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網絡概念匯總十篇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生態網絡概念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中圖分類號：G642.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9324（2013）45-0251-02

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的第30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12年6月底，我國網民數量達到了5.38億，手機網民規模達到3.88億，網民中10～29歲占到網民總數的55.6%，而這個年齡段的主體是學生，尤其是大學生。作為“第四媒體”的網絡已成為大學生賴以生存的“第二空間”，深刻影響并改變著他們的生活方式、學習方式和價值觀念。互聯網是一把“雙刃劍”，既能促使大學生成為健康向上的“天使”，也能誘使他們成為墮落沉淪的“魔鬼”，導致大學生價值取向的偏離和人文精神的缺失。因此，如何應對高校網絡文化生態中出現的問題，探討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引領高校網絡文化生態健康、良性發展成為全新的時代課題。

一、高校網絡文化生態及特征

1995年，網絡激進主義者J.P.Barlowo結合生態學與網絡環境，首次把網絡看做一個動態生態系統，將網絡與生態學聯系在一起。在我國，“網絡生態”一詞由田震宇在1998年《網絡生態》一書中首先提出，而“網絡生態系統”這一概念最早是張慶峰在2000年的《網絡生態論》一文中提出。2004年，蔡志文的《淺論網絡生態危機的表現及其文化之源》從文化的角度分析了網絡生態危機產生的根源。“網絡文化生態”這一概念由沈望舒于2007年在《網絡文化生態遭遇危機》中首次提出，但并未給出明確的概念闡釋。

綜合網絡社會學、生態學、文化學的相關概念，高校網絡文化生態特指以互聯網為基礎、以數字媒體技術為依托、以互動和創新為核心，與大學文化密切相關的網絡文化現象的總稱，是一種具備自主調節、自主適應功能的生態復合體。高校網絡文化生態是大學文化生態與網絡文化生態相互交叉、共融而生的一種帶有獨特高校精神的新型網絡文化生態，具備網絡文化生態的一般屬性，但比傳統意義上的高校文化生態內容更豐富、更廣泛，也比一般網絡文化更具深層次意義。研究高校網絡文化生態就是利用生態學的視角去研究高校網絡文化，力求使網絡生態平衡、和諧。

二、高校網絡文化生態失衡現象剖析

網絡文化的后現代特性是高校網絡文化生態失衡的動因。后現代主義的價值觀念和思維方式代表了一種激進的情緒，Web 2.0時代的網絡文化體現出強烈的多元化、個性化、草根性、去中心化等后現代特性。受此影響，部分大學生網絡行為表現出“否認權威、抵制崇高，挑戰社會公認的舉止規則，漠視知識體系和既往生活經驗的積累，傾向于一種與傳統道德規范相違背的身體的狂歡和冒險”，在對待一些偏離或違背社會規范要求的行為，則表現出過多的“寬容”和“理解”，甚至是崇拜模仿的態度。因此，當高校網絡文化遭遇不良文化內容的侵蝕、畸形文學的滲透，當各種“標新立異”的媚俗文化在本質上越來越遠離人文精神，當越來越多的網絡惡搞和網絡炒作給大學生以不良的角色暗示，再加上網絡空間自身的喧囂與浮躁，高校網絡文化建設中對大學生人生信仰和價值觀教育的淡化甚至缺失，已成為不可漠視的事實。

大學生心智尚未成熟是高校網絡文化生態失衡的內因。大學生正處于人生觀、價值觀形成的關鍵時期，他們容易接受新鮮事物，有很強的開放意識和創新觀念，但還是一個文化批判能力不強、文化價值判斷能力相對薄弱的群體。網絡內容良莠不齊、紛繁蕪雜，特別是其中的不良文化容易產生累加的“蝴蝶效應”；網絡世界的虛擬性和匿名性以及大學生個性張揚的特點，使一些大學生的網絡行為表現出戲劇性、肆意性、侵犯性等特點，種種非理性的言論層出不窮，甚至造成在一些大是大非問題上的片面和偏激，這極大沖擊著當代大學生的道德價值取向，容易導致其道德責任感的缺失、自我約束力的下降以及自由意識的泛濫。

大學生個性的雙重性導致高校網絡文化生態失衡現象愈演愈烈。受后現代主義的影響，一些大學生排斥國家傳統文化的主流觀念，但在對待一些偏離或違背社會規范要求的行為，則表現出過多的“寬容”和“理解”甚至是崇拜模仿的態度。一方面，大學生試圖通過標新立異來張揚自我，凸顯個性；另一方面，他們試圖用與眾不同來掩蓋和彌補自身的不足，緩解內心的不安。在這種雙重機制的作用下，大學生在創造、分享網絡文化產品的過程中，他們的道德準則和評判標準常會與傳統社會道德體系背道而馳。

三、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引領高校網絡文化生態良性發展

1.以正確的輿論為導向，構建文明高雅的高校網絡文化生態系統模型。堅持把弘揚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作為高校網絡文化生態的靈魂，提升高校網絡文化生態的層次和境界。依托學校門戶網站，積極創建高質量“紅色網站”為網上思想政治教育陣地，以時事政治、理論學習、校園文化建設提升大學生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認同感。積極貫徹尊重差異、包容多樣的方針，吸收和借鑒優秀的外來文化，把借鑒傳統和外來文化與體現民族特點、時代精神相結合，堅持“以我為主，為我所用”的原則，創建充分體現時代精神的現代文化觀念，豐富高校網絡文化的精神內涵。

2.加強教育工作隊伍建設，轉變網絡教育觀念，提升教師媒介素養。充分發揮高校教書育人、服務育人、管理育人的重要功能，抓住網絡教育這個新型教育平臺，大力推進網絡文化創新，建立規范的教育平臺。充分利用網絡資源優勢，積極開展德育工作者的網絡知識繼續教育，建立一支理論水平高、政治素養優、網絡技術好的師資隊伍，牢牢占領校園網絡文化這塊重要陣地，改善高校網絡文化環境，優化網絡文化生態。

3.充分發揮大學生的主體作用，培養網絡倫理道德和責任感。大學生是高校網絡文化系統的主體，解決網絡生態文化失衡問題最根本在于提升大學生的思想覺悟。要堅持用社會主義榮辱觀作為衡量大學生網絡行為的價值準則和行為規范，增強大學生道德判斷力和道德榮譽感，培育其自律自省意識，促使大學生由他律轉變為自律，由外部監督轉變為自我管理，自覺抵制網絡庸俗低俗媚俗之風，從主觀上杜絕虛假甚至非法網絡輿情的產生和傳播，在校園內形成一種祛惡揚善的網絡輿論環境。

4.加強高校網絡文化的監管和規范，確保網絡綠色與和諧，形成健康、文明、有序的網絡生態環境。堅持社會主義榮辱觀教育與高校網絡規章制度建設相結合，規范網絡信息和行為，保證網絡信息傳播的有序性、健康性、安全性。通過邀請專家、名師舉辦網絡法制道德教育論壇、講座等進行網絡法制道德的宣傳，積極配合網絡運營商、通訊部門、政府等加大監管力度。高校應利用必要的技術和行政手段，對校園網信息入口進行監控、過濾、引導，及時發現不良信息并扼制其傳播，使校園網成為教學、科研和生活的重要場所。

參考文獻：

[1]張琪.高校網絡文化失衡現象透視及應對策略[J].現代教育科學，2011，（1）.

篇（2）

1 引言

S著城市化進程以及工業的快速發展，景觀生態破碎化的問題日益嚴峻，隨之所產生的一系列問題諸如空間異質性單一、景觀格局割裂、生態調控能力逐漸減弱等。為了解決這些問題，區域生態規劃逐漸興起了以景觀生態學原理為依托，令景觀生態各要素的總量、質量、比值以及時空關系達到最優化，使景觀生態中各資源組合在功能和結構上趨近最佳理想化，進而最大程度的提高區域生態的穩定性。景觀連接度是目前景觀生態學研究的主要內容之一，其描述了景觀生態中各要素在功能和生態學過程中直接或間接聯系的緊密程度，其對保持自然生態系統的完整性，以及豐富景觀空間異質性和探索景觀空間格局提供了理論支撐和技術指導，對于景觀生態學在現實規劃中的應用具有重要的意義。通過對湖南省長沙市寧鄉縣城區現有的土地利用情況進行連接度評價分析，并利用所得出的結論以及存在的問題直接應用于進一步的規劃中，以期最大地優化寧鄉縣城區的景觀空間格局與自然生態系統的完整性。

2 景觀連接度的概念與評價體系的構建

2.1 景觀連接度的概念

景觀連接度的概念最早由Merriam于1984年描述存在于景觀結構特征與物種運動行為間的相互聯系[1]。此后隨著景觀生態學理論的進一步完善與發展， 景觀連接度的概念也出現了眾多新的解釋。Taylor等從定量的角度為景觀連接度提出了便于描述和應用的概念，其認為景觀連接度是景觀生態促進或阻礙生物體或某種生態過程在源斑塊間運動的程度[2]。With等為景觀連接度提出了一個動態的概念，認為景觀連接度是生境斑塊間對斑塊的空間延展，生物體對景觀結構的變化所作出的反應的功能關系[3]。盡管以上各個概念在字面表達上并不相同，但都認為景觀連接度是對景觀空間結構單元要素相互之間的時空連續性的度量， 并側重反映景觀的功能， 屬于刻畫景觀生態過程的重要參數。因此，景觀連接度的本質是研究同類或異類斑塊之間在功能與生態過程上的有機聯系， 這種聯系不僅是動植物群體之間的有機交流， 也是景觀生態元素間直接的物質、能量交換和遷移[4]。

此外，可以總體將景觀連接度區分為結構連接度與功能連接度兩種類型。其中結構連接度是指，僅對景觀要素在空間結構上連續性進行研究， 而不考慮其生態學方面的景觀連接度；相反，功能連接度則從生態學要素（生物個體、種群、物種等）的角度出發， 綜合考慮到某一特定的生態過程的景觀連接度。對比這兩種類型，不難發現結構連接度往往更具有隨意性與操作難度低的特點， 通過衛星航拍或人類視覺感官直接觀察選定區域的景觀物理特性，如景觀斑塊的大小、形狀、位置，用各種指數來描述景觀的空間連續性，這種方法往往具有較低的生物相關性。而功能連接度則是基于物種所感應和反應的尺度著重表現生物及生態學過程的密切相關性，并表現出多維性。但由于功能連接度是在景觀結構特征基礎上結合生態要素的擴散行為， 并通過模型的建立來預測各生物物種在景觀中的連接度，因此在實際應用中更為繁瑣與復雜[5]。

2.2 連接度評價體系的構建

2.2.1 節點與廊道

每2條或2條以上的廊道或邊線的連接點、交叉點以及單條廊道的端點即為節點。節點是各網絡類型連接結構的一個重要特征；而廊道是指在不同尺度下，與周圍景觀生態基質存在差異的線狀或帶狀的景觀生態要素，其作用主要為維持景觀連通性的作用。廊道與節點相互連接便形成了環繞各個景觀要素的網絡。此外，當景觀生態中的基質所環繞的景觀生態要素較大時，或者孔隙度較大，基質間便呈現出相互連接的帶狀，此時也便形成了廊道網絡[6]。

2.2.2 α、β、γ指數

α、β、γ指數是在拓撲空間的空間關系的基礎上運用到景觀生態學中的重要概念。其用來描述節點和節點間連線的空間關系，揭示了總體網絡情況。故選用其作為描述綠地網絡總體特征的載體。其中α指數主要描述網絡環路的情況即現有網絡中各節點間實際存在環路的程度，又稱環度；β指數主要反映一個節點以及其連線數量即與其他節點相互連接程度的指標，又稱線點率；γ指數主要反映網絡中實際存在的連線數與該網絡最理想的連線數的比值，又稱網絡連接度[7]。其各自的計算公式如下：

α=（L-V+1）/（2V-5）（1）

β=2L/V（2）

γ=L/Lmax=L/3（V-2）（3）

式中，L為空間中的連線數用城市網絡中斑塊與斑塊間功能性連線數替代，V為空間中的節點數用城市網絡中實際存在的綠地斑塊數替代。其中當α指數的值介于0～1間，越大表示網絡中存在越大的環路數；β指數的值范圍為0≤β≤6（V-2）/V且其值越大表示連接程度越高；γ指數的值介于0～1間，當一般取值為1/3

3 研究區域概況及數據來源

3.1 研究區域概況

寧鄉縣地處湘東偏北的洞庭湖南緣地區，縣境地勢西高東低，南陡北緩，全境以丘陵為主，兼有山地、崗地和平原。此次研究區域為湖南省長沙市寧鄉縣于《寧鄉縣城總體規劃（2000～2020）》（2014修訂）中確定的縣域為345.97 km2范圍，本次研究的重點為中心城區。寧鄉縣中心城區的總面積為30 km2，現狀人口為28.26萬人。現狀綠地面積為12.86 km2，包括公園綠地1.48 km2、生產綠地0.66 km2、防護綠地1.45 km2、附屬綠地4.28 km2、其他綠地4.99 km2。其中公園綠地占寧鄉縣建成區的城市建設用地的4.94%，且人均公園綠地僅為5.25 m2。因此，可以看出寧鄉縣城區目前公園綠地總量與人均綠地占有量都嚴重不足，并且公園服務半徑不夠，現狀公園的利用率不高。

研究區域目前主要由大小河道21條，其中主要的水系有：溈水河、平水河、歷經河、朝陽溪、化龍溪、東溈溪、經開溪、民兵渠等。區域內的降雨量由北向南，由西向東逐漸減少。整體水網大致形成北中南三帶、各水系皆匯聚于中心帶溈水河，北南兩帶在縣域外同樣匯入溈水河后接入湘江。此外區域內的水網在灌溉高峰期存在枯水的現象。且朝陽溪、化龍溪、東溈溪、經開溪的城區段部分都已被封蓋處理，平水河與歷經河為滿足灌溉的需求都已進行渠化，溈水河的城區段為滿足防洪需求都已將兩岸采用水泥堤岸進行硬化。由于缺乏與其他景觀生態要素的相互聯系，使得區域內的水網內的水環境并不理想，其中溈水中溶解氮、高錳酸鹽指數、生化需氧量、氦氮總量都已超標。故研究區域內迫切需要通過景觀生態或其他的手段進行水質的提高。

研究區域的道路網絡密度以溈水河為分界線，呈現河西尚可、河東較低。由此可以發現，河西片區為寧鄉縣中心城區的現狀重心，但根據寧鄉縣未來的規劃，經濟重心將會移至河東片區（圖1）。

3.2 研究數據來源

本次研究的數據來源基于寧鄉縣土地利用總體規劃（2006-2020年）中的土地利用現狀圖的基礎上，結合軟件Google earth的衛星地圖以及現場的調查進行修正后，通過軟件CAD進行數據的矢量化轉換，從而為進一步的寧鄉縣景觀連接度分析提供數據支撐，并繪制綠地、水系、道路網絡現狀圖（圖1）。此外，現狀圖中的城市道路網絡選取城市快速路和城市主干道，以及寬在20 m以上抑或雙向車道在4道以上的道路，并沒有包含小區內的人行道或村組路等其他路網。現狀圖中的水系網絡選取區域性連通河流與主要干渠，在強調河流的功能性與完整性的基礎上，將研究區域內小于1 km的水溪或面積在0.04 km2以下的非連通性水面進行排除。現狀圖中的綠地網路主要選取區域內等級在社區公園以上的開放性公園，以中心公園和帶狀綠地為基本骨架，進行繪制，不包括附屬綠地或其他綠地。

4 研究區域連接度評價

4.1 評價方法說明

研究主要依據現有的城市網絡分別對道路、水系、綠地的結構連接度進行α、β、γ指數進行計算。通過這些指數的計算得出寧鄉縣中心城區的城市網絡特征。根據以往對網絡統計的經驗來看，道路網絡一般具有較高的邊線數與較低的節點數；水系網絡一般具有較高的節點數與較低的邊線數；綠地網絡一般具有較低的節點數與較低的邊線數。

4.2 評價結果分析與應用

4.2.1 α指數分析

由表1可知，寧鄉縣中心城區道路網絡的α指滴0.48、水系網絡的α指數為0.09、綠地網絡的α指數為0.06（圖2、3）。因此可以得出研究區域內的道路網絡的環狀連接水平屬于中等偏下水平，而水系網絡與綠地網絡的環狀連接水平極低，接近于沒有環狀連接。盡管結合水系多因重力因素呈現單向匯流的自然特征，但水系0.09的低α指數顯示規劃區域內的水系未能形成有效的環狀網絡，使得區域內的水資源不能得到有效的保存以及利用，這也是枯水問題的原因之一；研究區域內綠地的同樣只有0.06低α指數，因此研究區內的綠地網絡同樣沒有形成有效的環狀網絡，這導致研究區域內的綠地都屬于相互割裂狀態、景觀破碎的程度較為嚴重，需要完整的綠地系統規劃來幫助寧鄉縣構造健康的綠色骨架；研究區域內的道路網絡相比較水系、綠地網絡，其環狀連接的水平較高，但仍然屬于中等偏下的水平，結合現狀圖可以發現，寧鄉縣城區的河西片區的道路網絡較為完整，已經形成網絡，而河東部分的道路環狀連接水平較低，因此使總體道路α指數值偏低。

4.2.2 β指數分析

由表1可知，研究區域道路網絡的β指數為3.86，水系網絡的β指數為2.31，綠地網絡的β指數為2.14。其中道路的β指數顯示研究區域內的道路節點間的連線較為豐富，表明研究區域內的各道路間擁有較高的相互連通率；水系的β指數的指數僅為2.31，表明研究區域內的面狀水域較為孤立，線狀水系間未能產生充分的有機聯系；綠地的β指數同樣只有2.14，明顯低于正常網絡的連接能力，研究區域內的綠地節點孤立化、平面化、點狀化的問題極其嚴重，在沒有有效廊道的連接的情況下，研究區域的綠地系統并不能為生物提供安全的生存、遷徙環境，使得寧鄉縣城區人與動物的相容度偏低。

4.2.3 γ指數分析

由表1可知，寧鄉縣中心城區道路網絡的γ指數為0.65、水系網絡的γ指數為0.40、綠地網絡的γ指數為0.38。因此研究區域內的道路網絡的連接程度較好，已經形成一定規模的平面網絡連接系統；而水系網絡與綠地網絡的γ指數都接近于γ指數的底線1/3，根據水系的自然特點可以得出，研究區域內水系網絡為單純樹狀結構，而研究區域內的綠地系統連接程度較低，呈現出間斷式連接抑或無連接狀態。

4.3 基于連接度評價的城市網絡規劃

4.3.1 研究區域的連接度存在的問題

通過前文對研究區域內的城市網絡的α、β、γ指數分析，可以發現研究區域內的道路網絡間的連接度較好，形成了一定的平面網絡規模，尤其是河西片區的道路連接狀況無論是連接效率還是連接程度抑或環狀網絡狀況都表現良好；而研究區域內的水系網絡存在面狀水域利用不充分，水系間的有機聯系較少，一條河道通常只有兩個節點，此外整個水系網絡缺少環狀網絡；研究區域內的綠地網絡的連接度問題較為嚴重，節點間不僅缺乏有效的廊道連接，并且節點的數量也較少。因此對于寧鄉縣這一中國百強縣來說，城市網絡的構建應著重解決以下問題：①針對道路網絡應著重關注河東部分的道路網絡的構建，尤其在經濟重心東遷的前提下，構建河東連接率高、環狀網絡完整的道路系統顯的較為重要；②針對水網網絡應著重解決面狀水域連通性、水系間連接度的問題，此外思考水系環狀網絡建立的問題；③針對綠地網絡應著重解決綠地數量與質量偏低、綠地間的廊道建設、綠地網絡如何成環的問題[9]。

4.3.2 針對連接度結論及相關問題的解決對策與規劃

根據前文總結的研究區域所存在的連接度問題以及其他相關問題現提出如下解決方案：①針對道路網絡，通過對河東片區的村組道、其他2車道進行改造提質以增大道路網絡的連接邊線的數量及質量，此外通過對河東片區的路網進行成環狀打造，增加路網總體的環狀結構特性；②針對水系網絡，首先，確定“死水塘”的數量及位置分布并根據地形開挖渠道將干道的水系引入“死水塘”轉“死”為“活”；其次，在各河道流域范圍內尋找低洼地，建造新的蓄水塘，增加水系節點；其三，針對農業灌溉、生活用水以及生態用水建立不同的水系網絡，并相互進行有機的串聯；其四，針對城區溈水河的幾個支流進行清淤工作，以此增加節點間的連線質量且提高排澇效率；最后，根據研究區域內的地形條件，最大程度的環狀連接各水系網絡；③針對綠地網絡，第一步根據現場調查確定可利用綠地的數量、質量及位置分布，將可利用的綠地改造為開放性公共綠地增加綠地網絡的節點；此外在中心建成區利用符合綠化條件的道路網絡進行綠道的打造，并以每隔5 km改變不同的栽植方式[10]，城區結合農田進行生態農田的改造，增加農田的灌木及喬木數量，以此作為生物移動的“踏腳石”系統且利用水系網絡打造綠帶以連接各節點。以此繪制平面規劃圖如圖4所示[11～14]。

4.3.3 對規劃方案的景觀生態連接度評價

基于研究區域土地利用現狀的連接度評價所得出結論的基礎上，針對其所存在的景觀生態連接度的問題及其他相關問題，并依據現狀的條件及調查資料進行了寧鄉縣中心城區景觀連接度提質規劃如圖4所示。并根據規劃圖得出道路網絡的α、β、γ指數值分別為：0.61、3.88、0.67；水系網絡α、β、γ指數值分別為：0.39、3.02、0.51；綠地網絡的α、β、γ指數值分別為：0.58、3.11、0.62。可以看出研究區域的景觀生態連接度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尤其是綠地網絡，α、β、γ指數值都有很大的提升。而由于現狀地形的制約使得水系網絡的α、β、γ指數值并未提升至理想數值，但其連接度水平與質量仍然得到了一定改善[15，16]。

5 結語

通過對寧鄉縣規劃城區的連接度評價，可以看出研究區域現階段的連接度存在的問題較為嚴重，尤其是水系網絡與綠地網絡，存在節點數量少、連接程度低景觀破碎化嚴重、孤立性較強等問題。本文根據現狀條件，針對研究區域所存在的眾多連接度問題及其他相關問題，從城市的大尺度格局進行了以改善研究區域連接度為目的的城市網絡劃，為今后進一步的城市生態網絡建設提供借鑒意義。

參考文獻：

[1]Merriam H G.Connectivity：a fundamental ecological characteristic of landscape patterns.In：BrandtJ，AggerP，eds.Proceedings of the 1st. International Seminaron Methodology in Landscape Ecological Recearch and Planning[D].Denmark： skilde University，1984.

[2]Taylor P D， Fahrig L， Henein K， et al.Connectivity is a vital element of landscape structure[J].Oikos， 1993， 68（3）：571～573.

[3]With K A， Gardner R H， Turner M G.Landscape Connectivity and Population distributions in heterogeneous environments[J].Oikos， 1997， 78（2）：151～169.

[4]武劍鋒， 曾輝， 劉雅琴. 深圳地區景觀生態連接度評估[J]. 生態學報，2008（4）：1691～1701.

[5]王云才. 上海市城市景觀生態網絡連接度評價[J]. 地理研究，2009（2）：284～292.

[6]富 偉，劉世梁，崔保山，等.景觀生態學中生態連接度研究進展[J]. 生態學報，2009（11）：6174～6182.

[7]吳昌廣，周志翔，王鵬程，等.景觀連接度的概念、度量及其應用[J].生態學報，2010（7）：1903～1910.

[8]劉世梁， 楊玨婕， 安 晨， 等. 基于景觀連接度的土地整理生態效應評價[J]. 生態學雜志， 2012（3）： 689～695.

[9]張佳盈，單麗麗. 構建城市生態網絡的必要性與可行性分析[J]. 綠色科技，2014（2）：14～17.

[10]黃明東. 城市綠道綠化的景觀性與功能性建設探討[J]. 綠色科技，2012（1）：51～53.

[11]水 馨，李俊鋒.基于景觀生態指數下的城市綠道網絡規劃評價及優化研究：以潮州市為例[J].綠色科技，2016（14）.

[12] 劉 琰.天水市綠道規劃研究[D].楊凌：西北農林科技大學，2014.

[13] 劉海波.南京城市綠道布局與選線研究[D].南京：南京工業大學，2013.

篇（3）

1.企業知識網絡生態位維度

企業知識網絡生態位是一個多維的概念，由時間、位置、功能、知識資源和網絡環境等多個變量決定，由此形成知識網絡的時空生態位、知識生態位、功能生態位和環境生態位。①時空生態位。企業知識網絡時空生態位是復合生態位，包括時間生態位和空間生態位，時間生態位是指各節點在知識生產、傳遞過程中所處時間段。如2013年5月，備受“標準門”困擾的農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在北京召開會，宣布退出北京市的桶裝水市場。在這一時間點上，由于消費者存在地方標準與國家標準孰高孰低的擔憂，農夫山泉在北京的銷量不可避免的受到影響，因此在地方標準和國家標準還沒明朗化的情況下，基于時間生態位的影響關閉其北京桶裝水廠。空間生態位是企業知識網絡生態位的位置變量，既包括企業在市場中所處的地理位置，還包括企業在價值鏈和企業生態系統價值網中所處的環節位置。如農夫山泉所宣稱的堅持水源地生產，“水源地生產”這一知識概念屬于生產知識，在知識網絡中占據空間生態位的重要位置，盡管在北京市場遭遇“標準門”，但由于不同的空間生態位，其他市場的銷售影響不大。②功能生態位。知識網絡內各節點和知識鏈由于所充當的角色和社會職能不同，表現出不同的功能定位，如知識生產者、知識傳遞者、知識分解者和知識消費者。企業和科研院所是知識的生產者，知識生產通過知識、技術物化為產品體現出來。高校教師既是知識的生產者又是知識傳遞者，媒體是知識分解者、傳遞者，企業創新工作者在創新突破前是知識消費者，在創造出新的技術知識后，演變為知識生產者。消費者通過使用產品技術獲益又通過口碑傳遞產品信息，既是知識消費者又是知識傳遞者。網絡內的每一個節點都占據自己的功能生態位，如果出現“越位”即生態位重疊，就會出現某一知識資源的激烈競爭。如涉及產品生產標準之爭，企業和媒體如何占據自己的功能生態位就顯得尤為重要。企業既是生產標準的創造者，又是生產標準的執行者，③知識生態位。構建知識網絡后，企業變成各種知識資源的集合體，包括管理知識、核心技術知識、市場知識和消費者知識。企業的組織管理知識主要體現在高層領導的素質和企業整個管理與控制體系的科學有效性上，以及高層領導的預見能力和企業學習能力上。核心技術知識主要體現在企業核心技術的研發能力與工藝水平，以及技術創新與調整的速度和水平上。企業的市場知識主要體現在其主導產品的技術品質和綜合競爭實力，以及產品適應市場的反應速度和水平上。消費者知識主要體現在對消費者購買心理、消費者購買行為等知識和信息的掌握程度。企業構建知識網絡后，上述各種類型知識分布在網絡內各節點和知識鏈上，通過網絡共享機制發生作用。④環境生態位。知識網絡環境生態位既包括企業所在區域的政治、經濟、文化等社會環境因素和自身網絡環境因素。知識網絡是各種知識資源的集合體,企業知識網絡生態位代表著企業擁有和控制的知識資源狀況，以及對內外界環境的適應性和拓展資源的能力。對于主體企業來說，企業通過知識網絡的構建去占據上述各維度的生態位，就可以有效地利用資源，創建并充分發揮自身獨特的競爭優勢，從而避免激烈的競爭，獲得生存發展的空間。

2.企業知識網絡DICE模式

基于生態學理論、企業知識網絡生態位的維度特征和網絡內節點之間的知識生態關系，企業知識網絡生態位的發展可以分為分布、互動、競爭、演化四個階段。①分布(Distribution)。生態學所謂的生物分布狀況(Distribu-tion)或稱為空間塑模(SpatialModeling)是以數學方法對生態系統進行描述，企業知識網絡生態位的分布包含對于各個節點族群數量的統計、地理區域和價值鏈位置的分布結構等。②互動(Interaction)。藉由網絡內節點之間的互動行為，知識和信息將會在不同節點之間轉化、流動，可被區分為內部互動和外部互動。內部的互動指的是在同一知識網絡內不同節點之間或網絡內個體間的互動關系，外部互動指的是企業知識網絡與網絡外部的其他知識網絡之間的互動關系。③競爭(Competition)。對企業知識網絡來說，外部環境提供有限的資源給知識網絡，因此，生態位重疊的企業知識網絡除了具有互動的關系之外，將會因為爭奪資源而產生競爭的行為，一般可分為合作式的競爭與沖突式的競爭兩大類。合作式的競爭又稱為共生，指的是不同族群之間對于資源的競爭行為是以合作的方式進行的，即競爭的結果是對單方有利而不損害另一方的形式或者是兩種皆得利的合作模式。沖突式競爭指的是不同族群之間的競爭行為是具有沖突性的，即競爭行為將以有損競爭對手的利益的手段來進行。④演化(Evolution)。在外在環境的變動壓力與知識網絡競爭壓力趨勢之下，知識網絡為了求生存勢必產生演化的行為。這個演化的過程可以被視為是在調整知識網絡對于環境的適配度，適配度高的就可以繼續的存活下來。根據生態學的理論，企業知識網絡的分布態勢會影響到知識網絡間的互動關系，又由于網絡環境資源有限的影響，互動關系則會帶來競爭行為。在長期的競爭壓力之下，企業知識網絡為了生存而導致演化，演化的結果則是形成新的企業知識網絡分布態勢。四種關系形成一個循環，以縱向的、長期的角度來看，一個企業知識網絡將會不斷重復的進行DICE循環，這就是企業知識網絡的DICE模式。企業知識網絡的生態位屬于知識網絡領域新的研究內容，在新的經濟形勢下，商業競爭不再是單個企業之間的競爭，而是屬于商業生態的競爭，這種競爭源于知識并以知識網絡的形式體現，依賴于企業知識網絡的整體競爭優勢。借鑒生態學中的生態位概念，通過類比分析，明確了企業知識網絡內各節點之間的生態位關系，通過對其維度和DICE模型分析，洞察了企業知識網絡生態位的本質特征和演變規律，為進一步從生態學的角度對企業知識網絡競爭優勢研究提供了理論基礎。

作者：唐承林 單位：成都信息工程學院

篇（4）

[中圖分類號] G434 [文獻標志碼] A

[作者簡介] 張立新（1966―），男，河北遵化人。教授，博士，主要從事數字化學習資源與環境的設計與開發研究。E-mail：。

一、研究背景

從生態學的角度研究虛擬學習環境中學習者如何把信息轉化為知識進而內化為學習者的能力與素養，是生態學對在線學習研究最為重要的啟示[1]。傳統團隊建設模式下的網絡課程往往采用一次性的“瀑布式”開發方法，遵循“專家生產、用戶消費”的單向信息傳遞模式[2]，其中的學習資源結構封閉、更新遲緩，學習者只能以消費者的角色接受信息，難以進行個性化的編輯，在學習過程中產生的大量生成性知識難以保留，網絡課程中從資源到知識的動態生成與生命進化遲緩。生態化網絡課程秉持生態資源觀的理念，賦予知識以生命的意義，主張個體在持續的交流過程中完成顯性知識與隱性知識之間的相互轉化，并由此達到課程組織內部獲取并創造新知識的目的，為網絡課程資源共建共享動態生成機制的形成提供了新的實踐模式。

二、生態化網絡課程中的知識轉化及意義

（一）生態化網絡課程中知識轉化的內涵

1995年，日本學者野中郁次郎在《論知識創造的動態過程》一書中首次提出了知識轉化的概念，他以波蘭尼的顯性知識與隱性知識的認識論為基礎[3]，將顯性知識與隱性知識之間的相互作用和變化稱為知識轉化（Knowledge Conversion）[4]，并認為新知識是通過隱性知識與顯性知識之間的相互作用而創造出來的[5]。

生態化網絡課程是具有生態特征與屬性的網絡課程[6]，是在生態主義思想下設計與開發出來，一個由人際交流網絡、知識網絡和技術網絡構成的知識生態系統。生態化網絡課程中的知識轉化以網絡信息資源的獲取、組織和利用為基礎，是學習主體對網絡信息資源進行加工并創造新知識的過程，它具有兩個層次的內涵：（1）從知識轉化客體的角度來看，生態化網絡課程中的知識轉化是課程內部顯性知識與隱性知識相互作用變化的過程，是知識形式的變遷與自我更新；（2）從知識轉化主體的角度來看，生態化網絡課程中的知識轉化，不僅發生在學習者個體內部，而且發生在不同學習者之間，成為學習者種群甚至是網絡課程組織間信息交流的成果，是知識學習和創新的主要途徑之一。

（二）生態化網絡課程中知識轉化的意義

生態化網絡課程中的知識轉化，不僅能夠整合和提升個人的知識和技能，而且可以將轉化后的新知識融入原有的網絡信息資源體系中，成為可再生的資源循環生成模式，其意義體現在三個方面。

1. 知識轉化有利于生態化網絡課程中學習者個體知識升華

在生態化網絡課程中強調知識轉化，即是強調學習者作為知識的主體，不僅要從課程中吸收信息，在經歷深度加工后內化為自己的知識并反饋到課程中，同時要積極地將自己積累的隱性知識外化，成為可以交流共享的新資源。在個體知識轉化的過程中，學習者的知識變化量可以用公式表示為I+K（S）=K（S+S），其中：K（S）是學習者原有的知識結構，當它接收到新的信息增量I時轉化為新的知識結構K（S+S）。知識轉化在學習者個體接收信息與改變信息之間起到橋梁作用。

2.知識轉化有利于生態化網絡課程中深度交流的發生

在生態化網絡課程的主體內部，各部分之間相互影響，實現著物質循環、能量流動與信息流通。因此，由學習者學習經歷不同、知識結構差異性較大所引起的知識交流，對生態化網絡課程具有基礎性作用。學習者在知識轉化過程中所經歷的學習，建立在對知識的深度理解、反思與生成基礎之上，是對知識所蘊含的個人智慧的交流與分享。強調知識轉化，即是強調生態化網絡課程應作為支撐互動活動產生的平臺，在承載、傳遞信息的過程中，幫助匯聚群體的智慧，建立一個基于網絡的分布性大腦，促進以智慧作為客體的深度交流的產生。

3.知識轉化有利于維護生態化網絡課程的信息系統平衡

圖1 生態化網絡課程的信息系統平衡狀態

知識轉化伴隨著知識流動產生，它對于維護生態化網絡課程信息系統平衡的作用體現在：其一，知識轉化促進了生態化網絡課程中信息資源的多樣性，是維持信息生態平衡的關鍵要素；其二，在生態網絡課程中，信息消費者接受生產者知識，并將個體知識轉化中形成的新知識融入課程信息體系，促使了信息在課程耐度范圍內上下浮動，形成了知識螺旋上升的平衡狀態（如圖1所示）。

三、生態化網絡課程中知識轉化的生成機制

（一）學習理念的變革促發了知識轉化的生成

生態化網絡課程以建構主義和聯通主義作為理論基礎。在建構主義視野中，學習被還原為人與人之間在社會交互的過程中，將外部的、存在于主體間的東西內化為個體內在的認知結構，以達到發展的目的，這為知識轉化的生成提供了最基本的來自于信息交流的形式保證。聯通主義則把學習看作是一個網絡形成的過程，強調學習不是一個人的概念儲存活動，而是連接特定節點和信息資源的過程[7]，關注知識形成的過程和創建有意義的網絡。受聯通主義的影響，在生態化網絡課程所支撐的學習過程中，個體以及個體的知識構成了一個網絡，它與網絡課程的資源體系相聯結，從中汲取網絡課程的顯性知識，并將自己的個體隱性知識貢獻出來，促成了課程內部知識發展的轉化與循環。

（二）主體生態位的互換性促發了知識轉化的生成

圖2 生態化網絡課程中的生態位

知識轉化就是主體積極進行的知識建構的過程，因此，集中于主體，是知識轉化的核心[8]。在傳統網絡課程系統中，教師與學習者處于不同的生態位：教師信息資源，扮演生產者的角色；學習者接收信息，扮演消費者的角色，難以對學習內容的進化貢獻智慧和力量。生態化網絡課程受主體間性哲學的影響，強調教師與學習者具有平等的地位，體現了自我與他我、主體與客體之間的充分融合。生態化網絡課程中的個體具有雙重身份，具備了可以互換的生態位：他們不僅可以作為知識的消費者承擔知識接收點的功能，而且可以將自己的學習成果外化，以生產者的身份充當知識源點。由此可見，在生態化網絡課程中，教師與學習者的關系是可以互換的，二者互依互存，在“共生互惠”的自然狀態下共生共存（如圖2所示）。

（三）技術形態的多樣化促發了知識轉化的生成

以Web2.0為核心的技術網絡是構成生態化網絡課程的一個主要結構要素。生態化網絡課程在繼承Web1.0時代強大的對顯性知識進行復制、傳播和共享的前提下，更加強調利用Web2.0技術的個性化、開放性、共享性等特點為學習者提供一個更為有利的知識轉化、共享與交流場所：（1）利用RSS和Tag 等Web2.0技術，在網絡課程內部實現與同主題相關的、分散于網絡各處的零碎知識的快速聚合與提取，促進課程資源與個人顯性知識的應用和傳播；（2）利用Blog、Podcasting以及Diggo等Web2.0技術，在個體反思與交流的過程中挖掘出知識主體頭腦中尚未表達出來的隱含知識，實現技術支撐下的個人隱性知識顯性化。

四、生態化網絡課程中知識轉化模型構建

在生態化網絡課程中，教師和學習者是知識轉化的主體，并且在隨時發生生態位的相互轉換；知識是轉化的客體，是生態化網絡課程生存的能量基礎。本研究以此作為兩個基本維度，構建生態化網絡課程知識轉化的運行模型。

（一）維度1：生態化網絡課程的主體間活動方式

生態化網絡課程中，主體間活動方式體現為兩種方式：其一，每個學習者都以生態主體的角色參與網絡學習，他們通過網絡學習平臺及資源，在與教師的交流中完成自我認知結構的調整和更新。在這種方式下，學習者擁有個體知識轉化的主動權和自。其二，散布在不同空間的學習者匯聚在一起，構成了各具特色的學習者種群。“種群”是生態學中的重要概念之一，指同種有機體在特定空間占據的集合群[9]。而種群生態學則著重研究種群內部各成員之間，種群與其他種群之間，以及種群與周圍非生物因素的相互作用規律。因此，我們將生態化網絡課程中主體間活動的第二種方式描述為學習者個體與學習者種群之間的交流與互動。在這種方式下，學習者個體將自己在學習中獲得的隱性知識呈現在學習者種群面前，在與其他學習者的交流互動中，接受來自種群的意見和建議，完成種群內部學習的精細循環以及分享加工，最大限度地完成個體隱性知識與種群顯性知識之間的轉化。

（二）維度2：生態化網絡課程的知識形態

知識是生態化網絡課程中學習生態系統的核心，也是知識轉化的客體。本研究以野中郁次郎的認識論為依據，同時兼顧生態化網絡課程中學生以個體和種群兩種方式存在的現狀，將生態化網絡課程中的知識劃分為個體顯性知識、個體隱性知識、種群顯性知識與種群隱性知識等四種知識形態。

1. 顯性知識

顯性知識指那些可以用語言、文字、圖表等媒介清晰表述，易于編碼和傳遞，往往被用于表達“是什么（Know-What）”和“為什么（Know-Why）”，屬于信息哲學中自為信息形態。在生態化網絡課程中，顯性知識表現為是一種公有化知識：一方面，學生可以直接從網絡課程中獲取；另一方面，它可以被作為一個目標而受到來自學生種群或教師的公開評估，并且只有通過儲存和共享，才能實現其價值。

2. 隱性知識

隱性知識是關于“怎樣做（Know-How）”的知識，可以視為“我們在做某件事情行動中擁有的知識”（M.Polanyi，1959），是內隱的、不易表達的知識，屬于信息哲學中的自在信息形態。在生態化網絡課程中，個體隱性知識的特點表現為往往與學習者的學習經歷、知識背景相關聯，是學習者在獲取知識后進行反思的結果。由于隱性知識的個性化特征明顯，難以直接進行交流，因此，需要學習者嘗試通過文字、語言以及圖形等方式進行表達，完成隱性知識顯性化的知識轉化。

（三）生態化網絡課程中知識轉化框架

依據以上的分析維度，本研究以知識轉化的主體（學生個體和學生種群）以及知識轉化的客體（個體顯性知識、個體隱性知識、種群顯性知識、種群隱性知識）作為基本維度，構建出生態化網絡課程中知識轉化的運行機制（如圖3所示）。

由圖3可以看到，生態化網絡課程中的知識轉化是以學習者通過內化方式獲取網絡課程知識為起點的，并通過社會化將自己的個體經驗呈現在學習者種群面前；通過組合化將零散的知識點統整為富于結構化的新知識體系；通過外在化的方式將以默會形式存在的經驗表述為明確的顯性知識，完成了學習者個體的知識轉化以及學習者種群中的知識轉化歷程。生態化網絡課程中的知識轉化最終以種群顯性知識或種群隱性知識的形態整合進原有的課程體系中，實現知識分享和擴散，達到學習者個體和學習者種群兩個方面經由知識更新形成的共同發展目的。

五、生態化網絡課程中

知識轉化的超循環運行途徑

生態化網絡課程中的知識轉化包含個體知識轉化與個體―種群間知識轉化兩個層面，是一個無限循環并具有周期性的過程（如圖4所示）。其中：第一個階段表現為學習者個體內部的知識轉化，用以實現知識的應用與價值；第二個階段表現為學習者個體―種群間中的知識轉化，用以實現生態化網絡課程中的知識共享與再生。

（一）生態化網絡課程中個人知識轉化途徑

學習者個體內部的知識轉化伴隨著個體學習行為的產生而產生，是生態化網絡課程中知識轉化的最基本單元。它發生在學習者個體與網絡課程資源的交互之間，是學習者經由個體知識建構的方式，在信息獲取、信息整合以及知識建構的過程中，將網絡資源內化為個體知識的過程。其知識轉化流程為：種群顯性知識―個體顯性知識―個體隱性知識―個體顯性知識（如圖5所示）。

1. 從信息獲取到知識生成

生態化網絡課程以教學視頻、課件、文稿等形式將高度結構化的信息資源提供給學習者，成為學習者在個人知識建構過程中接觸到的第一類種群顯性知識。學習者通過組合化的方式將不同類型、零散和不連貫的網絡課程資源整合成為個體知識，完成由種群顯性知識到個體顯性知識的轉化。

2. 從知識生成到知識內化

在建構主義理論看來，學習者的學習是在其原有知識基礎上利用外部學習資源，主動學習和建構知識的過程。當學習者從網絡課程中獲取有價值的資源后，需要依靠自身已經具有的相關理論知識背景和學習經歷，對新知識進行精細加工：通過主動的同化方式，將新知識整合到自己已經形成的認知結構中；通過順應方式，更新、調整自己的認知結構處理并接納新知識。這個過程是學習者個體顯性知識隱性化的轉化過程，是對顯性知識的創新，是在內化的基礎上實現的對自身隱性知識系統的拓展、延伸和重構。

3. 從知識內化到知識外化

保羅?歐內斯特（Paul Ernest）認為，只有當個人建構的、獨有的主觀主義和理論跟社會和物理世界“相適應”時，個體才有可能得到發展[10]。知識外化在個體知識轉化中便起到了溝通個體主觀主義與物理世界的作用：首先，學習者個體通過隱喻、類比等方式，將內化的隱性知識用顯性化的概念和語言清晰表達出來，完成隱性知識顯性化，使其具有交流、共享的特征；其次，學習者將顯性化的知識出來，成為學習者種群共有的顯性知識，進入個體―種群知識轉化的循環。由此可見，學習者個體的隱性知識是生態化網絡課程中再生信息的主要構成部分。

（二）生態化網絡課程中個人―種群知識轉化途徑

建構主義認為學習就是知識建構，社會性互動可以促進學習的發生。生態化網絡課程中的知識生態系統是一個動態的系統，學習者個體的知識建構過程是該系統的基本單元；而學習者與其種群之間的社會性知識建構則促進了知識在不同觀點的交流中產生、在共同討論中升華（如圖4所示）。當學習者完成個體知識建構之后，他們經由知識轉化形成的個體顯性知識進入學習者種群的學習情境中，進入新一輪的知識轉化流程。

在生態化網絡課程中，學習者的知識分散于網絡的各個角落，需要經由組合化將它們整合成可以被復制、分享的知識體系，并能夠被學習者種群廣泛接受，完成由個體顯性知識到種群顯性知識的轉化。在組合化的過程中，往往經歷三個不同的環節：首先，在學習者種群中，不同學習者通過個體知識建構，貢獻出那些與主題相關的知識作為知識轉化的基礎；其次，在學習者種群中，學生、教師經由人際交流的方式對個體形成的新知識或觀點進行討論與溝通，形成種群內部可以接受的種群顯性知識；第三，在交流的過程中，學習者個體吸納種群中形成的顯性知識，在個體內部將新、舊知識進行整合，完成知識的區分、補充、組合和分類，使其成為個體知識新的構成部分。

經過組合化過程的學習者種群顯性知識是以被種群共同接受的形式出現的，具備結構化的特征。在如圖4所示的生態化網絡課程中知識轉化的實現途徑中可見，種群顯性知識具有兩方面的意義：一方面，這部分知識可以通過共享和擴散的作用，被納入生態化網絡課程的知識體系中，最終形成知識的水平交錯，因此，經由交流形成的種群顯性知識是生態化網絡課程循環再生資源的持續更新動力；另一方面，這部分知識會再次進入學習者個體的知識循環建構的生態流程，學習者可以通過內化的方式將其納入自己的認知結構，成為個體知識循環再生的持續動力。

（三）生態化網絡課程中知識轉化的支撐技術

學習者在各種學習活動中可以利用技術工具中介來更有效地與學習環境中的信息資源和學習社群進行互動，交互是學習過程的一個基本要素[11]。將生態化網絡課程與Web2.0時代的社會性軟件整合使用，不僅可以支持學習者個體和種群間的交流，同時可以支持及時有效的社會性反饋，實現了網絡學習中由“人機對話”模式向“人人對話”模式的轉變。在生態化網絡課程中，應用Webw2.0技術促進知識轉化集中體現在知識組合化和外化兩個方面。

1. 利用RSS等技術與網絡課程整合，促進知識組合化

組合化是將零散的知識組合成復雜、系統的顯性知識的過程，是顯性知識與顯性知識之間最主要的轉化模式。在學習者利用網絡課程進行學習的過程中，可以通過使用社會性書簽、RSS以及Tag標簽等技術促進知識組合化的過程。社會性書簽是網絡資源管理的第三代產品，它不僅支持學習者根據Tag標簽的使用將零散的資源進行搜集，實現了網絡資源的在線管理，而且可以根據學習者收藏的網址進行資源推送服務，實現了有共同興趣話題的學習者聚類；RSS技術則可以搜集和組織學習者定制的信息，按照一定格式將更新后的資源主動推送至用戶端，可以使學習者在不登錄網絡課程網站的基礎上及時地獲取相關信息資源[12]；Tag標簽是個體對于數字資源的分類描述，體現了學習者個人對相應數字化資源的興趣需要與理解水平，而且學習者可以通過這種方式，在交流與共享的基礎上建立社會聯系，形成有共同興趣的學習種群。通過這些Web2.0技術的使用，學習者可以有效完成不同類型知識的整合與分類描述，促進了顯性知識到顯性知識的轉化。

2. 利用Blog等技術與網絡課程整合，促進知識外化

篇（5）

關鍵詞：生態網絡;景觀生態學;綠道;自然保護;生態系統恢復

Abstract: The "Green Road" is a green land network with linear elements; it is a green open space for ecological, recreational, cultural, aesthetic and other multi-funct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Key words: ecological networks; landscape ecology; Green Road; nature conservation; ecosystem restoration

人類生存環境與自然環境的發展息息相關，密不可分。然而，“自然”既有著堅強的自我修復的一面，也同樣有著脆弱的一面。它有著自身發展的生物系統網。

進入新世紀，社會、科學和技術發生著快速且多元化的變化。在自然環境的發展演變中，人類活動影響甚至主宰著自然環境和景觀變化。這一切，至使自然環境趨于破碎化，動植物棲息空間被阻隔。

面對這一趨勢的發展，環境科學的眾多學者提出了兩個重要轉變，即從隔離到連接，從中心到的轉變。自然系統的保護和恢復運動也從地區轉向了全球。

首先，景觀空間的破碎化使得生態網絡的構建是發展的必然。

城市化，農業化和工業化的進程加劇了景觀對自然的壓力。這些進程不僅僅破壞的重要的空間，也加劇了一些地區的景觀和自然區域的破碎化。而這個破碎化的過程導致了棲息地的減少、動物傷亡、屏障效應、噪聲和照明干擾，以及地區污染。交通設施的阻隔，截斷了不同物種種群生存區域，降低了種群在不同區域的棲息地之間的擴散和遷移到潛在的棲息地的能力。

同時，小片森林、田籬、濱水地帶等景觀要素的減少，也造成了景觀破碎化。這一問題對空間造成了一定的負面影響：棲息地區的減少，破碎景觀的隔離、屏障等效應增加了種群局部滅絕的機會，也減少了物種自主恢復的可能性。

在這些種種問題日趨嚴峻的狀態下，人們認識到生態系統的和諧是人們擁有更好生活環境的基礎。因此，想要改變這一已經破碎的現狀，生態網絡的構建就成為一種必然的趨勢。而在景觀規劃中，景觀生態學理論的引入無疑為生態景觀環境的建設奠定基礎。

其次，良好的自然生態環境離不開環境的保護與維護、恢復，而在這個過程中，人類生活品質的也在不斷地提高，那么如何使人文景觀與自然環境相融合、和諧共存，成為一個現實問題。景觀生態學概念引入景觀規劃中，亦成為一種趨勢。這一理論在現今的設計規劃中在不斷的應用，不斷地發展。

景觀生態學對自然資源保護和可持續發展，這不既是國家的問題，更是地方建設的首先考慮的問題。如何在城區建設中，維護現有的生態系統，保護現有的自然資源。而對于環境保護，除采用技術手段，如空氣凈化，污水處理之外，環境保護與管理內容還涉及對不同形式生態系統機能的維護。因此，基于景觀生態學的綜合辦法變得更為重要。

景觀生態原則以成為自然保護和景觀規劃的一部分。目前歐洲的自然保護正從場地保護線生態網絡保護的方向轉變，生態網絡保護包括了大型的景觀。這也說明了自然保護原則必須被納入空間規劃中。

空間是連續性的，不可中斷的，那么，對于引入景觀生態學概念的生態網絡的構建，“綠道”是發展過程的一個必然的產物。

下面我們對“綠道”進行詳細論述。

“綠道”是引自歐美發達國家的先進理念。綠道思想的源頭可以追溯到Frederick Law Olmsted和他1867年所完成著名的波士頓公園系統規劃(Boston Park System)。

隨著景觀學科的發展，人們普遍認識到綠道具有雙重功能：它提供一個開放空間，可以讓人們通行并用于游憩和娛樂；同時，他增加了對自然資源和文化資源的保護。在現今人居環境綠地建設中，綠道的連通性、高可及的特征；在綠地生態網絡建設中，綠道起著不可少的決定性作用。在區域尺度上，它連接破碎的人文景觀空間、自然空間，在重組自然生態系統上具有重要戰略意義；在市域尺度上，附屬于道路、鐵路、濱河帶及市政設施的建設，它可以彌補城市集中性綠地的不足。

我國綠道建設起步晚，現階段的建設基本依附于道路、鐵路、河流等的建設所展開，綠道建設理論還是依賴于傳統的城市綠地系統規劃理論，以普遍綠化和美化環境為目的，對綠道的綜合功能認識不足。受國際“美化運動”潮流影響，結合我國實際的綠道建設指導理論及相關的綠道保障體系，來促進“綠色通道“的建設。

廣州作為綠道建設的先行者，在其省內域內興起綠道建設。增城綠道作為先例，從2008年起，增城市按照主干道路生態型、鄉村郊野型、城區都市型的分類標準，率先規劃建設500公里具有自身特色的三大綠道網絡：一是自駕車游綠道。二是自行車休閑健身游綠道。以增江為主軸，把初溪樞紐上游50公里河道兩岸打造成為現代生態型的山水畫廊――清明上河圖。

在各地區的綠道建設興起的過程中，政府組織相關技術人員、學者擬定了《珠江三角洲綠道網總體規劃綱要》這一綱要的擬定，奠定了國內綠道建設規范等地基礎。同時，借鑒國外的建設經驗，我國綠道建設應立足于現狀國情，結合綠道建設的理論分析從而建立我國獨有的特色區域綠道網。

綜上所述，綠道的建設是以景觀生態學為理論基礎，而生態網絡的構建與綠道建設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通過景觀生態規劃設計的理論分析，為綠道的生態設計方法提供了重要的知道思想。通過現代景觀貴發設計不同層面的分析，為多功能綠道建設找到依據，強調綠道生態功能的同時也要注重綠道的游憩功能和視覺資源的功能，防止過分強調生態功能而失去人性化藝術化的一面。通過道路生態學和城市廊道的研究理論分析，總結國內外地“生物廊道”的有關理論要點，由于綠道概念與“生物廊道”部分重合，“生態網絡、生態通道、景觀生態學、道路網絡”成為綠道規劃設計理論的重要因素。

參考文獻：

[1]綠道規劃設計?理論與實踐，徐文輝著

[2]綠道規劃?設計?開發，[美]洛林? 施瓦茨編、[美]查爾斯? 弗林克、羅伯特? 西恩斯著、余青、柳曉霞、陳琳琳譯

篇（6）

引言

美國營銷學家奧格威指出品牌是一種錯綜復雜的象征，它是品牌屬性、名稱、包裝、價格、歷史、聲譽、廣告風格的無形組合。也有學者指出品牌是消費者眼中的產品和服務的全部，包括銷售策略、人性化的產品個性以及兩者的結合，或是全部有形或無形要素的自然參與，比如品牌名稱、標識、圖案等這些要素。品牌與企業實體之間是存在差異的，企業的活動空間與品牌的空間也是存在差異的，企業活動空間更多是企業實體的存在空間，更多的是一種經濟的地理空間；而品牌是一種象征的組合，除了實體存在之外，還有象征意義的存在，而象征意義是一種心理意向的表達，除物質含義外，更有精神層面的含義，其活動空間還具有心理存在的屬性。品牌生態空間則是有多個品牌與環境構成的生態系統的存在與發展的空間，它包括物質存在與精神存在。品牌生態空間的概念除要界定其是什么之外，還要對其外延做出明確的界定，也就是說包括哪些內容與表現形式。

跨國公司品牌入侵的生態空間概念界定

空間（space）是與時間相對的一種物質存在形式，表現為長度、寬度、高度。空間有宇宙空間、網絡空間、思想空間、數學上的空間等，也有相對與絕對空間的區分。跨國品牌入侵的生態空間可界定為跨國品牌強行進入某國市場后所構成的品牌生態系統的存在形式，是跨國品牌與本土品牌之間爭奪生存的資源的一種存在狀態。

品牌的有形表述部分包括名稱、術語、象征、記號或設計及其組合，受其活動與存在范圍的限制與約束。品牌的名稱、符號只在某些地域出現，在其他地域可能并不出現，也不存在，品牌活動的空間是受經濟地理限制的。跨國品牌與本土品牌所構成的生態系統存在的經濟地理范圍就構成了其地理空間。跨國品牌與本土品牌有形存在的另一個維度是虛擬的網絡空間（Cyberspace）；網絡空間指全球范圍的因特網系統、通訊基礎設施、在線會議體系、數據庫等構成的網絡信息系統。品牌只有被消費者認知、記憶、接受、信服，品牌的美譽度與知名度才會提高，從這一角度而言，品牌是消費者的消費體驗，這種消費體驗能讓消費者長久記憶；消費者的認知與記憶成了品牌存在的另一種形式；也是跨國品牌與本土品牌競相爭奪的一個重要空間，構成了品牌存在的第三維度：認知空間。品牌需要向消費者、社會大眾、其他相關群體傳遞一種能體現個性的價值觀念，它能將具有類似個性的群體匯聚到一起形成品牌忠誠度。品牌個性與品牌定位存在于品牌擁護者的心里，品牌擁護者的心理特征依托于品牌的定位與核心宣傳語加以表現；這構成了品牌生態的第四空間：心理空間。任何品牌的設計及logo解釋都受母國文化的制約，品牌的活動受到文化制約，也存在于文化之中，因而品牌的存在形式的第五維度就是文化空間。

跨國公司品牌生態空間的結構分析

（一）品牌生態空間結構模型

品牌既是一個有形實體存在，也是一個無形的精神和意識存在，實體與意識存在于一個多維的空間之中，多維空間存在著結構關系，這種結構關系的差異導致了品牌競爭力與適應力的差異。菲利普·科特勒在《營銷革命3.0》提出21世紀的品牌的運營與管理不再是簡單的銷售產品，而是結合品牌的社會責任向消費者、供應商、經銷商等營銷一種品牌的價值觀念與精神，這種價值觀與精神同世界的未來趨勢及現實存在相融合、相統一。品牌已不再僅僅是一個具有個性的符號與象征，而是一種具有大我精神的靈性存在。在品牌營銷1.0階段，品牌的關注重點更多放在品牌市場份額的競爭與地理范圍的擴張上，是一種體現品牌自我存在、與競爭對手相區分的品牌營銷活動，它屬于生物社會帶的活動。在品牌營銷2.0階段，品牌營銷將重點放在客戶關系的維護、品牌忠誠度提升上，品牌拓展成企業與消費者及通路共有的資產；品牌有機體與環境不再分離，存在與非存在、自我與他我不再分離，屬于存在階層的活動。品牌營銷的進化是一個從物質到精神的不斷上行過程。從品牌營銷活動空間進化角度而言，品牌生態空間結構模型可用圖1來表示。

品牌是企業自我概念與自我意識的體現，通過品牌將企業產品與外部環境進行區分，是一種自我階層活動的體現。計算機網絡的出現為品牌的自我展示、自我體現提供了一個高效的渠道。企業自我展示的活動是依托于關系網絡、渠道網絡與電子網絡來開展的，其主要活動空間為網絡空間。品牌在網絡空間進行傳播與推展，識別自身與競爭對手的差異。品牌在網絡空間運行不暢，不能將自己與競爭對手區分，就會失去自我，難以被識別與傳播。品牌在傳播過程中被識別為地方品牌、全國品牌、全球品牌，這是以地域進行區分，體現了品牌在社會生物層面的擴張狀況，而品牌在地理空間的活動與其擴張范圍與實力相關。品牌被消費者及其他相關群體關注、記憶的越多、越久，在注意力競爭中越占據有利地位，它在這一層面的競爭是搶占消費者與相關群體的認知空間，在認知空間中體現存在感，所以品牌營銷更關注當下的感知、記憶。企業與消費者、大眾、渠道成員共享品牌，品牌與環境不再隔離，而是融為一體。

品牌所提倡的價值觀念被消費者、相關群體所接受，群體按照品牌所提倡的價值觀念與行為行事，就會形成強大影響力，能對消費者信念、態度、行為產生極大影響；品牌要產生這種影響力，就應使其所提倡的價值觀念與行為要深入到群體的心里，與群體的集體無意識相共鳴，展示與體現其集體無意識，是企業、消費者、相關群體的集體自我的體現；品牌間的競爭是爭奪群體的心理空間。品牌要形成全球控制力，能為全球所接受，就需要跨越地域與文化；品牌運營者需要整合全球的發展趨勢與使命，謀求全人類的福音，不再區分企業的內部與外部，也不再區分過去、現在、未來；所提倡的是一個永恒的愿境與實相；這種靈性的、整合的價值觀是以文化空間為依托，并在這一空間演化與拓展。

（二）品牌空間五個維度之間的相互作用

品牌生態的五個空間是整體空間的五個維度，是同時存在、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品牌生態系統中的不同品牌在五個空間維度上的分布與展示程度是不一樣的，有的品牌側重網絡空間、地理空間的活動，有的品牌更注重認知空間、心理空間的拓展，有些全球性大品牌開始追求全球遠景與使命，側重于文化空間的競爭。網絡空間、地理空間、認知空間、心理空間、文化空間是一種進化的、上行的關系，一般而言，品牌是按照這種層級不斷演化與進化的，在不同的層級階段，企業所追求的側重點不一樣。

品牌空間的互動與相互作用還體現在某些空間的變化會帶來其他維度空間的扭曲或收縮。計算機網絡的出現提高了信息傳遞的速度與效率；同時，國家基礎設施的大力發展與建設提高了物流的效率與可達性；物流與信息傳播速度加快，使得品牌在同樣時間內擴張到更遠的距離。因而，網絡空間的技術進步導致地理空間的收縮與扭曲。另外，地理空間的相對固定性與穩定性，使品牌在一定地理空間內的容量受到限制，影響品牌的傳播與推展。地理空間的現實分割導致民族與國家價值觀念、文化、習慣、規范與制度的差異，這些差異與障礙會制約品牌的認知與品牌在東道國的價值傳播。不同國家的消費者認知受到網絡發展的影響。

網絡信息技術的發展促進了文化的交流，提高了交流效率，一些非核心、非本質的亞文化在全球化背景下趨向一致，網絡空間拓展了認知空間。消費者的心理空間受認知經驗與生活經歷的影響，認知經驗越多，生活經驗越豐富，心理空間的邊界與思想的效率越高，越容易接受新的思想與意識；心理空間的發展又會促進認知方式、認知手段的發展，使認知效率提高，認知空間得以擴展。文化是本土的，更是世界的；文化空間會隨著社會進步、經濟發展、認知障礙的減少，一些共性的、共享的、全球性的問題得到更好的傳播，文化空間得以擴張，效率得到提高。

（三）品牌空間的五個維度是統一的整體

品牌的五個空間又是一個統一的整體，品牌運營過程中的空間隔離會給品牌的競爭與運營帶來病態的影響。品牌只在網絡空間活動，忽略了其他空間的活動，將會失去精神與靈性的支持，在運營過程中只關注直接的影響因素，追求一種穩定的、線性的客戶關系。品牌運營者處于一種緊張、強迫的心理狀態，始終關注品牌產品的銷售量，強迫性地向渠道網絡推進產品銷售，同時在認知上將企業同消費者、渠道商、供應商相分離，使得品牌在傳播過程中處于一種割裂的狀態，其定位、理念、同實際傳播與運營相分離，形成一種強迫、分裂狀的品牌病癥。品牌運營執著于地理空間的活動時，品牌運營者迷失在地域的擴展、品牌兼并收購這類帶有明顯偏好性的任務之中，追求一種社會虛飾的品牌強大的幻象之中，忽略了對品牌價值觀、品牌使命的建設，為了追求虛飾的強大品牌，運營者甚至會不擇手段、違背企業道德，最終導致品牌價值觀與傳統世界觀的崩壞，走向毀滅；品牌運營集中在認知空間而割裂了其他空間的運作與傳播，品牌會過于追求當下的競爭與名譽，當高知名度與美譽度缺乏利潤與銷售額的支撐時，品牌的運營者會出現不安與絕望，同時品牌成長過程中的各種負面因素都會成為仇恨對象，這種存在焦慮會投射到消費者、渠道及相關利益者的身上，品牌的內外部、自我與他我從統一開始走向分裂，進而出現一種綜合的品牌焦慮癥狀。

品牌運營集中在心理空間之上，謀求集體無意識的共識，通過心理共識謀求品牌的忠誠度提升；在塑造集體無意識過程中由于不同文化背景以及群體心智的差異，導致出現原型的差異化闡述，同時消費者、品牌擁有者以及相關利益者會因為品牌共識而形成一種超個體的關系，當某些需求不能得到滿足時就會出現一種病態的關系歸因，形成一種品牌的超個人原型焦慮，為維持病態的超個體關系，品牌擁有者需要不斷提升維護成本，而使企業利潤下降，形成價值割裂，出現現實利潤與品牌忠誠戰略的割裂與分裂，出現一種品牌原型分裂癥。當品牌僅僅在文化空間活動時，品牌將戰略重點投放在品牌的文化空間，尋求一種永恒的、靈性的、全球使命與趨勢的運營，品牌傳播的是一種沒有內外、沒有時間差異的理念與價值觀，并以合作的方式尋求一種超時空的認同，品牌運營過程會將戰略重點放在使命的執行與價值實現、價值分享上，品牌的大我追求同自我、社會生物性相脫離時，品牌會出現忽視利潤追求與忽視品牌運營成本的問題，有可能使品牌的大我追求成為一種幻想與不切實際的空想，出現品牌臆想癥。

參考文獻：

1.魏浩，馬野青.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經濟安全的影響.中央財經大學學報，2005（3）

2.高梁.對跨國公司并購我國裝備制造業骨干企業的反思.學習與實踐，2006（3）

篇（7）

城市化進程的急速發展，帶來了很多的環境污染、交通堵塞、資源緊缺、城鄉差距等巨大問題，在這種狀況下，國家提出了節約型社會，目的是使資源合理利用，人與環境能夠達到和諧統一長期發展。城市綠道系統規劃就是構建集生態保育、休閑游憩、經濟產業、文化教育等綜合功能于一體的綠色網絡系統。[1]

綠道網絡系統的發展歷程

綠道是作為一種新型的綠地空間模式的探索，為實現可持續土地利用相協調的生態、休閑、歷史記憶、審美及其他用途的多目標線性土地網絡，具有公共性、開敞性、多功能性、多元化的綠色線型空間，發展階段大致可以分為三個。[2]

第一階段：1867年奧姆斯特德設計完成的波士頓公園。他提出了公園路（parkway）概念，是世界上公認的綠道規劃初級階段的典型作品。公園路的主要特征是沿著河流、道路等線性空間進行分部，連接各個大型公園和休閑空間，整體形成綠色走廊式公園。

第二階段：《為美國的城市保護開放空間》一書中將公園路（parkway）與綠帶（greenbelt）兩個詞融合，取用各自具代表性的一部分產生了綠道（greenway）―詞。

第三階段：20世紀后半葉，隨著人們對保護開放空間的興趣上漲，相對于傳統的非線性公園來說，綠道需要的土地資源更少，可游憩性更強，促進了綠道的發展。[3]

綠道網絡系統的實踐研究

1.波士頓公園系統規劃

奧姆斯特德設計的波士頓公園系統規劃，是綠道規劃思想的源頭。它是總共有16公里，是由9個公園相互連接而成的。其設計理念是：優化美國城市環境，在城市中保留和恢復自然景象，實現人與自然在工業社會中的和諧共處。[4]波士頓公園系統的規劃中，整個公園形狀是不規則的圖形，類似觸角一樣延伸至城市生活的各個空間，從而突破了過去傳統公園的孤立性，使公園的概念穿越邊界線，以一種全新的概念去考慮公園與城市之間的關系。

2.德國魯爾工業區綠道規劃

德國魯爾工業區以前是重工業區，通過治理污水，恢復廠區內的植被，實現了環境資源再生。利用廢棄的工業遺存，為居民提供多樣化的休閑娛樂設施，同時政府將舊工礦改造，吸引文化創意產業，推進旅游發展，使魯爾區成為具有悠久工業文明歷史的公園式博物館。

3.新加坡綠道規劃

新加坡的綠道規劃設計是通過設置動植物電子咨詢牌、解說牌等現代化系統，將整個綠道建設成為科普教育的基地。每片綠地公園內設有多個條碼掃描站，是用來提供動植物的資訊。市民們只需要將筆記本電腦或者手機的攝像頭對準條形碼，電腦或手機中自動會獲取資訊信息，對于動植物的名稱、習性都有確切信息，普及了市民的認知性，使綠道與科技相融合，提高了城市環境的管理水平。[5]

綠道網絡系統的構建原則

國外綠道的發展對于我國綠道網絡建設具有重大的指導作用，在城市綠道網絡系統的規劃建設中，最為重要的環節就是確定綠道網絡的路線。因此在確定路線的規劃設計中應遵循以下原則：

1.服務性原則

城市綠道是為城市居民提供服務的，因此在選擇路線時應當考慮綠道使用率的高效化，在人流量較大的位置選擇設立出入綠道的標識系統，方便居民的出入，為居民提供休閑游憩、遮陰納涼、交往合作的開敞空間綠地。

2.可達性原則

城市綠地的可達性直接影響城市居民對其的利用程度，因此綠道網絡布局要考慮的重要因素，就是如何方便快捷的使居民進入綠道。傳統的公園綠地是以服務半徑來計算服務范圍的，而線性的綠道能夠更加緊密的接觸城市各個區域，居民更容易到達，并享受綠道所帶來的舒適性。[6]

3.主題性原則

由于綠道所經過的區域范圍比較大，路線比較長，為了能讓居民更好的區分綠道的路段，通常都會賦予綠道一個主題，從而達到整條綠道景觀元素統一、路線清晰、更好的突顯游憩綠道的魅力。綠道的主題一般是結合周邊人文歷史景觀來確定的。例如周邊有水域的可以設定為“濱水綠道”，游走在工業廠區的可以設定為“工業文化綠道”等等。主題的設置不能夠生搬硬套，要依據自身的文化背景來設定，不同的綠道等級，設置的主題要盡量區分，每條道路之間都要反應不同的特點。[7]

4.生態保護性原則

保護城市歷史文化景觀特色，加強保護周邊環境原生態化，是綠道建設的重要原則。綠道在城市中建設，是為人服務的，是使居民能夠有更多的機會去親近大自然，感受植被綠地帶給人們的歡愉心情，彌補城市污染帶給人們的環境缺憾。

因此在設計綠道時要突顯當地特有的生態性植物，以及城市遺留下來的歷史文化信息，以其作為設計的載體，加強人們的精神歸屬感。

小結

經過公園路、公園系統、綠帶、開放路線、濱河公園、線性公園、生態網絡等一系列理念的結合與發展，才融合出我們今天所認識的綠道網絡系統。它是一個逐步完善的過程，是從分散、割裂的各個單元要素逐步發展成整體性的網絡系統。綠道作為一種可持續保護土地，優化城市空間的方式，其本身也是在不斷完善和發展的。從國外綠道的整個發展過程，以及建成的綠道網絡系統來看，未來綠道的建設應該具有更新、更完善的規劃模式和管理方式，我們應該繼續學習優秀成果并探索出適合國內本地區發展的綠道網絡系統建設。

參考文獻：

[1] Charles.E.Littel， Greenways for America[M]，London：The Johns Hopkins Press Ltd，1990

[2] 秦小萍 中國綠道與美國Greenway比較研究 [D]2012.6 北京林業大學

[3] 王 我國城市綠道的規劃途徑初探 [D] 2012.6北京林業大學

[4] 羅布 朵曼 格洛里亞杰蒂 生態網絡與綠道――概念、設訃與實施[M]. 屮國建筑工業出版社 2011

[5] 曾憲川 等 珠三角綠道網――推進宜居城鄉建設的新舉措 南方建筑 2010.

篇（8）

【中圖分類號】G40-57 【文獻標識碼】B 【論文編號】1009―8097 (2008) 09―0084―02

一 引言

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網絡技術、通信技術的發展，網絡教育作為一種新的教育方式，如火如荼地開展起來。網絡教育打破了傳統學校圍墻的樊籬，為全民教育、終身教育提供了重要的保障。資源庫的建設始終是網絡教育能夠得以實施的基礎，也是提高網絡教育效率的核心因素，而資源庫的建設涉及到多方面的內容，如財政、技術、人文因素等，因此不可避免地會產生許多問題，如資源缺乏，質量不高；重復率高，利用率低；分布不均衡等等[1]，這些問題如果不能得到解決，就會影響網絡教育的質量。信息生態學是世界范圍內的一門新興學科，它主要研究人－信息－環境之間的關系，它的理論對于網絡教育資源庫建設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二 信息生態學的基本概念

信息生態學是一門新興學科，國內外許多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對信息生態學進行了界定：“信息生態”本身是一個比喻式的概念，它產生于社會學，由美國社會心理學家Bonnie Nardi 和 Vicki O’Day在著作《Information ecologies：using technology with heart 》中首先提出：信息生態是由特定的環境中的人，實踐，價值與技術共同組成的和諧系統，信息生態系統最核心的要素是人，強調的是在技術下支持的人的活動，是以人為本而不是以技術為本[2]。20世紀90年代，張新時院士在國內較早提出了信息生態學的概念，不過，其研究主要局限于生態學領域，以自然生態系統而非信息為研究對象， 強調運用信息技術對自然生態系統進行建模并加以分析；1995年，陳曙在《信息生態的失衡與平衡》一文中，對信息生態系統的失衡問題進行了探討，這是國內首篇研究信息生態學問題的文章[3]；此外，還有許多的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對信息生態學進行了界定，使信息生態學在國內得到很大的發展。筆者認為信息生態學就是研究人－信息－環境之間相互關系的學科。該學科的研究內容是三者組成的信息生態系統，目的是在該系統核心價值的指導下，用生態學的觀點來認識信息生態系統的產生，發展，演化；用生態學的方法解決信息生態系統中產生的問題；用生態學的思想來優化信息生態系統的組織結構，使其產生更大的效率。

作為信息生態學的研究對象，即信息生態系統，它有如下五個特點：系統性，指信息生態系統中的各個不同組成部分之間，存在著強大的相互聯系和相互依賴性；多樣性，是說信息生態系統中有不同類型的要素；協同演化性，指信息生態系統不斷變化和發展；關鍵性“物種”,指某些因素會對信息生態系統起到決定性的作用；地域性，指信息生態系統總是處于一定的空間中，并且有一定的針對性[4]。比如學校就是一個信息生態系統：它由教務處，財務處，招生就業處，圖書館等機構組成，它的核心價值是滿足學生的需要，促進學生的全面發展，在這一價值的引導下，校長、教師、教學行政人員、教學輔助人員組成一個有機系統共同為學生服務，并且學校還會制定一系列的政策、法規等等，以及利用網絡技術、通信技術實現校園網和圖書館以及學校網絡辦公環境的構建，而全體老師都在學校這一綜合的大環境中進行著分工不同，但目的相同的活動－－為學生的發展服務。

信息生態系統和自然界的生態系統是有區別的：自然界的生態系統是自發的，是無組織的；而信息生態系統是人為的，是人主動構建的，它包括經濟、人文、技術三大支柱。經濟是基礎，技術是保證，人文是引導。沒有經濟基礎，就不會有系統產生的物質條件；沒有技術的保證，系統不會順利的構建；而沒有政策法律的引導，系統就會雜亂無章。正是有這三種因素的支撐，信息生態系統才得以產生、發展、以及演化。

三 信息生態學對網絡教育資源庫建設的指導意義

網絡教育資源庫是一個包含人、信息、環境三要素的信息生態系統。其中人的因素主要指一線教師、技術人員、資源使用者等;信息因素主要指各種類型的多媒體資源及其使用說明、有關通知等;環境因素是指國家以及學校的法律、法規、和各種政策等等。所以，作為一門以研究信息生態系統為對象的學科，信息生態學必然對網絡教育資源庫的建設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1 注重網絡教育資源建設的整體性，樹立科學的系統觀

信息生態學以信息生態系統為研究對象[5]，而信息生態系統是由多種要素組成的一個整體，系統內各個因素之間互相影響，互相促進。網絡教育資源庫建設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化工程。建設資源庫要對學生特點、教學目標、教學內容進行分析；要確定資源庫采用什么樣的組織結構；要選擇針對不同的內容開發什么樣的資源類型；要選擇采用什么開發工具和開發技術；要注重與開發人員與學科教師之間的溝通與交流等等。在資源庫的開發過程中，必須注意各個要素間的相互影響，注意資源庫的整體性，以系統化的觀點統籌兼顧，實現核心價值的最大化。例如對于同一教學內容可以開發出文本資源，也可以開發出視頻資源，但是開發本身不是目的，目的是分析哪種類型的資源對學生的學生具有啟發性、促進性，能夠對學生發展起到積極的作用。

2 要以人為本，注重學生能力的培養

信息生態學強調在信息生態系統中要以人為中心而不是以技術為中心，要讓技術來服務于人。長期以來，隨著教育信息化浪潮的推進，一些學校、組織好大喜功，重技術輕應用。往往是先開發出教學資源，然后讓學生去使用、去適應。這種方法沒有做到對具體學習者的分析，更無法做到“因材施教”，這無疑會對學生的學習產生較大的負面影響。要開發出好的學習資源，不僅要從學生的特點出發，而且還要對學生具有啟發性，不僅要學生掌握學習內容，還要培養學生的探索精神，提高他們的綜合能力。

3 注重資源類型的多樣性，以滿足不同學生的需要

信息生態系統中包含各種類型的人群，他們有著不同的需求。而資源庫面向的更是廣大的學生群體。每個學生的特點、興趣愛好、認知結構變量和知識能力各不相同，所以開發的資源也要多樣化，滿足不同學生的不同需要。目前最主要的網絡教育資源類型有文本，音頻，視頻，動畫等。那么，在資源庫中，這些資源都要存在，以滿足不同學生的需求。

4 建立便利的反饋機制，促進資源庫的協同演化

與自然生態系統一樣，信息生態系統也在不斷的演化，它也是從低級到高級，從簡單到復雜。資源庫的建設也應遵循同樣的路線，必須注重反饋機制的建立，確保資源的開發人員、管理人員、教師、學生之間能夠順暢的交流與溝通。網絡教育資源庫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弱到強，從不完善到完善，一直向前演化。在這一演化過程中，人與人之間的交流始終是一個主導力量。因為通過交流，開發人員可以了解學生的需求，了解教師的想法，從而可以采用相應的技術開發出更有價值的學習資源。建立順暢的反饋通道是實現交流的重要保障，也是促進資源庫不斷更新、不斷發展的動力。

5 應用“優勝劣汰”法則，保持資源庫的平衡

生態平衡是動態的。在生物進化和群落演替過程中就包含不斷打破舊的平衡、建立新的平衡的過程。信息生態系統也處在平衡－不平衡－平衡的變化過程中。信息生態系統的不平衡主要表現為信息垃圾、信息污染、信息安全[6]。網絡教育資源庫的建設也面對同樣的問題：庫中的某些信息還有沒有用、信息的內容是否科學、信息的存儲和傳輸是不是安全等；如果資源庫中的一些信息陳舊了、過時了，也就沒有存在的必要了，必須及時清理；如果開發的資源有誤差，甚至不正確、不科學，一定要予以糾正，甚至清除；或者由于技術的原因，使得資源的存儲和傳輸不安全，容易給網絡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機，那么網絡資源就面臨著被篡改，被刪除的潛在危險，所以必須采用更先進的技術，以保障資源庫的安全。經過這些處理之后，資源庫系統會達到一種新的平衡狀態，然后會開始以后的動態平衡的輪回。

6 促進資源庫中信息的流動，提高資源的利用率

眾所周知，在自然界的生態系統中，存在著能量流動與物質循環。在信息生態系統中，信息生產者、信息傳遞者、信息分解者、信息消費者與外界環境之間的信息交換，構成了一個信息生態循環[7]。應該注意，信息也只有在循環中才會產生價值，這是信息特有的一個特點。信息資源的流動影響著資源的價值，流動越快，價值越高；反之，流動越慢，價值越小。因此，在網絡教育中，必須加快資源庫中學習資源的流動速度，從而提高資源的利用率。而提高資源流動速度一方面要做好宣傳，讓更多的老師和學生來利用資源庫；另一方面，還要采用先進的技術作為保障。

四 結束語

網絡教育資源庫的建設始終是網絡教育有效開展的重要保證。信息生態學給我們處理信息社會產生的問題提供了新的視角，也對網絡教育資源庫的建設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指導，對提高網絡教育的質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我們深信，隨著對信息生態學研究的深入，網絡教育資源庫會在這一理論的指導下建設得內容更加豐富、結構更加合理、功能更加完善，網絡教育的明天會更加燦爛。

參考文獻

[1] 魯子薈,紀穎.中小學教育資源庫建設中存在的問題與解決方案[J].希望月報.2007,（4）:3.

[2][4] Bonnie Nardi and Vicki O’Day. Information ecologies: using technology with heart[M].New York: MIT Press.1999.

[3] 周慶山,李瀚瀛等.信息生態學研究的概況與術語界定初探[J].圖書與情報.2006,6:24-29.

篇（9）

綠道的概念源于國外，并且發展較為成熟。1959年“綠道”一詞首次被Whyte提出。1867年，由Frederick Law Olmsted 設計的第一條真正意義上的綠道——美國波士頓公園綠道系統建成。我國對綠道的研究起步較晚但發展迅速。2008年，國內第一條綠道在廣州增城建成。并且從2010年開始，廣東將用3年左右時間，在珠三角率先建成總長約1678公里的6條區域綠道。起初，綠道的產生是以生態保護為主要目的，利用廊道將分散的生態保護區、綠地、公園等斑塊串聯起來，以便形成更有效的生態保護系統。隨著人們對綠道分類及功能更加深入的理解，綠道的功能也不僅局限于生態保護，而同時具有休閑、游憩等功能。

一.游憩型綠道的定義

（一）游憩的定義

“游憩”一詞也有其他一些見解。韋氏（Webster）大詞典將“游憩”一詞定義為“身心適宜的活動。游憩是在勞動之后體力和精神的恢復，是一種消遣行為：也是一種發泄形式或手段”。本文中游憩是指個體在閑暇時間，主動自愿參與，為緩解消除體力與精神疲勞，積極向上的消遣休閑活動。

（二）綠道的定義

綠道在歐美有較長的發展歷史。綠道概念起源于綠線、藍線概念，20世紀50年代Whyte首先提出綠道一詞，到60、70年代，綠道的概念有了進一步的發展，直到1987年，綠道的概念才得到美國官方的承認。目前，人們普遍接受Ahern提出的綠道概念，認為綠道是經規劃、設計、管理的線狀網絡用地系統，具有生態、娛樂、文化、審美等多種功能，是一種可持續性的土地利用方式。綜上，本文對于綠道的定義為：連接多種景觀要素的，具有生態、游憩、文化、美學等多種功能的綠色線性開敞空間。

（三）游憩型綠道的定義

本文研究的綠道以非機動車通行為主，限制通行的車輛種類及速度。將研究區域中的主要游憩資源與綠地系統、居民社區等連接起來，形成了高效便捷的游憩綠道網絡，提高了游憩資源的可達性與利用率，從而帶動了整個地區的旅游業的發展。

二.城市游憩型綠道的功能

（一） 連接功能

連通功能是城市游憩型綠道的基礎。一方面，從生態功能角度看是將分散的綠地、公園等自然資源相連接，防止分散的生態島進一步孤立。另一方面，從游憩功能角度看城市游憩型綠道將自然資源與居民區、旅游景點、歷史文化資源、公共設施等其他資源相連通，為人們提供了游憩的通道，提高了游憩資源的可達性。

（二） 休閑游憩功能

休閑游憩功能是城市游憩型綠道最重要的功能之一，綠道不僅連接了各個游憩資源節點形成了一個網絡，可以為人們提供旅游景點游覽、野生物觀賞、風景欣賞等游憩活動，同時城市游憩型綠道網絡本身作為一種城市游憩資源可以為人們提供步行、騎行、滑板、輪滑、騎馬等游憩活動。

（三）生態及歷史文化保護功能

生態保護方面，城市游憩型綠道為多種生物遷移提供通道，為動植物提供棲息地，并且排除了環境污染等不利的生態影響因素，能夠提高物種的多樣性，改善氣候環境。歷史文化保護方面，城市游憩型綠道開發強度低，在連接歷史文化資源的同時成為了環境與歷史文化資源的緩沖帶，能有效保護利用這些資源。

（四）交通通行功能

城市游憩型綠道作為一種線性連接開敞空間，為人們提供了更多交通出行方式的選擇，減少人們對機動車輛的依賴，從而改變人們的出行習慣。形成的綠道網絡將非機動車與機動車道系統完全分離，為人們創建屬于自己的健康綠色道路通行網絡，提高人們的生活標準及旅客出行的環境。

除上述功能外，城市游憩型綠道同時兼具經濟、社會等許多附加功能，如潛在的旅游收入、促進城市化進程等。

三.城市游憩型綠道的分類

根據不同分類標準可以將城市游憩型綠道進行分類。

（一）根據城市游憩型綠道游憩形式

分為觀光游憩型和體驗游憩型。觀光游憩型綠道為人們提供了視覺風景，后者則能為人們提供參與體驗性的游憩活動。對體驗項目的參與是游憩活動的主要形式。

（二）根據城市游憩型綠道連接資源的類型

分為河流海域游憩型綠道、公園綠地游憩型綠道、歷史文化游憩型綠道。綠道途經江河湖海，有鮮明的濱水景觀，則屬于河流海域型；綠道沿線多公園、綠地、森林等綠化資源，則屬于公園綠地游憩型；綠道位于歷史文化保護區或沿線文物古跡豐富，則屬于歷史文化游憩型。

（三） 根據城市游憩型綠道交通方式

分為步行游憩型綠道、步行和自行車共用型綠道、允許機動車通行的混合慢行道。

（四）根據城市游憩型綠道的功能

分為景觀型游憩綠道、交通型游憩綠道、社區型游憩綠道。如果沿路有重要景觀，主要功能為觀賞游覽，則為景觀型游憩綠道。如果連接居民社區與辦公區、學校區，成為人們日常必經之路，具有重要的交通功能，則為交通型游憩綠道。

四.結語

綠道網絡的游憩功能必將在未來綠道發展中得到凸顯，成為城市綠道的主體。游憩型綠道網絡的建設也會使城市發展、居民生活質量得到進一步的提升，并在生態、經濟、社會方面產生不可忽視的長遠價值。

篇（10）

0引言

近年來隨著我國城市化進程的不斷發展，土地開發急劇擴張，耕地日益減少，人類對自然資源的開發和改造力度不斷地加強，而由于城市綠地生態空間的地位的嚴重缺失，且城市規劃尚保持著以人工環境即建成區布局為主導的模式，導致了城市景觀格局發生深刻變化，嚴重的環境問題困擾著人類的生存，也影響著城市的健康發展。

城鎮化背景下的綠色生態網絡發展

通過對環境科學的相關研究發現，作為城市中唯一有生命的綠色基礎設施，城鎮綠地生態網絡的構建對減緩城市環境壓力，保證生態功能有著重要的作用。我們希望讓綠地生態網絡的生態效能達到最大化，并且希望生態效能最終能夠以量化的方式指導城市規劃、綠地生態網絡規劃,從而提升城市生態系統的功能及價值，限制城市格局不合理蔓延，保護城市綠地斑塊并指導城市規劃［1,2]。

在城市綠地系統中，大型綠色斑塊能為更多物種提供棲息場所,滿足城市居民的生活和娛樂需求，并且顯著改善城市的生態環境。但現代城市的發展難以將市區內大塊土地規劃成具有自然屬性的保護區，而小型綠地斑塊、廊道則難以形成一個影響城市生態環境的共同體。因此,通過構筑各種形式、功能的綠色廊道以及廊道網絡,將城區分散的綠地斑塊、廊道串連起來，完善城市綠地系統的結構，充分發揮綠地系統的規模效應就顯得尤為重要［1,3,4]。

二、城市綠色廊道的認知

2.1 綠道的概念

綠道是什么？如果讓十個人來描述，可能會有十不同的答案。“綠道”一詞包含兩個象征意義：“綠”是指自然界中的令人愉快的的事物—樹林、河道、野生動植物；“道”是指一條通道或者小徑。把這兩個詞放在一起，就構成了一個自然廊道，一個用某種方式改變和發展的景觀[2,4,5]。

隨著景觀科學的發展，人們普遍認為綠道具有雙重功能：它提供的是一個開放的空間，人們在此通行并且可以游憩和娛樂。同時，它增強了對自然和文化資源的保護。如果我們從更廣泛的角度來考慮更廣闊的、更多樣的線性空間，“綠道”是一個通用的概念，它通過提供多種聯系促成了多類別的運動，這其中既包括附近的自行車道，荒野中為野生動物季節遷移提供的原生態廊道，也包括新興的城市濱水景觀道和遠離城市沿著小溪的林蔭小道。

2.2綠道的分類

查爾斯利特爾在他的經典著作--《美國綠道》中概括并描述了五種類型的綠道（圖1）：

1.濱河綠道。常是沿著一個被忽視的、通常是破敗的城市濱水區，被建成為再開發計劃的一部分。

2.娛樂性綠道。充滿個性特色的多種類型道路，距離通常比較長，例如山谷、廢棄鐵路等。

3.生態意義的廊道。通常沿著河流和小溪，有時候也沿著山脈線，用于野生動物的遷徙和物種交換等。

4.歷史線路。通常沿著一條道路，高速公路和物種交換，人們的自然學習和打獵。

5.全面的綠道系統或者網絡。通常基于自然地形，例如山谷和山脈[3,4]。

這一綠道的分類方法可以讓我們幫助我們更清晰的了解綠道可以設計成哪些類型。在實際應用中這些類型往往會互相疊加和混合，如何確定綠道類型，是由所關注的內容決定的。比如美國印第安納州首府印第安納波利斯的綠色廊道體系由14條各種形式的廊道組成，包括大眾娛樂、生物保護、生態連接、教育等4個主題，澳大利亞墨爾本市以5條河流為骨架,組成非常優美的楔狀綠地系統[3,5]。

2．3綠道在城市發展中的功能定位

綠道運動所表現出來的影響力，以及綠道概念本身的吸引力歸因于綠道類型和功能的多樣性。

2.3.1生態功能

綠道的首要功能是它的生態功能，它不僅構成了城市中的自然系統，而且對于維持生物多樣性具有重要意義。生物學家普遍認為，廊道有利于物種的空間運動和本來孤立的斑塊內物種的生存和延續[5,6]。事實上，以不同物種間的和諧共生來代替傳統的對土地的搶占和掠奪性利用，是綠道最值得稱道的方面。

2.3.2提供居民生活及休閑游憩活動的場所

其次是廊道的服務功能，沿著小徑、河流或以水為背景的綠色廊道能為城市居民和游人提供優良的游憩環境，為戶外活動提供繼續的空間，并且為那些遠離傳統公園居住的人們提供親近自然的可能性。

2.3.3利于工業生產防護、生產生活安全衛生

在城市中一些污染區域應布置適當規模及寬度的衛生防護林，可以減少污染對本區域的影響以及防止污染向周邊區域的蔓延。另外，城市大、中、小型開敞綠地的合理布局，可以在避災時用于救援、疏散之用。

2.3.4改善城市藝術面貌

城市綠道在規劃設計時與城市的山體、建筑等結合，形成了自然與人工結合的城市環境特色，豐富城市整體輪廓線，從而改善城市整體藝術面貌。

2.3.5保護城市傳統文化和自然景觀

通過對整個城市進行綠道網絡構建，可以組織好城市傳統的自然空間環境。同時對歷史文化遺跡進行整體保護，更好體現歷史文脈。

三、 城市生態廊道規劃的原則

城市生態廊道規劃旨在構建合理的城市綠色格局，保障生物多樣性,構建合理、高效、節約、和諧的生態綠地系統網絡[4.6]。為此，城市生態廊道的規劃應遵循以下原則：

3.1 系統整合原則

城市生態廊道是城市綠地系統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要以系統觀念和網絡化思維為基礎，將城鄉自然景觀融為一體。

3.2 生態最適原則

城市生態廊道的建設必須建立在對城市自然環境充分認識的基礎上，恢復和重建在過去城市開發建設過程中破壞的自然景觀，以提高城市生物多樣性、提高城市自然屬性[6]。

3.3 因地制宜原則

要從城市的實際情況出發，充分發揮自然環境條件的優勢，同時，對于有特殊要求的區域，要合理建設城市生態廊道，發揮廊道的抗污、減噪、防護等功能。

3.4 以人為本原則

城市生態廊道的建設要充分考慮人的因素，既要滿足居民的游憩、休閑的需求，同時也要注重城市景觀的可達性，方便居民的出行，提高城市生態廊道的服務功能。

3.5 文脈傳承原則

城市生態廊道應該成為構筑城市歷史文化氛圍的橋梁和展示城市文脈的風景線，起到保護城市歷史景觀地帶、構造城 市景觀特色、營建紀念性場所和體現城市文化氛圍和文明程度的作用[2,4]。

四、 城市生態廊道規劃的程序

目前，國內對城市生態廊道規劃實施程序的研究仍比較缺乏。國外一些學者和規劃師結合相關案例，主要是針對綠道規劃的實施提出了一些規劃步驟和工作程序。在總結國外相關規劃程序的基礎上，結合國內城市總體規劃、城市綠地系統規劃等編制程序的相關內容，基于城市綠地系統的網絡布局優化，筆者提出城市生態廊道規劃的“七步法”，主要包括以下七步程序：

4.1 城市生態廊道相關資料收集

生態廊道規劃要在大量搜集資料的基礎上，經過分析、研究，最終確定城市生態廊道的各項規劃。此外，針對現有的城市生態廊道，如河流、山系、主要干道等，應制作分類生態要素特征調查表格，實施具體要素的實地調查[5,6]。

4.2 城市綠地空間的遙感解譯和分析

確定城市綠地的景觀類型，對各類綠地景觀類型進行判讀，分析城市綠地空間分布特征、相關屬性數據和景觀格局指標。選取城市生態敏感性評價因子，建立評價模型，進行城市生態綜合敏感性評價。

4.3 城市生態廊道現狀綜合評價

4.3.1 城市生態廊道地理信息系統的建立

根據生態廊道現狀特征，建立城市生態廊道結構和功能分類體系。在城市綠地信息遙感數據解譯的基礎上，判讀城市生態廊道，建立不同類型生態廊道的圖層，為城市生態廊道的空間分析和相關指標分析提供基礎數據。

4.3.2 城市生態廊道網絡現狀分析

提取城市生態廊道空間圖層和屬性庫，在此基礎上分析城市生態廊道網絡總體屬性特征和潛在問題。

4.3.3 城市生態廊道分類現狀分析

根據生態廊道的分類體系對不同類型的生態廊道進行空間格局分析，如廊道長度、以及內部結構特征等，分析各類生態廊道建設的潛在空間，進行各類廊道建設的土地適宜性評價[6]。

4.4 城市生態廊道網絡布局規劃

確定城市生態廊道規劃的依據、期限、范圍、原則，擬定城市生態廊道規劃的各項指標，多方案城市生態廊道網絡格局的評估和比選，整合所有現存的、當前的和被建議的綠道和綠地規劃，并提供相關數據統計表。

4.5 城市生態廊道分類規劃

確定各類生態廊道的規劃原則、規劃內容和規劃指標。確定各類城市生態廊道的布局、位置等控制要求；確定各類生態廊道的典型斷面形式和內部群落結構等。

4.6 城市生態廊道重點區域單項規劃

針對近期計劃建設的一些重點城市生態廊道做出詳細規劃方案。可分為兩種類型：一類是對現有生態廊道的整治規劃，主要是以提升現有廊道的布局和功能為導向；另一類，是城市開發建設過程中的廊道建設。應在整體生態廊道網絡的控制下，以生態廊道的規劃編制視角和方法技術，開展單項規劃。

4.7 城市生態廊道可持續經營規劃

以城市生態廊道建設規劃目標的實施為核心，針對生態廊道建設的挑戰，采取可操作性強的手段，從健全政策法規、強化公眾參與等方面提出有效措施，全面落實規劃提出的各項目標和任務。

五、結語

各種形式、各種規模的綠地廊道的建設對城市環境狀況的改善有著重要意義。各種形式的綠道的穿插結合形成的城市綠地廊道網絡改變了“見縫插綠”，盲目增綠的現象，城市綠地破碎化進一步降低，以綠道網絡為框架的綠色基礎設施建設是城市規劃和建設中重要的環節，將必然成為兼具視覺、生態、游憩使用功能和提升城市土地價值等優越性的城市生長模式。

參考文獻

1.付軍.桑麗紅.國外綠脈思想在我國綠地系統規劃中的應用意義[J].北京園林.2006(04)

2.孔繁花，尹海偉，濟南城市綠地生態網絡構建[J].生態學報.2008(04)

3.劉濱誼.余暢.美國綠道網絡規劃的發展與啟示[J].中國園林.200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