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經濟的發展階段匯總十篇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商品經濟的發展階段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中圖分類號]F091.9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736X（2015）06-0007-04

人類為了自身的生存和發展不斷提出社會需要，而且在社會需要的不斷滿足中使自身不斷得到發展。馬克思把人類社會的人的自身發展劃分為自然經濟、商品經濟和產品經濟三大階段。三大階段的劃分，既包含人類控制自然的程度，也包含人類控制社會關系的程度，從而以人類自身的發展狀況為標準來劃分相適應的社會經濟形式。

一、自然經濟階段人類自身發展的特點及對經濟發展的作用

（一）自然經濟階段人類自身發展的特點

1.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極端低下。在漫長的自然經濟發展階段中，社會生產力雖然是不斷發展的，但總的來說，生產力的發展水平還是極端低下的。馬克思認為，自然經濟把社會生產分割為無數個自給自足的經濟單位，排斥分工和協作，排斥技術進步，單憑經驗和沿襲的技術，使用極為簡陋的工具，從始至終大體上都是維持簡單再生產，所生產的產品極為有限，社會生產力只能處于十分低下的水平。

2.人類的需要和滿足需要的產品都很少。馬克思指出：“在原始狀態下，他的生活需要和他的勞動力一樣是微不足道的。”在生產力水平極其低下的發展階段，人類只有微不足道的生產力，從而也只能提出微不足道的消費需要。由于人類所生產的產品的種類和數量極其有限，滿足人類需要的產品當然也很少。正如馬克思指出：“在生產的最低階段上，人類的需要還很少，因而要滿足的需要也很少。”

3.社會生產基本上是自給自足的。在自然經濟的發展階段中，生產者差不多生產自己所需要的一切產品。無論是在原始社會，還是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一個家庭不僅從事農業和畜牧業，而且還把農牧業產品加工成現成的消費品，有些地方甚至還用手磨磨粉，烤面包，把亞麻和羊毛紡成紗，染上色并織成織物，鞣皮，建造并修繕木頭房子，制造工具和家具，不少地方還從事木工活和鐵工活，以致家庭或家庭集團基本上可以自給自足”。

4.勞動是直接的社會化勞動。馬克思指出：“要考察共同的勞動即直接社會化的勞動，我們沒有必要回溯到一切文明民族的歷史初期都有過的這種勞動的原始的形式。這里有個更近的例子，就是農民家庭為了自身的需要而生產糧食、牲畜、紗、麻布、衣服等等的那種農村家長制生產。”在自然經濟發展階段上，勞動者的勞動產品直接供自身消費，而不是為了交換，從而勞動者的勞動幾乎都是直接的社會化的勞動。

5.真正的商品交換只是附帶進行的。在自然經濟的發展階段中，由于生產只是為了滿足生產者自身的需要，因而“產品轉化為商品，只發生在個別場合，只涉及產品的剩余部分等等，或只涉及個別生產領域（加工工業產品）等等”。由于真正的交換只是附帶進行的，從而商品生產也只是在自然經濟的縫隙中極其緩慢地生長。因此，“大體說來，并未觸及整個共同體的生活，不如說只發生在不同共同體之間，絕沒有支配全部生產關系和交往關系。”

6.人與人的關系是統治和服從的關系。馬克思指出：“不管這種統治和服從的性質是家長制的、古代的或是封建的。”在自然經濟條件下，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直接地表現為人的關系。但是，這種人的關系并不是真正的自由人之間即獲得全面發展的個人之間的關系，而是一種直接的個人之間的統治和服從的關系。

（二）自然經濟階段人類自身發展對經濟發展的積極作用

1.保障社會生產按比例發展。在自然經濟條件下，生產者生產什么一般決定于自己需要什么，生產多少一般決定于自己需要多少，生產始終跟在需求的后邊。而且，絕大部分產品都是為自己生產的，并不進入市場，無須變成別人的消費品，因而社會生產能夠大體保持比較適當的比例關系，一般不會有大量過剩現象發生。因此，“在人們為自己而生產的社會條件下，確實沒有危機。”

2.推動了人的生產能力不斷發展。馬克思指出：“在文化初期，已經取得的勞動生產力很低，但是需要也很低，需要是同滿足需要的手段一同發展的，并且是依靠這些手段發展的。”自然經濟條件下，雖然人們的需要很低，但也是不斷發展的。在這樣的發展階段上，不僅人們的需要與人們自身的能力是相適應的，而且人們的需要與人們自身的能力是一起發展的。同時，人們自身能力的不斷發展，推動經濟的不斷發展，使人們不斷發展的需要得到滿足。

3.不斷成長的商品貨幣關系對社會經濟的發展起到一定的推動作用。在自然經濟的發展階段中，自給自足的生產是主體，居于支配的地位。但商品生產和貨幣交換，在自然經濟的夾縫中仍然得到不斷的發展。在自然經濟階段中存在的“商業和商業資本的發展，到處都使生產朝著交換價值的方向發展，使生產的規模擴大”。同時，“商人對于以前一切都停滯不變，可以說由于世襲而停滯不變的社會來說，是一個革命的要素。”

（三）自然經濟階段人類自身發展對經濟發展的消極作用

1.對經濟發展的制約作用。馬克思指出：“小農人數眾多，他們的生活條件相同，但是彼此間并沒有發生多種多樣的關系。他們的生產方式不是使他們互相交往，而是使他們互相隔離。”十分明顯，這種狀況對經濟發展有多方面的制約作用，集中表現為“人的生產能力只是在狹窄的范圍內和孤立的地點上發展著”。總的來說，社會經濟的發展基本上處于停滯狀態。

2.商業資本對社會經濟發展的阻礙作用。馬克思指出：“只要商業資本是對不發達的共同體的產品交換起中介作用，商業利潤就不僅表現為侵占和欺詐，而且大部分是從侵占和欺詐中產生的。”因此，“占主要統治地位的商業資本，到處都代表著一種掠奪制度。”商業資本對大量社會財富的侵占，使生產過程創造的成果不是進人流通，而是被商人用于個人消費或用作貯藏手段，因而極大地限制了經濟的發展。

二、商品經濟階段人類自身發展的特點及對經濟發展的作用

（一）商品經濟階段人類自身發展的特點

1.商品生產者之間發生全面的依賴關系。馬克思指出：“每個人的生產，依賴于其他一切人的生產；同樣，他的產品轉化為他本人的生活資料，也要依賴于其他一切人的消費。”在商品經濟中，每一個獨立的商品生產者生產的，不是為自己消費的使用價值，而是為別人為社會消費的使用價值。而商品生產者自己在生產和生活中需要的產品，則要由其他商品生產者生產出來。這樣，各個獨立的商品生產者之間必然發生一種全面的依賴關系。

2.商品生產者必須服從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的社會分工。馬克思指出：“誠然以生產者互相間的全面依賴為前提，但同時又以生產者的私人利益完全隔離和社會分工為前提，而這種分工的統一和互相補充，仿佛是一種自然關系，存在于個人之外并且不以個人為轉移。”。在商品經濟中，每個商品生產者是一定量的生產條件的占有者，他們總是出于對利潤的追求從事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為了實現盡可能多的利潤，他們必須服從社會分工，在各自不同的領域從事不同種的商品生產，從而才能產生不同種商品之間的相互讓渡。

3.商品生產者之間的關系表現為物的關系。馬克思指出：“毫不相干的個人之間的互相的和全面的依賴，構成他們的社會聯系。”在這里，產品的社會形式以及個人對生產的參與，表現為對于個人是異己的東西，表現為物的東西。“活動和產品的普遍交換已成為每一單個人的生存條件，這種普遍交換，他們的互相聯系，表現為對他們本身來說是異己的、無關的東西，表現為一種物。在交換價值上，人的社會關系轉化為物的社會關系；人的能力轉化為物的能力。”

4.交換價值的真正基礎是凝結在商品中的無差別的人類勞動。馬克思認為，不同品種的商品之所以可以互相交換，之所以表現為一定量的交換價值，是因為每個商品生產者生產商品時耗費了一定量的勞動。這種勞動不是具體勞動，而是抽象勞動。生產同種商品的各個生產者，由于生產條件、技術熟練程度和勞動強度不同，生產商品所消耗的勞動時間是不一樣的，因而只能形成不同的個別價值。他們之間的相互競爭，使個別價值轉化為社會價值，即每一種商品都必須按照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來計量商品的價值。

5.商品貨幣關系粉碎了各種形式的統治和服從的關系。在商品經濟的發展階段中，以前各種形式的統治和服從的關系，“事實上都被打破了，被粉碎了”。各個商品生產者看起來似乎可以自由地互相交換，似乎享有更大的自由，但是，這種自由不可避免地受到物的限制，即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并獨立存在的關系的限制。如果這種限制不能消滅，人們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

6.人們只能通過物的形式獲得自己支配社會財富的權力。馬克思指出：“個人的產品或活動必須先轉化為交換價值的形式，轉化為貨幣，才能通過這種物的形式取得和表明自己的社會權力。”在商品經濟中，每一個商品生產者從事生產活動并不是以這一活動為目的，也并不是以獲得該種商品為目的。他們的目的是為了支配別人的生產活動，為了獲得社會財富。換言之，商品生產者只有把自己的產品變成交換價值或貨幣，獲得支配他人活動或社會財富的權力，才能夠獲得他人的活動或社會財富。

（二）商品經濟階段人類自身發展對經濟發展的積極作用

1.商品生產者之間的全面依賴性有利于擴大社會分工。馬克思指出：“機器生產同工場手工業相比使社會分工獲得無比廣闊的發展，因為它使它所占領的行業的生產力得到無比巨大的增加。”在商品經濟發展階段中，不僅商品生產者為獲得盡可能多的利潤而致力于采用科學技術，造成社會分工的擴大，而且由于商品生產者的需要是多方面的，他的需要都必須通過轉讓自己的產品換取貨幣之后才能獲得。可見，隨著人們需要的不斷深化，生產的產品會越來越專門化。

2.人類自身的發展狀況有利于推動相互之間的競爭。馬克思指出：“社會分工則使獨立的商品生產者互相對立，他們不承認任何別的權威，只承認競爭的權威，只承認他們互相利益的壓力加在他們身上的強制。”商業生產者為了取得競爭的勝利，獲得盡可能多的收益，就必須加強管理，降低勞動消耗，降低成本。否則，就會在競爭中被淘汰。可見，競爭的強制性是經濟發展的重要推動力。

3.人類自身的發展狀況決定了商品生產者必須不斷提高勞動生產力。在商品經濟發展階段中，商品生產者進行交換的基礎是社會價值。然而，每個商品生產者實際耗費的勞動時間是不同的。如果商品生產者實際耗費的勞動時間低于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他就能獲得更多的價值，從而在競爭中處于有利地位。相反，如果商品生產者實際耗費的勞動時間高于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他就必然發生虧損，從而在競爭中處于不利地位。這樣，就促使所有的企業不斷改進技術，提高本企業的勞動生產力，從而“把社會必要勞動減少到新的更低的標準”。

篇（2）

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經過十幾年的討論和探索，終于確定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模式。這無疑是對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重大突破，也是對政治經濟學的重要貢獻。然而，伴隨著這一改革模式的提出，也出現了另一種思想傾向，即全盤、徹底地否定“計劃經濟”，一時間對“計劃經濟”的口誅筆伐鋪天蓋地，使國人誤認為我國改革開放以前經濟發展落后的原罪就是“計劃經濟”造成的，大有“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發達不起來的“萬惡之源”之勢。結果是使“計劃經濟”聲名狼藉，至今一提起“計劃經濟”還有“引狼入室”之意，似乎只有完全的“自由市場經濟”才是解決我國經濟發展的靈丹妙藥，才是中國的最終出路。有人甚至公開講：“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是上個世紀影響最深的一場“國際馬拉松大賽”，其結果是經過70多年的激烈較量，以“計劃經濟”的失敗而告終。對此，筆者以為：這種認識如果不是無知的話，就是與當初我們全盤、徹底地否定社會主義存在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一樣，犯了同等程度的錯誤。為了澄清這些思想上的迷誤，有必要從歷史的角度來考察“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問題，以使我們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過程中，避免犯過去同樣的教條主義錯誤，同時也使我們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踐中避免盲目性和片面性。這就是撰寫本文的宗旨。

一、市場經濟的歷史演進及其本質屬性

目前，在我國理論界對“市場經濟”存在著多種解釋，但可歸納為兩大類：一類是把市場經濟看成是社會資源配置的一種形式，這是主流認識；另一類是把其看成為商品經濟高度發展了的一種經濟運行形式。實際上這兩種解釋有內通之處。國外對“市場經濟”的解釋大體也有兩種：一種是把市場經濟看成是市場對商品生產實行調節的一種方式，也是個資源配置問題，另一種是把市場經濟看成是一種經濟制度而等同于資本主義經濟，成為資本主義的同義語，這是主流觀點。

究竟應該如何認識“市場經濟”及其本質屬性呢？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表達了一種深刻的研究方法，很值得我們深思，這就是：“對人類生活形式的思索，從而對它的科學分析，總是采取同實際發展相反的道路。這種思索是從事后開始的，就是說，是從發展過程的完成的結果開始的。”[1]因此，只有通過對歷史的考察和分析，才能使我們對所研究的對象認識得更加清楚。

自從人類誕生以后，就產生了人與自然界的物質變換關系問題。這一關系的實質內容就是：人類為了自身的生存和發展，不斷地向自然界“宣戰”，通過勞動利用和改造自然資源以滿足自己不斷增長的多方面需要。這就是人類社會的經濟活動。這種經濟活動要采取什么形式進行，不少思想家和經濟學家都進行過考察和研究，而馬克思的論述為大多數學者所接受。他在《〈政治經濟學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闡述到：“人的依賴關系（起初完全是自發的），是最初的社會形態，在這種形態下，人的生產能力只是在狹窄的范圍內和孤立的地點上發展著。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是第二大形態，在這種形態下，才形成普遍的社會物質變換，全面的關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體系。建立在個人全面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生產能力成為他們的社會財富這一基礎上的自由個性，是第三個階段。第二階段為第三個階段創造條件。因此，家長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狀態隨著商業、奢侈、貨幣、交換價值的發展而沒落下去，現代社會則隨著這些東西一道發展起來。”[2]這段論述科學地揭示了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形式的發展軌跡：自然經濟—商品經濟—產品經濟三個歷史階段。它們并不是可以任意選擇的，而是取決于人類對自然界的認識程度和改造能力，即生產力的發展水平。當生產力的發展十分低下時，人類只能依靠“人的依賴關系”來戰勝自然，滿足自身的需要，這就是人與自然之間的“自然經濟”時期；當生產力的發展出現了社會分工，同時伴隨勞動成果有了剩余而產生私有制以后，人與自然的物質變換關系就要建立在“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形式上，即人們通過“商品交換”的形式來實現滿足自身的需要，隨之人類社會經濟活動的形式也就進入了“商品經濟”發展時期；當社會生產力的高度發展，使社會財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勞動將成為人類生活的第一需要，私有制也隨之消亡，個人得到全面發展，那時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形式就不需要通過“交換”的形式來實現，也就不需要“價值”插手其間，而是以“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形式來滿足自身的需要，從而進入“產品經濟”的發展階段。

可見，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形式的發展是一個客觀的“自然歷史過程”，每一階段上的形式都是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客觀經濟形態。正如馬克思當年批判蒲魯東時指出的：“社會——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們交互活動的產物。人們能否自由選擇某一社會形式呢？決不能。在人們的生產力發展的一定狀況下，就會有一定的交換（commerce）和消費形式。”因此，“人們借以進行生產、消費和交換的經濟形式是暫時的和歷史性的形式。”[3]

對“產品經濟”形態的認識雖然并不是本文論述的主題，但有必要在這里順便提一下：它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發展階段，或者說“是不可實現的理想模式”，而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必然。這可從三個方面證明：第一，在歷史上它是在對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批判的基礎上，作為商品經濟的否定形式而提出來的，并且由空想社會主義者們以試驗的方式實行過。雖然最終失敗了，但失敗的原因并非“產品經濟”形式本身的錯誤，而是當時的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還沒有達到可以否定“商品經濟”的程度；第二，當代世界某些發達國家社會經濟發展的實踐足以證明，它們所實行的大量“福利”經濟政策，在某種程度上已經體現出“產品經濟”形態的痕跡；第三，如果從分配的角度運用抽象法，來考察一個家庭內部的經濟活動（不考慮它與外部的經濟聯系方式），也可以得到說明：當其收入水平較低時，父母要以計量的形式對家庭成員進行消費品分配。而當收入水平較高以后，因為消費品的種類和數量可以得到不斷補充，所以父母就不再以計量的方式進行分配，而以“各自按需索取”的形式來滿足家庭成員的需求。這一點已為我國改革開放后居民家庭生活水平的提高所證實。以小喻大，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又何嘗不是如此呢？“商品經濟”形態的發展終將被“產品經濟”形態所代替，這在人類社會經濟形態發展史上只是個時間問題。

社會客觀經濟形態發展的每一個歷史階段，都有一個由產生到成熟、由初級到高級的發展過程，因而會體現出不同發展時期的階段性。“商品經濟”形式的發展也不例外，以中世紀的結束和資本主義社會的確立為標界，大體可分為前后兩個階段。前一階段是“簡單商品經濟”時期，后一階段為“復雜商品經濟”，即“市場經濟”發展時期。“簡單商品經濟”也稱為“小商品經濟”，是商品經濟的產生和培育時期，它的交換是以直接獲得所需要的使用價值為目的，是作為“自然經濟”的一種補充形式而存在。因此，它只存在于當時占主導地位的“自然經濟”的夾縫之中，處于從屬地位，“就象伊壁鳩魯的神只存在于世界的空隙中，或者猶太人只存在于波蘭社會的縫隙中一樣”[4]。“復雜商品經濟”是商品經濟的成熟和發展時期，這時的商品生產和交換不再以獲取使用價值為直接目的，而是以盈利為直接目的，并且成為社會居主導地位的經濟形式。“市場”已成為社會經濟活動的樞紐和中心環節，是商品經濟發展到這一階段的突出特征。因此到19世紀末，開始有學者把這種“復雜商品經濟”稱之為“市場經濟”。可見，市場經濟是商品經濟發達起來以后的一種成熟表現形式。圖示如下：

從上面的分析中可以得出以下認識：第一，“商品經濟”是人類社會經濟活動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它的基礎在生產力方面乃是社會分工引起的勞動社會化，在生產關系方面則是生產資料歸不同的經濟主體所有（起初是私有制）。因此它是社會生產方式發展到一定歷史時期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所出現的社會經濟活動的一種組織形式。從這個意義上說商品經濟是一種“自發”產生的社會經濟制度。第二，“市場經濟”在本質上就是商品經濟，是商品經濟形式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它以“市場”為核心、以市場機制為紐帶來構建整個社會經濟活動的系統，通過市場把社會各個經濟主體緊密地聯系起來，形成一個網絡結構。因此，一方面“市場經濟”是商品經濟這種社會經濟活動組織形式在一定歷史時期的具體表現，也是一種客觀的社會經濟制度；另一方面“市場經濟”也是社會經濟系統的一種運行機制，它依靠市場要素以及各要素之間的相互關系所形成的市場機制，來推動社會經濟活動的運轉，從而形成由市場為導向的資源配置方式。

由此可以得出結論：“市場經濟”是以商品生產和交換為網絡結構的社會經濟活動系統。它既是一種經濟制度設置，也是一種經濟運行機制。作為經濟制度，它是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形式在商品經濟階段成熟起來以后的表現形式；作為經濟運行機制，它表明“市場”成為商品經濟運行的樞紐，是通過市場要素自發的有機運轉進行資源配置的方式，表現為一只“看不見的手”的調節作用。不過，兩者之間有著內在的聯系，一定的經濟制度必然會產生與之相適應的經濟運行機制。因此，兩者的共性就在于都是不依賴于人的主觀意志而存在的客觀經濟形式。對于客觀經濟形式，人們不能任意選擇或否定，只能根據“現有的生產力所決定和所允許的范圍之內”去認識它，揭示它的內在規律，并運用這些規律更好地為人類服務。

二、“計劃經濟”的產生及其本質屬性

一種思想的出現，總是與客觀事物的產生和發展相伴隨，因為“觀念的東西不外是移入人的頭腦并在人的頭腦中改造過的物質的東西而已。”[5]“計劃經濟”同樣如此，它絕不是憑空想象或天上掉下來的，而是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的過程中，針對這種生產方式的不合理性，以及古典資本主義（早期）市場經濟“自發”運行所帶來的問題和困難而產生的對社會經濟活動進行“自覺”組織的思想。最初它萌發于16世紀產生的空想社會主義者那里。例如：托馬斯·莫爾在《烏托邦》一書中，在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進行深刻批判的基礎上，論述了未來理想社會的生產狀況是由社會領導機構根據“估定”的社會需要量進行生產，并且根據不同地區對某種產品需要量的不同，“以盈濟虛”地進行調節來滿足各地的消費需求[6]。這說明莫爾的思想中已包含了有計劃地組織社會經濟活動的思想萌芽。這一思想在康帕內拉的《太陽城》和摩萊里的《自然法典》中得到了進一步的發揮。到18世紀，法國的巴貝夫對未來社會實行計劃經濟的思想則表述的更加清楚，指出：“我們未來的制度將使一切都按計劃來進行”，因而社會中“不再有盲目經營的危險，不再有任意生產或生產過剩的危險”，并且論述了社會對勞動投入的有計劃調節[7]。19世紀的三大空想社會主義者，根據資本主義生產的社會化和無政府狀態之間的矛盾深化，不但繼承和發展了這種“計劃經濟”的思想，而且把它付之于他們所設計的實業制度中，第一次把“計劃經濟”作為一種經濟制度來設置，并且對計劃的制定、審查和實施過程進行了具體闡述。當然，這時的計劃經濟思想還不是建立在科學理論的基礎上，帶有很強的主觀理想主義色彩。但是，它對后人認識社會經濟活動并“自覺”進行組織的問題無疑產生了重要影響。

馬克思恩格斯運用他們所創立的辯證唯物主義理論，從分析和揭示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基本矛盾及其規律出發，批判地繼承空想社會主義關于有計劃發展社會經濟的思想，建立了科學的計劃經濟理論，并且把它與未來社會聯系起來，指出這是未來社會經濟形式的重要特征。馬克思曾指出：“要想得到和各種不同的需要量相適應的產量，就要付出各種不同的和一定量的社會總勞動量。這種按一定比例分配社會勞動的必要性，決不可能被社會生產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變的只是它的表現方式，這是不言而喻的。自然規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能夠發生變化的，只是這些規律借以實現的形式。”[8]恩格斯也曾表達過：隨著社會化大生產的發展，生產資料終將由社會占有，而那時“社會生產內部的無政府狀態，將為有計劃的自覺的組織所代替”，并且比喻說：“社會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樣，在我們還沒有認識和考慮到它們的時候，起著盲目的、強制的和破壞的作用。但是，一旦我們認識了它們，理解了它們的活動、方向和作用，那么，要使它們越來越服從我們的意志并利用它們來達到我們的目的，就完全取決于我們了。這一點特別適用于今天的強大的生產力。……。當人們按照今天的生產力終于被認識了的本性來對待這種生產力的時候，社會的生產無政府狀態就讓位于按照社會總體和每個成員的需要對生產進行的社會的有計劃的調節。”[9]從他們論述中可以看出三點:第一，社會經濟活動是有規律的，它與自然規律一樣，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第二，雖然社會經濟規律是客觀存在，但人們可以認識它，自覺地利用它來人類服務；第三，當人們自覺地利用認識了的經濟規律來從事社會經濟活動時，就是計劃經濟形式。雖然他們在這里并沒有使用“計劃經濟”概念，但已包含這一思想，“計劃調節”就是“計劃經濟”的具體表現形式。據此可知，馬克思恩格斯的“計劃經濟”是主觀與客觀相結合的一種經濟形式。

在此基礎上,列寧對“計劃經濟”作了更加深入的思考和研究，在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發展史上第一次明確提出：“經常的、自覺保持的比例性也許確實是計劃性”[10]。這被認為是對“計劃經濟”經典性的表述，很值得我們深思，它表明“計劃經濟”的內涵在本質上就是要經常的、自覺的保持社會各個生產部門發展的比例性。在如何才能做好計劃經濟工作問題上，列寧更是強調對計劃“應該根據實際經驗和更詳細的研究來修正它”，否則“我們就會盲目行動”[11]。他堅決反對用主觀計劃來代替實際工作，并且明確地告誡說：“完整的、無所不包的、真正的計劃＝‘的空想’。不要追求這種空想”，如果把國家經濟計劃化了，“這是莫大的危險”[12]。這對我們重新認識和正確理解“計劃經濟”，為計劃經濟正名，具有深刻的指導意義。

我們從經典作家對計劃經濟的論述中可以看出，他們所主張的“計劃經濟”是建立在符合客觀實際，并且根據實際的變化不斷修正和完善的、科學意義上的計劃經濟，為的是達到合理、充分地調節社會經濟資源和發展社會經濟的目的。這表明，計劃經濟應該建立在客觀經濟規律的基礎上，并且反映經濟規律的要求。因此“計劃經濟”是指：根據國民經濟發展客觀規律的要求，社會（國家）從具體情況出發，預先擬定經濟的發展方案，并在實施過程中不斷地進行修正，從而對社會經濟活動實行“自覺”的組織管理和調節，它是自覺運用經濟規律的主觀表達形式。這就不難看出，“計劃經濟”實際上就是依靠“社會的理智”通過事先的計劃對經濟活動進行宏觀調控的形式，從這個意義上說“計劃經濟”＝宏觀調控，宏觀調控就是“計劃經濟”的表現形式，這應該是計劃經濟的本來含意。它與“市場經濟”一樣，既是一種經濟制度，又表現為一種經濟運行機制。作為經濟制度，它和自發的“市場經濟’制度相對立，是自覺地按經濟規律組織和管理社會經濟活動的表現形式；作為一種經濟運行機制，它表現為一只“看得見的手”對社會經濟活動進行自覺的調節和控制，以實現資源的合理、有效的開發和利用。

內容提要：當我國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模式以后，出現了一種全盤否定“計劃經濟”的思潮。究竟應該如何認識“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以及它們之間的關系，這是一個經濟理論界長期爭論不休的理論問題。本文從歷史的角度論證了二者是“主客觀”之間的關系，他們既存在著誰是第一性的問題，也存在著同一性的問題。科學意義上的計劃經濟應是主觀見之于客觀的結果，這是計劃經濟思想的本意。所謂“宏觀調控”實質上就是計劃經濟的表現形式。

關鍵詞：商品經濟市場經濟計劃經濟宏觀調控

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經過十幾年的討論和探索，終于確定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模式。這無疑是對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重大突破，也是對政治經濟學的重要貢獻。然而，伴隨著這一改革模式的提出，也出現了另一種思想傾向，即全盤、徹底地否定“計劃經濟”，一時間對“計劃經濟”的口誅筆伐鋪天蓋地，使國人誤認為我國改革開放以前經濟發展落后的原罪就是“計劃經濟”造成的，大有“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發達不起來的“萬惡之源”之勢。結果是使“計劃經濟”聲名狼藉，至今一提起“計劃經濟”還有“引狼入室”之意，似乎只有完全的“自由市場經濟”才是解決我國經濟發展的靈丹妙藥，才是中國的最終出路。有人甚至公開講：“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是上個世紀影響最深的一場“國際馬拉松大賽”，其結果是經過70多年的激烈較量，以“計劃經濟”的失敗而告終。對此，筆者以為：這種認識如果不是無知的話，就是與當初我們全盤、徹底地否定社會主義存在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一樣，犯了同等程度的錯誤。為了澄清這些思想上的迷誤，有必要從歷史的角度來考察“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問題，以使我們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過程中，避免犯過去同樣的教條主義錯誤，同時也使我們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踐中避免盲目性和片面性。這就是撰寫本文的宗旨。

一、市場經濟的歷史演進及其本質屬性

目前，在我國理論界對“市場經濟”存在著多種解釋，但可歸納為兩大類：一類是把市場經濟看成是社會資源配置的一種形式，這是主流認識；另一類是把其看成為商品經濟高度發展了的一種經濟運行形式。實際上這兩種解釋有內通之處。國外對“市場經濟”的解釋大體也有兩種：一種是把市場經濟看成是市場對商品生產實行調節的一種方式，也是個資源配置問題，另一種是把市場經濟看成是一種經濟制度而等同于資本主義經濟，成為資本主義的同義語，這是主流觀點。

究竟應該如何認識“市場經濟”及其本質屬性呢？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表達了一種深刻的研究方法，很值得我們深思，這就是：“對人類生活形式的思索，從而對它的科學分析，總是采取同實際發展相反的道路。這種思索是從事后開始的，就是說，是從發展過程的完成的結果開始的。”[1]因此，只有通過對歷史的考察和分析，才能使我們對所研究的對象認識得更加清楚。

自從人類誕生以后，就產生了人與自然界的物質變換關系問題。這一關系的實質內容就是：人類為了自身的生存和發展，不斷地向自然界“宣戰”，通過勞動利用和改造自然資源以滿足自己不斷增長的多方面需要。這就是人類社會的經濟活動。這種經濟活動要采取什么形式進行，不少思想家和經濟學家都進行過考察和研究，而馬克思的論述為大多數學者所接受。他在《〈政治經濟學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闡述到：“人的依賴關系（起初完全是自發的），是最初的社會形態，在這種形態下，人的生產能力只是在狹窄的范圍內和孤立的地點上發展著。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是第二大形態，在這種形態下，才形成普遍的社會物質變換，全面的關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體系。建立在個人全面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生產能力成為他們的社會財富這一基礎上的自由個性，是第三個階段。第二階段為第三個階段創造條件。因此，家長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狀態隨著商業、奢侈、貨幣、交換價值的發展而沒落下去，現代社會則隨著這些東西一道發展起來。”[2]這段論述科學地揭示了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形式的發展軌跡：自然經濟—商品經濟—產品經濟三個歷史階段。它們并不是可以任意選擇的，而是取決于人類對自然界的認識程度和改造能力，即生產力的發展水平。當生產力的發展十分低下時，人類只能依靠“人的依賴關系”來戰勝自然，滿足自身的需要，這就是人與自然之間的“自然經濟”時期；當生產力的發展出現了社會分工，同時伴隨勞動成果有了剩余而產生私有制以后，人與自然的物質變換關系就要建立在“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形式上，即人們通過“商品交換”的形式來實現滿足自身的需要，隨之人類社會經濟活動的形式也就進入了“商品經濟”發展時期；當社會生產力的高度發展，使社會財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勞動將成為人類生活的第一需要，私有制也隨之消亡，個人得到全面發展，那時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形式就不需要通過“交換”的形式來實現，也就不需要“價值”插手其間，而是以“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形式來滿足自身的需要，從而進入“產品經濟”的發展階段。

可見，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形式的發展是一個客觀的“自然歷史過程”，每一階段上的形式都是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客觀經濟形態。正如馬克思當年批判蒲魯東時指出的：“社會——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們交互活動的產物。人們能否自由選擇某一社會形式呢？決不能。在人們的生產力發展的一定狀況下，就會有一定的交換（commerce）和消費形式。”因此，“人們借以進行生產、消費和交換的經濟形式是暫時的和歷史性的形式。”[3]

對“產品經濟”形態的認識雖然并不是本文論述的主題，但有必要在這里順便提一下：它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發展階段，或者說“是不可實現的理想模式”，而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必然。這可從三個方面證明：第一，在歷史上它是在對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批判的基礎上，作為商品經濟的否定形式而提出來的，并且由空想社會主義者們以試驗的方式實行過。雖然最終失敗了，但失敗的原因并非“產品經濟”形式本身的錯誤，而是當時的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還沒有達到可以否定“商品經濟”的程度；第二，當代世界某些發達國家社會經濟發展的實踐足以證明，它們所實行的大量“福利”經濟政策，在某種程度上已經體現出“產品經濟”形態的痕跡；第三，如果從分配的角度運用抽象法，來考察一個家庭內部的經濟活動（不考慮它與外部的經濟聯系方式），也可以得到說明：當其收入水平較低時，父母要以計量的形式對家庭成員進行消費品分配。而當收入水平較高以后，因為消費品的種類和數量可以得到不斷補充，所以父母就不再以計量的方式進行分配，而以“各自按需索取”的形式來滿足家庭成員的需求。這一點已為我國改革開放后居民家庭生活水平的提高所證實。以小喻大，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又何嘗不是如此呢？“商品經濟”形態的發展終將被“產品經濟”形態所代替，這在人類社會經濟形態發展史上只是個時間問題。

社會客觀經濟形態發展的每一個歷史階段，都有一個由產生到成熟、由初級到高級的發展過程，因而會體現出不同發展時期的階段性。“商品經濟”形式的發展也不例外，以中世紀的結束和資本主義社會的確立為標界，大體可分為前后兩個階段。前一階段是“簡單商品經濟”時期，后一階段為“復雜商品經濟”，即“市場經濟”發展時期。“簡單商品經濟”也稱為“小商品經濟”，是商品經濟的產生和培育時期，它的交換是以直接獲得所需要的使用價值為目的，是作為“自然經濟”的一種補充形式而存在。因此，它只存在于當時占主導地位的“自然經濟”的夾縫之中，處于從屬地位，“就象伊壁鳩魯的神只存在于世界的空隙中，或者猶太人只存在于波蘭社會的縫隙中一樣”[4]。“復雜商品經濟”是商品經濟的成熟和發展時期，這時的商品生產和交換不再以獲取使用價值為直接目的，而是以盈利為直接目的，并且成為社會居主導地位的經濟形式。“市場”已成為社會經濟活動的樞紐和中心環節，是商品經濟發展到這一階段的突出特征。因此到19世紀末，開始有學者把這種“復雜商品經濟”稱之為“市場經濟”。可見，市場經濟是商品經濟發達起來以后的一種成熟表現形式。圖示如下：

從上面的分析中可以得出以下認識：第一，“商品經濟”是人類社會經濟活動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它的基礎在生產力方面乃是社會分工引起的勞動社會化，在生產關系方面則是生產資料歸不同的經濟主體所有（起初是私有制）。因此它是社會生產方式發展到一定歷史時期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所出現的社會經濟活動的一種組織形式。從這個意義上說商品經濟是一種“自發”產生的社會經濟制度。第二，“市場經濟”在本質上就是商品經濟，是商品經濟形式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它以“市場”為核心、以市場機制為紐帶來構建整個社會經濟活動的系統，通過市場把社會各個經濟主體緊密地聯系起來，形成一個網絡結構。因此，一方面“市場經濟”是商品經濟這種社會經濟活動組織形式在一定歷史時期的具體表現，也是一種客觀的社會經濟制度；另一方面“市場經濟”也是社會經濟系統的一種運行機制，它依靠市場要素以及各要素之間的相互關系所形成的市場機制，來推動社會經濟活動的運轉，從而形成由市場為導向的資源配置方式。

由此可以得出結論：“市場經濟”是以商品生產和交換為網絡結構的社會經濟活動系統。它既是一種經濟制度設置，也是一種經濟運行機制。作為經濟制度，它是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形式在商品經濟階段成熟起來以后的表現形式；作為經濟運行機制，它表明“市場”成為商品經濟運行的樞紐，是通過市場要素自發的有機運轉進行資源配置的方式，表現為一只“看不見的手”的調節作用。不過，兩者之間有著內在的聯系，一定的經濟制度必然會產生與之相適應的經濟運行機制。因此，兩者的共性就在于都是不依賴于人的主觀意志而存在的客觀經濟形式。對于客觀經濟形式，人們不能任意選擇或否定，只能根據“現有的生產力所決定和所允許的范圍之內”去認識它，揭示它的內在規律，并運用這些規律更好地為人類服務。

二、“計劃經濟”的產生及其本質屬性

一種思想的出現，總是與客觀事物的產生和發展相伴隨，因為“觀念的東西不外是移入人的頭腦并在人的頭腦中改造過的物質的東西而已。”[5]“計劃經濟”同樣如此，它絕不是憑空想象或天上掉下來的，而是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的過程中，針對這種生產方式的不合理性，以及古典資本主義（早期）市場經濟“自發”運行所帶來的問題和困難而產生的對社會經濟活動進行“自覺”組織的思想。最初它萌發于16世紀產生的空想社會主義者那里。例如：托馬斯·莫爾在《烏托邦》一書中，在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進行深刻批判的基礎上，論述了未來理想社會的生產狀況是由社會領導機構根據“估定”的社會需要量進行生產，并且根據不同地區對某種產品需要量的不同，“以盈濟虛”地進行調節來滿足各地的消費需求[6]。這說明莫爾的思想中已包含了有計劃地組織社會經濟活動的思想萌芽。這一思想在康帕內拉的《太陽城》和摩萊里的《自然法典》中得到了進一步的發揮。到18世紀，法國的巴貝夫對未來社會實行計劃經濟的思想則表述的更加清楚，指出：“我們未來的制度將使一切都按計劃來進行”，因而社會中“不再有盲目經營的危險，不再有任意生產或生產過剩的危險”，并且論述了社會對勞動投入的有計劃調節[7]。19世紀的三大空想社會主義者，根據資本主義生產的社會化和無政府狀態之間的矛盾深化，不但繼承和發展了這種“計劃經濟”的思想，而且把它付之于他們所設計的實業制度中，第一次把“計劃經濟”作為一種經濟制度來設置，并且對計劃的制定、審查和實施過程進行了具體闡述。當然，這時的計劃經濟思想還不是建立在科學理論的基礎上，帶有很強的主觀理想主義色彩。但是，它對后人認識社會經濟活動并“自覺”進行組織的問題無疑產生了重要影響。

篇（3）

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經過十幾年的討論和探索，終于確定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模式。這無疑是對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重大突破，也是對經濟學的重要貢獻。然而，伴隨著這一改革模式的提出，也出現了另一種思想傾向，即全盤、徹底地否定“計劃經濟”，一時間對“計劃經濟”的口誅筆伐鋪天蓋地，使國人誤認為我國改革開放以前經濟落后的原罪就是“計劃經濟”造成的，大有“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發達不起來的“萬惡之源”之勢。結果是使“計劃經濟”聲名狼藉，至今一提起“計劃經濟”還有“引狼入室”之意，似乎只有完全的“自由市場經濟”才是解決我國經濟發展的靈丹妙藥，才是的最終出路。有人甚至公開講：“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是上個世紀最深的一場“國際馬拉松大賽”，其結果是經過70多年的激烈較量，以“計劃經濟”的失敗而告終。對此，筆者以為：這種認識如果不是無知的話，就是與當初我們全盤、徹底地否定社會主義存在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一樣，犯了同等程度的錯誤。為了澄清這些思想上的迷誤，有必要從歷史的角度來考察“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問題，以使我們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化過程中，避免犯過去同樣的教條主義錯誤，同時也使我們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踐中避免盲目性和片面性。這就是撰寫本文的宗旨。

一、市場經濟的歷史演進及其本質屬性

，在我國理論界對“市場經濟”存在著多種解釋，但可歸納為兩大類：一類是把市場經濟看成是社會資源配置的一種形式，這是主流認識；另一類是把其看成為商品經濟高度發展了的一種經濟運行形式。實際上這兩種解釋有內通之處。國外對“市場經濟”的解釋大體也有兩種：一種是把市場經濟看成是市場對商品生產實行調節的一種方式，也是個資源配置問題，另一種是把市場經濟看成是一種經濟制度而等同于資本主義經濟，成為資本主義的同義語，這是主流觀點。

究竟應該如何認識“市場經濟”及其本質屬性呢？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表達了一種深刻的，很值得我們深思，這就是：“對人類生活形式的思索，從而對它的科學，總是采取同實際發展相反的道路。這種思索是從事后開始的，就是說，是從發展過程的完成的結果開始的。”[1] 因此，只有通過對歷史的考察和分析，才能使我們對所研究的對象認識得更加清楚。

自從人類誕生以后，就產生了人與界的物質變換關系問題。這一關系的實質內容就是：人類為了自身的生存和發展，不斷地向自然界“宣戰”，通過勞動利用和改造自然資源以滿足自己不斷增長的多方面需要。這就是人類社會的經濟活動。這種經濟活動要采取什么形式進行，不少思想家和經濟學家都進行過考察和研究，而馬克思的論述為大多數學者所接受。他在《〈政治經濟學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闡述到：“人的依賴關系（起初完全是自發的），是最初的社會形態，在這種形態下，人的生產能力只是在狹窄的范圍內和孤立的地點上發展著。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是第二大形態，在這種形態下，才形成普遍的社會物質變換，全面的關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體系。建立在個人全面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生產能力成為他們的社會財富這一基礎上的自由個性，是第三個階段。第二階段為第三個階段創造條件。因此，家長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狀態隨著商業、奢侈、貨幣、交換價值的發展而沒落下去，現代社會則隨著這些東西一道發展起來。”[2] 這段論述科學地揭示了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形式的發展軌跡：自然經濟—商品經濟—產品經濟三個歷史階段。它們并不是可以任意選擇的，而是取決于人類對自然界的認識程度和改造能力，即生產力的發展水平。當生產力的發展十分低下時，人類只能依靠“人的依賴關系”來戰勝自然，滿足自身的需要，這就是人與自然之間的“自然經濟”時期；當生產力的發展出現了社會分工，同時伴隨勞動成果有了剩余而產生私有制以后，人與自然的物質變換關系就要建立在“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形式上，即人們通過“商品交換”的形式來實現滿足自身的需要，隨之人類社會經濟活動的形式也就進入了“商品經濟”發展時期；當社會生產力的高度發展，使社會財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勞動將成為人類生活的第一需要，私有制也隨之消亡，個人得到全面發展，那時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形式就不需要通過“交換”的形式來實現，也就不需要“價值”插手其間，而是以“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形式來滿足自身的需要，從而進入“產品經濟”的發展階段。

可見，人類活動形式的是一個客觀的“過程”，每一階段上的形式都是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客觀經濟形態。正如馬克思當年批判蒲魯東時指出的：“社會——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們交互活動的產物。人們能否自由選擇某一社會形式呢？決不能。在人們的生產力發展的一定狀況下，就會有一定的交換（commerce）和消費形式。”因此，“人們借以進行生產、消費和交換的經濟形式是暫時的和歷史性的形式。”[3]

對“產品經濟”形態的認識雖然并不是本文論述的主題，但有必要在這里順便提一下：它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發展階段，或者說“是不可實現的理想模式”，而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必然。這可從三個方面證明：第一，在歷史上它是在對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批判的基礎上，作為商品經濟的否定形式而提出來的，并且由空想社會主義者們以試驗的方式實行過。雖然最終失敗了，但失敗的原因并非“產品經濟”形式本身的錯誤，而是當時的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還沒有達到可以否定“商品經濟”的程度；第二，當代世界某些發達國家社會經濟發展的實踐足以證明，它們所實行的大量“福利”經濟政策，在某種程度上已經體現出“產品經濟”形態的痕跡；第三，如果從分配的角度運用抽象法，來考察一個家庭內部的經濟活動（不考慮它與外部的經濟聯系方式），也可以得到說明：當其收入水平較低時，父母要以計量的形式對家庭成員進行消費品分配。而當收入水平較高以后，因為消費品的種類和數量可以得到不斷補充，所以父母就不再以計量的方式進行分配，而以“各自按需索取”的形式來滿足家庭成員的需求。這一點已為我國改革開放后居民家庭生活水平的提高所證實。以小喻大，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又何嘗不是如此呢？“商品經濟”形態的發展終將被“產品經濟”形態所代替，這在人類社會經濟形態發展史上只是個時間。

社會客觀經濟形態發展的每一個歷史階段，都有一個由產生到成熟、由初級到高級的發展過程，因而會體現出不同發展時期的階段性。“商品經濟”形式的發展也不例外，以中世紀的結束和資本主義社會的確立為標界，大體可分為前后兩個階段。前一階段是“簡單商品經濟”時期，后一階段為“復雜商品經濟”，即“市場經濟”發展時期。“簡單商品經濟”也稱為“小商品經濟”，是商品經濟的產生和培育時期，它的交換是以直接獲得所需要的使用價值為目的，是作為“自然經濟”的一種補充形式而存在。因此，它只存在于當時占主導地位的“自然經濟”的夾縫之中，處于從屬地位，“就象伊壁鳩魯的神只存在于世界的空隙中，或者猶太人只存在于波蘭社會的縫隙中一樣”[4] 。“復雜商品經濟”是商品經濟的成熟和發展時期，這時的商品生產和交換不再以獲取使用價值為直接目的，而是以盈利為直接目的，并且成為社會居主導地位的經濟形式。“市場”已成為社會經濟活動的樞紐和中心環節，是商品經濟發展到這一階段的突出特征。因此到19世紀末，開始有學者把這種“復雜商品經濟”稱之為“市場經濟”。可見，市場經濟是商品經濟發達起來以后的一種成熟表現形式。圖示如下：

從上面的中可以得出以下認識：第一，“商品經濟”是人類社會經濟活動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它的基礎在生產力方面乃是社會分工引起的勞動社會化，在生產關系方面則是生產資料歸不同的經濟主體所有（起初是私有制）。因此它是社會生產方式發展到一定歷史時期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所出現的社會經濟活動的一種組織形式。從這個意義上說商品經濟是一種“自發”產生的社會經濟制度。第二，“市場經濟”在本質上就是商品經濟，是商品經濟形式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它以“市場”為核心、以市場機制為紐帶來構建整個社會經濟活動的系統，通過市場把社會各個經濟主體緊密地聯系起來，形成一個結構。因此，一方面“市場經濟”是商品經濟這種社會經濟活動組織形式在一定歷史時期的具體表現，也是一種客觀的社會經濟制度；另一方面“市場經濟”也是社會經濟系統的一種運行機制，它依靠市場要素以及各要素之間的相互關系所形成的市場機制，來推動社會經濟活動的運轉，從而形成由市場為導向的資源配置方式。

由此可以得出結論：“市場”是以商品生產和交換為結構的經濟活動系統。它既是一種經濟制度設置，也是一種經濟運行機制。作為經濟制度，它是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形式在商品經濟階段成熟起來以后的表現形式；作為經濟運行機制，它表明“市場”成為商品經濟運行的樞紐，是通過市場要素自發的有機運轉進行資源配置的方式，表現為一只“看不見的手”的調節作用。不過，兩者之間有著內在的聯系，一定的經濟制度必然會產生與之相適應的經濟運行機制。因此，兩者的共性就在于都是不依賴于人的主觀意志而存在的客觀經濟形式。對于客觀經濟形式，人們不能任意選擇或否定，只能根據“現有的生產力所決定和所允許的范圍之內”去認識它，揭示它的內在，并運用這些規律更好地為人類服務。

二、“計劃經濟”的產生及其本質屬性

一種思想的出現，總是與客觀事物的產生和相伴隨，因為“觀念的東西不外是移入人的頭腦并在人的頭腦中改造過的物質的東西而已。”[5] “計劃經濟”同樣如此，它絕不是憑空想象或天上掉下來的，而是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的過程中，針對這種生產方式的不合理性，以及古典資本主義（早期）市場經濟“自發”運行所帶來的和困難而產生的對社會經濟活動進行“自覺”組織的思想。最初它萌發于16世紀產生的空想社會主義者那里。例如：托馬斯·莫爾在《烏托邦》一書中，在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進行深刻批判的基礎上，論述了未來理想社會的生產狀況是由社會領導機構根據“估定”的社會需要量進行生產，并且根據不同地區對某種產品需要量的不同，“以盈濟虛”地進行調節來滿足各地的消費需求[6] 。這說明莫爾的思想中已包含了有計劃地組織社會經濟活動的思想萌芽。這一思想在康帕內拉的《太陽城》和摩萊里的《法典》中得到了進一步的發揮。到18世紀，法國的巴貝夫對未來社會實行計劃經濟的思想則表述的更加清楚，指出：“我們未來的制度將使一切都按計劃來進行”，因而社會中“不再有盲目經營的危險，不再有任意生產或生產過剩的危險”，并且論述了社會對勞動投入的有計劃調節[7] 。19世紀的三大空想社會主義者，根據資本主義生產的社會化和無政府狀態之間的矛盾深化，不但繼承和發展了這種“計劃經濟”的思想，而且把它付之于他們所設計的實業制度中，第一次把“計劃經濟”作為一種經濟制度來設置，并且對計劃的制定、審查和實施過程進行了具體闡述。當然，這時的計劃經濟思想還不是建立在的基礎上，帶有很強的主觀理想主義色彩。但是，它對后人認識社會經濟活動并“自覺”進行組織的問題無疑產生了重要。

馬克思恩格斯運用他們所創立的辯證唯物主義理論，從和揭示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基本矛盾及其規律出發，批判地繼承空想社會主義關于有計劃發展社會經濟的思想，建立了科學的計劃經濟理論，并且把它與未來社會聯系起來，指出這是未來社會經濟形式的重要特征。馬克思曾指出：“要想得到和各種不同的需要量相適應的產量，就要付出各種不同的和一定量的社會總勞動量。這種按一定比例分配社會勞動的必要性，決不可能被社會生產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變的只是它的表現方式，這是不言而喻的。自然規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條件下能夠發生變化的，只是這些規律借以實現的形式。”[8] 恩格斯也曾表達過：隨著社會化大生產的發展，生產資料終將由社會占有，而那時“社會生產內部的無政府狀態，將為有計劃的自覺的組織所代替”，并且比喻說：“社會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樣，在我們還沒有認識和考慮到它們的時候，起著盲目的、強制的和破壞的作用。但是，一旦我們認識了它們，理解了它們的活動、方向和作用，那么，要使它們越來越服從我們的意志并利用它們來達到我們的目的，就完全取決于我們了。這一點特別適用于今天的強大的生產力。……。當人們按照今天的生產力終于被認識了的本性來對待這種生產力的時候，社會的生產無政府狀態就讓位于按照社會總體和每個成員的需要對生產進行的社會的有計劃的調節。”[9] 從他們論述中可以看出三點:第一，社會經濟活動是有規律的，它與自然規律一樣，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第二，雖然社會經濟規律是客觀存在，但人們可以認識它，自覺地利用它來人類服務；第三，當人們自覺地利用認識了的經濟規律來從事社會經濟活動時，就是計劃經濟形式。雖然他們在這里并沒有使用“計劃經濟”概念，但已包含這一思想，“計劃調節”就是“計劃經濟”的具體表現形式。據此可知，馬克思恩格斯的“計劃經濟”是主觀與客觀相結合的一種經濟形式。

在此基礎上，列寧對“計劃”作了更加深入的思考和，在主義經濟史上第一次明確提出：“經常的、自覺保持的比例性也許確實是計劃性”[10] 。這被認為是對“計劃經濟”經典性的表述，很值得我們深思，它表明“計劃經濟”的內涵在本質上就是要經常的、自覺的保持社會各個生產部門發展的比例性。在如何才能做好計劃經濟工作上，列寧更是強調對計劃“應該根據實際經驗和更詳細的研究來修正它”，否則“我們就會盲目行動”[11] 。他堅決反對用主觀計劃來代替實際工作，并且明確地告誡說：“完整的、無所不包的、真正的計劃＝‘官僚主義的空想’。不要追求這種空想”，如果把國家經濟計劃官僚主義化了，“這是莫大的危險”[12] 。這對我們重新認識和正確理解“計劃經濟”，為計劃經濟正名，具有深刻的指導意義。

我們從經典作家對計劃經濟的論述中可以看出，他們所主張的“計劃經濟”是建立在符合客觀實際，并且根據實際的變化不斷修正和完善的、意義上的計劃經濟，為的是達到合理、充分地調節社會經濟資源和發展社會經濟的目的。這表明，計劃經濟應該建立在客觀經濟的基礎上，并且反映經濟規律的要求。因此“計劃經濟”是指：根據國民經濟發展客觀規律的要求，社會（國家）從具體情況出發，預先擬定經濟的發展方案，并在實施過程中不斷地進行修正，從而對社會經濟活動實行“自覺”的組織管理和調節，它是自覺運用經濟規律的主觀表達形式。這就不難看出，“計劃經濟”實際上就是依靠“社會的理智”通過事先的計劃對經濟活動進行宏觀調控的形式，從這個意義上說“計劃經濟”＝宏觀調控，宏觀調控就是“計劃經濟”的表現形式，這應該是計劃經濟的本來含意。它與“市場經濟”一樣，既是一種經濟制度，又表現為一種經濟運行機制。作為經濟制度，它和自發的“市場經濟’制度相對立，是自覺地按經濟規律組織和管理社會經濟活動的表現形式；作為一種經濟運行機制，它表現為一只“看得見的手”對社會經濟活動進行自覺的調節和控制，以實現資源的合理、有效的開發和利用。

提要：當我國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模式以后，出現了一種全盤否定“計劃經濟”的思潮。究竟應該如何認識“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以及它們之間的關系，這是一個經濟理論界長期爭論不休的理論問題。本文從的角度論證了二者是“主客觀”之間的關系，他們既存在著誰是第一性的問題，也存在著同一性的問題。科學意義上的計劃經濟應是主觀見之于客觀的結果，這是計劃經濟思想的本意。所謂“宏觀調控”實質上就是計劃經濟的表現形式。

關鍵詞：商品經濟 市場經濟 計劃經濟 宏觀調控

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經過十幾年的討論和探索，終于確定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模式。這無疑是對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重大突破，也是對經濟學的重要貢獻。然而，伴隨著這一改革模式的提出，也出現了另一種思想傾向，即全盤、徹底地否定“計劃經濟”，一時間對“計劃經濟”的口誅筆伐鋪天蓋地，使國人誤認為我國改革開放以前經濟發展落后的原罪就是“計劃經濟”造成的，大有“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發達不起來的“萬惡之源”之勢。結果是使“計劃經濟”聲名狼藉，至今一提起“計劃經濟”還有“引狼入室”之意，似乎只有完全的“自由市場經濟”才是解決我國經濟發展的靈丹妙藥，才是的最終出路。有人甚至公開講：“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是上個世紀最深的一場“國際馬拉松大賽”，其結果是經過70多年的激烈較量，以“計劃經濟”的失敗而告終。對此，筆者以為：這種認識如果不是無知的話，就是與當初我們全盤、徹底地否定社會主義存在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一樣，犯了同等程度的錯誤。為了澄清這些思想上的迷誤，有必要從歷史的角度來考察“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問題，以使我們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化過程中，避免犯過去同樣的教條主義錯誤，同時也使我們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踐中避免盲目性和片面性。這就是撰寫本文的宗旨。

一、市場的演進及其本質屬性

，在我國界對“市場經濟”存在著多種解釋，但可歸納為兩大類：一類是把市場經濟看成是資源配置的一種形式，這是主流認識；另一類是把其看成為商品經濟高度了的一種經濟運行形式。實際上這兩種解釋有內通之處。國外對“市場經濟”的解釋大體也有兩種：一種是把市場經濟看成是市場對商品生產實行調節的一種方式，也是個資源配置，另一種是把市場經濟看成是一種經濟制度而等同于資本主義經濟，成為資本主義的同義語，這是主流觀點。

究竟應該如何認識“市場經濟”及其本質屬性呢？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表達了一種深刻的，很值得我們深思，這就是：“對人類生活形式的思索，從而對它的，總是采取同實際發展相反的道路。這種思索是從事后開始的，就是說，是從發展過程的完成的結果開始的。”[1] 因此，只有通過對歷史的考察和分析，才能使我們對所研究的對象認識得更加清楚。

自從人類誕生以后，就產生了人與界的物質變換關系問題。這一關系的實質就是：人類為了自身的生存和發展，不斷地向自然界“宣戰”，通過勞動利用和改造自然資源以滿足自己不斷增長的多方面需要。這就是人類社會的經濟活動。這種經濟活動要采取什么形式進行，不少思想家和經濟學家都進行過考察和研究，而馬克思的論述為大多數學者所接受。他在《〈經濟學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闡述到：“人的依賴關系（起初完全是自發的），是最初的社會形態，在這種形態下，人的生產能力只是在狹窄的范圍內和孤立的地點上發展著。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是第二大形態，在這種形態下，才形成普遍的社會物質變換，全面的關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體系。建立在個人全面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生產能力成為他們的社會財富這一基礎上的自由個性，是第三個階段。第二階段為第三個階段創造條件。因此，家長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狀態隨著商業、奢侈、貨幣、交換價值的發展而沒落下去，社會則隨著這些東西一道發展起來。”[2] 這段論述科學地揭示了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形式的發展軌跡：自然經濟—商品經濟—產品經濟三個歷史階段。它們并不是可以任意選擇的，而是取決于人類對自然界的認識程度和改造能力，即生產力的發展水平。當生產力的發展十分低下時，人類只能依靠“人的依賴關系”來戰勝自然，滿足自身的需要，這就是人與自然之間的“自然經濟”時期；當生產力的發展出現了社會分工，同時伴隨勞動成果有了剩余而產生私有制以后，人與自然的物質變換關系就要建立在“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形式上，即人們通過“商品交換”的形式來實現滿足自身的需要，隨之人類社會經濟活動的形式也就進入了“商品經濟”發展時期；當社會生產力的高度發展，使社會財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勞動將成為人類生活的第一需要，私有制也隨之消亡，個人得到全面發展，那時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形式就不需要通過“交換”的形式來實現，也就不需要“價值”插手其間，而是以“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形式來滿足自身的需要，從而進入“產品經濟”的發展階段。

可見，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形式的發展是一個客觀的“自然歷史過程”，每一階段上的形式都是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客觀經濟形態。正如馬克思當年批判蒲魯東時指出的：“社會——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們交互活動的產物。人們能否自由選擇某一社會形式呢？決不能。在人們的生產力發展的一定狀況下，就會有一定的交換（commerce）和消費形式。”因此，“人們借以進行生產、消費和交換的經濟形式是暫時的和歷史性的形式。”[3]

對“產品經濟”形態的認識雖然并不是本文論述的主題，但有必要在這里順便提一下：它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發展階段，或者說“是不可實現的理想模式”，而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必然。這可從三個方面證明：第一，在歷史上它是在對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批判的基礎上，作為商品經濟的否定形式而提出來的，并且由空想社會主義者們以試驗的方式實行過。雖然最終失敗了，但失敗的原因并非“產品經濟”形式本身的錯誤，而是當時的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還沒有達到可以否定“商品經濟”的程度；第二，當代世界某些發達國家社會經濟發展的實踐足以證明，它們所實行的大量“福利”經濟政策，在某種程度上已經體現出“產品經濟”形態的痕跡；第三，如果從分配的角度運用抽象法，來考察一個家庭內部的經濟活動（不考慮它與外部的經濟聯系方式），也可以得到說明：當其收入水平較低時，父母要以計量的形式對家庭成員進行消費品分配。而當收入水平較高以后，因為消費品的種類和數量可以得到不斷補充，所以父母就不再以計量的方式進行分配，而以“各自按需索取”的形式來滿足家庭成員的需求。這一點已為我國改革開放后居民家庭生活水平的提高所證實。以小喻大，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又何嘗不是如此呢？“商品經濟”形態的發展終將被“產品經濟”形態所代替，這在人類社會經濟形態發展史上只是個時間問題。

客觀形態的每一個階段，都有一個由產生到成熟、由初級到高級的發展過程，因而會體現出不同發展時期的階段性。“商品經濟”形式的發展也不例外，以中世紀的結束和資本主義社會的確立為標界，大體可分為前后兩個階段。前一階段是“簡單商品經濟”時期，后一階段為“復雜商品經濟”，即“市場經濟”發展時期。“簡單商品經濟”也稱為“小商品經濟”，是商品經濟的產生和培育時期，它的交換是以直接獲得所需要的使用價值為目的，是作為“經濟”的一種補充形式而存在。因此，它只存在于當時占主導地位的“自然經濟”的夾縫之中，處于從屬地位，“就象伊壁鳩魯的神只存在于世界的空隙中，或者猶太人只存在于波蘭社會的縫隙中一樣”[4] 。“復雜商品經濟”是商品經濟的成熟和發展時期，這時的商品生產和交換不再以獲取使用價值為直接目的，而是以盈利為直接目的，并且成為社會居主導地位的經濟形式。“市場”已成為社會經濟活動的樞紐和中心環節，是商品經濟發展到這一階段的突出特征。因此到19世紀末，開始有學者把這種“復雜商品經濟”稱之為“市場經濟”。可見，市場經濟是商品經濟發達起來以后的一種成熟表現形式。圖示如下：

從上面的中可以得出以下認識：第一，“商品經濟”是人類社會經濟活動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它的基礎在生產力方面乃是社會分工引起的勞動社會化，在生產關系方面則是生產資料歸不同的經濟主體所有（起初是私有制）。因此它是社會生產方式發展到一定歷史時期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所出現的社會經濟活動的一種組織形式。從這個意義上說商品經濟是一種“自發”產生的社會經濟制度。第二，“市場經濟”在本質上就是商品經濟，是商品經濟形式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它以“市場”為核心、以市場機制為紐帶來構建整個社會經濟活動的系統，通過市場把社會各個經濟主體緊密地聯系起來，形成一個結構。因此，一方面“市場經濟”是商品經濟這種社會經濟活動組織形式在一定歷史時期的具體表現，也是一種客觀的社會經濟制度；另一方面“市場經濟”也是社會經濟系統的一種運行機制，它依靠市場要素以及各要素之間的相互關系所形成的市場機制，來推動社會經濟活動的運轉，從而形成由市場為導向的資源配置方式。

由此可以得出結論：“市場經濟”是以商品生產和交換為網絡結構的社會經濟活動系統。它既是一種經濟制度設置，也是一種經濟運行機制。作為經濟制度，它是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形式在商品經濟階段成熟起來以后的表現形式；作為經濟運行機制，它表明“市場”成為商品經濟運行的樞紐，是通過市場要素自發的有機運轉進行資源配置的方式，表現為一只“看不見的手”的調節作用。不過，兩者之間有著內在的聯系，一定的經濟制度必然會產生與之相適應的經濟運行機制。因此，兩者的共性就在于都是不依賴于人的主觀意志而存在的客觀經濟形式。對于客觀經濟形式，人們不能任意選擇或否定，只能根據“現有的生產力所決定和所允許的范圍之內”去認識它，揭示它的內在，并運用這些規律更好地為人類服務。

二、“計劃經濟”的產生及其本質屬性

一種思想的出現，總是與客觀事物的產生和發展相伴隨，因為“觀念的東西不外是移入人的頭腦并在人的頭腦中改造過的物質的東西而已。”[5] “計劃經濟”同樣如此，它絕不是憑空想象或天上掉下來的，而是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的過程中，針對這種生產方式的不合理性，以及古典資本主義（早期）市場經濟“自發”運行所帶來的和困難而產生的對社會經濟活動進行“自覺”組織的思想。最初它萌發于16世紀產生的空想社會主義者那里。例如：托馬斯·莫爾在《烏托邦》一書中，在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進行深刻批判的基礎上，論述了未來理想社會的生產狀況是由社會領導機構根據“估定”的社會需要量進行生產，并且根據不同地區對某種產品需要量的不同，“以盈濟虛”地進行調節來滿足各地的消費需求[6] 。這說明莫爾的思想中已包含了有計劃地組織社會經濟活動的思想萌芽。這一思想在康帕內拉的《太陽城》和摩萊里的《自然法典》中得到了進一步的發揮。到18世紀，法國的巴貝夫對未來社會實行計劃經濟的思想則表述的更加清楚，指出：“我們未來的制度將使一切都按計劃來進行”，因而社會中“不再有盲目經營的危險，不再有任意生產或生產過剩的危險”，并且論述了社會對勞動投入的有計劃調節[7] 。19世紀的三大空想社會主義者，根據資本主義生產的社會化和無政府狀態之間的矛盾深化，不但繼承和發展了這種“計劃經濟”的思想，而且把它付之于他們所設計的實業制度中，第一次把“計劃經濟”作為一種經濟制度來設置，并且對計劃的制定、審查和實施過程進行了具體闡述。當然，這時的計劃經濟思想還不是建立在的基礎上，帶有很強的主觀理想主義色彩。但是，它對后人認識社會經濟活動并“自覺”進行組織的問題無疑產生了重要。

篇（4）

一、全球經濟的逐本溯源

全球經濟，伴隨著全球化的出現而出現，具有方向與進程的雙重屬性。所謂全球經濟的方向屬性，意即立足于作為一種客觀歷史的發展規律、指引全球化方向的經濟局面的角度。所謂全球經濟的進程屬性，意即現階段的亟待進一步發展的全球經濟現狀。全球經濟不是一個終極概念，它是有生命且有著生命力的概念，還存在著提升的空間，還有著尚待解決的問題及種種的不確定性。

（一）前全球經濟時期的經濟發展及全球經濟的萌芽

追溯歷史，人們曾長期處于一種閉塞的生存模式之中，經濟形式單調，集群意識淡漠。直到原始社會后期，個別地區才出現了部落內部或族群之間偶然為之的商品交換。公元前3000年，早期的美索不達米亞開始了生產原料的進口。公元前5世紀，東西方貿易通道逐步開通。16世紀初期，新航路開辟，地理大發現，促進了對外貿易的進一步發展，全球經濟正待萌芽。18世紀中葉至19世紀中葉，以蒸汽機為標志的第一次科技革命使社會經濟最終從工場手工業過渡到機器大工業，機器大工業的建立又反哺于生產力水平的進一步提高，商品經濟日益成熟，初顯環球同此涼熱。而這一時期的世界范圍內的經濟發展，與真正意義上的經濟全球化存在著較大的差距，只可視其為全球經濟的萌芽。

（二）全球經濟的形成及其與經濟全球化的同步發展

全球經濟存乎于全球進程，是經濟全球化的產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1997年5月發表的一份報告中指出，“經濟全球化，是指跨國商品與服務貿易及資本流動規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術的廣泛迅速傳播使世界各國經濟的相互依賴性增強”。工業革命以后，資本主義商品經濟和現代工業、交通運輸業迅速發展，世界市場加速擴大，世界各國間的貿易往來大大超過歷代水平。20世紀80-90年代以來，經濟全球化得到了迅速的發展，現已發展成為以科技革命和信息技術發展為先導，涵蓋了生產、貿易、金融和投資各個領域，囊括了全球經濟以及與全球經濟相聯系的各個方面及全部過程。經濟全球化歷經了貿易自由化、金融國際化和生產要素跨國化三個重要的發展階段，其每一個階段都存在著全球經濟的對應形態，連貫起來，亦演繹出全球經濟的形成過程。

第一，貿易自由化與商品全球化發展階段。1948年1月1日，《關稅及貿易總協定》正式生效，為戰后消除國際貿易障礙、解決國際貿易爭端從而推動國際貿易的自由化，提供了有效的制度保障。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貨物貿易的發展，服務貿易增速顯著，全球貿易依存度不斷提升，貿易自由化程度加深，世界市場興起并日漸成熟。

第二，金融國際化與資本全球化發展階段。以電力為標志的第二次科技革命是全球經濟資本全球化過程的動力來源。隨著產業革命的興起，世界性的金融機構搭建起龐大細密的網絡，大量的金融業務跨越國界進行，跨國貸款、跨國證券發行和跨國并購體系均已形成。2與此同時，各國銀行資本的集中度也迅速提高，銀行業與工業中的壟斷資本相互滲透、結合，形成金融資本。全球經濟的要素――全球資本，逐步形成并穩步發展。

第三，經濟要素跨國化與生產全球化發展階段。以互聯網為標志的信息產業革命，縮小了世界各國之間的距離，各國科技資源在全球范圍內的優化配置，先進技術和研發能力大規模跨國界轉移，跨國界聯合研發廣泛存在，各國的技術標準越來越趨向一致，跨國公司、寡頭巨鱷通過壟斷技術標準的使用，控制了行業的發展，獲取了大量的超額利潤，另一方面也促動了生產要素的跨國流動，它不僅對生產超越國界提出了內在要求，也為全球化生產準備了條件。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跨國公司獲得了大發展。原有垂直型為主的國際分工，逐漸向水平型乃至混合型國際分工轉變，組成了一個有機的全球生產體系。

對于全球經濟的形成過程，并無時間上嚴格的界限，僅僅是經濟在全球維度發展經由商品市場擴大、資本跨界、生產要素融合等先后出現的一個大致的時序，各個階段逐次出現并繼續發展而并無替代。換言之，當今全球經濟似已超越了三個階段，卻將三個階段漸次出現的特征一直延續下來，當然，還包括發展過程中所不可避免的各類問題的全球性蔓延，而這種蔓延卻在特定歷史條件之下使得某些早期出現的問題變得尤為突出，例如第二階段所涉及的資本、金融因素的全球化及其相關問題，在世紀之交接連不斷的金融風暴席卷之下已然成為當代全球經濟的焦點。

二、全球經濟的概念界定

全球經濟，學界迄今尚無確切定義，由于諸如國際經濟、世界經濟等類似概念的存在，而使得在其概念界定方面一直存在著一定的模糊性。

（一）國際經濟與世界經濟

就立足點而言，國際經濟與世界經濟這兩個概念的內涵本身存在著較為明顯的不同。國際經濟，是指開放經濟條件下，為了實現國家利益最大化和全球利益均衡化，在世界范圍內對稀缺資源進行最優分配，以及在此過程中發生的國家之間商品貿易、金融投資及其他生產要素流動等各種經濟活動與經濟關系的總和。換言之，國際經濟意即經濟活動超出一國界限，擴展至雙邊抑或多邊，但視野所及是局部性的。而世界經濟，是指在社會發展一定階段上形成的處于復雜的相互作用和相互依存中的各國經濟的總和，其視野所及則是全局性的。

就出發點而言，國際經濟與世界經濟這兩個概念又顯示出了共同性。無論是強調經濟發展國際化延展理念的國際經濟，還是強調各國經濟活動總和的世界經濟，都是從民族經濟體的國家利益最大化出發。換言之，相對而言，無論是帶有整體意義的世界經濟還是帶有部分意義的國際經濟，在研究視野上皆存在著局限，而這種局限的克服需要更高的研究視野和境界，引入全球經濟概念，從某種意義上看，成為一種必然。

（二）區別于國際經濟的全球經濟

國際經濟與全球經濟無論就內涵抑或外延均有著一定的相似度，但區別仍然是顯而易見的。

國際經濟（Inter-national Economy），也稱國家間經濟，相對于民族國家經濟（National Economy）而言，由于其研究的領域、標的范疇指向性強，特征明確，因此其概念也相對明晰。與民族國家經濟形態相類似的，國際經濟的主要活動包括生產、分配、貿易、投資、服務等多種形式，需要應對資源配置、收入分配、經濟增長等相關的各種問題。但與民族國家經濟不同在于，國際經濟活動的范圍由國家層面提升到了國際層面，對于相關經濟問題的應對是對于民族國家經濟的進一步引申和擴展，經濟運行的范圍更廣闊，由于每個不同的國家之間存在著經濟體系的差異，因此國際經濟交流更為復雜。

國際經濟雖以國家間的經濟形態而得名，但民族國家仍居主導，其與民族國家經濟形態下所維護的主體利益并沒有本質的不同。而這一點，恰恰展現了全球經濟與國際經濟的區別。換言之，全球經濟時代，即便可能在未來相當長的時期內，民族國家仍然是經濟活動的主體，但立場和出發點已然與國際經濟產生了分歧。借用西方微觀經濟學的基本假設――“理性人”假設，如果說民族國家經濟和國際經濟好比是一個理性個體，那么，他們從事任何活動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利己”，即使自己的收益最大化。而全球經濟的目的具有明顯的“利他”色彩，雖也是在追求凈收益最大化，但出發點卻不再囿于個體，而上升到了整體利益的高度。

言及經濟，無外乎治理。無論是國際經濟還是全球經濟，概莫如是，但就治理的難度及效度而言，則大相徑庭。“脫離社會背景的全球市場是難以調控的，即使在調控者有效合作和他們利益完全一致的情況下也是如此。” 全球經濟需要構建能夠應對全球市場復雜狀況的既有效又統一的超國家公共政策模型，但理想狀態下，民族國家的第一主體地位如若被顛覆，進而這種構建的可能性極小，那么以此模型展開治理就更無從談起了。相比之下，民族國家仍為主體且其國內政策權威不容顛覆的國際經濟面臨治理問題時便從容許多。

國際經濟帶有一種“國際化”的傾向，而全球經濟則帶有一種“星球化”的傾向。國際經濟，強調交易的增長和國家間的經濟聯系進一步擴大。在更大規模（跨越國界）的范圍內的商品、貿易、投資、服務、經濟觀念等的流動。且流動的數量、范圍和頻率上，一個地區更多地影響到另一地區，民族國家之間的相互依賴日益加深。而全球經濟的“星球化”傾向則是在地球這個整體的層面上展露經濟關系。

國際經濟活動的主要參與者是國際公司（International Firm），而全球經濟活動的主要參與者是跨國公司（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國際公司，是一個相對松散的企業集團，各子公司或部門保留著較高的獨立性，其參與國際經濟活動的動機就是為本國的民族國家經濟謀利并以本國國內的經濟政策為基本約束。與之不同，跨國公司，是指由分設在兩個或兩個以上國家的實體組成的企業，而不論這些立體的法律形式和活動范圍如何；這種企業的業務是通過一個或多個活動中心，根據一定的決策體制經營的，可以具有一貫的政策和共同的戰略；企業的各個實體由于所有權或別的因素相聯系，其中一個或一個以上的實體能對其他實體的活動施加重要影響，尤其可以與其他實體分享知識、資源以及分擔責任。 它是真正的無固定地點的資本，沒有具體的民族國家身份，實行超國家的管理。貿易方面，純粹地“逐利”（哪里成本最低回報最高便落戶于哪里）；金融方面，通過發達的現代通訊方式，完全由世界市場的力量來支配，不必聽命于國家的貨幣政策；生產方面，在全球范圍內采購原料，進行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要素流通順暢；運作方面，通過高透明度的全球經營為全球市場服務，致力于建立和諧的全球市場秩序。簡言之，跨國公司不再像國際公司那樣，受到具體民族國家政策的干擾，甚至不再受限。國際公司與跨國公司的區別也印證了以之為主要參與者的國際經濟與全球經濟在參與者權限方面的分歧。

（三）區別于世界經濟的全球經濟

在經濟全球化相關的各類著述中，世界經濟與全球經濟均系高頻詞匯，但卻普遍存在著通用、混用的情況，很多學者甚至完全無視二者區別，這樣的做法不免偏頗。雖然世界經濟與全球經濟在立場、主體、問題及趨勢方面具有很多相同或相似之處，但差異仍不容忽視。

《經濟大辭典》給世界經濟所下的定義是：“在社會發展一定階段上形成的處于復雜的相互作用和相互依存中的各國經濟的總和。” 對此，可作下解釋：第一，世界經濟是由各國市場經濟基礎上構成的復合型的全球市場經濟運行體系。第二，世界經濟是在國家干預下的人們的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的全過程，是由各國在生產過程的外部聯系所構成的“二次再生產過程”。第三，世界經濟是由不同發展水平的國家與國家集團組成的一個相互聯系、相互依賴的共同運作的有機整體。下面要做的，就是通過將世界經濟與全球經濟進行比較分析，使全球經濟的概念在前述比較所得結論基礎之上更加清晰、完整。首先，可以從世界經濟的三層次內涵入手，逐點對世界經濟與全球經濟作以比較。第一，與世界經濟相類似，全球經濟亦為一種復合型全球市場經濟運行體系，而這種“復合”的意義卻與世界經濟并不完全一致。如果說“世界經濟是一般社會經濟的類別之一”， 那么全球經濟則應該是一般社會經濟的最高類別。全球化發展至今，全球經濟的涵蓋力和調控力的應運而生、應運而長有目共睹。經濟學界對世界經濟理論的突破與質疑似可從側面予以印證，從僅僅立足于本國利益而展開對外貿易的“H-O定理”，到質疑 “里昂惕夫之謎”而主張將勞動生產率、人力資本、自然資源、貿易壁壘干擾及消費偏向等“局外”因素納入到貿易體系當中，再到“離岸外移理論”提出欲明辨經濟全局需要微、中、宏觀多維思考的觀念。世界經濟的宏觀視野日漸突出，但較之全球經濟仍相去甚遠，分析視角的局限導致世界范圍經濟全局關乎效率、公平的問題仍難于解決。第二，與世界經濟不同，全球經濟不再是民族國家經濟外部聯系的“二次再生產”，而是一個獨立的生產、再生產體系。全球經濟所關注的，是多維經濟領域內全人類的整體利益，而不再是單純地將局部經濟的個體效能予以簡單疊加。第三，雖然在當下以及未來相當長的時期之內，全球經濟的行為主體仍然不能夠將民族國家排除在外，但是，與世界經濟比較起來，全球經濟活動將以可以統攬全局的跨國公司、全球性經濟組織為主體，而這種獨立主體的立場更為中立，境界更高。

從時間上來看，世界經濟形成于19世紀60-70年代，當此之時，全球經濟僅僅是萌芽，全球經濟理念于20世紀80-90年代伴隨著經濟全球化而生的，相對于世界經濟而言推遲了一個多世紀。在經濟領域，這百余年的時間里發生了什么？為什么全球經濟呱呱墜地之時世界經濟已年過期頤呢？首先，二者的產生均借力于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但19世紀60-70年代與20世紀80-90年代的生產力水平當然是相去甚遠的。眾所周知，科學技術水平可以作為衡量生產力水平的標識。世界經濟的最終形成是在第二次科技革命的推動之下，社會生產力飛速發展，國際分工不斷深化，商品交換的范圍日益擴大，統一的世界市場出現，交換開始了國際化的歷程，經濟生活中的資本、貨幣等領域也逐步開始走上了國際化的道路。全球經濟的形成是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推動之下，生產力又有了一次更大的飛躍，這次飛躍所帶來的是全球化，在規模、深度、廣度、影響力上都遠遠超過前兩次科技革命。在其推動之下，生產力水平遠勝從前，全球貿易結構發生了質的變化。形成覆蓋全球的貿易及要素流通網絡，高起點平臺的搭建為全球經濟的形成鋪平了道路。

通過同國際經濟、世界經濟的比較分析不難發現，在全球經濟萌芽及至形成的漫長歷程中，全球經濟的內涵在不斷地充盈完善。所謂全球經濟，即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為追求人類共同利益最大化、滿足人類社會整體性需求、優化配置世界市場要素資源，以跨國公司為代表的全球性經濟主體按照一定的經濟規律相互依賴、相互作用，在全球范圍內所展開的生產、貿易、金融等經濟活動及其過程中所產生的全球一體化趨勢及全部經濟關系的總和。

三、全球經濟的特征

全球經濟并非各個民族國家國內經濟的外部延展，亦非國際經濟或世界經濟的簡單加合，而是一種經濟范式的重構，是一種不同于以往的嶄新的獨立經濟體系，包含著微觀、中觀、宏觀經濟領域的全部范疇，具備其獨有的特質，也對整個世界的前行發揮著基礎性的多重效能。

（一）規范的市場性

全球經濟既是一個經濟范疇，亦為一個歷史范疇。它以市場經濟模式為基礎，在全球范圍內遵循市場經濟規制，并伴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而逐步發展。其一，貿易自由化。在全球經濟中，“無形指揮棒”指揮之下的全球貿易主體在自愿的基礎上，共同達成各種協議，發生各種經濟聯系。其二，機制市場化。在全球經濟體系之內，商品價格、利率等重要的經濟參數更多地依賴于世界市場的供求自由調節，而不是政府的硬性介入甚或是支配。經濟聯系越發緊密，經濟參數相互作用越來越強。其三，管理法制化。市場運行由經濟規律指導，但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之內仍需要法律予以保障。法律具有公平性、公正性、公開性的特質，在全球經濟領域中發揮了越來越大的作用。誠然，規范的市場性作為商品經濟的特征無謂新生，但其作為全球經濟的重要特征卻是不容忽略的，另則，更高層次的規范性和市場性也是以往經濟形態所不具備的。

（二）多維的復合性

全球經濟，是民族國家經濟、國家間經濟、跨國家經濟及超國家經濟等多元復合的有機體系。不僅如此，全球經濟已然具備微觀、中觀、宏觀各個不同層次的多維經濟視野，亦面臨著更為復雜的全球局勢下多元主體的干預。這種干預，不僅體現在各種類型的國際經濟組織、跨國集團以其各自的方式影響著全球經濟的運行，還體現在目前尚處于并將長期處于主導性地位的民族國家對于全球經濟所起到的作用也悄然發生著變化，其中，新興國家對于全球經濟的影響尤為突出。

（三）高度的整體性

全球經濟之所以可以作為一個有機整體而存在，主要在于其高度的整體性，這種整體性首先體現于商品。全球經濟是較世界經濟視野更寬泛、層次更復雜、境界更高曠的商品經濟，表現在全球經濟所涉及的全部經濟范疇、經濟活動和經濟規律都積淀于商品經濟。全球范圍內的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等基本程序都滲透著商品經濟的特性。商品經濟的發展過程，無非是從商品貿易范圍不斷擴大，到資本全球流通牽一發而動全身引發“蝴蝶效應”，再到生產要素全球高度融合，而這也正是全球經濟特征逐步凸顯的過程。

綜上所述，全球經濟，內涵豐富，是一個兼具經濟學和政治學意義的概念；具備微觀、中觀、宏觀的多維視野；既是一種經濟范疇，又是飽含生命力的經濟全球化的實時載體。不僅如此，它還是一種表征，表征著未來全球經濟的態勢和走向，是經濟發展的一個嶄新的維度。

參考文獻：

[1]劉淼主編.經濟全球化與國際經濟[M].暨南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

篇（5）

宋代處于中國古代社會的繁榮時期，在自然經濟占主導地位的同時，商品經濟這這一時期得到了飛速的發展并逐漸繁榮，呈現空前興旺的態勢。隨著農業、手工業的發展，市場上流通的商品數量增多，品種日益多樣化。尤其到北宋中葉,大都市的商業極為繁榮,商業種類繁多,凡生活用品都可從市場上購得。宋代“坊市分隔制度”的打破、市場活動的增強、海外貿易的發達等都表明商品經濟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發展階段。社會經濟的發展尤其是商品經濟的發展，促進了城市了的繁榮和發展，并滲入到城市生活的各個方面。

一、宋代商品經濟的繁榮

1、坊市合一

唐以前的歷代政府在城市管理上實行的是坊市分隔制度，居民區的“坊”與商業區的“市”是分區而設的。居民不能在坊內開設店鋪，不能臨街開店，這大大限制了城市的商業貿易和經濟活動。到宋代，隨著商品經濟和城市經濟的迅速發展，廢除坊市分隔制度勢在必行。坊市合一使得商人可以沿街開設店鋪，出現了新的商業區。當時，不管是繁華的大街還是偏僻的小港，都設滿了店鋪，居民和一般街道兩旁設店擺攤，商業區延伸到坊內，出現了“侵街”的現象。到宋仁宗慶歷年間，連城市的宵禁都完全被廢除。由于取消了時間限制，宋代出現了熱鬧的夜市。王建的詩句：“夜市千燈照碧云，高樓紅袖客紛紛。”“水門向晚茶商斗，橋市通宵酒客行”。[1]夜市營業時間允許到三更或四更，有的酒樓甚至全天營業。

2、市場活動增強

市場是作為商品經濟運行的載體和買賣交換的場所，市場的繁榮程度與商業的繁榮程度是成正比的。隨著商業城市的形成和數量的增多，宋代的市場規模也隨之擴大。市場活動呈現空前的運營狀況。宋代的坊市分隔制度也保證了市場的運營時間和地域自由，帶來了買賣交易活動的異常繁榮。商人們在利潤的驅使下晝夜運營，“夜市直至三更近，才五更又復開張，如要鬧去處，通曉不絕。尋常四稍遠靜去處，夜市亦有”。[2]市場上的商品種類也無所不有，其中布匹、煤銅鐵金銀都以數百萬計，茶酒礦產品作為一種交換為目的產品也投入到市場交易中，還首次增加了糖品的交易。

3、海外貿易發達

宋代設立了專門管理海上貿易的機構――市舶司，宋代還制定了完善的市舶管理制度。宋代的貿易港也大大超過了前代，唐代主要有交州、廣州、泉州、揚州等四大港口，而宋代增加了杭州、明州、溫州、秀洲華亭、山東密州板橋鎮、秀州通惠鎮及江陰軍等處。隨著港口的增多，造船技術的進步和航道的改善，宋代的貿易范圍逐漸擴大。凡大食、古邏、占城、勃泥、麻逸等與宋都有貿易往來，而且，宋代與阿拉伯海、紅海沿岸及非洲海岸也開展了直接貿易。兩宋市舶貿易的貨物種類也非常豐富，《宋會要輯稿》中記載就有30余種，如金銀、緡線、瓷器、市香藥、犀象、番布、水精、瑪瑙、烏、蘇木等物。

二、商品經濟對城市發展的影響

1、宋代商業城市的形成

宋代商業大都市的形成是當時商品經濟發展的一個必然產物。當時的商業城市和市場數量急劇增多，除了當時最著名的北宋都城汴京和南宋都臨安外，成都、建康、鎮江及揚州等眾多城市因商品經濟的發達而成為名噪一時的著名商業城市。有學者統計，唐代10萬戶的城市僅11個，北宋則多達40個。其中，汴京和臨安的人口大致有170萬和120萬左右，在當時世上也是無與倫比的大城市。[3]伴隨著宋代商品經濟的迅猛發展，大城市的商品交換十分活躍，像開封、成都、臨安都是當時的商業大都市，市場上商品分工細致，萬物所聚集，會通全國的商品集散地。城市呈現出異常繁榮的態勢，商業活動也更加繁榮。此外，宋代打破了唐代以來的坊市制度，晝夜開放夜市，取消了時間限制，進一步促進了商品經濟的繁榮。周邦彥《汴都賦》是這樣描繪開封商品貿易繁榮景象的：“自淮而南，邦國之所仰，百姓之所輸，金谷財帛，歲時常調，舳艫相銜，千里不絕，越艙吳艚，官艘賈舶，謳閩楚語，風帆雨楫，聯翩萬載，鉦鼓鏜翰，人安以舒，國賦應節。”[4]商品經濟的迅速發展也促進了全國各地許多商業性集鎮的形成。

2、城市規模擴大、數量增加、人口增多

城市的產生和發展是在宋代的生產力和商品經濟發展的基礎上產生的，這也是商品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城鎮最初是出于軍事需要而設置的，具有堡壘要塞的性質，但隨著宋代商品經濟的發展，城鎮的軍事職能逐漸被經濟職能代替了。可以說，宋代商品經濟的發展增加了城市的經濟功能。尤其到北宋時,像汴京、洛陽、杭州、揚州等主要城市已普遍成為集政治、手工業、商業、娛樂為一體的綜合性城市,大街小巷縱橫交織,店鋪樓館、舞榭歌臺鱗次櫛比,商業、娛樂活動通宵達旦。

唐中以后，由于人口的迅速增加，城市逐漸形成了“草市”的新居民區。這不僅是因為避免戰亂，更重要的是經濟的發展使城市逐漸擴大。這一情況，到宋朝時已經愈來愈明顯了。而且，“草市”作為一個歷史名詞在大多數場合下即是指城鎮的外沿城形成的新居民區，并非一定是有茅草小屋練成一片的市井了。[5]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許多大大小小的環城草市不斷涌現，使處于交通中心樞紐或重要農產品基地的草市也不斷發展擴張。宋代另一個十分顯著的特征就是農村人口大量涌進城市，這些脫離或半脫離農業生產的非農業人口，從事中轉貿易，使許多草市逐漸轉變成貿易場所固定的市鎮。如上海原來只是一個小漁業草市，到南宋末年，已發展成為“華亭東北一巨鎮”。[6]草市進而發展為縣城城市，如宋寧宗嘉定十五年增置的嘉定縣，就是以原昆山縣東部的練祁市作為治所的。[7]市鎮發展到后來，逐漸興起了一批專業性的以手工業為主的市鎮，如陶瓷、紡織、制糖等。市鎮已經由單一的商業貿易向生產、加工、流通的多功能的綜合性市場發展，并發展成新的商業市區。南宋，這種情況更加普遍。有的城外市區，由于發展很猛，不再依草市之名相稱。許多城門之外建立的交易場所，直接越過“草”的階段而稱之為市。[8]如江陰城門外的草市成為江下市。環城草市的出現和數量的不斷增加，擴大了城市的規模和范圍，城市空間不斷像外延伸。宋代的很多新興的城市的出現，都是商品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這些新城區并不是簡單的居民點，而是工商業生產比較密集的地方。所謂“城外草市百姓……多是城里居民逐利去來之人”。[9]

商品經濟的發展，不僅促使城市規模的逐漸擴大，還促使了一批新型的城市的誕生，城市數量不斷增加。《宋史?王安石傳》載，神宗熙寧年間開封府民戶達20萬以上,可知汴京人口有百萬左右。至于中小商業性城鎮更是遍布全國各地, 宋神宗元豐年間，全國的鎮市總是達到了1817個。[10]泉州石井鎮，是隨著海外貿易而興起的一批市鎮的典型帶代表“于宋全勝時，東有新市，西有舊市，無非貿易之處，店肆千于座，蓋四方射利者所驅。”[11]仙游縣的鳳亭市也是因海外貿易產品的集散而發展為市鎮的。黃巖孫《仙溪志》“鳳亭市”條載：“鳳亭市，在連江里，人家并海，土產砂糖，商舟博販者率于是解纜焉。舊又太平鎮。紹興二十六年廢。”海口鎮也因船舶來往而興盛一時。“遞年常有舶船到鐘門、海口。其郡縣官員多告人將物金博易真珠犀象香藥等。”[12]以陶瓷著稱的景德鎮也是手工業、商業迅速發展的產物。

城市規模的擴大和數量的增多，意味著城市居民也隨之增多。宋代城市人口增多的原因，除了城市自身的人口增多之外，與城市的商品經濟發展也密不可分。大量的農村人口涌入城市，說明城市經濟的發展能夠為他們提供謀生的機會。農村人口脫離土地和農業生產，涌入城市，這種現象在全國已經很普遍了，隨著城市坊市制度的打破，城市里增添了許多的固定商業店鋪，農民在商品貨幣經濟帶來的利潤的刺激下，棄農經商。許多沿街叫賣的小商販正是是這些農民，他們大部分是從事工商服務業。

城市人口的增多，工商業從業者也隨之增多。城市居民的成分發生了很大改變。如宋代的以政治、軍事功能為主的政治和綜合城市，主要居民為官吏、士人、地主和軍隊，工商業人口只占少數。但隨著宋朝城市坊市制度的打破，城市中固定的工商業店鋪的增多，以及大量農民在商品貨幣經濟的刺激下涌入城市，棄弄從商。于是，以工商為業職業的城市居民成分逐漸增多。宋政府不得不將城市中的非農業人口定為坊敦戶而單獨列為戶籍。工商業從業者構成了坊敦戶的主體，農村人口涌入城市也大大增加了坊敦戶的人口。坊敦戶的出現是宋代城市城市面貌的一個重要體現，也是商品經濟發展的重要標志。

3、城市娛樂生活豐富

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農村人口的涌入，城市的文化也受到沖擊，呈多元性、豐富性發展。人們的思想意識發生了重大改變。宋代社會是比較開放的和具有活力的，追求實際，逐利求富的價值觀逐漸形成。尤其是商品意識在宋代城市社會中逐漸滋長，并滲入到社會的各個階層。宋人首先打破了傳統的“重農抑商”的價值觀。商人的地位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官吏經商的現象也很普遍，如開國名相趙普,官高位重,仍“營邸店,奪民利”，石守信、石保去父子更是“專務聚斂,積財巨萬”。甚至連民間百姓也紛紛卷人經商的浪潮中來。宋代的官僚、農民、士人經營商業，反映了商品經濟給社會帶來的變化。

商品經濟的發展促進了城市的繁榮。新興的市民階層對休閑娛樂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各種娛樂場所呈現出興榮的趨勢。瓦子就是在這樣的環境里逐漸發展起來的有了場所。瓦舍，據宋人解釋：“瓦者，野合易散之意也。不知起于何時，但在京師時，甚為士庶放蕩不羈之所，亦為子弟流連破壞之地。”此種瓦舍，主要是娛樂場所。自北宋中期,瓦子已相當盛行, 汴京城內有50多家瓦子。以極其豐富的曲藝說唱雜技等表演為內容，可謂百戲雜陳,伎藝繁多。市民們可在瓦子中盡情地觀賞和娛樂。《東京夢錄華》記載，崇觀以來，在京瓦肆伎藝就有小唱、嘌唱、傀儡、般雜劇、小說、講史、散樂、影戲、弄蟲蟻、諸宮調、說諢話、商謎、叫果子等內容，史稱當時是“不以風雨寒暑，諸棚看人，日日如是。”

茶坊也是系娛樂、消遣之地。茶文化也迅速發展起來了。茶坊遍布全城，為市民的休閑娛樂生活提供了場所。宋代茶坊的興盛不僅體現在數量之多，而且種類也繁多，如“人情茶坊”、“水茶坊”等。宋代大茶坊還張掛名人書畫，悠閑飲茶，開設娛樂活動。紹興年間，茶坊用鼓樂吹梅花酒曲，用旋杓論“角”出售，如汴梁酒肆中論量計價。

綜上所述，宋代城市文化呈現商品化、平民化、娛樂性的特點，這一現象背后隱藏著深刻的經濟原因，就是商品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商品經濟的繁榮為城市的發展奠定了物質基礎，從各個方面影響著城市的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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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孟元老．東京夢華錄[M].北京：中華書局，1982．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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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燕翼貽謀錄[M]．北京：中華書局，1997．卷二.

[5]王曾瑜．宋朝階級結構[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415頁.

[6]弘治上海志[M]．上海：上海書店，1992．卷1.

[7]抄本《安平志》．轉引自傅宗文《宋代草市鎮研究》第278 頁.

[8]周珠寶．試論草市在宋代城市經濟發展中的作用[J].史學月刊．1998，（2）.

[9]《長編》卷二五一熙寧七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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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031.1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08）10－0005－03

社會生產目的是政治經濟學中的一個帶根本性的理論問題。一般觀點認為,資本主義基本經濟規律是剩余價值規律,這一規律支配著資本主義生產的一切主要方面和主要過程。資本主義生產不是為了生產者直接消費，而是為了追求剩余價值。資本家對剩余價值的追求是無止境的，資本家進行生產的直接目的和根本動機是最大限度地榨取剩余價值。馬克思說：“商業的目的不是直接消費，而是謀取貨幣，謀取交換價值。”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目的則是“為了滿足全體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生活的需要”。這些觀點在當今出版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中被不斷陳述。上述表述究競有何異同，本文從商品的屬性分析出發，對這一問題進行探討。

一、商品的兩個屬性：使用價值與價值

馬克思在分析資本主義經濟關系時，首先是從分析商品開始的。商品是用來交換的勞動產品，它具有使用價值和價值兩個屬性。使用價值，就是物品的有用性或效用，即物品能夠滿足人們某種需要的屬性。使用價值是商品的自然屬性，它構成社會財富的物質內容。是人類社會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物質基礎。商品的另一個屬性是價值，就是所有的商品都是人的勞動產品，生產商品都要花費人的一定數量的勞動，這種勞動是無差別的一般的人類勞動，即人的腦力和體力的支出。商品中的這種無差別的一般人類勞動的凝結，就是商品的價值。商品的使用價值和價值是統一的,任何商品既具有使用價值,也具有價值。二者處于商品的統一體中，不可分割。使用價值是價值的物質承擔者，只有使用價值沒有價值的東西，不是商品；沒有使用價值的東西，就沒有價值，也不能成為商品。商品的使用價值和價值又是互相矛盾的，任何人都無法同時得到商品的使用價值和價值。要想得到商品的使用價值，就不能取得商品的價值。

二、商品經濟社會中商品生產的直接目的是獲取價值，終極目的是商品的使用價值

一種物品要成為商品，除了要能夠滿足人的某種需要，還必須是人的勞動產品，同時還需要用來交換。在商品經濟條件下，商品生產者生產出商品，其目的并不是自己需要使用自己生產的商品，而是要通過交換，實現自己生產出來的商品的價值，然后再用這些價值（具體表現為一定數量的貨幣）去購買自己所需要的其他物品。商品生產者需要的不是自己生產出來的商品的使用價值，而是商品的價值。商品的需求者有價值（手中的貨幣），與商品生產者交換，得到的是商品的使用價值。

由此可知，在商品經濟條件下，商品生產者生產商品的真正目的是為了獲取價值，然后再用這些價值（具體表現為一定數量的貨幣）去購買自己所需要的其他商品，以滿足其生活和生產需要。最終的目的還是在商品的使用價值上。獲取價值是商品生產者的直接目的，消費商品（包括生產消費和生活消費）才是其終極目的。商品生產者通過交換獲取到的價值越多，其能購買自己所需要的其他商品也越多，他的需求也就越能得到滿足。而人的欲望是無止境的，需求也就無止境，其對價值的追求也是無止境的。

馬克思指出，商品W的價值，用公式來表示是W=c+v+m。在這里，C代表不變資本轉移到新商品中去的價值――物化勞動的耗費，v+m是現時勞動創造的新價值，其中V代表可變資本即工人的工資――活勞動的耗費，M代表剩余價值（利潤）。在商品經濟中，商品生產者生產的目的是要獲取價值，而商品的價值構成中，C+V也就是商品生產者的生產成本，商品生產者真正想要的，還是在于M，即剩余價值（利潤）。在C+V不變時，M越大，商品的價值就越多，因而商品生產者對價值的追求其實也就是對剩余價值（利潤）的追求。商品生產者生產商品的直接目的是為了通過交換，獲取價值，也就是通過交換，以獲取剩余價值（利潤）。

三、資本主義社會與社會主義社會都是商品經濟社會

人類社會迄今為止只有兩種經濟形式，一種是自然經濟，一種商品經濟。在資本主義社會以前的社會形態中，比如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都是自然經濟社會。自然經濟社會的基本特征是自給自足，在這樣的經濟內，生產的目的是為了直接滿足生產者自己家庭或經濟組織的本身的需求，并不是用來進行交換的。雖然在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也有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但并不占主流，在這些社會形態中，自然經濟一直占統治地位。

商品是直接以交換為目的而生產的勞動產品。商品經濟是直接以交換為目的經濟形式，包括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商品經濟是在原始社會末期產生的，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在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里，商品經濟有了一定的發展，但在當時的社會里，這種商品經濟處于從屬地位，只是一種簡單的商品經濟。隨著社會生產力不斷發展，到了資本主義社會，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占據了統治地位。在資本主義社會里，什么都是商品，不僅生活資料是商品，生產資料是商品，而且人的勞動也成了商品。資本主義經濟是建立在商品經濟基礎上的經濟，商品是資本主義社會中最常見、最普遍的經濟現象。社會主義社會里也大量存在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是建立在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制基礎上的商品經濟。商品經濟存在的兩個條件是，社會分工和生產資料以及產品屬于不同的所有者所有。我國雖然是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但也存在大量的非公有制經濟，即使是公有制經濟內，也存在有全民所有制與集體所有制，不同的公有制主體之間也有著不同的利益，也只能通過商品這種形式發生聯系。因此，商品經濟的這兩個條件在我國社會主義經濟發展中都是存在的。在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在生產力比較落后的國家里進行社會主義建設，資本主義發展階段可以逾越，但是商品經濟的發展階段是不可逾越的，特別是在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大力發展商品經濟是一項迫切的重要任務。

四、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目的與社會主義商品生產目的的共性

從上述分析可知，商品具有兩個屬性，一個是商品的使用價值，一個是商品的價值。商品是用來交換的勞動產品，商品生產者生產商品，目的是要通過交換，實現商品的價值，再以價值（表現為一定量的貨幣）交換另外一種商品的使用價值，即自己需要的生產資料或生活資料。商品生產者的直接目的是為了獲取價值，最終目的是商品的使用價值。而在商品價值內，C+V（商品生產者的生產成本）不變時，M（剩余價值或利潤）越大，商品的價值就越多，因而商品生產者對價值的追求其實也就是對剩余價值（利潤）的追求。資本主義社會與社會主義社會都是商品經濟社會，商品生產者的目的都是通過生產和交換商品，來獲取價值，再以價值交換自己所需的其他生產資料和消費資料。傳統觀點認為，資本主義生產是為了追求剩余價值，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目的則是為了滿足全體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生活的需要，這兩種不同的論斷其實是有相同之處的：“追求剩余價值”是商品生產的直接目的，“滿足物質和文化生活需要”是商品生產的最終目的。“追求剩余價值”是從商品的價值角度表述的，追求剩余價值的最終目的還是為了獲取使用價值；“滿足物質和文化生活需要”是從商品的使用價值角度表述的，要獲取商品的使用價值，還是要通過價值（貨幣）來達到。從商品的兩個屬性來看, 一個是從商品的價值角度來表述的，一個是從商品的使用價值角度來表述的。不論表述角度怎樣，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目的與社會主義商生產目的相同之處在于：直接目的都是為了獲取價值，最終目的都是為了獲取使用價值。

五、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目的與社會主義商品生產目的的區別

社會生產目的還與社會的生產資料所有制有關系，由該社會占主導地位的生產資料所有制形式決定。生產資料由誰占有和支配，社會生產就必然為生產資料所有者的根本利益服務。在資本主義社會，生產資料是資本家私人所有的，因此社會生產也就必然要服從于資本家的根本利益，在資本主義私營企業里，企業生產什么商品、生產多少、怎樣生產等都要以能否為資本家帶來剩余價值及剩余價值多少為歸依。企業生產和交換商品，從客觀上來看是讓出商品的使用價值，獲取商品的價值；從主觀上來看，獲取價值是為企業所有者服務的。雖然商品價值中有一部分是V（工資），但這并不是企業所有者從事商品生產的真正目的，企業所有者需要的是商品價值中的M（剩余價值或利潤）。在資本主義條件下的商品生產，以資本主義私有制為基礎，它在很大程度上服從于資本家的利益需要，資本家總想以最小限度的預付資本，獲得最大限度的剩余價值。社會主義社會是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我國現階段是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主，多種所有制并存的所有制結構，不同的經濟成分的生產目的是不同的。必須明確社會主義生產目的是社會主義整個社會占統治地位的生產目的，而不是指少數幾個人或少數幾個企業的生產目的。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生產目的是使城鄉居民的物質和文化生活都很富裕，使人的身心得到全面發展。堅持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出發點和歸宿，從而實現共同富裕，這才是社會主義生產真正目的。由此可知,資本主義生產目的與社會主義生產目的不同之處在于：資本主義社會生產是為資本家階級服務的，社會主義社會生產是為廣大人民群眾服務的。

雖然資本主義生產目的是為了資本家單個個體，但在資本主義生產中，資本家為追求個人財富最大化而不斷追加投資，擴大生產，增加工作崗位，改進技術，增加市場供應，這樣整個社會經濟也就發展起來了。從客觀上講，整個社會的蛋糕做大了，社會上每個個體所能分得的部分也增加了。所以從這個角度上講，資本主義生產從主觀上講是為資本家個人，從客觀上講是為整個社會。現在的北歐等國家就是這樣，在這些國家，即使是普通的工人，亦或是失業人員，社會內每個個體的生活和福利水準都是比較高的。

六、社會主義商品生產者應在法律的范疇內大膽追求利潤

社會主義商品生產者，不管是公有制企業，還是非公有制企業，都應在法律的范疇內大膽追求利潤。社會主義的非公有制企業在我國現階段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追求利潤是其本性，只要是在遵守國家有關法律的前提下，追求利潤的最大化是無可厚非的。社會主義公有制企業，也應在法律的范疇內大膽追求利潤。企業只有盈利，才有生存，才能發展。企業要不斷地進行技術革新，管理創新，提高勞動生產率，降低成本，生產出適合市場需要的產品。企業盈利多了，才能提高職工的工資收入，擴大就業，增加國家稅收企業盈利多，也就意味著為社會提供了更多的更好的商品，豐富了市場，勞動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也就提高了，社會主義生產目的也就達到了。

篇（7）

一、公路運輸與經濟發展的關系

伴隨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公路運輸在不同的地區逐漸對地區經濟產生著重要影響，并與地區經濟的發展有著深刻的關系。

1、公路運輸是社會發展和經濟發展的根本基礎。尤其對于內陸地區和欠發達地區，公路運輸在整個交通運輸中是關鍵部分。公路運輸隨著高速公路的建設及公路網的日趨完善而占有越來越重要的地位。公路在當代已成為支持國民經濟發展的重要基礎設施。

2、公路運輸的發展直接影響著周邊地區的經濟持續發展。要致富，先修路已為發達國家和國內發達地區的發展經歷所證實。一個區域公路網的狀況直接影響到當地及相關地區的經濟發展，公路建設的適度超前，會起到促進、支持當地及相關地區經濟發展的作用；公路建設的滯后，會嚴重阻礙經濟的發展。

3、良好的公路運輸能力，能更好的吸引外資，促進地區及周邊地區的經濟的發展，以及同周邊地區的經濟往來。為了支持、促進當地及相關地區的經濟建設的持續發展，公路建設也必須保持適度超前。

4、公路運輸與經濟發展的良好協調有利于和諧社會的發展。和諧產生活力，和諧創造需求。作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起基礎作用的公共交通建設，也應該為構建和諧社會做出應有的貢獻。解決和改善人民群眾“衣食住行”的問題是普通百姓生活的主要訴求，杜會主義公路運輸體系的建立，其宗旨就是滿足人民群眾對公路交通日益增長的服務需求，以促進建立一個和諧的公路交通體系。

二、構建公路運輸市場經濟體制的必要性

隨著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發展和完善，在經濟發展的帶動下，公路運輸作為其發展的基礎支柱，同樣存在著進一步發展和改革的必要性，這也是一種社會發展下的必然性。

1、構建公路運輸市場經濟體制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客觀需要。市場經濟是商品經濟生產社會化程度發展到一定階段時的必然產物，社會化大生產基礎上的商品經濟必然要求實行市場經濟體制，而公路運輸市場經濟是商品經濟和社會化大生產的一部分，必然存在著發展的必然趨勢。

2、公路運輸經濟管理改革是教育運輸企業轉換經營機制的客觀要求。公路運輸市場是進行道路運輸商品交換的場所以及交換雙方經濟關系的總和。必須要有健全的運輸市場做后盾，只要有了健康的運輸市場機制，才能促進經營機制的轉換。

3、公路運輸經濟管理改革是現代社會經濟改革和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現代經濟的發展不能也不可能脫離公路運輸，而良好的公路運輸經濟管理是經濟發展的基本保障，而公路運輸經濟管理需要不斷的改革，才能得到進步，進一步鞏固經濟的持續穩定發展。

三、構建公路運輸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措施

1、加強和改善公路運輸業管理體制改革。社會經濟的持續穩定發展和運輸業發展階段性的轉變要求盡快對公路運輸業管理體制進行相應調整，并制定綜合性運輸政策與規劃，促進公路運輸協調健康可持續發展，把公路建設和經濟建設同步推向新的階段。

2、加強成本管理與控制，實行全面預算管理，是公路運輸經濟管理改革的基本措施。編制工程施工預算，做好施工項目成本管理，必須具有完善的定額資料，搞好工程施工預算。全面預算管理是發達國家多年積累的先進管理經驗，是建立在責任、權能、利益相結合基礎上的各責任單位的預算體系，并通過其監督、激勵及分配等功能，解決企業的內部管理問題，完善企業法人治理結構。工程預算成本反映公路施工企業的平均成本水平。

實行計劃成本，計劃成本是指項目經理部根據計劃期內的有關資料，在實際成本發生前預先編制出人工費成本控制計劃、材料成本控制計劃、機械設備成本控制計劃、管理費用成控制計劃、臨時工程費用成本控制計劃。對每一個公路項目的施工，都應當有精心的預測，做好項目開工前的準備工作，選定先進的施工方案，選好合理的材料供應商，制定好該項目的成本計劃，做到心中有數。以免造成不應有的失誤。

3、積極應用現代技術，促進信息整合，提高綜合應用水平。現代科技的快速發展，促使現代電子工程設備已經進入到公路運輸經濟管理的領域中，要切實充好利用先進的現代設備。

篇（8）

引言

儒商積極倡導以儒家理念去經商，大力強調以儒家宣揚的誠信仁義等倫理道德作為商業經營的基本指導理念，由此形成了具有濃厚儒家文化特色的商人精神——儒商精神。儒商精神是市場競爭法則所促成，體現著商品經濟的客觀要求，能夠有效地維護社會經濟秩序，促進市場經濟健康發展，保障商業經營活動的正常進行。目前，商業領域假冒偽劣、坑蒙拐騙的欺詐之風日盛，損人利己、爾虞我詐的不正當競爭時常發生，極大地破壞了正常的商業經營秩序，市場經濟的發展遇到了嚴重的道德危機。在商業道德普遍滑坡的情況下，儒商精神引起了人們的高度關注和廣泛探討。積極倡導弘揚儒商精神，大力培養造就一批具有儒商精神的高層次經營管理人才，成為時代和社會的迫切要求。然而，怎樣界定“儒商精神”？儒商精神起源于何時？其涵義歷代有無變化？這些都是必須首先要明確的重要理論問題，值得進行深入探討。所以，為了對儒商精神有一個較為清晰的認識和準確的界定，必須從歸納、梳理史料中追根溯源，對儒商精神進行客觀的歷史考察。大致而言，儒商精神的嬗變主要經歷了以下幾個階段： 孕育濫觴期、發展形成期、西化轉型期、現代重塑期。

孕育濫觴期

春秋戰國時期，中國商品經濟快速發展，文化創新和發展處于一個百家爭鳴的鼎盛階段，儒家學說應時而生，并和商業經營內在地融合起來。初步形成的儒家思想與商業經營活動的逐步結合，催生了一批名垂千古、被后世奉為楷模的儒商，如子貢、范蠡、白圭等。他們進行商業經營的主導理念都在較大程度上溶入了儒家的思想學說，能夠取利不忘義、周急濟貧，具有智、勇、仁、強、信等基本商業素質和倫理道德規范，強調商德乃“萬利之本”，反對巧取豪奪、坑蒙拐騙，從而為后世儒商提出了許多經典的經營之道，初步規定了應當遵循的倫理準則、道德規范和價值觀念，由此開創了注重以德經商、具有儒家文化特色的商人精神。

這就是說，春秋戰國時期，隨著儒家學說的創立和儒商的出現，儒商精神開始在商業經營中被倡導。不過，當時儒家思想和商品經濟還處在早期發展階段，二者融合的深度和廣度及其影響的范圍程度還較為有限，所以儒商精神還處于孕育濫觴的萌芽時期。

發展形成期

（一）潛在發展

自秦統一中國，由漢至魏晉南北朝這一時期，儒家學說逐漸成為封建社會政治統治的正統主流思想，其先義后利觀被極端化為重義輕（賤）利論，此時儒者被視為道德高尚、博學多才的君子，而商人則被視為唯利是圖、道德卑下的小人，“重農抑商”的理念被奉為金科玉律，統治者大力奉行抑商政策，商人的經營活動受到極大的限制和打擊。在這種社會條件下，“儒”與“商”幾乎成為兩個截然對立的范疇，難以較為順利地相互融合，儒商失去了正常存在的客觀生態環境，只能在夾縫中緩慢生長，儒商精神也由此進入了一段艱難曲折的潛在發展時期。

（二）逐步形成

唐宋時期，中國封建社會進入了鼎盛時期，商品經濟有了很大的發展，由此人們的輕商思想日趨淡化，重商意識開始興起，儒士已開始重商，商人也明顯地表現出好儒傾向，相互之間的轉變和融合逐步變得普遍，同時朝廷的抑商政策也在逐步放松，由此儒商開始逐步崛起。在此情況下，社會上涌現出一批受儒家思想影響的儒商，他們在商業經營活動過程中力行儒家倫理道德規范，主張以德為商，不僅講究誠信無欺、貨真價實，而且堅持“君子愛財，取之有道”，追求義利兼得，同時急公好義、熱心公益，能夠仗義疏財、樂善好施，“人有急難，傾財救之”，此外他們還非常注重以和為貴、團結互助，最明顯的表現就是互助會和行會的大量出現。唐宋商人在商業經營活動中積極倡導儒家道德規范和倫理準

，為儒商精神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良好的社會生態環境，從而儒商精神開始逐步形成。

（三）成熟興盛

明清時期，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儒商”進入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壯大鼎盛期。深受儒家學說影響的明清儒商，將儒家倫理道德規范和價值觀念用來指導商業經營活動，把儒家仁義作為立身之本，遵循以義制利、誠信無欺、公平守信、以人為本、以和為貴等一系列商業道德準則和行為規范，從而樹立了與儒家道德價值觀相符合的經商理念，實現了儒與商的溝通，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儒商精神。這些基本規定在明清以前的大部分儒商中是難以達到的，而明清儒商則完全具備了這些條件。明清儒商從形式上看是“儒而從商”、“賈而好儒”、“亦儒亦商”，從實質上看則是“用儒意以通積聚之理”，“以儒學飾賈事”，實現了儒家思想與商業經營法則在本質與現象、內容與形式方面的高度統一和有機結合。由此可見，隨著明清儒商的日益發展壯大，儒商精神亦愈呈現成熟興盛的態勢，不僅具有更加豐富的內涵，而且得到大力的倡導和宣揚，被廣泛地融入到商業經營活動的各個方面，充分體現了明清儒商的精神氣質和風貌，從而提高了其整體素質，使其商業經營活動獲得了更大的發展。

西化轉型期

以后，在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發展的基礎上和“西學東漸”的影響下，隨著儒商的近代轉化，儒商精神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形成了具有鮮明特色的近代儒商精神。

近代儒商傳承了儒家文化精神，強調以儒經商，用儒家思想進行企業管理，更為凸顯重道德、重和諧的經營理念，構筑了以儒家理念為核心的企業精神。根據時展和經濟現實的客觀需要，近代儒商又對傳統儒商精神想進行了合理揚棄，賦予了一些新的思想內涵。例如，在作為儒商精神核心的義利觀方面，由傳統儒商精神的“先義后利”或“重義輕利”，轉變為了“義利并重”、“義利統一”；在誠信方面，由依靠傳統道德維系的倫理信用觀，進步到“重合同，守信用”的契約信用觀，突出了法制意識，使商品交換行為建立在更規范、更可靠的正式制度基礎上；在終極目標方面，強調“經世濟民”的價值追求，把商業活動與民族救亡、富國強兵等有機地結合起來，使自己的商業利益和民族利益、國家的整體利益相統一，充分體現了崇高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精神。 更為重要的是，近代儒商對西方商業精神也由鄙視、排斥、抵觸轉向有條件的正視、相容和接受，在一定程度上學習、借鑒和運用了西方科學的商業經營管理理念，從而把傳統儒商精神和西方商業精神進行了相互融合，使儒商精神添加了近代化的因素，初步具備了作為科學商業精神的應有特征。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近代儒商精神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它不僅扎根于中華大地，而且開始沖出國門，從中國走向了世界，在海外得到了廣泛的傳播，尤其對中國港臺、日本、韓國和新加坡等儒家文化圈的各國商人和海外華裔商人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可見，轉入近代，儒商精神進入了一個西化轉型期。在繼承傳統儒商精神的前提下，將其與西方商業經營意識相融合，從而構建一種適應近代商品經濟要求的儒商精神，成為近代儒商精神發展的基本方向。近代儒商精神雖然是在傳統儒商精神的基礎上轉型而來，二者之間具有自然繼承的某些明顯痕跡，但它已經突破和超越了僅僅作為經驗和習慣的傳統儒商精神，實現了傳統儒商精神的升華和自我改造，從而把儒商精神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基本上反映了儒商精神在近代商品經濟條件下所具有的時代特征。

現代重塑期

“二戰”以后，特別是20世紀60年代以來，現代儒商群體開始形成并逐步壯大興盛起來。他們深入挖掘了儒家思想的現代價值，吸收了其合理內核，并自覺地將其滲透到自己的商業經營活動之中，積極倡導以仁為本、以和為貴、以義取利、誠實守信、自強圖新、勤儉廉潔等倫理道德規范和價值觀念，大力宣揚自強不息的奮斗精神、勤勉敬業的職業精神、人本主義的管理理念、重群克己的合作意識、熱心公益的仁愛精神、經世濟民的商業理想，嚴格遵循節儉寡欲的自律準則、以義馭利的經營原則、誠信為本的行為規范。以上商業經營原則和指導思想，都成為現代儒商精神的重要內容。

此外，現代儒商十分注重吸取西方現代商業經營管理思想的精華，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將儒家思想和西方商業精神進行了有機的結合。他們所具有的和平競爭、

共謀發展的共贏意識，顧客第一、服務至上的營銷觀，趨時應變、科學決策的經營觀、以和濟爭的善意競爭意識以及標新立異的創新精神等，充分顯示出了一種全新的儒商精神，構成了現代儒商精神所獨特內涵。

這一時期，儒商精神的一個突出特點是進一步走向世界。日本、韓國、新加坡等東亞國家以及中國港澳臺地區商人、海外華僑商人，揚棄了舊有儒商精神的缺陷，規避了西方商業精神的弊端，將儒家思想與商業經營活動進行了更加完美的融合，提出了與現代市場經濟法則相統一的現代儒商精神。尤其是，近年來，儒商精神在歐美一些國家得到廣泛傳播，并被人們普遍認可，從而產生了更加深遠的影響。在此情況下，儒商精神正逐步實現全球化，形成一種世界性儒商精神。1994年國際儒商學會的成立和首屆世界儒商大會的召開，就是這一階段開始的顯著標志。21世紀的儒商精神，應是具有世界性的儒商精神。

由此可見，隨著現代儒商群體的壯大興盛，儒商精神也進入了革新重塑期，開始由傳統形態進一步向現代形態轉變，在傳承、革新、轉型等一系列重大過程上進行了自我演進與發展，在揚棄傳統儒商精神的基礎上，又在一定程度上融匯了西方商業精神的有效成分，更加之以現代科學理性作為自己的思想基礎，從而實現了儒商精神的升華，形成了一整套同現代市場經濟相適應，富有較強包容性、繼承性和鮮明創新性、時代性特質的現代儒商精神，即新儒商精神。

結論

儒家思想在商業經營活動之中的成功運用，形成了源遠流長的儒商精神。儒商精神具有十分悠久的歷史，它在儒商長期的商品經營實踐過程中從萌芽到逐漸形成，又在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等諸多因素交互作用下，隨著時代的前進和社會形勢的變化而不斷地發展演化，在不同時期具有不同的具體表現和品質特征，是一個動態的歷史概念。由于儒家思想和商業經營活動的互相溝通、結合有一個逐步深化的過程，儒商精神跨越歷史的隧道，隨著儒家思想、商品經濟和社會條件的變化而不斷地發展演變，走過了不平凡的歷程。大致說來，儒商精神經歷了先秦的孕育濫觴、秦漢的潛在發展、唐宋的逐步形成，清末至民國時期又開始了西化轉型，而在“二戰”以后，儒商精神伴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得到了進一步的揚棄和優化，實現了現代重塑。儒商精神的變遷是歷史發展的產物，也是歷史發展的要求，更是由市場競爭法則所促成，體現著商品經濟的客觀要求，是商業經營獲得成功的思想保障。在每一次轉變過程中，儒商精神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完善和優化。儒商精神的合理內核，在今天仍充盈著活躍的生命力，對現代商業經營活動具有積極的理論借鑒價值和實踐指導作用。當代商人應當大力倡導和弘揚儒商精神，努力塑造良好的人格形象，以提高社會地位和名譽聲望。只有這樣，商業經營才能夠獲得源源不斷的精神動力和強大的智力支持，在市場交易活動中表現出強大的競爭實力和明顯的比較優勢，從而提高市場占有率，實現利潤的最大化。

參考文獻：

1.張大紅.儒商倫理與現代中國企業家精神[d].湖南師范大學，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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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理論的幾個不足透析 民法理論的幾個不足透析 民法理論的幾個不足透析

立法者和執法者的主觀思想狀態不無意義。恩格斯進一步指出:“經濟關系反映為法原則,也同樣必然使這種關系倒置過來。這種反映的發生過程,是活動者所意識不到的;法學家以為他是憑著先驗的原理來活動,然而這只不過是經濟的反映而已。這樣一來,一切都倒置過來了。而這種顛倒—它在被認清以前是構成我們稱之為思想觀點的東西的—又對經濟基礎發生反作用,并且能在某種限度內改變它,我以為這是不言而喻的。”最后,我們還是引用恩格斯所舉的、在民法中占有重要位置的繼承權為例來說明民法與經濟的關系。他說:“以家庭的同一發展階段為前提的繼承權的基礎就是經濟的。盡管如此,也很難證明:例如在英國立遺囑的絕對自由,在法國對這種自由的嚴格限制,在一切細節上都只是出于經濟的原因。但是二者都反過來對經濟起著很大的作用,因為二者都對財產的分配有影響。”。由上述可以看出,馬克思、恩格斯對民法與經濟的關系,是由靜態關系到動態關系的認識。這一點很重要。某些機械地理解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原理的認識,某些割裂民法與經濟的聯系,或者顛倒二者的關系,把法看成獨立的內在之物的看法,都是不正確的。因此,恩格斯指出歷史的發展是經濟和法律(尾法當然占重要地位)、法律和其他上層建筑之間的交互作用的結果。法律的發展除了與經濟和其他上層建筑的交互作用外,還必須保持自身體系內部的和諧一致。這個問題恩格斯在《致康?施米特的信》中已深入分析過,前已提及。所以,我們在弄清這些關系之后,也同時要看到民法的外部關系和作用,要研究民法自身運動的規律,兼及這些與外部的相互關系,才能對其本質與作用有較全面的認識。

一百年以前馬克思、恩格斯從法的一般理論到民法理論,作出如上述的精辟論斷,至今讀起來猶覺獲益非淺。究其原因,是他們并不僅就法律現象作出某種解釋,而是對其本質和作用進行深入而透徹的考察和研究,找到了物質生活關系這一深刻的根源,又進一步從它們之間的相互聯系與作用,由靜態分析到動態分析,從而能夠系統而全面地給出法科學和民法科學的基本原理。盡管隨著時間的推移,今天的國際社會已非百年前可比,各國的社會、政治、經濟和歷史狀況也大大變化,法科學包括民法科學也有所發展;但是,由于馬克思、恩格斯的有關論述揭示了民法的本質和作用;所以在當今時代用以考察和研究民法問題仍不失為有力的工具。在西方社會,長期以來形形的法學理論和學說都沒能完滿解釋法的本質和作用,當然也沒法對民法間題作出任何說明。諸如社會學法學派強調法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或效果以及各種社會因素對法的影響,然而并沒能從根本上說明法與社會生活的深刻聯系和相互影響,表面的、片斷的理解最終要導致不正確的結論。至于象新黑格爾主義法學派繼承黑格爾關于法是文明現象的觀點,提出法律準則是根據不同時間、地點的文明條件確定的;心理法學派將法的基礎最終歸結為心理因素,則是走得更遠了。古典自然法學派從人的理性、人性、人的權利去強調私有財產權和契約自由等等,則純粹是維護資產階級利益的說教,披上“學說”外衣而已。雖然,馬克思和恩格斯并沒有專門就民法理論寫過著作,上述基本原理大都散見于一些論文中,但是,并不失其理論的完整性。如果對之進行一番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研究,這些基本原理豁然可見。本文僅作些初步探討而已。馬克思、恩格斯對民法的本質和作用等的論述,至今仍有現實意義。長期以來,人們對傳統民法的認識停留在固定的觀念上,馬克思、恩格斯對羅馬法的評價著重在它促進簡單商品經濟的發展,而有的立法者在資本主義條件下由一般到特殊、從共性到個性對民法的把握成功地起到發展生產的作用,這絲毫不意味著主張墨守成規,這和人文主義法學派認為羅馬法的人類法律的基本淵源毫無共同之處。我國近十年民法理論研究較為活躍,注意到了民法與商品經濟的關系,但也受到某些機械觀念的影響。民法理論并不限于經典作家對民法的直接論述,而應包括他們對商品經濟的有關論述,只有把兩者結合起來,才能正確掌握民法的某些基本原理。馬克思曾經指出,極不相同的生產方式都具有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的現象,盡管它們在范圍和作用方面各不相同。因此,只知道這些生產方式所共有的抽象的商品流通的范疇,還是根本不能了解這些生產方式的不同特征,也不能對這些生產方式作出判斷。要使民法促進社會主義的商品經濟發展,就要知道民法共有的、抽象的范疇,也要知道特殊的、具體的范疇。所以,我們應開創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民法表現形式,要借鑒有用的經驗也不能囿于陳規。在民法與經濟法的劃分與關系上花太大力氣,甚至把兩者對立起來,只能妨礙各自的發展。現在有了《民法通則》,但它不是民法的唯一表現形式,某些配套法規尚胭如,這使調整社會主義商品經濟關系造成一些困難。例如,對民事主體(經濟法律關系本質上也是民事法律關系)的法律規定,作為法人的公司就必須有公司法,但卻遲遲未出臺。《企業法人登記管理條例》也制定得太晚,雖然在此之前有過一些工商企業和公司的管理規定,但都不過是解決登記程序而已。然而實體規定一什么是公司、應具備什么設立條件,其組織、營運、解散等等卻沒有,只有登記程序規定是不能遏止種種不合法公司的。當前的治理經濟環境、整頓經濟秩序要用行政命令,也要用法律形式,尤其不應忽視民法形式,當然也不排斥行政、經濟法律形式。近幾年國家關于清理整頓公司的決定、通知或指示已不只一次,為什么仍未收效?無法可依,尤其是民法形式的忽視,是原因之一。如果不加快公司立法,五花八門的所謂公司、行政性公司和劣質公司還會變相出現。會司立法使它能在經濟活動中以民事主體的資格出現,促進其積極作用而限制其消極作用,才能從根本上治理經濟環境、整頓經濟秩序。在關于民法的調整范圍和調整方法問題上,調整商品經濟關系似較易被理解,而同時調整某些非商品經濟關系,曾不被人理解。殊不知民法同時調整某些非商品經濟關系并非缺點,而是它的優點,結合調整方法,正是注意到兩種關系的有機聯系,從對財產關系的調整出發,可使和諧一致。因為經濟關系最終要落到財產關系包括財產所有和財產流轉這一民事法律關系上。

所以,恩格斯以繼承權為例,指出像遺囑的立法方式即使有絕對自由和嚴格限制的區別,卻都因其對財產分配有影響而反過來對經濟起到作用。眾所周知,封建土地所有制上產生的繼承制度對該所有制的作用是顯然的。拘泥于法的部門劃分或法的調整對象的絕對單一化而忘卻法的目的和作用,就可能貶低民法的作用,不能有效地開創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民法表現形式。民法對經濟關系的反作用也不容忽視。我國實行改革、開放以來,注意到經濟法對經濟關系的調整作用,而未充分認識民法對之的調整作用,尤其是對民法對經濟關系的調整方法(作用方式)。這指的是兩方面的意義:一是民法可以其特有的調整方法從另一個方面對經濟關系調整,以與經濟法協調;一是民法對非商品經濟關系的調整,由于其與商品經濟關系的有機聯系而在調整經濟關系上達到和諧一致”。前者必須完善民事基本法規,不能滿足于現有的《民法通則》,同時應重視配套法規。例如民法上擔保法律制度對商事活動或經濟法律關系的調整意義,隨著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發展已不能滿足現實要求。有關的基本規定僅見于《民法通則》的個別條文,巫應有專門法規以便為經濟法中的特別規定提供基礎。例如,國際慣例中擔保貸款采持續性擔保(ContinuingGuarantee),在不超過擔保額度和期限的條件下,主合同(原合問,變更不必一一經擔保人同意,這既為商業活動提供迅速方便又不失擔保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而我國《境內機構提供外匯擔保的暫行管理辦法》直到前年仍規定值權人與債務人“如未經擔保人同意修改原合同,擔保人的擔保義務將自行解除”,未能區分民事與商事的不同特點,原因之一在于民法特有的對經濟作用未能在立法上得到體現。后者必須來個觀念上的改變,即認為民事僅僅是涉及個人利益的問題。即以婚姻家庭的法律調整狀況來說,幾年來出現的“第三者插足”現象,其對社會的、經濟的、秩序的影響,雖說是潛在的、間接的卻是不可忽視的。在運用民法的反作用原理時要兼顧及這二個方面。公司作為商品經濟發展的產物,其出現使得近代商品經濟以前所未有的規模發展,法律給以承認而規范之,使它發揮積極作用而限制其消極作用。在西方國家是通過被視為民法特別法或商法的公司法來實現的。這是例證。關于反作用的方式,恩格斯已指出三種情況,第三種方式可能產生第一或第二兩種效果之一。這都不意味著反作用的作用方式的消極意義。我國因貶治以前的“管”、“卡”而走向放任,幾至失控。事實上,限制不等于不是積極作用,放任也未必都起積極作用。外國民商法中某些規定是放中有管,恰到好處,值得借鑒。而近年來在立法中未恰當掌握反作用原理,出現一些弊端,如企業承包、租賃經營問題則應引以為戒。作為思想理論體系對社會科學包括法學的指導意義,由上述關于民法學基本理論的介紹可見一斑。本文僅就其中一些問題作初步探究,旨在拋傳引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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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TB48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312（2015）24-0163-01

當前，在商品經濟時代，人們的消費需求不斷增長，同時其綜合素質也在日益提高，在此背景下，對于商品包裝的要求逐漸增多。商品包裝的高效性能夠調動消費者購買的主動性與積極性。但當代包裝實用性設計過程中存在諸多的問題，未能滿足時展的需求，因此，當代包裝設計不僅要堅持實用性，還要融合審美性、創新性與可持續性等。

一、當代包裝設計的概況

在社會經濟快速發展的背景下，人們的生活水平有著大幅度的提升，對于商品的要求與日俱增，其中包裝設計的重要性得到了廣泛的關注，主要是由于有效的包裝設計是促進消費的重要手段。當代包裝設計經歷了不同的發展階段，主要有重信用階段、美化階段與促銷階段，在每個發展階段，包裝設計的實用性均是重要的，如果包裝設計缺少實用性，則會成為浮華的裝飾品，進而其使用價值也將有所喪失，再者浮華的設計不利于資源的高效利用，極易造成人力、材料與工藝的浪費。因此，在包裝設計過程中，要注重其簡單性與實用性。通過實用性設計，有利于吸引消費者的注意力，但在實用性設計方面也存在不足，特別是在審美性、創新性與可持續性等方面。

二、當代包裝實用性設計存在的問題

1.欠缺審美性。對于任何包裝設計而言，不僅要具備實用性，還要擁有一定的審美性，主要是由于人們的綜合素質在不斷提高，其審美需求在不斷增強。因此，當代包裝設計要符合消費者的實際需求，同時還要呈現出一定的藝術性與審美性。包裝設計中的實用性與審美性要保持和諧與統一，如果缺少實用性則不能展示包裝的使用價值，而缺少審美性則會不能滿足人的審美精神需求。因此，當代包裝設計要結合實用性與審美性，在此基礎上，才能夠滿足市場的需求。

2.欠缺可持續性。目前，包裝設計存在諸多的問題，如：虛假包裝、豪華包裝與過度包裝等。虛假包裝主要是指忽視了商品的質量，過于關注設計的精美，同時包裝設計對名牌進行了模仿與抄襲，甚至還含有欺騙性的文字等，如：劣質奶粉的包裝，“新蒙牛”；過度包裝主要是指商品包裝的功能和價值均過剩，未能滿足實用性的要求；豪華包裝主要體現在禮品性包裝方面，如：月餅包裝，通過此類包裝，雖然商家獲取了超額的利潤，但刺激了腐敗的出現，同時也踐踏著傳統文化。因此，當代包裝缺少實用性與可持續性。

三、當代包裝實用性設計的措施

1.結合審美性。隨著時代的變化，人們的物質需求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滿足，消費者的審美心理在不斷變化，進而對于精神需求的要求不斷增多。當代包裝的實用性設計已經不能滿足市場與受眾的需求，因此，在實用性設計的基礎上，要進行審美性的設計。

在生活水平落后時，包裝的實用性設計是必要的，以此滿足市場與受眾的實際生活需求，但在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的背景下，包裝設計要有所側重，根據消費者的心理需求展開創造性的設計，以此實現實用性與審美性二者的有效結合。

2.結合可持續性。目前，我國積極開展著節約型與環保型社會的建設，當代包裝在堅持實用性原則的基礎上，還要遵循可持續發展的原則。針對虛假包裝、過度包裝與豪華包裝等，要對此類包裝問題進行嚴肅的處理，同時要采取有效的措施。

在生態化設計理念的指導下，當代包裝在設計過程中，要對再生材料進行全面的運用，同時要減少材料與空間的浪費，在此基礎上，商品包裝設計才能夠具有可持續性，進而其實用性也將更加顯著。

當代包裝設計的具體措施有：對天然材料進行使用，主要是指利用未加工或者粗加工的材料，此時的設計將具有較高的利用率與回收率；對高科技手段進行運用，此時要保證包裝的人文性與簡潔性；最后，要注重包裝材料的實用性、經濟性與節能性，在造型方面，要保證自然與生動；在主題方面，要傾向于人性化、智能化與綠色化。

當代包裝在實用性設計時，要關注個性化、獨特性與創新性等，在此基礎上，才能夠滿足現代消費者的需求。

四、總結

綜上所述，在21世紀，市場經濟的快速發展，對產品包裝的要求進一步增多，為了促進商品包裝的穩定與健康發展，要注重包裝設計的實用性，同時要與審美性、可持續性等進行有機的結合。相信，隨著包裝設計中問題的有效解決，當代包裝設計的實用性將更加顯著，同時產品的競爭力也將得到增強。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