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會學論文匯總十篇
時間：2023-03-21 17:00:13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城市社會學論文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繼2000年在蘇州召開的“海峽兩岸成人教育”學術討論會之后，由江蘇省成人教育協會和江蘇廣播電視大學聯合舉辦的海峽兩岸“知識社會與成人學習’“學術研討會于2001年4月1日至4月2日在揚州舉行。
這次研討會的主題是:“知識社會與成人學習”。會議討論的議題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知識社會的基本特征、知識社會與知識經濟、知識社會與教育發展、知識社會與成人教育、知識社會與終身學習、知識社會與遠程教育、知識社會與社區教育、知識社會與人力資源開發等。陽春三月，美麗的瘦西湖畔，來自海峽兩岸的近百位成人教育、遠程教育工作者聚濟一堂，聽取了中央廣播電視大學副校長于云秀教授(知識經濟與中國電大教育的發展》、臺灣成人教育學會顧問郭為藩教授《網絡大學體制化的商榷》、臺灣成人教育學會會長黃富順教授(知識社會與成人教育》、南京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院吳康寧教授(知識社會中“工作成人”學習的基本特征)等專題報告，并進行了大會交流發言和討論、對知識社會成人教育、遠程教育的新特點及發展趨勢等大家所關注的熱點問題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研討。
一、知識社會的特點及其挑戰
黃富順教授在其主題報告《知識社會與成人教育》中詳細分析了知識社會的特征、他指出，21世紀的社會是一個以知識經濟為主導的知識社會，知識社會是強調以知識為核心的社會，其特征是:(1)知識生產的速度前所未有，嶄新的知識充斥整個社會，形成知識的爆炸;(2)知識的壽命快速縮短，知識老化日益加速;(3)知識的傳輸迅速，取得容易，儲存方便:(4)知識成為經濟發展的最重要因素，成為推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5)知識型勞動者主導生產，他們不斷開發腦力，激發創意，更新產品，提高品質，提升競爭力。
江蘇成人教育協會會長、江蘇廣播電視大學校長陳乃林在《知識社會與成人學習》的專題論文中對知識社會的特征作了如下概括:知識社會是堅持以人為本及人與社會、自然和諧、協調發展的社會:知識社會是以知識經濟為主體的社會;知識社會是以知識管理為紐帶的社會:知識社會也是學習社會。
于云秀教授在專題報告中指出。知識經濟是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以知識和信息的生產、分配和使用為基礎，以創造性的人力資源為依托。以高科技產業和智力為支撐的經濟。知識社會的到來.也就是學習化社會的到來，它意味著學習意識的普遍化和學習行為的社會化.意味著終身教育體系的真正確立、意味著教育的社會化、民主化、國際化和個別化。這些無疑對傳統的成人教育觀念提出了巨大的挑戰。
二、成人教育的適應與成人學習的轉型
成人教育如何適應知識社會以及知識社會成員的學習要求，是本次研討會的豐要論題之一、黃富順教授認為，知識社會成人教育的重點工作和策略是:(約倡導成人繼續學習、終身學習的理念〕(2)推動成人自學的運動。要加強宣傳和引導，喚起民眾參與學習，激發成人自覺、主動地學習。(3)加強成人的在職進修與訓練.增強他們獲得、積累與轉化知識的能力，進而激發其創造知識。(4)普遍提升成人的素養。(5)鼓勵成人學會學習。(6)擴展網絡學習。
江蘇省成人教育協會副會長胡鳳英明確提出了知識社會呼喚成人教育結構性改革的命題。她從辦學體制的社會化、市場化，運行機制的社會性、靈活性.教育功能的多樣化、服務性。教育手段的網絡化、信息化。人才培訓的本土化、國際化等方面闡明了成人教育結構性變革的主要任務。
江蘇省成人教育研究室陳東瑜副研究員從人力資源開發的角度闡發了我國為迎接知識社會到來在人力資源開發方面的思路:一是按照學習化社會的要求努力構建終身學習體系:二是堅持“兩基”重中之重和各級各類教育協調發展，努力為知識社會構建扎實的人才資源基礎:三是充分發揮成人教育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積極作用;四是教會成人學會學習，努力提高數字化學習能力。
不少專家關注到社區教育在知識社會成人教育中的獨特作用。南京市玄武區社區教育委員會張利民的交流發言通過玄武區創建全國社區教育實驗區、示范區。積極整合社區內豐富的教育資源。做到橫向聯合。縱向溝通。最大限度地實現教育資源的共有、共享的實踐.介紹了建設學習型社區的做法:(1)廓清思路，加強社區教育理念的整合;(?)完善網絡，加強組織資源的整合;(3)專兼結合，加強人力資源的整合;又})積極引導。加強物質資源的整合;(5)開展活動.加強人文資源的整合。
吳江市成人教育協會王建平探討了城鎮學習型社區教育問題二他認為，城鎮學習型社區教育就是通過各種手段或形式，提高全體社區成員的科技人文素質和生存質量、促進城鎮社區健康、有序發展的教育活動的總和。他分析了營造城鎮學習型社區的障礙.井指出，開展城鎮社區教育要注意加強城鎮社區教育理論框架、管理體系、活動設施、網絡隊伍和經費給付體制的建設，推進城鎮學習型社區的建設，適應知識社會的要求:
海門市教育局黃志豪則關注知識社會中農村成人教育的發展問題:他認為.目前，我國農村人口科技文化素質低的問題十分突出。遠遠一下能適應知識社會的要求。因而，必須重視農村成人教育的發展和創新。首先.要轉變農村成人教育觀念.實現由單一的成人教育思想向全方位、多功能的大教育思想的轉變，由掃除青壯年文盲為主向大力培養農業骨干為主的轉變。由教育部門獨家經營的體制向一校多牌聯合辦學的體制的轉變，由單純的傳授知識向產學研相結合的轉變.由傳統的學校模式向三教統籌、農科結合的教育模式的轉變。以迎接知識社會的到來:
知識社會的特性決定了成人學習在學習內容、學習要求，學習方式等方面的轉變。吳康寧教授從教育社會學的角度，分析了知識社會中“工作成人”學習的基本特征。他認為。知識社會賴以立基的知識是“客觀性知識”。“工作成人”學習的“技術性”特征將越來越明顯:知識社會賴以立基的知識是“準人性知識”.“工作成人”學習的“功利性”特征將越來越明顯:知識社會賴以立基的知識是“開放性知識”.”工作成人”學習的’‘個體性、、特征將越來越明顯;知識社會賴以立基的知識是“速變性知識:.“工作成人”學習的“全程性”特征將越來越明顯。
個人要在知識社會中生存和發展，需要具備多方面的素質和能力，因此.成人教育還要十分重視成人的素質教育，幫助成人提高素質.獲得完滿的發展。如何在成人教育中實施素質教育呢?鎮江市廣播電視大學校長祝誠教授在交流發言中提出:首先，要在成人教育中牢固樹立終身教育的觀念、改變部分成人學習目的的直接功利性。第二，實施成人素質教育的理想模式是遠程開放教育，其開放性、網絡化的特征，使它可以實現“以學習者為中心，旨在促使每位學習者都能得到充分發展的教育”。第三，要正確處理好素質教育與專業教育的關系.使兩者有機地結合起來:第四，重視學生的個性發展。第五、要在成人教育中開展創新教育。
知識社會以知識為核心，而閱讀則是獲取知識的重要途徑。臺灣師范大學林振春教授對知識社會中閱讀能力的培養問題進行了較為深入的探討。他在交流發言中分析了知識社會的知識特性，把知識分為資料、信息、知識和智能4個層級;闡述了積累性閱讀、理解性閱讀、鑒賞性閱讀、評價性閱讀、創造性閱讀、消遣性閱讀、專題性閱讀、發展性閱讀、探測性閱讀、實用性閱讀、交叉性閱讀等l1種閱讀類型的不同特點和功用;提出了4種有效的閱讀方法:01}4R法、SQ3R法、問題閱讀法、十步閱讀法;并認為，在知識社會中，有必要擴大閱讀能力的范圍，培養閱讀能力應該包括閱讀理解能力、記憶能力、思維能力、表達能力等4個方面。
三、遠程教育、網絡學習是知識杜會成人教育的最佳形式
在競爭激烈的知識社會，人們需要不斷學習新的知識，不斷更新自己的知識結構，對教育的需求、要求明顯提高、而傳統的教育，從教育理念、教育資源.教育內容、教育環境、教育方式等都無法滿足日益增長的接受教育人群的學習的需要二隨著通信技術、計算機技術和網絡技術的飛速發展，現代遠程教育、網絡教育應運而生、并受到越來越多的學習者的歡迎，尤其受到存在求學障礙的成人學習者的青睞。現代遠程教育、網絡教育以其自身明顯的特點和優勢，成為成人教育、成人學習的最佳形式。參加研討會的代表對遠程教育、網絡學習在成人教育中的優勢及其發展趨勢進行了廣泛而熱烈的討論。
于云秀教授分析了中國遠程教育的發展情況，對知識社會中國電大教育的發展提出了若干思考意見。他認為，首先，要加快辦學體制改革，逐步實現計劃經濟體制下固有的辦學模式向市場經濟體制下的靈活辦學模式的轉變。第二，堅持學歷教育與非學歷教育相結合。第三，提供優質服務，保證教學質量。第四，廣泛開展聯合、合作辦學，參與國際教育市場的競爭。第五，提高教師隊伍整體素質，把好教育質量的源頭。第六，調整專業結構，深化教學內容和課程體系的改革:第七，充分發揮電大系統的優勢，在競爭中以整體優勢取勝。第八，加強遠程開放教育的研究，用研究成果指導教學實踐:
南通市電大如東分校繆新華探討了縣級電大在知識社會的作用問題，提出了知識社會縣級社區學習支持服務系統模式建設意見。他認為，縣級電大作為縣級社區學習中心、有中央及省、市電大作支撐，通過有選擇地引進高校的優質資源.必將發揮學習資源中心、學法指導中心、學習信息中心、學習交流中心、學習評價中心和學籍管理中心的作用，并在知識社會成人學習中發揮重要作用。
郭為藩教授的主題報告探討了網絡大學體制化問題。他認為，在21世紀的知識社會，網絡大學必定會有很大的發展。而目前網絡大學還很不規范，教學品質參差不齊，開設的課程缺乏大學應有的多學科性，更重要的是、迄今為止網絡大學尚未制度化。(1)在經濟全球化、教育交流日趨頗繁的形勢下，網絡大學將率先實現跨國合作、成為國際大學的先聲。所以，網絡大學必須有一套具有公信力的制度，維持其應有的學術水準及機構規模二(2)網絡大學必須有一套完整的數字圖書館或資源中心，有現代化的傳播科技與教學科技設備，并擁有一支網絡科技與傳播科技的專業團隊，配備相當人數的全時助理人員來支持繁重的教學輔導工作。(3)從成本效益的角度看，網絡大學必須跟既有的大學合作，分享現成的師資與教學設施資源:在現階段全部課程采用網絡教學實為大多數學府力所未逮、所以部分科目采取其他教學模式，包括電視廣播、面授、教學套裝對教學品質并不見得有降低之虞。網絡大學的起飛，尚需一段時間。
篇（2）
作者：馬周坤 單位：西北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
植根于我國傳統文化的“誠信”在現代轉型中其基礎也受到嚴重動搖，古代家庭教育功能逐漸分離并弱化，優秀的儒家誠信文化繼承受阻；違反誠信道德文化的剛性懲戒逐漸彈性化與輕度化以至于失范；傳統主流文化伴隨著近現代各種思想解放和社會運動以及采用的各種適宜和不適宜方式都使其逐步轉變為亞文化甚至某些成為反文化，這樣誠信文化社會化與繼承被邊緣化；再加上轉型期間，教育主體在教育上的缺位，新的引導機制、監督機制、制約機制無建構或不健全，則誠信因素失去了發揮其有效性和功能的基礎。我國社會的遲發展對誠信的影響我國工業化和市場經濟與歐美其他國家相比起步較遲，屬于遲發展之列，因此我國社會實際上是一種遲發展社會，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種遲發展效應的影響。1、我國的市場經濟脫胎于我國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在這過程中，計劃經濟體制本身也為誠信缺失埋下了潛在條件，特別對于企業、個人來說，“國家、政府以統購統銷的方式直接調配資源，政府是企業、個人信用的支撐，企業和個人沒有必要也沒有可能承擔起信用的責任”。再在后面計劃經濟逐步過渡到市場經濟體制，“政企分開、權責明確，每個企業、每個個體都成為獨立的主體，他們不再直接借用政府的信用，而信用的承載者在從政府到企業、個人的置換過程中，會產生一定的空缺，這種空缺會導致不講信用的出現”。當市場經濟地位基本確立且有了一定的良性發展后，我國企業、個人、以及新產生的各種營利和非營利的組織都成為一個獨立主體，正如風險社會理論提到的“致使自己成為一個以市場為媒介，對自己的生存、發展進行規劃與組織的行動者”。但市場經濟有其固有的弊端與缺陷，市場行動主體總是會在“利潤最大化，成本最小化”的功利觀念沖擊下，規避誠信原則，這即使在較健全的市場制度環境下也會發生。2、遲發展中的轉型效應對誠信影響較深。所謂轉型效應，“主要指由社會體制、社會結構等轉換的不同步性而對社會運行產生的影響和制約”。在我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剛剛確立，然而適應其發展和保障其發展的社會結構、制度、體制還很不健全3、政府信用建設問題凸出和法律引導懲罰倒逼機制不力。今天的社會改革發展進程中，政府的信用建設與執行效力至關重要，它不僅保證行政效率和質量的提高，關系到的政府公信力、權威和對群眾的密切聯系以及對市場經濟的調控，而且對整個社會起表率作用。然而，我國有些地方政府和人員卻嚴重破壞了政府誠信形象，給社會誠信氛圍造成很大負面影響。再就是我國法律還不健全，司法部門執法力度不夠，對違法懲罰不嚴，特別有些執法部門本身存在不忠實執行法律的信用問題。
重視和利用社會化途徑，培養社會各組織、群體和個人現代誠信理念通過社會化途徑，進行誠信教育。一方面要發揮家庭、學校、工作單位、同輩群體、大眾傳媒等主體從各方面并以各種方式開展教育與培訓，加強和內化現代誠信理念；另一方面要構建現代誠信文化，培育良好誠信氛圍，抓住當今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和體制改革的良好機遇，調動各種文化資源，培育良好的誠信文化氛圍。（二）加強政府誠信建設，為社會樹良好形象并起表率作用加強政府誠信建設，提高政府公信力并為社會誠信建設起強大的示范作用。政府部門是整個社會的領導、管理與公共服務部門，良好的誠信形象將為整個社會誠信建設起潛移默化的影響和帶動作用。為此可以通過以下途徑建設：提高公務員誠信意識；加強政府誠信組織建設，提供組織保障；開展“廉潔、親民”活動和“樹標兵、做榜樣”活動；依法行政；政府選舉、決策透明化；建立強有力的獎勵與懲處機制等方式。積極培育和發展關于誠信建設的社會組織社會組織的興起已成為現代社會重要的結構和功能組成部分。培養誠信建設方面的社會組織，有利于為誠信建設承擔載體作用；有利于誠信文化和誠信體系建設；有利于承擔政府轉移和無力承擔的誠信發揮的功能；有利于彌補政府、企業以及其它主體誠信失靈的作用；更為重要的是為社會主體提供了“誠信測量與監督”的功能。實行誠信檔案建設，跟蹤誠信發展狀況，促進誠信建設實行誠信檔案建設，有利于了解社會各組織以及個人的誠信發展狀況，誠信檔案應與升學、就業、升職、提拔、企業經營管理、享受福利、評優等聯系在一起，使不守誠信之人或組織付出誠信代價，更好的督促社會中各組織以及個人的誠信建設。建立完善的誠信機制體系健全誠信機制體系，為解決誠信危機提供可靠路徑。一是建立誠信常態化的教育導向機制，為社會主體提供引領作用；二是建立誠信評估機制，測量社會主體誠信等級，以利于誠信危機警示和提高誠信系數；三是建立誠信激勵機制，有利于加強調動社會各主體積極性，促進誠信氛圍的培育和誠信理念的內化；四是建立強有力的誠信監督機制；五是建立有效的法律保障機制，加強引導，對違反有關誠信方面法律的組織與個人予以嚴厲懲處，倒逼誠信建設。總之，構建完善的誠信機制有利于保持良性的社會秩序，構建和諧社會。
篇（3）
隨著知識經濟的到來，終生學習思潮逐漸深入人心，社會對人才的要求日益提高。作為一個特殊的社會群體，成教學生長期受到社會的漠視與責難，時到今日從未得到社會的重視和改觀。隨著成人教育的蓬勃發展，辦學規模的不斷擴大，成人學生數量日漸增多，在社會競爭愈發激烈的大環境中，成人學生的心理問題更有蔓延與增長之勢，嚴重影響了成人學生的學習與生活，危及到成人教育教學質量甚至成教事業的可持續發展，關注成人學生的心理問題已成為迫切解決的現實課題。
一、成人學生心理問題概述
成人教育作為國民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我國高等教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社會對成人教育的漠視，對成人學生的淡然，已逐漸成為阻礙成人教育發展的重要因素。特別是成人教育對象的成人學生，作為社會中的特殊社會群體，其心理問題愈發嚴重，更值得我們去關注與研究。成人學生心理問題頗多，但主要表現為強烈的自卑感、冷漠的人際關系、消極的人生態度三個方面。
1.強烈的自卑感
成人學生大部分都是高考落榜生，與考入普通高校的學生相比的確存在一定的差距，可以說是出于無奈才接受成人教育的。為此，他們普遍存在著自卑感，認為自己低人一等，對自己的未來發展缺乏自信。加上家庭的責難、社會的歧視，讓他們總覺得自己不如他人，一無是處，于是自暴自棄，得過且過。
2.冷漠的人際關系
成人學生都是來自全國各地的學子。其家庭背景存在很大差異，家庭條件不同。在與別人交往時不主動、過于羞怯，過多地考慮別人對自己的看法，對自己的言行極端壓抑。同時，很多學生與網絡為伴，沉迷于網絡游戲，生活在虛擬的網絡世界之中，與現實中的同學交流甚少。
3.消極的人生態度
成人學生由于強烈的自卑感，失去了敢于面對困難的勇氣與決心，缺乏勇于探索和創新的意志。在現實生活中意志消沉，缺乏上進心，對未來一片茫然。不僅在學習上不努力，在人際關系上也缺乏主動與人溝通，在業余時間更是無所事事，生活單一且無任何意義，總而言之，成人學生消極地對待身邊的人和事情，失去了對生活的熱情和激情，更失去了對生活的熱愛。
二、成人學生心理問題溯源
探究成人學生心理問題產生的緣由不難發現，影響成人學生心理問題的成因很多，有主觀方面的原因，也有客觀方面的成因。但就具體而言，主要有學生自身、學校和社會三大因素。
1.自我認知的偏離
根據現代社會心理學家利昂·費斯廷格的社會比較理論可以得知，人們對他們的能力水平和態度做出正確的準確評估需基于兩點。其一，在缺乏直接的自然標準時，人們通過與他人比較進行自我評價；其二，人們應將自己與相同水平的人進行比較。然而成人學生的自卑感源于同普通高校學生的比較，甚至是普通重點高校的學生比較，由此可以看出他們尋求的比較對象就是錯誤的，同時社會比較理論的比較目的不僅是為了獲得準確的自我評價，更是獲得自我強化、自我進步的一種途徑。因此成人學生在對自己和他人進行比較時，比較的目的應該是認清自己缺點，吸取別人的優點，而不是自卑、消極的逃避。
2.學校關懷的缺失
馬斯洛的需要層次理論將人的需要分為五個層次：生理需要、安全需要、愛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實現的需要。目前，很多普通高校把成人教育學院僅僅當著一種創收的手段，忽視了對成人學生的細心呵護。缺少了學校的人文關懷，成人學生就像沒爹沒的孩子，成人學生至進學校后，學生的日常管理、教學管理等一切由成人教育學院負責，學校幾乎不予過問。由此可以看出：在成人學生與全日制統招學生之間，學校給予學生的關懷存在極大反差，這種差距體現出的是教育的不公平、學生的不平等。學校關懷的缺失讓成人學生難以找到歸屬感，在一個缺乏溫暖的集體中冷漠、孤僻等心理問題便產生了。
3.社會偏見的誤導
偏見是對一個群體或個人的一種評價，它包括對圈外群體的負面態度和對圈內群體過于積極的正面態度。同時，偏見具有廣泛的破壞力，如：人們對一個人所屬群體的偏見會影響他們對這個人的評價。在社會的大家庭中，許多人認為成人教育是不正規教育，是普通高等教育的補充，是匯集為拿文憑的在職人員、學習成績較差的落榜生的場所，于是在社會中時常聽到對成人教育的質疑聲和披露聲，一系列關于成人教育替代論、消亡論的陳詞濫調甚至在學術文章中也經常可見。社會的偏見導致的不僅是對成人教育的發展蒙上了一層難以抹去的陰影，對成人學生更是一種內心深處的傷害。誠然，成人學生的學習成績普遍比普通高校的學生成績要差，綜合素質相對較低，但是絕不能一概而論，更不能全面否定成人學生的個性特點。在成人學生中也有相當多素質較高、能力較強、具有個性特長的有上進心的學生。
三、成人學生心理問題解碼
相關實踐證明，成人學生的心理問題解決是一項長期的系統工程，需要通過學生自身、學校、家庭和社會的共同努力才能順利完成。
1.學生正確認識，重塑自信心態
俗話說：“解鈴還須系鈴人。”要想讓學生徹底走出心理陰影，還需要學生自身的努力，讓他們正確地認識自己，調整自己的心態，全面地剖析自己，正確認識現狀，重塑學習、生活的信心，引導他們從不同的途徑走向成功。
圍繞培養學生自身的信心，要做到以下幾點：其一，自我定位，樹立學習專業的信心。要讓學生充分認識、了解、審視自己，了解其優劣勢，讓他們認識到自己喜歡做什么，適合做什么，從而依據“克己之短，揚己之長”的原則學自己喜歡的課程，做適合自己的事情。這樣給他們造成一定的心理優勢，保持樂觀的心態，迎接每一天的學習和生活。其二，自我表揚，樹立實現價值的信心。人自身最大的敵人就是自己，因此要想獲得成功，只有在不同時期、不同空間審視自我，了解自我，接受每一次的挑戰。在經歷每一次挑戰時，給足自己信心與掌聲，讓自己充滿激情去實現自己的理想。其三，自我規劃，奠定實現成功的信心。美好的憧憬、百般的無聊、無奈的悔恨、極度的茫然是大學生們一般都要經歷的情感變化，是對大學生活感知的結果。剛進大學時的好奇心讓其對大學生活有了美好的想象，熟知大學生活后的他們開始欣然接受自由大學給他們帶來的無聊與空虛，一直到后來的悔恨和茫然。不妨追問是什么原因致使他們喪失了原有的斗志？不難發現是因為他們沒有明確的奮斗目標。因此，為學習制定計劃，為生活設計顏色，為人生設定目標，是當今學生們逃脫落入俗套的重要方法，更是成人學生實現成功的必然選擇。
2.學校傾力關注，構建平衡心理
成人高等教育作為高等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為我國經濟建設培育了眾多人才，更為社會發展作出了難以衡量的貢獻。然而，受社會傳統偏見和思想誤區的影響，我國成人高等教育受到了國家的“特殊待遇”，成人學生遭受了嚴重的不公平對待。在一定程度上，成人高等教育沿襲了普通高等教育的教學方法、學籍管理、班級管理和課程設置等，針對成人學生這個特殊的社會群體，學校并未對此提出相應的教學要求，制訂相應的管理措施，很多學校就算制訂了規章制度，但都是形同虛設，沒有嚴格執行。同時，對成人學生更是缺乏人文關懷，學生沒有安全感，沒有體驗到家的感覺。然而，再放眼看看學校對統招學生的態度，這種兩重天的待遇不得不讓成人學生感到失望，由此產生心理的極度不平衡。為此，學校必須堅持“以人為本”的人文關懷導向，平等地對待每一位成人學生。具體做法為：第一，將成人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統一納入學校的發展規劃。成人教育不是學校創收的手段，而是培養符合社會發展的優秀人才的場所，其根本任務就是培養人才、服務社會，為此，成人教育的發展應列為學校發展規劃的重要部分。第二，課程互選，學分互認。成人學生可以選擇統招學生所學課程并和他們一起上課，經考試合格者學校承認其所修學分。第三，成人學生享有與統招學生相同的參加學校課外活動的權利。學校組織的課外活動，成人學生同樣有權利參加。這樣不僅豐富了他們的業余生活，更為他們提供了與其他同學交流的機會，更體現了學校對學生的公平與公正。
篇（4）
在“觀點”和“方法”的提出及學科建設方面,一些社會學家在城市社會學的知識體系和研究方法建構方面進行了嘗試,其中有代表性的成果當屬吳景超的《都市社會學》和邱致中的《都市社會學原理》。這是兩部系統性較強的城市社會學著作①,對中國城市社會學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吳景超先后獲明尼蘇達大學社會學學士、芝加哥大學碩士和博士學位,1925年至1928年期間在芝加哥大學研究社會學,隨派克等學者從事都市社會學原理的研究,必定深得“芝加哥學派”的真傳。其1928年完成的博士論文《唐人街:共生與同化》,從中國人移民美國的歷史講起,研究了唐人街的社會結構、文化沖突及家庭生活等,同時對唐人街的生活組織、幫會、通婚、同化、邊際人等進行了深刻而細致的分析。吳景超被認為是中國最早研究都市社會學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博士論文正是他作為“中國現代都市社會學研究開創者”的奠基之作。1928至1931年,吳景超任南京金陵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其間出版《都市社會學》。
該書是中國最早的都市社會學研究著作。全書共計四章84頁,篇幅雖小,但內容充實。首先,深刻地探討了兩個關系,一是都市與附庸的關系,都市離不開它的附庸,都市及其附庸構成了都市區域,都市區域是研究都市經濟的基本單位。都市繁榮的標志是看它的附庸的富饒程度及工業化水平。都市與附庸的關系不是看兩者的遠近,而是看兩者之間的交通,交通是溝通都市與附庸的“唯一妙法”。吳景超還對居民在都市中的“自覺觀念”進行了論述,他指出,“都市居民應該有一種自覺的都市觀念,時時刻刻去研究如何發展他們的都市,如何保有他們的附庸,如何發展他們的商業勢力到別的都市的附庸中去”。二是都市間是互助與競爭的關系,從互助關系看,都市之間應常通有無、貨物流通,這樣才能達成“共贏”。從競爭關系看,都市間存在貿易競爭,這種競爭是國際性的也是局部性的。
其次,富有洞見地分析都市人口增長、人口質量及城市化問題。吳景超認為,都市人口增長的方法有三種:人口的自然增長、移民(人口流入城市)、擴充市區(把附近市鎮和鄉村劃歸都市)。可以說,吳景超的都市社會學研究滲透著深刻的城市化理念,他認為,中國有大約75%的
農業人口,農業生產方式落后,生產率極其低下,最經濟的辦法就是發展工業,“發展中國實業,創造中國的都市,使附庸中可憐的農民,以及一切游手好閑的人,到都市中去尋生活,乃是救濟中國人口過剩問題的一個好辦法”[8]。中國人口集中到都市,是大勢所趨。第三,提出了都市問題的研究方法。要找出都市病態產生的原因,才能找出恰當的對策。尋找都市病態原因的方法是實地調查研究,有“靠得住的事實”作根據,然后才可以談都市改良,談都市控制。都市中各區域的環境不同,人們的行為也不盡相同,產生的社會問題也不同,因此,研究都市問題一個必不可少的工具是“暗射地圖”,把社會問題的分布情況標注在地圖上,然后再根據地圖開展實地調查。①研究都市問題的另一個工具是都市區域發展史研究。 此外,芝加哥學派在都市研究中綜合統計法、個案法、自傳法,以此彌補各種方法存在的缺點。最后,強調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在都市控制中的作用。他認為,都市社會約束人類的力量還比不上鄉村社會,這是社會學要關注的問題,因為社會學的中心問題便是人與社會的關系問題。鄉村社會是一個熟人社會,人們交往緊密,每個人的行為都受鄉村“輿論”的監督,宗族、家族、家庭等因素都是約束人們行為的重要因素。而都市社會是一個陌生社會,人們互不相識,“輿論”的約束力較小,個人行為的自由度較大,沒有完備的約束手段。除了“輿論的制裁”之外,人們的行為還需“良心的制裁”。都市社會較之鄉村社會,以道德律令為根源的“良心的制裁”要明顯薄弱許多。因而既要重視道德、宗教、輿論、良心等非正式制度在都市控制中的作用,也要重視法律等正式制度在都市控制中的作用。
應該說,吳景超在《都市社會學》中提出的觀點、思想和方法是對現代文明都市發展的深刻思考,在中國社會學發展史上增添了濃墨重彩的一筆,不僅具有較強的學術意義,更具有重大的社會現實價值,在當前中國的城鎮化和城鄉發展一體化的現實背景中,其意義更加凸顯。與吳景超作為知名社會學家的身份不同的是,邱致中雖然獲得過社會學博士學位,但更多是以市政規劃專家的身份示人。1933年從暨南大學畢業后留校任教,期間也在上海江南學院講授“都市社會學”課程,因資料匱乏,故自制講義,先作《實用都市社會學》,后著《都市社會學原理》。1934年,兩本著作相繼出版。《實用都市社會學》共15講,詳細論述了都市的形成、意義、公共建筑、工業區域、商業區域、住宅區域、市政交通、衛生、金融機構、文化、人口、政治組織、行政、政黨、職業團體、流蕩與寄生階層等。該書僅僅是對都市構成要件的分類概述,在應用社會學視角方面卻有所欠缺。《都市社會學原理》恰好對此進行了彌補。
《都市社會學原理》共10章,首先對城市社會學的學科發展、學科定位、研究范圍及研究方法進行了論述。作者認為,都市社會學是闡明都市社會的組織,并科學地論究它的發生、發展、變化和消滅,而理論地探尋其構成及進化的內在的必然關系的科學。都市社會學研究對象,不僅僅是都市的物理形態,更主要的是基于物理形態條件下的人與人的社會關系。廣義的都市社會學可以分為三大部分,即都市社會歷史學、都市社會構造學、都市社會政策學。而狹義的都市社會學僅指都市社會構造學,范圍包括都市社會經濟構造、社會構造、政治構造、文化構造。都市社會學的研究方法包括哲學的方法和倫理的方法,哲學的方法主要是不帶成見地觀察事物、收集資料、觀察事物之間的關系,倫理的方法則是對所收集的資料進行準確而非謬誤的解釋并作出推論。
其次論述了都市社會的起源、分類、進化、環境、構造、人口、政策、發展趨勢等內容。其中論述最為深刻的當屬都市社會與農村社會的關系。邱致中先生認為,都市社會存在于社會整體之中,都市社會是從農村社會發展而來的,其在發展過程中不斷地和農村社會相互影響。在不同歷史階段,都市社會與農村社會之間的關系是不一樣的,在物物交換的時代,都市社會附屬于農村社會,都市內部還帶著農村的性質;在以貨幣為媒介的社會中,兩者的關系從交換形式上,是相互關聯、相互依存的,從交換的性質上看,又是相互對立的。從人口變化來看,都市人口因都市經濟的發展而增多,農業的落后使農村人口減少,集中于都市。都市社會吸收農村人口,不僅從數量上吸收,還從質量上吸收,一切農村里的優秀分子都被城市的文化所吸引,離開落后的農村,集中到進步的都市去。再從政治文化看,資本主義一切政治與文化,都支配著整個農村社會。現代農村與都市之間交互影響,或者說是一個矛盾的循環,農村社會的經濟沒落與文化落后造成都市社會的經濟繁榮和文化興盛,這是矛盾的一面;農村社會的經濟沒落與文化落后造成都市社會的經濟恐慌和文化畸形,這是矛盾的另一面。
而對于都市社會問題,主要有人口問題、勞動問題、婦女問題、兒童問題、妓問題、犯罪問題、衛生問題等。這些社會問題是由社會內部矛盾所產生的,有著深刻的制度根源,因而解決都市社會問題就要找出并改革蘊藏在社會內部的制度性矛盾。最后,作者還從四個方面討論了都市社會學史等,即美國芝加哥學派城市研究的產生背景、研究旨趣及主要的研究內容;都市社會學的雛形及其發展;都市社會學在中國的發展情況;都市社會學發展現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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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問題的提出
20世紀70年代以來，西方學術界經歷了一次“空間”導向的理論轉型。西方學術界在20世紀初期對“時間”的熱情，紛紛被對“空間”的關注所取代。20世紀70年代以后，歐美發達國家陸續進入后工業時代，城市也逐漸走入后現代都市的發展階段。空間文化理論正是對這一“后現代”轉向的回應。西方傳統理論認為空間是物質概念，將空間視為物質的容器，靜止的平臺，關注的是“空間內的生產”，而空間文化理論開始關注空間自身，將其視為社會關系與社會實踐的動態建構過程，強調空間本身既是社會的產物，又是社會生活的建構力量之一。在眾多空間文化理論中，法國哲學家列斐伏爾的“空間生產”理論，具有開創性意義。受的影響，列斐伏爾認為資本主義的“生產”是一個不斷超越地理空間限制而實現空間“自我生產”的過程。資本主義通過占有生成新的空間和空間整合來不斷延續資本主義的框架體制。他提出以“空間生產”作為城市研究的新起點。在列斐伏爾的影響下，新城市社會學將城市空間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資本主義的循環與積累等社會過程結合起來，成功的解釋了城市的空間結構與社會結構的關系，為認識現代城市社會變遷與城市社會問題，提供了獨特而有力的理論視角與分析框架。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正處在高速城市化進程中。體現為城市空間的擴張和資本的積累與增值。城郊的村落與農田不斷被納入城市的新版圖，城區面積不斷擴大，而傳統老城區則被不斷的改造與拆遷。在我國城市空間的變遷與生產中，居住空間的變化無疑是顯著的，最近10年房地產業的發展極大地改變了中國人的居住狀況。大城市的居住環境發生了一些普遍性的轉變。本文以沈陽為例，試從新城市社會學視角出發，通過對沈陽城市和居住空間變遷的分析，來理解和揭示社會轉型中中國大城市居住空間的逐漸生成與重構。
二、改革開放以來沈陽城市變遷的幾個特征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在邁向現代化進程中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逐漸形成了現代城市體系。沈陽作為遼寧省省會、傳統老工業基地，城市演變呈現出如下幾個方面的特征：
1. 由工業化為主向多種產業齊頭并進
我國由優先發展重工業轉向一、二、三產業共同發展，在繼續發展傳統產業的同時，大力發展新興產業，逐漸從生產型經濟向服務型經濟轉變。整體上已經完成初步工業化，正在向中高程度工業化甚至后工業化過渡。沈陽作為傳統老工業基地在進入90年代后陷入了較明顯的發展低潮，大量工廠、企業倒閉破產。進入新世紀后，隨著國家振興老工業基地戰略的出臺，沈陽經濟社會發展有了顯著好轉。三次產業協調發展轉變趨勢明顯，第三產業提供了大量就業崗位。
2. 城市發展的主導性力量日益多元化
改革開放前，我國城市發展的唯一主導力量是政府，城市的各項政策安排與規劃均由政府控制承擔。改革開放喚起了社會與市場的巨大能量與活力，國家資本不再是城市投資的唯一主導力量。從80年代起，沈陽市先后吸納了各種新興力量以發展改造新老城區。隨著渾南新區、鐵西新區和沈北新區等各種國家級、省級高新技術開發區、金融開發區等新區的陸續誕生，一個多元的投資格局正在形成。
3. 由生產功能向消費功能轉變
在工業化初期，為了優先發展重工業，生產的重要性要遠遠超過消費。城市就本質來說更是一個生產單元。但隨著工業化初步完成，我國經濟由產品短缺邁向了物質極大豐富。刺激消費日益成為當前重要的經濟建設理念之一。發展各類生產生活服務業成為城市的重要發展目標。近年來沈陽工業生產區域陸續向城市邊緣遷移，主城區逐漸被第三產業占據，在全市幾個中心區域，大型商業綜合體、步行街替代了原來的工廠與住宅。
4. 城市化水平顯著提高
城市人口不斷增多，至2012年末，沈陽市常住人口達到822.8萬人，流動人口顯著增加。同時，全市投入大量城建資金，城區面積不斷擴大，正由十年前的二環向現在的四環推進，一個連接城鄉、輻射周邊、便捷快速的立體化綜合交通網絡正在形成。沈陽已提出到2020年實現城市化率達到90%。在此基礎上，以沈陽為中心、覆蓋周邊七個城市的沈陽經濟區一體化建設有極大進步，帶動了大沈陽地區城市化水平的提升。同時，城市居民的生活狀態也發生了轉變，新型市民階層逐步壯大，人們對公共事務的參與熱情也在提升，各種社會組織也如雨后春筍般出現，開始介入城市的發展。
三、居住空間的演變與重構
在這種情況下，沈陽市的居住空間開始發生重大變遷。原有居住格局被打破，一個新的結構正在重構中。主要特點為：
1. 居住范圍隨城區面積擴大而擴張
作為遼寧省省會和東北最大的城市，沈陽市城區面積在最近十年間有了長足擴展。10年前大部分市民都居住在一環周邊，二環已是城市邊緣地帶，只有少量低密度商品房小區。10年后，二環內外樓盤遍布，人口稠密，且多為高層建筑。沈陽市向北、西、南三個方向各建立了新區，開發商正隨著城市規劃者的雄心將商品房小區蓋向三環、四環。
2. 城市中心區居住空間被大幅壓縮，人口向城郊遷移
城市日益呈現多中心分化，無論是傳統中心區還是近年來形成的新中心區域，都逐漸由生產和居住空間被置換成商業空間。以鐵西區為例，為了提高土地交換價值，當年在鐵西區的西邊建立新的工業開發區，實現老城區企業用地和工人村的整體搬遷。而原有地塊被用于大規模的商業和房地產業開發，中心區域已被各種大型商業物業和中高檔住宅區占領。生產和居住不斷讓位于消費。
3. 城市居住空間分化與隔離趨勢加強
隨著房地產產業的快速發展與產品細分，目前沈陽市居住空間主要分化為這樣幾個層次：
（1）上層社會居住的豪華社區。主要是別墅區、城市豪宅、花園洋房等高端社區。如二環內清昭陵附近的龍璽壹號樓盤、金廊景觀路沿線的少量高端大戶型豪宅，渾河景觀帶最前沿的河景住宅，以及清東陵與棋盤山風景區之間主干道旁的別墅洋房區。這類住宅數量不多，單套房價在300萬至500之間，為城市頂層群體擁有。
（2）中產階層居住的高尚社區。主要是品牌開發商的中高檔社區或少部分實力較強的單位開發的單位型社區。其特點是地段優越，占據主要交通干道沿線，臨近城市中心，周邊市政建設良好，配套設施齊全，園區建設優美，物業管理規范，人文環境較好。如皇姑區環昭陵區域的多個社區和渾河南岸沿河居住帶。
（3）普通收入者居住的經濟型社區。主要是各開發商建設的大量經濟適用型社區，以及年頭較遠不能經常維修的老住宅區。其共同特點是，房屋建筑質量、園區環境與管理水平、配套設施服務一般，位置離主城區中心點或交通干道較遠。這里的居民主要是城市新老居民中的中低收入者。
（4）低收入者居住的遠郊社區。在城市遠郊區，近年來也開發了一些以小戶型、單身公寓為主的低端樓盤，與城郊拆遷農民的回遷房混在一起。比如沈北新區北部、渾南新區南部、鐵西區西部的住宅，這里距主城區通常車程一個小時以上，周邊配套設施不足，大部分居民均視此地為城市生活的起點或中轉站，并為有朝一日搬進二環附近而努力奮斗。
（5）城中村。目前沈陽市主城區還有個別城中村殘留，居住條件惡劣，環境糟糕，成為城市的傷疤。留在這里的少部分是無力搬遷的最貧困群體，大部分是低收入外來打工者。這里因低廉的生活成本而成為城市最底層的容身之所。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市場化資本是如何一步步改變了城市的原有面貌，生產并重構了新的居住空間。在城市的高速發展所取得的各項成績中，城市居民原有居住空間整體被不斷壓縮，剝奪，向城市和遠郊遷移的事實卻是不應忽視的。此外，資本主導形成了居住空間不斷的分化、隔離，居住分化強化了不同階層居民在社會資源擁有上的差異，而居住的隔離帶來了社會交往的隔離，社會各階層之間疏離趨勢日增。因此，政府應從城市整體規劃管理與住房政策等方面采取積極措施，遏制因市場化改革造成的不平等的擴大趨勢，真正提高城市化質量與人民生活水平，從而維護社會穩定與促進社會融合。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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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城市的研究對當代中國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但是，從總體上看，目前國內倫理學界還沒有對城市倫理的專門研究。是城市研究不需要倫理學，還是倫理學無法與城市研究相結合呢？這個問題的實質就是城市研究與倫理學的結合有無可能，如果可能的話，又提出了如何可能以及研究城市倫理有何意義的問題。
（一）城市的倫理本質
從解釋學的視角來看，城市倫理有兩層含義：一是指城市社會和城市生活中的道德理論、道德現象、道德問題等等，屬于我們通常所理解的應用倫理的一種。在這個意義上，城市倫理學是“應用倫理學的一門分支學科，從倫理學的角度來研究城市社會問題，研究在城市生活、城市發展、城市管理中所遇到的社會道德問題的學科”。另一種含義是指城市本質的倫理蘊涵，即作為人類聚集形式的城市的倫理意義。在這個意義上，城市倫理是對城市的倫理學解釋，即從倫理學的視角解讀城市。從學理上說，兩種解釋都是成立的，但顯然后者是前者的基礎和根據，而且后一種解釋更能體現出城市倫理的理論價值。因此，本文更多地是從后一種意義上來闡述城市倫理。
城市作為人類居住地或人類的聚集形式，是在人類文明的發展進程中歷史地生成的。而城市一旦形成之后，伴隨著人類歷史進程的是城市的歷史發展。從目前學者們對城市研究的眾多成果中，不難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城市的產生和發展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一個非常復雜的過程。倫理作為調節人們之間關系的道德之維，存在于每一個人類集聚之所，城市也不例外。從這個意義上說，城市內在地包含有倫理因素，或者說，城市先天地具有倫理的屬性，城市倫理是城市本質的體現，城市的產生和發展的過程同時也是城市倫理的產生和發展的過程。
從歷史的維度來看，城市的產生過程或者稱之為城市化的過程也就是城市共同體的形成過程。城市共同體由于在生活方式、生產方式以及相互之間的交往方式等等方面與生活在農村的社會群體有所不同，因而具有自己的特點。這種特點從不同的學科視野來看，可以得出不同的結論：社會學強調城市社會獨特的建構方式和運動規律，經濟學強調城市經濟體系的獨特性，管理學關注的是城市管理活動的特殊性，人類學則從人口的數量分布以及居民的流動性和異質性方面來界定城市共同體，而在倫理學的視野中，城市共同體得以產生和發展的基礎是城市倫理。首先，城市倫理決定了城市生活的基本樣態；其次，城市倫理是城市交往的基礎；第三，城市倫理決定了城市共同體的變遷。
從學理的層面來看，城市社會學、城市管理學與城市文化的研究都與城市倫理有著密切的聯系。城市社會學主要研究城市的社會結構、社會分層、社會流動等方面，從動態和靜態兩個角度探討城市社會的形成和發展變化，涵蓋了城市的歷史變遷以及城市的各種歷史形態，闡述了城市社會的各種問題及其產生的原因，為城市倫理和城市道德的理論分析提供了社會學的基礎和依據。城市管理學主要是從公共管理的視角，以城市的長期穩定協調發展和良性運行為目標，以人、財、物、信息等各種資源為對象，對城市運行系統做出的綜合性協調、規劃、控制和建設、管理等活動進行研究。城市管理活動本身就是城市管理主體（包括城市政府、非政府組織及市民）與城市管理客體（包括各種城市管理活動和行為）的交往和互動，城市管理水平的高低與城市管理主體的素質有著密切的聯系，也對城市管理活動和行為有著直接的影響，決定著城市的整體發展水平，對城市倫理的形成與發展有著直接的內在聯系。包括了物質文化和非物質文化在內的城市文化是城市精神面貌的代表性標志，一個城市的文化，在它的形成和發展過程中，必然要和這個城市所在的人口、工業、商業、交通、旅游、生活等方面發生互動，并滲透到人們的衣、食、住、行等行為模式中去，從而形成城市文化的不同層面，從各個側面展現城市的文化形象，體現城市的倫理精神，而城市文化的變遷也與城市倫理的變化息息相關。
（二）研究城市倫理的意義
1.研究城市倫理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城市的產生與發展的歷史邏輯及其本質。
城市倫理是伴隨著城市而產生和發展的。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城市本身就是在人類文明與人類社會的發展進程中歷史地生成的，“城市是一個動態體，城市存在的本身就是社會變遷的集中地，抑或可以說，城市從產生的那天起，從來沒有停止過流動、運動和變遷。人在流動，物在流動，貨幣在流動，舊的街區在老化，新的街區在生成……。”城市的流動性決定了城市倫理也有一個歷史的變遷。
城市的本質是“人類為滿足自身生存和發展需要而創造的人工環境。”也就是說，城市的產生和發展都是“為人的”，是為了滿足人的需要，城市市民是城市的主體，從這個意義上說，城市倫理的產生與發展也是如此：要在這個人工環境中保持城市主體之間的正常交往，必須建立和完善與之相適應的交往規則或游戲規則——城市倫理。
2.研究城市倫理有助于更好地把握城市社會生活方式及其交往結構。
城市倫理是城市交往的前提和規則。所謂交往就是指“人與人或與人群共同體之間為了實現變革世界和生存環境的目的，通過媒體中介而開展的相互溝通、相互影響、相互滲透、相互制約、相互改造的各種實踐活動和所形成的普遍性的社會關系。”“交往行為從動態上看產生出人的各種交往實踐活動，從靜態上看則形成了人們之間的種種交往關系狀態，它是人的社會化的根源和動力之所在。”城市交往就是建立在城市社會生活方式和城市生態系統之上的交往活動，除了具有一般的人類交往具有的特點（如主體間性、語言性、社會性和實踐性、物質性和歷史性等）外，還有自身的特殊性，如大眾文化的影響、市民社會的結構、工業文明的歷史、公共領域的變動等等，都與城市交往的規則即城市倫理在現實的城市生活中產生互動。
3.研究城市倫理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城市化的過程及其意義。
城市化的過程包括了人口集中、地域轉化、產業轉型、生活方式變革等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的幾個方面，而從倫理學的視角來看，城市化的核心應該是人的城市化，“城市化是人為了自身的生存與發展不斷地對自然空間進行創造性勞動的文明產物，城市化研究的出發點是人，……注重城市化中人的主體性和自為性，”而人的城市化的關鍵是全面提升人的綜合素質，而不只是簡單地把人從農村轉移到城市這樣的一個地理學意義上的遷移過程。因此，城市倫理顯然占據了城市化過程的重要位置，是保持城市秩序，開創城市新面貌的關鍵因素。
篇（7）
作者簡介：孟超，男，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從事城市社會學研究。
中圖分類號：C913.3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7504（2015）03-0044-08
引 言
隨著城市化進程的高速推進，諸多城市問題也凸顯出來。單就城市居民個體審美和體驗層面而言，現代城市很少能帶給人們美的觀感，也很難稱得上宜居。居民參與在城市空間中的缺席造成了城市空間的非人化。構建城市空間的有意識的行動主體并非是普通的市民。因此，城市（的空間設計與布局）往往很容易被、功能主義所綁架，并以一種簡單化的、去實踐的方式組織起來。[1]深受理論影響的列斐伏爾、哈維等人指出，城市空間完全是更深層的資本主義運行結構的表征;城市的形成是資本運作的過程和結果;城市空間本身即是資本主義奴役人類的桎梏。
那么，怎樣才能對抗城市空間的宰制性力量，建造更宜居的城市呢？我們可以借助知識精英對城市建設的反思，以形成社會力量、進行社會運動的方式參與政策制定和城市改造;也可以放棄對宏大城市空間的整體干預，選擇微觀城市空間進行介入，對城市空間的一小部分進行“處理”，使之“為我所用”，并借此重建人與城市環境之間的聯系。事實上，后一種自發的城市空間“微改造”活動近年來已在西方城市中興起，并開始為城市社會學、城市規劃、人文地理學、藝術研究、文化研究等所關注。
一、微觀城市實踐的類型學劃分
上文所述的微觀城市空間實踐活動，在研究文獻（尤其是西方的研究）中有多個名稱，不一而足。艾夫森用“微觀城市實踐”（micro-spatial urban practices）指代這種活動，它包括：
游擊式園藝1（guerrilla gardening）和社區式園藝2（community gardening）;住房和零售合作社;“快閃”1（flash mobbing）和其他“閃電戰行動”（shock tactics）;“社會經濟”（social economies）和易物活動;目的不同的占領閑置建筑的“空的空間”活動;亞文化活動，如涂鴉、街頭藝術、滑板和跑酷（parkour）;等等。[2]
道格拉斯則提出“自己動手的城市設計”（do-it-yourself urban design/DIY urban design），包括：
綠化――栽植或利用空置的土地、設施或門面;自發的街景重建――畫交通標示線、安裝設計元素，如標記、匝道、座椅;有訴求的都市主義2（urbanism）――由社區成員安裝的宣傳標識、公告或其他非正式設施，用以表達其政治觀點、發展理念、有別于傳統的生活方式。[3]
那么，我們應該如何去理解這類實踐活動的性質和價值呢？道格拉斯總結了現有研究中關于“城市介入行動”（urban intervention practices）的三種話語：其一，被傳統城市社會學和犯罪學視為破壞，往往意味著城市管理的混亂或缺位;其二，被視為概念藝術（concept art）、個人表達或亞文化的表現形式;其三，被認為與激進的社會行動、抗議活動相似，具有政治目的或蘊含變革潛力――城市介入行動往往意味著市民對商業化侵蝕的抵抗，被認為具有新的理論維度。道格拉斯認為，這三種話語對城市介入行動的描述都不夠精確。他通過對美國洛杉磯市的研究發現，一類屬于“創造性階級”（creative class）的群體對城市環境的不滿，是促使其進行城市環境改造的動力。[3]
以上這些試圖將微觀城市實踐理論化的努力并沒有提出一種統一的框架。研究者們并沒有區分種類繁多的自發性城市活動究竟是以改善空間為目的還是僅僅以之作為手段。比如，社區居民自發的社區美化活動，其背后很難說有什么特定的政治訴求，改造空間本身就是其目的。[3]但是，如“BUGA UP”這類的涂鴉行動小組就有對其行動性質和行動目的的明確意識。[2]他們的空間改造行為并不以改造空間為目的，而僅僅是利用了城市空間的公共特質，借之作為觀點表達的平臺。現有的研究也并沒有區分出，是對現存的城市空間進行改造以提升其質量，還是對其進行否定和破壞以顯露出另一種城市秩序或“城市內的城市”（cities within the city）。[2]
我們可以通過下表對微觀城市實踐活動做一簡單的類型學劃分：
無論是微觀城市實踐、自己動手的城市設計還是城市介入行動，都不尋求或無力對城市整體的空間布局、空間結構進行調整，而是主張公民參與、自主管理，通過市民自身的力量在微觀層面上進行空間操縱、修正（alteration）空間微環境。這種調整往往是自發性的，即使有組織也是松散的，而且往往是未經批準的，甚至是不合法的。本文沿用艾夫森的“微觀城市實踐”（micro-spatial urban practices）[2]這一術語，并用“微觀策略”（micro-spatial tactics3）一詞來指稱這種空間實踐背后的行動動機和行動邏輯。
在此需要強調的是，微觀城市實踐不同于“日常空間實踐”[4]，它更強調有意識地、有目的地進行空間干預、介入。對日常空間實踐及其后果（通常是非預期的）進行的考察雖然能起到描述社會事實的作用，但是，這種考察并不期待指導社會行動和空間改造。微觀城市實踐也不同于“自發性的空間實踐”[5]。自發性的空間實踐雖然也是一種重要的市民空間實踐，與本文所分析的微觀城市實踐有相似之處（都是由市民自發開展的），但是并不存在明確的目的性、指向性，因此本文并未沿用這一術語，而使用“微觀城市實踐”一詞來加以區分。因此，日常空間實踐、自發性空間實踐等并不在本文的討論范圍之內。
二、現代城市空間及其抵抗
微觀城市實踐興起于現代城市的背景之下，正是現代城市空間孕育了微觀城市實踐。因此，我們需要剖析一下現代城市空間及其遭遇的抵抗。
（一）“現代性”與城市空間
列斐伏爾最早發現現代城市空間與前現代城市空間的異質性，并以“城邑與城市”一組概念對前資本主義的城市和資本主義的城市進行了比較。[6]在列斐伏爾那里，城市空間是資本主義堅硬的外骨骼，整個城市空間（甚至整個世界）都被當作工具，服從于資本主義的要求，以城市規劃、區域經濟學等科學的方式被組織起來。列斐伏爾指出，現代城市空間可以被認識、被規劃、縱，可被資本主義借來實施權力，從而成為其工具。而且，正是在現代社會，認識、操縱空間的技術和能力才真正成為可能。
要說明這種現代城市空間，最具直觀性的恐怕是現代主義的建筑美學與城市規劃。現代主義的建筑可以確認的一個源頭是法國建筑師柯布西耶。其推崇幾何形式美、唾棄無功能性裝飾的建筑美學主宰了全球的建筑設計模式，“改造和重建著世界各地的城市形象、建筑與設計”[7]（P23）。現代人習以為常的鋼架建筑、玻璃屏墻、“楞形建筑”正是現代主義建筑美學的典型代表。
斯科特分析了國家（中央政府）試圖以“一攬子”的方式確定城市形態的努力，巴西利亞和蘇聯是典型代表。[1]從一方面看，這一努力是失敗的，因為它并沒有提供一種好的城市;但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它相當成功，因為它的確改變了城市形態進而左右了市民的生活方式。
雅各布斯認為，城市改造消滅了傳統城市富有活力、能夠促進社會交往的空間（尤其是傳統型的街道、商鋪），城市因此變得冷酷和危險。[8]此外，現代的城市設計削弱了城市吸引、容納人群的能力，阻礙了人們駐足和步行，因此也無助于提高市民的生活質量。[9][10][11]
桑內特等人把現代城市人作為重要的思考對象，他們注意到現代城市中人與建筑環境的關聯正在減弱。[12]究竟是個體意識的增強才催生了私密性空間還是相反，是一個“雞生蛋還是蛋生雞”的問題。但是，個人向私密空間的回縮顯然增加了都市人的孤獨感。封閉社區/門禁社區（“gated” community）在城市中的大量出現則加劇了這種空間隔離感。[13][14]
假如我們把城市視為一個文本的話，那么它的巨大和復雜使得我們越來越難以把握其全部，也就是說，它的“可讀性”越來越弱。對此，肖特如是說：
我們中的大多數人都生活在他人的創造里，生活在為我們而非被我們設計的環境里。當代城市也是可讀的，但那些供我們閱讀的印記卻只是建筑師的簽名……所呈現出的是來源于單個建筑師的行為的景觀，而非扎根于建筑形態和意義的某種共同語言。正因如此，我們的城市變得難以理解，變得如此令人迷失，深感沮喪。讀它們就像讀一本外語寫的書――我們能夠認得每一個字母，但卻無法領會整體的意涵。我們有了安全的庇護所，卻喪失了公共的城市。[14]（P439）
城市空間在維護社會平等方面并不成功。城市被劃分、區隔為不同“領地”，意味著社會分層結構在城市空間中的投射。不僅如此，哈維通過對房地產市場資本運轉的研究，揭示出城市更新對于城市不平衡和不平等的鞏固作用[15]。
現代城市問題是現代性的產物，現代性的空間認知和空間操縱方式給人帶來的壓迫是這些問題的根源。空間一直是隱身于城市研究/城市問題中的一個重要議題，隱含在每一種分析中。西方城市早期的觀察者就已敏銳地發現，漫步于城市之中、與城市環境進行互動，是城市體驗的重要來源。而隨著城市的不斷發展和擴張，城市變得更加復雜，城市空間與人的關系變得更加微妙。無論是列斐伏爾的空間批判，還是雅各布斯等人社會學維度的引入，還是美學家、建筑學者對于城市規劃的反思，都可以歸于空間對于市民的限定和壓迫：在微觀層面上，現代性左右了城市的建筑語言，推崇一種簡化而直接的幾何美學;在宏觀層面上，現代性/資本主義主宰了城市的空間布局，推崇效率和功能，工具性地支配空間，進行區隔。在城市宰制力愈發強大的同時，市民控制城市空間的能力在弱化，與城市的關聯在減退。這些都無一例外地帶來了現代都市人性尺度的喪失，并以空間體驗的形式傳遞給市民。
（二）走向一種空間抵抗的政治學
盡管市民力量可以施展的空間很小，但也并非完全無能為力。在法國社會學家德塞圖看來，現存秩序是可以被“洞穿和撕開（punched and torn open）”的。[16]（P96）弱者無力掌控現有空間，但可以在日常生活中開展“游擊戰”，迂回潛入權力的所在，伺機而動，通過日常生活的“微政治”，弱化空間的控制。
相較于德塞圖的“詩意抵抗”[17]，列斐伏爾的處理方式則更為務實、更依賴市民的自覺意識和改造能力。與德塞圖相似，列斐伏爾也指出城市空間并非密不透風，而是存在著“孔洞和裂縫”（holes and chasms）[18]（P156），蘊藏著城市變革的可能性。在其構想中，列斐伏爾頗具色彩地指出工人階級可作為城市變革的主體，而其手段正是社會運動。在前文中我們提及，列斐伏爾認為城市空間被資本工具性地使用，它處理的是流動的問題（包括勞動力的流動）。資本對勞動力進行消費式的再生產，通過空間規劃的方式將勞動者的工作地與居住地相分離。在列斐伏爾的時代，大量勞動者在巴黎郊區居住，被逐出日常交流與文化生活的中心，其生活因而陷入“交通―工作―休息”的循環模式。[19]要而言之，“人們奔忙在從住處到車站的路上，擠上擁擠的地鐵，抵達辦公室或工廠，在晚上用同樣的方式回到家里，休息，第二天接著這樣”[18]（P159）。在這里，我們儼然看到了馬克思“異化”觀點的列斐伏爾式空間版本。過去那種活潑的、詩意的生活正在逐漸喪失。因而，最受剝奪的工人階級最有動力也最有可能成為變革的主體。
列斐伏爾開始思考城市問題的20世紀60年代，正是西方社會運動高漲、各種思潮和文化現象大量涌現的時代。因此，列斐伏爾的以階級和社會運動為中心的理論指向頗具時代性。相對地，列斐伏爾所提出的另一概念“進入城市的權利”（right to the city）仍在半個世紀后引發回響，恰可以作為微觀城市實踐的理論依據與行動宣言。如列斐伏爾所言，這一概念像“一種呼聲和一種要求”[18]（P158），喚醒市民對其自身處境和生活狀態的關注。在《進入城市的權利》中，列斐伏爾進行了有關“人的本質”的討論，在其對人的本體論預設中，他指出人的社會需要“有其人類學基礎”[18]（P147）。但是，有一些特殊的需要并沒有被商業和文化機構滿足，它們包括“對創造性活動的需要，對藝術品的需要（不僅是商品和消費性的物質產品），對信息、象征、想象、娛樂的需要”[18]（P147）。而進入城市的權利，就是要將城市交還給大眾，賦予其享有一個藝術品式城市的權利，而非僅僅作為物的城市。在另一層意義上，這種權利無關國籍、身份、財富，而僅關乎是否棲居于此城市之中，賦予市民“進入城市的權利”就是在給市民賦權，承認其自主介入城市空間和城市事務的合法性，而無須事前獲得財產所有者和管理者的批準。這一概念在列斐伏爾之后被進一步拓展，成為市民利益最重要的支撐。[2][20]
三、空間特質，微觀策略與微觀技術
下面，我們將具體闡述微觀城市實踐的空間操縱策略與技術，而這種策略與技術和微觀空間特質密切相關。
（一）城市空間秩序與空間特質
城市空間秩序得以維持的原因有如下幾點：
1. 城市空間的物理性/剛性
空間具有固定性，一個建筑一旦建成就很難變動了，至少會在十幾年、幾十年之內維持現狀。空間以土地的形態被認識和支配，因而可以被出租和出售，以私有財產的形態存在，這使其更加穩定。以建筑物、道路作為物理形態的城市構建，必然要求巨量的資本，這天然地將（相對而言）擁有更少量資本的城市居民個體排除于城市構建之外。城市空間也往往與所有權/產權相關聯，一旦形成，市民無法（在不違反法律的情況下）對其進行物理破壞。從另一個角度而言，剛性的城市空間確定了市民在其中流動的“管道”，決定了其移動軌跡和方式。在這種移動中，市民與空間產生互動，生成日常生活體驗。由此，物理空間的宰制性就掩蓋于生活的日常性和常規性之下，被人們無意識地接納了。
2. 常規化/去參與化
城市的運行、運轉，依賴于城市內部高度的功能分化。為維持城市的正常運作，有專門的機構進行突發事件的處理，如城市布局規劃由政府、規劃部門負責，衛生、美化由環衛部門負責，城市秩序由城管、警察維持，社區由物業公司維護。這意味著任何違反城市秩序的努力都會被快速清除，限制了市民參與到城市發展之中，因而限制了向另一種城市發展的可能性。
3. 匿名化/去公共性
早在20世紀早期，城市觀察者們就道出了城市的本質：城市意味著陌生人的集合。城市中填充著無面孔的人群――無態度的個人、無公共性的個人、無表達能力的個人。現代市民活動的主要場所是公共空間或半公共空間（由私人所有的公共空間）。其特性在于，任何人都可以進入，有一定容積，能夠容納一定量的人群。但是，如此的公共空間并不具備傳統公共空間融合公共事務、聚集人群的能力。存在于城市中的公共人的空間基礎已經消失了，由此引發了桑內特斷言的“公共人的衰落”[21]。
4. 符號/想象層面的固定性
既有的空間限定了空間想象，從而限定了通向另一種城市的可能性。資本與權力的邏輯總是傾向于將其自身的邏輯永恒化，并通過空間的形式固定下來。正如吳寧所言：“當城市將人對環境的理解加以形象化和象征化，經濟和政治力量便在不知不覺中恣意地操縱了空間，改變其社會性格，也使得生活在其中的人在不知不覺中落入這種空間邏輯中。”[19]更為隱蔽的是，權力和資本不僅控制著城市的形態，還以知識的方式賦予這種定義合法性;換句話說，它們進入了話語體系中，從而阻礙了市民對另一種不同的城市的想象力――高樓大廈、鋼筋水泥變成了人們心中現代城市的本來狀態，也是應然狀態。人們認可這種關于城市的“永恒話語”，甘愿服從于一種干凈整潔、現代的都市想象。悖于這種都市想象的存在物則意味著臟亂落后、不和諧，是必須被清理的對象。
由此，在城市空間中，物質與符號相交纏，試圖確定城市的永恒秩序（the very order of the city）。打破這種知識和構建的壟斷性，挑戰城市的永恒秩序，正是微觀城市實踐的訴求所在。為此，需要有意識地利用一些策略和技術。
（二）微觀策略
在前文中，我們論及了德塞圖提出的幾種游擊式抵抗策略。如費斯克所言，德塞圖理論隱喻之下的假設是“強勢者是笨重的、缺乏想象力的、過度組織化的，而弱勢者是創造性的、敏捷的、靈活的”[22]（P39）。城市空間以固定僵硬限定市民，也就必然將其弱點暴露給市民，成為其偷襲和耍花招的對象。我們可以以費斯克對商場的分析為例說明這一點。商場是商業化空間，而弱者可以借之將其“轉變成由弱勢者控制的數不勝數的空間”[22]（P50），由此成為青少年的活動場所，形象、時尚的來源，兒童、老人的取暖/乘涼場所，等等，由此，商場的空間限定被消解了。盡管德塞圖的日常生活抵抗策略很可能導向一種對日常空間實踐的分析，而不是一種積極能動的城市改造運動，但是他的策略仍能為市民所用。
而后現代地理學家愛德華?索亞“第三空間”的觀點也能給我們一些啟發。索亞的“第三空間”可以從福柯“異托邦”和列斐伏爾“空間的三元辯證法”中找到淵源。它是斗爭的空間，沒有人在控制著，因為未確定而蘊含著無窮的可能性。更關鍵的是，“第三空間”還意味著一種新的空間思考模式，“意在起爆和解構”。[23]（P211）
克勞福德則更為具體地總結了幾種策略：
去熟悉化（在既定的城市空間中識別出新的可能性）;再熟悉化（重新占領城市中被異化的空間）;去商品化（主張城市空間中使用價值要大于交換價值）;替代性經濟（如循環利用和禮物交換經濟）;差異性合作（強調生成性而非預先建構）。[2]
微觀城市實踐有賴于對城市空間特質的把握和利用。其策略在于，針對空間邏輯，利用空間特質，以操縱和改變城市空間微環境。更為關鍵的是，微觀策略必須是突然的、靈動的;任何試圖日常化微觀城市實踐的努力都會削弱它的力量。結合上述理論家的觀點，筆者在此將其具體化為如下幾種策略：
1. 公共空間事件的制造。例如：快閃、行為藝術等。針對城市空間的常規性、固定性，通過事件的制造，以快速、突然性、具有破壞性，打破常規，造成原有空間的短路、中斷、擾動、紊亂。
以近幾年在全世界城市中流行的快閃為例。快閃像投入平靜池塘的一顆石子，激發了觀者的新奇感和困惑。大多數人參與快閃等街頭行為藝術的動機是“有趣”，擁有更多訴求（如公益）的行為藝術會試圖擴大影響，以期在短時間內引發人們對某一話題的注意甚至政策的改變。快閃的發起者同樣認識到這一點，有些“快閃”發動之前甚至預先找好記者來進行報道。[24]因此，公共空間事件似乎成為了一種“軟性的”、溫和的抗議活動或示威游行，擁有了與之相似的力量卻不會像它們一樣容易被彈壓。或許在這種意義上，政府門前“靜坐”、“散步”等軟性的抗議活動也是一種行為藝術。制造公共空間事件有望成為城市空間中“弱者的武器”[25]。
2. 空間的挪用與轉義。例如：篡改廣告牌、裝置藝術等。針對空間的物理性/固定性，通過對空間的操縱，改變原有空間的意義。
特別是大眾缺乏精英的文化創造力和生產能力，因此“挪用和轉義”是大眾空間操縱資源庫最為重要的工具之一。我們可以以大黃鴨（Rubber Duck）為例。大黃鴨是荷蘭藝術家弗洛倫泰因?霍夫曼的裝置藝術作品，其樣式為浴缸橡膠鴨子玩具的巨型版。大黃鴨為堅硬冷漠的現代都市增加了一點童趣和溫馨感，喚醒了觀者的童年體驗。在香港，大黃鴨被放在維多利亞港，背景是香港的高樓大廈――資本主義和金融業的象征物;在北京，作為大黃鴨背景的則是頤和園的宮殿――意味著權力和古老，維護著一種集體記憶。將大黃鴨置于這些地方，并沒有物理地破壞原有的建筑，卻構成了對其固有表意的解構。
3. 公共性和公眾的制造。例如：發表演說、進行演出、行為藝術、社區農場、社區式園藝等。吸引公眾注意，制造話題和事件，并且，不僅面對在場的公眾，還希望媒體將這一事件放大并傳播。
艾夫森總結了確認公共空間的兩種方法：地形學法（topographical approach）與程序法（procedural approach）。[26]與地形學法看待公共空間的視角不同，過程視角下的公共空間之所以成為公共空間是因為公眾的存在，因此，制造公共空間就等于制造公眾。在互聯網時代這一點表現得更為明顯。可以通過在城市公共空間中制造事件，吸引眼球，并轉移到傳統媒體和網絡上，形成議題，“詢喚”出公眾――因為公眾只存在于對議題的響應中。在格魯看來，制造公共空間和公眾甚至不需要開辟一塊空曠的場地――公共性不意味著人們于地點中的同在，而在于在公共藝術所創造的私密卻又共同的情緒和體驗中與他人“相遇”，在于引導觀眾進行交流和回應。[27]
4. 重建市民生活價值。例如：設施改造、環境美化、跳蚤市場、舊物交換等。
前面的幾種策略都在借用原有空間，而這種策略則是試圖改造現有空間、提升空間品質。一方面，美化環境意味著一種拒斥，拒斥外界強加于生動的生活之上的邏輯（商業化的、美學的，等等），建立起一種溫馨可愛的生活環境。另一方面，市民參與到改造城市環境的活動之中，則有可能重建市民與城市之間的聯系，扭轉空間對市民的單向控制。僅僅是參與到城市空間本身，就已經意味著將“進入城市的權利”兌現。哈維對交換價值的強調也是市民生活價值的重要內容。[20]
（三）微觀技術
空間實踐不僅意味著一種策略，還意味著一種能力/技術。街頭張貼的小廣告雖然也是對城市秩序的破壞，但是沒有人會認為它是一種好的方式。而一種好的表達方式不僅更為有效，而且能賦予這種方式以合法性。而且，作為一種城市政治和空間抵抗策略的微觀城市實踐成功與否，在于其能否有效地制造/揭示出（城市現存秩序與另一種可能城市之間的）張力和緊張。[2]如果沒能制造出這種緊張，它就是失敗的。
在此，我們以涂鴉（graffiti）為例進行說明。針對市民在城市空間表達能力和表達技術不足的情況，用文字直接展示觀點、想法，或用符號、圖畫等象征性的方式進行表達，就是一種較為簡單可行的微觀技術。假如城市是一個巨大文本的話，那么涂鴉就是最為明顯的“書寫”方式。諸如涂鴉、涂寫標語、壁畫都是這種空間涂寫技術的典型代表。以涂鴉為代表的街頭藝術（street art）是西方特有的一種文化現象。在西方論者看來，僅僅是作為一種青年亞文化的涂鴉，就已經彰顯著一種反叛的姿態。涂鴉也可以被更有目的地使用。例如，針對商業化（尤其是廣告）對城市公共空間的侵蝕，以篡改、挪用廣告牌，墻壁涂鴉的方式進行政治表達。這種西方文化現象更廣為人知的名字是“文化反堵”（culture jam）。而另一些無政治訴求的涂鴉則尋求在洶涌的商業文化、大而無當的城市設計的空隙中找到以市民的力量、以市民的方式美化環境的空間。正如Sudbanthad所言：
（街頭藝術）不同于裝點著我們公共空間的任何其他東西，它們并不向我們兜售最新款的鞋子或是剛上市的低碳水化合物啤酒。街頭藝術并不簡單。它是一種抵抗，抵抗付費的商業廣告對我們視覺的主宰;這種壟斷就要被打破了。[28]
結 語
微觀城市實踐是一種激活空間想象和空間體驗的方式，通過種種策略和手段制造現實空間與想象空間的張力。微觀的城市空間介入是一種喚醒，或許從這一意義上來說，它的重要性是與直接介入城市規劃、公共決策等過程不相上下的。微觀城市實踐也不是排他性的，它并不排斥從其他角度反思城市、構建城市的可能性。
微觀城市實踐可以是裝飾社區環境、營造鄰里空間，也可以借用之作為政治表達的手段。參與者可以是普通的社區居民、任何不滿于城市空間現狀的人，也可以是有意識改變城市現狀的精英，如藝術家、建筑師、城市規劃者。盡管城市空間實踐如此多樣，但其目的都是讓城市變得更好：它至少能讓城市變得更有人情味、更宜居，讓城市生活和城市形態更為多彩，從而提升城市的“城市資本”[29]。如有可能，它能使城市居民反思自身的生存狀況，并據此采取進一步行動，從而促成一種更為多元、民主和公正的城市。此外，正如本文一再強調的，微觀城市實踐實際上具備多重面相，應該以跨學科的視角看待之，而不應該囿于某一單一的學科或視角。進行微觀城市實踐也是如此，應該借鑒社會學、藝術、城市規劃、建筑學、心理學等多學科視角。
但是，微觀城市實踐也激發了很多爭議和討論。在此，僅提出如下幾個問題，留待進一步研究和思考。
1. 微觀城市實踐的實用性
前面所論述的主要是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法國、澳大利亞等）學者的觀點，他們的理論在東亞城市的適用性如何？西方擁有較長的民主歷史，公民精神較為成熟，其政治形態、文化樣態、思維方式也與東亞并不相同。而且東亞城市居民一般習慣于高密度的城市居住環境，這也與西方城市頗有不同。那么，微觀城市實踐是否僅僅是西方民主和公民精神在城市空間中的一種表達？微觀城市實踐的“他山之石”究竟在中國有多大的適用性，是否面臨著水土不服的問題？
2. 微觀城市實踐的合法性
微觀城市實踐是與建成環境（builted environment）相對抗的。既然是建成建筑就必然與私有產權和個人占有相關。微觀城市實踐往往是未經（政府和財產所有者）審批的。即使是貌似完全無害的公共藝術作品，也面臨著相同的問題。例如，理查德?塞拉的極富爭議的裝置藝術作品《傾斜的弧》（Tilted Arc）就在強烈的抗議聲中被拆除了。市民自發干預城市空間的努力即使是在標榜自由主義、擁有較長民主歷史的西方國家中也面臨著種種問題：它是否侵犯了公共利益？是否意味著對私人財產的破壞？公共與私人的邊界在哪里？
3. 微觀城市實踐的主體
道格拉斯指出，“DIY城市設計者”一般從屬于一個“創造性階級”，或者從更為主觀的角度來說，是“年輕人，中產階級，城市社區新進入者，尋找（或創造）他們的‘新波西米亞’（neo-bohemia）”[3]。道格拉斯實際上是將理想主義者、積極的社會活動者作為微觀城市實踐的主體。但這種擁有足夠的創造力、改造社會的積極性和志愿精神的群體是否普遍存在？何種社會群體、社會組織能夠成為微觀城市實踐的穩定主體？
參 考 文 獻
[1] 斯科特：《國家的視角：那些試圖改善人類狀況的項目是如何失敗的》，王曉毅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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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K.Iveson. Publics and the City， Oxford： Blackwell，2007.
篇（8）
1些國外城市征對流動攤販管理辦法
1.1法國的依法管理與便捷服務
法國對于市政管理中類似的問題,通常先是由經濟學家、社會學家、社會調查統計部門通過調查,核實、了解相關問題,然后提出解決方案及立法管理的相關建議,政府在經過與專家的磋商并聽證之后,提出相關法案交由立法機構討論成法,或者在原有法律基礎上進行補充與修改。因此可以說,依法管理與服務是法國市政管理的核心。法國沒有城管這個部門,城市管理由警察和憲警依照法律進行。流動攤販必須依法辦理營業執照,而且還受到其它相關法律的約束,法國對于無照又無身份證的外國偷渡客亂擺攤也比較嚴格,一般情況是將人帶走,但不沒收財物。另一方面,在法國,流動攤販攤經營證照的辦理非常便捷,本人直接辦理、郵寄或者網上投寄都行;符合法律條件的經營者,還可以依據相同的渠道申請補助、貸款和減免稅,只要滿足法規要求的條件,經營者足不出戶,便可辦好一切減免手續。
1.2泰國的人性化管理
在外人看來,曼谷對流動攤的管理近乎空白。流動攤販們看似隨心所欲。其實,市政當局并不是撒手不管,而是有專門的部門負責登記、管理。按規定,只能在指定的街區擺攤。整個曼谷市指定的設攤街道有268條,合法登記的小攤有1萬多個。可能是管理不夠嚴格,以至于全市還有另外1.5萬個小攤沒有登記,它們占據了466個街區,非法的比合法的還多。泰國政府對流動攤販管理的理念是:這些弱勢群眾的生存權比市容重要,也比市民走路的便利更重要。不讓他們擺攤,可能很多人就會被逼去偷去搶,影響整個社會安定。對于沒有得到許可的流動攤販,也有管理人員去查,但一般以轟跑為準則。有時真抓住了,處罰相對較少,但不沒收小推車之類的工具。政府規勸流動攤販:最好給行人留出1米寬的過道。曼谷市政府還制定了一個10年計劃,通過提供其它的就業途徑,讓非法流動攤販主動退出市場。
泰國的這種管理方法的顯示:人性化的服務是保障,最大程度地保護了流動攤販的基本生存權利。
1.3韓國的區域管理
韓國的流動攤販已經從過去的比較單一的小吃攤,發展到花店、壽司店、服裝店、日用品店,可謂種類繁多難以計數,而這些店又大多裝飾得很有個性的移動商店,人們甚至稱之為“道路文化”。在韓國,流動攤販一般是不用繳納稅收的,只要你加入“小攤業主協會”,獲得批準后就可以擺攤了。
政府在允許擺攤的區域和時間上劃分清楚,不僅有利于執法,城管執法部門區別對待,同時也有利于流動攤販自覺遵守。
2對我國城市流動攤販管理的啟示
社會是個多元化的生活空間,優劣共生兼容并蓄是它的應有之義。由于制度環境、國情和國民素質等情況的不同,我國應該辨證地去借鑒國外相對成熟的管理思路和模式,結合實際情況,逐步探索符合我國流動攤販實際情況的管理對策。
第一,樹立以人為本的城市管理理念,制定科學合理的城市管理目標。流動攤販的存在,涉及一個人、一個家庭的生存權與工作權等公民基本權利。流動攤販大多屬于生活在城市最低層的窮人、弱勢者。盡管如此,他們有一項權利與生活在同一座城市的其他人是完全一樣、也完全平等的,那就是生存的權利。設攤做小買賣對他們來說既是一種謀生手段,也是他們生存的一種權利,是最基本的人權。美國城市社會學家帕克告訴我們,城市最根本的內涵是城市要符合人性化生存與發展,具有人文特色和人文精神。由此可見,如果將市容環境整潔視為城市居民人權的組成部分,那么當生存權與享受環境整潔的權利產生緊張關系時,行政權作出的選擇只能是維護生存權,克減環境整潔享受之權利。
篇（9）
中圖分類號：C916 文獻標識碼：A
Functional Analysis of Urban Community Culture
――Take Hohhot Huimin District as an example
HE Wenjun
（Inner Mongolia Normal University， College of Sociology Folklore， Hohhot， Inner Mongolia 010022）
Abstract Building community culture is inseparable from cultural theory to guide the community. This paper aims to use functional theory of Parsons， Merton and others to explore the social communication function， heart function cohesion， value-oriented features， functions and conduct educational function the community has. To examine the actual meaning of community cultures created by the residents， and provide reference to enhance the community culture.
Key words Hohhot Huimin District； community culture； function
1 研究內容與方法
本文以呼和浩特市回民區為例，通過運用帕森斯、默頓等人的功能理論，探討社區所具有的社會溝通功能、心理凝聚功能價值導向功能、行為規范功能和教化功能。
呼市回民區作為首府城區，位于呼市西北部，是一個回族聚居區，歷史悠久，文化底蘊深厚。轄區面積200平方公里，有回、蒙、漢、滿等23個民族，總人口40萬，其中回族人口2萬余人，約占全市回族總人口的70%。
在研究方法上主要采用問卷調查法，結合無結構訪談法和實地調查法，文獻方法主要是根據研究目的，搜集與分析各種書面文獻資料以及其他資料，包括圖書、論文、研究報告等。
2 社區文化在社區建設中所發揮的功能
2.1 社區文化的社會溝通功能
社區的文化建設通過各種有益健康的社區文化活動吸引人們走出封閉的自我空間，讓社區居民在功利色彩較少的社區文化活動中，交流感情、締結友誼，從而感受到社區大家庭的快樂和溫暖，使人際關系和諧融洽。
一個社區的社會溝通主要體現在社區居民的參與程度上，我們以回民區的社區參與狀況為例，在問及是什么力量將社區內的居民凝聚在一起時，61%的居民一致認為是社區文化活動將社區內的居民凝聚在一起，使社區居民之間的溝通增多，為他們互相認識互相幫助交流提供了一個平臺。一方面是由于現在社會生活節奏加快，互相溝通的時間少了；另一方面，目前平房逐漸被樓房取代，街坊鄰里之間的來往就明顯少了。所以，社區文化活動就顯得尤為重要，它像一個紐帶將社區內的居民連在一塊，共同活動，共同學習，共同了解。于是我們就將問題轉向“通過什么途徑參加社區文化活動”，78%的居民主張通過社區居委會來組織各種文化活動，只有17%的居民同意自發組織，5%的人覺得諸如學校企業等機構組織也很合理。這充分體現了社區文化建設及社區組織的重要性。
2.2 社區文化的心理凝聚功能
社區文化建設通過建立各種服務居民的文化設施，開展各種有益于居民身心的文化活動， 通過組織老年、青年、少年、殘疾人等不同年齡段的社區居民積極參與，以居民喜聞樂見的形式吸引居民參加社區的文化生活，可以有效從心理和文化層面增強居民對社區的認同感，使他們能從社區的文化特質中，認識自己生活的社區，認同自己生活的社區。如老年趣味運動會，不但鍛煉了他們的身體，而且加強了彼此之間的協作能力。
2.3 社區文化的價值導向功能
根據筆者問卷調查的統計，通過對回族居民和非回族居民的擇偶觀進行對比得出：70%的回族居民在為自己或子女選擇配偶時，首先考慮是否為同一民族，而相近比例的漢族和蒙族居民則認為感情至上，其他因素居其次，只有8%的居民會考慮民族相同與否；經濟因素在回族與蒙、漢族中所占比例都不是很高，在回族中占13%，蒙、漢族中占25%，這就可以明顯地看出不同民族的價值取向，同時也反映出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已經不再只追求物質上的滿足，而是更多地追求精神享受。
一回族的訪問對象指出，他們的配偶必須從回族中選擇，而且像她們這種在外地工作生活的人，還必須回原籍地尋找配偶。這說明他們受傳統價值觀念的制約，在潛意識里已經成了一種約定俗成的東西，認為只有在回族這一群體中才能實現個體的價值，才能使各種需要得到滿足。
2.4 社區文化的行為規范功能
T.帕森斯的結構功能主義理論認為，文化是社會結構體系的工具，文化功能的發揮受各種社會結構層次的制約，文化體系不僅決定人的價值觀念，也構成人的行為準則。①社區文化，在一定時期內，總會強調特定的文化理念，從而規范和影響社區群眾的行為模式。
正如調查結果表明的：回族居民的婚姻由于受傳統習俗的制約，行動取向也被約束，從而形成了統一的“社區精神”，即將擇偶取向僅僅局限在本族群內，引導居民遵循共同的群體規范。
另外在社區秩序問題上，70%的居民認為社區井然有序是因為有共同的民族信仰和生活方式，20%的居民認為是大家都遵守規章制度。由此可以看出，在社區管理問題上，法定的條文即硬約束的效力逐漸降低，而那些內在的習俗，共有的民族信仰和生活方式作為一種軟約束，內化著人們的價值傾向，規范著人們的行為，成為社區有效管理的關鍵。
2.5 社區文化的教化功能
任何一種文化形態都具有教化的功能，而社區文化的教化功能尤為突出。社區文化針對不同的服務對象和特點，開展形式多樣的教育活動，例如，傳播科技文化知識、開設培訓班，這不僅可以提高社區居民的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水平，而且還可以使其在活動中學到各種技能。另外，社區的醫療、衛生保健等知識宣傳、服務活動有助于增強社區居民的衛生保健意識，有助于他們身體素質的提高。
具體到呼市回民區，回教起到了凈化人的心靈以及道德教化的功能。它通過特定的信念和信仰，一方面使信徒的精神升華到超凡脫俗的境界，一方面對信徒乃至社會成員提供心靈的慰藉，使之心態平和，確保社會的和諧安寧。
3 結語
社區文化的狀態，比較集中地體現了一個國家和地區的民族文化素質和文化發展水平，并且在一定意義上影響著國家和地區的經濟、政治和社會發展。從一定角度而言，優良的社區文化是現代社會的粘合劑、劑，它可以使社區群體保持安定、祥和、蓬勃向上的文化氛圍，并由此對經濟、政治產生積極的影響。
注釋
① 拉德克利夫-布朗.現代社會的人類學研究.1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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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作者簡介：郭強(1965―)，男，河南虞城人，社會學博士，同濟大學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知識行動論、區域發展與和諧社會建設研究；楊恒生(1978―)，男，河南固始人，華東理工大學人文科學研究院博士生，主要從事文明與社會現代化研究；汪斌鋒(1982―)，男，安徽黃山人，華東理工大人文科學研究院博士生，主要從事科學發展與和諧社會建設研究。
中圖分類號：C912.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4403(2012)01-0029-05 收稿日期：2011-10-12
有關城市空間和人居空間已經不再是單純的哲學層面空間和時間的維度問題，盡管這個問題在根本性上不可回避――即當前存在表現的具體形式下行為和具體事物的存在方式――我們生活在其中，事實上有關城市空間與社會空間理論討論和實踐爭論遠遠超越了單純哲學“元本體”所討論的現象與問題。與此同時，反思人類當下存在的狀態和未來的生存命運已然成為主要話題。當下人所存在的空間結構的討論已經超越單純的地理學、經濟學、社會學和哲學的固有學科領域，進入了經濟哲學、社會哲學、政治哲學的交叉學科討論與反思層面，成為一個人人是主體又具有被消解的“偽本體”所不可回避的問題。對于人類生存的空間結構討論不能泛泛就城市空間拓展、生態空間擠壓和社會空間結構流動與固化的單維度討論，它需要圍繞人生存的狀態進行跨領域的互視，同時將內在的結構性關聯呈現出來。
一、生存空間：城市空間與社會空間的交互
無論是城市空間還是社會空間，都是作為人的生存空間而存在。生存空間所經歷的延伸和擠壓已經成為當下人所存在的方式之一，這種方式在當今更加地和生活方式融為一體，這要源于城市空間提供的位域――人的位置與居住的環境――生活的空間與領地以及人的流動范圍與影響范圍――這個自孔德所建立社會學以來一直探討的問題和社會學家不能回避的問題，只是今天把它放在城市的空間領域內探討而已。它更加強調的是生存空間的內容，也即生存空間之上(內)的生活空間的問題，它才是連接著城市個人生存與社會生活的橋梁，從而引出城市社會空間的探討。社會空間不僅是人所處在社會領域內的位置――財富、權力和聲望的標準，同時在社會空間領域內能夠活動的空間與流動的階層。
對于人類的城市人格的塑造和人現代性的定義――人的城市性(英格爾斯)與城市的人性(簡?雅各布)已經交織進了現代的城市空間與現代社會空間，并且這個過程還將不可避免地繼續，同時既有的傳統和文化都逐漸成為被卷入的對象，一切堅固的都煙消云散(馬克思)。人的生存空間里拓展出了城市空間，而現代的城市空間消解了人的既有社會空間并引入城市空間生活的內容，完成了城市空間與社會空間的交互。
(一)城市空間與社會空間的對應
城市空間的擴展和異質性重構使得城市空間里同樣重構著社會空間內容，社會階層的異質性和分化進入到不同的城市空間布局，城市空間的布局結構中兼具或者塑造出社會空間異質性與同質性的結構內容，不同的城市空間領域能夠顯示社會空間中人與人、群體與群體、組織與組織的差異，城市地理空間與心理空間都標貼著或潛伏著與之相匹配的社會空間的點、線、帶或圈狀分布。城市空間領域內具有社會空間布局的標志性內容。簡單說來，例如，不同的城市在空間布局里都不同程度地顯示豪華區、富有區和貧民窟，同時在城市空間的社會心理上能找出同質性與異質性，并還能顯示出各種符號區特點，以下是我國某城市的社會階層與城市空間對應關系。
城市空間內社會空間的布局并非是城市設計的初衷，事實上城市的形成又都伴隨著和社會空間的布局，圖1以我國某城市為例，城市空間的布局與社會空間的布局呈現圓環形展開，以政府機關，外企國企高管、銀行業等壟斷行業為居民特征的中心區；以中小企業高管、技術人才、政府機關中層干部等居民形成的圓環過渡區，這個區居民的特點是隨著收入的增加、地位的提高和聲望的提高逐步向中心區過渡，而中環以外形成的是原住民區、企業員工區，期間還夾雜著貧民窟。每個區都用向中間過渡的趨勢，而中心區的青年人則言必稱港美、歐、日，這樣就形成了一個外環向中環，中環向中心，中心向國外流動的社會階層的空間流動格局，社會空間內的循環流動完全可以在城市空間的布局里得到體現和印證，并且形成城市空間的記憶和空間符號。
這種對應的空間符號關系――一種典型的社會空間領域內給城市空間定義標簽。同樣以這個城市為例，社會生活空間內容的符號對應關系，見圖2。
這種符號的對應關系不僅表現為語言和生活方式的差異，同時還表現為城市的地標性建筑，當個人或者社會群體一旦提及某個符號的時候，處在社會空間的人很自然想到對應的城市空間，以及和此空間相對應的生活方式，這已經是社會空間與城市空間形成的標簽關系。
(二)城市空間與社會異質性關聯
對于城市空間的布局與社會空間的符號對應，體現著城市空間與社會空間領域內某種異質性關聯，城市空間的布局，類似棋局，不但有著社會異質群體各自的位置，而且還隱含各自的路徑。
城市空間既體現了傳統城市初始化前提條件的作用(新興城市除外)，還體現了社會空間塑造與被塑造的關系。
同樣，城市空間的塑造與被塑造更體現為現代城市的突出特點，尤其是在城市規劃的社會設置功能作用下，城市被塑造出來。社會空間的異質性與城市空間的塑造之間有著極其微妙的關系，規劃城市是在城市空間布局已有的基礎上進行，規劃的主體本身是城市社會空間的異質性組成部分，城市空間布局的塑造既體現異質性的內容更體現對異質性的引導與控制。前網絡社會城市空間與社會異質性在城市空間的規劃與城市異質性流動緩慢的雙重條件下呈現較為穩定的異質結構，例如，美國各城的黑人區。當下城市空間在網絡信息的交互下產生新的現象――城市空間中的虛在空間――以及城市空間中實在與虛在空間的交互，這種虛擬與實在的交互使得城市空間研究邊界得到空間的擴展和補充，這種補充使得各學科的互視研究成為必要――網絡社會學與城市社會學交織。
(三)城市空間的實在與虛在
實在的城市空間是以城市生活社區為特征的城市生存空間，虛在的城市空間指的是以網絡空間為載體的賽博空間(cyberspace)，現代城市作
為信息處理和流動的中心自然形成城市的信息網絡的空間，這也為城市的虛擬社區生長和發育提供了條件，城市空間的研究領域不在是以城市社區為單位的城市地理空間，而是培育了純粹以人的交往――而且是交往主體不在場的城市虛擬空間的生活，這種虛擬空間的存在突破了城市空間的研究領域進入到城市社會空間的視域。
城市社會空間的虛擬形式在理論上使得城市能形成一個無限廣大的空間網絡，只要信息的處理足夠發達，城市空間的地理位置可以足夠廣大――它的出現是一場革命，它使得城市空間的決定性作用被消弱，社會空間的發育長上了翅膀，擺脫城市空間的束縛，并使得社會空間為城市空間的拓展注入動力，同時虛擬空間的存在為城市空間的發達與否提供了參照系，從而也為城市空間成為一個可以想象提供了可能。
虛擬空間的匿名性和信息處理的加速，使得城市社會空間交往與流動加速成為必然。這種交往形成革命性突破：一方面，城市空間領域可以忽略不計，地球已然成為一個理論意義上的村落；另一方面，社會空間里賦予了新的內容和意義，社會階層的交流更加頻繁。城市空間在理論上被瘦身，而社會空間被極大地豐滿起來，進而在理論想象上社會空間的豐富能夠填補城市空間的空白。而事實上，突破的效果并沒有限制住城市空間的擴展，反而加劇城市空間領域的擴展，城市空間擴張的推力也伴隨注入了虛擬空間的推動力――虛擬資本的進入社會空間――這個巨大的――理論意義上是無限的社會空間的合力。
這種空間力量的結合是城市空間“這個魔術師”所召喚出來的自己又無法駕馭的“魔鬼”，城市空間的變遷可能與社會空間賦予的新意義使得城市社會空間的傳統管理面臨挑戰，當代城市面臨的許多問題不但被制造出來，更有被加劇的趨勢。
二、社會控制與城市空間控制
城市社會空間的匿名性特征加劇了傳統城市的“陌生人社會”，盡管社會空間在時空內的交流突破城市空間的邊界已經成為必然，但是交流的匿名和對象的陌生使得傳統人與人之間交往的意義被大大削弱，交流信息的泛濫使得虛假信息充斥其中，各種社會問題和犯罪成為隱性。人性中的“自然秩序”(羅斯，1901)難以再對人的行為起約束作用，離軌、犯罪等社會問題大量出現，新的隱形的社會問題大量滋生。
這使得城市空間控制與社會空間控制交織，以此來面對新出現的挑戰，結合城市空間控制的社會空間控制――網格化管理成為可能。
(一)網格化管理：“人”的因素抽離
城市的網格化管理的前提條件是：第一，現代城市人口加速流動，使得傳統管理體制不能滿足當下的管理需要；第二，城市空間與社會空間的符號學對應，對應的空間內以標志性符號信息的流動和處理成為可能；第三，即時信息流通在現代城市中成為普遍現象。只有滿足這三個前提，在以城市空間控制與社會空間結合為前提的情況下，信息高速傳播與人口高速流動的社會虛擬空間控制城市人的多重角色的體制才能成為可能。
網格化管理的首要特征是將社會控制與城市空間管理結合起來，這種結合的黏合劑是現代的信息網絡對信息的即時處理，信息能及時反饋到相關的管理部門。網格化管理的潛在前提是定量化研究。在現代社會，尤其是電腦信息處理上的方便與快捷，對于流動犯罪和社會問題的排查起著時空上非常精確的作用，短時間內能通過電腦信息的海量處理掌控全局，同時對日常工作的開展也起著重要的輔助作用。網格化的管理體制是現代社會條件成熟下的產物，同時也是應對現代社會危機的產物，它的出現是典型的城市空間管理與現代城市社會管理(社區點、線、面、片管理)的有效途徑。
但是，城市空間的網格化管理進一步將“人”作為城市空間主體與社會空間主體的地位抽離出來，眼前的城市社會不再是活生生的人的社會，而是流動人口的中轉站，整個社會抽離為對應的城市空間的點、線、面結構，城市空間因素占據城市社會空間的主導因素，現代城市的人在高速流動與超人結構的管理下成為死氣沉沉的“陌生人”社會結構。
(二)城市空間倫理：傳統倫理終結與重建
當城市陌生人社會成為必然的時候，傳統熟人社會的倫理面臨終結，城市空間新倫理的重建成為必要。
從古典經濟學看來，城市空間的倫理學基礎在于城市空間資源的有限性。人類對于空間資源的競爭歷來就存在，當人口數量較少而生存空間資源豐沛的時候，競爭并沒有成為一種顯性的倫理學命題，尤其是生存空間倫理和現代城市與自然空間倫理以及城市空間中人的倫理還未成為焦點。
1.生存空間的倫理始終存在
相對于人類欲望而言任何資源均是有限的，傳統社會秩序與倫理結構從傳統生存空間到當下生存的城市空間都無一例外面臨這樣的問題，即：有限城市資源的分配――城市空間資源逐步成為有限的資源。因城市空間伴隨城市產生而產生，城市空間的倫理也隨之產生，但傳統城市人口的緩慢增長與其興亡更替頻繁使得空間倫理問題并不突出。當今城市的空間急劇膨脹，同時人口大量涌入，城市規模迅速擴大，城市空間倫理問題成為不可回避的重大問題。
2.城市的空間生存倫理表現為城市“圈地運動”所滋生的眾多問題
城市不斷侵占周邊傳統的自然生態，自然環境中的資源大量卷入城市空間。城市的現代生產生活方式使得原有自然生態破壞殆盡，工業污水、生活垃圾、廢棄物大量向城市周邊傾瀉。城市的“燈紅酒綠”與周邊滿目瘡痍的生態形成了鮮明對比，生態倫理的危機成為現代城市重大弊病。
3.城市空間自身倫理存在于市民與城市共在的張力結構之中
城市的發展與人類的進步密不可分，人類對城市空間的生活狀態向往一直是城市發展的重要驅動力。城市人的平等與正義被史無前例地提出當做問題來質疑了，城市空間本身成為象征不平等與不正義的典型標志，上、中、下階層與大、中、小空間的城市生活和社會空間狀態鮮明對立起來，高尚與卑微成為城市的代名詞，城市自身由資本異化出來的空間域已經將社會空間內階層與群體無情卷入。
城市的中心和邊緣，城市的上層與下層，城市的美與丑、好與壞都被城市空間內的資本所結構化。
三、城市空間的結構內卷化與社會空間塌陷
資源的稀缺和人口的增長以及二者之間的相關一直是城市空間卷入與塌陷的前提條件，但是這種條件在資本的作用下被大大提速和異化。城市空間倫理問題在資本卷入下成為比顯問題更激烈的潛在沖突，資本的卷入使得社會欲望在城市空間內顯化，城市資源在資本的操控下呈現城市空間結構化特征，這種特征表現為城市空間資源分配以資本多寡和資本結合權力大小為特征，而資本的大小與權力(資本的駕馭力)呈強相關關系，資本生產力成為少數人欲望的工具力。城市空間的資本卷入使得城市變成資本的戰場，作為生活在城市中的人成為資本戰爭的炮灰，人格被資本化扭曲，扭曲的人格繼而成為城市空間倫理的惡的再生物。
資本卷入帶來最直接的后果是現代城市空間
塌陷與內卷化。城市空間的拓展動力異化為資本的擴張力，資本的塑造力；城市空間的生存將個人的生活抽離出來，人們不再是生活于城市之中而是生存于城市之中，生活被城市奮斗替代。城市的非人化呈現城市空間的表面擴展與實質空虛(空巢)的并存，城市的發展變成資本的圈地運動，城市發展的目的性喪失。城市空間表現為城市空間內人的價值因素的塌陷，城市品質是資本的品質，城市空間的資本化控制越大，城市空間的真實人的空間越小，城市塌陷越劇烈，這種劇烈程度表現為強內卷化――城市空間的發展表現為有增長無發展，進一步退半步的徘徊；城市空間擴展表現為資本積累的土地財政和造城運動，新剝削不但在跨城鄉之間進行還在跨產業之間發生；城市帝國主義殖民時代已經到來，并在資本的深度卷入下凝聚極大的力量，摧毀欲望的邊界。
城市的進步并非創新發展，創新被束之高閣，一切隨意的行為被冠之以“創新”的含義而流行開來，城市空間與社會空間的問題糾結繁殖開來――強拆、城管暴力、污染、社會報復、急慢性社會病蔓延，城市生存空間被城市病傳染，最終城市的精神污染擴散開來，各種扭曲的欲望結合體與人性的卑劣公開表現出來。
城市空間的倫理重建或許能夠成為治愈當代城市社會空間塌陷與城市精神污染的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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