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問題論文匯總十篇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經濟問題論文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雖然，生態工業園已是循環經濟的重要實踐領域，但根據循環經濟的定義可知，循環經濟對于空間結構的認知，很少涉及。主流經濟學忽視空間結構研究的缺陷已經為學者們所認識，因此，作為可持續發展的新模式——循環經濟必須將空間結構納入其研究范疇，循環經濟的空間結構理論將彌補當代循環經濟理論的缺憾。

經濟地理學和區域經濟學是能對此做出突出貢獻的學科，但由于認識上的局限性以及知識更新的漸進性，目前，尚缺乏這方面的研究，循環經濟地理學和區域循環經濟學具有廣闊的發展空間。循環型產業的布局、循環型區域劃分、循環型城鎮體系、區域循環經濟發展模式、區域循環型產業結構、區際循環經濟分工與合作、城鄉循環經濟協調發展、經濟全球化對區域循環經濟的影響、區域循環經濟發展與布局政策等是其重要研究內容。經濟地理學者和區域經濟學者應加強對循環經濟的學習和研究，不斷總結循環經濟實踐的經驗和教訓，在此基礎上，探討循環經濟對傳統經濟地理理論和區域經濟理論的改造，以指導中國區域循環經濟的發展。

循環經濟的層面分析

關于循環經濟的層面分析主要有三種觀點：

第一種觀點認為，工業經濟系統包括三個層面的循環：小循環，指企業內部的物質循環；中循環，指企業之間的物質循環；大循環，指工業產品經使用報廢后，其中，部分物質返回原工業部門，作為原料重新利用。該觀點是基于工業經濟系統內部的循環經濟分層，具有相對性。實際上，循環經濟系統是經濟系統與生態系統相互作用形成的復雜系統，產業之間的界限模糊，工業企業可以與其它產業企業甚至社會之間建立物質循環。如石河子國家生態工業示范園區形成了種植系統、造紙系統、養殖系統、畜產品加工系統、生態旅游系統和污水處理系統之間的生態產業鏈。青島新天地生態園是靜脈產業類生態園，主要功能是：廢舊機電產品綜合利用、生活垃圾處理、醫療廢物等危險廢物處理與處置、污染土壤修復項目、其它固體廢棄物的處置與利用等。

第二種觀點是以山東省為例的以“點、線、面”為特色建立的企業、行業、社會三個層面上的小循環、中循環和大循環。目前，山東省已有300多個企業推行了清潔生產。運用循環經濟原理，根據行業間的關聯，通過物質、能量、信息和價值集成，拉長和擴大生態產業鏈，形成由一個及多個行業組成的，各個主體互補互動、共生共利的生態產業鏈網，建立線上的中循環。青島啤酒集團資源循環鏈屬于中循環，生產過程和產品消費后產生的各種副產品參與企業內部、企業之間，與社會之間的循環，如酒糟、爐渣的再循環，紙箱、紙板、可回收瓶的再利用，廢玻璃瓶、廢易拉罐的再循環，包括以上工業循環經濟系統內部的三個層面。社會區域層面上的大循環同樣包括以上工業循環經濟系統內部的三個層面，只是更加重視產品消費后廢棄物的再循環和無害化。如以煙臺經濟技術開發區、日照市和濰坊海洋化工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為試點，開展社會區域循環經濟示范工作。

第三種觀點認為循環經濟體現在三個層面上，企業層面即小循環，區域層面(生態工業園)即中循環，社會層面(通過廢舊物質的再生利用，實現消費過程中和消費過程后物質和能量的循環)即大循環。

根據以上分析，目前的小循環、中循環、大循環分類存在界限模糊和交叉的現象。對小循環的認識比較一致，對中循環的認識不同，但共同實質是企業之間的循環，大循環的共同特點是產品使用報廢后的廢棄物的再循環和無害化，因此，筆者認為可將企業內部的物質循環定義為小循環，將企業之間的物質循環定義為中循環，將產品使用報廢后的廢棄物的再循環和無害化定義為大循環。這里的企業不僅是工業企業，包括一切產業企業，強調產業之間的融合；小循環和中循環的區別主要是產業組織上的差異，共同點是不包括產品廢棄物的再利用、再循環和無害化，即沒有包括與消費領域之間的循環，而包括生產與消費領域之間的循環正是被稱為大循環的原因。泛化的區域層面上的循環可以包括以上三種循環的一種或幾種，較大范圍的區域層面上的循環往往同時包括三種循環。如生態工業園包括中循環，但由于首先要求園區企業的清潔生產，所以生態工業園一般還包括小循環，如果生態工業園企業實現產品廢棄物的再循環和無害化或建立產品廢棄物的再循環和無害化企業，生態工業園也可包括大循環。

循環經濟與跨越式發展

目前的觀點認為循環經濟反映的是人與自然之間的高級循環型與和諧型的關系階段，是人類社會在全面需求類型和可持續發展觀支配下的，在后工業化社會階段的產物，循環經濟階段即后工業化階段。據此，很容易推出發展中國家和地區難以大力發展循環經濟的結論，但筆者認為循環經濟是后工業化社會階段的產物并不意味著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不能大力發展循環經濟。

人類社會之所以在工業化階段沒有選擇循環經濟模式是因為在資源短缺和生態環境壓力小的背景下，人類沒有認識到循環經濟的重要性。理論與實踐已經證明傳統經濟發展模式即“資源——產品——污染排放”的物質單向流動模式存在導致資源短缺和生態環境惡化的重大缺陷，因此，從人類可持續發展的角度，循環經濟模式應該是人類社會永恒的主題，并不只是后工業化階段的發展模式，關鍵是觀念的改變。目前，在嚴重的資源短缺和生態環境惡化的背景下，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繼續采用傳統的經濟發展模式是行不通的。我國已經進入了工業化中期階段，這一期間資源消耗

筆者曾根據經濟效益在傳統的經濟效益型模式與循環經濟模式下的對比及其與環境效益的組合關系，將循環經濟模式分為以下六種主要類型：環境效益與經濟效益同提高的模式，該模式是循環經濟的最佳模式；環境效益提高，經濟效益保持不變的模式，政府應鼓勵企業采用該模式，以提高環境效益；環境效益提高，經濟效益下降但大于零的模式。該模式又可主要分為環境效益提高明顯、經濟效益下降但相對較高的模式，環境效益提高不明顯、經濟效益下降但相對較高的模式，環境效益提高明顯、經濟效益下降但相對較低的模式，環境效益提高不明顯、經濟效益下降但相對較低的模式。在經濟發展水平和生態環境質量不同的地區，四種模式的發展策略不同；環境效益提高，經濟效益等于零的模式；環境效益提高，經濟效益小于零的模式；環境效益下降的模式，在可持續發展背景下，該模式一般是應禁止采用的模式。當然，還可分為環境效益不變的模式。模式四和五存在只循環不經濟問題，在市場經濟體制下，難以實施。環境效益與經濟效益同提高的模式以及環境效益提高、經濟效益保持不變的模式是發達地區和欠發達地區均可大力提倡的發展模式，循環經濟在欠發達地區具有廣闊的發展空間，是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跨越式發展模式。

循環經濟試點

我國已在20多個省(區、市)的20多個行業、5000多家企業開展了清潔生產；在區域層面，進行了生態工業園建設試點；在社會層面，進行了循環經濟省市的試點工作。以上循環經濟試點是以國家政府或地方政府為主導的發展模式，與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難以融合，示范意義有限。今后，在循環經濟試點過程中，應加強企業、政府和公眾的合理分工，政府的主要作用在于：制定法律、政策和循環經濟發展規劃，對發展計劃和政策進行環境影響評估，建立新的社會、經濟發展指標體系等；通過對試點的跟蹤研究，總結試點過程中的經驗和教訓，形成基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循環經濟發展綜合調控措施，然后推廣，以促進循環經濟發展。

目前的循環經濟試點以產業內部的物質循環如生態工業、生態農業為主，對三次產業之間的循環經濟系統缺乏足夠的重視；重視行政區域內部(如上海市)的循環經濟試點，忽視跨行政區域(如產業帶、流域經濟區、城市群和城市帶)的循環經濟試點；試點區域以開發區、產業園區和城市為主，試點區域類型單一。今后，應加強三次產業之間的物質循環試點，如構建工業、農業、旅游業、商業等之間的循環經濟產業鏈；根據循環經濟理論對不同類型區域包括行政區、經濟區、自然區和綜合區的區劃進行調整，并進行循環經濟試點，重視跨區域的循環經濟試點和農村循環經濟試點，總結不同類型區域循環經濟發展、區際之間和城鄉之間循環經濟協調發展試點的經驗和教訓，促進循環經濟在產業和空間上的深化發展。

循環經濟與就業

目前的觀點認為循環經濟可以創造大量勞動崗位，提高就業率。一方面，由于耐用保值性產品的生產、保養、維修、服務以及再利用行業屬于勞動密集型產業，循環經濟可以創造一定的勞動崗位；另一方面，由于知識經濟以信息技術和生物技術等高技術為手段，以提高知識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核心，強調在經濟過程中用智力資源替代物質資源，實現經濟活動的知識化，是促進循環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促進產業結構高級化，是循環經濟的重要內容，其往往導致勞動崗位的減少，因此，應從動態和全面的角度，重新認識循環經濟對創造勞動崗位的貢獻。

循環經濟與空間準入

“十一五”規劃綱要強調，各地區要根據資源環境承載能力和發展潛力，按照優化開發、重點開發、限制開發和禁止開發的不同要求，明確不同區域的功能定位，并制定相應的政策和評價指標，逐步形成各具特色的區域發展格局。在實踐中，由于控制開發區和禁止開發區的經濟利益得不到保證，規劃實施的效果有限。循環經濟模式為禁止開發區和控制開發區提供了新的發展空間。許多循環經濟模式是經濟效益較高的“零”污染模式，如山東鳳祥集團形成了肉雞飼養、加工、以副產品為原料生產保健藥品和復合調味品、飼料等產業鏈條，生產廢水治理達標后用于農田灌溉，并利用生物工程技術，以宰殺廢品為主要原料，生產多種新型醫藥保健品和現代復合調味品，在經濟效益快速增長的同時，廢棄物基本上實現了零排放。因此，在循環經濟理念下，要正確理解“禁止”和“控制”的含義，不能一刀切，具有生態環境破壞性但通過發展循環經濟可以基本上消除生態環境破壞性的產業，在禁止開發區和控制開發區可適度發展，前提是不超過生態環境容量。如在自然保護區生態環境容量范圍內，可適度發展“零”污染和無破壞的循環型旅游業。

篇（2）

一．信息經濟學的基本要點

1.信息與激勵。信息經濟學是近年來最重要和充滿活力的經濟研究領域,它研究決策者擁有不同信息的狀況。信息的非對稱性在很多領域存在,所謂非對稱信息是指某些參與人擁有而另一些參與人不擁有的信息。例如:銀行不可能了解借貸者未來收入的全部信息,拍賣人并不知道潛在客戶所愿支付的全部信息,政府在不太了解個人和企業納稅能力時必須制定稅收政策等,這類現象稱為外生信息不對稱。公司的所有者并不全部了解經營者資產營運信息,行政管理者也不了解下屬是否在認真扎實地履行職責等,這類現象稱為內生信息不對稱。不完全、非對稱分布的信息會帶來很嚴重的后果,尤其當信息優勢經常被有策略的利用起來,因此,信息經濟學研究集中在如何才能制定出能處理非對稱信息下不同激勵和控制問題的契約和制度。在外生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決策者通過設計一個激勵合同或契約,以獲得真實、有用的信息,誘導他人“講真話”;在內生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決策者通過設計一個激勵機制,以誘使另一方當事人采取正確的行為,形成“不偷懶”。這使我們能更好的理解保險市場、信用市場、拍賣、公司內部組織、工資結構、稅收系統、社會保障、競爭條件、政治制度等等問題。信息經濟學研究信息與激勵的一個基本結論是,任何一種制度安排或政策,只有滿足個人的“激勵相容約束”才是可行的。威廉·維克里(WillianVickrey)的研究關注不同類型的拍賣者的特性以及他們如何被最優設計以創造經濟效率。他的努力為一個充滿活力的研究領域奠定了基礎,并且這一領域已經擴展到實用范疇,如:財政部發售公債等。20世紀40年代后期,維克里設計了一個模型表明能通過設計所得稅獲取效率與公平的平衡。25年后,詹姆斯·米爾利斯(JamesMirrlees)找到了能更徹底地解決最優所得稅問題的辦法。米爾利斯很快認識到他的方法能被應用到很多其它的類似問題。這已經成為現代關于復雜信息和激勵問題分析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米爾利斯的方法在不能觀測到其他人行為的情況下尤為有價值,即所謂的道德風險。要回避由于非對稱信息所產生的道德風險,關鍵是要設計一些最優的契約或機制。

2.所得稅。很久以來,哲學家、經濟學家和政治學家一直在研究所得稅原理,不同的公平原理決定了稅收結構。在20世紀40年代中期,維克里分析中強調累進稅率安排將會影響個人努力工作的積極性,因此他重新定義這個問題時注意到了以下兩個方面:激勵問題——每個個人在選擇工作努力程度時會考慮稅收安排,非對稱信息——實際上個人的生產力對政府來說是未知的,他定義了解決的總原則,但并未成功地掌握其精確因素。直到25年后,這個問題才被米爾利斯重新考慮,他通過建立一個范例(樣本),來分析具有廣效性的以非對稱信息為主要組成部分的經濟糾紛,解決了這一問題。米爾利斯定義了一個嚴格的條件(單一交叉點),大大簡化了問題,使問題有可能解決。他的分析中含有揭示原則——一個普遍原則的萌芽思想。根據這一原理,在非對稱信息條件下的激勵問題能從相對有限的分配機制集合中找到解決方法,這種分配機制能導致個人在不與自身利益沖突的情況下暴露出真實的私人信息。通過這一機制,制定最佳條約以及對激勵問題的其它解決辦法變得容易多了。

3.道德風險。在經濟活動中,往往存在著這樣的現象,即某些人在最大限度地增進自身利益時,往往作出不利于他人的行動。這就是所謂的道德風險。如保險業存在顯著的問題是被保物品的損壞不僅僅依賴于天氣、偷盜這些外部因素,而且依賴于投保人對被保物品的管理,這一點使保險公司付出了昂貴代價。健康和殘疾保險等社會保障體系中也出現類似問題。保險項目會加大風險承擔并影響到個人管理被保物品的辦法。在分析這些所謂的道德風險問題時面臨的主要困難與維克里強調,米爾利斯解決的所得稅問題很類似。20世紀70年代中期,通過簡化問題定義,米爾利斯為日益有力的分析鋪平了道路。他注意到人的行為間接暗示了對可能發生的各種結果可能性的選擇。因此,最佳補償協議的條件提供了人選擇可能性信息及保險保護必須被限制在一定范圍以提供商合適的激勵因素。在設計激勵方案時,委托人必須考慮激勵人的成本與委托人利益的一致性。人對處罰的敏感度越高,人對結果選擇的信息量越大,成本越低。合約中規定,人承擔不受歡迎結果的部分成本或者獲取令人滿意結果中的部分利潤。投保人像保管未保險物品一樣保管被保險物品,執行者像管理自己的公司一樣管理公司。

4.拍賣。拍賣的基本功能有兩個:一是提示信息,一是減少成本。非對稱性也是拍賣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拍賣時,潛在的購買者對出售的財產或權力了解不多。1961年、1962年維克里在兩篇論文中分析了不同類型拍賣的特點。維克里根據治理交易的制度規則,把拍賣分成四種類型:英式拍賣、荷蘭式拍賣、第一價格拍賣和第二價格拍賣(即次高價拍賣)。他著重研究了現在被稱為維克里拍賣的次高價拍賣。在這種拍賣中,物品根據封閉價被拍賣。出價最高者以次高價購買拍賣品。這是一種能引出個人真實意愿的機制實例。如果出價比自己所愿支付的更高價格,一個人需冒其他人也同樣行為的風險,則不得不虧本購買拍賣品。相反,如果一個人出比自己愿意支付的低的價格,他冒著也許其他人能比他自己所愿意支付的更低價格購得拍賣品。因此,在此類型拍賣中,真實報價對個人最為有利。這種拍賣具有更高的社會效率。維克里的分析不僅僅對拍賣理論有著重要意義,并且為設計能提供社會激勵的資源分配機制帶來了深入的洞察力。詹姆斯·米爾利斯和威廉·維克里共同榮獲了199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獎勵他們在非對稱信息條件下的激勵理論領域作出的重要貢獻。下面分別介紹他們的主要理論貢獻。二．經濟中的非對稱信息以及相關問題

在勞動力市場中,雇主和雇員的信息是非對稱的。雇主無法了解雇員能力的信息,只能根據雇員的社會平均能力制訂工資標準,導致雇員的“逆向選擇”,直接造成高能力的雇員離職,公司多為低素質雇員,給公司造成一定損失,不能實現資源配置的帕累托效率,甚至會造成“低素質員工驅逐高素質員工”的現象。為了改變這種狀況,公司必須選擇某些易于辨別的信息。目前,教育水平作為顯示能力的主要信息之一,即不同能力的個人接受教育的成本不同,高素質人才通過選擇接受教育把自己與低素質人才區分開,但教育成本與能力具有非相關性,低素質的人才可以模仿高素質人才選擇相同的教育水平,從而使教育水平信息失真,導致“逆向選擇”。信息甄別成為解決“逆向選擇”的關鍵。這方面的研究和理論在模型上雖有重大進展,但它的實證性有待繼續測定。非對稱信息在產品市場中的表現與勞動力市場有相似之處,只不過是賣方更清楚成本、質量、價格等內在屬性,但不清楚買方愿意支付的價格、需求、市場的定位等;而買主正好與之相反。存在的隱患也主要是“逆向選擇”,問題的關鍵是信息傳遞。改善這種狀況的途徑,彭斯認為,如果較高質量的賣主能夠尋找到某種途徑向買主傳遞自身產品質量的信息,而為此付出的成本要比低質量產品的賣主低,使劣質產品賣主的模仿成本太大而不具有模仿的動機?？傊?無論信息質量的優劣,只要高質量產品賣主的信息邊際成本小于低質量產品賣主的信息邊際成本,就可實現資源配置的帕累托改進。目前產品的廣告宣傳、商品的退賠、維修等保證,都是信息傳遞的簡單運用。

80年代西方學者把信息非對稱理論運用到金融市場,極大地豐富了金融中介理論和貨幣政策的傳遞機制,但同時也帶來了嚴重的“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由于信息的非對稱狀態,就鼓勵了信貸資金向低信用企業流動,抑制信貸資金向高信用企業的流動,即信用質量越差的企業,越可能取得信貸資金。這種不合理的資金分配機制對金融市場的資源配置效率具有極不利的影響。在完成交易之后,又引來了嚴重的“道德風險”,即放款人的利益受到侵害或損失,具體表現形式為:違背借款協議,改變資金用途,私自用于投機易或高風險項目;隱瞞投資收益,逃避償付義務;對資金的使用效益漠不關心,不負責任,致使借入資金發生損失。為什么金融市場中信息非對稱的表現與普通商品、勞動力市場有重大差別呢?因為金融市場具有不同于其他市場的重要特征。一般市場的交易是錢物交易,錢物兩清后,交易雙方基本上沒有后續權利和義務;而金融市場的交易大都是放款人放出資金后并不能馬上從借款人手中得到任何等價物質,他所得到的只是在未來某個日期償還本息的承諾。由于信息的非對稱,不同的借款人,甚至同一借款人在不同條件下作出承諾的可靠性,都不可能一樣,致使出現了嚴重的“道德風險”。如何解決這個問題,西方著名學者羅斯進行了大量開創性研究,他直切問題的核心,即企業的金融結構與市場價值的關系,這就是響譽世界的MM定理。他主張只根據企業負債比來測定企業的市場價值,他的分析方法雖沒有全新的結論,但他的方法是嶄新的,給人一種全新的境界。為了進一步規范金融市場,筆者主張在羅斯分析的基礎上,應完善以下機制:加強對證券持有人的約束;健全防止管理人員向外輸出錯誤信息的內在機制;嚴懲證券持有人賄賂管理人員,輸出錯誤信息,使自己謀利的非法行為;加快防止故意制造“道德風險”的立法工作。上述機制的完善和規范,都需要不斷地探索和實踐。

信息非對稱理論在證券市場運用中所引發的“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的表現則更為嚴重。從某種意義上講,在證券市場上沒有辦法解決“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因為要減少“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基本條件是改善信息的非對稱狀態,要改善信息的非對稱狀態,必須花費一定的信息成本進行調查、分析和監督,然而證券市場的高度分散性,“搭便車”行為普遍存在,抑制了信息投資。目前,我國證券市場機構大戶操縱市場,銀行違規資金入市,證券機構違規透支,新聞媒介推波助瀾,誤導誤信股民跟風等,都是信息傳遞機制不暢,功能存在障礙的具體表現。西方學者普遍認為,在證券市場的信息傳遞模型中,除非有嚴格的約束條件,否則不存在唯一均衡。只有提高企業自己的信息成本,才能實現有效的分離均衡,才能使信用差的企業放棄模仿信譽好的企業的動機,但均衡的唯一性仍是一個有待繼續解決的問題。結合我國的證券市場,其核心是保證信息傳遞暢通、充分、準確,從而逐步趨于完全對稱。具體措施是:實現國有股和法人股的上市流通,以利健全信息傳遞機制,改善市場結構,減少信息扭曲,提高信息質量,發揮信息顯示器的正常功能。信息是一種特殊的商品,需求者實際上無權選擇,一旦信息質量存在問題,信息使用者的利益將無法挽回。因此規范和完善上市公司信息傳遞機制,降低信息成本,規范會計職業是十分必要的。一方面要加強對注冊會計師的管理,提高其風險度;另一方面加強行業自律,提高其約束自己的行為的能力。信息成本的存在使非對稱信息的產生成溪必然。

另外一個熱點問題是：中國國有企業由于經營不善,面臨倒閉,在新的政策下,國企拍賣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如何使國有企業的拍賣更為有效是一個很值得研究的問題。拍賣前必須先清楚兩點:一是被拍賣企業的經營現狀;二是評估該企業的資產。拍賣理論的核心內容是弄清投標者對被拍賣企業的真實評價。這就需要投標者花一定的時間與精力去調查該企業的資產狀況,同時,拍賣者也要盡力弄清投標者對企業的真實評價。在歐洲,許多拍賣者得到的價格都低于投標者對企業的真實評價,因為,常常有這樣的集團,由于他們比別人更了解該企業,掌握了有關該企業的更充分的信息,從而壓低了該企業的價格。為了解決這一問題,可以進行二級密封價格拍賣法,即通過投標者之間的競爭,由出價最高者以次高價格購買,從而激勵投標者說真話。不過,拍賣者有時也會與投標者合謀,從而使拍賣失效,尤其是在拍賣公益企業時。故而,應采取一種更為公開的拍賣方式,讓更多的投標者競爭。比如,英國就把一些公共事業企業賣給法國(如水利系統)和美國(如電信系統)。中國不一定要采取這樣的方式,但一定要使信息更為公開,拍賣更為公正,這樣,才能使拍賣成功。在經濟轉軌時期,國有企業的所有者是由政府代表的全體人民,但在實際操作中,不同的企業隸屬于不同的政府部門。因此在企業兼并時會常伴隨有“一定的道德風險”問題。這一問題很有意義，其核心是產權問題。兩個歸屬不同政府部門的企業兼并時,兼并合同會偏向哪一方或保持中立是很難給出清楚明確的解釋的,因為兩個政府部門有不同的利益目標。這與委托—理論略不同。委托—理論告訴我們,對于一個委托人、一個人的情形,委托人應該為人設計一種有效的激勵機制,比如高工資,與工作績效掛鉤的獎金等使人更有效地工作。一般來說,為了控制風險,一個人不允許同時有兩個委托人。在這種情況下,“兼并”是一種有效的激勵機制。由于受到“兼并”的威脅,人即經理會更努力地經營企業,使企業的資產不斷增殖。通常情況下,經理并不希望“兼并”發生,除非其經營狀況相當糟。事實上,通過對兼并制度的分析及對兼并實例的考察,我們認為,“兼并”的作用與效果并不像我們想象的那么好。如前所言,分屬兩個政府部門的企業之間的“兼并”則有所不同。在這種情況下,至少存在兩個委托人,其中一個委托人會控制兼并合同的簽訂,從而弱化另一個委托人的權力。三．國有企業的激勵問題分析

國有資產是通過層層的關系才到達企業的,而中國國企的委托關系具有無限循環的特性。在委托—鏈條上的當事人既是委托人又是人。從理論上講,國有資產屬于全民,工人階級是全民的優秀代表,是初始委托人,委托政府作為國有資產的人,而政府又作為委托人委托經理來管理國有企業;經理是國企的人同時他又作為委托人,委托車間主任管理生產經營;車間主任是人同時又是委托人,委托工人進行生產。工人這時成為最低層次的人與最高層次委托人扣成一個環。因此,解決這種委托問題的關鍵就在于規避道德風險與逆向選擇,即使委托人和人的利益趨于一致。也就是委托人要在全社會設計一套對人的激勵相容約束機制的方案,使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過程中必須維護委托人的長遠利益。變“損人利己”為“雙贏”是這套機制的核心所在。當對人付出的努力不能進行完全的檢驗,從而人有可能試圖只付出少于他能夠付出的努力時;當一個只根據行動而不兼顧結果支付報償的契約建立時,潛在的道德風險立即產生。對委托人來說,人行動是不可預測的,委托人的問題是如何根據可觀測到的信息(資產增值率、利潤率、市場占有率、同行業企業家正常利潤等)來獎懲人,以激勵其選擇對委托人最有利的行動。我們用A表示人所有可能選擇的行動的集合,a∈A表示人的一個行動,可以是任何維度的決策變量如a=(a1、a2……),a1、a2表示人在數量和質量上的工作時間或代表固定資產投資和開發研究等。θ是外生變量稱“自然狀態”,a、θ決定一個可觀測的結果π(a、θ),如產出。委托人的問題是設計一個激勵合同S(π),根據觀測的產出π對人進行獎懲。設人努力的負效用為C(a),委托人的期望效用函數為V=π(aθ)-S(π),人的期望效用函數為U=S(π)-C(a)。前面已經提到委托人和人的利益是沖突的,因此除非委托人能對人提供足夠的激勵,否則,人不會如委托人希望的那樣努力工作。委托人的問題就是選擇a和S(π)最大化,即上述自己期望效用函數。但這樣做的時候面臨著來自人的兩個約束。第一個約束是參與約束即人接受合同得到的期望效用不能小于不接受合同得到的最大期望效用U(由其他市場機會決定),可以表示為S(π)-C(a)≥U。第二個約束是激勵相容約束,在任何激勵合同S(π)下,人總是選擇使自己期望效用最大化的a,因此任何委托人期望的a都只能通過人的效用最大化行為實現。如果a是委托人希望的行動,a′∈A是人可以選擇的任何行動,那么只有當人從選擇a中得到的期望效用大于從選擇a′中得到的期望效用,人才會選擇a,激勵相容約束的數學表述如下:s〔π(aθ)-C(a)〕≥S〔π(a′θ)-C(a′)〕a′∈A,這就是解決道德風險的基本簡化模型。當然要得出最優解需經過一系列的數學變換,還要考慮a、θ的分布密度,這里從略。

下面討論逆向選擇模型。根據顯示原理,我們只需要考慮能使人出于自身利益真實顯示他所屬類型的契約,并根據聲稱自己具有的屬性來決定按契約支付報償。a為人的內在屬性(不是道德風險模型中委托人希望選擇的行動),a′是人聲稱的屬性,W為委托人為人設計的契約,U為人的效用,則防范逆向選擇的模型為:U〔W(a),a〕≥〔W(a′)a〕aa′∈A上述激勵相容約束機制模型從表面看,在企業利潤的蛋糕上政府似乎分得了較少的份額,其實在這種機制的運作下的委托關系會創造循環的創新支力,會使企業利潤的蛋糕越做越大,國家、政府會得到長期的不斷增長的利潤“蛋糕”。在以上的模型下需要對企業的分配制度進行改革。人的收入一定與企業的業績掛鉤與職工分配基金脫鉤,體現出按勞分配與按要素分配的結合。尤其是智力要素價值要得到實現,得到蛋糕的份額與其努力程度成正比。同時,企業的激勵相容約束機制也需要一個規范化的市場環境。環境對人的約束是剛性的、使他別無選擇。市場的評價約束著人,公司的經營狀況基本取決于經理的能力,公司一旦破產,經理的人力資本價值在市場上就一貶到零,甚至可能從此斷送經理生涯。這種來自人力資本市場的約束是最硬的行為約束。而資本市場對人的約束是來自股東(委托人)的間接控制,使人不得不考慮委托人的利益和要求。企業激勵相容約束機制的運作需要法律的保障,企業經理的任用要通過法律程序,另外上級主管部門對企業的督查要法制化。還要建立企業內部職工舉報獎勵制度,這樣才能使國企委托——關系處于良性的循環之中,使這個環緊緊地圍住國有資產,使國有資產保值增值。

四．結語

客觀上講,非對稱信息的研究目的在于如何設計一種有效的經濟機制,選擇滿足委托人、人參與約束和激勵相容的約束激勵合同以期最大化自己的期望效用函數,促使資源的帕累托最優。這方面研究理論和現實還有差距,但就約束、激勵的某一方面研究和實踐都取得了重大突破,可二者的相容僅表現為模型。特別是在我國改革開放以來,激勵理論和實踐呈現出日新月異,而約束的理論和實踐則相對滯后,使激勵機制發生扭曲,甚至有人認為監控就是懲罰。必須改變這種傳統的思維定式,實現激勵約束相容,二者不可偏頗。這方面我們有豐富的經驗,又有深刻的教訓。今天,我們正在構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框架,許多問題有待信息經濟學去參與研究,如保險業、拍賣業、舊貨市場、棘輪效應、國企改革、稅收、財政、制度變遷以至產權等等。信息經濟學是一門新型的經濟學科,它適應信息社會的需要,體現知識經濟的發展,最能實現帕累托最優。參考文獻:

1、烏家培.信息經濟學.經濟學動態,1997(8)

2、張維迎.博奕論與信息經濟學.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三聯書店,1996.1.

篇（3）

1研究背景

自從20世紀60年代出現綠色建筑概念以來,綠色建筑由理念到實踐，逐漸發展，形成了較完善的設計方法和評估體系，盡管如此,綠色建筑在發展中仍然遇到很多阻礙，其中經濟問題是最主要的瓶頸。本文從經濟外部性的角度指出其根本原因，并對其解決方法進行了探索。

1.1綠色建筑內涵

綠色建筑是指為人們提供健康、舒適、安全的居住、工作和活動的空間，同時在建筑物全生命周期(物料生產、建筑規劃、設計、施工、運營維護及拆除、回收利用)過程中實現高效率地利用資源(能源、士地、水資源、材料)、最低限度地影響環境的建筑物，也被稱為生態建筑、可持續建筑[1]。

其主要內涵包括建筑選址、設計、施工、使用運營、管理及廢棄的過程中，在維護環境基本生態平衡的前提下，充分利用資源，滿足人類安全、健康、高效、舒適地居住和使用，達到建筑與人的和諧共生。這種建筑在不損害生態環境的前提下、提高人們的生活質量及當代與后代的生活質量，其綠色的本質是無污染，無廢物，開放式的綜合的良性循環。綠色建筑在時間和空間上對環境資源進行影響。在空間上就是綠色建筑對周邊的生態環境，居住者的生活環境，全球生態環境的影響。在時間上就是在建筑物的全生命周期，包括原材料的開采、運輸加工、建造、使用、運營、管理、拆除、回收，等各個環節。

總的說來綠色建筑主要是3個理念，第一、節能；第二、環保；第三、與自然和諧。

1.2經濟外部性概念

外部性理論是在1910年由著名的經濟學家馬歇爾(Marshall)提出的，并由他的學生庇古(A．C．Pigon)豐富和發展了外部性理論。所謂外部性是指實際經濟活動中生產者和消費者的活動對其它的生產者和消費者產生的超越活動主體范圍的利害影響。把它具體化即A對B提供勞務時，使其他人獲得利益或受到損害，但A未從收益人處獲得報酬，也不必向受損者支付任何補償。傳統的福利經濟學觀點認為:外部性是一種經濟力量對另一種經濟力量的“非市場性的”附帶影響[2]。

從資源配置的角度分析，外部性表示不在決策者考慮范圍之內的時候所產生的一種低效率現象。經濟外部性可分為外部經濟性和外部不經濟性。生產者和消費者在其活動過程中對他人帶來了不利影響，且他人又得不到相應的補償稱為外部不經濟性。庇古與馬歇爾之后,許多經濟學家從不同角度對外部性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提出了一些治理外部性的對策。羅納德·科斯從“產權界定”入手，探討了外部性的治理，從事博奕論研究的經濟學家則從“囚徒困境”式的博弈問題入手研究外部性,在近年來可持續發展研究中,許多人用外部性理論來解釋環境問題,并據此來尋求可持續發展的經濟途徑,形成了外部性理論的發展:用不可分割性來解釋環境外部性；用非競爭性來解釋環境外部性，認為資源屬于公共物品,公共物品的主要特征是非競爭性[3]。

1.3研究內容

綠色建筑的生產也是一種經濟活動，也會產生外部性，綠色建筑產生的節能和環保就是典型的外部經濟性的例證。由于建筑業是高耗能的行業，據有關統計：大約有一半的溫室效應氣體來自與建筑材料的生產和運輸、建筑物的建造以及運行管理有關的能源消耗。建設活動還加劇了其他問題，如酸雨增加、臭氧層破壞等。根據歐洲的有關數據，建設活動引起的環境負擔占總環境負擔的15％～45％。在英國制造和運輸建筑材料所消耗的能源占全國總耗的10％，而建筑照明就占總能耗的20％-40％。整個歐洲所消耗的能源大約有1／2用于建筑的運行，另外25％用于交通[4]。這些能源大部分來源于日益減少的不可再生的原油，而且這樣的能源消耗模式已不太可能持續很多代。能源和環境問題已經成為21世紀的一個重要主題，由此可見非綠色建筑具有外部不經濟性而綠色建筑具備外部經濟性，由于許多綠色建筑的生產者內部收益小于社會收益，這時就會出現市場失靈的情況，這也是綠色建筑發展受到阻礙的根本原因。

本文用外部性理論分析綠色建筑的經濟性，指出綠色建筑發展存在的主要問題，并提出了若干如何將社會成本內部化的措施，這為我國綠色建筑的發展提供了有益的參考。

2綠色建筑外部性分析

生產者采用了綠色建筑的方案，增加初始成本的投資，開發商按照新的建筑節能設計標準建造節能建筑必然要增加成本。據測算，大約每平方米建筑面積要增加100元左右，這部分增量成本只能通過提高住宅的銷售價格，最終由購買者來承擔。目前，提高房價必將增加開發商的風險．在我國城市房價日益上漲，總趨勢又供大于求的情況下，絕大多數開發商都持觀望態度，不輕易增加任何建筑成本。消費者作為住宅銷售的最終需求方，由于缺乏節能意識，又沒有購買比一般建筑價格高10%以上的節能住宅的迫切需求，因此建造節能住宅很難成為開發商的自覺行為。

雖然采用綠色建筑帶給了生產者一定的收益，節約能源消耗，減少了二氧化碳的排放，保護了環境，為后代和同代人了節約了能源，但是后代人或者同代人不會因此向他支付報酬，按目前的能源價格水平，至少需要15年以上的時間才能收回，如此長的投資回收期，基本上沒有吸引力。在建筑節能這個領域，存在用戶對建筑節能改造或投入的投資收益預期小于節能所增加的投入，而節能增加的投入必然小于社會獲得的綜合效益，如建筑能耗的節約、環境質量的改善、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等，而較長的投資回收期和資金的時間價值使人們對于長期以后發生的能源消耗費用不會重視。對于個人而言，他承擔了綠色建筑的社會成本，其他人得到了綠色建筑的外部效益，但是其個人沒有得到全部的收益。這就是綠色建筑的外部性問題，這是綠色建筑發展所面臨的一個根本性的問題，也是綠色建筑僅僅靠市場機制難于推動的原因。

下面進一步來說明綠色建筑的外部性：

如圖1所示：P是成本價格，供給曲線MC與社會收益MSR相交于點A，與內部成本曲線MPR相交于B，Q1是市場均衡產量，這個產量不是市場最優產量，供給曲線和邊際社會收益曲線相交點，Q2是相對于整個社會來講是最優的。

在市場自由運作的條件下，生產者為了攫取最大利潤，會盡量降低生產成本，生產非綠色建筑，這對個人而言是有利的，但是相對于整個社會而言，綠色建筑的數量不是最優的。

3解決綠色建筑外部性問題的對策

通過以上對綠色建筑的外部經濟性分析，可以看出，綠色建筑具有外部經濟性,而非綠色建筑具有外部不經濟性，綠色建筑發展問題的實質在于如何發揮綠色建筑的外部經濟性，消除非綠色建筑的外部不經濟性。而非綠色建筑外部不經濟性本質就是私人成本社會化。要從根本上解決綠色建筑發展中的經濟問題，促進綠色建筑的發展，就必須盡可能的消除非綠色建筑的外部不經濟性，那么外部不經濟性如何消除呢？一般兩種途徑：一種是財政補貼，另外一種是稅收，前者是主要針對綠色建筑，目的是發揮綠色建筑的外部經濟性。后者則是主要針對非綠色建筑，目的是消除其外部不經濟性。

（1）財政補貼

由于生產綠色建筑產品存在外部經濟性，可以對綠色建筑產品的生產者進行補貼，如圖1所示，邊際社會收益曲線(MSR)位于邊際生產者的內部收益曲線(MPR)之上，市場產量小于社會最優產量即Q1小于Q2，為了鼓勵企業多生產，就需要給予補貼，單位產量的補貼大小為圖1中的線段AC所表示的數量。通過綠色建筑的生產者和消費者進行財政補貼，影響綠色建筑的價格，吸引和引導用戶購買綠色建筑。綠色建筑往往在建筑密度和容積率上比較"鋪張"，可以對其建筑密度和高度進行補貼。

（2）稅收政策

通過政策性課稅，對生產非綠色建筑的單位或個人征稅，用這部分抵消外部不經濟性的部分，對這部分損失進行補償，對造成外部不經濟的企業，國家征稅數額應該等于該企業給社會其他成員或后代造成的損失，從而使該企業的私人成本恰好等于社會成本。例如對非綠色建筑要征收能源稅，其稅額等于比綠色建筑多消耗能源的費用。用圖2說明。

如圖2所示，設生產非綠色建筑會產生外部不經濟影響。圖中橫軸為非綠色建筑產量，縱軸為產品成本價格，MPC為不考慮外部不經濟影響的邊際私人成本。MSC為考慮外部不經濟的邊際社會成本，D1D2為需求曲線。如果不考慮外部不經濟時，MPC與D1D2交于A點，相應產量為Q1，價格P1，此時顯然資源的配置不合理，因為成本曲線中并不反映社會成本真實值。如果對消費者征稅收t，則D1D2下降至D3位置，與MPS交于C點，相應產量為Q2，價格P3，由圖5可知P3=P2-t，即P2=P3+t，那么產品以P2價格出售,其中t為稅收,從圖可看出這部分即由于非綠色建筑外部不經濟而增加的部分成本，用來進行補償。圖中，如果對生產者征以t的稅收，那么其成本曲線也由MPC位置上升至MSC位置，與D1D2交于B點，產量Q2，價格P2，P2=P3+t，其中t為稅收用來補償環境外部不經濟性。

4結語

外部性理論是可持續發展思想的理論依據之一，外部性問題不但引發了經濟理論的創新，而且在環境保護，能源節約等諸多實踐活動中得到廣泛應用。

非綠色建筑物的外部不經濟性導致建筑高耗能的現狀得不到改善，造成了資源配置的不合理，污染了環境，浪費了能源，因此需要充分運用財稅政策將其外部不經濟性內部化，將社會成本內部化，同時對生產綠色建筑的生產者進行補貼，提高其生產的積極性，以促進我國綠色建筑的健康發展。

參考文獻：

[1]韓秀華，楊春虹，劉鷹嵐.綠色建筑與建筑設計[J]建筑生態，2004,16:76-77.

篇（4）

人民銀行包頭市中心支行課題組，課題負責人:范滿志，成員：范滿志，成曉玲，劉雅琴，執筆：劉雅琴

一、信用環境亟待改善

政治學家威爾遜和犯罪學家凱琳提出“破窗理論”即人為的打破了一個建筑物的玻璃窗戶，而這扇窗戶又得不到及時維修，別人就可能受到某些暗示性的縱容去打爛更多的窗戶玻璃，最后造成一種無序的局面。近年來，“破窗理論”在我國作用的效果越來越明顯。由于信用破壞者沒有得到及時適度的懲罰，搭失信便車的事屢見不鮮：經濟糾紛和債權糾紛案件逐年增多；不斷翻新的假貨迫使百姓選擇超前儲蓄放棄即期消費，由逃廢債務、合同欺詐、劣質假冒等失信行為導致的直接經濟損失直接影響到國民經濟增長率。

從整個社會看，計劃經濟時代的信用僅為資源配置中的輔助手段，造成信用制度基礎薄弱；經濟轉軌初期的信用微觀主體在法律上沒有實現真正的人格化；在信用體系建設的各種法律法規及市場經濟新的道德規范不夠健全的情況下，買賣雙方的信息不對稱和契約的不完全性直接誘導失信行為頻繁發生。例如市場經濟中揭出的大案、股市中現出的黑幕、安然公司的破產等無疑都與信用問題直接有關。

從經濟發展的內在需求看，構筑信用經濟關乎市場經濟的成敗。隨著改革的深入，粗放增長方式帶來的邊際效應進入加速遞減階段，集約式增長方式成為社會發展的動力，政府已經能夠承擔起解決信用問題可能付出的高成本。因此，政府不能再忽視社會生活中日益嚴重且影響市場經濟縱深發展的信用缺失問題，應該采取理性的決策，同時誘導其他相關因素改變博奕結果。

二、市場經濟中的信用問題

第一，個人信用制度不健全。在歐美國家，信用已成為人們社會生活中的第二身份證，發達國家中完善的個人信用制度為銀行的大量富余資金提供了最佳投向，同時對拉動內需，促進經濟增長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由于長期對個人信用的漠視，我國雖然從1999年起在上海開展了個人信用聯合征信業務，但很多地區公民的信用記錄仍為零，滯后的個人信用制度成為制約消費貸款的“瓶頸”。

第二，企業信用狀況不佳。一是向社會提供劣質假冒商品，拒不履行合同承諾，侵犯他人商標權。二是利用變更法人代表、資不抵債、兼并、解散、破產、多頭開戶等手段套取銀行貸款、逃廢銀行債務。三是在破產時采取“大船擱淺，艦板逃生”先分后破；否認抵押貸款中“抵押”的法律效力；借清算組接管破產企業前的“真空時空”，隱蔽、私分或轉移財產；資產評估不實，職工安置費用高，破產費用開支大；拍賣不規范，低于評估價出售破產財產的方法，肆意逃廢銀行債務。

第三，銀行信用監控及評價體系不完善。一方面，由于銀行業不斷的進行金融創新，使傳統的貨幣概念和測量口徑趨于失效，增加了金融監管的難度，削弱了金融監管當局的監控能力；另一方面，我國銀行業的客戶信用評價體系存在評價工作的專業性與權威性不足、指標數據來源有缺陷及評價指標的設置不夠健全的問題，直接影響銀行貸款質量下降。

第四，體制改革中信用問題突現。隨著鄉鎮機構的撤并、人員精簡等體制改革的逐步落實，旗縣區銀行在金融債權管理方面存在清收難、轉化難、保全難的問題。其一，基層機構撤并后承貸主體發生變化，原借款憑證失去原有法律效力，致使金融部門討債無門。

第五，信用缺失阻礙電子商務發展。

電子商務是企業、消費者和政府相關利益主體不可回避的一個商業命題，由于缺乏與信息產業相適應的信用環境致使網上金融發展緩慢。就信用卡而言，其業務在制度法規、核算手續、監督管理等方面不健全，而且信用卡作案的頻頻發生使人們懷疑其“信用”程度。在社會信用體系不完備的情況下，安全性決定了消費者選擇傳統結算方式。與實體經濟一樣，離開信用這一基礎，會使電子商務的交易額縮減、交易成本增加、發展難以為繼。電子商務系統的特性表現出虛擬經濟對信用的需求的迫切性和重要性。三、構建信用管理體系的思路

（一）發揮政府的行政管理職能作用，引導社會信用。首先，要加強自身信用體系建設。制定的政策法規要有連續性和穩定性，不能因領導變更而推卸政府承諾，要切實有效的維護產權。其次，要明確與信用管理有關的政府部門在整個社會信用體系中的地位與作用，及相應的管理目標和內容；減少政府對市場主體的管制范圍和程度，引導市場主體進行制度選擇與創新。第三，以市場經濟為中心建立相應的道德價值秩序。加大誠實守信的社會道德教育。第四，應協調并整合企業信息資源，建立相對完整的資信數據庫和有效的信息傳遞機制，推動和保障行業信用體系建設，維護網絡交易的安全與信用，并通過立法的方式為網絡經濟提供剛性的信用規則，推動互聯網行業的穩步發展。第五，增強在信用制度建設中的監督與服務功能，建立企業和個人信用檔案，并將其與失信檔案共同納入法律管理辦法。第六，要以誠信為基礎建立高效率的城市市場，創造誠信的投資環境以提升城市競爭力。

（二）健全信用法制，確保政府、銀行、企業多方共贏發展。我國應在信用立法方面借鑒西方國家的成功經驗，改變現有的維護信用的法律條款在多部法律中被涉及的現狀，制定信用方面的專門立法，建立有效的制約和懲罰失信行為的法律機制，加快信用立法步伐，同時借鑒國際銀行業成熟、有效的評級方法，探索符合我國國情的客戶信用評價體系，使政府、銀行、企業多方在開放寬松的社會經濟環境中公平的享有和使用信息資源，從而達到多方共贏發展的目標。

篇（5）

區域經濟史研究是在一定時空坐標中，描述出一地方的經濟結構和經濟發展狀況，并在此基礎上對不同區域的研究結果進行比較、歸納，以使我們對整個社會的經濟史現象有更為深入的了解。

以宋代的區域經濟研究為例，目前學者們對區域經濟研究的內容主要關注在如下幾個方面；（1）經濟中心南移問題。所謂經濟中心南移，是指唐宋以來全國經濟中心自北向南的轉移，使得江南地區成為全國經濟的中心。這個論題最初由張家駒先生在40年代提出，并由他本人在50年代進一步擴充（注：張家駒：1942年，《宋代社會中心南遷史（上）》，商務印書館；1957年，《兩宋經濟重心的南移》，湖北人民出版社。）。70年代末以來，關于這一問題的討論有一定發展，鄭學檬的著作可為代表（注：鄭學檬：1995年，《中國古代經濟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經濟研究》，岳麓書社。）。近來有關的研究，已經深入到了諸如經濟中心南移的階段性以及在各方面的具體表現等問題。（2）地區性的個案綜合研究。地區性個案研究自80年代起進入，選題范圍多集中在當時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如楊德泉、荀西平對北宋關中社會經濟的發展有專門論述（注：楊德泉、荀西平：1987年，《北宋關中社會經濟試探》，《宋史研究論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斯波義信對宋代江南地區的經濟發展，如對高技術與高生產、高技術的傳播對生產的影響等問題提出了自己的認識（注：斯波義信：1988年，《宋代江南經濟史研究》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年中譯本。）。以及對不同經濟部門的個案研究，如關履權的《宋代廣州香藥貿易史述》，指出宋代廣州的香藥貿易作為中國歷史上一種販運性的商業活動，為封建統治者服務，是變態的繁榮（注：關履權：1982年，《宋代廣州香藥貿易述論》，《宋史研究論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龍登高的《宋代東南市場研究》，認為在宋代兩浙區域市場，產業結構中經濟作物與商品生產比重小，區域內的專業分工，更多地以自然地理為基礎，與外地市場的聯系稀疏，缺乏全國性市場的配合（注：龍登高：1988年，《宋代東南市場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吳旭霞的《宋代江西農村商品經濟的發展》，認為宋代江西農村中農作物大量投入市場，農民與市場聯系加強（注：吳旭霞：《宋代江西農村商品經濟的發展》，《江西社會科學》，1990年第6期。）。韓茂莉的《宋代川峽地區農業生產述論》，通過對宋代川峽地區人口密度和土地墾殖率兩項指標的考察，指出宋代是川峽地區農業生產發展的重要時期（注：韓茂莉：《宋代川峽地區農業生產述論》，《中國史研究》，1992年第4期。）。有關論著數量不少。（3）對全國經濟區域性不平衡現象的分析。80年代，漆俠最早通過對宋代各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的考察，得出“北不如南，西不如東”的結論（注：漆俠：1987、1988年，《宋代經濟史》（上、下冊），上海人民出版社。）。程民生的《宋代地域經濟研究》具體闡述了漆俠的這一論述。包偉民的《宋代賦稅征發區域不平衡性略論》則從宋代國家財政制度存在的區域性差異的角度，來分析由此造成的對社會經濟的影響（注：包偉民：2000年，《宋代賦稅征發區域不平衡性略論》，張其凡編等《宋代歷史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

上述學者都對宋代區域經濟作了相當深入的探討，大大超邁了前人的研究水平，也反映了他們在史識上的獨具慧眼，但也應該看到，在區域經濟史領域仍有一定的學術空間可供拓展。在新世紀之初，對區域經濟史的研究內容進行反思與改進是必要的，盡可能地拓寬區域經濟史研究的領域，是我們目前面臨的任務。

如何劃分區域經濟史的“區域”，進而確定具體的研究范圍，是從事研究不可回避的基本問題。對此，歷史學家、經濟學家、人口學家、地理學家等不同領域的研究者們都分別立足于自己的學科基礎，從不同的角度出發，提出過各自的劃分標準。歸納而言，經濟史學界曾提出了三種不同意見：（1）傳統上以行政區劃為主要標準，理由主要是“我國現行經濟體制，也是以行政區劃為基礎，便于使研究成果的借鑒作用得到發揮?！保?）按自然經濟條件劃分，“因為經濟的發展往往不是行政命令或者行政區域硬性劃分所能割裂開的”。如冀朝鼎在其著作《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與水利事業的發展》中，依據農業生產條件與運輸設施條件的優劣提出了“基本經濟區”這一重要概念。施堅雅在《的城市發展》一文中，按分水嶺將中國劃分為地區，頗有見地，但此說的著眼點是市場系統理論（市場系統與河川流域有密切關系），因此對于市場系統相對成熟的清代中國來說，比較適宜，但對于處在10至13世紀的宋代而言，情況就未必如此了。（3）80年代開始，學者們越來越傾向于采取多元標準，既可以按行政區劃，也可以按山脈走向、江河流域、市場網絡和人文風俗的不同來確定（注：以上參見宋元強：《區域社會經濟史研究的新進展》，《歷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159頁。關于冀朝鼎的論述，參見冀朝鼎《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與水利事業的發展》，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10頁；關于施豎雅的論述，參見李伯重《斯波義信“宋代江南經濟史研究”評價》，《中國經濟史研究》，1990年第4期，第148頁。）。如：粟冠昌的《宋代的廣西社會經濟》（注：粟冠昌：《宋代的廣西社會經濟》，《廣西師院學報》，1981年第4期。）、陳偉民的《宋代嶺南主糧與經濟作物的生產經營》（注：陳偉民：《宋代嶺南主糧與經濟作物的生產經營》，《中國農史》，1990年第1期。）、雷家宏的《宋代長江中游沿岸地區的商業貿易》（注：雷家宏：《宋代長江中游沿岸地區的商業貿易》，《宋史研究論文集》，寧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龍登高的《宋代東南市場研究》、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經濟及其地位新探》（注：程民生：《宋代北方經濟及其地位新探》，《中國經濟史研究》，1987年第3期。）等論著，都持這種觀點。另外，80年代末，斯波義信在施堅雅“地文地域”說的基礎上，提出“地文—生態地域”新說，即將生態環境的概念納入中國古代經濟區域劃分工作之中，使之更為全面。當然，區域的劃分也是與不同社會的不同背景相適應的。原始社會以山川自然的形勢進行劃分：夏商周時期，總體上按民族分布和自然區域進行劃分；秦代以后的帝制時期，在中原以郡縣（后為州縣）劃分，并逐漸地推廣到少數民族地區。在這個有序的發展過程中，區域劃分的內容越來越充實。

區域經濟史研究應關注多學科交叉與滲透的問題。經濟學、地理學、人類學、人口學、社會學、生態學、民俗學等方面的學術成果，都應予吸收。這種跨學科的新史學的最早嘗試可追溯到法國史學家H·貝爾在1900年創辦的《綜合歷史評論》。但使這一方法贏得學術聲望的是L·費弗爾和M·布洛赫1929年共同創辦的《經濟社會史年鑒》和由此得名的“年鑒”學派。他們反對西方傳統史學專注于政治史的作法，提倡包括經濟、社會、文化在內的“總體歷史”；反對純歷史學的研究方法，主張運用跨學科方法，開展綜合研究?！?/p>

年鑒”學派對我們的啟發是應該從多個角度、立體地考察區域經濟。

檢討近幾十年來的國內區域經濟史研究，本文以為一個顯著的弱點是缺少概念的創新。相比之下，西方學者在研究中的“概念化”或“模式化”傾向明顯。從表面上看，“社會科學化”色彩過于強烈，大量的相關社科詞匯的借用，似乎給人以流行時尚的感覺。但新概念的提出極有可能標志著一次方法論轉換的完成，并為下一步的轉換積累了討論的前提，盡管這種轉換和積累的幅度不盡相同（注：參見楊念群：《美國中國學研究的范式轉變與中國史研究的現實處境》，《歷史學》，2001年第3期。）。任何研究都須時刻處于運動和發展之中，它需要史學工作者不斷努力與探索，同時還需要信心和勇氣。如在研究區域經濟史的過程中，可引入經濟學中用以描述區域間的經濟擴散和極化效應問題的“發展極理論”（注：參見張培剛主編：《新發展經濟學》，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用以研究區域專業化問題的“稟賦優勢理論”（注：參見周起業等著：《區域經濟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

）、以及像“專業化產業區”、“集聚效應”（注：“專業化產業區”是建立在比較優勢基礎之上的，專業化地生產其具有優勢的產品的區域?！凹坌敝赣捎谝兀ㄖ饕侨丝冢┑募卸a生的聯合需求，促進專業化分工和中介組織的興起。）等一系列在區域經濟學中經常使用的新概念，有助于更加富有邏輯性地分析區域經濟變化進程。當然，新概念的提出有時可以帶來深入探討之效，有時卻未必，只是產生新瓶裝舊酒式的作品。故新概念的出現，決非易事，必須建立在扎實的研究基礎上。

應該說，迄今為止的區域經濟史研究基本上以對大量史實的考察作為依據，就不同經濟類型的個案研究結論而言，有相當的科學性。但大多數學者或是僅僅停留在個案結論的階段，或是在試圖將其上升為普遍性規律時往往出現一個邏輯斷檔，即在由個別到普遍的擴展過程中，缺乏邏輯的必然性。如施堅雅根據中心地理論，在其對長江上游區域經濟結構的研究中提出，由于商業競爭、運輸效能等等因素的制約，使得各商業中心互相間處于相對均衡的距離中，因而形成一個近似六角形的市場結構模式。近年來，不少學者對六角形模式進行了一定的修正，向我們展示了理論模式與歷史實際之間存在的顯著差距（注：包偉民：1998年，《江南市鎮及其近代命運：1840■1949》，知識出版社，第44頁。）。

要切實把握區域特征，勾勒區域經濟發展概貌，需要進行不同區域間廣泛的互比，即通過橫的觀照與縱的比較兩條線索的梳理。前者是基于各地因自然氣候、物產資源、交通條件等差異，造成地方經濟不平衡發展的事實，對地方經濟的區域性顯著特點有相互比較的研究需要。如斯波義信的《末代商業史研究》（注：斯波義信：1968年，《宋代商業史研究》，（日）風間書房。），通過對西北和東南兩大區域市場的經濟的詳細比較，說明兩宋商業發展的層次性。后者是由于時段不同，區域經濟具體的發展狀況也不同。一般來說，時段愈短，區域經濟變化就愈?。簳r段愈長，區域經濟變化愈大，所呈現的“歷史學”的特征更為濃厚。如斯波義信的《宋代江南經濟史》，各章研究所涉及的時間上限，遠者上溯至秦漢，近者亦至唐代；下限則近者及于明代，遠者延至民國，在這樣的時間范圍里，宋代的特點才顯現得比較清楚（注：參見前引李伯重文第150頁。）。當然比較研究要注意客觀與辯證性的統一，防止揚此抑彼。

目前，對區域特征動因的分析既是薄弱環節又是難點、熱點。它包括經濟的，也包括超經濟的因素，如地理、人文因素等等。前者從地理環境的演變過程中考察人與自然的動態和辯證的關系。這不僅體現了對人類的生存和未來命運的關懷，而且體現了對人類社會經濟發展道路空間異同的關心。因為地理、氣候、動植物等自然環境因素對經濟社會運動起著隱蔽的支配作用。如斯波義信的論文《寧波及其腹地》注意到由于錢塘江河口航道惡化對于寧波港所起的影響，并指出這是在地理環境上寧波港能夠獲得發展的關鍵性條件之一（注：參見斯波又信：2000年，《寧波及其腹地》，《晚期的城市》，中華書局，第470頁。）。后者包括家族關系、風俗習慣、社會心理等歷史上長期起作用的要素，對歷史進程有重大影響。以往的研究多集中于對某個要素的分析，缺乏對地理空間內各要素對區域經濟發展交互影響的總體認識。另外，區域經濟特別是小區域經濟，一方面是社會經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不能完整地“代表”社會經濟發展現實，最多只能是一種關于社會經濟發展的“地方性認識”。近年來，不少學者試圖以充分的地方經濟的描述來體現社會經濟發展的特征與動因。但是，這種嘗試可否用來體現分化鮮明、類型多樣的社會經濟，引人深思。

二、關于方法論

任何科學的研究都涉及方法論問題，可惜在區域經濟史的分析框架中，關于方法論問題的學術積累顯然不夠豐富。

目前看來，至少就宋代區域經濟史的研究而言，雖然其研究對象是跨學科的，但是分析方法仍然停留在歷史學的框架里面，主要是歷史的分析方法。歷史分析方法本身具有一些不可克服的局限性：（1）敘事與論理。以往的研究多側重于白描，試圖復原歷史，理論創新不多，而且即使有所謂的“理論”也只是在一系列的現象陳述之后的歸納與總結，缺少邏輯的檢驗。如漆俠的《宋代經濟史》，認為宋代生產力的不平衡發展表現在精耕細作的地區幾乎達到封建時代的最高水平，新的資本主義因素在這些地區脫穎而出是完全可能的。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經濟及其地位新探》，以河北與陜西兩地經濟頑強的發展為例及人口增長率高的現象，試圖說明該時期北方經濟發展的速度超過了南方，因此北宋時我國的經濟重心仍在北方。這些都只是通過對歷史現象的某一側面的敘述，從而歸納出一定的“理論”，卻缺乏整體的邏輯檢驗。例如對應該如何界定封建時代社會生產力的最高水平，并未見有理論性的討論：又程民生的論說，顯然只是就北方而論北方，未能從南北方整體比較出發來看問題。（2）具體與一般。沒有抽象就沒有科學，任何歷史首先都是具體的，但是作為歷史科學，在力圖描述歷史的具體性的同時，必須要有一般的抽象含義，否則，歷史分析將永遠沉淪于敘述過去的陷阱中。尤其是區域經濟史，其研究分析的目的不僅在于重新展示某一區域經濟發展的歷程，更要抽象出具有一般意義的現實啟示以及在更大區域范圍上的解釋能力。（3）假設與實證。歷史學的研究傳統一直排斥假設，直至20世紀初，人文科學在方法論上開始青睞于實用主義。從一定的假設條件出發構建邏輯自洽的理論，再從歷史中尋找實證，比起在沒有任何框架下只作對歷史時間的復原性描述而言更顯理論的魅力。在區域經濟史的研究中，應該通過借鑒實用主義方法論，為研究提供分析框架，克服因史實的具體性而無法一般化闡述比較的困境。

在具體的研究方式上，近年來由于受新經濟史學的影響，為擺脫舊史學模式的束縛，區域經濟史研究開始主張用科學主義來規范史學的分析。如區域人口消長、生產增減、稅賦變化等許多問題，可采用數理統計，拋棄舉例式研究，以提高歷史結論的科學性、說服力。然而作為一種研究手段，這種計量史學的方法并不能包羅一切，盡管在形式上由于數理方法的運用有助于擺脫歷史分析中的過分主觀的判斷，但事實上由于受資料的限制，統計通常很難達到高度精確的水平，只能對歷史運動做出

粗略的度量。近年來，許多研究者對區域經濟的考察不約而同的走入了過分依賴統計數字的誤區，忽略了對歷史本身演進邏輯的思考，以至認識上有失偏頗。新經濟史家要想盡可能掌握歷史復雜的真實情況，就不能過份依賴他們的幾何學。

制度經濟學的興起，被認為是西方經濟學的一場革命，實際上它的影響已經滲透到法學、政治學和史學等一系列相關的社會科學領域。制度經濟學強調有效率的組織是經濟增長的源泉，引導人們將制度因素作為考察經濟行為和績效的重要變量。如新經濟史學家R·托瑪斯和D·諾斯在研究歐洲從14世紀到18世紀的產業革命的四百多年興盛史時發現，不同的國家（地區）面對相同的經濟問題時，由于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制度而導致了不同的經濟發展結果。最為典型的是當面對戰爭所需的財政問題時，英國、荷蘭采取了不同于法國、西班牙的制度而導致了后來長達幾個世紀的興盛。制度經濟學的從制度層面尋找經濟發展根源的研究方法無疑對研究區域經濟史有巨大的啟示和借鑒意義。

制度經濟學的另一個方法論的意義在于較好的結合了實證分析和規范分析、具體分析和一般抽象分析，而這正是區域經濟史研究中所缺乏的。制度經濟學強調案例研究的重要性，是尋找“真實世界”的經濟學，這同時也是歷史學所要完成的事。而在理解和解釋“真實世界”的時候，必須運用一定的理論框架來加以分析和解釋，并從中抽象出一般的可檢驗的理論來（注：參見周其仁：《研究真實世界的經濟學——科斯研究經濟學的方法及其在中國的實踐》，載《中國社會科學季刊（香港）》1999年春季號。）。因此，區域經濟史的研究就是要在歷史的“真實世界”中尋找研究素材，并在充分的分析比較的基礎上將事實作一般化的抽象，由此提出可檢驗的理論來。

三、學科體系

學科體系問題實際上涉及到區域經濟史的學科性質，涉及到區域經濟史與區域經濟學、歷史學的關系問題。區域經濟史作為一門交叉學科，理應具有區域經濟學與歷史學的雙重特征，即把區域經濟學側重研究經濟的“共時態”與歷史學側重研究經濟的“歷時態”相結合。但這種結合，不應是機械地拼湊，必須根據學科的根本屬性有所側重，從而顯示出自己的特征

。區域經濟史的學科特性，決定了區域經濟史的研究只能立足于歷史學，著眼于從歷史看區域經濟。

區域經濟史與單純的地方經濟史研究不同。地方經濟史一般關注的是地方經濟發展的特殊性，而區域經濟史所關注的不僅僅是地方經濟特色，而是經濟發展的普遍性規律。因為即使在前近代時期，一個區域內的經濟也不可能完全孤立地存在，而是或多或少交織在整個國家的經濟體系之中。前人的一些研究，往往將兩者混為一談，“畫地為牢”，就地方談地方經濟，視野集中于一處，圍繞該區域的內部發展進行研究，這是需要加以提高的。區域經濟史研究類似于自然科學，只是尋找一個實驗室（區域），據此去研究那些帶有規律性的問題。具體到宋代區域經濟的研究，近年來已有一些較成功的典范，如張熙惟的《論宋代山東經濟的發展》，作者在對唐宋間山東經濟發展概述及水平評估基礎上，指出學界提出的“中國經濟重心南移‘到五代基本完成’，‘南方的經濟全面超過北方’以及宋代已是‘北不如南’”等觀點，仍值得進一步研究（注：參見張熙惟：《論宋代山東經濟的發展》，《山東大學學報（哲社版）》，1993年第3期，第84-90頁。）。這種通過區域“小經濟”窺視社會“大經濟”的研究方法，正是區域經濟史研究的特點所在。上世紀60年代，美國著名學者施堅雅（C.W.Skinner）指出不管人類經濟活動的地理單元小到何種程度，它總是處于不均衡狀態，在空間上永遠存在中心地和區的差異。他的“區域——中心”研究理論，宣稱通過對具體區域的分析研究，可以中國社會經濟“停滯不前”的觀點，在史學界一度引起巨大反響。當然，一個區域性的范式可否在不同區域反復運用，進而推廣為普遍性的范式，仍需要認真推敲。

區域經濟史作為一門新興學科，在許多方面還不成熟，未形成多數史學家認可的一致的學科體系和學術規范。首先，學科體系的指導思想尚有待進一步明確。國內史學工作者，包括著作等身的大家在內，不少人習慣于把馬克思從西歐經濟史研究中得出的某些結論，奉為放之四海皆準的真理。這種歪曲歷史和把馬克思理論庸俗化的主觀主義傾向，曾使區域經濟史陷于十分尷尬的境地，使得現實與理論之間的差距無法彌補。以宋代區域經濟研究為例，就有許多學者按照馬克思描述的西歐社會演變歷程，堅持“資本主義萌芽”的傳統理論框架，并殫精竭慮地闡述我國古代經濟“典型”如何在宋生“變態”。經過了大半個世紀的研究，仍未能使問題得到解決。隨著研究的深入，學者們發現工場手工業和雇傭勞動生產關系幾乎出現于中國每一王朝的商業繁榮時期。

其次，學科滲透的困境。不同學科理論的引進往往會帶來一場變革，但是由于理論來源復雜多樣，也可能出現一系列問題。如部分理論尚未形成可操作的方法，與傳統理論不能相互銜接等。因為在相關學科尚沒有很好溝通的情況下，對問題的理解、研究思路甚至闡釋語言，都往往難以提供很好的可對話的渠道。經濟學家熱衷于運用大量的統計資料和模型框架分析區域經濟問題，歷史學家則沉迷于對史料考證的精雕細啄。目前，離跨學科的融合仍然相距甚遠。

再次，學科發展的盲目性，這些年來，對生產關系的變革研究得多，對生產力發展規律研究得少；鄉村經濟研究得多，城鎮經濟研究得少；自然經濟研究得多，交換經濟研究得少；生產領域研究得多，流通領域研究得少；發達地區、漢族經濟研究得多，經濟落后地區、少數民族經濟研究得少；古代及近代前期研究得多，近代后期和現代經濟研究得少等等，學科發展的這種不平衡性，常常使得對區域經濟作出科學的理論歸納的努力，得不到成功。

最后，區域經濟史作為歷史學的一個分支學科，還應承擔一般歷史學所具有的為后人提供資政經驗的功能。因此，區域經濟史的研究，不應僅僅停留在對一般經濟問題的描述，而應著重分析產生這些問題的原因，以及總結歷史上解決這些問題的經驗教訓。對于今天的區域經濟史研究者而言，有意義的論題不是歷史上經濟區域社會地位的“上升”或者“下降”，而是應該以歷史的眼光去認識經濟區域實際社會角色豐富而復雜的內涵。如朱瑞熙、徐建華的《十至十三世紀湖南經濟開發的地區差異及原因》，在肯定湖南地區經濟開發的基礎上，對湘北、湘中、湘南、湘西四個地理區的開發水平作了具體分析與比較，并客觀地指出：“與全國發達經濟區相比，這一時期湖南的開發程度還不可過高估計，但畢竟為十三世紀以后的進一步開發奠定了基礎。”（注：朱瑞熙、徐建華：1995年，《十至十三世紀湖南經濟開發的地區差異及原因》，《徐規教授從事教學科研工作五十周年紀念文集》，杭州大學出版社，第181-197頁。）類似的著眼點，的確具有相當的學術意義。

四、現實意義

作為歷史學發展趨向的一種重大變化，區域經濟史的興起決不是學者在史學探尋之路上的心血來潮，也不是一代史家在史學絕路上的刻意追求。區域經濟史源于時代的需求，源于史學本身發展的需求。區域經濟史的研究，雖然純粹是一個歷史課題，但在當前卻富有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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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經濟學角度的分析

何謂市場經濟？作為人類社會的一種經濟體制，根本不存在純粹的市場經濟。即使是市場經濟體制國家的“典范”美國，也或多或少地存在著國有企業或國家干預經濟的現象。應該看到，各國由于國情不同，發展階段不同，市場經濟的表現形式也是多種多樣的。既不能因差異而否定市場經濟標準的存在，也不能將這個標準絕對化和簡單化。

歐美等“市場經濟國家”就是刻意強調“非市場經濟國家”這一概念，而不從一國的具體國情出發，以偏概全。在確定非市場經濟國家時所采用的替代國原則是基于這樣一個經濟學假設：即經濟發展水平差不多的兩個國家，其生產同類產品所花成本也應相近。但是該原則忽略了不同國家生產要素的異質性。例如，20世紀90年代，歐盟對中國的彩電反傾銷，就是將新加坡作為替代國計算成本。當時，新加坡勞動力成本高出中國20多倍，中國的產品自然被計算成傾銷。

由于我國曾長期實行計劃經濟體制，給世人留下了“非市場經濟”的深刻印象。但是自1978年開始的改革開放政策已經促使我國從傳統的計劃經濟(或非市場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化；而且經過一系列的改革，已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基本上具備了市場經濟所要求的基本要素和條件：

第一，從價格體制看，經過1992年的價格體制改革和1993年以來的一系列措施，我國過去高度集中和國家壟斷的價格體制制度已經被打破，以市場價格為主的價格機制已經初步建立。

第二，從所有制結構上看，我國已經改變了過去公有制一統天下的局面，形成了全民、集體和私營經濟成分并存的格局。

第三，從政府宏觀管理上看，政府已經逐步向企業放權，現在我國已經建立并將逐步完善產權明晰、權責分明、政企分開和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企業已成為市場競爭的主體。

第四，隨著實施對外開放政策，中國吸收外資的成果十分顯著。許多國際知名的跨國公司已進入中國的投資市場，美國《財富》雜志上500家大企業中有52家在中國投資。這說明，中國經濟與國際經濟開始實現互接互補，中國的國內市場與國際市場已經接軌。

因此，西方某些“市場經濟國家”不顧客觀事實，認定我國屬非市場經濟國家，從而采用不公平的，歧視性的政策，這顯然是不合適的。

二、直接原因分析

中國爭取“市場經濟國家地位”的問題復雜而敏感，不是單純經濟的問題那么簡單，牽涉很多政治、意識形態方面的問題。

（一）政治原因：

自1991年世界超級大國蘇聯解體以來，美國失去了其在政治、經濟等領域唯一的對手，此后很長一段時間內世界政治格局一直維持著單極化局面。但是，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后的經濟騰飛，這一局面不再穩定。

隨著經濟實力的增強，中國在國際社會的地位迅速提高。很快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代表，中國在國際社會為發展中國家的利益發揮著日益重要的作用；再加上中國獨立的外交政策、不卑不亢的外交態度和與西方發達國家不同的意識形態引起了美國的注意，認為對其霸主地位造成了威脅，甚至開始恐慌。“中國”泛起，尤其在中國入世后，美國不能再以每年的“最惠國待遇”審查作為向中國討價還價的政治籌碼，其國內商界和政界都迫切尋求另一種手段來遏制中國，“非市場經濟地位”正好符合其要求，成為不二之選?！按蛑袊啤币呀洺蔀槊绹鐟T用的手法，除了經濟，中美在不少其他問題上都存在著泛政治化的傾向。不僅美國，當今世界僅次于美國的第二大經濟體歐盟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的態度也摻雜著相當復雜的政治因素。

2001年8月，當歐盟把“完全市場經濟國家地位”給予俄羅斯時，言外之意世貿組織規則不僅僅是經濟規則，很大程度上它還是政治游戲規則。諳熟中俄經濟構成的人士都了解，兩國之前的經濟形態何其相似，且從具體指標上比較，更早起步的中國開放程度遠遠大于俄羅斯。1998年，歐盟貿易政策調整時，中國和俄羅斯是一起被摘掉純粹“非市場經濟國家”帽子的。另有東歐一些國家，由于支持美歐的軍事行動，也獲得了認可。作為以市場經濟為基礎的世貿組織成員的中國，依舊沒有被給予這一應得的地位，顯失公平。

雖然美、歐兩大經濟體并不能代表整個世界，但是由于他們在國際社會地位的重要性，使得整個國際社會的大致態度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其影響。

（二）經濟原因：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的持續、高速增長，對外貿易順差逐年加大，使得西方國家的貿易保護主義迅速抬頭。

華盛頓的美國制造業協會代表在6月3日發言時表示，中國的貨幣政策為中國提供了不公平的貿易優勢，使中國在去年與美國的貿易順差達到了1240億美元，導致美國的工廠自2001年以來失去了200多萬個工作機會。據他們統計，從2000年以來，美國進口的中國制造的產品增長了52%。其實眾所周知，近幾年美國制造業一直不景氣，說到底是本國生產成本太高，歸咎于人民幣匯率或中國低價傾銷，純屬是為自己開脫而已。正如于6月29日出席太平洋盆地經濟理事會第37屆國際大會的美國前貿易代表巴爾舍夫斯基所說：“目前，美國制造業80%的失業與貿易尤其是中美之間的貿易無關?！?/p>

三、積極謀求市場經濟地位的應對之策

（一）繼續推進和深化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盡早與國際接軌，更好地實現市場化，并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積極推進國內的市場化改革是最終根本解決市場經濟地位的核心。

（二）繼續通過政府層面的高層談判，爭取其承認我國是市場經濟國家。此項辦法是通過他國的確認從而間接實現“市場經濟地位”，即使說，如果可以實現各個突破，那么入世協定中的非市場經濟條款就當然失效了。

（三）加強對世貿組織主要成員有關市場經濟條件法律法規的研究。透徹研究發達國家的反傾銷和反補貼等法律法規，特別是關于市場經濟條件方面的。做到“知己知彼，百戰不殆”。另外，也要認真研究進口方主管當局的反補貼和反傾銷的價格比較標準和程序性的規定，仔細研究相關案例和裁決是否符合WTO規則，以維護我出口產品在遭受相關的反傾銷投訴時的應有權利。

（四）幫助受調查企業積極提出市場經濟、替代國價格的抗辯，并使這種幫助組織化、系統化、專業化。當企業被訴反傾銷時，一定要實事求是，積極應訴。一方面，當需要證明自己符合市場經濟條件的情況。另一方面，當我國企業無法證明自己符合市場經濟條件或證明失敗時，不得不面對要由替代國價格來確定其產品的正常價值，我應訴企業亦應爭取對我方有利的替代國，并對原告提出的進口國傾銷機構所選擇的替代國表示異議。

參考文獻

[1]劉嵩、熊春萍，《反傾銷法中的非市場經濟問題》，《商業研究》2002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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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會計在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互動中的作用

1.會計在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互動中的角色及傳導作用

投資者在進行實體經濟或者虛擬經濟的投資時，都要評估投資對象的價值，而在這個評估決策的過程中，會計提供與投資相關的信息給投資者，方便投資者作出決策判斷。目前，大都數的投資者投資信息的來源渠道多樣化，但是在眾多渠道中，會計信息披露是最穩定最安全可靠的信息來源。會計準則定位會計目標，這強調了會計在經濟運行中發揮信息支持作用。第一，會計向決策者提供實體經濟主體和虛擬經濟主體的相關財務信息，提供支持信息可供決策者使用。第二，經研究證明，會計所提供的實體經濟相關信息是決策者定價虛擬經濟符號的重要信息。會計信息還有利于評估企業的償還能力，從而為企業投資債權和金融衍生產品提供信息。第三，企業會計信息的匯集為衍生金融產品如基金、股票及證券等提供了板塊化、行業發展狀況乃至整個經濟發展狀況的基礎信息。因此，經濟運行離不開會計信息的引導，結合上文，我們可以這樣認為，會計傳導著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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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業柔性集聚的相關理論探討

1.企業柔性化生產的內涵

從20世紀70年代后期開始，隨著信息革命和全球化推進，許多行業的產品生命周期不斷縮短，消費需求日趨多樣化和復雜化。許多產業部門中，從福特制（以大批量、標準化和垂直一體化為特征）向后福特制（以柔性技術和組織以及復雜的生產網絡為特點）轉變。這里所說的后福特制就是柔性化生產的代名詞。柔性化生產是指隨著生產環境和市場條件的變化而及時調整以滿足顧客需求進行的生產。根據Malecki(1997)的觀點，在當前生產組織的發展形式中,“柔性”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一是企業內部生產與管理方式柔性化。企業內部的柔性化特征可以總結為六個方面:(1)高度靈活性,以適應不同顧客定做的要求；(2)對新的技術和觀念的快速吸納；(3)對產品生產周期的長短快速反應；(4)零倉儲和超額的生產能力；(5)柔性價格和商業談判的關系；(6)智力和體力工作活動的一體化。所以,柔性化企業不僅在企業內部實現生產成本與管理成本的降低,更重要的是增加了產品創新速率和多樣性,增強了企業內部管理靈活性,有效地實現了范圍經濟。

二是企業之間關系的柔性化。主要表現為產業鏈上下游供應商和客商企業之間的生產協作或交易關系的變化。在后福特制時代,企業在市場中與客商可以隨時聯系,了解顧客的滿意程度和要求,獲取更明確、更直接的需求信息,消費者個性化的要求也為企業的產品生產提供了新的思路。企業之間關系的柔性化,進而使產業鏈上下游的供應商、制造商之間更容易形成一個相互學習的整體,推動了集體學習的進程,也降低了學習成本,促進更多有創新價值的活動發生。

三是新的柔性勞動的采用。柔性化的企業中,學習型工人和兼職勞動力大量出現。不僅R&D人員、工程師的比例增加,而且生產線上的工人也多為學習型工人,更多的參與到產品的改進和創新的活動中去。

2.企業的柔性集聚以及特征

以柔性專業化為特征的大量企業的集聚被稱為企業的柔性集聚。企業柔性集聚體具有以下基本特征:（1）在集聚體內部,存在廣泛的勞動分工和不斷增加的小型專業化生產企業。（2）集聚體包括幾個相關部門的企業以及其他行為主體如大學、研究機構及其他公共組織機構等,它們通力合作,協同創新,在規避風險的同時,實現創新活動的價值增值。（3）由于企業的不斷衍生和快速增長,要求本地的勞動力高度集中,勞動力市場充裕,市場中的勞動力在本地企業之間相互流動性強。

二、企業的柔性集聚與區域競爭力提升

1.企業集聚發展與區域競爭優勢之間的關系

區域競爭力是一個區域在發展的過程中與其他區域相比所具有的吸引、爭奪、控制資源和市場的能力,也可以說是一個區域為其自身發展對資源的吸引力和市場的爭奪力,是支撐一個區域持久生存和發展的力量。產業集群所具有的聚集效應、共生效應、協同效應、激勵效應與暈輪效應等,最終將綜合體現為推動當地經濟發展的區域效應,即一個地區內產業集群的形成與發展,會有效地組合區域內的經濟與社會資源,增強區域的競爭力。

（1）產業集群的聚集效應有助于區域生產要素條件的改善

第一，社會生產條件和輔助行業所提供的專門服務的共享。在企業集聚區內，眾多企業共享基礎設施，有效節約了建設基礎設施的費用，并使其利用效率得以提高。第二，區域企業集群形成的企業網絡中，基于網絡的信任機制，增加了各企業的社會資本，使企業融資的渠道多樣化。第三，區域企業集群中技術和知識的溢出效應，使企業能夠獲取更多的知識資本，提高了人力資本的質量。

（2）企業集群與區域企業競爭的空間環境變化

企業集群是根植于區域社會關系網絡之中的，強化了企業同政府、研究機構、民間組織、中介組織、金融機構等之間的關系，優化了企業發展的區域空間環境。在良好的區域經濟發展環境，各企業展開公平、公正、公開的競爭，促進了區域的創新活動，使區域企業采取適當的投資方式和競爭戰略，不斷升級演化，成為區域競爭優勢的不絕源泉。

（3）企業集群的網絡效應與區域需求條件變化

企業集群使企業在特定區域聚集結網，成為企業網絡，這種企業網絡會形成一種極強的網絡效應。網絡效應有雙重涵義，一是直接的網絡外部化，二是間接的網絡外部化。從直接的網絡外部化來看，企業集群能產生市場資源的協同效應，擴大區域的市場需求。比如，我們在談論某一名牌商品時，總是會牢牢記住它的產地，對這一產品的信任會擴大到對這一區域中其他產品的信任。從間接的網絡外部化來看，在集群中，相關產業的產品或者說互補性產品門類齊全，能夠滿足消費者多樣化和隨機性的需求。可見，小企業集群形成的網絡效應，改變了區域產業分散時的需求條件，隨著集群的擴展，集群的聲譽的傳遞，能使這種需求向區域外乃至全球擴展，從而取得區域競爭優勢。

（4）企業集群的創新能力與區域新產業的衍生

企業家在企業創新中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企業家的能力與關系網絡資源的結合，使其成為區域創新的核心力量。企業集群的形成，不但能不斷吸引當地企業家，而且外地的企業家通常也會遷移進入。同時，由于有著共同的區域社會文化背景，企業家精神能深深根植于區域環境之中，并融合于區域經濟發展之中，不僅培育著更多企業家資源，更孕育著區域創新的精神與動力，成為區域競爭力提升的重要保障。

2.企業柔性集聚更具提升區域競爭力的優勢

區域競爭力又可以從交易成本、外部經濟和創新等三方面進行理論上的解析。

（1）柔性集聚體內交易成本降低

專業化分工的企業在地理空間上集聚,通過縮短聯系的距離以降低成本。產業在柔性集聚過程中,提高了專業化企業相互之間的交易效率,并降低了交易成本。而在柔性集聚體內,企業的經濟活動是植根于地方社會網絡之中的,人與人之間信任度較高,地方社會網絡的形成與發展擁有良好的信任基礎，從而促使交易雙方很快達成并履行合約,地方社會網絡還可以節省企業搜索市場信息的時間與成本。

（2）柔性集聚體的外部經濟獲得

“外部經濟”最初由馬歇爾提出,它是由許多性質相似的小型企業集中在特定地方而產生的,并為區域內部的企業所共享。在產業柔性集聚體內實現的這種外部經濟,主要體現在三方面：①對市場的及時反饋。對于柔性企業來說,相關產業的企業集聚可以及時獲得產品供應并及時向客戶提品,還可以比較方便地控制分包商的產品質量。②促進專業化,提高生產率。在柔性集聚體內,大量專業化的中小企業集聚一地,使得區內通過分工與協作,實現規模生產。而逐漸增強的專業化水平,也使得柔性集聚體內部的生產率不斷提高。③實現對勞動力的柔性需求。柔性集聚體出現在傳統工業區之外,這里很容易吸引自由勞動力,形成規模較大的自由勞動力市場。企業可以根據自身的生產需要及時調節工人的數量,減少了管理成本和工人保障方面的費用。另一方面,由于地方勞動力市場多具有流動性強的特點,客觀上,勞動力的高流動率加快了知識和信息的流動,并增加了創新的機會。

（3）柔性集聚體內的創新活動發生與增值

柔性集聚體的創新功能增強以及內部的創新活動發生與增值,可以從兩方面來分析:一是集聚體內知識、信息的“累積效應”產生以及快速流動；二是通過集聚體內新企業的產生與成長,實現更有效的資源組合與配置。①集聚體內知識的累積與傳遞、擴散。首先,占據整個知識的絕大部分且對創新極為重要的是隱含經驗類知識(tacitknowledge)。這類知識主要蘊藏在專家、工程師和技術工人的大腦之中,一般很難用語言表達，地理、文化和機構的接近便于企業之間通過人員流動與私人之間的交流等形式建立穩定和持續的關系,為隱含經驗類知識準確地傳遞與擴散提供了基礎條件,從而有利于提高創新速度。其次,絕大部分對創新起重大作用的關鍵信息常常來自于非正式渠道,往往局限于相關產業的聚集地。除了以上的優越條件,真正促使企業創新的動力還在于企業自身。大量同行業企業集聚一地常使企業之間的競爭壓力表面化,迫使企業利用這些優越條件積極參與創新活動,以獲得市場競爭力,更快、更好地滿足客戶的需求。②柔性集聚體內的新企業快速衍生與成長。發達的柔性集聚體以較多的市場機遇、較低的運作成本和較小的風險等有利條件促進新企業的生成,并增強集聚體自身競爭能力。第一,集聚導致外部經濟的產生,外部經濟成為企業進一步集聚的動力,集聚規模擴大后,對中間產品和輔助產品的需求量也相應增加,這又創造了更多的市場機遇,促進新企業的誕生與成長。第二,由于集聚體內的生產服務配套條件較好,專業化分工較強,新企業創建所必需的資產、技能和人員往往很容易在區域內部得到解決。因此,新企業進入到產業協作鏈中的障礙比別處低得多,有利于新企業的創立。第三,新企業創新與發展的風險進一步降低。由于上述兩方面原因,加之集聚體內企業員工更容易發現產品或服務的市場空隙,并可以利用已建立的社會關系創辦自己的企業,從而更有效地降低了企業的創業風險。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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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緝慈．創新的空間——企業集群與區域發展[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

[3]莊晉財．區域要素整合與小企業發展[M]．成都:西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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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減輕負擔問題

2010-2012年全市村級支出情況分別為3.82億元、4.0億元和4.71億元，村均42.5萬元、44.5萬元和52.4萬元，村級負擔日益加重，少數村甚至入不敷出。一是公益事業建設負擔很重。村莊環境整治、垃圾集中處理、河道清淤、道路硬化、綠化美化、便民惠民服務、基礎設施建設等，都需要村級投入大量的資金。2012年全市村級在環境整治和修建道路上共支出4.08億元，村均支出45萬元，是村級支出的大項。二是社會保障性支出逐年增多。如農民養老保險、失地農民保障、農村最低生活保障、五保戶供養等，都要村級承擔一定的資金，人口較多的村每年需要承擔10萬-20萬元左右。三是非生產性開支居高不下。主要是管理費用、報刊征訂、辦公經費和辦公條件改善等方面。工業化、城鎮化向農村推進后，農村居民正逐步向市民角色轉變，但政府公共財政還有相當一部分未覆蓋到農村。村級公益事業、基礎設施、社會保障、社會治安、環境整治等仍需要村級大量投入。一是嚴禁各種形式的亂集資、亂攤派、亂收費，取消不符合農村經濟社會發展的各類達標檢查活動，減少村級無實質性意義的費用開支。二是村級各項社會公益事業建設必須堅持量力而行。嚴禁舉債進行非生產性投入，嚴禁各級平調、移用村級所擁有的資金和資產，嚴格控制非生產性開支，堅決杜絕村級新增不良債務。三是盡力減少村級負擔范圍，本應由各級政府承擔的項目，不能轉嫁到村級頭上；進一步加強對規范村級負擔的督查，對市以下增加村級負擔的各項規定要進行全面清理?？傊?，要通過各種有效舉措減輕村級負擔，確保正常運轉。

三、內部管理問題

從農村集體“三資”的管理和運營的實際操作過程來看，其管理主體基本上由村“兩委”班子成員組成。經營管理制度不健全，集體資源、固定資產承包租賃合同不規范；財務管理執行公開透明度不到位；村務監督委員會，民主理財意識不強，開支隨意性較大；財會人員業務素質不高，變動頻繁等現象在一定程度上還真實存在。要積極探索農村集體“三資”管理新機制，利用現代化網絡，全面推進農村集體“三資”信息化監管，逐步實現“三資”管理制度化、運營規范化、決策民主化、手段信息化，提高村級集體經濟運行的質量和效益。一是加強財務管理。嚴格執行財務管理制度，嚴格財務運行監督，執行預決算制度、財務審批制度、民主理財制度、村會計制度等多項管理制度。通過加強管理、抑制非正常開支來發展和鞏固集體經濟。二是加強合同管理。明確農村集體資產、資源的所有權和經營管理主體。對魚塘、經濟林、荒山、荒坡等資源發包以及集體資產租賃，積極引入競爭機制，實行公開招標經營，確保集體收益穩步增長。三是加強民主監督。農村集體“三資”經營管理的重大事項一律實行民主決策，村民主理財小組要由事后監督向事前、事中、事后全程監督轉變。廣泛開展村集體經濟審計工作，執行好干部責任審計、干部離任審計和專項審計等制度。四是加強信息化監管。發揮好“三資”信息化監管平臺作用，進一步亮明集體“三資”家底，透明“三資”運作，加強農村集體“三資”狀況實行業務管理、過程監控、查詢分析和動態預警，有力保障農村集體“三資”保值增值和安全運行，切實維護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和農民群眾的合法權益。

四、改革放活問題

在工業化、城市化推進過程中，征地和拆遷使村級資產性、資源性收入大幅減少。如何抓住工業化、城市化的發展機遇，更好地融入城市，讓股份合作經濟成為村級集體經濟發展的有效實現形式，推進資源資產化、資產（資金）資本化、資本股份化、股份市場化的發展模式，已成為村級集體經濟改革發展的新課題。一是大膽探索村級集體經濟的有效實現形式。發展社區股份合作社，鼓勵組建以鎮為單位的股份合作聯社，聯合經營，增加收益；發展農地股份合作社，積極鼓勵村集體以資產投入、設施投入和服務等組建農地股份合作社，發展現代高效農業，增加收益；發展勞務合作社，在發展合作社同時，鼓勵村級集體經濟組織開展互助合作，組織開展村集體之間的合作生產和聯合經營，在為農業生產提供信息、技術、銷售等方面服務的同時，增加村集體服務性收入。二是加快探索建立農村綜合產權交易中心。探索建立城鄉統一的集體資產產權交易市場，通過公開拍賣、招標、招租、發包等市場運作方式，有效配置農村集體資產、合作社股權等，規范村級集體經營性、資源性、非經營性資產的購置、處置和交易等行為。在農村土地流轉服務中心的基礎上，改造升級為農村綜合產權交易中心，推動涉及農村集體和農業生產領域中相關的產權、物權、債權、知識產權交易，對各類農村生產要素發揮集聚與整合、信息披露、價格發現、規范交易行為等市場功能，為各類農村生產要素交易和各類涉農企業市場化融資提供服務，盤活農村資源，促進城鄉資源要素流動，實現農村資源要素的優化配置和合理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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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問題導向式教學法在政治經濟學教學中應用的策略

不同的課程特點不同，因此實施問題導向式教學不能完全一個模式。下面結合本人多年的教學經驗，談一談在政治經濟學教學中進行問題導向式教學應注意的幾個要點問題。

（一）問題創設

問題導向式教學能否取得預期效果，關鍵在于問題的質量。如果問題的質量較高，通過對問題的分析不僅能夠順利地引出所要講授的內容，而且還能夠充分調動學生學習新知識的欲望。如果問題的質量較差，不僅達不到預期目標，甚至成為畫蛇添足的敗筆。針對政治經濟學的課程特點，本文認為應該突出理論爭論方面的問題創設。這主要出于兩個方面的考慮：一是政治經濟學所研究的是失業、經濟危機、兩極分化等復雜的經濟問題，關于這些問題的理論研究很多，各經濟學派的解釋千差萬別，如果在爭論中創設問題可以彰顯政治經濟學的獨特魅力；二是政治經濟學應用的是規范分析方法，回答的是應該怎樣的問題，如果不介紹其他的理論解釋，從教材中來，到教材中去，有說教嫌疑，讓學生對政治經濟學的理論產生質疑。如果以問題的形式向學生介紹其他主要經濟學派的解釋，并在此基礎上介紹政治經學的解釋，學生不僅會從比較的角度理解政治經濟學，而且會減少學生對政治經濟學規范分析和價值判斷的抵觸。

（二）問題包裝

問題包裝是問題導向式教學的又一重要環節，如果問題太直白或太枯燥，很難調動學生參與的積極性，教學也就很難取得預期效果。那么如何進行問題包裝呢？就政治經濟學而言，本文認為應該突出理論背景方面的包裝。原因主要在于兩個方面：首先，政治經濟學資本主義部分講授的很多內容涉及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理論，而古典政治經濟學是現代經濟學產生的標志，一個學科從無到有顯然有很多理論背景可講，因此問題包裝的素材取之不盡。其次，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所講授的內容主要是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在人類歷史上同樣從未發生過，改革每前進一步學者們都進行了激烈的理論爭論，因此從理論產生背景的角度對問題進行包裝可以取得引人入勝的效果。比如，在講授勞動價值論時，我們就可以借助該理論的產生背景對“為什么1件上衣等于2把斧頭”的問題進行包裝。通過經濟史的學習我們知道，最初學者認為，1件上衣之所以與2把斧頭相交換是由供求關系決定的。但經過爭論學者們發現，供求關系只能解釋交換價值的變化，卻不能解釋最原始的交換價值。于是，有的學者提出了使用價值決定論。也就是說，1件上衣之所以等于2把斧頭是由使用價值決定的。但一些學者提出了不同看法。比如亞里士多德從理論抽象的角度指出：“沒有等同性就不能相交換，沒有可同約性就不能等同”，由于使用價值不具有可通約性，因此交換價值不是由使用價值決定的。亞當•斯密則從現實角度對使用價值決定交換價值的觀點進行了批判，他說：“沒有什么東西比水更有用了，然而它不能購買任何東西，也不能交換任何東西。相反，鉆石沒有任何使用價值，但它卻往往可以交換到許許多多的其他商品?！蓖ㄟ^上述包裝，1件上衣為什么等于2把斧頭的問題就變得特別耐人尋味，學生有強烈的愿望想知道答案，此時講授勞動價值論往往事半功倍。

（三）模式選擇

根據學生參與程度的不同問題導向式教學可分為“學生主動型”問題導向式教學和“學生刺激型”問題導向式教學?！皩W生主動型”問題導向式教學以學生為主，在教學過程中學生通過查閱資料，以自主學習的形式對教師提出的問題進行分析，完成理論知識的學習?！皩W生刺激型”問題導向式教學以教師為主，在教學過程中主要通過教師自問自答的形式引導學生，刺激學生學習興趣。問題導向式教學的兩種模式優缺點各異?！皩W生主動型”問題導向式教學的缺點是要求學生有更高的參與熱情并且占用的教學時間較多，優點就是能夠更好地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皩W生刺激型”問題導向式教學正相反，它對學生的參與熱情要求不高，占用的教學時間也不多，但培養學生自主學習能力方面不足。本文認為，在政治經濟學教學過程中應該以“學生刺激型”問題導向式教學為主，理由主要有三點：首先，政治經濟學的課時不足以支持“學生自主型”問題導向式教學。目前各大院校政治經濟學的授課學時一般都被壓縮了，完成教學任務已經非常緊張，沒有更多學時開展“學生自主型”問題導向式教學。其次，政治經濟學的授課對象是新生，他們經濟學方面的知識儲備不足，查閱資料和自主學習的能力較差，實施“學生自主型”問題導向式教學難以取得預期效果。最后，在政治經濟學教學中實施問題導向式教學其目的主要是調動學生學習這門課的興趣，因此“學生刺激型”問題導向式教學更適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