。

2.基于產權性質下，政治關聯，過度自信與非效率投資的檢驗模型

本文對于假說3和假說4的檢驗，構建如下的模型進行回歸分析：

Caie_t=μ_0+μ_1 〖（Political）〗_（t-1）+μ_2^abs 〖（〖inv_dum〗_（t-1） ）*（Own-dum）*（Over-con）〗_（t-1）+μ_3 〖inv_dum〗_（t-1）+Controls_（t-1）+σ_（t-1）

預期μ_1>0，表明管理者的政治關聯背景會引起企業投資規模的擴大。同時，當企業過度投資時（〖inv_dum〗_（t-1）=1），對國有企業（Own-dum=1）而言，預期μ_2>0，而對非國有企業（Own-dum=-1），預期μ_2

四 實證檢驗結果與分析

（一）變量描述性統計

表2提供了相關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我們發現，我國官員型政治關聯也是顯著存在的，但根據平均數3.4701和中位數6來看，高級別官員從政府轉向企業的并不多，這說明在我國，手握重權的官員被派往企業任職或是下海經商情況并不普遍。但代表型政治關聯的數據顯示，我國的上市企業高管很熱衷于花費精力去獲得更高層次的人大或政協代表職務。對他們而言，這樣不僅可以增加其社會交往網絡，同時也可獲得所謂的“政治護身符”。

（二）政治關聯同過度自信相關性檢驗結果與分析

表3是本文對政治關聯與過度自信的回歸模型所得出的結果。其中，LogitA是單獨考察官員型政治關聯同管理者過度自信的相關性影響；LogitB是單獨考察代表型政治關聯同管理者過度自信的相關性影響；LogitC是考察官員型政治關聯同代表型政治關聯共同對于管理者過度自信的影響。結果表明，無論是官員型政治關聯還是代表型政治關聯，都將顯著地影響到過度自信心理的形成，logitA和LogitB中政治關聯同管理者過度自信的相關性都在5%的水平上顯著。而在同時考慮兩種政治關聯形式對于管理者過度自信的LogitC中，結果也都在5%的水平上顯著，這說明無論在何種情況下，管理者的政治關聯背景帶來的所謂“關系能力”的提升，將較大程度上影響管理者過度自信心理的形成。同時，通過對比兩種政治關聯形式同管理者過度自信心理的相關性水平，我們發現，相比較那些僅僅是擔任人大或政協代表的管理者而言，那些具有從政經歷等政治關聯的背景，特別是曾經擔任政府官員領導的經歷的管理者，由于自身具有從政經驗以及熟悉政府各方面運作規則，在其擔任企業高管之時，更容易同政府建立良好關系，獲得來自政府對企業更多的扶持便利。在自我歸因心態的影響下，更能促進了其過度自信的心態形成。實證回歸結果可以發現，在3個Logit回歸中，官員型政治關聯對于過度自信的相關性影響水平都顯著高于代表型政治關聯對過度自信的相關性影響水平，這一結果也支持了本文的假設二。

（三）基于產權性質下，管理者過度自信與非效率投資的檢驗結果與分析

無效投資的估計方法與結果

通過借鑒Richardson（2006）的研究，我們通過計算預期投資模型的估計殘差項，以此作為衡量企業無效投資的指標。表4是對于無效投資變量的回歸結果報告，表5是對無效投資額估計值的描述性統計。

回歸結果與分析

表6和表7的回歸結果分別報告了基于不同的產權性質，在投資過度和投資不足這兩種非效率投資發生情況下，管理者的政治關聯背景，以及由于政治關聯背景引起的管理者過度自信心理對于投資效率的影響作用。從表6和表7的回歸結果中可以看出，管理者的政治關聯背景同投資規模（Caie）都呈現了顯著的正相關關系。對此可能的解釋是，一方面，政治關聯背景給企業帶來了更多投資的便利環境，增強了管理者的信心，從而促使企業更有動機與條件進行更多的投資。另一方面，由于具有了政治關聯背景，企業管理者在考慮到投資決策時更注重政治考量因素，從而造成無效投資的發生。同時，我們從表6的分樣本檢驗情況可以發現，在企業過度投資的情況下，管理者過度自信心理會顯著的加劇企業過度投資規模，同時，相較于非國有企業的管理者來說，國有企業的管理者所產生的過度自信心理對于企業投資規模的影響更大（0.0516

五 結論

相較于不具有政治關聯背景的管理者而言，具有政治關聯背景的管理者所能獲得的資源更多，在投資時面臨的相關門檻約束也越小，從而更容易引發其過度自信心理，同時在政治目標與利益的驅使下，擴大企業投資規模，從而影響到企業投資的有效性。實證結果表明，政治關聯背景對于過度自信心理確實有促進作用，同時，有過政府工作經驗等的管理者比擔任人大代表等的管理者更容易產生過度自信心理。研究結果還表明，政治關聯背景所引發的過度自信心理對于企業投資呈正向促進的作用。

本文的啟示與建議在于，證明了在我國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政治關聯背景是誘發管理者過度自信心理，從而影響企業投資效率的重要因素。解釋了為何在企業通過管理者政治關聯背景獲得經營便利資源的情況下，仍然存在著公司績效低下的問題。盡管在目前市場經濟制度建設不完善的條件下，政治關聯能夠緩解一部分由于制度約束所造成對企業經營上的困境。但政治關聯背景使公司及公司管理者更易受到政府干預以及管理者政治需求的影響，盲目擴張企業投資，導致企業投資效率低下，降低企業績效。同時政治關聯導致企業管理者更為注重“關系能力”建設，而忽視了對于企業長遠的核心能力的研發，不利于企業在建設愈發完善的市場經濟中取得長久的發展。文章意義在于，在未來的政企關系改革中，政府以及企業管理者等各方利益相關者應當對政治關聯采取更為全面理性的認識，從而建立起可供企業健康發展的公平競爭制度環境，實現我國資本市場的良性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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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對照《教師法》、《義務教育法》、《教師職業道德規范》的每一條每一款，認真查找問題主要有幾點：

⑴工作作風不扎實，業務上不鉆研

對于已教過的初三知識，從不深挖有哪些問題和不足，授課過程中對于一些解決不太好的問題就放過去了，也不主動與老教師討論交流，不能把工作做實、細.經常圖個省事.照搬照抄，只是想只要完成應付了就算了.在工作中遇到繁瑣、復雜的事情，有時會采取逃避的態度.缺乏一種刻苦鉆研的精神.

⑵滿足于現狀，學習不夠積極主動

對于一個黨員來說，我對自己的要求不夠嚴格，未能起到模范帶頭作用，對于取得的一點成績，沾沾自喜，且不知自己乃井底之蛙，更是不知深淺的覺得自己現有知識和業務能力足以應付學生.對于業務學習，政治學習不夠而且經常拖沓，不按時完成學習任務，對于一些理論知識，政策法規也是一知半解，在新型形式下新的教育理論知識學習不夠，鉆研不深.尤其是學習筆記上字跡潦草，質量和數量都不能保證.

⑶工作上缺乏耐心和技巧，方法單一

學習不夠加之性格急噪常常在處理學生問題、整頓班風紀律、鼓動激勵學生，與家長溝通上缺乏耐心和工作方法，簡單粗暴導致教育效果不好，經常事倍功半。

⑷創新意識不夠，固步自封

工作上滿足現狀，熱情不很濃，創造性的思路不寬、不多，不能創造性的開展工作常是"穿新鞋走老路"尤其體現在備課和教法上，常是老一套對待新學生。

二、分析原因

(1)思想態度上

思想上松懈導致態度上不端正，上進心不是很強，得過且過.

(2)行為習慣上

我平時工作習慣和紀律上較為散漫，不能及時完成作業和任務是我常年形成的一個壞習慣，愛拖拖拉拉，丟三落四.

三、整改措施

(1)加強學習

無論是業務還是政治方面都要認真學習，用理論來指導實踐.更應在學識方面提高素養，作為一名語文老師需要廣博的知識和深厚的文化底蘊，不能滿足現狀，不斷充電，與時俱進以求適應新形勢下新教育發展的需要.

(2)改變習慣

多年形成的壞習慣意識到就要下決心改正以后對工作絕不拖拉，絕不應付，認真及時，保質保量

篇（9）

為什么傳統企業會如此焦慮？

這一批的焦慮癥人群主要是來自傳統企業，絕大部分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第一批受益者或者說是既得利者。他們的年齡橫跨40~60歲期間，在這一期間他們的整個心智模式已經非常成熟穩定，對于新生事物的接受程度要低于更年輕的族群，當互聯網特別是移動互聯網的發展遠遠超過他們的認知水平時體現出來的就是無助感上升，而比外部環境更令他們痛苦不堪的是內部組織架構的僵化和流程產生的羈絆。

焦慮癥并不是什么壞事，在《一等一的瘋狂》里，精神學教授認為，抑郁、焦慮事實上能提高患者素質，讓他們更富有創造力、現實感和韌性。實驗中，焦慮者更清楚自己控制局面的節奏。對傳統企業老板來說，最可悲的不是患上了互聯網焦慮癥，而是患上了夜盲癥，面對互聯網一片茫然這才是最可怕的。

如何治療互聯網焦慮癥？

面對互聯網的滾滾大潮，傳統企業老板們如何才能治愈好焦慮癥乘風破浪前行呢？老兵給這位老板開出了三劑藥方供他參考，也希望給到其他的傳統企業老板一些啟發。

1.建造小船。

當你的電商部門需要請一筆上萬元的營銷費用卻需要蓋N個章，走N個流程，十天半個月才能拿到款時，當你的銷售團隊在抱怨互聯網客戶如何質量低下時，當你遍布全國的經銷商渠道集體抵制互聯網客戶時，當你想要改進一項產品專門特供給互聯網用戶卻發現現有產品線根本無力調整時.......當你碰到這些問題時，能不焦慮嗎？你的企業太需要一場自我的革命了。

在互聯網時代，原本看起來高效的傳統業務流程設計都變得極其低效，原本看起來是最大優勢的渠道資源反而成為束縛你變革的絆腳石。所謂船大難掉頭，這個時候，老板們最需要做的是建造可以快速突擊的艦艇，這只小船一定是脫離母體獨立生存的，不依附于原有的渠道和業務體系，只有脫離母體存在，它所受到的阻力才是最小的。這只小船的掌舵人也應該是老板個人，它的最大使命應該就是以互聯網作為最底層的應用工具去干掉原來的渠道、原來的業務流程。

2.找到風口。

雷軍說，“只要站在風口，豬也能飛起來”。但是他沒告訴你的是，豬是站在逆風口好還是順風口好？玩過風箏的人都知道，只有逆風飛行的風箏才能飛起來，順風是永遠飛不起來的。那么，對傳統企業來說，什么才是你的互聯網風口呢？

老兵一直認為，未來能顛覆傳統行業的有兩類人，一類是沒有行業經驗的門外漢，因為沒有經驗，無知者無畏，所以也就沒有了原有行業條條框框的束縛，這一類最典型的莫過于小米、從互聯網跨界到了手機業；另一類是產業鏈內部的規則破壞者，破壞了舊秩序，同時建造了新世界，而它們也往往能實現彎道超車，這一類最典型的當屬尚品宅配、通過提供免費量尺設計服務打破了定制家具行業的收定金模式，并通過電商業務在短短幾年便成為這個行業的領導者。對傳統企業來說，最好的風口圍繞用戶痛點，去挖掘用戶的核心剛需需求，去破壞自己及這個行業的規則，要做一只逆風飛翔的風箏。

3.緊隨大潮。

篇（10）

【正文】

20世紀后期，非政府組織作為一種社會力量在世界范圍內得到迅速發展。有關實證分析表明，非政府組織已在各國形成一個與政府部門、私營企業部門相并立的“第三部門”，美國學者塞拉蒙甚至把非政府組織的崛起視為一場全球性的“社團革命”，并認為，“‘全球社團革命’對20世紀晚期的意義，也許正如同民族國家的興起對于19世紀晚期的意義一樣重大”。[①]

誠然，非政府組織的發展、壯大，以其廣泛的影響發揮著積極作用。但同時，我們也必須看到這種新生力量在國家和社會生活中所產生的弊病。事實上，由于非政府組織作為一種社會力量具有高度的團體性、自治性和組織性，政府對其的控制力量較弱，致使它極容易從事違法犯罪活動，實施擾亂社會秩序甚至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這方面的例子并不在少數。眾所周知的各種組織、恐怖活動等，就是這種惡果的極端表現形式。

因此我們認為，研究非政府組織，不僅要從政治學、社會學等視角進行探討，還要從法學的視角進行研究；不僅要從民法、刑法等部門法以及單行法的規定來分析，更要從憲法、行政法乃至國際法的層面來探究。本文擬以俄羅斯聯邦為例，探討其聯邦法律對非政府組織的規制，包括：非政府組織登記和活動程序方面的規定，非政府組織資金來源和使用方面的規定，非政府組織法律責任方面的規定，等等。應當指出的是，自“非政府組織法”生效以來，俄羅斯聯邦明顯加強了對非政府組織的法律規制。研究并分析俄羅斯聯邦非政府組織立法的經驗和教訓，將為我國在非政府組織問題上相關法律的制定、修改和完善提供有益的啟示。

一、俄羅斯聯邦對非政府組織的法律規制

（一）俄羅斯聯邦的非政府組織立法

非政府組織是“戈爾巴喬夫改革”時期實施社會生活“民主化”的產物[②]。蘇聯解體前后乃至格魯吉亞等國爆發“”以前，俄羅斯聯邦境內就存在著數量眾多的非政府組織，并以其所代表的利益和作為團體的影響力，影響著俄羅斯國家和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與此相適應，1993年底頒布的俄羅斯聯邦現行憲法第13條宣布，“在俄羅斯聯邦，承認政治多元化和多黨制”。第30條宣布，每個人都享有自由組成社會聯合組織的權利，其中包括組成工會組織以維護自身利益的權利。[③]依據其制定的《俄羅斯聯邦社會聯合組織法》把多黨制的憲法原則予以具體化了。例如，其第3條規定，俄羅斯聯邦公民有權根據自己的意愿，并且無須國家權力機關和地方自治機關的事先批準，成立社會聯合組織。俄羅斯聯邦公民也有權在遵守其章程規定的基礎上加入社會聯合組織。第7條指出，社會聯合組織的法律組織形式可以是社會組織、社會運動、社會基金會、社會機構、社會自治機關。而其中的社會組織又包括政黨、工會、婦女、青年組織等，社會運動包括具有政黨性質的社會政治運動。[④]

《俄羅斯聯邦社會聯合組織法》第4條進一步規定，“公民結社權的內容及其基本國家保障，各種社會聯合組織的地位及其成立、活動、改組和取締的程序，均由本聯邦法律、俄羅斯聯邦民法典和其他單個種類的社會聯合組織法予以規定”。“與某些種類的社會聯合組織（政黨、工會聯合會、慈善組織等社會聯合組織）成立、活動、改組和取締相關的特點，可以由依照本法通過的專門法律予以規定。在專門法律通過之前，上述社會聯合組織的活動以及專門法律不予以調整的那些社會聯合組織的活動，均由本聯邦法律予以規定”。

依照《俄羅斯聯邦社會聯合組織法》的上述規定，國家杜馬于1995年12月8日通過了《俄羅斯聯邦非商業組織法》。[⑤]該法第2條規定，不以追求利潤為其活動的基本目的，其成員之間也不分配利潤的那些組織為非商業組織。為了達到社會、慈善、文化、教育、科學和管理的目的，為了保護公民健康，發展體育運動，滿足公民需求和其他非物質需求的目的，為了保護公民和組織的合法權益，解決爭議和沖突，提供法律幫助，以及為了旨在獲得社會福利的其他目的，可以成立非商業組織。

同樣，依照《俄羅斯聯邦社會聯合組織法》的上述規定，時任俄羅斯總統職務的普京又于2001年7月11日簽署聯邦法律第95號令，批準了《政黨法》。[⑥]

除上述三部法律對非政府組織的組織與活動做出詳盡規定外，《俄羅斯聯邦民法典》、《俄羅斯聯邦刑法典》和《俄羅斯聯邦行政違法法典》等部門法，《慈善活動和慈善組織法》等單行法律以及《秘密行政區域單位法》等其他法律，也含有對非政府組織進行法律規制的內容。它們構成了俄羅斯聯邦的非政府組織立法。

（二）俄羅斯聯邦非政府組織的法律責任

《俄羅斯聯邦社會聯合組織法》、《俄羅斯聯邦非商業組織法》、《政黨法》以及其他的聯邦法律文件，對非政府組織的法律責任做出了下述三個方面的規定：

1、對非政府組織實行分類調整

《俄羅斯聯邦社會聯合組織法》規定，該法“適用于根據公民動議成立的一切社會聯合組織”，還“適用于外國非商業、非政府性社會聯合組織在俄羅斯聯邦領土上成立的結構性分支機構（組織、分部、分社或代表處）的活動”。“但是，宗教組織、商業組織以及由宗教組織、商業組織成立的非商業性聯合會（協會）除外。”

《俄羅斯聯邦非商業組織法》進一步規定，該法“適用于俄羅斯聯邦境內成立的或正式成立的一切非商業組織。但是，本聯邦法律和其他聯邦法律另有規定的情況除外”。該法還規定，它“不適用于消費合作社。消費合作社的活動，由俄羅斯聯邦民法典規范、消費合作社法、其他的法律和法律文件予以調整”。該法的某些條款還“不適用于宗教組織”。

1997年頒布的《慈善活動和慈善組織法》[⑦]和2001年頒布的《政黨法》，是俄羅斯聯邦專門調整慈善組織的組織與活動、政黨的組織與活動的聯邦法律。

可見，俄羅斯聯邦對非政府組織的法律規制，多用頒布單行法的方式，實行分類調整，從而形成了主要依靠單行法律統一調整，而其他的相關法律予以配合調整的態勢。這樣既便于對非政府組織進行法律規制，也便于確定其法律責任。

2、對非政府組織進行全方位的法律規制

俄羅斯聯邦的非政府組織立法，規范了非政府組織成立、運行和取締的全過程，包括：非政府組織的法律地位、組織形式和組成，非政府組織登記、成立、改組和（或）取締的程序，非政府組織的權利和義務，非政府組織的活動原則、活動限制及其活動范圍，非政府組織的國際聯系，國際性社會聯合組織，違反各種非政府組織立法的法律責任，等等。總之，俄羅斯聯邦法律對非政府組織的規制是相當系統、詳盡和縝密的。而這些無疑又都是保障非政府組織能夠在法律范圍內合法地從事活動的必要前提，也是俄羅斯政府對非政府組織進行管理和法律監督的重要依據。

3、對違反非政府組織立法的法律責任做出具體規定

對于非政府組織的法律責任，可以《俄羅斯聯邦社會聯合組織法》為例加以說明。該法第五章以專章的形式，用四個條款詳細地規定了違反各種社會聯合組織立法的法律責任。第39條規定了平等責任原則，即國家及其機關、社會聯合組織和每個公民應當對該法及其他單個種類社會聯合組織法的遵守情況平等地承擔法律責任。第40條規定，國家機關、地方自治機關及其公職人員違反該法及其他單個種類的社會聯合組織法而給社會聯合組織造成損失的，應當承擔刑事責任、民事責任和行政責任。第41條規定，社會聯合組織在違反俄羅斯聯邦立法時，應當依照該法和其他法律的規定承擔責任。值得注意的是，本條款特別規定了在不享有法人權利的社會聯合組織違反俄羅斯聯邦立法時責任的承擔方式，即由這些社會聯合組織領導機關的組成人員對上述違法行為承擔責任。第42條規定了中止社會聯合組織活動的條件、程序以及救濟途徑。

二、俄羅斯聯邦對非政府組織法律規制的新發展

（一）俄羅斯聯邦對非政府組織法律規制新發展的成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