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08 14:52:22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主題公園考察報告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二胡演奏是在20世紀成長起來的一門藝術，它屬于20世紀，自然也就屬于現代！ ――作者
由于20世紀在中國社會、經濟、文化諸領域演進過程中的特殊地位，我們常常將它視為從傳統“轉接”到現代的“分水嶺”。從這個時間坐標出發，考察這一百年間學術、文藝所取得的業績，則更可以尋覓到這一歷史性“轉接”中的許多“現代”印記。在音樂領域，印記最鮮明者，當屬民族樂器及其演奏藝術，而在民族器樂中，二胡藝術堪稱代表。無論是創作、表演、教育傳承、樂器改革、學術研究、社會維護，其現代精神，幾乎隨處可見。由此也與自身的傳統狀貌，形成十分明顯的對比。
二胡藝術的現代精神從何而來？其“現代性”呈現出哪些特征？對于仍然處于當代語境之中并正在蓬勃發展的民族器樂藝術而言它具有哪些啟示意義？這都是二胡界乃至民族音樂界普遍關注的問題。以下是作者本人的一些思考。
一
所謂“現代精神”，是一個涵蓋廣大且又復雜的概念，是在建構現代政治、經濟、社會的過程中形成并凸顯的一種新的人文精神。在中國，人們一般以1919年的“五四”運動作為新與舊、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的分界。有時，為了張揚新思想和現代精神，常常對舊思想和傳統精神采取“革命”姿態或“批判”手段，但在實質上，現代精神的構建不可能以丟棄、否定傳統精神為前提，而必須在吸收其精粹并賦予新的詮釋的基礎上來彰顯自己。這也是五四后各種人文新學、各類文藝新作所蘊含的現代精神的基本特征之一。
當然，現代精神也不是一成不變的。特別是五四以來的中國，經歷過三次內戰、抗日民族戰爭及一個全新社會制度的出現，每個歷史階段所彰顯出的現代精神均有不同的內容。凡此，必然會影響到文學藝術的創作和人文學術的研究。
二胡藝術的“現代”之旅，恰好也始于這個年代。
最初踏上這個“現代”之旅的行者，就是杰出的現代民族音樂家劉天華先生。在那個雖備嘗艱辛但又富有進取的年代，在被時人認為“最沒長進的學問”①的音樂領域，劉天華如取火者那樣，把現代人文精神引入二胡創作、演奏和教學中。首先如創作，他用了十余年（1915―1932）寫出名垂青史的“十大名曲”和一套“練習曲”；次之如演奏，通過兩個弦種（Do―Sol；Sol―Re）、多個把位、多種左右手技巧，把“伴奏的二胡”變為現代音樂會上的“獨奏二胡”；再次如教育傳承，在蕭友梅的支持下，他以極大的魄力把所謂“叫花子”演奏的二胡列為北大音樂傳習所的一門專業，并先后培養出蔣風之、儲師竹、劉北茂、陳振鐸等整整一代優秀的二胡演奏家和教育家。與傳統二胡藝術相比，無論哪一點，都閃現著一個“新”，創造出一種從未有過的樂風。當時，以劉天華為代表的國樂界，將此種做法稱為“改進”。他們的基本追求是：“一國的文化”“必須一方面采取固有的精粹，一方面容納外來的潮流，從東西的調和中，打出一條新路來，然后才能說到‘進步’兩個字。”這里所謂“新路”“進步”，實質上就是五四時代的新文化精神。尤其是他的二胡創作，就其整體的價值而言，讓我們很自然地聯想到二三十年代民間文學、民俗學、人類學、考古學領域的一系列學術成果。民間文學如北大劉半農、周作人、沈兼士等人發起的“歌謠”采集運動，十余年間收集民謠萬余首（1918―1936）及其代表性著述《孟姜女故事的轉變》、《孟姜女故事研究》（顧頡剛，1924，1926）②，民俗學如顧頡剛的《妙峰山》（1928）③，人類學如林純聲的《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考察報告（1929）④，考古學如李濟、梁思永等在安陽對殷墟進行的科學發掘（1928）⑤，它們的學術領域不同，但都是在新文化精神的影響下在本學科開展研究的新成果，堪稱中國現代人文學科的里程碑。在一個古老文明向現代學術轉型的當口，這些新學、新作，有如空谷足音，為中國的人文學術平添了一股清新的風氣。劉天華的二胡創作不僅在時間上與它們契合，更在人文精神上與它們取向一致。無論是抑郁、凄然的《病中吟》、《苦悶之謳》、《悲歌》、《獨弦操》，還是愉悅、怡情的《良宵》、《月夜》、《燭影搖紅》、《閑居吟》、《空山鳥語》乃至昂然、奮進的《光明行》，無一作不無新意，無一作不是某一新觀念、新技藝的探索和嘗試，無一作不是為了給二胡“打出一條新路”。而所有這些成功的實踐，皆因為它用嶄新的音樂語匯回應了那個大時代的呼喚，表現了一種前所未有的現代精神。
也許有人會問，劉天華在其二胡作品中融入現代精神比較好理解，但阿炳呢？他的作品中的現代精神表現在哪里呢？
是的，依據阿炳的人生經歷和他的社會文化背景，我們始終把他看成是與劉天華很不相同但歷史貢獻、歷史地位皆可比肩而立的杰出民間音樂家。但具有民間音樂風骨并不等于缺乏現代精神。特別是不朽的、可以彪炳史冊的《二泉映月》，其揭示苦難人生的深刻性，其作為獨奏音樂的完美性，其演奏技藝的精絕，其音樂境界的高潔，同樣把二胡的表現力推到一個時代的巔峰。自1950年代被發現至今，他的音樂超越了地區、國家、時代，廣泛地受到不同年齡、不同社會階層、不同人群的喜愛。要是沒有現代精神作為底蘊，怎么會有如此長久的審美認同呢？所以，我們說，阿炳的二胡藝術，同樣以它特有的表現手段揭示了二胡的現代精神。雖然他的作品晚于劉天華面世，但我們仍然承認他是現代二胡藝術的奠基者，與劉天華一起，成為二胡開創階段的并峙雙峰，永遠為人們敬仰。
總之，劉天華、阿炳作為現代二胡第一個歷史階段的杰出代表，各自從不同的背景出發，以全新的觀念、技法、語匯創作出第一批二胡藝術經典，起點之高，不僅超越了以往一千年的歷史，也為此后的繁盛打出一片新天地。這應是20世紀二胡藝術之大幸！
二
是的，劉天華、阿炳所奠定的這個“高起點”，不僅融貫著充滿創造力的現代精神，也為二胡藝術在新的社會環境里縱橫捭闔開辟出一個“大格局”。
1950年代，在第二代二胡藝術家的培育、影響下，二胡作為一個專業、一門演奏藝術，遍布于全國各地。幾乎每一所音樂院、音專，每一個表演團體，都可以見到這件樂器的身影，人數之眾，隊伍之大，遠非前一個歷史時期可比。一方面，大家以二位宗師的作品為根基進行教學、演奏，同時發揚蹈厲，開展了持續十幾年的新一輪的創作活動。十余年間，二胡新作數以百計，而且題材內容的全面開掘、技藝風格的大膽探索，為民族器樂界再開一代新風。《山村變了樣》（曾加慶）、《趕集》（曾加慶編曲）、《湘江樂》（時樂鰨、《金珠瑪米贊》（王竹林）、《江河水》（東北民間樂曲，黃海懷編曲）、《賽馬》（黃海懷曲，沈利群編曲）、《秦腔主題隨想曲》（趙震霄、魯日融）、《迷胡調》（魯日融）、《田野小曲》（王乙）、《河南小曲》（劉明源）等，各類風俗性小品，不一而足。真可謂：地不分南北東西，調不拘漢蒙藏彝，凡適于二胡表達者，皆入于樂。鑒于這一時期的中國社會又走進了一個新時代，而任何新時代總會強烈呼喚表現時代精神的新作。二胡藝術界在這一時期的作為，同樣是與時俱進、應時而行，持續不斷地保持了自己的創造活力。
最終，水到而渠成，在1950、1956年代交接之際，二胡領域出現了兩部新作――《豫北敘事曲》和《三門峽暢想曲》。站在現代二胡歷史的立場上看，二作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所謂“劃時代”者，一是因為作者劉文金是第一位介入二胡創作的專業作曲家；二是這兩首新作思維之新、體裁之新、結構之新、語言之新、技法之新，皆有別于此前的任何作品，從某種意義上說，它是現代二胡藝術的一次歷史性超越。它以作品本身證明，二胡還可以有更多更大的表現當代社會生活的空間。而支撐作曲家進行這樣全面探索的，則仍然是《豫》《三》二作所蘊含的那種鮮明而充溢的現代精神。
有了前后兩個歷史階段優秀曲目的積累以及在演繹這些作品中形成的表演經驗，加上四十多年教育傳承實踐，1963年春天，借第五屆“上海之春”舉辦之際，舉行了首屆二胡、琵琶全國比賽。此次賽事不僅是對1920年代以來二胡作為高等音樂院校的一門專業和新的獨奏藝術的全面檢閱，更對此后數十年間二胡藝術的創作、表演、教學、科研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大賽的直接結果是發現人才，推出新作，提供最直接的交流平臺。但同時也給人們以新的啟示：要使二胡藝術獲得長足的發展，必須同時顧及兩個方面。其一，要讓創作、表演、教學、研究形成互動互促的良性機制，而不能單打一，更不能視技藝為唯一而忽視其他。特別是創作，應該讓更多的專業作曲家關注本領域，從劉天華、阿炳到劉文金，都一再證明，成功的創作是推進一門器樂藝術的“第一動力”，一首經典曲目甚至可以改變一件樂器的命運。其二，演奏藝術要持續提升，必須通過行內的共同努力，為本門藝術構建出一個有歷史包容性的、內在潛力的大格局。如前文所述，劉天華所謂“打出一條新路”的主張，其實已經包含了這些思想。限于當時的條件，他一人而“三任”，既創作，又表演，也教學，更重要的是，他以二胡為“主業”，同時又辦雜志，搞研究，采集整理民間戲曲、鑼鼓和吹打樂，參與樂器改革，尋找古樂古譜等，表面看與二胡無關，實際上都圍繞著二胡，以當時環境條件看，他所作所為，已是一個二胡音樂發展的“大格局”了。因此，對于1963年的全國二胡、琵琶比賽，我們不能孤立地看，它告訴我們，這樣的全國大賽，是擴展二胡藝術發展空間的重要之舉，也是為這門藝術構建“大格局”的歷史性的一步！1980年代以來二胡藝術所以出現了那樣宏闊熱鬧的新局面，原因很多，但多種規模、多種主題、不同范圍的比賽、展演、討論、紀念活動，應該是關鍵因素之一。頗有意味的是，與古琴、琵琶、箏、笛、鼓等源遠流長的樂器相比，二胡是小字輩，但它后來居上，在現代民族器樂舞臺上擔任了一個公認的主角，憑的什么呢？我的答復是，參與其事的幾代二胡藝術家從來都沒忘記，這件樂器要進步，必須與當代社會、當代生活、當代人保持最親近的關系，滿足他們的審美需求，表現他們的精神境界。哪一天疏遠了，淡忘了，這門藝術也就萎縮凋敝了。二胡如此，其他藝術形式也一樣！
三
1980年代開始施行的“現代化”和“改革開放”國策，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次壯舉。二胡藝術在這一特定的社會文化背景下，同樣獲得了一個十分難得的發展機遇。給人印象最深的，是一大批多樂章或單樂章大篇幅的新作與聽眾見面，協奏曲、敘事曲、交響曲、隨想曲、狂想曲等體裁，成為二胡音樂創作的主要潮流。伴隨著這種傾向，這些新作有兩大特征，一是“大”：篇幅大，主題含量大，氣勢大，歸納為一，即作品中的歷史、社會內容、音樂氣度都趨向于“大”；二是“新”：受西方20世紀以來一系列作曲技法、觀念的影響，這些作品在調性選擇、主題提煉及結構布局方面進行了多種多樣的嘗試，從而與此前二胡創作的傳統語匯發生了某種“裂變”，為二胡藝術開拓出一個全新的語境。
曾記得，五六十年代，在胡琴家族中，僅有一首中胡協奏曲《蘇武》（劉洙），但從1979年以來，卻涌現出數十部大中型二胡新作：《新婚別》（張曉峰、朱曉谷）、《紅梅隨想曲》（吳厚元）、《蘭花花敘事曲》（關銘）、《第一二胡狂想曲》（王建民）⑥、《第一二胡協奏曲》（關忠）⑦、《荒漠暮色》、《悲歌》（楊立青）、《莫愁女幻想曲》（何占豪）、《楓橋夜泊》（崔新、朱昌耀）、《春江水暖》（金復載）、《第一二胡協奏曲》（鄭冰）⑧、《離騷》（姚盛昌、林聰）、《紅樓隨想》（王文訓、蔣才如）、《秋韻》（劉文金）、《貴妃情》（臺灣，盧亮輝）、《祝福》（朱曉谷）、《西秦王爺》（臺灣，陸耘）等等，當然還有此番“大中型二胡創作熱潮”的杰出代表――“二胡協奏曲”《長城隨想》（劉文金，1980）⑨。
劉文金自寫完《豫》《三》二作后，一下沉寂了十余年。這并不意味著他放棄了二胡創作，而是在為新的力作進行全面的準備。果然，《長城隨想》“橫空出世”，加上閔慧芬的精湛演繹，贏得了從二胡界到整個音樂界的眾口齊贊之譽。原因何在？在于該作以二胡作品史上從未見過的四個樂章的宏大篇幅，厚重的歷史容量，強烈的現代人文氣息，豐富而新穎的音樂語匯，詠頌了中華民族精神的象征――長城。特別是在1980年代這一特殊歷史的節點上，在中國人民經歷了“”苦難，思想精神被摧殘到極度之際，作者以這樣的音樂撫慰、激勵大眾的情緒，彰顯民族氣節，實在是躬逢其時！二胡藝術在多大程度上表達現代精神，《長城》堪稱典范。它的另一歷史貢獻，就是因此而引領出一個大中型二胡作品的創作熱潮，也成為1980年代至今二胡藝術也是民族器樂創作的一大景觀。
1980年代中期，受到名噪一時的“新潮音樂”的影響，二胡領域也涌現出一批體現這一新觀念、新技法的作品，先后有《火祭》（譚盾）、《野草》（郭文景）、《夢四則》（何訓田）、《八闕》（唐建平）、《敦煌古譜》（黃安倫）等。它們所蘊含的現代精神更是不言而喻的。
也就在這個期間，另一個年輕的作曲家王建民開始了他二胡“狂想曲系列”創作。這一系列始于1980年代中期，至2009年交出并演奏《第四二胡狂想曲》，前后綿延二十余年。從演奏技藝而言，一部比一部難，一部比一部“絕”；從創作觀念看，則始終如一、堅定不變，即每一部作品都抓住中國某一地區、某一民族的音調現象中的某些元素，再作多種手法的變化、展衍、渲染。在特定語義風格與高難度技藝的結合中，一方面保持某種風格色彩的貫穿性，一方面追求技巧的繁復變化，在“狂”字上盡可能把音樂“做”足。在他的四部“狂想曲”中，聽眾對于這些音調元素，常常可“感”而無法“尋”。這也許正是作者基本的創作訴求，他就是要擺脫以往大量二胡曲中依托于某地某民族音樂主題的那種傳統創作方法，而為自己開辟另一條帶有試驗性的新路，從而實現自己認定的創作理念。四部作品、二十余年鍥而不舍的實踐，二胡界對王氏“狂想曲系列”的肯定，特別是青年一代演奏家們的擁戴和歡迎，非常值得我們進一步總結和思考。至少可以肯定地說，一至四“狂”的成功已為二胡藝術探索出一條新路徑。給二胡未來的多元化道路提供了實實在在的經驗，也為二胡藝術與現代精神在更深的層面相互結合上以有益的啟示。
總之，一個以《長城》為代表的大中型作品“熱潮”，一個“狂想曲”系列，給新時期的二胡創作注入了更加充沛的生命力量，也把它推向本領域的又一個高峰。閃爍在這個高峰之上的，仍然是自1920年代就被劉天華點燃的現代精神之火。而
讓這一精神之火久燃不息者，則是二胡大家庭中的所有成員的創造性勞動。
四
縱觀當代二胡藝術的發展態勢，有如一個處在“青春期”的少年，自20世紀初起，無論處什么社會環境下，無論它自身遭遇到何種境況，它總是朝氣蓬勃，充滿了活力。這種活力皆來自這一領域的不同崗位，作曲家、演奏家、教育家以及樂器制造改進者，他們共同組成了一個偌大的“二胡之家”。數十年來，他們一方面尋求自身的發展空間，同時又在民族器樂界發揮了“領頭”作用。也正是憑靠這種活力，二胡始終活躍在
現代中國的音樂舞臺上，成就了自己的煌煌歷程。⑩
不過，最后我還是要說，二胡藝術的這個不平凡的歷程，皆源于幾代二胡藝術家們敏銳的現代意識。有了人的
現代意識，也就有了藝術中的現代精神！
①劉天華等《國樂改進社的緣起》，“國樂改進社”成立刊，1927
年8月。
②兩文分別發表于《歌謠周刊》第六十九號和《現代評論》第二周年增刊，作者全面系統地梳理了兩千多年間有關這個民間故事、歌謠的歷史文獻，歌謠界盛贊它們是“用第一等史家的研究
這個故事”的典范之作（劉半農）。
③該文為北京“妙峰山廟會”的考察報告，后被民俗學界尊為中國
民俗學的奠基之作。
④此一時期，“中央研究院”研究員、著名人類學家林純聲、商承祖先于1929年赴松花江赫哲族聚居區考察，后于1933年赴湘西苗族聚居區考察，兩度考察報告后皆被人類學界尊為早期中國
人類學的代表作。
⑤這次發掘被認為是中國學者在本土進行的現代“科學考
古”的發端。
⑥該作寫于1988年，此后，作者于1998、2003、2009年又創作出
第二、三、四“二胡狂想曲”。
⑦該作寫于1986―1987年間，2003年和2009年作者陸續寫出第
二、第三兩部協奏曲。
⑧該作寫于1986年，此后，作者又于1989、1990、1991、2006年接
連完成第二、三、四、五部二胡協奏曲。
⑨除《長城》外，劉文金在1980年至今二十余年間創作了《秋韻》（1989）、《如來夢》（組曲，共八首）、《雪山魂塑》（2007）等大中型
二胡作品。
⑩二胡界的活躍有目共睹，如早期的全國教材會議，1963年的全國比賽，1980年代以來許多次不同規模的紀念劉天華、阿炳學術研討會，難以計數的各種比賽、專題創作會議，大量教材的出版，各校教師頻繁的教學交流，二胡碩士們高水平的音樂會，包括剛剛出版的《華樂大典?二胡卷》，正在籌劃的徐州“二胡主題公園”以及這次“論壇”，都成為這個“煌煌”大業的組成部分，而給人印象最深的則是二胡界同好的齊心協力和全身心投入。無此投入，則無此活力，無此活力，則無今日二胡藝術的“大格局”。沒有“大格局”，就缺乏一項事業應該有的發展空間。作者本人誠懇希望二胡界珍視這個
一、福建文化旅游產業的發展情況
近年來，文化旅游產業已經成為福建持續成長最快的產業之一，旅游經濟成為全省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產業結構調整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十一五”時期福建旅游產業將進入持續發展的關鍵階段。《中國旅游業發展“十一五”規劃綱要》把海峽兩岸旅游區列為全國十二個重點旅游區之首，凸顯了在未來全國旅游發展格局中以福建為主的海峽西岸地區的重要作用。福建省積極推進文化與旅游結合，作為推動旅游業轉型升級的重要戰略。《福建省文化旅游業2010～2012年發展規劃》提出，要“積極推動旅游產業與文化產業結合，以項目帶動產業發展，推進文化資源向旅游產品轉化，著力打造特色鮮明的文化旅游產品，加快推進旅游產品轉型升級和文化旅游業又好又快發展，為把海峽西岸經濟區建設成為我國重要的自然和文化旅游中心提供支撐。”
根據《福建年鑒2009年版》統計，2008年全省接待游客8855.38萬人次，比上年增長6.4％，其中接待入境旅游者293.19萬人次，增長9.1％，外匯收入約23.93億美元，增長10.3％；旅游總收入約1014.55億元，增長1.1％。全省現有655家旅行社，其中，國際社60家，進入全國百強的5家；廈門建發國際旅行社由2006年排名28位躍居至第20位。全省現有星級飯店433家，其中五星級14家，四星級76家。截至年底，全省共評定綠色旅游飯店58家，其中，獲金葉級綠色旅游飯店的26家，獲銀葉級綠色旅游飯店32家。2009年全省共接待臺灣同胞98.47萬人次，增長22.9％；旅游外匯收入23.93億美元，增長10.3％。2010年7月15日福建省旅游局公布全省旅游上半年經濟分析數據，1至6月，全省累計接待旅游者5348.8萬人次，旅游總收入602.94億元，分別同比增長14.6%和16.5%。借助動車、世博的“雙輪驅動”，赴臺游、鄉村游、自駕游全面發力，海峽旅游煥發出全新的活力。據悉，上半年，全省景區接待國內游客5195.5萬人次，同比增長14.8%；接待入境旅游者153.3萬人次，同比增長10.7%，其中接待臺灣同胞49.28萬人次，同比增長20.14%；實現國內旅游收入507.42億元，同比增長16.4%，外匯收入13.99億美元，同比增長20.8%。
從2005年開始，福建省每年舉辦一屆海峽旅游博覽會，至2010年，共舉辦了六屆海峽旅游博覽會。海峽旅游博覽會是兩岸四地旅游交流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平臺，已成為對臺政策先行先試的重要載體，秉承海峽旅游合作共贏的主題，推動旅游經濟更好更快地發展，以此來造福于兩岸的民眾。
二、福建文化旅游產業發展存在的問題
福建省從戰略層面上對旅游資源的文化特性進行挖掘，對旅游產品的文化品位進行設計，近年來才剛剛開始。我省文化旅游業在快速發展的同時，還存在一些問題。由于在旅游項目建設中，對產品的獨特性、文化性、主題性、原生性等有利于提升產品品位的因素考慮不足，造成旅游文化精品和高端產品不多，產品同質化程度較高。我省旅游資源對游客的吸引力抽樣調查顯示，最吸引游客的仍是山水風光，文化旅游產品欠缺。
1、文化旅游產業初具規模，但總體實力不強。總體上看，我省旅游業的區域競爭力不強，發展后勁不足。如果用一個產業的綜合指標來衡量，我省旅游業的產業結構、產業規模和產業競爭力與一些旅游業發達省份相比尚存在較大差距。
2、產業發展的均衡性及區域旅游的協調發展問題。旅游產品開發水平低，類型單一，缺乏規模效應。產業發展區域不平衡，由于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原因,各地文化產業的發展也呈現地區分布不平衡的狀態。旅游開發水平低，缺乏大手筆項目和特色鮮明的旅游精品；旅游產品類型單一，滿足不了現代游客的多種需求。旅游企業結構不合理，小、散、弱、差的現象突出。各地文化旅游產業低水平重復建設，資源浪費嚴重，基礎設施及服務水平不適應市場需求,不適應經濟社會發展需要。
3、市場化程度低，經營管理能力差。旅游宣傳促銷的力度不夠，市場知名度不高；資金投入不足、管理體制改革滯后、從業人員素質偏低。文化管理體制跟不上時代的要求。福建省仍處在文化體制的改革階段，原來的體制中所采用的行政管理方式，政出多門，分工不明確，文化管理缺乏活力與生命力；在建立新體制的過程中，市場競爭意識較為薄弱，缺乏自我創新、自我生存能力。文化產業人才奇缺。人才是文化產業發展的關鍵。目前，福建文化系統和社會上的文化經營人才極度缺乏，文化生產者的水平也普遍不高，文化專業人才的匱乏已成為制約福建文化產業發展的“瓶頸”。
4、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力度不足。由于人類的無知，一些鮮為人知的文化資源、文化寶藏呈現于人們面前時，卻無人知曉，尚未意識到其中的稀缺性與珍貴性，被人們無情地踐踏，造成無法挽回的重大損失。而對于一些民間文化、傳統工藝等，卻缺乏人才培養和教育的投入上的重視，導致了這些文化在傳承上出現了斷層，造成了極大的遺憾。福州民間的一些竹編手工藝，如竹編搖籃、藤椅、竹躺椅這些工藝品已經成為時下年輕人兒時的回憶，遠不如現代家居的產品時髦、美觀，自然鮮有人問津。竹編店在店租高漲的時代，在鬧市里漸漸隱去。由于賺不到錢難以維持，年輕人不喜歡學傳的竹編手藝，久而久之面臨失傳。
5、涉臺文化遺產的保護力度不足。涉臺文化遺產是臺胞尋根謁祖、朝圣觀光和吊唁先人的重要載體，也是促進海峽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開展涉臺文化遺產的保護和交流，深入發掘、展示和宣傳涉臺文物豐富的歷史文化內涵，是增進兩岸同胞相互了解，深化兩岸文化交流與合作的重要手段，也是搶救保護相關文化遺產，推進我國文化遺產保護事業全面發展的重要舉措。國家級、省級文物得到了妥善的保護，但是更多的涉臺文化遺產零散地分布在福建省各地。目前涉臺文化遺產保護還存在一些問題：一是而市縣級級文物保護單位主要靠地方財政投入，管理人員、經費不足，導致有些文化遺產保護力度不夠。二是基層文物由于是依靠民間集資搶救、維修，沒有足夠資金請專業古建筑維修人員，沒能有效地還原歷史風貌，有些文物的保護維修甚至是破壞性的，降低了文物的價值。三是一些涉臺文化遺產由于歷史原因，被分配給單位或個人用于辦公或居住，按照生活辦公需要進行隨意裝修，而沒有按照文物的要求進行保養維修，建筑破壞嚴重，沒有政府出面很難讓這些單位或個人搬遷以保護文物建筑的完整性。
6、政府引導力度仍然不夠。政府要著重對文化旅游行業進行有效的市場監管，建立行業的誠信。同時要注重文化旅游產業的品牌樹立和宣傳，提升產品的文化內涵。
三、如何開發特色文化旅游產品，發展福建文化旅游產業
（一）加快制定閩臺文化旅游合作先行先試的開放政策
閩臺文化旅游產業合作先行先試首先重在體制機制創新。先行先試是福建海峽西岸經濟區不同于大陸其他地區對臺合作的主要特色，未來閩臺文化旅游產業的合作方式，除了發揮海西區與臺灣各自比較優勢，加強一般性的交流與合作外，重在政策、機制、體制上的創新與探索。國務院支持海西的意見中提出“支持開拓對臺旅游市場，適時擴大大陸居民從福建口岸赴臺灣旅游。支持福建試行便利兩岸人員往來的管理方法，包括為臺灣本島居民辦理來往大陸通行證和大陸居民赴臺旅游證件等”。福建應積極爭取中央支持盡早落實，未吃對臺文化旅游合作的領先地位。
1、率先開放福建居民赴臺旅游“自由行”
目前大陸居民赴臺旅游是以旅行團的形式進行，仍有各種限制。隨著兩岸直航，交通便利大大改善，“自由行”的條件逐漸成熟。特別是2011年日本大地震及核泄漏事故發生后，對臺灣文化旅游業產生了巨大的沖擊，臺灣急需擴大旅游客源，因此臺灣當局也在考慮進一步開放大陸游客“自由行”的相關政策。福建應主動與臺灣當局協商，積極爭取中央比照大陸居民赴香港自由行時廣東省先行先試的做法，盡早開放福建居民赴臺旅游“自由行”。
2、進一步放寬福建與“金馬澎”的旅游政策
爭取擴大福建的旅行團組團去金馬澎的權限，除了福建居民，還可以組織異地旅游團的外省市居民赴金馬澎旅游。特別是針對參加在福建舉辦的全國性會議或展覽的外省市代表，允許其在福建辦理相關證件和手續赴金馬澎旅游。
3、放寬旅游投資限制
率先允許臺商在福建投資旅行社，經營中國內地居民出國旅游業務以及赴港澳臺地區的旅游業務。允許臺商在閩投資旅游項目，閩臺合作提升旅游項目科技含量和服務品質。
（二）注重閩臺旅游資源整體規劃，打造“海峽文化旅游”品牌
閩臺應組織編寫閩臺旅游合作區規劃，可以邀請內地和臺港澳的旅游規劃專家學者共同參與編制。閩臺兩地要立足資源優勢，整體規劃，突出區域特色，以市場和競爭為導向，整體旅游規劃要閩臺“一盤棋”，兩岸各市、縣（區）以及重點區域的旅游發展規劃要與閩臺文化旅游對接總體規劃相銜接，避免各唱各的調，形成協調、完整的旅游規劃體系。按照《海峽旅游區域協作備忘錄》，充分發揮“閩臺港澳”的區位優勢和市場優勢，共同協商、設計、編排連接四地的適合旅游者需求的旅游線路。推動閩臺旅游文化的整合與文化旅游產業化發展。
閩臺應資源共享優勢互補，盡快與國際接軌，拓展閩臺文化旅游業務，鼓勵臺商在閩旅游投資，協作開發個性化旅游產品。要重視旅游的深度開發，突出文化和生態主題，多開發觀賞性、娛樂性、參與性兼備的旅游項目，開發適銷對路的新型旅游產品，優化閩臺文化旅游產品結構。高標準規劃和開發旅游產品，共同提升兩岸文化旅游產品包裝、行業經營品質和服務水準，提高旅游經濟的綜合效益。加強景點景區、旅行社、飯店、旅游交通之間的協作，做大文化旅游產業集群；還要借助旅游業與其它行業的相互合作、滲透，延長產業鏈，使各種資源產生疊加效應。比如：
1、發揮閩臺文化同質性強的優勢，以文化傳承為方向，加快閩臺之間尋根謁祖、宗教朝圣、風俗民情等人文旅游項目建設
（1）向臺灣推廣“閩南文化尋根游”。比如辦好中國閩南文化節、閩南文化論壇、客家文化論壇、海峽兩岸歌仔戲藝術節等。閩劇、梨園戲、提線木偶、布袋戲、歌仔戲、薌劇等地方劇中輪番在閩臺兩岸進行交流展演，促進臺灣民眾對中華文化的認同。定期舉辦各種類型的與臺灣關系密切的旅游節、懇親會等，加強姓氏宗親社團的聯絡，通過開展族譜溯源旅游，吸引臺灣民眾到祖籍地旅游。
（2）組織宗教和民間信仰社團“朝圣游”。閩臺宗教和民間信仰一脈相承，尤其是臺灣的佛教、道教和民間信仰，主要是大陸先民從家鄉分靈過去、設堂供奉的。開展宗教、民間信仰“朝圣游”，如媽祖朝圣、保生大帝朝圣、南普陀朝圣，吸引臺灣游客到福建祖廟旅游。
2、推動閩臺個性化深度旅游
兩岸互設旅游辦事處后，要加強旅游市場研究，倡導、推動閩臺深度文化旅游產業發展，實現旅游市場向廣度、深度發展。培育度假旅游、體驗式旅游和各類主題旅游活動項目，增加旅游中的民俗文化吸引力。開發多元化的特色、專項文化旅游項目，如生態、文化、商務、會展旅游產品和主題公園（樂園），美食、保健、修學、節慶、民間藝術、民俗風情等專題旅游，以適應出游能力強的新一代旅游者的需求。
（1）將臺胞農業科技創業園區與文化旅游開發結合，推出“科技農家樂”。如結合地方土特產、工藝品、美食小吃、休閑購物等，開展專項營銷，吸引更多游客參與體驗。
（2）整合閩臺茶文化資源，推出“閩臺茶香游”。中華茶文化歷史悠久，臺灣的茶文化主要由福建傳入。臺灣的茶文化已經逐步產業化，科技水平已經相當高。閩臺應聯手將茶文化與文化旅游結合，推出“鐵觀音茶文化游”、“武夷山巖茶――阿里山高山茶文化游”等特色項目。
（3）借鑒臺灣經驗，發展現代溫泉休閑游。閩臺的溫泉資源都十分豐富，福建應向臺灣學習，把溫泉國際衛生標準和先進管理開發經驗引進大陸，并把福州作為示范點，推動福建溫泉旅游與國際溫泉旅游的接軌。
3、增設直航航線，發展海峽郵輪旅游業
利用閩臺一水之隔的優勢，要大力培育、發展郵輪旅游業，閩臺合作組建海峽郵輪旅游公司，開設專門航線，制定相關優惠政策，開辟新的閩臺文化旅游線路，提供多元化的旅游服務。
參考文獻：
（1）福建省人民政府網，fujian.省略；
（2）《文化與旅游結合 福建加快旅游業轉型升級》，《福建日報》2010-9-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