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藥生物論文匯總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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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醫藥行業是永續增長的朝陽行業，年復合增長率達到15%以上，遠超全球GDP增長水平。上海的生物醫藥產業在國內處于領先位置，以張江高科園區為核心的基地形成了產業群體、研究開發、孵化創新、教育培訓、專業服務、風險投資為模塊的良好創新創業氛圍，以及人才培養—科學研究—技術開發—中試孵化—規模生產—營銷物流的現代生物醫藥創新體系。但與國外先進國家相比在產業規模、科研水平和企業實力方面處于劣勢地位。要推進上海生物醫藥走上創新之路，可以從以下四個方面進行探索。

一、選擇適合的創新突破口

生物制藥業面臨的一個核心挑戰是新思想極少。實際上，在中國生物醫藥行業中，真正得到國際學術界承認的創新產品屈指可數。因此生物醫藥產業要加速健康發展必須尋找適合的創新突破口。上海生物醫藥產業上游科研水平處于國內領先水平，在中藥合成、基因工程技術領域積累了一定的優勢，但其整體產業規模和產業化水平較低。在選擇創新突破口上，可以考慮優先發展具有自主知識產權和廣闊市場前景的生物藥物，力爭在基因工程、抗體藥物等方面形成新突破；積極推進小分子藥物、新型藥物制劑及給藥系統和藥物生產新工藝；大力發展新型預防性疫苗、治療性疫苗和新型病原體診斷試劑；力爭在惡性腫瘤、心腦血管疾病等重大疾病的治療方面取得重大進展，提高重大傳染病預防能力，有效控制艾滋病、病毒性肝炎等重大傳染病流行，大幅度提高我國生物醫藥的國際競爭力。

二、拓寬中小企業的融資渠道

生物制藥企業是一個無論是在創業初期還是維持其成長的階段都需要大量資本支持的產業，對資本的大量需求決定了生物制藥企業在不同的發展階段需要有不同形式的融資手段來滿足其資金需求。雖然我國生物醫藥產業的產值迅速增長，但生物醫藥產業并未吸收到足夠的發展資金。由于資金投入的嚴重不足，我國生物醫藥企業一般規模都比較小、利潤低、產品競爭力差。特別是在研發方面的情況不盡如人意，總體新藥研發水平不高。

目前，上海生物醫藥產業創新資金渠道相對單一，以企業自籌和國家項目基金支持為主，缺少風險投資基金和證券金融市場的支持，因此，要建立生物醫藥項目的技術評估平臺，為風險資本進入、退出創造條件，鼓勵民營資本、風險投資基金介入生物醫藥產業；采取優惠政策，完善鼓勵技術創新信貸政策，促進有實力的生物醫藥企業上市融資。同時，將科技資源分配到上海生物醫藥產業的薄弱環節和重點技術領域，加大開發研究、產品生產的投資，加快生物醫藥技術的產業化。此外通過間接的產業優惠政策鼓勵中小企業與外資、本土研究機構進行橫向研發合作，強化中小研發企業集成創新的能力，使各種相關技術有機融合，形成有市場競爭力的產品；政府可以通過增加科技活動的研發投入，增加創新基金的啟動資金規模、為中小企業信用擔保、加強稅收優惠等方面，加大對中小型研發企業技術創新的支持，努力培育本土的大中型企業。

三、加強產學研聯盟建設

生物醫藥業技術產業化過程包括：研發、中試、生產和市場四個階段。最終實現科技成果的轉化是生物制藥產業鏈的最后一個環節也是最重要的一個環節。目前在美國有兩種模式實現成果轉化：一種是通過專業力量幫企業申請專利，做知識產權的管理，或者是幫助企業做市場推廣；另一種方法則是將科研成果轉移到發展中國家，把試驗費用和時間轉嫁出去，出口無形產品，把中間環節外包出去。但這兩種模式做得都不徹底。通過對上海生物醫藥企業的調研發現，應當通過建立一批以企業為主體的產學研聯盟，來加快實現產業化。要實現企業成為科研、開發和引進技術的主體，企業應努力培育自主科技開發力量，在各級政府的幫助和扶持下，打破條塊和體制上的界限，實現產學研協作、聯合。充分發揮企業技術開發中心、行業技術開發基地和技術轉移中心的作用，以企業開發中心為主體，組織產學研緊密圍繞生物醫藥產業關鍵技術領域，集中進行技術開發，力爭實現產業某些技術的跨越式發展。同時鼓勵以重大項目為紐帶，建立多種形式的產學研聯盟。事實上，現在要完成成果轉化已不只需打通產、學、研三個環節，還應包括政府、融資以及相關服務。要做好這個多要素的聯盟，就需要搭建技術服務平臺和投資孵化基地。

四、建立新型研發服務平臺

由于生物醫藥產業化所需的巨額資金和現有企業一體化程度低，生物醫藥企業尤其需要技術、信息交流平臺，實現資源共享，降低企業自主創新成本。這個共享的平臺應該主要包括技術、市場信息交流的平臺和產品技術評估。調研中發現目前上海生物醫藥產業建立的一種能為科學家、企業、資本服務的研發服務平臺正在受到矚目。這個平臺把新藥研發的流程拆分以后標準化，在新藥研發首端（科研）到尾端（銷售）環節都形成了利益共享、風險共擔的機制，并且這個平臺能夠反復使用，因而能夠降低研發企業的風險和成本，更重要的是其能充分利用中國高校和研究所的力量，效率很高。

參考文獻:

[1]張江:高科技產業園區發展報告課題組.張江高科技園區產業研究報告,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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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系統生物學對于中醫學發展的啟示

中國傳統醫藥屬于復合系統，其治療機理、目標關聯著多個細胞與基因，調節平衡人體，促進體內整體環境的穩定。中醫藥的材料及其有效的化學成分是相同的，不同類或者組件的化學成分交互作用。傳統的中國醫藥配方，重新組合具有活性成分的單一藥物，或者生成有效物質，或者聯合治療，使得治療效果得以增強，但是也可能增強或降低療效與毒性，也可能使副作用減少或增加，構成新的層次更高的系統，并在人體內發揮系統強大的功能，以及系統內的活性成分與目標系統之間相互的作用。傳統中國醫學的系統決定著通過支隊提取有效成分的方法，通過治療的單一效果，對傳統中藥或者復方研究療效進行評估，無法得到其本身所具有的本質屬性。因此，傳統中國醫學的物理化學性質和生物活性，不單純需要單一的藥物與化合物，還需要進一步研究目標系統的反應規律之間的化學成分，以及人類的相關影響和協同的方法。在西方，研究中藥的方法常常是拆遷測試，即通過解剖麻雀來發現活性成分的明顯作用，但是卻無法反映中藥方劑在配伍方面的規則。因此，中國傳統醫學要想得到持續發展，不能僅僅局限在“全面”上，也不能單純停留在提取活性成分的水平、純化分離等層面，而是應該立足于中醫理論，與研究現代生物醫學的方法相結合，對于中國醫藥進行系統研究，以期建立起現代中醫學理論體系。傳統中藥復方充分體現了中醫特有的整體觀念和辨證治療的整體理論，以君臣配伍理論為基礎，通過藥物的精選，全面調節平衡身體機能，發揮祛邪、標本兼治的功效。中國醫藥復方是傳統中國醫學的精華，傳統中藥的復合成分同人體之間呈現出復雜的非線性函數關系。中藥復方的作用機理和整體評估兼容性的特性，必須要全面準確把握復合效應的整體性，傳統中國醫學與人體這兩個復雜系統的相互作用，促成了一個更為先進系統的形成。傳統中國醫學理論只有在這一理念的指導下，與現代科學技術相結合，并發揮二者的相互作用，才能全面闡述中醫的理論、作用機理以及治療的物質基礎。傳統中藥復方具有對于各種有效成分進行協調的作用，針對器官、治療目標、機體的生理和病理的不同，進行綜合調控，發揮中藥復方的綜合作用。因此，研究傳統中藥復方應該從整體上進行，從而構建中國復合藥品質量評價體系，這是很有必要的。因此，筆者基于化學基團理論，闡述復方中藥的物質基礎和分子作用機制，因為這樣能夠闡明兼容性的規則，有利于相應的中醫辨證研究的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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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意識的培養在教學中的重要性歷來都是一個重要課題，但在我國各層級教學實踐中取得的實際進展與效果卻始終不那么令人滿意。一方面，社會的急功近利往往誘導學生更關注教育的功利目的性，對科學問題的真正興趣愛好卻被擱置一旁；另一方面，在我國龐大的教師隊伍中，教師隊伍的整體能力令人擔憂，且水平層次不齊，教學資源的區域性不均明顯。這無疑在客觀意義上給學術問題意識的培養帶來了不均和困難。在教師自己都形成和具備問題意識的時候，我們何能奢望他（她）們來塑造和培養學生的問題意識呢。基于此，本文以中學物理教學實踐為個案，力圖分析解釋問題意識的培養在教學實踐中的重要性。

一、關于問題意識

關于什么是意識問題，目前尚未達成共識。當總括各界觀點，大致有如下兩種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問題意識指的是學生的一種形態，一種在學習過程中面對難以解決、疑慮的理論問題和現實問題時所持有的一種懷疑、困惑、焦略，進而想辦法去解決的思維狀態，是學生主體對客體問題的積極感知。第二種觀點注重問題意識的哲學向度，認為問題意識其實就是一種尋根究底的追問和批判的精神，是學生面對實際問題時的那種自由探討、積極思考、敢于提出問題、認識問題的自覺的心理活動。問題意識是對事物好奇、敏感的態度及發現問題、提出問題、解決問題的思維習慣和能力。總結各種觀點，問題意識應包括如主體因素、課題因素、需要因素和動機因素四分方面。主體因素指的是問題意識的持有者，問題意識本身指的就是人的問題意識；客體因素則指的是可能帶來問題的課題世界；需要因素指的是從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中人的認知需求；動機因素指的是主體面對課題世界是所持有的某種心理動機、興趣、愛好等。

二、培養中學生問題意識的重要性

懷特海認為興趣是專注和領悟的先決條件。不論你以什么方式來激發學生的興趣都可以，但可以確定的是如果沒有興趣學習就不會真正進步。興趣是刺激學習和成長的必備方式。誠然，興趣不能違背學生身心發展的基本規律，培養學生學習興趣的關鍵和根本在于培養學生的問題意識。問題意識就是在發現問題、認識問題、解決問題的過程中所積累起來的提出問題、解決問題的一種思維習慣，是在教與學的過程中的一種對興趣、快樂和自由的體驗。在《全日制義務教育物理課程標準》中要求使學生具有創新意識，要求學生能獨立思考，要求學生敢于大膽想象，并規定了“知識與技能”、“過程與方法”、“情感態度與價值觀”三位目標。其中，“過程與方法”側重培養學生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和步驟，強調學生科學探究能力的提高。

問題是開啟科學之門的鑰匙，也是學科思維的起點。在新課程理念下，中學物理教學的目的除了要教給學生基本物理概念、規律及解題方法外，還要注重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發現問題，認識物理世界的思維習慣和方法。在中學物理教學中，培養學生的問題意識既能讓學生在學習過程中體驗物理探究的樂趣，提高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又能提高學生的物理思維能力，這對于培養學生的探索精神、創新意識很重要。但在我國傳統觀念下的教學中，學生問題意識的培養始終沒有能夠得到重視，導致學生的問題意識薄弱，學生的參與積極性較低，學習主動性較差，導致學生的思維得不到鍛煉，質疑能力、獨立思考能力得不到提高的結果。因此，在中學物理教學過程中，培養學生的物理問題意識對教學實踐有重要意義。中學學生學習物理課程應該從對復雜多變的物理世界提出問題開始，可以說沒有問題，就不可能激發學生物理學習、思考到的興趣。綜上，中學物理教學應該是問題意識導向型的教學，照本宣科什么時候也不可能成為好的教學模式。

學生問題意識的形成和培養有助于提高中學生物理思維的能力。思維作為一種高級的認識活動是在對現實世界有感性認識基礎上主動思考的結果，是對現實物理世界深入全面認識的必有之路。換句話說，物理世界的認識、物理問題節有效解決都必須通過人的思維活動來實現，這就是培養中學生問題意識的關鍵所在。研究表明，在人的內部條件中“問題情境”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思維總是在一定的問題情境中產生的，思維過程就是不斷發現問題和解決問題的過程。發現問題既是思維的起點，又是思維的動力。在物理教學中培養學生的問題意識，通過情境引發問題，明確思維的方向，不但能誘發學生的學習熱情使其產生強烈的探究欲望，更有利于啟發學生積極的思維活動，培養和提高學生的物理思維能力。

三、中學物理教學中問題意識的培養

我國傳統的教學過分強調接受和掌握，忽視發現和探究的興趣，從而在實踐中導致了對學生認識過程的極端處理，使學生學習書本知識變成了純粹的被動接受、記憶背誦的過程。創造意識是一種重創造的思維習慣，是創造活動的起點和前提。創造意識是創造活動的起點和前提。離開了創造意識，一切創造活動都將無從談起，而創造意識實質上是一種問題意識，一種發現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思維習慣，是對問題的一種敏感態度。誠然，問題意識不可能脫離現實世界，問題意識應該是基于我們生活在其中的現實世界，任何脫離現實世界和問題的問題意識都是空想。顯然，在物理教學中，及時把握時機創設問題情境，誘發學生對已有知識的不滿和懷疑，把學生引入“憤”和“悱”的境界，引起他們探索和研究的好奇心，培養發現問題和解決問題的意識和能力是培養學生創新意識和提高創造能力的關鍵。

問題意識強調學社自主學習的重要性。自主學習是基于問題意識的學生自主進行學習的過程，是體悟學科知識與教學方法的一種學習方法。該方法以學生自學為主，教師指導為輔。學生學習的自主性主要體現在學生自覺的確定學習目標，自主選擇學習內容，自我調控學習進程，自主評價學習結果等方面。學生在自主學習的過程中需要處理所遇到的各種各樣的問題，學生是否能提出有水平、意義的問題，以及學生分析問題、解決問題能力的高低都會對學生自主學習的質量和自主學習的積極性有直接影響。教師應該引導學生善于發現問題，培養其分析、解決問題的能力和習慣，這對提高學生的自這種學習方式不僅不能促進學生的發展，反而成為妨礙學生發展的阻力，不利于學生終身學習習慣的養成。

在中學物理教學中可將學生問題意識的行為歸納為：興趣強烈，樂于動手動腦；大膽質疑，勤學好問；打破思維定勢，樂于探究新問題，有創新精神。物理科學的學科特點決定了在物理知識的產生和形成，教與學的過程中，始終貫穿著實驗探究的思維習慣和周密的理性思考能力，體現著物理學家嚴謹求實、不懈探索、勇于懷疑、和大膽創新的科學態度和科學精神。因此，培養學生的物理問題意識，就是培養學生重視過程和方法意識，培養他們勇于探索、不懈努力、大膽懷疑，具有發散思維、創新精神的科學態度和能力，同時，培養學生的物理問題意識，也能使學生充分體驗主動獲取物理知識的過程和樂趣，例如觀察、實驗、信息采集、提出問題、解決問題、科學方法的靈活運用、評價及交流等。通過對物理概念和原理形成過程的體驗，進一步提高學生對科學探究活動的參與意識及運用科學方法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自覺性和能力。同時，還可以給學生提供一個更為廣闊的思維空間和創新空間，提高多方面能力，使其逐步具有科學態度和科學精神。

學生是學習的主體，也是學習的內在因素。在物理學習中，學生要想具有較強的問題意識，需要有積極的學習態度，而積極的學習態度主要產生于對學習的需要和動機。在物理學習中應該為學生設立明確、適當的學習目標。明確且適當的學習目標，能夠激勵學生的學習動機，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學生在積極主動的學習過程中必然會提高發現問題的機率，也必然帶動學生積極思考達到解決問題的目的。

獎勵與懲罰是教師常用的強化方式。在獎勵時，由于學生既有各種精神需要，是精神的人，同時也具有各種物質和活動的需要，是物質和活動的人。所以，教師應結合學生的具體情況，機智地考慮多種強化方法，如：口頭表揚、物質獎勵、允許學生參加喜歡的活動、以賞代罰矯正學生的不良行為等，才能更好地激發學生的學習動機。此外，在現實生活中，人的思維總是在一個假定的正確體系下進行的，這個體系就是人們已經掌握的知識、技能和經驗，以及在學習知識、掌握技能并把其轉化為能力的過程中形成的思維方式。再者，反思是學生以自己的學習活動為思考對象，來對自己所作出的行為、決策以及由此產生的結果進行審視和分析的過程，是一種通過提高學生自我覺察水平來促進能力發展的手段。數學家弗賴登塔爾指出：“反思是重要的思維活動，它是思維活動的核心和動力”。

四、結論

在有限的學校教學中，學生不可能學會和掌握所有的知識，教師也不應該報這樣的心態區教學，且書本知識始終跟不上這個世界的變化。因此，通過有限的教學活動，培養學生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無限興趣是中學物理教學中培養問題意識的初衷。以便當學生深處陌生世界時不至于束手無策。中學物理教學實踐表明，在物理教學中培養學生的問題意識會激發學生強烈的學習愿望，能積極主動地投入學習；問題意識還可以激發學生勇于探索創造和追求真理的科學精神那么，如何在物理教學中培養學生的問題意識呢？本文結合自己的教學實踐，淺談物理教學中培養學生問題意識的幾點認識。論文認為，問題意識的培養是中學生物理教學中的重點之重點，而興趣愛好的培養，亦即興趣愛好導向型是培養問題意識的關鍵。

參考文獻：

[1] 陳衛.芻議中學物理教學中學生問題意識的培養[J].中學教學參考，2009（3）.

[2]楊健.關于初中生物理問題意識的培養策略研究[D].河北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0（9）.

[3] 王俊超.淺談物理教學中學生問題意識的培養[J].教育戰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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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植物內生微生物研究的基本特點

首先應該指出，國際國內植物內生微生物研究最大的特點是其范圍之大、涉及微生物的種類之多樣、功能之繁雜、潛力之廣闊。據現行學術界通用的概念和范疇，只要是有機會在植物體內出現的微生物，幾乎無所不包含在植物內生微生物的范疇之內[13-15]。這個特征決定了植物內生微生物的研究領域是廣闊的，所涉及的學科除生物科學類各基礎學科外，還有農學和林學類各基礎學科、藥物化學、醫學、生物工程、食品保藏與加工等多方面的學科。因此，植物內生微生物的研究適合多領域共同協作，在視角和概念運用等方面出現多元化也是很自然的。第二，植物內生微生物基本功能是多層次的。最基本的層次是微生物本身的顯。這種功能以微生物的分離物為基礎、在人工培養時即得以表達，可通過人工培養以及人工發酵進行研究、挖掘和改良，我國這方面的研究報告最多[16-18]。第二層次是微生物和宿主植物形成共生體(Symbiota)所表現出來的功能。就像絕大多數產毒素的冷季型禾本科植物與其Epichloae類內生真菌的共生體那樣，這種毒素的生產和積累的功能不是植物或微生物單獨所具有的，或者單獨能達到的強度和高度，只有通過宿主植物和內生微生物形成共生體后才體現出來[19-21]。第三層次是內生微生物/宿主植物共生體在不同環境中所表達出來的不同功能或不同程度。上述產毒Epichloae類內生真菌和其宿主植物的共生體也不是在任何時候、任何環境中都能生產和積累毒素，在某種特定的環境條件下生產毒素(多)，在另外的條件下則少生產或根本不生產毒素[19,22]。植物生長環境直接介入微生物和宿主植物共生體的生物學特性的表達。這一現象十分符合植物和微生物相互作用的基本規律，可能對利用植物內生微生物的生理活性物質進行生物制藥研究和開發的科研人員也會有積極的啟發。第三，植物內生微生物給人類帶來的影響不全是有益的，有時也會出現有害的一面。從文獻的描述來看，這一點在我國目前僅在少數研究中引起了注意。黑麥草內生真菌、葦狀羊茅內生真菌、瘋草內生真菌等該宿主植物帶來的毒素生產和積累則是最突出的例子。無論是產毒的禾本科植物內生真菌還是瘋草內生真菌，已經被人們發現的這些有害事例已經給社會造成了巨大的損失[19,23]。另外，雖然沒有出現鵝觀草致毒的報道，但從其中的內生真菌中也檢測到了一些毒素生產基因(王志偉等，未發表)。因此，我們有必要對植物內生微生物給人類帶來有害影響也給以足夠的關注。同樣，我們固然可以期望植物內生微生物給宿主植物帶來或加強抗菌作用(Antagonism)、化感作用(Allelopathy)等抑制其它生物生長和發育的功能，在植物抗病、抑制雜草等方面起到一定的正面作用。但另一方面，這些作用是否會導致區域內生物多樣性的降低[24-25]，產生新的生態問題？這些都需要今后去認真評價。第四，植物內生微生物的功能一部分可通過生物學/生物化學的特征表現出來，另有一部分功能必須通過生態學的方法才能加以研究和利用。新西蘭在飛機場及其周邊大規模種植產毒素Epichloae類內生真菌和其宿主植物共生體，以此驅避在機場聚集的鳥類(JohnCuradus，私人通信)。這是通過生態學的方法對植物內生微生物的功能加以利用的一個代表性事例。在我國，利用植物內生微生物進行植物病蟲害的生物防治也是這類事例中的典型[25-27]。在這些情況下，內生微生物和其宿主植物的共生體特征的穩定表達就十分重要。一般來說，植物內生微生物作為藥用微生物利用時，微生物本身相對重要一些，而作為農用資源或環境修復手段加以利用時，共生體的特征則往往更加重要。

3我植物內生微生物研究的發展和特點

進入21世紀，特別是近10年來，我國植物內生微生物的研究發展迅猛。據最保守統計，在我國發行雜志上由我國科研人員發表的植物內生微生物的論文(篇名中含有“內生菌”、“內生細菌”或“內生真菌”字樣的論文)在2008年以后每年都超過200篇，2013年論文總數已逼近300(圖1)。考慮篇名中沒有體現出來的論文以及在國外發表的論文，我國科研人員近年來發表的植物內生微生物研究的論文大約每年可達400篇以上。研究領域也全面開花，基本形成了4大板塊、24個分支的局面(表1)。至此，我國已形成了一支隊伍龐大、成果豐碩的科研力量，在國際植物內生微生物研究中占有十分顯要的地位。從整體趨勢來看，我國植物內生微生物研究的特點可概括為“四多四少”。資源探索多、分離培養多、活性檢測和生物功能研究多，基礎性前期工作多；方法研究少、涉及林木少、與宿主的關聯少、實際應用少。特別是以藥物開發為目的的資源探索性研究報告最多，以抗菌、抗腫瘤等指標為主的藥物開發指向的論文大量出現，形成了我國植物內生微生物研究中最耀眼的亮點[17,28-29]。植物內生微生物研究以生理活性檢測以及活性物質探索為主要范式(Paradigm)之一，思路清晰易懂、方法簡單、實施容易，是研究生訓練的好材料。關注我國植物內生微生物論文數量的上升時機，也不難發現其上升趨勢和研究生畢業數量的上升基本同步(圖1)。從論文數量整體來看，從20世紀末開始我國科研人員在本國的科學雜志上(中國學術期刊網絡出版總庫收錄部分，1979-2013年)，植物內生微生物的研究有了飛速的發展。在21世紀的第一個10年中，我國關于植物內生微生物研究的突飛猛進，論文數量從2000年的14篇增加到2010年的257篇，翻了18.4倍(圖1)；研究對象也從Frankia等非共生固氮根瘤菌為主、加上幾個關于紅豆杉內的紫杉醇生產菌以及冷季型禾本科植物中的麥角菌類真菌等零星報道，發展到包括草本、木本、單子葉、雙子葉以及蕨類等數十科近百屬植物中的微生物；研究方向也增加到包括醫藥、農業、環境、食品等多個領域(表1)。最近幾年來，植物內生微生物相關的論文數量繼續增加、研究范圍繼續擴大，形成了我國微生物學研究中發展最快、研究人員增長和人才積累最快、研究范圍擴大最快的領域。在這個領域中，顯示各種生理活性、具有潛在的藥物開發價值的植物內生真菌以及它們所生產的生理活性物質不斷出現，具有抗病蟲害活性的內生微生物菌株也大量積累，新的微生物物種被相繼提出，并不斷開發出重金屬抗性增強、難降解化合物的分解等新的應用功能。同時，通過參與植物內生微生物研究而得到基本科學訓練的年輕學者也大量進入社會，我國植物內生微生物的研究蘊含著巨大的發展潛力。但是，我國植物微生物研究發展不平衡。在我國的期刊上發表的研究報告主要集中在醫藥方向和農業方向，尤其是以生物醫藥開發為目標的藥用植物內生微生物的論文數量尤為突出[17,28-29]。而在大尺度生態學中十分重要的天然林木以及草原野草中的內生微生物則報道相對較少[12,30-33]。在研究程度上也存在著“初步研究多、深入追究少”的特點。在生物活性和活性物質研究方面，分離和初步鑒定多、周密的分類鑒定少，活性菌株的初級篩選多、達到或接近可應用水平的篩選少，活性檢測和物質初步提純多、化合物純化與鑒定少，發展到后期應用的事例則寥寥無幾，有關生理活性物質生產的基因及其調控的研究則更少[17,29]。在生態學研究方面，也存在微生物的群落結構、生態分布、生活史研究、培養條件的優化等都比較少的傾向[33-36]。此外，微生物的分離技術、培養技術、微生物的消除技術、接種技術等開發還相對薄弱。考慮這些內生微生物的農業應用，能將植物內生微生物進行工具化的上述操作技術也有待于今后進一步開發。因此，我國的植物內生微生物研究的質量進一步提高、應用面繼續擴大、實用性大幅度增加的空間依然很大。

4我植物內生微生物研究的成

4.1醫藥指向的研究

1993年，Strobel等發表了關于紅豆杉內生真菌合成紫杉醇這一發現，在國際上形成了藥用植物內生微生物開發的范式。受此范式影響，我國醫藥指向的植物內生微生物研究以藥用植物為材料居多，尤以紅豆杉類植物、紅樹類植物、鬼臼類植物、石斛等蘭科植物以及銀杏等植物較為常見。紅豆杉屬(Taxus)植物主要有短葉紅豆杉(Taxusbrevifolia)、紅豆杉(T.wallachiana)、南方紅豆杉(T.chinensisvar.mairei)、云南紅豆杉(T.yunnanensis)、東北紅豆杉(T.suspidata)等，我國微生物學工作者從中分離得到了紫杉霉屬(Taxomyces)、鐮孢霉屬(Fusarium)、鏈格孢屬(Alternaria)、擬盤多毛孢屬(Pestalotiopsis)、曲霉屬(Aspergillus)等植物內生真菌和內生細菌。從這些微生物中又分別檢測到了抗腫瘤、抗氧化、抗動物病原物、抗病原媒介物、抑制特定酶活性等生物活性，分離到了生物堿類、苯丙素、萜類、醌類、脂類、酮類、酚類、有機酸類、甾體類等活性化合物及其衍生物，其中關于紫杉醇生產的研究報告最多[17,28-29,37-38]。常用的紅樹類植物主要包括生長在包括港澳地區在內的華南沿海的紅海欖(Rhizophorastylosa)、秋茄(Kandeliacandel)、木欖(Bruguieragymnorrhiza)、桐花樹(Aegicerascorniculatum)、白骨壤(Auicenniamarina)、海漆(Excoecariaagallocha)等。我國微生物學工作者從中分離得到了鏈格孢屬(Alternaria)、曲霉屬(Aspergillus)、芽枝霉屬(Cladosporium)、鐮孢霉屬(Fusarium)、擬青霉屬(Paecelomyces)、擬盤多毛孢屬(Pestalotiopsis)、青霉(Penicillium)、莖點霉(Phoma)、葉點霉(Phyllosticta)、木霉(Trichoderma)、芽孢桿菌屬(Bacillus)等植物內生真菌和內生細菌[39-41]。從這些微生物中又分別檢測到了抗菌、抗腫瘤、抗氧化等活性，分離到了肽類、多糖類、尿囊素、異香豆素等活性化合物[37,40-42]。小柴科的桃兒七(Sinopodophyllumhexandrum)、八角蓮(Dysasmaversipellis)、南方山荷葉(Diphylleiasinensia)等鬼臼類(Podophylloideae)植物內生微生物中有些菌株能合成具有抗腫瘤活性的鬼臼毒素(Podophyllotoxin)；銀杏(Ginkgobiloba)的內生微生物中有些具有明顯的抗氧化作用；夾竹桃科的長春花(Catharanthusroseus)的內生微生物中，鐮孢霉屬(Fusarium)真菌等有些能合成具有明顯的抗癌作用的長春新堿(Vincristine)；天麻(Gastrodiaelata)、石斛類植物(Dendrobiumspp.)等蘭科(Orchidaceae)植物中的密環菌屬(Armillaria)、角擔菌屬(Ceratobasidium)、皮傘菌屬(Marasmius)、鐮孢霉屬(Fusarium)、絲核菌屬(Rhizoctonia)等內生真菌也生產多種生理活性物質，獲得了高度的關注[17,29,37]。關于藥用植物的內生微生物及其藥物指向的生理活性物質的研究在我國如火如荼，從各個角度總結出來的綜述也層出不窮[9,37,43-44]，在此不一一贅述。但是王劍文，譚仁祥等提出的利用內生菌寡糖誘導黃花蒿(Artemisiaannua)發根(Hairyroot)合成青蒿素(Artemisinin)的研究提示了植物內生微生物利用的一個新方向[45]，提示了植物內生微生物的作用并非一定要以微生物為主的思路，喚起我們對內生菌和宿主兩者的相互作用的關注，值得借鑒。

篇（5）

上海光源是我國設計建造的第一臺第三代同步輻射裝置，其性能位居國際前列，也是我國迄今建成并運行的規模最大和用戶最多的大科學裝置與多學科研究平臺。它坐落在浦東新區張江高科技園區，猶如巨大的“超級X光機”，為科學家們照亮“看不見”的微觀世界。

走進上海光源內部，映入眼簾的是一個碩大的圓形裝置，裝置外側分布著一個個用戶實驗站。上海光源的核心裝備儲存環是一臺環形加速器，能量為3.5GeV的電子束以接近光的速度在其周長為432米的真空管道中飛行，電子束在彎轉磁鐵和特殊插入件磁鐵中拐彎或扭擺運動并放射出高強度電磁波。這些電磁波被“條分縷析”成從紅外到硬X射線等不同波長的、高品質的同步輻射光，并高效地傳送到實驗站的樣品上。這些光可以看得到細胞的結構、生物大分子的結構、材料的空間結構及電子結構與磁結構等等。它的亮度是常規X光機的上百億倍，可使人們能夠在原子和分子尺度上細致觀察物質的微觀世界。

作為國家大科學平臺，上海光源在科學界和工業界有著廣泛的應用價值，可用于生命科學等多學科的前沿基礎研究，以及微電子、醫藥、石等高技術的開發研究。

開放共享，聚焦國家科學目標

篇（6）

近500年來，西醫藥學隨著化學、光電工業、生物學、計算機和相關學科技術的進步，而迅速發展。16世紀開始從人體解剖學進入器官病理探究，17世紀從發現血液循環進入全身生理學探究，18世紀開始實驗探究，19世紀開始細胞學、微生物學、遺傳學探究，20世紀開始基因、分子醫藥學的探究。西醫藥學建立了流行病學、免疫學、基因圖譜和基因工程、研制磺胺類、抗生素類、阿斯匹林等化學分子藥物和疫苗、旦白質、DNA、單克隆抗體等生物技術藥物，首先為人類消滅和預防烈性傳染病作出革命性貢獻，并建立了基因—分子醫藥學的先進理論。西醫學不僅深入探究生命物質的微觀世界，而且也廣泛探究產生和影響生命物質的宏觀世界，即從細胞、基因、分子等體內物質到社會、地球、大宇宙等體外環境，從神經、體液、器官等結構到生理、心理、活動等功能，從病毒、細菌、寄生蟲等病原體傳染到流行病學、免疫學、藥物學等診療，從流行病學、臨床學、實驗學、化驗學、影像學、解剖學、病理學等多學科揭示人類疾病的病因、病位、病機、體征、癥狀，到為人類醫學史上建立了科學的診斷學理論和針對病因病位的治療學理論。在治療學方面，除了采用藥物和手術治療之外，還開展了化學的、物理的、生物的、納米藥械的等多種治療手段。現在正在探究基因組學、基因圖譜、蛋白質圖譜，應用基因工程，優化遺傳基因，消滅遺傳疾病，研制基因一分子可控藥物，修復病損基因和消除人體毒害物，從根本上改善人類的遺傳學、保健學和治療學作出第二次醫學革命大突破。

二、回顧中醫學和中藥學的發展史

中醫藥學是在一個國土最大、氣溫帶最廣、人口最多、天然藥源最豐富、應用天然藥物防治疾病經驗最豐富的中國，逐漸創立和發展的最優秀傳統（人類）醫藥學。歷經數千年，經過廣大人民群眾和專業醫藥人員不斷采集、治療、體驗和總結，終于在公元前221-220年秦漢時期就出現了30余種本草書目，記載了各藥采收、應用、食禁、配伍、炮制、性味等等內容，到公元1552－1558年由世界四大科學家之一的李時珍編寫出200萬字的“本草綱目”巨著，收藥1892種，繪圖1109種，附方11000多首，集我國16世紀以前藥學成就大成，對世界醫藥學發展作出卓越貢獻。最近20多年來，中藥學發展迅猛，建立藥物實驗探究,將藥物探究提高到分子水平的物質結構及生物活性的探究,編寫了一系列“中藥系統工程體系”的巨著，總結了前人和當代中藥學科研和臨床實踐的成就。也在公元前2世紀秦漢防時期我國就有了中醫學首部著作—“內經”，記載了望、聞、問、切四診，“治末病”的預、確立“辯證求因，審因論治”；同一時期也出現了以扁鵲為代表的偉大醫學家，總結了以“內經”為代表的診療理論。公元141-1746年，先后由張仲景、華佗、孫思邈、劉完素、李東垣、朱丹溪、李時珍、葉天士為代表的中醫藥學家不斷繼續和創新，分科分病分藥越來越專業。另外，針灸學也由戰國時期著書“靈樞”，至晉代皇甫謐繼著“甲乙經”，以后迅速發展到國內外。古代中醫學堅持“天人一體”、“五臟一體”、“形氣神一體”的科學整體觀念和“全身審機論治”的綜合病機診療，以及重視“治末病”和“病后調理”的防病保健理論，已成為現代醫學模式即人類醫學模式的奠基理論。這是繼中草藥理論之后中醫學科學理論對世界醫學科學理論的又一偉大貢獻。其中有關陰陽平衡的理論，要求人體營養素需耗均衡、心態平衡、動靜平衡、維持食用物和環境清潔衛生的生態平衡，已成為當今人類追求健康長壽的“四大平衡”科學理論。這是中醫學對世界人類保健學的偉大貢獻。

中醫藥在臨床實踐上，對于產生現代人類死亡主因的非傳染性慢性疾病摘要：如心腦血管疾病、高血壓、Ⅱ期糖尿病、重型乙肝、慢性阻塞性肺氣腫、慢性腎炎等難治病，采用針對多病因多病變的中醫中藥綜合治療，均優于西醫西藥的單病因療效。這是中醫學對多病因慢性病的診療優勢。在診療學方面中西藥學的主要區別是摘要：

中醫學著重探究來自生物、心理、社會環境的多病因物質的綜合功能和人體被損害系統組織的綜合病機，以及為消除這種病機而采用具備多療效的中藥復方及配合生活飲食心理氣功針灸等作全身綜合治療——這是中醫藥學更符合現代醫學模式的優勢，但也有缺乏針對單病因單病種特效治療（如病毒性細菌性傳染病）的優勢。

西醫學著重探究一種致病物質的最小病因物質的結構和人體被損害器官或組織的最小病理物質結構，以及為消除病因和修復病損器官而采用具有單一非凡療效的西醫分子藥物治療或手術等作局部病損組織治療——這是西醫精通生物醫學的優勢，但也缺乏針對多病因多損害疾病的綜合治療（如上述多病因的慢性病）的優勢。

若將人體比作森林，中醫西醫比作園丁，那么中醫就是在天空中守護、西醫就是在森林里守護的園丁，一個看得遠，一個看得細。若加現代化信息網聯系，兩者不同崗位的功能就會得到互補。建立中西醫互補的“中西醫結合”新醫學，將是在更大范圍內研用中西醫現代科技成果，更符合現代醫學模式。這也是現代中國醫學對世界醫學的另一貢獻。

以人為本的醫藥學，需要中西醫藥學優勢互補，實行20世紀50年代由和提出的“中西醫結合”方針。實踐已經證實，實行中西醫結合之后，中醫藥又開始走上健康發展的道路。20世紀80年代實行開放改革之后，更有利學習和引進西醫學的先進科研成果和先進診療技術，以及先進的科研設備和制藥設備，建立了基礎實驗基地和臨床實驗基地，編寫了中藥系列工程體系專著，出版了大量具有中西醫藥學水平的巨著。近五年來，還創新了不少超過西醫西藥療效的新型方藥摘要：如摘要：聯用“三參化瘀湯”和“拔毒攻堅散”,在治療93例各期胃癌,治愈率可達34％，應用“胃徵散”方藥治療41例胃癌，5-7年以上生存率可達51％，“健脾化結湯”治療5例胃癌，治愈率可達20％。有的科研單位研制了糖血寧、壓旨康、心欣舒、腦塞安等新型中成藥，可治愈Ⅱ型糖尿病、高血壓和心腦血管疾病等難治病，有的中藥廠研制便于攜帶和服用的速效救心丸和丹參滴丸等小型中成藥也很受患者歡迎。有了先進的中醫中藥參加WTO競爭，我們就有機會占領較大的國際市場。

三、我國中醫的現有地位和我國中藥的現有市場

我國在改革開放之后，加強了和世界各國交往，中醫藥在世界地位逐年上升，首先在華人集居的周邊國家和地區，如日本、韓國、印尼、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澳大利亞、越南等國家和港澳臺地區受到歡迎和重視。他們有的在政府部門設立傳統醫藥管理機構，有的開辦中醫院校，學習中醫專業課程，有的將中藥作為藥品，答應列入醫療保險使用。但在歐美國家盡管中醫中藥有越來越多的群眾需求，但僅當作“補償療法”或“輔助療法”，不被列入醫療保險范疇。

中藥和中醫的地位是相輔相助的，中醫未被世界絕大多數國家承認之前，中藥的銷售也是極有限的。2000年我國中藥年出口額僅占國際傳統藥物市場的2％，占世界藥物市場0.18％，按金額年出口額僅有幾個億美元，直到2003年才提高到7億美元，出口中藥材約占75％，中成藥僅占25％。世界中藥市場，90%以上已被日本、韓國、德國等占領，國內市場也被外國占領1/5，因為他們中成藥產品符合國際GMP標準。

四、中醫藥走向世界的策略探索

我國是建立世界傳統醫藥學最先進的國家，也是世界中藥材生產量最大的國家，為何會變成中成藥市場最小的國家？隨著我國人世后大幅度降低進口“洋中藥”關稅，國內“洋中藥”市場還會繼續增大，中成藥將面臨越來越激烈的競爭。我們面臨的國際環境是摘要：由于西藥(即化學合成藥)研制成本高、毒付功能大，天然植物藥價低、多無毒付功能，所以近幾年來歐美各國植物藥銷售量呈年均8％-15％的增長率遞增，現在日、韓和歐美俄各國都在加緊投資探究和開發天然植物藥。日本向我國購買廉價中藥材，搜集我國中藥情報，投入3萬多名科技人員，設立12個科研機制，建立200多個中藥廠，實施GMP標準，生產像救心丹和柴苓湯這樣高效、平安又便用的全球通產品，打入世界各國市場，使日本的中藥生產規模、水平和出口數量，均居世界前列！其次是韓國和西德，也像日本一樣，大量研制“洋中藥”投入國外市場。韓國的高麗參、德國的銀杏葉制劑、新加坡的紅花油、香港的洋參丸、美國的仙妮蕾德等等外國洋中藥產品，年均進口額均超過我國中成藥出口額！使我國中醫藥面臨全方位挑戰。我國目前科研機構170余所，符合GMP標準的工廠車間僅有100多個，中成藥產業人員僅有20多萬，其中專業技術人才僅占2萬多人，投入高科技產品的科研資金嚴重不足，符合國際GMP標準的優質產品極少，包裝又差，加上醫古文和中醫藥術語缺乏規范譯法，這些不利因素均會削弱中藥的國際競爭力。

中醫中藥如何走向世界？筆者認為除了依靠增進政府間合作、國際間學術交流、在國外創辦中醫藥院校、設立中醫院、廣泛宣傳介紹中醫藥優點，提高中醫藥在國外知名度之外，更主要的是依靠中醫藥學理論現代化，包括科研、教學、臨床、栽培中藥、研制中成藥均要實現現代化，非凡是中藥材栽培和生產，均要按GAP標準，實現產業化和國際化。中醫藥走向世界的主要策略有摘要：

（一）建立現代化中醫學。我們按照“天人一體”、“五臟一體”、“形氣神一體”和“陰陽平衡”理論建立的古代中醫學理論，基本上已符合“生物——心理——社會”現代醫學模式的理論。西醫學在20世紀70年代之前的理論，還只能劃在生物醫學理論小圈內，但它在這個小圈內，依靠先進的化學、光電學、機械學、計算機學等等先進的技術和設備的支持，已對人體細胞里面的生命物質和損害人體組織的各種病因物質，以及消除這些病因的特效藥物，都進行了深層次的全面探究。在生物醫學的理論和技術，中醫學是遠遠落后于西醫學的，在利用中藥研制分子特效藥物方面，中醫藥幾乎空白。故此，要實現中醫藥學理論現代化，首先要認真學習和彌補這方面不足，學習和應用西醫藥學先進的理論和先進的技術，其次還要不斷繼續發展中醫藥學獨特又先進的理論和技術，才能創立起更先進的現代中醫學理論。例如既用西醫學病毒病因及其損害部位診斷感冒、肝炎的疾病，又用中醫學寒熱、陰黃、陽黃等證候，區別病機，更有利于治療。

還有對早期無癥狀的腫瘤和許多慢性疾病，由于采用中醫師手目口耳四診感覺不到，應采用西醫先進儀器檢測，或借助循證醫學診斷，或計算機仿真診斷更能避免醫生主觀差錯。中醫術語要盡量改為清楚、易懂，能和西醫術語統一的盡量統一，不能統一的要保留。如中醫取名功能系統的“腎”，就不能和西醫器官組織的“腎”等同。還有中醫理論，一定要用牽強數字，如“陰陽”加五行、“臟”加五、“腑”加六等等，使本來科學的辯證唯物論變成形而上學的機械論，限制全面客觀地反映物質運動規律，應盡量擯棄。中醫不以一種病因和體內一種病損物質的結構診斷疾病，而以系統功能、全身病機診斷疾病，故此，應將“辯證論治”改為“審機論治”更科學。只有以“審機論治”定義，才能代表和闡明中醫學的診療本質，才能將以“病機”（人體反映疾病本質的病理機能狀態）診療疾病的中醫和以“病因”（導致疾病的物質）診療疾病的西醫，清楚地區別開來。“審機論治”和“天人一體”、“形氣神一體”的人類醫學模式相適應。現代人類醫學模式是中醫學特有的首創的整體觀念的醫學模式。中醫藥現代化，不僅需要保持和發展自己先進的科學理論學說，而且還需要吸收借鑒西醫藥微觀實驗科學的成果和先進技術，應用國際通行的術語、規則和方式，才能保持自己特優，融入世界共同市場。

（二）建立現代化中藥學。在中藥學方面，不僅要重視對單味中藥的探究，更要重視對中藥復方的探究，因為中藥復方是集中醫藥學辨證施治的精華和武器，是治療多病因非傳染性慢性病的最有效方藥，也是我們參和WTO競爭的主要產品，所以我們要在中醫中藥理論指導下，對中藥復方進行多指標、多學科的綜合探究。既要根據前輩醫藥學家從臨床上對單味中藥和中藥復方所作的功效、性能、歸經、配伍、用量、毒性、禁忌等記載，又要再通過基礎實驗和臨床實驗的手段，驗證復方和單味藥的藥理或其中某種化學成分的藥理，從分子水平上分析單味藥所含的化學成分及其生物活性，提高中藥配方質量。中藥寒、熱、溫、涼之性，究竟是由哪些化合物產生？活血化瘀類中藥，含有哪些共同化學成分？尋找出和中藥功效、性味相對應的化學成分，并用現代科學語言表述中藥學基本理論，建立現代中藥學。

（三）研制高效、平安、穩定、可控、便用、低成本、符合GMP國際標準的優質中成藥。只有創立達到或超過現代醫藥學理論和科學技術水平的中醫藥理論，才能快速推進中醫藥理論步入21世紀的世界大門；只有研制超過現代西藥和傳統中藥療效水平的中成藥產品，才能快速占領21世紀的世界中藥市場。該如何研制超過現代西藥和傳統中藥療效的新型中成藥產品？筆者認為可利用以下捷徑和辦法摘要：

1、要了解和把握單味中藥和復方中藥具有以下十種藥理特性，避免研制新藥走彎路摘要：（1）單味中藥含有多種化學成分和多種藥效功能。如人參皂甙Rg1對中樞神經起興奮功能，人參皂甙Rb1起鎮靜功能，人參三醇型皂甙會增強心肌收縮功能，二醇型皂甙起擴張血管功能。（2）單味中藥有雙向調節功能。例如當機體處于低壓休克時，人參起升壓抗休克功能，當機體處于血管痙攣血壓升高時，人參又起擴張血管降低血壓功能。還有靈芝、赤芍、穿心蓮、大黃、山茱萸、五加皮等均會雙向調節免疫功能功能。（3）單味中藥的有效成分會因品種、產地、采收季節不同而不同。（4）單味中藥藥效不一定會隨劑量增加而增強，即量效關系不呈1＋1＝2的線性關系。如人參用小劑量會起興奮功能，劑量過大，反起抑制功能。（5）傳統中藥，并經過幾千年臨床反復驗證而保留下來的醫藥結合成果，所以，要探究和創新傳統中藥復方，是不能脫離傳統中醫藥理論的指導。（6）中藥復方的藥效不一定是復方中每味中藥的藥效相加，或是復方中有效成分的藥效相加，即中藥復方量效關系也不呈線性關系。例如單復方，是按照中醫學理論和方劑學理論（按君臣佐使配伍和證法方藥原則）組方遣藥用人參或單用知母，各有明顯降糖功能，若聯用二藥時，反而降低降糖效果，且人參用量比例越大，降糖功能越弱。（7）復方在煎煮、制備或口服過程中，往往會產生物理的或化學的變化，產生新的物質，影響了藥效或毒付功能。（8）復方中多種單味中藥之間或多種有效成分之間，會起協同或拮抗功能，使復方增效減毒，或減效增毒。因此，在復方中要作選藥配伍及影響溶出率的實驗，以達增效減毒目的。如四君子湯，每一味中藥對胃癌抑制功能較弱，但將二味、三味、四味相加一起的時候，將逐漸增強抑癌效果。四君子湯起益氣健脾功能，若和起補血功能的四物湯聯用，就會加強四物湯的補血功能。如在四逆湯中起強心功能的只有附子中的消旋去甲烏頭堿，但單用附子時，既不明顯也不持久，若加入無強心功能的甘草、干姜之后，不僅使強心增強、持久，而且避免單味附子所產生的異位心律失常，使毒性下降四分之三，這是由于甘草和附子同煎，使附子中的烏頭堿溶出率減少22％。又如在三拗湯中，經過實驗探究，起宣肺平喘、化痰止咳功能的僅有麻黃中的麻黃堿、杏仁中的苦杏仁甙、甘草中的甘草皂甙等三種化學成分，但用三成分代替三味中藥，其療效就不持久，且又有耐藥性。又如在參附注射液中，加入行氣的青皮之后，就會加強回陽救逆的功能。（9）復方藥效往往和方中單味藥劑量配比有關。如在四君子湯中，當炙甘草用量超過全方總量1/3時，抑癌功能明顯降低。如在白虎湯加人參湯的方劑中，知母和人參劑量為5摘要：3時有降糖功能，達到5摘要:9時，便喪失了降糖功能。如在四逆湯中，干姜和甘草用量宜小，附子用量宜大。如在補陽還五湯中，黃芪用120g治療組缺血性中風有效率可達100％，黃芪用30g治療組有效率僅達84.6％。又如筆者在搶救重型肝炎時，根據患者病機擬方選藥，并按當時主害病因和主導病機以及“君臣佐使”原則確定各藥量比，選擇大黃、茵陳、虎杖、黃芩、車前草或白茅根、丹參、赤芍、黃芪、西洋參或生曬參、白術、茯苓或豬苓、甘草、陳皮、厚撲、枳實、敗醬草等藥，自擬健脾利膽解毒湯，將其中大黃加至30-50g，茵陳加至60-80g，黃芪加至30-80g，再配合西醫全身營養和保肝支持療法，并隨癥加減中藥。在筆者從醫30多年期間，曾用此方經治7例陽黃重型肝炎均獲臨床治愈，每一例治愈均和選擇主藥、把握主藥用量和輔藥合理量比有關。（10）復方中成藥或湯劑，在經過人體胃腸道吸收、代謝、排泄過程，往往有部分藥物或有效成分，會跟人體生物因素（細胞因子、消化液、酶、激素等）起相互功能而引起藥效變化，或產生新物質，因此，對于中藥復方，還要進行體內動力學實驗探究。

2、要學習和應用方劑學理論，主要是學習和應用“君臣佐使”配方和“證法方藥”選藥的理論，提高選藥組方水平。

3、學習和應用中醫“整體觀念”和“審機施治”的理論，提高針對標本兼治的醫藥知識水平。

4、使用前輩經過幾千年臨床應用篩選的19000余種單味中藥，非凡是要學習和應用有分子結構鑒定和藥理記載的400多種常用中藥，作為提取藥用有效成分的最便捷最豐富的藥源。

5、使用前輩經過幾千年臨床反復驗證和更正的60000多種復方，非凡是幾百種療效較好的常用復方，作為篩選單味藥物配伍組方的最便捷最豐富的藥典。

6、依靠化學實驗、藥理實驗、臨床實驗(包括體內外實驗、藥效學實驗、藥動學實驗、毒理學實驗)等多種相輔相成的對應實驗，提高藥物探究項目和質量。

7、要根據國內外市場情況，立項研制有競爭力的獨特產品，并根據產品的生產工藝流程，購置省時、節能、高效的先進設備，生產符合GMP標準的中成藥產品。

篇（7）

內涵是關于事物的本質屬性。揭示事物的內涵是認識事物和處理問題的基礎和前提。然而，我國關于公共管理問題的討論與爭鳴雖早已開鑼，但對其內涵卻未有很深入的研究，已有的看法意見不一。有鑒于此，筆者不揣淺陋，將管見和盤托出，就教于行家、學者。

一、公共管理的概念與類型辨析

（－）關于公共管理概念

公共管理研究與教育正在華夏大地興起，專家學者推出的教材、著作、論文頗為可觀。但是在什么是公共管理問題上，可謂見仁見智。不說中國，就是“先行者”的西方一些國家也有類似情形，以致于有些學者認為“公共管理”概念象“瞎子摸象”，難以確定。在此，本人擬作一次把復雜問題簡單化的嘗試，把公共管理的概念界定為：對公共事務進行管理的社會活動。具體說來，是公共管理主體為了解決公共問題，實現公共利益，運用公共權力對公共事務施加管理的社會活動。

作為管理，公共管理和其他管理（如工商管理）的基本原理、方法和運作等方面，有許多共同之處。但作為“公共”管理，它在研究對象及其特點上，又與其他管理有明顯區別。以公共管理與工商管理為例，公共管理的研究對象是國家、政府與社會公共組織的公共事務及其管理過程，而工商管理的研究對象是工商企業及其經營過程。兩者的具體差異在于：一是管理目的不同，公共管理的目的是謀求社會公共利益，工商管理的目的是謀求組織利潤；二是管理性質不同，傳統的公共管理具有壟斷性，工商管理則具有競爭性；三是管理手段不同，傳統公共管理以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為主，輔之以經濟手段；工商管理以經濟手段為主，輔之以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我們既要把握二者的聯結點，更要著力找出二者的差異處，以求對公共管理有全面的認識。

（二）關于公共管理類型

為了加深對公共管理概念的認識，我們須進一步對其作外延分析。概念的外延是指該概念囊括的所有事物。公共管理的外延即指它所管理的一切公共事務。為了對“一切”有概括性認識，我們又要對它們作“類型”求解。筆者認為，就宏觀而論，世上所有的公共事務可分為三類：一是國家公共事務二是政府公共事務，三是社會公共事務。

1．國家公共事務。據英國《大眾百科全書》對國家作出如下定義：“由政治單位在其管轄的范圍內制定規則和進行資源分配的機構。政府的功能：①立法；②司法；③執行、行政管理。”這是廣義的政府（國家）觀。應當指出，這里所指的國家是特指狹義的國家，即廣義國家中最重要的部分①立法以及②司法。這種國家公共事務主要包括維護國家統一和，制定法律、法規，維護社會秩序等，側重于與國體、政體方面有關的，關乎整體職能把握的宏觀控制和影響類型的公共事務。

2．政府公共事務。《美國百科全書》指出：“政府一詞適應于管理團體和國家的機構及其活動。通常它指的是諸如英國或日本這些民族國家或其分支如省、市地方政府的組織機構及法定程序，就這一方面而言，政府對已經確認為某一民族國家中成員的事務進行管理。由此可見，政府就是一個國家或社會的治理機構。”應當指出，這是狹義的政府，它專指一個國家的中央和地方的行政機關。這種政府公共事務包括政治選舉、行政區劃與國家禮儀方面的政治性公共事務、國家安全公共事務、對外關系公共事務、人事行政公共事務、財務行政公共事務以及機關內部的公共事務。

3．社會公共事務。這里的“社會”并非“人類社會”的廣義“社會”涵義，而是專指“政府管理社會”中的中觀的“社會”，這里的“社會”，即將社會管理與政治、經濟管理職能并列的一個領域，它主要涉及與人們日常生活密切聯系的社會公共事務。這種社會公共事務主要包括：教育、科技、文化藝術、醫藥衛生、體育等公共事業；社會服務、社會公用事業以及維持社會秩序的公共事務等。這種類型的公共事務與全體社會成員的切身利益和日常生活聯系最緊密，同時這部分社會公共事務管理是直接以全體社會成員為實施對象，因此，它所顯示的社會公共性也最強。

如前所述，公共管理是指公共組織對社會公共事務的管理。由于紛繁復雜的公共事務可以歸納為國家公共事務、政府公共事務和社會公共事務三大類，因此，我們也應該把種種公共管理歸結為國家公共管理、政府公共管理和社會公共管理。正是這“三足鼎立”共同構成了一個有機統一的龐大的公共管理體系。我們既要從個性去分清它們的差異，又要從共性去歸納它們的統一，用共性與個性相聯結的辯證法去把握公共管理的真諦。

二、社會性是公共管理的共同內涵

如上所述，公共管理是由國家公共管理、政府公共管理、社會公共管理構成的，因此，“國家”、“政府”、“社會”都分別是公共管理的內涵之一，然而，比較而言，只有“社會”才是公共管理的共同內涵。對此，可以從如下幾方面闡述：

（一）公共管理主體的社會性內涵

公共管理的主體是國家、政府和社會公共組織。下面分別闡釋它們的社會職能特征。

1．國家的社會職能。正如恩格斯所言，國家不是從來就有的，國家是社會在一定發展階段上的產物。只有到了社會陷入了不可解決的自我矛盾，分裂為不可調和的對立面。而為了使這些對立方面，這些經濟利益相互沖突的階級，不致于在無謂的斗爭中把自己和社會消滅，就需要有一種表面上凌駕于社會之上的力量，這種力量應當緩和沖突，把沖突保持在“秩序”內，這種從社會中產生但又自居于社會之上并且日益同社會相脫離的力量就是國家。因此，國家來自社會，國家的產生是社會發展的需要，是社會內部矛盾發展的結果。

西方資產階級政治理論從天賦人權的自然法理論出發，認為國家的產生是社會契約的結果。該學說認為，在國家產生之前，人類處于一種自然狀態之下。在這種狀態下，每個人都有運用上天賦予他自己的價值和趨利避害的權利。然而，每個人在運用上天給予的權利去實現自己的價值的時候，產生了人與人之間的沖突。為了不致于使人與人之間的沖突將自己和整個社會歸于毀滅，于是人們運用理性來解決沖突。即人們坐下來協商，將上天賦予他們實現自己價值的權利部分或全部地轉讓給“者”，權利讓渡的過程就是國家產生的過程，而這個“者”就是國家。這種以天賦人權的自然法理論為核。動的社會契約學說，把人們契約的原因歸結為人與人之間的沖突，把國家說成是人們契約的結果，從而否認了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這固然不對，但是，它肯定了消除沖突，維護社會秩序的社會契約內容。因此，社會契約理論雖然否認了國家是社會矛盾運動發展的必然結果，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但表達了國家的產生是社會發展的需要，國家來自于“社會契約”的觀點。國家的產生和存在表明國家和社會是不可分的。國家不是從外部強加給社會的力量，是社會矛盾運動的結果，社會是國家產生、存在的基礎。這清楚地表明了國家的社會性特征。還有，國家不僅不是從來就有的，而且也不會永遠存在下去。當社會發展到具備消滅階級的條件時，國家就隨著階級的消滅而自行消亡。這也是國家依賴社會的表現。此外，國家根據社會發展的不同，對社會也發生不同的作用。也就是說，國家對社會的作用并不是一成不變的。就整體發展趨勢和規律而言，社會越向前發展，社會自我管理、自我調節的能力越強，國家對社會發生作用的領域就越小，作用的強度也越弱。由此，國家對社會的作用呈現出這樣一種發展趨勢：在政治統治職能不變的同時，國家的經濟職能、社會事務管理職能和科技文化職能不斷擴展；政治性。統治性職能越來越依賴于管理性、服務性職能作用的發揮。總之，國家存在于社會之中，以社會的存在為基礎，我們不能離開社會來談國家的存在和作用。

2．政府的社會服務作用。作為國家伴生物的政府，與國家一樣，僅僅同社會發展的一定階段相聯系，既不是從來就有的，也不是要永遠存在下去。政府作為國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不僅其產生是社會發展的需要，而且其對社會作用所形成的政府職能，也是以社會的發展需要為基礎的。當代政府與近代政府、古代政府的差異，都是因為社會的發展在政府的各個特性中，注入和融入了不同時代社會的具體發展要求和時代特征所使然。還有，歷史上政府行使權力的方式和對社會發生作用的范圍不同，并不取決于統治者個人的意志，而是在相當大的程度上體現了社會對統治者的要求。如果一個政府不能有效地吸納、代表和反映社會對它的要求，如果一個政府對社會的要求沒有任何回應能力，那么，這個政府就是一個沒有能力的政府。因此，從某種意義上我們完全可以說，政府的生命力來自于它的社會服務作用。西方新公共管理運動強調以社會公眾的需求為其行為導向，而不以政府自身規定的規則為行為導向，其目的就是為了增強政府適應社會、服務社會的能力，而不是要削弱它，是把政府從低效率和高成本中解放出來的有效舉措。

3．社會公共組織的社會性特征。至于社會事務的管理者——各種社會性組織，它們本身就是社會自我管理、自我服務的組織。只不過在階級社會，各種社會組織是依附于國家和政府組織的，是作為國家和政府組織的附屬物而存在的，并且在不同程度上打上階級的烙印，有著不同程度的政治色彩。但是，隨著社會的發展，特別是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社會自我管理、自我調節、自我服務能力的增強，這些社會組織必然要逐漸擺脫這種依附的地位而成為獨立主體。在國家、政府消亡了的情況下，整個社會就將依靠這些社會性組織來進行自我管理，規劃和實現社會發展。只不過到那時它們已經完全喪失掉了階級性、政治性。因為，在對人的統治與管理由對物的管理和對生產過程的領導所代替的時候，這些組織就變成了純粹的管理性的組織。當前和今后相當長的時間內，各種社會組織還不能真正成為獨立的組織，社會仍然將處于國家組織、政府組織與這些社會組織同時管理、雙軌運行的局面。但我們并不能因此而抹煞它們的社會性。隨著我國政府公共管理體制改革的深化與完善，隨著政府職能的進一步轉變，政府承擔的大量社會職能將更多地由社會組織去承擔。我們應當順應社會歷史潮流，不斷擴大社會組織的社會自主性，擴大這些組織的社會性成分，向著它們成為真正的社會組織遠大目標邁進。

（二）公共管理對象的社會性公共管理的對象，即公共管理客體，就是社會（這是廣義的“社會”）公共事務。根據各自性質的不同，社會公共事務又可分為國家公共事務、政府公共事務和社會公共事務。在這里，可以說，公共事務的公共性和社會性是同義語。因而，我們研究公共管理對象的社會性，也就轉換到研究以公共管理為對象的公共特性上來。

“公共”的對立面是“贏利的”、“私人的”和“企業的”。公共事務的公共性，可以大略從以下幾個側面去分析。

1．公共事務的公共性體現于公共事務的管理者是公共部門或公共服務機構，而不是私人或私人組織。這正如文章的前一部分所論述的，公共事務的管理者，即公共管理的主體，就是國家、政府以及社會各種公共組織。

2．公共事務的公共性體現了公共管理活動的性質和目的，在于為社會公眾提供公共利益和公共服務。

正如所揭示的，國家的本質特征“是和人民大眾分離的公共權力”，是統治階級用來進行政治統治的工具。但即使這樣，在有階級剝削和階級壓迫的社會之中，運用公共權力所進行的政治統治，也必須是以為社會公眾提供服務為基礎，以執行社會性職能為基礎。因為這是國家、政府賴以存在和發展的前提。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指出：“一切政治權力起先總是以某種經濟的社會職能為基礎的”、“政治統治只有在它執行了它的這種社會職能時才能持續下去。”他還指出，不管在波斯和印度興起和衰落的專制政府有多少，它們首先都是“河谷灌溉的總經營者。”這些論斷表明，理論作為有鮮明階級性的革命的理論，也從來沒有忽視政治統治的社會性基礎。相反，而是把社會性提到了政治統治得以維持的基礎的高度來認識和對待。

馬克思、恩格斯在對資本主義政治、經濟進行了深刻批判的基礎上，揭示資產階級國家的本質，指出：“現代的國家政權不過是管理整個資產階級的共同事務的委員會罷了。”這一著名論斷不僅揭示了資產階級國家的本質，而且說明了管理資產階級的共同事務是資產階級國家的主要特征。只不過，它的管理方式不同于個別資本家或工廠主管理工廠、企業的方式，它主要是通過立法形式進行管理并具有強制的性質。因此，國家、政府的公共性（社會性）特征，主要的表現在于，它是整個社會的正式代表，是社會在一個有形的組織中的集中表現。它體現的正是表面上凌駕于社會之上的力量，因而它總是集中反映和代表一定社會的利益和意志。

此外，還要認識到，為社會公眾提供服務的性質和目的，也在于為了維護和實現公共利益，有時甚至實現個人利益本身就是公共任務，如向貧窮者提供社會救濟等。當代西方國家的政府改革運動，主張以社會公眾的偏向和需要作為政府行為導向，強調顧客意識，樹立服務對象為上帝的觀念，正是在這種公共事務的社會性要求壓力下，采用新的統治手段與方法，從而也使西方國家政治統治進一步鞏固，實現其自身的利益。

應當指出，這里講的“公共”、“社會”是抽象的范疇，現實的“公共”、“社會”卻是十分具體的，是依時間、地點、條件為轉移的，因此，資產階級要做到真正凌駕于社會、代表整個“社會”是不現實的，馬克思、恩格斯用“表面上”三字來表述，是很確切的。但其社會性是顯而易見的，我們不能因此而抹煞它的存在。

（三）公共管理活動和過程的社會性

1．公共事務的公共性體現了公共管理活動的社會責任和績效要求。在公共管理活動的績效方面，公共性要求對績效決不能簡單地用利潤或效率標準來進行衡量，而是必須用服務效果、質量和公眾滿意的程度等多種尺度作標準。20世紀70年代興起的新公共行政學理論，基于對傳統行政學以經濟和效率為基本目標，忽視了公共行政所應肩負的廣泛的社會責任，其結果是在前所未有的經濟發展時代，長期存在著普遍失業、貧窮、疾病、無知和絕望，構成對現有政治制度的根本威脅的批判，從而提出了公共行政改革應將“效率至上”轉為“公平至上”，建立民主行政模型。為此，提出了公共行政組織設計方案應遵循的兩個基本目標：其一是顧客導向的行政組織形態，即以公眾——公共行政服務的顧客的需求作為行政組織存在和發展的前提；其二是應變靈活的組織形態，即加大組織結構的彈性，以便能夠對外界的刺激作出迅速的反應。將社會公平和廣泛的社會責任提高到作為公共行政追求的首要價值目標，倡導民主行政，是新公共行政學理論的主要貢獻。為此，這一理論也成為了西方國家政府改革運動所依據的一項重要理論。這種強調政府以社會公眾的需求為行為導向，納稅人以政府實際的工作結果而不是以其工作及過程為納稅尺度的理論，有效地推動了政府提高為社會公眾服務的質量和效果。

2．公共管理事務和活動的公共性。這種公共性體現了社會公眾對公共管理活動和公共產品供給的廣泛參與，以及公共管理活動的公開性。社會公眾對公共管理活動的廣泛參與，主要表現在社會公眾對政府決策的影響，通過立法、司法機構對政府行為的約束，以及通過各種渠道對政府活動的輿論監督等，從自身利益的關。心和實現角度，影響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實施過程。在部分公共產品的供給方面，由政府的壟斷供給轉變為通過合同出租和非國有化手段，把原先由政府包攬提供公共產品的單一化轉變為民營化，將其投放市場，由各個競爭主體和社會公眾自己來提供；對那些不便或不能推向社會的公共產品的提供，也改用合同的形式，以競爭招標手段，交給社會公眾承擔。在實現公共管理活動的公開性方面，也由原來的“黑箱”操作，變為“金魚缸里生活”，讓社會公眾知曉，讓立法機關、司法機關、新聞媒介和公眾了解活動內容，隨時可以進行檢查、調查和監督。電子政務的推行，使得公共管理活動的公開性進一步增強。上述種種公開性、參與性及其非國有化等關于公共管理過程的環節和變化，實際上都是公共管理社會性的體現。

總之，無論是國家公共事務、政府公共事務，還是社會公共事務，都是公共事務的有機組成部分；無論是國家公共事務、政府公共事務，還是社會公共事務，社會性都是它們的共同性內涵、基礎性內涵。我們應從最普遍、最基本的意義上去準確把握這種社會性特征的內涵，并以其為一個重要依據，搞好公共管理的理論與實踐建設，包括構建嚴謹的公共管理學學科體系。

三、應當注意的兩個問題上面集中闡述了公共管理的社會性特征，但是不能由此掩蓋公共管理的政治性內涵。國家是階級壓迫的工具，一定階級的國家機器（包括政府）是實現該階級政治統治的政治組織。因此，歷來國家、政府都具有鮮明的階級性、政治性，這已是常識性的問題了。一般而言，就是前述意義上的社會公共管理組織，也或多或少具有階級性、政治性的特征，其中不少本身就是社會政治團體，不可能沒有政治性。一言以蔽之，講公共管理是不能不“講政治”的。因此，這里就有一個正確把握社會性與政治性的關系問題。

（一）公共管理的社會性與政治性是相輔相成的

1．公共管理的社會性是政治性的基礎，政治性寓于社會性之中，沒有社會性就沒有政治性。我們研究公共管理政治性時，一定要明確社會性的這種基礎地位與作用，堅持以是否推動社會進步，是否符合社會發展方向作為先進的與落后的政治的最后標準。

2．政治性是社會性的保證，社會性以政治性為指導。在階級社會和存在著階級與階級斗爭的社會里，沒有政治性也就很難或者無法體現社會性，實際上，沒有全面地體現社會性，在階級社會里，不靠國家、政府把社會控制在一定的秩序之內，社會難以存在，更不用說進步與發展了。因此，需要把一定的政治灌注于公共管理之中，堅持用先進的、科學的政治去保護和發展社會。

（二）積極創造條件，不斷向最高（終）目標邁進

公共管理的社會性與政治性的關系是相互依存、對立統一的關系，從徹底的唯物辯證的宇宙觀來看，從時間論，社會性比政治性更長久。因為國家、政府產生之前就有人類社會了，國家、政府還將隨著階級的消滅而自行消亡，而社會將長期（不是永遠）存在著。再者，從空間論，廣義的“社會”是指人類社會，包括國家、政府以及社會上的一切存在，而國家、政府則是人類社會系統中的一個或兩個重要組成部分，簡言之，社會性要比政治性寬泛的多。從時間論，政治性存在于社會歷史長河中的一個漫長的階段，社會性的存在比政治性的存在長久得多。作為一個徹底的辯證唯物論者，“路就在腳下”，應該著眼長遠，著手當前，正確地做好當前所承擔的每一項公共管理工作，為實現無階級、無國家、無政府的，我們的先賢所謂的“世界大同”的目標而奉獻有限人生的一份又一份熱和光。公共管理的社會化改革也稱得上是朝著這個遠大方向努力的一個工程！

四、根據公共管理的客觀屬性構建公共管理的學科體系

學科體系問題是學科建設的基礎和重點。公共管理研究在這方面雖然已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不能說已經完全解決問題了。事實上，尚有不少問題需要深入地研討。其中，一個帶有根本意義的問題，就是公共管理學科體系的構建問題。

篇（8）

內涵是關于事物的本質屬性。揭示事物的內涵是認識事物和處理問題的基礎和前提。然而，我國關于公共管理問題的討論與爭鳴雖早已開鑼，但對其內涵卻未有很深入的研究，已有的看法意見不一。有鑒于此，筆者不揣淺陋，將管見和盤托出，就教于行家、學者。

一、公共管理的概念與類型辨析

（－）關于公共管理概念

公共管理研究與教育正在華夏大地興起，專家學者推出的教材、著作、論文頗為可觀。但是在什么是公共管理問題上，可謂見仁見智。不說中國，就是“先行者”的西方一些國家也有類似情形，以致于有些學者認為“公共管理”概念象“瞎子摸象”，難以確定。在此，本人擬作一次把復雜問題簡單化的嘗試，把公共管理的概念界定為：對公共事務進行管理的社會活動。具體說來，是公共管理主體為了解決公共問題，實現公共利益，運用公共權力對公共事務施加管理的社會活動。

作為管理，公共管理和其他管理（如工商管理）的基本原理、方法和運作等方面，有許多共同之處。但作為“公共”管理，它在研究對象及其特點上，又與其他管理有明顯區別。以公共管理與工商管理為例，公共管理的研究對象是國家、政府與社會公共組織的公共事務及其管理過程，而工商管理的研究對象是工商企業及其經營過程。兩者的具體差異在于：一是管理目的不同，公共管理的目的是謀求社會公共利益，工商管理的目的是謀求組織利潤；二是管理性質不同，傳統的公共管理具有壟斷性，工商管理則具有競爭性；三是管理手段不同，傳統公共管理以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為主，輔之以經濟手段；工商管理以經濟手段為主，輔之以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我們既要把握二者的聯結點，更要著力找出二者的差異處，以求對公共管理有全面的認識。

（二）關于公共管理類型

為了加深對公共管理概念的認識，我們須進一步對其作外延分析。概念的外延是指該概念囊括的所有事物。公共管理的外延即指它所管理的一切公共事務。為了對“一切”有概括性認識，我們又要對它們作“類型”求解。筆者認為，就宏觀而論，世上所有的公共事務可分為三類：一是國家公共事務二是政府公共事務，三是社會公共事務。

1．國家公共事務。據英國《大眾百科全書》對國家作出如下定義：“由政治單位在其管轄的范圍內制定規則和進行資源分配的機構。政府的功能：①立法；②司法；③執行、行政管理。”這是廣義的政府（國家）觀。應當指出，這里所指的國家是特指狹義的國家，即廣義國家中最重要的部分①立法以及②司法。這種國家公共事務主要包括維護國家統一和，制定法律、法規，維護社會秩序等，側重于與國體、政體方面有關的，關乎整體職能把握的宏觀控制和影響類型的公共事務。

2．政府公共事務。《美國百科全書》指出：“政府一詞適應于管理團體和國家的機構及其活動。通常它指的是諸如英國或日本這些民族國家或其分支如省、市地方政府的組織機構及法定程序，就這一方面而言，政府對已經確認為某一民族國家中成員的事務進行管理。由此可見，政府就是一個國家或社會的治理機構。”應當指出，這是狹義的政府，它專指一個國家的中央和地方的行政機關。這種政府公共事務包括政治選舉、行政區劃與國家禮儀方面的政治性公共事務、國家安全公共事務、對外關系公共事務、人事行政公共事務、財務行政公共事務以及機關內部的公共事務。

3．社會公共事務。這里的“社會”并非“人類社會”的廣義“社會”涵義，而是專指“政府管理社會”中的中觀的“社會”，這里的“社會”，即將社會管理與政治、經濟管理職能并列的一個領域，它主要涉及與人們日常生活密切聯系的社會公共事務。這種社會公共事務主要包括：教育、科技、文化藝術、醫藥衛生、體育等公共事業；社會服務、社會公用事業以及維持社會秩序的公共事務等。這種類型的公共事務與全體社會成員的切身利益和日常生活聯系最緊密，同時這部分社會公共事務管理是直接以全體社會成員為實施對象，因此，它所顯示的社會公共性也最強。

如前所述，公共管理是指公共組織對社會公共事務的管理。由于紛繁復雜的公共事務可以歸納為國家公共事務、政府公共事務和社會公共事務三大類，因此，我們也應該把種種公共管理歸結為國家公共管理、政府公共管理和社會公共管理。正是這“三足鼎立”共同構成了一個有機統一的龐大的公共管理體系。我們既要從個性去分清它們的差異，又要從共性去歸納它們的統一，用共性與個性相聯結的辯證法去把握公共管理的真諦。

二、社會性是公共管理的共同內涵

如上所述，公共管理是由國家公共管理、政府公共管理、社會公共管理構成的，因此，“國家”、“政府”、“社會”都分別是公共管理的內涵之一，然而，比較而言，只有“社會”才是公共管理的共同內涵。對此，可以從如下幾方面闡述：

（一）公共管理主體的社會性內涵

公共管理的主體是國家、政府和社會公共組織。下面分別闡釋它們的社會職能特征。

1．國家的社會職能。正如恩格斯所言，國家不是從來就有的，國家是社會在一定發展階段上的產物。只有到了社會陷入了不可解決的自我矛盾，分裂為不可調和的對立面。而為了使這些對立方面，這些經濟利益相互沖突的階級，不致于在無謂的斗爭中把自己和社會消滅，就需要有一種表面上凌駕于社會之上的力量，這種力量應當緩和沖突，把沖突保持在“秩序”內，這種從社會中產生但又自居于社會之上并且日益同社會相脫離的力量就是國家。因此，國家來自社會，國家的產生是社會發展的需要，是社會內部矛盾發展的結果。

西方資產階級政治理論從天賦人權的自然法理論出發，認為國家的產生是社會契約的結果。該學說認為，在國家產生之前，人類處于一種自然狀態之下。在這種狀態下，每個人都有運用上天賦予他自己的價值和趨利避害的權利。然而，每個人在運用上天給予的權利去實現自己的價值的時候，產生了人與人之間的沖突。為了不致于使人與人之間的沖突將自己和整個社會歸于毀滅，于是人們運用理性來解決沖突。即人們坐下來協商，將上天賦予他們實現自己價值的權利部分或全部地轉讓給“者”，權利讓渡的過程就是國家產生的過程，而這個“者”就是國家。這種以天賦人權的自然法理論為核。動的社會契約學說，把人們契約的原因歸結為人與人之間的沖突，把國家說成是人們契約的結果，從而否認了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這固然不對，但是，它肯定了消除沖突，維護社會秩序的社會契約內容。因此，社會契約理論雖然否認了國家是社會矛盾運動發展的必然結果，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但表達了國家的產生是社會發展的需要，國家來自于“社會契約”的觀點。國家的產生和存在表明國家和社會是不可分的。國家不是從外部強加給社會的力量，是社會矛盾運動的結果，社會是國家產生、存在的基礎。這清楚地表明了國家的社會性特征。還有，國家不僅不是從來就有的，而且也不會永遠存在下去。當社會發展到具備消滅階級的條件時，國家就隨著階級的消滅而自行消亡。這也是國家依賴社會的表現。此外，國家根據社會發展的不同，對社會也發生不同的作用。也就是說，國家對社會的作用并不是一成不變的。就整體發展趨勢和規律而言，社會越向前發展，社會自我管理、自我調節的能力越強，國家對社會發生作用的領域就越小，作用的強度也越弱。由此，國家對社會的作用呈現出這樣一種發展趨勢：在政治統治職能不變的同時，國家的經濟職能、社會事務管理職能和科技文化職能不斷擴展；政治性。統治性職能越來越依賴于管理性、服務性職能作用的發揮。總之，國家存在于社會之中，以社會的存在為基礎，我們不能離開社會來談國家的存在和作用。

2．政府的社會服務作用。作為國家伴生物的政府，與國家一樣，僅僅同社會發展的一定階段相聯系，既不是從來就有的，也不是要永遠存在下去。政府作為國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不僅其產生是社會發展的需要，而且其對社會作用所形成的政府職能，也是以社會的發展需要為基礎的。當代政府與近代政府、古代政府的差異，都是因為社會的發展在政府的各個特性中，注入和融入了不同時代社會的具體發展要求和時代特征所使然。還有，歷史上政府行使權力的方式和對社會發生作用的范圍不同，并不取決于統治者個人的意志，而是在相當大的程度上體現了社會對統治者的要求。如果一個政府不能有效地吸納、代表和反映社會對它的要求，如果一個政府對社會的要求沒有任何回應能力，那么，這個政府就是一個沒有能力的政府。因此，從某種意義上我們完全可以說，政府的生命力來自于它的社會服務作用。西方新公共管理運動強調以社會公眾的需求為其行為導向，而不以政府自身規定的規則為行為導向，其目的就是為了增強政府適應社會、服務社會的能力，而不是要削弱它，是把政府從低效率和高成本中解放出來的有效舉措。

3．社會公共組織的社會性特征。至于社會事務的管理者——各種社會性組織，它們本身就是社會自我管理、自我服務的組織。只不過在階級社會，各種社會組織是依附于國家和政府組織的，是作為國家和政府組織的附屬物而存在的，并且在不同程度上打上階級的烙印，有著不同程度的政治色彩。但是，隨著社會的發展，特別是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社會自我管理、自我調節、自我服務能力的增強，這些社會組織必然要逐漸擺脫這種依附的地位而成為獨立主體。在國家、政府消亡了的情況下，整個社會就將依靠這些社會性組織來進行自我管理，規劃和實現社會發展。只不過到那時它們已經完全喪失掉了階級性、政治性。因為，在對人的統治與管理由對物的管理和對生產過程的領導所代替的時候，這些組織就變成了純粹的管理性的組織。當前和今后相當長的時間內，各種社會組織還不能真正成為獨立的組織，社會仍然將處于國家組織、政府組織與這些社會組織同時管理、雙軌運行的局面。但我們并不能因此而抹煞它們的社會性。隨著我國政府公共管理體制改革的深化與完善，隨著政府職能的進一步轉變，政府承擔的大量社會職能將更多地由社會組織去承擔。我們應當順應社會歷史潮流，不斷擴大社會組織的社會自主性，擴大這些組織的社會性成分，向著它們成為真正的社會組織遠大目標邁進。

（二）公共管理對象的社會性公共管理的對象，即公共管理客體，就是社會（這是廣義的“社會”）公共事務。根據各自性質的不同，社會公共事務又可分為國家公共事務、政府公共事務和社會公共事務。在這里，可以說，公共事務的公共性和社會性是同義語。因而，我們研究公共管理對象的社會性，也就轉換到研究以公共管理為對象的公共特性上來。

“公共”的對立面是“贏利的”、“私人的”和“企業的”。公共事務的公共性，可以大略從以下幾個側面去分析。

1．公共事務的公共性體現于公共事務的管理者是公共部門或公共服務機構，而不是私人或私人組織。這正如文章的前一部分所論述的，公共事務的管理者，即公共管理的主體，就是國家、政府以及社會各種公共組織。

2．公共事務的公共性體現了公共管理活動的性質和目的，在于為社會公眾提供公共利益和公共服務。

正如所揭示的，國家的本質特征“是和人民大眾分離的公共權力”，是統治階級用來進行政治統治的工具。但即使這樣，在有階級剝削和階級壓迫的社會之中，運用公共權力所進行的政治統治，也必須是以為社會公眾提供服務為基礎，以執行社會性職能為基礎。因為這是國家、政府賴以存在和發展的前提。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指出：“一切政治權力起先總是以某種經濟的社會職能為基礎的”、“政治統治只有在它執行了它的這種社會職能時才能持續下去。”他還指出，不管在波斯和印度興起和衰落的專制政府有多少，它們首先都是“河谷灌溉的總經營者。”這些論斷表明，理論作為有鮮明階級性的革命的理論，也從來沒有忽視政治統治的社會性基礎。相反，而是把社會性提到了政治統治得以維持的基礎的高度來認識和對待。

馬克思、恩格斯在對資本主義政治、經濟進行了深刻批判的基礎上，揭示資產階級國家的本質，指出：“現代的國家政權不過是管理整個資產階級的共同事務的委員會罷了。”這一著名論斷不僅揭示了資產階級國家的本質，而且說明了管理資產階級的共同事務是資產階級國家的主要特征。只不過，它的管理方式不同于個別資本家或工廠主管理工廠、企業的方式，它主要是通過立法形式進行管理并具有強制的性質。因此，國家、政府的公共性（社會性）特征，主要的表現在于，它是整個社會的正式代表，是社會在一個有形的組織中的集中表現。它體現的正是表面上凌駕于社會之上的力量，因而它總是集中反映和代表一定社會的利益和意志。

此外，還要認識到，為社會公眾提供服務的性質和目的，也在于為了維護和實現公共利益，有時甚至實現個人利益本身就是公共任務，如向貧窮者提供社會救濟等。當代西方國家的政府改革運動，主張以社會公眾的偏向和需要作為政府行為導向，強調顧客意識，樹立服務對象為上帝的觀念，正是在這種公共事務的社會性要求壓力下，采用新的統治手段與方法，從而也使西方國家政治統治進一步鞏固，實現其自身的利益。

應當指出，這里講的“公共”、“社會”是抽象的范疇，現實的“公共”、“社會”卻是十分具體的，是依時間、地點、條件為轉移的，因此，資產階級要做到真正凌駕于社會、代表整個“社會”是不現實的，馬克思、恩格斯用“表面上”三字來表述，是很確切的。但其社會性是顯而易見的，我們不能因此而抹煞它的存在。

（三）公共管理活動和過程的社會性

1．公共事務的公共性體現了公共管理活動的社會責任和績效要求。在公共管理活動的績效方面，公共性要求對績效決不能簡單地用利潤或效率標準來進行衡量，而是必須用服務效果、質量和公眾滿意的程度等多種尺度作標準。20世紀70年代興起的新公共行政學理論，基于對傳統行政學以經濟和效率為基本目標，忽視了公共行政所應肩負的廣泛的社會責任，其結果是在前所未有的經濟發展時代，長期存在著普遍失業、貧窮、疾病、無知和絕望，構成對現有政治制度的根本威脅的批判，從而提出了公共行政改革應將“效率至上”轉為“公平至上”，建立民主行政模型。為此，提出了公共行政組織設計方案應遵循的兩個基本目標：其一是顧客導向的行政組織形態，即以公眾——公共行政服務的顧客的需求作為行政組織存在和發展的前提；其二是應變靈活的組織形態，即加大組織結構的彈性，以便能夠對外界的刺激作出迅速的反應。將社會公平和廣泛的社會責任提高到作為公共行政追求的首要價值目標，倡導民主行政，是新公共行政學理論的主要貢獻。為此，這一理論也成為了西方國家政府改革運動所依據的一項重要理論。這種強調政府以社會公眾的需求為行為導向，納稅人以政府實際的工作結果而不是以其工作及過程為納稅尺度的理論，有效地推動了政府提高為社會公眾服務的質量和效果。

2．公共管理事務和活動的公共性。這種公共性體現了社會公眾對公共管理活動和公共產品供給的廣泛參與，以及公共管理活動的公開性。社會公眾對公共管理活動的廣泛參與，主要表現在社會公眾對政府決策的影響，通過立法、司法機構對政府行為的約束，以及通過各種渠道對政府活動的輿論監督等，從自身利益的關。心和實現角度，影響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實施過程。在部分公共產品的供給方面，由政府的壟斷供給轉變為通過合同出租和非國有化手段，把原先由政府包攬提供公共產品的單一化轉變為民營化，將其投放市場，由各個競爭主體和社會公眾自己來提供；對那些不便或不能推向社會的公共產品的提供，也改用合同的形式，以競爭招標手段，交給社會公眾承擔。在實現公共管理活動的公開性方面，也由原來的“黑箱”操作，變為“金魚缸里生活”，讓社會公眾知曉，讓立法機關、司法機關、新聞媒介和公眾了解活動內容，隨時可以進行檢查、調查和監督。電子政務的推行，使得公共管理活動的公開性進一步增強。上述種種公開性、參與性及其非國有化等關于公共管理過程的環節和變化，實際上都是公共管理社會性的體現。

總之，無論是國家公共事務、政府公共事務，還是社會公共事務，都是公共事務的有機組成部分；無論是國家公共事務、政府公共事務，還是社會公共事務，社會性都是它們的共同性內涵、基礎性內涵。我們應從最普遍、最基本的意義上去準確把握這種社會性特征的內涵，并以其為一個重要依據，搞好公共管理的理論與實踐建設，包括構建嚴謹的公共管理學學科體系。

三、應當注意的兩個問題上面集中闡述了公共管理的社會性特征，但是不能由此掩蓋公共管理的政治性內涵。國家是階級壓迫的工具，一定階級的國家機器（包括政府）是實現該階級政治統治的政治組織。因此，歷來國家、政府都具有鮮明的階級性、政治性，這已是常識性的問題了。一般而言，就是前述意義上的社會公共管理組織，也或多或少具有階級性、政治性的特征，其中不少本身就是社會政治團體，不可能沒有政治性。一言以蔽之，講公共管理是不能不“講政治”的。因此，這里就有一個正確把握社會性與政治性的關系問題。

（一）公共管理的社會性與政治性是相輔相成的

1．公共管理的社會性是政治性的基礎，政治性寓于社會性之中，沒有社會性就沒有政治性。我們研究公共管理政治性時，一定要明確社會性的這種基礎地位與作用，堅持以是否推動社會進步，是否符合社會發展方向作為先進的與落后的政治的最后標準。

2．政治性是社會性的保證，社會性以政治性為指導。在階級社會和存在著階級與階級斗爭的社會里，沒有政治性也就很難或者無法體現社會性，實際上，沒有全面地體現社會性，在階級社會里，不靠國家、政府把社會控制在一定的秩序之內，社會難以存在，更不用說進步與發展了。因此，需要把一定的政治灌注于公共管理之中，堅持用先進的、科學的政治去保護和發展社會。

（二）積極創造條件，不斷向最高（終）目標邁進

公共管理的社會性與政治性的關系是相互依存、對立統一的關系，從徹底的唯物辯證的宇宙觀來看，從時間論，社會性比政治性更長久。因為國家、政府產生之前就有人類社會了，國家、政府還將隨著階級的消滅而自行消亡，而社會將長期（不是永遠）存在著。再者，從空間論，廣義的“社會”是指人類社會，包括國家、政府以及社會上的一切存在，而國家、政府則是人類社會系統中的一個或兩個重要組成部分，簡言之，社會性要比政治性寬泛的多。從時間論，政治性存在于社會歷史長河中的一個漫長的階段，社會性的存在比政治性的存在長久得多。作為一個徹底的辯證唯物論者，“路就在腳下”，應該著眼長遠，著手當前，正確地做好當前所承擔的每一項公共管理工作，為實現無階級、無國家、無政府的，我們的先賢所謂的“世界大同”的目標而奉獻有限人生的一份又一份熱和光。公共管理的社會化改革也稱得上是朝著這個遠大方向努力的一個工程！

四、根據公共管理的客觀屬性構建公共管理的學科體系

學科體系問題是學科建設的基礎和重點。公共管理研究在這方面雖然已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不能說已經完全解決問題了。事實上，尚有不少問題需要深入地研討。其中，一個帶有根本意義的問題，就是公共管理學科體系的構建問題。

篇（9）

（－）關于公共管理概念

公共管理研究與教育正在華夏大地興起，專家學者推出的教材、著作、論文頗為可觀。但是在什么是公共管理問題上，可謂見仁見智。不說中國，就是“先行者”的西方一些國家也有類似情形，以致于有些學者認為“公共管理”概念象“瞎子摸象”，難以確定。在此，本人擬作一次把復雜問題簡單化的嘗試，把公共管理的概念界定為：對公共事務進行管理的社會活動。具體說來，是公共管理主體為了解決公共問題，實現公共利益，運用公共權力對公共事務施加管理的社會活動。

作為管理，公共管理和其他管理（如工商管理）的基本原理、方法和運作等方面，有許多共同之處。但作為“公共”管理，它在研究對象及其特點上，又與其他管理有明顯區別。以公共管理與工商管理為例，公共管理的研究對象是國家、政府與社會公共組織的公共事務及其管理過程，而工商管理的研究對象是工商企業及其經營過程。兩者的具體差異在于：一是管理目的不同，公共管理的目的是謀求社會公共利益，工商管理的目的是謀求組織利潤；二是管理性質不同，傳統的公共管理具有壟斷性，工商管理則具有競爭性；三是管理手段不同，傳統公共管理以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為主，輔之以經濟手段；工商管理以經濟手段為主，輔之以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我們既要把握二者的聯結點，更要著力找出二者的差異處，以求對公共管理有全面的認識。

（二）關于公共管理類型

為了加深對公共管理概念的認識，我們須進一步對其作外延分析。概念的外延是指該概念囊括的所有事物。公共管理的外延即指它所管理的一切公共事務。為了對“一切”有概括性認識，我們又要對它們作“類型”求解。筆者認為，就宏觀而論，世上所有的公共事務可分為三類：一是國家公共事務二是政府公共事務，三是社會公共事務。

1．國家公共事務。據英國《大眾百科全書》對國家作出如下定義：“由政治單位在其管轄的范圍內制定規則和進行資源分配的機構。政府的功能：①立法；②司法；③執行、行政管理。”這是廣義的政府（國家）觀。應當指出，這里所指的國家是特指狹義的國家，即廣義國家中最重要的部分①立法以及②司法。這種國家公共事務主要包括維護國家統一和，制定法律、法規，維護社會秩序等，側重于與國體、政體方面有關的，關乎整體職能把握的宏觀控制和影響類型的公共事務。

2．政府公共事務。《美國百科全書》指出：“政府一詞適應于管理團體和國家的機構及其活動。通常它指的是諸如英國或日本這些民族國家或其分支如省、市地方政府的組織機構及法定程序，就這一方面而言，政府對已經確認為某一民族國家中成員的事務進行管理。由此可見，政府就是一個國家或社會的治理機構。”應當指出，這是狹義的政府，它專指一個國家的中央和地方的行政機關。這種政府公共事務包括政治選舉、行政區劃與國家禮儀方面的政治性公共事務、國家安全公共事務、對外關系公共事務、人事行政公共事務、財務行政公共事務以及機關內部的公共事務。

3．社會公共事務。這里的“社會”并非“人類社會”的廣義“社會”涵義，而是專指“政府管理社會”中的中觀的“社會”，這里的“社會”，即將社會管理與政治、經濟管理職能并列的一個領域，它主要涉及與人們日常生活密切聯系的社會公共事務。這種社會公共事務主要包括：教育、科技、文化藝術、醫藥衛生、體育等公共事業；社會服務、社會公用事業以及維持社會秩序的公共事務等。這種類型的公共事務與全體社會成員的切身利益和日常生活聯系最緊密，同時這部分社會公共事務管理是直接以全體社會成員為實施對象，因此，它所顯示的社會公共性也最強。

如前所述，公共管理是指公共組織對社會公共事務的管理。由于紛繁復雜的公共事務可以歸納為國家公共事務、政府公共事務和社會公共事務三大類，因此，我們也應該把種種公共管理歸結為國家公共管理、政府公共管理和社會公共管理。正是這“三足鼎立”共同構成了一個有機統一的龐大的公共管理體系。我們既要從個性去分清它們的差異，又要從共性去歸納它們的統一，用共性與個性相聯結的辯證法去把握公共管理的真諦。

二、社會性是公共管理的共同內涵

如上所述，公共管理是由國家公共管理、政府公共管理、社會公共管理構成的，因此，“國家”、“政府”、“社會”都分別是公共管理的內涵之一，然而，比較而言，只有“社會”才是公共管理的共同內涵。對此，可以從如下幾方面闡述：

（一）公共管理主體的社會性內涵

公共管理的主體是國家、政府和社會公共組織。下面分別闡釋它們的社會職能特征。

1．國家的社會職能。正如恩格斯所言，國家不是從來就有的，國家是社會在一定發展階段上的產物。只有到了社會陷入了不可解決的自我矛盾，分裂為不可調和的對立面。而為了使這些對立方面，這些經濟利益相互沖突的階級，不致于在無謂的斗爭中把自己和社會消滅，就需要有一種表面上凌駕于社會之上的力量，這種力量應當緩和沖突，把沖突保持在“秩序”內，這種從社會中產生但又自居于社會之上并且日益同社會相脫離的力量就是國家。因此，國家來自社會，國家的產生是社會發展的需要，是社會內部矛盾發展的結果。

西方資產階級政治理論從天賦人權的自然法理論出發，認為國家的產生是社會契約的結果。該學說認為，在國家產生之前，人類處于一種自然狀態之下。在這種狀態下，每個人都有運用上天賦予他自己的價值和趨利避害的權利。然而，每個人在運用上天給予的權利去實現自己的價值的時候，產生了人與人之間的沖突。為了不致于使人與人之間的沖突將自己和整個社會歸于毀滅，于是人們運用理性來解決沖突。即人們坐下來協商，將上天賦予他們實現自己價值的權利部分或全部地轉讓給“者”，權利讓渡的過程就是國家產生的過程，而這個“者”就是國家。

這種以天賦人權的自然法理論為核。動的社會契約學說，把人們契約的原因歸結為人與人之間的沖突，把國家說成是人們契約的結果，從而否認了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這固然不對，但是，它肯定了消除沖突，維護社會秩序的社會契約內容。因此，社會契約理論雖然否認了國家是社會矛盾運動發展的必然結果，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但表達了國家的產生是社會發展的需要，國家來自于“社會契約”的觀點。國家的產生和存在表明國家和社會是不可分的。國家不是從外部強加給社會的力量，是社會矛盾運動的結果，社會是國家產生、存在的基礎。這清楚地表明了國家的社會性特征。還有，國家不僅不是從來就有的，而且也不會永遠存在下去。當社會發展到具備消滅階級的條件時，國家就隨著階級的消滅而自行消亡。這也是國家依賴社會的表現。此外，國家根據社會發展的不同，對社會也發生不同的作用。也就是說，國家對社會的作用并不是一成不變的。就整體發展趨勢和規律而言，社會越向前發展，社會自我管理、自我調節的能力越強，國家對社會發生作用的領域就越小，作用的強度也越弱。由此，國家對社會的作用呈現出這樣一種發展趨勢：在政治統治職能不變的同時，國家的經濟職能、社會事務管理職能和科技文化職能不斷擴展；政治性。統治性職能越來越依賴于管理性、服務性職能作用的發揮。總之，國家存在于社會之中，以社會的存在為基礎，我們不能離開社會來談國家的存在和作用。

2．政府的社會服務作用。作為國家伴生物的政府，與國家一樣，僅僅同社會發展的一定階段相聯系，既不是從來就有的，也不是要永遠存在下去。政府作為國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不僅其產生是社會發展的需要，而且其對社會作用所形成的政府職能，也是以社會的發展需要為基礎的。當代政府與近代政府、古代政府的差異，都是因為社會的發展在政府的各個特性中，注入和融入了不同時代社會的具體發展要求和時代特征所使然。還有，歷史上政府行使權力的方式和對社會發生作用的范圍不同，并不取決于統治者個人的意志，而是在相當大的程度上體現了社會對統治者的要求。如果一個政府不能有效地吸納、代表和反映社會對它的要求，如果一個政府對社會的要求沒有任何回應能力，那么，這個政府就是一個沒有能力的政府。因此，從某種意義上我們完全可以說，政府的生命力來自于它的社會服務作用。西方新公共管理運動強調以社會公眾的需求為其行為導向，而不以政府自身規定的規則為行為導向，其目的就是為了增強政府適應社會、服務社會的能力，而不是要削弱它，是把政府從低效率和高成本中解放出來的有效舉措。

3．社會公共組織的社會性特征。至于社會事務的管理者——各種社會性組織，它們本身就是社會自我管理、自我服務的組織。只不過在階級社會，各種社會組織是依附于國家和政府組織的，是作為國家和政府組織的附屬物而存在的，并且在不同程度上打上階級的烙印，有著不同程度的政治色彩。但是，隨著社會的發展，特別是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社會自我管理、自我調節、自我服務能力的增強，這些社會組織必然要逐漸擺脫這種依附的地位而成為獨立主體。在國家、政府消亡了的情況下，整個社會就將依靠這些社會性組織來進行自我管理，規劃和實現社會發展。只不過到那時它們已經完全喪失掉了階級性、政治性。因為，在對人的統治與管理由對物的管理和對生產過程的領導所代替的時候，這些組織就變成了純粹的管理性的組織。當前和今后相當長的時間內，各種社會組織還不能真正成為獨立的組織，社會仍然將處于國家組織、政府組織與這些社會組織同時管理、雙軌運行的局面。但我們并不能因此而抹煞它們的社會性。隨著我國政府公共管理體制改革的深化與完善，隨著政府職能的進一步轉變，政府承擔的大量社會職能將更多地由社會組織去?械！N頤?nbsp;應當順應社會歷史潮流，不斷擴大社會組織的社會自主性，擴大這些組織的社會性成分，向著它們成為真正的社會組織遠大目標邁進。

（二）公共管理對象的社會性公共管理的對象，即公共管理客體，就是社會（這是廣義的“社會”）公共事務。根據各自性質的不同，社會公共事務又可分為國家公共事務、政府公共事務和社會公共事務。在這里，可以說，公共事務的公共性和社會性是同義語。因而，我們研究公共管理對象的社會性，也就轉換到研究以公共管理為對象的公共特性上來。

“公共”的對立面是“贏利的”、“私人的”和“企業的”。公共事務的公共性，可以大略從以下幾個側面去分析。

1．公共事務的公共性體現于公共事務的管理者是公共部門或公共服務機構，而不是私人或私人組織。這正如文章的前一部分所論述的，公共事務的管理者，即公共管理的主體，就是國家、政府以及社會各種公共組織。

2．公共事務的公共性體現了公共管理活動的性質和目的，在于為社會公眾提供公共利益和公共服務。

正如所揭示的，國家的本質特征“是和人民大眾分離的公共權力”，是統治階級用來進行政治統治的工具。但即使這樣，在有階級剝削和階級壓迫的社會之中，運用公共權力所進行的政治統治，也必須是以為社會公眾提供服務為基礎，以執行社會性職能為基礎。因為這是國家、政府賴以存在和發展的前提。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指出：“一切政治權力起先總是以某種經濟的社會職能為基礎的”、“政治統治只有在它執行了它的這種社會職能時才能持續下去。”他還指出，不管在波斯和印度興起和衰落的專制政府有多少，它們首先都是“河谷灌溉的總經營者。”這些論斷表明，理論作為有鮮明階級性的革命的理論，也從來沒有忽視政治統治的社會性基礎。相反，而是把社會性提到了政治統治得以維持的基礎的高度來認識和對待。

馬克思、恩格斯在對資本主義政治、經濟進行了深刻批判的基礎上，揭示資產階級國家的本質，指出：“現代的國家政權不過是管理整個資產階級的共同事務的委員會罷了。”這一著名論斷不僅揭示了資產階級國家的本質，而且說明了管理資產階級的共同事務是資產階級國家的主要特征。只不過，它的管理方式不同于個別資本家或工廠主管理工廠、企業的方式，它主要是通過立法形式進行管理并具有強制的性質。因此，國家、政府的公共性（社會性）特征，主要的表現在于，它是整個社會的正式代表，是社會在一個有形的組織中的集中表現。它體現的正是表面上凌駕于社會之上的力量，因而它總是集中反映和代表一定社會的利益和意志。

此外，還要認識到，為社會公眾提供服務的性質和目的，也在于為了維護和實現公共利益，有時甚至實現個人利益本身就是公共任務，如向貧窮者提供社會救濟等。當代西方國家的政府改革運動，主張以社會公眾的偏向和需要作為政府行為導向，強調顧客意識，樹立服務對象為上帝的觀念，正是在這種公共事務的社會性要求壓力下，采用新的統治手段與方法，從而也使西方國家政治統治進一步鞏固，實現其自身的利益。

應當指出，這里講的“公共”、“社會”是抽象的范疇，現實的“公共”、“社會”卻是十分具體的，是依時間、地點、條件為轉移的，因此，資產階級要做到真正凌駕于社會、代表整個“社會”是不現實的，馬克思、恩格斯用“表面上”三字來表述，是很確切的。但其社會性是顯而易見的，我們不能因此而抹煞它的存在。

（三）公共管理活動和過程的社會性

1．公共事務的公共性體現了公共管理活動的社會責任和績效要求。在公共管理活動的績效方面，公共性要求對績效決不能簡單地用利潤或效率標準來進行衡量，而是必須用服務效果、質量和公眾滿意的程度等多種尺度作標準。20世紀70年代興起的新公共行政學理論，基于對傳統行政學以經濟和效率為基本目標，忽視了公共行政所應肩負的廣泛的社會責任，其結果是在前所未有的經濟發展時代，長期存在著普遍失業、貧窮、疾病、無知和絕望，構成對現有政治制度的根本威脅的批判，從而提出了公共行政改革應將“效率至上”轉為“公平至上”，建立民主行政模型。為此，提出了公共行政組織設計方案應遵循的兩個基本目標：其一是顧客導向的行政組織形態，即以公眾——公共行政服務的顧客的需求作為行政組織存在和發展的前提；其二是應變靈活的組織形態，即加大組織結構的彈性，以便能夠對外界的刺激作出迅速的反應。將社會公平和廣泛的社會責任提高到作為公共行政追求的首要價值目標，倡導民主行政，是新公共行政學理論的主要貢獻。為此，這一理論也成為了西方國家政府改革運動所依據的一項重要理論。這種強調政府以社會公眾的需求?形枷潁?nbsp;稅人以政府實際的工作結果而不是以其工作及過程為納稅尺度的理論，有效地推動了政府提高為社會公眾服務的質量和效果。

2．公共管理事務和活動的公共性。這種公共性體現了社會公眾對公共管理活動和公共產品供給的廣泛參與，以及公共管理活動的公開性。社會公眾對公共管理活動的廣泛參與，主要表現在社會公眾對政府決策的影響，通過立法、司法機構對政府行為的約束，以及通過各種渠道對政府活動的輿論監督等，從自身利益的關。心和實現角度，影響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實施過程。在部分公共產品的供給方面，由政府的壟斷供給轉變為通過合同出租和非國有化手段，把原先由政府包攬提供公共產品的單一化轉變為民營化，將其投放市場，由各個競爭主體和社會公眾自己來提供；對那些不便或不能推向社會的公共產品的提供，也改用合同的形式，以競爭招標手段，交給社會公眾承擔。在實現公共管理活動的公開性方面，也由原來的“黑箱”操作，變為“金魚缸里生活”，讓社會公眾知曉，讓立法機關、司法機關、新聞媒介和公眾了解活動內容，隨時可以進行檢查、調查和監督。電子政務的推行，使得公共管理活動的公開性進一步增強。上述種種公開性、參與性及其非國有化等關于

總之，無論是國家公共事務、政府公共事務，還是社會公共事務，都是公共事務的有機組成部分；無論是國家公共事務、政府公共事務，還是社會公共事務，社會性都是它們的共同性內涵、基礎性內涵。我們應從最普遍、最基本的意義上去準確把握這種社會性特征的內涵，并以其為一個重要依據，搞好公共管理的理論與實踐建設，包括構建嚴謹的公共管理學學科體系。

三、應當注意的兩個問題上面集中闡述了公共管理的社會性特征，但是不能由此掩蓋公共管理的政治性內涵。國家是階級壓迫的工具，一定階級的國家機器（包括政府）是實現該階級政治統治的政治組織。因此，歷來國家、政府都具有鮮明的階級性、政治性，這已是常識性的問題了。一般而言，就是前述意義上的社會公共管理組織，也或多或少具有階級性、政治性的特征，其中不少本身就是社會政治團體，不可能沒有政治性。一言以蔽之，講公共管理是不能不“講政治”的。因此，這里就有一個正確把握社會性與政治性的關系問題。

（一）公共管理的社會性與政治性是相輔相成的

1．公共管理的社會性是政治性的基礎，政治性寓于社會性之中，沒有社會性就沒有政治性。我們研究公共管理政治性時，一定要明確社會性的這種基礎地位與作用，堅持以是否推動社會進步，是否符合社會發展方向作為先進的與落后的政治的最后標準。

2．政治性是社會性的保證，社會性以政治性為指導。在階級社會和存在著階級與階級斗爭的社會里，沒有政治性也就很難或者無法體現社會性，實際上，沒有全面地體現社會性，在階級社會里，不靠國家、政府把社會控制在一定的秩序之內，社會難以存在，更不用說進步與發展了。因此，需要把一定的政治灌注于公共管理之中，堅持用先進的、科學的政治去保護和發展社會。

（二）積極創造條件，不斷向最高（終）目標邁進

公共管理的社會性與政治性的關系是相互依存、對立統一的關系，從徹底的唯物辯證的宇宙觀來看，從時間論，社會性比政治性更長久。因為國家、政府產生之前就有人類社會了，國家、政府還將隨著階級的消滅而自行消亡，而社會將長期（不是永遠）存在著。再者，從空間論，廣義的“社會”是指人類社會，包括國家、政府以及社會上的一切存在，而國家、政府則是人類社會系統中的一個或兩個重要組成部分，簡言之，社會性要比政治性寬泛的多。從時間論，政治性存在于社會歷史長河中的一個漫長的階段，社會性的存在比政治性的存在長久得多。作為一個徹底的辯證唯物論者，“路就在腳下”，應該著眼長遠，著手當前，正確地做好當前所承擔的每一項公共管理工作，為實現無階級、無國家、無政府的，我們的先賢所謂的“世界大同”的目標而奉獻有限人生的一份又一份熱和光。公共管理的社會化改革也稱得上是朝著這個遠大方向努力的一個工程！

四、根據公共管理的客觀屬性構建公共管理的學科體系

學科體系問題是學科建設的基礎和重點。公共管理研究在這方面雖然已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不能說已經完全解決問題了。事實上，尚有不少問題需要深入地研討。其中，一個帶有根本意義的問題，就是公共管理學科體系的構建問題。

篇（10）

內涵是關于事物的本質屬性。揭示事物的內涵是認識事物和處理問題的基礎和前提。然而，我國關于公共管理問題的討論與爭鳴雖早已開鑼，但對其內涵卻未有很深入的研究，已有的看法意見不一。有鑒于此，筆者不揣淺陋，將管見和盤托出，就教于行家、學者。

一、公共管理的概念與類型辨析

（－）關于公共管理概念

公共管理研究與教育正在華夏大地興起，專家學者推出的教材、著作、論文頗為可觀。但是在什么是公共管理問題上，可謂見仁見智。不說中國，就是“先行者”的西方一些國家也有類似情形，以致于有些學者認為“公共管理”概念象“瞎子摸象”，難以確定。在此，本人擬作一次把復雜問題簡單化的嘗試，把公共管理的概念界定為：對公共事務進行管理的社會活動。具體說來，是公共管理主體為了解決公共問題，實現公共利益，運用公共權力對公共事務施加管理的社會活動。

作為管理，公共管理和其他管理（如工商管理）的基本原理、方法和運作等方面，有許多共同之處。但作為“公共”管理，它在研究對象及其特點上，又與其他管理有明顯區別。以公共管理與工商管理為例，公共管理的研究對象是國家、政府與社會公共組織的公共事務及其管理過程，而工商管理的研究對象是工商企業及其經營過程。兩者的具體差異在于：一是管理目的不同，公共管理的目的是謀求社會公共利益，工商管理的目的是謀求組織利潤；二是管理性質不同，傳統的公共管理具有壟斷性，工商管理則具有競爭性；三是管理手段不同，傳統公共管理以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為主，輔之以經濟手段；工商管理以經濟手段為主，輔之以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我們既要把握二者的聯結點，更要著力找出二者的差異處，以求對公共管理有全面的認識。

（二）關于公共管理類型

為了加深對公共管理概念的認識，我們須進一步對其作外延分析。概念的外延是指該概念囊括的所有事物。公共管理的外延即指它所管理的一切公共事務。為了對“一切”有概括性認識，我們又要對它們作“類型”求解。筆者認為，就宏觀而論，世上所有的公共事務可分為三類：一是國家公共事務二是政府公共事務，三是社會公共事務。

1．國家公共事務。據英國《大眾百科全書》對國家作出如下定義：“由政治單位在其管轄的范圍內制定規則和進行資源分配的機構。政府的功能：①立法；②司法；③執行、行政管理。”這是廣義的政府（國家）觀。應當指出，這里所指的國家是特指狹義的國家，即廣義國家中最重要的部分①立法以及②司法。這種國家公共事務主要包括維護國家統一和，制定法律、法規，維護社會秩序等，側重于與國體、政體方面有關的，關乎整體職能把握的宏觀控制和影響類型的公共事務。

2．政府公共事務。《美國百科全書》指出：“政府一詞適應于管理團體和國家的機構及其活動。通常它指的是諸如英國或日本這些民族國家或其分支如省、市地方政府的組織機構及法定程序，就這一方面而言，政府對已經確認為某一民族國家中成員的事務進行管理。由此可見，政府就是一個國家或社會的治理機構。”應當指出，這是狹義的政府，它專指一個國家的中央和地方的行政機關。這種政府公共事務包括政治選舉、行政區劃與國家禮儀方面的政治性公共事務、國家安全公共事務、對外關系公共事務、人事行政公共事務、財務行政公共事務以及機關內部的公共事務。

3．社會公共事務。這里的“社會”并非“人類社會”的廣義“社會”涵義，而是專指“政府管理社會”中的中觀的“社會”，這里的“社會”，即將社會管理與政治、經濟管理職能并列的一個領域，它主要涉及與人們日常生活密切聯系的社會公共事務。這種社會公共事務主要包括：教育、科技、文化藝術、醫藥衛生、體育等公共事業；社會服務、社會公用事業以及維持社會秩序的公共事務等。這種類型的公共事務與全體社會成員的切身利益和日常生活聯系最緊密，同時這部分社會公共事務管理是直接以全體社會成員為實施對象，因此，它所顯示的社會公共性也最強。

如前所述，公共管理是指公共組織對社會公共事務的管理。由于紛繁復雜的公共事務可以歸納為國家公共事務、政府公共事務和社會公共事務三大類，因此，我們也應該把種種公共管理歸結為國家公共管理、政府公共管理和社會公共管理。正是這“三足鼎立”共同構成了一個有機統一的龐大的公共管理體系。我們既要從個性去分清它們的差異，又要從共性去歸納它們的統一，用共性與個性相聯結的辯證法去把握公共管理的真諦。

二、社會性是公共管理的共同內涵

如上所述，公共管理是由國家公共管理、政府公共管理、社會公共管理構成的，因此，“國家”、“政府”、“社會”都分別是公共管理的內涵之一，然而，比較而言，只有“社會”才是公共管理的共同內涵。對此，可以從如下幾方面闡述：

（一）公共管理主體的社會性內涵

公共管理的主體是國家、政府和社會公共組織。下面分別闡釋它們的社會職能特征。

1．國家的社會職能。正如恩格斯所言，國家不是從來就有的，國家是社會在一定發展階段上的產物。只有到了社會陷入了不可解決的自我矛盾，分裂為不可調和的對立面。而為了使這些對立方面，這些經濟利益相互沖突的階級，不致于在無謂的斗爭中把自己和社會消滅，就需要有一種表面上凌駕于社會之上的力量，這種力量應當緩和沖突，把沖突保持在“秩序”內，這種從社會中產生但又自居于社會之上并且日益同社會相脫離的力量就是國家。因此，國家來自社會，國家的產生是社會發展的需要，是社會內部矛盾發展的結果。

西方資產階級政治理論從天賦人權的自然法理論出發，認為國家的產生是社會契約的結果。該學說認為，在國家產生之前，人類處于一種自然狀態之下。在這種狀態下，每個人都有運用上天賦予他自己的價值和趨利避害的權利。然而，每個人在運用上天給予的權利去實現自己的價值的時候，產生了人與人之間的沖突。為了不致于使人與人之間的沖突將自己和整個社會歸于毀滅，于是人們運用理性來解決沖突。即人們坐下來協商，將上天賦予他們實現自己價值的權利部分或全部地轉讓給“者”，權利讓渡的過程就是國家產生的過程，而這個“者”就是國家。這種以天賦人權的自然法理論為核。動的社會契約學說，把人們契約的原因歸結為人與人之間的沖突，把國家說成是人們契約的結果，從而否認了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這固然不對，但是，它肯定了消除沖突，維護社會秩序的社會契約內容。因此，社會契約理論雖然否認了國家是社會矛盾運動發展的必然結果，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但表達了國家的產生是社會發展的需要，國家來自于“社會契約”的觀點。國家的產生和存在表明國家和社會是不可分的。國家不是從外部強加給社會的力量，是社會矛盾運動的結果，社會是國家產生、存在的基礎。這清楚地表明了國家的社會性特征。還有，國家不僅不是從來就有的，而且也不會永遠存在下去。當社會發展到具備消滅階級的條件時，國家就隨著階級的消滅而自行消亡。這也是國家依賴社會的表現。此外，國家根據社會發展的不同，對社會也發生不同的作用。也就是說，國家對社會的作用并不是一成不變的。就整體發展趨勢和規律而言，社會越向前發展，社會自我管理、自我調節的能力越強，國家對社會發生作用的領域就越小，作用的強度也越弱。由此，國家對社會的作用呈現出這樣一種發展趨勢：在政治統治職能不變的同時，國家的經濟職能、社會事務管理職能和科技文化職能不斷擴展；政治性。統治性職能越來越依賴于管理性、服務性職能作用的發揮。總之，國家存在于社會之中，以社會的存在為基礎，我們不能離開社會來談國家的存在和作用。

2．政府的社會服務作用。作為國家伴生物的政府，與國家一樣，僅僅同社會發展的一定階段相聯系，既不是從來就有的，也不是要永遠存在下去。政府作為國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不僅其產生是社會發展的需要，而且其對社會作用所形成的政府職能，也是以社會的發展需要為基礎的。當代政府與近代政府、古代政府的差異，都是因為社會的發展在政府的各個特性中，注入和融入了不同時代社會的具體發展要求和時代特征所使然。還有，歷史上政府行使權力的方式和對社會發生作用的范圍不同，并不取決于統治者個人的意志，而是在相當大的程度上體現了社會對統治者的要求。如果一個政府不能有效地吸納、代表和反映社會對它的要求，如果一個政府對社會的要求沒有任何回應能力，那么，這個政府就是一個沒有能力的政府。因此，從某種意義上我們完全可以說，政府的生命力來自于它的社會服務作用。西方新公共管理運動強調以社會公眾的需求為其行為導向，而不以政府自身規定的規則為行為導向，其目的就是為了增強政府適應社會、服務社會的能力，而不是要削弱它，是把政府從低效率和高成本中解放出來的有效舉措。

3．社會公共組織的社會性特征。至于社會事務的管理者――各種社會性組織，它們本身就是社會自我管理、自我服務的組織。只不過在階級社會，各種社會組織是依附于國家和政府組織的，是作為國家和政府組織的附屬物而存在的，并且在不同程度上打上階級的烙印，有著不同程度的政治色彩。但是，隨著社會的發展，特別是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社會自我管理、自我調節、自我服務能力的增強，這些社會組織必然要逐漸擺脫這種依附的地位而成為獨立主體。在國家、政府消亡了的情況下，整個社會就將依靠這些社會性組織來進行自我管理，規劃和實現社會發展。只不過到那時它們已經完全喪失掉了階級性、政治性。因為，在對人的統治與管理由對物的管理和對生產過程的領導所代替的時候，這些組織就變成了純粹的管理性的組織。當前和今后相當長的時間內，各種社會組織還不能真正成為獨立的組織，社會仍然將處于國家組織、政府組織與這些社會組織同時管理、雙軌運行的局面。但我們并不能因此而抹煞它們的社會性。隨著我國政府公共管理體制改革的深化與完善，隨著政府職能的進一步轉變，政府承擔的大量社會職能將更多地由社會組織去承擔。我們應當順應社會歷史潮流，不斷擴大社會組織的社會自主性，擴大這些組織的社會性成分，向著它們成為真正的社會組織遠大目標邁進。

（二）公共管理對象的社會性公共管理的對象，即公共管理客體，就是社會（這是廣義的“社會”）公共事務。根據各自性質的不同，社會公共事務又可分為國家公共事務、政府公共事務和社會公共事務。在這里，可以說，公共事務的公共性和社會性是同義語。因而，我們研究公共管理對象的社會性，也就轉換到研究以公共管理為對象的公共特性上來。

“公共”的對立面是“贏利的”、“私人的”和“企業的”。公共事務的公共性，可以大略從以下幾個側面去分析。

1．公共事務的公共性體現于公共事務的管理者是公共部門或公共服務機構，而不是私人或私人組織。這正如文章的前一部分所論述的，公共事務的管理者，即公共管理的主體，就是國家、政府以及社會各種公共組織。

2．公共事務的公共性體現了公共管理活動的性質和目的，在于為社會公眾提供公共利益和公共服務。

正如所揭示的，國家的本質特征“是和人民大眾分離的公共權力”，是統治階級用來進行政治統治的工具。但即使這樣，在有階級剝削和階級壓迫的社會之中，運用公共權力所進行的政治統治，也必須是以為社會公眾提供服務為基礎，以執行社會性職能為基礎。因為這是國家、政府賴以存在和發展的前提。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指出：“一切政治權力起先總是以某種經濟的社會職能為基礎的”、“政治統治只有在它執行了它的這種社會職能時才能持續下去。”他還指出，不管在波斯和印度興起和衰落的專制政府有多少，它們首先都是“河谷灌溉的總經營者。”這些論斷表明，理論作為有鮮明階級性的革命的理論，也從來沒有忽視政治統治的社會性基礎。相反，而是把社會性提到了政治統治得以維持的基礎的高度來認識和對待。

馬克思、恩格斯在對資本主義政治、經濟進行了深刻批判的基礎上，揭示資產階級國家的本質，指出：“現代的國家政權不過是管理整個資產階級的共同事務的委員會罷了。”這一著名論斷不僅揭示了資產階級國家的本質，而且說明了管理資產階級的共同事務是資產階級國家的主要特征。只不過，它的管理方式不同于個別資本家或工廠主管理工廠、企業的方式，它主要是通過立法形式進行管理并具有強制的性質。因此，國家、政府的公共性（社會性）特征，主要的表現在于，它是整個社會的正式代表，是社會在一個有形的組織中的集中表現。它體現的正是表面上凌駕于社會之上的力量，因而它總是集中反映和代表一定社會的利益和意志。

此外，還要認識到，為社會公眾提供服務的性質和目的，也在于為了維護和實現公共利益，有時甚至實現個人利益本身就是公共任務，如向貧窮者提供社會救濟等。當代西方國家的政府改革運動，主張以社會公眾的偏向和需要作為政府行為導向，強調顧客意識，樹立服務對象為上帝的觀念，正是在這種公共事務的社會性要求壓力下，采用新的統治手段與方法，從而也使西方國家政治統治進一步鞏固，實現其自身的利益。

應當指出，這里講的“公共”、“社會”是抽象的范疇，現實的“公共”、“社會”卻是十分具體的，是依時間、地點、條件為轉移的，因此，資產階級要做到真正凌駕于社會、代表整個“社會”是不現實的，馬克思、恩格斯用“表面上”三字來表述，是很確切的。但其社會性是顯而易見的，我們不能因此而抹煞它的存在。

（三）公共管理活動和過程的社會性

1．公共事務的公共性體現了公共管理活動的社會責任和績效要求。在公共管理活動的績效方面，公共性要求對績效決不能簡單地用利潤或效率標準來進行衡量，而是必須用服務效果、質量和公眾滿意的程度等多種尺度作標準。20世紀70年代興起的新公共行政學理論，基于對傳統行政學以經濟和效率為基本目標，忽視了公共行政所應肩負的廣泛的社會責任，其結果是在前所未有的經濟發展時代，長期存在著普遍失業、貧窮、疾病、無知和絕望，構成對現有政治制度的根本威脅的批判，從而提出了公共行政改革應將“效率至上”轉為“公平至上”，建立民主行政模型。為此，提出了公共行政組織設計方案應遵循的兩個基本目標：其一是顧客導向的行政組織形態，即以公眾――公共行政服務的顧客的需求作為行政組織存在和發展的前提；其二是應變靈活的組織形態，即加大組織結構的彈性，以便能夠對外界的刺激作出迅速的反應。將社會公平和廣泛的社會責任提高到作為公共行政追求的首要價值目標，倡導民主行政，是新公共行政學理論的主要貢獻。為此，這一理論也成為了西方國家政府改革運動所依據的一項重要理論。這種強調政府以社會公眾的需求為行為導向，納稅人以政府實際的工作結果而不是以其工作及過程為納稅尺度的理論，有效地推動了政府提高為社會公眾服務的質量和效果。

2．公共管理事務和活動的公共性。這種公共性體現了社會公眾對公共管理活動和公共產品供給的廣泛參與，以及公共管理活動的公開性。社會公眾對公共管理活動的廣泛參與，主要表現在社會公眾對政府決策的影響，通過立法、司法機構對政府行為的約束，以及通過各種渠道對政府活動的輿論監督等，從自身利益的關。心和實現角度，影響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實施過程。在部分公共產品的供給方面，由政府的壟斷供給轉變為通過合同出租和非國有化手段，把原先由政府包攬提供公共產品的單一化轉變為民營化，將其投放市場，由各個競爭主體和社會公眾自己來提供；對那些不便或不能推向社會的公共產品的提供，也改用合同的形式，以競爭招標手段，交給社會公眾承擔。在實現公共管理活動的公開性方面，也由原來的“黑箱”操作，變為“金魚缸里生活”，讓社會公眾知曉，讓立法機關、司法機關、新聞媒介和公眾了解活動內容，隨時可以進行檢查、調查和監督。電子政務的推行，使得公共管理活動的公開性進一步增強。上述種種公開性、參與性及其非國有化等關于公共管理過程的環節和變化，實際上都是公共管理社會性的體現。

總之，無論是國家公共事務、政府公共事務，還是社會公共事務，都是公共事務的有機組成部分；無論是國家公共事務、政府公共事務，還是社會公共事務，社會性都是它們的共同性內涵、基礎性內涵。我們應從最普遍、最基本的意義上去準確把握這種社會性特征的內涵，并以其為一個重要依據，搞好公共管理的理論與實踐建設，包括構建嚴謹的公共管理學學科體系。

三、應當注意的兩個問題上面集中闡述了公共管理的社會性特征，但是不能由此掩蓋公共管理的政治性內涵。國家是階級壓迫的工具，一定階級的國家機器（包括政府）是實現該階級政治統治的政治組織。因此，歷來國家、政府都具有鮮明的階級性、政治性，這已是常識性的問題了。一般而言，就是前述意義上的社會公共管理組織，也或多或少具有階級性、政治性的特征，其中不少本身就是社會政治團體，不可能沒有政治性。一言以蔽之，講公共管理是不能不“講政治”的。因此，這里就有一個正確把握社會性與政治性的關系問題。

（一）公共管理的社會性與政治性是相輔相成的

1．公共管理的社會性是政治性的基礎，政治性寓于社會性之中，沒有社會性就沒有政治性。我們研究公共管理政治性時，一定要明確社會性的這種基礎地位與作用，堅持以是否推動社會進步，是否符合社會發展方向作為先進的與落后的政治的最后標準。

2．政治性是社會性的保證，社會性以政治性為指導。在階級社會和存在著階級與階級斗爭的社會里，沒有政治性也就很難或者無法體現社會性，實際上，沒有全面地體現社會性，在階級社會里，不靠國家、政府把社會控制在一定的秩序之內，社會難以存在，更不用說進步與發展了。因此，需要把一定的政治灌注于公共管理之中，堅持用先進的、科學的政治去保護和發展社會。

（二）積極創造條件，不斷向最高（終）目標邁進

公共管理的社會性與政治性的關系是相互依存、對立統一的關系，從徹底的唯物辯證的宇宙觀來看，從時間論，社會性比政治性更長久。因為國家、政府產生之前就有人類社會了，國家、政府還將隨著階級的消滅而自行消亡，而社會將長期（不是永遠）存在著。再者，從空間論，廣義的“社會”是指人類社會，包括國家、政府以及社會上的一切存在，而國家、政府則是人類社會系統中的一個或兩個重要組成部分，簡言之，社會性要比政治性寬泛的多。從時間論，政治性存在于社會歷史長河中的一個漫長的階段，社會性的存在比政治性的存在長久得多。作為一個徹底的辯證唯物論者，“路就在腳下”，應該著眼長遠，著手當前，正確地做好當前所承擔的每一項公共管理工作，為實現無階級、無國家、無政府的，我們的先賢所謂的“世界大同”的目標而奉獻有限人生的一份又一份熱和光。公共管理的社會化改革也稱得上是朝著這個遠大方向努力的一個工程！

四、根據公共管理的客觀屬性構建公共管理的學科體系

學科體系問題是學科建設的基礎和重點。公共管理研究在這方面雖然已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不能說已經完全解決問題了。事實上，尚有不少問題需要深入地研討。其中，一個帶有根本意義的問題，就是公共管理學科體系的構建問題。

公共管理學科體系的構建需要解決的一個難題是“界域”問題。即這里講的學科體系是“門類”學科體系，還是一級學科體系，或者是一門公共管理課程的體系。就“公共管理”而言，還有一個綜合“三界”（國家、政府、社會）的公共管理與分門別類的公共管理的關系問題。筆者這里擬按“公共管理概論”的范圍定位提出一個研討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