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學研究論文匯總十篇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社會學研究論文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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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70年代興起的科學知識社會學代替了默頓的科學社會學，并以其激進的社會建構論知識主張在學術界引起了很大的反響。盡管科學知識社會學的目標是要揭示科學知識是社會地建構起來的，但研究進路卻是多元的，先后出現了以巴恩斯、布魯爾為代表的愛丁堡學派和以科林斯、平奇、特拉維斯為代表的巴斯學派的科學爭論研究；以拉都爾、伍爾加、謝廷娜為代表的實驗室研究；以馬爾凱和他的約克小組為代表的文本與話語分析研究。這些都是科學知識社會學的主要研究場點，但實驗室研究在這些研究場點中是較少受到批判的一種，且它與科學知識社會學社會建構論主張有著密切的聯系，是實現SSK目標的重要途徑。鑒于實驗室研究在科學知識社會學中的重要地位，本文擬就其研究的基本理論策略、研究方法、主要代表人物及研究進路進行敘述并作簡要評價。

一、從傳統知識觀到社會建構論

科學知識社會學把實驗室研究引人其研究范圍并作為重要研究場點是與整個科學知識的認識轉向有關的，它是傳統的知識觀和科學標準受到普遍的懷疑和挑戰的結果。傳統的知識觀認為，知識是對自然界的客觀描述，科學是由自然界決定的，人只是被動地反映自然；科學知識是被證明為真的命題，是客觀的、標準的、具有普遍有效性的，不帶有任何主觀性和直覺的成分，也與社會因素無關。而科學知識社會學則一反傳統的把科學知識看作“自然之鏡”的觀點，認為原先被認為是純粹的、客觀合理的科學知識實際上是社會建構的產物，科學更多的是社會建構性的，而不是描述性的。自然在知識的產生及確定其真理性的問題上是無發言權的，正如科林斯所說的：“在科學知識的建構中，自然世界只起很小的作用或不起作用。

1962年庫恩的《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開拓了對科學的社會學研究的新視野，其知識的社會學轉向的主要含義說明，知識不再是純粹真理的載體，而包含了許多社會的因素，對知識的研究必須置于一個廣闊的社會歷史背景之下。科學知識社會學承襲了庫恩的社會學研究傳統并對其進行激進的解讀，把實驗室研究提高到一個戰略地位，這是與科學知識社會學的目標綱領分不開的。科學知識社會學的全部工作重心是說明科學知識的認識因素與社會因素的結合，說明在科學知識的形成過程中無不包含著社會方面的成分。為了揭示科學知識的社會構成，打開“既成科學”的黑箱，一些人繼承庫恩的相對主義認識論，選擇案例進行爭論研究，認為知識社會學應當公平同等地對待真理與謬誤、理性與非理性、成功與失敗，這些對立的兩方面都應當得到說明，從而認為科學知識是科學共同體談判和妥協的結果；一些人把文本與話語作為分析單元，更多地采用了符號學、修辭學、解釋學和文學批評的理論和方法；一些人則走進實驗室對科學家的日常生活實踐進行人類學方法研究，通過觀察科學家做了些什么、怎么做來揭示知識的制造過程。真正能夠更好地貫徹SSK社會建構論主張的正是后者，因為科學知識社會學“主要研究科學對象如何在實驗室中被生產出來，而不是事實如何被保存于關于自然的科學陳述過程中”。

二、知識的實驗室制造

實驗室研究是人類學方法(民族志方法)在科學社會學研究中的創造性運用。它最早起源于人們對化學、高等物理學、生物學、生物化學、神經心理學和野生生態學的觀察報告，與科學知識社會學的社會建構論有著密切的聯系。20世紀80年代初，一度成為科學知識社會學社會建構論的主要研究進路并成為科學知識社會學的著名亞綱領。

20世紀60年代，美國社會學家斯華茨在加州大學實驗室、加拿大人類學家安德森在費米實驗室，最早將人類學的田野調查方法運用于“實驗室研究”，但他們的工作沒有重視實驗室的常規實踐，沒有對科學家的日常生活及交談進行分析。80年代實驗室研究迅猛增長，形成了一個強大的人類學領域。其中，拉都爾和伍爾加、謝廷娜的研究成果最為顯著。他們用人類學的民族志方法研究知識哲學和知識社會學的問題，把實驗室看作原始部落，對之直接觀察和描述，獲得豐富的資料，包括筆錄、實室論文分析、實驗室成員的手稿、通信、談話、備忘錄和其它由實驗室科學家們提供的資料。

從1975年10月到1977年8月，拉都爾以陌生人的身份去薩爾克研究所參與觀察，并根據調查的資料寫成著名的《實驗室生活》。在此書中，他描述了實驗室內部的分工及操作的流程，描述了科學知識是怎樣在實驗室內被建構出來的，科學家應該怎樣說明這些建構。他把個制造現代文明的新“部落”看成是“文學銘”系統。認為“人類活動是一種銘文的活動，

類歷史應當看作是一套碑銘整體”。文學銘寫暗示了科學實踐主要是一種文學的和解釋的勸服活動，科學事實是以書面陳述的形式被建構、傳播和評價的。拉都爾和伍爾加認為科學家所研究的不是事實本身，而是由技術人員在實驗中得出的經驗陳述。科學家就是要勸說論文的讀者相信，他的陳述應當被接受為事實。

如何才能使陳述被接受為事實，這就需要進行爭論，其“成功與否要取決于該爭論場中的人數、觀點和立場、作者的個性和他所屬的機構，以及論文本身的風格等”。這就是說，自然事實是科學家根據實驗制造出來的數據進行爭論的結果，實在是爭論解決的結果而不是其原因，即事實是科學家進行實驗和磋商的結果。

拉都爾和伍爾加非常重視環境在科學實踐中的重要作用。他們認為，環境不是像過去被認為的那樣與科學實踐是不相干的，環境不但影響對科學事實的建構，而且整個科學就是由環境制作而成的。環境與科學實踐是不可分的、一體的。環境決定著科學家的地位、生活、工作、行為及實驗室的儀器、設備、實驗對象、材料來源，從而決定著所生產出的產品，并且環境是不確定的，可變的，有很大的權宜性。

對實驗室場點進行研究的另一位著名代表人物是謝廷娜。她于1976年10月至1977年10月對伯克利加利福尼亞大學研究中心進行了為期一年的田野調查。她通過日常觀察、訪談、收集實驗室備忘錄、論文手稿和相關出版物，積累了豐富的材料。謝廷娜與拉都爾和伍爾加一樣，主張對實驗室知識生產實踐進行研究。在建構主義論題上，她認為，“它把現實的總體看成是裝配而成的，現實的齊一性是異質的，現實的光滑外表包裹著一種內在結構。對建構主義者來說，不存在最初的、未加掩飾的事實”。但她更強調科學的復雜性，認為科學是一個復雜的系統，科學家也處于不同的環境之中，因而實驗室知識的生產也具有不確定性。在《知識的制造》這本書中，謝廷娜表述了她的經驗的建構主義認識論思想。她把實驗室比作是生產知識的工廠，認為知識是在實驗室中人為地生產出來的。實驗室里的一切都人工化了。實驗儀器、工具是早已制造好的，實驗對象也是經過精心挑選或人工培育出來的，因而產品(知識)也就無涉于自然，完全是人工制造出來的。她還認為知識的生產過程是決策負荷的，科學實踐中包含著選擇機制。它貫穿于整個知識生產過程和結果之中。

實驗室研究從發生學視角對科學知識的生產進行分析，著重從內部探討了科學知識形成的實踐過程，實現了科學知識社會學從宏觀到微觀的視角轉換。在這種轉換中，科學家的主體主動性得以突顯，而不是被動地受環境的約束，直觀地描述客觀外在世界。他們認為實驗室研究場點的開辟為打開科學“黑箱”找到了一把新的鑰匙。實驗室研究的最顯著的特點是研究者能直接觀察到科學家日常實踐的微觀互動過程，探究科學知識是如何在特定的時間、空間內被具體地生產出來的。從而揭示了科學家的研究活動不僅“介入”了自然界，而且也深深地“介入”了社會世界，科學知識本身是一種文化存在而不是被“發現”的自然給定。

三、評價

科學知識社會學實驗室研究是社會建構論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其進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一方面，在批判傳統的科學觀方面具有重要的意義；另一方面，盡管它在所有的研究場點中是較少受到批判的，但它與其它研究場點一樣，面臨著自身無法克服的問題和困難。

通過研究，可以發現其優點和不足，以便為我們找到科學的方法論提供新的思維視角。社會學家通過對實驗室的研究發現科學知識的生產是受到社會各利益團體制約的，如政府、工商界、出版界、科學基金組織、慈善機構等。這一點，對批判傳統的、與社會因素無關、價值無涉、情感中立的科學觀，打破對科學的盲目崇拜和科學霸權，有著積極的意義并取得了顯著的成果。知識的形成是一個歷史過程，其中必定包含著社會、政治、經濟、文化、思想等各種因素。如果知識的研究忽視了這些社會的組成部分，就會導致對虛妄的研究。傳統的知識觀把知識看作是自然的給定，這是一種祛魅的世界觀。它排斥了自由、價值，崇尚物質主義、決定論、還原論及虛無主義。這種知識理性的無限擴張及對科學方法的無限信仰，導致了主體對自身歷史存在的“自我遺忘”。也就是說，它失去了主體的性質。實際上，知識本身就是社會的一個性質。這就是建構論者所主張的，也是其得以迅速發展的原因。

社會學家通過對實驗室的考查發現，實驗室“實在”是社會建構的，即實驗所需要的一切都是社會建構的。這一視角的切人非常新穎，但問題是這種建構的成分有多大，實驗者可以根據需要挑選儀器、對象、原料，這是一個建構過程，但被挑選出來的一切又是否是被建構的呢?即使所有的“實在”的建構性都比較強，那么，必定無疑，實驗產品——知識，也是建構的，這樣知識的確證無誤的程度就要大打折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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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創新教學方法優化教學組合

教無定法，用先進的教學方法能夠很好地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能夠真正地突出學生的主體地位，讓學生的創造力得到很好地培養。尤其是在新課改的理念下，更加注重教學方法的創新，選擇靈活多樣的教學方式，能夠更好的調動他們學習的積極性和主動性。重視多種教學方法的穿插運用，防止學生產生審美疲勞。同時，學無定法，引導學生結合自己的基礎，相互借鑒，相互交流，取長補短。比如在通過主持人法、放風箏法、捉迷藏法、參賽法等具體學習方法，不斷增強學生的感受能力，增強學生探究合作能力，促進學生的個性化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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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選取《社會學研究》和《中國人口科學》2003～2014年間每年第1期刊載的論文為樣本，對其數據引用行為進行

>> 19877―20166年我國檔案法規研究期刊論文統計分析 期刊論文評價研究 體育期刊論文參考文獻中網絡文獻引用情況研究 從高被引期刊論文看我國圖書館讀者工作研究 從代表性期刊論文看我國教育博客研究 西安工程大學期刊論文計量分析 國內物理學期刊arXiv自存檔論文的引用優勢研究 我國學習型城市研究期刊論文的文獻計量和內容分析 基于灰色關聯度分析法的期刊論文被引用率分析 陜西理工大學期刊論文計量分析 西北農林科技大學期刊論文統計分析 我國新聞傳播學期刊集群分布及其親疏關系研究 我國臺灣地區圖書資訊學期刊評價歷程研究 單篇期刊論文h指數的實證研究 期刊論文與專利文獻的整合框架研究 教育游戲期刊論文內容的分析研究 英語學術期刊論文轉述動詞研究 國內實證類英語碩博論文與國外期刊論文結果與分析討論部分的引用對比 我國體育人文社會學學科引用網絡的構建與分析 能力坡道模型視角下期刊論文數據生命周期管護分析 常見問題解答 當前所在位置：

[8]《中國人口科學》編輯部.投稿要求[EB/OL].[2014-08-15]. http：///channel/tgyq.

作者簡介：丁楠，女，浙江大學圖書館館員;楊柳，女，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信息資源管理系本科生;丁瑩，女，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信息資源管理系本科生;凌晨，男，本科生;潘有能，男，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信息資源管理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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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資本這一概念最早由奧地利學者龐巴維克于十九世紀末提出。20世紀70年代后期社會學家開始廣泛關注這一概念，并逐漸發展成為與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相并列的理論概念。自20世紀90年以來，社會資本理論成為學術界關注的焦點和前沿問題。我國關于社會資本的研究起步較晚，但該理論迅速成為專家學者研究的焦點，運用該理論來研究中國當前社會的一些現實問題成為新的認識視角。本論文運用社會資本的理論來分析大學生就業問題，并通過在對J大學畢業生實地調查的基礎上，分析研究社會資本對大學生就業所發揮的作用，并提出一些大學生就業的建議。

二、社會資本理論

關于社會資本這一概念，學者們尚未形成統一認識，不同學者根據研究對象和研究領域對其有不同的界定。最早將“社會資本”概念引入到社會學的是法國著名社會學家皮埃爾?布迪厄。他認為：“社會資本是一種通過對‘體制化關系網絡’的占有而獲取的實際或潛在資源的集合體”。科爾曼認為社會資本，就是個人所擁有的，表現在社會結構資源的資本財產，它們由構成社會結構的許多要素組成，主要存在于人際關系和各種結構之中，并且為結構內部的個人行動提供便利。當前國內學者對社會資本主要有三種界定：一是認為社會關系網就是社會資本，將二者完全等同起來；二是認為社會資本就是社會行動主體與社會的聯系以及通過這種聯系獲取稀缺資源的能力；三是認為社會資本就是存在于每個人周圍的社會、社區和家庭等環境因素。

本文中“社會資本”是指在日常生活中，“由于某些行動者的利益部分或全部處于其他行動者的控制之下，行動者為了實現各自的利益，相互進行各種交換，甚至單方轉讓對資源的控制，結果就形成了持續的社會關系，這種持續存在的社會關系，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社會資本。

三、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運用文獻研究和實地調查兩種研究方法。

（一）文獻研究

筆者運用文獻研究的方法，通過對相關文獻的查閱，了解當前學術界所運用社會資本理論研究大學生就業問題的現狀。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提取有用信息，結合實地調查得，這即為本文的出發點。

（二）實地調查

筆者在實地調查中，主要采用了半結構式訪談和問卷調查相結合的方法進行，按照簡單隨機抽樣的原則，抽取100位即將畢業和已經畢業近一年的大學本科學生，進行問卷調查，并對其中10個典型個案進行深度訪談。

表一 樣本構成表

人數

（人） 所占比例（百分比）

即將畢業的大四本科生 10 10%

已畢業近一年的本科生 90 10%

已找到工作 87 87%

未找到工作 13 13%

家庭因素（父母、親戚、父輩關系等） 37 37%

社會因素（家教、兼職等所積累的社會關系） 16 16%

學校因素（老師、同學、社團組織等） 11 11%

專業因素 14 14%

其它原因 9 9%

筆者在調查中將家庭因素、社會因素、學校因素三大因素作為大學生在求職就業中自身所擁有的社會資本。通過調查發現這100位受訪者已經找到工作的87位同學中有64位是通過這三大社會資本因素來獲得工作的，約占工作人數的74%，可見社會資本對大學生就業具有重要作用。

四、社會資本在大學生就業中的作用

（一）有助于獲取就業信息

在大學生求職過程最重要的就是就業信息的獲得，但如今在用人單位與大學生就業之間的信息交流不暢，加上出于節約人力、物力的考慮，其招聘信息往往在小范圍流通，從而使只能有一部分人獲知招聘信息，這時社會資本就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據調查，10%的被調查中因為其兼職過程中所建立的關系網絡獲知招聘信息后，轉告他們并直接幫助其獲得就業崗位。因此，大學生的社會資本會減弱他們在求職過程中的信息不對稱現象。就用人單位來說，他們往往對求職者的素質、能力等個人信息以及真實求職期望等方面并不了解；而對求職者來說，他們又對用人單位的真實情況、可信程度等方面并不熟悉，而這時，介于二者之間的第三方便起到了橋梁的作用，幫助其獲取就業信息，而這個信息對于求職者和用人單位兩方面來說都是有用信息。

（二）有助于降低就業成本

在大學生求職過程中，需花費大量求職成本，包括在就業信息的獲取和求職中花費的時間、金錢和精力等。而擁有社會資本的大學生就可以直接獲取用人單位的就業信息，減少了信息傳播的環節，降低了求職成本的投入。此外，由于大學生擁有一定的社會資本，他在就業中的精神壓力就會減小，獲得求職信息會較早，有充足的時間去準備，且對工作獲取的自信心也會堅定，避免了許多不必要的意外事情的發生。可見社會資本在降低大學生就業成本方面也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三）有助于大學生自主創業的資金供給及其他創業支持

在當前我國就業的大學生存在一個特殊的就業群體――自主創業者。這在已就業的大學生中占比例很小，本此調查100位受訪者中只有2位是自主創業者，依靠親戚朋友為他們的自主創業提供啟動資金和其他必要的社會支持，就是憑著豐富的社會資本來支撐他們創業。可見正是擁有了豐富的社會資本才使得他們的自主創業成為了可能。

五、對大學生通過社會資本促進就業的幾點建議

（一）積極利用家庭因素

調查中發現，在就業的87位大學生中有37人是通過家庭因素來幫助就業的，占到就業者比例的43%，是大學生就業的最重要的因素。大學生成長環境單純，自己建立起來的社會關系數量少，交往范圍小，因此，充分利用家庭因素來幫助就業是大學生就業的一個主要方面。在利用家庭因素促進就業的方面，不能只注重與父母關系密切的強關系，還要注重聯系不太密切的弱關系，正如美國社會心理學家格拉諾維特《弱關系的力量》中講到，“弱關系是傳播信息的有效橋梁”、“在個人尋找工作時，對他找到新工作的真正有價值的信息，往往不是通過他的關系密切的親戚朋友（強關系）而獲得，而是通過他的一般親戚朋友（弱關系）而獲得的。由于家庭因素建立起的社會關系穩定性比較高，容易交流，且有比較強的意愿性，它是大學生各種社會關系中比較容易開發的部分。

（二）廣泛參與學校的各種團體、組織

筆者在調查中所列的社會資本的第三大要素是學校因素，學校里各種團體、組織包括各級學生會、學術團體、社團等，還有很多非正式組織，如俱樂部、同鄉會等在大學生就業中都起著重要作用。大學生多參加這些學校里的團體活動，不僅可以積累大量的人力資本，還可以在參加這些團體組織的過程中建立起他們的關系網絡，它可以突破班級、宿舍甚至學院的空間限制，這些團體和組織為大學生提供一個良好的互動平臺。因此，大學生應該在學校期間多參加各種團體和組織，建立廣闊的朋友交際圈，積累大學生的社會資本。

（三）積極開發利用校友資源

篇（5）

當前，獨立學院的學生會建設在獨立學院的學生發展基礎工作中擁有重要地位，針對獨立學院學生思想活躍的特點，學生會組織文化建設已經成為學生群體能力、思想、認識等基礎方面建設的核心。

一、獨立學院學生會組織文化建設的現狀分析——以云師大商學院為例

組織文化是指組織在其內外環境中長期形成的以價值觀為核心的行為規范、制度規范和外部形象的總和。組織文化的核心是組織價值觀、中心是以人為主體的人本文化、管理方式是以柔性管理為主、主要任務是增強群體凝聚力、組織文化具有穩定性和傳承性。隨著獨立學院學生會組織結構的日益完善，組織文化建設受到了更多關注。

云南師范大學商學院學生會成立于2001年10月，是在學院黨委領導、院團委指導下逐步形成的“自我培養，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務”的學生群眾組織。每學期開始，學生會都會召集新老委員針對上一年工作、學習和思想動態中出現的相關問題，確定目標和主題，以討論會的形式商討組織先進性的發展方向制定學期發展目標；以豐富多樣的活動，及時了解新老委員在思想、學習、生活上存在的問題，加強部門間的團結協作、委員間的溝通交流，促使學生會委員形成集體意識，創建商學院學生委員會團隊精神；每年第一學期在院內舉辦“青春飛揚”系列迎新活動，豐富了學生的第二課堂。“走出去，請進來”，主動加強與兄弟院校學生會的學習交流是云南師范大學商學院學生會在文化建設上的主要內容，他們立足商學院特色積極開展到兄弟院校的聯誼活動，在形式上不拘一格。

二、獨立學院學生會存在問題及其原因

目前，獨立學院學生會的組織結構基本成熟，但大部分并重視組織文化建設。對這種組織的“軟控制”不重視，只關心活動的開展，導致了委員被動局面的出現。

（一）委員積極性不高，凝聚力低

隨著學院規模的擴大，學生會的人數也相應增多，委員中出現了一種你推我靠的現象，甚至出現人手的不足，這與學生會擁有眾多委員是不相稱的。許多委員都以“有課”、“英語學習”等借口來推脫任務，致使部長的工作難于開展。

（二）委員思想動蕩頻繁，易受指導老師更替的影響

獨立學院的管理體制比較靈活，教師的更替也比較頻繁，每當指導老師更替之時，學生會內部思想動蕩嚴重，委員們產生一種不安全的感覺。部長們為自己的處境而擔憂，委員為自己是否可以適應新指導老師的工作而煩惱，這樣必然會造成工作效率的低下。

（三）學生會委員的自身建設欠佳

獨立學院學生會委員在一定程度上顯示出了自身的適應能力差和素質的參差不齊。學生會的形象也因此受到了很大程度的損壞，從而形成了學生會在學生中的口碑不一。（四）獨立學院學生會存在問題的本質

組織制度的執行受到了外界不穩定因素的影響，代表組織文化的一些價值觀沒有得到充分重視，部分制度沒有針對組織和委員的特點來制定是獨立學院學生會存在的共性問題，要重視組織文化建設，進行管理的制度化是解決當前獨立學院學生會出現問題的有效途徑之一。

三、建設獨立學院學生會組織文化的對策思考

（一）充分體現制度化功能

制度化的功能體現在以下方面：有助于組織成員的自我教育和管理；有助于管理者規范自己的工作；有助于對組織成員工作的考核與評估；有助于各級部門和個人對自己工作開展情況進行自查和自評等。

（二）加強學生會組織文化的制度化建設

1、制定學生會制度的前期準備。學生會制度的制定要體現組織價值觀，能夠充分調動委員的積極性。要從系統上把握學生會文化的制度化。制度化是學生會文化形成的一個環節，科學地確立學生會委員及管理者的制度意識。

2、科學地制定制度。制定制度首先要從全面修訂現有管理制度入手，要以民主程序來制定制度，要循序漸進，要將學生會的長遠和短期目標結合起來，必須體現義務、職責、與權利相統一的原則。

3、制度制定后的保證實施。除了制度要制定的科學、公正、嚴謹外，還要重視學生會的“執行文化”。決策層要大力支持、模范執行，中間層要正確引導、大力推進，才能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三）制度化對獨立學院學生會的針對性

制度的科學制定有助于塑造獨立學院學生會委員的文化素質，引起各個方面力量的關注、支持。合理的制度化可以加速獨立學院學生會文化的形成進程。制度化有利于獨立學院學生會內部的日常管理和共同信念的形成。

四、結束語

獨立學院學生會的組織文化建設及制度化管理，能夠在充分保障日常工作圓滿完成的基礎上，結合學生會的自身情況，實現委員的共同價值觀。同時在對外形象塑造和自身素質提高方面，都會取得較好的成效，進而使獨立學院學生會的管理水平和文化水平得到提高，自身實力得到加強，以至在競爭激烈的時代中永遠健康的前進、發展。

篇（6）

關鍵詞：社會科學 學位論文 評審制度

Key words: social science dissertation review system

作者簡介：成龍（1987―），男，江蘇泰興人，蘇州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碩士研究生，從事高等教育、創業理論研究。

研究生學位論文是衡量研究生教育質量的重要指標之一，它綜合體現了研究生的科研能力、創新能力、掌握和運用知識能力及書面表達能力，是研究生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和總結性成果。有專家倡議，為提高研究生學位論文質量，應“從學位論文的設計、研究與寫作到評審、答辯，實行全面質量管理”[1]。近年來，研究者不約而同地聚焦于研究生學位論文的評審制度研究，并發表了大量的學術文章。作者對這些文獻資料進行了梳理，歸納總結社會科學類研究生學位論文評審制度方面的研究成果，以期為下一步深入研究提供參考與借鑒。

一、 社科類研究生學位論文評審的方法與程序

學位論文評審是由學位管理部門組織的，受聘專家以通訊、書面或其它形式，對學位申請者所提交的學位論文進行科學評價的具體活動。通過評審，學位申請者本人及其導師可以得到來自不同角度的意見和建議，豐富和完整文章內容；另一方面，作為學位管理部門，通過反饋回來的評審意見，可以了解學位論文的實際水平，并對其質量進行監督，同時作為審批答辯的依據；此外，通過對不同學科的評審意見進行收集、分析、整合，可以找到影響學位論文質量的主要因素，從而為提高學位論文水平提供決策支持[2]。

學位論文評審通常采用“專家評審”的方法，即國際上所說的“同行評議”。 同行評議是指由該領域或鄰近領域的專家以通訊或現場接觸的方式，來評價研究工作科學價值的一種評估方式，是國際科技界公認的科學評價的最重要的方法。根據馬莉萍（2005）的觀點，論文評審方法根據不同的劃分標準可以分為：（1）校內評審和校外評審；（2）定性評審和定量評審；（3）公開評審和匿名評審；（4）書面評審、網上評審與口頭評審[2]。最常見的分類方法是第三種，即根據評審的方式分為公開評審和匿名評審，國際評審是匿名評審的一種衍生評審方式。

學位論文的評審程序一般按照以下五個步驟進行：（1）建立評審標準；（2）提交論文；（3）確定評審方式；（4）選聘評審專家；（5）意見反饋與處理[3]。

二、 社科類研究生學位論文評審制度的現狀

公開評審與匿名評審是國際上并存的兩種常見學位論文評審方式。美英等國的大學一般采用公開評審的方式，這是一種直接由導師提出擬參評專家名單，經主管部門審核批準后，送這些專家評閱的方式。但也有一些國家采用匿名評審方式，如澳大利亞很多大學，要求博士生在預計答辯前2個月將申請博士學位的論文提交研究生院，由研究生院選定國內外3為專家對其進行評審。我國香港地區的大學，對博士論文也采取類似的匿名評審方式。在我國，自建立學位制度至90年代中期以來，各培養單位一直采取公開評審方式對博士學位論文進行評閱[3]。

在中國，傳統意義上的公開評審方法實際操作中，評審專家名單通常由導師來確定。這種做法的優越性在于：操作性強、易于聘請合適的專家。然而，這種評審方法經過多年的實踐檢驗和論證，暴露出了一些必須引起重視的弊端：一是導師一般聘請熟識或有學術往來的專家，因此評審專家通常會做出高于學位論文實際水平的評價，不利于對學位論文的監督，淘汰制也就更無法實現；二是導師所認識的專家有限，由導師來確定評審專家名單有一定的局限性和重復性，片面的評審意見既不能反映學位論文的水平，也不能反映指導教師的指導能力[2]。

為了解決傳統評審辦法帶來的弊端，90年代中期始，清華大學、浙江大學、復旦大學等陸續改革公開評審制度，試行匿名評審并逐步擴大匿名評審比例，甚至出現了國際評審的方法。

三、 匿名評審制度的實踐與改進

(一) 匿名評審的實踐與作用

學位論文匿名評審，分為單匿名評審（又稱“單盲審”）和雙匿名評審（又稱“雙盲審”）。單匿名評審是只隱去評審專家的信息，研究生和導師的信息是公開的；雙匿名評審是同時隱去評審專家的信息、研究生的信息和導師的信息。具體操作分為兩種情況：（1）各高校研究生院管理部門將學位論文寄給其它高校研究生院，再由對方研究生院管理部門將論文派發給本校相關專業的專家；（2）各高校研究生院管理部門自行建立專家庫，根據專家庫將學位論文寄給相關研究方向的專家[2]。

王則溫、趙張耀（2009）通過相同的博士學位論文在兩種不同的評審方式中的評價差異探討不同評審方式對學位論文評價的影響[4]。結果表明：（1）雙向匿名復審大幅度降低了各項評價指標的優秀比例；（2）雙向匿名復審使中等及以下的評價比例有較大的提高；（3）評價為較差等級的比例在雙向匿名復審和原始評閱中都是極低的。王珞晶、張春元等（2005）對參加普通評閱的博士論文和匿名評審的博士論文評閱意見做了統計分析，結果如下：（1）匿名評審使論文評閱更加客觀、公正、規范；（2）學位論文的整體質量得到顯著提高[5]。

可見匿名評審制度可以有以下作用：（1）避免了論文評審過程中的人為影響，提高評閱結果的客觀性、公正性；（2）對提高學位論文水平具有督促作用；（3）有利于管理部門及時了解研究生培養過程中的問題 [2][6]。

(二) 匿名評審的問題與改進措施

盡管匿名評審制度對解決傳統評審制度的問題起到比較大的作用，不得不注意的是在實行匿名評審的實踐中，出現了一系列問題，概括起來可以分為以下幾個方面：（1）立足點不正確，建立在對學位申請者、導師及評審人不信任的基礎上；（2）增加了評審的中間環節，評審的科學性、權威性打了折扣；（3）成本較高；（4）學校對外校專家缺乏聯系性和約束性，專家積極性不高 [7]。

針對上述問題，學者們提出了很多解決措施，概括起來包括：（1）科學建立高質量的匿名評審專家庫；（2）制定較為詳盡的評價指標體系；（3）健全對評審專家的選聘和監督機制；（4）建立配套的保障措施等。李秀兵（2007）結合西安交通大學“雙盲”評審的情況，從學位論文應包含的信息問題、評閱人的確定問題、評閱意見的表達問題和評閱意見的后處理問題等角度出發，分析了問題的表現形式、原因，并提出了解決的措施[8]。

（三）國際評審制度的出現

在學位論文評審制度改革的浪潮中，國際化評審也在少數高校中推行開來。論文的國際評審，就是通過一定的方法，選取用外文撰寫的學位論文，將其送至外國同行專家進行評審。這種評審主要是充分發揮國外同行專家作用，評審往往更嚴格、更具體、要求更高，對促進研究生用外文撰寫論文、擴大國內研究生在國外的知名度、增進國際交流與合作具有積極作用；但是國際化評審受到很多條件的制約，如時間長、費用高、選聘合適的外國專家比較困難以及學位論文必須用外文撰寫等，因此，要想使國際化評審達到預期效果，并能大面積推廣，尚需建立一系列配套保障體制和措施。目前，中國地質大學在組織學位論文評審工作中，大膽地嘗試了這種評審方式，其他大學也有涉及[9]。

參考文獻：

[1] 吳宏翔,顧云深.研究生學位論文質量保障體系建設的實踐與思考[J].學位與研究生教育,2007(12):23

[2] 馬莉萍.淺析研究生學位論文評審及主要辦法[J].科技管理研究,2005(10):131

[3] 孫,高虹等.談博士學位論文評審方式改革[J].學位與研究生教育,2003(7):23

[4] 王則溫,趙張耀.關于博士學位論文評審有關問題的探討[J].研究生培養,2009,3:39-40

[5] 王珞晶,張春元.博士學位論文評閱改革成效分析[J].高等教育研究學報,2005(1):48-49

[6] 蔣紅燕.碩士學位論文盲審制度效果探討[J].牡丹江教育學院學報,2006(1):39

篇（7）

馬克斯•韋伯是德國著名的社會學家、政治經濟學家，是西方宗教社會學的創始人之一。20世紀80年代其思想傳入中國。韋伯的思想主要包括社會學理論、政治經濟學理論以及宗教社會學理論。受到所處時代的制約，他的社會學思想帶有明顯的“西方優勢論”特征。但他在討論資本主義的本質時，并沒有單一地從某一個層面來分析，而是通過考察文化與經濟、社會和宗教的關系來進行綜合分析。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他探討了資本主義發展的動力問題。

一、韋伯對資本主義經濟倫理的分析

韋伯是一位富有民族自豪感的社會學家，他指出，資本主義在東西方很多地方都曾經出現過，但是唯獨在西方能夠得以保留和發展，原因就在于西方有著自己“獨特的精神氣質”。而這種獨特的精神氣質來自西方國家特有的“合理化”的社會運行規則。這里的“合理化”可以被理解為合乎理性的進程。無論是從經濟、政治，還是從科技的層面來看，這種合乎理性的行為方式對推動社會發展都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這正是韋伯思想的核心。文化的“合理化”是實現社會“合理化”的原動力，只有從經濟和宗教問題入手，探尋它們與文化之間的深層聯系，才能更清楚地了解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原因和歷程。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提到了富蘭克林的一段演講，演講的核心思想是告誡青年人做生意時要誠信經營、生活上要量入為出、做人要謹慎誠實。韋伯認為，這段演講所闡述的正是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中必不可缺的“至善”美德，市場的交易應當建立在這些美德之上。在韋伯看來，不能為了獲取最大利潤而不擇手段。他認為追逐利益本身與資本主義并無關系。韋伯指出，不管在什么樣的國家，利益都是人類無法抗拒的誘惑。理想的資本主義社會應當具備的要素有：合理的自由的勞動組織、以消費為指向的理易形式、家計與家庭的分離、理性的賬簿記賬形式。而在這些要素之上，必須有一個確定的經濟倫理，這個確定的經濟倫理實際上也就是在歷史和社會的影響下所產生的文化理論，它是資本主義的“合理性”得以實現的基礎。富蘭克林給商業設置了一個倫理規范，實際上這種規范就是建立在宗教倫理基礎上的經濟倫理。當資本主義經濟開始形成的時候，人們必須面對這樣的變化：安逸的生活被破壞、田園牧歌式的生產遭到瓦解、農民開始進城務工。在新的經濟環境下，人們無法再過悠然自得的生活，維持生計的本能讓他們走進了工廠。韋伯在調查之后指出，在工業化生產中，天主教徒往往工作態度單純并且創新不足。他們用消極的眼光看待商家和實業家，對商業回報缺乏信心。他們的文化背景使得他們無法在工廠中獲得技術職位，如此，他們在現代化的商業競爭中便明顯乏力。而通過從路德宗提出“天職觀”到加爾文宗提出“入世的禁欲主義”的一系列改革，上帝在人們心中逐漸成為一個全知全能的神。人們認為，所有的一切都是上帝安排好的，包括誰會成為上帝的寵兒。將“預定論”轉化成充滿入世精神的“天職觀”，有助于人們專注于世俗活動。人們努力增強自身的能力，以消除“我不是上帝的寵兒”的焦慮。人們相信，越是過富足的生活，就越容易得到上帝的賞識。因此，人們熱心于鉆研，并且富有創造力。人們不僅創造了經濟效益，而且還展現了一種新的精神。人們不再認為“錢是罪惡的根源”，他們相信可以通過賺錢來體現自己的價值。新經濟時代的到來使韋伯看到了新的精神、新的倫理。

二、韋伯“合理化”宗教社會學思想的建構

（一）宗教的“祛魅”過程

宗教改革終結了教會的黑暗統治，改變了宗教神秘化、儀式化的運行機制。“因信稱義”的教義讓宗教變得不再神秘莫測，人人都可以得救的信念逐漸深入人心。人們認為，除了可以在教堂和儀式中感受上帝之外，還可以在生活的各個層面感受上帝的榮耀。“真正的清教徒甚至會拒絕在墳墓前出現宗教儀式的任何跡象，在埋葬至親至愛的人時他們不需要挽歌或者其他形式，為的是杜絕迷信，消除那些通過巫魅和圣禮的力量獲得救贖的觀念”［1］103。韋伯將這一改革稱為“祛魅”。路德的宗教改革和后來加爾文對宗教教義的顛覆性修改，使得清教徒能夠在宗教思想的指引下找到自己的人生出路，并且在工作中看到自己的價值，從而實現其得到上帝恩賜的愿望。由于和宗教實踐實現了個人化，宗教思想對人們日常行為的影響就化作了人們共同的文化修養，清教徒誠信、道德并且能夠恪守己任。宗教的“祛魅”在西方社會發展進程中作用舉足輕重，宗教的力量完全被世俗化了，在此基礎上形成的文化世界觀將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進程推進到一個“合理”的階段，同時，宗教的“祛魅”也深刻影響著社會各個領域的理性化進程。“祛魅”的偉大之處在于其指引人們將信仰和理想最終都落實到了“勞動”上。對于新教徒而言，勞動不是服役，不是沉重的負擔，而是他們樂于從事的一項活動，勞動讓他們變得光榮。人們不再從復雜的宗教儀式中得到慰藉，而是在日常勞動中與上帝進行交流。人們在勞動中找到樂趣，勞動使他們的心靈得到慰藉。勞動是人類進步和社會發展的動力。這種來自宗教的約束力使得人們忙而不累，這種“特殊的精神”推動資本主義實現了快速發展。

（二）入世的禁欲主義

雖然路德等人并不將喚起“資本主義精神”作為其奮斗的目標，但是，在宗教改革的過程中，由于他們強調“因信得救”，并且將響應神的號召與從事世俗的職業在語言表達上進行統一，職業便具有了“由神所交付的使命”這一意義［2］。“天職觀”旨在使教徒相信，只要完成了在世俗生活中所從事的使命，專心于自己的工作，恪盡職守，便有機會得到上帝的恩賜。但是路德并沒有將這一教義（即“天職觀”）引向“資本主義精神”，而僅僅是在“祛魅”后對人們的宗教生活進行指導。加爾文將與宗教事務相關的責任和儀式都與日常行為方式聯系起來，這就使新教徒具有了入世的精神。對于新教徒而言，金錢不再是中世紀宗教強調的“罪惡的根源”，而是證明自身價值的證據，經濟上的成功能夠幫助他們確立“上帝的選民”這一身份。在社會生活中，這種宗教精神就是經濟發展的推動力。人們可以竭盡全力為自己爭取財富，但這并不意味著可以為了獲取金錢而不擇手段。上帝的命令是：你必須為上帝而辛勞致富，但不可為肉體和罪孽如此［1］164。財富可以讓上帝更加榮耀，但人們并不能因為擁有財富而過驕奢逸的生活，積累財富只是人們證明自己有資格做“上帝的選民”的途徑。在韋伯看來，這種理性的世俗化的宗教倫理是合理的，新教徒通過嚴格要求自己和艱苦奮斗，是能夠積累財富的。倡導入世精神讓人們找到了消除自己不是“上帝的選民”這種焦慮感的途徑，人們在工作中看到了自己的價值，從而將更多的精力投入理性工作。宗教改革使大多數人成為自由勞動力，他們不為教會所控制，“天職觀”激勵著他們去追求財富。這種情況又為科技的發展提供了可能性。韋伯實際上并不把科學和宗教視為兩種完全不同的事物，韋伯認為它們是分別在理智和情感這兩個領域起作用的事物［3］。情感在某種程度上能夠決定理智，這種有的“律己”情感，使新教徒形成了特有的文化觀，他們嚴格遵守誠信和勤勞的原則，在“理智”的運用中立于不敗之地。

三、對于韋伯文化觀的評價

從前文的分析可知，韋伯從經濟和宗教問題入手所闡述的，實際上是一種文化倫理。由于受到所處時代的限制，韋伯的思想不可避免地帶有一定的局限性。學術界對于韋伯的思想向來褒貶不一。對于韋伯的思想，中外研究者都給予了高度重視，他們常說的一句話就是：你可以有你的看法，你也可以反對他，但是，你絕對不可以繞過他，包括他的思想和方法論。韋伯在對“祛魅”的闡釋中，不但指出了它對于社會發展的積極影響，而且也指出了文化理性化之后呈現的價值沖突。“祛魅”本身就是“理性化”的過程。“祛魅”使宗教的價值開始瓦解，自此，宗教的神秘感不復存在。在《經濟與社會》一書中，韋伯根據“目標”和“手段”的關系將人類有意義的行動劃分為四類：第一類是工具理性的，決定于對客體在環境中的表現和他人表現的預期，行動者會把這些預期作為“條件”或者“手段”，來實現自身的理性追求；第二類是價值理性的，它決定于對某種包含在特定行為方式中的無條件的內在價值的自覺信仰，行動者只追求這種行為本身，而不去管具體的結果；第三類是情緒的，它決定于行動者具體的情感和情緒狀態；第四類是傳統的，它決定于行動者根深蒂固的習慣［4］。上述是韋伯基于自己“理想型”的研究方法對人類有意義的行動所作的區分。前兩類主要涉及對社會的分析，后兩類主要涉及對個人行為的分析。“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本身就存在著矛盾，而當理性的社會制度凌駕于“價值理性”之上的時候，就會導致自由和意義的喪失。文化的“合理化”會讓原本統一的宗教世界觀變得雜亂，人們將自己的價值判斷作為行為準則。人們因為文化觀不同而相互爭辯，人們對各種行為的理解發生沖突，這最終導致了文化的分裂。“工具的理性”使人們陷入一種官僚的、以目的為導向的行為方式，人們進入了一個新的社會“鐵籠”。因此，韋伯在《新教倫理》一書的結尾對西方文明作了悲觀的預測：“專家們失卻了靈魂，縱情聲色者丟掉了心肝；而這種空殼人還浮想著自己已達到了一種史無前例的文明程度。”［1］184韋伯在探尋資本主義發展的推動力時，并沒有從經濟理論出發，而是從文化和歷史因素入手，最終在器物和制度層面展開討論。在韋伯看來，資本主義能夠在西方實現發展是因為西方有“特殊的氣質”，西方人的自律藝術是推動社會發展的軟實力。那么，為什么在亞洲國家，比如中國和印度這樣的文明古國，資本主義沒有發展起來呢？韋伯指出，在中國，幾千年來儒學在規范人們的行為和思想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它的倫理價值不遜色于任何宗教教義。我們暫且不討論韋伯將儒學與宗教相提并論是否恰當，單就儒學的社會功用來看，它的主張的確被中國的一些知識分子作為行為準則。儒學所提出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人生規劃完全可以將社會推向“理性化”。但是，中國人不關心形而上學，因而也就無法擺脫傳統的束縛［3］163，“價值理性”也就無法轉化為“工具理性”，由此導致了思維和現實之間的差距。例如，中國的數學研究雖然很早就已經涉及三角學領域，但后來卻因為相關知識沒有得到廣泛運用而出現衰退。中國的宗教不重視理論思辨，也缺乏對形而上學的關心，道教的“無為”和佛教的“輪回”把人們帶入了一個虛無的世界，“出世”精神導致中國的宗教對于資本主義發展的推動作用并不顯著。

參考文獻：

［1］馬克斯•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

［2］孫碩，劉晗．從韋伯的宗教社會學思想看資本主義發軔于西方的精神動力［J］．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13（2）：39－41．

篇（8）

從社會心理學誕生之日起，以羅斯為代表的社會學的社會心理學和以麥獨孤為代表的心理學的社會心理學分別代表了兩種不同的研究取向，后來又出現了文化人類學取向的社會心理學等。社會心理學不同研究取向有各自不同的基本特點。心理學取向的社會心理學試圖從個人的人格結構中求得對人類社會行為的解釋，強調個體變量的重要性；社會學取向的社會心理學通過社會地位、社會角色、社會化等“塑造嬉體”的因素來研究人們的社會互動，并進而達到對人類行為本質的解釋，強調社會呀群體變量的重要性；文化人類學取向的社會心理學是從因素入手探索有關人類行為的解釋，強調文化變量的重要性。但是，俱、社會、文化是緊密聯系而不可分割的，彼此之間的互動是持續不斷的。要充分準確地描繪人的社會行為，單一的研究取向是難以實現的，必須建立一種綜合的研究取向才有可能。從本世紀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開始，欲圖將社會心理學的不同研究取向加以整合的努力得以具體實施，盡管許多人做了大量工作，但學科間的聯姻卻未能獲得預想的成功。最近20多年，不同研究取向的論爭再度興起，當理智戰勝了感情之后，開始邁上了整合之路。更為重要的是，近幾年學科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為實現不同研究取向的整合奠定了現實的基礎。

從國內外社會心理學多種研究取向的整合發展和現狀啟示中，我們認為，社會行為心理學是關于社會、文化和人格及派生物地位、角色和自我之間的相互影響和相互塑的造的綜合應用社會科學，是從心理層面上對于人類社會行為的流行性反應的總體把握。從學科性質上講，它既不是心理學的分支，也不是社會學的分支，而是在社會學、心理學、文化學、文化人類學、行為科學、政治學、經濟學、管理學等相互作用相互滲透基礎上形成的一門獨立的事合社會心理學。它是在社會學、心理學和文化人類學等母體學科的基礎上形成的一門具有邊緣性質的獨立學科。正如南京大學周曉虹博士所言：“我們只有從社會學、心理學、文化人類學以至生物學的多維視野出發，才能獲得對人類社會行煌完整解釋”。從社會心理學的起源上看，它是在母體學科的基礎上形成的邊緣學科，是母體學科在解釋人類行為及春與社會、文化、人格的關系時彼此接近、相互滲透的結果。從社會心理學的研究對象、方法和理論體系來看，它雖然是在母體學科的基礎上形成的，但它既不是某一學科的附屬物，又不是多種學科的簡單的拼湊和混合，而是多種學科的整合，具有其他學科所不具備的全新的性質和特點。因此，社會心理學應獨立地著力于社會行為心理的整合研究。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夏學鑾教授第一次提出了整合社會心理學，其研究對象分為三層次或三個單元：第一層次為宏觀層次，又叫社會主體單元，其基本概念是社會、文化和人格，認為社會行為是這三個因素的函數，其公式為B（S）＝f（S.C.P）；第二層次為中觀層閃，又叫個人主體單元，其核心概念是地位、角色、自我，認為個人行為是這三個因素的函數，其公式為B(I)＝f(S.R.S)；第三個層次為微觀層次，其操作概念是目的、工具和態度，又叫行為主體單元，認為任何作為社會行動的行為都是這三因素的函數，其公式為B(A)＝f(O.M.A)。夏學鑾教授“三層次九因素”存在著一種相互影響、相互塑造的關系，在水平層次上的任何一個主體單元的行為都必須考慮行動的三個參照系數的綜合作用。總之，它們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整合在一起的。

從“三層次九因素整合說”中可以盾出，社會心理的外在行為律與社會行為的內在心理律的整合及個體作用、群體互動、社會影響的整合是社會行為心理整合的關節點。社會心理與社會行為是人類社會性質不可分割的兩個方面。社會心理是社會行為的內在過程，而社會行為則是社會心理的外在表現。社會心理整合研究是指社會行為流行性反應的內在心理一般本性和一般規律的研究；社會行為整合研究是指現實生活中人們直接關注的流行性心理反應的外在行為特征研究。社會心理的維度是我們所熟知的，而社會行為的維度則往往有所忽視。目前，社會心理研究所有社會學化和社會行為研究有心理學化的整合趨勢。社會行為心理學既要探計內在的社會心理學過程，又要研究外在的社會行為規律，以避免行為主義忽視行為內在心理過程，而認知論學派忽視心理過程外顯行為的偏向。

二、社會行為心理不足合的切入點

中國社會近10年來，社會心理學進入重建與復興階段，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社會各界對社會心理學知識的迫切需要，另一方面又不知傣何下手方能切合實際研究中國社會的具體問題，從某種程度上可以說這是“一個相當混亂的時期”因為社會生活是豐富多彩的，社會行為也是千姿百態的，對社會行的總體把握不僅涉及到對鞭一般存在的把握，而且必然要涉及到對其各種存在樣態及方式的把握，面對五光十色的多種多樣的社會行為，應該從哪里入手呢？最適宜的入手處或生長點哪里?

一些社會科學工作者發現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發展，社會生活中存在大量社會流行的社會行為心理問題，并認為社會學、心理學、文化人類學、行為科學的研究能夠為這些總是提供依據和答案，因而開始了社會行為心理與現實社會問題結合上的研究。一般來說，具體的社會生活實踐和現實生活的信息資源，限定了研究的切入點或理論的生長點。就此而言，當代中國的社會行為心理研究的最適宜的切入點只能是社會心理與社會行為的熱點問題。社會行為心理熱點問題是一種客觀的社會反映，是一種復雜的社會現象。社會行為心理熱點問題也是社會行為的心理的重點問題，這些行為關系到社會主義改革的進程和前途。社會行為心理熱點同時也是社會行為心理的難點和焦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某些尖銳的社會矛盾，是很敏感、很尖銳的社會焦點問題，解決起來也往往難度不小。社會聚群行為是種種社會行為心理的起始點和矛焦點，也是社會心理與社會行為整合研究的著力點。

社會心理學是對社會生活和處于熱烈社會生活聚焦點上的人們所思所慮、所作所為的本質的思考，社會心理學一開始就是為解決與現實生活有關的社會心理問題的迫切需要而產生的，以后的每一步發展都直接從社會生活的急需中獲得了無限的動力。顯然，這門學科具有很強的應用性。例如，20年代“霍桑試驗”中士氣與生產效率的提出，是為了解決當時工業生產之急需；30年代輿論、流言、種族和價值沖突等主題，是為適應世界經濟的蕭條和社會的動蕩不安之需要；40年代信仰、態度、民族性格等主題，是應第二次世界大戰這需要；而五六十年代以后社會相對穩定和平發展，許多具有明顯應用性的分支學科相繼出現，既繁榮了社會心理學本身，又使它在社會生活需要中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今天，不僅在歐美國家，而且在日本、俄羅斯的廣大第三世界國家，社會心理學這門應用科學的社會職能在現代社會生活中的作用都越來越大。有人統計，這10多年中《全國新書目》上刊有社會心理學方面的書有數百種，其中90％以上都與應用于社會生活有關。并且社會心理學應用成果相當大的一部分已經或正在轉化為直接的社會生產力。

三、社會行為心理整合的著力點

大量的有關研究表明，社會互動是人的社會行為的主要表現形式。人們在對稱性和非對稱性的社會互動中，形成種種群眾行為、大眾行為、集群行為。也就是不受通常行為規范所指導的、自發的、無組織的、無結構的群體行為方式。也就是我們這里所說的聚群行為。聚群心理的外在行為律與聚群行為的內在心理律對社會發展和人們社會行為的健康具有重要的影響作用。積極的社會聚群與人們積極的社會觀念和社會行為之間正相關，而消極的社會聚群（矛偏行為）與人們社會觀念的偏頗和社會行為的偏離也有正相關。特別是當代中國青年有一種比西方更重視同輩凝聚的矛群意識，在這種社會心理環境下，社會變革過程中的社會熱點問題，往往在聚群面對面的互動中會越聚越熱，熱到一定程度就會將問題自然聚焦，聚焦到一定程度必然會施放出來。由此看來，聚群和赤心理的發展存在著兩種可能性，既可能成為社會變革的推動力，也可能成為社會變昔的掏力。所以，假公濟私在生生的聚群行為心理入手，探尋研究社會行為心理現象和規律，是整合社會心理學具有生命力的著力點。

布魯姆（H. G. Blumer）1946年曾把集合體分為四種：集群、大眾、公眾和社會運動團體。后來，布羅溫（R. W. Rrumer0又把集群分為兩種：暴眾和聽眾。這種分類依照無組織群體的有機程度和無組織群體在社會結構中的地全劃分的，有利于人們對無序群體的理解和把握，對聚群行為的研究有一定參考價值。

大眾與聚群有聯系也有區別。這兩類群體都是一種無組織群體的集合現象。在大眾傳媒日益發達的現代社會生活中，以大眾面貌出現的無組織群體將越來越多，越來越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越來越影響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是值得引起重視的群體現象。它們的區別主要表現在人數和接觸方式上。大眾是散布在廣大社會范圍內、接觸大眾傳播媒體為數眾多的一群人，大眾對社會生活的了解接觸是間接的，是通過大眾媒體發生作用的。聚群是以視野所及、耳聞所達的一群人，相互之間的接觸是直接的，通過感官和軀體感知群體中的人與事。大眾和聚群都是無組織群體，具有自發性、散漫性、情緒性、無責任性等。

國外將聚群行為稱為collective benhavior，也就是無組織無紀律的大眾集合現象。原蘇聯社會心理學家安德列耶娃把它稱為“非集體行為”（或譯為“集體外行為”），而我國社會心理學和社會學文獻上，一般譯為“集體行為”。中國人民大學沙蓮香教授稱為在公共場合或社會活動中出現的集群現象。蘭州大學曹孟勤教授等認為，譯為集體行為不妥，稱為“群體行為”失之過寬，沒有限制，稱為“非集體行為”也不妥，因“集體外行為”并非個體行為。因此，人道我這種偶然聚在一起無組織的一群人的行為為集群行為。我們認為“聚群行為”這個概念更能全面地動態地表達無組織的、自發偶然聚集在一起的一群人的激烈行為特征。

社會心理學認為，趨群性是人類的本性之一，人類行為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趨向于合群。社會生產方式越發達，生活方式越先進，各類人員的趨群意識和結群傾向就越強烈。面對社會的巨大變革和發展，社會聚群現象 普遍存在的、經常發生的，發生的原因、情況和結果也是多種多樣的。這種隨意性、自發的、無拘無束的聚群現象無所不在。它的啟動原因之一是出于人們最基本的交換信息需要。這一需要最原始的生物學價值是減少對周圍環境的不確定性，從而及時調整自身的行為以適應變化了的環境。聚群者希冀在集合中尋找到共鳴點，并力圖補充缺陷，達到志趣相投、知能互補。不僅如此，而且聚群行為心理帶有鮮明的時代烙印。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深入發展，聚群已由過去的單一性發展到多學科廣泛交叉，層次日益增多，品位日益提高，形式日趨復雜。因此，從社會心理學角度優化整合聚群心理與聚群行為發生、發展的過程特征和規律，即聚群心理的外在行為律與聚群行為的內在心理律，探求對積極聚群行為的鼓勵、強化，以及尋求對偏離聚群行為的預測、預防和調控的有效途徑和方法，對于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課題。正如著名科學家錢學森1986年10月3日給沙蓮香教授的信中所強調的：“在現代科學技術九大部門之一的行為科學部門中，社會心理是一門重要學科。而行為乘害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中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聚群心理是聚群行為的內在條件和依據，聚群行為是聚群心理的外在表現。一般情況下，聚群需要形成聚群動機，聚群動機驅使聚群行為。“因為一切行為的基礎和根據都是心理現象的規律，同樣一切心理的外在表現都構成某種行為”。人的行為無一不是由動機所引導、維持和導向，而動機又是以人的需要為基礎的。一個人的行為是這樣發生的，一個聚群集合行為也是在相互一系列心理活動的支配下發生的。聚群心理是聚群行為的內中動力，聚群行為是聚群心理的外在表現。可見，個人行為與聚群行為都是一種動機性的心理行為。所不同的就是聚群行為中有大部分人只能模糊地意識到這種需要和動機，而簡單的幼稚認同就應聲而起，被動地或奇特地介入進去了。

四、社會行為心理整合的交互點

社會行為心理學主要研究個人心理與社會心理、社會心理與社會行為、社會行為與社會聚群行為活動等三大領域。當代社會行為心理學是研究社會行為的內在體驗和外在表現發展變化過程及其規律的整合科學。整合社會心理學主要研究三大層面的內容，即社會環境、文化心理、人格信仰、角色地位之間相互作用的宏觀社會文化行為心理整翕支；社會認知、社會情感、社會意志、社會態度之間相互作用的中觀社會行為心理整合層；親和行為、互動行為、聚群行為、規范行為之間相互作用的微觀社會聚群行為心理整合層；這三大層面內容相互影響、相互滲透的整合構成了當代社會行為心理研究的有機整體，力圖發揮心理學取向的社會心理學、社會學取向的社會心理學、文化人類學取向的社會心理學三者的“雜交”優勢，克服不足，建立共性與個性、世界化與本土化相統一的社會心理學。

在個人與社會的交互作用點上，社會行為心理整合所關注的社會文化與亞文化因素的影響，文化心理的積淀，對社會成員人格信仰、角色地位等社會行為產生的影響，以及人格與角色待社會和赤又在何種程度上影響社會環境與文化心理的建構。

在個人與個人的交互作用點上，社會行為心理整合所關心的個人之間的相互認知、情感、意志、態度等怎樣在社會認同層面，人際關系層面，人際溝通層面相互作用產生的角色地位與社會行為，以及后者在何種程度上影響前者。

在群體與個人的交互作用點上，社會行為心理整合關注從群體到個體又從個體到群體的影響過程，在群體合作、競爭、沖突、調適等對稱性社會互動和模仿、暗示、感染等非對稱性社會互動中，如何影響人們的親和行為和規范行為，以及人個行為又如何作用于群體行為。

篇（9）

二、社會文化理論框架下的大學英語3T教學模式

基于社會文化理論及語言教學之間的關系，本文以大學英語創新教學模式為研究切入點，以二語習得為視角，探究了社會文化理論指導下的大學英語3T教學模式的構建及實踐。“3T”是“Task－based”、“Teamwork”以及“Text－reconstruction”三個單詞的縮寫及統稱;“3T教學模式”指的是在大學英語教學過程中所進行的基于任務的學習活動、小組分工合作活動及第二語言語篇重建活動，三種活動方式通過有機結合而形成一種全新的教學模式。其主要目標是:在學習者學習第二語言的過程中，構建宏觀及微觀的社會化語言學習環境，并建構學生與學習任務之間、學生與社會文化環境之間、不同學習任務之間、課堂內外之間、教師與學生之間、學生與學生之間的生態化系統，從而提高學習者第二語言的實際應用能力。

三、社會文化理論框架下大學英語3T教學模式的構建

下面，筆者將以《新視野大學英語(第三冊)》第七單元課文《比爾蓋茨》為例，全面細致分析社會文化理論指導下的大學英語3T教學模式。首先，在學習本單元之前，教師要結合學習主題及教學目標為學生布置各項學習任務，并根據任務難度及時間跨度為全班學生合理分組。此過程需要注意的是，各項學習任務之間在宏觀層面上要保持其關聯性和系統性。并且，分組學習任務的完成既要注重學生在課堂上與教師的互動，又要促進學生在課外的自主學習和合作學習。舉例來說，本單元的學習主題及教學目標包括啟發學生對成功必備的性格因素進行深入思考及探討、培養學生對文章整體內容把握及掌握陌生詞匯的能力。教師可以此為目標，布置如下學習任務:1．搜集整理關于比爾蓋茨的成功事跡;2．各組搜集3至5名成功人士示例并分析成功者必備的性格要素;3．分組學習課文各個部分，并掌握其大意及詞匯。其次，通過課前的小組分工合作，各組完成各項學習任務并與教師交流問題及心得，課上各組對各項任務成果進行展示并相互評價。通過這樣的流程，為學生構建了語言學習的社會化環境，建立了課堂內外、師生之間、學生之間的互動體系;另外，在學習過程中，教師作為課堂各項任務的組織者，應融入到學生的互動合作學習活動中，從而促進學生語言知識及技能的獲得;此外，學生還可以借助所在的社會文化環境中的網絡通訊工具，在小組成員之間對學習任務進行探討，從而形成微觀層面的學習體系。此外，通過在課堂上對小組分工完成的相關學習任務進行展示，并對課文各部分的語篇進行重建，能夠促進學生探索其所需要掌握的知識和技能，包括語法知識、語音語調、語篇組織、口語表達等，這樣就可以促進小組成員之間持續地交流與合作，包括思考問題、搜集歸納資料、分類整合信息、并且通過第二語言來輸出所學到的知識技能來完成各項學習任務。而整個學習過程中，不同環節之間也是相互融合、相互促進的。綜上所述，在大學英語教學中，二語習得社會文化理論與3T教學模式的有機結合，無論是從宏觀上還是從微觀上都能夠促進學生從多模態立體互動的角度進行第二語言的學習，同時，也為學生提供了更多更真實的互動交流的情景。因此，筆者認為，該模式能夠幫助學習者提高第二語言輸出的質量，提高學習者語言運用的技能，同時，能夠促進學習者學習自主性和能動性的提高。

四、社會文化理論框架下大學英語3T教學模式的優勢

從上文教學案例來看，二語習得社會文化理論指導下的大學英語3T教學模式的整個流程以特定任務的完成為導線，通過對主題的探究及課文理解的各種活動，引導學生發現、探究、歸納并運用所學知識，思路清晰，環環相扣，一氣呵成，充分調動了學生的學習興趣，提高語言實際應用能力，完成既定的教學目標并達到預期效果。首先，二語習得社會文化理論指導下的大學英語3T教學模式最突出的特點在于實現了教師角色的轉變。從最初教學過程的設定、課前預習任務的布置，到課堂各個教學環節的實施、以及知識的鞏固和課后學習任務的完成，教師在整個教學過程中所起的是引導者、組織者及幫助者的作用。課前，教師可以通過各種交流平臺對學生進行適當分組及預習任務的布置;課堂上，教師通過對各個環節指導學生參與并完成知識的輸入與產出;課后，在完成作業任務的環節，師生可以通過交流平臺及時反饋教學效果，形成及時高效的師生互動。由此可見，教師的引導角色由單一的傳授者轉化為積極的引導者，整個流程均充分體現了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的主體地位。其次，二語習得社會文化理論指導下的大學英語3T教學模式有利于教學資源及教學方法的豐富。在實際教學過程中，教師可根據教學目標及教學任務選擇適當的資源及方法。并且教師可通過明確指導、情景轉換、實境實踐、互動評價、實用輸出等步驟，加強對學生的閱讀能力、讀寫能力、聽說能力、語言實際運用能力、合作溝通能力等各項技能的訓練及提升，從而有利于學生英語語言知識的輸入，并能有效提高其語言實際運用能力。再次，二語習得社會文化理論指導下的大學英語3T教學模式有利于學生多元技能的提升。在完成教師所布置的課前預習任務時，學生需要通過搜集網絡及圖書資源等途徑，向教師提供各種形式的作業，包括文本、圖片、視頻、配音、歌曲、表演、模仿等;在課堂教學環節，學生需要在教師的引導下，完成包括圖片欣賞、聽力練習、語音模仿、視頻賞析、圖表分析等各種形式的教學流程;課后，教師會指導學生通過準備口語展示、角色扮演、影片賞析等符號形式對所學知識進行鞏固深化理解及運用。學生一方面需要從聽覺、視覺、語言、動作等角度對多種模態符號進行識讀及分析，另一方面還需要自主地、創造性地運用各種現代信息技術對符號進行建構，由此提升了學生的多元識讀能力及技能。

篇（10）

1.關于民族學與人類學理論與對話。武漢大學朱炳祥教授提出并闡述了“主體民族志”的新概念。“主體民族志”以對人類前途的終極關懷為目的，是目的論意義上的民族志范式。云南大學瞿明安教授從其主持編寫的《中國西部民族文化通志》的角度，討論了中國民族學西部學派的問題。重慶大學彭文斌教授以九寨溝旅游業為例，反思了旅游人類學的發展。大連民族學院李鴻教授研究了少數民族文化傳承與科技創新的關系，探討了推進民族地區文化科技創新的基本路徑。貴州大學納日碧力戈教授從西江苗族喪葬儀式的元話語的角度，揭示了核心符號與社會變遷的關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羅紅光研究員以大瑤山瑤族的親屬制度與“族內婚”為案例，討論了人類學與民族學的關系問題。《民族研究》編輯部劉海濤博士對二戰后ethnohistory（歷史人類學）在美國學界的表現作了翔實的歷史考察，為研究西方歷史人類學的興起提供了新的視角。

2.關于“藏彝走廊”與西南民族研究。西南民族大學趙心愚教授探討了《南詔德化碑》的立碑目的，認為南詔立此碑是在為閣羅鳳歌功頌德，同時向吐蕃示好，表明其繼續維持與吐蕃結盟而與唐保持對立的政治態度。四川大學石碩教授論述了新時期藏彝走廊研究對認識西南民族格局的啟示與意義。四川省民族研究所袁曉文研究員以藏彝走廊一個人口較少的族群“多續人”為研究對象，指出“多續人”的藏族身份認同是具有歷史淵源的。云南財經大學陳剛教授以瀘沽湖地區落水村為例，討論了藏彝走廊民族文化旅游與民族飲食文化的變遷。西南民族大學郎維偉教授通過對那曲村落社會的調查，分析了藏北牧民傳統畜牧生計方式的轉變。云南農業大學秦瑩教授就云南藏區維穩建設中比較突出的一些問題提出了相應的解決建議。大學平措教授以《格薩爾》為例，從語言學角度研究了藏語中的模擬詞。

3.關于民族認同與宗教。四川大學張澤洪教授介紹了其對西南少數民族《指路經》研究的部分成果，認為《指路經》反映出西南各族群沿藏彝走廊、南嶺走廊遷徙的真實歷史。中央民族大學邢莉教授討論了民族民間節日的價值體系與保護問題。云南省社會科學院楊福泉教授以東巴教“還樹債”儀式和同名口誦經為對象，研究少數民族文字經書與口誦經之間的關系。云南大學高志英教授通過對傈僳族以王驥崇拜為核心的下火海上刀山儀式的考查，探討其多重認同在不同歷史時期的演變及其動因。廈門大學王平副教授以甘肅臨夏八坊回族聚居區為個案，分析了城鎮回族聚居區傳統與現代社區的互動與整合。西南民族大學李玉琴教授對安多藏區山神信仰進行了考察，探討了山神崇拜所呈現的人與自然、社會、神靈、宗教之間的關系。

4.關于民族地區的流動人口與中國的民族識別。中央民族大學潘蛟教授討論的是少數民族人口流動問題，分析了少數民族人口流動“多態性”的成因；樸光星副教授基于對朝鮮族城市化進程的考察，探討了“壓縮型城市化”下的民族共同體的“離散危機”與“重構運動”；張曦副教授研究了了汶川地震后重建的四川邛崍市油榨鄉直臺村移民問題；關凱副教授作了題為《制度與理性的選擇：不流動的草原牧民》的發言，關注的是草原牧民的流動問題。云南民族研究所沈海梅教授從社會性別視角研究了民族識別問題，認為民族國家的民族識別工程實質上是歸屬政治的建構，歸屬的性別政治重新確定了少數民族女性與民族國家的關系。西南民族大學秦和平教授通過對云南“民族識別”工作的再認識，指出56個民族的來歷并非源于民族識別。海南師范大學王獻軍教授將貴州黎族與海南黎族進行了對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