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度消費論文匯總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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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一、引言

Myers（1984）倡導的融資優序理論（Pecking Order Theory）是公司融資決策行為中最著名的理論之一，當公司需要為投資項目籌集資金時，首先會考慮利用公司內部資金，其次才是外部資金，在外部資金中負債融資優先于權益融資。融資優序理論在信息不對稱的基礎上，考慮了成本的問題，認為發行股票進行權益融資會向市場傳遞不好的信號，因而需要支付更多的外部融資成本，所以企業融資一般會遵循內源融資、債務融資、權益融資這樣的先后順序。和后來的權衡理論（Trading-off Theory）、市場擇時理論（Market Timing Theory）等傳統的公司財務理論一樣，都是建立在理性經濟人的假設之上。伴隨著資本市場的不斷成熟發展，經濟學家研究的深入，發現現實資本市場中出現了越來越多的“異象”或者“未解之謎”，這些都無法運用經典的公司金融理論來很好的解釋。諸如阿萊悖論、羊群效應、偏好顛倒等。這些迫使學者們開始思考“理性經濟人”的合理性，1956年先驅者赫伯特·西蒙將心理因素融入到經濟研究中，提出個體“有限理性”的假設。之后，學者們開始了非理性決策的研究。20世紀80年代，隨著對公司金融的不斷深入研究，行為金融學逐漸興起，西方學者將心理學引入到對公司金融的研究，拓寬了公司財務學的研究視角，顛覆了之前的“理性人經濟人”假設，假設行為人是非理性或者非完全理性的。這不僅有助于彌補財務理論與資本市場中的實際現象之間的鴻溝，同時也開創了一個新的角度來闡釋市場中的“未解之謎”。過度自信理論是行為金融學的重要理論，由于心理因素原因，人們在進行財務活動、財務決策時往往存在一定的心理、認知和行為方面的偏差；同時市場中的風險、噪聲、套利等也會影響人們的財務決策。Debondt和Thaler（1995）提出過度自信的心理特征是決策心理學中最為穩健的發現之一。從Camerer和Lovallo（1999）和Moore和Kim（2003）的研究也能夠看出，大部分企業家都相信自己的能力高于同行或競爭對手。目前的行為金融學大多研究投資者的非理，研究管理者的非理性也大多是從管理者過度自信對投資決策和并購行為的影響方面，很少從融資決策的資本結構方面研究。

二、管理者過度自信成因及其度量指標

（ 一 ）管理者過度自信成因 企業的管理者面對的是復雜非常規的工作，學習效應的作用無法發揮，而管理者又幾乎都是高學歷的人，位于組織結構頂層，代表著企業處在閃光燈之下，因而他們的過度自信往往強于其他人。（1）自我歸因偏差。在工作中，人們總是將成功歸因于自己的貢獻，相反當出現失誤或達不到預期時，往往會認為是外部環境變化等客觀原因造成的。這種自我歸因的偏差會強化管理者的過度自信的心理特征。（2）難度效應。Lichtenstein和Fischhoff（1997）指出當面對相對復雜和困難的任務時，絕大多數人會表現出一定程度的過度自信。管理者的一個重要角色就是對未來的估計預測，這些預測往往都是基于不確定性的情況，較為復雜。（3）競爭機制。從股東的角度來看，過度自信的管理者低估公司的風險，那么相應的股東所需付出的成本也就相對較低；且過度自信的管理者能夠給公司帶來更多的機會。因而相對來說股東更愿意聘用自信的管理者，這種公司選拔制度相應的也助長了管理者的自信程度。（4）學習效應的缺失。學習效應是指人們的認知偏差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過不斷地學習得到修正。而管理者經營公司面對的是復雜多變的情況，所做的投資、融資方面的決策也難以在短期內得到反饋，所以學習效應的效用難以發揮。（5）企業的治理制度。董事會、監事會對管理者的監督程度也對管理者的過度自信產生一定的影響。當公司內部的監督機制較弱時，管理者就無法意識到自己行為上的認知偏差，從而相對強化了過度自信的心理。（6）控制幻覺。控制幻覺是指人們經常相信他們對某種無法控制的時間具有影響力或控制力。自我強化的機制使得他們傾向于高估預期的收益或者低估風險。公司的管理者能夠影響公司的最終決策，這種權利和地位容易讓他們過于高估和相信自己的能力，能夠掌控公司的命運，過于低估其經營失敗的風險。

（ 二 ）管理者過度自信度量指標 長期以來，有關管理者過度自信方面的研究一直是實證發展滯后于理論發展，主要是難以找到衡量管理者過度自信的最優指標。目前被學者們廣為使用的指標主要有以下幾種：（1）管理者股票期權的行權狀況和持股狀況。Malmendier和Tate（2005a）首先提出，采用CEO個人投資組合的數據來度量過度自信。若管理者在面對很好的行權時機時，仍舊選擇繼續持有期權直到到期，或者在職期間持續買入本公司的股票，則定義為過度自信。國內郝穎等（2005）根據我國的情況采用任期內高管持股數量變化作為過度自信的衡量指標，若持股數量上升則判定為過度自信。（2）企業的盈利預測偏差。Lin、Hu和Chen（2005）收集臺灣市場數據，提出用管理者的盈利預測來度量過度自信，如果CFO預測的向上偏差（預測盈余大于實際的盈余）的數量大于向下偏差（預測盈余小于實際盈余）的數量，則定義為過度自信的管理者。我國的黃蓮琴、傅元略（2010）、姜付秀（2009）都采用了這一方法。余桂明等（2006）也采用盈利預測偏差對實證分析進行了穩健性檢驗。（3）相關主流媒體對CEO的評價。Malmendier和Tate（2005b）在采用CEO個人投資組合的數據來度量過度自信的基礎上，進一步結合商業期刊雜志對CEO的描述評價來度量管理者過度自信。（4）消費者情緒指數或企業景氣指數。消費者情緒指數是指由美國密西根大學通過對美國消費者進行持續電話調查，根據他們對于當前及預期經濟狀況的感受而編制的指數。Oliver（2005）采用了消費者情緒指數的高低這一方法來定義管理者是否過度自信。企業景氣指數是根據企業負責人對本企業綜合生產經營情況的判斷與預期而編制的指數，用以綜合反映企業的生產經營狀況。余桂明、夏新平和鄒振松（2006）以國家統計局公布的企業景氣指數來衡量管理者過度自信，若指數大于100則定義為過度自信。（5）管理者的薪酬比例。研究表明，管理者在公司內的相對薪酬水平越高，就越顯示出他們在公司的地位，也越容易滋生他們過度自信的心理。Hayward和Hambrick（1997）采用第一高的薪酬除以第二高的薪酬的比例來衡量。國內的黃蓮琴、楊露露（2011）也以管理者的相對薪酬比例衡量管理者過度自信來進行穩健性檢驗。（6）根據管理者的個人特征。江偉（2010）以總經理的年齡、任職時間、學歷和教育背景作為過度自信的替代變量，認為總經理的年齡越大，任職時間越長，學歷越高，擁有理工科背景時，多度自信行為越弱；擁有經管類教育背景時，自信行為越強。（7）企業并購頻數。曲春青（2010）在其博士論文中以并購頻數作為替代變量，衡量管理者過度自信與金融決策之間的關系。盡管，現在國際上通行的度量方法有以上幾種，但是至今沒有一種公認的完美方法。例如，由于存在信息不對稱，管理者和消費者掌握的信息可能不一致，他們對經濟的預期相應的會存在一定的程度的差異，因而以消費者的情緒來衡量管理者的個人特征可能會造成研究結論的偏差。而企業景氣指數雖容易獲得，但是它所反映的是一個行業的整體狀況，很難體現管理者對自身管理能力的認識。我國資本市場上期權發展較晚，存在諸多特殊情況，而高管的持股政策也受多種因素的影響，所以以股票期權、持股數量度量過度自信需要考慮我國的特殊政策等等。所以，再確認度量方法時要綜合考慮。

三、管理者過度自信對融資行為的影響

（ 一 ）管理者過度自信與資本結構 （1）融資順序的影響。Myers（1984）引入信息不對稱的概念，提出了融資優序理論，它認為當公司需要為投資項目籌集資金時，首先會考慮利用公司內部資金，當外部資金不足時才會考慮外部資金，在外部資金中負債融資優于權益融資。之后，學者們對優序融資從成本、信息不對稱等視角進行了理論和實證的探討、解釋，結論卻存在一定的分歧。Heaton（2002）開始從管理者過度自信的影響方面來解釋融資優序理論。Heaton將管理者過度自信與自由現金流量結合，不考慮成本和信息不對稱，得出自信的管理者需要為新項目進行融資時，會首先選擇內源資金和無風險證券，然后才會選擇風險證券，最后選擇權益融資的結論。Malmendier和Tate（2007）研究發現過度自信的管理者更不情愿發行股票，相對于權益資本他們更喜歡債務資本。證實了Heaton的觀點。Oliver（2005）以美國25年以上歷史的企業為樣本，研究發現當需要外部融資時，過度自信的管理者更傾向于使用債務。Lin，Hu和Chen（2007）以臺灣上市公司為樣本從管理者過度自信的角度檢驗了融資優序理論。由于過度自信的管理者往往容易高估項目的價值，低估風險，造成過度投資。過度投資就會使得項目所需資金遠遠超過實際應需要的資金，出現資金匱乏。因為過度自信的管理者認為外部投資者低估了本公司的股票價值，根據市場擇時理論他們不愿意在股票被低估時進行股權融資，認為外部融資成本過高。所以過度自信的管理者會優先選擇債務融資。另一方面，信號傳遞理論認為發行股票會向市場傳遞不好的信息，股權融資的成本相對較高且相對敏感，相比而言，債務融資的成本低，且不具有敏感性。甚至在資金充裕時，會增加股票回購。但是，Hackbarth（2008）將非理性的管理者分為樂觀和過度自信兩種，認為雖然樂觀或過度自信的管理者都會選擇較高的負債水平，發行更多的債務，但是他們卻并以一定是遵循一樣融資順序。偏向于高估收益的認知偏差，會與融資優序理論一致。偏向于風險認知的偏差會導致相反的融資順序，因為他們低估風險，認為股票被市場高估，而債券被市場低估。傅元略（2007）、姜付秀（2009）、江偉（2010）等都從管理著過度自信的角度對融資優序理論進行了不同程度的解釋。屈耀輝和傅元略（2007）中國上市公司的樣本實證結果遵循融資優序理論。黃蓮琴（2009）利用上市公司盈余預告偏差構建管理者過度自信度量指標，發現過度自信管理者的融資決策不僅遵循融資優序理論，而且相對于外部資金，他們更傾向于使用內部資金。黃蓮琴、傅元略（2010）以滬深兩市2002年至2007年期間A股上市公司為觀測值，從管理者過度自信視角考察上市公司的融資決策。在公司內部存在現金流時，過度自信管理者偏好內源融資；當仍需要外部融資時，過度自信管理者比一般管理者使用更多的債務融資。江偉（2010）以總經理的年齡、任職時間、學歷和教育背景來衡量過度自信，從公司投資的角度研究管理者的過度自信行為對上市公司內部或者外部融資偏好行為的影響。認為當總經理擁有經管類教育背景時，總經理的過度自信行為越強，因此，總經理更少的利益利用外部融資，公司投資與現金流之間的敏感度越強。研究結果支持了Heaton（2002）對融資優序的新解釋。但現有的很多研究也表明我國的上市公司具有較強的股權融資偏好。高曉紅（2000）研究發現中國的上市公司存在著嚴重的股權融資偏好。陸正飛（2004）研究進一步解釋中國上市公司股權融資偏好的原因。邢光媚（2010）在其博士論文中從管理層的內部控制、政治動機對決策的影響、保持自身控制力對決策的影響、政府偏袒對決策的影響這幾個方面討論了由于我國獨具特色的體質因素，使得管理者非理性的行為在融資上表現出明顯的股權偏好。這是由于中國資本市場不完善，債券市場相對不夠發達，發行債券手續復雜，審批困難，導致企業發行債券受到一定的波折。而股權融資則比較容易，相對來說，股權融資成本低，這與融資優序理論中的假設“企業的股權融資成本及風險都要高于債權融資”不符合。所以在研究中國市場具體的融資順序時要綜合考慮這一因素的影響。（2）負債融資率的影響。管理者過度自信對負債融資率的影響，學者們之間的觀點比較一致，都認為管理者過度自信的公司擁有更高的負債水平。他們高估收益低估風險，認為公司陷入財務危機的可能性很小。Oliver（2005）實證研究發現管理者過度自信的程度與債務融資比率正相關。Ben-David、Graham和Harvey（2007）把管理者定義為CFO，發現過度自信的CFO偏向于使用更多的債務。Barros和Silveira（2007）利用巴西上市公司的樣本數據研究發現管理者過度自信與企業杠桿比率正相關。余明桂，夏新平和鄒振松（2006）以企業景氣指數衡量管理者過度自信，考察其與企業的負債水平及債務期限結構的關系，認為過度自信與資產負債率尤其是短期負債率顯著正相關，過度自信的管理者采用激進的負債政策。

（ 二 ）管理者過度自信與債務期限結構 Landier和Thesmar（2004）以法國公司為樣本，發現過度自信的管理者在債務融資時更多的利用短期負債，而理性的管理者卻偏好相對風險較低的長期負債。Hackbarth（2004）認為過度自信的管理者會選擇更高的債務比例，更為頻繁的發行負債，這樣使得債務的期限結構變短。Lin、Hu和Chen（2007）發現與費過度自信的管理者相比，過度自信的管理者與發行債務和融資赤字具有顯著的關系。這是因為一方面樂觀主義者高估好的狀態發生的可能性，高估公司的經營能力和項目的盈利能力，認為公司不會陷入財務危機，因而傾向于選擇成本較低的短期負債。而理性現實主義者則會選擇長期負債，這樣可以緩解各期的還貸壓力。另一方面，過度自信的管理者會高估投資項目的回收期限，期望的投資回收期一般比實際要短，因此他們選擇短期負債。與Hackbarth等相反，Ben-David、Graham和Harvey（2007）卻得出管理者過度自信會更多的采取長期負債作為債務融資方式的結論。國內有關債務期限結構方面的影響相對較少，余桂明等（2006）的實證結論表明管理者過度自信與債務期限結構（短期負債/總負債）呈現出顯著的正相關關系。陳收、陳麗麗（2009）也得出了過度自信的管理者更傾向于采用短期負債作為融資手段。周明（2010）與Ben-David、Graham和Harvey的觀點一致，通過實證檢驗得出管理者過度自信的上市公司更樂于發行長期負債。認為過度自信的管理者依相信項目能夠產生持續的現金流，長期負債的籌資額更大，能夠更好的滿足未來的投資需要。

四、結語

隨著行為金融學的快速發展，關于管理者非理性與公司融資決策的研究也越來越多。本文梳理了近年來國內外研究二者之間關系的文獻，發現長期以來，關于二者之間的研究，實證研究一直滯后于理論的發展，大多數學者只是從理論或者模型上進行推論，原因在于難以找到合適的替代變量來衡量管理者過度自信。我們也只是從管理者過度自信的角度探討了二者之間的關系。還有那些個人特征會影響管理者制定公司決策？這些影響過度自信的特征他們的作用程度，相互之間的影響都值得我們進一步探討。Besharov（2002）發展了一個模型，將過度自信、后悔厭惡、和雙曲貼現結合起來，發現這偏差之間的作用可以相互抵消。另外絕大多數的研究都是基于管理者代表股東的利益，沒有考慮成本的影響，當管理者過度自信時，他們認為自己代表股東的利益。企業價值的損失也只是由于管理者對企業利益的曲解引起的。關于行為金融非理性人的研究主要有兩個方面，一個是假定管理者理性，而從投資者非理性，另一個是假定投資者理性理性，而管理者非理性。當前關于行為金融的研究都是基于投資者或者基于管理者分開研究的。但是二者之間可能會有相互作用，投資者的非理可能會影響管理者的個人特征。未來我們也可以考慮探討二者非理共存時相互作用機制的影響。管理者過度自信的研究都是從投資、融資、并購等角度來進行的，很少具體探討由此對公司價值造成的影響，或者武斷的認為過度自信對投資、融資、并購的影響會造成企業價值的減損。但是最近已有研究認為過度自信的管理者在工作中會投入更多的努力，一定程度的過度自信對公司金融決策的影響，能夠提升企業價值。那么，在正反作用都存在的情況下，最終過度自信會對企業價值造成何種影響呢？為此，未來我們有必要深入探討其對企業價值的影響，從而對其進行針對性的規范和防范。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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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國進入中等收入階段，突破人均GDP1000美元的“貧困陷阱”后，很快會奔向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起飛階段”；但到人均GDP3000美元附近，快速發展中積聚的矛盾集中爆發，自身體制與機制的更新進入臨界，導致經濟和社會發展陷于停滯，社會出現政治動蕩和不穩定，無法轉為高收入國家。很多發展中國家在這一階段由于經濟發展自身矛盾難以克服，發展戰略失誤或受外部沖擊，經濟增長回落或長期停滯，陷入所謂“中等收入陷阱”階段。

一、“中等收入陷阱”的表現

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國家的主要表現與基本特征有：經濟增長回落或長期停滯、嚴重的貧富分化、過度城市化、增長轉型困局、腐敗問題突出、社會沖突加劇、金融體系脆弱、民主亂象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主要由于以下幾個原因：收入差距過大;人力資本積累緩慢，增長模式轉型不成功;金融體系脆弱;勞動力轉移困難;民主進程緩慢與腐敗。

收入差距拉大:收入差距的擴大達到一定程度之后，就會由于私人消費不足而導致嚴重的需求不足，經濟增長將完全失去動力。這一因素在拉美國家尤為普遍(智利、巴西、阿根廷和秘魯等)。

人力資本積累緩慢:增長模式轉型不成功。現代經濟增長理論指出，當物資資本增長到一定程度之后，由于資本的邊際產量遞減效應，經濟增長必然放緩。這時技術進步(或者說人力資本的積累)就成為維持經濟快速增長的主要動力。如果能夠在政策層面實現技術進步，便可繼續維持高經濟增長率。相反經濟論文，如果經濟政策不能保證這一點，就會陷入增長停滯。這一現象在東亞國家表現的較為突出。

金融體系脆弱。東南亞金融危機為這一原因提供了一個非常恰當的案例。自1997年以來，東南亞各國已建立起大量的外匯儲備作為防范危機的緩沖器，但這可能會產生不良副作用，即造成經濟過熱和資產價格泡沫。就連上世紀的日本也因為這個原因經歷了“十年”衰退。

勞動力轉移困難:有些發展中國家由于特殊的政治需要，實行一定的限制勞動力轉移的政策，這些政策在經濟上是沒有效率的。中國的戶籍制度就是這一方面的典型。類似的制度會嚴重阻礙城市化的進程，拖累經濟發展。

民主進程緩慢與腐敗。 采取漸進式改革由計劃經濟過渡為市場經濟的國家，政治體制改革一般都滯后于經濟發展的需要。如果這種情況發生，行政管理的落后、腐敗滋生將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制約因素期刊網。原本計劃經濟為主的國家往往還會制造出許多的行政壟斷，而一些本該競爭的行業由于行政壟斷將失去活力，進而拖累整個國民經濟。這一因素在中國已經逐步顯露出來。

二、中國可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誘因

目前，中國人均GDP接近4000美元，這意味著中國已進入“中等收入陷阱”危險區域，中國發展正面臨著新的考驗。中國長期以來的“加快增長”目標形成了特有的“過度工業化、過度重工業化、過度出口依賴、過度投資驅動、過度粗放增長”的模式，已經嚴重威脅到中國的可持續發展。這些問題映射到社會、政治和生態領域，就出現了收入分配不平等、官員腐敗、城市二元社會(市民和農民工)、環境污染、生態破壞等一系列問題。這些都是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須應對的挑戰。“中等收入陷阱”的發生，并不是單一原因導致的，很可能是多種復雜因素相互交織、相互作用的結果。經濟原因。經濟增長過程中各類要素(土地、資源、能源、勞動等)成本不可避免地迅速上升，投入邊際報酬不斷下降，因此中國發展的比較優勢也在不斷減少。比如，沿海地區勞動力成本上升，壓縮了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利潤空間，導致其國際市場競爭力減弱。此外，中國正處在城鎮化加速時期，這就會出現所謂“超常城市化”，污染加劇、交通擁擠、公共服務欠缺、形成各類貧民窟、大量的犯罪等等。

1.社會原因。即經濟增長也是“雙刃劍”，它本身既是有創造性的一面，又帶有摧毀性的一面，還有加劇不平衡的作用。國內外研究都表明，經濟增長往往伴隨著政府與社會之間、勞資之間、貧富之間，以及人與自然之間的矛盾不斷累積，這些矛盾如果處理不好，就會反過來對經濟增長造成巨大的阻礙，即“經濟增長的負效應”。

2.政治原因。即我們面臨著一個“改革悖論”：改革是一個調整既得利益的過程，是在財富的存量部分做文章。在改革過程中，最初的推動者由于從一種改革模式中獲益，成為既得利益群體經濟論文，可能會退化為下一步改革的阻礙者，因此改革可能會越改越難，甚至停滯不前。

3.國際原因。當我們剛開始改革開放的時候，西方國家普遍抱有懷疑的態度，不時會出現“中國即將崩潰”的悲觀論調。改革開放20、30年以后，他們突然發現，中國已經在世界經濟和政治格局中占據了重要位置，到了不得不重視的程度，于是又出現了“中國”的聲音。現在，西方國家對我國民主、人權以及民族問題的丑化攻擊此起彼伏，國際貿易上對中國產品的各種限制措施也曾出不窮，經濟全球化的風險越來越大。因此，必須看到，我們面臨的國際環境特別是世界輿論環境，即“西風壓倒東風”的格局，并未隨著中國崛起、不斷強大而根本改變，相反某些方面還有惡化的趨勢。

上述四種因素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們相互關聯、相互作用、相互影響，形成了特有的“收入差距陷阱”，“政治民主化陷阱”等等。城鄉之間、行業之間、區域之間，居民收入差距持續拉大。中國的收入差距則早已陷入了警戒區。城鄉居民的收入比一直保持在3.3以上，并未有縮小的跡象。2008年，全國10%最高收入組家庭的實際收入是10%最低組的55倍，而城鎮收入最高和最低的家庭相比，差距由2005年的9倍擴大到31倍。同時，勞動報酬嚴重偏低。經濟學家、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宋曉梧據省際收入法GDP構成數據計算，1990年中國勞動者報酬占GDP的比重為53.4%。2001年該比例降至51.4%，2007年則只有39.74%。七年間，中國勞動報酬占比下降了11.66個百分點。中國還存在大量的'灰色收入'。王小魯研究發現，近年來中國'灰色收入'規模急劇擴大，增速也很快，2008年中國'灰色收入'粗略估計為5.4萬億元。與2005年相比，三年內增長了近1倍，遠高于GDP增速。中國的基尼系數已接近臨界點。如果再計入'灰色收入'，中國的收入差距則早已陷入了警戒區。中國距離'中等收入陷阱'并不遠，收入懸殊危及社會和諧，并非危言聳聽。中國已經成為了世界上基尼系數最高的國家之一，這是一個極大的問題。

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現實選擇

1.加快四個轉變經濟論文，推進經濟轉型和結構升級。　一是優化需求結構。擺脫過度依賴于外需的增長循環。立足于擴大國內需求，把經濟發展根植于國內需求特別是居民消費需求，形成消費與投資、出口三駕馬車協調拉動經濟增長的新格局。　二是優化產業結構。以均衡化為目標優化多元產業結構期刊網。提高農業生產力水平，逐步實現農業由弱變強；促進工業結構優化升級，實現工業由大變強；加速發展服務業，實現服務業由慢變快，使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第二產業帶動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協同、均衡帶動轉變。　三是優化要素投入結構。加速人力資本形成，提高技術進步以及制度化改革對經濟增長的溢出作用，推動中國經濟由強調分工的粗放型的斯密增長向強調創新的熊彼特式的內涵增長轉變，并進而提升我國在全球產業分工體系和利益格局中的地位，推進國際經濟格局由失衡向均衡、再平衡方向發展。四是積極調整能源結構。目前中國還未達到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的拐點，但從當前形勢看高耗能產業的發展速度驚人。今年一季度，我國生產鋼材1.85億噸，增長28.6%；生產粗鋼1.58萬噸，增長24.5%；生產生鐵1.5萬噸，增長21.7%；生產水泥3.36億噸，增長20.3%。單位能耗是在上升的，如果不采取特殊和強有力的措施，我們的環境狀況還會進一步惡化。不論從外部壓力還是內部需求來看，中國要改變“庫茲涅茲增長”方式，必須把提高能源效率，大力發展新興能源和清潔能源作為調整能源結構的突破口。 2.要以推動公平分配為切入點，為持續增長培育新的基礎。按照富民優先發展的基本思路，調整國民收入分配結構，提高居民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調整政府支出結構，提高公共支出占政府支出的比重。深化資源價格改革，完善按要素分配的收益分配制度。完善收入分配調節機制和收入穩定增長機制，將初次分配與二次分配視為有機整體，強化“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最終形成“橄欖型”收入分配格局。我國再分配機制“逆向調節”問題較為突出，不僅從再分配環節即社會保障、公共服務等總體水平及其合理結構入手，還要擴展到初次分配環節包括“工資、保險、福利”三位一體的薪酬體系和稅制的改革；調整政府、企業和個人之間的分配關系，加大國民收入向個人傾斜的政策力度；調整資本要素所得和勞動要素所得之間的比例關系，提高勞動報酬在國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擴大并提高國有企業分紅的范圍和比例，增加對居民的再分配力度，徹底解決國有企業經營性資本收益向居民轉移機制缺失問題；統籌城鄉協調發展，通過土地流轉進行抵押、入股、融資，逐步調整城鄉收入分配二元格局經濟論文，使農民獲得要素資本賦權；推進壟斷行業改革，放寬準入門檻，引進競爭機制，通過控制價格和稅收調節壟斷企業利潤率；完善財產性收入增長的保障機制，提高居民的長期收入預期；降低稅負，提高個稅起征點，通過結構性減稅，以減保增、以減促加。

3.要以循序漸進的城市化為依托，形成對經濟增長的持續支持。快速城市化會帶來城市人口的迅速增長與城市基礎設施建設滯后的矛盾，進而引起高額城市化成本，這將大大降低城市化帶動經濟增長的功能。拉美國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就有其中的原因。因此，未來中國的經濟增長一定要把握好城市化推進與城市化成本提高的平衡，以逐步推進來緩解城市問題的集中爆發，不斷發揮城市化助推經濟增長的功能。

4.要以擴大和完善國內市場為保障，降低受外部經濟波動的沖擊。進入中等收入的國家易受外部經濟的沖擊，造成經濟徘徊。中國也會面臨這種沖擊，但我國廣闊且潛力巨大的國內市場，會成為抵御外部經濟沖擊的有效保障。因此，我國在轉變外貿增長方式的同時，還需要把注意力引向挖潛國內市場上來。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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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專家稱我國進入“中等收入陷阱”社會建設滯后新華網2010-8

[3]高偉中等收入陷阱假說人民論壇2010-07

篇（3）

當前經濟發展中的不平衡表現為六個方面的“過度依賴”：

一是過度依賴投資推動經濟增長。在長期的發展中，政府逐漸形成了通過政府投資和政策推動來維持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慣性思維。我國存在投資與消費失衡的問題，經濟增長主要依靠投資拉動。2009年投資對GDP的貢獻率達到90%以上。

二是過度依賴“兩頭在外”的外需拉動。“資金來自國外、產品銷往國外”的出口導向型發展模式盡管在我國經濟起飛階段具有積極意義，但是也導致我國對外依存度持續攀高。據測算，上世紀90年代，我國對外貿易依存度徘徊在30%－40%左右，2000年達到43.9%，2007年達到66.2%，2008年和2009年受金融危機的影響有所下降，分別為59.2%和44.8%。

三是過度依賴廉價勞動力和人口紅利所形成的市場比較優勢。我國依靠人口紅利確立起世界制造業大國的地位，創造出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奇跡。過度依賴廉價勞動力會使經濟增長的內在動力和發展潛力受到挑戰。廉價勞動力強化了企業對勞動力要素的過度依賴，使得企業缺乏革新技術的動力，安于低價勞動成本投入，陷入“比較優勢陷阱”和低端產業的惡性循環，在全球產業鏈和價值鏈上處于弱勢地位，抑制了產業轉型升級，導致核心技術受制于人，全球價值鏈受控于人。

四是經濟增長過度依賴房地產的強力支撐。近年來，房地產業在經濟增長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甚至是一些地方經濟的重要支柱。據有關研究估計，如果房地產價格下降30%，將導致全社會投資增速放緩約6個百分點，GDP增幅下降約2.5個百分點，地方財政增速下降約15個百分點。過度依賴房地產將抑制實體經濟的發展，導致經濟增長被房地產“鉗制”，增大經濟波動的風險。

五是過度依賴資源消耗和環境的犧牲。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能源資源利用率和配置效率不高，單位產出的能源資源消耗量明顯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據有關數據顯示，我國單位GDP能耗相當于日本的8倍，美國的4倍，以占世界8%的經濟總量消耗了世界能源的17.7%，成為僅次于美國的第二大能源消費國。當前，隨著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的加快，經濟增長將越來越面臨“資源瓶頸”和“環境瓶頸”。

六是過度依賴“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非均衡共享的發展模式。目前，我國收入分配格局存在居民收入和勞動報酬比重過低并呈現不斷下降趨勢、收入差距日益擴大的現象。據統計，我國城鄉之間收入差距達3.3倍，最高收入行業與最低行業的收入差距擴大到15倍，全國收入最高10%人群和最低10%的收入差距達到23倍之多，人均GDP最高的地區與最低地區的收入差距達13倍。

在“十二五”時期，我國應努力在“做大蛋糕”和“分配蛋糕”兩個領域進行調結構和促轉型，推進經濟社會發展與資源環境可持續的良性循環、財富增長與民生需求的均衡協調，國內市場需求擴大與國際市場競爭力提升緊密結合，提高發展的全面性、協調性、可持續性，構建起“內需主導、消費支撐、均衡發展、創新驅動”的經濟發展模式，實現經濟的六個方面的再平衡。

一要著力擴大居民消費，激活民間投資，構建起擴大內需的長效機制，促進消費、投資和出口“三駕馬車”協調發展。要不斷優化投資結構，拓寬民間投資領域，通過暢通投融資渠道，加大財稅扶持，健全服務體系，建立公共投資和民間投資的合作機制等方式激活民間投資。要優化創業致富的環境，扶持中小企業發展，建設惠及全民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刺激居民消費需求，培育更多的具有高消費能力的群體，徹底改變消費“短板”。

二要堅持出口和進口并重、吸收外資和對外投資并重，積極轉變外經貿增長方式，充分利用好國際市場和國際資源，實現從商品輸出大國向資本輸出強國轉變。要推動加工貿易企業轉型升級，進一步優化進出口產品結構，發揮進口在促進經濟結構調整和維持國際收支平衡中的積極作用，提高外貿增長質量和效益。要積極發展新的貿易伙伴和新興市場，減輕對歐美市場的過度依賴，實施貿易再平衡戰略。要通過加強海外投資立法、財稅扶持、金融支持等舉措鼓勵中國企業“走出去”，探索如何利用高額的外匯儲備支持企業海外拓展，實現“藏匯于國”到“藏匯于民”、“藏匯于企”的轉變。

三要著力推動經濟發展向主要依靠科技進步、勞動者素質提高、管理創新轉變，使經濟走上創新驅動、內生增長的發展道路。科學技術是支撐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建設創新型國家的最活躍、最具革命性的因素。為此，要全面整合創新資源，推進技術創新工程，建立起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產學研相結合的技術創新體系。

篇（4）

黨的十七大報告明確提出要發展現代服務業，提高服務業比重和水平。現代流通服務業作為現代服務業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僅可以帶動現代服務業的發展，而且可以促進國民經濟總體發展，對于社會就業、國民福利及城市發展也有著重大貢獻。[1]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流通服務業雖然獲得了巨大發展，但是“還不夠快”，并且流通產業集中度低，流通費用高，流通方式陳舊，商業網點布局不合理，流通企業核心競爭力普遍缺失等一系列問題依然存在。流通服務業發展的滯后，帶來了全局性的不良后果，如制造業資本周轉和經濟節奏放緩，城鄉居民消費受到非收入方面嚴重制約等。[2]尤其是近年來，隨著流通服務業對外開放程度的提高，外資在中國流通領域的加速擴張企業管理論文，已經使缺乏創新能力的本土流通服務業遭遇嚴重威脅，而且容易引發政府調控能力弱化、上游產業失控，導致國家經濟安全等問題。[3]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流通服務業的發展面臨復雜而嚴峻的形勢，如何實現我國現代流通服務業又好又快發展已經成為關乎國家發展全局的重大戰略問題。黨的十七大高度重視自主創新，為我國現代流通服務業的發展提供了新的思路。但是恰恰當前我國流通服務企業自主創新能力普遍缺失，這和該領域理論研究嚴重滯后有密切關系，已經嚴重制約著流通服務業的可持續發展。提升自主創新能力，已成為我國流通服務業在激烈的競爭環境下生存，打造并保持可持續競爭優勢的唯一砝碼。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嘗試著對國內學者在流通服務業自主創新領域的研究成果進行歸納總結，并梳理分析其理論脈絡，以便更好的了解該領域研究進展和尚未解決的問題，為流通服務業自主創新的理論研究與實踐發展指明方向。

“自主創新”是我國在特定歷史背景下提出的新概念，路風將“自主創新”界定為一個企業或者一個國家堅持技術學習主導權，并且把發展技術能力作為競爭力或經濟增長動力主要源泉的行為傾向、戰略原則和政策方針，但是他也指出世界上不可能存在“不自主”的創新。[4]事實上，對流通服務業自主創新的研究可以追溯到關于服務業創新的研究上。鑒于國內流通研究領域單純以“自主創新”命名的研究成果非常罕見，我們在研究中將流通服務業及其所包含的四個子行業（零售業、批發業、物流業、餐飲業）創新的研究成果均視為研究對象。

二、研究方法

中國期刊網是我國最大的全文現刊數據庫，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連續動態更新的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其收錄的核心期刊對行業的研究現狀很據代表性核心期刊目錄。本文通過以下方式對我國流通服務業自主創新的文獻進行檢索，具體包括：（1）在中國學術期刊網絡出版總庫上，搜索篇名中含有“創新”，同時

摘要中含有“流通”、“零售”、“物流”、“批發”、“餐飲”“飯店”、“酒店”、“商業”、“商店”的文章，期刊年限選擇2000-2009年，來源類別選擇核心期刊。（2）剔除其中的書評、新聞、會議等非學術論文，并且剔除文章核心研究內容不是流通服務業創新的以及部分非代表性的期刊（如《特區經濟》等）上的論文。按以上標準，共得到論文樣本330篇。（3）分別按照三個標準對論文樣本進行分類，即按研究主題進行分類、按年份進行分類、按流通服務業中零售、物流、批發和餐飲四個子行業進行分類。根據以上三種分類，本文從三個視角對流通服務業自主創新研究現狀進行了分析（圖1）。

圖1 分析框架圖

三、文獻回顧與分析

(一) 研究主題分析

以研究主題為標準，我們可以把研究樣本劃分為9個研究主題，分布結果顯示研究最多的是綜合創新，即涉及非單一創新維度的研究，共105篇；其次是流通模式創新，共55篇；再次是組織創新（以業態創新最多）企業管理論文，共40篇。

1. 綜合創新。該部分共105篇文章，涉及流通服務業戰略創新、價值創新或體系創新等許多摘要用時間消滅空間。[7]

2. 組織創新。該部分共40篇文章，很多文章在充分分析我國流通組織存在問題的基礎之上，從不同角度提出了流通組織措施的對策。關于我國流通組織的現狀，主要觀點認為我國流通組織規范化、組織化程度較低；管理手段、管理技術和管理水平落后；增長模式仍屬于粗放型；專業化分工協作水平低，各自盲目發展；流通組織間的競爭仍停留在低水平的過度競爭，且競爭不充分和過度競爭并存。[8]孟鐵和張殿波總結了流通產業組織優化的政策選擇，即堅決打破行業壟斷、部門分割和地區封鎖；制定適度市場壁壘政策；流通產業有效競爭政策；制定跨區域集團化的催化政策，以培育一批現代大型流通企業。[9]關于組織創新研究最多的是業態創新，如李飛認為零售業態的構成要素就是零售營銷中產品、服務、價格、店址、環境和溝通6個組合要素，并在此基礎上設計了零售業態創新的路線圖，6個要素中24個細節維度的組合變化就是零售業態創新的具體內容。[10]此外，還有一些研究涉及了農產品流通組織的創新，如馮邦彥和段晉苑提出通過建立專業運銷合作組織改革現行的生豬流通制度的建議。[11]

3. 流通模式創新。該部分共55篇文章，研究內容比較分散，包括生產模式創新、商業模式創新、物流模式創新和渠道模式創新等，表明我國的流通模式在許多方面還存在著急需解決的問題。如于奎和文啟湘分析了批發商業模式存在的問題，并提出批發商業發展模式創新可以通過推進供應鏈管理模式，積極探索電子商務批發交易，向現代物流中心過渡以及發展規模經濟等途徑來實現。[12]

4. 營銷創新。該部分共29篇文章，主要集中在零售和批發上面，大都從企業營銷手段中存在的具體問題入手，探討了如何創新改進營銷方式。很多學者強調零售企業營銷創新是提高企業競爭力的正確選擇。[13]范增認為營銷創新是連鎖超市在激烈的市場環境下，能持續、穩定的發展的必然選擇，營銷方法的創新應包括綠色營銷，情感營銷和導入CIS推廣形象營銷等方面。[14]

5. 技術創新。該部分共24篇文章，主要研究了技術創新對流通服務業的重要性，如何進行技術創新等。如張宏以產品生命周期理論為基礎，提出了改進的A—U模型，流通產業的升級可以是跳躍式的，發展具有可跨越性的，而這都是由又是由技術創新的跳躍性所決定的。發展我國流通產業應從宏觀層面加強技術創新的政策地位，強化對加快發展現代流通產業的政策支持，積極引導第一、第二產業參與流通技術創新，提高流通企業對流通技術的認知和掌握程度，加強現代信息技術物質基礎建設等角度進行改進。[15]

6. 制度創新。這部分有25篇文章，主要從政府企業管理論文，企業以及社會組織等角度探討了如何健全我國流通市場的制度創新。如文啟湘和趙玻指出流通產業天然就是低進入壁壘產業，要防止流通產業過度進入，今后我國必須加快流通產業進入管制制度創新核心期刊目錄。[16]

7. 觀念創新。該部分共18篇文章，如宋則提出要確保流通產業的先導地位， 充分認識流通和流通創新在市場經濟當中的應有地位和作用。[17]黃國雄認為流通是基礎產業，并從流通觀念的創新理論要點出發，對商業的本質、商業城市建設、商業信譽、商業市場、商業利潤、商業文化等方面進行了系統闡述。[18]

8. 服務創新。這部分共18篇文章，主要研究了我國流通業服務中的不足，并提出了適應新時期流通業服務創新的若干措施。如許彩國和柳思維指出零售企業必須不斷提高服務質量，擴大服務范圍，完善服務設施，更新服務內容，通過服務創新才能實現顧客滿意，培養顧客忠誠。[19]

9. 其他。以上的分類方法并不能涵蓋所有流通創新論文，凡是不能歸入以上類別的學術論文歸入該類，合計共16篇學術論文。

(二) 時間序列分析

為了更好了解最近十年國內學者們在流通創新方面的研究，我們對論文樣本進行了時間序列分析，對總的樣本論文以及不同研究主題的論文分別按時間序列進行了統計分析，以便更好的得出學者們研究重點的變化。

圖2 流通創新論文時間分布圖

從圖2可以看出，近十年里，國內學者在流通創新方面的研究成曲折式上升，在2003、2007年達到兩個峰值。2001年末中國入世之后，外資流通企業進軍中國市場的速度加快，此時的本土流通業迫切的需要創新理論支持，在這樣的背景下，流通創新的研究持續增多，所以考慮到學術成果刊登的滯后性，在2003年流通創新達到一個相對峰值是符合實際的，但是這種研究態勢并未持續。直到2004年底零售業全面對外開放以后，本土流通業面臨外資的威脅和壓力驟然增加到一個更高的程度，這使得通過創新提升競爭力的研究成果應需要而增多，同樣考慮到學術成果刊登的滯后性，所以在2006-2007年間才達到另一個更高的峰值。但是隨后流通創新的成果又出現了下滑的跡象，直到2008年金融危機的爆發，在流通服務業受到沖擊的背景下，自主創新的研究成果才又再度受到關注。總之，流通服務業創新的研究論文數量呈現著波動，這表明學者們在該領域的研究還不夠成熟企業管理論文，并未形成持續穩定的增長局面，同時也表明一直致力于該領域的學者有限，更多只是在某一段時間關注流通服務業創新的發展。

（三）流通服務業各子行業的研究文獻分析

以下我們對流通服務業4個子行業即零售、物流、批發、餐飲的研究現狀進行簡要分析。

1. 零售業創新。零售行業的研究論文有79篇，研究的焦點集中在零售業態創新，服務創新，營銷創新等。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些研究中大多數都是研究城市零售創新的，論文樣本中僅有5篇是專門研究農村零售創新的，主要研究了農村零售業的業態創新和營銷創新等。如汪旭暉和徐健從農民消費行為偏好視角對農村零售業態創新模式進行了探究，通過探索農民消費行為得出了新型業態創新模式“農村現代綜合商場”，這種業態與城市大型綜合超市有顯著差異，融合了農村現行傳統業態——雜貨店、集貿市場等的優勢，并且摒棄了這些傳統業態在商品品類少、假冒偽劣商品多、環境臟亂差等方面的缺陷，在零售組合要素各個方面具有典型的農村化特征。[20]張蓓從綠色營銷、體驗營銷、定制營銷、整合營銷和關系營銷等新型營銷方式出發，對農產品超市的營銷方式創新提出了若干建議。[21]

2. 物流業創新。物流行業的論文有106篇，研究內容包括物流服務模式創新，供應鏈創新以及技術創新等。張光明認為物流服務創新模式主要包括跟隨競爭創新、顧客需求主導創新、物流技術創新、物流網絡創新、增值物流服務創新等，各種創新模式具有不同的優劣勢及風險，選擇何種模式取決于企業環境條件及諸多因素的考慮。[22]魏際剛提出物流技術創新涉及經營管理和工具、裝備、設施等領域，物流技術與裝備的發展趨勢是先進性，信息化，多樣性與專業性，標準化與模塊化，系統性與可擴展性，智能性與人性化，綠色化與節能化。[23]總體來講，我國物流也起步較晚，無論在技術還是管理創新方面都還與發達國家有顯著差異，關于這幾方面的研究還很不成熟，多數的設計和建議還都停留在紙面上，這需要我們一方面加大物流現代化的研究，同時也要結合國情逐步健全我國的還很不完善的物流系統。

3. 批發業創新。研究批發業的論文有27篇，具體包括了批發商業態模式的創新及批發市場的創新。如李芬儒研究了中國農村批發商業的業態創新問題，指出由于農村批發業存在著批發網點組織化程度低，批發商業功能萎縮，批發成本過高，流通效率低下等問題，所以農村批發商業業態創新方向應該是產、供、銷一體化，批零一體化企業管理論文，產銷地一體化，批發與物流配送一體化，貿工農一體化等核心期刊目錄。[24]譚本艷和趙曉飛提出了我國農產品批發市場的創新策略，即組建批發商群，擴大農產品批發市場的規模；通過創新模式，實現批發市場間的橫向整合；通過打造龍頭，實現批發市場間的縱向整合。[25]

4. 餐飲業創新。檢索到研究餐飲業創新的文章只有23篇，與其他幾個流通子行業相比，餐飲業創新相對較少，這些論文集中在研究餐飲產品創新和技術創新等方面上。如楊銘鐸對餐飲企業產品創新體系進行了設計，認為餐飲企業產品創新系統可分為菜點創新、服務創新、環境創新三個子系統，各個子系統之間存在著一定的內在聯系。[26]于干千從中國餐飲企業“集體創新動力缺失”的現狀及成因出發，分析了不同餐飲企業對自主創新、模仿創新及合作創新三種技術創新模式的選擇。[27]

四、結論

本文在中國學術期刊網絡出版總庫中，對我國2000-2009年流通服務業創新的學術論文進行了檢索，研究發現可歸納為以下方面：（1）通過研究主題內容分析，發現學者們對現代流通服務業發展的研究已積累了不少成果，但總體來說比較分散，而且大多側重于流通業創新的某一方面，對流通服務業自主創新科學內涵的理解不夠深入，研究主要集中在流通組織創新，流通服務方式創新，流通技術創新以及流通制度創新等有限方面。迄今為止還沒有學者用系統的理論統攬流通服務業自主創新的整個全局，并深入探究現代流通服務業自主創新系統的構成及運作規律，這將成為流通服務業創新研究的重點。（2）通過時間序列分析，可以看到學者們在流通服務業創新的研究論文數量呈現一種上升勢態，有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關注流通服務業創新問題。但論文數量并不是一種持續上升，而是折線上升，表明在這一領域的研究還缺乏系統性和連續性，對某一方面問題的研究往往集中在某些時間段，如何全面，系統并且有層次的對流通服務業創新進行研究，是亟待解決的問題。（3）通過對4個子行業的研究，發現學者們對流通服務業各子行業的側重點差異很大，零售和物流領域創新的研究比較多，而批發和餐飲則較少。究其原因在于零售作為商流的終端企業管理論文，是最終實現企業利潤的環節，理所應當的受到更多的關注。物流在節約流通成本中的作用日益凸顯，也得到了人們的不斷關注，其創新研究也涉及到各個方面。而作為零售商背后的批發業，則很容易被人們忽視，從商業發展的趨勢看，多種現代流通組織的出現如工廠實行產銷一體化，零售連鎖公司實行批零一體化等搶占了批發業的經營空間，使許多人質疑批發業存在的價值，批發業的創新也未得到人們的足夠重視。至于餐飲業創新的論文最少，主要是因為高等院校對餐飲相關專業的設置起步較晚，從事餐飲研究的學者非常稀少，以及餐飲企業長期漠視創新所致，但是隨著餐飲業對國民經濟的貢獻越來越大，餐飲業自主創新問題將會越來越被關注。此外，需要特別指出的目前零售業創新的研究集聚在城市零售領域，但是隨著城市零售業在城市競爭日益激烈，可以預見未來會有更多的零售商進軍農村市場，而對于農村零售創新的研究將成為一個熱點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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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土地征用中的問題

土地征用過程中牽涉的利益主體很多，但其核心是政府與失地農民，所以存在的問題也大都由二者引發。

政府公信力的缺失

濫用征地權，鉆“公共利益”的漏洞

雖然我國《憲法》、《土地管理法》等都明確規定土地征用必需以公共利益為目的，但并未對公共利益做出界定，這就客觀上給某些政府尋租和機會主義提供了過多的自由裁量空間，一些政府官員為了招商引資，擴大財政收入，突顯個人政績等濫用征地權，侵吞公共利益，這不僅有損失地農民的集體利益，更影響了我國的耕地保護和糧食安全。據統計“十一五”期間由于城市化推進，耕地年均減少1848萬畝。目前，全國實際建設用地中，農民集體建設用地已占約72%之多。“十一五”期間，預計每年被征地的農民達到300萬。

2、收益分配有失公平，補償形式單一

首先，由于法律法規不健全，測算方法不夠科學等諸多缺陷，我國土地征用補償標準偏低，補償機制不健全。從橫向看，各地農民的補償標準差別很大，甚至出現同村的不同小組間的分配標準各異的現象；從縱向看，受益分配與權力層級成正比。據統計因土地用途變更增值的土地收益，政府大約得到60%~70%，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得到25%~30%，農民只得到5%~10%。其次，補償形式單一，很多地方政府不顧農民意愿，只采用一次性貨幣補償方式，有損失地農民的長遠利益。目前鄭州市農村土地征用人均獲得補償費為2萬左右，僅可以維持農民家庭一般日常開支3~4年。在失地農民認為最好的征地補償方式中，選擇安排就業的站32%，選擇一次性付給適當經濟補償的占24%，選擇提供醫療，養老等方面社會保險的占21%，選擇預留土地入股分紅的占20%。可見，在整個收益分配中，大多數地方政府拒絕了具有土地使用權的民眾的參與，僅憑單方決策行事。

3、針對被征地農民的社會保障機制不完善

第一，法律制度不健全，各地在具體執行中無法可依，只憑各自對政策的理解及當地的客觀條件制定法規文件缺乏科學合理的規劃。第二，這一問題的最致命因素是資金籌集困難。政府行為往往限于政策許諾，并未實現保障金的足額下撥，專款專用；許多村民委員會又因為收支預算難以平衡，集體經濟實力偏弱，往往無力繳納；至于失地農民，大多所獲補償有限，又缺乏對社會保障的正確認識，心有余而力不足。第三，社會保障的水平低，范圍狹窄。社會保障機制作為一個完整的體系，應包括養老保險、失業保險、醫療保險、最低生活保障、就業培訓制度等，失地農民作為農民和市民的過渡群體，本應享受與城市社會保障水平相當且兼容的安置補償，但就目前來看，這些還遠遠不能實現。

（二）失地農民角色轉變中的自身干擾因素

1、缺乏市場需要的知識和勞動技能，再就業能力差

失地農民普遍受教育程度低，自身素質與市場經濟的要求不匹配，在城市化未波及自身以前，他們都以種地為生，即使外出務工也只是從事缺乏技術含量的低端作業。

2、思想觀念陳舊缺乏理性消費觀

⑴一部分得到較多補償的失地農民“一夜暴富”后開始炫耀性的消費，這就存在著“二次返貧”的隱患。因此，如何幫助失地農民盤活補償款，實現“錢生錢”，抑制其過度消費，還需要政府的正確引導扶持

⑵價值觀及生活方式與其新的角色要求相沖突：大多數失地農民對城市化的價值理念及生活方式不能從心理上接受和認同，這也需要政府及時加以心理疏導和救助。

二、土地征用問題的解決途徑探討

（一）加強政府公信力建設

1.完善公共利益界定，把耕地保護作為官員政績考核的重要指標。公共利益具有高度的抽象性，不確定性。論文大全，農民角色轉變。對此，我們可以借鑒國外的許多制度實例。國外對公共利益的界定主要分為列舉式和概括式，前者的典型代表是日本，后者為加拿大、美國等。采用概括式的國家一般把把公共利益的裁決權交給議會或法院，對“公共目的”、“公共使用”、“私人使用”等概念及其構成要件有清晰說明，也很好的避免了因公之名的權力尋租。我國目前可以繼續采用概括式，但要借鑒國外經驗，杜絕概念上的外延。此外，各級地方政府要在全國耕地保有量不低于18億畝的剛性規定下，根據各地經濟發展及預期規劃制定合理的耕地警戒線，并嚴守不逾。論文大全，農民角色轉變。對官員進行政績考核時，也應把此項工作的表現作為重要依據。

2．定位好政府角色，完善補償收益分配制度

首先，政府既不享有土地所有權，也無使用權，被征用土地的補償收益理應只歸國家、集體和失地農民。其次，重新制定補償標準，提高補償收益。應合理估算土地被征用后的增值部分及土地的市場交易價格，以此為基礎，結合現行法律政策規定給予農民高標準的補償。再次，征地過程中要充分尊重農民的知情權，鼓勵其積極參與補償方案的擬定，且征地結果要對農民公開。最后，加強對補償款發放的監督和管理。更細致的講，監督不僅針對補償不問題，在整個土地征用過程中都是必不可少的。目前，最有力的監督機制為第三方認證，即靠無利害關系的公眾性、公益性組織去評判政府行為是否規范，這一制度很值得借鑒。

3. 建構科學的社會保障機制

①加快有關土地征用方面的立法，尤其是進一步規范全國各地的失地農民社會保障法規文件，使法律法規更具可行性、易操作性。論文大全，農民角色轉變。

②把社會保障方案的擬定納入征地前的審查程序，并保證其科學性、可行性。論文大全，農民角色轉變。在實施征地后，要嚴格按照之前的方案對失地農民進行補償安置，并根據實際情況的改變與相關利益群體友好協商，不斷修正原有方案。論文大全，農民角色轉變。

③確保充足的資金來源。論文大全，農民角色轉變。保障基金應由地方政府、村民委員會以及失地農民共同負擔。政府要及時足額下撥補償款，避免失地農民因所得補償款太少而不愿繳納保障金。還應加大對參保收益政策的宣傳力度，提高失地農民的自愿參保率，擴充保障金。同時調整財政支出，加大支持力度。

④引入市場機制，創新保障模式。尤其是股份制，它作為社會化大生產的產物，完全可以運用到對失地農民的補償安置中來，使其持久分享城市化過程中土地增值的收益。此外，還應舉辦各種形式的培訓班，向農民傳授必要的市場經濟知識、科學理財消費知識、創新經營知識等，幫助其接受新的價值觀念。

4．建立專門機構，幫助其完成由農民到市民的角色轉變

土地征用過程中農民不僅會遭受物質利益的損失，同時也經歷著一次心理上的陣痛。因此，政府在完善保障機制的同時，切不可忽視對其精神的“補償安置”，要對農民進行心理疏導和法律援助。最重要的是，全社會要幫助農民樹立對未來新生活的信心，使其適應新的城市生活方式、學習新的生存技能、融入新的生活環境。唯此，失地農民的問題才能從根本上得以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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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周美艷.被征地農民社會保障問題的對策研究[J].理論界，2010(03)

篇（6）

近年來美國次級房地產抵押貸款市場危機爆發，房地產業嚴重衰退，造成一連串重大金融事件，比如：美國政府托管“兩房”（房地美和房利美）、美林被收購、雷曼兄弟公司申請破產保護等，由此引發全球股市大跌，中國股市上證指數也跌穿2000點。全球金融領域面臨嚴峻挑戰，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認為，當前這次金融危機的嚴重性，已經超過上個世紀30年代美國的金融危機。金融危機是指一個國家或幾個國家與地區的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標(如：短期利率、貨幣資產、證券、房地產、土地(價格)、商業破產數和金融機構倒閉數)的急劇、短暫和超周期的惡化，包括貨幣危機、債務危機、銀行危機等類型。處于全球領先地位的美國金融系統，無論是發達程度、透明度、監管力度，還是融資規模、金融產品多樣化等都堪稱世界之最，為什么目前出現了這種日益嚴重的金融危機呢？我們對美國金融危機的爆發原因做了深入分析。

一、金融監管制度缺陷

美國金融危機表面上看是由住房按揭貸款衍生品中的問題引起的，深層次原因則是美國金融業嚴重缺乏監管，內部管理機制失誤造成的。美國從上世紀80年代末以來，推出了許多金融衍生產品，這對繁榮金融市場和市場經濟發揮過重要作用。但是，衍生產品太多，加大了投機風險，而與此有關的風險預警機制及防范措施卻未能跟上，從而為金融危機的爆發埋下了禍根。美國本輪金融風暴是次貸危機進一步延伸的結果，而次貸危機則與美國金融機構在金融創新中過度利用金融衍生品有關。

在各種可能導致金融危機的因素中，美聯儲政策的失誤可能是較為嚴重的一個危機因素。在格林斯潘主持美聯儲期間，特別是在2000年到2005年之間所采取的低利率貨幣政策在美國經濟和金融體系中埋下了危機的種子。長期的低利率給美國經濟帶來了三大負面影響：一是扭曲了信貸市場和房貸市場，二是減少了居民儲蓄，三是加劇了美元的貶值。低利率促使美國民眾將儲蓄拿去投資資產、銀行過多發放貸款，這直接促成了美國房地產泡沫的持續膨脹；而且美聯儲的貨幣政策還“誘使”市場形成一種預期：只要市場低迷，政府一定會救市，整個華爾街彌漫著投機氣息。然而，當貨幣政策連續收緊時，房地產泡沫開始破滅，低信用階層的違約率開始上升，由此引發的違約狂潮開始席卷一切賺錢心切、雄心勃勃的金融機構。龐大的赤字需要有大量外國資本的彌補，結果是美國的資本賬戶逆差大幅度增長，加劇了經濟失衡的風險。一旦出現經濟波動，引起外資撤離，美國就難免陷入一場金融危機。

二、超前消費陷阱

美國經濟發展的支柱主要依附于消費，使得經濟基本面發生了問題。為推動經濟增長，政府鼓勵寅吃卯糧、瘋狂消費，引誘普通百姓通過借貸消費。自上世紀90年代末以來，隨著利率不斷走低，資產證券化和金融衍生產品創新速度不斷加快，加上彌漫全社會的奢侈消費文化和對未來繁榮的盲目樂觀，為普通民眾的借貸超前消費提供了可能。很多人都在透支消費，而這主要是依靠借貸來實現。特別是通過房地產市場只漲不跌的神話，誘使大量不具備還款能力的消費者紛紛通過按揭手段，借錢涌入住房市場。但從2006年底開始，雖然美國房地產價格的漲勢只是稍稍趨緩和下降，經過金融衍生產品等創新金融工具的劇烈放大作用，美國金融市場的風險和危機就難以遏制地爆發出來。

消費、投資和出口是拉動一國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這三者是相輔相成的。如果消費太多，則會使得儲蓄減少，從而影響一國的資本積累，導致投資不足，影響經濟的下一輪發展。而美國正是消費的過于旺盛，擠占了投資，坐吃山空，經濟遲早會出現問題的。

三、對自由經濟的過度迷信

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是把“雙刃劍”，對于美國金融危機的發生，一般認為這場危機主要是金融監管制度的缺失造成的，但是這場危機的根本原因不在華爾街，而在于美國近30年來加速推行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所謂新自由主義，是一套以復興傳統自由主義理想，以減少政府對經濟社會的干預為主要經濟政策目標的思潮。其始于上世紀80年代初期，背景是上世紀70年代的經濟滯脹危機，內容主要包括：減少政府對金融、勞動力等市場的干預，推行促進消費、以高消費帶動高增長的經濟政策等。客觀而言，新自由主義改革的確取得了一定成效，例如，通貨膨脹率下降、經濟增長率回升、失業形勢得到一定緩解等。

但任何理論都有它存在的現實基礎，而現實是在不斷發展變化的，無休止地把這種自由主義政策推向極端，必然會給社會帶來難以估量的威脅和破壞。大量金融證券機構置國家經濟安全于不顧，利用寬松的環境肆意進行投機，并因此獲取巨額利潤，導致投機過度，尤其是嚴重脫離實體經濟的虛擬經濟，比如：互聯網和房地產等，嚴重損害市場穩定的基礎，產生嚴重的泡沫風險。近幾屆美國政府沒有意識到美國已經變化了的經濟狀況，過于迷信自由經濟理論，終于導致這次金融危機的發生。

通過上述分析可知，美國金融危機表面上看是由住房按揭貸款衍生品中的問題引起的，深層次原因則是美國金融秩序與金融發展失衡、經濟基本面出現問題。美國當前遭遇的危機，是一場與美國自身的經濟、政治、社會體制密切相關的危機。盡管美國金融危機及其所帶來的全球金融動蕩對我國金融體系的影響有限，但我國存在著許多類似美國華爾街金融危機的“病因”，因此，反思美國金融危機的成因對維護我國金融體系的穩定和安全具有重要借鑒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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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1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資問題

公司投資行為是公司的核心財務問題之一，是影響宏微觀經濟運行和資本市場的重要因素，近年來，企業非效率投資行為導致的企業失敗事件屢屢發生，嚴重阻礙了我國上市公司前進的步伐，在我國目前資本市場和公司治理結構不完善的條件下，研究非效率投資行為如何抑制，對于優化我國上市公司投資決策、有效配置市場有限資源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傳統MM理論框架下，企業的投資決策僅由其投資機會決定，不存在資本配置的非效率問題，然而由于現實世界的不完美，信息不對稱和融資約束的客觀存在，實踐中出現大量的非效率投資現象，包括過度投資（over-investment）與投資不足(under-investment)兩個方面。以凈現值為判斷標準，過度投資是指把資金投資于凈現值小于零的項目，相反，投資不足是指即使公司有凈現值大于零的項目也不去投資。

2 沖突與非效率投資

2.1信息不對稱、沖突與非效率投資

由于資本市場的信息不對稱，企業無法將其現有資產和未來投資機會的質量給市場上的資金提供者，融資約束問題的存在，致使企業即使有很好的投資機會也難以資本市場籌集足夠的資金去投資，產生投資不足。Jensen 和Meckling(1976)指出，當股東從債權人那里取得資金后過度投資，很可能不將資金投放于債務契約中所約定的低風險項目，轉而投資于高風險的其他項目。即產生資產替代問題，這樣，一旦高風險項目成功，股東將獲得扣除固定利息后的全部收益；如果項目失敗，由于股東的有限責任，將導致債券人承擔項目失敗的較大損失。債權人為了保護自身利益將會采取提高利率、要求更高的風險溢價或增加貸款的限制性條款等措施，債權人的自衛措施使得股東取得新貸款難度增加，即使公司有凈現值大于零的投資項目，而如果項目的回報率低于資本成本，公司也只能放棄，導致投資不足行為的發生。

信息不對稱導致還會導致股東道德敗壞，Myers（1977）指出當企業的債務超過項目的NPV 時，債權人將獲得項目所有凈現值，而當前股東一無所獲，這種情形下，股東就會有放棄項目的動機，引發投資不足問題。同理，潛在股東也會因信息不對稱而低估公司價值，并在提供資金的時候提高價格。如果現有股東和管理者認為用高成本資金支持項目比放棄項目損失得更多，公司可能會放棄正NPV 的項目（Myers 和Majluf，1984）。

2.2問題、沖突與非效率投資

由于現代公司制度中委托關系的存在，股東（委托人）將其資金交給經理人（人）代為管理，以實現股東財富的最大化，而股東和經理人的目標函數并不一致，股東的目標是實現股東財富的最大化，而經理人則可能更多追求較高的薪酬激勵、在職消費以及豪華的辦公場所等，因而可能出現經理人為追求自身利益而損害股東利益的情形（Berle and Means, 1932;Jensen and Meckling, 1976），即股東和經理人之間的問題論文格式模板。

股東和經理人之間的關系而產生的沖突會導致過度投資行為的發生，經理人掌控的資源越多，將企業資金用于過度投資的可能性越大。Jensen（1986）把超過企業所有凈現值為正的投資項目所需資金之外的企業可自由支配資金稱為自由現金流，并指出，當企業擁有大量的自由現金流量時,經理人具有將自由現金流投資于謀求自身利益項目的動機，即使該投資項目的凈現值小于零，導致過度投資行為的發生。這種自由現金流導致的過度投資被稱為自由現金流假說。Stulz(1990)的研究表明,為了控制更多的資源、獲得更多的在職消費,經理人具有通過不斷投資新項目進行帝國建造行為的傾向。

不同于傳統的問題，LLSV的一系列研究表明，現代公司的所有權結構不同于被廣泛接受的股權分散的“貝利——米恩斯命題”，集中的所有權結構在現實中更為廣泛（Shleifer and Vishny, 1997;La Port et al.,1998,1999,2000a），隨之，問題由股東和經理人之間的第一類問題轉移到大股東和中小股東之間的第二類問題。在股權集中的所有權結構下，處于控股地位的大股東可能通過非效率投資、過度多元化等途徑實現控制權私利而犧牲中小股東的利益，尤其是在投資者保護程度較弱的治理環境中，這種情況更為明顯。Holmen and Hogfeldt(2005)指出在金字塔式控股企業里,終極所有者會借助過度投資的方式來轉移其它股東的利益。

3 治理環境對非效率投資問題的改善

公司治理是通過一整套包括正式或非正式的、內部的或外部的制度或機制來協調公司與所有利益相關者之間的利益關系，以保證公司決策的科學化，從而最終維護公司各方的利益(李維安過度投資，2001)。近年來La Porta等人一系列的研究促使人們更加關注公司治理環境對企業的影響。夏立軍和方軼強(2005)的研究表明，公司治理環境要素會影響到企業契約的順利簽訂和執行,進而影響到公司治理的效率。他們的實證證據表明,外部治理環境的改善能提升企業價值。企業治理環境質量的提高是有效改善非效率投資行為的制度基礎。

公司治理環境包括外部治理環境和內部治理機制兩個方面。下面本文分別從外部治理環境和內部治理機制兩個方面提出抑制企業非效率投資行為的政策建議。

3.1改善上市公司外部治理環境的建議

（1）提高對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要求，加強對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監督

我國證券市場是一個處于發展中的證券市場，投資者與企業之間在投資項目預期收益方面的信息不對稱問題比發達國家成熟的證券市場要嚴重的多。進一步考慮我國特殊的股權制度安排，會發現在這一制度環境下,信息不對稱造成的非效率投資問題會更嚴重(潘敏和金巖, 2003)。

加強企業信息披露能有效降低企業的信息不對稱程度，使投資者能更好地區分良好的投資項目和不良投資項目，投資者對企業投資機會能更好的了解，能降低良好投資項目的籌資成本，減少投資不足，還能提高外部投投資者對企業的監督，進而抑制企業非效率投資。此外，信息披露與外部信息環境之間存在互補關系，較好的外部信息環境給予了企業更好的信息傳播效率，提高了信息披露對非效率投資的影響效果。

（2）減少政府干預程度，加快市場化進程

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的財政分權以及相應的以GDP為主的政績考核和晉升機制，極大賦予了地方政府發展本地經濟的動力（周黎安，2004）同時隨著財政自主權和管理權的下放，地方政府承擔了促進就業、維護社會穩定的職責，為此地方政府有很大動力對地方企業進行干預，使得地方企業承擔了一些政府職能，這勢必對企業的投資決策形成一定影響，如地方政府可能為了實現其增加就業的行政目的，而迫使地方企業擴大規模，進行過度投資等。相比地方政府而言，中央政府也會對其控制的企業進行干預，但其干預程度相比地方政府要弱得多，此外，中央政府因受到更強的監督，其干預程度要弱于地方政府。研究表明，政府的干預降低了公司價值，是導致我國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資的一個因素。

其次，市場化程度（包括法治化水平、市場化水平、政府干預水平三個方面）的提高可以改善上市公司的外部治理環境，夏立軍和方軼強（2005）的研究表明市場化進程的提高可以有效緩解政府干預帶來的上市公司價值的降低，提高公司價值。方軍雄（2006）的研究進一步表明，隨著市場化程度的提高，資本配置效率進一步得到優化，可見減少政府對上市公司的控制行為，加快市場化進程的發展對于提高上市公司投資效率至關重要論文格式模板。

3.2改善上市公司的內部治理機制的建議

（1）設計與實施有效的管理層激勵政策

有效的薪酬激勵政策是緩解股東與經理人委托問題的重要途徑，現代企業理論表明，積極的管理層薪酬政策可以緩解委托關系的矛盾，使委托人和人的利益函數趨同。但由于我國現階段公司治理結構的不完善，上市公司內部人控制特征明顯，此外我國還沒有形成統一有效地經理人市場，種種因素制約了薪酬激勵制度在我國上市公司中的作用發揮。研究表明過度投資，在我國制度環境中，董事會不能完全控制管理層薪酬契約的設計，管理層有動機和能力影響自己的薪酬，并運用權力尋租（盧銳，2006）。完善對管理層的激勵政策首先應該進一步完善經理人市場，這是激勵政策發揮效果的外部環境；其次，提高董事會的運作效力，充分發揮董事會在薪酬政策設計中的組織功能。最后，借鑒發達國家的經驗，應該不斷探索新的有效地激勵形式。

（2）進一步完善監事會和獨立董事制度，加強監督職能的發揮。

目前我國上市公司的監事會所發揮的監督作用不是很充分。原因在于，一是監事會成員的選舉和任命上存在缺陷，目前，我國上市公司的監事會成員大多由政府機構指派，有的則由董事會任命，有的就是公司的內部管理人員（如工會主席、政工干部等）。這些人往往不能代表全體股東的利益，因而缺乏監督的動力。二是監事會缺乏行使其職權的條件。而我國的獨立董事制度也沒有發揮其應有的職能，一些企業既有獨立董事又有監事會，獨立董事和監事會的職責范圍不明確，經常會有重疊，兩者的作用沒有很好發揮，使得企業的一些問題反而得不到及時解決。為有效抑制非效率投資行為的發生，應進一步完善這兩種監督機制，解決其虛置問題，使其發揮應有的效用。

參考文獻：

[1]Jensen, Michael, William Meckling. Theory of the Firm:Managerial Behavior, Agency Cost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J] .Journal of FinancialEconomics, 1976(3): 305-360.

[2]Jensen M. Agency Costs of Free Cash Flow,Corporate Finance, and Take-over[J] .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6(76): 323-329.

[3]夏立軍，方軼強.政府控制、治理環境與公司價值——來自中國證券市場的經驗證據[J]. 經濟研究，2005,（5）：40-51.

[4]辛清泉，林斌，王彥超.政府控制、經理薪酬與資本投資[J] .經濟研究，2007，（8）：110-122.

[5]艾建明.國有企業的非效率投資：一個尋租視角[J] .財會通訊·學術,2008,（5）:88-90.

篇（9）

一、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內涵

培育壯大城市增長極，對于區域經濟的振興，經濟與社會的協調發展具有重要意義。佩魯（1955）從技術創新與示范效應、資本的集中和輸出及聚集經濟三個方面分析了增長極對區域經濟增長產生的重要作用。他認為，如果把發生支配效應的經濟空間看作力場，那么位于這個力場中推進性單元就可以描述為增長極。增長極是圍繞推進性的主導工業部門而組織的有活力的高度聯合的一組產業，它不僅能迅速增長，而且能通過乘數效應推動其他部門的增長。因此，增長并非出現在所有地方，而是以不同強度首先出現在一些增長點或增長極上，這些增長點或增長極通過不同的渠道向外擴散，并對整個經濟產生不同的最終影響

在此基礎上，布代維爾（1955，1972)又從兩個方面豐富了增長極的內涵：一是作為經濟空間上的某種推動型產業；二是作為地理空間上產生集聚的城鎮，即增長中心。并尤其強調推動型產業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因此，他定義：增長極是指在城市配置不斷擴大的工業綜合體，并在影響范圍內引導經濟活動的進一步發展。他認為，經濟空間是經濟變量在地理空間之中或之上的運用，增長極在擁有推進型產業的復合體——城鎮中出現。主張通過“最有效地規劃配置增長極并通過其推進工業的機制”，來促進區域經濟的發展。

此外項目管理論文，繆爾達爾(G.Myrdal)、赫爾希曼(A.0.Hirschman)等經濟學家對增長極理論都進行了不斷的補充與完善論文怎么寫。在繁榮區域發展理論的同時，也為全球經濟的發展提供了支持。然而，隨著國際發展格局的演變，現有的相關理論在適應當前日益復雜多變的經濟發展形勢，并對之提供相關的指導與借鑒等方面，出現了欠缺。基于此背景，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本課題提出創新性概念：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

當前形勢下，就產業的發展方向而言，世界各國在不同程度遭受全球金融危機的沖擊之后，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已經成為各國走向經濟復興的選擇和重點。對我國而言，在綜合考慮當前世界區域經濟發展格局以及我國當前發展所面臨的國內外形勢的基礎上，加快培育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既是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需要，更是我國調整經濟結構、轉變發展方式、節能減排、應對氣候變化，實現科學發展的需要。在此背景下，從區域發展的角度出發，促進區域協調共進、可持續發展的方向則是依托新興戰略性產業，培育壯大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

作為本課題提出的創新性概念，“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不同于一般意義上的城市增長極，它主要指：城市發展的源動力來自于關鍵核心技術，通過充分利用現有和潛在的優勢，實現產學研的結合，科技與經濟的結合，創新驅動與產業發展的結合，并且能夠有效推動產業結構合理化與高度化進程和經濟社會協調發展，能夠統籌規劃產業布局、城鎮發展規模和建設時序的、具有廣闊發展前景的新型城市、城市群或城市帶。它以經濟實力雄厚、產業聚集水平高、城市之間的協作度強、產業結構優化、基礎設施完善、科技實力強、對外開放程度高、經濟與社會和諧共進等為基本特征；它著眼于經濟與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矚目于城市內生增長潛力的培育。它是推動重點項目建設的載體、是利用外資的平臺、是對外貿易的窗口、是加大經濟技術合作的橋頭堡。因此，通過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培育，以此來成為撬動區域經濟崛起的支點，進而推動我國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社會和諧度的提高，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

二、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對于區域協調發展的重要性分析

2009年，是我國區域發展史上不平凡的一年。從年初國務院常務會議討論并原則通過《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開始，接連有近20個區域發展規劃獲得國務院或國家發改委的批準。具體規劃主要有：《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支持福建加快海峽西岸經濟區的若干意見》、《江蘇沿海地區發展規劃》、《關中―天水經濟區發展規劃》、《遼寧沿海經濟帶發展規劃》、.《橫琴總體發展規劃》、《中國圖們江區域合作開發規劃綱要》、《促進中部地區崛起規劃》、《鄱陽湖生態經濟區規劃》、《黃河三角洲高效生態經濟區發展規劃》、《甘肅省循環經濟總體規劃》、《推進海南國際旅游島建設發展的若干意見》、《皖江城市帶承接產業轉移示范區規劃》、《青海省柴達木循環經濟試驗區總體規劃》、沈陽經濟區獲批為國家新型工業化綜合配套改革實驗區、《長江三角洲地區區域規劃》，等。上述這些規劃，在地區分布上，遍布了全國的東、中、西、東北等各大區域板塊；在產業發展格局上，著眼于產業的前瞻性和可持續性；在經濟發展模式上，著眼于科學發展與和諧發展。事實上項目管理論文，這一系列規劃，無論是基于產業發展，還是基于區域競爭力的提升，其實施進程以及預期效果的取得，在很大程度上都有賴于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這一區域發展平臺的培育與發展。通過打造新興戰略性城市增長極，對于集聚區域力量，改變產業同構性嚴重、重復建設、過度競爭、資源配置效率低等惡性循環，摒棄各自為政、盲目發展、“諸侯割據”的區域混戰局面，提高產業實力與區域競爭力，實現國民經濟的科學發展、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1，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培育與發展有利于提升產業競爭力

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培育與發展，離不開產業的實體支撐。而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新型性”與“戰略性”決定了其主導產業需要摒棄過去“三高四低”——高資源消耗度、高污染、高投入、低產出、低附加值、低要素回報率、低競爭力的粗放式城市發展模式，轉為以擁有關鍵核心技術為城市發展的源動力，以關鍵核心產業的發展為載體，以產學研的結合、科技與經濟的結合、創新驅動與產業升級的結合為途徑，充分利用現有的和潛在的優勢，推動傳統產業的高新化、高新技術的產業化、優勢產業的集群化發展，通過產業布局的科學統籌規劃、產業鏈的延伸、主導產業的增長、優勢產業集群的形成、企業實力的增強，發展壯大一系列科技含量高、產品附加值高、產業關聯度高、市場前景廣的產業項目，推動產業的規模化發展。并且在項目的實施過程中注重推進節能降耗，推行清潔生產，促進資源利用的循環化，以此來有效推動產業結構的合理化與高度化進程，進而在實現城市的科學發展、可持續發展的同時，實現產業核心競爭力的提升。

此外，通過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培育與發展，石化、鋼鐵、電子信息等戰略性產業，制造業、紡織輕工和旅游等傳統優勢產業，金融、航運、物流等現代服務業和生物醫藥、新型材料等新興產業在區域經濟的振興過程中可以得到科學的發展規劃，實現合理的空間布局，進而迎來新的發展機遇。從而在區域增長極的新型化帶動產業發展的高端化的同時，提升產業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論文怎么寫。

2，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培育與發展有利于增強城市發展的可持續力

當前我國的區域經濟發展中的突出問題之一，就是在行政區劃經濟的大環境下，一味追求GDP增長而導致的空間開發無序現象嚴重。區域經濟的數字增長以過度占用土地、礦產、水等資源和環境損害為代價，眾多區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忽視資源環境承載力的盲目開發現象，致使資源更加匱乏項目管理論文，生態環境更加惡化，城市的可持續發展面臨嚴重威脅。目前由于過度開采、粗放發展已經形成了一批資源枯竭型城市，其正面臨的經濟與社會轉型發展的諸多難題，就是有力的證明。同時在區域體內部，省與省之間、市與市之間甚至縣與縣之間都存在著“諸侯割據”，重復建設、惡性競爭的現象。上述問題的存在，既制約著區域經濟發展的一體化進程，也成為提高城市發展綜合承載能力的掣肘。

而培育發展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通過合理規劃城鎮發展規模和建設時序，以創新與科技的蓬勃發展為核心，以中心城市為依托，以各類別的城鎮、產業園區、經濟協作區為載體，以工業文明和城市文明的繁榮、經濟活動聯系的日益緊密，產業關聯度的日益增強為媒介，以點帶線，以線帶面，由局部到整體，依次推進的破除行政區劃壁壘，提高城市之間的協作度和對內、對外的開放度，強化科技與創新對城市的承載力。進而有效彌補現有行政區規劃的不足，以差異化、互補化、協作化的競合發展，破解諸如區域經濟發展中存在的分工與合作度低、基礎設施共享度差、資源等要素自由合理流動不足、環境保護協作度弱，等難題，弱化產業同構、重復建設等導致的投入產出率低，資源浪費、環境污染等外部性問題。以區域發展的新型化、戰略化以及科學化發展路徑模式，提高城市發展的可持續力。

3，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培育與發展有利于增強區域發展的生命力

無論是佩魯，還是布代維爾，亦或其他的經濟學者，在增長極相關理論中，都矚目于主導產業的發展，強調產業的關聯效應，對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社會事業、公共事業，給予的關注度較少。當前我國的區域發展，也在很大程度上側重于經濟的增長，對于社會事業、環保事業等公共事業則重視不足，從而導致我國形成了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一條腿長、一條腿短”的尷尬局面。社會事業的發展滯后于經濟的發展，對經濟發展的制約作用正在日益顯現，并在一定程度上成為構建和諧社會的“不和諧”音符。

而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項目管理論文，它既著眼于經濟的快速發展，也著眼于社會的和諧發展；既著眼于產業競爭力的提升，也著眼于對資源的保護和環境承載力的提升；既著眼于城市實力的提高，也著眼于城鄉之間統籌力的提升；既著眼于區域物質文明的建設，也著眼于精神文明與文化軟實力的提升。總之，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是一個融合了城市競爭力、產業支撐力、城鄉統籌力、環境承載力、文化軟實力等多元因素的有機體系。因此，通過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培育與發展，一方面，可以有效加快城市周邊的中小城鎮、縣域經濟以及新農村的建設步伐，增強城市對周邊區域的輻射力與帶動力，擴大城市發展的外溢效應，縮小城鄉差距。另一方面，還可以推進城鄉社會公共服務網絡體系的建設，加快形成和諧、平等的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的新格局；同時，還有利于開發、弘揚當地的文化資源，通過相關文化產業的發展彰顯地域民俗風情，突出城市發展的個性化與特色化，增強文化對城市發展的影響力；此外，也有利于生態功能區的建設，完善生態涵養，保障生態安全，通過對重點領域關鍵技術的研發，達到對資源的合理開發、有效治理、科學利用，實現自然生態系統、社會發展系統與經濟運行系統，三大體系的良性循環，進而增強城市發展的生命力和可持續力。

總之，通過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培育與發展，有利于提升產業的競爭力、提高城市發展的可持續力，增強區域發展的生命力，對于加快建設發達城市、生態城市、和諧城市具有重要意義。

三、加快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培育發展的建議

正是基于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對于區域經濟發展的重要意義，因此，加快其發展建設步伐，就顯得尤為重要。結合我國當前的經濟與社會的發展現狀，綜合考慮國際與國內日益變幻復雜的形勢，建議從以下幾方面著手：

1、改變“唯GDP是上”的政績考核體系，建立科學完善的區域發展評價指標系統

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培育與發展，是一個長期的、系統的歷史過程，不可能取得立竿見影的效果。甚至在一定的發展歷史階段項目管理論文，受財政預算、產業成長歷程、治理成本等因素約束，財政收入、稅收等凸顯地方政府政績的一些指標還會出現增長放緩甚至停滯。而地方政府作為中央政府在一定轄區的者，二者之間的委托——關系使得地方政府官員既面臨政績考核壓力又面臨一定的財政壓力；地方政府作為地方利益的代表者和具有自身獨立利益的主體者，還面臨著同層級的地方政府之間激烈的競爭博弈關系。積累足夠政治資本的愿望，競爭的壓力、政治晉升的動力以及實現增長的執行力，這些都強化了任期有限的地方政府在一定時期內實現轄區發展的各種政策與行為的期限性、時效性和功利性論文怎么寫。而這些政策和行為與培育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政策和行為并非總是呈一致性，甚至在一定的情況下，還會呈現相逆性，從而不利于城市戰略性增長極的培育與可持續發展。例如：培育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需要不斷完善創新體系建設，加快科技與研發進程，推動城市發展向創新驅動型、科技驅動型轉變。而這是件耗時、耗財、耗力、風險大、見效慢的長期工程。一屆政府任期最多只有五年，地方政府官員作為“理性人”，不會去從事“自己耕耘，他人收獲”的行為。這是直接導致目前我國諸多城市創新發展緩慢的重要原因。再如，培育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就需要對現有產業結構進行調整與優化，培育一批具有科技含量高、產業關聯度強、高附加值、低污染、低資源消耗等特征的主導產業。這種情形下，一方面，這些產業的發展需要一個長期過程，見效緩慢；另一方面，需要對現有產業發展格局進行有進有退、有保有控的調整。在“退與控”的過程中就會有財政的損失、就業的下降。在“指標決定政績”、“提拔干部看數字”的習慣思維影響下，地方政府缺乏主動“退”、甘心“控”的積極性，也缺乏積極“進”、盡心“保”的主動性。因此，在過多突出城市經濟運行的規模，而忽略城市運行的內涵與質量的地方政府政績評估指標體系和考核制度帶來的弊端日益突出的情況下，構建全面的、科學的、系統的區域發展評價指標系統，迫在眉睫。

鑒于此，就需要改革當前地方政府績效考核過程中對地方年度國內增加值和增長幅度、財政收入和增長幅度、吸引內外資額和增長幅度、外貿出口完成額和增長幅度等一系列剛性指標的過度重視，建立并完善科學、客觀、合理的地方政府績效考核機制。例如，考核地方政府官員，既要看GDP和增速等經濟指標，也要看城鎮失業率、人均收入水平、產業附加值、投入產出回報率、資源利用效率、科技創新成果、品牌數量、集群效益、市場秩序、環境保護力度、企業污染度、社會保障事業的支出等反映國計民生、社會進步、生態建設的指標。并且還要“善于用全面、歷史、客觀的眼光評價政府的工作成果。不僅要肯定政府的“顯績”，也要考察政府的“潛績”。評估政府工作得失，不僅要觀察當前的效益，也要分析長遠的影響……淡化預期性指標，強化約束性指標，為地方政府推進經濟發展、社會進步樹立正確航標。”[②]從而為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培育營造寬松、寬容、寬廣的發展環境。

2，調整產業結構項目管理論文，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夯實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產業基礎

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一系列特點決定了其要以內生型集約化的經濟發展方式，日漸完善的現代產業體系為重要內容。過去那種粗放的、高污染、高資源消耗、低投入—產出比率、低產業附加值的外延型經濟發展方式，以及三次產業比例失調的產業結構，對當前城市發展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已經日益凸顯。例如：過高的第二產業比重，占用了大量的土地，消耗了大量的資源、能源與原材料，排放的廢水、廢氣、廢渣等污染物造成嚴重的生態壓力，使得城市環境不堪重負；而第三產業比重偏低，既影響著人們的生活水平與就業量的增加，也制約著生產與消費的協調發展，產能的過剩與消費的不足，將直接影響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國際金融危機表面上是對我國經濟增長速度的沖擊，實質上是對舊有經濟發展方式和落后產業結構的沖擊。因此，舊有的經濟模式與產業結構已經不適合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需要論文怎么寫。這就使得加快經濟發展方式向資源集約型、環境友好型的內涵式轉變，推進產業結構的高度化、合理化調整，積極培育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低資源投入的創新驅動型新興產業的發展，成為必然。

鑒于此，就需要充分發揮地方的各種優勢，變資源優勢為發展優勢，變比較優勢為后發優勢，變專項優勢為綜合優勢，變潛在優勢為現實優勢，以創新引領產業鏈升級，強化研發設計和品牌營銷等高端附加值環節，加快現代服務業的發展，以此來推動園區經濟、集群經濟的規模化、集約化運行以及產業結構的優化與升級進程。同時，還要大力發展社會公共事業，調整收入分配格局，還要擴大居民消費，突出消費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縮小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的差距、地區發展之間的差距以及城鄉發展之間的差距。總之，要以科學化、信息化、高端化、服務化、品牌化、集約化、內生化、社會化為指導，加快產業結構的調整的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以此來夯實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基礎。

3，破除行政壁壘，創新城市之間的合作體制與機制

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培育與發展，不是一個孤立的系統。其發展歷程離不開其他城市的協調與合作。然而，在我國項目管理論文，無論是長三角、珠三角，還是京津冀都市圈，亦或其他區域板塊內，省與省之間，城市與城市之間，行政分割導致的各自為政，甚至“以鄰為壑”的現象都非常突出。各個行政體都保持著自身經濟活動的相對獨立性和完整性，從而既導致了區域合作機制的缺乏和產業分工的不明晰，也造成了信息、資源的流通不暢和能源的浪費，從而影響了資源的優化組合和區域整體效益的發揮。有些省區之間原本具有優越的分工互補基礎，但是由于行政界線的分割，使產業聚集與擴散受阻。過度的競爭，低度的合作，不僅造成要素配置效率的低下，也造成了區域發展的“兩敗俱傷”。

鑒于此，培育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就要破除省與省之間，城市與城市之間的行政壁壘，細化城市之間的一體化發展規劃，推進各城市科技創新服務平臺的協調與整合，逐步建立并完善一體化的商品要素市場。而這其中的關鍵則在于，創新地方政府的資源分配機制、利益共享機制、政績考核機制和利益協調機制等相關的利益統籌分配體系，解決好合作中增長的GDP分享、財政分配、投資分擔等重大問題。以開放的區域運行環境，一體化的產業運行體系，日益密切的城市間的經濟社會聯系，來搭建新型戰略性城市增長極的有效平臺。

參考文獻

篇（10）

1.引言

產業集群的出現涉及到某個區域的自然稟賦、歷史制度文化的傳承、專業分工、外來投資、區域競爭等多方面的原因。產業集群的出現有著自身的偶然性和必然性，通過對此類現象的研究有利于預測經濟發展的下一步模式，進而把握區域可持續發展的戰略決策。在過去10多年中當代西方經濟學界出現的一些新理論和學說中，產業聚集成為最引人注目的學說之一，包括一些負有盛名的經濟學家都對產業聚集的理論抱有濃厚的興趣。

亞當·斯密在《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一書中首先提到了集群一詞。阿爾弗雷德·馬歇爾則第一個比較系統研究產業集群現象[1]，提出了其經典的三要素說。阿爾弗雷德·韋伯又從工業區位的理論對產業聚集進行了深入的研究[2]。產業集聚可以使得各工廠能量耗散最低，符合自然界物質團聚的本性（總表面能降低使得物質更加穩定存在），這種一般的自然屬性和規律正是產業集聚的最大動力。產業聚集的理論隨后有相當長的時間（20世紀40-80年代）游離于主流經濟學之外，直至20世紀90年代初邁克爾·波特1990年的《論國家的競爭優勢》、保羅·克魯格曼1991年的《收益遞增與經濟地理》（第99卷，第3期）兩篇重要和具代表性文獻的發表。

無論是在經濟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產業聚集是一種普遍的經濟特征，能產生一些積極影響，如增進規模經濟，促進創新和技術擴散，構建地區分工等。能否提升和進一步利用產業聚集的效應，以規避集群內企業易形成的戰略盲點、集群發展中的路徑依賴、戰略協同、過度競爭導致的“檸檬市場”、區域鎖定等風險，推動集群內企業間緊密合作和對外交流，積極應對經濟全球化所帶來的危機和挑戰，即該區域相關產業及政府部門作為一個整體，在同一產業價值鏈上能否整合、創造出更高效率和更多財富；探討并推動產業聚集未來發展模式的出現，使得區域經濟快速持續可循環的發展，是該地區競爭力在未來幾十年是否占優的決定性因素[6，7，8]。

2.寧波家電產業的現狀及其過度競爭問題

2.1 寧波家電產業的現狀與過度競爭

家電行業是中國市場眾多行業中開放時間最早、發展最迅速、競爭最充分、市場要素最完備、走向國際化也最早的產業。2007年總資產規模達到5800億元，成為中國制造馳名世界最具代表性的一個行業[9，10]。從20世紀90年代初期起，完成了集群化，在國內形成了山東青島、廣東順德、江蘇寧波三大家電產業群，構筑起了我國家電產業的主要制造基地，形成了明顯的區域競爭優勢。

2007年中國家電行業出口呈現除了兩個最大的特點，加工貿易在出口中仍占有較大比重，但所占比重呈逐年緩慢下降的趨勢（如表1所示），這說明企業出口的自主出口意識在逐漸增強；空調器和電冰箱兩產品占家電產品出口凈增加值的36%，這表明技術含量高，附加值高的大家電產品仍是我國家電出口可持續增長的動力，同時更加說明擁有自主核心技術，具備成熟管理是家電行業應該盡快具備的素養。

2008年前3季度，一方面，消費升級、奧運經濟刺激、家電企業對渠道話語權的加強等有利因素，為家電行業業績的快速增長提供了動力。另一方面，世界經濟危機深化，出口受阻；人民幣持續升值，成本增加；國內經濟增速放緩，需求下降；樓市不景氣，導致配套消費不理想，反傾銷調查、貿易壁壘、國外知名品牌的強勢競爭等不利因素，也是眾多家電制造商不得不面對的問題。

11月12日，國家統計局的家電行業景氣指數報告指出，我國家電業將在未來2至3年內遭受到巨大沖擊。中國家電業也從超高速增長轉向低速增長，短期內家電行業的景氣度會繼續下滑。值得指出的是，2008年第四季度家電業的利潤在前三季逐季回落之下，仍將持續下滑，預計同比增速會降至百分之五，利潤增速逐步趨于零。

寧波（慈溪）家電業盡管擁有高密集性的小家電和零配件生產的自然優勢和產業資源，以及整個浙江家電在配件物流、原材料成本等方面的優勢日見凸顯，但與中國家電產業類似同樣也面臨反傾銷調查、貿易壁壘、國外知名品牌的強勢競爭等不利因素，尤其在資金鏈緊張、利潤趨零、過度競爭、資本單一、研發（系統）滯后和供應鏈短路、企業戰略定位模糊、政府職能意識深化和多元化等問題上更加突出，使得本地企業抗各種沖擊能力普遍不強。其中產業內企業間的過度競爭尤其突出[11]。

在上述條件的綜合影響下，長三角、珠三角地區大批中小企業生存維艱，隨著民工的“返鄉潮”出現，中小企業的“倒閉潮”再也掩飾不住。長三角、珠三角地區相繼進入類似于香港當年產業升級的陣痛階段。盡管這種倒閉不排除企業主個人在面臨危機時轉嫁風險故意的可能，但是反映出的卻是企業、政府、消費者（姑妄稱之）三者之間的關系在不同階段面臨不同問題時如何面對、理順以及發展的復雜問題。金融危機帶來的最大思考還在于，僅僅靠企業的自我管理和創新很難抵御大規模的信用危機和資金斷流困難，第三方尤其是政府組織的有利于國計民生的監督管理以及建議必不可少。

以冰箱業為例，2005年開始進入銷售旺期，寧波慈溪很多企業投產冰箱行業，“完全靠低價來做市場的冰箱制造行業”，“只顧著投身去賺錢，根本不會想到企業的發展前景”；2007年，這種盲目投資達到頂峰，有老板在飯桌上談著談著就拍板，要去進軍冰箱產業，甚至于“連養兔子a的都去上了冰箱生產線”。在寧波慈溪市經濟發展局曾經公開的數據中，慈溪冰箱2007年的產量突破500多萬臺，到2007年年底為止，慈溪從事冰箱生產的企業約50家，設備投資超過1億元，此外還有10余家企業有涉入該領域的意向。這種盲目投資而導致了資金過于分散、企業規模過小、訂單議價能力差、市場惡化的后果。2008年，能接到單的冰箱生產企業不超過10家。這種過度競爭說明政府干預的必要性。

近些年來，國內的一些學者在完成了一系列關于我國市場結構—績效的實證研究，研究的結論或者隱含結論大都對我國低集中度市場結構的績效不太樂觀，認為表現出了過度競爭的傾向，低集中度的市場結構被視為主要原因。這與國外經濟學家的討論是頗為一致的[11-16]。

2.2 寧波家電產業過度競爭的后果

我國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隨著買方市場的形成，在許多產業如汽車、鋼鐵、家電、建材、煤炭、紡織，商品零售業等領域出現了產業過度竟爭的間題，而且呈愈演愈烈的趨勢，背離了競爭的基本原則，擾亂了公平、公正的市場競爭秩序，這已引起決策層和經濟理論界的高度重視[12]。

由于粗放經營造成市場準入門檻低，當一個高速增長的市場出現時，就會有越來越多的中小企業力圖擠進來，使得競爭愈演愈烈，各企業唯有降低產品價格來獲得生存。產品的低價格雖然可以受市場一時歡迎，但對產品的換代和企業的發展卻大大不利。

具體來說，寧波家電產業的過度競爭造成了以下結果：

（1）過度競爭加劇了資源的平行使用，同質化競爭產生大量的內耗，加大了強勢名牌誕生的難度，限制了名牌數量與規模的發展。與廣東順德、山東青島相比，寧波（慈溪）家電名牌無論在數量上還是價值上，都處于明顯的落后地位，僅有“三A"、“方太”2個馳名商標和方太吸油煙機、先鋒電風扇、泌園飲水機、奇上迪飲水機、浪木飲水機5種中國名牌產品，名牌產品只是限于小家電，且名牌的價值較低，每個馳名商標僅僅有1種中國名牌產品[4]。

（2）過度競爭加大了企業走出去的難度。統計數據顯示，近幾年全球對華反傾銷案子中，浙江占到了一半以上；2007年前三季度，全球對華反傾銷案共53件，浙江就占到了32件。與此相關的西班牙燒鞋案、溫州打火機遭遇CR法則，以及歐美頻頻設立的貿易壁壘、高額嚴厲的反傾銷稅等，都或多或少可歸咎于曾被我們認為是制勝法寶的低價競爭[17]。

（3）過度競爭降低了企業獲取外部資源的能力。企業小，議價能力差，就無法講究必要的采購和獲取訂單的策略，導致成本提高和利潤下降；企業小，獲取外部資金、信息情報等資源的能力弱，降低了企業的競爭力。當金融危機來臨時，銀行更傾向于支持安全邊際較高的大企業，中小企業貸款難以實現，輕的靠高利率借貸度日，重的資金鏈斷裂關門大吉，難以維持生產、獲得效益和發展。

（4）過度競爭雖然一定程度上可以促進工業遷移，但導致了地方利益沖突，集群升級難度加大，影響國家發展的整體布局。

3.寧波家電產業過度競爭的對策

寧波家電市場過度競爭的形成，既有企業缺乏戰略管理能力方面的原因，也有國家宏觀調控不力、政府干預偏差的責任，更與經濟學術研究與具體實際聯系偏弱、指導不力有關。產業升級和地區經濟結構的發展，需要多方面因素的綜合發力。解決過度競爭的出路就在于將宏觀經濟體制與行政體制改革的深化與企業戰略與策略的創新協調統一起來，使學術研究、政府、企業三者之間充分互動互補、共同發展，走有寧波特色的經濟發展道路。

3.1 適度加強政府干預，深化政府服務意識和職能，促進政府向智能專業型服務機構轉化

在經濟結構調整過程中，落后企業被淘汰是正常現象，但如果過度競爭導致中小企業出現持續大面積發展停滯，就會影響中國經濟發展的潛力和后勁。勞動密集型企業、對外出口企業目前還是我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中小企業更是技術創新、增加就業的經濟增長后勁所在。在當前世界經濟增長減緩的形勢下，國家的相關宏觀調控應保持適當的節奏，并輔之以一定的“減震”措施，地方政府也應對中小企業給以資金、資源、稅收等方面的政策優惠。

寧波現在的發展形態已經開始由模仿走向創新。全球經濟危機說明了西方經濟制度的不盡合理性，而我國各地發展又不盡相同。寧波的發展具有自己的特色和超前性，這些都決定了發展各個方面只能靠自己來摸索。

地方政府應該完善經濟管理和監督體制，協調不同企業對家電行業的投資，防止大量盲目投資和抽逃型倒閉，逐步改善地方經濟結構；總結有益的干預舉措，建立有效干預體制，著眼地區經濟未來發展，制定地方發展戰略，協調企業、地方與國家利益。

地方政府應充分調研政府部門未來的發展形態，完善企業服務體制，針對企業投資、生產、營銷、戰略規劃等方面可能出現的問題完善服務職能，充當企業與高校或研究所之間的活躍的中間角色，探討有利于經濟發展的企業、政府、學術研究相結合具備地方特色的新路子，促進政府向智能專業型服務機構轉化，孵化和培育大規模或超大規模的跨國企業。

地方政府應依托本地高校或研究部門成立地方性的智囊組織，對本地區的發展進行開拓性的思考和規劃，建立危機預測預警機制，對貿易出口的管理和治理進行卓有成效監督與促進，定期對企業主進行經營培訓和世界先進企業（如諾基亞和三星）的師范，并成立可能的以政府信用做依托的動態公共基金，防止危機來臨時具有核心技術和創新能力的中小企業倒閉，保證本地區的健康良續發展。

政府還應該相關政策，縮小本地區城市農村和貧富差距，提高居民富裕程度，培育差異化的本地市場，滿足企業對產品屬性差異化改進的愿望。

3.2 大力推動經濟學術研究與實際相結合、解決問題的能力，提高科研與產業化的結合程度

針對本地區的產業升級、科研與生產脫節等問題，應定期召開不同領域不同形式的研討會，群策群力，解決問題，降低本地區發展的經濟和智力成本。促進上述三者有力的互動互補，既是地區發展的必要條件，也是可持續發展循環經濟的肇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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