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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A81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09)05－0001－02
一、國外文獻研究現狀
“生態學”理論觀點最早見之于20世紀40年代出版的霍克海默爾與阿多諾合著的《啟蒙的辯證法》一書(1947年)。由啟蒙精神所產生的認識論意味著我們是在對自然有支配權的范圍內認識自然的，認識自然的目的就是為了控制自然，奴役自然。“由于自然被破壞了，每一種想要取消對自然奴役的企圖都更加深人地陷入被奴役之中，由此產生了歐洲文明的過程。”
“生態學”首次提出和使用這一概念的是加拿大學者本?阿格爾。阿格爾在《西方概論》一書中，將"The Ecological Marxism"理解為“生態學”。“生態學”的典型代表人物主要有安德烈?高茲、詹姆斯?奧康納、威廉?萊斯、本?阿格爾、約翰?貝拉米?福斯特、大衛?佩珀。他們認為，首先，生態問題已成為當代資本主義世界最為突出的問題，應強調生態環境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生態危機已取代經濟危機而成為資本主義的主要危機。其次，資本主義條件下的“異化消費”是人性的扭曲，是生態危機的根源，他們主張應予批判。再次，擺脫生態危機的根本出路是建立一種“穩態”的社會主義經濟模式。最后，提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爭取社會主義道路的設想。
20世紀90年代以前“生態學”生態危機觀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馬爾庫塞對“科學技術的資本主義使用”的批判；威廉?萊斯重新定位自然與社會的關系；本?阿格爾的生態危機理論的建立。
(一)關于對生態危機原因的分析
本?阿格爾在《西方概論》中提到，關于工業資本主義生產領域的危機理論已失去效用，今天危機的趨勢已轉移到消費領域，即生態危機取代了經濟危機，對西方的階級意識和危機理論給予高度重視，認為今天資本主義社會的主要危機就是生態危機。
詹姆斯?奧康納在《自然的理由――生態學》中提到，用自然改造文化觀念，用自然和文化改造傳統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理論。
威廉?萊斯在《自然的控制》中指出，資本主義倡導的生產和消費模式雖延緩了經濟危機但卻加劇了生態危機，他鮮明地提出“控制自然的觀念”才是生態問題最深刻的根源。此外，萊斯還對“控制自然的觀念”有著重要影響的培根的思想和馬克思的自然觀進行了分析。
大衛?佩珀在《生態社會主義――從深層生態學到社會主義》中指出，生態危機的原因不在于生產力和人的需求的增長，而在于資本主義獲利本性，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矛盾是造成生態危機的根本原因。
貝拉米?福斯特在《馬克思的生態學：唯物主義與自然》中認為，生態危機與技術的資本主義使用方式有關，技術的資本主義使用方式使得環境持續性地惡化。
(二)關于對資本主義的批判
詹姆斯?奧康納在《自然的理由――生態學研究》中深刻、尖銳地指出，資本主義社會除存在歷史唯物主義所講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外，還存在資本主義生產力和生產關系與資本主義生產條件之間的矛盾，即資本主義的雙重危機理論。兩種矛盾相互作用，加深、加劇了資本主義制度框架內的經濟危機和生態危機。
安德烈?高茲在《經濟理性批判》中認為，資本主義的利潤動機必然破壞生態環境、資本主義的危機本質上是生態危機。資本家不愿意在環境保護上投資，即便投資，腦子里想的也是賺錢。在《勞動分工的批判》一書中一針見血的指出：“資本主義的勞動分工是一切異化的根源”。
貝拉米?福斯特《馬克思的生態學：唯物主義與自然》指出，以經濟增長為目的的當代資本主義是不可能克服日趨嚴重的生態危機的。福斯特指出，部分廠主在環境保護上或許作過一些努力，但這種努力是為了獲取更大的利潤。
二、國內文獻研究現狀
王雨辰、郭劍仁對以貝拉米?福斯特、詹姆斯?奧康納為代表的北美生態學進行了全面地考察，指出“貝拉米?福斯特理論的特點是力圖通過對馬克思理論文本的解讀，挖掘其中的生態哲學思想，從而建構出他自己的生態唯物主義哲學和物質變換裂縫理論”。在此基礎上，貝拉米?福斯特分析了資本主義制度同生態危機的關聯，其理論側重點是環境社會學研究。詹姆斯?奧康納則是通過建構歷史唯物主義的文化和自然緯度，揭示資本主義二重矛盾同生態危機的關系，提出生態社會主義構想，其理論側重點在于生態政治學。
曾文婷在《“生態學”研究》一書的第二章，從意識形態和資本主義制度的層面對“生態學”的生態危機理論進行了深刻的剖析。她分析了科學技術的錯誤利用方式與生態危機的關系；生態危機不在科學本身，而是在于意識形態，控制自然的觀念才是生態危機的最深刻的根源；生態危機不是一個純粹自然的和科學的問題，它實際上是資本主義的政治危機、經經濟危機和人的本能結構危機的集中表現，其主要的根源在于資本主義制度。
郭劍仁在《生態地批判》第三章研究和探討了北美生態學者貝拉米?福斯特的生態危機思想。他指出，福斯特通過分析資本主義生態危機的不可改變性和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可持續性，揭示了生態危機的根源、生態和資本主義的對立關系及解決生態危機的出路，即社會正義運動和環境運動的聯合是解決之道。
葛恒云的《“生態學”及其啟示》認為，生態學理論存在著一些問題，這些問題或在于其認識上的問題，或在于其理論自身的局限性。首先，作為理論核心的異化消費概念，是從異化勞動概念中派生出來的，沒有以對人的物質需求的深入分析為理論前提，影響了對壟斷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變革分析的邏輯力量。其次，是對科學技術的片面評價。
曾文婷在《“生態學”評析》一文中，對生態學理論的評價總體偏重于其可借鑒性。她在文中指出，“生態學”努力運用的觀點和方法，去分析當代生態環境及其危機問題，致力于生態理論與的結合，豐富和發展了的生態思想，為在當代的發展與完善注入了新的元素。
劉光明的《生態社會主義產生的科學文化背景探源》認為，“生態學”作為有影響的一種社會思潮是特定的科學研究發展和文化環境的產物。生命與環境科學的發展是它的自然科學前提：關于自然――人――社會未來的論述和西方對進一步探索中的有關生態、環境問題的認識為它的產生和發展客觀上起了指導、借鑒作用。
解寶軍《對“控制自然”觀念的重新理解》一文中論述了20世紀中期以來，由于科學技術在運用不當和失控狀態下造成了一系列極其復雜的社會問題，引發了資本主義國家資源浪費嚴重，環境惡性污染，破壞生態平衡的生態危機。
關鍵詞：生態危機；成因；解決路徑
Keywords: ecological crisis; causes; solution path.
中圖分類號：F205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2104（2012
隨著人類社會不斷發展，人類與自然的關系日趨緊張，尤其是近年來，全球自然災害的頻發，生態危機的嚴重加劇，使得人類的生活受到了巨大影響，人類對自我生存產生強烈的憂患，因此，分析和解決生態危機成為迫在眉睫的任務。
一、生態危機的語義分析
所謂生態危機是指科學技術在當代的飛速發展為人類開辟了新的活動范圍,大大增加了人類征服自然的能力,為人類創造了更加豐富的物質財富。但是,這種強大力量在運用不當和失去控制的情況下又會造成不良后果,引起一系列人和人的未來的極其復雜的問題,產生由高生產、高消費所引起的浪費資源、污染環境、破壞生態平衡的生態危機。[
]主要表現為壞境污染現象的屢禁不止、全球氣候變暖、公害事件層出不窮、臭氧層損耗日益嚴重、物種急劇消失、能源危機咄咄逼人、人類生活質量普遍下降等。
20世紀中葉以后，生態危機已不再是自然原因主導的，由于人類社會實踐活動的頻繁，生態危機呈現出新的特征：首先，它具有整體性和全面性的特征。從地域空間看，生態危機不再是局部的生態問題，而具有全球性特征；從生態系統內部的構成要素來看，物種的多樣性受到來自危機的侵害取向于滅絕的地步。例如，在20世紀有近30種物種滅絕，有近9000種處于滅絕的危險。其次，它具有不可逆性的特征。生態系統是具有自我組織性的功能以及具有生態自凈能力。但是在當今的生態系統的破壞已遠遠超過了生態系統的承受界限，生態系統失衡就很難恢復到平衡狀態，因而這些消失的物種將再也不會出現在人類的視野中，人類所能解決僅僅是局部問題，面對這些難以恢復的破壞人類無能為力。最后，它具有持續性和快捷性的特征。目前的生態危機已造成了物種世世代代的生態遺傳隱患，對物種的進化產生了重大的負面影響。由于多年來的生態危機沒有的得到有效的治理，當前的生態系統已經異常脆弱，在生產活動中稍有不慎將會引發生態災難一次性清算的危險。近幾年的雪災、地震、海嘯就是生態危機對于災難的提示。
二、生態危機的成因
全球生態危機問題主要包括生態破壞和環境污染問題、資源和能源問題、人口問題，而產生這些問題的原因，主要集中在資本主義私有制制度、科學技術、消費行為異化、國家觀念的出現上，但是我們都忽略一個問題就是，這些因素的主導又是誰？難道是憑空產生的嗎？
資本主義私有制制度是追求利益為目標，資本主義私有制是追求短期利益，置長遠利益而不顧，并且短暫性的經濟效益將生態效益和社會效益掩蓋了，資本家只會關注他的產品的賣出以及所得的利潤，至于賣出后的產品，利用過的環境會變成什么樣則不是他們關心的問題。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工業革命促使科學技術迅猛發展，直到微電子和計算機技術、生物工程、激光通訊、海洋開發以及新能源新材料技術的發展，對生態壞境已經造成了巨大的破壞。人類物質財富法增加，出于人的本性必不可少要追求享受、追求快樂，大量的奢侈品和大量產品被生產，而人們的消費觀念就是大量購物大量廢棄，大量浪費資源和能源。在加之，國家之間各自為政，發達國家轉嫁本國污染源給發展中國家，而發展中國家犧牲壞境以求片面發展，生態在這樣的情況必將處于難以恢復的狀態，我們經過這樣的分析將會明白，以上這些的物質的主導者是人類，而為什么原始社會生態系統都沒有遭到這樣的極度破壞呢？正如盧梭所說的“土地的被分割變成生了一種新的權利——私有權，這種權利與根據自然法產生權利完全不同。”[]產生生態危機的根源就是私有制的出現，因為私有制的出現，使人類出現不平等，人類只會關注于自身的利益，因為“財富是與人的幸福直接攸關的，最容易使人感受到的，是可以用它來購買一切的。”[]因而產生了所謂人類中心論，這種極端的將人和自然對立的理論，將人置于人與自然的絕對主宰，忽視了人的存在和發展以自然為前提，導致了人類更加對于自然的漠視，認為人類自己是萬能的。當地球出現生態危機時，正如恩格斯指出：“我們不要過分地陶醉于我們對自然界的勝利,對于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報復了我們。每一次勝利,在第一步確實取得了我們預期的結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卻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預影響,常常把第一個結果又取消了。”[]因而人類開始反思自己和自然的關系，我們要慎重處理自然和人的關系。
三、生態危機的解決路徑
在重新我們與自然的關系之后，解決好生態危機是關乎人類的命運，更關乎人類能否能夠在地球中永久生存，本文將從以下方面提出解決生態危機的路徑。
從個人角度上，我們要杜絕無效、負效和非理性的消費，要理性消費、文明消費、節約型消費，消費對象要科學，綠色消費。杜絕異化消費中奢侈消費，我國現在已經是奢侈消費的主要群體，為此每年就有許多物種消失，因而我們提倡在中國杜絕該類消費，也能減少過多垃圾的產生，減少空氣和土壤污染。尤其是要認清我們只是一群生存在地球上的一種生物，自然是我們生存的前提和保障，要尊重自然，熱愛自然。因為恩格斯說：“我們每走一步都要記住：我們統治自然界，絕不像征服者統治異族人那樣，決不像站在自然之外的人似的，——相反地，我們連同我們的肉、血和頭腦都是屬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
從國家的角度上，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合作共同來治理生態危機，保護壞境，地球是我們全人類的，發達國家可以自己發達的技術區解決生態危機，而發展中國要吸取發達國家的教訓，不能先污染后治理。政府之間要樹立科學的發展理念，控制生態危機的市場向度和資本邏輯向度，化解公害，制定出危機長效機制與國家可持續發展相統一的全球戰略。同時可以發揮聯合國的作用，對于破壞生態危機的國家予以處理，將公平、正義、和諧的價值取向在全球樹立起來。國家也要重視對國民環保意識的培養，從小抓起，進行環保教育，只有自小樹立地球與我們的命運息息相關，環境才能慢慢變好。而這對于我們國家來說，極為重要的，因為中國目前生態面臨著極大的問題，甚至是生存威脅，因而我們更應該堅持可持續發展戰略。
希望在不久將來能夠做到主席所說“促進人與自然的和諧，實現經濟發展和人口、資源、環境相協調，堅持走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保證一代接一代地永續發展。”
參考文獻：
1、付立荃：《“生態危機”的憂與患》，載《科技情報開發與經濟》，2002年第12卷第1期。
2、盧梭：《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商務印刷館2007版，第96頁。
3、盧梭：《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商務印刷館2007版，第116頁。
從某種意義上講，我國“生態文明”的建設是對我國“生態危機”的理性回應。三十多年以來改革開放政策的實施使我國經濟得以迅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也得到很大程度的提高。然而，與此同時，我國的生態環境也遭受到嚴重破壞。在這種背景下，如何通過法律調整市場主體的經濟行為以緩和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的緊張關系？怎么發揮政府對處理這種緊張關系的應有作用？怎樣保證徹底解決我國現在存在的“生態危機”的問題，以實現“生態文明”？以上問題的解決有賴于對我國生態危機的根源、我國生態危機和經濟法的關系等問題的研究。
我國生態危機的根源
生態危機并非最早在我國出現。早在20世紀初，伴隨著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化進程的加快，生態危機在這些國家才逐漸暴露出來，并且造成極大的社會危害。這些國家的學者在探究產生生態危機的根源時，由于他們觀察的角度不一樣，他們所確定的產生生態危機的根源也是各異。從目前的研究現狀看，主要是有“反人類中心主義說”、“科技異化說”、“消費異化說”和“資本主義制度說”。反人類中心主義把生態危機產生的原因歸結于人類中心主義與生態環境（主要為動植物）緊張關系，而忽視了人和生態環境為中介的人與人之間緊張的利益關系；科學技術本身具有中性，只是人類在改造生態環境和人類生產力的工具。同理，先進的科學技術還要被用于去化解生態危機。科技異化說沒有看到生態危機背后的社會制度根源；消費異化說把消費異化拔高到是生態危機根源的位置，忽視資本主義社會所蘊含的基本矛盾。資本主義制度說則是在西方生態學繼承西方特別是法蘭克福學派的社會批判精神的基礎上，透過生態環境的危機問題，看到了資本主義制度反生態性。強調資本主義制度的反生態本性導致了人與自然關系的異化，從而引起生態危機的產生（陶庭馬，2011）。資本主義制度說揭示了生態危機的真正根源。具體而言，資本主義制度中的基本構成要素是私有制與市場經濟制度。私有制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基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價值取向的核心則是在私有制基礎上，張揚利已主義的文化，強調社會發展的動力在于人與人之間不同利益的充分競爭，最終實現個人利益的最大化。這就使得個人資本的趨利本性充分顯露出來，導致社會大生產所涉及到的要素不斷被商品化。在這種循環中，自然資源（作為財富的基本來源）被市場經濟主體不可控制性地掠奪，引起市場失靈，進而導致生態危機的產生。
我國是社會主義制度，當然不可能直接具有資本主義制度反生態性的弊端。然而，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借鑒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的基礎上，建立并且逐漸地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雖然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并不以私有制為基礎，但是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的結合畢竟需要一定的發展歷程來克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上述問題。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立的過程中，由于市場經濟的快速發展，使得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固有弊端不能及時的被克服與修復。這造成人與生態環境之間、經濟發展和生態環境之間的矛盾逐漸尖銳起來，表現為市場經濟主體無序的惡性競爭成為常態，污染物和廢棄物的任意排放成為市場主體的慣常行為，掠奪式利用自然資源成為市場主體賺取利潤不可避免的途徑。這些最終導致我國生態危機的出現并且使我國生態危機在逐漸的嚴重化。因此，我國生態危機的根源是改革開放后由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建立過程中不能夠及時、有效地克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所固有的弊端，引起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主體對自然資源的瘋狂掠奪和肆意的破壞，最終造成生態環境處于危險的境地和崩潰的邊緣。
我國生態危機與經濟法的關系
經濟法作為國家為克服市場失靈而制定的、調整需要由國家干預的具有全局性和社會公共性的經濟關系的法律（李昌麒，2007）對克服市場經濟的弊端有著天然的“應對”和“暗合”。正是基于經濟法對市場失靈規制作用，間接地對解決我國日益嚴重的生態危機提供了通過法律手段加以調節的途徑。
（一）經濟法通過克服市場失靈而防止生態危機的發生
對經濟學家而言，市場失靈用于描述市場分配資源特別無效率的狀況。廣義地說，競爭性市場能夠有效地配置資源。即由市場競爭所形成的資源配置會達致不可能再使每個人都變得更好的程度；所有互利的交易都將由市場實現（蓋瑞?J?米勒、王勇譯，2002）。但是，充分、有效率的市場經濟被實現是受到一定條件制約的。這主要包括三個條件，即：市場充分競爭、市場上的物品全部是私人物品以及零交易費用。三個條件缺乏任何一個，就不可能實現社會整體福利的最大化（曼昆、梁小民譯，2003）。然而，在實際的市場經濟活動過程中，這樣的條件達成的可能性幾乎為零。因此，市場經濟的失靈相伴于市場經濟的行動而生，只是程度或者規模的不同而已。
正是由于市場經濟運行過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現市場失靈的情況，為了全局性、社會公共利益的需要，國家就必須對市場主體及其市場活動做必要和適度的調整，包括了市場規制和宏觀調控兩個層面。正如金澤良雄指出，經濟法“不外是適應經濟性即社會協調性要求的法律”，“主要是為了社會協調的方式來解決有關經濟循環所產生的矛盾和困難（通過市民法進行的自動調節作用的局限）的法律”，“是為了以‘國家之手’來滿足各種經濟性的，即社會協調性要求制定之法”。國家從社會整體的公共利益出發，統籌兼顧，制定并且實施相關的經濟法律以保證市場經濟的良性、循環及可持續的發展。正是經濟法對市場經濟主體的市場行為進行適當的規制，這才能夠保證市場主體將生態環境作為交易成本一部分，而不是使市場主體視對生態環境資源的掠奪作為獲取高額利潤的途徑，最終促使人與自然環境的和諧，保護生態環境。
（二）經濟法通過克服政府失靈而阻止生態危機的惡化
國家干預市場經濟的權力具有公權的屬性。就我國國家權力的架構看，國家干預市場經濟的權力賦予國家行政部門行使。在市場的運行機制中引入國家公權力干預，在一定程度上市場失靈能夠被有效地控制。然而，正如十八世紀法國啟蒙運動思想家孟德斯鳩曾言：“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萬古不易的一條經驗”。如果政府干預市場的公權力沒有得到有效地制約和規范，那么這就有可能導致政府失靈的出現，也即國家干預失敗，即不能解決市場失靈問題。甚至在某些極端的情況下，政府利用干預市場的權力而變向的參與到市場經濟活動之中，進而謀取不正當的利益。政府失靈主要表現為政府運行效率低下、政府干預過度、公共產品供應不足、政府不受產權約束、預算分配偏離社會需要和權力尋租等幾個方面（李昌麒，2007）。因此，從市場角度看，經濟法是國家干預經濟之法，“干預”是需要的干預和適度的干預；從國家權力角度來看，需要和適度恰恰是對國家權力的干預（穆虹，2009）。
正是由于政府在對市場進行干預的過程中會發生權力行使偏離的情形，也即政府失靈。為避免政府在干預市場經濟時政府失靈的出現，這就需要經濟法對政府干預市場的行為進行限制。只有通過經濟法對政府干預市場行為的限制，才能保證政府在市場經濟運行過程中扮演好“管家”的角色。這種角色在市場經濟運行過程中表現為對市場經濟主體的約束或者調整即不存在失職的情形，也沒有越權的狀態。因此，在政府適度的干預市場經濟運行的情況下，市場經濟運行過程中才不會出現市場失靈的情況，保證市場能夠發揮出其所應有的理性分配資源的功能，進而防止或者“治愈”生態危機。
經濟法應對我國生態危機的基本路徑
經濟法應對我國生態危機的基本路徑就是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和生態環境的相平衡為目標，進一步的調整和完善經濟法律的內容，最終實現經濟系統與生態系統的互動、協調、良性的發展。
（一）通過經濟法對市場失靈的控制來應對生態危機
國家從需要市場規制和宏觀調控兩個方面防止市場失靈。市場規制一般也將其理解為對市場秩序的調控，主要包括反不正當競爭、反壟斷、消費者權益保護、產品質量、反傾銷和反補貼幾個層面。宏觀調控是指國家為了實現經濟總量的基本平衡，促進經濟結構的優化，推動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對國民經濟總體活動進行的調節和控制（楊紫 等，2012）。因此，雖然國家對市場失靈的規制有著市場規制和宏觀調控兩個方面，但是針對經濟法應對生態危機這個角度講，國家的宏觀調控行為起著應對生態危機的“主力軍”的作用。立法機關為應對生態危機而修改經濟法中的規定時，應當以建立可持續發展的經濟模式為目標，堅持經濟發展必須與生態環境的可承載能力相適應。具體而言，在經濟法中涉及宏觀調解規則的完善著重于以下幾個方面：第一，經濟法中要制訂能夠充分地體現出資源所具有的稀缺本性與生態環境成本的價格體系。將生態環境的成本成為市場主體進行市場交易成本的一部分，進而約束市場主體的交易行為；第二，經濟法中應當設立排污許可的制度和排污產權交易的制度。通過排污制度的法律化，建立減少排放污染物的機制。通過市場交易的行為，使減少排放污染物的企業能夠在市場交易中獲得利潤；第三，經濟法中應當構建生態補償或者環境污染補償的制度。通過這種制度，使因損害環境而受益的區域或者人群向對與之相對應的受到損害的區域或者人群予以的相應的利益補償；第四，經濟法應當完善鼓勵有利于維持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相平衡的技術創新的法律制度，最終提高自然資源的使用效率和維護生物物種的多樣性。
（二）通過經濟法對政府失靈的控制來應對生態危機
為避免政府在參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進行市場調控時的政府失靈，必須通過經濟法對政府調控市場的行為進行規制。經濟法規制政府失靈的重要途徑主要是通過對經濟法中相應的規范性內容的調整，轉變政府參與到市場經濟中所起到的職能、完善政府參與到市場經濟中的程序和賦予并明確政府制定有利于保護生態政策的權限。具體而言，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在經濟法中的規定應當明確，為了確保市場經濟的發展與生態環境的平衡，政府應當由以經濟建設為主導型的政府向為社會提供公共服務的政府轉變，最終使政府不再直接參與到市場經濟當中，進而促使政府的把工作重點放于為市場經濟的發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環境和維護經濟發展與生態的平衡上；第二，經濟法應當賦予政府制定國內經濟產業發展方向、有利于保護生態環境的財政補貼、鼓勵生態經濟產業發展的稅收和投融資等政策的空間。這有利于調動政府在市場經濟建設中的積極性與主動性，從宏觀經濟層面引導我國市場經濟的發展，減少市場主體在市場經濟行為中對資源的不必要消耗和對環境的不必要污染；第三，經濟法應當進一步明確政府在市場經濟中行為的權限和程序。立法中應當明確政府在參與市場經濟時所做出的任何行為都不能夠以盈利為目的。此外，政府應對市場失靈時做出的任何一項決策的過程都要有相應的程序來加以約束，以防止政府誤用或者濫用權力。這樣才能夠使政府在遵循市場經濟規律的基礎上，做好對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促使市場經濟結構的優化升級和生態環境的保護。
1.陶庭馬.生態危機根源論[D].蘇州大學博士論文，2011
2.李昌麒主編.經濟法學[M].法律出版社，2007
3.[美]蓋瑞?J?米勒.管理的困境：科層的政治經濟學[M].王勇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4.[美]曼昆.經濟學原理（第二版）[M].梁小民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
5.[日]金澤良雄.經濟法概論[M].滿達人譯.中國法制出版社，2005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312（2012）36-0250-02
全球性生態危機是現代社會備受關注的熱點議題之一，學界對于生態危機的關注由來已久，自20世紀早期以來，已經形成了生態文學、生態哲學、生態社會學等重要的生態理論學科。在生態文學領域，20世紀70年代產生了影響深遠的生態批評理論，生態文學的理論研究建立了基本的框架，生態文學的核心議題即生態危機已成為大多數研究者的共識。然而，許多研究者對生態危機的現代性仍然存在誤讀；對生態文學中人類地位問題爭論不止；對“環境保護”口號疑惑重重；對生態文學的題材無限泛化。本文選取上述幾個急需辯白的問題進行集中討論，以厘清生態文學的誤讀和爭論。
一、對生態危機現代性的誤讀
生態危機是生態文學的核心議題，也是生態文學的歷史和邏輯起點。西方工業革命開始后，資本主義國家進入了高速發展的時期，對空間和資源的需求猛增，大片森林被砍伐，長千上萬的江河被污染，不計其數的物種被屠殺絕跡，深埋地下的礦產能源被開采殆盡。當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主義階段，對空間和資源的無休止的掠奪便導致了嚴重的生態危機，并隨著世界范圍內的工業化進程，蔓延為全球性生態危機。
從歷史的角度看，生態文學應產生于西方工業革命之后，隨生態危機的凸顯而慢慢發展，并在全球性生態危機中成為研究熱點。生態危機的現代性根源決定了生態文學的現代性；了解清楚生態危機的產生與發展，有助于分析生態文學的發端及發展過程。對于生態危機的現代性問題，有兩種較為典型的誤讀。第一，工業革命之前沒有生態危機。實際上，自然界中萬事萬物都存在著聯系，一個物種受氣候變化影響而減少，便是食物鏈中另一物種的危機。生態危機實則由來已久，然而以往任何時候都無法像工業革命一樣，造成如此嚴重的生態危機。第二，人類文明應該拋棄現代性。有西方學者認為，現代性的到來為人類社會帶來了危險景象，人類應回歸到簡單自然的生活方式。這種觀點在當今社會有其可取之處，比如有助于構建節約型社會；但若談到拋棄現代性，則是對主要矛盾認識的嚴重偏頗。生態危機的根源并非在于科技發展和文明進步，而在于人類控制和征服自然的致命虛妄。
二、生態文學中人類地位問題
關于生態文學中人類地位的問題，學界主要存在人類中心主義和非人類中心主義兩大對立陣營。兩者思想均作為一種價值和價值尺度被采用，不同的是，前者是把人類的利益作為出發點和價值評價的依據，認為有且只有人類才是價值判斷的主體；后者則認為人類中心主義是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的罪惡之源，認為人類應超越人類中心主義，建立一個以自然生態為價值尺度的價值體系，并制定與之相應的發展觀。
在生態文學的討論中，非人類中心主義則獲得了廣泛的歡迎。研究者認為，生態文學應圍繞“生態”二字，將其核心價值定義為生態整體觀，即是以生態系統的平衡、穩定和整體利益作為價值判斷的出發點和終極標準。在實踐過程中，為了表示對生態系統的尊重，賦予自然界中萬事萬物以主體的地位，并假設自然是一個能夠做出價值判斷的“主體”。這一觀點有利于人們增強生態整體意識，減少甚至消除人類對自然的控制和征服。然而，涉及到具體實踐時，非人類中心主義者往往又將人類擺在主體的位置，去替代自然做出價值判斷，從而回到了人類中心主義的范疇。生態文學研究對于人類中心主義的批評之聲不絕于耳，通常認為這一思想滋生出了人類對自然無休止的控制和征服，應該為生態危機承擔主要責任。實際上，在生態危機全球蔓延的今天，在尋求到一個公正有效的價值評判主體之前，人類中心主義很可能將喚醒人類這一自然界中唯一的理性存在，使其主動承擔起消除生態危機的重任。
三、保護環境的迷云
在人類發展史上，人對自然的態度經歷了敬畏、挑戰和征服三個階段。到了近代，隨著人類文明的進步，生態意識的發展，人開始重新思考自己在自然中的位置，認為人與自然的關系應朝著和諧共處的方向發展。在這一背景之下，“保護環境”成了全社會的共識，各國政府都積極鼓勵公民投入到保護環境的行動中去。作為一個寬泛的行動口號，“保護環境”極大地調動了人們解決生態問題的積極性，并衍生出了“節約用水”、“愛護動物”、“勿踐踏草坪”等一系列行動和口號。值得說明的是，“保護環境”的口號從一開始便存在著相當大的爭議。“保護環境”一詞，在非人類中心主義者的眼中，常被看作是人類中心和二元論的術語，意味著人類處在中心位置，周圍由所有非人的物質環繞；“保護環境”這個詞透露出的是人的自大和驕妄，不利于實現和諧共處的人與自然關系。然而在生態危機的現實中，非人類中心主義者也無法無視自己的理性精神和主觀能動性，而對生態危機不管不顧。在人類中心主義者的眼中，“保護環境”存在著選擇上的困境，一方面，人應該發揮自身的理性精神和主觀能動性，承擔起改善環境的重任；但與此同時，人作為價值判斷主體，從自身利益出發保護環境，勢必導致人類利益和生態系統整體利益的再沖突。人類在自然界中的高度責任感以及人類價值評判的主觀性，共同造成了保護環境的迷云。
四、生態文學的題材問題
生態文學從20世紀早期以來便成為一個熱點問題，其創作甚至已經遠遠領先于理論上的研究。生態文學的題材被熱情洋溢的創作者們極大的泛化，許多涉及自然環境描寫的作品都被不加區分地劃入生態文學的范疇。本文在此列出生態文學的主要題材內容，為生態文學的創作提供參考。
第一，生態文學應取材于人與自然之間的實踐活動，并將人與自然之間的相互關系作為描寫主體。
第二，生態文學在內容上應當反映生態危機這一定特定的社會存在。
第三，生態文學應努力著眼于生態系統的整體利益，并將人與自然的和諧共處作為文學表現的最終價值所在。
五、結語
生態文學作為一種新興的文學形式，在系統化研究上仍有很長的路要走。現代性生態危機仍在繼續蔓延，社會和時代交給生態文學的任務還很繁重。確立生態文學的現代性，有助于沿著工業革命以來的人類發展之路尋找生態文學的發端與發展過程，但生態文學各個發展階段的確認工作將是一項長期的工程。文學的直接創作者是人，人對于自身在生態系統中位置的思考，將很大程度上決定作品的價值取向，人的地位問題也是今后研究的又一重點。最后，作為一個獨立的文學門類，生態文學的題材可以有很多選擇，但這些題材不能無限泛化，應在某些方面表現出共性，以作為區分生態文學這一文學門類的依據。
參考文獻：
[1]雷鳴，李曉彩.中國生態文學亟須走出價值觀的混沌[N].河北日報，2010年.
中圖分類號：B83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026X（2013）09-0000-01
一、 當代社會城市人生存危機
城市化進程即人口聚集的過程。城市急速的膨脹擴張大大超出社會資源的承受力，人與環境的矛盾凸顯，制約了城市的發展。當代社會人生存危機是前所未有的，主要從以下兩個方面探討：
1.自然生態危機
人在社會發展中一直扮演強勢的英雄角色，人征服自然，奴役自然，無休止的開發自然，致使人的生存狀態處于種種的矛盾之中，面臨嚴峻的生態危機。主要表現有：① 自然資源日趨匱乏，水資源緊缺問題最為嚴重，生物多樣性銳減；② 環境污染是城市生態危機最明顯的表現。空氣污染、水污染、光污染、電磁波輻射等環境問題使城市人面臨巨大的健康危機；③ 目前，城市人口嚴重超出城市的負荷，人口膨脹帶給城市空間危機，主要體現在居住環境和道路交通的擁擠。
2.精神生態危機
在自然環境遭到嚴重破壞之時，危機向人類的心靈蔓延。① 城市化進程使貧富差距拉大，促使人對財富的欲望擴張，卷入物質流的漩渦之中。人在追求財富的過程中迷失了自我。人被物欲文化洗腦，物質文明正侵擾著人類的心靈世界；② 面臨越來越大的生存壓力，人心理承受能力越來越差，焦慮、憂郁成為城市人的通病，社會犯罪率不斷攀升，人的心靈無處安放；③ 人忙于追逐名利，忘記了思考，忘記了閱讀，忘記了親近自然，失去了人生的信仰，人日漸喪失基本的精神情懷，使精神家園日趨荒蕪。
二、 對生態美學的解讀
生態美學的提出被公認為是近10年來中國美學界對世界美學的最突出貢獻。“生態美學包括多重審美關系：人與自然、人與自身、人與社會、自然與社會，是一種和諧的審美觀，誘導精神性的回歸。”②生態美學打破傳統思維，以人與自然和諧統一關系為根本原則和價值觀，來探討人的生存問題。生態美學是一種回歸大自然的美學。
生態美學是生態學和美學有機結合，生態學的理論研究成果支撐生態美學發展。國外生態的美學與環境美學更為接近，西方在生態美學方面的研究更多是其在現實環境中的實踐應用。
生態美學歸根結底是一種美學形態，美學追求精神自由，提倡對生命的終極關懷，帶有超功利的思想傾向。生態美學敘述的是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以及人自身的一種動態平衡，是一種獨特的生態審美狀態。它懷念自然樸素之美，倡導人與萬物和諧相處，渴望到達內心深處的精神家園。當下人們面對重重生存危機，精神世界一片荒蕪，生態美學所顯現出的審美精神彌足珍貴。
三、 生態美學思想對城市人生存危機的作用
生態美學引發了人對原有價值觀的重新審視，啟示人理性的分析所面臨的生存危機，提供一種新的思維方法來引導人走出生存困境。
1.對自然生態危機的啟示
生態美學致力于返璞歸真，將過度人化的世界向自然原生態還原，讓人重新回歸自然古樸之美。生態美學強調和諧，它要求人自覺維護與自然的關系，實現和諧共存。生態危機使人對自己的英雄主義思想進行深刻反省，生態美學啟發人意識到自然界是一個有機的整體，人的存在與發展和自然密切相關，人只有遵循自然法則才能與自然協同發展。
同時，生態美學還為解決生態危機提供了有效途徑。生態美學可以直接指導社會實踐。越來越多的生態保護組織以他們的方式參與到城市建設之中，低碳設計、綠色設計應運而生。生態美學對生態環境進行新的審美塑造，是傳播生態文明的最佳形式。
2.對精神生態危機的啟示
生態美學為我們深入地認識人性、構筑精神家園提供了嶄新的觀念。生態美學摒棄“人類中心主義”，倡導人本精神，它站在對人類生存關懷的高度讓人擺脫心靈的禁錮，走出精神生態危機。生態美學所倡導的人文精神擴展到同人類命運息息相關聯的自然領域，尊重自然，關懷自然，是構筑美好精神家園的基礎。生態美學挖掘蘊藏在人內心深處的人性，確立“精神性”的審美價值觀，為人提供新的信仰支撐，極大的幫助人緩解精神生態危機，到達本真的審美境界。
生態美學關注的是人整體的命運，從哲學的高度引導人關心其他物種，尊重自然的價值。相信在生態美學的引領下，人最終可以實現“詩意的棲居”。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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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美國著名作家麥爾維爾(1819―1891)的長篇小說《白鯨》是美國文學史上一部偉大的作品，英國文學批評家卡爾?范多倫稱它為“全世界文學中最偉大的海洋傳奇小說之一”，如果說霍桑的《紅字》是闡述“人性”善與惡的力作，超驗主義的代表人物梭羅的《瓦爾登湖》是描寫美好的自然，倡導一種返璞歸真、自然生存的一部作品。《白鯨》就是一部闡述關于人性、自然、人與人以及人類與自然如何相處、生存的又一部《圣經》。因此，它是美國文學史上一部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巨作。筆者試從精神生態的角度來解讀《白鯨》中主要人物的精神生態困境。
二、精神生態的界說
隨著人類工業文明和物質文明的發展，生態環境受到嚴重摧殘和戕害，人類賴以生存的家園――地球瀕臨崩潰的邊緣。盡管人類已經做出種種努力，但生態危機的局面仍在日益加劇。那么生態危機的根源是什么?人類如何才能和諧、自然、詩意地生存在這個滿目瘡痍的地球上?生態危機的根源是人類精神生態的危機，因為人類只有在思想上去認識，在精神上去改變自己，才能融入自然，回歸“人類內部的自然”(nature)，即我們人的自然天性。所以，建立一個健康的精神生態環境，清除人類精神生態方面的污染、凈化人類的精神生態，才是消除生態危機之根本。
魯樞元先生在《生態批評的空間》里，把生態學分為三類：“以相對獨立的自然界為研究對象的‘自然生態學’、以人類社會的政治、經濟生活為研究對象的‘社會生態學’、以人的內在情感生活與精神生活為研究對象的‘精神生態學’。”并且，魯先生認為精神生態學“是一門研究作為精神性存在主體(主要是人)與其生存的環境(包括自然環境、社會環境、文化環境)之間相互關系的學科。它一方面關涉到精神主體的健康成長，一方面還關涉到一個生態系統在精神變量協調下的平衡、穩定和演進。”
根據魯樞元先生對精神生態的界定，精神生態學的研究可以分以下三方面：第一，在自然生態中實現自然地生態和諧、人與自然的生態和諧，即精神生態與自然生態和諧。第二，在社會生態中實現國與國、民族與民族、人與人的生態和諧，即精神生態與社會生態和諧。第三，在個體思維和內環境生態中實現人自我身心內外的生態和諧，即精神生態主體的自我和諧。
如果我們用精神生態學的這面鏡子，映照現今精神困乏的時代，就會看出：地球上人類社會中的生態失衡、環境污染，正是人類精神世界的污染所造成。本文從精神生態的審美高度，對《白鯨》中人物的精神生態困境進行探究，并嘗試在精神領域尋找其生態學意義上的“污染”“變異”和“困境”的原因。
三、小說中人物的精神生態異化
1 精神生態被異化的埃哈伯船長
人類的精神生態危機應先于自然環境危機、自然生態危機。“因為，人類的精神危機將導致異化，人的異化反過來又導致自然生態危機、社會生態危機和人的精神生態危機。實際上，人類精神危機的根源是人類中心主義，人類中心主義者把人類抬到萬物之靈的地位，人類成了世界的中心，宇宙的主宰!極端的人類中心主義也就是人類個體精神生態被異化的過程，在《白鯨》中，埃哈伯船長的精神異化主要就是瘋狂的個人中心主義。下面從三個方面來論述埃哈伯船長精神生態的異化。
(1)埃哈伯自我身心內外的生態異化，即精神主體的自我異化。自我中心主義使埃哈伯自立、堅強、勇敢、充滿了自信和力量。然而，這種自我中心主義又使埃哈伯精神異化，變成了一個邪惡、偏執、狂熱的復仇主義者，一個極度自戀、孤僻的精神病人和狂人。他遠離親人，遠離他的船員，遠離社會，離群索居，沉默寡言。他四十多年的時間都是在海上度過，是一種漂泊的捕鯨生活，同時，他的心靈深處又透露出一種孤獨和恐慌。四十年捕鯨生涯，四十年艱辛備嘗，四十年危機四伏，四十年雨驟風狂!他經常把自己關閉在船艙里，遠離眾人。四十年來，為了捕殺白鯨，他發誓走遍好望角，走遍合恩角，走遍挪威的大旋渦，走遍地獄的火坑，他發誓，不是鯨死就是船破。這種變異的精神生態使他不能如常人一樣去自然地生活，只能像魔鬼一樣在海上瘋狂。另外，斷腿的生理殘疾也標志他內部的精神失衡，同時也象征著埃哈伯內心自我精神生態喪失了整體性、和諧感。
(2)埃哈伯精神生態對社會生態的異化，這主要表現在埃哈伯對社會、對他人的一種敵視和冷漠，同時還表現在他的瀆神。對神靈的不敬，對上帝的不敬實際上是對社會的不敬、也是對社會仇視、冷漠的象征。他雖為基督徒，但不敬神靈，唯我獨尊。另外，埃哈伯精神生態對社會生態的異化還表現在他對水手的冷酷無情。埃哈伯性格暴躁，對人冷漠，對待自己的水手猶如使喚奴仆一般。在“披谷德號”上，埃哈伯自認為是船上的上帝，海中之王，當他的二副斯德布帶著祈求的口氣跟他說話時，埃哈伯暴跳如雷，破口大罵道：“下去吧，狗東西，到狗窩里去!”他甚至威脅道：“騾子，蠢驢子，給我滾，否則，我把你清出這世界。”這種對他人的冷酷無情、對社會的仇視都是他精神生態變異的表現。
(3)埃哈伯精神生態對自然生態的異化。自文藝復興、啟蒙運動以來，在人與自然的沖突中，“人類越來越狂妄和自以為是，他們逐漸拋卻了對大自然的敬畏之情，而代之以對自然的貪婪和掠奪，甚至是一種瘋狂的仇恨。”埃哈伯就是一個征服自然、掠奪自然、復仇自然的惡魔，一個追殺白鯨的瘋子。在追殺白鯨的過程中，他的一條腿被自鯨吞噬，這象征著在與自然的決斗中，人類是不可能完全戰勝自然的。相反，人類要遭懲罰，被大自然報復。盡管如此，埃哈伯不僅不思悔改，反而變本加厲地尋找白鯨并與之決一死戰。這種復仇的心理讓埃哈伯變得行為異常，變得殘酷無情。為了捕鯨，他拒絕幫助他的同行尋找丟失的剛一歲的兒子：拒絕大副斯塔勃克放船員一條生路的請求。不管天氣是如何惡劣，海上的形勢是如何險峻，他強迫船員發誓找到白鯨并與之決一死戰。這種發瘋的復仇心理使他自己乃至所有的船員(除了以實瑪利)走向滅亡，導致這場悲劇的發生。
2 精神迷途的以實瑪利
《白鯨》這篇小說，除了要體現埃哈伯征服、控制自然的精神思想外，還有一條很清晰的生態思想發展線索，即以實瑪利對自然的觀察和探索。以實瑪利富有探索精神，他隨“披谷德號”出海，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對自然的好奇并試圖探索生活的全部奧秘。他是這樣描繪他對自然的好奇心的：“這樣一頭兇猛異常而又神秘莫測的怪物激起了我 多大的好奇心啊。其次，是那浩淼無際、遠在天邊的大海，而這怪物就在其中騰躍翻滾它那島嶼一般的身軀……所有這些都促成我的愿望產生。”從精神生態學的角度看。以實瑪利對自然的觀察、探索彰顯出人類希望有一種認識自然、融入自然的健康精神生態。盡管如此，以實瑪利最終以獵人的身份加入了“披谷德號”捕鯨船。這種以獵人的身份去認識自然也體現出了人類中心主義社會里一些人迷茫的精神狀態。在《白鯨》第十九章“預言生疑”里，也能看出他的精神迷途。在這一章里，當以實瑪利、季奎格和“披谷德號”捕鯨船簽了協約后，一個衣衫襤褸的陌生人問：
“你們當了他的水手了?……”
不錯，我說，“我們剛簽了約。”
“上面有沒有提到你們的靈魂?”
“提到什么?”
“噢，你們沒有靈魂，”他急忙說，“不過那不算什么，我認識許多沒有靈魂的人――祝他們走運；他們沒有靈魂倒更安逸些。”這個衣衫襤褸的老水手是以利亞。在《圣經》中，以利亞是希伯來的先知。這些對話的寓意是先知以利亞告訴以實瑪利、季奎格他們加入“披谷德號”捕鯨船是沒有靈魂的表現，簽和約實際上是出賣了自己的靈魂。所以，從這個層面上說，以實瑪利代表著渴望健康的精神生態，而又逃脫不了人類中心主義影響的一些精神迷途的人。幸運的是，在追捕鯨魚的過程中，以實瑪利漸漸認識到自己的精神生態困境，從開始發誓捕殺鯨魚到后來以實瑪利以對鯨魚的接受、欣賞，到和平共處，都表明了他對自然的理解、寬容，所以，最后只有他一人幸存下來。
3 季奎格――被摧毀的原始精神生態
季奎格來自一個食人生番部落，他是原始道德、文明的象征。他有著被毒日頭曬成黃里透紫的原始人的膚色，有著粗壯、遍是傷痕的胳膊和胸膛，他穿著粗布厚外衣，是個異教徒，是原始自然生態文明向現代工業化文明過渡的象征。在小說里，作者是這樣描繪他的：“季奎格是個過渡狀態的生物――既非毛毛蟲，也非蝴蝶。他開化的程度最好讓他以一種最為稀奇古怪的方式來表現出他的粗笨。”他粗野、誠實、善良，毫無文明人的虛偽和甜言蜜語。季奎格高大的異教徒形象，崇高的氣質及高尚的情操，對以實瑪利的心靈上產生了巨大的震撼。季奎格參加捕鯨船，象征著原始精神生態被現代文明所污染，季奎格的死亡象征著原始生態被現代文明完全摧毀。在這一點上，麥爾維爾比任何一位美國作家更早地開始審視所謂的現代文明。
四、結語
生態人文精神的價值向度在于，將傳統的人類文明擴展到地球生態文明。人文精神生態已經超越了單純為人類的生存與發展的狹隘觀念，而是將維護自然界的所有存在物視為自己責無旁貸的職責。人類的自由也只有在自然界的良性發展的前提下才有可能。相反。人類如果仍堅持傳統的人類文明的人文精神生態，使自身的精神生態受到“污染”而“變異”，進而處于“困境”，人類的命運就會同“披谷德號”捕鯨船的命運一樣，最終船毀人亡。這就是《白鯨》的重要意義所在，也是麥爾維爾給人類發出的生態預警。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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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魯樞元，生態批評的空間[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
從根本上就是對資本主義以及資產階級的批判理論，有革命性與批判性。在生態學中，認為當前的社會生態危機，并不是因為純粹自然問題而造成的生態環境破壞，[1]是資本主義政治危機、經濟危機的集中表現。生態學中，不僅反對將環境問題認為是由工業化和科學技術發展而造成的階段性的生態危機，它更是認為生態危機的根源在于資本主義制度的本身，是資本主義本質中存在的反生態、反人類特性導致的生態危機，并進而科學地批判資本主義社會經濟政治的弊端。生態學還認為，若是人們不從根本上改變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制度，僅僅依靠加快國家生態技術發展，不可能真正解決國家的生態環境問題，而且會導致生態破壞的惡性循環，不利于整個世界的生態環境安全。在生態學中，認為尊重生態規律和發展資本主義政治經濟是一個矛盾體，資本的擴張必然會導致經濟社會無限制的發展趨勢，然而自然的運作的本身承載力有限，故此對于當前世界中出現的生態環境問題，資本主義政治經濟的各種矛盾才是問題源頭，單純對生態環境進行治理無異于舍本逐末，而對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進行科學地批判將會對改善環境產生本質上的積極影響。
二、生態學對資本主義政治制度的批判
資產階級政治通過暴力和掠奪創造階級，分離了生產者與他們的生產資料，甚至剝奪土地資源，使人們流離失所，強迫無辜的農民進入到資本主義工廠中進行生產工作，對生態環境造成嚴重的破壞的不僅是工業發展帶來的廢氣、廢料污染，大規模擴建工廠更是深層次地影響生態安全。生態學還認為，資本主義政治中的法律極其殘暴，資產階級往往借助國家暴力以及法律制造無產者、開展生態掠奪，征服掠奪殖民地，開展對農業的剝奪，這些“合法”行為都是對世界生態環境安全短信的肆意踐踏。具體來講，生態學對于資本主義的消費方式以及資本主義者的生產方式都進行了相應的生態學批判。生態學批判資本主義，不僅批判了資本主義在反生態方面的本性，更是批判資本主義使破壞生態環境的首要源頭，具有無法推卸的職責，批判資本主義是造成當前全球性生態危機的罪魁禍首[3]。
生態學中，對資本主義的生態批判主要基于對財富的無休止追求，以及對自然環境的無限度攫取，并不能理性地去利用自然資源，也不能從長遠的角度去看待生態可持續發展問題；生態學批判政治制度導致人們沒有特定居所，讓人們在歸屬感與生態基礎中分割開來，這樣也就淡化人們對土地的保護意識，淡化人們的生態穩定認識，使人們失去土地倫理觀念，從而加劇對周圍生態自然環境的破壞[4]。生態學，在其形成、生態學體系化、生態學發展的多個不同階段中，始終認為資本主義造成當今環境退化。生態學批判資本主義分割貧、富生態環境，毫無節制的開發經濟擴張能源，大量消耗生態環境。
三、生態學對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批判
隨著西方發達國家生態運動的發展以及全球環境問題的嚴重，生態學被西方納入其視野之內，并形成了生態學。它可以將生態學知識和理論相互結合起來，產生生態學，既是一種社會主義思想，又是可以剖析當今生態危機的根源，以及尋求克服世界環境退化，解決世界生態危機的有效路徑。資本主義生產和自然生態系統之間存在著必然不可調和的矛盾，‘歷史加速度’才是加速地球環境惡化以及破壞地球生態系統的根本[5]。生態學中，從資本邏輯本身出發，批判生態危機的本質根源，使生態問題與當代資本相互聯系起來，因資本主義在獲取利潤中，工人的工資上漲必將會導致資本主義的平均利潤降低，那么在這樣環境下的資本主義企業經濟發展中，就會更需強化自身對自然資源的利用，只有通過對自然的不斷加深，以及不斷擴大對自然資源的掠奪，才可以確保資本主義企業經濟的利潤。生態學中，在批判政治經濟的同時，他也提出要想能夠真正解決生態危機問題，就必須建立合理的生活模式，“更少地生產，更好地生活”采取正
確的消費觀念，將消費與幸福等同，讓每個人都可以通過實現勞作得到這些東西。政治經濟中的“環境質量”，不僅是可欲求的商品，也不是價格合適就購得的東西，而是在資本主義意識形態中，用“誘人的商品做最后裝飾”，以此來“增加對產品享受的手段”，賦予自然經濟價值，按照市場商品原則去構建社會，這是反自然的荒誕做法。
四、生態學在政治經濟發展中的運用
中圖分類號：B089.1 文獻標識碼：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2.06.002
20世紀60年代，當法蘭克福學派理論家結合了當代資本主義發展的特點，從工具理性批判的視域出發，揭示和批判了科技在晚期資本主義社會中的意識形態功能之時，西方中產生了一支重要的新興流派——生態學，他們主要是在以經濟理性為特征的工具理性批判的視域下，試圖以新的危機理論——生態危機理論來修改馬克思的經濟危機理論。
一
生態學直接吸取了法蘭克福學派的“生態危機理論”，特別是其中的異化消費理論。與法蘭克福學派的“社會批判理論”一致的是，生態學既是對蘇聯式革命的，“紅色”的之批判，又是對資本主義社會之“人道主義”式的批判。
但是，在“生態危機理論”方面，二者的研究視域是不同的，從而，二者對資本主義批判的視角不同，所得出的理論結論也存在著很大的差別。法蘭克福學派是在以技術理性為特征的工具理性批判視域下來建構異化消費理論的，其將科技視為扭曲人的需求而造成了“異化消費”的意識形態。法蘭克福學派的社會批判理論實質是文化批判的理論，其對資本主義現存制度的批判是脫離于現存政治結構的抽象批判，其理論也就缺乏建構性。這樣，在“科技是意識形態”的論斷下，法蘭克福學派理論家在否定了無產階級自我解放需求的同時，并沒有發展出一種新的需求結構，“沒有提出一種新的能重新評價人的需求的新的危機理論”[1]487
與法蘭克福學派社會批判理論不同的是，生態學不是在以技術理性為特征的工具理性批判的視域下，而主要是在以經濟理性為特征的工具理性批判的視域下，來建構其異化消費理論的。在法蘭克福學派看來，決定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邏輯，與其說是技術理性，還不如說是決定技術理性的經濟理性。經濟理性以資本理性為原則，表現為對資本利潤的追逐，對以資本積累為目的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維護，以及利用科技促進國家經濟與工業持續增長的國家資本主義邏輯。經濟理性的邏輯不僅是個別資本的邏輯，在當代資本主義社會中，它內置于資本主義的社會結構中，體現為國家發展經濟的策略和行為，異化消費是這樣的社會結構的必然結果。如果說異化消費在法蘭克福學派那里是對異化勞動的遮蔽，那么，在生態學那里，消費異化不僅掩蓋了人異化勞動的生存狀態，而且異化消費“并沒有消滅生產領域中的異化，消費異化反而還支持著異化生產制度”[1]499，維持著資本的積累。為了維持現存的資本積累和工業增長速度，資本主義不得不提供滿足異化消費的不斷激增的商品，于是，經濟危機雖然得到緩解，但是隨之出現的卻是生態危機。進而，生態學者認為，人類社會與自然的矛盾上升為資本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當代資本主義的危機已經從生產領域轉移到消費領域，生態危機取代了經濟危機成為了新的社會危機。通過對經濟理性邏輯所決定的社會結構之分析，生態學進一步發展了法蘭克福學派的社會批判理論，并試圖以新的危機理論——生態危機理論來修改馬克思的經濟危機理論，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了以生態社會主義來取代資本主義的政治變革設想。
二
生態學的重要創始人萊斯，從“控制自然”觀念的角度分析了資本主義生態危機的根源。萊斯批判了法蘭克福學派理論家的生態危機理論的基本觀點——對自然的控制是對人的統治的基礎和前提，他認為，控制自然與控制人這兩方面存在著內在的邏輯聯系，從表面來看，當代社會中的生態問題根源于人對自然的控制的方式，但實質上卻根源于人對人的控制方式。他提出“由于陷入社會沖突，技術構成了一種把控制自然和控制人聯系在一起的手段”[2]。萊斯所強調的是要在人對人統治的方式下，在社會沖突的背景下來理解人與自然之間的沖突。進而，萊斯認為“控制自然”的觀念同資本主義有著邏輯的和歷史的聯系。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控制自然”由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決定，并被其所強化，“控制自然”因而成為一種普遍的社會意識形態。萊斯批判了法蘭克福學派將科技視為生態危機的根源的思想，而從經濟理性批判的視域出發，批判經濟主義的觀點。經濟主義把環境問題僅僅作為一種經濟核算問題，認為環境問題是“經濟代價問題”，進而，把環境質量看作是一種商品。經濟主義的這種觀點是與決定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社會結構相聯系的，這個社會結構體現的是“市場取向標準的普遍性和對工業技術革新能力的崇高信仰”[3]。在此基礎上，從道德、倫理和人性的角度，萊斯提出控制人的需要與欲望的思想，并對“控制自然”觀念重新作了解釋。異化消費作為人的生存方式，同樣地也與當代資本主義有著邏輯的和歷史的聯系，形成二者之間聯系的紐帶，同樣是經濟理性所決定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一方面，追逐利潤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需要異化消費，另一方面，異化消費給予人獲得虛假的滿足感，人們將消費與滿足和幸福等同起來，從而促進資本主義經濟的增長。同時，由于異化消費是維持資本積累的手段，因而消費也受資本所控制的廣告傳媒所牽引并由國家所干預，人們甚至不是為了滿足而消費，而是為了消費而消費。
如果說萊斯對異化消費的批判還主要停留于概念層面的話，那么，高茲、福斯特則進一步批判了“異化消費”背后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資本主義制度。
高茲將經濟理性作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邏輯。為了實現利潤的最大化，當代資本主義以消費異化來實現生產規模的擴大，這導致了人類對自然資源的大肆掠奪和生態危機的出現。因此，保護生態環境必須廢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建立以“生態理性”為原則的生產方式——社會主義生產方式[4]。
相對于高茲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批判而言，福斯特對資本主義的批判更為深刻和全面，他直接把批判矛頭指向資本主義制度本身。在福斯特看來，資本主義制度內在的經濟理性思維不僅體現在其傳統經濟學中，還體現在其環境經濟學和技術革新的生產活動中。傳統經濟學“自命是有效利用稀有物品的科學”[5]2，其“物品”被狹義地界定為“市場商品”。這就意味著為了追逐資本利潤只需考慮如何最大限度地有效利用自然資源，即使利用自然資源會導致“生態自然匱乏和不可逆轉的生態環境惡化（在人類生存的時限內）”[5]2等問題，也是無需受到譴責的理性經濟行為，因為生態問題并不是傳統經濟學所要考慮的問題。
如果經濟學將生態因素納入經濟核算中，作為投資的成本來考核的話，那么生態危機是否能避免呢？對于環境經濟學相對于傳統經濟學在理論上的改進，福斯特依然不看好它在解決生態問題方面的任何實質性作用。環境經濟學家認為，如果賦予自然界以經濟價值，將環境因素轉化為可以自由銷售的商品，那么社會的生產活動就會考慮生態因素，生態環境就可以得到保護。福斯特指出，環境經濟學家以自然的經濟價值作為理論預設，但是生態環境的價值是多方面的，是整體性的，自然的整體性“內在價值不能簡單化成市場價值，也不能用于成本效益分析”[5]24。福斯特批判環境經濟學家的理論預設實質是“自然資本化”，他們將整個自然界及其組成部分看作為“自然資本”[5]27。這種借助于自然資本化來解決環境問題的辦法是行不通的，“環境問題的真正根源在于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本身”[6]。經濟理性所建構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決定了資本主義的無休止的自我擴張本性，在保持生物多樣性方面市場作用必然是低效的。“任何試圖把自然看作商品和讓自然從屬于自我調節市場規律的做法都是非理性的，都會由于自然賴以繼續存在的必要條件再生產能力的喪失而導致生物圈的嚴重破壞”[5]33。因此“自然資本化”的方案必然是一個市場烏托邦的神話。福斯特后來把“自然資本化”發展為“自然私有化”。他指出，當今全球經濟正逐漸將自然界中的每一樣東西都變成了可以買賣的私人商品，“這種自然私有化的趨勢具有巨大的破壞性，并且激化了我認為對資本主義來說是特有的那種環境問題”[7]。
福斯特認為，不僅僅環境經濟學的方案在解決生態問題上是無效的，同樣地，在資本主義制度框架內的任何技術革新活動也不能拯救生態環境。福斯特以“杰文斯悖論”①為依據，批判以技術來解決生態問題的技術決定論。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技術進步服務于資本積累，新技術的運用必然要服從資本增殖的經濟理性原則。技術革新帶來的資源利用率的提高在減少個別消耗的同時，并沒有減少對資源的總體消耗，因為與資源利用率的提高相伴隨的是經濟規模的擴大和對資源的更大需求，資本利用技術革新來獲得更多的利潤，技術革新的結果是加劇了資源消耗和生態危機。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新技術的運用也要服從資本增殖的經濟理性原則，即使新的技術能有效地抑制自然資源的消耗和環境的破壞，但新的技術可能會遇到體制性的障礙，而無法得到運用。福斯特由此得出結論：能解決環境問題的不是技術，而是社會經濟制度本身。技術決定論的觀點沒有看到資本主義制度的反生態本質，沒有看到資本主義條件下技術的運用僅僅是追逐資本利潤的手段，技術的運用和生態的破壞是同一過程。
通過對資本主義經濟學理論預設和技術決定論的批判，福斯特揭示了現代生態危機與資本主義制度之間的內在聯系，認為解決生態危機的關鍵在于實現社會制度的變革，走“自然的社會化”的生態社會主義道路，從而，通過民主的程序將自然置于人民的保護之下[7]。
三
生態學正是在繼承馬克思生態學思想的基本原則基礎上得以發展的。生態學既反對把生態危機簡單地歸為科技的“原罪”和人類中心主義，又批判“高度精神化和唯心主義的方式來對待環境的非人類中心主義”[7]，強調環境保護不能離開人的尺度，為協調人與自然的關系提供了一個嶄新的視角，并試圖從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批判中開辟出一種現實的環保主義方案。生態學者結合當代資本主義發展的特點，以“消費異化”理論來補充馬克思的異化勞動理論，這無疑是對的發展。因此，在對待當代生態危機問題上，生態學，無論是相對于西方未來學派還是相對于法蘭克福學派，更具有現實意義，這表現為生態學對全球生態問題與未來的人類活動行為在社會制度、生產方式和文化觀念等方面都作出了有益的建設性探索。
但是，由于生態學者以異化消費理論取代了異化勞動理論，并以生態危機理論來修改馬克思的經濟危機理論，從而拋棄了馬克思的無產階級社會革命的理論，因此，即使他們對資本主義制度本身作了深入的批判，并提出了生態社會主義的政治設想，但是他們在理論上依然存在嚴重不足和內在的矛盾。其理論的不足突出地表現為，生態學依然在資本主義民主的框架下探討未來社會改革方案，其生態社會主義也不是馬克思所設想的社會主義，其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批判也僅僅是對資本主義經濟理性原則和工具理性原則的批判。其理論的內在矛盾主要表現在：一方面，生態學者批判經濟理性所建構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和生產方式，批判資本對利潤無限度追逐的貪婪本性；另一方面，他們又在資本主義政治制度的框架下倡導消減工業生產的“穩態”、“無增長”的經濟模式。既要取消資本主義根本的經濟制度，同時又要保留資本主義政治制度，這是生態學者所倡導的生態社會主義方案的實質，這樣的方案顯然只能是一種烏托邦式的設想。
但是，生態學在理論和實踐上所作的探索對當前中國生態文明建設依然有著重要的借鑒意義。首先，生態學是對蘇聯式革命的，“紅色”的的批判，其理論家對傳統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進行了深刻的反思，指出了傳統社會主義存在著片面追求生產力和經濟發展而忽視環境保護和民主政治建設的問題，這對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以及與之相關的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改革都有著重要現實的意義。其次，生態學也是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其理論家試圖從的理論視角批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從而揭示當代生態危機的根源。在他們看來，解決生態問題必須解決人與人的關系問題。生態問題表面上是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但實質上是人與人的關系問題。雖然我們的社會制度不是反自然的，人與人的關系也不像資本主義社會那樣存在著嚴重的對抗，但是，當代中國走的是工業化與市場經濟的道路，在“注重效率”的原則下可能會忽視社會公平，在強調經濟效益的同時可能無視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這就意味著中國社會主義條件下的人與人關系與生態文明并不是完全協調一致的。中國依然存在著政治體制、經濟體制不盡完善的諸多問題，科學發展觀、構建和諧社會的理念旨在調節多種人群之間的關系，從而調節人與自然的關系。因此，我們應該從制度、技術和人際關系等多方面入手來解決生態問題。再次，切實推行保護環境的可持續發展戰略。可持續發展意味著既要以經濟理性為原則又要用工具理性來發展經濟和科技，同時又要發揚社會主義民主，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以政治改革來促進民主建設，以運用民主監督機制來合理地規范科技、經濟和生產活動，從而促進我們的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將我們的生產和經濟活動納入生態系統的良性循環中。最后，要在全社會樹立生態文明消費觀，生態危機與“控制自然”、“異化消費”的觀念密切相關。在工業化發展進程中，我們在引進西方的科技與民主的同時，必然也會受到西方的有悖于生態文明的消費觀念和文化觀念的影響，因此，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就要倡導符合生態文明的世界觀、價值觀和消費觀，這一點顯得尤為重要。
注釋：
① “杰文斯悖論”：英國經濟學家發現，雖然通過技術革新提高了自然資源（比如煤炭）的利用率， 然而這只能增加而不是減少對煤炭的需求，因為效率的改進會導致生產規模的擴大，從而技術革新加劇了資源消耗和生態危機。參見福斯特的《生態危機與資本主義》一書，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8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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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riticism of Economic Rationality： Research Perspective of Critical Theory of Society on Ecological Marxism
GUAN Jin-xiu
美國墨西哥灣泄油事故
墨西哥灣漏油事故發生在2010年4月20日，離金融危機“探底”不到4個月，它的救助治理則長達4個多月，至今導致環境污染的嚴重殘毒未消。這件事的發生是偶然性中包含著必然性。說它偶然，在技術操作上發生過偶發事故；說它必然，從起因到救助過程再到污染后果，都與金融危機、石油危機有著必然聯系；金融危機的中心僅僅幾個月后又爆發最大的石油生態危機，能說是純粹偶然的嗎？關鍵在于他們沒有心思處理此事，對本國國民不負責任，更不肯花大錢。
日本福島核泄漏事故
日本是受金融危機受害最嚴重的國家之一，經濟衰退最突出，債務相當于GDP的兩倍。為解決經濟危機，十分無能的幾屆政府卻像走馬燈一樣一個一個倒下。菅直人上臺后，對經濟困境一籌莫展，想了個歪招：把矛盾引向國外，一會與中國鬧，一會與俄國鬧，一會與美韓大搞軍演。面對專家送上的東北地區可能發生大地震的報告置若罔聞，毫無準備。恰在這時爆發了9級地震和海嘯，又引發7級核泄漏大事故。全面看，日本福島7級核泄漏事故是由三個方面原因造成的：一是天災即9級地震和巨大海嘯，二是技術缺陷，三是制度弊端。天災固然難以避免，但如果制度優越、事前有備，就不至造成這樣大的禍害，而唯利是圖的制度和被債務纏身的政府則加倍放大了這場災禍。福島核泄漏事故擴大到如此程度，正是資本主義矛盾長期積累的結果，金融危機又使它積重難返、雪上加霜，政府和企業心猿意馬、力不從心。深層原因就是私人占有、追求利潤最大化損害了整個社會利益，不可能適應高效、高危的高科技大規模運用造福于人民。直接原因恰好是被金融危機的悶棍打暈了，心不在焉，加重危機的深廣度。從政府到企業，既對人民表現了道德缺失，麻木不仁，又對救助手忙腳亂，如坐針氈，使日本這個曾經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國家，一下子淪為捉襟見肘的困難戶。生態社會主義視閾下，生態危機也是資本主義的宿命
經濟危機是由生產社會化同資本主義私有制之間的矛盾所決定的，是資本主義制度自身不可調和矛盾的產物，是資本主義的宿命。在我們剛才通過對兩次生態危機事故的分析，不難看出，既然它們同金融危機存在種種直接相關性，從某種程度來講，此兩起事故的發生和演變都是由政府和企業為應對經濟危機采取錯誤行動所造成的惡果。在生態社會主義的視閾下，在資本主義國家中，生態危機的發生，就如同資本主義國家發生經濟危機一樣，都是本身固有的內在不可調和的矛盾所導致的，是任何一個資本主義國家都不可避免的惡果，也是資本主義的宿命。
一、資本積累是導致生態危機的直接原因
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資本的固有本性就是不斷地追求利潤，為了滿足這一本性，就必須不斷擴大積累。資本主義積累是建立在不斷增長的生產率上的，生產率的增長意味著一定的雇傭勞動能加工比以前更多的原材料。如果經濟在不斷的增長，對原材料的需求量就會不斷地增加（假定其他條件保持不變），對資源的開發力度也就會不斷加大，其結果是導致原料在不變資本的支出中占有更大的份額，同時持續擴大對資源的開發力度，這勢必產生環境惡化甚至是資源枯竭的危險。從長期來看，這又有提高平均成本的趨勢，從而抑制了利潤率和積累的增長。為了繼續保持利潤率，資本（個體或聯合）便會擴大設備、技術及基礎設施等方面的投資以開發新的資源，努力降低原材料的成本。如果資本的這種努力能夠如愿以償，即在更為有效的生產和使用水平的前提下，付出比以前更低的平均成本，那么，原材料的成本和價格就會下降，平均利潤率就有上升的趨勢，原材料的開發和資本積累的速度就會加快，并造成對資源的過度開采進而產生資源耗竭的危險。簡單地說，如果原材料的價格很便宜，那么資本的積累率以及由此而導致的資源的耗費和衰竭程度就會相對較高；而如果原材料很貴，那么資本就會通過擴大投資開發新的資源來把它們的成本降低下來，這樣就又導致新的資源的耗費和衰竭。總之，不管原材料、能源的成本是低的且是不斷下降的，還是高的且是不斷增長的，資本積累和經濟增長都會帶來投資規模的不斷擴大，而投資規模越大，對自然資源的開發和消耗就越大，對自然資源的破壞性就越大，環境污染的程度也就越大。這是資本積累不可克服的內在矛盾。因此，毫無疑問，資本的不斷擴張會以自然條件的破壞為代價，資本的過分積累，必然導致嚴重的生態危機。
二、不平衡的、聯合的發展造成了全球性的生態危機
資本主義積累和危機是以其不平衡和聯合的發展為特征。不平衡發展指歷史性生成的工業、農業、礦產業、銀行、商業、消費業、健康、勞動關系以及政治結構等等在空間分布上的不平衡狀況。不平衡發展一方面可以用來描述原料供應地區（第三世界或欠發達國家）與對產品的生產加以壟斷的地區（第一世界或發達國家）之間的二元對立；同時也可以用來闡釋作為整個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再生產的基礎的城市與鄉村之間的剝削與被剝削的關系。奧康納認為，資本主義的不平衡發展對發達地區與不發達地區產生的后果是不一樣的：對前者會帶來大量的污染，對后者則帶來了資源的毀壞和衰竭。迫于急切發展經濟的壓力，南部國家以及北部的那些原料供應地過度地開發本地區的資源，以出口到發達的工業化地區，創造盡可能多的外匯，結果造成了這些地區資源的毀壞和衰竭，如土壤的惡化與流失、森林的過度砍伐以及對礦物燃料的過度開發等等；而這些原材料在工業化的地區則恰恰是以廢棄物和污染物的形式表現出來的。聯合的發展是指那些發展了的地區的經濟、社會及政治形態與那些欠發展地區的經濟、社會及政治形態之間的一種獨特的結合社會經濟或政治生活的新、舊形態的混合。資本為追求利潤的最大化而把各種社會經濟形式聯合起來，它至少有以下兩種相互并存的形式：第一，南部國家農村中無地或只有少量土地的人向城市的遷移，以及南部國家人口向北部國家的遷移；第二、發達國家的資本和技術向能夠提供廉價勞動力和更具有市場潛力的第三世界國家的輸出。在第一種形式下，廉價勞動力向城市的大量涌入，不僅帶來了生產條件、生活條件、健康條件惡化等多種社會問題，也導致了農村勞動力的短缺、農村土地荒蕪和生態狀況的惡化。在第二種形式下，發達國家將一些高污染、高消耗的企業遷移到發展中國家。由于當今世界經濟同時存在著不平衡的發展和聯合的發展，因此應該闡述二者共同作用產生的后果。不平衡發展導致了自然資源的毀壞，聯合的發展在這基礎上又增加了污染、有毒廢棄物以及其他的一些問題。發達國家正是通過不平衡發展和聯合發展，實現了對全球自然資源的掠奪性開發，造成了大量不可再生的自然資源的短缺和枯竭，并引起了全球嚴重的環境污染。總之，資本主義是不斷追求利潤自我擴張系統，這種自我擴張的趨勢與自然資源、自然凈化能力的有限性構成了資本主義無法解決的矛盾。
通過以上的論證，我們不難看出，在生態社會主義視閾下，正是資本主義制度自身的獨有的特性和固有的矛盾，促使生態問題的出現與惡化成為必然的結果，總之，生態危機也是資本主義的宿命。
三、解決生態危機的唯一出路―走生態社會主義道路
既然導致生態危機的根本原因在于資本主義制度，在于這一制度不可改變的利潤掛帥的經營戰略，生態危機是資本主義的宿命。那么，消除生態危機的唯一出路就在于走“變革資本主義制度，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的生態社會主義道路。
（一）通過生產資料共同所有制的實現對人與自然關系加以集體控制
英國生態社會主義者佩珀指出，異化是資本主義社會的普遍現象。異化首先是自然的異化是與我們的自己的部分的分離，而導致自然的異化的原因在于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和生產。因此，通過生產資料共同所有制的實現對人與自然關系加以集體控制，異化就可以被克服，因為生產是我們與自然關系的中心。在他看來，克服自然的異化意味著，通過消除它虛假的外部性和控制與規范它對整個社會用處來堅持自然的人性。我們不應該在試圖超越自然限制和規律的意義上支配或剝削自然，但是，為了集體的利益，我們應該集體地支配（計劃或控制）我們與自然的關系。由于社會經濟組織的每一種形式都有著與它自己的具體的歷史條件包括非人環境相關的特定方式和動力，因而，對一個既定生產方式的自然限制，并不是對所有生產方式的普遍限制。改造生產方式意味著改變許多需求，因而改變供應它們的資源以及必須解決的一系列生態難題。
作者簡介：周曉陽（1953-），男，湖南祁東人，南華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徐華（1974-），女，湖南衡陽人，南華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碩士研究生，南華大學圖書館，館員。（湖南 衡陽 421001）
基金項目：本文系湖南省教育科學“十二五”規劃立項課題“當代大學生生態文明素質培養研究”（課題編號：XJK012BDY005）的研究成果。
中圖分類號：G64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0079（2013）25-0202-02
古往今來，人與自然的關系是任何一個社會歷史時期都不可以回避的一個話題。“今天，人類又走到了一個新的十字路口。生存還是毀滅？這個哈姆萊特式的困惑再次困擾著人類。”[1]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人與自然的矛盾日益尖銳，黨的十七大報告首次提出建設生態文明的偉大戰略任務，黨的十報告又進一步提出建設“美麗中國”的戰略目標。這表明我們黨對人與自然關系的認識達到了很高的境界。我國大學生是社會主義事業的接班人，是建設生態文明的生力軍，他們的生態文化素質將直接影響整個社會、整個民族的未來。因此，加強高校生態文明教育，對于培養大學生生態文明意識，提高大學生生態文明素質，建設生態文明和“兩型社會”，推動“四大文明”協調發展，實現建設“美麗中國”的宏偉目標，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應對生態危機挑戰，是建設“兩型社會”和“美麗中國”的迫切需要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年均GDP增長超過9，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但是也應該看到，在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也出現了環境污染嚴重、自然資源枯竭、生態平衡破壞等問題。為了應對生態危機的挑戰，建設“兩型社會”和“美麗中國”，必須加強大學生的生態文明教育，提高大學生的生態文明素質。
1.加強大學生生態文明教育，是應對生態危機挑戰的迫切需要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轉型，也就是從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邁進。伴隨著工業化、城市化的發展，出現了嚴重的生態危機。
首先，人為因素制約著生態文明的發展。目前我國處于工業化、城市化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我國工業化進程比其他工業文明國家要快，并且采用了與西方發達國家類似的發展模式，導致工業文明畸形發展，普遍存在著嚴重的生態危機，主要表現為以消耗自然資源和破壞環境為代價來實現經濟的快速增長。而這種發展模式已不可持續。
其次，自然因素制約著生態文明的發展。生態文明要求人與自然協調發展，但如今自然界的自我調節能力遠遠趕不上人為的破壞。隨著工業文明的畸形發展，不可再生資源沒有得到充分的利用，有些不可再生資源甚至面臨枯竭。在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加劇了生態環境的壓力。目前中國面臨著發展經濟與保護生態環境的雙重任務，要克服嚴重的生態危機，必須加強公民特別是大學生的生態文明教育。由于大學生是生態文明建設的生力軍，必須加強大學生生態文明教育，才能為克服生態危機、建設生態文明提供高素質人才。[2]
2.必須加強大學生生態文明教育，才能實現建設“兩型社會”和“美麗中國”的戰略任務
面對中國現代化建設中所面臨的資源、能源短缺和生態環境惡化等問題，同志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指出：“建設生態文明，基本形成節約能源資源和保護生態環境的產業結構、增長方式、消費模式。循環經濟形成較大規模，可再生資源比重顯著上升。主要污染排放量得到有效控制，生態環境質量明顯改善。生態文明觀念在全社會牢固樹立”。[3]簡而言之，就是加強能源資源節約和生態環境保護，增強可持續發展能力，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即“兩型社會”。“兩型社會”被確定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之一，這表明我們黨對生態文明建設重要性的認識達到了新的水平。同志在黨的十報告中，又進一步提出了建設“美麗中國”的戰略目標。所謂“美麗中國”，就是高度生態文明的中國，具體表現為經濟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環境優美、資源節約、公民的生態文明素質高等。
建設“兩型社會”和“美麗中國”，關鍵在人，只有使每個公民都成為自覺的“生態人”，才能完成建設“兩型社會”和“美麗中國”的戰略任務。大學生是高層次人才，是建設生態文明的生力軍，因此，必須加強大學生生態文明教育，才能為“兩型社會”和“美麗中國”建設提供人才保障。
二、深化高校教育教學改革，是提高大學生生態文明素質的迫切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