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學研究生畢業論文匯總十篇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法學研究生畢業論文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如果說在做專業以后，寫文章、出書，文字上還算過關，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這十年的記者、編輯生涯。”

記者（以下簡稱“記”）：吳教授您好，能先請您談一下起初是什么促使您報考法律系的呢？

吳振興（以下簡稱“吳”）：我從小就對法律感興趣，可能是受到小說和電影的影響，覺得法官、檢察官、律師在法庭上侃侃而談讓人非常羨慕，想得很單純。我報考大學的時候要填五個志愿，我的前四個志愿都是政法院系，第一志愿就是吉林大學法律系。

記：當時的法律系開過哪些課呢？

吳: 入學以后到以前，大約九個月吧，我學過兩門專業課，上學期的專業課叫“國家與法的理論”，當時國家與法是合在一起的，相當于現在的政治學與法理學。“國家與法的理論”課程結束后，我就確定了畢業論文的題目，――“法律的工具性問題”，而且我還搜集了不少資料。當時，我對法律的工具性有些疑問，覺得法律的確有工具性，是政治統治的工具，但法律不完全是政治統治的工具，因此這個問題是可以探討的。除了專業課以外，上學期還開設了外語和政治兩門課。下學期的專業課叫“法律制度史”，同時繼續學外語。在“法律制度史”和外語課還沒結束的時候，開始了。開始后，我利用業余時間，看了一些哲學和經濟學方面的書，積累了一些基礎知識。1969年下半年，我開始實習。那個時候的公檢法工作基本停滯，我就到市公安局的政法大隊去實習。在政法大隊，公安局、檢察院和法院聯合辦案。研究案件主要憑經驗，不談什么構成要件，當然法律根據之類更是無從談起。后來我又到長春市汽車廠派出所和桂林路派出所實習過。前前后后實習了一年時間。

記：當時學習的外語是俄語嗎？

吳：是日語，當時我們班學習日語的同學并不多，有二十人左右。

記：1980年，您回到吉林大學讀研究生，當時您已經在吉林人民廣播電臺待了十年，是什么原因促使您回去讀研究生的？

吳：就個人來講，我還是有點名利思想的，認為在廣播電臺是為他人作嫁衣裳。不過，實事求是地講，在省電臺的十年中，我不僅在政治理論上有提高，而且通過組織法律講座、編輯法律講座稿件，在法學基礎理論上也得到了一定的彌補。特別值得一提的事，這十年中我自采自編的稿件較多，凡有采訪任務，我從來不用下面的通訊員，從調查、提綱到寫作，均自力而為，從而使我的文字功夫受到很大的鍛煉。如果說我搞專業以后，寫文章、出書，文字上還算過關，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這十年的記者、編輯生涯。

“那時候，我幾乎每天都看到、寫到半夜12點，無論冬夏，光讀書筆記就做了幾大本。這段碩士生期間的學習，對于我夯實自己的基礎理論起了重要作用。”

記：您是吉林大學第一屆刑法學碩士研究生嗎？

吳：是的，吉林大學從1980年開始招收刑法學的碩士研究生，我是何鵬老師的開門弟子。當時之所以選擇刑法學專業，主要是出于幾方面的原因：其中一個是我的外語不太好，所以就沒有考國際法專業。除了國際法以外，憲法學也開始招碩士研究生，但我對憲法學沒興趣，覺得憲法沒有什么好研究的，但現在看來，這種看法還是很膚淺。但刑法作為實體法，與現實生活和法律事務聯系比較緊密，這也是確實的。這也是我當時選擇刑法學專業的粗淺想法。

記：當時您研究生畢業后就留校了嗎？

吳：其實畢業的時候我很想到實務部門鍛煉一下，但法學院堅決不同意，于是我只好留校任教。

研究生入學以后，我主要是跟何鵬老師學習外國刑法，吉林大學的刑法學是靠研究外國刑法起家的，準確地說，是靠研究大陸法系刑法起家的。何鵬老師外語好， 1981年（或1982年），吉林大學第一次組團去日本訪問，隨行的翻譯人員的翻譯水平還趕不上何老師，有時候還需要何老師充當翻譯。由于何老師的日語好，看日本刑法方面的書就像看中文書一樣，給我們講起外國刑法來就非常方便。

那時候，我還幫助何老師整理過《外國刑法簡論》，這是國內關于外國刑法的第一本書。上課除了我以外，還有一個老師叫賴宇，就我們兩個人聽課。聽完課以后進一步加以整理，就形成了《外國刑法簡論》。此外，我還幫助何老師整理過《外國刑事法選論》。再有，在何老師和甘雨沛老師合作撰寫的《外國刑法學》中，我還協助何老師撰寫了分則部分；還以副主編的身份參與編寫了《現代日本刑法專題研究》。

記：能不能談一談你碩士生期間的學習情況？

吳:1980年入學后，當時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都是百廢待舉、百業待興。從客觀上看，當時刑法方面的著述（包括譯作）還不多。好在1979年刑法典頒布，我們有了高銘暄、馬克昌等前輩一起編輯的刑法學教材，還有一些老一輩學者和少數年輕學者撰寫的文章，他們為我國刑法學的繁榮拉開了序幕。雖然我是法律系畢業的本科生，但實際上在校期間并未系統地學過刑法理論。于是我開始不折不扣地勤奮刻苦學習，如饑似渴。我是住在校外――省電臺分配的住宅，只一間房，不到20平方米。當時孩子小，我又抽煙，都是自己卷的煙，因為工資低，買不起煙卷。看書寫作時煙抽得多，孩子挨嗆，得了急性氣管炎。為了孩子的健康，我只好弄了一張三條腿的桌子放在室外走廊上，然后再拉一條線，在室外支個燈（這種三條腿的桌子現在已經很少見了，就是有一條腿是活動的，拉出來可以將桌面支起來，放回去桌面也收回那種）。幾乎每天都看到、寫到半夜12點，無論冬夏，光讀書筆記就做了幾大本。這段碩士生期間的學習，對于我夯實自己的基礎理論起了重要作用。

記：您的碩士研究生畢業論文是關于哪方面的？

吳：我的畢業論文題目叫《教唆犯的概念與特征研究》，這篇論文是從我的關于教唆犯的書稿中抽出來的，這本書稿在我提交畢業論文時就已經完成了，有十四五萬字之多，并且在1986年正式出版。現在看，這本書在有些方面研究得還不夠深入，但當時確屬為數不多的刑法專著。

記：您的博士論文是關于哪方面的？

吳：我的博士論文題目叫《罪數形態論》，現在看來，書中的一些內容還需要補充，我也想在武漢大學期間進一步完善這本書。但當時對這本書的評價還是相當不錯。我的博士論文答辯時的評委是高銘喧、王作富、曹子丹、何鵬、高格五位老師。在這次答辯會上，評委們的提問讓我汗流浹背，而我在重要場合下一般不會流汗。這些評委都非常認真，問了我33個問題，使得答辯足足花了半天時間。同時，這次答辯對我博士論文的修改幫助很大。評委們對我這篇論文的評價還是很高的，至少有這么一句話：“為建立我國的罪數理論體系做出了貢獻。”我這篇論文也被評為優秀博士論文。

“法律實踐為我們的理論研究提供了很多課題。要研究這樣的課題，不僅要有法律功底，沒有法律功底就無法進行研究，而且還要有研究能力。”

記：能不能請您談一下法學重建過程中您的主要貢獻呢？

吳：我的貢獻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個是1997年《刑法》修訂過程中，我曾參與過發表修改意見，另一個是《論教唆犯》中的一些觀點直到現在也能夠站得住腳。比如在教唆犯的種類中，我提出了蓋然性教唆和半蓋然性教唆，國內學界基本上認同這種觀點。在最近由我組織的“四方談”（全稱為“刑事疑案四方談”，包括法院、檢察院、律師、學界）中，我又將半蓋然性教唆劃分為單向半蓋然性教唆和雙向半蓋然性教唆，將單向半蓋然性教唆分為性質單向半蓋然性教唆和對象半蓋然性教唆，將半蓋然性教唆予以細分。我覺得，將半蓋然性教唆予以細分就便于把有些問題厘清。此外，我還提出了重合性過限和非重合性過限，這也得到了國內學界的認可。李光燦老師在《論共犯》一書中提到共犯過限問題，前蘇聯的刑法理論中也提到共犯過限問題，但都只是簡單地提到而已。在這一基礎上，我提出了自己的觀點，認為共犯過限存在重合性過限和非重合性過限的問題。關于重合性過限，我還提出所謂的正重合性過限和逆重合性過限，國內學界對此并無反對意見，但也沒有更多的贊同意見。

再一個就是關于罪數形態的理論。國內的一些教材對罪數類型的觀點并不一致，當時大體上維持了高銘喧老師和羅平老師提出的“一行為在法律上為一罪，數行為在法律上為一罪，數行為在處理上為一罪”的分類方法。但是我提出了“三三分類法”，根據“三三分類法”，一罪的類型應該分為本來的一罪、法定的一罪和處斷的一罪。我的“三三分類法”是第一步為基礎步驟，即把典型的一罪、純粹的一罪與典型的數罪、純粹的數罪分開，將純粹的數罪放在一邊，并不去研究它。第二步叫中間步驟，即把一罪類型中屬于一行為的類型和數行為的類型分開，將一行為的類型統稱為本來的一罪。第三步叫完成步驟，即把本來的數罪劃分為法定的一罪與處斷的一罪。這樣一來，根據“三三分類法”，我就把罪數形態的類型分為了本來的一罪、法定的一罪和處斷的一罪三類。在很多的罪數個體形態上，我也提出一些自己的主張。比如說牽連犯和吸收犯的界定問題，這是很多年以來一直爭論不休的問題，我提出了同質吸收，我認為在牽連犯和吸收犯之間有很多地方都是重合的。比如說入室盜竊，我們可以說它是吸收犯，我們也可以說它是牽連犯。因為非法侵入他人住宅是一種手段行為，盜竊是一種目的行為，發生了目的行為和手段行為，二者互相牽連的手段牽連類型的牽連犯。在這種情況下，既符合吸收犯的特點，也符合牽連犯的特點。我認為，如果數行為屬于異質性罪名，一律按照牽連犯處理。比方說非法侵入他人住宅，1810年《法國刑法典》在入室盜竊上就規定了單獨的罪名，我國刑法將入室搶劫作為搶劫罪的加重犯處理。換句話說，入室與非入室相比要重一些，因此按照我的觀點，異質性犯罪應該作為牽連犯處理。

在牽連犯和想象競合犯的處理上，我還提出了這樣一個觀點，即從一重重處斷，就是按照一個重罪然后再從重處罰。為什么要按照一個重罪來從重處罰呢？因為按照我的想法，想象競合犯至少是一個半罪，如果從一重處斷，就等于按照一個重罪處罰，還有半個罪沒有考慮，這是沒有道理的，至少不符合罪責刑相適應原則。所以我認為應按照一個重罪然后再從重處罰。

此外，我的一個貢獻是在國內引發了關于犯罪形態研究的熱風，我正在組織編寫“犯罪形態研究叢書”，該叢書由檢察出版社出版。現在已經出版了八本書，但要實現出版五十本書的目標，恐怕很難。為組織編寫該叢書，我們還專門在北京開了一個會，張明楷和陳興良也都參加了，他們也是這個系列的副主編。

記：您到武漢大學后，在學術發展上有什么打算？

吳：我到武漢大學后，首先是協助馬克昌老師組織撰寫與其主編的《犯罪通論》、《刑罰通論》配套的《罪刑各論――百罪通論》。之所以叫做“百罪通論”，是考慮我國刑法規定的罪名400多個，而且已有多部系列性的分則著述。這部“百罪通論”只限于常見罪、多發罪和個別的新罪，共計108個，計劃搞150萬字。這樣可以將這本書寫得深入一點。

另外，就是參與了馬克昌老師主編的《大陸法系刑法總論》的編撰，承擔了違法性論一章的寫作任務。自以為寫得還不錯。

篇（2）

一、目前我國國際經濟法課程設置的現狀

從各院校法學院國際經濟法研究生的培養計劃中可以看出，大多數的研究生教育課程體系結構與本科基本一樣，總學分為30多學分，由必修課、選修課和公共課程組成，必修課和選修課中的專業課幾乎各占其一半以上的學分，必修課和選修課的學分各占總學分的大約六分之一，而公共課所占比例都高于必修課和選修課所占學分的比例。以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和北京大學法學院為例，國際經濟法研究生課程設置大體與上述統計一致，設置了體現學院特色的“國際法專題研究”、“國際經濟法與國際私法專題研究”、“國際知識產權與技術轉讓專題研究”、“國際經濟法與國際私法原著研讀”、“國際貨物運輸法律與實務”、“國際投資與技術貿易法律規則與實務”、“公司財務與法律”和“ 國際商事仲裁法”等相關課程；北京大學法學院國際經濟法專業的課程設置則將國際經濟法課程設置包含在國際法當中，沒做細小的劃分。華北電力大學國際經濟法專業的課程設置表由學位課、必修環節和選修課三大部分構成，其中學位課包括公共課、學科基礎課、學科專業課。從課程分布來看，國際經濟法專業研究生一年級上學期開設了“國際貿易法專題”、“國際投資與金融法專題”、“國際法專題”和“國際經濟爭端解決研究”，下學期開設了“法律實務專題”、“專題課程”和“法學經典文獻選讀”等相關課程。二年級幾乎不設任何的專業課程，主要由學生自己支配，撰寫個人的畢業論文。

從以上各院校國際經濟法專業研究生的課程設置來看，大體存在以下特點：各院校基本上是按照教學大綱上的教學要求來進行課程設置；對國際經濟法細小專業的劃分涉及不深；某些院校在學生研一階段的課程設置密集，實踐課設置稀疏等。

二、國際經濟法研究生課程設置存在的主要問題

任何學科的課程設置都是為實現教學目的服務的，國際經濟法也不例外。但目前我國的國際經濟法專業的研究生課程設置與當前的社會發展需要存在嚴重的脫節，這一點從研究生畢業時的就業狀況就可以看出。本專業學生就業時為何屢遭閉門羹，經過高層次的研究生教育階段學到的知識為何到了社會上卻慘遇死穴·以下從多方面探討國際經濟法專業研究生課程設置存在的問題。

1.國際經濟法課程體系不合理

國際經濟法法學研究生課程一般分為公共必修課程、專業必修課程和選修課程，總學分為30多分。其中英語、政治等公共課課時較多，都超過了專業課所占學時，這樣學生就把大量的時間花在了與本專業無關的理論知識的學習上。公共課與專業課設置比例失調是該專業課程體系的明顯缺陷，公共課上學生哈欠連連，甚至逃課也是經常出現的現象，長此以往這種潛在的厭學情緒會影響到學生們對專業課的學習。培養單位為了按時完成培養計劃，普遍采用減少專業課程門數和內容等方式，導致專業課程數量不足，學分要求相對偏低，不利于研究生寬廣深厚專業基礎的形成。[1]

以華北電力大學研究生院課程設置為例，包括國際經濟法在內，所有的法學課程都必須在研一階段全部修完，這樣就大大增加了在研一階段法學研究生的課程壓力，學生就會為了修滿學分而上課，日甚一日的學習疲憊狀態影響了學生們的學習質量。其他很多兩年制院校的研究生一年級的教學大綱上排滿了學生的課程，二年級幾乎不設任何課程；三年制的很多院校也是如此，研究生一年級的課程很多，任務很重，二年級大量遞減，三年級的課程幾乎為零。這樣的課程設置安排似乎是留出充足的時間為國際經濟法研究生將來的就業做好準備，但從整體看來這樣的課程安排其實是值得商榷的。

2.國際經濟法課程內容沿襲本科階段

國際經濟法學研究生階段的某些課程沿襲本科階段的課程設置，課程的難易程度沒有做明顯的區分。以華北電力大學為例，國際經濟法專業的研究生在研一上學期選過一門“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課程，但這門課程幾乎所有法學專業的學生在本科階段都已學過，此課程也并沒有對本科階段學到的知識做深層次的挖掘，知識水平并沒有得到提高。正如謝安邦教授所說，“研究生教育部分課程內容的高深層級性只是體現在對本科生課程內容在橫向層面上作平面式的擴展上，而并沒有凸顯研究生教育在課程內容上的要求和特色”。[2]

3.國際經濟法專業課程劃分不夠細致

一所院校中專業同為國際經濟法的研究生有很多，但是從各院校為其設定的培養方案來看，他們的選定課程幾乎是一樣的。雖然同為此專業的學生，但在國際經濟法具體領域當中每個學生對其關注度和興趣是不一樣的，有的喜歡國際金融，有的偏愛國際貿易，通過學習每位學生應該都有一個所擅長和熱衷的細小領域。但有些培養單位卻硬性地為同一專業的學生設置相同的課程，忽視學生的個體性和創造性，培養方案沒有因地制宜、因人而異，主要表現為課程設置體系中學生的任選課程嚴重不足，對其進行學分限制。“任選”即意味著學生可以根據自己的興趣愛好選擇自己喜歡的課程，這些任選課程的設置是與學生的專業相聯系的，雖然是同一專業，但是更應該關注學生個性特征的培養。

4.實踐性課程太少，忽視學生實務能力培養

國際經濟法是一門實踐性很強的學科，除了涵蓋基本的法學理論知識以外，對實務性問題的研究要求也很高。以國際貿易為例，跟單信用證是國際貿易活動中常見的結算方式，通過教學要讓學生知道如何草擬一份國際貨物買賣合同以及熟悉跟單信用證的結算流程等相關問題，當然，這對教師的要求很高。如果教師沒有該方面的實踐經驗，課堂教學就會流為純理論教學，如此這般學生上課就會覺得空乏無味，不會將知識學以致用。造成此問題的根源在于國際經濟法專業研究生的課程設置存在弊端，除此之外師資力量不足也是重要影響因素之一。實踐性課程在學生必修課和選修課當中都有涉及，相對而言在選修課中占的比重較高一些。實際上實踐教學應該貫穿國際經濟法課程設置的始終，案例教學就是很好的一個例子，該專業的學生都知道國際經濟法相關課程的案例大都來自于專門的國際仲裁機構和WTO爭端解決機構等貿易實務領域，這些案例牽扯到的背景知識有很多，難度很大，有時候把一個案例搞清楚，進行透徹分析都要花耗很多的課時。于是學生為了簡單獲得相應的學分再加上培養單位、老師的關注度不夠，將實踐環節進行壓縮，模擬仲裁機構、國際法院、爭端解決機構等進行案例分析。雙方辯論的實踐課程與專題研討更成為國際經濟法專業研究生課程設置的奢望。

三、國際經濟法課程科學設置的建議

設置科學合理的國際經濟法課程是一項系統工程，圍繞以上存在的問題，本文認為應從以下幾方面來加以完善。

1.強化科學設置國際經濟法課程的思想意識

任何問題的解決都要從思想意識上加以重視，只有從思想上提高警惕，才能將有效的行動付諸于實踐。良好的課程設置是學生習得本學科知識，掌握知識要領的重中之重，特別是對研究生的課程設置來說，科學的課程規劃能將學生學到的知識從縱向上加以延伸，對于提高教學質量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科學合理的課程設置在研究生整個培養方案體系中具有基礎性和綱領性的地位，是實現高層次教學目的關鍵環節。因此，必須強化思想意識，制定科學合理的國際經濟法專業研究生的課程內容，將本專業課程改革作為一項系統工程來開展。

2.制定科學的學習教材

從根本上設置一套科學合理的國際經濟法專業研究生的學習教材，為國際經濟法研究生開設關注時代前沿的課程，教材編寫組應該由本領域內有影響力的資深專家、教授和學者組成。各院校要建立科學的激勵機制和針對性的獎勵措施，將編寫教材的質量優良作為老師評優評先的考核標準之一。另外實務性專家人士也應該參與進來，如國際貿易、金融、投資等具有較高學習難度領域，在一些案例的編寫上應該由具有豐富實踐經驗的專門人士來完成，從而制定科學的學習教材。

3.全方位統籌課程設置，體現課程設置整體

培養單位應學習先進國家在此方面有效的實踐經驗，如日本的京都大學就是很好的效仿對象。該校研究生階段的國際經濟法課程與本科階段的課程設置之間有明顯的難易梯度，研究生階段課程安排重在開闊學生思維，拓寬學生知識面，給予其較大的自主空間；加大對專業英語的重視程度，英語課程設置應做到與國際經濟法相關領域密切掛鉤。

在師資建設上，加大教授和副教授的聘任力度，此領域專家不但應具有深厚的國際經濟法理論基礎，對相關實務問題要有豐富的經驗，熱點問題也應有自己獨到的見解；改變填鴨式的教學方式，做到案例教學和雙語教學雙管齊下。國際經濟法案例相比其他的法學學科的案例來說難度更大，而且相對來說獲取權威、經典案例的途徑不是很多，如此一來對上課教師的要求就特別高，因此授課教師就必須利用課下時間收集可利用性強的案例，歸納總結，從而不斷積累經驗；國際經濟法專業對外語水平要求很高，在國際貿易領域，使用眾多國際貿易術語和大量商務英語詞匯，因此教師應努力提升自己的外語水平，爭取各種可以到國外作訪問學者的機會，將國外的前沿知識帶到國內課堂上來。此過程中也應注意學生對知識的接受程度，難度不應太大，采取循序漸進的方式逐步推進。另外意大利在國際經濟法方面“演講式”教學模式也是值得借鑒的不錯選擇，教師應充分開發學生的邏輯思維能力和語言表達能力，提倡學生們走上講臺。

從學生自身來講，首先應定期參加國際經濟法相關領域的學術報告會、研討會、國際學術交流會議等，活躍學術氣氛；其次進一步提升自己的外語水平和能力，不管是課上還是課下都要有針對性去學習。

4.優化知識結構，注重因材施教

首先，針對各校具體情況，部分院校應該將不同年級的研究生課程安排做一下協調，松弛有度，合理布局研究生階段的課程內容，分散研究生在研一階段課程過多的壓力，刪減與本科國際經濟法課程重復的研究生課程的學時，課程的科學設置要做到對知識結構的優化。其次，充分利用現代化教學手段，可采取網絡媒體教學，在有條件的情況下可以定期聘請國外的專家、教授進行視頻講學和面對面講學，此過程中要重視國際經濟法研究生的自我參與意識。再次，培養研究生的自學能力。學生應仔細閱讀國內外本領域最新的文獻、專著，關注國際社會熱點問題，課上按專題或者小組的形式進行講解，把課堂表現作為對學生進行考評的參考標準之一，調動學生的學習積極性。最后，對國際經濟法專業再進行細致劃分，針對每個學生不同的興趣愛好與擅長領域深度細分課程，培養單位要因材施教，體現專業特色與學生特長。

5.培養學生的實踐能力

研究生階段與本科階段應該是兩個完全不同能力水平層次，研究生階段學生運用知識解決問題的能力應該更勝一籌，實踐性應該更強一些。但絕大多數院校提供研究生實習的機會很少，國際經濟法專業的學生到國際法院、仲裁機構、爭端解決機構獲得實習的機會更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并不能因此忽視本專業研究生科研實踐能力的培養，培養單位應竭盡全力為學生著想，如可以安排學生在固定時段到一些證券機構或國內比較有名的涉外仲裁、法院等律師事務所進行實習。以上是讓學生“走出去”的模式，還可以采用“引進來”的模式，即課堂教學應模擬法庭辯論，將與辨析案例有關的專家、教授、涉外律師以及實務性人士、學者等請到課堂上來，對學生出現的問題進行現場指導。通過這種“走出去”與“引進來”的戰略，將學生所學課堂知識與將來的就業緊密聯系起來，增強學生的實務能力和實踐經驗，力爭為學生將來走向社會，走向工作崗位打下堅實的基礎。

篇（3）

今年45歲的程俊是湖南省常德市人,1983年高中畢業后應征入伍,1989年退伍回到家鄉在城區派出所當民警。1994年,程俊通過考試,被重慶西南政法大學民法專業錄取為本科生。4年后,他大學畢業被分配到湖北省某棉紡織廠保衛處工作。軍人出身、法學本科畢業的他很快被提拔為保衛處處長。

2005年初秋的一天,程俊帶著幾名工作人員到車間巡邏,偶然發現幾名工人神色詭異地四散而去,其中一個叫盧飛的工人還慌慌張張往垃圾筒里扔了一個東西……車間內彌漫著嗆人的煙草味。程俊急忙跑過去查看。果然,垃圾箱內有一個煙頭正冒著火星。

棉紡織廠對安全生產工作一向抓得很嚴,廠區內是絕對禁止吸煙的,何況又是在車間里!程俊把煙頭踩滅,非常嚴肅地問盧飛:“這煙是你抽的嗎?”盧飛嬉皮笑臉地回答:“是的。”程俊曾已多次被廠領導批評監管不力,現在看到盧飛滿不在乎的樣子,更是氣不打一處來。他按章辦事:“工廠里禁止吸煙,你不知道嗎?”可盧飛輕描淡寫地回答:“知道!我抽煙很小心的,這不沒燒著什么東西嗎?”程俊認為,車間抽煙違紀的事小,盧飛的態度問題更為突出了。程俊遂決定將他帶到保衛處嚴肅處理。

豈料,盧飛來到保衛處突然不再認賬,他蹺著二郎腿,神色傲慢地問:“你們看到我抽煙了嗎?憑什么要罰款、寫檢查?”見此情景,程俊再也無法控制此時住情緒,他吼道:“剛才不是你自己承認抽煙了嗎?”盧飛也叫囂起來:“保衛處的同志別冤枉好人!再不讓我走,我可要告你們限制了我的人身自由!”

程俊已被徹底激怒。如果大家以后都像盧飛這樣,自己的工作將如何開展?他大喊一聲:“告我們?這個無賴真是欠揍!給他點顏色看看!”話音剛落,一名同樣失去理智的保衛人員隨即沖了上去,對著盧飛一陣拳腳相加。程俊和其他五名保衛人員的怨氣這才得到發泄。

兩個多小時后,盧飛終于被放出來。此時,他的臉、手、背等多處已被那名保衛人員打傷。出了保衛處,盧飛馬上趕到醫院做了體檢和鑒定。盡管沒有太大的危險,但已經構成了輕傷。不久后,盧飛滿懷對程俊的憤恨,把醫院的檢查結果等證明材料拿到當地派出所去報了案,說程俊等人,毆打并拘禁自己兩個多小時。

警方很快立案調查此事,程俊等人被依法傳訊。由于案情并不復雜,案件也并不算大,所以警方當時只拘留了毆打盧飛的保衛人員,其他人被取保候審。

然而,程俊從派出所出來后,卻越想越恐慌。他知道,自己身為處長,指使保衛人員毆打并非法拘禁工人構成輕傷,事實清楚,證據確鑿,依法應該判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

懊悔沒有任何作用,眼前,程俊必須拿出勇氣來面對自己的過失,承擔應有的責任。但遺憾的是,經過反復思量,懦弱的他最終作了逃避的決定。打定主意后,程俊第二天夜里就帶著妻兒乘火車來到重慶。

程俊暫時躲過了警方的追捕,但他的出逃并沒有影響到案件的審理工作。半年后,毆打盧飛的那名保衛人員被判處有期徒刑一年,程俊因為負案在逃也被襄樊警方上網通緝了。

案件判決以后,程俊如釋重負,認為提心吊膽的日子徹底結束了。隨著時間的流逝,涉案的污點也漸漸模糊在了他和妻子的記憶里。夫妻倆又重新踏入社會,四處找起工作。

拼搏成名流,僥幸竟能安

程俊上大學時讀的是法律專業,在棉紡織廠擔任保衛處長時還考取了律師資格證書,兼職做過律師,過不少的案件。于是,他找到一位在重慶開律師事務所的同學請求幫忙。這位同學的律師事務所剛開不久,本來就差人手,所以沒有多問,便爽快地聘用了程俊。

程俊雖然用自己的血汗贏得了同學的信任和同事們的稱贊,但他的身份還是難免會遇到一些尷尬。一次,他和同事一起到忠縣取證,當他們忙完后,已是夜里九點了,同事就提議到賓館住一夜再回重慶。程俊非常擔心賓館人員檢查身份證而露出馬腳。在登記時,程俊用顫抖的手在公文包里翻來翻去,最后臉色蒼白地對同事說:“我……我忘帶身份證了,就用你的身份證登記吧!”但那一夜,程俊睡得一點都不踏實。

為排遣心頭時常泛起的不安,填充工作所需的知識,進取心極強的程俊又決定報考西南政法大學研究生。長期的律師工作經驗使他心存僥幸,認為警方的資料未必會傳到大學里。果然,程俊用自己的身份證順利報考了西南政法大學法學研究生,并于2007年被錄取。此時,妻子羅娜也成功考取了博士。

也就是從這時開始,程俊徹底淡忘了在襄樊發生的一切,他的人生也迎來了另一個輝煌。

2007年年初,程俊在辦理一件案子時,偶然遇到大學期間的一位好友姚塵。這么多年過去了,姚塵已是重慶市鑫偉房地產公司總經理,投資開發了多個房地產項目,在重慶小有名氣。程俊感慨極了,因為當初的一時沖動,自己至今還流浪異鄉街頭,心里說不出是個什么滋味。見程俊傷感,慚愧的模樣,姚塵拍著程俊的肩膀,笑道:“當初你可是我們班的才子啊!有機會,咱哥倆一起合作!”

自從和程俊見面后,姚塵心里也掛念著程俊,想幫老同學一把。剛好,他在重慶江北有個房地產項目就要開工,需要一個值得信任、又有才能的人負責。于是姚塵就聯系上程俊,請他先做江北房地產項目的法律顧問,慢慢了解房地產業行業后,也進軍房地產。正躊躇滿志的程俊不勝感激,馬上加盟了姚塵的鑫偉房地產公司。

程俊萬分珍惜這個機會,工作起來不遺余力,很快就成了姚塵最得力的助手。2008年,姚塵決定把江北房地產項目10%的股分送給程俊。此后,程俊把全部的精力都用在江北房地產的開發項目上。

在姚塵的帶領下,程俊開始嶄露頭角。僅2008年,他就在公司領取了180多萬元的報酬。隨后,程俊又跟著姚塵開發在沙坪壩的房地產項目。姚塵的事業越做越大,有很多媒體記者采訪,而每次姚塵都把程俊叫上,說讓他也露露臉,對以后的事業有幫助。此時的程俊才隱隱約約有點擔心,他怕照片刊登后被警方發現,于是,每次都以自己不適合上鏡為理由拒絕記者拍照。

這年底,程俊被升任為公司副總,負責公司的項目開發并擔任公司法律顧問。此時的他也成了公司里的大股東,個人資產已達近千萬元。

程俊埋頭工作,待人誠懇熱情。熟悉他的人都說,他不僅是一個成功的商人,更是一個風度翩翩的學者。

2009年,程俊在西南政法大學讀的法學研究生畢業。他寫的畢業論文引起了國際法學界的關注,新加坡一所大學隨即向程俊發出邀請函,邀請他前往新加坡講學,并擔任法學客座教授。當收到邀請函時,程俊的眼圈里禁不住地潮濕……

春風得意時,鋃鐺落法網

2010年元旦,程俊放下手頭的工作,著手打理起前往新加坡講學的事宜。那天,一家三口歡聲笑語。

1月24日,程俊特意叫妻子陪著他到重慶解放碑太平洋百貨去購買一套高檔西服,準備到新加坡訪問、講學時穿。

第二天一早,程俊興高采烈地來到重慶市沙坪壩區公安分局出入境管理處,辦理出國護照。程俊把身份證遞給出入境管理處的工作人員,工作人員讓他在隔壁的照相館照張登記照片,程俊想也沒想,趕緊到照相館照相。

程俊怎么也沒有想到的是,當他再次來到出入境辦理處時,突然一副錚亮的手銬銬在了他的手上。程俊莫名其妙地問:“怎么回事?你們是不是搞錯了?”工作人員嚴肅地說:“你涉嫌傷害和非法拘禁,已經是網上在逃犯罪嫌疑人!”程俊這才突然想起自己五年前的那個污點!

他低下頭來,神情黯然,喃喃道:“我自己都忘記了。”

原來,程俊去照相的時候,工作人員把程俊的身份證號碼輸入電腦后,發現該身份證的主人是湖北警方通緝的逃犯!于是,他們立即聯系了沙坪壩區公安分局,并當場將程俊抓獲。

消息傳出,鑫偉房地產公司上上下下頓時炸開鍋:“這怎么可能呢?一定是搞錯了!咱們要盡快想辦法幫助程總呀!”只有總經理姚塵始終不動聲色,他自有他的道理:“程俊是個法學碩士,絕對不會做這種愚蠢的事。既然搞錯了,就叫他自己解決吧!別忘了,他而今可是咱們重慶大名鼎鼎的律師,曾經過那么多大案子。”

隨后,程俊被襄樊警方押解回去,接受審訊。直到此時,姚塵才不得不接受這個現實,他匆忙趕到沙坪壩區公安分局為程俊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