儲備貨幣論文匯總十篇
時間：2023-03-20 16:09:11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儲備貨幣論文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下面我們就來考查牙買加體系誕生以來，所有儲備貨幣發行國(26個以上)是否達到了上述四個條件。
(一)完全可兌換并被廣泛接受根據1980年的《國際貨幣基金年報》，日元在1976年時，已經占世界外匯儲備的2％，但是我們知道，日本宣布取消外匯管制的時間是1979年，而實際執行是在1980年。由此可見，“完全可兌換”作為儲備貨幣的條件值得置疑。另外，《國際貨幣基金年報》每年均列出世界儲備貨幣的構成，自歐元創立以來，《年報》的世界儲備貨幣構成表通常只列出美元、歐元、日元、瑞士法郎這些占世界儲備貨幣之比例最高的四種貨幣。其中，瑞士法郎雖排在第四位，但其所占比例僅有0．7％(2002年)，除了以上四種貨幣之外的所有儲備貨幣約占6．3％。因為其他儲備貨幣所占比例不足0．7％，由此可推算出，這些貨幣至少有10種以上。這就是說，目前世界上已經成為某一經濟體儲備的貨幣在14種以上(在歐元發行之前應在26種以上)，其中絕大多數占世界儲備貨幣總量的比例不足0．6％。盡管許多儲備貨幣只有極少數經濟體將其用作儲備，但我們也不能說它不是一種國際儲備貨幣。所以，“廣泛的接受性”的標準也是一個相當模糊的表達。
(二)金融市場應具有廣度和流動性這句話通常理解為“開放和有深度的金融市場”(openanddeepfinancialmarkets)。1976～1980年，在世界各國的外匯儲備中，日元的比重由2％提高到4．5％。但眾所周知在這一時期日本不僅沒有開放金融市場，而且還實行著嚴格的外匯管制，日本對金融市場的封閉遭到西方國家的一致抗議。可見，金融市場的開放程度并非必要條件。
(三)其價值具有一定的穩定性1963～1975年問，日元在成為儲備貨幣的初期存在著較嚴重的通脹。日元不僅對內通脹嚴重，對外的價值也不穩定。從20世紀70年代(史密森協議前)初算起至90年代中期，日元從1美元兌換360日元，25年間升值至80日元，然后又跌至120左右，波動幅度之巨可以想象。
二、從現實中歸納儲備貨幣形成的必要條件
以上我們通過比較日元成為儲備貨幣時的條件否定了上述四個條件中的三個。那么，一種貨幣成為儲備貨幣到底需要哪些條件呢?比較日元形成儲備貨幣的過程，本文認為一國貨幣成為儲備貨幣需要下述五個并不很難達到的條件。
(一)政治經濟穩定儲備貨幣是一種信用資產，儲備發行國政治經濟的穩定是保證其發行的儲備資產安全性的前提。如果這種安全性都保證不了，誰還敢持有這種儲備?所以，一國政治經濟的穩定是成為儲備貨幣發行國的第一必要條件。
(二)在國際市場上的交易規模較大一個國家為什么要將某種貨幣當作儲備貨幣，與交易成本有關。一國的外匯儲備主要用于貿易或資本項目逆差支付，如果一國與中國有巨額貿易(自然也形成一定量的貿易資本流動)，該國外匯儲備支付的大部分將用于中國，如果該國儲備當局不儲備人民幣(假定人民幣能用于貿易結算)，而只用美元支付，那么，該國的交易將面臨兩重匯率風險，即人民幣和美元兩種匯率風險——有些時候，這兩種風險可能是疊加的。而如果該國用人民幣直接支付，則減少了一重風險，即降低了交易成本。所以，對于日本和韓國(其第一大貿易伙伴國均為中國)，將人民幣當作儲備貨幣將是一個自然的選擇。
從另一個角度看，假定中國是某一個實行釘住美元制國家的第一大貿易伙伴，那么該國家的外匯市場上就會有大量的人民幣交易，當人民幣匯率大幅波動時，美元的匯率可能沒有變化，因而為數不多的與美國貿易的進出口商沒有匯率風險，而絕大多數進出口商因為與中國進行貿易而面臨匯率風險，從而使這種釘住失去了意義(釘住制的目的就是為了減少多數進出口商的匯率風險——或稱交易成本)。顯然，這個國家至少應該將人民幣當作其釘住貨幣的一種(要釘住，就必須先儲備，否則外匯管理當局就無法操作，從而使釘住變成空話)。而如果這個國家將人民幣當作釘住貨幣，當人民幣升值時，它就不必對美元升值，從而使外匯市場上的操作變得更簡單(減少交易成本)。可見，一國貨幣成為關鍵貨幣的關鍵是它的貿易(國際交易)規模，如果它的貿易規模足夠大，就會有較多實行釘住匯率制的第一大貿易伙伴國；當這些貿易伙伴與該國的貿易占到其貿易總額的一半以上時，釘住這種貨幣就順理成章，儲備貨幣自然形成。
布雷頓體系崩潰之后出現的前幾位國際貨幣發行國——德國、日本和法國，其世界貿易額在全球排名也不相上下。可見，雖然交易規模是一個必要條件，但貿易規模更具決定性意義。
(三)允許境外非居民用本幣存款賬戶結算一種貨幣雖然在“國際市場上的交易規模較大”，但不允許境外非居民持有本幣存款賬戶，那么，這個國家的貨幣(例如人民幣)也不能成為國際儲備貨幣。外匯儲備是一國政府保有的用來償付外債的以外國貨幣命名的資產。貨幣發行國不給非居民提供本幣賬戶的清算服務，他國怎么用這種貨幣來償付外債呢?所以，一國貨幣成為儲備貨幣的另一個條件是：允許非居民持有這種貨幣的存款賬戶(而不是現金)。如果上述(一)和(二)兩個必要條件已經成立，那么，只要境外非居民可使用這種貨幣賬戶結算，必然導致這種貨幣的大量使用。在這種情況下，發行國就沒有理由不對儲備這種貨幣的中央銀行或相關機構提供清算服務。另外，前面我們提到，在日元成為儲備貨幣的早期，日本政府僅對非居民的貿易賬戶實施了開放政策，對資本賬戶卻嚴格限制，但這并沒有阻斷日元儲備化的進程。所以，我們可以更精確地說，一國貨幣成為國際儲備貨幣的第三個必要條件是：在貿易賬戶上開放非居民對本幣的使用。應該強調的是，這一條件與一國貨幣的自由兌換性并不是完全相關的。從貨幣兌換的主體劃分，自由兌換可分為四種，一是對本國居民的經常項目自由兌換；二是對本國居民資本項目的自由兌換；三是對境外非居民經常項目的自由兌換；四是境外非居民資本項目的自由兌換。上述分析表明，在這四個自由中只要實現了一、三兩個，對于一個貿易大國，其儲備貨幣的形成條件就已經足夠了。日本早在1960年實現了第三種自由，但第一種自由卻是在1964年才實現，第二種在1980年才開始實施，而第四種直到1997年才全部完成。
(四)實行對主要儲備貨幣的浮動匯率制如果一國出口總值在世界居前列(經濟大國)，又實行固定匯率制，則其放開非居民的本幣貿易賬戶就是放開了短期資本，而放開了短期資本就陷人了三難困境(trilemma)：失去了貨幣政策自主性。由此我們可以說，一個大國的貨幣要想成為儲備貨幣，它的匯率必須浮動，否則它的貨幣政策遲早會受到資本流動的制約。進一步，我們能不能說，實行浮動匯率是一種貨幣儲備化的必要條件呢?就目前來看，所有的國際儲備貨幣的匯率都是浮動的。橫截面的歸納似乎是正確的，但從歷史上看，20世紀70年代后期西德馬克曾是世界重要的儲備貨幣，然而它在歐洲共同體內部實行固定匯率制；美元的中心儲備貨幣地位也是始于固定匯率的布雷頓森林體系。所以，根據蒙代爾一弗萊明模型和克魯格曼的“三難困境”理論，我們可以將第四個必要條件限定為：在牙買加體系下一個經濟大國的貨幣要成為國際儲備貨幣，它必須對主要儲備貨幣(包括美元、歐元和日元)浮動。這個命題不僅符合上述兩個理論，而且也舉不出反例。
(五)長期保持不貶值的趨勢馬克從20世紀5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日元從20世紀6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因國家經濟的持續增長，貨幣存在著長期升值的趨勢(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這種趨勢給貨幣的持有者帶來了收益，因此，人們愿意持有這兩種貨幣。可見，長期的升值趨勢對貨幣儲備化過程的重大意義；而反過來，世界上還沒有一種貨幣是因為貶值而變為儲備貨幣。由此我們可以斷言：一種貨幣成長為儲備貨幣的第五個必要條件是：在其演化的初期必須保持長期對外升值趨勢或保持較強的穩定性(例如瑞士法郎)。
三、人民幣成為儲備貨幣的必要條件準備狀況
我們知道，每一個國家都希望本國貨幣成為國際儲備貨幣，作為國際儲備貨幣不僅是國際政治和經濟地位的象征，而且還有鑄幣稅的收益。然而根據上述分析可知，一種貨幣能不能形成國際儲備貨幣取決于兩個方面：
一是貨幣發行國有沒有能力提供儲備貨幣。一國只有允許非居民持有本幣存款賬戶才能成為儲備貨幣，而讓非居民持有本幣賬戶就相當于在一定程度上開放了短期資本市場，從而使該國將面臨著短期資本流動的沖擊。所以，一國的金融市場和貨幣制度能不能消除或經受住短期資本的沖擊是它能不能形成儲備貨幣的先決條件。根據克魯格曼三角，要在制度上消除這種沖擊，一個小國可以實行貨幣局制(實際上香港在1998年也受到金融危機的強烈沖擊)；而一個大國則只能浮動匯率。所以，開放本幣存款賬戶和實行浮動匯率制是一個大國貨幣成為儲備貨幣的兩個最基本的前提條件。
二是非貨幣發行國政府是否愿意持有這種貨幣。每個國家都希望本國貨幣能成為儲備貨幣，但最終能不能成為儲備貨幣還取決于他國政府能否接受，而他國政府能否接受又取決于發行國本身的政治經濟條件，即政治經濟穩定、在國際市場上有較大的交易規模和貨幣具有長期保持不貶值的趨勢三個條件。
人民幣在這兩個方面的表現又如何?下面我們就來詳細地考查。
(一)政治經濟形勢穩定歷經了1980年代末期世界的政治動蕩，1990年代末期的東南亞危機沖擊，中國政治和經濟體制在向穩定點靠近；一系列體制的悄悄變革，使政治體制和經濟運行相互配合，演化出令人難以置信的穩定結構；迅速增長的財政收入，使政權穩定性得到了進一步保證。目前無論國內還是國外，沒有人擔心中國近期的政治經濟穩定性。這一條件為人民幣演化為儲備貨幣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二)進出口總額高速增長，人民幣具備在國際市場上大規模交易和流通的基礎從1978—2005年，我國的進出口額從206．4億美元增加到14221．2億美元，翻了69倍。盡管我國目前的綜合實力僅居世界第60位，人均GDP不足1500美元，但已經是世界第五經濟大國和第三貿易大國了，近幾年，我國進出口增長速度驚人，2003～2005年的進出口總額增長率分別是37．1％、35．7％和23．2％，2006年上半年達23．4％，表明全年增長速度不會少于20％。按此速度增長，不久將競爭第二貿易大國。此外，目前我國已經成為11個經濟體的第一大貿易伙伴(日本、韓國、阿根廷、新加坡、越南、馬來西亞、蒙古、馬達加斯加、貝寧、臺灣和香港地區)。在這些經濟體中有5個實行釘住匯率制；日本、韓國、新加坡和馬來西亞都是世界外匯儲備大國。另外，應該說明的是，中國與泰國在2000年曾達成貨幣互換協議，2003年和2005年又分別與日本和韓國達成貨幣互換協議。一旦這些協議執行，人民幣將自動成為儲備貨幣。
(三)逐步升值的匯率演化盡管中國經濟發動于1980代初期，但人民幣開始升值卻是從1994年開始的，最初的升值可能是匯率并軌的超調結果，接踵而來的是1997～2000年的東南亞金融危機，盡管這一時期，由于對人民幣的擔心而出現了大量資本外逃的噪音交易，但中國政府堅持人民幣不貶值的政策，不僅保持了人民幣與美元名義匯率的穩定，而且因亞洲各國(包括日本)貨幣普遍貶值，使人民幣相對升值。2003年中國經濟在脫離了低迷之后呈現出繁榮，人民幣預期的突然轉向使其名義匯率升值壓力突顯，從此人民幣名義匯率和實際匯率都進入了逐步升值的軌道。近十年來，中國工業生產技術迅速普及，勞動生產率逐步提高，根據巴拉薩一薩繆爾森命題，只要中國經濟技術進步的過程不完結，人民幣升值的過程就不會完結。
通過上述第二個方面的考察，我們可以看出，人民幣的外國政府接受性條件已經基本具備，因此，只要我國政府允許非居民用人民幣進行貿易結算，則人民幣將迅速成為一種國際儲備貨幣。然而，目前的情況是：我國政府不可能允許非居民用人民幣結算。因為目前我國外匯儲備增長較快，2005年經常賬戶順差和直接投資賬戶順差就達2000多億美元，如果我國允許非居民用人民幣進行貿易結算，則外國的進口商為獲得人民幣升值的利益，必將對中國進口企業提出用人民幣結算的要求；而中國出口商為了避免使用外匯而遭受人民幣升值的匯兌損失，也必將同意使用人民幣結算，結果當然是中國多數出口將不使用外匯。假定有一半出口額用人民幣結算，一年就會使我國的外匯儲備再增加3500多億美元。因為非居民的人民幣存款記錄在國際收支平衡表的短期資本賬戶上，也就是我國出現了大批的短期資本流入。在2000億美元儲備增量的壓力下，我國目前的經濟中已經出現了貨幣流動性強勁的局面，中央銀行2006年被迫再次提高存款準備率并對房地產采取了選擇性信用控制，若再增加3500億美元，貨幣回籠的壓力將再增加2．6萬億人民幣，人民銀行勢必大量集中發行中央銀行短期票據，大量集中地發行勢必導致利率的迅速上升，經濟形勢將變得異常復雜，很可能失去控制。一年超過5500億(如果所有出口均用人民幣結算，那就可能達到上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增長，是我國經濟根本無法承受的巨大包袱。
可見，我國不能放開非居民的人民幣賬戶(因而導致人民幣不能成為儲備貨幣)的原因是我國經濟中存在著短期資本——外匯儲備——貨幣政策三者的聯動關系。根據蒙代爾一弗萊明模型，解除這種聯動關系的方法只能是實行浮動匯率制。由此我們可以說，我國在貨幣制度上還不具備提供國際儲備貨幣的內在條件。
四、人民幣成為儲備貨幣的路徑預測
近年來，我國通過吸引外資政策發展國際貿易，逐步實現了貿易額的世界前列地位，為人民幣在國際交易中廣泛使用奠定了基礎。可當人民幣臨近國際儲備貨幣的門口時，它又落入了“三元困境”的陷阱；要擺脫這個陷阱，它必須乘上“浮動匯率”這個電梯，從陷阱里上來。在許多人看來，從釘住匯率到浮動匯率似乎是“臨門一腳”，但對中國經濟來說，卻是一段漫長的攀登之路。由于近年來在我國全部價格籃子的商品中，貿易品所占的比例越來越大；與此同時，貿易品的生產率也在不斷提高，導致人民幣實際匯率的提高，目前由許多研究機構測算的購買力平價已經達到1．48(1美元=5．4元人民幣)；另一方面，根據以往的國際經驗，匯率波動存在著超調現象(反應過度)，所以，若人民幣匯率立即由市場自行決定，則市場價格必升至5．4以下，調整幅度將超過36％。如此大幅度調整必使中國經濟遭受沉重打擊。這是因為出口是我國經濟高速增長的三架馬車之一，根據國家信息中心的計算，2005年出口對經濟增長貢獻率超過35％，如果將間接的貢獻(消費和投資)也計算在內，對GDP增量的貢獻遠遠超過40％。所以，人民幣突然大幅度升值將使大批貿易企業倒閉，猛烈沖擊中國整體經濟，其后果是中國人民無法接受的，所以，人民幣絕對不能立即浮動(完全由市場定價)。
自2005年7月21日起，人民銀行宣布我國實行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并明確表示要增加人民幣匯率浮動的區間；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2005年7月23日也在中央電視臺焦點訪談節目中表示：“此次匯率機制改革是強調以市場為基礎的浮動匯率”，這些都表明改革的方向已經確定——以市場定價為基礎的浮動匯率制；一年多以來人民幣正在逐步升值，至今年9月5日已經升值了4．8％。這些情況都表明，人民銀行試圖先讓人民幣匯率在一段較長的時間內逐步接近購買力平價，然后再實行由外匯市場定價的浮動匯率制。
通過上述對人民幣儲備化的過程中各種必要條件之間的鉗制關系的分析，我們實際上已經將人民幣未來的路徑勾畫出來：假定人民銀行計劃平均每年升值5％，則從現在算起，還需5年半的時間才能完成任務。即在2012年的年初接近購買力平價所確定的匯率。也就是說，從2005至2012年人民幣將通過參考一籃子貨幣計值，并逐步對美元升值，最終逼近購買力平價，并逐步擴大浮動的區間，為完全浮動創造條件；2012年人民幣匯率開始試行市場定價；再經過2年左右的試驗，在匯率企穩，人民銀行基本掌握和熟練了浮動匯率下貨幣政策操作的要領，約在2015年前后，中國將允許非居民在貿易賬戶下使用人民幣結算。屆時，我國可能已經成為世界貿易第二大國；中國可能成為20個或更多國家和地區的第一大貿易伙伴，一旦中國開放非居民的人民幣轉賬結算，這些貿易伙伴國會主動將人民幣列為儲備貨幣，人民幣占世界儲備貨幣的比例將迅速上升，在五年內(2020年)達到3％(排在日元之后)。當然這是一個比較保守的預測，實際的時間可能會更短一些。
篇（2）
一、外匯儲備適度規模管理的研究現狀
1.國外研究現狀
國外對外匯儲備適度規模管理的研究最早是由美國的經濟學家特里芬（Triffin）提出的。特里芬（1960）在研究外匯儲備適度規模管理時提出了儲備―進口比例（R/M）法，認為：適度的外匯儲備規模一般應該為該國進出口貿易額的20%～40%左右。20世紀70年代后，對外匯儲備適度規模的研究主要是利用成本―收益法和回歸分析法。Heller（1966）、Clark（1970）利用成本―收益法建立相應的實證模型對各主要發達國家進行了研究，Agarwal（1976）將研究擴展到發展中國家，M.A.Iyoha（1976）將研究的對象轉向經濟發展逐步加快的發展中國家。在R/M法基礎上，貨幣主義學派的Johnson和Brown等經濟學家提出了貨幣供應量決定論，認為一國外匯儲備的需求取決于該國內貨幣供應量的增減。20世紀70年代的中后期，部分經濟學家提出了定性分析法，Carbaugh（1977）和Fan（1978）認為一國外匯儲備的規模受到諸多因素的影響，不僅包括經濟因素，也包括一系列政治因素。20世紀80年代以后，西方主要經濟學家根據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外匯儲備的需求量與實際持有量不一致這一現實情況，對外匯儲備適度規模管理的研究開始轉向需求量與持有量不一致的非均衡模型。
2.國內研究現狀
國內關于外匯儲備的適度規模問題的研究，對于我國外匯儲備規模的適度與否存在著兩種完全不同的研究結論。我國部分經濟學家通過研究認為中國外匯儲備是不足的。
管于華（2002）通過對18個國家六個重要經濟指標進行聚類分析，得出結論：中國的外匯儲備低于在適度規模標準的下限。劉斌（2003）從貨幣供應量決定理論出發對我國的外匯儲備的適度規模問題進行研究，得出結論認為我國外匯儲備是不足的，并指出在近幾年內我國的外匯規模也很難提高到合適的水平。黃澤民（2008）通過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中國的外匯儲備規模管理具有特殊性：第一是從外匯儲備的來源上看，它具有一定的借入儲備的性質；第二是在中國的官方外匯儲備中包含部分民間儲備，在對外匯儲備規模是否過度的研究時考慮上述兩個因素的話，就不能將我國的外匯儲備規模看作是過度的。
還有部分研究學者則持有相反的研究結論，他們認為就我國目前的外匯儲備規模來說不僅是充足的，甚至是外匯儲備規模還是過量的。郭恩才（2001）利用國際上常用的客觀經濟指標對我國相應的指標進行了精確地統計估算，認為與合理的儲備水平相比，中國的外匯儲備規模是屬于偏高的。朱孟楠（2006）通過與各發達國家間的對比，認為中國外匯儲備絕對量太多，降低了社會資金的使用效率。者貴昌（2008）在對我國的外匯儲備規模適度性問題進行測算后認為，我國外匯儲備自2002年開始增長速度加劇，超額儲備這一問題日趨嚴重，認為中國外匯儲備的適度規模應控制在2500億美元左右。吳琨（2010）指出在全球經濟危機的背景下，我國巨額的外匯儲備面臨財富縮水的風險應用1994～2009年數據進行實證分析，驗證我國外匯儲備規模過大，分析形成我國巨額外匯儲備的原因，并提出外匯儲備運營管理的對策。
二、外匯儲備結構管理的研究現狀
1.國外研究現狀
國外對于外匯儲備管理結構的研究，主要是從兩方面進行的：儲備貨幣幣種結構研究和儲備資產流動性結構研究。H.M.Markowitz（1952）和J.Tobin（1956）在對儲備貨幣幣種結構的安排進行研究時，提出了資產選擇理論，認為可以通過外匯儲備在不同幣種之間的分散來降低外匯儲備風險。Heller和Knight（1978）根據實證分析的結果認為一國外匯儲備幣種安排和貿易收支結構二者之間有著很強的相關性，反而與該國的宏觀經濟總量等的關系不大。Dooley（1999）針對Heller和Knight計量模型的缺陷，利用回歸分析法建立模型考察了發展中國家外債狀況對儲備貨幣幣種結構的安排的影響，認為外匯儲備幣種結構的分配與外債支付流量、貿易流量和匯率安排具有很大的相關性。Roger（2003）認為工業化國家的外匯儲備幣種結構變化是與外匯市場的公開市場調控密切相關的，而不是外匯儲備資產組合的結果。
2.國內研究現狀
在對外匯儲備貨幣幣種結構安排問題的研究上，通過多年的研究，國內學者一致認為：一國外匯儲備貨幣幣種的結構安排應該與該國對外債務的幣種結構是一致的，有利于避免償還風險；一國外匯儲備貨幣幣種的結構應該是多元化的有利于分散風險；一國外匯儲備貨幣幣種的結構安排中的幣種應該與該幣種在外匯市場上匯率的波動性成反比，避免外匯資產價值波動過大造成的損失。
唐國興、金艷平（1997）通過對儲備貨幣幣種結構的研究發現，一國外債的幣種結構、對外支付使用的主要幣種、本國貨幣在國際上的地位以及儲備貨幣的收益率對一國的構成起著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外債幣種結構與對外支付貨幣類型。陳建國、宋鐵波（2003）對我國當前經濟形勢下的幣種結構進行研究，認為在當前經濟與貿易發展水平下，我國的幣種結構應該大致為美元、日元、歐元與英鎊的比例為5:2:2:1。許婕穎（2008）根據理論與實證研究，認為美元、日元、歐元和英鎊四種儲備貨幣的組合是最理想的儲備貨幣幣種結構安排，并提出了四種儲備貨幣的比例安排。孔立平（2009）以馬柯維茲資產組合理論為基礎，結合海勒―奈特模型和杜利模型，對影響儲備幣種結構的因素進行全面系統的分析，提出了中國當前合理的儲備幣種權重。熊莉群（2010）從外匯儲備的來源結構，幣種結構和期限結構對我國的外匯儲備結構進行分析，進而得出外匯結構問題的負面影響，針對這些問題筆者提出合理應用外匯儲備的對策建議。
篇（3）
而同一時期,世界上石油、糧食、鐵礦石等大宗初級產品價格在飄升。2008年7月,世界石油價格暴漲至創紀錄的歷史高點147美元。糧食、鐵礦石等其它我國大宗進口資源的價格也經歷了類似的過程。而我國又是這些資源性商品的進口大國,石油、鐵礦石一半以上需要進口,糧食中的大豆更是90%依賴進口,通過國際貿易使通貨膨脹傳入我國,并對國民經濟造成傷害。
二、我國輸入型通貨膨脹的傳導路徑分析
關于輸入型通貨膨脹的概念,學術界至今尚無定論。一般是指:在開放經濟中,國際市場價格上漲和國際資本流入規模過大,導致進口商品成本上升和國內貨幣供給被迫增加,進而引發國內市場價格普遍、持續上漲的經濟現象。本文主要分析由于國際大宗初級產品價格上漲導致我國出現的輸入型通貨膨脹。
一般而言,國際市場初級產品價格上漲,首先推動我國原材料、材料、動力購進價格指數的上漲,然后引起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即工的上漲國際貿易論文,最后再傳導至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從而引起物價的全面上漲。2007年初級品進口中,非食用原料和燃料等生產原料比重占91.67%,這些產品進口價格變化必然改變國內廠商的生產要素價格和生產成本,表現為國內工業品出廠價格的變化,并最終間接影響居民消費價格水平。
以石油為例,由于石油是基礎能源產品,是工業交通的血液,被譽為“黑色黃金”。隨著國際原油價格的上漲,導致國內成品油價格的上漲,又引起國內交通運輸、用油工業品以及居民燃氣價格的上漲;有機化工產品價格的上漲則與國際原油價格同步,隨著有機化工產品價格的上漲,其下游的塑料、橡膠和化纖等工業中間品的價格也進一步上升,并由此一步一步向下傳導,最終引起整個社會價格總水平的上升論文開題報告范例。
三、國際大宗初級產品價格上漲的原因分析
世界上石油、糧食、鐵礦石等大宗初級產品除了受自然條件、資源稟賦等因素限制外,由于其以美元計價,在世界流動性過剩、美元貶值以及受次貸危機影響金融資產接連發生危機的背景下,世界大宗商品被賦予了金融投機以及資產儲備功能,從而導致這些商品價格出現大幅度上漲的態勢。
美國次貸危機發生后,放任美元貶值,通過貿易逆差向全球輸出大量美元,成為全球貨幣的“供鈔機”,造成世界范圍內貨幣供應過多、流動性過剩,國際市場石油、原材料、糧食等大宗商品價格持續上漲,形成全球性通貨膨脹。衡量美元強弱的指標美元指數在此期間發生了巨大波動,美元指數的上升說明美元升值,以美元計價的商品價格下跌,反之則貶值,商品價格上漲。美元指數由2006年9月1日的85.67一直下跌至2008年3月7日創73.11歷史低位,在此期間,國際大宗初級產品價格急劇上漲[3]。
篇（4）
一、我國高額外匯儲備的負面影響
（一）引起高額機會成本
外匯儲備的持有是要付出相應的成本的。外匯儲備資產必須具有足夠的“流動性”，以確保其日常功能的正常發揮。然而，足夠的流動性往往是要以較低的盈利性要求為代價的。外匯儲備是一種實際資源的象征，持有外匯儲備的機會成本是國內資本生產率減去持有外匯儲備的收益率。世界各國的外匯儲備既不能存款于國內的銀行，也不能投資于國內的有價證券，而只能存款于外國銀行或購買外國的國債等有價證券。由于國債等有價證券流動性強、收益性高，所以，世界各國的外匯儲備大都投資于外國政府發行的國債等有價證券。所以持有外匯儲備，實際上就相當于向儲備貨幣發行國提供低利率的貸款。
（二）造成內資擠出效應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我國全方位地對外開放，這種經濟發展模式以出口導向為主，其核心是依靠國際市場。其實像我國這樣一個發展中的大國，在經濟發展的某個特定時期或某些特定的區域，采取這種發展模式效果應該是顯著的，但是如果將其作為整個國民經濟的長期發展戰略，恐怕是不可取的。這種發展模式的一個弊端就是，為求得眼前的經濟增長，把出口放在戰略高度，結果必然導致巨額貿易順差，并積累成超額外匯儲備，其實質是本國的資源大規模地凈輸出；另一方面，外匯儲備大增，導致外匯占款過多，而引起基礎貨幣投放過多，在實行信貸規模控制的條件下，這勢必會減少商業銀行的信貸放款。
（三）給人民幣帶來繼續升值壓力
外匯儲備規模的迅速增長，加大了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外匯儲備越多，國內外對人民幣升值的預期越高；人民幣升值的預期提高，又加大了外資流入，使外匯儲備進一步增加，更增加了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可見，外匯儲備快速增長給央行匯率政策的實施帶來嚴重麻煩。另外，從結構上看，我國外匯儲備大部分是美元和美國國債，蘊藏著巨大的匯率風險。美元每下跌10%，中國就將蒙受幾百億美元的損失，2004年美元的狂跌至今讓人心有余悸。雖然近時期伴隨著美元的升值，我國外匯儲備的美元和美元資產在升值，但從長遠看，美國的“雙逆差”難以支撐美元強勢，美元仍有下跌趨勢，因此大量儲備美元還是具有一定風險。
二、我國外匯儲備持續增長的主要原因
（一）國民經濟發展
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是我國外匯儲備激增的最根本原因。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保持高速增長，1994年一2007年GDP平均增長率為9.24%，這種高速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外貿拉動”和“外資拉動”，而經濟的快速發展又推動了我國外貿的發展。
（二）我國相關制度的影響
較嚴格的外匯管理體制和相對平穩的匯率。我國的外匯管理措施較為嚴格，對進出口商實行的是強制結售匯制度，企業外匯通過國有商業銀行的渠道進入了央行，使得本應由企業或銀行持有的外匯資產轉移到了政府手中。因此，我國外匯儲備中包含大量的企業外匯，這與西方國家外匯儲備僅含官方儲備是不同的。在前述因素導致外匯供大于求的壓力下，為了穩定匯率，人民銀行不得不將多余的外匯買進，結果導致外匯儲備快速增加。
（三）投機性資本的大量涌入
對人民幣未來必然升值的預期導致大量投機性資本流入中國，尤其是2001年以后投機性資本流入中國增長非常快。投機性資本流入，也是近期外匯儲備高速增長的重要原因。投資者出于套利的目的會投入更多的投機資本，從而導致投機性資本大量流入我國，導致外匯儲備的“虛高”。
四、消化我國高額外匯儲備的主要對策
（一）提高外匯儲備的運營效率
按照Fitch Ratings （惠譽國際評級） 的測算，2006年中國外部資產收益率僅為3.6%，其中外匯儲備的比重高達69%，由此推算外儲的投資收益率處于一個較低的水平，而此次通過發行特別國債置換出一部分外匯儲備交由SIC來進行商業化經營，無疑會提高外儲的投資收益率。如果按照SIC年收益率10%來推算，外儲的投資收益率將提高至5.35%左右。
（二）“藏匯于民”政策的落實
改革我國的外匯管理體制，割斷外匯儲備與貨幣供給之間的內在聯系，變“藏匯于國”為“藏匯于民”。我國房地產投資過熱和房價上漲在很大程度上是資金拉動，而這部分資金有很大一部分來自于外匯占款，如果我們改革外匯管理體制，變“結售匯制”為“企業留存制”，就能使中國人民銀行從外匯市場“做市商”角色中解放出來，成為外匯市場上獨立的第三方和監控方，進而割斷了外匯儲備與貨幣供給之間的內在關系，變“藏匯于國”為“藏匯于民”。
（三）維護股市的健康發展
對于儲備貨幣，最大的風險就是利率風險和匯率風險，只有建立合理的幣種結構，有效避免風險，才能保證儲備資產的安全穩定，從而在安全的基礎上盈利。為了將外匯儲備的利率風險和匯率風險降到最低，我國應根據各個幣種的利率和匯率變動情況選擇時機調整和優化外匯儲備的結構。
（四）實現外匯儲備多元化可以帶來一系列的好處
首先，可以擺脫對單一貨幣的過分依賴，減少或避免了因美元匯率劇烈波動而導致的外匯儲備價值不穩定的風險，并促進各儲備貨幣發行國加強國際金融的合作與協調；其次，使各國選擇儲備貨幣的余地擴大，增加了各國調整儲備幣種的靈活性、進行國際支付的便利性以及實施本國貨幣政策的自由度，從而避免因采取強制性緊縮政策糾正國際收支不平衡而對本國經濟產生不利影響因此，積極的外匯儲備管理顯得特別重要。
參考文獻：
[1]蘇多永，張祖國.高額外匯儲備對我國房地產市場的影響.2008（6）.
篇（5）
經過20幾年的發展,我國己經確立了市場改革的取向和對外開放的新形勢。隨著我國對外開放程度的不斷提高,利用外資規模的不斷擴大以及出口貿易多年保持順差,我國外匯儲備不斷增加。從1978年到2005年,我國用27年的時間使國家外匯儲備從1167億美元增加到8189億美元。2006年2月底,我國外匯儲備達到8 536.72億美元,超過日木(8501億美元),躍居世界第一位,截至2006年9月底己經增至9 879.28億美元,至2007年我國外匯儲備己突破力一億大關。截至2007年6月我國外匯儲備余額為13 326億美元,同比增長41.6%。我國外匯儲備的大幅增長為世人矚目。
高額的外匯儲備一方面體現了我國國力和財富的增長,另一方面,我們也為過多的外匯儲備付出了巨大的成本和承擔了很高的風險,高額外匯儲備也對我國經濟發展產生了一系列負面影響和風險,我國外匯儲備政策的調整己經刻不容緩 。
二、我國高額外匯儲備的負面影響
充足的外匯儲備,體現了我國足以影響世界的經濟實力,有利于增強國外投資者的信心和吸引外資,提高我國國際融資和對外償付能力,增強防范金融風險的能力,維護金融體系穩定和國家經濟安全,遏制國際金融投機。然而如果外匯儲備過快增長超出合理區間且結構不盡合理,將不可避免地給經濟發展帶來消極影響。
(一)引起高額機會成本
外匯儲備的持有是要付出相應的成本的。外匯儲備資產必須具有足夠的“流動性”,以確保其日常功能的正常發揮。然而,足夠的流動性往往是要以較低的盈利性要求為代價的。外匯儲備是一種實際資源的象征,持有外匯儲備的機會成本是國內資本生產率減去持有外匯儲備的收益率。世界各國的外匯儲備既不能存款于國內的銀行,也不能投資于國內的有價證券,而只能存款于外國銀行(包括本國的境外銀行和國內的外資銀行)或購買外國的國債等有價證券。由于國債等有價證券流動性強、收益性高,所以,世界各國的外匯儲備大都投資于外國政府發行的國債等有價證券。所以持有外匯儲備,實際上就相當于向儲備貨幣發行國提供低利率的貸款。
而且,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從海外籌措資金時要被強加風險溢價,從而必須支付高昂的利息;而同時將外匯儲備投向流動性高的“安全資產”美國的國債,則只能獲得3%左右的收益率。這種利息上的“收益逆差”現象意味著中國借入性外匯儲備越多,其損失就會越大,而且收益從低收入的中國轉入高收入的美國。這些資金原本應該用于具有更高收益率的國內投資,而非向美國融資。從這個角度看,我國持有巨額外匯儲備并借入大量的外債,等于是以低價將國內資金轉移到國外給外國人使用,同時還以高價從國外借入資金。這樣,不難發現持有借入性外匯儲備的機會成本是很高的。
(二)造成內資擠出效應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我國全方位地對外開放,這種經濟發展模式以出口導向為主,其核心是依靠國際市場。其實像我國這樣一個發展中的大國,在經濟發展的某個特定時期或某些特定的區域,采取這種發展模式效果應該是顯著的,但是如果將其作為整個國民經濟的長期發展戰略,恐怕是不可取的。這種發展模式的一個弊端就是,為求得眼前的經濟增長,把出口放在戰略高度,結果必然導致巨額貿易順差,并積累成超額外匯儲備,其實質是本國的資源大規模地凈輸出;另一方面,外匯儲備大增,導致外匯占款過多,而引起基礎貨幣投放過多,在實行信貸規模控制的條件下,這勢必會減少商業銀行的信貸放款。商業銀行吸收的存款無法投放,而形成巨額存差,因此出現了大量的國內儲蓄存款閑置浪費的現象,但與此同時,我們卻以種種優惠政策吸引外資流入,這些資金進一步替代內資,形成對內資的“擠出”效應,不利于我國經濟的健康發展 。
(三)給人民幣帶來繼續升值壓力
外匯儲備規模的迅速增長,加大了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外匯儲備越多,國內外對人民幣升值的預期越高;人民幣升值的預期提高,又加大了外資流入,使外匯儲備進一步增加,更增加了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可見,外匯儲備快速增長給央行匯率政策的實施帶來嚴重麻煩。另外,從結構上看,我國外匯儲備大部分是美元和美國國債,蘊藏著巨大的匯率風險。美元每下跌10%,中國就將蒙受幾百億美元的損失,2004年美元的狂跌至今讓人心有余悸。雖然近時期伴隨著美元的升值,我國外匯儲備的美元和美元資產在升值,但從長遠看,美國的“雙逆差”難以支撐美元強勢,美元仍有下跌趨勢,因此大量儲備美元還是具有一定風險。
綜上所述,我國的巨額外匯儲備,不僅導致人民幣匯率升值的壓力不斷增加,又引發各種投機資本的流入,使得經濟出現過熱;為減小通貨膨脹的影響,政府又被迫實行緊縮的貨幣政策,這些做法不但不會抑制外匯儲備的增長,反而促使其更快的增加,當前的事實可以證明,這些憂患不解決的話,其產生的一系列影響使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將會受到嚴峻的挑戰,前景不容樂觀。
三、我國外匯儲備持續增長的主要原因
我國外匯儲備的快速增長,本文認為其主要原因可歸結為如下幾點。
(一)國民經濟發展
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是我國外匯儲備激增的最根本原因。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保持高速增長,1994年一2007年GDP平均增長率為9.24%,這種高速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外貿拉動”和“外資拉動”,而經濟的快速發展又推動了我國外貿的發展。
(二)我國相關制度的影響
較嚴格的外匯管理體制和相對平穩的匯率。我國的外匯管理措施較為嚴格,對進出口商實行的是強制結售匯制度,企業外匯通過國有商業銀行的渠道進入了央行,使得本應由企業或銀行持有的外匯資產轉移到了政府手中。因此,我國外匯儲備中包含大量的企業外匯,這與西方國家外匯儲備僅含官方儲備是不同的。在升值壓力和外匯供給比較大的情況下,這種制度實際上放大了外匯供給。此外,雖然我國自去年7月以來,人民幣不再盯住單一美元,而是參照“一籃子貨幣”,根據市場供求關系進行浮動,但是匯率浮動輻度仍然很小,匯率相對平穩。在前述因素導致外匯供大于求的壓力下,為了穩定匯率,人民銀行不得不將多余的外匯買進,結果導致外匯儲備快速增加。
(三)投機性資本的大量涌入
對人民幣未來必然升值的預期導致大量投機性資本流入中國,尤其是2001年以后投機性資本流入中國增長非常快。投機性資本流入,也是近期外匯儲備高速增長的重要原因。投資者出于套利的目的會投入更多的投機資本,從而導致投機性資本大量流入我國,導致外匯儲備的“虛高”。
四、消化我國高額外匯儲備的主要對策
(一)提高外匯儲備的運營效率
按照Fitch Ratings (惠譽國際評級) 的測算,2006年中國外部資產收益率僅為3.6%,其中外匯儲備的比重高達69%,由此推算外儲的投資收益率處于一個較低的水平,而此
次通過發行特別國債置換出一部分外匯儲備交由SIC來進行商業化經營,無疑會提高外儲的投資收益率。如果按照SIC年收益率10%來推算,外儲的投資收益率將提高至5.35%左右。
(二)“藏匯于民”政策的落實
改革我國的外匯管理體制,割斷外匯儲備與貨幣供給之間的內在聯系,變“藏匯于國”為“藏匯于民”。我國房地產投資過熱和房價上漲在很大程度上是資金拉動,而這部分資金有很大一部分來自于外匯占款,如果我們改革外匯管理體制,變“結售匯制”為“企業留存制”,就能使中國人民銀行從外匯市場“做市商”角色中解放出來,成為外匯市場上獨立的第三方和監控方,進而割斷了外匯儲備與貨幣供給之間的內在關系,變“藏匯于國”為“藏匯于民” 。
(三)維護股市的健康發展
對于儲備貨幣,最大的風險就是利率風險和匯率風險,只有建立合理的幣種結構,有效避免風險,才能保證儲備資產的安全穩定,從而在安全的基礎上盈利。為了將外匯儲備的利率風險和匯率風險降到最低,我國應根據各個幣種的利率和匯率變動情況選擇時機調整和優化外匯儲備的結構。例如,近兩年美元匯率連續下跌,造成我國外匯儲備嚴重縮水,使我國成為美元貶值的最大受害者。但同時我們也看到,近幾年,我國同日本、歐盟之間國際貿易額持續上升,因此,我們可以充分利用這一良好機遇,擴大歐元、英鎊和日元的外匯儲備份額,最大限度降低因美元匯率下跌導致的外匯儲備縮水。當前,我國貨幣當局已經意識到美元貶值會持續一段時間,在新增的外匯儲備中,購買美元資產的比重已明顯下降。
實現外匯儲備多元化可以帶來一系列的好處:首先,可以擺脫對單一貨幣的過分依賴,減少或避免了因美元匯率劇烈波動而導致的外匯儲備價值不穩定的風險,并促進各儲備貨幣發行國加強國際金融的合作與協調;其次,使各國選擇儲備貨幣的余地擴大,增加了各國調整儲備幣種的靈活性、進行國際支付的便利性以及實施本國貨幣政策的自由度,從而避免因采取強制性緊縮政策糾正國際收支不平衡而對本國經濟產生不利影響;再次,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特里芬難題”,當某儲備貨幣發行國國際收支持續順差(如日本)時,不至于引起國際清償能力的短缺。多元化儲備體系增加了國際儲備資產總額,緩和了原有國際儲備資產供應不足的矛盾,同時增加了平衡頭寸的靈活性。隨著世界經濟一體化、國際化的加強,各國都在促進本國貨幣的國際化進程,從發展趨勢來看,儲備貨幣多元化的過程還要持續下去。因此,積極的外匯儲備管理顯得特別重要 。
(四)鼓勵企業對外投資,弱化創匯企業對房地產市場的影響
2007年,我國的貿易順差對我國外匯儲備增長的貢獻率高達56. 77%,經常賬戶順差幾乎全是貿易順差所創造。如果我們鼓勵企業對外投資,企業用所創造的則富在國外直接投資設廠,實行企業戰略的全球化,不但能增強企業的競爭力和降低企業的成木,而日‘能夠減少這些企業對國內房地產等市場的投資。一旦企業“走出去戰略”得以順利實施,就會減輕央行高額外匯儲備壓力,解決我國外匯占款難題,走出貨幣政策無效的困境。
參考文獻
1. 蘇多永,張祖國,“高額外匯儲備對我國房地產市場的影響”,2008年第6期。
篇（6）
1.我國外匯儲備激增現狀
我國外匯儲備快速增長始于20世紀90年代中期,1996年首次超過1000億美元,到2005年超過8000億美元,9年間增長近7倍。特別是近3年來,儲備增速進一步加快,每年新增儲備都超過4000億美元。2006年2月,我國外匯儲備規模首次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一儲備大國。截至2011年第一季度中國外匯儲備規模達到3.0447萬億美元,排名全球第一,同時幾乎是排名第二的日本所擁有的外匯儲備的三倍。外匯儲備激增已經對宏觀經濟運行造成相當的負面影響,也使我們在對外經濟交往中處于被動,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
從表中我們看出,1978年到2003年年底,我國積累了400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然而自2004年到2005年,我國外匯儲備是8000多億美元,到2008年,已經達到19460.30億美元。也就是說,三年的時間里面,總共有11200多億美元的外匯新增。 我國外匯儲備激增原因分析
眾所周知,我國外匯儲備的快速增長離不開國民經濟持續快速發展,國家經濟實力、國際競爭力以及對外資吸引力的逐漸增強等,歸結起來可分為四個因素: 1 根本原因
從宏觀角度來說,我國外匯儲備規模快速增長的根本原因可從國際和國內兩個層面來看。從國際層面來看,在當前全球分工格局下,以我國為首的發展中經濟體處于國際分工的中末端,承擔了大量的勞動、資本密集型產品的加工制造和出口轉移,從而在貿易創造和轉移過程中創造積累了大量外匯儲備。同時,自2000年以來的本輪世界經濟增長周期中,我國等發展國家資本回報率優于發達國家,使得大量外資以戰略投資等渠道涌入國內,從而通過資本項目積累了大量外匯儲備。從國內層面來看,近年來宏觀經濟快速發展以及對外經濟交往的擴大是我國外匯儲備快速增長的內在原因,在此過程中以出口為導向、以引資為重點的對外經貿政策扮演了重要角色。 2 外部環境
世界經濟、金融一體化。隨著世界經濟全球化、一體化進程的深入,世界各國金融、貿易得到前所未有的發展。貿易額高速增長,資本流動速度加快,跨國公司規模不斷擴大、數量不斷增加在這種潮流下,我國享受到了國際分工帶來的好處。從國際貿易看,在不斷增加的世界貿易額中我國所占份額逐年增加。 3 直接原因
我國外匯儲備增長的原因分析從國際收支表來看,外匯儲備增長的直接原因可歸結為我國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長期的雙順差。資本項目順差主要是外商直接投資形成的,我國實行“走出去、請進來”的發展戰略,相關政策的優惠、投資環境的改善吸引了越來越多的投資者進入中國。資本項目順差是外匯儲備增加的主要來源,但這些債務性儲備穩定性較差,并且隨著美元的貶值趨勢,使得我國巨額外匯儲備蘊涵著一定風險。
我國近幾年經常項目與資本和金融項目連續出現順差,并影響到我國外匯儲備余額的大幅增長。因為近幾年的國際收支平衡表中有關項目的比例大體一致,所以下面僅以2010年的國際收支平衡表為例說明影響外匯儲備的主要因素。
從上表可知2010年我國經常項目與資本和金融項目都發生了雙順差,并且資本和金融項目的差額遠遠低于經常項目的差額。經常項目順差中起主要作用的是貨物貿易,而服務貿易出現了逆差。服務貿易的逆差說明我國服務業國際競爭力差,尤其是在運輸、保險、專有權利使用費和特許費等項目的逆差比較嚴重。在資本和金融項目的順差中起主要作用的是金融項目,并且該項目當中的直接投資所占的比重是較高的。因此我們可以說在我國外匯儲備變動中發揮最主要作用的是直接投資,尤其是外國在華的直接投資,也就是說我國的外匯儲備當中很大一部分是由債務性儲備所構成的。 4 制度原因
首先,我國外匯管理制度改革促使外匯儲備的增長。1994年初,我國取消了外匯留成制度,實行強制結匯和有條件售匯制度。強制結匯制度使得居民和企業所創造的外匯必須出售給國家,使外匯資源集中于央行,從而促使外匯儲備規模增加。其次,人民幣經常項目下可自由兌換制度也促使外匯儲備規模迅速增長。1996年,我國實行人民幣經常項目下完全可兌換,這一制度使企業在經常項目交易下,可自由兌換外匯,進一步促進了進出口貿易的發展及經常項目的持續順差。
另外,人民幣匯率制度也促使我國的外匯儲備規模急劇增加。在2005年7月匯改之前,我國匯率制度名義上是盯住美元的管理浮動匯率制,但實質卻是固定匯率制,出于維持匯率穩定的需要,央行被動地動用吸收外匯儲備,從而加劇儲備的增長。在匯改之后,人民幣實行有管理的浮動制度,匯率浮動區間有所擴大,部分緩解了外匯儲備快速增長的壓力。但在當前匯率制度下,人民幣的持續升值預期增加了人民幣需求,在套利因素驅動下,大量外匯通過多種渠道涌入國內,反而加大了外匯儲備增長壓力。 加強我國外匯儲備管理與營運的對策
我國外匯儲備增長較快和儲備規模較高,意味著經濟資源的巨大浪費,長期如此,對我國經濟發展有害無利,必須采取科學合理的措施加以解決。在當前條件下,加強我國外匯儲備的管理應從兩方面著手:即一方面要采取措施解決外匯儲備的超常增長,另一方面要提高現有儲備資產的運用效率,兩者不可偏廢。 1 確定合理的外匯儲備規模
當前確定合理的外匯儲備規模,減少外匯資源的低效和浪費,減輕其對我國經濟發展的不良的影響,是我國最明智的選擇。關于如何保持合理的外匯儲備存量,一般來說,可以確定一個下限和上限。即根據一國經濟發展水平,保證該國最低限度進出口貿易總量所必需的外匯儲備來確定下限;同時,充分考慮該國經濟發展最快時,可能出現的對外支付所需要的外匯儲備來確定上限;下限是國民經濟發展的臨界制約點,而上限則表明該國擁有充分的國際清償能力。在上限和下限之間,形成一個適當的外匯儲備區間。
3.2 適度調整外貿、外資和外債政策
在對外貿易方面,傳統的出口指標、導向、激勵機制需要調整,要改變出口量多、價低、靠出賣資源和廉價勞動力比較優勢換來短時發展的局面。不要再過分追求外貿順差,做到進出口基本平衡即可。在引進外資方面,改變“招商引資是政績的做法,做到“適度引進”,取消各種引資優惠政策和考核量化指標,減輕地方政府的壓力,并提高外資進入我國的“門檻”,歡迎高新技術的外資進入我國,堅決杜絕資源消耗大或污染密集產業的外資進入我國。在外債方面應嚴格控制,以使用國內外匯資源為主,數據來源將國家外匯儲備充分利用起來。唯有這樣,才能真正實現內外部均衡,促進我國經濟快速、健康的發展。 3 嚴格控制國際短期投機資本(熱錢)的流入
國家外匯管理部門要制定行之有效的管理策略和辦法,切斷熱錢進入我國的渠道及方式。要強化對貿易、非貿易、外商投資、外債、地下錢莊的外匯管理,要加強各類外匯流入的真實性審查,特別是對于熱錢容易進入的渠道更要重點布防,嚴加盤查,發現問題及時查處,決不能姑息養奸,任其自由。外匯銀行要加強與外匯管理部門的配合,要充分認識到國際短期投機資本(熱錢)對一國經濟金融的危害性,協助外匯管理部門做好“把關”除此而外,外匯管理部門還要與海關、公安、司法、商、稅務等部門加強聯系,形成合力,時刻注意國內外熱錢的一舉一動,堅決打擊國際熱錢的投機套利,護我國經濟金融的安全。
3.4 建立外匯“雙藏”機制
在發達國家,國家的外匯儲備和企業、民間持有的外匯都非常多。而我國存在的問題是,國家外匯儲備的池子過滿,而企業、民間持有外匯的池子幾乎是空的。其中居民外匯儲蓄存款在2003年為855億美元,2004年802.37億美元,2005年大約仍然是800億美元左右;比居民外匯儲蓄更慘的是企業外匯存款,連續多年徘徊在700億美元左右,而此間我國對外貿易額早就翻了幾番。這一點外匯存款僅僅相當于日本的一家基金公司。目前國家已經開始放松外匯管制,允許符合條件的企業和個人持有一定的外匯,這是一個良好的開端,我們可以利用此契機,建立“藏匯于企業”“藏匯于民”的外匯“雙藏”機制,改變原有的“藏匯于國”的策略,鼓勵企業和居民持有外幣,讓企業、民眾與市場分擔匯率風險,改變國家被動吸納外匯導致儲備大幅增加的被動局面。 5 促使人民幣成為國際貨幣
隨著中國經濟的崛起,采取相應的戰略逐步讓人民幣融入到國際儲備貨幣體系中去,打破現在美元、歐元主導下的西方世界的儲備貨幣格局,建立多極的儲備貨幣體系,則是我們應當追求的,也是可能實現的目標。在這個過程中,應當采取中國一貫的漸進性策略,首先讓人民幣在與文化相近、經貿關系更緊密的周邊國家和地區成為主要的結算貨幣后,再讓它成為這些國家的儲備貨幣之一。其次,則是應當發展以人民幣計值的、開放的國際資產市場,為境外投資者提供更多的人民幣金融資產選擇。只有這樣一個階段,我們才不會再為外匯儲備的多寡而傷腦筋。 結束語
巨額的外匯儲備增加了我國抵御國際金融風險的能力,提高了我國的經濟地位。但是持有如此巨額外匯儲備不僅成本是巨大的,并且還需要應對由此而產生的各種不利影響。因此我國必須及時的采取適當的有效措施,加強我國外匯儲備的管理,確定合理的外匯儲備規模,在充分發揮巨額外匯儲備帶來的優勢基礎,對其產生的不利影響加以調整,進行消化吸收,從而提高我國國際競爭能力,更快的促進我國經濟的發展。進而在此基礎上提升人民幣的國際地位,爭取早日使人民幣成為國際貨幣,從根本上解決我國外匯儲備帶來的問題。
參考文獻
[1]唐藍星,胡志才.淺析我國外匯儲備規模[J].市場論壇,2008(12):94-96.
鄭艷娜.山東縣域金融發展研究[D].中國優秀碩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2010(01).
篇（7）
1.我國外匯儲備激增現狀
我國外匯儲備快速增長始于20世紀90年代中期，1996年首次超過1000億美元，到2005年超過8000億美元，9年間增長近7倍。特別是近3年來，儲備增速進一步加快，每年新增儲備都超過4000億美元。2006年2月，我國外匯儲備規模首次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一儲備大國。截至2011年第一季度中國外匯儲備規模達到3.0447萬億美元，排名全球第一，同時幾乎是排名第二的日本所擁有的外匯儲備的三倍。外匯儲備激增已經對宏觀經濟運行造成相當的負面影響，也使我們在對外經濟交往中處于被動，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
從表中我們看出，1978年到2003年年底，我國積累了400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然而自2004年到2005年，我國外匯儲備是8000多億美元，到2008年，已經達到19460.30億美元。也就是說，三年的時間里面，總共有11200多億美元的外匯新增。
2.我國外匯儲備激增原因分析
眾所周知，我國外匯儲備的快速增長離不開國民經濟持續快速發展，國家經濟實力、國際競爭力以及對外資吸引力的逐漸增強等，歸結起來可分為四個因素：
2.1 根本原因
從宏觀角度來說，我國外匯儲備規模快速增長的根本原因可從國際和國內兩個層面來看。從國際層面來看，在當前全球分工格局下，以我國為首的發展中經濟體處于國際分工的中末端，承擔了大量的勞動、資本密集型產品的加工制造和出口轉移，從而在貿易創造和轉移過程中創造積累了大量外匯儲備。同時，自2000年以來的本輪世界經濟增長周期中，我國等發展國家資本回報率優于發達國家，使得大量外資以戰略投資等渠道涌入國內，從而通過資本項目積累了大量外匯儲備。從國內層面來看，近年來宏觀經濟快速發展以及對外經濟交往的擴大是我國外匯儲備快速增長的內在原因，在此過程中以出口為導向、以引資為重點的對外經貿政策扮演了重要角色。
2.2 外部環境
世界經濟、金融一體化。隨著世界經濟全球化、一體化進程的深入，世界各國金融、貿易得到前所未有的發展。貿易額高速增長，資本流動速度加快，跨國公司規模不斷擴大、數量不斷增加在這種潮流下，我國享受到了國際分工帶來的好處。從國際貿易看，在不斷增加的世界貿易額中我國所占份額逐年增加。
2.3 直接原因
我國外匯儲備增長的原因分析從國際收支表來看，外匯儲備增長的直接原因可歸結為我國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長期的雙順差。資本項目順差主要是外商直接投資形成的，我國實行“走出去、請進來”的發展戰略，相關政策的優惠、投資環境的改善吸引了越來越多的投資者進入中國。資本項目順差是外匯儲備增加的主要來源，但這些債務性儲備穩定性較差，并且隨著美元的貶值趨勢，使得我國巨額外匯儲備蘊涵著一定風險。
我國近幾年經常項目與資本和金融項目連續出現順差，并影響到我國外匯儲備余額的大幅增長。因為近幾年的國際收支平衡表中有關項目的比例大體一致，所以下面僅以2010年的國際收支平衡表為例說明影響外匯儲備的主要因素。
從上表可知2010年我國經常項目與資本和金融項目都發生了雙順差，并且資本和金融項目的差額遠遠低于經常項目的差額。經常項目順差中起主要作用的是貨物貿易，而服務貿易出現了逆差。服務貿易的逆差說明我國服務業國際競爭力差，尤其是在運輸、保險、專有權利使用費和特許費等項目的逆差比較嚴重。在資本和金融項目的順差中起主要作用的是金融項目，并且該項目當中的直接投資所占的比重是較高的。因此我們可以說在我國外匯儲備變動中發揮最主要作用的是直接投資，尤其是外國在華的直接投資，也就是說我國的外匯儲備當中很大一部分是由債務性儲備所構成的。
2.4 制度原因
首先，我國外匯管理制度改革促使外匯儲備的增長。1994年初，我國取消了外匯留成制度，實行強制結匯和有條件售匯制度。強制結匯制度使得居民和企業所創造的外匯必須出售給國家，使外匯資源集中于央行，從而促使外匯儲備規模增加。其次，人民幣經常項目下可自由兌換制度也促使外匯儲備規模迅速增長。1996年，我國實行人民幣經常項目下完全可兌換，這一制度使企業在經常項目交易下，可自由兌換外匯，進一步促進了進出口貿易的發展及經
常項目的持續順差。
另外，人民幣匯率制度也促使我國的外匯儲備規模急劇增加。在2005年7月匯改之前，我國匯率制度名義上是盯住美元的管理浮動匯率制，但實質卻是固定匯率制，出于維持匯率穩定的需要，央行被動地動用吸收外匯儲備，從而加劇儲備的增長。在匯改之后，人民幣實行有管理的浮動制度，匯率浮動區間有所擴大，部分緩解了外匯儲備快速增長的壓力。但在當前匯率制度下，人民幣的持續升值預期增加了人民幣需求，在套利因素驅動下，大量外匯通過多種渠道涌入國內，反而加大了外匯儲備增長壓力。
3.加強我國外匯儲備管理與營運的對策
我國外匯儲備增長較快和儲備規模較高，意味著經濟資源的巨大浪費，長期如此，對我國經濟發展有害無利，必須采取科學合理的措施加以解決。在當前條件下，加強我國外匯儲備的管理應從兩方面著手：即一方面要采取措施解決外匯儲備的超常增長，另一方面要提高現有儲備資產的運用效率，兩者不可偏廢。
3.1 確定合理的外匯儲備規模
當前確定合理的外匯儲備規模，減少外匯資源的低效和浪費，減輕其對我國經濟發展的不良的影響，是我國最明智的選擇。關于如何保持合理的外匯儲備存量，一般來說，可以確定一個下限和上限。即根據一國經濟發展水平，保證該國最低限度進出口貿易總量所必需的外匯儲備來確定下限；同時，充分考慮該國經濟發展最快時，可能出現的對外支付所需要的外匯儲備來確定上限；下限是國民經濟發展的臨界制約點，而上限則表明該國擁有充分的國際清償能力。在上限和下限之間，形成一個適當的外匯儲備區間。
3.2 適度調整外貿、外資和外債政策
在對外貿易方面，傳統的出口指標、導向、激勵機制需要調整，要改變出口量多、價低、靠出賣資源和廉價勞動力比較優勢換來短時發展的局面。不要再過分追求外貿順差，做到進出口基本平衡即可。在引進外資方面，改變“招商引資是政績的做法，做到“適度引進”，取消各種引資優惠政策和考核量化指標，減輕地方政府的壓力，并提高外資進入我國的“門檻”，歡迎高新技術的外資進入我國，堅決杜絕資源消耗大或污染密集產業的外資進入我國。在外債方面應嚴格控制，以使用國內外匯資源為主，數據來源將國家外匯儲備充分利用起來。唯有這樣，才能真正實現內外部均衡，促進我國經濟快速、健康的發展。
3.3 嚴格控制國際短期投機資本（熱錢）的流入
國家外匯管理部門要制定行之有效的管理策略和辦法，切斷熱錢進入我國的渠道及方式。要強化對貿易、非貿易、外商投資、外債、地下錢莊的外匯管理，要加強各類外匯流入的真實性審查，特別是對于熱錢容易進入的渠道更要重點布防，嚴加盤查，發現問題及時查處，決不能姑息養奸，任其自由。外匯銀行要加強與外匯管理部門的配合，要充分認識到國際短期投機資本（熱錢）對一國經濟金融的危害性，協助外匯管理部門做好“把關”除此而外，外匯管理部門還要與海關、公安、司法、商、稅務等部門加強聯系，形成合力，時刻注意國內外熱錢的一舉一動，堅決打擊國際熱錢的投機套利，護我國經濟金融的安全。
3.4 建立外匯“雙藏”機制
在發達國家，國家的外匯儲備和企業、民間持有的外匯都非常多。而我國存在的問題是，國家外匯儲備的池子過滿，而企業、民間持有外匯的池子幾乎是空的。其中居民外匯儲蓄存款在2003年為855億美元，2004年802.37億美元，2005年大約仍然是800億美元左右；比居民外匯儲蓄更慘的是企業外匯存款，連續多年徘徊在700億美元左右，而此間我國對外貿易額早就翻了幾番。這一點外匯存款僅僅相當于日本的一家基金公司。目前國家已經開始放松外匯管制，允許符合條件的企業和個人持有一定的外匯，這是一個良好的開端，我們可以利用此契機，建立“藏匯于企業”“藏匯于民”的外匯“雙藏”機制，改變原有的“藏匯于國”的策略，鼓勵企業和居民持有外幣，讓企業、民眾與市場分擔匯率風險，改變國家被動吸納外匯導致儲備大幅增加的被動局面。
3.5 促使人民幣成為國際貨幣
隨著中國經濟的崛起，采取相應的戰略逐步讓人民幣融入到國際儲備貨幣體系中去，打破現在美元、歐元主導下的西方世界的儲備貨幣格局，建立多極的儲備貨幣體系，則是我們應當追求的，也是可能實現的目標。在這個過程中，應當采取中國一貫的漸進性策略，首先讓人民幣在與文化相近、經貿關系更緊密的周邊國家和地區成為主要的結算貨幣后，再讓它成為這些國家的儲備貨幣之一。其次，則是應當發展以人民幣計值的、開放的國際資產市場，為境外投資者提供更多的人民幣金融資產選擇。只有這樣一個階段，我們才不會再為外匯儲備的多寡而傷腦筋。
4.結束語
巨額的外匯儲備增加了我國抵御國際金融
風險的能力，提高了我國的經濟地位。但是持有如此巨額外匯儲備不僅成本是巨大的，并且還需要應對由此而產生的各種不利影響。因此我國必須及時的采取適當的有效措施，加強我國外匯儲備的管理，確定合理的外匯儲備規模，在充分發揮巨額外匯儲備帶來的優勢基礎，對其產生的不利影響加以調整，進行消化吸收，從而提高我國國際競爭能力，更快的促進我國經濟的發展。進而在此基礎上提升人民幣的國際地位，爭取早日使人民幣成為國際貨幣，從根本上解決我國外匯儲備帶來的問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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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一、國際收支的概念及調節機制
國家在進行對外貿易往來過程中，都在尋求各種調節手段以達到國際收支的平衡。但是由于多種因素的影響國際收支平衡往往不易達成。針對引發國際收支不平衡的多樣原因，相應的調解國際收支的手段亦是多樣的，分為自主性調節機制和法律調節機制。其中自主性調節機制是指當國家間出現外部不平衡時，經濟自身所固有的某種內在力量能夠推動經濟朝著重新恢復外部平衡的方向發展。①自主性調節機制在國際收支失衡時自發地發揮作用，不存在人為選擇并取舍的過程，主要包括貨幣機制、收入機制、利率機制等。而法律調節機制又分為國內立法調節和國際立法調節。其中國內立法調節主要體現在關稅立法、匯率與補貼立法、外匯管制法、進口許可證制度等方面。國際立法在調節主要采用融通資金的措施，一方面國際收支出現失衡的國家可以向跨國商業銀行或其他國家貸款，緩解國際收支不平衡的緊張；另一方面可以由國際經濟組織參與，介入成員國的調節過程，例如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國際收支失衡形成原因多比較復雜，應該在分析國際收支失衡原因的基礎上，選不同調節手段組合達到國際收支的平衡。
二、現行國際貨幣制度下的國際收支調節手段及其評價
20世紀60年代以后，布雷頓森林體系逐漸崩潰瓦解，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國際貨幣制度臨時委員會在牙買加舉行會議，達成了著名的“牙買加協定”，形成了新的國際貨幣制度。現行國際貨幣制度下國際收支調節手段多樣，下面逐一進行分析。
（一）自主性調節機制及評價
在現行國際貨幣體系下，自主性調節機制依賴于雙邊和多邊匯率的相對變動、國際儲備的增減、相對價格的變化來實現。自主性調節機制受很多因素的影響，其效果往往大打折扣。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國際收支失衡可能是由大規模資本流動和生產全球化，以及基于專業化生產而興起的產業內貿易引起的，往往對匯率和物價的彈性比較小，顯然不能僅依賴這一調節機制達到平衡。
（二）匯兌安排及評價
為避免成員操縱匯率或國際貨幣制度來妨礙國際收支的有效調整和取得對其他成員的不公平競爭優勢，基金協定第4條規定：成員國進行匯兌交易和行為時必須遵守三個基本原則②；作出的外匯安排有向基金通知的義務，但通知不是成員國匯兌安排生效的必要條件；成員國可以自主選擇本國的匯率制度，但不能將本國貨幣的價值在法律上與黃金掛鉤，除非得到基金的批準任何多種匯率和歧視性匯率安排都不合法；成員國應該向基金組織提供為進行匯兌措施監督所必要的材料并同基金就其有關匯率的政策進行磋商，但得出的結論對成員國在法律上并沒有約束力。
匯兌安排條款給予成員國自主選擇本國匯率制度的權利，可選擇的彈性匯率制度所帶來的直接惡果就是以一國國際收支大面積失衡為表現形式的國際金融市場的動蕩和危機。選擇匯兌安排的自由絕對化將不可避免地導致成員國通過本國貨幣貶值來獲得不當的貿易利益，進而陷入各國貨幣競爭性貶值。因此必然需要對成員國匯兌予以限制，基金協定規定成員國的一般義務，無疑限制了那些通過貨幣貶值來轉嫁國際收支逆差的成員國的行為。但是本條多處使用了“努力”一詞，磋商的結論也并不具法律約束力，可以看出“軟法”的性質，削弱了法律規范本身的強制性。另外基金組織對破壞、阻礙匯率制度的國家采取的最終制裁方式是不提供資金援助，威懾力有限。
（三）外匯管制及評價
外匯管制法是針對本國內發生的外匯行為的國內法，但由于外匯管制法的涉外性，基金組織將外匯管制的規定納入多邊基金協定之中。基金協定同時規定了第8條和第14條兩套不同的外匯管制制度由成員國自行選擇加入。基金協定第8條要求成員國取消經常項目下的外匯管制，但如果經基金組織同意，在一成員出現國際收支情況不佳時可以向基金組織提出實施背離第8條義務的措施。第14條規定了過渡辦法以供那些暫時無法承擔第8條一般義務的成員國家接受。基金協定中的外匯管制條款在要求成員國取消經常項目的外匯管制同時也規定了特殊情況下可以背離這一規定，實施外匯管制措施。這一方面擴大經濟交流和發展對外貿易，另一方面增加一國國際儲備，促進國際收支平衡。
隨著世界范圍內國際資本流動總量與凈值的明顯增加，逐步放松對資本項目的管制直至自由化應該是一國市場經濟發展成熟乃至繁榮的必經階段。很多國家已把外匯管制立法的焦點由對經常項目轉移到資本項目帳戶上。而基金協定中外匯管制條款僅僅涉及到經常帳戶項下的支付和轉移限制，對資本項目賬戶并無規定。由于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外匯管制立法不同，容易出現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界定不明，而導致逃避法律管制問題。
（四）普通提款權、借款總安排制度、備用制度及評價
基金協定為調整成員國收支平衡創設了普通提款權制度、借款總安排制度、備用安排制度，可以為成員國在國際收支不平衡時提供資金援助以緩解成員國的國際收支狀況，在上述制度中基金組織以類似于“貸款人”的身份介入到成員國宏觀經濟調整中去，明確的將一國的國際收支問題納入了多邊體系的調整之中。基金協定對成員國申請上述資金援助規定了一個較為苛刻的標準“條件性”，強調基金組織貸款必須同削弱或消除國際收支不平衡的根源相結合，旨在鼓勵成員國在收支困難出現的初期就采取措施，明確績效標準的數量和內容避免出現根源性收支問題。但隨著金融創新工具的出現，基金協定中“條件性”標準難以發揮應有作用。
（五）特別提款權及評價
多數國家發行的貨幣不是國際通行的可自由兌換的貨幣，必須儲備一定數量的可用于對外支付的外匯或其他貨幣財產。這種國際清償力構成了國際儲備，其對國際收支有著重要的影響。普通提款權下基金所直接提供給成員國的國際清償力是有限的，由此基金協定創設特別提款權制度來幫助成員國應對國際收支失衡，實際上是普通提款權功能的延伸。特別提款權是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為中心，利用國際金融合作的方式，共同創立的新的國際儲備資產、記賬單位。
特別提款權是歷史上首次超國家機構創造的國際貨幣， 超儲備貨幣不僅克服了信用貨幣的內在風險，也為調節全球流動性提供了可能。由一個全球性機構管理的國際儲備貨幣將使全球流動性的創造和調控成為可能，當一國貨幣不再做為全球貿易的尺度和參照基準時，該國匯率政策對失衡的調節效果會大大增強，極大地降低未來危機發生的風險、增強危機處理的能力。③相比于普通提款權，特別提款權沒有附有嚴格的條件，其對國際清償力的供需調控更為有力，更有效調控成員國國際收支的平衡。近幾年隨著日元等貨幣也加入了儲備貨幣行列，國際儲備明顯不足的問題基本已經不存在。特別提款權自身設計的缺陷妨礙了其作用的發揮，特別提款權只能在官方間使用，無法直接運用到市場交易中，這與其作為國際儲備調整國際收支的任務不符。
三、我國國際收支狀況、影響及調節方法
（一）我國國際收支狀況及影響
近二十年，中國持續出現“雙順差”的格局，其是一系列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結構性原因，包括我國高儲蓄、低收入、低消費的制度文化因素以及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戰略和參與全球產業內分工特定發展階段的結果；貨幣性原因，包括中國在改革開放初期采取的涉外經濟政策、資本管制、外貿管制、外匯交易制度的不對稱性使得中國的國際儲備積累；政策性原因，即出口導向型經濟政策和政府主導下的招商引資直接推動了我國雙順差的快速積累。持續大規模的雙順差和巨額外匯儲備的國際收支結構在未來還將繼續，這樣的國際收支結構在中國的經濟發展歷程上起到過重要的作用，但也正給中國經濟金融的長期穩定發展帶來越來越多的困擾。
首先，大量順差會使人民幣的升值壓力增大，造成出口成本增大影響產品的競爭力，必然形成通脹壓力，增加了我國金融體制改革的成本和難度；其次，長期國際收支的雙順差所累積的巨額外匯儲備蘊涵著較大的金融風險；最后，國際經收支順差將加劇國際經濟摩擦，使貿易保護主義抬頭。近幾年我國與美國和歐盟的貿易摩擦日益嚴重，“中國”愈演愈烈，貿易摩擦從貨物貿易、以企業為主的微觀經濟層面開始逐步走向宏觀經濟政策、體制和制度層面發展，使我國產業發展的外部環境更加嚴峻。
（二）實現我國國際收支動態平衡的對策
1.調整人民幣匯率制度
一國的經濟增長本來就會伴隨著本幣匯率升值的進程，人民幣匯率的升值是我國綜合國力提高的結果。我國應進一步增加匯率彈性，完善匯率的形成機制，放寬意愿結售匯限制，讓人民幣匯率能夠根據市場供求到達其均衡水平。這一過程必然影響一部分出口企業的盈利乃至生存，甚至可能給我國的就業和經濟增長造成壓力，但是匯率升值的過程也會通過市場機制令技術管理水平更高、利潤空間更豐厚的企業發展壯大，同時有利于提升我國的產業結構。
2.放松外匯管制
加快外匯管制松動的步伐，以金融機制帶動國內經濟的飛速發展，為人民幣的自由化進程掃清障礙，在取消人民幣經常項目兌換限制的基礎上，加強對資本項目管理的立法及操作研究，為盡早實現人民幣完全可兌換的目標創造良好的法律環境。
3.優化國際儲備，保證黃金儲備
為維護貨幣的穩定，一方面應適當增加黃金儲備的比例，在確保安全的前提下，實現外匯儲備的增值；另一方面發強對黃金市場的管理。
注 釋：
篇（9）
一般來說，固定匯率制度的支持者認為，長期穩定的匯率水平有助于人們建立穩定的
預期，為國內外投資者的決策制定提供一個確切的基礎，促進國際貿易和跨國投資的發展；而未來匯率變動的不確定性會對投資決策制定產生負面影響，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制約國際貿易和投資。雖然企業可以在遠期外匯市場上和期貨市場上進行對沖操作以規避風險，但這意味著交易成本的上升。在發展中國家中，由于外匯市場不成熟，套利渠道的相對缺乏，它們在浮動匯率面前尤其顯得束手無策。極端的易變性意味著貨幣錯配（currency misalignment）仍然發生，而這將導致資源配置不當，減少投資和外貿，引起經濟增速降低，這對于缺乏遠期套期保值的國家來說尤其如此 （bird and rajan ，2001）。
而浮動匯率制度的倡導者聲稱，作為本國貨幣的外國價格，匯率可以在外匯市場上由供求決定，由市場力量決定的價格信號往往是最優的，有利于經濟資源的有效配置。同時，很多經驗研究證明，匯率的短期易變性對于貿易的影響是極小的。而且，被觀測到的匯率易變性可能是不可避免的實際風險。即使該風險在外匯市場受到壓制，它也會在其他場合以更不令人愉快的方式爆發出來（frankel, 1996）。（例如，美國為避免因實際供求因素導致的美元升值的措施，可能會引發通貨膨脹。）
匯率制度選擇的中間派和靈活派則認為，匯率變動對產出的影響是不確定的，而且可能與經濟實體的特點及初始條件有關。因此，應對外部沖擊的合適政策應該是具有本國特色的政策（chang and velasco，1999）。
二、匯率制度與通貨膨脹
實施釘住匯率制可以約束釘住國政府貨幣政策。當釘住國的通脹率與被釘住國的通脹率嚴重背離時，資本的跨國流動將使釘住國貨幣面臨貶值或升值壓力。若釘住國通脹率顯著高于被釘住國，資本外流將造成貶值壓力，為了維持釘住匯率制將減少甚至耗盡其外匯儲備。所以這種約束可以看成是一種貨幣紀律。理論和經驗分析給出三個理由，證明釘住匯率制度能有效遏制通貨膨脹：（1）釘住匯率建立了清晰的、可操作的目標，同時捆住了政府的手，使得政府反通脹的承諾更加可信；（2）釘住匯率可以幫助價格和工資制定者圍繞一個新的低通脹均衡協調它們的行動和預期；（3）釘住匯率制度提供了一個方便的渠道，使得家庭和企業能夠在高通脹時期渡過后，將它們從海外撤回的離岸資產轉化為本幣資產。（在浮動匯率制下，沒有這樣能重建本幣資產的自動機制，因為央行沒有義務購買撤回本國的以外幣計值的資本）（bruno, 1995）。
浮動匯率制下反通脹措施的緊縮性比固定匯率制下更強（通常導致過高的實際利率和
本幣高估），因此浮動匯率制下很多穩定措施都失敗了。即使在浮動匯率制下反通脹措施能取得成功，成本也明顯比在釘住匯率制下高。以波羅的海沿岸的兩個鄰國為例，愛沙尼亞采用了貨幣局制度，拉脫維亞早期采用了浮動匯率制度。兩國都成功地結束了轉軌時期的高通脹，但拉脫維亞經歷了一次更深更持久的衰退。根據歐洲復興開發銀行的資料，愛沙尼亞在1993、1994、1995年的年均gdp增長率為-7%、6%、6%，而拉脫維亞的同期增長率為-15%、2%、1%；更有意思的是，拉脫維亞在1994年上半年采用了釘住匯率制（sachs, 1996）。
三、匯率制度與匯率的波動與背離
資本流動性的增大容易產生匯率的波動性和背離問題。由于可以通過市場消除與不確定性相關的即期匯率波動，所以匯率的波動性并不是個嚴重問題。背離比波動性更嚴重，因為持續的高估對經濟的長期競爭力和就業有重要影響。相對價格的變化可能引發高成本的資源配置。meershwam (1989)證明，匯率持續性高估可能導致競爭力的永久損失。
在固定匯率制下，均衡匯率的制定是一個難題，中央銀行并不比市場更“英明”。市場總是在發展變化，而均衡匯率的調整總是滯后于市場需求的變動。因此，固定匯率制雖然避免了匯率波動性問題，卻面臨匯率的背離問題。
在浮動匯率制下，由于貨幣市場的調整速度快于商品市場的調整速度，存在匯率超調（overshooting）的問題，從而導致匯率可能長時間處于沒有經濟基本面支撐的水平。此外，投機者的套匯與套利行為可能加大名義匯率的波動幅度。
未實行釘住貨幣時實際匯率的變動幅度遠遠大于實行釘住匯率時的幅度。同樣，名義匯率與實際匯率的偏差在未實行釘住時也比實行釘住時大得多（除了被釘住的貨幣處于一系列廣泛的管制情況以外）。實際匯率這樣大的變動幅度恰恰說明了名義匯率的變動幅度要遠遠大于同時期的通貨膨脹率差異變動。20世紀20年代以及70、80年代的浮動匯率制度都有一個典型的特征，即“善惡循環”。各國貨幣在經歷超過正常水平的通貨膨脹后，其貨幣貶值速度和幅度都超過了由通貨膨脹率差異決定的長期均衡水平，然后開始升值，貨幣的升值也超過了長期均衡水平。貨幣快速貶值削弱了貨幣當局穩定金融的能力，并增加了達到金融穩定的難度（阿里巴，2000）。
在浮動匯率制下，當國際貨幣市場上出現明顯的不均衡時，投資者就會轉移資金以獲取利潤，這將導致實際利率的變動，于是預期利率的變化就會產生很大的結構性影響。預期利率變動而引起的實際利率變動將影響長期資本運動的形式。為了國際貨幣市場的均衡而發生的即期利率變動，將會引起國際資本市場的不均衡（aliber，1988）。
四、匯率制度與內外沖擊
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國際市場價格信號劇烈波動的情況時有發生，而浮動匯率可以起到“屏蔽”作用，能夠較快地調整以“絕緣”外生性沖擊造成的影響。對外貿易的商品價格波動越大，匯率浮動的可能性越大，因為浮動匯率有助于隔絕外國價格的動蕩對國內價格的沖擊（梅爾文，1991）。
弗里德曼（friedman, 1953）認為，與固定匯率制度相比，浮動匯率制度最大的優勢在于，即使名義剛性存在，后者仍能很好的調整經濟以應對實際的貿易沖擊。實證分析表明，在發展中國家，彈性匯率制度能更好的使經濟體避免受實際干擾的影響。浮動匯率在貿易沖擊形成后，能更好地調整實際產出。人們似乎不必擔心浮動匯率對貿易沖擊的影響，因為當受到負面沖擊的影響時，浮動匯率制度可以使名義匯率相應的貶值。
弗里德曼同時認為，如果價格輕微波動，那么改變名義匯率以應對實際匯率調整的沖
擊，與商品和勞務市場的過度需求推動名義價格下降相比，所需要的時間更短、成本更低。
如果沖擊是真實的，從理論上說，浮動匯率制度仍是更有效的選擇。實際上，實行浮動匯率制最大的優勢在于它能給予實際的沖擊以平穩、適當的調整。當國內價格是粘性的，那么為應付沖擊而發生的改變是緩慢的，一個負面的實際沖擊（如出口需求或貿易的下降）會導致名義匯率的貶值。對貿易品的需求減少時，匯率貶值會降低貿易品的相對價格，并因此而部分地彌補負面沖擊帶來的不利影響。而且，在出口商品的名義價格下降時，名義貶值會增加其國內價格，這又有利于經濟得到一個更平穩的調整。也就是說，在彈性匯率制度下，匯率起著自動穩定器的作用。
另一方面，固定匯率制度則不得不依賴國內價格的緩慢改變以走出蕭條。換句話說，釘住匯率制度必須承受負面沖擊帶來的影響。而且，中央銀行必須阻止本幣貶值，否則用外幣購買本幣將會導致貶值發生。這是一種內在的緊縮性行為，它會引起就業率大幅度的下滑。對20世紀20年代至90年代的英國和阿根廷來說，為重新安排相對價格，渡過漫長而痛苦的緊縮時期是必要的，這也意味著保持固定的名義匯率要付出代價。
浮動匯率制度平息沖擊的另一種方式是實行獨立的貨幣政策。當實際的負面沖擊存在時，政府能夠采取措施減輕衰退。在彈性匯率制度下，國家可以通過貨幣擴張的方式來應對沖擊。而在固定匯率制度下，貨幣的增加只意味著儲備的外流而對產出沒有任何影響。
但是，固定匯率可以更好地處理內部沖擊，如通脹率或利率的暫時性變動等，外匯儲備的增減可以作為一種緩沖器，以避免匯率的無謂頻繁波動。國內貨幣供應量的變動越大，釘住匯率的可能性越大，因為國際貨幣的流動是一種減震器，它可以減少國內貨幣供應的變動對國內價格的影響。如果實行固定匯率，國內貨幣的過量供應會使資本外流，因為部分超額貨幣可以通過國際收支赤字來消除。在浮動匯率下，過多的貨幣供應量仍然滯留在國內，并使國內貨幣貶值（梅爾文，1991）。
不同匯率制度相對優勢的存在，是以影響經濟體的沖擊的特征為基礎的。當沖擊來自國內貨幣市場，固定匯率制度會自動阻止沖擊影響實體經濟；如果確實發生了需求沖擊，在貨幣當局購買外匯儲備以阻止本幣升值的同時，貨幣供給將會增加，而實際產出不變。相反，彈性匯率制度則需要降低收入以使實際貨幣需求減少到實際貨幣供給未發生變化時的水平。因此，如果這些沖擊在經濟中占主導地位，這就是贊成固定匯率制度的一個理由。
五．匯率制度與貨幣危機、銀行危機、債務危機
固定匯率制很容易受到國際投機資本的攻擊，這是因為固定匯率不是完全置信的，投
機者認為持續高估貨幣遲早要向市場均衡匯率回歸。投機沖擊可能引發貨幣危機，迫使一國放棄固定匯率制度。本幣貶值造成持有大量未套期保值的外債的銀行和企業債務成本高企，加上央行為捍衛本幣匯率而提升本幣利率所造成的銀行利潤率下降以及企業國內債務成本升高，從而引發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
代爾蒙德和代布維格（diamond and dybvig, 1983）系統論述了固定匯率制下的清償力危機。嚴格釘住匯率制度限制了貨幣當局擴大國內信貸的能力，這可能有利于抑制通貨膨脹，但卻不利于銀行穩定。在貨幣局制度和金本位制下，國內銀行體系沒有最后貸款人。在一個銀行規模小、存款保險制度不完備的金融體系中，這可能造成自負盈虧的銀行倒閉。相關模型表明，貨幣局制度通過加大產生銀行危機的可能性來減少形成國際收支危機的可能性。因此，低通貨膨脹價格可能是金融體系不穩定所特有的現象。與貨幣局制度不同，在固定匯率制下，中央銀行愿意充當最后貸款人。但唯一的不同在于，是國際收支危機而不是銀行危機形成了。
值得指出的是，采用浮動匯率制并不意味著與危機絕緣。浮動匯率制國家也可能同時遭受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的雙重打擊。以美國為例，美國之所以能夠在經常項目長期巨額逆差的壓力下保持美元堅挺，是靠長期源源不斷流入的外國資本。而資本項目的順差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人們的主觀預期和對美元的信心造成的。一旦美國經濟的放緩和美國股市泡沫經濟的破滅改變了人們對于美國經濟與美元的預期，外國資本的抽逃將對美元造成巨大的貶值壓力。為了減緩資本抽逃的沖擊，美聯儲很可能調高利率，而利率的升高會進一步加深經濟的低迷。也就是說，美國終將為其經常項目赤字付出代價，長期累積的風險終將爆發。反對彈性匯率制的另一個原因是，在發展中國家里以美元計價的債務普遍存在。那么本幣名義匯率的貶值將增加美元債務的輸送成本，并導致企業的接連破產及財政危機的發生(calvo and reinhart，1999)。
eichengreen 和 arteta (2000)指出， 經驗證明未能揭示在匯率制度和銀行危機之間存在任何聯系。近年來較為流行的“原罪論”說明，如果一個國家金融市場不完全，即一國的貨幣既不能用于國際借貸，甚至在本國市場上也不能用于長期借貸。那么一國的國內投資不是面臨貨幣錯配（借美元用于國內項目），就是面臨期限錯配（用短期貸款作長期用途）。如果出現貨幣錯配，匯率貶值將造成貸款的本幣成本上升，使企業陷入財務困境以致破產；如果出現期限錯配，利率上升也會造成借款成本的上升，使企業陷入財務困境以致破產。在這種國內金融極端脆弱的情況下，不論是采用固定匯率還是浮動匯率，都難以避免危機的爆發（張志超，2001）。
六、匯率制度與貨幣主權以及鑄幣稅
根據三元悖論（the impossible trinity）, 一國不可能同時實現資本的自由流動、固定
匯率制和獨立的貨幣政策。因此，在資本帳戶開放的前提下，一國實行釘住匯率制度意味著自己貨幣主權（monetary sovereignty）的部分讓渡。在釘住國和被釘住國的商業周期和經濟結構存在顯著差異的情況下，釘住國內外平衡的任務就只能依靠單一的財政政策。但是，根據丁伯根法則（tinbergen rule）, 要實現一定數量的政策目的必須要有同樣數量的政策工具，單憑財政政策不能夠同時實現內部和外部均衡。根據蒙代爾分派原則（mundell assignment），貨幣政策應該用于實現外部均衡，財政政策應該用于實現內部均衡。同時，米德沖突（meade’s conflict）也證明，單靠財政政策本身不能同時實現內部均衡和外部均衡。此外，多恩布什等人（dornbusch, fischer and starz，1998）指出，財政政策具有相當長的內部時滯，這使得財政政策無法有效地實現穩定政策。因此，貨幣主權的讓渡實質上不僅僅是一個有關民族情感的問題，它可能會帶來一國經濟的內部或外部失衡，從這個角度來說，浮動匯率制似乎是一個更優的選擇。
但是，在資本自由流動的前提下，執行浮動匯率制度的小國的貨幣政策實際上本身就是無效的。例如，該國經濟不景氣時，為刺激投資和消費而降低利率，但本國利率和外國利率的差異將使得資本外逃發生，從而加重衰退；當該國面臨通貨膨脹的壓力時，調高利率以緊縮銀根，但國際資本的大舉流入將加劇該國的通貨膨脹。既然貨幣政策本身無效，貨幣主權讓渡的成本也就大大降低了。同時，只有少數工業化國家的通貨膨脹率和利率變動能夠左右國際匯率的走勢，大多數國家只是被動的價格接受者，因此匯率政策本身作為一種調節政策來說也是無效的。因此有人認為，“對于尋求穩定宏觀經濟政策的發展中國家來說，清潔浮動匯率不是好的選擇。清潔浮動匯率只能是有成熟的經濟政策的大型發達國家能夠享用的奢侈品” (bergsten, davanne, and jacquet, 1999)。
費舍爾（fischer, 1981）指出，從鑄幣稅的角度來看，能夠允許一個國家自由決定其通貨膨脹率的匯率制度是最佳選擇，固定匯率制度是次優選擇，使用其他國家的貨幣是最差的選擇。為了滿足國際支付的需要，非儲備貨幣國家都必須持有一定數量的國際貨幣，即繳納一定數量的鑄幣稅。而在固定匯率制下，為了維持匯率穩定，中央銀行必須經常在外匯市場上進行對沖操作。這又要求中央銀行擁有比浮動匯率制下更為充足的外匯儲備，而這又意味著大量的鑄幣稅損失。在貨幣局制度下，本幣的發行以外匯儲備為基礎，鑄幣稅損失最大。
但也有一種觀點指出，由于我們沒有看見各國相互競爭以獲得儲備貨幣地位的事實，說明鑄幣稅的收益是很小的。德國、日本等國家之所以反對其貨幣成為主要儲備貨幣，是因為它們發現，國際上對儲備貨幣需求的變化會對儲備貨幣發行國的國內經濟運行產生影響（尤其是對外經濟活動所占比重高的國家）。
七、匯率制度與政治因素——信譽和時間一致性問題
一般說來，每屆政府上臺之后都想在國內外建立起信譽（credibility）和時間一致性（time-consistency, 也稱政策延續性）。但是正如各種官僚行為理論和政治商業周期模型揭示的那樣，政府很難保持實行固定匯率政策的意愿和能力。實證研究也證明，總是存在通過改變政策而把事情辦得更好的動力，即存在時間不一致性。
對公開宣布實行的固定匯率制度進行調整的代價非常昂貴，因為這樣做將產生信譽鴻溝（credibility gap）和時間不一致性。從這個角度來講，最佳辦法是實行彈性匯率制（蔣鋒，2001）。edwards（1996）發現，政治不穩定性在匯率制度選擇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越不穩定的國家越不可能選擇釘住匯率制，因為在釘住匯率制下匯率貶值的政治成本太高。
八、結論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得出的唯一準確的結論是，沒有任何匯率制度能適合所有的國家
或者在任何時期適合同一個國家。匯率制度的選擇應該取決于一國面臨的特定環境。將某種匯率制度過于普遍化（generalizing）是非常危險的（frankel.，2000）。
筆者在此將以上討論形成的結論總結在兩張表中：
表1 固定匯率與浮動匯率的優劣對比
項目 固定匯率 浮動匯率
經濟增長 建立穩定預期 優化資源配置
遏制通貨膨脹 有效或成本小 無效或成本大
匯率波動和背離 匯率背離 匯率波動（超調）
應付內外沖擊 更好地應付內部沖擊 更好地應付外生性沖擊
危機 貨幣危機和清償力危機 信心危機引發雙重危機
貨幣主權和鑄幣稅 喪失貨幣主權，難以實現內外平衡繳納更多鑄幣稅 小國貨幣政策和匯率政策無效,征收鑄幣稅會帶來成本
政治因素 信譽鴻溝和時間不一致性 時間一致性
表2 選擇固定匯率制或浮動匯率制國家的特點
固定匯率 浮動匯率
規模小 規模大
經濟開放 經濟封閉
貿易集中 貿易分散
持有外匯儲備機會成本低 持有外匯儲備機會成本高
新興市場國家和轉型國家 發達國家
缺乏完善的套期保值市場 完善的套期保值市場
面臨的外生性沖擊較少 面臨劇烈的外生性沖擊
國內貨幣供應量變化大 國內貨幣供應量變化小
政治穩定 政治不穩定
通貨膨脹協調 通貨膨脹不協調1.
經濟增長率低 經濟增長率高2.
注解:
1.邁克爾•梅爾文：《國際貨幣與金融》，上海三聯書店，1991年版
2.levy yeyati和sturzenegger (2001)的研究證實，在發展中國家中，實行固定匯率制的國家同較低的經濟增長率和較高的產出波動性相關聯。它們的經濟增長率比起浮動匯率制國家來平均要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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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一、美元的歷史及現狀
1944年布雷頓森林體系確立了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貨幣體系，開創了美元與黃金直接掛鉤，其他貨幣與美元掛鉤的新跡象，從此美元在世界經濟的發展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二戰結束后，世界格局發生了改變，和平與發展成為各國共同追求的目標。隨著歐盟、日本、中國、俄羅斯以及其他國家經濟的迅速發展，歐元、日元、人民幣等也在世界貨幣史上占有了一席之地，逐步改變了布雷頓森林體系所確立的以美元為首的固定匯率制，美元一統天下的局面從此被打破了。第一次美元危機爆發于1973——1976年間，爆發的標志是美元和黃金的徹底脫鉤以及全球固定匯率制的崩潰。第二次危機爆發于1985——1987年間，爆發的標志是《廣場協議》的簽署和美國股市的股災。在2000年之后的這段時期內，美元的持續貶值引起了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普遍認為這將對近期世界經濟發展格局產生一系列比較明顯甚至深遠的影響。
二、美元持續貶值的原因
美元在世界貨幣體系中的地位與美國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密切相關。美國經濟在世界經濟總量中的份額的相對下降，是美元走弱的歷史原因，也是經濟全球化的必然。而美元的持續貶值則是近幾年來美國經濟一度衰退的結果。從近幾年美國經濟的發展現狀來看，美元持續貶值的原因有以下幾點:
1.從貨幣經濟學看，一國貨幣匯率的變化主要源于該國內部經濟影響
2.財政赤字和外貿赤字加劇
3.金融市場投資者對美元資產安全性的信心下降
4.美國政府聽任美元匯率適度下跌
三、美元貶值對中國經濟的影響
美國是當前世界上的唯一超級大國，美元的貶值除了對其本國經濟產生影響外，勢必也會給世界經濟的發展帶來一些影響。而其中值得我們關注的是，美國作為中國的第二大貿易伙伴，美元的貶值當然會對中國經濟造成顯著的影響。當然，這一調整就像一把“雙刃劍”，對我國經濟發展既提供了機遇，又提出了挑戰。
1.從機遇方面看，美元貶值對我國經濟的發展提供了三個有利的條件:
(1)提高了我國商品和服務出口的競爭力
對中國來說，如果是良性的美元貶值，或者說是美元的軟著陸，那么對中國經濟應該是比較好的，可能有利于我們的進出口。因為人民幣和美元之間的匯率是窄幅浮動的，所以美元貶值實際上相當于人民幣對非美元貨幣被動性貶值，這使得中國出口商品在非美元區域變得相對便宜些。這正是中國企業擴大出口的大好時機，中國出口企業應抓住時機，努力擴大對非美元區，如歐盟、加拿大、澳大利亞及日本和韓國等區域的出口。而且，部分對美元升值的國家，如英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其經濟復蘇前景一般也較好，由于正處于庫存調整期，進口需求將會擴大。這從價格和需求兩方面有利中國企業擴大對其出口。
(2)增強了我國外商直接投資的吸引力
從資本流動來說，中國可能再次成為世界外資流動的一個很好的場所，美元走弱有利于非美元的國際資本兌成美元投資于中國。例如歐元、日元和英鎊將能兌換更多的美元，從而兌成更多的人民幣在中國進行投資。中國要把握住這次國際金融資本流動的新動向，實時擴大招商引資，同時注重外資的質量。
(3)對我國外匯儲備的正面影響
對于外匯儲備管理而言，外界認為:美元貶值，國家外匯儲備市場價值下降;歐元貶值，國家外匯儲備市場價值下降;日元貶值，國家外匯儲備市場價值下降。總之，只要美元、歐元和日元匯率變動，國家外匯儲備市場價值都會下降，從而使得國家外匯儲備管理部門腹背受敵。實際上，外匯儲備只有在因流動性需要須將其中的美元兌現成對美元升值的貨幣時，才會蒙受損失。而中國近年來國際收支一直保持順差，因此不會發生損失。近期，中國外匯儲備無須用來支付國際商品購買，美元匯率一時的漲跌，并不影響外匯儲備的實際購買力。盡管儲備貨幣折算時會出現賬面損益:美元堅挺時，儲備賬面上將出現虧損;美元疲弱時，儲備賬面上將出現盈利，但這并不導致真實損益，只會引起儲備貨幣結構發生相應變化。
(4)有利于減緩我國通貨緊縮壓力
美元貶值引起的人民幣貶值將有利于阻止我國價格水平下降，促使價格水平上升，緩解通貨緊縮壓力。同時美元貶值成中國匯率機制市場化改革外部推動
2.美元貶值對我國經濟的發展提供了機遇，也向我們提出了挑戰:
(1)降低了我國外匯儲備的支付能力
近幾年我國的外匯儲備保持了持續增加的勢頭，目前已超過3000億美元，僅次于日本，位居世界第二位，但由于我國外匯儲備大部分持有的是美元，美元的貶值也就意味著我國外匯儲備的購買力或支付能力相對歐元和日元來說下降了。
(2)增加了我國的國外債務負擔
我國外債余額近期需要償還的短期外債余額占全部外債余額的近三分之一，加之外債余額中歐元和日元占20%以上，表明相當部分的外債需要用歐元和日元進行結算，自然增加了我國的國外債務負擔。
(3)抑制了我國內向型部門的發展
有關專家同時認為，目前人民幣盡管實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但是從實際執行效果看，實際上屬于盯住美元的固定匯率制度，這種匯率制度在美元不斷貶值的趨勢下，使得中國的外向型部門發展快而內向部門受到抑制，使得中國進口石油等的成本大幅上升，同時也使得中國的企業缺乏足夠的促進技術進步來擴大出口的動力。
(4)加大了國際社會對人民幣升值的壓力
首先，美、日、歐等國家或地區先后施壓人民幣升值，從而引發了一系列貿易摩擦，尤其是中美貿易摩擦愈演愈烈;其次，中國的經濟政策遭受沖擊，主要表現在為了維護人民幣匯率的穩定，中國不得不降低了自己的出口退稅稅率、放寬居民出境攜帶外匯額度、提高存款準備金率等。再者中國的外匯儲備受到損失。
四、美元貶值引起的思考
美元貶值引起了人民幣以相同幅度的貶值，以至引起了我國與幣值兌美元升值的地區和國家經濟關系的調整。這一調整以及由此對我國經濟產生的影響，既為我國經濟發展提供了機遇和挑戰，又引起了我們對一些政策的重新審視。
如果美元下跌的趨勢不能夠制止，我們應該采取相應的對策:首先要加強內需。要刺激內需，根本是要調動民間企業的投資;其次要加強我們自己本身的改革，如果進出口貿易更靈活一些，起碼減少一部分損失，另外吸引外資的政策更寬松一些，有可能一部分外資會流進來，這樣也可以減少一部分損失。最后要調整外匯儲備的結構，因為外匯儲備相當部分是以美元為主的，如果美元繼續下跌的話，外匯儲備要考慮進行一些調整。國際金融市場風云多變，每一處變化往往都是牽一發而動全身。總體來看，雖然美元近期持續低迷，但美國經濟仍處在全球經濟的火車頭位置，其引領全球經濟的作用是十分突出的。對我們自己來說，只有完善金融系統，加強抵御風險的能力，才能在金融動蕩中保持平安。
總之，美元貶值對我國經濟的影響是利弊兼有。一方面，有利于我國增加出口，吸引外資，減緩通貨緊縮的壓力。另一方面，也帶來了諸如增加我國外債負擔和人民幣升值壓力等的問題。如何趨利弊害，已成為我國宏觀政策研究的重點。而且，國際金融市場變化多端，美元的未來走勢也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因而對我國經濟的影響也會發生變化。所以，如何靈活應對美元未來走勢對我國經濟的不確定影響，以實現我國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的發展，值得進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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