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幣危機論文匯總十篇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貨幣危機論文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最初銀行危機的第一個信號經常決定是否會產生更加系統性的銀行危機。然而更重要的是,國家要不斷改進其整體激勵框架,以使私人部門的金融機構及企業有意愿也有能力合理地管理其金融風險。這需要良好的宏觀經濟管理水平,包括適度的匯率管理,并確保實現金融部門和公司部門穩健的所有支柱都到位。國家應該預期到未來的金融危機,并為此做好準備。為了限制金融危機的風險和實際危機的沖擊效應,需要對脆弱性和金融風險進行實時監測。這可以通過運用設計良好的分析和預測框架——早期預警系統經常對金融穩定進行評估來實現。一定的危機應急計劃也很有用,特別是如何應對早期銀行危機的第一個信號的計劃。因為

一、貨幣危機和銀行危機理論:文獻回顧

(一)貨幣危機理論。對于過去30年來發生在拉丁美洲、歐洲和亞洲的貨幣危機和銀行危機的起因,目前已經有了大量的文獻。研究貨幣危機的文獻通常在一開始就介紹有關模型用來解釋一些拉丁美洲國家在20世紀七十年代末所經歷的危機。這些模型把貨幣危機看作是脆弱經濟基礎的結果。第一代模型開始于Krugman(1979)、Flood和Garber(1984)的創造性研究,重點關注廣義的宏觀政策的不一致性,這些宏觀不一致性可能包括過度的國內信貸增長、脆弱的財政狀況和疲軟的經濟表現。這些研究的貢獻不在于指出不一致性會導致貨幣調整,因為這一點我們都能很好的理解,而是在于它預言:當有遠見的市場參與者意識到目前的匯率不能再維持下去的時候,外匯儲備可能會急劇突然流失。

Obstfeld開創了第二代貨幣危機模型。Obstfeld強調在一個國家追求的各種政策目標之間可能存在相互抵消的關系。由于銀行體系崩潰預期,財政出于救助而導致的財政赤字也可能觸發貨幣危機——這種政府不得不救助銀行體系的預期可能會導致債權人抽離資金,從而引起貨幣崩潰并產生危機。這意味著一個國家可能會遭受自我實現式的貨幣危機。也就是說,因為一些時間或行動(例如由一個投機者所發起的時間或行動),這種均衡可能會從固定匯率體制轉換到浮動匯率體制,或從一個固定匯率水平轉換到另外一個貶值了的固定匯率水平。

自從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以來,貨幣危機的理論研究已經深入了許多。所謂的第三代模型將貨幣危機看作是一國的資金外逃或者金融恐慌。第三代模型更關注對一國債權的結構,因為它會影響金融危機的風險。債權人,特別是那些短期債權人,能夠突然撤回債權,從而導致該國外匯和流動性的急劇短缺,從而觸發貨幣或金融崩潰。

廣而言之,第三代模型已經注意到資產負債表效應對貨幣目標可持續性的重要影響。這方面的文章認為,資產負債表的不匹配會迫使銀行或公司快速產生外匯需求。當很大一部分金融部門或者公司部門都有外匯需求時,匯率就會面臨壓力。但匯率貶值時,會有更多的金融機構或企業為了應對無止境的頭寸需要而尋找外匯,進一步加劇資本流出,引發貨幣危機。

(二)銀行危機理論。銀行業的困境有兩個:一是單個銀行困境;二是系統性銀行困境。有關第一種類型銀行困境的原因,理論上更多地是從微觀角度展開研究。一些主要發達國家使用的實證模型廣泛運用這一理論來預測金融困境。單個銀行困境可以導致系統性銀行困境。Chari和Jagannathan(1988)的模型假定銀行危機是這樣的誤解造成的:沒有信息來源的存款人錯誤地認為,其他提取存款是因為一些有關銀行資產的不利信息而行動的。

危機的另一個傳播機制是通過銀行間存款進行傳導。單個銀行困境的溢出效應通過同業拆借可以影響整個銀行體系。金融機構的規模、銀行間市場和其他金融市場的功能等因素將決定傳染的可能性。從這個意義上說,新型市場中的銀行風險更大。

決定銀行體系困境的重要微觀因素是一國整體制度框架的質量。由于道德風險、信息披露有限、公司治理框架薄弱、存款保險過度或者監管水平低所導致的市場紀律差,是決定信息不對稱的程度、銀行管理的質量以及脆弱性積累的關鍵因素,這些都會引發系統性銀行危機。在系統層面上,宏觀經濟因素——對利率的沖擊、匯率貶值、商品價格的沖擊、經濟增長減速和資本外流——也是危機的重要決定因素。

二、預測金融危機

(一)開發早期預警模型的原因

第一,發生銀行危機和貨幣危機的國家損失慘重——由危機溢出效應而影響的其他國家受損也特別嚴重。自從20世紀七十年代后期以來,已有93個國家發生了100多次系統性銀行危機事件(Caprio和Honohan,2001)。從公共部門解決危機的成本來看,其中約有18次危機(均發生在發展中國家)的成本達到了危機發生國GDP的10%或更多。根據貨幣基金組織1998年的一項研究報告,一國在銀行業危機爆發后需要約3年時間才能使產出恢復到正常趨勢,平均累積產出達GDP的12%。

危機還有“傳染”的特征。即使是在一個相對較小的經濟體中發生的金融行業嚴重問題也會有廣泛的溢出效應。若世界某地發生了貨幣危機,其他國家(經濟體)遭到投機性沖擊的概率上升7%,即使相關國家對其政治經濟基本因素采取了控制措施。

第二,簡單觀察貨幣風險及違約風險的傳統市場指標往往不能獲得多少關于即將發生危機的預警信號。目前的證據表明,在亞洲金融危機的發展過程中,利差和信用評級等指標的表現令人失望。研究表明,3個月期限的離岸證券利差這一指標沒能對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和菲律賓的困境發出預警。也就是說,這類指標不是平坦就是下降,只是對泰國給出了斷斷續續的信號。

在新興經濟體中,預測單個銀行困境和破產也存在一些問題。最近一項研究分析了一些國家的銀行困境,結果表明,傳統的銀行脆弱性指標,如資本資產比率、凈邊際利潤率、營運成本與資產的比率、流動比率等,在找出有問題銀行方面的作用十分有限。也就是說,傳統的CAMIL類型的比率——資本充足率、資產質量、管理穩健程度、收益、流動性——將不能預測單個銀行是否要陷入困境?？偠灾?僅僅集中精力于一個或者兩個“包治百病式”指標的“廉價做法”不太可能得到一個良好的早期預警系統。若投資于一個綜合的早期預警系統,則更可能獲得成功。

(二)早期預警實驗的一般規則。第一,在金融危機起源中尋找系統性模式意味著不能局限于最近的一次危機(或者一系列危機),而是要研究一個更大的樣本。否則,在重要因素與不太重要因素之間進行區分就可能會有太多解釋,或者所得出的最后結果經不起更多實際經驗的檢驗;第二,要像關注貨幣危機一樣關注銀行危機。關于金融危機先行指標的文獻大都涉及貨幣危機。然而,發展中國家銀行危機的成本比貨幣危機成本更大。銀行危機似乎是引致貨幣危機的一個更重要的原因;第三,盡量使用比較廣泛的早期預警指標集合。因為在新興經濟體中,金融危機的根源很多,因此需要大量指標來反映潛在風險源;第四,采用樣本外檢驗來判斷先行指標的有用性。一個模型的樣本內表現會使人們樂觀地誤以為模型在樣本外也能表現良好。

(三)早期預警實驗中有意義的發現。通過實際數據的運用,Goldstein、Kaminsky和Reinhart(2000)從早期預警模型中獲得了一些實證結果。下面介紹一些有代表性的發現:(1)新興市場中,銀行危機和貨幣危機在爆發前都有征兆,有些現象有重復發生的行為特征;(2)對于新興經濟體而言,利用月度數據對銀行危機進行準確預測的難度要大于貨幣危機。在樣本內,銀行危機的平均噪音信號比貨幣危機的要高;同樣,在樣本外,該模型對貨幣危機的預測表現也比對銀行危機的預測表現要好很多;(3)對于貨幣危機來說最好的月度指標是實際匯率(相對于趨勢)的升值,而對于銀行危機來說最好的月度指標是證券價格的下跌、出口的下降、M2與國際儲備比率的偏高以及經濟衰退;(4)銀行危機和貨幣危機的最優先行指標之間既有很多共同之處也存在很大的區別,因此應單獨考慮這兩種危機;(5)在預測新興經濟體的貨幣危機和銀行危機方面,信用評級變化的表現比經濟基本因素中較好的先行指標的表現要差很多;(6)先行指標的樣本外檢驗結果一直是令人鼓舞的——至少在貨幣危機方面是這樣;(7)國家間危機傳染效應表明,在理解新型市場發生貨幣危機的脆弱性時,要更加關注國家特有的經濟基本因素。

篇（2）

?讓?梯若爾首先分析了關于金融危機以及國際金融體制改革的普遍觀點。他認為，大多數的改革建議只注重表象而沒有觸及問題的本質，并且無法協調建立有效的融資限制條件與確保借款國自行改革之間的目標沖突。他強調指出，正確識別市場失靈對于重建IMF的目標責任是十分必要的。然后，他將公司金融、流動性供給以及公司風險管理的基本原理運用于個體國家的借款問題。建立在“雙重”和“共同”的基本分析框架之上，他重新審視了通常建議的政策，并且考慮了多邊組織如何幫助債務國在開放本國資本賬戶的同時獲得更多的收益。

【前言】

經濟學家對于以下觀點已經形成了廣泛的共識，即資本賬戶的自由化——允許資本在各個國家間無限制地自由流人和流出——確實是有益的。它對于債務國是有益的，對于世界經濟也是有益的。資本流動的兩個優點是顯而易見的：第一，資本流動創造了較好的保險機遇，并促進了投資和消費的有效配置。資本流動使得家庭和企業能夠在世界范圍的市場上對本國的(流動性)沖擊進行保險，消費者因而得以平滑他們的消費，而企業則可以更好地管理它們的風險。商業周期受到抑制，完善的流動性管理促進了投資和經濟增長。第二，除保險作用外，資本流動允許儲蓄從低回報國家流向高回報國家，這種資本轉移提高了世界范圍的經濟增長…

【序言】

我非常高興看到《金融危機、流動性與國際貨幣體制》在中國出版。2002年12月，應鄒恒甫教授之邀，我有幸在武漢大學高級研究中心做訪問，期間與EMBA學員和博士研究生討論了本書的基本觀點。對于所面臨的國外借貸及其與世界金融體系的相互關系等問題，中國也許與許多新興市場國家有所不同，因而本書的某些觀點必須加以修正以適合中國的現實。但無論如何，我們仍然可以發現其中的共性，并且我希望中國的讀者會對本書的基本觀點感興趣。

讓?梯若爾1953年出生在法國巴黎附近的一個小鎮，1976年，他以優異的成績畢業于素有法國的工程師和科學家搖籃之稱的法國理工學院。1978年，在他獲得巴黎第九大學應用數學博士學位后不久來到著名的麻省理工學院繼續深造，并于1981年獲得經濟學博士學位。梯若爾繼承了法國學者重視人文科學的傳統，再加上他深厚的數學功底，很快就顯示出了他在經濟學研究領域卓越的天賦和才華。他當時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宏觀經濟學和金融學，并以1982年和1985年發表在最權威的Econometrica（經濟計量學雜志）上的兩篇經典論文奠定了他在這一領域的學術地位。此后，梯若爾轉向了當時正在興起的產業組織理論，出于研究的需要，他同時師從于著名的博弈論大家馬斯金（EricMaskin）研究博弈論。梯若爾將博弈論和信息經濟學的基本方法和分析框架應用于產業組織理論，開始構建了一個新的框架，并用其分析并解決產業結構調整中出現的許多新問題。1988年，他的代表作之一——《產業組織理論》出版，標志著產業經濟學新的理論框架的完成。在此后的十幾年中，這本書一直作為世界著名大學經濟系研究生的權威教程而廣為流傳，至今無人超越。

1991年，梯若爾和弗登博格(Fudenburg)合著的《博弈論》正式出版。這本著作立即成為博弈論領域最為權威的高級教程，十幾年來一直無人超越。80年代中期，梯若爾和拉豐教授共同開創了激勵理論的一個最新的應用領域——新規制經濟學，并以兩本經典著作《政府采購和規制中的激勵理論》（1993）和《電信競爭》(2000)完成了這一理論大廈的構建，同時確立了他們在這一領域的開創者地位。

篇（3）

隨著網絡技術在國內的普及，虛擬貨幣因其便利性和時尚性得到大量應用，逐步成為虛擬產品和網絡增值服務提供者實現利潤的重要工具。當前我國網絡上存在的較有影響力的品種主要有Q幣、POPO幣和狐幣等。

金融危機中的虛擬貨幣消費

國家統計局宣布的數據顯示，受由金融危機引發的全球性經濟危機影響，2008年我國GDP增速呈逐季回落態勢，四個季度的同比增長分別為10.6%，10.1%，9.0%和6.8%，尤其是在第四季度，由于金融海嘯已深入我國有關行業，國民經濟增速明顯放緩。而按照騰訊、搜狐和網易三家的財報披露，其虛擬貨幣收入的同比增長率卻遠遠高于各期的GDP增速（見表1、2、3）。

但綜合2008年全年走勢，虛擬貨幣消費量與2007年相比有了顯著提高。與整體經濟水平的下滑程度相比，虛擬貨幣還是表現出了較強的抗御性，表現在以下方面：

業務的效用具有一定的不可替代性。互聯網增值業務收入主要來自在線游戲收入和其它服務性收入，如QQ會員、QQ秀等。因為這些網絡服務給消費者帶來的效用不是其它活動可以輕易取代的，即一般情況下消費者不會輕易放棄這些服務，所以這兩部分收入水平受宏觀經濟水平的影響較小或者說影響傳導得較慢。只要網絡公司能夠適時推出新款網絡游戲或者及時優化服務水平，提高“享受特權”，就可以牢牢抓住消費者，維持并增加此部分的營業收入。

消費者構成特定。由于網絡虛擬產品和服務可以滿足年輕人“自我認同”和“追逐時尚”的心理需求，所以25歲以下的青年人就成為其消費主力。這些消費主力的生活費用全部或大部分由其監護人提供，排除一些不可抗因素，在其生活水平維持不變的條件下，用于網絡消費的部分也將維持在一個相對穩定的水平，因而網絡虛擬產品和服務的需求量總是存在。

此外，虛擬貨幣購買具有“單向性”，使用范圍具有“鎖定性”。單向性決定了虛擬貨幣的消費者不能通過虛擬幣發行方將虛擬幣換回人民幣，即虛擬幣“一經購買概不退還”；鎖定性指虛擬貨幣只能在發行者允許的范圍內使用，即某種虛擬幣只能應用于發行者提供的產品池。當產品池中的產品足夠豐富時，虛擬幣的購買能力就得到展現，從而形成一種網絡范圍。發行者通過這種網絡范圍逐步建立了自身的市場份額和網絡品牌，隨著品牌深入人心，發行者的有關業務對危機就會產生一定的抗御能力。

業務所需的平均支出較低。虛擬貨幣消費一般情況下為小額消費，所以大多數網絡消費者不會太過于縮減這部分支出。因此互聯網增值業務雖然不能完全抵住全球性經濟萎縮帶來的沖擊，但相對于網絡廣告業務等大額交易來說，它對金融危機有更強的抵御力。

金融危機對虛擬貨幣風險防范的啟示

加強發行過程的管制，遏制信用危機于萌芽。降低信用標準，鼓勵房地產金融機構向低信用等級的借款者放款；同時放松金融管制，允許金融機構以低成本借貸投資于高風險資產，允許投資銀行不斷設計結構復雜的高杠桿衍生品用于出售為次貸危機埋下了禍根。而虛擬貨幣的發行人為網絡公司，其發行行為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中央銀行貨幣發行的壟斷地位。由于虛擬貨幣發行量由公司利潤最大化決定，所以它具有很強的不確定性，甚至出現通貨膨脹，不僅會給消費者帶來“貶值風險”，也會給貨幣市場帶來強烈的信用沖擊。因此國家應對虛擬貨幣的發行實施嚴格的管理，如設立一個專門的虛擬幣發行機構，這樣一來虛擬幣的發行量雖然還是由公司經營者決定，但國家可以在其數量上加以控制，能夠有效地避免“通貨膨脹”的產生。

加強“二級交易市場”的信息披露，抑制風險的傳導。次貸危機的傳導根源是成熟金融市場條件下的資產證券化。因為缺乏可靠的價格信息參照，所以美國監管部門允許對沖基金按照內部的數學模型計算結果作為資產評估標準，吸引大量不知情的投資者購買。但基于次級房屋貸款的衍生品都高度個性化，流動性很差，當基礎資產面臨信用風險時，危機會沿傳導機制產生連鎖反應。同時由于對沖基金的信息不透明，危機產生后，市場無法清楚判斷對沖基金在沖擊中的受損程度，由于對風險的自然規避而產生贖回風波。

虛擬貨幣的二級交易市場即虛擬貨幣交易平臺，如國內的我有網、和美國的GameUSD、等，消費者通過這些平臺將多余的虛擬貨幣進行交換或出售。一般情況下，虛擬貨幣不能被全額交換，這樣就出現了虛擬貨幣與法定貨幣之間所謂的“匯率”，普通的虛擬貨幣消費者就要承擔全部的流動性風險。但是，由于虛擬幣交易雙方的信息量嚴重不均衡，信息量占優勢者倒賣虛擬幣從中獲取價差而牟利的現象層出不窮。雖然國家已開征虛擬貨幣交易稅，將個人“通過網絡收購玩家的虛擬貨幣并加價出售”所獲得的收入列入個人所得稅納稅范圍，然而虛擬幣及其交易形式的不可見性加大了監管難度，也不能從本質上分擔虛擬幣普通消費者的流動性風險。

健全贖回體制，及時消除已然風險。次貸危機產生后，為了避免在當前市場環境下變現相關資產導致更大的損失，個別基金甚至停止對基金凈值估值并拒絕了投資者的贖回申請。投資者對未來預期不樂觀，投資信心低落，產生了空前高漲的市場風險規避傾向，從而由次級按揭問題引發了市場信貸危機直至發展為整體的經濟危機。

建立虛擬貨幣的贖回體制，統一規定其贖回價格和贖回單位（網絡公司）不但能完成虛擬貨幣“發行——流通——贖回”的標準生命周期，使其運行過程更科學化，也可以規范二級交易市場的交易行為，有效地消除擠兌風險，降低虛擬貨幣的發行使用對法定貨幣流通體制的不利影響。

參考文獻：

1.吳懷琴.網絡虛擬貨幣的電子商務分析[J].商業時代，2007（10）

2.范俏燕.當前國際性金融危機的生成和傳導[J].財經科學，2008（7）

篇（4）

一、貨幣危機和銀行危機理論:文獻回顧

(一)貨幣危機理論。對于過去30年來發生在拉丁美洲、歐洲和亞洲的貨幣危機和銀行危機的起因,目前已經有了大量的文獻。研究貨幣危機的文獻通常在一開始就介紹有關模型用來解釋一些拉丁美洲國家在20世紀七十年代末所經歷的危機。這些模型把貨幣危機看作是脆弱經濟基礎的結果。第一代模型開始于Krugman(1979)、Flood和Garber(1984)的創造性研究,重點關注廣義的宏觀政策的不一致性,這些宏觀不一致性可能包括過度的國內信貸增長、脆弱的財政狀況和疲軟的經濟表現。這些研究的貢獻不在于指出不一致性會導致貨幣調整,因為這一點我們都能很好的理解,而是在于它預言:當有遠見的市場參與者意識到目前的匯率不能再維持下去的時候,外匯儲備可能會急劇突然流失。

Obstfeld開創了第二代貨幣危機模型。Obstfeld強調在一個國家追求的各種政策目標之間可能存在相互抵消的關系。由于銀行體系崩潰預期,財政出于救助而導致的財政赤字也可能觸發貨幣危機——這種政府不得不救助銀行體系的預期可能會導致債權人抽離資金,從而引起貨幣崩潰并產生危機。這意味著一個國家可能會遭受自我實現式的貨幣危機。也就是說,因為一些時間或行動(例如由一個投機者所發起的時間或行動),這種均衡可能會從固定匯率體制轉換到浮動匯率體制,或從一個固定匯率水平轉換到另外一個貶值了的固定匯率水平。

自從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以來,貨幣危機的理論研究已經深入了許多。所謂的第三代模型將貨幣危機看作是一國的資金外逃或者金融恐慌。第三代模型更關注對一國債權的結構,因為它會影響金融危機的風險。債權人,特別是那些短期債權人,能夠突然撤回債權,從而導致該國外匯和流動性的急劇短缺,從而觸發貨幣或金融崩潰。

廣而言之,第三代模型已經注意到資產負債表效應對貨幣目標可持續性的重要影響。這方面的文章認為,資產負債表的不匹配會迫使銀行或公司快速產生外匯需求。當很大一部分金融部門或者公司部門都有外匯需求時,匯率就會面臨壓力。但匯率貶值時,會有更多的金融機構或企業為了應對無止境的頭寸需要而尋找外匯,進一步加劇資本流出,引發貨幣危機。

(二)銀行危機理論。銀行業的困境有兩個:一是單個銀行困境;二是系統性銀行困境。有關第一種類型銀行困境的原因,理論上更多地是從微觀角度展開研究。一些主要發達國家使用的實證模型廣泛運用這一理論來預測金融困境。單個銀行困境可以導致系統性銀行困境。Chari和Jagannathan(1988)的模型假定銀行危機是這樣的誤解造成的:沒有信息來源的存款人錯誤地認為,其他提取存款是因為一些有關銀行資產的不利信息而行動的。

危機的另一個傳播機制是通過銀行間存款進行傳導。單個銀行困境的溢出效應通過同業拆借可以影響整個銀行體系。金融機構的規模、銀行間市場和其他金融市場的功能等因素將決定傳染的可能性。從這個意義上說,新型市場中的銀行風險更大。

決定銀行體系困境的重要微觀因素是一國整體制度框架的質量。由于道德風險、信息披露有限、公司治理框架薄弱、存款保險過度或者監管水平低所導致的市場紀律差,是決定信息不對稱的程度、銀行管理的質量以及脆弱性積累的關鍵因素,這些都會引發系統性銀行危機。在系統層面上,宏觀經濟因素——對利率的沖擊、匯率貶值、商品價格的沖擊、經濟增長減速和資本外流——也是危機的重要決定因素。

二、預測金融危機

(一)開發早期預警模型的原因

第一,發生銀行危機和貨幣危機的國家損失慘重——由危機溢出效應而影響的其他國家受損也特別嚴重。自從20世紀七十年代后期以來,已有93個國家發生了100多次系統性銀行危機事件(Caprio和Honohan,2001)。從公共部門解決危機的成本來看,其中約有18次危機(均發生在發展中國家)的成本達到了危機發生國GDP的10%或更多。根據貨幣基金組織1998年的一項研究報告,一國在銀行業危機爆發后需要約3年時間才能使產出恢復到正常趨勢,平均累積產出達GDP的12%。

危機還有“傳染”的特征。即使是在一個相對較小的經濟體中發生的金融行業嚴重問題也會有廣泛的溢出效應。若世界某地發生了貨幣危機,其他國家(經濟體)遭到投機性沖擊的概率上升7%,即使相關國家對其政治經濟基本因素采取了控制措施。

第二,簡單觀察貨幣風險及違約風險的傳統市場指標往往不能獲得多少關于即將發生危機的預警信號。目前的證據表明,在亞洲金融危機的發展過程中,利差和信用評級等指標的表現令人失望。研究表明,3個月期限的離岸證券利差這一指標沒能對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和菲律賓的困境發出預警。也就是說,這類指標不是平坦就是下降,只是對泰國給出了斷斷續續的信號。

在新興經濟體中,預測單個銀行困境和破產也存在一些問題。最近一項研究分析了一些國家的銀行困境,結果表明,傳統的銀行脆弱性指標,如資本資產比率、凈邊際利潤率、營運成本與資產的比率、流動比率等,在找出有問題銀行方面的作用十分有限。也就是說,傳統的CAMIL類型的比率——資本充足率、資產質量、管理穩健程度、收益、流動性——將不能預測單個銀行是否要陷入困境。總而言之,僅僅集中精力于一個或者兩個“包治百病式”指標的“廉價做法”不太可能得到一個良好的早期預警系統。若投資于一個綜合的早期預警系統,則更可能獲得成功。

(二)早期預警實驗的一般規則。第一,在金融危機起源中尋找系統性模式意味著不能局限于最近的一次危機(或者一系列危機),而是要研究一個更大的樣本。否則,在重要因素與不太重要因素之間進行區分就可能會有太多解釋,或者所得出的最后結果經不起更多實際經驗的檢驗;第二,要像關注貨幣危機一樣關注銀行危機。關于金融危機先行指標的文獻大都涉及貨幣危機。然而,發展中國家銀行危機的成本比貨幣危機成本更大。銀行危機似乎是引致貨幣危機的一個更重要的原因;第三,盡量使用比較廣泛的早期預警指標集合。因為在新興經濟體中,金融危機的根源很多,因此需要大量指標來反映潛在風險源;第四,采用樣本外檢驗來判斷先行指標的有用性。一個模型的樣本內表現會使人們樂觀地誤以為模型在樣本外也能表現良好。

(三)早期預警實驗中有意義的發現。通過實際數據的運用,Goldstein、Kaminsky和Reinhart(2000)從早期預警模型中獲得了一些實證結果。下面介紹一些有代表性的發現:(1)新興市場中,銀行危機和貨幣危機在爆發前都有征兆,有些現象有重復發生的行為特征;(2)對于新興經濟體而言,利用月度數據對銀行危機進行準確預測的難度要大于貨幣危機。在樣本內,銀行危機的平均噪音信號比貨幣危機的要高;同樣,在樣本外,該模型對貨幣危機的預測表現也比對銀行危機的預測表現要好很多;(3)對于貨幣危機來說最好的月度指標是實際匯率(相對于趨勢)的升值,而對于銀行危機來說最好的月度指標是證券價格的下跌、出口的下降、M2與國際儲備比率的偏高以及經濟衰退;(4)銀行危機和貨幣危機的最優先行指標之間既有很多共同之處也存在很大的區別,因此應單獨考慮這兩種危機;(5)在預測新興經濟體的貨幣危機和銀行危機方面,信用評級變化的表現比經濟基本因素中較好的先行指標的表現要差很多;(6)先行指標的樣本外檢驗結果一直是令人鼓舞的——至少在貨幣危機方面是這樣;(7)國家間危機傳染效應表明,在理解新型市場發生貨幣危機的脆弱性時,要更加關注國家特有的經濟基本因素。

三、總結

國家應該預期到未來的金融危機,并為此做好準備。為了限制金融危機的風險和實際危機的沖擊效應,需要對脆弱性和金融風險進行實時監測。這可以通過運用設計良好的分析和預測框架——早期預警系統經常對金融穩定進行評估來實現。一定的危機應急計劃也很有用,特別是如何應對早期銀行危機的第一個信號的計劃。因為最初銀行危機的第一個信號經常決定是否會產生更加系統性的銀行危機。然而更重要的是,國家要不斷改進其整體激勵框架,以使私人部門的金融機構及企業有意愿也有能力合理地管理其金融風險。這需要良好的宏觀經濟管理水平,包括適度的匯率管理,并確保實現金融部門和公司部門穩健的所有支柱都到位。

篇（5）

    一、貨幣危機和銀行危機理論:文獻回顧

    (一)貨幣危機理論。對于過去30年來發生在拉丁美洲、歐洲和亞洲的貨幣危機和銀行危機的起因,目前已經有了大量的文獻。研究貨幣危機的文獻通常在一開始就介紹有關模型用來解釋一些拉丁美洲國家在20世紀七十年代末所經歷的危機。這些模型把貨幣危機看作是脆弱經濟基礎的結果。第一代模型開始于Krugman(1979)、Flood和Garber(1984)的創造性研究,重點關注廣義的宏觀政策的不一致性,這些宏觀不一致性可能包括過度的國內信貸增長、脆弱的財政狀況和疲軟的經濟表現。這些研究的貢獻不在于指出不一致性會導致貨幣調整,因為這一點我們都能很好的理解,而是在于它預言:當有遠見的市場參與者意識到目前的匯率不能再維持下去的時候,外匯儲備可能會急劇突然流失。

    Obstfeld開創了第二代貨幣危機模型。Obstfeld強調在一個國家追求的各種政策目標之間可能存在相互抵消的關系。由于銀行體系崩潰預期,財政出于救助而導致的財政赤字也可能觸發貨幣危機——這種政府不得不救助銀行體系的預期可能會導致債權人抽離資金,從而引起貨幣崩潰并產生危機。這意味著一個國家可能會遭受自我實現式的貨幣危機。也就是說,因為一些時間或行動(例如由一個投機者所發起的時間或行動),這種均衡可能會從固定匯率體制轉換到浮動匯率體制,或從一個固定匯率水平轉換到另外一個貶值了的固定匯率水平。

    自從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以來,貨幣危機的理論研究已經深入了許多。所謂的第三代模型將貨幣危機看作是一國的資金外逃或者金融恐慌。第三代模型更關注對一國債權的結構,因為它會影響金融危機的風險。債權人,特別是那些短期債權人,能夠突然撤回債權,從而導致該國外匯和流動性的急劇短缺,從而觸發貨幣或金融崩潰。

    廣而言之,第三代模型已經注意到資產負債表效應對貨幣目標可持續性的重要影響。這方面的文章認為,資產負債表的不匹配會迫使銀行或公司快速產生外匯需求。當很大一部分金融部門或者公司部門都有外匯需求時,匯率就會面臨壓力。但匯率貶值時,會有更多的金融機構或企業為了應對無止境的頭寸需要而尋找外匯,進一步加劇資本流出,引發貨幣危機。

    (二)銀行危機理論。銀行業的困境有兩個:一是單個銀行困境;二是系統性銀行困境。有關第一種類型銀行困境的原因,理論上更多地是從微觀角度展開研究。一些主要發達國家使用的實證模型廣泛運用這一理論來預測金融困境。單個銀行困境可以導致系統性銀行困境。Chari和Jagannathan(1988)的模型假定銀行危機是這樣的誤解造成的:沒有信息來源的存款人錯誤地認為,其他提取存款是因為一些有關銀行資產的不利信息而行動的。

    危機的另一個傳播機制是通過銀行間存款進行傳導。單個銀行困境的溢出效應通過同業拆借可以影響整個銀行體系。金融機構的規模、銀行間市場和其他金融市場的功能等因素將決定傳染的可能性。從這個意義上說,新型市場中的銀行風險更大。

    決定銀行體系困境的重要微觀因素是一國整體制度框架的質量。由于道德風險、信息披露有限、公司治理框架薄弱、存款保險過度或者監管水平低所導致的市場紀律差,是決定信息不對稱的程度、銀行管理的質量以及脆弱性積累的關鍵因素,這些都會引發系統性銀行危機。在系統層面上,宏觀經濟因素——對利率的沖擊、匯率貶值、商品價格的沖擊、經濟增長減速和資本外流——也是危機的重要決定因素。

    二、預測金融危機

    (一)開發早期預警模型的原因

    第一,發生銀行危機和貨幣危機的國家損失慘重——由危機溢出效應而影響的其他國家受損也特別嚴重。自從20世紀七十年代后期以來,已有93個國家發生了100多次系統性銀行危機事件(Caprio和Honohan,2001)。從公共部門解決危機的成本來看,其中約有18次危機(均發生在發展中國家)的成本達到了危機發生國GDP的10%或更多。根據貨幣基金組織1998年的一項研究報告,一國在銀行業危機爆發后需要約3年時間才能使產出恢復到正常趨勢,平均累積產出達GDP的12%。

    危機還有“傳染”的特征。即使是在一個相對較小的經濟體中發生的金融行業嚴重問題也會有廣泛的溢出效應。若世界某地發生了貨幣危機,其他國家(經濟體)遭到投機性沖擊的概率上升7%,即使相關國家對其政治經濟基本因素采取了控制措施。

    第二,簡單觀察貨幣風險及違約風險的傳統市場指標往往不能獲得多少關于即將發生危機的預警信號。目前的證據表明,在亞洲金融危機的發展過程中,利差和信用評級等指標的表現令人失望。研究表明,3個月期限的離岸證券利差這一指標沒能對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和菲律賓的困境發出預警。也就是說,這類指標不是平坦就是下降,只是對泰國給出了斷斷續續的信號。

    在新興經濟體中,預測單個銀行困境和破產也存在一些問題。最近一項研究分析了一些國家的銀行困境,結果表明,傳統的銀行脆弱性指標,如資本資產比率、凈邊際利潤率、營運成本與資產的比率、流動比率等,在找出有問題銀行方面的作用十分有限。也就是說,傳統的CAMIL類型的比率——資本充足率、資產質量、管理穩健程度、收益、流動性——將不能預測單個銀行是否要陷入困境?？偠灾?僅僅集中精力于一個或者兩個“包治百病式”指標的“廉價做法”不太可能得到一個良好的早期預警系統。若投資于一個綜合的早期預警系統,則更可能獲得成功。

    (二)早期預警實驗的一般規則。第一,在金融危機起源中尋找系統性模式意味著不能局限于最近的一次危機(或者一系列危機),而是要研究一個更大的樣本。否則,在重要因素與不太重要因素之間進行區分就可能會有太多解釋,或者所得出的最后結果經不起更多實際經驗的檢驗;第二,要像關注貨幣危機一樣關注銀行危機。關于金融危機先行指標的文獻大都涉及貨幣危機。然而,發展中國家銀行危機的成本比貨幣危機成本更大。銀行危機似乎是引致貨幣危機的一個更重要的原因;第三,盡量使用比較廣泛的早期預警指標集合。因為在新興經濟體中,金融危機的根源很多,因此需要大量指標來反映潛在風險源;第四,采用樣本外檢驗來判斷先行指標的有用性。一個模型的樣本內表現會使人們樂觀地誤以為模型在樣本外也能表現良好。

    (三)早期預警實驗中有意義的發現。通過實際數據的運用,Goldstein、Kaminsky和Reinhart(2000)從早期預警模型中獲得了一些實證結果。下面介紹一些有代表性的發現:(1)新興市場中,銀行危機和貨幣危機在爆發前都有征兆,有些現象有重復發生的行為特征;(2)對于新興經濟體而言,利用月度數據對銀行危機進行準確預測的難度要大于貨幣危機。在樣本內,銀行危機的平均噪音信號比貨幣危機的要高;同樣,在樣本外,該模型對貨幣危機的預測表現也比對銀行危機的預測表現要好很多;(3)對于貨幣危機來說最好的月度指標是實際匯率(相對于趨勢)的升值,而對于銀行危機來說最好的月度指標是證券價格的下跌、出口的下降、M2與國際儲備比率的偏高以及經濟衰退;(4)銀行危機和貨幣危機的最優先行指標之間既有很多共同之處也存在很大的區別,因此應單獨考慮這兩種危機;(5)在預測新興經濟體的貨幣危機和銀行危機方面,主權信用評級變化的表現比經濟基本因素中較好的先行指標的表現要差很多;(6)先行指標的樣本外檢驗結果一直是令人鼓舞的——至少在貨幣危機方面是這樣;(7)國家間危機傳染效應表明,在理解新型市場發生貨幣危機的脆弱性時,要更加關注國家特有的經濟基本因素。

    三、總結

    國家應該預期到未來的金融危機,并為此做好準備。為了限制金融危機的風險和實際危機的沖擊效應,需要對脆弱性和金融風險進行實時監測。這可以通過運用設計良好的分析和預測框架——早期預警系統經常對金融穩定進行評估來實現。一定的危機應急計劃也很有用,特別是如何應對早期銀行危機的第一個信號的計劃。因為最初銀行危機的第一個信號經常決定是否會產生更加系統性的銀行危機。然而更重要的是,國家要不斷改進其整體激勵框架,以使私人部門的金融機構及企業有意愿也有能力合理地管理其金融風險。這需要良好的宏觀經濟管理水平,包括適度的匯率管理,并確保實現金融部門和公司部門穩健的所有支柱都到位。

篇（6）

一、貨幣危機和銀行危機理論:文獻回顧

(一)貨幣危機理論。對于過去30年來發生在拉丁美洲、歐洲和亞洲的貨幣危機和銀行危機的起因，目前已經有了大量的文獻。研究貨幣危機的文獻通常在一開始就介紹有關模型用來解釋一些拉丁美洲國家在20世紀七十年代末所經歷的危機。這些模型把貨幣危機看作是脆弱經濟基礎的結果。第一代模型開始于Krugman(1979)、Flood和Garber(1984)的創造性研究，重點關注廣義的宏觀政策的不一致性，這些宏觀不一致性可能包括過度的國內信貸增長、脆弱的財政狀況和疲軟的經濟表現。這些研究的貢獻不在于指出不一致性會導致貨幣調整，因為這一點我們都能很好的理解，而是在于它預言:當有遠見的市場參與者意識到目前的匯率不能再維持下去的時候，外匯儲備可能會急劇突然流失。

Obstfeld開創了第二代貨幣危機模型。Obstfeld強調在一個國家追求的各種政策目標之間可能存在相互抵消的關系。由于銀行體系崩潰預期，財政出于救助而導致的財政赤字也可能觸發貨幣危機——這種政府不得不救助銀行體系的預期可能會導致債權人抽離資金，從而引起貨幣崩潰并產生危機。這意味著一個國家可能會遭受自我實現式的貨幣危機。也就是說，因為一些時間或行動(例如由一個投機者所發起的時間或行動)，這種均衡可能會從固定匯率體制轉換到浮動匯率體制，或從一個固定匯率水平轉換到另外一個貶值了的固定匯率水平。

自從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以來，貨幣危機的理論研究已經深入了許多。所謂的第三代模型將貨幣危機看作是一國的資金外逃或者金融恐慌。第三代模型更關注對一國債權的結構，因為它會影響金融危機的風險。債權人，特別是那些短期債權人，能夠突然撤回債權，從而導致該國外匯和流動性的急劇短缺，從而觸發貨幣或金融崩潰。

廣而言之，第三代模型已經注意到資產負債表效應對貨幣目標可持續性的重要影響。這方面的文章認為，資產負債表的不匹配會迫使銀行或公司快速產生外匯需求。當很大一部分金融部門或者公司部門都有外匯需求時，匯率就會面臨壓力。但匯率貶值時，會有更多的金融機構或企業為了應對無止境的頭寸需要而尋找外匯，進一步加劇資本流出，引發貨幣危機。

(二)銀行危機理論。銀行業的困境有兩個:一是單個銀行困境;二是系統性銀行困境。有關第一種類型銀行困境的原因，理論上更多地是從微觀角度展開研究。一些主要發達國家使用的實證模型廣泛運用這一理論來預測金融困境。單個銀行困境可以導致系統性銀行困境。Chari和Jagannathan(1988)的模型假定銀行危機是這樣的誤解造成的:沒有信息來源的存款人錯誤地認為，其他提取存款是因為一些有關銀行資產的不利信息而行動的。

危機的另一個傳播機制是通過銀行間存款進行傳導。單個銀行困境的溢出效應通過同業拆借可以影響整個銀行體系。金融機構的規模、銀行間市場和其他金融市場的功能等因素將決定傳染的可能性。從這個意義上說，新型市場中的銀行風險更大。

決定銀行體系困境的重要微觀因素是一國整體制度框架的質量。由于道德風險、信息披露有限、公司治理框架薄弱、存款保險過度或者監管水平低所導致的市場紀律差，是決定信息不對稱的程度、銀行管理的質量以及脆弱性積累的關鍵因素，這些都會引發系統性銀行危機。在系統層面上，宏觀經濟因素——對利率的沖擊、匯率貶值、商品價格的沖擊、經濟增長減速和資本外流——也是危機的重要決定因素。

二、預測金融危機

(一)開發早期預警模型的原因

第一，發生銀行危機和貨幣危機的國家損失慘重——由危機溢出效應而影響的其他國家受損也特別嚴重。自從20世紀七十年代后期以來，已有93個國家發生了100多次系統性銀行危機事件(Caprio和Honohan，2001)。從公共部門解決危機的成本來看，其中約有18次危機(均發生在發展中國家)的成本達到了危機發生國GDP的10%或更多。根據貨幣基金組織1998年的一項研究報告，一國在銀行業危機爆發后需要約3年時間才能使產出恢復到正常趨勢，平均累積產出達GDP的12%。

危機還有“傳染”的特征。即使是在一個相對較小的經濟體中發生的金融行業嚴重問題也會有廣泛的溢出效應。若世界某地發生了貨幣危機，其他國家(經濟體)遭到投機性沖擊的概率上升7%，即使相關國家對其政治經濟基本因素采取了控制措施。

第二，簡單觀察貨幣風險及違約風險的傳統市場指標往往不能獲得多少關于即將發生危機的預警信號。目前的證據表明，在亞洲金融危機的發展過程中，利差和信用評級等指標的表現令人失望。研究表明，3個月期限的離岸證券利差這一指標沒能對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和菲律賓的困境發出預警。也就是說，這類指標不是平坦就是下降，只是對泰國給出了斷斷續續的信號。

在新興經濟體中，預測單個銀行困境和破產也存在一些問題。最近一項研究分析了一些國家的銀行困境，結果表明，傳統的銀行脆弱性指標，如資本資產比率、凈邊際利潤率、營運成本與資產的比率、流動比率等，在找出有問題銀行方面的作用十分有限。也就是說，傳統的CAMIL類型的比率——資本充足率、資產質量、管理穩健程度、收益、流動性——將不能預測單個銀行是否要陷入困境?？偠灾?，僅僅集中精力于一個或者兩個“包治百病式”指標的“廉價做法”不太可能得到一個良好的早期預警系統。若投資于一個綜合的早期預警系統，則更可能獲得成功。

(二)早期預警實驗的一般規則。第一，在金融危機起源中尋找系統性模式意味著不能局限于最近的一次危機(或者一系列危機)，而是要研究一個更大的樣本。否則，在重要因素與不太重要因素之間進行區分就可能會有太多解釋，或者所得出的最后結果經不起更多實際經驗的檢驗;第二，要像關注貨幣危機一樣關注銀行危機。關于金融危機先行指標的文獻大都涉及貨幣危機。然而，發展中國家銀行危機的成本比貨幣危機成本更大。銀行危機似乎是引致貨幣危機的一個更重要的原因;第三，盡量使用比較廣泛的早期預警指標集合。因為在新興經濟體中，金融危機的根源很多，因此需要大量指標來反映潛在風險源;第四，采用樣本外檢驗來判斷先行指標的有用性。一個模型的樣本內表現會使人們樂觀地誤以為模型在樣本外也能表現良好。

(三)早期預警實驗中有意義的發現。通過實際數據的運用，Goldstein、Kaminsky和Reinhart(2000)從早期預警模型中獲得了一些實證結果。下面介紹一些有代表性的發現:(1)新興市場中，銀行危機和貨幣危機在爆發前都有征兆，有些現象有重復發生的行為特征;(2)對于新興經濟體而言，利用月度數據對銀行危機進行準確預測的難度要大于貨幣危機。在樣本內，銀行危機的平均噪音信號比貨幣危機的要高;同樣，在樣本外，該模型對貨幣危機的預測表現也比對銀行危機的預測表現要好很多;(3)對于貨幣危機來說最好的月度指標是實際匯率(相對于趨勢)的升值，而對于銀行危機來說最好的月度指標是證券價格的下跌、出口的下降、M2與國際儲備比率的偏高以及經濟衰退;(4)銀行危機和貨幣危機的最優先行指標之間既有很多共同之處也存在很大的區別，因此應單獨考慮這兩種危機;(5)在預測新興經濟體的貨幣危機和銀行危機方面，主權信用評級變化的表現比經濟基本因素中較好的先行指標的表現要差很多;(6)先行指標的樣本外檢驗結果一直是令人鼓舞的——至少在貨幣危機方面是這樣;(7)國家間危機傳染效應表明，在理解新型市場發生貨幣危機的脆弱性時，要更加關注國家特有的經濟基本因素。

三、總結

國家應該預期到未來的金融危機，并為此做好準備。為了限制金融危機的風險和實際危機的沖擊效應，需要對脆弱性和金融風險進行實時監測。這可以通過運用設計良好的分析和預測框架——早期預警系統經常對金融穩定進行評估來實現。一定的危機應急計劃也很有用，特別是如何應對早期銀行危機的第一個信號的計劃。因為最初銀行危機的第一個信號經常決定是否會產生更加系統性的銀行危機。然而更重要的是，國家要不斷改進其整體激勵框架，以使私人部門的金融機構及企業有意愿也有能力合理地管理其金融風險。這需要良好的宏觀經濟管理水平，包括適度的匯率管理，并確保實現金融部門和公司部門穩健的所有支柱都到位。

篇（7）

作者簡介：劉志雄(1982－)，男，廣西柳州人，中山大學嶺南學院2006級博士研究生，主要從事經濟增長和發展的國際比較研究。張秀娟(1981－)，女，山西長治人，山西運城學院經管系教師，主要從事貨幣金融理論研究。

中圖分類號：1782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096(2007)02－0123－04

收稿日期：2007－01－12

自克魯格曼(1979)提出了第一代貨幣危機模型以來，國際上關于貨幣危機的研究已經深入到了第四代貨幣危機模型。每一代貨幣危機模型的產生都有其特定的歷史背景與時代意義，盡管這些模型各有弊端，但仍然具有實用價值。以第一代貨幣危機模型為例，我們可以利用該模型對中國是否存在貨幣危機進行實證檢驗，也可以對之進行改進，以檢驗當前中國的貨幣供給規模，這一方面的運用就成為本文分析的主要內容。

一、貨幣供給規模研究相關文獻回顧

關于我國是否存在超額貨幣的爭論長期存在，出現了超額貨幣論和非超額貨幣論。

1．超額貨幣論。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貨幣供應量持續超常增長，準貨幣(M1)與廣義貨幣(M2)年平均增長率分別為21．92％和24％，而GDP年平均增長率與年通貨膨脹率分別為9．6％和6．7％，貨幣供給增長率遠遠超過GDP增長率與通貨膨脹率之和。根據傳統的貨幣理論，我國存在著大量的超額貨幣。超額貨幣問題已經引起了國內外許多學者的關注，他們對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出現的超額貨幣現象提出了許多不同的理論解釋。這些理論主要包括“價格指數偏低假說”、“被迫儲蓄假說”、“貨幣流通速度下降假說”、“地下經濟假說”、“貨幣化假說”、“綜合成因假說”、“價格決定的財政理論”、“時滯效應假說”、“資本市場貨幣積聚假說”和“儲蓄難以轉化為投資假說”等。謝平(1996)認為，超額貨幣現象的出現主要根源于制度變遷。易綱(1996)認為，貨幣化就是“通過貨幣進行(以貨幣為價值尺度和交易媒介)經濟活動的比例不斷增加”，而且這一比例隨著分權化政策而增加。趙平(2004)認為，我國超額貨幣的存在，一方面弱化了貨幣政策實施效果，另一方面也使得銀行體系的潛在風險進一步加大。我國股市的超額貨幣需求對超額貨幣供給現象的存在要負相當一部分的責任。江春(2004)認為，長期以來(1979～2004年)，我國廣義貨幣供應量的年均增長率比GDP與物價年均增長之和平均高出7．79個百分點，并由此形成了嚴重的超額貨幣。超額貨幣回到流通領域，引起物價上漲，導致通貨膨脹。當前，我國存在著資源錯配，融資結構與投資結構不對稱，金融體系沒有充分發揮將儲蓄轉化為投資的機制，大量的資源被盈利能力低下或虧損嚴重的國有企業占用等問題，使我國貨幣供應的增加不能帶動產出的相應增長。因此，為了保證我國經濟長期穩定的有效增長，人民銀行應當控制貨幣供應量的增長率。

2．非超額貨幣論。鄭小胡(2003)認為，雖然表面上我國存在超額貨幣，貨幣供給增長率遠遠超過經濟增長率與物價上漲率之和，但判斷一個經濟體系貨幣存量是否充足，不能僅僅看金融部門而關鍵要看實體經濟的增長與運轉狀況。我國目前存在大量的下崗失業人員，大部分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資金緊缺，企業間相互拖欠已達1萬多億元，面對這些事實，不能說我國的貨幣供給真正地超額了。程建勝(2004)認為，我國根本不存在“超額”或者“迷失”的貨幣。我國銀行系統向社會供應的貨幣既沒有“迷失”也沒有“超額”，之所以出現“迷失的貨幣”或“超額的貨幣”之說，就是因為使用了不當的理論和方法來研究問題。胡智等(2005)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利用貨幣需求的收入彈性與價格彈性對交易方程式進行了修訂，并對我國1991年～2003年的廣義貨幣供應量進行了實證檢驗。結果表明，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廣義貨幣的供應只是存在稍微過量，并不存在大量的超額貨幣。

綜上所述，國內學者根據不同的研究方法，采用不同區間段的數據進行研究的結果不盡相同。那么，我國當前的貨幣供給到底處于超額還是不足狀態，本文將借鑒第一代貨幣危機模型，在對第一代貨幣危機模型改進的基礎上，對我國的貨幣供給規模進行實證檢驗。

二、第一代貨幣危機模型：簡要回顧

1979年，克魯格曼教授的開創性論文《一種國際收支危機的模型》，奠定了國際貨幣危機理論模型研究的基礎。他認為在一國貨幣需求穩定的情況下，國內信貸的擴張會帶來儲備流失，從而導致原有的固定匯率在投機沖擊下產生危機。在第一代貨幣危機模型中，貨幣危機是否出現主要取決于一個國家的經濟基本面，特別是財政赤字的貨幣化，假定政府為解決財政赤字而大量發行貨幣，必然引起資本流出，中央銀行為維持匯率穩定而無限制地拋出外匯儲備，當外匯儲備達到臨界點時，會引起投機攻擊，如果政府沒有足夠的外匯儲備支持，就不得不放棄穩定的匯率制度(陳雨露，2002)。

假定貨幣需求不變，貨幣供給由中央銀行國內信貸與持有的外匯儲備組成(假定不存在私人銀行)，則有：

令國內信貸的增長速度為μ，有：

(公式無法輸入)

(4)式表明在貨幣需求不變時，國內信貸的變化與外匯儲備的變化呈相反方向變動。外匯儲備將隨著國內信貸的增長而持續流失(見圖1)，流失速度與信貸擴張速度之間保持一定比例。

第一代貨幣危機模型開創了貨幣危機研究的先河，第一次從經濟理論角度揭示了貨幣危機的根源與本質，指出了當經濟基礎變量的惡化導致危機的出現的必然性和可預測性。然而，第一代貨幣危機模型假定貨幣供給保持不變，國內信貸增長率保持穩定數值增長，國內信貸的增長以外匯儲備的流失為條件。這種假定不符合實際，因此需要改進。下面，筆者試圖對第一代貨幣危機模型進行改進，并利用改進的模型對我國的貨幣供給規模進行檢驗。

三、第一代貨幣危機模型的改進

我們仍然沿用上述的代表變量，在不考慮貨幣乘數(令=1)條件下①，有：

也就是說，第一代貨幣危機模型僅僅考慮國內信貸與外匯儲備之間的比例分配問題，而忽略了隨機因素。假定隨機因素是白噪聲，于是有：

(9)式與第一代貨幣危機模型相比考慮了貨幣供給的增長速度，體現了貨幣供給、國內信貸與外匯儲備增長率三者之間的動態均衡關系，即在模型中，適度的貨幣供給由外匯儲備

增長率和國內信貸增長率二者共同決定③。(9)式的產生存在一定的條件。首先，變量的時間序列是平穩的，或者變量的差分具有單位根過程。實際上，三個變量都是二階單位根過程。其次，由于變量是平穩時間序列，假設時間序列是連續的，因而用增長速度來代替時間序列曲線每一期的斜率。再次，假定貨幣乘數為1，即不考慮貨幣乘數的作用，貨幣乘數的存在對分析沒有影響。最后，根據各國的實際情況，國內信貸規模遠大于外匯儲備規模，貨幣供給遠大于國內信貸。

四、實證檢驗

我們以1986年～2005年的貨幣供給、國內信貸與外匯儲備增加為研究對象，其中，貨幣供給采用廣義形式，即M2；國內信貸相關數據采用金融機構人民幣信貸資金平衡表中資金運用項目下的貸款項目；外匯儲備通過匯率已經折算為人民幣實際儲備(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和各年度《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統計公報》，數據略)。從圖2可以看出：貨幣供給、國內信貸與外匯儲備增加三者都具有同步的上升趨勢，貨幣供給與國內信貸的增長速度相當，二者的規模幾乎同步增加，而外匯儲備的增加與貨幣供給、國內信貸的差距比較大，曲線呈平緩上升走勢。

表1為1986年～2005年我國的貨幣供給增長率、國內信貸增長率和外匯儲備增長率，根據(9)式，計算出1986年～2005年的(μ-β)γ+β值(見表2)。在表2中，1986年的(μ-β)r+β值，可以認為是一個奇異點，該點的貨幣供給增長率遠遠大于實際貨幣供給增長率。一方面，當年國內信貸增速為47．9％，另一方面外匯儲備卻負增長，國內信貸的增長與外匯儲備的增長負相關。比較表1與表2中的貨幣供給增長率可以得出：1986、1989年～1991年間，我國出現貨幣供給嚴重不足。2003年～2004年，盡管我國也出現貨幣供給不足現象，但貨幣供給不足現象并不嚴重。1992年～1993年，我國出現超額貨幣，實際貨幣供給增長率高于由國內信貸增長率和外匯儲備增長率所決定的水平。1986年～2005年間的其余年份(12年)，我國實際貨幣供給與由國內信貸增長率和外匯儲備增長率共同決定的水平相吻合，我國貨幣供給在絕大多數年份中并未出現超額現象。

總之，1986年～2005年的20年時間內，我國的貨幣供給出現了超額貨幣、貨幣供給不足和適度現象。但其中大多數年份(12年)我國的貨幣供給是適度的，貨幣供給不足年份不多，而出現超額貨幣現象的年份則更少。這與許多學者的研究結果不大一樣。1994年之后，我國的貨幣供給并不多，滿足國內信貸和外匯儲備的增長率要求，并沒有出現超額貨幣現象，這也說明了我國中央銀行貨幣投放的數量非常合適，我國的貨幣政策比較有效。1992年～1993年，我國出現了超額的貨幣供給，筆者認為主要有以下兩方面原因：

首先，我國經濟發展的需要。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建設取得了輝煌成就，經濟高速增長，綜合國力顯著增強。高速的經濟增長直接導致貨幣供給的增加，唯有如此，才能滿足國內各行各業經濟建設的資金需求。因而，國內信貸伴隨著對資金需求的增加也呈逐年上升趨勢。除此之外，我國地區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東西部經濟發展差距拉大，直接導致西部地區對資金的需求遠遠高于東部地區。因此，我國經濟發展需要相應的資金支持，貨幣供給與國內信貸在今后相當長一段時期內仍將保持上升勢頭。

其次，貨幣供給增長率、國內信貸增長率和外匯儲備增長率之間的非均衡變動。貨幣供給增長率較高，國內信貸增長率和外匯儲備增長率則較低，甚至1992年的外匯儲備增長率為負，外匯儲備的減少通過貨幣乘數的作用減少了國內貨幣供給的數量，而國家仍然投放過多的貨幣，過多的貨幣投放沒有真正轉化為實際的生產力以此促進中國經濟的增長，同時也造成了當年的通貨膨脹。事實上，1992年～1994年，我國的確出現了嚴重的通貨膨脹，這主要根源于貨幣供給的過多投放。

五、結論與啟示

本文對第一代貨幣危機模型進行了改進，并利用改進的模型對我國1986年～2005年貨幣供給規模進行了實證檢驗。改進的第一代貨幣危機模型表明，貨幣供給增長率由外匯儲備增長率與國內信貸增長率所決定，而不是在保持貨幣供給不變條件下，國內信貸與外匯儲備的反方向變動。實證檢驗結果表明，在1986年～2005年的20年時間里，我國的貨幣供給絕大多數年份處于適度水平，少數年份出現不足和超額現象，這與許多學者認為我國已經出現嚴重的超額貨幣的結論不相符合。1992年～1993年我國出現超額的貨幣供給，并由此造成了嚴重的通貨膨脹。同時，我國在大多數年份中并沒有出現超額貨幣供給，貨幣供給處于適度水平，說明我國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比較有效。

貨幣供給、國內信貸與外匯儲備三者之間需要保持一定的比例關系，才能協調發展。盡管實證檢驗的結果表明，我國的實際貨幣供給、國內信貸與外匯儲備增加之間在絕大多數年份中存在確定的比例關系。但也要看到，在一些年份，我國的實際貨幣供給、國內信貸與外匯儲備增加之間并不滿足確定的比例關系，實際的貨幣供給出現不足或超額現象。因此，需要我國中央銀行在貨幣投放的時候，全面考慮貨幣供給、國內信貸與外匯儲備增加之間的關系，從而不至于使貨幣投放出現不足或超額，達到滿足經濟建設所需的適度水平。同時，在貨幣政策的制訂過程中，中央銀行應充分考慮貨幣需求的收入彈性與價格彈性的變化，以制訂出穩定有效的貨幣政策。

篇（8）

一、美國金融危機的性質探討

《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將金融危機定義為“全部或部分金融指標——短期利率、資產(證券、房地產、土地)價格、商業破產數和金融機構倒閉數的急劇、短暫的和超周期的惡化?！?/p>

根據IMF在《世界經濟展望1998》中的分類，金融危機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四大類：(1)貨幣危機。當某種貨幣的匯率受到投機性襲擊時，該貨幣出現持續性貶值，或迫使當局擴大外匯儲備，大幅度地提高利率。(2)銀行業危機。銀行不能如期償付債務，或迫使政府出面，提供大規模援助，以避免違約現象的發生，一家銀行的危機發展到一定程度，可能波及其他銀行，從而引起整個銀行系統的危機。(3)外債危機。一國內的支付系統嚴重混亂，不能按期償付所欠外債，不管是主權債還是私人債等。(4)系統性金融危機?？梢苑Q為“全面金融危機”，是指主要的金融領域都出現嚴重混亂，如貨幣危機、銀行業危機、外債危機的同時或相繼發生。

根據IMF的分類，我們知道，美國目前的狀況正符合第二種分類。美國的金融危機是由提供次級住房貸款的金融機構以及投資銀行等金融機構的破產、接管所致，因此我們將美國這次次貸危機引發的金融危機定性為銀行業危機。

二、歷次重大銀行危機的比較研究

根據上述的分析，我們更加關注美國金融危機與歷次銀行業危機的比較。我們發現這次危機與美國1987年的儲貸危機、1990年代的北歐危機以及日本金融危機頗有相似之處，與它們比較更加可行。原因是這幾次歷史上的銀行業危機的演變過程與美國金融危機更為相似，都是源于房地產泡沫的銀行業危機。

(一)危機發生的原因比較分析

危機發生之前，這些國家的經濟都處于一段黃金時期，房地產蓬勃發展，需求增長迅速，也由此使市場產生過度樂觀的情緒。而其后經濟增速下滑和房地產周期下行亦成為觸發危機的導火索。最后實體經濟則承受樓市泡沫破滅和金融危機的雙重打擊而陷入衰退。

篇（9）

國家安全始終是世界所有國家都十分關注的話題。在傳統意義上，國家安全主要指國家獨立、以及現存的基本制度和基本價值觀不受破壞（高鴻楨，2005）。從現代意義上看，經濟安全也包括其中，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金融安全也是整個國家經濟安全的核心。由美國次貸引發的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機席卷全球，由于這場危機發生之突然、傳播之快速、傳播面之廣泛、影響程度之深遠完全出乎人們的意料，人們紛紛質疑，為什么對金融危機及其預警已做了長期研究的歐美發達國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都沒有能夠事前對這場金融危機作出有效的預測和預警呢？為什么那些發達市場經濟國家對這場金融危機也沒有能夠預先加以防備而束手無策呢？這一方面說明了金融危機預警的確還是一個尚未很好解決的世界難題，另一方面也更加突顯出建立完備的金融安全預警系統是多么迫切的重要任務。

一、國外對金融安全預警及風險控制的研究

金融安全預警系統（financial security early-warning system）在國外的研究中又稱為金融危機預警系統或早期預警系統，即early-warning system，簡稱EWS。伴隨著各種金融危機的頻繁爆發以及危機影響的日益擴大，對金融安全預警系統的研究已成為各國政府、學術界以及各個國際經濟組織均十分關注的焦點。盡管各國的研究者從各種不同的角度對金融危機的成因與機理已經進行了很多有益的嘗試，也取得了較大的進展，但是由于金融安全的相關研究幾乎涵蓋了整個金融體系的方方面面，而且各個國家背景不同，所研究的時期又有差異，以及各國宏觀經濟與金融環境存在差別，各種影響金融安全因素的作用機制又在不斷變化，因此至今在金融安全影響因素的判斷、金融危機的預警機制以及金融安全預警方法等方面還難以形成共識。

對于危機問題最早的論述可以追溯到亞當·斯密的《國富論》甚至更早的文獻，其后的馬歇爾、馬克思、凱恩斯等經濟學大師也對經濟危機和金融危機有過詳細論述。

馬克思將貨幣危機劃分為伴隨經濟危機發生的危機和獨立的貨幣危機兩種類型，并將危機的成因解釋為：貨幣出現時的商品買賣在實踐和空間上的分離，導致貨幣與商品轉化過程出現不確定性，從而為貨幣支付危機的出現提供了可能。

凱恩斯在其《通論》中則以“不確定性”來說明和理解金融危機的出現。他在宏觀經濟模型的基礎上認為，危機的形成機制在于人們一旦意識到存在“過度樂觀引致搶購風潮的市場”，覺醒的力量將勢不可擋，資本的邊際效率如果受到沖擊，則可能使經濟出現大規模的倒退。

在此之后的相當長一段時間里，伴隨著世界經濟的發展，經濟危機的表現形式日趨復雜，金融危機的危害日益擴大，金融危機預警模型得到建立和發展。然而對各種金融危機預警模型加以統一梳理較為困難。由于金融安全預警本身存在方法悖論，在應用樣本上差別較大，使得金融安全預警模型的研究更千差萬別。在此可以主要按照事件發展的脈絡，對各類金融危機預警模型的演進作初步的歸納：

以Kaminsky等（1997）的經典論文為界線，金融危機預警模型的研究大體上可以分為1997年以前和1997年以后兩個主要時期。

（一）1997年以前的金融危機預警模型

歸納起來，1997年以前金融危機預警模型的發展主要有兩種結構類型：第一種結構的危機預警模型實際上是一種危機識別模型，這種模型主要是通過分析各種預警指標在危機發生前后的數量特征，檢驗其是否存在著被我們捕捉到的異常來事先預警的，其中的預警指標基本來源于相應的理論模型對危機的解釋。第二種結構的預警模型則將金融危機事實以潛在的金融危機作為被預警的直接對象，如以貨幣壓力指數EMPI為標準識別的金融危機，通過判斷指數波動是否超出相應臨界水平進行金融危機識別（賈彥東和張紅星，2006a）。此類模型將研究的重點放在利用新的計量分析工具對安全因素進行更準確的分析方面。

（二）1997年以后的金融危機預警模型

1997年以后的金融危機預警研究，主要是對影響因素分析式模型的改進和拓展。與以前的研究相比，在危機界定方面和指標覆蓋范圍方面有新的發展，預警模型選用的計量經濟工具和統計技術也有了明顯的飛躍。較具代表性的研究有：Burkart和Coudert（2000）運用專家評判法進行的危機界定與原有界定的比較研究；Ghosh（2002）引入貨幣危機深度測評的危機識別方法，對貨幣危機的界定研究；Zhang（2001）的研究采用了單一指標判斷再綜合判斷的識別方式，即選用匯率、外匯儲備、國內利率等變量，認為只要有一個變量超出臨界水平則表明發生了危機。

二、國內學者對金融安全預警及風險控制的研究及應用

篇（10）

亞洲 金融 危機 警示了東亞各國加強區域性的經濟和金融合作共同抵御金融風險的必要性，區域性的貨幣危機需要區域性的貨幣合作來防范已成為共識。同時加強貨幣金融合作本身在區域經濟聯系日益緊密的形勢下也是增強自身經濟實力的必然要求。

一、東亞貨幣合作的理論分析

最優貨幣區理論最早是由蒙代爾于1961年提出的，其目的是為歐洲貨幣一體化進程提供理論基礎和實踐 指導 ，該理論最初關注的是成立最優貨幣區的標準問題，蒙代爾、麥金農、彼得凱南、伊格拉姆分別提出了確定最優貨幣區的單一標準：生產要素的流動性、經濟開放程度、低級產品的多樣化和國際金融一體化程度。隨著實踐進程的發展，單一標準的理論已不能滿足實踐的需要，于是，后來的 經濟學 家將該理論作了發展，克魯格曼對參與的 成本 和效益作了模型解釋，博弈論者則提出了俱樂部理論，這些進展使該理論的研究重點轉移到參與最優貨幣區的成本和效益分析上。

參與最優貨幣區的成本主要是：各成員國會損失貨幣政策的獨立性，會喪失巨額的鑄幣 稅收 入，同時要支付較高的貨幣轉換成本，會使其 財政 政策 不可避免地受到牽連，進而會影響到其國內經濟的平衡性和穩定性。而參與最優貨幣區的效益也是顯而易見的：一是減少交易成本，降低匯率風險。單一貨幣區建立后，區域內貨幣交易被取消，這將節免貨幣兌換的成本，可以節約大量 人力 財力，有助于提高生產要素的配置效率。而且貨幣交易的取消還能避免短期國際資本的沖擊，因為單一貨幣會使最優貨幣區內的貨幣規模巨增，致使投機者無力制造差價實現套利。二是減少外匯儲備成本，節約外匯儲備。三是貨幣一體化可以有效地降低各成員國的通貨膨脹率和通貨預期，穩定成員國國內的宏觀經濟 環境 。四是貨幣一體化還將擴大各成員國的國際影響力，并且為各成員國接下來的深層次 政治 合作打造平臺。

二、東亞貨幣合作的條件分析

從長遠看來，隨著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程度的不斷加深，各國間貿易、 投資 、金融的聯系越來越緊密，再由于受國際趨勢的影響，東亞地區構建單一貨幣區是勢在必行的。但就目前而言，需要分析東亞貨幣合作的內部條件和外部條件。按照蒙代爾的最優貨幣區理論，構建單一貨幣區的成員國應當符合的內部條件有：各國經濟的對外依存度高；各國經濟的關聯程度高；各國經濟的發展水平趨同；成員國間生產要素的流動性強；各國政策的協調一致性強；所建貨幣區內擁有核心國和核心貨幣。

從東亞國家和地區目前的現狀看來，在各國經濟的對外依存度方面，東盟、亞洲四小龍和日_本經濟的對外依存度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