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法律論文匯總十篇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農村法律論文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1研究城鎮化進程中農村留守兒童刑事法律援助的意義

中國新聞網2018年10月30日的數據顯示：截至到2018年8月底，全國共有農村留守兒童697萬人。在留守兒童群體中，54.5％為男孩，45.5％為女孩，留守男童多于留守女童。99.4％的農村留守兒童身體健康，但也有0.5％的兒童殘疾、0.1％的兒童患病。與2016年數據相比，0至5歲入學前留守兒童占比從33.1％下降至25.5％，義務教育階段農村留守兒童比例從65.3％上升至71.4％[1]。從這一數據可以看出農村留守兒童中義務教育階段兒童比例高、數量龐大。而義務教育階段的兒童年紀小、分辯是非的能力弱，沒有保護自己的能力。這一階段的兒童在成長中如果沒有受到良好的教育，就很容易出現世界觀偏差、被犯罪分子教唆、受到侵害，甚至是成為刑事犯罪的實施者。農村留守兒童的家庭不能給予其良好的教育和保護，造成兒童心理上的自卑和不健康。缺乏情感關懷的兒童在成長中心理脆弱、偏激、敏感。學校作為留守兒童生活的重要環境，本應當承擔起留守兒童的心理輔導、家庭調查、成長檔案管理等責任。但是，由于我國農村留守兒童聚集的主要地區都處于經濟條件較落后的地區。作為農村邊遠地區的學校大多沒有能力為留守望兒童提供心理建設、法律援助的能力。全社會雖然對農村留守兒童給予關注，但畢竟鞭長莫及。城市里的愛心志愿者距離他們太遙遠，不能給予及時的幫助。而邊遠地區的志愿者隊伍發展緩慢，也不能夠為農村留守兒童提供幫助。因此，農村留守兒童面臨著刑事訴訟問題時，就需要刑事法律援助。研究如何針對農村留守兒童進行刑事法律援助就有著重要意義。

2當前農村留守兒童刑事法律援助中的主要問題

2.1缺乏專業機構與人員

農村留守兒童作為社會的特殊弱勢群體，應該有法律援助的專業機構和人員對他們進行刑事法律援助。然而現實情況是農村留守兒童大多聚集在偏遠地區為主的經濟欠發達地區，在這些地區我國的法律援助體系不夠完善，缺乏專業法律援助機構，以及專門農村留守兒童刑事案件經歷和經驗的法律援助律師。而產生這一問題的主要原因是缺乏專項資金的支持[2]。

2.2刑事法律援助大多不能覆蓋訴訟全過程

農村留守兒童無論作為刑事犯罪的實施者還是被害者因其年紀小等因素在訴訟的全過程當中都應該給予法律援助，以保護其正當合法權益，以及身心免受二次傷害。但是，當前由于農村留守兒童及其監護人不了解申請法律授助的流程，甚至不知道，因此在案件的偵查與起訴階段通常沒有申請刑事法律援助，援助律師通常是在審判階段由法院指定律師進行辯護[2]。而在調查取證等環節，涉事兒童沒有受到應有的心理保護。

2.3缺乏法律援助的評價機制

當前，對于農村留守兒童的刑事法律援助沒有質量評價體制。律師工作繁忙，在面對法院指定的辯護工作時，有時精力投入有限，只做表面工夫，不能夠實現高水平的法律援助。

3提高農村留守兒童刑事法律援助的策略

3.1構建農村留守兒童刑事法律援助的專業機構、組建專業援助團隊

當前我國針對農村留守兒童刑事法律援助的資金來源主要是財政撥款和一部分社會援助。解決資金問題是構建團隊的前提問題。司法部門應該關注到問題的重要性，申請更多的財政撥款，同時向全社會發起號召成立地區或全國范圍內的專項資金，吸納更多社會捐助。基于此，在農村留守兒童集中的地區進立專業的農村留守兒童刑事法律援助機構并組建專業援助團隊，針對涉及留守兒童刑事犯罪的主要問題、兒童身心特點，研究法律援助的具體方案[3]。

3.2簡化法律援助手續，建立保護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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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旅游最重要的特征是普及性和大眾性。所謂的普及性和大眾性，實際上就是最大程度按照大多數人的收入水平和閑暇時間來開展旅游活動，旅游業也采取各種措施吸引盡可能多的人消費自己的產品，使企業占有最大的市場份額。自上世紀六十年代大眾旅游興起以來，經常性的休閑度假已漸漸取代一年一次或幾年一次的觀光型旅游而成為旅游的主要形式，西歐發達國家每人每年外出旅游3至4次，在英國已占到全國人口的55%，瑞典更高達75%，休閑度假已成為發達國家人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

在我國現階段，雖然人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但大多數人的收入仍然十分低下，衣食之外稍有節余卻不足以很風光地遠行逍遙。而社會時尚的召喚、追求生活質量的意識，促使現今中國平民十分渴望休閑度假。但是，國內旅游業卻在一定程度上因盲目、浮躁和急功近利而忽視他們的需求。在我國，因為人均收入水平較低，旅游者占總人口的比例依然很小，而且主要集中在城市。對大多數人來說，旅游還是奢侈品，只有少數市民節衣縮食一年或幾年才能外出旅游一次。這種“打牙祭”式的消費遠遠不能滿足廣大市民返璞歸真、回歸自然的渴望和高漲的旅游需求。一些主要面對國內游客的旅游熱點，因季節性強、旅游交通擁擠、旺季人滿為患和價格上漲、質量不佳而使游客往而卻步或掃興而歸。旅游熱點的門中門、票套票和部分旅游業的不規范操作行為，也使某些旅游企業聲名狼藉，為人詬病。一邊是豪華賓館的冷若閑置、國家財力的耗費，一邊是廣大工薪階層因阮囊羞澀而無力消費、望洋興嘆；一邊是旅游熱點的季節性人口過密，一邊是大眾化旅游產品的缺少。高漲的旅游需求與旅游產品不如人意之間的尖銳矛盾，使國內旅游市場上形成一個巨大的空白和廣闊的真空地帶。在普遍的返璞歸真、回歸大自然的休閑度假需求得不到滿足的時候，幾個人自發去郊游，在農家短暫歇腳休息卻產生了國內旅游業一個影響深遠的新生事物——“鄉村旅游”，即以農業文化景觀、農業生態環境、農事生產活動以及傳統的民俗為資源，融觀察、考察、學習、娛樂、購物、度假于一體的旅游活動。

一、鄉村旅游的興起無疑帶動了農村旅游經濟文化的發展。

1.吸納農村多余勞動力，增加農村收入。鄉村旅游以“離土不離鄉”的形式為農民提供了新的就業門路。廣東河源市的蘇家圍景區，自2000年開展鄉村旅游以來，當地農民的人均年收入從當年的1000多元上升到3000多元。鄉村旅游，使祖祖輩輩靠老天吃飯的農民，也享受了經濟社會的成果，走上了致富之路。

2.促進農村文化發展。鄉村旅游在城鄉之間架起了文化傳播的橋梁，城市居民在鄉村旅游活動中感受到了農村生活的風貌，同時傳播了城市文明。農民群眾在旅游服務實踐中開闊了視野，學習了先進的經營理念和生活方式。

3.帶動相關產業發展。旅游活動包括吃、住、行、游、購、娛六大主要要素，這使得以農業為主的農村經濟結構得到優化和補充，帶動了相關產業的發展。

二、鄉村旅游出現的諸多問題抑制了農村旅游經濟的發展。

1.各區域“各自為政”，難成規模效益。鄉村旅游一般以戶為單位，沒有統一規劃，盲目開發資源，不做切實可行的旅游發展規劃，導致農村旅游業不能健康持續發展。

2.缺乏宣傳，沒有品牌效應。一些鄉村旅游經營者市場促銷意識不強，缺乏主動宣傳和參加集體促銷的積極性。

3.鄉村旅游開發資金嚴重不足。旅游資源的開發需要強大的資本做后盾，農村旅游資源的開發更需要大量資金做支撐。農村一直以農業經濟為基礎，其經濟實力還很薄弱，由于鄉政府不可能對其旅游發展做大規模投入，加之農民收入有限，因而資金短缺就成為制約農村旅游經濟發展的另一個重要因素。

4.基礎設施建設仍需不斷加強。由于資金投入不足，一些鄉村旅游點在交通、食宿、衛生等方面存在較大的差距，制約著進一步發展。

5.鄉村旅游總體水平不高，資源開發力度小、層次低，特色不夠明顯，內涵不夠豐富，缺乏上規模、上檔次的名牌拳頭產品。尤其是在鄉村文化方面的發掘和運用不夠。一些鄉村旅游點在開發建設上存在追求城市化的趨向，削弱了原汁原味的農家本色。

三、如何解決這些問題，推動鄉村旅游經濟發展。

1.制定科學的高水平的區域發展旅游規劃。資源要轉化為現實的產品必須實施科學的規劃。在發展旅游經濟的大好形勢下，鄉村旅游必須適應形勢，站在全局的高度，重新制定一個科學的、高層次的、高水平的旅游發展規劃。在區域旅游發展中突出重點，形成特色，這樣才能保障鄉村旅游業健康有序的發展。

2.加強宣傳,樹立企業良好形象。積極向相關媒體提供新聞線索，想辦法通過電視臺、日報、周刊、廣播電臺、旅游網等媒體的報道（轉載），把一塊荒廢的沙灘從零開始搖身一變成了可以讓農民增加收入的“寶地”，逐步擴大了知名度和影響力，做到了“花最小的錢、做較大的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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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借助鄉村旅游發展，鳳溪新農村建設步伐大

1．大力發展鄉村旅游，為農民致富提供了寬闊的道路旅游產業是新農村建設的支撐產業之一，旅游產業開發是新農村建設的重要支撐力量，鄉村旅游又是新農村建設的重要模式之一。20世紀90年代，鳳溪就以獨具特色的瑤族風情晚會聞名遐邇，吸引了八方的游客，開創了廣西少數民族風情游的先河。在以后的發展中，以富川瑤族為代表的少數民族文化成為賀州的旅游文化品牌，并與山水風光、古鎮文化品牌并駕齊驅。2009年，賀州市政府把發展鄉村旅游擺在實現旅游業突破發展的重要位置，鳳溪村成為規劃中富川瑤族風情農業觀光休閑旅游區的重要組成部分，并努力建設為全國農業旅游示范點。近幾年，富川提出打造“中國瑤族文化旅游目的地”的目標，鳳溪鄉村旅游的發展越來越受矚目。目前，鳳溪瑤寨民俗風情旅游已成為賀州乃至廣西鄉村旅游的一大亮點，每年接待游客3萬多人次，直接吸納就業人員38人，帶動和瑤家土特產柑橙等銷售百萬元以上。［1］鄉村旅游的發展改變了以農業生產為主要方式的發展途徑，促進了農村經濟走多元化方向發展的道路，開拓了非農業增收渠道，有利于改善農村地區的經濟狀況。2．深入挖掘旅游文化資源，加強了鄉村的文化建設隨著旅游開發，為了滿足游客觀賞瑤族文化的需求，鳳溪通過戲劇團表演的形式，使逢年過節才有的瑤族蝴蝶歌、蘆笙長鼓舞等民間文化成了常態化。鳳溪的瑤民自古就能歌善舞，據史料記載，早在清嘉慶年間，鳳溪村有了自己的戲班子，二百余年里村里業余劇團的演出從未間斷過。1993年，越來越多的旅游者來到瑤鄉，村里以陳永楣為首的文藝骨干和鄉親們合計后，決定在原來的鳳溪村業余彩調團的基礎上，建立鳳溪戲劇團。戲劇團的成員白天務農、做工，晚上排練戲劇和歌舞，這樣一來，不但外面的游客們也能欣賞到這些傳承了幾百年的民族藝術，村民們的業余生活也更加豐富。蔣明娥是戲劇團的元老，她自己曾外出打工，但在外面沒呆兩年，就回到了鳳溪村，她直言還是家里舒服，來劇團演出，也不為了賺錢，就為了圖個樂子。而對于戲劇團團長陳永楣來說，他更希望劇團能夠吸納更多的年輕人進來，讓瑤族的山歌、舞蹈永遠地傳承下去。［2］借著鄉村旅游這一載體，那些充滿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也蘊含著濃厚的民族特色和生活氣息，保留著古老淳樸的藝術風格和散發強烈的泥土芳香的民族文化成為村民的精神家園。3．發展鄉村旅游，促進文明鄉風的形成鳳溪旅游業的發展增進了當地與城市之間的互動，外來的現代文化使當地的農民思想觀念不斷得到更新。游客們把現代城市的政治、經濟、文化、意識等信息輻射到農村，使農民不用外出就能接受現代化意識觀念和生活習俗。鄉村旅游活動的開展成為城鄉和諧發展的紐帶，有利于開展文明生態富裕村創建活動，打破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縮小城鄉差距，實現城鄉的協調發展。村民們在旅游開發中市場經濟意識與商品意識不斷增強，也有助于新農村文明鄉風的形成，“特別是當地居民通過參與旅游開發，市場經濟意識和商品意識得到增強，整體素質得到提高，奠定了實現新農村建設鄉風文明的基礎。”［3］鄉村旅游的發展，使環境保護意識增強。在2013年開展的清潔城鎮鄉村中，全村踴躍投入到這場運動中，百年瑤寨煥然一新。此外，鳳溪戲劇團上演的一幕幕戲劇，村民們演唱的一曲曲山歌，如清泉澆灌著心靈。以民族文化為吸引物發展旅游，有利于挖掘、保護和傳承民族文化，并使得村民重視本民族文化，深刻體會本民族文化的內涵，弘揚緬懷祖先、尊老愛幼的精神，樹立積極向上的價值觀。4．發展鄉村旅游，有利于實現民主管理作為旅游社區中的成員，當地村民積極參與鄉村旅游的開發，極大地提高了當地農民的民主、法治意識，有利于實現“管理民主”的目標。“隨著鄉村旅游開發，農村居民生活環境改善，新觀念、新思想傳播，特別是居民的法律意識在參與鄉村旅游開發的過程中被激活，居民參與民主決策的意識和管理意識逐漸增強，認識和體會到先進管理能夠促進當地農村經濟發展。”［3］2006年的新農村建設中，富川縣引導村民成立了“新農村建設理事會”，由村民選舉產生的，主張自己的事情自己辦，自己的家園自己建。由鳳溪村“兩委”干部、村小組長、村民代表等18人組成的新農村建設理事會，專門協調處理新農村建設的土地征用、房屋拆遷、農業產業管理等新農村建設事宜。“新農村建設理事會”成為民眾進行民主管理的有效組織。此外，鳳溪村還提高村級組織戰斗力，開展“三級聯創”活動，實施“兩強”黨員帶富工程和“支部+協會+農戶”新體制，促進“五村、兩規范”建設。

(二)倚重新農村建設，鳳溪村鄉村旅游發展穩步向前

鳳溪以新農村建設為平臺，利用鄉村日漸完善的經濟文化條件及基礎設施，滿足來鄉村旅游者吃、住、行、游、購、娛等方面需求，為鄉村旅游的順利開展提供了硬件設施和軟件服務，實現新農村建設與鄉村旅游的共贏。1．推廣生態農業，為鄉村旅游發展提供堅實的經濟基礎鳳溪在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中，以“打造一個民俗文化旅游村、成立一個理事會、推廣五位一體生態農業”三個一為重點，充分發揮農民主動參與建設新農村的積極性，整合政策、科技、人才、資金、產業等有利因素，大力推廣“豬－沼－果(稻、菜、煙)－燈－魚”五位一體生態農業，發展高效農業。按照生態學原理和生態經濟規律，因地制宜地設計、調整農業生產和農村經濟，形成生態上與經濟上兩個良性循環，實現經濟、生態、社會三大效益的統一。2006年，鳳溪村共投入資金176萬元用于農業生產和基礎設施建設，新種臍橙250畝、春烤煙450畝、香芋400畝，養殖瘦肉型母豬300頭、豬花1000余頭，菜牛200頭，在建養殖野生塘角魚小魚池30座，沼氣池50座，在農田安裝頻振式殺蟲燈10多盞。［4］新農村建設一起步，循環經濟的有序發展就為鳳溪村積累了堅實的經濟基礎。2．弘揚民族文化藝術，為鄉村旅游發展提供不絕的源泉深厚、旖旎的瑤族文化是鳳溪旅游開發的基礎。1993年改建的鳳溪戲劇團，為旅游者提供了觀賞鄉風民俗的平臺。如今，戲劇團每個月都在村里的戲臺演出，次數多達7、8次，接待了很多國內外游客。實景演出《印象鳳溪》，有蝴蝶歌、蘆笙長鼓舞、竹竿舞，甚至連日常的織布、刺繡，也被搬上了舞臺，原汁原味令游客驚嘆。鳳溪著力打造賀州市“千村萬戶文藝惠民工程”文藝村，全國首創的“千村萬戶文藝惠民工程”以廣大農村為陣地，以農民群眾為主體，以原有的傳統文化為基礎，通過創建、命名一批文藝村、文藝戶，廣泛組織開展公益演出、藝術培訓和專業指導，進一步弘揚優秀傳統文化、滿足農民群眾文化藝術需求、繁榮農村文化。陳永楣認為鳳溪村經常開展文藝活動，村民們像種莊稼一樣“種文化”，把“文化的種子”種入鄉村大地。鄉土文化藝術成為旅游發展不絕的源泉。［1］3．加強基礎設施建設，提升鄉村旅游的接待水平在新農村的建設中，鳳溪村加強了基礎設施建設，提升了鄉村旅游的接待水平。2006年，鳳溪村依托瑤族刺繡、土紡、文物古跡等獨特民族風情旅游資源，按照“打造鳳溪瑤寨社會主義民俗新村”的定位要求，全面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和公共設施建設，塑造民俗新村新面貌。拆除并清理雜房55處1600平方米，觀光道路兩旁房屋外墻勾縫3600平方米，安裝路燈10盞，主干道兩旁房屋屋外墻瓷磚亮化5600平方米，建瑤族特色圍墻250米，新建1564米的通村水泥路，新建1個標準化籃球場，修繕打造了2棟瑤族民俗新居。近年來，在縣、鄉鎮各有關部門的大力扶持下，鳳溪村發生了翻天覆地的新變化，投入200多萬元實施城鄉風貌改造工程，先后建設了宣傳文化長廊、休閑文化廣場、標準籃球場，400平方米的停車場;休閑娛樂的荷花塘、九曲橋、八角涼亭;3棟總面積600多平方米的瑤族民俗新居，瑤族特色的村大門，修復山門兩座、門樓兩座等，一大批設施的改造建設，使鳳溪村面貌煥然一新。［5］4．加強鄉村生態環境整治，增加鄉村旅游的吸引力村貌的綠化與美化，是提升鄉村旅游環境質量的重要保證。2007年，鳳溪村通過對水、路、廁、圈、廚的五改建設，解決人畜飲水和農用水困難問題;修通鄉村公路、硬化入戶路;住房和畜圈相對隔離，開發推廣沼氣等潔凈能源，使廚房整潔、衛生、明亮。瑤村的衛生條件得到了極大地改善。但鳳溪1000多瑤胞世代聚居在西嶺山腳的山坳里，“垃圾圍村”現象長期存在且較為嚴重。為了徹底改變這一亂象，2013年城北鎮出臺了“聯合保潔”制。即將鳳溪村劃分成6個責任小區，每個小區配備一名保潔員和一名衛生督查員。小區實施每月動態考評，自6月1日這一制度正式掛牌實施以來，全村已經開展3次評比，評選出優秀小區3個，清潔示范戶18戶，近20噸的垃圾一掃而光，百年瑤寨重現了往日的光鮮與明亮。此外，城北鎮團委、婦聯組織18名城北籍大學生志愿者在鳳溪開展的為期1個月的清潔城鎮鄉村主題社會實踐活動，以及聯合鳳溪民間藝術團、城北桂劇團在印象鳳溪實景舞臺舉辦了一場凈村潔屯主題文藝匯演，也使清潔城鎮鄉村的理念深入人心。

二、加強鳳溪鄉村旅游發展與新農村建設良性互動的路徑

鳳溪鄉村旅游發展與新農村建設之間相互作用、相互影響，使鳳溪初步實現二者的良性互動。然而，二者之間的關系必然隨著社會的發展更加緊密，鄉村發展趨勢也必然對它們進一步結合的路徑提出更高的要求。

(一)重視鄉村旅游發展與新農村建設的統籌部署，形成互動并進格局

當地政府應充分認識到鄉村旅游發展與新農村建設有機結合的重要性，出臺相關政策，進行統籌部署。從目前來說，鳳溪主要還是以鄉村旅游作為新農村建設的突破口，并以此帶動相關經濟的發展。因此，每年應制定鄉村旅游發展規劃的方案，選擇更適于鳳溪旅游發展的模式，加大鄉村旅游的投入，鞏固“中國瑤族文化旅游目的地”的品牌。另一方面，也要擬定推進新農村建設的新方案，在促進生產發展、生活富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民主管理方面推陳出新。通過對兩方的合理部署，達到既推進鄉村旅游，也使新農村建設闊步向前的目的。

(二)堅持鄉村旅游發展與新農村建設的示范點相結合，打造兩位一體的新亮點

鄉村旅游發展與新農村建設中，應發揮示范點的積極效應，以推進內涵發展，提高檔次，擴大知名度。鳳溪的新農村示范片建設與鄉村旅游發展應始終堅持同步規劃、同步實施、同步推進，做到新農村建設示范片也是鄉村旅游示范點，并著力提升檔次，力爭建成全國知名的示范片點。2006年鳳溪成為廣西第二批農業旅游示范單位。目前，賀州市只有黃姚古鎮獲批為全國農業旅游示范點。極具民族文化氣息的鳳溪如能獲此殊榮，并力爭成為新農村建設的示范點，當地旅游業才能迎來新的突破，新農村建設也才能上新臺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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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旅游是以農村自然風光、人文遺跡、民俗風情、農業生產、農民生活及農村環境為旅游吸引物，以城市居民為目標市場，滿足旅游者的休閑、度假、體驗、觀光、娛樂等需求的旅游活動。鄉村旅游在歐美發達國家已有百年以上歷史，新西蘭、愛爾蘭、法國等國家把鄉村旅游作為穩定農村、避免農村人口盲目向城市流動的重要手段，在資金、政策上給予大力支持；加拿大、澳大利亞、東歐和太平洋地區的許多國家，都把鄉村旅游作為農村地區經濟發展的重要手段。我國的鄉村旅游起源于上世紀80年代，國家旅游局從2006年開始大力推介“中國鄉村游”或“中國和諧城鄉游”，旨在推動城市和農村實現旅游資源共享、客源互動、共同繁榮，這對促進城鄉交流和協調發展，建設和諧新農村具有重要意義。截至目前，已建成的三萬多個旅游景區(點)，一半以上分布在廣大的農村地區。據測算，全國鄉村旅游景區(點)每年接待游客超過4億人次，旅游收入超過5.2億元人民幣。本文就這一形勢下如何進一步重視發揮好農村旅游的功能，解決好農村旅游目前所出現的亟待解決的問題，將農村融入到現代旅游大潮之中，促進和諧新農村建設進行了探討。

1農村旅游促進新農村建設的作用

眾所周知，農村有豐富的旅游資源，發展農村旅游是我國旅游產業向縱深發展的必然要求。在新農村建設的背景下，農村旅游經濟發展的最大受惠者應該是農村，它可以從以下幾方面推動新農村的建設。

1.1有利于農村產業結構優化

農村生產發展是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首要目標，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必要的物質基礎，發展旅游業是旅游資源富集的農村地區發展農村生產的重要內容。農業與旅游業的有機結合，不僅可以豐富農村生產的內容，還能促進農業生產結構的優化。有些鄉村為營造良好的生態環境，農民自愿退耕還林還草，治荒治污，出現田園風光與山水風光渾然一體的景象。有些鄉村對農產品等資源進行深加工，生產富有地方特色的農業旅游商品、紀念品和工藝品，還為城市賓館直供綠色農產品。在發展鄉村旅游的地方，同時照樣發展種植業，但都產生了附加值，有力促進了生產發展，拓寬了傳統農業的內涵與外延，農民由種糧為主轉向種養植業全面發展，由務農為主轉向農商并舉。發展鄉村旅游，帶動了第一產業、推動了第二產業、拉動了第三產業，進一步優化了農村產業結構，促進了現代農業體系建設，推動了農村產業結構的調整。

1.2有利于增加農民收入

旅游開發可為旅游目的地帶來明顯的經濟效益。有關研究表明，每1美元的旅游收入可帶動國民生產總值增加2美元-3美元，旅游業1個直接就業崗位能帶來5個間接就業機會。我國廣大農村地區，貧困人口所占比重較大，不少地區土地貧瘠，耕地較少。發展旅游業是其脫貧致富的一種必然選擇。同時農村旅游具有勞動密集、人員需求多層次性等特點，且投資較少，收效較快。這就使農村富余勞動力容易找到自己的發展空間，從而增加農民收入，加快了農民脫貧致富的步伐。如云南大理、麗江一些村鎮的農民，直接和間接從事旅游的比例已經達到50%以上，當地農村的就業人員比發展旅游業之前以前增加了8-10倍，實現了不離土也不離鄉的就地市民化，旅游經營戶的收入平均達40萬元以上。

1.3有利于推進農村基層民主管理

旅游業屬于現代服務業，鄉村旅游同樣需要對旅游業的“吃、住、行、游、購、娛”6大要素配套發展，在產品運作過程中需要使用現代市場營銷觀念進行產品設計、營銷及規范化服務，搞好內部管理和經濟核算，處理好各種分配關系。現代市場營銷觀念和現代管理概念的引入使農民自主決策、民主決策意識增強，一些農村紛紛成立各種協會，民主管理水平不斷提高，促進了農村的基層民主管理，加強了政治文明建設。

1.4有利于農村形成先進文化與文明風尚

新農村建設是一個系統工程，既包括物質文明建設，也包括政治文明建設、精神文明建設。發展旅游業是提高農民素質、培育農村文明的重要手段。旅游不僅帶來人流、資金流，還帶來信息流、觀念流，發展旅游業能促進農民思想解放、觀念更新，樹立商品觀念、市場觀念、競爭觀念、時間觀念、效益觀念，促進農民參加各種培訓、外出學習參觀，參加技能比賽，從而使農村旅游從業人員的整體素質得以提高，促進農民主動學習旅游服務、禮儀禮節、科學種養、環境衛生等方面的知識，使農民在與外來游客交往中越來越注重自己的言行舉止，從而提高農民的科學文化素質、文明素養和旅游審美情趣；同時旅游者不僅為當地帶來了經濟效益，而且會帶來各種各樣的信息和文化知識，從而促進了鄉村地區與城市的交流，對于農村地區特別是偏遠地區人們觀念的轉變有著重要的作用，有利于形成農村良好的文明風尚。

1.5有利于促進可持續發展

農村旅游使人們走進自然、認識自然，促進了人和自然的和諧統一，增強了人們的環境保護意識；鄉村旅游消耗資源少，環境成本低，一般不會對資源和環境產生直接的硬消耗，有利于改變大量消耗資源支撐經濟增長的傳統方式，形成以資源環境可持續利用為基礎的經濟發展方式，保護當地珍貴的資源和脆弱的生態環境；發展鄉村旅游的農村鄉鎮，通過開發和保護旅游資源，使廣大農民有了很強的環保意識，促進了當地環境資源、生態資源和文化資源的保護，增強了農村地區的可持續發展能力。

2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中發展鄉村旅游的策略

2.1統籌規劃，政府引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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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休閑農業鄉村旅游是帶動農民就業增收和產業脫貧的重要途徑，是推動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內容,是促進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的重要載體，是帶動農民創業創新的重要平臺，是促進城鄉居民消費升級、發展新經濟、培育新動能的必然選擇。今年中央1號文件再次明確指出，要大力開發農業多種功能，實施休閑農業鄉村旅游精品工程，發展鄉村共享經濟、創意農業、特色文化產業。近年來，XX市按照中央和省、州黨委、政府的部署要求，堅持統籌規劃、強化政策創設、加大公共服務，推動休閑農業鄉村旅游實現多元、多樣、集聚、規范、綠色發展。“十二五”時期，全市休閑農業鄉村旅游接待人次和收入以年均12%和17%的增速高位增長，成為全省該項產業發展最快的地區之一。2017年全年接待海內外游客819.62萬人次，同比增長35%；實現旅游收入54.22億元，同比增長44%。整個產業規模越來越大、影響越來越廣、成效越來越明顯。

一、充分發揮“農業+”作用，推進多功能多業態發展

XX市按照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思路，從拓展功能、滿足需求入手，充分發揮“農業+”作用，傾力打造功能齊全、環境優美、體驗活動豐富、產品綠色安全、文化內涵深厚的休閑農業鄉村旅游產品。休閑娛樂景區景點多達120余個，可推薦的精品線路達10余條。通過美化山水林田湖、建設特色小鎮，鼓勵開辦農家樂、漁家樂、森林康養休閑農莊，舉辦農業節慶活動、開展農業科普、農事體驗等活動，推進全市農業呈多業態復合多功能拓展方向發展，為城鎮居民旅居鄉村體驗農耕樂趣、品味農業情調、感知民俗風情，看田園風光、賞鄉村之美、享民俗民風、品地道美食氣息提供了更多選擇。

二、注重規劃引導，推動產業集聚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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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試點取得的成效

1.1農民的醫療負擔有所減輕，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的情況有所緩解。

按照新農合制度的規定，參合農民患病后在鄉鎮衛生院住院治療可以得到至少40%以上的醫療費用補償，而且，這一補償比例還在不斷提高，在2005-2006年度將提高到50%以上。因此，從理論上看，今后農民患大病住院只需要自負少部分的醫療費用，而大部分醫療費用由新農合負擔，這一補償標準已快接近城市職工基本醫療保險的補償水平。2003、2004和2005年三個年度，大理州彌渡縣參合農民平均每次住院得到的醫療費用補償額分別是358元、406元和429元，呈現逐年增長的趨勢。

1.2農民的健康意識和自我保健意識開始增強，潛在的醫療衛生需求逐步釋放出來。

開展新農合之前，由于醫療費用高、收入水平低，因此很多農民都是“小病扛，大病挨，重病才往醫院抬”。開展新農合以后，農民的看病意識和自我保健意識明顯增強。在大理州彌渡縣，2003-2004年度全縣參合農民的門診量是54694人次，2004-2005年度上升為70675人次，增長了29.2%；2003-2004年度全縣參合農民的住院數是5163人次，2004-2005年度上升為9003人次，增長了74.4%。在賓川縣，實行的是門診費用的20%減免報銷制度，參合農民的門診就診需求量更是快速上升。

1.3新農合推動了農村衛生事業的發展。

新農合對農村衛生事業的推動作用，首先，表現在整個農村醫療市場的擴大和衛生業務收入的迅速增長，這為農村衛生事業的穩定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其次，農村鄉村衛生系統的服務條件、藥品供應和監管等衛生供給狀況也得到了明顯改善。如彌渡的苴力鎮、賓川的州城鎮等衛生院在開展新農合以前醫院設備落后、從沒做過手術，在開展新農合后，通過國債資金加上地方補助及自籌資金，每個鄉鎮都增加了至少50萬元以上的衛生投資，改善了醫療衛生條件，醫院的業務收入大幅度增長。另外，新農合的開展還優化了農村衛生結構，促進了縣鄉村之間衛生資源的合理分工，提高了各級醫療資源的使用效率，初步形成了“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鄉，重病才需到縣上”的局面。

2.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發展中存在的問題

新農合的啟動和發展是一件復雜的系統工程，其運轉和作用發揮涉及到參合農民、醫療單位、衛生主管部門及各級政府等多方面的關系協調。存在的問題主要有：

2.1新農合的籌資成本高，辦公經費得不到保證，影響了衛生部門的積極性。

目前，新農合籌資成本很高。據測算，籌得每位參合農民10元醫療基金的成本在1.5~2.5元之間。并且，籌資期間也很長，部分鄉鎮的籌資仍然需要長達1~2個月的動員才能達到80%以上的參合率。在新農合的運行管理上，大理州在首年安排了40多名專職管理人員，辦公經費也基本到位。但在后續發展中，由于貧困縣財政困難，辦公經費難以足額落實，只好由衛生部門承擔運行費用。高昂的籌資成本和運行成本，已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衛生部門繼續開展新農合的積極性。

2.2醫療費用補償標準還不夠科學，變動頻繁。

大理州在試點四年多的時間里，住院費用的補償比例調整了三次以上，合管辦對基金的管理缺乏必要的專業技能，由此造成基金沉淀比率波動大，影響了制度的穩定性和農民的信任。如彌渡縣在2003~2004年度，家庭帳戶基金沉淀額是174.7萬元，沉淀比率高達73.1%；住院基金沉淀額為296萬元，沉淀比率是62.8%，新農合基金的平均沉淀率為65.4%。如此高的資金沉淀率嚴重影響了參合農民的受益面和受益程度，也不符合新農合基金“以收定支”的管理原則。2004~2005年度在下調了家庭賬戶基金比例、提高住院補償比例后，新農合基金平均沉淀率才迅速下降為20.5%。2.3對衛生服務行為的監管力度不夠，醫藥費用上漲過快。基金管理上存在漏洞，影響了參合農民和村級衛生所的積極性。

醫療機構以藥養醫的現象仍然嚴重，醫院誘使參合農民住院、小病大治、開高價藥、自費藥等不規范行為依然普遍。醫藥費用的上漲，部分抵消了新農合制度在減輕農民醫療負擔方面的作用。此外，由于報銷手續繁多和宣傳不到位，很多農民在申請住院報銷時本可以按40%報銷，但因為沒有帶身份證或其它證件，便只能按照20%的門診比例報銷了。一些鄉鎮報賬點，由于管理人員較少往往會導致門診減免資金不能及時下撥，造成衛生所因流動資金不足嚴重缺醫少藥，影響了農民看病，造成不良的影響；由于沒有法律的約束，致使新農合的效果受到影響。

3.完善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法律對策

3.1探索創新機制，降低新農合的籌資成本。

針對當前新農合籌資難、成本高的問題，可嘗試采用報銷資金預繳存和村衛生所包片制度。經過四年多的全面宣傳，新農合政策已基本深入人心，籌資時可不再采用這種高成本的方式，而采用預繳存和包片相結合的制度。對于當年發生疾病報銷醫療費用的農民，在自愿的基礎上，用報銷所得的部分費用預繳次年的參保資金。對于未參保的農民，委托各村衛生所包片宣傳發動和代收參保資金，合管辦向代辦點支付一定比例的手續費。因為村級衛生機構與農民群眾較熟悉，有利于降低籌資成本及調動村級醫務人員的參合積極性，進而形成衛生部門與參合農民之間的一種良性互動機制。

3.2加強醫療基金的運行管理，落實管理經費。

新農合最終能不能讓農民得到實惠，關鍵在于醫療基金的運行管理。建議從以下途徑解決新農合的辦公經費問題：通過法律法規強制規定，各地財政必須按照參合農民人頭數核定人員編制和撥給辦公經費，辦公經費不能到位的不予下撥中央及省的新農合配套金，并對主要責任人實行嚴懲。對于財政確實困難的貧困縣，由財政部門按照一定的標準下撥專項新農合管理經費，以確保貧困縣新農合工作的正常管理。

3.3強化衛生服務行為監管，嚴格控制醫藥費用上漲，保護新農合成果。

由各地醫改辦或衛生局統一建立新農合醫療監督委員會，定期到各地審查定點醫院對參合農民采取的醫療方案或醫生開具的處方單，重點審查藥品的選擇和用藥量、大型設備檢查的必要性、新特藥和自費項目的控制情況、是否存在誘導性住院、藥品價格執行情況等，對違規醫療單位和個人實行從重處罰，追究法律責任。

3.4科學確定門診、住院費用補償標準，監控醫療基金運行。

新農合制度要逐步穩定醫療費用的補償標準，避免頻繁變動。補償標準以“量入為出”原則為指導，通過科學測算來確定。當前，一些試點縣在補償標準的確定上有些保守，同時在基金的使用上也存在一定的“惜賠”現象，導致當年醫療基金過多沉淀。對于連年沉淀的資金，一定要加強監控，防止貪污、挪用。建議將沉淀資金計提為風險準備金，用于平衡以后年度可能出現的財務虧空，同時要適當提高補償比例，保證在一個較長的時期內實現醫療基金的收支平衡。

參考文獻：

衛生部、財政部、農業部．關于建立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意見．國務院公報．2003年6月．

篇（7）

一.權屬狀況

問題：土地歸屬一向為法律制度設計的重心。為反映出農民本身對當下土地權屬的認識，課題組提的第一個問題是“你耕種的土地是誰的”。作出有效選擇的問卷430份，選“國家的”占60%，“村集體的”占27%，“生產隊(小組)的”占7%，“個人的”占5%，“其他人的”占0.4%。

結論：認為土地屬于國家的占有絕對優勢。

解讀：一個從法學視角令人感興趣的問題是，即為何大多數受訪者都認為土地是國家的。雖然同為公有制的具體形式，國有與集體所有的制度旨趣仍是大有不同，而這種不同卻被受訪者所普遍忽視。相當一部分的受訪者還認為，兩者的邊界是模糊的。然而，這樣的模糊或許不能簡單的歸結于農民法律意識的淡薄。譬如，作為農村社區精英的村支書、村主任、村會計都持相類似觀點。課題組認為，影響集體成為適格私權主體的因素一是集體所有權所承載的公法義務淡化了其私權屬性；二是集體所有權本身是不完整的；三是集體所有權主體的“缺位”。

二.使用狀況

問題：在農民對現行土地承包政策是否滿意的問卷調查中，共有404份有效問卷對此作出了選擇，其中266份選擇“滿意”，占總數的64%；只有70份選擇“不滿意”，占總數的18%。在農民是否愿意種地的問卷調查中，共有413人對此問題作出了有效回答。其中198人表示“愿意”，占總數的48%；而有130人表示“如果稅費負擔減輕就愿意”，占總數的31%；而72人明確表示“不愿意”，占總數的17%。雖然愿種地者為多數，但仍不足50%。

結論：我國現行的農地承包政策在總體上雖然受到了農民的擁護，但農民種地的積極性普遍不高。

解讀：一些地區的調查結果反映，農民對現行承包政策普遍持“無所謂”甚至“不滿意”的態度，主要原因一是由于農地上負擔的稅費過重，加之農產品價格(尤其為糧價)上不去，所以種田幾乎無利可圖，在有些地區，甚至種田還要倒貼。這自然削弱了農民對土地的感情，也影響了土地承包政策的聲譽；二是由于承包到戶的政策與某些地區的情況不符，所以實施效果不理想，從而影響了當地農民現行土地承包政策的滿意度。比如，山東平度地區一直在實行“兩田制”，而中央的現行政策是統一實行“均田制”模式的土地承包，這樣的政策調整，在基層牽涉面很大，影響了土地使用模式推行的連續性和穩定性，所以很難推行開來。

三.承包經營權的流轉狀況

問題：在實行流轉是否自愿的問卷調查中，課題組設計了“如何取得他人土地承包經營權”這個問題，回答“通過村委聯系取得”的有29人，占選取總次數的8%；回答“直接與別人聯系取得”的有258人，占選取總次數的70%；選擇“上述兩種方法都可以”的有84人，占選取總數的20%；選擇“不知道”的有8人，占選取總數的2%。在回答“如果把地給別人種，你是否會向他收取一定費用”問題時，回答“會”的有153人，占選取總次數的38%；回答“不會”的有157人，占選取總次數的39%；回答“不但不會，還要貼錢”的有40人，占選取總數的10%；回答“視雙方關系而定”的有37人，占選取總次數的9%。

結論：在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流轉時，絕大部分農民可以自愿選擇流轉對象，但38%的有償流轉率反映了有償流轉在農村中并不占十足的主導地位。

解讀：承包經營權流轉程序的這種現狀是由我國現有土地制度及中國的鄉土社會所決定的。我國農地為集體所有，而農民為集體中的成員，集體內部成員間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流轉就像“雞蛋從左手滾到右手”一樣，并不會對原土地所有人在集體土地上所享有的權利產生什么影響，因此集體對承包經營權集體內部流轉的管理與約束極為放松；而中國農村鄉土生活、熟人社會的現狀，使土地承包經營權集體內部流轉(包括與集體外的親友之間的流轉)雙方對流轉契約的態度也頗為隨意。對集體外部人員而言，上述兩種特點均已不再占有優勢，因而此時集體與被流轉人、流轉人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流轉的程序與集體內部的流轉相比有很大區別。

四.農村稅費、農民負擔狀況

問題：調查的地區在稅費改革上進度不一，有的尚在進行有的已近尾聲。總的來講，改革成果不小，但仍存在著一些問題。具體可歸為以下兩點：一是稅改后，農民負擔得到不同程度的減輕，但在個別地區、個別時段也出現了“增負”現象；二是費稅改革后，基層政府叫苦，公共事業與基礎設施難以維持。

結論：農民與政府關系的稅款征收程序趨于規范、明確；農村理解、支持稅費改革政策的是主流，但對未來持懷疑和較悲觀無奈的態度，對“負擔反彈”仍有顧慮。

解讀：在全國不少地方，稅改前的農戶負擔是以田畝與勞力結合的方式確定的，在改革后，農業稅則全部攤在田畝上，這樣使無勞力或少勞動力的農戶負擔增加；同樣的原因，種田大戶的負擔也因此增加；在稅改前，農村中的救濟戶、五保戶的各種費用由村集體組織予以減免，在費改稅后，村委會的減免決定權被取消，他們的負擔因此而增加。為維系公共事業運作而巧設名目、收派各種費用的現象有所抬頭,像學校的教育集資、學雜費等，使農民的實際負擔增加的遠不止統計表所顯示的那些項目。

這主要反映了幾方面的問題：(1)農村稅費改革與公共支出、社會救濟優撫的社會保障政策的沖突；(2)農村稅費改革結果與扶持農村適度規模經營的政策相抵觸；(3)基層政府機構改革人員精簡仍做得很不夠，不少地方的鄉鎮政府機構還是疊床架屋。

課題組調查時發現，有些農村道路坑洼不平，水渠斷破；在山西呂梁與鄉村教師的訪談中得知，學校破敗，老師的辦公條件更是簡陋的可憐，工資低又不能按月定額發放，這當然也有歷史的因素，而上級地方政府和中央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說得多，做得少，財政轉移支出力度確實是個問題。

五.農地征用狀況

問題：在我們402份的問卷調查中，有56.30%的人選擇“發生過土地征用”，還有32.80%的人不知道有沒有發生過征用。土地征用補償費發放率低，問卷調查的結果顯示：發放率僅為49.8%，其中約11.40%為部分發放，沒有發放的比例為16.30%；土地征用補償費數額低，被征用地方的農戶對補償費的發放標準也不清楚，在149份問卷中，有41.60%的人都不清楚，知道按田畝數發放補償費的僅為39.6%。

結論：在經濟發展程度不同的地區，土地征用情況發生率也不同；但隨著我國城鎮化水平的進一步提高，土地征用現象將越來越普遍，將日益成為農村的一個基本問題。

解讀：土地征用已經成為農村，尤其是城市郊區農村中的一個焦點和難點問題。從調查各地的土地征用補償情況看，在征用土地后，國家的收益是村集體和農戶的好幾倍。土地的所有升值，甚至土地被征用前的價值一部分也被征去了。作為對土地所有者的補償，卻由政府拿走了一塊，同時資金使用權又統歸政府。這樣，土地所有者(從土地的收益歸屬的角度看)的角色就模糊了起來。

六.農地糾紛調處狀況

問題：對廣東、湖北、山東等地進行問卷調查的結果顯示，在335個選擇中，有64.2%的人面對土地糾紛選擇由村干部解決，有4.2%的人選擇由鄉鎮干部解決，有2.7%的人認為由法院解決；而除此之外的其他解決途徑也占不小比例，為19.1%，這其中還有9.9%的人根據糾紛的不同情況采取不同的解決方式。

結論：農村對土地糾紛的解決途徑，選擇呈多元化特點，農地糾紛交由法院解決的比例過小。

解讀：農地糾紛一段時間里在部分地方不被法院受理。某省高級人民法院曾內部規定，對于大面積的農地稅費糾紛、土地承包合同糾紛、征地補償糾紛，法院不予受理。正常解決糾紛途徑的不通暢也進一步造成農民訴諸非正常方式解決糾紛，調查問卷的統計數據表明，有超過19%的農民選擇了村、鄉鎮干部調解和訴訟以外的方式進行，這是一個值得注意的動向。

七.規制農村土地制度九條建議

第一、對《土地管理法》第10條進行調整。修改為：農地所有權主體應明確為村一級集體經濟組織，但于土地發包與調整時應尊重歷史性形成的土地邊界。

第二、村集體經濟組織的民事主體資格作出確認，并澄清其功能。法律可規定：村集體經濟組織為法人，承擔法律所規定的權利義務。

第三、關于土地權屬登記，可做出如下適當超前的規定：農地所有權由縣級土地管理部門負責登記發證；土地承包使用權由農業主管部門登記造冊，土地管理部門核實后發放使用權證。

第四、探索農業的產業化經營路徑，改變目前農村以一家一戶分散經營為主的小農經濟狀態，建立以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為基本單位的農業經濟聯合體，使其逐步走上合作經營的道路。

第五、落實和完善農村集體經濟自。一是修改《農地承包法》第3條，將農地實行單一的家庭承包經營制度修改為“以家庭承包經營為主體，多種經營方式相結合的農地使用體制”；二是修改《農地承包法》第20條，將該法規定的30年、50年及70年的期限確定為農地使用的最長期限，而具體每一塊土地的使用期限應由集體經濟組織和使用權人于簽訂承包合同(或其他形式的使用權合同)時在法定最長期限內協商確定；三是轉變政府職能。

第六、對于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制度進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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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鎮化是我國社會變革的重要環節也是學術界研究熱點問題之一，研究角度多樣化，對于如何定義城鎮化，目前尚未統一，從相關文獻研究發現有四點解釋是共同的。第一，城鎮化是社會發展的必然過程。科技進步和經濟快速發展，一方面工業化發展勞動力需求擴大，現代化農業釋放了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另一方面，我國的城鄉二元結構導致的資源分配不合理和收入差距擴大等社會問題亟需解決，國內外的理論界普遍認為城鎮化發展是縮小城鄉差距，促進城鄉統籌發展的主要途徑和方式。第二，城鎮化的對象是農村人口。城鎮化的核心問題是農村人口向城鎮轉移并轉化為城鎮居民，具體包含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生產方式的轉變，二是生活方式的轉變。第三，城鎮化建設必須借助于第二、三產業的發展來完成，二者相輔相成。第四，城鎮化的本質是人的城鎮化。總理指出積極穩妥推進城鎮化，“核心是人的城鎮化”。

（二）旅游城鎮化

1991年，PatrickMullins以后現代消費理論為基礎首先對旅游城鎮化的概念提出了框架體系并對澳大利亞黃金海岸和陽光海岸兩個旅游城市進行了實證分析。目前我國城市發展動力多元化，第三產業尤其是旅游業發揮著日趨重要的作用，逐漸成為一種新的驅動力，特別是以旅游業為主導或支柱產業所引發和促進城鎮化的現象在少數民族地區尤為突出，國內關于旅游城鎮化的相關實證研究大部分也針對于此。現有文獻關于旅游城鎮化概念的研究并不多，其觀點主要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將城鎮打造成旅游目的地，在城鎮大力發展旅游業，通過旅游業的關聯效應促進其規模擴大，旅游業的作用可以視為一種通過消費拉動經濟發展，旅游業是實現城鎮化動力之一；另一類是因為旅游資源的開發利用從而引發旅游目的地城鎮化，旅游業是城鎮化發展的動力，或者說因旅游而城鎮化，是城鎮化的一種類型。上述兩類定義具有共同內涵：（1）旅游業是城鎮化發展的動力；（2）旅游城鎮化是旅游業發揮聚集、擴散和產業聯動效應，逐步實現城鎮的產業體系和規模擴大的動態過程；（3）旅游城鎮化是城鎮化的一種類型。旅游城鎮化的個案研究更多關注于西部民族地區，主要圍繞旅游業對城鎮化的推動作用和理論基礎及模式展開。研究者認為西部民族地區工商業大規模發展條件不足，經濟社會落后，但旅游資源豐富，推行以旅游業為主導推動城鎮化發展的新型城鎮化道路是切合實際的有效途徑。劉曉鷹，楊建翠分別對九寨溝進行實證分析說明旅游業對城鎮化發展的強大推進作用，同時提出候鳥型“飛地”性旅游推進型城鎮化模式是增長極理論和城鎮化理論交叉融合與應用的結果，是欠發達民族地區城鎮化推進理論及主要模式。羅良偉針對涼山彝區探討城鎮化發展模式，提出工業推動城鎮化與涼山彝區，乃至藏彝走廊地區和整個民族地區的城鎮化建設已經不相適應，旅游業的發展是區域城鎮化建設的一股重要力量。張英，陳俊等以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為例提出“城鎮帶州、旅游活州”，并采用耦合方法分析旅游業和城鎮建設的耦合度，強調地區發展必須加強二者的協調。針對旅游城鎮化研究的內容，主要包括以下幾方面：景觀城鎮化、人口城鎮化、地域城鎮化以及社會觀念和生活方式城鎮化。從總體來講，國內關于旅游城鎮化的研究處于發展階段，以實踐案例研究為主，較多的是從旅游地理學角度出發分析其動力機制及其影響，理論體系處于構建過程中。

二、西部少數民族農村地區旅游城鎮化發展面臨的問題及對策

（一）旅游資源開發條件不充足

旅游資源的開發利用必須要考慮其游覽價值，市場距離，通達性和地區接待能力及環境容量等因素。西部少數民族農村地區旅游資源豐富獨特，具有原始性、壟斷性和地區分布差異性大的特點，如山川草原等多樣、獨特的地形和奇絕秀麗的自然景觀，眾多少數民族積淀的人文歷史和風土民情，堪稱“旅游資源寶庫”，游覽價值高。但現代旅游業是一項綜合性的經濟事業，涉及到食、宿、行、游、購等許多方面。有了好的旅游資源，只是解決了向游客提供“游”的場所。至于游客能不能來，來了后能不能游得愉快，則取決于食、宿、行等基本條件的保障程度。西部少數民族農村地區在利用旅游業促進城鎮化發展方面面臨的最大問題是可進入性，經濟距離和接待能力等。其一是該地區大部分地理位置偏遠，交通相對閉塞，可進入性差，如云貴川的綿綿大山，內蒙古和新疆的茫茫沙漠和草原等，交通條件的制約是阻礙旅游業發展的“瓶頸”之一。其二，資源開發的客源市場一般針對經濟發達地區，游客從出發地到旅游目的地再返回出發地所用的時間和費用稱經濟距離，目前該地區整體交通發展狀況相對落后，航空和鐵路運輸能力相對薄弱，尤其鄉村地區，公路等級低，有些甚至沒有，距離大中城市遠，因此造成旅游資源開發價值因經濟距離過長而降低，嚴重制約其發展。其三，西部少數民族農村地區大部分是經濟貧困地區，公共設施欠缺，住宿和餐飲等生活服務條件差，旅游接待能力不足。旅游資源開發條件的評價，既不能就資源論資源，也不能就進入性和接待能力簡單進行衡量和判讀，而是應該取長補短綜合考慮。針對該地區在旅游資源開發利用方面的具體情況，結合開發的條件和現狀基礎，采取以下策略：首先是提高資源的集群度，點、線、面相結合，逐級推進，以核心的優質資源為點，重點開發，打造交通線作為線鏈接不同景區，圍繞核心景區開發次優資源作為面，逐級推進，也就是先集中全部優勢開發最優資源并形成一定的影響力，然后逐步開發周邊各類旅游資源，設計輔旅游產品；其次是考慮景觀的地域組合狀況，借力于周邊大中城市或風景名勝區的客源市場，形成旅游產品間的特色互補效應，發展完善區域旅游，最終借助于游覽價值的提高，緩沖市場距離和通達性的不足，充分利用就近市鎮解決接待能力的欠缺。

（二）旅游業發展資金短缺

資金短缺極大限制了旅游資源的開發進程、力度與質量。西部民族地區經濟整體發展遲緩，現代設施落后，可進入性差以及資源轉化能力弱等主客觀原因，外來投資者吸引力低，本地投資者資金不足，政府投入力度有限，農村居民自有資金積累不足。解決旅游業發展資金問題需要各方面和廣大社會公眾的參與、支持。首先，政府發揮主導作用，一方面繼續加大農村地區資本要素的投入，建立多元化的旅游基礎設施投資渠道，重點解決旅游進入條件的基礎設施建設，另一方面加強制度創新，提高旅游業市場化率，簡化行政審批流程，制定稅收優惠或適當減免等政策降低投資的成本，提升吸引力，吸引外來資本注入，對于本土的投資者構建一套有利于旅游業發展的金融體系，幫助企業化解風險降低進入門檻，解決旅游企業面臨的資本投入和發展風險等問題。其次，旅游是市場經濟的產物，產品生產銷售是以消費者為導向，因此政府要利用自身宣傳優勢，通過多種渠道樹立內涵豐富、具有時代特點的旅游目的地形象，引領其發展，為旅游企業創造更好的外部環境和更大的市場空間，充分調動其積極性和主動性，實現政府和旅游企業間的良性互動。最后，必須考慮農村居民參與旅游發展，依靠國家政策的幫助和推動，調動當地農村人口積極參與，形成符合西部少數民族地區要求的社區參與旅游發展路徑。農村社區獲得參與當地旅游發展的機會和途徑，一方面使農牧民從旅游發展中獲得經濟利益，改變資源利用方式，減少發展的環境成本和代價，降低生態環境的破壞；另一方面發展旅游，傳統文化和民族習俗作為旅游吸引物，有利于其傳承和保護，從而促進社區經濟、社會、文化全面發展。

三、西部少數民族農村地區旅游城鎮化模式

旅游業對于地區的經濟意義必須要考慮旅游吸引力，可達性，旅游設施供應條件，旅游業組織和相關政策等因素。根據目前西部少數民族農村地區旅游資源特點、區位條件、經濟社會發展狀況和前景以及國家西部開發和新型城鎮化發展政策等基本要素，及其與城鎮的距離，借助于旅游業促進其城鎮化發展可以參考以下幾種模式。

（一）以大城市為中心的城郊環城游憩帶發展模式

城郊是指位于城市和農村腹地之間的過渡地帶，處于城市輻射前沿，具有較好的地理、經濟區位。隨著休閑經濟的興起，居民閑暇時間的增多和城郊之間的交通狀況不斷改善，周末短途游成為城市居民熱衷的出游方式，郊區作為城市休閑的后花園，客源市場規模巨大，為郊區發展旅游打下良好基礎。這部分地區旅游資源以鄉村自然風光、獨特的農耕景觀和傳統的民風民俗為主，圍繞在城市周邊的農村根據自身資源特色，以所鄰近的城市為中心，開展不同類型各具特色的鄉村旅游活動，充分挖據各民族獨具特色的建筑、服飾、民族餐飲和民族手工業等傳統產業，通過旅游吸引力建設，發展以鄉村旅游為核心的休閑產業，打造環城游憩帶，以旅游業帶動、促進第三產業發展，依靠自發演進機制逐步形成特色產業驅動型的城鎮化模式。農牧民參與到旅游服務行業中，既為農村剩余勞動力提供了就業崗位，提高經濟收入逐漸形成資金積累，縮小城鄉收入差距，實現人的城鎮化，同時，農業示范園區等觀光農業也推動現代農業體系建設，利于產業結構調整。

（二）以城鎮為中心的旅游集群模式

以城鎮為中心的旅游集群模式是指以城鎮為核心，打造成游客的集散中心，提供配套旅游服務，解決接待問題，依托周邊氣候、景色、地質地貌、民俗文化等資源進行整合，既要充分分析景觀地域組合狀況，突出特色，主題鮮明，又要通過發展多數量和多樣化的非同質的旅游產品和服務形成旅游群發揮集群效應，增強引力，降低經濟距離過長產生的副影響，城鎮通過泛旅游產業的整合，借助于其關聯帶動作用，推動當地現代商貿、通訊、金融、服務等第三產業的發展和繁榮，最終實現推動地區城鎮化發展目標，建構具有持續發展潛力的特色城鎮。西部民族地區城鎮數量少，規模小，工業化發展水平低，傳統農牧業比重大，發展相對滯后，具有非經濟性，同時小城鎮比重大，如全部是小城鎮，四川藏區沒有建制市。小城鎮輻射作用和帶動性相對大中城市較弱，以旅游促進城鎮化發展必須發揮集群作用。旅游群的發展模式根據旅游資源狀況分為品牌帶動和開發帶動兩種類型。品牌帶動型一般擁有4A、5A等知名景區或旅游資源開發價值大能夠在社會上形成一定知名度，以其為龍頭發揮核心資源價值，重點打造和維護好其品牌，輻射和影響其他旅游資源開發及利用，形成特色旅游產業鏈。開發帶動型：旅游資源擁有高價值同時能夠較好地實現商業化發展的，明確重點，突出主題開發構建具有一定特色的自然或人文景觀，同時發展能夠帶來良好收益的如體育和以休閑、養生、教育、人文體驗為主的現代旅游項目，實現百花齊放加速促進當地第三產業發育發展進而帶動城鎮化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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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初期，蘇南以鄉鎮企業的發展創立了蘇南模式，30多年過去了，蘇南模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經濟發展走在全國的前列。在新的歷史時期，我國經濟增長方式開始轉型，作為中國經濟最發達的蘇南地區，其發展的方向和模式發生了哪些變化？有何經驗和做法值得借鑒？為此，我們重點考察調研了無錫市錫山區錫北鎮寨門村晨東農莊和蘇州吳江市同里靜思園，并對其進行了深入研究。

從無錫蘇州經濟發達的現實出發，結合兩個個案所在鄉鎮非農產業高度集聚的特征，我們提出了后集聚時期生態農業與旅游發展模式這一重要觀點，以期對其他地區的發展能有所啟發。

1、兩個案例分析

1.1晨東農莊

晨東農莊位于無錫市錫山區錫北鎮寨門村，占地1000余畝，以園林、茶葉、花卉、苗木綜合開發利用為主題旅游論文，集園林觀賞、生態養殖、休閑觀光為一體的綠色產業園。農莊始建于2003年左右，目前累計投資1300余萬元。農莊建有茶園、孔雀養殖園、靈芝養殖園、魚塘、苗圃、飯店、靈芝研究基地等。目前農莊主要收入來源于茶葉銷售、飯店經營。去年農莊開始靈芝養殖和深加工，將成為農莊的主要特點和未來的主要收入來源，靈芝養殖剩余物（培養基）可以進行循環利用，處理污水廠污泥。農莊吸收勞動人50余人，另外需要一些季節工。

農莊所在錫北鎮，是以生產摩托車、電動車及其配件的產業集聚區而著名。農莊主人擁有一鄉鎮企業進行摩托車、電動車配件生產，農莊投資資金來源于該企業的盈利。

沿途每隔一段距離就能看見一個“生態農莊”、“綠色蔬果基地”、“農家樂”等等。可以看見當地推行的一村一園、一鄉一景初見成效。

1.2靜思園

靜思園位于蘇州吳江市同里鎮往西3公里處。1993年開始建園，歷十年始成，園中建筑沿襲蘇州古典園林文脈。奇石館陳列著大量靈璧石等奇石。園中建材多收集全國各地在建設、改造中拆除的古建筑材料等，進行異地恢復、保護論文格式。對中國古代造園藝術的傳承和古建筑保護有一定的意義，目前經濟、社會效益良好。園主人擁有鄉鎮企業，從事玻璃鋼生產。造園資金基本來自于該企業的盈利。

2、后集聚時期的農業發展

蘇錫常的經濟發展跟隨經濟體制改革而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改革前期集體經濟、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階段；90年代末集體經濟衰弱和外資經濟騰飛階段；以及2002年后民營經濟崛起階段。而目前形成民營、外資和國有三分天下的經濟格局，因為在全國具有獨樹性，而被專家廣泛稱為“新蘇南模式”（相對于以集體經濟為代表的蘇南模式）。

以晨東農莊和靜思園為代表，體現了蘇南在新的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一種新的發展模式，我們稱之為“后集聚式農業”——它是在工業產業集聚發展到盛期后，許多企業主曾經從事于農業，又開始產業轉移，一部分資金又轉回到農業，集群化工業反哺農業，促進農村、農業新發展。而蘇南后集聚式農業就是以生態農業與生態旅游相結合的現代農業。

無錫以晨東農莊為代表的鄉村休閑農業方興未艾，無錫目前上規模的正常經營的已經近百家，市政府更是借機提出一村一園的思路和戰略，雖然每個農莊、農場的特點不同、經營項目不同，發展的策略和思路以及收入來源也不盡相同，但投資者均是利用經營工業企業的盈利，投資于農村、農業，投資的農村、農業不再是簡單的種植業，一般是休閑農業、觀光農業，是更高層次的農業旅游論文，在農業中融入新的要素，體現了農業新的價值和收入來源。也改變了農村的面貌。休閑觀光農業的發展，不僅增加了休閑旅游景點，增加了農業經濟收入，改變了農村產業結構，也促進了農村勞動力轉移。生態旅游產品的開發是現代農業的一個亮點，也是蘇南后集聚式農業的特色，是順應時代和社會發展的產物。

但是，在新蘇南模式的發展中，我們要抓住后集聚農業的特征、深刻理解和充分地發展后集聚式農業，才能促進蘇南農業的可持續發展。所謂工業反哺農業，怎樣反哺？怎樣促進現代農業的發展？我們抓住當今蘇南農村的關鍵問題，從以下三個方面入手：

2．1反哺農業，發展現代農業。

后集聚式農業可以優化農村產業結構，轉變農業經濟增長方式，可以按照現代農業的要求，將現有農業資源進行整合、優化、拓展和提升，實行區域化布局、設施化種養、規模化經營、標準化生產、特色化動作、功能化配置、企業化管理、市場化營銷。既優化了農業資源要素，提高了農業土地集約利用水平，又拓展農業發展功能，提升了農業產業發展層次，增強市場競爭能力，推動現代農業的發展。發揮蘇南的地理氣候優勢，打造蘇南天然糧倉。

2．2發展生態農業產業

后集聚式農業可以促進農村勞動力向二三產業轉移。后集聚式農業縮小了城鄉差距，在經濟（產業）結構的地理布局上，形成了轄區、縣市、城鎮、鄉村多點網狀的產業集群。將蘇錫常在地域上連綿一片，市區趨于相連，與鄉村界限模糊，城鄉二元化經濟結構被打破，城鄉經濟差距不斷縮小，而蘇錫常早年的城鎮化趨勢已經向城市化邁進旅游論文，鄉鎮變城，大有燎原之勢。

發展生態農業產業，應以拓展農產品的加工鏈和新概念產品為導向，滿足市場需求和開發新需求，創造農業的高附加值。比如：生態米、茶油、有機蔬果、食用菌、原生態家禽、天然礦泉水等。把農產品開發和經營服務項目結合起來延長產業鏈。農民利用農村的生活資料、生產資料，開展餐飲、采摘、休閑、避暑等經營服務，以踏踏水車、打打糍把、推推石磨、去田野、山林轉轉、去景點名勝逛逛等原汁原味的農家生活、自然生態作為賣點提供旅游服務。

后集聚式農業是農民創業和吸納農村勞動力內部就業的良好載體，并可以帶動農產品生產加工，是創業富民、創新強農有效途徑。它除了直接促進農業產業發展外，還帶動農產品加工業、商貿流通業、交通運輸業、餐飲賓館服務業等相關產業的發展，成為農業經濟發展新的增長點。

2．3開發新的農業生態旅游項目

發展農業生態旅游一方面為城市居民提供走進農村、親近自然、體味田園之樂的機會，加深對農業、農村、農民的接觸，了解農藝知識，體現農家生活，享受田園風光；另一方面也給農村帶來人流、物流、資金流、信息流；再一方面大量城市居民前來觀光旅游，將先進理念、城市文明、市場意識、生活方式融入農村，促進農民思想觀念更新、生態意識、環保意識、市場意識增強，文明程度提高，縮小城鄉差距，形成城鄉互動發展的局面。

蘇南一帶地處中國經濟文化最發達的地區，能夠最早觸及最新市場。因此在旅游產品開發上不能老一套，而要引進新觀念、走在創新前沿。開發新產品，創造新需求。比如蘇錫常有發達的公路交通，高速公路兩旁有豐富的景觀，可以開發汽車宿營地滿足當今汽車時代的新需求。

3、問題和建議

通過實地調查，我們發現，有60%以上的企業主沒有真正了解生態農業和旅游意義。他們不是把環境、時間與經濟優化結合，不了解生態農業與旅游具有長效性，不是短平快項目，而是以辦中國農村企業的觀念，以效益最大化為宗旨。不免存在一定問題旅游論文，主要有：

（1）科學規劃重視不夠。在規劃中沒有或很少考慮以現代農業為主導的整體和結構的規劃，把主導農業、農業二、三產業的結構比例科學合理的設計論文格式。現在有像上世紀發展鄉鎮企業時的一哄而上發展農業生態旅游的趨勢，再次把大量的耕地變為其他用地。

（2）配套政策沒跟上。對如何保障主導農業、適度發展二、三產業的法律法規和規章制度不完整。目前休閑觀光農業的發展基本上以自行開發為主，缺少整體規劃和科學論證，隨意性較大，存在著一定的無序性和盲目性。有些人打著生態農業開發的旗號，享受著政府的優惠政策，高于50%的企業主，以買地囤地為目的，沒有真正的去搞生態農業，實際在生態農業投資的企業少于30%。

（3）管理亟需規范。在管理上要宏觀和微觀兩頭抓。市場行為、設施建筑、衛生安全、稅收上仍需進一步規范。管理要與國際接軌，遏制欺詐、不誠信等不良競爭行為。

（4）扶持力度不夠。體現在資金、輿論宣傳、政策等方面。

針對上述問題，筆者提出以下幾點發展建議：

（1）統一規劃、規范發展。確定新型農業的經營范圍和重點項目，編制新型農業的發展規劃，加快制訂并推廣相關標準，規范經營行為；加強整體規劃和論證，加強指導。

（2）創新農業旅游經營機制。積極引進戰略投資者，繼續鼓勵和引導工商資本投資農業旅游產業。

（3）加大對新型農業發展的扶持力度。依托政府、社會等各類有效平臺和資源，不斷為新型農業發展提供各種政策、資金以及各種服務支持。

（4）按照現代農業和休閑農業特性規范用地以及落實具體生態環境指標或規定。

參考文獻：

[1]唐為首，“蘇南模式”的演進及其對創新發展模式的啟示，《經濟叢刊》,2007年04期

[2]曹恒德，王勇等，蘇南地區農村居住發展及其模式探討，《規劃師》2007-2

[3]杜傳忠,鄭麗,任雪，我國農村工業化三種典型模式的分析與啟示，《德州學院報》，2009-2

[4]董正秀;周曉平，蘇南鄉村旅游開發模式研究及有效途徑，中國農學通報,2011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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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D922.6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2596（2016）10-0103-02

由于獨特自然條件和國家政策鼓勵的影響，海南農村經濟在海南經濟中占據了非常重要的位置。然而，在海南農村經濟發展的過程中，也出現了一系列的制約因素，這就導致了海南農村生態環境被嚴重破壞，對于海南農村的生態發展有著非常惡劣的影響。為了堅持海南農村可持續發展的道路，推動海南經濟的不斷發展，海南農村生態文明建設迫在眉睫。

一、海南農村生態文明建設存在的問題

海南農村生態文明建設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還是存在著較大的問題，比如農村經濟結構上的問題等，具體如下所述：

第一，自然資源過度開發，導致了能夠直接開采的資源正在急速減少，并且生態環境也在不斷的惡化。從地理條件和歷史條件上來說，海南處于“南荒地帶”，和大陸的長時間脫離，導致了其余大陸其他地區相比，生態環境系統更加的脆弱，經濟發展也長期處于發展不快的情況。而且由于海南地理位置特殊，導致其文化傳播和大陸其他省份有著較大的差距，導致了海南自然資源開發和利用方式不當，目前部分地區還存在著亂開亂采的現象，也就致使海南部分農村的自然資源損耗嚴重，生態環境惡化速度較快。

第二，由于海南農村經濟結構存在一定的問題，農村的基礎建設跟不上經濟建設的步伐，也就導致了農村經濟結構的轉型緩慢，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海南農村發展的腳步，同時也造成海南農村生態文明建設的發展緩慢。由于農村的基礎建設跟不上，所以道路、水利等設施都不達標，在臺風和暴雨天氣的侵襲之后，土路被沖毀，田地受到侵害。

第三，主人翁意識的缺失。在海南農村生態文明建設過程當中，海南農村群眾沒有認識到自己主人翁的角色。在我國，農村人口占著總人口約四分之三的比例，農村的群眾是否接受了良好的教育，直接的關系到了農村現代化建設的進程。對于海南來說，農村人口占到了總人口的一半以上，其素質水平直接的關系到了海南省生態文明建設、經濟發展的進程。由于海南的獨特地理環境，再加上城鄉之間的差距，海南人口的教育水平較為低下，生態環境保護意識較差，對于生態文明建設的相關知識的知曉率就更加低了。

二、當前海南農村環境保護的法治分析

（一）缺乏農村環境立法理念

當前，我國的環境立法還是以城市為主，也就是說環境立法首先應該將目光聚焦在工業污染的治理上，而后再去考慮農村生態環境保護的問題，所以城市和農村的立法存在著二元結構問題，因為存在著一些問題，所以導致環境立法在農村中比較缺失。由于我國政府在環境保護問題上，主要將目光集中在工業污染和城市污染方面，所以沒有體現城市和農村的平等重視，經常是在犧牲農村的生態環境基礎上來改善城市的環境問題，也導致了農村無法得到生態效益的有效補償，最終使得農村環境更加惡化。在生態環境的相關立法當中，缺乏了農村生態環境保護，不僅對我國的農村環境改善不利，而且也影響了我國新農村建設的步伐。

（二）農村生態環境保護法律不完善

雖然當前我國已經建立起了基于《環境保護法》的環境保護法律體系，但是對農村環境保護還缺乏相應的法律條令。在2007年我國出臺了《關于加強農村環境保護工作的意見》之前，我國沒有過任何關于農村環境保護的任何政策。在現行的農村環境保護相關法律規定當中，也有一些法律法規是缺乏原則和系統性的，也對農村的實踐情況有所脫離，導致了法律法規沒有可行性。例如在《環境保護法》的第三十三條中提到了保護農村環境，要推動農村環境的綜合治理；第五十五條當中雖然對各級政府安排資金對農村飲用水和污染防治等治理工作進行了規定，但是沒有出臺配套的規章制度進行相應規定；在《固體廢物污染防治法》第四十九條中，農村生活污染垃圾的防止具體方法有地方性法規進行規定，但是海南省還沒有出臺相應的地方法規。在農業法的第八章當中對農村環境保護僅僅做了原則性的規定，但是沒有進行具體的配套措施規定。可以說當前我國環境法大多都是針對城市制定的，缺乏專門針對農村的環保法律。

（三）農村環境執法存在一定的問題

當前海南省的農村環境問題嚴峻，究其原因主要有如下幾點：第一，海南省的環保部門設置存在一定的缺陷。當前海南的環保部門設置只達到了縣區級，而沒有覆蓋鄉鎮級，而縣區級的環保部門重點是城市環境問題和工業污染，農村環境問題變成了環保工作的盲區。第二，當前我國實行的環境管理體制是統一管理和分部門合作的方式，除了環保部門，水利、農業等部門掌握了農村環境的執法權，由于執法主體多，導致了權責不明，權利分散的問題，這樣就會使得環保法律的執行力度不夠；第三，地方政府環境責任缺失，當前政府為了經濟的發展，對一些環保評價不過關的項目進行批準，法律的執行不到位，尤其是一些環境污染嚴重、但是經濟效益高的企業，政府采取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的策略，這樣做的后果嚴重的損害了環境保護。

（四）環境保護的投入不足

2009年設立農村環保專項基金前，我國的環保投資幾乎只用于城市環境和工業污染的治理過程，而且一般只作為環保專項資金的排污費。由于相關法律法規的不完善，導致了在環境污染治理的過程當中，忽視了農村的治理，治理城市的過程是以犧牲農村為代價的。由于農村環保投入嚴重不足，導致了農村環保設施落后，在海南，很多農村沒有建立起排污系統，產生的污水何垃圾等沒有經過處理就被排放到了環境中，嚴重的破壞了農村環境。

另外，由于農村的檢測站設備落后，設施不完善，導致了農村環境的情況無法被真實的反應，正是這些問題，導致了我國農村環境治理十分困難。

（五）農村群眾的環保法律意識比較薄弱

由于當前收到了經濟和生活習慣的限制，海南的農村群眾環保意識比較薄弱。當前海南的農業技術并不發達，為了經濟的快速發展，無論是政府還是群眾都只注重眼前的利益而忽視了落后生產行為會產生的嚴重環境污染。此外，由于農村的法律教育比較落后，導致了農民的法律觀念不強，維權意識也比較差，在環境污染行為的面前，鮮少有人會進行法律維權。在環保的過程當中，必須要認識到，農民才是環境保護的主人翁。對于農村環境的影響是不容忽視的，所以必須要提升農民的環保法律意識。

三、生態文明建設下海南農村環境保護法律制度的完善

（一）樹立起生態文明建設的理念，推動相關立法

要意識到生態文明建設需要法律的支持，完善立法是建設生態文明新農村的必要條件。但是當前的實際情況往往是只重視城市環境的保護，忽視了農村。就我國目前農村環境十分惡劣的現狀，必須要加強農村環保立法，改變立法過程當中邊緣化農村立法的現狀。以《立法法》為基礎，《環境保護法》應當是當前農村環境保護法律立法的基礎。《環境法》提出了以環境保護優先的原則，和“推進生態文明建設，促進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理念，因此在農村環保立法的過程當匯總，要以環境法確立的原則和理念為基礎，摒棄立法服務于經濟發展的老舊觀念，將農村環境保護立法提升到城市環保立法的同等地位，推動城鄉一體化的發展。

（二）完善農村環境保護法律體系

當前我國的環境保護法律中的很多條款和制度都是基于城市、工業環保的要求的，并不能夠適用于農村環境保護的實踐當中。由于農村的環境保護油這獨特的生活背景，因此，應當從立法的層面上給予農村特別的關注。立法機關應當加強農村環保立法的建設，完善法律體系。盡快制定農村保護的相關法律條例，吧農業污染、畜禽養殖污染、農村居民的生活污染等問題作為重點的防范對象。并且將《農村環境保護法》提上日程，將其作為農村環境保護的基本法。可以說，土地是農民的生活基礎，當前我國農村的土壤污染十分嚴重，但是當前海南對于土壤污染的相關防治條例卻稀缺。當前應當轉進對土壤和畜禽養殖污染進行保護立法，才能夠彌補空白。

（三）加強執法力度

加強農村環保執法，首先要建立起農村環保執法的機構。根據當前海南盛環境行政管理部門的設置，筆者認為應當在鄉鎮設置環保局的派出機構，派遣專門的環保人員，依法對農村的環保行為進行管理。此外，在農村，居民的自治組織在日常食物的管理上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可以考慮給予這些組織一定的管理權限，協同管理。其次，要明確環保部門的職責，明確在工作過程當中的分工。在環保的過程當匯總，應當以環保部門為主，其他部門協同管理的方式。同時，也要明確環保法執法的程序和責任，加大執法的力度。最后，要完善政府在環保過程當中的責任。由于環保法當中對于地方政府的責任規定的十分籠統，沒有具體的規定鄉鎮政府的環保職責。現階段，海南的農村環保工作一定程度上，仍然以來政府的行政力量，因此，要對環保考核體系加以重視，早日建立起完善的環保考核體系，明確管理職責，引導全體農民對于環保的重視。對于由于政府不作為導致的環保問題，應當依法追究責任。

四、總結

海南是我國的“四季生態花園島”，并且可以向世界亮出中國的生態名片。海南具有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賦予了海南十分重要的使命。所以當前海南農村環保建設迫在眉睫，我們要不斷的進行海南農村環境保護法律建設，推動海南新農村的建設，走可持續發展的道路，不斷的改善海南的生態環境，推動海南經濟持續的增長。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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