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社區服務報告匯總十篇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個人社區服務報告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能】一個人綜合素質的高低，工作能力的強弱，決定著他能否履行好崗位賦予的職責和完成好領導交給的各項任務。我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提高自己的能力。1、堅持不懈加強理論學習、提高理論素質；2、我堅持經常下社區，了解實際情況，扎實有效地開展工作；3、堅持每年走訪服務商，共同探討社區工作的新思路，新途徑。4、和同事們搞好團結、維護和諧；在工作中做到了相互支持、相互幫助、相互配合。

【勤】反映一個人的工作態度和事業心。自從擔任社區服務中心副主任以來，我始終保持良好的精神狀態，滿腔熱情地投入到繁忙的工作之中。在工作中勤奮認真，勤勞奮進，以身作則。

【績】一、求助中心自從04年成立以來，我們開展了單位、家庭保潔，水電暖安裝、維修，職介、婚介、房介，管道疏通，搬家服務，屋頂防水、防滲，家電維修，上門開鎖等60項便民利民服務。為了這些項目很好的開展，我們聯系了120多家掛靠入網服務商。

二，為了更好的服務居民，我們開通了便民服務熱線7908890，平均每天受理群眾來訪來電10多次我每次都是耐心細致地做好解釋和服務工作，做到件件有落實，事事有交代，達到群眾的滿意。

三為了讓廣大社區居民及時了解黨和政府對下崗職工的優惠政策以及了解職介，婚介，房介信息，我們在本轄區大的生活區抹了30多塊黑板，由社區居委會專人負責信息。

四、為了更大范圍的服務群眾，使求助中心家喻戶曉，我們在市區大的生活區訂了200塊公益廣告牌，群眾有難撥打7908890熱線服務電話。

五、關心弱勢群體，把黨的溫暖送到千家萬戶。

1，求助中心剛成立時我和小高在平房那負責職介婚介房介，共幫助50多個下崗失業人員就業。例如塑料廠下崗工人張某，他下崗后，老婆和他離了婚，房子和孩子判給了老婆，他沒了住處，只靠100多元的低保金生活，實在租不起房子，到我們求助中心求助，希望我們幫他找個照顧老人，或者看大門的工作。我不辭辛苦多方聯系，給他在衡水六中伙房找到一個工作，不但解決了他的吃住問題，還使他有了一份穩定的收入。

2，3年多來幫助37戶中低收入家庭租到了住房。由于拆遷，很多居民需要租房子住，例如家住棉機廠的邢老先生，他的房子拆了，在市區租一套房子租金要500多元，他每月退休費800多元，他還有糖尿病，高血壓，每月吃藥100多元，老伴沒工作，退休費扣除房租和藥費所剩無幾，他希望我們求助中心能在附近農村幫他租一套便宜的住房，我通過在麻森鄉政府工作的朋友在農村幫他租了一套住房，每月租金100元，老兩口非常滿意。

六、關心老年人的感情生活，使他們老有所樂。為6位老人找到了人生旅途上的伴侶。例如家住棉機廠的王老太太，她老伴去世了，孩子們又不在身邊，倍感孤獨寂寞，想找個老伴，又不好意思找親朋好友幫忙，打電話請求我們求助中心幫忙。我廣泛的發動我的同學們，朋友們幫忙，得知財政局一位老干部的老伴三年前去世了，也很想找個知冷知熱的老伴，在我的努力下，兩位老人結成百年之好，現在過著幸福的生活。

篇（2）

第二條社區建設專項資金使用范圍

（一）用于各地社區基礎設施、公共設施建設進行資金配套、項目以獎代補。

（二）用于在社區建設工作中做出突出成績的先進集體（區、縣、林業局，社區居委會，社區志愿者組織）和先進個人實施獎勵。

（三）用于社區信息化服務管理平臺建設及相關開支。

（四）用于社區居委會干部和社區工作者進行培訓。

第三條社區建設專項資金采取財政分級管理方法

各縣（含加格達奇區）社區建設專項資金用于當地農村社區服務中心（站）用房建設及配套服務設施。城鎮新建社區（居民區）、棚戶區、改造居民區配套社區服務用房由開發單位興建。

各區政府和林業局做好相關社區服務設施投入。

各地要按照有關政策對開發單位予以稅費補貼，協調改造社區內公共、公益、福利設施建設（文化、體育、醫療衛生、社區服務項目、老年日間照料室）。做好當地社區干部和社工人員日常培訓、信息化社區服務網建設。

地區社區建設專項資金用于地本級社區項目立項建設和以獎代補、地區社區信息服務中心建設和社區服務網提檔升級、全區社區居委會骨干及社工職業化培訓、社區建設先進集體和個人獎勵。同時，結合地本級資金使用情況對縣級財政承擔的社區建設示范項目予以適度獎勵。

第四條在2012年—2014年新建城鄉社區服務中心（站）建設的補助標準為：示范社區（轄區人口達到10000人以上，社區服務中心用房1000平方米以上）地區財政補貼80萬元；精品社區（轄區人口達到5000人以上，社區服務中心用房500平方米以上）每個補助40萬元。達標社區（轄區人口達到500戶以上，社區服務中心用房300平方米以上）每個補貼25萬元。地區社區建設專項資金補貼范圍不含縣級財政渠道建設投入的社區項目及商品房開發配套社區設施項目。

在2012年改擴建城鎮社區地區財政對日間照料室予以補貼，達到全省日間照料室建設標準的，每個床位一次性補貼2000元。

地區社區服務網升級改造2012年預計投入60萬元。

地區社區建設領導小組每年底召開一次辦公會議，考核研究社區建設項目情況和工作情況。對于工作成績優異的先進單位（集體）和先進個人按照《關于進一步規范表彰獎勵活動相關事業的通知》（人社聯??53號）等相關文件執行。

第五條社區服務中心（站）建設，原則上選擇居民群眾較為集中，方便群眾辦事、活動的地方，并配套室外活動場地。由于條件限制室內外設施不能同一地建設的，可在同一社區內分開建設。

第六條各縣、區、林業局投資建成社區服務中心（站）及其他社區服務設施竣工驗收后，產權歸項目所在地縣、區、林業局所有，社區擁有永久使用權，未經社區群眾組成的居民會議（業主會議）通過，不可改變公益設施用途。

第七條當年3月10日以前，各縣、區、林業局向行署發改委、民政局報送當年度擬建社區服務中心（站）的申請報告（一式三份）。申請報告應附有該地當年度擬建設社區服務中心（站）的數量、名稱、地址、占地面積、建設面積、投資額、功能、完成時間等內容。地區社區建設領導小組將組織有關部門單位對申報項目進行立項審核，并對確定的項目進行督導，對沒有按時完成的建設項目進行問責。已經列入督導社區建設項目在每月底要向地區社區建設領導小組辦公室報送項目建設進度，在每年年底前地區社區建設領導小組將對社區設施項目和社區建設工作情況進行驗收和考核，兌現項目補貼和獎勵。

第八條地區社區建設補助資金實行專款專用、專帳核算。各地獲取地區以上政府計劃投入和補貼的社區建設資金的使用必須公開、透明和高效，接受行署發改委、財政局、民政局、住建局，集團公司財務部等各級相關部門的指導，各級紀委、監察局監督，各級審計局檢查、審計。

第九條各有關部門要大力支持城鄉社區服務中心（站）建設。住建局、房產局、環保局、國土局等部門對城市社區服務中心（站）建設按照有關法律、法規、政策減免相關規費。

篇（3）

一、我區殘疾人社會保障和援助現狀

我區總人口40.5萬人，殘疾人總人口 2.4萬人，占總人口的5.9％（其中城鎮人口 1.3萬人，農村人口1.1 萬人）。不同類型殘疾人占殘疾人總人口數比例，肢體殘疾人數量7563人，比例為31 ％，聽力殘疾人數量4531 人，比例為18.7％，言語殘疾人數量580人，比例為2 ％，視力殘疾人數量4840 人，比例為19.9％，智力殘疾人數量1977 人，比例8％，精神殘疾人數量2420 人，比例為9.9％，綜合殘疾人數量：2284 人，比例為10.5％

近年來，區委區政府高度重視殘疾人的社會保障和援助工作，采取多種舉措，有效地改善和提高了我區殘疾人的生活水平。

在生活就業方面，政府及有關部門開展“幫、包、帶、扶”等多種形式，共幫助563名殘疾人脫貧。通過低保、五保和救濟保障，城鎮特困殘疾人全部享受了低保，部分農村殘疾人的基本生活得到了改善。為保障和提高殘疾人的生活水平，在全區城鄉各類經濟組織中全面推行按比例安排殘疾人就業的政策，對福利企業安置殘疾人就業、殘疾人自謀職業和自主創業實行更加優惠的政策。

在醫療方面，實施以免費為特困殘疾人助視、助行、助聽和對特困精神病患者免費給藥的“三助一給”康復扶貧工程，不定期組織專家醫療隊分赴農村，開展義診和會診。

在權益保障方面，開展殘疾人群眾性文化體育活動，對殘疾人經營性收入實行稅收優惠，推行公共場所無障礙設施建設，支持和鼓勵法律服務機構為貧困殘疾人提供減免費的法律援助和法律服務等。

二、我區殘疾人社會保障存在的主要問題

目前我區殘疾人的社會保障主要存在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1、殘疾人的生活保障仍以家庭撫養及臨時性的救助和救濟活動為主，缺乏制度性保障。盡管有關方面大力推行低保制度，使得相當多殘疾人被納入低保體系中，但總體而言，直接依靠制度性保障的殘疾人還很有限，特別是處于低保標準外邊緣狀態的大量城鎮低收入殘疾人家庭，以及農村貧困殘疾人家庭，他們的基本保障主要依靠家屬、鄰里幫助以及干部節日走訪、黨團幫扶和一些親友臨時性救濟。以戶均收入確定低保標準的差額補助低保，解決不了殘疾人的基本生活、教育、醫療等必需支出。

2、殘疾人社會保障水平較低。一是上級補助經費有限，使殘疾人低保工作不能做到普惠加特惠，加上一些地方自身財力不足。二是社會保障的籌資渠道單一，大部分靠財政支出，處于政府包攬的局面，阻礙了殘疾人保障水平的提高。三是殘疾人社會保障納入社會低保之中，未作為獨立保障項目。四是各類康復器材嚴重匱乏，缺乏場所，缺少訓練有素的康復指導員，康復工作在城市沒有正常開展，農村更是空白。五是殘疾人的維權工作有待進一步發展與完善。

3、社會主動助殘未成風尚。中國人組織觀念強，家庭觀念重，受傳統觀念“家國結構”的影響較深。當他們遇到殘疾傷害時，只能上靠政府，下靠自己，別無他途。社會上許多人漠視這一社會群體的困難性，對他們關愛不夠，甚至是歧視。企業主動捐助殘疾人情況較少，個人捐助現象更是少見。

4、農村殘疾人的生活與社會保障出現了新困難和新問題。按人口比例計算，我區農村殘疾人約有1.1萬人。農村殘疾人社會保障更是存在諸多困難。一是農業稅取消，基層鄉鎮組織實施社會救濟殘疾人的唯一資金來源消失。二是殘疾人往往是因病致殘，因殘致窮，又因窮致病。我市有四分之一的殘疾人屬于農村特困戶，近四成農村殘疾人在高額醫療和社會各項開支的擠壓下，過著十分貧困的生活。三是農村殘疾孩子失學狀況嚴重。四是農村重殘和一家多殘家庭進一步邊緣化。五是外出務工的農民受傷致殘增加，加大農村助殘工作的壓力。

三、幾點建議

（一）樹立新殘疾人觀念

把殘疾人作為能夠參與社會物質與精神財富創造的勞動者來對待，不斷改善他們的生活，包括整個社會生活，使他們能夠在那里持久地而不是一陣子、平等地而不是作為“三等公民”、充分地而不是一星半點地參與社會生活，達到共同參與、共同分享、共同和諧，最終與健康人相融合。加強宣傳，倡導愛殘助殘的社會風尚，努力營造廣大殘疾人“平等、參與、共享”的社會氛圍，在較大范圍內形成對殘疾人全新的認同。引導社會公益組織和個人積極投入到殘疾人社會保障事業中來。

（二）政府要加大對殘疾人社保工作力度

一是發揮政府在殘疾人事業中主導和引導作用。將殘疾人社會保障納入本區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經費列入財政預算統籌規劃，完善殘疾人保障金的管理，設立專項基金，保障資金按時到位足額的發放。

二是明確牽頭單位和責任人。建議政府確定以殘聯為牽頭單位，根據具體情況，進行分類保障；同時建 立殘疾人社會保障信息共享平臺，保證牽頭單位全面、系統地了解殘疾人社會救助情況。

三是積極引導幫助殘疾人實現自我價值。鼓勵廣大殘疾人自強、自立，增強就業意識，引導和幫助他們融入社會。對殘疾人勞動就業進行統籌規劃，支持他們參加職業培訓，鼓勵用人單位對殘疾職工開展在崗培訓和轉崗培訓；積極做好開業指導、咨詢服務和后續扶持工作。對農村的殘疾人要與農村扶貧相結合，突出針對性、實用性、通俗性、簡便性和靈活性，鼓勵農村殘疾人擴大 “種、養、加”實用技術培訓規模，逐步實現殘疾人職業培訓規范化、制度化、社會化，為殘疾人創造各種就業條件。

四是采取多種措施積極支持興辦福利企業，擴大殘疾人就業門路。政府要支持那些推進殘疾人社會保障事業的單位、企業和個人，并對做出貢獻的給予表揚和表彰。

（三）發揮第三方的社會保障作用

殘疾人社會保障事業屬于“社會公共服務領域”，要改變“強國家、弱社會”的格局為“小政府、大社會”的格局，發揮第三方力量的作用，作為殘疾人社會保障體系的一個補充。

1、企業可以發揮資金、產品、人才、技術等方面的優勢，為殘疾人社會保障提供各方面的支持，與政府部門共同開展殘疾人社會保障事業。同時規范企業的捐助行為，加強透明度，保證資金的正確運用。

2、各級行會組織應完善機構建設和管理，努力提高自己的公信力和服務能力，真正發揮第三方在殘疾人社會保障中的主力軍作用。

3、利用廣泛的社會資源支持殘疾人就業，形成以政府為主導的社會化就業援助體系。廣泛開展慈善募捐，發揮各類慈善機構、公益組織、民間團體的作用，為殘疾人事業募資金、募項目、募服務；動員全社會關心幫助殘疾人就業，深入開展文化助殘、科技助殘、法律助殘、志愿者助殘等活動，給殘疾人就業給以行政、法律、經濟、道義和輿論等方面援助。

（四）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實現保障制度規范化

一是建立完善殘疾人基礎檔案。重點掌握殘疾人貧困戶的生活狀況及動態變化,為政府部門落實保障措施提供準確依據。涉及殘疾人社會保障工作的單位應及時將有關情況和數據抄送牽頭單位，由牽頭單位負責定期編發殘疾人社會保障工作的信息。

二是建立獨立的殘疾人社會保障體系。推行覆蓋全社會的以養老、失業、醫療保險為重點的殘疾人社會保障制度，建立城鄉困難殘疾人社會救助基金、殘疾人就業保障基金等社會保障金，重點對特困殘疾人家庭實施定點和定期的保障。加大各級人大執法、各級政協視察和相關部門定期檢查的力度，切實提高殘疾人社會保障程度，維護社會公平和正義。

三是出臺地方殘疾人社會保障實施細則。將殘疾人生活、醫療、教育等社會保障的對象、標準、方法、措施細化，特別要對目前社會低保進行分類，針對重殘、老殘一體、一戶多殘和無業智殘人、精神病殘疾人的特殊困難，進一步擴大保障范圍，提高保障標準。

四是完善殘疾人社會救助制度。對城市范圍內的殘疾貧困家庭，適當上浮社會保障標準，對重殘無業、老養少、一戶多殘等貧困殘疾人酌情每月給予特別補助；對于農村殘疾人，可免費參加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并為愿意參加養老保險的貼補部分資金。同時多渠道解決他們的生活困難，包括危房改造、免費安裝自來水等；對農村孤殘兒童要提供必要的生活保障和就學條件。

篇（4）

近年來，針對西方社會出現個人主義的膨脹和對個人權利過度的倚重，公民出現政治冷漠感和日益薄弱的社會參與意識，西方學界興起了對培育積極公民身份（active citizenship）、有效公民身份（effective citizenship）、參與型公民身份（engaged-citizenship）的研究，以期促進公民個體更積極有效地參與到國家和社會事務中。比如，在新加坡和日本，積極公民的發展是由培育國家歸屬感以及積極地貢獻于社會和建設國家未來的道德義務所支撐。這意味著積極參與，意味著對發展年輕一代的愛國主義情感、道德義務感和社會凝聚力的重視。① 英國在1997年工黨政府上臺后頒布了《克里克報告》，把培育積極的公民視為公民教育的主要目標，其中涉及三個相關的素質維度：社會參與、政治素養、社會和道德責任。②

作為社會中的公民，既然每一個人都是公共利益的享受者，那么每一個公民也應該積極地奉獻于社會，回饋于公共利益的建設，這是一個國家和社會得以維持、公民個體得以存在和發展的保證。積極的公民把積極主動地參與國家政治生活而非消極被動地適應國家政治生活的要求視為公民身份的內在價值。對他們來說，公民身份就是一種生活方式，這種生活方式包含著對共同體及其成員的承諾，包含著對公共事務的積極參與，并且包含著將個人的利益置于更廣泛的公共利益之下的意愿。也就是說，他們不僅是傳統意義上的好國民，具有愛國、忠誠和服從國家的傳統品質，還要勇于、善于評論現實政治生活；不僅具有質疑權威的能力和愿望、參與公共政策相關的公共討論的能力和愿望，而且有興趣并有能力對其進行改造，為社會公共生活的合理運行注入更多的合理性合法性因素。

在政治法律層面上，我國的公民身份已經得到了明確的規定與確認，但由于受各種因素的影響，我國公民并沒有在意識層面和行為層面體現其作為中國公民應有的積極作為的一面，更多的是關注自己權益的維護和實現，忽略了公民責任和義務的主動履行。尤其是年輕一代包括學生群體，往往不了解我國制度的真正建構和運行，就對制度“猛開炮”進行譴責，他們對于國家的權力從何而來，權力機關的組織和運行都是一知半解，甚至一無所知。我們的教育目標不是培養一批“憤青”，而應該是培養深深相信更好的未來、且能積極主動地參與社會政治生活、有能力創造未來的積極公民新生力量。公民對其身份的意識和觀念并不是生來就擁有的，也不是自發產生的，需要通過學校教育而獲得。

學校是積極公民培育的主要場所，是個人走向社會之前集中接受社會規范的主要場所。在一定程度上，學校進行怎樣的教育，未來就會有怎樣的公民。倡導公民教育培養目標從“合格公民”到“積極公民”的遞進，是公民對義務的被動履行到責任的主動承擔的轉變。積極公民可以更加全面地看待自己的公民身份，在爭取保障自己權利的同時也應履行公民義務，即不僅要關心國家能夠為我們做什么，更要關注我們能為國家做些什么，應該怎么做。

當前公民教育的困境主要由應試教育造成。應試教育只要求學生被動地記憶和機械地服從，而不是引起學生嚴肅的自我思考，更不是引導他們做出獨立的選擇。積極公民培育呼吁參與式的教育理念，教育學生確立現代公民意識，發展積極參與社會實踐的公民能力。

這一理念來源于美國教育家杜威“做中學”的教育哲學，認為孩子通過參與地方社區的一些特殊事務，能夠掌握作為一個負責任公民必備的技能和品質。根據杜威的理論，民主是一個習得的行動。要使青少年一代有效地參與到民主的進程中，就要讓他們學習和掌握一定的公民知識、公民技能和公民價值，以便作為民主的公民參與社會生活。公民參與社會生活的能力只有在參與中才能獲得發展。這種發展被視為“公民學習”③。在內容上，有效的公民教育要注重根據學生個體成長中的不同心理特點安排教學，引導學生自主判斷選擇，培養相關的認知和技能，厘清責任承擔的明確準則，培育公民的社會情感和參與公共生活的能力；在方法上，要將參與式教育的理念滲入到教學中，采用探究、參與式活動方式，讓學生關注公民生活發展，促進學生公民身份的認同，形成學生對其公民身份的積極態度。

中小學校的思想品德類課程是承擔著公民意識教育的教學任務的主要平臺，把學生培養成能積極主動地參與國家事務的公民個體，既是學校此類課程的出發點，也是其目標。從根本上來說，一個積極主動進行社會參與的公民必定是一個具有批判性反思能力和實踐能力的公民。參與并非是一種魯莽的行動，它要求公民個體要有一定的知識儲備、能夠深思熟慮，并且謀定而后動，能夠在對問題進行理性思考后才作出決定并參與行動。因此，批判性思維是好公民參與社會的重要方面。④ 由此看來，這些課程就不僅僅是傳授相關的公民知識、價值，更重要的是要訓練學生的批判性思維；不是向學生灌輸和說教，而是適度給予學生自由思考的空間，注重他們自我教育的能力和參與社會生活的技巧的培養。

以上海高中政治課堂為例，大多數中學在政治課中都設置了學生“時政報告時間”和“時政摘抄”作業，讓學生在完成時政報告或作業時有所反思，以培養學生形成積極的公民主體意識。

時政報告，是指在老師正式上課前，由1～2位同學在5分鐘內負責播報和評論最近兩周國內國際發生的重大新聞，之后教師做簡單的點評。在5分鐘的報告中，強調學生對于事件的深入分析和個體觀點的闡述。盡管由于學生的知識面和分析視野的限制，學生可能會重描述而輕思考和評價，但作為教師，應以包容、欣賞的心態和鼓勵話語引導學生，使學生養成關注社會的良好習慣，敢于并樂于發表自己的見解，確立起積極的公民意識。

時政摘抄作業，是要求學生每周摘抄五條本周時政作為固定的政治課外作業。學生認為這個作業比較有趣，一方面能了解世界大事，另一方面能鍛煉自己的思考和分辨能力，學會在眾多觀點中選擇一家之說。這將為把學生培養成獨立思考、理性的積極公民打下良好基礎。

這種在課堂教學中融入鍛煉學生批判性思維和分析能力的時政教育舉措，充分考慮了學生的身心發展特點。中學生處于從幼稚向成熟、從依賴向獨立過渡的時期，自我意識日益增強、邏輯思維能力得到加強，他們在對外界的認識中已有自己的獨立見解，并產生與個性發展相應的專注點和興趣點，盡管此間仍存在對獨立性的追求與成長中的過渡性之間的矛盾和沖突。隨著中學生社會交往范圍不斷擴大，他們的社會聯系越來越廣，自身社會化程度加深，“社會人”的特點愈發明顯。通過時政報告與時政摘抄，可以有效地把學生的公民知識學習和國內外時政大事有效地融合起來，既鍛煉了學生的思考能力，又提升了學生對社會的感悟度。

把批判性思維訓練融入思想政治課堂教學，并非是全部否定原先的課堂教學方式，另起爐灶。但是，如果運用類似的作業方式，通過學生之間的討論和課堂上的平等民主互動以及課外的有意識鍛煉，那么思想政治課堂就不再只是傳統意義上傳授公民知識的課堂，更是學生鍛煉公民能力的課堂，使學生在能力的提升中明晰自己肩上所承載著的公民責任。

公民完善其公民品德和實現其身份價值的重要途徑就在于對公共事務的參與以及在參與的過程中推動和促進社會公共福祉的實現。采用一種既能體現公民品德又能養成公民行為，同時還有助于學習公民知識的方式，無疑是培育積極公民的不二選擇，而這種方式即為公民服務。這里，可以借用西方盛行的服務學習理論，創設讓學生鍛煉社會參與能力的服務項目。

所謂的服務學習“是學生有組織地參與迎合社區需要的服務活動，通過反思獲得學分的一種教育體驗，借此，學生可以進一步理解課程內容，對學科正確評價和提高公民的責任感”⑤。這是一種以學生為中心，將社區服務與知識學習結合起來的開放式的教育方式，學生在服務中運用所學知識，并反思服務過程，在反思中進一步識得未來生活所需要的知識，同時形成社會責任感。學校可以聯合社區、社會團體、政府等部門和機構創設相應的服務項目，為學生創造一個履行公民責任與義務的環境，使學生有機會主動、積極地進行社會參與。在服務國家、社會或社區的活動中，學生更易于體驗到自己作為公民所具有的不可推卸的、對社會與國家的責任。

香港課程發展議會制定的《學校公民教育指引》曾提出，對于公民的學習者來說，掌握公民的價值觀和發展相關的公民態度同等重要；它同時認為學生“需要有一個義務去培養關心民眾、關心社會的態度，因為這是一個人成長為具有參與意識的公民所需的一個重要素質。要成為一個有參與意識的公民，學生還要持有積極的態度，能移情共感、尊重和欣賞不同的觀點”⑥。許多研究表明，參加了社區服務或服務學習項目的學生，不僅增長了公民知識，培養了相應的公民技能，還提高了他們對公民生活的敏感度，逐漸深化了自身公民責任感與義務感。總體來看，開展此類活動可以使學生通過自身行動來影響社會，在幫助他人的同時，一改“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態度，主動積極地維護和增進社會公益。

對積極公民的培育不能忽視校外成人社會的環境影響和正面引導。比校園生活更為廣闊的成人社會的公共生活，也是學校教育應當鼓勵學生去積極參與的。公民身份本身就意味著公民與社會之間的深層聯系，公民不僅是學校或社區中的成員，更是社會、國家的成員。當代的學生是在新媒體下成長的一代，容易受網絡等媒體信息的影響，成人社會應當做公民生活的表率，為學生積極公民意識的培養營造一種更為寬容和理性的氛圍。

首先，家庭是公民出生之所，是個體最早接受公民教育的地方，家庭環境對個體公民教育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它讓個體學會了公民基本生活技能。父母的文化素質、政治素養和價值觀對公民個體政治態度、政治效能感都會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家庭的熏陶感染是公民個體社會化和美德培養的重要途徑。父母應在子女教育的方式上避免權威式的硬性灌輸，轉為開放、民主、平等、尊重的方式教育子女。同時，父母也要加強自身的道德修養和增強公民品德意識，富有責任感，能積極主動地關注和參與國家社會公共事務，做好榜樣示范作用。

其次，社區環境是一個完整社會的縮影，社區內的成員往往對其有一定程度的歸屬感和認同感，強化社區公民參與氛圍的營造對積極公民的培養有著不可忽視的作用。公民與社區之間存在密切的利益關系，營造和諧的社區環境，引導社區成員參與社區的公共事務管理，是擴大公民政治參與的重要途徑，同樣也是培育積極公民的方法之一。把學生的公民服務項目與社區服務結合起來，引導他們自覺參與社區建設，可以培育學生對本社區的認同感和歸屬感。

最后，大眾傳媒所營造的輿論環境已經滲入社會生活的各個角落，人們通過大眾傳媒獲取社會信息，表達個體意見。同時，大眾傳媒還是一個政治宣傳的渠道和表達民意的平臺，是培養和增強公民意識的一個重要方式。大眾傳媒正以一種強大的力量影響著公民尤其是年輕一代的政治意識、行為習慣、思維方式。所以培育積極公民，應該充分發揮大眾傳媒的積極效應，充分利用新技術，傳播有利于推進公民道德水平的新聞、信息和影視產品，提升公民各方面素質，努力塑造現代積極公民。

在所有價值教育領域，榜樣示范教育都是極為重要的教育模式。盡管我們談論公民教育時常常將重點放在未來公民的教育上，但是如果成人們都沒有成為積極公民生活的榜樣，我們是無法使得青少年真正相信學校公民教育所教導的一切的。換句話說，哪怕我們成功地在學校和課堂上進行了象牙塔里的公民教育，當未成年人接觸社會的時候，所有接受過的教育反而會讓他們產生落差，繼而后退到比較保險的“臣民生活”、“私民生活”的慣性中去。⑦ 因此，成人社會中積極的公民意識的環境營造不可忽視。

注釋：

① Nelson， J. and Kerr， D.（2006）. Active Citizenship in INCA Countries：Definitions， Policies， Practice and Outcomes： Final Report. London：Qualification and Curriculum Authority，pp.15.

② Lee，Jerome （2012）. Service learning and active citizenship education in England. Education， Citizenship and Social Justice，（7），pp.59.

③ Saltmarsh， John.（2005）. The civic promise of service learning. Liberal Education，Spring.pp.50-55.

④ Ross， E.W.（2001）The social studies curriculum： Purposes， problems， and possibilities，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⑤ Bringle， R. G.& Hatcher， J. A. （1996）. Implementing Service-learning in Higher Education. The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67，221-239.

篇（5）

社區護理又被稱為社區衛生護理或社區保健護理[1]。其主要職責是視群體為一整體，使用健康促進、健康維護和健康教育手段，直接對社區中的個體、家庭和群體進行護理服務，從而使全民達到健康[2]。社區護理的內容非常廣泛，主要是為社區居民提供各項醫療服務，但是也存在許多不足之處。本文隨機選取2013年7月～2014年2月在我社區門診部門就診的周邊居民患者，共40名，以此作為調查對象，基于社區門診護理現狀，探討相應的護理策略，并進行分析，以供參考。現報告如下。

1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 隨機選取2013年7月～2014年2月在我社區門診部門就診的周邊居民患者，共40名，以此作為調查對象。其中，男性患者有21例，女性患者有19例，年齡在21～29歲，平均年齡在（25.13±2.02）歲。

1.2方法 對40名居民患者進行問卷調查。問卷調查的內容主要涉及現如今社區門診護理工作中出現的主要問題。調查問卷均由其調查人員統一發放，被調查人員自行填完之后，現場回收。并對調查結果進行整理、分析。

1.3觀察項目 對調查結果進行整理、分析。

1.4數據處理 所有數據均采用SPSS13.0軟件進行統計學處理，計數資料以率（%）表示，？字2檢驗比較。P

2結果

將所有居民患者的問卷結果進行整理、分析，可以得出：目前，社區門診護理人員主要存在的問題在于缺乏臨床經驗，缺少自我管理意識和社區護理人員的服務態度較差三方面。其中，社區門診護理人員缺乏臨床經驗占25.00%，缺少自我管理意識占50.00%，社區護理人員的服務態度較差占25.00%。

3討論

經過整理、分析40例居民患者的問卷調查結果，可以發現現如今社區門診護理工作中存在的主要問題：①護理人員缺少臨床護理經驗，不能將護理理論知識與護理實踐有效的相結合，護士在實行護理操作的同時，不能做到無菌處理，從而導致患者被感染的風險加大；護士在護理患者的過程中，不能及時發現患者的異常現象，從而耽誤患者病情；存在一部分護士不夠完全了解一些藥品或藥物的注意事項及副毒作用。②社區護士缺乏自我管理意識，如：存在大多數護士在實行護理工作的同時，不注意自身形象，會出現不帶口罩、穿著不整齊等現象的發生。除此之外，社區護士會出現一人分飾多角（保潔、咨詢等）的現象，而醫療物品亂擺亂放、醫療垃圾隨地亂扔的狀況也會時有發生。③社區護理人員的服務態度較差，如：存在一小部分護士與患者溝通的過程中，其耐心不足，語言態度較為惡劣等現象。

根據以上社區門診部門出現的主要問題，本文給出了相應、具體的解決方案：①尋求有關政府部門對社區護理工作的支持尋求政府加大對社區護理工作的扶持與投入力度。而對相應的法律法規，也應得到相應制定和完善，以此讓社區門診護理在得到全面的、健康的發展。②加大對社區護理人員的臨床護理培訓力度[3]社區醫院應根據本社區的居民特點和病癥分布特點，制定出具有針對性的護理培訓方案。并讓護理人員在臨床護理的過程中，學習到更多的護理操作知識，以此豐富社區護理人員的臨床護理經驗。③制定考核制定[4]社區門診部門應制定專門的護士考核制度，并將護士的工資、獎金與考核評價密切關聯。若護士在本月受到了患者的表揚和肯定，也應給護士加上相應的獎金，并以此作為升職或進修的參考依據。④減輕護士負擔[5，6]社區醫院應將每個部門的工作分配到位，并設定專門的部門及人員。例如：打掃醫院衛生、整理資料、醫療儀器等方面，均設立相關的部門進行工作，以此減少護士的工作負擔，使其能專心做本職工作。⑤提高護理人員的職業道德護理人員應主動提高自己的個人修養，提升自己的職業素養。護理人員應通過各種形式的宣傳如授課，咨詢，設立宣傳欄等講解健康的概念，保健的意義，讓人們了解社區護理的目的，使社區服務深入人心，保證社區服務順利進行。

綜上所述，社區護理是社區衛生服務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組成部分，以服務社區廣大群眾為對象，是以健康保健為中心目的，以促進和維護社區人群健康，保健意識為目標的護理工作。它可以為社區居民提供各項醫療服務。然而，社區門診護理工作仍存在許多不足現象，而為了改善這種狀況，總院應加大對社區門診護理工作的重視程度，從而不斷地提高社區門診護理工作質量。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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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程瑛，林碩娜，龍振宜，等.我國老年社區護理現狀與面臨挑戰[J].護理學報，2007，14（6）：34-36.

篇（6）

隨著經濟的發展和科學的進步，人類通過計劃免疫，改善營養和食品供應及有效地治療疾病等手段，使人口死亡率大幅度下降，也提高了人口的平均預期壽命，人口老齡化日趨嚴重[1]。據統計，截止2014年，60歲及以上老年人總數高達2.1242億人，首次突破15%大關，占全國總人數的15.53%，預測到2049年時，中國60歲及以上老人將達36.5%[2]。

作為社會重點人群之一的老年人，隨著年齡的增長、社會角色的轉換、心理特征的變化等因素，身體各組織器官的功能逐漸衰退，社會適應能力也在逐步降低，各種健康問題隨之凸顯，大部分老年人都存在亞健康和患病的現象。而以我國目前主流的養老模式來看，絕大多數的老年人是生活在社區里的。因此，積極開展社區老年護理，提高老年人自我保健能力和生存質量，是社區護理工作的重中之重[3]。

本文通過對我國老年人社區護理現狀及需求進行分析，發現存在的主要問題，并提出相應對策，為進一步推進老年社區護理建設提供依據。

1 老年人社區護理需求分析

1.1 老年人健康問題突出

據2008年衛生部在全國范圍內組織開展的第四次國家衛生服務調查數據顯示，我國老年人口的兩周患病率為43.2%（全國平均水平為18.9%），且隨著年齡的增加，比例呈上升趨勢[4]。同時，由于老年人器官退行性變，大多數老年人得病后所需治愈期較長，易伴發多種疾病。此外，老年人是慢性非傳染性疾病的高危人群。在周心馳等[5]對900名老年居民的調查中顯示，92.2%的老人至少患有1種慢性病，患病率最高的前5種慢性病是高血壓（55.6%）、骨關節疾病（12.9%）、糖尿病（12.1%）、慢性支氣管炎（10.9%）、冠心病（10.7%）。同時，老年人的殘疾率、失能率、老年癡呆發病率也隨著年齡的增長而增高。據有關數據顯示，我國60歲以上老人的殘疾率為16%，74歲為30%，到82歲該數據則上升為50%[6]。老年人口行走失能中長期臥病占4%、沒人幫助不能走占2%、不能獨自出門占8.2%，聽力失能占29.3%，視力失能占30%[7]。人社部在2016年初的新聞會上表示，截止2014年，2.1億的60歲及以上老年人中有將近4000萬人是失能、半失能的老人，預測到2035年老年人口將達到4億人，失能、半失能的老人數量會進一步增多。2011年中國老年癡呆癥患者數為800萬，2040年將達到2200萬，是所有發達國家老年癡呆癥患者數的總和[8]。

而除了疾病、傷殘等生理上的問題，由于社會角色地位的轉換、生活方式的改變，社會交往的減少、應激事件的發生、身體功能的衰退導致的失能等因素，老年人更容易產生失落、抑郁、焦慮、孤獨等心理上的問題。據劉紅衛[9]的調查顯示，150名老年人中，45.3%有失落感，42.6%有抑郁感，50.6%有孤獨感，1.3%身心衰老感，48.6%對生活失去興趣，46.6%有性格上的改變。

可見，老年人的護理需求不僅局限于身體上的護理，還需進行心理上的健康護理。調查顯示，老年人對情感交流的護理需求最高（76.03%），此外，70.70%的老年人希望得到精神慰藉，59.57%的老年人希望得到心理健康指導[10]。

1.2 養老模式轉換

隨著老齡化進程的加快，加之計劃生育的實行“四二一”家庭結構的普遍化，傳統的家庭養老模式難以滿足老年人的現實需要。此外，據國家衛計委的《中國家庭發展報告（2015年）》顯示，空巢老人占老年人總數的一半，獨居老人占老年人總數的近10%。可見，在當前發展趨勢下，以社區為載體的社區養老模式勢必取代單純的家庭養老模式成為既能順應形勢發展需要又能滿足老年人現實需求的新型養老模式，而社區護理的需求也將隨之增長。

1.3 健康及保健意識增強

隨著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老年人的觀念逐步從“有病求醫”向“無病預防”轉換，對于健康及保健的要求也隨之提高，需求量相應增長。張瑋等[11]對136名年齡在60～70周歲的老年人進行問卷調查發現，老年人對社區的護理需求都十分強烈，在6項（①健康指導，②體格檢查，③家庭病床，④上門護理，⑤康復服務，⑥社區老年院）社區老年人護理需求中，平均每人需求3.2項服務，其中92.08%的老年人需要健康指導，69.79%需要體格檢查，46.28%需要家庭病床及上門護理和康復服務。

隨著老齡化的日益加劇，老年人健康需求的增長，養老服務模式的社區化發展，作為醫院護理服務的延伸，以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為服務提供者，以轄區老年人為服務主體，從老年人身心、社會文化的需要出發，了解老年人的健康問題，并制定護理措施，解決其實際需求的老年社區護理服務將成為主要的老年護理模式[12]，并對緩解家庭負擔，進一步提高老年人的生命質量起到積極作用。

2 老年人社區護理的現狀及存在的問題

2.1 老年人社區護理現狀

2.1.1 健康檔案 社區醫務人員通過電話隨訪、上門隨訪、門診檢查等方式為轄區內老年人建立動態的電子健康檔案，詳細的記錄著包括健康狀況、醫療記錄、生活行為習慣、體檢情況、健康評估等內容，便于醫務人員全面掌握轄區內老年人的健康狀況，有針對性的提供醫療護理服務。

2.1.2 健康教育 （1）由社區醫務工作人員定期在轄區內舉辦淺顯易懂且實用的健康知識講座（包括衛生保健、健康飲食、心理疏導等）；（2）由社區醫務工作人員在義診或隨訪的時候，采取文字資料宣教及口頭問答等形式，使老年人從中獲益。

2.1.3 家庭病床 對需要連續治療（在收治范圍內且可在家庭進行治療或康復的無危險病種），而無法自行就醫的患者，依照規定在其家中設立病床，由社區醫護人員定期上門提供醫療護理服務的一種形式。包括疾病治療與護理、健康宣教與咨詢、預防和控制疾病發生發展等。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家庭負擔，解決了行動不便者就醫問題。但由于診療是在相關配套服務設施相對缺乏的家庭中進行，難免存在一定的風險和隱患，如靜脈輸液時出現過敏性，插胃管時引發呼吸驟停，灌腸時引發心源性猝死等[13]。

2.1.4 家庭簽約 轄區居民與社區全科醫生團隊通過簽約，建立起長期、穩定的服務關系，并由團隊按國家政策為簽約居民提供基本醫療和公共衛生服務。上海于2011年起率先開展試點工作，并在全國范圍內推廣，逐漸由“粗而廣”向“精而細”轉變。在此基礎上，浙江省寧波市于2015年5月起推行契約式家庭醫生制服務，以戶籍家庭老年人為簽約對象之一，簽約后，可以享受涵蓋基本醫療、公共衛生和個性化健康管理等十大優惠服務內容，包括優先提供家庭病床服務，簽約年度內免費為簽約居民中行動不便且確有需求的老年人提供1次出診服務，免費為患有慢性病的患者提供全程健康管理服務，免費每年一次出具健康診斷報告，提供個性化的健康管理建議方案等，服務費人均150元/年，其中個人承擔50元[14]。

2.2 老年人社區護理存在的問題

2.2.1 缺乏有效的政策支持 在我國社區護理模式起步較晚，發展速度遲緩，既沒有如日本從法律上明確對社區老年護理進行規定，也沒有澳大利亞聯邦政府為“家庭與社區照護項目”設定專項撥款[15]，加之區域差別、衛生資源配置的不均衡等原因，使社區護理工作難以持續、穩定發展。

2.2.2 老年人社區護理形式單一 現有的社區護理服務僅僅只是沿襲著醫院的管理模式。我國社區義診服務仍以病人為中心，工作局限在測血壓、靜脈輸液、肌肉注射、送藥、體檢等方面，賀倫等[16]調查發現目前我國的社區義診工作仍是以疾病護理為主，疾病預防和健康促進涉及較少。

據有關報道，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根據本國特點開展了社區老年護理來解決老齡化帶來的醫療衛生保健問題，并逐步形成了醫院、社區護理機構及家庭護理機構等服務模式，建立了疾病護理、預防保健、生活照顧為一體的網絡系統[17]。

2.2.3 老年人社區護理人才短缺 我國對社區護理人才的培養不夠重視，目前國內還沒有一所學校培養專門的老年護理人才，有針對性的實踐技能訓練相當缺乏，所學的理論知識也比較浮于表面，而且多數在社區工作的護士普遍存在學歷低、專業知識及操作技能不扎實，溝通技巧掌握程度低等問題，加之缺乏系統的、專業的老年社區護理培訓，很多護士對老年人的需求不了解，為老人所提供的護理僅限于一般的生活照料和醫療護理，而不能體現對老人的全身心照顧與支持[18]，服務不到位，同時，因為大多社區護理人員為臨聘工，造成護理隊伍的不穩定性，對社區護理工作的長期有效開展造成一定困難。

3 老年人社區護理發展對策

3.1 加大政府重視力度

政府部門、衛生行政主管部門應加大對老年人社區護理的支持力度，充分認識到加快老年人社區護理的發展進程是大勢所趨，做好引導工作，推進老年人社區護理的建設，建立和完善社區護理相關制度、人才培養及考評制度，明確各項操作流程規范和服務收費標準，出臺相應的社區管理法律、法規、標準，建立一體化的社會保障體系，加強政府補償機制，因地制宜合理配置醫療衛生資源，讓服務雙方能有法可依、有理可尋，居民能公平享有醫療衛生資源，進一步增強社區護理人員的執行力度、工作責任感，提高工作積極性，進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醫患糾紛發生率，減輕老年人的醫療費用負擔，同時保障老年人健康需求。

3.2 提供全方位的護理服務

學習發達國家的先進護理模式及成功的經驗，結合我國國情及實際發展需要，堅持“以人為本”的發展，以老年人的需求為導向，根據生理、心理特點，在現有的服務基礎上建立老年人社區整體護理模式，開展全方位、人性化的老年社區護理，（1）在現有的健康教育基礎上，進一步加強健康促進活動，讓老年人學會和掌握自我調解與疏泄情感的方法，保持身心健康，掌握科學的飲食，提高生活質量[19]。（2）積極開展老年臨終關懷事業，在我國老年臨終關懷事業起步較晚，但其對社區護理的作用不容小覷，老年臨終關懷是為了讓治愈無望的臨終老人減輕痛苦、維護尊嚴的一種人性化關懷事業（包括身體、心理、道義關懷）[20]，是人口老齡化的需求和人類文明進步的標志，將在老年社區服務中占據重要地位。

篇（7）

一、指導思想和目標任務

堅持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以穩定低生育水平為中心，以創新服務管理機制為突破口，以實現流動人口服務管理一體化、均等化、規范化為目標，全面落實流動人口計劃生育“一證二合同三承諾服務管理新體系”（即：強化流動人口居住證管理；落實流動人口房屋租賃合同、勞動用工合同；流動人口所在社區與有關單位和個人簽訂《公民文明守法承諾書》、《房屋租賃社會責任承諾書》、《勞動用工社會責任承諾書》）、建立和完善流動人口計劃生育服務“兩項制度”（即流出人口服務管理制度、流入人口服務管理制度）、創新流動人口服務管理“四項機制”（即：清理清查機制、以房管人機制、信息共享機制、區域協作機制）、推行“五項均等服務”（即：宣傳技術均等服務、避孕節育均等服務、健康檢查均等服務、便民維權均等服務、獎勵優待均等服務）的服務管理模式，確保成年育齡婦女辦證登記率、流入已婚育齡婦女查證建檔率、流出已婚育齡婦女綜合避孕率、流動人口計劃生育政策知曉率、流動人口出生政策符合率達到95%以上；流入已婚育齡婦女享受國家規定基本項目免費技術服務達到90%以上；流動育齡婦女“三查”率達到90%以上，形成特色明顯、服務優質、管理有效、群眾滿意的流動人口計生服務管理新機制、新模式，確保人口計劃生育政策在我縣的全面貫徹落實。

二、實施步驟

我縣流動人口計劃生育服務管理“一盤棋”示范縣（鄉鎮）創建活動從2011年3月開始，至2011年9月底，共分三個階段進行。

第一階段（2011年3月1日—3月30日）宣傳動員。召開動員大會，制定實施方案，廣泛進行宣傳。

第二階段（2011年4月1日—9月20日）目標實施階段。主要完成以下工作目標：一是統籌城鄉發展，建立“一證二合同三承諾”服務管理新體系。堅持人口與計劃生育工作全員服務管理，建立以流動人口居住證件為基本依據，以加強房屋租賃管理和勞動用工管理為重要手段，落實居住證管理制度、出租房屋登記備案制度和勞動用工登記備案制度，明確居住證件持有人、房屋出租人、用工單位的計劃生育工作責任，形成“一證二合同三承諾”的流動人口服務管理新體系。綜治、公安、人社、民政、經貿、住建等部門都要按照“條塊結合、以塊為主”的原則，進一步優化縣、鄉(鎮)和社區（村）三級職能分工，堅持“以人為中心”，推動工作重心下移，努力形成“以房(業)辦證、以證服務、共擔責任、協同運轉”的流動人口計劃生育服務管理新體系。二是落實“兩項”制度，加強流動人口計劃生育源頭管理。一要建立流出人口“四個一”管理制度。強化源頭管理，在戶籍地流出人口管理中實行“四個一”管理制度。即已婚育齡婦女外出前辦理一份《流動人口婚育證明》、簽訂一份計劃生育合同、落實一項有效避孕節育措施、留下一個有效聯系方式。以村民自治為抓手，將流出人口納入計劃生育合同管理，實現群眾自律自管。加強計劃生育工作協作，積極主動與流動人口聚集地縣、鄉鎮簽訂《流動人口計劃生育協作服務管理協議書》，建立流動人口計劃生育信息通報制度，對需要協查的流出已婚育齡婦女堅持發送協查通知單，請求有關縣、鄉鎮政府工作部門給予協查配合。落實流出人口檔案管理，對于流出重點管理對象通過PADIS信息平臺進行核查，及時掌握流出重點管理對象婚育變化情況。依據村民自治章程，將流動人口計劃生育管理納入村民自治范疇，緊緊依靠群眾進行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務，打牢流動人口計劃生育工作基礎。縣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門要與計生部門緊密配合，在本縣流出人口比較集中的外省縣建立勞務辦事機構，并加掛“外出務工人員計劃生育服務管理辦公室”牌子，也可成立流動人口黨支部或流動人口計劃生育協會組織，履行流動人口便民服務、計劃生育維權等綜合管理協調職責，解決流動人口“管不著、無法管”的問題。對流出人口堅持做到“六清”，即：流出時間清、居住地址清、從事職業清、婚育現狀清、節育措施清、獎罰情況清，努力提高流出人口的辦證率和《避孕節育情況報告單》回寄率。二要建立流入人口“七項”管理制度。建立流動人口基本信息登記制度，對每個流動已婚育齡婦女生育、節育情況進行登記入庫，確保各級人口計生部門掌握每個流動已婚育齡婦女生育信息，切實做到底子清、情況明；建立清理清查制度，以提高婚育證明辦證率、持證率、查驗率為突破口，每年定期會同公安、工商、房管等部門對轄區流動人口進行清理清查；建立《流動人口婚育證明》查驗制度，及時掌握流入已婚育齡婦女避孕節育情況，并與常住人口一樣納入服務管理；建立計劃生育合同制度，落實有關部門、企業、雇主、房主、房客、社區、育齡婦女等方面互簽計劃生育合同，夯實各自責任；建立“以房管人”制度，對租賃房屋的流動人口，人口計生和公安部門要相互配合，實行“旅店式入住”，落實房主責任；建立信息通報制度，通過電話、信函、網絡平臺等形式和渠道在流入流出兩地之間經常交流流動人口有關情況；建立工作考核評估和獎懲制度。各級將流動人口計劃生育工作納入“三線”考核內容，并進行單項考核，綜合評估。三是強化“四項”機制，實現流動人口計劃生育全面服務管理。一要實施跟蹤服務，建立清理清查機制。各鄉鎮要緊緊抓住“雙節”、農忙季節農民工返鄉較多等關鍵時段，深入開展以流動人口重點對象清理清查為主要內容的計劃生育優質服務月活動。縣、鄉鎮政府堅持每月組織公安、工商、人口計生等部門進行一次全面清理清查，并使之制度化。流動人口聚居地要根據工作需要配備計生服務專（兼）職工作人員，流動人口集聚100人以上的社區、企業、集貿市場等應成立流動人口計劃生育協會組織。實施“內清外查”措施，組織專門技術服務工作組到流出人口聚集地開展跟蹤服務，實現流動人口底子清、情況明的管理目標。二要創建先進社區，推行以房管人機制。按照縣人口計劃生育局、公安局、住建局《關于認真做好城市社區人口計劃生育服務管理工作的通知》，依托社區管理，建立“逐戶建卡、以房管人、共同管理、優質服務”的居住地計劃生育服務管理機制。逐樓、逐戶、逐人登記建檔，摸清各類育齡人員底數，建立《已婚育齡婦女基礎信息卡》。已婚育齡人員入住所在社區要督促租戶與房主簽訂《計劃生育協議書》，與轄區居民一同納入服務管理范圍，社區計生干部和樓院長實行周巡訪月排查制度，及時掌握動態信息，落實流動人口與常住人口享受同等計生宣傳和生殖保健等服務措施。將流動人口計劃生育服務管理和社區建設有機結合起來,深入開展計劃生育優質服務先進社區創建活動，充分發揮先進社區典型示范帶動作用，實現流動人口計劃生育優質服務“均等化”目標。三要構建信息平臺，建立健全信息共享機制。充分利用人口計生、統計、公安、民政、衛生、人社等部門管理資源，構建和完善流動人口綜合服務管理信息平臺，開展流動人口變動趨勢監測預警和綜合分析，實現流動人口信息跨部門、跨系統共享。充分發揮國家、省、市、縣四級信息平臺作用，加大全國流動人口PADIS信息平臺監測應用力度，堅持“日登陸、旬報告、月通報、季考核”制度，確保國家流動人口PADIS信息平臺縣區、鄉鎮兩級應用率達到100%，網絡化協作信息接收率100%，重點服務管理對象信息反饋率100%；省級全員流動人口數據庫個案錄入率達到95%，全年維護和更新網絡平臺不少于四次；認真落實縣人口計生、衛生、民政三部門《關于建立人口信息資源交換和共享機制的實施意見》，以全員人口信息數據庫、流動人口信息平臺（PADIS系統）為基礎，建立出生實名登記通報制度、二胎引產報告制度、婚姻登記定期報告制度和領抱養通報制度，實現政府部門之間人口信息資源共享目標。四要實行一體化管理，建立計生服務管理區域協作機制。按照“區域聯動、信息互通、合作共贏”的原則，強力推進區域協作。切實落實西北五省《計劃生育區域協作管理工作和保障措施協作辦法》明確的相關職責任務和縣人口計生局《關于加強流動人口計劃生育區域協作的實施意見》、《市流動人口計劃生育雙向管理和服務實施方案》要求，積極參與跨省和省內區域協作,居住地、戶籍地要及時為群眾辦理相關證件；群眾來電、來函和投訴案件要能夠及時處理；流動人口一孩生育服務登記、孕環檢報告單全部由人口計生部門通過信息網絡或郵政信件向戶籍地通報；認真做好《婚育證明》管理、一孩生育服務登記與計劃生育證件辦理、社會撫養費征收等項工作的協作配合。切實加強人口統籌管理，計生、財政、公安、統計、教育、民政、人社、住建、衛生、工商等部門要不斷加強流動人口服務管理，形成做好流動人口計劃生育服務管理工作的合力，努力實現工作措施到位，信息暢通共享，協調配合有力的工作格局，實現計生工作區域管理一體化、規范化目標。四是落實“五項”均等服務，夯實流動人口“一盤棋”基礎。一要落實流動人口計劃生育免費技術服務。充分利用人口計生系統城鄉技術服務網點、流動服務車等服務資源，落實轄區流動人口計劃生育免費技術服務項目，主動為流動已婚育齡婦女免費提供孕情、環情和健康檢查，并通過國家PADIS流動人口子系統向戶籍地通報有關情況，做到流動人口與戶籍人口同宣傳、同服務、同管理，確保流動已婚育齡婦女免費技術服務和孕情、環情、健康檢查免費服務率達到90%以上。二要落實流動人口避孕藥具免費發放服務。創新發放模式，通過“多點分布，送領結合，卡網結合，委托發放，社區服務，自助服務”等模式，拓寬發放渠道；利用節假日開展送宣傳、送知識、送服務、送藥具活動，豐富發放手段；在轄區所有社區、流動人口集聚企業、工地、集貿市場等處設立標識明顯的藥具免費發放點，有條件的地方設立自動發放機，提高藥具可及性，實現流動人口避孕藥具免費發放服務全覆蓋。三要落實流動人口出生缺陷一級預防、孕前優生健康檢查服務。堅持“以人為本”理念，拓寬流動人口計劃生育服務內容，將流動人口納入當地免費出生缺陷一級預防、孕前優生健康檢查、育齡婦女健康檢查等項目中，實現流動人口在其實際居住地得到與戶籍人口同等的免費婚前、孕前檢查和育齡婦女健康檢查治療等服務。四要落實流動人口計劃生育便民維權服務。認真落實國家流動人口便民維權十項措施，免費辦理計劃生育相關手續，開展流動人口“關懷關愛”送溫暖活動，實行政府多個部門、多種服務行業聯合辦公，窗口式受理、敞開式審核、一站式服務的工作模式，構建流動人口計劃生育服務管理新平臺。五要落實流動人口計劃生育獎勵優待服務。建立和完善流動人口計劃生育利益導向機制，對自覺落實長效避孕措施的流動育齡夫婦，可按規定給予獎勵；流動人口晚婚晚育或在實際居住地施行計劃生育手術的，享受與戶籍人口同等的休假等待遇。

第三階段（2011年9月21日—9月30日）自查自驗階段。各鄉鎮將創建情況自查申報縣人口計生局，縣人口計生局逐鄉鎮驗收后申報市計生局進行驗收。

三、工作要求

（一）加強組織領導，建立健全組織保障機制。縣政府成立由分管副縣長任組長，人口計生局局長任副組長，財政、公安、統計、教育、民政、人社、住建、衛生、工商、經貿、綜治、發改、扶貧、農業等部門負責人為成員的創建工作領導小組。領導小組辦公室設在縣人口計生局，由人口計生局局長兼任辦公室主任，負責具體日常工作。各鄉鎮也要成立相應創建機構，制定出臺創建工作具體實施辦法。各成員部門要指定專人負責此項工作，要把流動人口服務管理作為全局性工作，納入經濟社會發展規劃和公共服務管理范疇統一決策，每年至少要聽取兩次流動人口計生服務管理工作匯報，專題研究解決工作中的困難和問題。要充分發揮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領導小組的作用，發改、公安、民政、住建、衛生、財政、人社、經貿、計生等成員部門要認真落實縣人口和計劃生育領導小組《關于下發流動人口和計劃生育綜合治理工作任務表的通知》，切實履行各成員單位的工作職責，定期召開部門聯席會議，組織流動人口聯合巡檢，在為流動人口辦理經商、務工、購房、租房、社會保障等手續時，應積極主動的發揮職能作用，密切配合，互通信息，建立健全政府主導、計生牽頭、部門協作、齊抓共管的人口計生綜合治理機制。

篇（8）

一、社區治理的理論依據和現實意義

全球治理委員會于1995年發表的研究報告《我們的全球伙伴關系》中，對治理做出了具有權威性和代表性的概念界定：治理是各種公共的或私人的個人和機構管理其共同事務的諸多方式的總和。它是使相互沖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調和并且采取聯合行動的持續過程。 治理理論打破了社會科學中長期存在的兩分法傳統思維方式，強調管理是一種有效互動的合作過程，認為公民社會也是合法權力的來源，同時，治理也是當代民主的一種新的形式。

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會管理過程，其本質特征在于它是政府與公民對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國家與公民社會的一種新穎關系，是兩者的最佳狀態。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深入，單位制的解體，街居制向社區制的轉變，政府主導下的傳統社區管理方式已經不能有效解決城市社區發展中存在的矛盾和問題，正是在此背景下，社區治理應運而生。在社會資源的配置過程中的政府失靈和市場失靈使得國內外學者紛紛將希望寄于治理理論，而建立在國家和市場基礎上的有效的治理--善治--是彌補國家和市場在調控和協調過程中不足的有效手段。善治是一種最好的治理方式，是國家權力向社會的回歸，善治的過程就是一個還政于民的過程。因此社區治理的現實意義即是走向善治，實現合作共治。

二、D市城市社區治理的實證研究

1.調查方法

本文采取實證研究的方法，通過電話采訪和走訪民政局相關部門（基層政權和社區建設科、社會組織管理科、社區管理辦公室）、查閱D市政府信息公開的政策文件和在典型社區（二女橋社區、望海社區、新壩社區）發放調查問卷（對象為社區居民，紙質調查問卷60份，電子調查問卷40份，回收問卷94份，其中有效問卷92份）等形式對D城市社區整體情況和典型社區進行統計分析和實地調查。

2.調查背景及概況

近年來，D市以“組織和諧、文化和諧、利益和諧、人際和諧、環境和諧”為根本出發點，以創建“居民自治、管理有序、服務完善、治安良好、環境優美、文明祥和”的新型社區為目標，不斷提高社區服務水平，扎實推進和諧社區建設，取得了比較明顯的成效。

截止2013年5月，D市全市轄14個鎮，368個村委會（其中含75個農居），42個居委會，總人口115.23萬人，總面積2340平方公里，耕地面積161.6萬畝。目前，市區現有5個街道、22個社區，常住人口21萬人，市區建成區面積26平方公里。先后創建省級文明社區2個、和諧社區3個、民主法治示范社區10個、綠色社區3個，地市級社區建設示范社區17個。《D市“一委一居（村）一站一辦”社區管理體制改革實施辦法》（以下簡稱《辦法》）規定，到2013年，D城市社區全面建立“一委一居（村）一站一辦”社區管理新體制，農村社區達標率達80%；到2015年，農村社區“一委一居（村）一站一辦”達標率達100%。2013年D城市社區已全面建立“一委一居（村）一站一辦”社區管理新體制，農村社區達標率達82%，已達《辦法》規定水平。

3.問題及原因分析

D市城市社區在組織架構、規章制度、人事管理安排、公共服務等方面已經取得了一定的實踐成果，一定程度上實現了現代社區管理的標準，但社區治理還未在這個長江以北縣級市中唯一的中等城市里深入人心，與已在全國很多城市得到良好實行的成熟社區治理機制還存在著一定的差距，主要表現在：

社區治理主體單一。在D市城市社區生成和發展的過程中，政府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但隨著社會轉型的不斷深入，社區問題越來越復雜化、多樣化，而社區治理的主體仍然停留在政府“一家獨大”的局面，政府全能型的主導地位并沒有改變，政府部門對于社區方面還沒有實質性的放權，只是交給社區居委會來承擔社區管理的相關工作，忽視了社區中其他治理主體的地位和作用。

篇（9）

    一、未成年人違法范疇界定

    理解未成年人違法行為的性質和屬性，對建構和分析其司法背景和現狀具有重要意義。未成年人違法范疇可通過違法主體的責任年齡、司法結構、處理程序上進行考察。

    (一)刑事責任年齡與未成年人司法不必然對應

    刑事責任年齡在全球范圍內大致在7至18周歲之間。巴基斯坦和約旦的刑事責任年齡起限是7周歲，比利時、巴拿馬、墨西哥等國家是18周歲。美國部分州不規定刑事責任年齡，如阿拉巴馬、新墨西哥、佛蒙特、蒙大拿州⑦。刑事責任年齡作為承擔刑事責任的起點，是承擔刑事責任的條件。但未成年人司法注重預防和矯正，判定未成年人是否違法的年齡界限與判定是否構成犯罪的刑事責任年齡并不相同。不達刑事責任年齡，或超過刑事責任年齡者均有可能成為未成年人司法程序的處理對象。其表現在三方面：

    1.不達刑事責任年齡的違法者被采取特殊司法措施。法國刑事責任年齡的最低點是13歲，但如果未成年人法官認為10-12歲少年存在風險的話，將采取教育或者緩刑等監督管理措施⑧。危地馬拉的刑事責任年齡是18歲，但是對低于這個年齡的人可能置于社會幫教所中矯正⑨。中國刑法17條對不達刑事責任年齡的行為人必要時采取少年管教措施也具有同樣效果。面對日益攀升的少年犯罪比例，德國犯罪學界有學者建議，將未成年人司法處遇的適用對象從14周歲降低到12周歲⑩。

    2.即使達到刑事責任年齡，未成年人違法的處罰措施依然不同于一般違法者。例如，約旦的刑事責任年齡雖然是7周歲，但12周歲以下違法者的處遇措施是監督和行為觀察(11)。作為一項預防性處理措施，雖然低齡兒童已進入司法管制范疇，但其成熟性嚴重不足的現實決定其管理措施應以幫教和矯正為目的。正因為如此，國家監護人在未成年人的父母無法承擔良好的教育責任時，才通過司法干預而采取有限制性的管理措施。

    3.避開刑事責任年齡，僅規定未成年人司法下限。美國一些州只規定按未成年人司法程序審理的下限，而沒有刑事責任年齡的最低限制，如康涅狄克、紐約(12)。北卡羅萊那州規定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最低年齡是6歲，馬里蘭州、馬薩諸塞州、紐約州規定的最低年齡是7歲，亞利桑那州規定的是8歲。當然，有學者從英國普通法的角度分析這些州也可以7歲作為未成年人司法的起點(13)。由于預防和矯正是未成年人司法的主要目的，年齡的界定僅是國家代替未成年人父母履行監護身份的依據。犯罪以刑罰的惡害報應行為人已然之害，刑事責任年齡是國家動用刑法措施的根據，二者的不同目的決定了界限上的重大區別。

    

    (二)未成年人違法司法程序適用于剛成年人

    部分國家的未成年人司法對象包括未成年人，也包括剛成年人(18-20歲)。未成年人的年齡界定并沒有一個統一的世界標準，聯合國推薦的未成年人是18周歲以下。印度、菲律賓、英國、巴西、中國、德國，以及澳大利亞、加拿大和美國的多數州以年滿18周歲為未成年人的分界線。但日本、中國臺灣地區、韓國等以20周歲作為未成年人劃分點，昆士蘭和蘇格蘭以16周歲作為未成年人與成年人的劃分標準。盡管多數國家以未成年人年齡標準界定未成年人刑事司法范疇，但仍有部分國家將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拓寬到剛成年人，如英國、德國、澳大利亞(維多利亞)、西班牙、荷蘭、斯洛文尼亞、奧地利、拉脫維亞。

    德國未成年人刑法適用于14-17歲以及18-20歲的剛成年人。如果從發育狀態或者行為本質上明顯應被認為是未成年人(指18-20歲)，剛成年的人被要求按照未成年人刑法起訴(14)。如果剛成年人實施的行為在道義、智力、行為模式、情節、動機上具有未成年人的特征，那么法官應當適用未成年人司法法案(youth justice act)中的規則(15)。由于1953年刑法改革，德國所有剛成年人的刑事違法案件轉移到未成年人法庭處理，比較于國際上的司法實踐，這個決定是值得關注的，因為它指出未成年人法庭將審理范圍拓寬到18至21歲之間的一個方向(16)。統計顯示，2006年64％(48400)的18-21歲之間的剛成年人適用未成年人刑法(17)。西班牙在2000年，拉脫維亞、奧地利在2001年也引進了類似的未成年人法庭拓寬政策，而荷蘭和斯洛文尼亞不對剛成年人適用普通刑法處理則有一個較長的歷史(18)。盡管日本的未成年人司法上限已經是20歲，但日本司法部1966年甚至建議使用“adolescent”分類將未成年人司法拓寬到23歲(19)。

    英國(蘇格蘭除外)10-17歲的人稱為未成年人(juvenile)，直接由未成年人法庭處理。18-20歲的違法者被歸類為剛成年人(young ad ult)。對于剛成年人，法官基于福利和教育原則不輕易使用剝奪自由刑，而是使用大量紀律性和教育性措施，如社區服務、教育培訓、譴責、警告等。18-20歲的人觸犯刑律以后被判處即時監禁(immediate custody)不是在監獄執行，而是拘留(detention)在未成年犯罪人矯正機構(young offenders institution)(20)。

    澳大利亞部分地區按未成年人司法程序將一些18-20歲的刑事違法者置于未成年人司法監督之下。當年輕人在18周歲以后繼續被少年司法系統監督或(初次)被少年司法系統監督時，由于這些人特有的易受影響性和不成熟性而沒有進入成年矯正系統(21)。維多利亞未成年人司法的年齡上限是20歲，法官認為恰當時會將18-20歲的人羈押在未成年人拘留中心，而不是成年人監獄。

    美國阿拉巴馬、阿肯色、哥倫比亞特區、佛羅里達、懷俄明等州允許未成年人法庭保留對已經處以未成年人司法系統矯正的21歲以下案件的管轄權，加利福尼亞、蒙大拿、俄勒岡、威斯康星等少數幾個州事實上允許未成年人法庭對本州未成年人矯正系統中的25歲以下案件享有管轄權，甚至新澤西、科羅拉多、夏威夷允許案件在處理完畢之前均應置于未成年人司法系統之下(22)。

    (三)未成年人違法可由成年人法庭處理

    美國的未成年人司法案件不受憲法上的正當程序、律師辯護、沉默權以及不自證其罪等的限制。未成年人違法案件并非均由未成年人司法系統處理，也有可能適用成年人刑事司法程序。為避免未成年人司法程序的非正式性，進而保證嚴重刑事案件的程序公正，部分州要求將嚴重刑事案件轉移到成年人法庭。成年人法庭對未成年人所犯下的嚴重違法行為有司法管轄權，如新墨西哥州15周歲以上的兒童所犯下的一級謀殺罪由成年人法庭管轄，密西西比州17周歲以上未成年人實施的所有重罪均被排除于未成年人司法程序(23)。然而，美國未成年人案件的程序轉移及程序保護問題備受學者質疑(24)。

    本部分欲表達的結論是：未成年人違法和未成年人司法的范疇正在拓寬，不僅是未成年人違法行為的類型，而且是未成年人司法的適用對象。具體表現在如下兩方面：

    1.未成年人違法橫向拓寬到部分紀律性身份違法行為。未成年人違法行為主要發生在熟人社會，如學校、鄰居、同伴之間。多數未成年人違法行為發生起源于紀律性違法行為，如離家出走后迫于生計而偷竊。類似紀律性違法行為，將使未成年人養成一些惡習。研究顯示，違法行為發生的年齡越早，未來的嚴重和惡習違法行為發生的可能性就越高。忽略未成年人輕微和身份性違法行為，將成為未來嚴重違法行為發生的根源(25)。未成年人司法拓寬到紀律性違法行為后，對離家出走、逃課、出入特定場所等身份違法行為可用社區性矯正教育未成年人。理解個人特征所預設的少年違法行為，對選擇性和預防性的干預將顯得異常重要(26)。

    2.未成年人司法縱向拓寬到剛成年人。1985年北京規則號召各國努力將少年司法的程序和標準應用到年齡低的成年人(27)。犯罪主要由15-25歲這一人群所實施，拓寬未成年人司法的年齡范疇有助于避免成年人矯正系統的無效性。由于未成年人司法的非正式性和社區導向性完全不同于成年人僵硬的審判程序和鐵匣子環境，剛成年人違法問題的關注度和矯正措施的選擇，對避免頻發性犯罪行為意義重大。研究顯示，將未成年違法者通過成年人刑事訴訟程序審理對減少累犯沒有任何效果，反而加劇累犯發生的可能性(28)。剛成年人與未成年人一樣，人格認識度不夠強，環境因素的改變所導致的社會認同程度對未成年人的成長和行為慣性影響較大。積極的教育可能使其成為善良的人，但一旦意識到被遺忘和拋棄，其自我認同感就劇烈下降。未成年人司法系統中積極改善，教育、交流和各種社會項目的參與，將有助于增加社會矯正的效果，從而有助于培養守法行為模式(29)。就上述將未成年人司法拓展至成年人的國家來說，官方報告和實證研究均認可其良好的矯正和改善效果。

    二、低監禁率及其趨勢

    很難用一個詞統一表達各國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中的自由刑，但基于剝奪或限制自由的處罰本質，本文使用“監禁”概括應該是貼切的(30)。與成年人案件廣泛使用監禁刑懲罰措施不同的是，聯合國堅持認為監禁只能在具體情況下作為最后救濟措施(31)。現階段外國未成年人司法的監禁適用極少，且在不同程度上呈下降趨勢。

    德國的未成年人監禁是未成年人法庭法案所規定的唯一真正的刑事制裁措施(32)。2009年刑事司法報告顯示，監禁、紀律性措施、教育性措施是少年司法(14-20歲)矯正的三大措施。1970-2006年前西德和柏林未成年人刑事統計顯示，1997年未成年人定罪87807人，監禁16399人，監禁率為18.7％；2006年未成年人定罪105902人，監禁16886人，占所有未成年人違法案件的15.9％。值得注意的是，德國的未成年人監禁量刑還包含可能緩刑的案件，從歷年來看，緩刑約占監禁案件的2/3。2006年的監禁案件判處緩刑的占所有未成年人違法的10％，只有6％的案件沒有緩刑(33)。也即，2006年德國的未成年人刑事違法案件中，僅有6％的人被監禁。

    

    加拿大2003年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法案適用于12歲至18歲的未成年人案件。因該法案旨在提倡恢復性司法的社區處遇方式，2003年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進入訴訟程序的數量下降，監禁刑案件的比例也急劇下降。統計顯示，2009年共有34434件判刑，判處監禁5307件，監禁適用率為15.4％。2010年報告指出，2002-2003年27％(26.9％)的案件判處監禁刑，相比之下，2008-2009年15％(15.4％)的案件判處監禁(34)。

    基于未成年人司法法案之規定，英格蘭和威爾士10-17周歲以及18-20周歲的剛成年人的刑事案件皆可能按未成年人司法程序予以處理。2006年英格蘭及威爾士量刑統計顯示，1997年10-17歲量刑79092件，即時監禁(immediate custody)7083件，監禁率為9.0％；18-20周歲量刑156459件，即時監禁15785件，監禁率為10.1％。1997年兩類群體的即時監禁(immediately custody)適用率平均為9.7％。2007年10-17歲有97387件量刑，即時監禁5830件，監禁率為6.0％；18-20周歲有140276件量刑，即時監禁14291件，監禁率為10.2％，2007年兩類群體平均監禁適用率為8.5％。2010年未成年人司法年度報告指出，2005至2008年監禁刑(僅10-17歲)仍然很穩定，占所有量刑案件中的6％左右(35)。

    澳大利亞的刑事監禁包括案件訴訟過程中的程序監禁 (unsentenced-detention)和最終的量刑監禁(sentenced-detention)。2001-2004未成年人司法報告指出(排除首都區)，2000-2001年未成年人法庭審理13318人，監禁5483人，監禁適用率為41.2％。2005-2006年司法報告顯示，2005-2006年12999人進入未成年人司法程序，監禁5007人，監禁適用率為39.5％。程序性監禁作為訴訟和預防性安全措施與量刑監禁完全不同，其時間較短。經比對2008-2009年度程序監禁和量刑監禁案件數字，二者之間比值為5：1(20507：4593)(36)。由于部分程序性監禁可能最終被法院判為社區導向性措施(緩刑、社區服務等)，按這個比例計算，最終判處監禁的只有不足所有未成年人違法案件的7％。澳大利亞犯罪學會2006年公布的報告顯示，監禁適用率明顯呈下降趨勢，從1981年到現在的24年里，澳大利亞10-17歲的未成年人監禁有一個總體下降趨勢……從1981年以來，男性未成年人監禁數量下降了51％，女性監禁數量下降了76％(37)。

    美國未成年人司法處理措施的非刑事化傾向較濃，一般違法案件經法院審理后通常判處教養安置(placement)。教養安置，審判法院經過聽審后判處在矯正機構、組合家庭、教養設施或者其他收養家庭(38)。美國未成年人法庭案件評估顯示，未成年人司法系統判處教養安置的比例仍然在下降。2007年未成年人統計顯示法庭宣判586200人，教養安置148600人，教養安置率為25.3％。2007年的數據與1985年相比存在明顯下降趨勢，未成年人司法案件中法庭判處離家教養安置(out-of-home placement)占所有案件的比例從1985年的31％下降到2007年的25％(39)。如果僅認為矯正機構(institution)的監禁才算實質意義監禁的話，那么美國的未成年違法監禁率將更加低。如前述，法院可將嚴重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轉移到成年人法庭，因此，未成年違法者也可能被判處監獄監禁而不是未成年人矯正設施(40)。就監獄監禁來說，2006年國家少年司法統計指出，1997年到2004年間，盡管監獄內人數在增加，但18歲以下的監禁人口下降了54％。州監獄未成年人新服刑人數從1985年到2002年只增加22％，但總的新服刑人數增加了114％，以至于18歲以下未成年人只占監禁人口的1％(41)。

    對大多數違法未成年人來說，監禁不僅沒有矯正的益處，反而會使未成年人的成長與社會脫離。由于受交叉感染或養成孤僻習慣，最終只能使未成年人惡化犯罪習性。實證研究指出，如果對未成年人判處監禁刑，那么再犯的可能性就增加(42)。澳大利亞和美國的研究顯示，監禁不僅不利于減少累犯的發生，相反，被監禁的違法者將更快更多次數的再犯罪(43)。荷蘭的暴力和嚴重未成年人違法行為也出現類似情況，無條件監禁以后的累犯比例最高(84％)(44)。德國統計顯示，懲罰越嚴厲，累犯的比例越高，對未成年人判處緩刑和非緩刑的監禁以后累犯比例最高……因此，累犯統計并不支持一種假定：對未成年人以羈押和緩刑量刑可導致累犯比例下降(45)。德國刑事司法報告進一步顯示，先前判處監禁刑的再定罪率是78％，先前判處罰金的再定罪率只有30％(46)。

    外國未成年人違法的刑事處罰措施與其刑事違法(犯罪)的寬泛和不定量界限有很重要的關系。但毫無疑問，未成年人社會認知能力較弱，易受外界影響，報應和功利主義對未成年人來說嚴重不公正。監禁對未成年人矯正的效果更令人質疑，甚至對犯罪預防和社會治理是非常危險的。無需重申北京規則所號召的監禁為最后且不得已適用之措施，僅從實證效果可發現，外國未成年人司法正遠離嚴厲的監禁措施。

    三、高緩刑率及其趨勢

    緩刑司法的社會銜接性及教育連續性對建構問題性未成年人的良性品格和人格化自我認識具有導向作用。作為未成年人司法的重要措施，緩刑被看成是與社區量刑相結合的重要措施。由于緩刑的交叉感染免疫功能以及監禁轉置具有較強的威懾力，所以，外國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實踐中普遍適用緩刑。

    加拿大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法案及未成年違法者法案將緩刑看成是對未成年人復歸社會的必要措施(47)。2001—2002年未成年人司法報告顯示，1992／1993年度未成年人犯罪63646件，緩刑適用率為49.0％；2001—2002年緩刑占所有定罪案件的66％，遠大于其他任何量刑模式(48)。2008—2009年定罪34434件，緩刑20747件，60％(60.3％)的有罪案件被單獨或與其他措施一起判處緩刑，緩刑成為最為廣泛的選擇(49)。

    美國2005年未成年人法庭統計評估顯示，年齡在15歲或以下被正式緩刑的可能性從1985年的58％增加到2005年的63％，16歲或以上被正式緩刑的可能性從1985年的55％增加到57％(50)。2006—2007年評估顯示，2007年15歲或以下被正式緩刑的可能性與1985年相同，16歲或以上被正式緩刑的可能性從1983年的57％下降到53％(51)。但毫無疑問，緩刑仍然是法官最有可能使用的方式，2007年法院判決的案件估計有56％(327400)使用緩刑(52)。

    日本統計署公布的司法統計顯示，家事法庭1985年共處理683453件未成年人違法，排除審理前終止、審理后終止等不處分案件，以及案件轉移到其他機構處理或聽審后，剩余154071件。剩余案件中，75206件發送到檢察機關起訴，78579件采取教育措施(保護處分educative measures)。教育措施中有72140件緩刑監督(保護觀察probationary supervision)，緩刑占剩余案件的46.8％。2004年共有264700件未成年人違法案件，排除不處罰和轉移類案件后，剩余案件中有11800件移送檢察院起訴，46443件采取教育性措施。教育措施中有40789件采取緩刑監督，緩刑占剩余案件的69.7％。研究指出，在繼續性保護管理案件中，緩刑監督占最大部分(53)。即使是法院定罪案件，日本昭和時代的數據統計顯示，緩刑案件仍然是非常普遍的量刑。日本一審終局案件統計數據顯示，1985年、1987年未成年人刑事犯罪判決案件總數分別是611件、637件，包含緩刑的暫緩執行案件分別是477、476件，緩刑適用率分別達78.1％和75.8％(54)。Didrick明確指出，日本大量被定罪的人被暫緩執行，多數是判處緩刑(55)。

    

    澳大利亞2008-2009未成年人司法統計顯示(排除首都區和北部區)，2005—2006年未成年人司法案件總共35984件，其中緩刑(probation or similar)11651件，暫緩羈押(suspended detention)或家庭羈押(home detention)1186件，兩類案件占所有案件的35.7％。2008-2009年，47675件未成年 人刑事違法案件，其中緩刑15479件，暫緩羈押或家庭羈押案件1430件，兩類緩刑案件16909件，占所有案件的35.5％。2008-2009統計報告指出，最普遍的判決是緩刑……2008—2009年69％的社區導向判決是緩刑或類似處理(56)。

    如前述，德國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中的緩刑適用率依然較高。近年來，德國的未成年人緩刑適用進一步增加，聯邦政府對以非監禁為主的未成年人司法政策感到非常成功。未成年人暫緩執行等一些列非監禁措施與緩刑一道被認為是最有效的和建設性的制裁措施，不僅因為其減少了監禁的長度，而且為犯罪人重新復歸社會作出主要貢獻(57)。2006年未成年人犯罪統計顯示，排除交通違法后有16388件未成年人監禁案件，其中緩刑案件9898件，非緩刑案件6490件，緩刑適用率達60.4％(58)。

    四、高比例社區量刑及其趨勢

    英國為緩解監禁人口壓力，避免監禁所帶來的人格非社會化以及交叉感染，1975年將社區處遇大量用于輕微刑事違法。社區處遇所體現的矯正效果和社會聯動司法被各國所借鑒，到目前為止，以社區服務和社區教育為中心的廣泛恢復性司法措施成為矯正問題型未成年人的最有效方式。

    自2003年刑事司法法案實施以來，英格蘭和威爾士未成年人司法進一步推廣社區令(community order)。作為一種社區量刑泛稱，社區令并不是一種單一處罰措施，而是包含行為規劃令、司法活動令、宵禁令、監督令、社區懲罰和矯正令、社區矯正令、聽審令、修復令等一些處遇措施。其內容不僅指40-240小時的無償性社區勞動，而且包含參加必要性技術課程，參加旨在減少再犯可能性的項目，電子監視的宵禁，場所禁止，監視居住，精神治療、藥物治療、酒精治療、監督、參加中心活動等內容(59)。英格蘭和威爾士數據顯示，1996年10-17周歲共有74597件刑事案件定罪，被判處社區令25123件，社區令適用率為33.7％；18-20周歲的刑事違法152298件，社區令22752件，社區令適用率為14.9％。2009年兩類群體的社區令適用率分別為68.6％和18.3％。2009年報告指出，社區量刑適用率在所有年齡組中有顯著增長，尤其是未成年人從1999年的34％增長到2009年的69％，18至20歲的剛成年人以及21歲以上的成年人也有一定增長(60)。

    

    加拿大的社區量刑主要是社區服務。社區服務措施指法院判決未成年違法者在12個月內承擔240小時以下的無償勞動。2003年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法案和未成年違法者法案頒布以后，加拿大嘗試將不太嚴重的未成年人刑事違法剔除出刑事犯罪圈，以使這類違法者從未成年人法庭和監禁設施中轉移到社區矯正項目中(61)。1996年加拿大所有未成年人違法定罪72945件，判處社區服務5020件，社區服務適用率為7％。2009年度未成年人刑事違法定罪34434件，判處社區服務8314件，社區服務適用率為24.1％。因貫徹恢復性司法和福利性矯正，法院定罪數量逐漸減少，2009年法院定罪案件僅是1996年的一半。但即使如此，社區服務案件數量卻是1996年的1.5倍。2003—2004年司法報告指出，社區服務是繼緩刑之后第二個使用最為廣泛的制裁措施(28％)(62)。

    美國多數社區導向項目的支持者認為社區導向措施有利于降低監禁成本，并且可以提高矯正效果。對于19世紀60-70年代所經歷的財政危機來說，降低國家司法成本成為最有吸引力的政策(63)。一項針對洛杉磯的任意樣本調查顯示，社區導向制裁措施的矯正效果并不低于監禁刑，但是成本卻減少一半(64)。實證研究也指出，社區導向的矯正娛樂和監督計劃，有助于減少少年違法(65)。基于實用性效果，社區服務制裁措施在美國被頻繁使用。1985年到2002年，大量的未成年人違法案件以非正式程序被判處緩刑和監禁以外的制裁措施(包括社區服務)，2002年法院判決案件中有14％為社區服務等非緩刑和非教養安置(66)。

    澳大利亞的未成年人處遇普遍使用緩刑、執行猶豫、監督、社區服務等以社區為導向的司法措施，監禁等僅針對極為嚴重的未成年人違法行為。許多類似項目和模式可以應用于未成年人社區處遇，大量社區司法中心可供未成年人參與。這些項目包括：交流技術、自信修復、壓力管理、酒精和戒毒治療、職業培訓教育、法律權利服務等(67)。社區服務令為參與不超過480小時的項目活動。2008-2009年判處社區服務的案件占所有社區導向案件的18％。2008-2009年的統計期里(4年)，對10-17歲人平均每天處以社區導向司法措施的大約6倍于監禁措施(68)。

    德國的社區導向措施(主要是社區服務)盡管沒有教育性措施和建設性措施普遍，但社區服務等在未成年人司法中占據了重要地位(69)。荷蘭于上世紀80、90年代將無償社區服務、強制課程計劃等引進到緩刑項目中(70)。社區服務是荷蘭未成年人司法主要的處遇方式，基于荷蘭未成年人刑法之規定，大量的未成年人違法轉移到社區服務和其他制裁措施。對嚴重暴力犯罪的統計顯示，盡管教育性處罰措施(社會技術培訓、課程參與等)也經常適用，但法院判處最多的還是社區服務(70％)，1990年到2000年荷蘭的社區服務數量從2000起增加到12000件(71)。

    五、低罰金適用率及其趨勢

    未成年人因不具有勞動能力而財產收益較少，法官一般會努力避免將判處財產刑所產生的責任轉嫁問題。在未成年司法程序拓寬至剛成年人的部分國家，罰金在未成年人和剛成年人之間有一定區別。剛成年人本身的社會勞動能力有所增加，其財產支付能力明顯可應付法院的小額判決，故法官對剛成年人的罰金適用并無太多顧慮。

    英格蘭和威爾士2000年10至17歲共判刑90196人，21391人被判處罰金，罰金適用率為23.4％；2009年共判刑81490人，罰金適用率為9.7％。2000年18-20歲的違法案件共量刑162090人，罰金適用率為59.3％；2009年共判刑141884人，罰金適用率為56.4％。2009年報告指出，99％的罰金由治安法院判決，只有少于1％的罰金來源于國王法院，94％的罰金來源于輕微違法(summary offence)(72)。從罰金組成結構來看，10-17歲的人判處罰金主要是秩序違法和交通違法。18-20歲的違法者屬于成年人范疇，犯罪類型較廣，其支付能力較強，但罰金案件主要由交通違法組成。

    加拿大未成年人違法很少適用罰金案件，2000年(1999—2000)共有55534件未成年人違法，罰金適用率為8.1％。2009年共有58379件未成年人違法，罰金適用率為5.6％。2002年未成年人司法報告指出，罰金和其他量刑使用最為頻繁的是刑法典交 通違法，49％的案件判處罰金……其中削弱駕駛判處的罰金比例最高(69％)(73)。2009年統計數據顯示，加拿大的未成年人罰金適用率最高的是刑法典交通違法(44％)，其次是持有、運輸、未成年人司法法案等其他聯邦法違反的罰金適用率約10％，以上兩類罰金案件占2009年所有罰金案件的57.6％。刑法典違法除秩序違法罰金適用率為6.9％外，其他類違法的罰金適用率普遍低于4％(74)。

    

    如前述，美國部分州規定嚴重未成年人違法案件轉移到成年人法庭審理。加利福尼亞的罰金案件為成年人法庭審理的未成年人違法案件，由于此類案件為較重案件，罰金適用率較低。2007年成年人法庭審理的733件未成年人違法案件中只有7件罰金，罰金適用率為1.2％。2009年722件未成年人違法案件中只有3件罰金，罰金適用率為0.5％。罰金案件分布為，1件17歲的犯罪，2件16歲、17歲男性實施的暴力犯罪。

    荷蘭的罰金適用逐漸減少，2004年法庭處理11900件暴力和嚴重未成年人違法行為(報案40萬起)，被判處罰金的只有700件，罰金適用率僅為5.9％(75)。日本昭和時代未成年人一審終局案件統計顯示，未成年人犯罪被判處罰金比例相當低。1980年712件有罪案件，罰金46件，罰金適用率6.5％；1987年有罪案件637件，罰金11件，罰金適用率為1.7％(76)。

    基于財產刑罰本身的嚴格性和刑事公正價值追求，外國刑事司法中罰金適用的前提條件日趨嚴格。法官判處罰金需查明被告的財產狀況，在確定被告人有能力支付罰金之后才判處罰金。各國的綜合數據顯示，未成年人違法適用罰金的比例較小且呈現出下降趨勢，這與當前罰金刑發展的整體趨勢相適應。懲罰與矯正的對象總是針對行為人，未成年人的年齡和社會地位特性決定了其罰金適用的可能性較低。即使未成年人的監護人有財產，但由于法官經常考慮未成年人自身的支付能力，所以并不輕易對未成年人判處罰金(77)。責任替代容易導致責任轉嫁，非責任自負又難以起到約束性效果，如此看來，對未成年人違法盡量可能少地適用罰金具有一定合理性。

    六、死刑存廢及其適用

    《北京規則》號召對少年廢除死刑和身體刑(78)，但美國等部分國家保留對未成年人適用死刑。為此，美國國內學者以及美洲國際人權委員會、人權律師委員會、、兒童辯護基金會等國際組織強烈批評美國的未成年人死刑政策(79)。直到2005年，美國最高法院才在Roper vs Simmons一案中禁止對未滿18歲的未成年人執行死刑。當前，部分國家依然對未成年人執行死刑，如伊朗、蘇丹、尼日利亞、剛果民主共和國、也門、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孟加拉國。俄羅斯刑法允許對罪惡極其嚴重的未成年人執行死刑(80)，但近十年來俄羅斯沒有對任何人執行死刑，已經被認為事實上廢除了死刑(81)。

    1972年Furman vs佐治亞州一案，美國最高法院對未成年人死刑立法進行了抨擊。1982年 Eddings vs俄克拉荷馬州案中最高法院推翻了對16歲的被告人在成年人法庭判處的死刑。最高法院注意到未成年人自我控制能力、成熟性、責任程度等均較輕，因此認為被告人的低齡以及情感、智力因素在決定是否適用死刑時應當是考慮減輕死刑的一系列因素。直到1988年Thompson vs俄克拉荷馬州一案中最高法院才正式對未成年人死刑的年齡問題提出質疑，最高法院認為對15歲的Thompson判處死刑違反對殘酷和罕見刑罰的憲法保護，進而宣布憲法第8修正案禁止對犯罪發生時未滿16周歲的人判處死刑。盡管5-3的法庭表決意見撤銷了對Thompson的死刑，但是只有4個法官認可其殘忍性(82)。法官的不堅定意見在1989年Stanford vs肯塔基州一案中得到體現，最高法院戲劇性地否定了Thompson案件中的決定，并聲稱“無論在歷史上還是當代社會，禁止對16歲或17歲的人判處死刑并沒有達成共識，因此，這類刑罰并沒有違反憲法修正案中的禁止殘酷和罕見刑罰的保護”(83)。

    隨著國際未成年人司法的進步，禁止對未成年人執行死刑幾乎不可逆轉。尤其是在中國1997年刑法再一次重申禁止對18歲以下未成年人適用死刑后，美國國內學者越加抨擊對未成年人執行死刑的不人道。2002年美洲國際人權委員會再一次決定美國的未成年人死刑問題違反國際法(84)。在國際和國內壓力下，2005年美國最高法院在Roper vs Simmons一案中以5-4表決意見推翻了1989年Stanford一案的結論，重申憲法第8、14修正案禁止對實施犯罪行為時為18歲以下的人判處死刑(85)。最高法院在 Roper案中指出，未成年人違法行為因具有如下三個特征而應有別于成年人案件：不成熟和責任意識不強，易受影響和外部環境的壓力、個人人格的不穩定(86)。

    美國州法律系統中加利福尼亞、科羅拉多、康涅狄克、伊利諾伊、堪薩斯、馬里蘭、蒙大拿、內布拉斯加、新澤西、新墨西哥、紐約、俄亥俄、俄勒岡、田納西、華盛頓等15個州規定死刑的最低年齡是18周歲，佛羅里達、南卡羅來納、佐治亞、德克薩斯、新罕布什威爾等5個州規定死刑的最低年齡是17歲，亞利桑那、阿拉巴馬、愛達荷、特拉華、印第安納、肯塔基、密西西比、密蘇里、內華達、俄克拉荷馬、路易斯安那、南卡羅萊那、南達科塔、猶他、懷俄明等18個州規定死刑的最低年齡是16周歲(87)。從1642年對Plymouth Colony執行第一個死刑以來，截止到2000年，美國一共對341個未成年人執行死刑(88)。1973年到2004年，美國共對228個未成年人判處死刑，執行22例，撤銷或減輕134例。1973年以來，未成年人死刑案件占據了美國死刑案件的3％(總數7000)(89)。2003年最后一次對關押15年的俄克拉荷馬州犯罪時為17歲的Scott A. Hain執行死刑。

    日本禁止對18歲以下未成年人執行死刑，但1948年未成年人法以及1953、1954年兩次刑法修正案將未成年人司法的年齡上限從18歲調整到20歲(90)。按現行法律，日本對18-20歲的未成年人執行死刑不違反北京規則。資料顯示，日本從1967年到2011年對7例19歲的未成年人判處死刑(91)。2010年日本宮城地區法院對一名殺害兩名女性并傷害一名男性的19歲男子判處死刑(92)。

    國際的資料顯示，伊朗從1990年到2010年共有44個未成年人被執行死刑，平均每年約2例，2007年對犯罪時僅13歲的Makwan執行死刑，2008年對兩例犯罪時僅15歲的未成年人執行死刑。剛果于2000年對年僅14歲的Kasongo執行死刑，巴基斯坦2001年對犯罪時僅13歲的Ali執行死刑，沙特阿拉伯2007年對年僅16歲的 Moeid執行死刑，也門1993年對13歲的Naseer執行死刑，蘇丹2005年對犯罪時僅16歲的Mohammed執行死刑。美國1999年在俄克拉荷馬州對最低年齡的Scan R. Sellars執行死刑(執行時29歲)。孟加拉國1986年對一名17歲的未成年人執行死刑(93)。

    

    基于歐盟基本權利之要求，歐盟成員國均已廢除死刑。由于未成年人本身的社會認知度較低，尚不能完全理解行為的意義。受轉變中的社會環境和個人成熟度的影響，未成年違法者對行為后果和懲罰意義尚不能完全理解。就目前來看，死刑的存廢問題仍需以國情而定，但刑法的人道主義原則之下，廢除未成年人死刑的國際趨勢不可逆轉。這種國際大趨勢，甚至已經證明國際上禁止對未成年人執行死刑的絕對法則(jus cogens norm)(94)。刑法不僅是對客觀惡害的報應，而且也是對主觀罪惡的矯正和預防。部分國家對未成年人執行死刑違反刑法的謙抑和保護原則，更引發對刑罰功能的信任危機。(95)

    七、結語

    《北京規則》將福利原則作為未成年人司法的主導因素，因此提倡最大化地使用包括罰金、社區服務、賠償、教養等替代措施(96)。作為矯正未成年人違法的國際趨勢，恢復性司法體現出寬宏和審慎的態度，其宗旨是幫助未成年人樹立社會意識。在恢復性司法理念下，法官需牢記司法的目的不是懲罰未成年人，而是矯正未成年人。法庭不僅是作為裁判者參與未成年人司法，更是為維護國家監護人身份而以父親的名義用非正式的程序去改造違法者。

    比較分析可以揭示出迫切的全球化未成年人政策問題，而且也可以勾勒出本土化未成年人司法的差異(97)。盡管不同國家總有難以言明的司法現實，但當多個國家出現共同現象時，這絕非偶然，而是未成年人司法的發展方向。可以肯定，監禁未成年人雖然簡單易行，但卻只會增加未成年人違法的累犯率，而恢復性司法在挽救和矯正未成年人方面的效果則較好。從維護社會安全和矯正未成年人的長遠目標來看，理想的未成年人違法治理措施應是緩刑、社區量刑等恢復性司法措施。

    毋庸置疑，中國的未成年人違法預防與矯正還任重而道遠。我國目前的未成年人違法還僅局限于未成年人犯罪領域，低齡兒童的違法預防尚沒有引起重視。現階段我國司法實踐對剛成年人(18-20歲)犯罪適用成年人程序可能不利于犯罪的預防和矯正，未來可考慮適當拓寬未成年人司法程序和矯正對象。我國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實踐中，未成年人犯罪監禁刑比例較大，判處罰金還很普遍，而社區服務在中國由于社區工作人員、緩刑監督、矯正機構的不完善而尚未真正起步(98)。

    作為一項實證研究，筆者并無意評論我國未成年人司法的現狀。本文介紹全球未成年人違法及其矯正措施，衷心希望我國的司法者從觀念上徹底轉變對未成年人犯罪的懲罰性認識。無需重申責任自負原則，但求能通過國內外的數據呼吁對未成年人犯罪慎用監禁和罰金。為此，筆者寧愿用1933年英國未成年人法案結束本文：由于未成年人司法的目的是矯正，每個法庭處理未成年人案件時，無論是否被看成是違法者，均應考慮未成年人的利益，采取恰當的措施使未成年人脫離不利環境，以確保教育和培訓的恰當運用(99)。

    特別感謝加拿大安大略理工大學曾立群博士最寶貴的修改意見。

    注釋：

    ①本文初稿“juvenile delinquency”沿用已有翻譯“青少年越軌”，經曹教授指正而修改為“未成年人違法”。誠然，各國表達“未成年人”不統一，英語世界均有使用young＼adolescent＼juvenile＼minor＼child的法例和研究成果。筆者原以為“青少年越軌”這一大概念包含未成年人和剛成年人應該沒問題，因為部分國家即使有明確的未成年人與成年人劃分標準(16、18、20)，但仍將剛成年人置入未成年人司法程序。稿件修改期間，筆者再次查閱工具書和各國法例后深感“未成年違法”更加貼切，故修改之。《聯合國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標準規則》中文版將“juvenile”表述為“少年”。《布萊克斯通法律詞典》將“juvenile delinquency”定義為“未成年人(minor)所實施的反社會行為；尤其是，如果行為人是成年人將受刑事處罰，但未成年人通常只受與其相關的特別法處罰(antisocial behavior by a minor；esp.，behavior that would be criminally punishable if the actor were an adult，but instead is usu. punished by special laws pertaining only to minors)”。“minor”被定義為“沒達法定年齡的人(a person who has not reached full legal age)”。Bryan A. Garner. Black’s Law Dictionary(8th)[M]. St. Paul：West Publishing Co. ，2004：886-1017.

    ②Albert R. Roberts, Juvenile Justice Source book: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9-11.

    ③Simon I. Singer & David Mcdowall, Criminalizing Delinquency: The Deterrent Effects of the New York Juvenile Offender Law, Law & Society Review, Vol. 22, No. 3, 1988:522.

    ④Simon I. Singer, Juvenile Court and its Systems of Juvenile Justice, in Susan O. White (ed), Handbook of Youth and Justice [M]. New York: Kluwer Academic/Plenum Publishers, 2001:351.

    ⑤Jordan J. Titus, Juvenile Transfers as Ritual Sacrifice: Legally Constructing the Child Scapegoat, Youth Violence and Juvenile Justice [J]. Vol. 3, No. 2, 2005:116-132.

    ⑥從筆者所閱讀到的材料來看，多數學者并沒有刻意去區分二者的術語概念。即使以未成年人違法為論文或著作標題，但內容上確是對未成年人犯罪進行分析。官方報告中除美國對身份性違法與未成年人刑事犯罪進行不同的統計分類外，英國、加拿大、德國、澳大利亞的數據均是刑事違法行為。

    ⑦Paola Zalkind & Rita J. Simon, Globval Perspectives on Social Issues: Juvenile Justice System [M]. Oxford: Lexington Books, 2004:8.

    ⑧Frieder Dünkel, Juvenile Justice in Germany: Between Welfare and Justice, in J. Junger-Tas and S. H. Decker (eds),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Juvenile Justice [M]. Dordrecht: Springer, 2006:257.

    ⑨ UNICEF International Child Development Center, Innocent Digest 3: Juvenile Justice [R]. 1998:3.

    ⑩Frieder Dünkel, 2006:255.

    (11)UNICEF International Child Development Center. 1998:3.

    (12)Paola Zalkind & Rita J. Simon. 2004：8.

    (13)但普通法的地位逐漸下降，美國有25個州已不承認普通法犯罪，利用普通法確定未成年人司法下限的依據不充分。Janet K. Wiig，Legal Issue，In Rolf Loeber&David P. Frrington(eds)，Child Delinquents：Development，Intervention，and Service Needs[M]. Thou- sand Oaks：Sage Publications，2001：324.

    (14)Jrg-Martin Jehle, Criminal Justice in Germany (5th) [R]. Berlin: Federal Ministry of Justice, 2009:35.

    (15)Center for The Prevention of Youth Crime, Prevention of Youth Crime in Germany: Educational Strategies—Trends, Experiences, and Approaches [R]. Munich, 2004 : 161-162.

    (16)Frieder Dünkel, 2006:247.

    (17)Alexander Lorenz, 2008:3.

    (18)Frieder Dünkel, 2006:247.

    (19)Toshikuni Murai, Current Problems of Juvenile Delinquency in Japan [J]. Hitotsubashi Journal of Law and Polities, No. 16,1988: 1.

    (20)Ministry of Justice (UK), Sentencing Statistics: England and Wales 2008 Statistics Bulletin [R]. London, 2009: 11-12.

    (21)Australian Institute of Health and Welfare, Juvenile Justice in Australia 2008-2009: interim report—main tables [R]. Canberra: AIHW, 2010:1.

    (22)Howard N. Snyder & Melissa Sickmund, Juvenile Offenders and Victims 1999 National Report . Thousand Oaks: Sage Publications, 2005:63.

    (23)Joan Macord & Cathy Spatz Widom & Nancy A Cormwell (eds), Juvenile crime, Juvenile Justice: Panel on Juvenile crime: Prevention, Treatment and Control [M]. Washington, D. C. : National Academy Press, 2001:209.

    (24)美國未成年人司法程序陷入兩難，現階段強調恢復性司法的非正式性多于程序保護性。轉移至成年人司法程序后，未成年人犯罪的監禁率和監禁期限均高比例增長。但沒有實證調查的證據顯示監禁具有威嚇效果，相反，監禁后的累犯率以及嚴重性殺人和虐待的犯罪率都高得出奇。James C.Howell，Preventing and Reducing Juvenile Delinquency：A Comprehensive Framework(2nd). Los Angeles，2010：3.

    (25)Rolf Loeber & David P. Frrington (eds), Child Delinquents: Development, Intervention, and Service Needs [M]. Thousand Oaks: Sage Publications, 2001:3-25.

    (26)Todd I. Herrenkohl & J. David Hawkins, etc. , School and Community Risk Factors and Interventions, In Rolf Loeber & David P. Frrington(eds), Child Delinquents: Development, Intervention, and Service Needs [M]. Thousand Oaks: Sage Publications, 2001:244.

    (27)聯合國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標準規則(北京規則)，聯合國大會第40／33號決議，1985，§3.3.

    (28)Donna M.Bishop，Juvenile Offenders In the Adult Criminal Justice System[J].Crime and Justice，Vol.27，2000：149.

    (29)Donna M.Bishop.2000：151-153.

    (30)英語國家及英譯本文獻術語較為復雜，detention，prison，imprisonment，placement，immediate custody，jail等均被用于表達監禁。

    (31)Paola Zalkind&Rita J.Simon.2004：5.

    (32)Jrg-Martin Jehle，2009：35.

    (33)Jrg-Martin Jehle，2009：36.

    (34)Shelly Milligan, Youth Court Statistics 2008/2009 [R]. Ottawa, Ont: Statistics Canada, Vol. 30, No.2, 2010:12-13.

    (35)Youth Justice Board & Ministry of Justice, Youth Justice Annual Workload Data 2008/09: England and Wales [R]. London, 2010:3.

    (36)Australian Institute of Health and Welfare, Juvenile justice in Australia 2008-09 (Appendix table) [R]. Canberra: AIHW, 2010:27.

    (37)Natalie Taylor, Juvenile Detention in Australia, 1981-2005 [R]. Canberra: Australian Institute of Criminology, 2006:8-10.

    (38)Charles Puzzanchera & Benjamin Adams & Melissa Sickmund, Juvenile Courts Statistics 2006-2007 [R]. Pittsburgh: National Center for Juvenile Justice, 2010:30.

    (39)Charles Puzzanchera & Benjamin Adams & Melissa Sickmund, 2010:50.

    (40)Jeffrey Ferro, Juvenile Crime [M]. New York: Facts on File, 2003:34.

    (41)Howard N. Snyder & Melissa Sickmund, Juvenile Offender and Victims: 2006 National Report [R]. Washington, D C : Office of Juvenile Justice and Delinquency Prevention, 2006:237.

    (42)Donna M. Bishop, 2000:149.

    (43)Sumitra Vignaendra & Ammata Viravong etc. , Redncing Juvenile Reoffending by Understanding Factors Contributing to Intention to Reoffending the Intention [J]. Current Issues on Crime and Justice. Vol. 22, No. 3, 2010-2011:449-450; Cassia Spohn & David Holleran, The Effect of Imprisonment on Recidivism Rates of Felony Offenders: A Focus on Drug Offenders [J]. Criminology, Vol. 40, No. 2, 2002:329.

    (44)Rolf Loeber & Wire Slot, Serious and Violent Juvenile Delinquency: An Update [J]. Crime and Justice, Vol. 35, No. 1, 1997:573.

    (45)Federal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 Federal Ministry of Justice, Second Periodical Report on Cr ime and Crime Control in Germany (Abridged Vision ) [R]. Berlin, 2006:89-90.

    (46)Jrg-Martin Jehle, 2009:52-53.

    (47)Shelly Milligan, Youth Custody and Community Service in Canada 2005/2006 [R]. Ottawa, Ont: Statistics Canada, Vol. 28, No. 8,2008:4.

    (48)Jenifer Thomas, Youth Court Statistics 2001/02 [R]. Vol. 23, No. 3, 2010, Ottawa Ont. : Statistics Canada & Canadian Center for Justice Statistics, 2003:6.

    (49)Shelly Miligan, 2010:14.

    (50)Charles Puzzanchera & Melissa Sickmund, Juvenile Court Statistics 2005 [R]. Pittsburgh: National Center for Juvenile Justice, 2008:56.

    (51)Charles Puzzanchera & Benjamin Adams & Melissa Sickmund, 2010:56.

    (52)Charles Puzzanchera & Benjamin Adams & Melissa Sickmund, 2010:55.

    (53)Minoru Shikita & Shinichi Tsuchiya, Crime and Criminal Policy in Japan: Analysis and Evolution of the Showa Era, 1926-1988 [M]. New York: Springer-Verlag, 1992:273.

    (54)Minoru Shikita & Shinichi Tsuchiya, 1992:280-281.

    (55)A. Didrick Castberg, Japanese Criminal Justice [M].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 1990:121.

    (56)Australian Health and Welfare, Juvenile Justice in Australia 2008-09 [R]. Canberra: AIHW. 2010:84.

    (57)Ministry of Interior & Ministry of Justice, Second Periodical Report on Crime and Crime Control in Germany (Abridged Vision) [R]. Berlin, 2006:93.

    (58)Jrg-Martin Jehle, 2009:59; Alexander Lorenz, 2008:3.

    (59)Ministry of Justice (UK), 2009 : 103-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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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 R473.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4-4721（2017）05（b）-0128-04

The status of community home care model，and its role and impact on management of chronic diseases in the elderly

ZHU Fei-ying PAN Gui-xing MIN Ya-ting WANG Xiao GONG Zhi-wu ZHONG Qing-ling

Medical College of Nanchang University in Jiangxi Province，Nanchang 330031，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status of community home care model，and its role and impact on management of chronic diseases in the elderly.Methods From July 2016 to December 2016，some of the communities were selected from party of Jiangxi，Ningxia，Shanghai，Guizhou，Xinjiang and other cities.The questionnaire was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health status of the elderly，current situation of community home care model and management of chronic diseases.Results The prevalence rate of chronic diseases was high in elderly patients，cardiovascular and cerebrovascular diseases （68.1%），diabetes mellitus （40.3%），and osteoporosis （28.7%） were the highest incidence of the three major diseases in the elderly munity home care model was common in China，which provides physical examination，health counseling，intravenous fluids，medical treatment and other services for the elderly.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such as single service mode，insufficient health resources.However，this service could enhance the elderly′s awareness of chronic diseases，delay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sease and reduced the cost of medical treatment.Conclusion The health status of the elderly is not satisfactory，and the prevalence of chronic diseases is high.Although there are some deficiencies in the model of community home care，it provides a number of services for the management，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chronic diseases in the elderly has a positive significance，which can reduce the cost of care，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the elderly.

[Key words]Management of chronic diseases；The elderly；Community home care model

目前，中老齡人口總量已居世界第一，老齡化進程不斷加劇[1]。人口老齡化的種種問題也接踵而來。老年人常見的慢性病主要有高血壓、糖尿病、冠心病等，這些疾病具有病程長，控制率低，需要長期照料等特點[2]。對慢性病患者進行系統管理是社區慢性非傳染性疾病防治方案的一項主要任務，開展社區衛生服務是最為理想的方法[3]。但是我國老年人“養兒防老”的思想深根蒂固，他們更傾向于家庭養老這一傳統方式，更渴望得到子女的關懷和照顧。而社區居家養老模式“以家庭養老為主，社區機構養老為輔”這一模式的出現，既滿足了我國的國情需要，又能開展老年人慢性病管理工作。

3.3社區居家養老模式對老年慢性病管理的作用

3.3.1 家庭養老模式中老年慢性病管理存在不足 接受本次調查的老年人都已>60歲，對于身邊事物的更新換代接受能力相對較差，近半數的老年人從不主動獲取一些保健知識。因為對慢性病的不重視，很多老年人患病后仍抱有無所謂的態度，這是慢性病管理的一大漏洞。調查顯示，養老模式的選擇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慢性病預防的效果。很多居家老人患病后自理能力下降，大多數都是自己照顧自己或者由老伴照顧，而子女又因為經濟、工作、距離等因素沒有更多的能力照顧父母，老人的慢性病因而得不到較好的保健和治療，導致病死率居高不下[13]。而社區居家養老模式以社區為平臺，整合社區內各種服務資源，為老人提供更全面、有效、專業的護理服務[14]，在這種養老模式中，老人自身健康管理得到了促進，也減少了子女的生活負擔。

3.3.2 社區居家養老模式對老年慢性病管理的積極意義 隨著人口老齡化的加重，社區居家養老模式的需求也越來越高，在社區衛生服務的地位也會更加突出，因此大規模推廣居家養老模式將會很有效地管理慢性病，使老年人慢性病管理工作再上一個臺階。調查中，超過半數的社區為老年人提供了體檢、健康咨詢、健康教育宣傳等服務，也有少數社區提供了更加細致化的慢性病管理服務，如日常配藥、看病治療、靜脈補液和康復輔導治療等。社區應該針對不同類型的老年人，尤其是針對存在康復可能的老年人以及有鍛煉需求的老年人提供福利性的設施和器材，幫助他們恢復和增進體能，為老年人的健康提供必要的保障和支持[15]。接受調查的大多數老年人表示，社區提供的慢性病管理服務能夠增強個人對慢性病的認識，起到延緩病情發展、提高生活質量、降低醫療費用的作用。此外，通過現代化、多樣化的設施或者通過社區活動室等公共服務場所還可以促進社區文化的發展，為實現公民“老有所養、老有所為”的目標提供必要的保障，這也符合“以人為本”的發展理念。

致謝：梁奕、潘昌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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