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治理的要素匯總十篇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社會治理的要素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人們在觀看競技比賽時深有感觸:高水平的大賽不僅是技能的較量，更是心理素質的比拼。其實“商場如戰場”，公司、企業也需要人們具有優異的心理素質，否則不能成功和勝任。因此，深入研究經濟社會發展對人才心理素質的要求，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

一、當代經濟社會發展的新特點

隨著現代高新科學技術的突破性發展，帶動當今世界經濟迅猛發展和經濟社會結構及運行方式的深刻變化，就我國而言，還發生著由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的過渡。這些，影響整個經濟社會的發展，使其具有新的特征：

第一，知識成為最主要的資源和財富。以高科技為特點的知識產業是未來社會的支柱性產業。正如世界管理大師彼得.P.德魯克在《后資本主義社會》一書中所說“知識的生產率將日益成為一個國家、一個行業、一家公司競爭的決定因素。”

第二，創新是知識經濟的靈魂。在高科技條件下的知識經濟是一種新型的以智力資源開發為基礎，以知識和信息的創新、傳播和應用為靈魂，以高新產業為支柱的經濟形態。它不同于過去以經驗積累為主要手段的經濟形態，因此需要通過技術創新、管理創新、制度創新開發出新的成果。

第三，學習成為生活和工作的前提。在一個以知識為基礎的社會里，隨著“知識爆炸”、科學知識更新周期縮短，人們必須不斷學習。“活到老、學到老”的終生教育成為現實。

第四，經濟全球化，加強了世界范圍的競爭和融合。現代通信技術及網絡技術的發展，使知識的瞬時全球傳播成為現實，為大規模的生產與共享知識奠定了基礎，面向世界，在競爭中加強聯系已成為大勢所趨。

第五，新科技和經濟發展要求人們新的價值取向。首先，知識經濟的價值體現在知識和智力的占有，要求社會“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真正實現。其次，知識經濟要求人們合理利用自然資源，堅持可持續發展戰略，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同時要求人們加強合作，建立平等和諧的人際關系，追求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再次，高科技不再以探索系統知識為標準，而以追求效用增殖為目標。它們能夠大幅度地增強產品的功能，顯著提高勞動生產率、資源利用率和工作效率，從而創造巨大的經濟效益。

二、經濟社會新發展對人才心理素質的新要求

心理素質不僅指人心理承受挫折、壓力的能力，廣義的講，它包括一個人全部心理特征的質量、水平。是指人適應和應對社會生活、學習、工作要求已形成的穩定的個性品質及其發展水平。包括人的性格、能力、氣質的特點和水平。而性格又包括理智、情感和意志諸方面的特征，以及對待現實和自己態度的特征。經濟社會新發展突出了相應心理素質的要求：

第一，創新的意識和品質。無論是科學技術的突破性發展，還是“創新成為知識經濟的靈魂”，都使創新精神和品質成為時代對人才心理素質最重要的要求。

具備創新意識和品質要求人：在性格的理智特征方面，具有主動觀察感知，獨立思考、富于創造、辨證全面看問題的思維特征，具有能動廣闊、創造性想象的特征。在性格中對自我和現實態度特征方面，具有自信、獨立意識，積極進取的特征。在性格的意志特征方面，具有對行為目標的明確態度，能夠自覺控制自己的行為，以及認真細致的特征。在性格的情緒特征方面，具有探索熱情執著專一、甚至忘我，為實現目標孜孜以求、積極進取，心境保持積極愉快、富有幽默感的特征。

第二，開放和包容的思維方式。經濟全球化、通訊技術和網絡化、世界面臨如環境生態等發展的共同問題、不同民族和國家思想文化的交流融合，要求當代人樹立開放意識和包容心態，在世界范圍內了解新動態、新信息、新成果，由此去借鑒、吸收、比較，從而獲得成功。

第三，競爭性的意識觀念。市場經濟是效益和競爭的經濟，經濟和社會活動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競爭更趨激烈。人無我有，人有我強。“領先”、“ 專利”、“特色”、“填補空白”已是現代人才具有的意識。

第四，合理的知識信息吸納、處理能力。知識經濟和信息化時代呼喚知識儲備、更新和有效應用的能力。這將決定人才的成功與成就的大小。

第五，良好的團隊合作精神。當代科學技術和社會活動綜合性、復雜性和應用性強的發展特點，已使過去那種脫離社會、遠離同行而孤立地從事科技研究和社會活動的人難有作為。無論是科技攻關、公司經營還是企業生產都需要參加者具有良好的整體協作和人際協調的精神和能力，能夠在創新活動中解決好獨立意識和互相配合的關系，解決好合理競爭和友好合作的關系。這就需要不但有高智商還要有高情商。

第六，堅忍不拔的承受挫折能力。科技創新和知識經濟蘊涵著巨大的經濟效益，但卻同時存在著經歷失敗的風險。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和價值多元化，對人們的思想觀念產生巨大的沖擊，給人們的心理適應能力帶來考驗。機遇和挑戰、利益和競爭，前所未有的得與失，深重影響牽動著當代人才的心理。因此，隨著改革的深化和競爭的加劇，隨著實現目標挑戰性加強，能否具有不怕失敗、失利而勇于承受嚴重挫折的心理能力，成為新條件下個方面人才應具備的重要心理素質。

篇（2）

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公司治理和社會責任問題得到社會各方面的廣泛關注。從管理學原理看，企業管理水平的高低取決于公司治理結構是否科學、合理及運轉是否高效，而企業社會責任問題同樣也可以從公司治理的角度去探討，公司治理與社會責任之間存在怎樣的關系？

一、價值創造與公司治理

財務目標是一定的社會經濟、政治的產物，并隨著社會環境的變化而變化。關于財務目標的表述最具有代表性的有利潤最大化、股東財富最大化及企業價值最大化等。

企業的生存發展離不開利益相關者的支持：企業的發展離不開股東投入的資本，離不開經理人的管理能力，離不開員工的辛勤勞動，離不開消費者的需求，離不開政策支持等。企業作為多種契約關系的集合體，在確定自己的財務目標時，必須充分考慮各種利益關系，各利益相關者的利益應在目標中得以體現，因此企業價值最大化作為企業的財務目標得到了廣泛認可。企業發展的基本模式是與各利益相關者保持長期合作、互利、共贏的關系，而不是只依賴股東。因此，企業應為利益相關者而不僅僅是為股東創造價值，價值創造是企業進行生產經營活動的終極目標。以價值創造作為企業的目標，可以全面指導企業的生產、經營、管理活動，以價值創造為導向的公司治理，可以與企業的目標保持內在邏輯一致性，具有更明確的針對性和更廣泛的涵蓋性。

以價值創造這一目標為起點的公司治理是一整套針對企業內部責、權、利所做的制度安排，也就是說，公司治理通過合理地設計責、權、利方面的制度來協調企業的價值創造活動，激勵和促進有利于價值創造的活動，最大程度上限制不利于價值創造的行為。價值創造導向下的公司治理與企業價值創造活動緊密聯系在一起，為價值創造這一終極目標服務。企業的價值創造可以劃分為價值生產和價值實現兩個環節，具體而言，價值創造活動必須先由生產要素的提供者提供資金、勞動力、技術等生產要素，然后通過生產技術和管理制度將各種生產要素結合在一起，從而生產出產品（價值生產），并最終在市場上出售，實現價值創造目標。

在價值創造這一活動中，公司治理所要做的是保護各種生產要素的提供者并激勵他們為企業價值創造活動提供充足的生產要素，其最核心問題是如何使公司治理機制與企業價值創造模式協調一致，即通過合理的制度設計和組織安排來協調價值生產和實現過程，激勵有利于價值創造的各種活動，同時限制和約束不利于價值創造的行為。價值導向下的公司治理是一種全面的制度安排，它把各種有利于價值創造的要素都納入公司治理體系，是對委托理論導向公司治理體系的發展和完善，具體如圖1所示。

二、價值創造中的企業社會責任

隨著經濟發展和環境的不斷惡化，企業社會責任問題引發了理論界、政府監管部門、媒體等社會各方面的高度關注，企業應當合理地履行社會責任這一觀念得到廣泛認可，然而，履行社會責任必然會增加企業的成本支出，所以實踐過程中管理者對社會責任更多的是停留在“被動回應”的狀態，迫于來自各方面的壓力而履行社會責任。因而是否應該在公司治理中主動嵌入社會責任，要取決于社會責任在企業價值創造中的作用。

社會責任對企業價值的影響存在著“企業履行社會責任有利于提高公司價值”和“企業履行社會責任會損害企業價值”兩種觀點，即二者正相關、負相關。持負相關觀點的研究者認為，企業承擔社會責任會帶來額外的成本支出，從而降低企業價值。但越來越多的實證研究結果表明社會責任與企業價值正相關。正相關論的研究者主要是以利益相關者理論作為分析手段，指出企業社會責任活動有助于樹立良好的社會形象，獲得更多利益相關者的支持，改善與利益相關者的關系，從而提升企業價值。

當然，僅靠實證研究證明企業社會責任與價值創造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還不能夠從理論上證明社會責任有利于價值創造，需要進一步深入分析。企業履行社會責任在形式上表現為一些具體行為方式，如公益捐贈、提高職工福利、保護環境等，而這些行為方式都體現了誠信、互利、合作、共贏的特性，這也是社會責任的本質。作為一種行為方式的社會責任，在價值生產過程，這種行為方式主要通過影響各種生產要素在企業內部的結合方式來影響價值生產，在價值環節則主要通過影響企業與社會的關系作用于企業價值的實現。

首先，在企業生產要素結合過程中，除了生產技術和管理制度外，利益相關者之間的溝通、協調非常重要。企業履行社會責任所體現出來的互利、合作以及為各方負責的行為方式，有利于促進生產要素提供者之間信任的形成與擴散。相互信任有利于改善企業與利益相關者的關系，如員工對企業信任有助于提高忠誠度，從而提高生產效率降低生產成本；信任能改善投資者與企業的關系從而降低權益資本成本等。企業的社會責任行為有助于利益相關者之間建立和保持和諧、健康、互利、共贏的合作關系，促進各種生產要素在企業內部的有效結合，提升價值生產效率。

其次，從價值實現環節來看，企業的社會責任行為可以為企業生產經營提供穩定的社會關系和良好的內外部關系網絡。企業的經濟行為不可能在真空中進行，受到所處的社會環境、道德習俗以及關系網絡的影響，因此是否擁有穩定的社會環境及健康的關系網絡，對企業的經營活動至關重要。企業社會責任行為在為企業創造健康穩定的關系網絡和社會環境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強調誠信、互利、共贏的社會責任行為在各種利益博弈過程中，可以促進利益相關之間建立和諧的關系網絡，如企業與經銷商、供應商、投資人、債權人、政府監管部門等建立良好的關系網絡，同時企業負責任的行為也有助于良好的社會環境的形成，這些網絡、環境為企業在其中開展價值創造活動提供了有利條件。

總的來說，越來越多的實證研究證明社會責任與企業價值存在正相關關系，企業的一系列社會責任行為，如公益捐贈、提高職工福利及保護環境等，都體現了負責、互利合作、共贏的特質，企業的社會責任行為能夠作用于企業內部生產要素的結合方式，提高生產效率，以及影響價值實現環節。因此，在企業價值創造過程中，應把社會責任作為一種不可忽視的價值創造要素來看待，并且隨著社會經濟的運行，這一要素日益重要。

三、價值創造過程中嵌入社會責任的公司治理

在未來社會責任與公司治理的融合統一是必然趨勢，然而由于傳統的委托理論導向下公司治理理論體系本身的局限，在其理論體系中無法找到社會責任這一價值創造要素的位置，導致實踐中公司治理對社會責任因來自外界的壓力而進行被動回應，被動承擔社會責任，這種機制導致企業難以有效履行其社會責任，不利于企業的長遠發展。

在價值創造導向下，公司治理作為一種制度安排必須服從、服務于價值創造目標，所有制度的設計應定位于激勵各種價值創造要素和有利于價值創造的活動，最大程度上限制不利于價值創造的行為。社會責任在企業價值創造過程中，作為一種不可忽視的價值創造要素，日益重要。因此在價值創造導向下，社會責任與公司治理之間就具有了嚴密的內生邏輯關系，換句話說，在公司價值創造活動中，像社會責任這樣一種起到重要作用的價值創造要素，公司治理應當主動將其納入理論體系和實踐活動。此時，社會責任與公司治理形成一種內生嵌入的關系，公司主動承擔社會責任有了內在動力，而不是由于法律的強制約束或者輿論壓力而被迫將社會責任作為一種額外的負擔強加于公司治理機制中，致使公司治理對履行社會責任“被動回應”。

公司治理與社會責任二者具有內在的邏輯一致性，在公司治理機制中主動嵌入企業的社會責任，有助于更好地實現企業經營的終極目標——價值創造。首先，嵌入社會責任的公司治理機制能促進各種價值創造要素的有效結合，提高生產效率，降低成本。傳統的建立在委托理論之上的公司治理，側重股東和管理者兩個要素，忽視其他的價值創造要素。隨著社會的發展，當前企業的價值創造模式發生了巨大變化，除了股東和經理人之外的要素在價值創造過程中發揮日益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社會責任引發高度重視的背景下，委托導向下的公司治理機制，就難以通過調整制度設計、組織安排以更好地實現價值創造目標。而價值創造導向下的公司治理，主動嵌入社會責任，通過社會責任行為在利益相關者之間傳遞負責、誠信的信號，促進各個利益相關者互相信任的形成和擴散，促成各價值創造要素提供者之間形成互信、合作、共贏的良性關系，實現經銷商、供應商、股東、債權人、內部管理者、雇員、監管部門以及消費者等各種價值創造要素的有效結合，改善企業內外部經營環境，促進企業更好的生存發展，促進價值創造目標的實現。

其次，在公司治理中嵌入社會責任的理念、精神，有助于企業積極主動、全面系統地履行社會責任。目前，我國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現狀不容樂觀，造成當前企業社會責任缺失的關鍵因素是企業的短視行為。從短期來看，承擔社會責任增加企業成本，很多時候，相應的社會責任收益卻難以直接量化，它具有潛在性和長效性，這造成了許多企業的短期行為，出于法律的強制性約束而被動承擔社會責任。另一方面，企業社會責任治理機制的缺乏也是造成社會責任缺失的原因之一。因此，為了促使企業積極、主動承擔其社會責任，應將社會責任嵌入公司治理，使社會責任意識融入公司治理的每一個環節，促進企業社會責任觀念的形成，使主動履行社會責任成為企業文化的一部分。這就要求企業從治理制度設計、組織機構安排層面上，搭建起一個和諧、誠信、互利合作、共贏的平臺，激勵各種具體的承擔社會責任行為的發生。

具體而言，嵌入社會責任的公司治理機制，要求企業建立專職組織機構負責社會責任工作，包括制定企業社會責任工作履行、檢查及評估的管理制度，構建專門針對企業社會責任行為的激勵和約束機制，這樣企業履行社會責任將會走向制度化、體系化和長期化，也就能更好地發揮社會責任促進企業價值創造的作用了。

在價值創造導向下，內生嵌入式的社會責任，是在價值創造目標下公司治理與企業社會責任的統一，公司治理與社會責任不但統一于企業價值創造實踐，而且兩者相互促進，實現了內在邏輯統一。嵌入社會責任拓展了公司治理的理論框架，構建一個全面、完善的公司治理機制，它涵蓋了各種價值創造要素，并促進這些要素的有效結合，同時也為企業切實履行社會責任找到了合適切入點，能夠促使企業更好地實現價值創造目標，是企業未來持續生產經營、不斷發展的戰略選擇和必由之路。

【參考文獻】

篇（3）

[關鍵詞]哈耶克、社會秩序二元觀、企業治理結構、演化

[key words] Hayek， duality viewpoint of the society order， corporation governance structure， evolution .

一、引言

企業是協調社會分工的一種組織形式，其運作的核心問題就是在企業參與者之間合理配置與企業運行有關的權利、責任，（主要是企業剩余索取權和剩余控制權）以確保他們之間合作及競爭關系的存續和擴展，這就是企業治理的實質。所謂企業治理結構就是企業剩余索取權和剩余控制權在企業參與者之間配置的狀態。從企業發展的歷史看，關于企業的治理結構，兩大現象引人注目：一從共時性看，不同國家、地區那怕是面臨著類似技術和市場參數的同一產業領域內的企業的治理結構也是千差萬別的；二從歷時性看，企業的治理結構有一個發展演化的過程，從單邊治理到多邊共同治理出現了多種的企業治理模式。對于兩大現象的解釋，很多學者主要運用新制度經濟學的有關理論從節約交易成本的角度進行分析，認為企業治理結構共時多樣性是因為企業面臨的外部環境不同，認為企業治理結構歷時多樣性是不同企業隨著外部環境的變化追求交易成本最小化的結果。這樣的分析是有缺陷的，要害的問題在于：一他們把參與經濟活動的個體當做抽象的理性人（有限理性）看待，而忽略了其嵌入其中的社會結構的影響；二把企業概念化為理性的行為者，而忽視了企業作為組織協調內部成員利益差別的復雜的政治過程，也就是忽視了企業治理結構內生演化的方面。結果是，他們既不能很好地解釋企業治理結構的共時多樣性問題，因為按照他們的邏輯，在競爭的作用下，面臨著類似技術和市場參數的同一產業領域內的企業治理結構應該收斂于某一種最節約交易成本的結構，而這與觀察到的事實明顯不符；也不能很好地解釋企業治理結構的歷時多樣性問題，因為他們只能靜態地、邏輯地比較給定條件下不同治理結構交易成本的差異，而不能從動態和歷史的角度令人信服地說明治理結構的演化問題，這樣的分析本質上仍然是一種技術選擇論（鄧宏圖，2003）。正如周業安教授所指出的那樣：“制度安排的比較靜態分析僅僅告訴我們，在給定某類條件下，哪種制度安排更有效或更好，至于一種制度安排為何會變成另一種制度安排，其實并沒有答案（周業安，2001）”。 哈耶克是20世紀西方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也是最重要的經濟學家之一，曾獲1974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社會秩序理論是其經濟學的核心內容，是其經濟學理論的基礎部分。這一理論的核心觀點就是社會秩序二元觀：即社會秩序是由自發秩序與人為秩序在各自運動的基礎上互動所致。哈耶克社會秩序二元觀為解釋上述兩大現象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思想，可以避免單純從節約交易成本角度分析的缺陷。本文試圖以此為基礎，對于這兩大現象給出一個初步的解釋。

二、哈耶克的社會秩序二元觀

社會是由個人組成的，而個人又是不同的，包括個人的追求、知識結構、技能等等，人際之間的沖突和摩擦在所難免，但為什么社會總體上看起卻是井然有序的呢？在哈耶克看來，這是“人類行為的結果，但不是人類設計的結果”，也就是說，這不是由某些人理性設計的制度調節的結果，而是由社會中個人的互動形成的。個人的互動最終達致了這樣一種社會狀態，“其間，無數且各種各樣的要素之間的相互關系是極為密切的，所以我們可以從我們對整體中的某個空間部分或某個時間部分所作的了解中學會對其余部分作出正確的預期，或者至少是學會作出頗有希望被證明為正確的預期。”(哈耶克，2000)，這就是所謂的社會秩序。個人的互動是怎樣形成社會秩序的呢？哈耶克是這樣分析的：

首先，社會秩序形成所需要的知識是分布在社會中個人之間的，任何一個人在很多方面都處在“必然的無知”狀態（哈耶克，1999）。一個人擁有的知識分可以分為兩大部分：一部分是明示知識，這些知識是標準化的、可以言傳的，可以通過一定的途徑在社會成員間傳播，可以依靠學習獲得；另一部分是默示知識，這些知識是個性化的、不能言傳的，難以為他人理解，只能在實際的操作和人們的互動過程中去感悟和把握。由于默示知識的存在，任何一個人不可能擁有完全的知識，社會成員之間的互動就會存在障礙。因為他們在很多場合無法理解他人行動的確切含義，合作難以達成，社會秩序就難以形成。

其次，為了克服自身知識的局限性，社會成員在互動過程中形成了一定的規則。這些規則實質上就是社會成員互動自發形成的、并愿意共同遵守的共同知識的集合，是知識的濃縮器。有了這些規則，社會成員依此正確地預期其他成員的行動，并按照這些規則強化自己某些方面的重要特征（如技能和傾向等），進而更好地推動成員間的互動，形成“人類合作的擴展秩序”(哈耶克，1988)。根據哈耶克的解釋，規則來自于慣例，慣例被采納之初可能是因為其他原因，甚至是偶然原因，之后，這些慣例之所以能延續，主要是因為它們使采納它們的群體在生存競爭過程中好于其他群體。這種經成員互動自發形成的規則，被哈耶克稱為自發秩序。外部環境的變化、以及自發秩序之間的競爭，社會成員在互動過程中，某些成員為了獲取更多的收益可能會采取新的行動策略，并通過一個類似慣例產生的自然選擇機制，產生一個在新環境下成員更好互動的自發秩序，從而導致自發秩序的演化；也可能由于成員對規則的過度依賴產生規則鎖定，從而使得成員不能應付環境的變化，最終導致秩序的瓦解。

再次，為了避免由于人們知識的局限性可能出現的“鎖定”效應或降低由人們錯誤決策造成的“失衡成本”（青木昌彥，2002），社會成員可能形成組織來加以補救，這就導致了外部規則的出現，也被稱為人為秩序。它是一種通過“認知分工”部分地克服成員知識有限性的設置，通過人為設計的部分規則，更有效地處理分散化的“關于特定時間和環境的知識”（青木昌彥，2002）。人為秩序以命令的方式把特定的任務、目標或職能賦予組織定的個人，從而可以支配組織成員的行動，它一經創立出來，就會按照自身的規律運轉，它不像自發秩序那樣是目的獨立和普遍適用的，而往往只是服從于組織或統治者的特定目的。它的優勢在于彌補社會成員與內部規則互動過程中可能出現的一系列失誤、促進社會的分工和專業化水平、具有較強的信息搜集能力及制度供給方面的規模經濟優勢等；其局限性在于常常會出現制度剛性和組織僵化，也常常因為信息不對稱和機會主義行為而導致組織失靈。由于組織之間存在著競爭，競爭將推動人為秩序的演化，演化的機制跟自發秩序的演化類似。

最后，自發秩序與人為秩序的互動形成總體的社會秩序。一方面，一些人為秩序是在自發秩序的基礎上形成的，是將自發秩序法律化和條文化的結果；另一方面，人為秩序也會影響到自發秩序的演進，某種自發秩序的形成完全依賴于人為設定的規則是完全可以想象的(哈耶克，1988)。隨著環境的變化，自發秩序與人為秩序之間不斷發生互動，可能相互耦合，也可能相互沖突，最終達成一種多重均衡狀態。至于收斂于那一均衡狀態，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問題，往往由互動開始時的狀態、互動的路徑及互動過程中的突發事件等多重因素共同決定。 三、企業治理結構共時多樣性的根源

按照哈耶克的社會秩序二元觀，企業首先表現為一種人為秩序，它是由生產要素所有者互動形成的一種生產性和交易性組織。為了克服個人認知方面的不足，它以命令的方式把特定的任務、目標或職能賦予組織定的個人，從而可以支配組織成員的行動，權威、獎勵、認可和協調形成了企業的組織特征(西蒙1991)。但經濟活動的參與者是嵌入在社會之中的，本質上是一個社會行動者，其特殊之處就在于他是經濟領域中的活動者，其行動就必然是社會化的、要受到人為秩序約束的。這樣，我們可以認為企業是在人為秩序下由企業參與人互動形成的一種自發秩序，是自發秩序與人為秩序的統一。由此，我們就不難得出“企業的治理結構是由自發秩序、人為秩序共同決定的關于企業剩余索取權和剩余控制權在企業參與者之間配置的狀態”的結論。由于從企業的現實運行看，企業不過是要素使用權交易契約的履行過程（謝德仁，2002），這樣，具體企業的治理結構就是在給定人為秩序條件下，參與企業的生產要素所有者共同談判的結果。給定的人為秩序往往給出了談判的初始規則、要素所有者初始的權利設定，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要素所有者的目標、偏好、非正式組織狀況等等。比如有的國家特別重視勞動者權利的保護，比如德國公司法便明確規定，企業董事會必須有職工代表參加等。在此基礎上，每一個參與人具體的權利和義務狀況由該參與人的談判能力決定。在企業設立時，生產要素所有者談判能力的大小主要取決于以下因素：

1、要素所有者所提供給企業的生產要素可能在企業中發揮的作用。一般來說，發揮的作用越大，該要素所有者獲得權利就越大、責任越大，反之，則反是。比如擁有高專有性生產要素的所有者，其談判能力就相對較高，所謂“專有性”(exclusive)生產要素就是指這樣一些生產要素，一旦它們從企業中退出，將導致企業團隊生產力下降、組織租金減少甚至企業組織的解體，生產要素專有性程度是決定生產要素所有者分享組織租金的談判力基礎。（楊瑞龍、楊其靜，2001）。

2、生產要素所有者對其生產要素不進入企業生產過程而閑置所產生的機會成本的承受能力。承受能力越大，談判能力越強。比如在那些資本短缺、勞動力供給過剩的發展中國家，擁有資本的人的談判能力就強，而那些只能提供簡單操作勞動的人的談判能力就弱。

3、生產要素所有者所擁有的通用性生產要素的稀缺程度。由于稀缺，該生產要素的可替代性就低；由于通用，他就不怕閑置，因此生產要素通用性越強、稀缺程度越高，他的談判能力就越強。比如我國東南沿海地區，一些高級技工嚴重缺乏，他們的收入甚至比部門經理的收入都高，有些企業為了留住他們甚至給他們股票期權。

在企業存續階段影響參與企業的生產要素的所有者的談判能力的因素，除了上述因素外，還包括：對該生產要素績效衡量的難度和監督生產要素所有者機會主義行為的成本，難度越大，成本越高，該生產要素所有者的談判能力越強。

在外部環境變化不大的情況下，上述談判結果的主要特征就會被當作企業的慣例穩定下來成為組織的記憶，使企業參與者休戰而進入合作狀態（納爾遜、溫特，1997）。企業參與者按照上述慣例強化自己的技能、認知、傾向等，使得企業治理結構的主要特征得到強化，從而在一段時期內保持相當的穩定性，直到外部環境發生重大變化或企業參與者的構成發生重大變化時將之破壞為止。

從上面的論述我們不難看出，同一時段內，不同國家、地區，不同的企業面臨的人為秩序不同，也就是所嵌入的社會結構不同；加之，同樣人為秩序下，由于不同企業內部各生產要素所有者談判的結果不同，因此，同一時段內，企業的治理結構是千差萬別的。這樣，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么從技術層面上（產業領域、企業規模、各生產要素的相對稀缺程度）看大致相同的美國企業和日本企業，企業的治理結構會差別很大，根源在于其背后的自發秩序和人為秩序的不同。

四、企業治理結構歷時多樣性的一個粗略機制

由于外部環境的復雜性、人們的有限理性，企業運作過程中的不確定性肯定難以消除，這樣在一定的人為秩序下，企業作為一個要素使用權交易契約之履行過程，就是參與企業的生產要素所有者不斷再談判的過程。隨著內外環境的變化及其交互作用，其治理結構就必然會處于不斷的演化過程之中。其演化遵循這樣一個粗略的機制，鑒于篇幅的原因，本文只給出該機制的主要內容以求拋磚引玉，而不用企業史資料加以印證：

1、企業運營績效差異的持續性。在某一時期、一定市場范圍內，即使是面臨相同或類似外部環境的企業，由于參與企業的生產要素和其所有者的異質性以及由此決定的企業治理結構的差異，在競爭過程中企業的運營績效會出現差異。另外，當外部環境發生變化時，如生產技術的重大突破、市場的擴大或人為秩序發生較大變化時，所引起的不同企業自發秩序的變化是不同的。有的企業可能通過創新形成新的更適應新環境的自發秩序，當然適應的程度有大、有小；有的企業則可能由于路徑依賴作用而鎖定在舊的自發秩序之中，而難以從外部環境中獲取物質和能量等；這也會帶來企業運營績效的差異。盡管企業間的模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縮小企業運營績效的差異，但是由于關鍵資源缺乏彈性和企業組織慣性等原因，產生了一種模仿的阻隔機制，單憑簡單、機械的模仿是難以消除這種差異的。結果是企業運營績效的差異就具有了一定的持續性（邸強、唐元虎，2004）。

2、適應性學習。在一定市場范圍內，在企業之間多次競爭過程中，企業經營績效的差異具有一定的持續性。一些企業因經營績效太差不能從外部環境獲取能量、資源等而被淘汰，競爭過程中始終保持優良績效的那些企業就會成為企業“明星”。那些績效較差的企業在生存壓力的推動下，啟動了適應性學習的過程。這個過程包括兩個層面：一是搜尋，就是通過各種途徑在企業已知的明星企業治理模式中尋找自己所需要的，然后加以引進、模仿；一是創新，就是經過成員互動創造嶄新的企業治理模式。經過適應性學習，一些原先績效較差的企業可能通過創造性模仿或創新脫穎而出成為后來居上的企業明星。經過一定時間的市場競爭和適應性學習，與明星企業治理結構有關的一些顯性知識便會在一定市場范圍內擴散開來，成為公共知識。在這個過程中，競爭起到了“獲致知識的途徑和程序”的作用（馮興元，2002）。

3、市場選擇。經過多次競爭，市場上就會出現老牌明星企業和后來居上明星企業的若干種企業治理模式共存競爭的局面。哪種治理模式將為主流模式，將接受市場的選擇。市場在選擇的時候，往往遵循一個所謂的“戰略互補性”的機制（青木昌彥，1999），即社會上的企業采用某治理方式的比率越是上升，對每個企業來說，采用該模式的戰略優勢就越大，該模式就會被當作一個慣例穩定下來。這類似于威特（Witt）所講的“頻數依賴效應”，即一個個體對創新者是模仿還是反對取決于群體中已有多少成員作了這種選擇（盛昭瀚、蔣德鵬，2002）。隨著環境的重大變化，企業在應對環境變化的過程中，有些企業可能會沖破 “頻數依賴效應”的束縛對已成為慣例的治理結構進行重大的創新，由于路徑依賴和企業適應性學習能力的差異，創新也會呈現多樣化的態勢，于是進入新一輪適應性學習和市場選擇的過程，在經過一個一定的閥值或頻數后，某種治理模式成為主流模式并流行開來，形成新的慣例。當然，由于默示性知識的存在，各個企業只能獲得那些關于該治理模式的顯性的知識，各個企業的治理模式不會完全相同。

通過這樣一個粗略的企業治理結構演化機制的分析，我們不難發現若干新制度經濟學家如詹森等人提出的“最小化成本的組織形式會流行起來”的觀點是錯誤的（弗羅門，2003）。我們認為，流行的不一定是最優的，流行的企業治理結構模式可能只是比較優秀的，也就是說是次優的。它們只所以流行，與其說因為是最優（效率最高），不如說是因為有更多的人選擇了它們。

五、幾點啟示

綜上所述，對我國企業治理結構的創新而言，我們認為要注意以下幾點：

1、企業的治理結構是自發秩序和人為秩序共同演化的結果，并不存在唯一的所謂最優的企業治理結構，現實生活中存在更多的是次優的治理結構，在相應的環境約束下，各種次優的企業治理結構都可能是有效的，具有適應性效率的。那種追求唯一的所謂最優的企業治理結構的努力是徒勞的。

2、我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在推進企業治理結構創新時，需要借鑒發達國家自發積累的關于企業治理結構演化的信息，通過有效地模仿發達國家的企業治理結構，從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企業治理結構演化過程中由知識的有限性帶來的限制，加快企業治理結構的演化進程，這是我們的后發優勢。但是由于其中很多信息屬于默示知識的范疇，無法完全移植，機械地模仿結果只能是“淮橘為枳”，這就會變成我們的后發劣勢（楊小凱，2000）。因此，不能將某一國家的主流企業治理模式當作我們企業治理結構創新的目標，我國的企業治理結構必然是具有中國特色的。

3、在企業治理結構演化的過程中，政府作為一種人為秩序，要擺脫那種認為可以人為設計出最優制度安排的被哈耶克稱為“致命的自負”的束縛，充分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放手讓廣大企業去探索、去進行組織實驗，為企業治理結構的演化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如促進產權主體多元化、打破壟斷、促進市場競爭等等，用楊小凱的話說就是“政府注意的重點不是立法，而是案例形成和創立與成例不合的新案例的程序的公正性”（楊小凱，2000）。以自發秩序為主、人為秩序為輔，是今后我國企業治理結構創新的最優策略選擇。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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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盛昭瀚、蔣德鵬.演化經濟學[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2.

篇（4）

準確評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風險是破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困境、推進高校治理現代化的題中應有之義。新時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作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既面臨西方思潮沖擊、社會結構變遷、信息網絡化等外向性風險，又存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運行體系、課程體系、理論研究體系衍生的內源性風險。當前，可以從風險識別、風險分析、危機評價等環節著手，借助可視化、可量化、可感知的評估方法，有效提升高校防范化解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風險的能力，為新時代高等教育事業行穩致遠保駕護航。

一、風險識別：發現風險項目與辨認危害要素

風險識別是評估新時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風險的前提和基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風險辨識是一個發現風險、辨認風險并描述風險的過程。這一過程旨在發現風險項目、辨認危害要素、描繪風險要素特性并輸出風險清單。1.治理風險的識別因子。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風險識別的過程中，要識別的要素主要包含危害要素和風險源、確定的風險事件、潛在的風險征兆等。其中，辨識源頭類危害要素和衍生類危害要素是第一步。只有做好危害要素的識別工作，才能找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風險的真正誘因。識別風險事件和潛在征兆則屬于風險識別的中心任務。一切風險皆由事件觸發，因而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風險識別的過程中，應當重點關注給思想政治教育帶來消極影響的確定性事件和潛在征兆。2.治理風險的識別程序。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風險的識別是一個發現、辨認、描述、清單輸出的完整過程。其中，確定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風險的范圍和對象是風險識別的首要環節。當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風險的范圍大體可劃定為國際國內兩大變局，對象則是各危害要素。把握風險項目是識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風險的第二步。當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風險由危害要素、確定的風險事件和潛在的風險征兆構成。歸納風險類別并凝練風險特質是識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風險的第三步。當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的風險類別大致可分為外向性風險與內源性風險。風險清單輸出是識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風險的第四步。這一環節既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風險識別的輸出，也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風險分析的輸入。通過形成風險清單，既能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風險的識別提供可量化的依據，也可以為風險分析提供可量化的標準。3.治理風險的樣態歸檔。新時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因教育環境的變化，產生了不同形態的風險。根據事物發展的外因和內因，大體可歸結為外向性風險和內源性風險。其中，外向性風險源自國際、國內雙重語境。從國際大局勢看，自由主義、功利主義、消費主義、享樂主義等西方錯誤思潮給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課程的推行、教育理論的宣傳、教育工作的運行造成了沖擊，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大學生對的認同。從國內大環境看，社會結構變遷和智能信息化時代的到來，改變了意識形態斗爭的戰場，對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的的主陣地作用有所削弱。內源性風險則是指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體系中存在的工作地位邊緣化、工作機制滯后、政工隊伍游離、主體資源流失、教學與科研績效割裂等治理風險。如面對不斷上行的社會競爭壓力，部分高校為了提高院校的競爭優勢，將關注點側重于增設校園硬件設施、擴大招生規模、爭取辦學經費等方面，“增加了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被邊緣化的風險”[1]。4.治理風險的識別方法。一般而言，治理風險的識別方法主要有德爾菲法（專家調查法）、安全檢查表法、問卷調查法、Citespace計量分析法。其中，德爾菲法在本質上是一種基于專家意見的反饋匿名函詢法。該方法能夠迅速定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中存在的風險點和風險源。安全檢查表法則是辨識危害要素的“索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確保風險排查的全面性、廣泛性。問卷調查法和Citespace數據計量法則屬于定量分析法。其中，問卷調查法是識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風險的常用方式，能較為客觀地反映某一時段學科體系某一方面存在的問題。以Citespace為代表的大數據識別方法利用科學計量軟件Citespace進行關鍵詞共現和聚類分析，不僅可以直觀、準確地識別風險點和風險源，還可以構建科學的知識圖譜。

二、風險分析：尋找風險點與追溯風險源

篇（5）

演化經濟學把公司治理系統看做一個和外界不斷進行物質、能量交換的自組織系統，該系統能夠自我創生、自我生長、自我適應和自我復制。公司要素主體的動態發展和能動性與企業的多樣性和動態發展，使公司治理系統成為一個開放的復雜系統。公司治理系統作為一個復雜系統在發展和演化過程中則明顯帶有自組織的特征。

一、 公司治理是一個自組織系統

1. 公司治理是一個開放的系統。開放性是自組織系統的基礎條件，只有開放系統才能不斷的和外界進行物質、能量和信息的交換，獲得外界的“負熵”克服系統內部隨時間不斷增大的“熵”，才能使系統從無序向有序發展。公司治理作為經濟系統的一個子系統，該系統由公司的所有者、經營者、員工、顧客、供貨商、社區、國家等要素構成，系統內部各要素相互影響，構成了復雜的非線性關系。系統內又包括內部治理子系統和外部治理子系統，內部治理子系統是公司治理系統與企業系統交叉的部分，外部治理子系統是企業系統外部的部分。因此，公司治理的外部環境包括一部分企業內部環境和整個的企業外部環境（見圖1）。

公司治理系統是一個開放的系統，該系統不斷從外界環境（包括社會文化環境、經濟環境、自然環境、技術環境等）中吸取“負熵”（有利于公司治理的理論、信息、資源、技術、人員等）、克服“熵”（公司治理系統導致公司治理效率低下的結構、機制、慣例等），在適應外部環境的過程中表現出了自組織的無序到有序的特征。無論是內部治理子系統還是外部治理子系統，在社會經濟發展完善的過程中，不斷地從外部經濟環境中獲得理論、信息、技術等，并將這些理論、信息和技術應用在公司治理的制度安排上，從而使公司治理達到有序高效的階段。

公司治理作為一個開放的系統，從外部環境獲得的“負熵”主要包括如下幾個方面：

（1）生產要素。企業生產要素包括的種類眾多，這決定了公司治理涉及眾多主體，并且這些主體不斷地從公司治理系統中流出流入，構成公司治理自組織過程中的“負熵”。公司治理作為一個開放的系統，各種要素的更迭成為公司治理系統中的“負熵”，不斷克服公司治理系統內部隨時間而增加的“熵”（企業內部各要素主體之間的利益沖突，如問題），使公司治理從無序達到有序。

（2）外部信息。公司治理系統不斷地從外部獲得信息，這些信息包括技術信息、國家經濟政策、法律法規、國外公司治理等。為了不斷完善公司治理系統，需要國家立法界定公司治理主體的經濟利益，保護信息劣勢要素主體的經濟利益。技術信息對企業的運作模式產生影響，而運作模式的改變會改變各要素在企業運作中的地位，這些不斷變化的地位使公司治理處于不斷的動態變化之中，也是公司治理從原平衡態向新平衡態發展的動力，公司治理系統的發展呈顯出螺旋上升的特征。

2. 公司治理的非均衡性。自組織理論認為“遠離平衡態”為有序提供了動力，也是有序的根源。公司治理系統作為一個開放的系統，在不斷地從外界獲得物質、能量和信息的過程中，差異、非均勻、非平衡是長期存在的，均衡是短暫的。不同企業的公司治理系統中董事會、股東會以及監事會中的人員、結構、權力等都存在差異、權利和人員的配置也是非均勻的，不斷發展的經濟個體使權力的配置往往是不均衡的。不同的要素通過契約組織在一起構成了公司制企業，這些要素的主體無論是能力還是偏好都存在差異性，這就導致不同的要素主體的經濟目標不一致，競爭的利益關系使公司內部矛盾普遍存在，要素主體之間的利益矛盾就構成了公司治理不斷發展的動力。

在公司長期發展過程中，各要素對企業效率或者競爭優勢的貢獻程度是不斷發生變化的，動態變化的要素貢獻程度是公司治理利益和權力協調非平衡的來源。為了提高公司運作的效率，就需要在權力和利益分配上體現稀缺資源的價值和貢獻，使稀缺資源獲得較多的權利和利益。企業動態發展的過程使資源稀缺性和對企業競爭優勢的貢獻度也是動態變化的。解決舊利益矛盾的制度安排或系統，在不斷獲取的“負熵”時則會產生新的矛盾，因此，原有的平衡態被打破，公司治理系統長期處在非平衡的狀態。動態變化的資源貢獻使公司治理中權利和利益的沖突長期存在，而沖突和矛盾成為公司治理系統發展的動力。

3. 公司治理的非線性關系。企業作為多種要素的結合體，其內部各要素主體之間的相互作用是非線性的。企業構成的復雜性、內部主體之間、內部與外部環境之間的相互作用是非線性的原因。構成企業的要素主體具有多樣性和復雜性的特征，差異的和復雜的要素主體之間、主體與環境之間還存在著相互作用，這就使公司治理中某一要素與公司治理績效很難存在線性的決定關系。個人股通過“用腳投票”影響控股的法人股或者國有股的行為，法人股通過“用手投票”影響個人股“用腳投票”的方向。企業內部高層管理者與中層管理者之間的委托―關系和行政關系交叉。相互影響的要素使公司治理主體之間存在非線性的關系。

企業構成的多樣性、復雜性和相互作用，使企業內部的某一變量與另一變量之間不可能存在線性聯系。公司治理作為一個復雜系統，通常由許多存在復雜非線性關系的子系統組成，因此，公司治理不能只考慮單一主體和單一指標。復雜系統的非線性特征表現為企業能力不具有加和性，部門能力之和并不等于企業整體能力；部門目標的實現，也并不意味著整體目標的實現；部門之間的職能和權限范圍較難完全劃分清楚；企業整體創造的價值不能由單個要素創造的價值簡單相加。

在公司治理過程中，由于個體行為的不可預測，在不同的時間和條件下對個體進行同樣的激勵產生的效果可能不一樣。每個公司都是一個復雜的有機體，對初始條件、參數和環境的微小擾動也具有不同的敏感性，因此，同樣的治理方法也可能導致不一樣的結果。

開放系統要從無序向有序發展并使系統重新穩定到新的平衡狀態，還必須通過系統內部要素非線性相互作用來完成。自組織理論認為非線性互動能使系統各要素間產生協同作用和相干效應，從而使系統由無序變為有序。公司治理系統內部股東、董事會、監事會、經理層是同時進行收集信息、處理信息、指令輸出等活動，因此，公司的權利、業績和利潤分配是非線性決定的。在復雜經濟系統中，人的能力是有限的，這種有限源于不確定性，而不確定的根源就在于經濟系統中的非線性聯系。公司治理系統的各個子系統之間和各個組成部分之間都存在著控制與反饋，這種控制與反饋不僅涉及兩個主體甚至涉及多個主體，多個主體的復雜聯系構成復雜的公司治理系統。

4. 公司治理系統中的漲落。公司治理系統中，無論是內外部治理子系統，還是其中的董事會、監事會、產品市場等構成要素，一方面獨立發揮著治理作用，另一方也協同發揮治理作用，如董事會作為公司的常設機構在公司治理中獨立地協調所有者和經營者的權力利益，另一方面董事會利用產品市場獲得的信息監督經營者的行為，即董事會和產品市場協同發揮治理作用。不同的國家，甚至不同的公司，公司治理系統中各個部分發揮的作用并不相同，如英美公司治理中發揮主要作用的是外部治理系統，而日德公司治理系統中則是內部治理發揮主要作用。不同公司的董事會、監事會的構成不同，經營者與所有者的利益沖突不同，往往也會導致公司治理系統中各個組成部分發揮的作用不同。公司治理系統中各個部分的差異性使公司治理存在“漲落”。當然，公司的動態發展，必定使公司各要素在運營過程中發揮的作用是不同的，即存在“漲落”。這些“漲落”形成了公司治理中永恒的矛盾，成為公司治理逐漸向有序或者從一個有序向另一個有序發展的動力。

經濟系統的非線性作用和非線性漲落是經濟系統遠離平衡態并產生耗散結構的兩個重要的條件，沈華嵩（1991）論證了經濟系統的不可逆性、不確定性和非線性等特征，闡述了經濟系統的自組織理論，為經濟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論，循著該研究方法，本文重新對公司治理機制和手段產生的原因或過程進行了闡述。

二、 公司治理的自組織發展

自組織系統從一個無序、 混亂的狀態轉變為一個有序、復雜、非平衡的穩定狀態。按照自組織過程實現的不同系統功能或方式，自組織過程中包括：自創生、自生長、自適應、自復制等方式。在實際系統中，同一自組織過程常常同時包含幾種方式。

公司治理作為一個自組織系統，與外界不斷的進行能量、物質和信息的交換，可以自發地從無序向有序發展。公司治理自發地向有序發展過程中存在下列幾種規律：

1. 公司治理中的自創生。公司治理過程往往會不斷產生新問題和新矛盾，在解決這些問題和矛盾的過程中，治理機制逐漸完善，這就是公司治理的自創生。公司治理在早期主要是要解決經營者利用法人財產的實際控制權侵害所有者利益的問題。隨著經濟、技術的不斷發展，構成公司的要素不僅包括資本和勞動力，還包括供貨商、顧客、社區等，這就產生了新的利益沖突和矛盾。公司治理的復雜程度，公司協調各要素主體的經濟利益的難度也就增大了。

早期公司治理主要通過激勵和約束機制，從主動和被動兩個方面防止經營者侵害所有者利益，而隨著公司治理研究的深入、涉及的主體增多，公司治理的復雜性增強，這就對公司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當然在公司治理的理論研究和實踐中，為了解決不斷涌現的新問題和新矛盾，新的治理手段和方法不斷創生，公司治理的水平也不斷地提高，協調各要素主體利益的能力會不斷的增強，如我國公司治理上個世紀主要以監事會為主，在本世紀公司治理系統中不僅引進了獨立董事，還加強了輿論監督、立法等外部治理手段。

2. 公司治理中的自復制。公司治理中的自復制是指在不同國家或不同公司之間，公司治理機制和結構被復制的過程。隨著社會生產力的不斷發展，為了滿足社會化大生產的需要，公司制企業產生，隨之問題成為了公司要解決的首要問題。不同的國家引入公司制企業的時間不同，解決公司治理問題的方式方法不同，但是隨著國際投資的不斷擴大，不同模式的公司治理機制和結構開始相互復制，甚至出現了公司治理趨同化。公司治理系統的自復制是企業在認識到公司治理問題時首要的一個解決方法，當然不同的國家、不同的公司，公司治理外部環境不同，還需要根據其外部環境的特點設計適合的公司治理機制和結構。

3. 公司治理中的自適應。公司治理的自適應是指公司治理內部主體能夠與外界環境以及其他主體進行交互作用，并調整自己的行為和狀態以適應外部環境的變化和主體的變更。演化經濟學的方法論是個體與環境的互動主義，個體行動受到環境的約束和塑造，又能通過互動來調整預期并改變環境（黃凱南，2010）。協同論認為，在系統開放條件下，系統各子系統之間以及系統與環境之間產生了協調、同步、默契的非線性的相互作用。在企業長期運作的過程中新奇不斷產生，即環境不斷的發生變化，企業對新奇的適應性就是自適應，例如，為了產生正的利潤或提高企業核心競爭力等，企業家往往會利用新知識、新技術，即企業對新知識和新技術的適應。公司治理系統同樣具有自適應性。

公司治理系統中，各要素主體會根據其他主體的行為和環境的變化來調整自身的狀態和行為，并且能夠通過激勵和約束對其他要素主體調整行為和狀態施加壓力或提供動力，以形成新的行為和狀態，使自身發生適應性變化，并使公司治理系統整體做出適應性的變化。

公司治理系統中各要素主體會不斷地與外界和其他主體進行交互，并根據歷史的經驗和外部環境的發展趨勢，做出合理的預見，不斷調整其在公司運作過程中的行為和狀態，以適應外部環境的變化。公司治理在發展的過程中一方面做出主動的適應環境的調整，另一方面在外部環境發生實際變化時做出適應性的調整，即被動適應。

4. 公司治理中的自生長。復雜系統中的自生長是系統由小生大、由簡入繁、由低到高的自我發展的過程，自生長不僅僅是系統由小到大的簡單疊加，而是系統在由小到大的同時由簡單到復雜的有機結合或者是低級到高級的躍升。組織之間的相互作用使得整體大于部分之和，因此更大的整體并不是更大的總和，他們形成了有機結構而非簡單疊加。這種交互疊加使企業出現多樣性、復雜性的特征，要素之間的組合變得重要。公司治理系統各個組成部分按照它們的關聯性相互作用、相互補充、相互制約促使公司治理系統自我發展和自我完善。公司治理系統的自我完善是公司治理發展過程中“主動合規”的自主性治理。

公司治理的自生長是公司治理主動適應自身和環境變化的結果。甘德安（2010）論述了家族企業公司治理系統中的涌現性認為，所有權與經營權相分離、所有權分化、所有權市場化影響著公司治理系統的形成，公司治理系統經歷了交互監督、簡單治理、復雜治理和現代治理四個過程，形成了較為完整的內部公司治理運行機制。

三、 自組織理論下公司治理系統的發展

1. 政府在公司治理系統發展中的作用。自組織理論認為有限開放的系統能夠自動地從無序向有序發展，或者是從一個穩態向另一個穩態自動的發展。如果將公司治理作為一個有限開放的自組織系統，那么是否意味著政府對公司治理系統的發展可以不做任何的干涉，只需要做好“守夜人”就可以了呢？答案是否定的，政府制定的法律法規和產業政策是公司治理的外部環境的一部分，公司治理系統要根據該環境的變化做出適應性的調整，因此，政府在公司治理系統的發展中依然起著重要的作用。

每個國家經濟發展水平不同、經濟模式、企業組織結構不同，公司治理問題的側重點也就不同。全球之所以存在不同的治理模式也正是出于這個原因。經濟發展水平不同的國家經濟發展模式不同，表現在企業中就是各要素主體在企業中的相對地位不同。相對地位不同是由要素在企業競爭優勢的獲得或者是價值創造的貢獻程度不同造成的，為了激勵各要素主體參與公司共同生產，剩余控制權和剩余索取權的配置就應與此相適應，即公司治理結構和機制就不相同。國家在公司治理模式形成的過程中一方面通過立法，使公司治理朝著適合該家經濟發展模式發展，另一方面國家制定的產業政策也影響者公司治理系統的外部環境。

2. 要素主體在公司治理系統發展中的作用。企業各要素主體的經濟利益不一致，甚至是相互矛盾的，這種利益沖突和矛盾是公司治理系統不斷發展和演化的動力。不同的企業每種要素所起的作用并不相同，即要素在企業中的作用并不等于平均值，因此，偏離平均值的要素成為了公司治理系統的“漲落”，而“漲落”則形成了公司治理系統發展的動力。

要發揮要素所有者在公司治理系統發展中的作用，就要建立完善的談判機制和退出機制。退出的威脅構成談判中的籌碼能為要素爭取到合理的權利和收益，使各要素有動機增加投資或者投入。合理的全面的退出機制使各要素主體能夠在談判中獲得合理的權利，各要素主體要積極主動地參與企業談判機制，表現在企業實際運作中，不僅需要積極利用“用腳投票”的權利，還要注重發揮“用手投票”的權利，更要建立多種利益相關者的對話機制，以更好的使各要素主體的利益得到保護和激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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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一、偽形敘事——一流大學建設的價值取向缺失

建設一流大學這基本上可以說是當下中國的一個重要的敘事共識。

何為一流大學？簡而言之，是“由一群世界一流的教授吸引了一大批世界一流的學生，在世界一流的辦學理念和辦學條件下，培養這世界一流的人才并從事著世界一流的科學研究的大學”。［1］

在此，一流大學的所指與能指，作為一個硬幣的兩面的意義和功能應該為我們所認可。然而事物的符號象征意義（所指）不是由這個事物天生的素質決定的，而必定是被國家體制、時代狀況和具體的文化語境等因素所共同賦予（能指）。當今一流大學的存在及其為我們所能直觀的治理功能模式，主要是多個世紀不斷積累的西方的社會、文化習慣的產物，是一種逐漸形成的知識生活下的學術程序；是一種地域性的學術生活的經驗。因而，一流大學所指與能指的文化學意義上的原形意涵，切入不同的社會語境下，發生偽形的概率就不低。其關鍵就在于作為異域的后來者，建設一流大學在觀念的引領上，如欠缺一個良性治理所需的價值取向上的合理性把握，建設一流大學就成為一種新敘事或重新敘事，而將一流大學的意義承載變成了對西方社會的想象，將建設一流大學作為表征某種存在的心理訴求。在當下新敘事的主線就是大學治理結構的轉型。

就治理來講，是指一系列的價值、政策和制度，通過這些，一個社會可以來管理它的經濟、政治和社會進程。這意味著治理應從全面的、整體的角度把握。即治理既是開發社會資源過程中實施管理的方式，同時又是制定和實施決策的過程；治理還被界定為限制和激勵個人和組織的規則、制度和實踐的框架。因此，從上述對治理的理解來看，西方一流大學治理功能模式的原理乃是蘊藏于、隱含于、內在于一個社會共同體的歷史文化傳統、道德信息、制度規范和學術實踐之中的。而其中學術道德作為學術文化的核心力量，恰恰在于能降低學術制度的運行成本。即效率的追求立足于“正義”之基上，盡管“正義”也是相對的觀念。由此西方一流大學的形成和演化就構成了一種原形敘事。

與此相觀照，當下建設一流大學如其敘事合法性的取得，在于通過一種意識形態（強國）確立一種理念（建設一流大學），從而論證凡是符合這種理念就是合法的話，其間隱含的風險就是合法性替代真理性。如果理論的作用是為實踐提供合法性的依據，合法性不是靠真理性（或正義性）來保證，而是靠強權來支撐；敘事的呼聲愈高，敘事者就爭得越多的話語權。這一點已為大學治理結構轉型中的行政主導化所印證。建設一流大學應警惕徒具制度規范性框架的治理轉型偽形敘事傾向。

二、要素調控——治理結構轉型的主要誤區

當下一流大學的建設除了上述的通過信而非思來跳過關鍵性一步的迷思外；另一種觀念是基于復雜事物一經分解定會變得簡單這樣一種默許的信念（世界觀或自然觀）。即當前建設一流大學在治理結構轉型上的主要舉措就是要素調控，其理解是建立在通常系統的“元素法”的基礎上，它總是先將現象分解為要素，然后研究要素的性質及要素間的相互作用，從而獲得要素間的基本法則，最后再根據要素間的基本法則理解現象的本質。［2］

以此觀察，最具普遍性的高校教師人事制度改革基本上是管理層在追求建設國際一流大學目標框架下，針對提升學術競爭力的制度設計，其基礎和出發點就在于設計者從最薄弱處突破的系統觀。不僅大學轉型中存在這樣的認識，就大學的管理，以大學行政樓為統率的要素控制觀，同樣也被認為是不容置疑的。

而如果我們認可大學治理包括一系列的價值、政策和制度，則我們首先要認識到大學中諸如人才培養與因材施教、知識創新與學術自由、學術評價與學術邏輯等成正比或正性相關的內在聯系；盡管這些“確定關系”同樣在很大程度上也只能意會，但其作為普遍性的內在規則存在于大學的治理結構中，并適用于大學知識生產的所有單元或子系統。其次，在大學系統內耦合的大量單元或子系統，不僅在專業、學科的學理上具有多樣性；而且知識的形式上既存在厚積薄發的常態，又有醍醐灌頂式的體味、靈光乍現式的頓悟。這就賦予大學的治理既要把握系統中的確定性與普適性的規定，又能于知識過程的多樣性中包容隨機性。

大學系統內知識過程確定性與普適性的規定是其治理的結構要求，而知識過程的多樣性、隨機性又是其治理的結構形式需要。前者體現大學系統中治理的穩定性和基礎性，后者體現大學系統中結構形式的不規則性、復雜性。現實中的大學治理如以大學層面的要素管理調控為主導，事實上將人為地扭曲了大學作為復雜系統的存在。顯而易見地，作為大學層面上規范性的制度設計，基本上只能求得最大化的最低水準，體現整齊劃一的底線剛性。同時以建設一流大學的角度看，這種自上而下、整齊劃一的大敘事將因欠缺彈性，更因抽離了利益相關者參與變革的結構之間、過程之間，以及傳統之間的互動，而壓抑大學系統內大量子系統、個體的小敘事參與。將一流大學的建設敘事扭曲為強制推行的一廂情愿或迫不得已。

可見，現行的治理機制結構——行政主導的要素調控既欠缺大學成其為大學的平等價值之基，又不能面對大學系統的復雜性、平等原則與差異原則的同時欠缺。事實上一流大學建設敘事可能導致舊病不去，新疾又來的局面。這樣不論大學當下的治理還是處于轉型中的議程，都必然要作路徑上的轉型。

三、研究型學院——一流大學建設的路徑選擇

我們應該看到，不管多復雜的系統，總是存在著諸多確定的“關系”，這些關系是結構與結果之間的必然規律，系統通過這系列關系，獲得其基本特性。［3］

因此，大學治理轉型遵循的前提就是首先確立大學治理結構“理想類型”。而其建構的原則則應是“上善若水”、“水因地而制形”——體現出大學內生于學術共同體的歷史文化傳統、道德信息、制度規范和學術實踐之中的基本特性，確立大學成其為大學的一系列基本價值。

其次，遵照治理所關涉的權力、關系、責任的原則，劃定權利的邊界。確立權力誰行使、規劃誰作出，以及問責如何進行的基本治理結構框架。

再次，大學系統中，知識如何成為可能是最為根本的問題。這就需要在治理的結構形式上進行把握和調整。

根據以上的原則次序，以及大學自身的系統復雜性，建設一流大學的治理轉型應傾向于大學層面發揮學術價值、學術道德、學術評價、政策規范調整等基礎性、整體性特性的確立、引導作用，以滿足大學結構要求上的穩定性、傳承性。

而針對大學知識過程的復雜性和差異性，在治理轉型的結構形式上，資源要素的組合權力、科研教學的組織安排、管理調控的行為運作等要層級下放，并以制度的形式和規范性確認和推進中下層級和相關個體的參與與自組織。

以上內容既體現了一流大學歷史演化的傳統，又為建設一流大學提供了治理轉型的路徑選項。

從國外一流大學的發展演化看，以劍橋大學等為代表，實行獨立學院制的方式，將學術及學術競爭的自交由學院；以老牌的斯坦福大學、英國新秀卡福迪大學等為代表，實行的是先打造有限的幾個強勢學科，爾后進行擴張或交叉整合形成優勢學院，并帶動全校實力的提升。雖然治理方式上，兩者有差別，但在學術競爭力的生成和提升上都遵循著一條相同的基本路徑，即以知識分化構成的學科學院作為基干，以其發展狀態作為大學學術聲譽的來源和院校間競爭的基礎。其實踐的經驗就在于作為大學子系統的學院，既分有大學的學術性，又可在相對同一的學理上實現子系統的要素自主組合。

因上，在當前國內大學自有所擴大的背景下，建設一流大學完全有可能以部分優勢學科學院為基點進行試點，通過在大學內部首先生發成長出一些局部的、新型的學術生態進而匯聚成一種新型的大學形態，以局部創新建設的漸次擴展，推動大學治理結構和功能的重構，向一流大學的目標邁近，實現大學脫胎換骨的變革。以優勢學科學院與一流大學尤其是一流研究型大學建設的直接性、關聯性，我們傾向于將其定位為研究型學院這一概念。

這樣研究型學院的建設就在一流大學建設的治理轉型上，既產生小敘事的作用，又豐富了大學治理的結構形式。它適應當今大學規模擴張和組織結構日益龐雜對管理重心下移的要求，通過分權和整合資源配置，有利于在大學內部逐漸形成扁平化的管理結構，提升效率。同時，通過大學治理中責權下放調動基層組織的積極性，有利于院系層面在自主辦學和管理科學化方面進行探索。［4］

可以說，個案研究的方式、以小見大的思維往往是宏大敘事不著邊際狀況下比較理性的選擇。因此，建設研究型學院就其意義來說也成為一流大學建設的一個路徑摹本。

參考文獻：

［1］睦依凡.高等教育強國：大學的使命與責任［J］.教育發展研究，2009，（23）：23.

［2］屈世顯，張建華.復雜系統的分形理論與應用［M］.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1996：26-30.

篇（7）

伴隨著中國市場經濟的現代化進程，企業作為社會經濟活動的基本單位對社會發展的影響與日俱增，如何將企業社會責任機制引入公司治理結構，使之得以有效運行是理論界與實務界關注的重要課題，也是本文探討的目的所在。

一.公司治理與企業社會責任的共性基礎

（一）企業生產經營與社會制度環境

企業是社會市場經濟活動的主體，以追求生產利益為目標參與社會資源配置，企業經營活動有賴于社會環境提供生產要素與文化要素。一方面，企業從社會自然資源中獲取生產要素，其經濟活動對社會的影響顯著；另一方面，企業從社會自然資源中獲取文化要素。正是基于企業經營活動產生的社會效應，使之無法擺脫與社會制度之間的邊界關系，一是企業受到政治、經濟與法律制度的硬環境約束，它決定了企業從自然社會中獲取生產元素的條件、方式與過程，要求企業承擔社會經濟責任與法律責任；二是企業受到社會習俗與道德規范等軟制度環境約束，它決定了企業追求經濟利益的范圍與底線，要求企業承擔社會道德責任。因此，企業生產經營與社會制度環境的共生性決定了公司治理應與承擔企業社會責任相結合。

（二）企業需求層次與社會責任體系

企業最低需求為生存需求，企業在履行法律責任與義務的基礎上追求經濟利益，保障自身生存空間；當企業基本生存環境得以確立便有了進一步的發展需求，此階段企業開始關注資本的積累，重視形象的塑造，為自身爭取更加有力的市場競爭地位；當企業生產經營發展到一定高度時，物質財富的積累促使企業脫離單純的經濟利益追求，轉而為企業社會價值的實現而奮斗。企業生存需求、發展需求，以及社會價值的實現需求對應著完備的社會責任體系，在生存需求階段，企業履行的是最基礎的社會責任，比如遵守法律法規；在發展需求階段，企業產生了追求更高社會責任的動機，比如主動建立與政府等非直接利益單位的關系，用以樹立良好社會形象；在實現社會價值的需求階段，企業正式肩負起對社會道德的守護與踐行責任，比如從事公益活動、慈善事業等等。可見，承擔社會責任伴隨著企業發展的每一步，是公司治理的必然選擇。

（三）公司治理利益與社會公共利益

公司治理是企業自我管理的決策機制，企業通過公司治理監督與控制經營者，統籌制度安排與協調利益關系。一方面公司以盈利為宗旨，公司治理涉及對公司內部利益相關者的有機整合，包括公司資本投資者、公司融資渠道人、創造公司財富的員工與經理層等等。他們與公司存在著明顯的利益關系，公司治理必須維護內部利益相關者的權益。另一方面，公司治理的利益有短期經濟利益和長遠發展利益之分，公司治理的長遠發展利益與社會公共利益一致，企業如果片面追求內部經濟利益，忽略社會公共需要，不重視營建公司運作的外部環境，公司的可持續發展便無從談起。因此，公司治理必須建立在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的基礎之上，主動引入企業社會責任機制，促使不同利益主體的協調化。

二.基于企業社會責任的公司治理途徑

（一）承擔企業社會責任的制度安排

基于企業生產經營與社會制度環境的關系，公司治理應建立有效的承擔企業社會責任的公司制度，一是完善公司治理的內部機制，二是強化公司治理的外部機制。在公司內部機制的完善方面，比如執行股東提案制度，促使小股東擁有平等發言權，打破一股獨大的被動決策局面；又比如在公司董事會設置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代表公司長遠的發展利益而非單純的股東利益，參與與社會責任相關的公司治理事宜，如設置環保董事，應對企業生產可能會造成的環境污染問題。再比如健全企業職工代表制度，保障職工董事與職工監事參與公司治理的合法權利，維護職工知情權、表決權、權。在公司外部機制的強化方面，比如建立企業社會責任履行的評價制度，將社會責任標準納入經理人評價體系，約束企業生產經營行為。又比如建立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信息反饋制度，除生產經營的社會成本信息、社會收益信息外，還應對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反饋信息進行分析、采集與回收，用于全面評價企業經營成效。

（二）公司治理對社會責任體系的踐行

基于企業需求層次與社會責任體系的關系，公司治理不可脫離社會責任體系。根據企業的生存需求，公司治理要體現企業對員工的責任、對消費者和客戶的責任，以及對合作伙伴的責任。比如堅守《勞動法》、《安全生產法》的法律底線，保障員工職業健康；完善售后，增強產品附加價值，維護消費者法定權益；認真履行與供應商或加工方的合同協議等等。根據企業的發展需求，公司治理要體現對政府的責任、對社區的責任。比如企業積極響應政府的宏觀管理與調控，既合法經營又依法納稅；促使自身成為社區活動的組織者與參與者，包括提供社區就業機會，進行社區公益宣傳等等。根據企業實現社會價值的高層次需求，公司治理要體現對生態環境的責任，主要表現為企業在生產經營過程中嚴格控制污染排放量，改進生產技術，減少能源消耗，積極投身自然環境保護，為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貢獻力量。

（三）構建利益相關者的共同治理模式

基于公司治理利益與社會公共利益的關系，公司治理應努力構建利益相關者的共同治理模式。一是除公司股東利益相關者參與公司治理外，還應確立非股東利益相關者的職能范圍。比如債權人代表對公司財務擁有監督權，客戶代表對公司產品擁有監督權，供應商代表對公司運營擁有監督權，員工代表在企業董事會中也可行使監督權與決策權。二是依靠公司治理的法制化進程，企業履行社會責任應強化公司的司法建設，我國通過立法形式頒布了《公司法》、《環境保護法》、《勞動合同法》、《上市公司治理準則》，明確規定了公司股東、債權人、消費者、職工、供應商等利益相關者的合法權利，公司治理可廣泛開展法律普及教育活動，在提升利益相關人的維權意識的同時，營造公司接受政府、員工、社會公眾監督的輿論氛圍。總之，公司公共治理模式的構建有助于公司廣泛地汲取社會意見與建議，從而切實履行企業社會責任。

篇（8）

一、研究背景和問題的提出

上市公司作為現代社會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牽涉著不同社會群體的利益，上市公司不同的行為對社會都有不同程度的影響。現代公司不僅僅為其股東或債權人服務，而是要承擔在其影響范圍內的相關責任。而公司治理是公司責任的得到設計和執行的載體，是公司承擔相關責任的中樞。信息披露是檢驗現代公司治理結果的一種重要的手段，全球所有的公眾公司都要求強制性披露公司治理過程和結果的報告，以向其受影響的群體說明公司在某運營期間的所有重大問題。信息披露的質量及其本身所含的質量越高，可以說明公司在上一報告期間的治理過程效果已達到原來的預期，或已達到了相關規定水平。公司全要素生產率是衡量公司要素轉化能力的基礎性指標，全要素生產里能夠反映公司治理效度和經營管理水平。全要素生產率能夠更好地反映公司在某個生產經營期間公司治理發揮的最大效度，能夠更好地代替公司分財務指標反映公司治理的水平。一種可能的猜想是，公司治理的結果體現為企業的全要素生產率，公司治理效度高，表示其能夠調動企業的每一單位資源投入運轉當中，實現公司價值的升值；而公司治理引起的價值升值，應該能夠得到股票交易所的認可。公司在其下一時期的經營過程中會對交易所對其評價的結果進行實踐性的反饋，不斷提高自身的治理水平，這樣的過程經過不斷的循環最后實現“三贏”局面。

二、文獻回顧與研究假設

1、文獻回顧

現有的研究結論是公司股權集中度有兩個不同面的影響，一方面是控股股東控制的股權比例越大，越有可能犧牲其他股東的利益實現自己的目標，La Porta（1999）等人認為這是控股股東的“利益輸送行為或抽租行為”，控股股東的這種行為后果是其按照自身利益控制財務報表的編制環境，影響財務表表的真實性。而另外一種觀點則認為控股股東持股比例越大，就會越關注公司的生產經營情況，積極去監督管理層，結果是避免了股權高度分散的“搭便車”行為，這種觀點支持股權集中度越大越好，如Shleifer、Vishny、Fan和T.J.Wong（2002）。在國內研究中，黃渝祥等（2003）的研究表明股權制衡能夠提高公司績效，與此相反，朱和汪輝（2004）等研究結論則表明股權制衡不會增加公司的績效。我國于1999年開始實施股權激勵計劃，關于股權激勵計劃實施問題，羅富碧、冉茂盛和杜家廷2008年在其公開發表的實證檢驗證明了管理層持股計劃能夠增加公司業績。一般認為，董事會外部成員比例增加能顯著減少財務報告欺詐現象發生的可能性，并且隨著企業外部董事任期的延長以及外部董事所任職公司數目的減少，財務欺詐可能性趨于下降。Charles Chen和Bikki Jaggi（2000）以香港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水平為樣本，研究表明，獨立董事在董事會中比例越高，公司信息披露水平越高，但他們同時發現，如果公司存在著家族控制（以個人控股超過10%來衡量），則獨立董事的這種作用就受到限制。

2、研究假設

根據以上理論回顧和探討，本文得出了以下三個基本假設。假設一：公司治理能夠促進企業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公司治理體制越完善，治理結構越合理，全要素生產率越大。1a：股東制衡度越大，公司全要素生產率越高；1b：管理層持股比率越大，公司全要素生產率越高；1c：獨立董事與董事會人數之比越大，公司全要素生產率越高；1d：董事長與CEO是否兩職合一與全要素生產率成反比，即兩職合一會降低全要素生產率。假設二：公司治理能夠促進信息披露質量的提高。2a：股東制衡度越大，信息披露質量越高；2b：管理層持股比率越大，信息披露質量越高；2c：獨立董事與董事會人數之比越大，信息披露質量越高；2d：董事長與CEO是否兩職合一與信息披露質量成反比，即兩職合一會降低信息披露質量。假設三：公司全要素生產率與公司信息披露質量水平成正比。

三、研究設計

1、數據及變量的選擇

本文選擇深交所2005年以前上市的機械設備制造業上市公司（90家）作為研究樣本。機械設備制造業中，固定資產在所有資產中占有比重是最大的，一家機械制造企業生產效益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其固定資產的先進水平，所以固定資產規模可以用來代替全要素生產率中的資本要素，再加上公司的職工人數，能更真實地預測出公司的全要素生產率，所以選擇2005年以前深交所上市的機械設備制造業公司作為觀察的樣本。變量的選擇如表1所示。

2、模型設計

模型1――對假設一的驗證：

tfp=?茁0+?茁1VTR+?茁2RATE+?茁3PA+?茁4BD+?茁5SIZE+?茁6LEV+

?茁7Pa+?茁8Pb+?茁9AR+?茁10GZ/Z+?著i

模型二――對假設二的驗證：

Q=?茁0+?茁1VTR+?茁2RATE+?茁3PA+?茁4SIZED+?茁5SIZE+?茁6LEV+

?茁7Pa+?茁8Pb+?茁9AR+?茁10GZ/Z+?著i

模型三――對假設三的驗證：

Q=?茁0+?茁1tfp+?茁2VTR+?茁3PATE+?茁4PA+?茁5SIZED+?茁6SIZE+

?茁7LEV+?茁8Pa+?茁9AR+?茁10GZ/Z+?著i

四、實證分析

1、描述性統計結果

描述性統計結果（見表2）顯示樣本公司2008年全要素生產率最小2.0×10-6，最大值為1.08%，均值為2.4×10-4。深交所對其年報進行評價最低等級為不合格，年報審計意見最低為否定審計意見。公司治理要素中，董事會規模最小為5人，最大為18人，獨立董事規模最低為2人，最多為6人，管理層持股比例最大值為思源電氣的35.39%，資產負債率最高達到公司總資產的10倍。

（1）年報評價結果。如表3所示，深交所在對樣本上市公司2008年年度報告評價結果顯示，97.7%的司年報評價結果為合格，僅2家公司年報被評為不合格。在合格的上市公司中，有12.8%（11家）的公司被評為優秀，大部分公司年報（53.5%）被評被良好。表明樣本上市公司年報披露質量較高。

（2）審計意見統計結果。樣本上市公司2008年年報審計意見統計結果（見表4）顯示，93%的樣本上市公司被出具了標準無保留的審計意見，有5.8%（5家）被出具了保留意見，另外1家被出具標準保留審計意見。表明絕大多數的樣本上市公司年報已在所有重大方面真實、公允的反映了公司的資產狀況、盈利情況和現金流量情況。

（3）治理結構因素統計結果。董事會規模統計結果（見表5）顯示，樣本上市公司中，絕大多數上市公司董事會人數為7―13人，半數以上（52.3%）上市公司董事會人數為9人。董事會中獨立董事所占比例統計結果（見表6）顯示，有76.7%的上市公司董事長與CEO不屬于兩職合一情況，另外23.3%則兩職合一。

2、非參數假設檢驗結果

（1）以董事長與CEO是否兩職合一作為分類變量，對以其為標準的兩個獨立總體作非參數檢驗，序號統計結果（見表7）顯示，樣本公司中有66家董事長與CEO非兩職合一，剩下的22家董事長于CEO兩職合一。利用Wilcoxon W統計量和Mann-Whitney U 統計量結果（見表8）顯示，董事長與CEO是否兩職合一對公司全要素生產率、年報審計和評價有一定的差異，但這種差異不顯著，即董事長與CEO是否兩職合一對樣本公司全要素生產率、年報審計和質量評價沒有顯著的影響。

（2）以董事會規模和獨立董事規模分別為分類變量作多個獨立總體的非參數檢驗，檢驗結果（見表9、表10）顯示，董事會規模和獨立董事規模對公司全要素生產率、年報評價結果和審計結果均沒有顯著性的影響。

（3）非參數檢驗小結。通過非參數檢驗，發現通過董事會規模、獨立董事人數和董事長與CEO是否兩職合一并不能有效區分公司全要素生產率的高低或其年報披露質量的高低。由于董事長規模、獨立董事規模取決于公司的規模，公司規模越大，董事會的規模越大。而獨立董事的設置數量是公司為了符合《證券法》規定。董事會規模和獨立董事規模的大小并不能真正反映公司治理的全部情況，也不能反映公司治理的效度，它們同公司治理的好壞、全要素生產率的大小和信息披露質量的高低沒有必然的聯系。對于董事長與CEO是否兩職合一，檢測出的結果是其對公司全要素生產率、報表披露情況產生了影響，但這種影響并不顯著，上市公司為了迎合外界的需要將董事長與CEO兩職分開，實質上對公司治理和公司的經營狀況并沒有實質性的影響。

3、控制公司規模下的董事會（獨立董事）規模與因變量的關系分析

為了消除公司規模對董事會規模和獨立董事規模對公司全要素生產率、年報質量評價和年報審計意見的相關性，將公司資產對數作為控制變量做偏相關分析，分析結果顯示，董事會（獨立董事）規模與全要素生產率成正比、與年報質量評價成反比但不顯著，說明董事會（獨立董事）規模越大，公司全要素生產率越高，年報評價結果卻也低。董事會（獨立董事）與年報評價結果之間的關系與假設相反。以上的正比、反比均為不顯著。

4、變量間的Pearson相關性檢驗

相關性分析結果顯示，董事會規模、獨立董事規模、管理層持股比例與公司全要素生產率、年報評價結果、年報審計意見均沒有顯著性的相關關系。與假設一相反的是，所選取的公司治理要素與公司全要素生產率均呈現反向關系。一般的理論是，公司治理對企業經營績效肯定是有效的，而且公司治理越有效，企業經營績效越高。出現這種情況一種可能的解釋是本文所選取的公司治理變量不能真正反映樣本公司的治理狀況從而出現研究的偏差。另一種可能的解釋是在制造業企業資本市場中，公司治理與企業經營績效呈現反比的關系。西方的獨立董事制度、管理層持股計劃并不符合我國上市公司管理的實踐。

年報評價結果董事會規模、董事長與CEO是否兩職合一成不顯著的反向關系，否定了假設二中年報評價結果與其正相關的關系。而獨立董事規模、管理層持股計劃與年報評價質量呈正相關關系，支持了假設二中的相關假設。

全要素生產率與年報評價結果呈反向關系不顯著，否定了原假設三。一定程度上說明深交所對其上市的公司的信息披露質量的評價與公司全要素生產率并不顯著正相關而是負相關。年報質量的評價結果不能很好的反映公司的業績狀況，二者沒有內在的一致性。而信息披露質量評價與年報審計意見呈現了顯著的正相關關系，說明了年報披露質量與審計意見具有內在一致性，年報審計意見越好，深交所對其披露的質量評價越高。

所設的控制變量中，公司總資產規模與全要素生產率呈現顯著的反向關系、但與年報評價結果呈現顯著的正相關關系。說明樣本數據中公司規模越大，其全要素生產率越低。但其對外報告的質量越高。公司規模與全要素生產率的顯著反相關系產生的原因可能是由于這些公司固定資產過大，計算時降低了其最后的結果，其實這些公司的業績是很好的，可以看出公司資產規模的對數與扣除非經常損益后的每股收益、扣除非經常性損益的加權平凈資產收益率均呈顯著的正相關關系。

五、實證研究結論

通過描述統計、相關性分析和非參數檢驗，前述的三個假設并不能夠被證實。相關性分析結果顯示解釋變量對被解釋變量并不具備顯著的相關關系，不能進一步利用回歸的分析方法檢測變量之間的關系。前述的研究只是一次嘗試，但嘗試的結果是失敗的。其中原因在分析過程中也已有述及，另外一種可能的原因是由于本文所選取的樣本數據不具備代表性、或樣本不足以支撐想要得到的結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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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美國注冊會計師協會《審計準則公告第55號》，第一次正式將控制環境納入內部控制的范疇，認為內部控制結構由控制環境、會計制度(或會計系統)和控制程序三個要素組成；1992年，美國COSO委員會的“內部控制――整體框架（Internal Control－Integrated Framework，IC-IF）”認為，內部控制由控制環境、風險評估、控制活動、信息與溝通、監控五個相互影響的要素構成；2004年，COSO委員會了“企業風險管理――整體框架（Enterprise Risk Management，ERM）”，對原來的五個要素進行深化和拓展，將其演變為八個要素，分別是內部環境、目標設定、事項識別、風險評估、風險反應、控制活動、信息和溝通、監督。

2008年，我國頒布的《企業內部控制基本規范》（下稱“基本規范”）規定，內部環境是內部控制的五要素之一；2010年，我國頒布的《企業內部控制應用指引》（下稱“應用指引”），分別闡述了組織架構、人力資源和企業文化等與內部環境相關的內容，進一步補充和完善了基本規范。

一、中美內部控制環境的內涵比較

IC-IF認為“控制環境決定了企業的基調，直接影響企業員工的控制意識。控制環境提供了內部控制的基本規則和構架，是其他四要素的基礎。控制環境對企業行為架構、目標設立和風險評估的方式有潛移默化的影響。控制環境包括員工的誠信度、職業道德和能力；管理哲學和經營風格；權力和責任的分配、人力資源政策；董事會的經營重點和目標等。”

ERM框架指出，內部環境包含一個組織的基調，影響其員工的風險意識，同時還是企業風險管理所有其它組成部分的基石，提供紀律和結構。內部環境影響企業戰略和目標的制定、業務活動的組織和風險的識別、評估和執行，還影響企業控制活動的設計和執行、信息和溝通系統以及監控活動。內部環境因素包括風險管理哲學、風險文化、董事會、誠信和道德觀、能力承諾、管理哲學和經營風險、風險偏好、組織結構、權力和責任的分配、人力資源政策和實務等。

我國基本規范認為：“內部環境是企業實施內部控制的基礎，一般包括治理結構、機構設置及權責分配、內部審計、人力資源政策、職業道德修養與勝任能力、企業文化、法制意識等。”應用指引指出，內部環境是企業實施內部控制的基礎，支配著企業全體員工的內控意識，影響著全體員工實施控制活動和履行控制責任的態度、認識和行為。

可以看出，中美都認為內部控制環境是內部控制其他組成要素的基礎，是有效實施內部控制的保障。但是，美國COSO框架①是通過闡述控制環境在內部控制中的地位和作用來進行解釋的，認為控制環境應當包括兩大方面或具備兩大職能，即設定一個組織的基調和提供內部控制其他要素建立的基礎。而我國基本規范沒有強調設定一個組織的基調是內部控制環境的重要職能，也沒有說明內部環境是內部控制其他要素的基礎。應用指引中雖然比較全面認識了內部環境的作用，但沒有厘定控制環境的內涵。

美國COSO框架中對控制環境因素的劃分主要是以控制環境因素責任主體的不同進行的，除了人力資源和實務具有間接影響性之外，其他環境因素都有直接影響性。我國內部控制規范中規定的內部環境因素較多，對其劃分參考美國COSO框架的痕跡較明顯。在應用指引中還提出了如公司治理結構、發展戰略、社會責任等熱點概念，但沒有充分考慮內部環境的本質，看不出這些因素提出的理論依據和分類標準，并且同一體系下的分類明顯不一致，使得設定的環境因素顯得不夠嚴密和成熟。

二、中美內部控制環境因素比較

中美對內部控制環境內容的規定相互交叉，相互重疊，但側重點各有不同，有所差異，二者相互關系如圖1所示。

（一）中美公司治理結構比較

公司治理是企業內部控制環境的最高層次，科學的公司治理結構包括民主、透明的決策程序和管理議事規則，高效、嚴謹的業務執行系統，以及健全、有效的內部監督和反饋系統。中美對公司治理結構的規定有以下不同。

美國采用市場導向型公司治理模式，是“一元制”的公司治理結構，公司的法人治理結構由股東大會和董事大會組成，不設監事會，公司治理中的常設機構是董事會，負責制定決策；執行工作由經理層負責，獨立董事負責監督執行董事及經理層；我國公司治理結構采用的是“二元制”，即單獨設監事會負責監督董事會和經理行政管理系統，并全面規定了股東、董事會、監事會和經理層之間形成的權責分配、激勵與約束、權力制衡關系，以及他們在公司治理中的職責。圖2、圖3對中美兩國的公司治理結構進行了比較。

美國側重于規定董事會與審計委員會相對于管理層的獨立性、成員的經驗和聲望、對企業活動的審查參與度和其行為的適當性，以及他們在內部控制中的作用；我國則側重于規定公司治理機構的設置和權責分配，分別規定了董事會與審計委員會在內部控制中的職責。

（二）中美內部審計比較

美國IC-IF中指出，由于在企業中的組織地位和權威性，內部審計在監控方面扮演著重要角色，內審人員在評價、維護企業內控系統有效性方面起著重要作用。ERM框架也指出，內部審計人員在企業風險管理的監控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他們的業績質量依賴高級管理者、下級管理者或部門執行人員的特殊要求，通過對管理者風險管理過程的充分性和有效性進行監控、檢查、評估、報告和提出改進建議來幫助管理者和董事會或審計委員會。

我國基本規范規定，企業應當加強內部審計工作，保證內部審計機構設置、人員配備和工作的獨立性。內部審計機構應當結合內部審計監督，對內部控制的有效性進行監督檢查。內部審計機構對監督檢查中發現的內部控制缺陷，應當按照企業內部審計工作程序進行報告；對監督檢查中發現的內部控制重大缺陷，有權直接向董事會及審計委員會報告。

美國相關規定中沒有專門對內部審計作明確規定，只是在組織結構中提及了內部審計的重要性，將內部審計部門的設置作為組織結構中的一個例子，對內部審計多在《薩班斯法案》中作出規定。我國基本規范和應用指引中則有明確規定，專門特別強調了內部審計部門的設置、權責配置和職能發揮要求。

（三）中美組織架構比較

建立和完善組織架構可以促進企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有效防范和化解各種舞弊風險，為強化企業內部控制建設提供重要支撐。

我國應用指引中的組織架構包含公司治理、組織結構和權責分配三個方面，相對應于美國內部控制環境中董事會和審計委員會、組織結構、授予權利和責任的方式三個方面的內容。

中美組織架構在規定上詳略不同，側重點也有所不同。一方面，美國的規定理論性較強，內容比較詳細，將二者分別進行規定，側重于對組織結構、授予權利和責任的方式涵義的解釋和設計，以及其對內部控制的影響；我國應用指引的規定則帶有很強的原則性，側重于根據企業內部控制需要來設計組織結構和權責分配，將二者結合在一起進行規定，強調內部控制對組織結構和權責分配的作用。另一方面，美國對內部審計部門的設置作為權責分配的例子，對其規定很簡略；而我國則專門強調了內部審計部門的設置、權責配置和內部審計在內部控制中的重要作用。

（四）中美企業文化比較

企業文化是指企業在生產經營實踐中逐步形成的、為整體團隊所認同并遵守的價值觀、經營理念和企業精神，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行為規范的總稱。

我國應用指引中所指企業文化主要包括企業的整體價值觀，高級管理人員的管理理念、經營風格與職業操守，員工的行為守則等，這與美國COSO框架中管理哲學和經營方式、員工的誠實性和道德觀是相對應的，但是二者側重點不同。

美國COSO框架中規定了風險觀念、正規化觀念、會計觀念等一些對內部控制建設和運行有直接影響的方面，沒有涉及法律法規遵循性的觀念，以及其對整個企業內部控制基調形成的重要性；我國基本規范則強調企業法治觀念，要求企業有積極向上的價值觀和社會責任，營造一種良好的企業文化氛圍，但規定過于寬泛，缺乏企業文化應當包括的行為規范方面的規定，對管理理念和經營風格的規定也不足。

（五）中美人力資源比較

良好的人力資源管理制度和機制是增強企業活力的源泉，是提升企業核心競爭力的重要基礎，也是實現發展戰略的根本動力。

美國的人力資源規定主要從企業員工的角度出發，其內容包括員工的誠實性與道德觀、員工的勝任能力，以及人力資源政策和實施三個方面，皆在強調各自的重要性，相關規定的范圍比較廣；我國則認為人力資源是企業組織生產經營該活動而錄用的各種人員，包括企業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和全體員工，重點強調人力資源政策，對員工職業道德的規定不明確。

COSO框架主要從對內部控制影響的角度來闡述員工的誠實性與道德觀、勝任能力，以及人力資源的建設，強調誠信與道德價值對內部控制的重要性；我國的規定則弱化了人力資源與內部控制之間的相關性，側重于強調人力資源的建設，甚至包含了如關鍵崗位員工的休假和輪換制度、機密重要崗位員工的離崗限定性規定等屬于控制活動的內容。

三、完善我國內部控制環境建設的幾點啟示

綜上所述，中美內部控制環境規定之間存在一定的差異，二者內容詳略不同，所含要點相互對應，又略有差異，各有所長，但由于中國的內部控制建設起步較晚，還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應進一步完善和改進。

（一）完善法規，使基本規范與應用指引的內容相一致

我國基本規范的目的是對公司內部控制的有效性進行自我評價，應用指引、評價指引和審計指引是基本規范的配套文件。但是，我國基本規范中規定內部環境因素包括治理結構、機構設置及權責分配、內部審計、人力資源政策、職業道德修養與專業勝任能力、企業文化、法制觀念等；應用指引中的內部環境因素則包括組織架構、發展戰略、人力資源、企業文化和社會責任等，二者存在明顯的差異，在應用指引中看不出基本規范的指導作用，使其顯得依據不足。因此，相關法規制定部門應進一步完善基本規范與應用指引，使二者緊密相關，互相補充，相關指引應以基本規范為依據，更好地服務于企業內部控制環境的建設。

（二）明確內部環境要素內涵，避免相互間重復交叉

在應用指引中，組織架構、發展戰略、人力資源、企業文化和社會責任五個因素中所涵蓋的內容互有重復交叉，缺乏明確的劃分依據，不便于規范，也不利于明確責任。例如對員工的相關規定，在人力資源、企業文化和社會責任中都有交叉，員工的道德價值觀影響企業文化氛圍，也影響他們的社會責任感，更是企業選拔員工的人力資源政策；再如，企業組織架構的設計，與企業文化中公司的經營管理風格相重復等，這些都使得各要素相互之間的界定不夠明確清晰，內容冗余重復。因此，應細化相關指引，明確各個要素的內涵，盡量避免對相關指引籠統的規定，使之更加合理具體。

（三）分別規定公司治理與組織結構的指引

雖然我國基本規范作為一個單獨的內部控制環境要素進行了規定，但是，我國應用指引中用組織架構取代了基本規范中公司治理、組織結構和權責分配三部分內容。盡管組織結構和權責分配包括公司治理結構的設計和權責分配，在內容上有所交叉，但各自的重點、主要工作和主體不同，應當是兩個互相獨立的要素。公司治理層和管理層在企業中所承擔的角色和工作任務不同，公司治理主要是治理層對內部控制的指導和監督責任，而組織結構的權責分配主要是管理層的責任，其工作重點是經理層的組織結構設計和權責分配。因此，應將二者分別制定指引，既有利于明確治理層和管理層的責任，也便于發揮好它們各自在內部控制中的作用。

（四）細分企業文化中對治理層、管理層和員工的 規定

企業文化是一個含義廣泛且不確定的范疇，是企業在生產經營管理過程中形成的，為企業多數員工所認同的道德價值觀、管理理念、經營風格和企業精神等。它的主體涵蓋了從治理層到普通員工的各個層級，企業的每一分子都會對企業文化的營造產生影響，很難把握其具體內容和邊界，這將無法厘清治理層、管理層和員工分別對內部環境要素的關系。企業文化的內容不都屬于內部環境因素，有些屬于內部控制活動，將企業文化作為內部環境因素之一太過籠統，且具體指引中規定的企業文化側重于對企業法治觀念的規定，要求企業有積極向上的道德價值觀和社會責任，這與社會責任指引有所交叉。因此，應對企業文化指引進行具體細分，厘清企業治理層、管理層和員工在內部環境要素中的作用，將三者分別作為內部環境因素進行規定和建設。

【參考文獻】

［1］ 楊瑞平.企業內部控制環境研究［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10：51-76.

篇（10）

中圖分類號 F205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2-2104(2012)03-0144-06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2.03.024

項目治理是指構建和維護項目利益相關方之間治理角色關系的過程，該過程用于規范目標確立、項目執行、項目監控和信息披露等活動，從而為項目運行提供可靠的環境［1］。因項目往往涉及諸多利益相關方，他們之間彼此關聯構成了復雜的網絡關系。社會網絡分析方法（簡稱SNA）是對這種社會關系結構及其屬性加以分析的一套規范和方法，從而成為項目治理的有效方法之一［2-3］。現有的社會網絡分析更多關注的是項目治理網絡的穩定性以及網絡靜態結構特征。然而，在項目運行周期的不同階段，項目利益相關方及其行為會發生新的變化，他們之間的網絡關系很難用一個靜態的網絡形式來表示，這給項目治理帶來了不確定性和一定的風險。本文便是考慮社會網絡的動態變化特點，以某大型水資源項目為典型個例，在構建系統動力學（簡稱SD）模型基礎上，改進現有的社會網絡分析方法，尋求控制項目治理風險的有效路徑，以期豐富現有的項目治理理論和方法。

1 項目治理的社會網絡動態變化過程

1.1 項目及其項目治理的社會網絡組成

某大型水資源信息系統項目是為防災減災服務的水利信息化工程項目，總投資8.02億元人民幣，其中包括國家投資5.71億元人民幣，依據有關法規，項目采用了監理制治理模式。

項目的目標是通過信息系統的建設，全面提高區域水旱災害信息采集、傳輸、處理的時效性和準確性，全面提升傳統防汛抗旱效率和防汛抗旱指揮決策能力，進一步發揮水利工程的防災減災綜合效益。

項目的主要任務是建立起水利部與省水行政主管部門之間的骨干網絡系統，項目建設內容主要包括水資源信息采集、天氣雷達和雨水情土壤墑情監測系統建設、數據庫系統建設、計算機骨干網絡構建以及決策支持應用系統開發等工程和軟硬件建設多個方面。其中，重點建設水文信息采集系統，改善一些重要的防洪預警通信系統；數據庫主要包括水資源實時信息數據庫、防洪工程數據庫、旱情數據庫和其他數據庫；同時，建立重點地區洪水預報和洪水防控決策支持系統，開展一系列水情和干旱管理試點工程。

該項目涉及的利益相關方主要有相關政府部門、勘察設計部門、建設機構、設備供應機構和監理公司等。利用三角測量方法建立項目利益相關方的網絡連接矩陣，使用NetDraw軟件繪制出該大型水資源項目的社會網絡組成（圖1）。

由下圖可以看出，該項目涉及的利益相關方較多，關

圖1 某大型水資源信息系統項目治理社會網絡組成

Fig.1 Composition of the governance social network of a large water resources information system project

系比較復雜。在該項目治理社會網絡中，各個結點(node)代表行動者(actor)，即項目利益相關方。圖中的箭線表明一個利益相關方與另一相關方的關系，如監理方指向建設方的箭線表示監理方對建設方有監理責任，而當地水資源管理部門指向監理方的箭線則表示相關管理部門對監理方的監督和管理。

由于該項目范圍跨度大，項目治理周期長，項目利益相關方將會隨著工程進展而發生新的進入與退出，利益相關方彼此之間也存在不同的關聯關系，其治理角色（建設方、監理方、供應商等）與角色之間的關聯關系很難預先用一個剛性的社會網絡形式來表示，它們應是依賴于項目治理特點需要的、隨著利益相關方治理行為而變動的“動態治理角色網絡”，需要進行動態變化分析。

1.2 社會網絡動態變化過程分析

項目治理的社會網絡是治理過程中不同相關要素間交互作用的結果，其目的是獲得更大的治理收益或控制項目治理風險。在某一階段，社會網絡內的相關方會形成穩定的合作關系，但是隨著項目的進展，這種關系將發生動態變化，比如該項目的規劃方、勘查方和設計方會在項目初期發揮較大作用，是項目治理的關鍵環節。但是，隨著項目的進展，規劃方有可能退出，勘察方和設計方會密切聯系，從初步設計到施工圖設計有不同的工作內容，會要求進一步提高勘察精度，改進設計方案。他們這種根據實際需要選擇進入、合作、再選擇進入、再合作的方式，不斷的調整自身行為，就是社會網絡結構的動態變化過程，其目的是滿足某一階段的目標，從而一步一步實現項目治理目標。目標引導的社會網絡變化過程如圖2所示。為了實現項目治理目標，利益相關方社會網絡的狀態結構會隨著相關方的治理行為發生變化，在特定的網絡狀態結構下，相關方依據社會網絡結構度量和自身屬性度量對治理要素進行分析，選擇特定的項目治理策略，進而引起相關方社會網絡結構的演變，形成新的社會網絡結構，為下一階段的相關方行為提供新的依據。

項目治理的動態社會網絡構建之后，在系統分析的基礎上，我們得到該項目的系統流圖（The system flow diagram）。系統流圖是用直觀的符號刻畫系統要素之間的邏輯關系，明確系統的反饋形式和控制規律，為深入研究系統打基礎的圖形表示法，見圖3。

從圖3的系統流圖可以看出，它的一個反饋回路包含兩類基本變量，即水平變量和速率變量。水平變量表示在某方面某一特定時刻的狀況，它的大小是系統內各種行動或活動的結果，而速率變量表示某個水平變量變化的快慢。在變量分類的基礎上，采用流圖特有的符號將被研究系統的諸變量連接起來，就得到反映系統結構的流圖。在大型水資源項目中，項目治理社會網絡的結構特征和網絡成員的屬性特征能夠對利益相關方的行為產生顯著影響，正是由于社會網絡內相關方選擇、建立和解除合作關系等一系列行為導致項目治理社會網絡發展變化。而行為主體做出行為決策的出發點就是采取相應治理策略的收益。這一社會網絡的演變過程與項目治理風險密切相關。值得關注的是，小派別現象是網絡結構變化的重要原因。在該項目中，相關方希望通過加盟或者合資的方式形成小派別以獲得更大收益。小派別的存在不僅影響小派別內成員的行為，也關系到整個社會網絡的項目治理風險。這是因為小派別內的成員遵循該小派別在項目范圍內的非正式行為規范，而這些行為規范的制定是基于小派別自身的利益，如果其發展目標不同于項目治理網絡整體，就會使項目治理社會網絡的動態變化偏離預期，進而擴大項目治理風險。

2 系統動力學模型構建與結果分析

2.1 模型構建

模型構建的基本步驟為：根據社會網絡分析和系統流圖構建模型，選擇系統要素和輸入模型的參數，對模型進行測試和模擬之后，分析模擬結果。在上述項目網絡組成動態分析和流圖繪制基礎上，需要構建系統動力學模型，完整反映項目治理系統的整體結構［4-5］。其構建思路為水平變量受到增大和減小兩方面輸入流速和輸出流速的控制，而速率量又受到系統結構的影響，表現形式為它們是系統某些水平變量和若干參數的函數。可用積分方式來描述，即L(t)=L0+∫t0(∑Rin(t)-∑Rout(t))dt，其中，L(t)表示在時刻t狀態變量L的值，L0表示L的初始值，Rin表示狀態變量的輸入流，Rout表示狀態變量的輸出流。DYNAMO語言是面向差分方程描述的仿真語言，用來處理行為隨時間變化的系統問題，可用其構建上述關系的差分方程，表達為：L.K.=L.J+(∑R.JKin-∑R.JKout)×DT，其中，L.K表示狀態變量L在時刻K的取值，L.J表示狀態變量L在時刻J的取值，R.JKin表示流入速率變量Rin在JK區間內的取值，R.JKout表示流出速率變量Rout在JK區間內的取值。

用DYNAMO語言描述的系統模型在計算機上運行，進行模型測試和參數設定，觀察模擬結果可以發現系統中的關鍵控制要素及其相互作用關系。發現關鍵控制要素及控制方法包括三個步驟：首先是確定擬達到的目標，其次求得實際值與目標值的偏差，最后通過分析產生修正這個偏差的行動，即改變操作量使被控制量接近于目標值。

依據圖3描述的流圖，構建系統動力學方程。該系統涉及的要素及相應符號如表1所示。

社會網絡結構指標包括16個指標，反映的是項目治理社會網絡的結構特征，利益相關方行為要素包括網絡約束、行動成本、行動收益、資源互補程度等方面，反映項目利益相關方依據社會網絡結構和自身屬性采取不同的治理行為，社會網絡變動要素包括相關方行動速率、網絡結構發展趨勢等內容，反映項目利益相關方采取不同治理行為后社會網絡的動態變化，項目治理風險因子包括相關方角色風險、風險累積速率、風險消減速率及不確定因素，反映社會網絡中項目治理風險的程度。

在大型水資源項目中，項目利益相關方通過改變行為規則來適應外部環境變化。相關方為了實現總體與自身的項目治理目標，根據環境變化不斷調整自己的行為(單獨治理，建立、維持和刪除連接等)，而合作伙伴的選擇需要考慮網絡平均最短距離、地理距離與相關方之間的資源互補性。基于上述思路，該系統的系統動力學方程如下：

L：RI.K=RI.J+(Rin.JK-Rout.JK)×DT(1)

L：Nfaction.K=Nfaction.J+(Rfaction.JK-R′faction.JK)×DT(2)

R:Rin.KL=Nfaction.K×RANDOM UNIFORM(0,1,0)+f(T.K)(3)

R:Rout.KL=RANDOM UNIFORM(0,0.5,0)×RI.K(4)

R:Rfaction.KL=IF THEN ELSE(Q.K>0,1,0)(5)

R:R′faction.KL=INTEGER(RANDOM UNIFORM(0,Nfaction.K-1,0))(6)

A:′.K=Emax.K-E.KEmax.K(7)

式（7）基于劉學軍提出的一種網絡結構熵的演化表達形式［9］，為更好地研究網絡異質性提供了刻畫度量。

Carayol和Roux等學者的研究表明，主體在地理位置上越接近，他們建立連接的可能性越大。基于圖論理論，網絡平均最短距離會對相關方的合作產生影響［10］。因此本文認為隨著地理位置和網絡平均最短距離的接近，相關方進行合作的概率隨之增大。式中u和v分別表示網絡平均最短距離和地理接近的重要程度。此外，相關方之間資源的互補性也是重要影響因素［11-13］。

A:Q.K=P.K×V-CO(9)

A:N.K=N0-(Nfaction.K-1) (10)

A:T.K=f(′.K)(11)

A:E.K=-∑Ni=1Ii.KlnIi.K=f(e,Nfaction.K,C)(12)

A:.K=Emax.K-E.K(13)

A:Δ.K=L.KN.K(N.K-1)(14)

A:Emax.K=-∑Ni=1lN.KlnlN.K=lnN.K=ln(N0-Nfaction.K+1)(15)

A:RES.K=α.Δ.K α>0(16)

A:L.K=L0-δ•（Nfaction.K-1）(17)

系統動力學方程用積分方式來描述系統變量的動態變化情況及變量之間的相互關系。其中，方程(1)(2)分別表示風險變動情況及小派別內相關方數量的變化情況，方程(3)至(6)表示風險變化速率與相關方行動速率，方程(7)至(17)表示多個系統要素之間的相互作用關系。

2.2 模型仿真分析

按照仿真設計原則［6-8］，本文選擇DYNAMO為編程語言。在該項目中，相關方之間采取特定策略需要投入大量時間與資源，本文設定在每一個社會網絡變化周期內會有至多一個相關方依據其網絡位置和資源條件優勢與已有的小派別取得合作機會。依據實際經驗, 當相關方考慮合作時，與合作伙伴合作創造的價值一般大于所需的成本，因此設相關方加入小派別的成本CO＝3，相關方加入小派別獲得的價值V＝5。由于項目相關方間資源互補的概率相對較大，令W在0.6到0.8之間隨機取值。案例中相關方間地理位置相距較近，相關方之間的網絡平均最短距離相對較小，令u/d+v/ds在0.6到0.8之間隨機取值。考慮到網絡結構熵影響作用的不顯著性和信息收集的復雜性，本文僅在構建動力學模型時考慮其相互作用關系。其他變量依據案例項目的實際情況取值，通過模型測試后，得到的仿真結果如圖4-6所示。

系統的仿真結果圖表明了多個項目階段內不同系統變量的數值。由下圖的“1”字線型可以看出，大型水資源信息系統項目中，相關方加入小派別的收益隨著項目生命周期呈波動狀態（圖4）；小派別內利益相關方數量隨時間發生改變，初始模擬中小派別內利益相關方數量最大達到4個（圖5）；相關方角色風險數值一直處于遞增狀態，在第五個周期內斜率較大, 表明如果不采取相應措施，該項目正朝著高風險的方向發展（圖6）。

為了尋求風險控制的有效途徑，本文利用該模型，通過調整有關敏感性參數，模擬分析幾個周期內不同情況下相關變量對控制項目治理風險的貢獻大小。在初始模擬模型的基礎上，將相關方與合作伙伴合并的成本提高到3.5，得到合并成本增加后的項目治理風險數值，同時也得到合并成本增加后的項目收益和相關方數量的變化情況。從圖4-6的“2”字線型可以看出，增大項目治理社會網絡中相關方與合作伙伴的合并成本后，加入小派別的收益以及小派別內利益相關方的數量有所降低，同時項目治理的風險大大下降。由此可見，相關方加入小派別的收益、小派別內利益相關方的數量多少以及項目治理的風險對利益相關方的合并成本較為敏感，我們可以通過管理相關方的合作來達到控制項目治理風險的目標。

就該大型水資源信息系統項目而言，項目治理的主要風險是防汛抗旱信息資源不足、信息共享困難、應用技術力量薄弱、儀器設備老化以及后期管理問題等。項目治理中，利益相關方為了獲得較大收益，可能會采取有利于特定個體的治理策略，如不注重技術投入、監測儀器設備脆弱、工程施工質量不高、監理不力等，從而獲取小派別利益的最大化，長期來看，影響項目的整體利益，進而使項目整體面臨較高的治理風險。解決此類風險的主要方法是加強相關方的約束，增大相關方違背項目承諾的損失，保證權力與責任的獨立正常履行，具體措施包括簽訂多方合作協議、加強過程控制和后續評估、加大違規處罰力度等。

3 結論與建議

項目治理牽扯到多方利益相關方［14］，形成了較為復雜的社會網絡，該網絡又受到多種不確定性因素的影響，實際上是一個動態變化的網絡。傳統的社會網絡分析方法不能反映這種動態變化和不確定性，因而存在較大的風險。利用系統動力學的方法構建模型，識別影響項目治理動態性的主要因素，模擬分析項目治理社會網絡的動態變化過程，能夠揭示項目治理的過程，進而采取相應措施，降低項目治理的風險，從而達到項目治理的預期目標。

鑒于社會網絡構成的不確定環節，建議今后對項目治理的相關變量進行動態監測，在此基礎上開發有效的信息系統，強化不同項目動態性信息的溝通與整合，以提高社會網絡分析的精度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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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namic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on Water Resources Project Governance

LIU Fang SUN Hua

(School of Management,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100, China)

Abstract

Relationships of stakeholders in water resources project governance compose a social network, which will change over the projects lifecycle. At present, research based on singlestage static network is insufficient for the analysis of the social network in dynamic governance. Scientific and rational analysis of the dynamic social network in project governance and its healthy development are significant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cooperation among stakeholders and to improve the project success rate. With the large information system project on water resources as an example and with overall application of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and system dynamics,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dynamics of the social network in project governance, builds system dynamics model to simulate the system structure and also discusses effective ways to control project governance risk through sensitivity analysis.

Key words Project governance; System dynamics; Social network analys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