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來文化論文匯總十篇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外來文化論文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二、印度教在泉州傳播的歷史命運與泉州“海上絲綢之路”的盛衰過程相始終

印度教淵源久遠，其前身是產生于公元前2000多年的吠陀教。至公元1000多年，吠陀教衍化為婆羅門教;后再歷1000多年，婆羅門教逐漸衰落和分化，至公元7世紀，婆羅門教經過改革而形成新的宗教，即印度教。宋元時期，泉州海港發達，印度商人與泉州貿易頻繁，其中有不少印度的佛教徒和印度教徒參與經商和傳教活動，“印度教也于本時期隨著泉州與印度經貿的發展而傳入”。這就是說，印度教傳入泉州，在時間上與伊斯蘭教的傳入相差無幾。但從總體情況看，至少從規模上看，印度人在泉州的活動程度遠不如阿拉伯人。在泉州，今仍有很多的阿拉伯人后裔，但印度人的后裔則很少。所以，在泉州傳播的印度教，在影響結果上也就不如伊斯蘭教。不過，印度人及印度教在泉州的活動，也有突出的幾個方面值得注意，其中值得特別注意的是，印度教在泉州傳播的歷史命運與泉州“海上絲綢之路”的盛衰過程相始終。其一，從五代至宋元時期，因泉州海外貿易的繁榮，有許多印度佛教徒來泉州傳播佛教，他們在泉州傳播佛教的業績雖不太顯著，但于北宋雍熙年間(984—987)建于泉州城南的佛寺寶林院則在當時有較大的影響。印度佛教雖與印度教不同，但兩個宗教活動同為印度人所為，兩個宗教相互間的聯系與影響較為緊密。無論如何，印度佛教在泉州的傳播與泉州“海上絲綢之路”一同潮起潮落，例如寶林院隨著泉州“海上絲綢之路”的衰落，最后不知所終。其二，元初有印度人挹伯魯馬爾在泉州任“港主”，并獲元朝廷的御賜執照，此事非同小可。首先，這說明當時印度人在泉州活動的勢力不小，這對于他們在泉州傳播宗教文化是相當有利的。其次，這說明當時的“海上絲綢之路”十分發達，在泉州港不僅有大批的阿拉伯人，還有許多的印度人和其他國家的人。在泉州的印度人雖比阿拉伯人少，但同樣有機會當上“港主”。再次，這說明印度教的傳入是“海上絲綢之路”興起的產物。因為，作為印度商人代表的挹伯魯馬爾在泉州建有一座印度教神廟，這是有記載可見的一個印度商人在泉州傳播印度教的直接例證。其三，印度教的早期傳入在泉州留有一個十分突出的標志物，即今泉州臨漳門外的“大獨石柱”，俗稱“石祖”或“石筍”，是印度教中最大的教派濕婆教派的“林加”神像。該神祇緣于崇拜男性生殖器“林加”，具有毀滅和再生的能力。這一“大獨石柱”，雖說比產生于12世紀后的濕婆教林加派要早，但該教的原教《吠陀經》所崇拜的神像濕婆就是生殖器，故泉州“石筍”從其本源觀念來講，就是印度教的作品，作為崇拜物它可算是濕婆教林加派的直接始祖。此物說明:早在“海上絲綢之路”開通之前，印度教的理念就已滲入泉州;印度人對泉州“海上絲綢之路”貢獻不小，參與了“海上絲綢之路”的興衰過程。其四，元初泉州建有一座富麗堂皇的蕃佛寺，是印度教在泉州極盛的標志，也是泉州“海上絲綢之路”鼎盛的產物。但隨著泉州“海上絲綢之路”的衰落，該寺也很快在元末的戰火中被毀。它原址在泉州南門校場附近，即今泉州汽車總站，這里曾出土了大量的文物。該寺的主要價值，并不在于反映印度教在泉州傳播的業績，而在于反映泉州的外來宗教特別是印度教的命運同泉州“海上絲綢之路”的盛衰過程相始終。印度教在泉州的歷史命運，成了泉州“海上絲綢之路”文明歷程的縮影。蕃佛寺無疑是印度教在泉州的代表，但由于它過早地失落，以致印度教在泉州無法根植，甚至被人所遺忘。這是印度教在泉州乃至在中國的不幸命運。然與此不同，泉州的“大獨石柱”卻沒有隨著泉州“海上絲綢之路”的衰落而消亡，它在泉州較之印度教本身要顯得更有生命力。其主要原因在于，它很能與泉州人的社會環境、習俗與心理相吻合，被泉州人普遍接受。總之，印度教在泉州存在及消亡的歷史命運，包括其地位的確立和宗教文化傳播的規模，均與泉州“海上絲綢之路”的盛衰過程密切相關。

三、摩尼教和基督教在泉州的傳播是泉州“海上絲綢之路”的環境產物

摩尼教在泉州的傳播，其歷史命運也基本與泉州“海上絲綢之路”盛衰過程相始終。但從傳播的路線看，它卻是自北而南，從內地陸路傳入泉州，而不是隨著泉州“海上絲綢之路”的海上交通傳入泉州。由此是否可以認為泉州的摩尼教與“海上絲綢之路”無關呢?答案是否的，因為泉州的摩尼教雖非泉州“海上絲綢之路”的直接產物，卻也是泉州“海上絲綢之路”的環境產物。也就是說，泉州“海上絲綢之路”的開通和興盛，推動了泉州形成了大容納的社會歷史環境，使包括摩尼教在內的各宗教文化都能在泉州容納的環境中自由自在地發展。而摩尼教又非一般性的宗教，該教崇尚“光明”，有明確的政治意圖，斗爭性明顯，故長期以來累遭封殺，但在宋元時期由于泉州“海上絲綢之路”發達，摩尼教在泉州活動的空間也相應要大得多，比起全國其他地區的摩尼教所遭到的打壓也要小得多。到了明代，泉州的“海上絲綢之路”雖已走向式微，但泉州容納的氣度并沒有一下子完全消失，因此在這個時候，當全國其他地區的摩尼教已全部被肅清的時候，泉州的摩尼教卻尚存一脈，留下了一個舉世無雙的“草庵”。我們可以毫不夸張地說，這樣一個歷史性的意外收獲，無疑應主要歸功于泉州“海上絲綢之路”所形成的容納大環境，及其所具有的社會包容品質的慣性影響力。與摩尼教的歷史命運有所不同，基督教作為世界上最大的宗教，它在泉州傳播的歷史過程是極其復雜的。這里我們且不說它自明代以后在泉州傳播中所出現的是非功過，但就宋元時期基督教在泉州的傳播與“海上絲綢之路”的關系，則應有一定的認識。基督教傳入泉州，大約在宋代，但當時所謂的基督教實則是基督教中的一支異端派別，承襲唐代稱“景教”。在元代，景教受蒙古勢力支持，稱“也里可溫”，在中國很流行。當時的泉州，“海上絲綢之路”正處于鼎盛期，各種宗教文化大行其道，也里可溫教也不例外，它在泉州也獲得了很大的發展機會。據出土文物發現，元代泉州的基督教留下的碑文同用幾種文字，包括漢文、八思巴文、回鶻文及敘利亞語和突厥語等，這不僅反映了當時泉州宗教文化大融合的盛景，而且也反映了當時泉州基督教傳播的文化影響力，同時更反映了元代泉州發達的“海上絲綢之路”給基督教在泉州的傳播帶來了很大的歷史機遇。但由于當時的基督教在泉州的影響力并不大，在傳播的過程中又深受佛教的影響，以致基督教的所謂“上帝”也要用“佛”來稱呼，主教也要用“僧”來稱呼。不過這也無所謂，因為在泉州“海上絲綢之路”這樣一個大容納的環境里，宗教之間互相包容和共存，以致混用稱謂，又有什么值得去計較呢?正如吳幼雄先生對泉州的基督教做出考證認為:“他們遺留下來的宗教石刻，再現了元代泉州的景教受希臘、波斯、猶太、印度和中國文化影響的痕跡。它又一次表明了中國的景教受佛教的影響至深;它從另一個側面再次印證元代的泉州不但是世界著名的貿易港，而且是一個文化的焦點。”元代以后，隨著“海上絲綢之路”的衰落，泉州早期的基督教(景教或也里可溫教)亦趨于衰落，明清以后泉州雖又有新的基督教在傳播，但這與之前的景教已無多大關系。因此可認為，早期傳播于泉州的基督教文化也是泉州“海上絲綢之路”的環境產物。

篇（2）

1日本文化的演變進程

日本初始文化發展經歷了古墳文化、彌生文化、繩紋文化三個階段，進入了5世紀后從政權上的改變而衍生出了日本獨特的專制集權。日本國開始不斷從大陸等國汲取物質和精神雙重的文明。到達6世紀后中國文明已經在朝鮮半島有了大范圍的擴散，繼而通過朝鮮國進入日本國，這次文明的沖擊使得日本發生了文化階層的巨大變化。以飛鳥、奈良為主的時代來臨，日本開始關注隋唐時期各個方面的發展，對文化精髓的攝取幫助日本獲得了巨大的發展，佛教文化開始扎根日本本土，最終成為日本國的國教，但是此時的日本文化已經開始了自身獨立的發展。進入12世紀后天皇地位和權利的改變使得幕藩制應運而生，武士文化開始進入日本本土的文化行列中。到了16世紀朱子學已經開始盛行，甚至達到“官學”的至尊階段。江戶時代長達幾百年的統治時代讓諸多思想文化得到了很大的發展。進入19世紀的日本受到西方各國的影響開始了轟轟烈烈的明治維新活動，開始了工業化發展的重要階段，文化導向也從亞洲開始轉移到歐洲，幫助其步入世界經濟和文化繁榮發展國家的前列。二戰的發生使得美國文化開始進入日本，在和傳統文化不斷融合的過程中衍生出一種屬于日本國的文明方式。

2日本的外來文化

（1）日本的佛教文化

進入6世紀中期的日本就開始大范圍的接觸從朝鮮傳過來的佛教文化，雖然它在日本本土引起了巨大的爭議，但是最終還是在平安時代開始確認為國教。日本佛教的發展經歷了一個漫長而巨大的發展，飛鳥、平安、江戶等時代都成為其出現重大演變的階段。二戰的爆發使得日本佛教開始受到《神道指令》的限制，政權和宗教開始分離發展，這項措施促進了日本社會宗教的快速發展。現階段日本本土還有20多所大學都是本文由收集整理佛教類的，校內存在研究佛教文化研究和傳播的組織和部門，他們會定期或不定期到全國各地進行佛教文化的宣傳，促進佛教在日本的發展和壯大。

（2）日本的中國文化

春秋戰國時期的中國發生了諸多戰亂，這個時期的齊國、越國人為了躲避戰亂開始大批的從中國逃亡到日本，使得漢字開始在日本盛行。現階段日本字的發音和形狀都保留著漢字的諸多特征，甚至存在很多日語就是直接由漢語引用而來的，高達80%的口語也是漢音的變音。考古研究表明，發生這種現象都是因為吳越地區民眾大量涌入日本，這是日本大范圍的接收中國文化的有力例證之一。

（3）日本的基督文化

16世紀西方傳教士在日本本土的活動開始增多，加特力修道會作為日本第一座基督教城市代表著日本基督文化的廣闊發展。直至1587年豐臣秀吉沒收了這座基督教城市。基督教在發展之初通過成立慈善機構和組織慈善活動來鞏固根基，到了后期開始從醫療方面來為日本民眾服務，由此開始深入日本社會和家庭。根據日本內閣文化廳的相關分析表明，日本本土信仰基督教的民眾就高達174.4萬，接近信教人數的1%比例。

（4）日本的茶道文化

日本茶道文化是從中國傳入并快速發展的，至今已經成為日本獨特且不可或缺的文化之一。茶道文化融入了文化藝術活動的諸多年精華，不僅涉及哲學、美學等高深的文化知識，還將宗教文化、生活行為等方面納入其中，帶給人們物質和精神上的極高享受。日本人通過學習茶道來陶冶情操，不斷提高自身的審美觀。日本茶文化從發展之初的模仿中國到后期的挖掘、衍生，現如今已經擁有了自身獨樹一幟的茶道文化。在奈良、江戶等時代經歷了較大的轉折和發展，目前單是針對日本茶道文化的流派就高達39個。

3外來文化對日本社會的影響

（1）經濟方面

目前日本已經成為全球最富裕、經濟最發達的國家之一，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國文化的影響的結果。二戰的發生使得日本本土開始受到美國文化的巨大沖擊，日本人從價值觀、文化觀上就已經接受了美國人的特定思維，正是這一股創新、開拓的思想模式才使得日本人開始了工業化發展之路。他們在經濟領域執行了自身獨特的“日本模式”，美國文化對日本經濟的影響成就了其巨大的經濟財富。

（2）文化方面

日本在融合多國文化的基礎上發展起了自身獨特的文化，以武士、神道為主的文化成為世界各國對日本的主要印象。茶道、書道、花道是日本文化中的精髓，在各個方面均有深入發展。合氣道是融合了日本武士和中國功夫的文化之一，因為其格斗風格成為各國爭相學習和模式的體育文化。

（3）教育方面

篇（3）

中圖分類號：G112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009-9166（2011）023(C)-0148-01

一、獨特的人文地理環境

從地理位置來看，日本位于古代文明高度發展的中國的近鄰。這一獨特的地理位置對于日本文化的形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首先，位于日本與大陸之間的大海并不寬，利用古代的航海技術是完全可以跨越的。因此，日本人很早就開始了與大陸的各種交流。另一方面，寬闊的海洋將日本與大陸分割開來，依靠這一天然屏障在長達一千多年的歷史中，使日本避免了外民族大規模的入侵和統治。

由此可見，日本一方面與大陸之間保持著長期的友好交流，從大陸引進了大量的文化和知識；另一方面，日本幾乎未經歷過大規模移民的困擾，也未曾遭受過有組織的軍事侵略和政治統治，使得日本人能夠在沒有任何外來勢力干預的情況下，和平地引進外來的先進文化和技術。因此，日本人對外來文化的引進從不存在任何抵觸情緒和戒備心理。日本人對外來文化旺盛的好奇心、卓越的模仿能力也許正是來源于此。

二、外來文化的引進

日本人好奇心非常強，而且善于模仿。他們首先對于外來文化表現出極大的興趣，并原封不動的照搬過來。然后，將引進的東西在內部一點點進行消化、吸收和創新。繼機織、制陶、金屬工藝以及農業技術等由大陸傳入日本之后，漢字和儒教、佛教也隨之傳入。隨著佛教文化的普及，與日本固有的神教文化相互融合，產生了主張神、佛、儒交融的調和思想。這標志著日本文化進入了將外來文化在內部進行消化、吸收的階段。

到了平安中期，在充分消化、吸收唐文化的基礎上，由日本貴族階層創造了國風文化。最能反映這一時期文化的典型事例就是假名文字的發明。假名的發明更加豐富了日本人的表達能力，從而取代了曾繁榮一時的漢字，促進了和歌、故事等日本固有文學的發展，對日本文化的發展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隨著幕府的制度和禮儀進一步得到完善，儒教思想被廣泛用于政治領域，成為貫穿江戶時代的主流思想。

十九世紀中葉，外來勢力的入侵使得日本再次進入了與外界交往的活躍時期，明治政府效仿歐美的先進國家，致力于政治、經濟、教育、軍事等各個領域的改革，有力地推動了日本社會的發展。

從上述歷史的發展過程中可以看出，日本文化是在“開放”與“關閉”、“引進”與“消化”、“效仿”與“創新”的相互交替中發展起來的。對待外來文化，日本人最初表現得非常熱心、虔誠，富于很強的模仿能力；引進以后，逐漸消化吸收，將外來文化與日本的傳統文化相結合，并且進一步創新。

三、日本文化的民族性

日本文化在博采眾長的同時，又顯現出對本民族固有文化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即所謂的“和魂”。從古代日本創造的神治時代樸素的原始宗教、絢爛優雅的宮廷文學、貴族文學、茶道、能樂、狂言、花道等，到近現代的忠誠意識、集團意識、進取精神等，無不體現日本文化的獨創風格和優秀傳統。這些民族文化的精華在質的方面影響著日本文化的演變，這也是日本能在多次文化洗禮中沒有迷失自己、始終能把外來文化加以異化的根源。有學者在論述日本戰后經濟高速發展的原因時曾經指出：日本現代化成功的真正奧秘，在于因長期的歷史演進中鍛煉出獨具特色的民族精神，即集團結構、群體意識、競爭風格和拼搏進取精神。日本民族由于島國的自然環境以及經歷了近千年的武士生活的感化，形成了全民族的集團意識，這是日本民族至今仍保持民族凝聚力的源泉。

四、日本文化的選擇性原理

一般來說，文化具有較強的排它性和互斥性，異質文化的交融是極為困難的。在中國、印度或歐洲，由于都已形成獨特的文化體系，所以在接受外來文化的時候，往往容易把能否為本國的社會所接收作為首先考慮的問題。這些國家和地區在引進外來文化的時候，往往表現得比較遲疑。而在日本就不存在這個問題。日本人似乎從不去考慮文化的系統性，而是對外來文化邊引進、邊在內部進行消化、吸收。在引進外來文化時，將其中的精華與日本的傳統文化融為一體，并努力維持平衡。正是這種平衡促生了日本獨特的文化。日本文化是在多種外來文化的接觸中培育起來的，它在大量吸收、主動攝取外來文化中精華的同時，又有選擇地消化，與外來文化保持著適當距離，維持了其民族文化的主體性，形成了其獨特的文化個性。

綜上所述，日本引進外來文化并不是無原則的，而是有著自己的選擇標準。正是這個選擇標準刻劃出了日本文化的獨特性格。日本人不僅習慣于大量引進、消化、吸收外來文化，而且更善于將外來文化按照自己的需要進行改造、取舍。

作者單位：西安工業大學外國語學院

西北大學外國語學院

作者簡介：黃媛（1981― ），女，陜西西安人，西安工業大學外國語學院日語系教師，西北大學外國語學院日語語言文學專業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日本社會文化，日本文學。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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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語言是文化的載體，社會的進步和發展都會在語言中最活躍的成份——詞匯上體現出來。詞匯是一個動態的開放性系統，它一方面通過內部創造，變得日益豐富起來，同時又不斷地吸收他民族的語言詞匯，即引進外來詞來擴充自己。外來詞也稱借詞，指本民族語言中從其它民族語言中吸收過來的詞。它是豐富詞匯的重要手段，也是一種普遍語言現象，漢語也不例外，因為“語言像文化一樣，很少是自給自足的”。…隨著中國改革開放進程的不斷加快，與西方各國文化交流的el益加深，語言的融合也在以驚人的速度發展，越來越多的外來詞尤其是源自英語的大量外來詞進入漢語，并不知不覺地進入我們的生活。本文從源自英語的外來詞進入漢語的方式、領域及其所折射出的民族文化心理幾個方面進行探討，以期對英語學習者有一定的幫助。

一、漢語吸收英語外來詞的方法

(一)音譯法。音譯法就是按照英文詞的讀音直接譯成漢語借詞，如朋克(punk)、克隆(clone)、舍賓(shaping)、瓦斯(gas)、艾滋病(aids)、粉絲(fans)等。英語中許多人名、地名及商品名稱通過音譯被借人漢語，如克林頓(clinton)、華盛頓(washington)、p&g(寶潔)等。用音譯法吸收外來詞既可保留原詞的音韻美，又保持了其異國情調。

(二)意譯法。意譯法是一種歸化法，指用漢語里固有的詞匯改變外來詞匯，其目的是為了“解釋原英文詞語的功能與特點，也可以說是按原詞的語義創造一個新詞”。意譯法主要用于漢語吸收關于科技、意識形態、思想觀念和表示新事物、新現象等方面的英語詞匯，如(dancingoutreach)、千年蟲(millennium bug)、知識產權(intellectualprop—erty)、信息高速公路(informationsuperhighway)、還巢兒(boomerangbaby)、牛市(bullmarket)、熊市(bearmraket)、軟件(softwrae)、穿梭外交(shuttlediplomacy)等。意譯法是漢語吸收英語外來詞的一種主要方式。

(三)音意兼譯法。音意兼譯指兼顧外來詞的讀音和詞義，使之既在語音上與原詞貼近，又能體現原詞特點但又非原詞詞義的詞義，即做到音意合壁。如家居超市百安居(b&q)、玫琳凱(marykay)、奔騰(pentium)、歐元(euro)、奔馳(benz)、席夢思(simmons)等，采用音意兼譯法比單純的諧音或意譯能更好地傳情達意。

(四)半音半意譯法。即把外來詞的一部分取其音、另一部分取其義翻譯成漢語，這樣將原詞一分為二，相得益彰。如網吧(internetbar)、劍橋(cam—bridge)、呼啦圈(hula—hoop)、唐寧街(downing street)、南斯拉夫(yugoslavia)等。

(五)音譯加表意語素法。為了使外來詞更清楚地表達其含義，通常把外來詞音譯后加上表示類名的詞素來說明其類別。如泰晤士河(thames)、帝豪表(deidro deluxe)、太妃糖(ta)、恰恰舞(cha—cha)、燕尾服(swallowtail)等。有些類似的英語外來詞被人們所熟悉后，在使用的過程中常常省略了詞尾的語素，如坦克(tank)、雪茄(cigar)等。

(六)原文移植法。在新聞和科技語體中運用大量縮略語和簡稱，是現代英語的特點之一。漢語在吸收這些外來詞時采取了最直接的原文移植法，以避免音譯或意譯繁瑣的不足。如xo(extraold)特陳酒、ip(intearctprotoco1)網際協議、vcd(videocompactdisk)、gdp(國民生產總值)、eq(情商)、ct(computeirzedtomography)意為“計算機x線體層照相術”、voa(美國之音)、oa(辦公自動化)、yahoo(雅虎)等。近2o年來，許多新的科技術語紛紛進人漢語，作為新生事物，漢語中暫時無法找到與之相對應的概念，我們只有直接引入使用，如fox—pro，dos，autoware，windowsxp，windows98等。原文移植法還包括近年來漢語里吸收的一些以漢英混寫方式構成的外來詞，如k金、bb機、bp機、pc機、sos兒童村、ac米蘭、atm機、txt文體、basic語言、aa制、t型臺、ic卡、維生素a、v26減肥沙琪等。

由以上舉例可以看出，當代漢語吸收外來詞的方式更多、更靈活，極大地豐富了漢語詞匯，并使其跟上了時代的步伐，滿足了表達和交際的需要。

二、漢語中英語外來詞所涉及的范圍

英語作為世界上使用國家最多的語言，它對各國語言文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它將新思想、新觀念、新事物、新科技文化內容以詞匯的形式通過大眾媒體、商品、書籍等渠道融人到各國民眾的社會生活中。新時期漢語中的英語外來詞覆蓋面極廣，不再局限于以前的自然科學、政治制度等領域，而是已擴大到社會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一)網絡通訊外來詞

自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互聯網在中國普及以來網絡方面的外來詞迅速增加，并向現實社會滲透，如聊天室(chatroom)、電子公告欄(bbs)、網絡信息中心(nic)、綜合數字服務網(isdn)、pc機、pop協議、usb接口、登錄(1_~gin)、貓(modem)、下線(offline)、下載(down—load)、密碼(password)、網蟲(newoiti!)、寬帶(broadband)等等。年輕人是網絡語言的主要使用者，在他們的推動下，網絡外來詞不斷推新除舊，發展迅猛。3此外，當今電訊技術得到長足發展，電子產品層出不窮，這方面的外來詞已走進我們大眾的生活，如cal機、移動電話(cellularphone或mobilephone)、波導(bidr)、愛立信(ericson)、摩托羅拉(motorola)、諾基亞(nokia)、cd、vcd、dvd(數字影音光碟)、vtr(磁帶錄像機)、vcr(盒式磁帶錄像機)、家庭影院(familyvideo)等。

(二)商標外來詞

中國改革開放的深人加劇了中國市場格局的變化，價格、質量已不再是人們消費心理的全部，而是越來越多地注重品牌。于是，在日常生活中出現了一群特殊的外來詞，即外來商業品牌名稱詞。商標外來詞主要包括以下幾類：(1)飲食方面，如保維爾(bovril)、三明治(sandwich)、曲奇(cokie)、德芙(dove)(巧克力)、益達(extra)口香糖、和露雪(walls)(冰淇淋)、芬達(fanta)、樂口福(lactov)樂百氏(robust)、雀巢(nescafe)、力多精(lactogin)、百事可樂(pepsicola)、七喜(7一up)、奶昔(milkshake)、麥氏(咖啡)(maxwel1)、百威啤酒(budweiser)、藍帶(啤酒)(blue—ribbonbeer)、扎啤(ajarofbeer)、雞尾酒(cocktail)、白蘭地(brandy)、威士忌(whisky)；(2)日用品方面，如奧妙(omo)、寶潔(p&g)、汰漬(tides)、金紡(comfort)等洗衣(粉)劑；佳潔士(crest)、潔諾(signa1)、高露潔(colgate)等牙膏品牌；納愛斯(nice)、舒膚佳(safeguard)、嘉蓮娜(carina)、力士(lux)等香皂品牌；夏士蓮(hazeline)、柏麗絲(bolisi)、飄柔(rejoice)、潘婷(pantene)、海飛絲(heads&shoulders)mousse(摩絲)等洗發、護發產品；膚美靈(skinice)玉蘭油(oilofulma)、夢思(香水)(man s)、雅倩(arche)、可伶可俐(clena＆clera)、強生(johnsons)、露華濃(revlon)、雅芳(avon)、旁氏(ponds)雅詩蘭黛(est6elauder)等化妝、護膚品；(3)服飾方面，如媚登峰(內衣)(maidenform)、戴安芬(內衣)(tirumph)、奧黛莉(內衣)(audrey)、耐克(nike)、銳步(reeobk)、茵寶(umbro)、雅戈爾(youngor)、匹克(peak)、金利來(goldlion)、寶獅龍(bossini)等品牌服飾。(4)藥品類，如康泰克(contac)、可立治(coldrex)、克痛(corta1)、息斯敏(hismana1)利肝靈(legalon)、偉哥(viagra)等。(5)交通工具類，如奧迪(audi)、奔馳(benz)、皇冠(crown)、寶馬(bmw)、別克(buick)、馬自達(mazda)及美國著名輪胎商標固特異(goodyear)等。(6)建材家俱類，如馬賽克(mosaic)、華帝(vantage)、美標(潔具)(americanstandard)等。由此可見，所有這些商品名稱外來詞都已走進人們的消費觀念里，與現代生活密切相關。

(三)科教外來詞

由于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日新月異，中國在大量引進國外先進技術的同時，自然要引進代表新技術、新發現的外來詞。尤其是近20年來，一大批新的科技術語紛至沓來，如硅谷(siliconvalley)、高科技園(hi—techpark)，可視電話(videophone)、dna(脫氧核糖核酸)、試管嬰兒(test—tubebaby)、克隆(clone)、b超、ct機等外來詞，反映了新的科學理論及工藝技術的突飛猛進。同時，由于教育事業的發展，學子們的海外求學，使得mba(工商管理學碩士)、tofel(托福)、gre(美國研究生入學英語考試)、ielts(雅思或國際英語測試制度)、aptel(英語能力考試)等外來詞為越來越多的人所熟知。

(四)社會生活方面的外來詞

中國在與西方各國的交流中，有關藝術、娛樂、文體等社會生活方面的外來詞也在迅速增加，如影視圈中的好菜塢、大制作、肥皂劇(soapopera)、卡通片(cartoon)、mtv等；歌舞圈中的“貓王”音樂、迷幻搖滾樂(acidrock)、爵士搖滾樂(jazzrock)、鄉村搖滾(rockabiuy)、霹靂舞(breakingdance)、桑巴舞(samba)、辣妹組合(thespicegids)等；休閑娛樂方面的桑拿浴(sauna)、迪斯尼樂園(disneyland)、蹦迪、吧、秀、蹦極(bungee)等外來詞；體育方面的nba、pk(playerkiuer)一對一單挑、拉力賽(rally)、局點(gamepoint)、賽點(matchpoint)等。

(五)社會組織機構、意識形態等領域的外來詞

各國自然環境的差異以及由此所引起的社會組織結構、生活方式的差異導致了中國與西方國家在文化價值觀念、意識形態等方面有很大的差異。有關這方面的外來詞也不斷地涌入漢文化，如單親家庭、丁克夫婦(dinks)、單身母親(bachelormother)、嬉皮士(hippies)、雅皮士(yuppies)、垮掉的一代(beatgeneration)等。由于社會分工的越來越細，在繼白領階層(whitecollar)、藍領階層(bluecollar)之后，又出現了灰領階層(graycollar)、粉領階層(pinkcollar)、鐵領階層(ironcollar)。

從以上舉例可以看出，當代漢語中源自英語的外來詞所涉及的內容已由專業領域向社會領域擴展，尤以日常生活中與人們衣食住行有關的最為活躍，商品名稱和商標用語方面的外來詞也占相當的比例，同時科技借詞數量大。當然，漢語中源自英語的外來詞絕不僅僅限于上述我們所提到的部分，還有許多外來詞涉及到經濟、軍事、醫學等領域。這些外來詞不僅豐富了漢民族語言和文化生活，而且極大地推動了我國對外交流合作的進程。

三、漢語借詞蘊含的民族文化心理

漢語中源自英語的外來詞在譯介和使用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特點，折射出漢民族的語言文化心理。

這些民族文化心理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追新求異心理

大量新概念、新產品連同表述它們的外來詞涌入漢語，表明了漢民族的文化心理在異文化移植的沖擊下由封閉性、半封閉性轉向開放性，從而強烈地刺激著人們的追新求異心理。在這種心理作用的支配下，人們對語言的使用總是不滿足于舊的模式，而是追求語言表達的陌生化效應，即新詞帶來的新鮮感和吸引力。尤其是青年，他們善于追求新事物、接納并積極使用帶有異國風情的新潮詞語，如泊車、小case、泡吧、蹦的、aa制、發燒友等。

近年來，音譯詞的增多、外來詞的語素化無不與人們追求新潮、標新立異的心理有關。如“秀”源自英語show，漢語吸收后，更多地把它用作詞素，從而產生了時裝秀、舞蹈秀、內衣秀、婚紗秀、數碼秀、生活秀、做秀、仿秀、秀服、秀場、秀的等時尚詞匯。而盲目地模仿、機械地套用外來詞是追新求異心理的極致表現，許多商家抓住了人們的這種心理，在品牌上有意引進外來詞，如西門子、沙宣、飛利浦、沃爾瑪、吉列、波斯登等。這些商標詞創意新穎，融合了漢民族的價值取向。同時，由于港澳臺強勢經濟對國內流行潮流的影響，當前流行的許多外來詞都源自港澳臺，再在內地流傳開來。正是由于人們追新求異的社會文化心理，越來越多的英語外來新詞得以進入漢語詞匯系統。

(二)追求語言經濟的心理

當今社會是一個信息化的社會，用簡練的信息符號準確地傳遞盡可能多的信息內容已成為信息時代的一大特點。這一特點使得人們追求語言經濟的文化心理表現得較為突出，有時甚至經濟到了容忍其沖擊漢字的程度。新時期許多外來詞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漢語對一些事物、概念冗長的表達方式，顯得更簡潔、活潑。外來詞對語言經濟化心理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大量字母外來詞的直接借用，如ctgdp、apec(亞太經合會)、ibm(國際商用機器公司)等。直接借用英語外來詞或縮略語，可以跨越疆界，在傳達信息中具有高度簡捷的特點。如dna一詞，人們寧愿直接借用，而不愿使用將其意譯成的專業術語譯名“脫氧核糖核酸”。再如“t型人才”既指在橫向上有廣博的知識，又指在縱向上對某一領域有深入研究的專家，前者更經濟，更便于記憶。

(三)求關心理

篇（5）

和諧文化建設既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條件，也是推進經濟與社會和諧發展的必然要求。和諧文化建設的核心問題是培育人的和諧文化精神、營造社會的和諧文化氛圍，使和諧文化與和諧社會的構建相互交融、相互促進、共同發展。現代教育應重視培育人的和諧思想，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在教育理念上，要認真研究和諧文化的內涵和意義，重視人文教育、文化建設，切實提升辦學品位。外語教育作為現代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應是擺脫了各種功利性目的、以人為本的教育。外語教育應在教育理念和人才培養目標上突出體現和諧文化的要求，在和諧文化建設中發揮積極作用。

一、外語教育應堅持“和而不同”的教育發展戰略

社會主義和諧文化是社會主義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建設協調發展而積淀的現代文化，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共同理想、價值觀念和道德規范，是包含經過合理揚棄的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文化，是有別于西方腐朽沒落文化的先進文化。和諧文化是以和諧為思想內涵、以文化為表現形式的一種文化。“和而不同”是優秀傳統文化的精華。我國傳統文化一向重視差別，很早就認為“不同”是事物發展的根本。社會主義和諧文化作為一個思想體系，其根本特征就是“和而不同”，即承認不同國家或民族文化之間的矛盾與差異，在堅持文化建設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前提下，追求不同文化的相互吸收、相互交融，達到和諧的統一、全面發展、共同繁榮的目標。

我國高等外語教育要以傳統文化為根本，汲取外來文化的精髓，進而促進民族文化的創新與和諧發展。借鑒和學習外國語言與文化要遵循和諧文化的理念，運用“和而不同”的發展策略。將和諧理念運用于外語與外語文化的學習，就是既不丟棄民族文化，也不拒絕外來文化。學習借鑒不是盲目模仿和照搬，更不是以取代本民族文化為代價，而是以我為主，為我所用。學習外國語言與文化，首先要對自己民族的語言與文化有深刻的了解，要自覺保持我國文化的獨立性，同時，還要以開放的心態來學習外國文化，進而促進本民族的文化創新與和諧發展。外語教學要從我國的現實出發，對外來文化做具體分析，大膽學習和借鑒一切有利于加快我國和諧文化建設的有益經驗和提高我國人民精神境界的文化成果，使中華文化不僅植根于民族傳統文化的沃土，而且能充分汲取世界優秀文化成果的精華，不斷繁榮發展。

二、外語教育應培養全面發展的高素質人才

經濟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背景對人才培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外語教育需要培養與經濟建設、和諧社會構建相適應的高素質人才。外語教育肩負著重要的文化使命，是溝通中外文化的重要橋梁。但是，我國高等外語教育中片面強調教育的工具性，從根本上削弱了人文主義教育的傾向，結果導致學生的外語語言技能得不到提高，文化素質的淺薄日益顯現。在跨文化交際中，顯示不出來自文化大國的學者所應具有的深厚文化素養和獨立的文化人格。

教育首先應該是關注人的發展的教育，即使受教育者成為一個身心健康全面發展的人的教育。外語教育應與人文教育相互結合，致力于人的全面發展。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于2002年提出，人的全面發展首先表現在“身體與靈魂、智力與情感、創造力與敏感性、自主與責任、社會良知與契約以及民族、文化、精神價值等各個方面”。學習者不僅要學會認知、學會做事，同時，還要學會與人相處，更重要的是要學會做人。因為一個只有專業知識和技能而無人文素質的人，就像一個工具，始終還是一個不完整的人。只有具備了必要人文素質的人，才能成為一個完整意義上的人。外語教育是一門人文學科，不是純粹的工具課程。外語教育不能僅僅停留在語言知識和語言技能的傳授上，而要把培養和樹立他們正確的價值觀和世界觀放在首要的位置，培養具有健全的人格、高尚的情操、遠大的理想以及強烈的社會責任感的人。正如許國璋先生所說:“我教學生從來不以教會學生幾句英語或教會一種本事為目標，而是教會怎樣做人。英語教育是用英語來學習文化，認識世界，培養心智，而不是英語教學。”因此，外語教育不但要培養學生具有扎實的專業基礎知識，而且要培養具有深厚的人文素養和全面發展的高素質人才。

三、外語教育應樹立文化自覺意識

學生文化自覺意識的培養是外語教育不可忽視的一項重要內容。先生在20世紀90年代提出了“文化自覺”的概念。費先生認為:“文化自覺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對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對其發展歷程和未來有充分的認識。也可以說，文化自覺就是在全球范圍內提倡‘和而不同’的文化觀的一種具體體現。”我們可以理解為，文化自覺就是深刻認識自己的文化傳統，并發展自己的文化傳統，在確認自己文化價值中與他文化共建人類文化。高永晨教授認為，具有文化自覺意識，在認識上主要表現為交際者在跨文化交際中能夠正視和尊重文化的多元性和差異性，能自覺反思和調整民族本土文化與異域文化之間的差距。因此，外語教育要樹立文化自覺意識，學習外國語言與文化要建立在對本民族文化的熱愛和繼承的基礎上，并且要把追求文化自覺意識，作為外語教育重要的重要價值目標，讓多樣文明達到“和而不同”的境界。如果沒有這種文化自覺意識，我們就很難完成對外來文化的理解、消化和傳播。

但是長期以來，我國外語教育尤其是外語類大學教育，在課程設置上和教學內容上一直未將本民族文化教育放在首要的位置，沒有從文化自覺的角度來看待自己本民族的語言與文化。這使許多青年學生認為“西方文明優于中國文明，西方文化優于中國文化”，盲目地“與國際接軌”，導致一些青年學者在跨文化交際中屢屢出現“中國文化失語癥”。實際上，國際化并不是完全西方化，并不是完全按照西方人的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來思考問題和看待事務，而是對自己本民族的文化要有更深刻的認識，然后才能更好地吸收外來文化的精華，否則就會食洋不化。外語課程作為文化傳遞的重要工具，一方面要引導學生學習西方的優秀文化;另一方面要提升學生對民族文化的認知自覺性。正如中科院院士楊叔子先生所說:“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沒有現代科學，沒有先進技術，一打就垮。而如果沒有優秀的歷史傳統，沒有民族人文精神，不打自垮。”因此，在多元化環境中，要促進多元文化的交流與融合，保證文化的和諧發展，提高文化自覺意識顯得十分重要。

全球化背景下的外語教育，還肩負有培養民族文化認同感和維護國家文化安全的責任。隨著全球化進程的不斷深入，各種文化價值觀念不同程度地侵擾、解構我們的國家意識形態、民族認同和價值觀念。外語教育處在文化交流的前沿，要自覺抵制腐朽文化，為我國建設和諧文化把好關。教學中在學習與借鑒外國語言文化的同時，還要引導人們摒棄一切外來的腐朽文化和一切不利于我國社會主義和諧文化發展的思想。以文化安全的警覺對待世界文化。長期以來，一些西方大國奉行文化霸權主義，加緊對發展中國家特別是社會主義國家進行文化滲透。尤其是美國運用經濟、文化教育等手段向我國滲透其文化、價值觀念、政治模式和制度理念等，千方百計地推行西方的文化和價值觀念以達到稱霸世界的目的。我們在學習外語和外來文化的同時，要把確保民族傳統文化擺到重要的位置。在文化交流中始終保持自己的理想、信念和原則，抵制西方腐朽沒落文化的侵蝕，維護國家文化安全。

四、外語教育應樹立平等的語言文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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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傳播作為人類存在和發展的表征和特權，是人類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武器和工具。文化傳播既改變了人類也改變了世界，人的生存和發展一刻也離不開文化傳播。可以說，文化傳播是人類生活的主要樣式，是人類社會最普遍、最重要、最深層和最復雜的現象之一。文化傳播實際上是人與人、人與群體、群體與群體之間的社會文化信息的交流與互動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文化對傳播影響重大，這種影響既來自傳播者的文化勢能，也來自受傳者的文化環境，同時還滲透到傳播媒介及其過程之中。反過來，文化的形成和發展受到傳播的影響。傳播促成文化整合、文化增值、文化分層、文化變遷和文化積淀。傳播對文化的影響不僅是持續而深遠的，而且是廣泛而普遍的。

一、文化對傳播的影響

(一)文化維模功能

美國社會學家帕森斯在他的行動體系理論中，強調了文化子體系的功能是維模，即模式之維護的功能。文化的維模功能是社會文化的基本功能之一。由于文化的這種功能的存在，在文化傳播中，維模功能使文化圈對外來文化起到了一種選擇作用和自我保護作用。外來文化有利于維護本土文化模式，便容易被接受，并被作為一種新的文化營養補充到本土文化機體中去。如果外來文化對本土的文化模式具有危害性，維模功能就會起“文化警察”的作用，竭力阻止外來破壞性文化的侵入。

文化維模功能的發揮，有賴于社會內部運行機制的狀況。當一個社會內部協調穩定且處于發展與上升階段時，社會呈現出較為開放的局面，維模功能對外來文化則比較“寬容”，能夠更多地促使社會接受先進的外來文化。以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我國古代盛唐時期。由于社會安定、國家統一，與國外的文化交往活動也隨之十分活躍。宗教文化的傳播在這一時期達到了，佛教盛行起來，伊斯蘭教和基督教也相繼傳人，它們與中國的儒學與道教混合在一起，對維護封建社會發揮了維模功能。與此相反，在一個面臨崩潰、內部運行機制已經失調，或者處于惰性的慢變狀態的封閉社會里，文化的維模功能會對外來文化頑強拒絕，文化傳播就難以實現，而封閉的、文化傳播匱乏的社會是發展緩慢的。中國是一個有悠久歷史和燦爛文化的國家，在世界文明史上作出過偉大的貢獻，但是，進入封建社會后期，封建統治階級夜郎自大、固步自封，忽略了對迅速發展的西方科技文明的接受。當有人主張“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時候，中國已經落伍了，幾代中國人不得不為此付出慘痛的代價。

因此，文化的維模功能對傳播文化具有積極與消極兩方面作用。積極的一面，在于它對本土文化的保護與對外來文化的“篩選”；消極的一面是對傳播文化的阻隔，使本土文化處于封閉狀態和惰性狀態。

(二)文化適應

文化適應是影響文化傳播的重要機制之一。在文化傳播中，文化適應也反映了文化的一種選擇性，它與文化維模原理密切相聯。適應原理告訴我們，當一種文化傳播到另一文化圈中時，它必須適應這一文化圈的文化特色和接受能力等情況。沒有這種適應，傳播便不能正常進行，甚至半途夭折。如果說維模原理是受傳者對文化傳播的影響機制的話，適應原理便是傳播者對文化傳播的影響機制。

在中國歷史上，佛教在中國的傳播就表現出了對中國原有文化圈的強烈依附和適應。佛教文化作為一種外來文化，要想在中國站住腳。首先要適應中國文化的特色，沒有一定程度的依附與迎合的適應過程，佛教不可能有后來的廣泛傳播。基督教早期在中國的傳播與佛教形成了對照，由于基督教傳人之始沒有與中國本土文化相適應，因此在明清前一直未能廣泛傳播。直到今天，雖幾經反復，西方宗教也從未能在總體上影響中國文化。

由此可見，在文化傳播中，文化適應是十分重要的影響機制。外來文化的輸入。需要一定的客觀條件。如果條件不具備，文化交流就會遇到各種阻礙。當一個民族能夠懂得他們所看到的東西并確信他們所看到的東西比他們自己的東西好的時候，他們便從其他民族引進某些生疏的技藝或知識。但是，所有這些引進物必須適應當時的文化環境和自然環境。也就是說，只有那些能與已知的受崇敬的東西相適應的引進物，才能在引進者的世界中找到永久的立足點。實際上，在傳播文化過程中，不僅外來文化要適應本土文化，而且本土文化也要適應外來文化，兩者彼此相互適應，沒有這種相互適應，就無法達到文化的整合。文化適應機制，不僅表現在傳播文化的過程中，而且也表現在人在一定時空條件下與自然生態環境和文化環境相處的過程中。

(三)文化優勢擴散

文化競爭也如同生物生存競爭一樣，存在優勢者勝、劣勢者敗的特點。所謂優勢文化是指反映那些相對于別的文化先進、發達、文明、富有生命力的文化，即質量較高的文化；而劣勢文化是指那些比較封閉、愚昧、落后的文化。越是先進、發達、文明程度較高的文化，越容易得到傳播和擴散，反之亦然。文明文化通過其優勢擴散的功能，傳到世界各地，促進整個人類社會向前發展。

優勢文化具有較強的傳播力，是因為優勢文化(無論是物質文化還是精神文化)能給人類帶來新的改觀，更加符合人類的本性和各方面需要，因此自然被人們優先選擇。世界近現代史上三次產業革命的物質文化成果，曾經迅速波及世界。現代信息社會的“3C革命”(計算機化、控制和通信)也在十分迅速地向世界傳播。先進的精神文化也是如此，例如孟德斯鳩的三權分立說、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論，它們作為當時歷史條件下的一種優勢文化，都曾向外廣泛傳播，至今仍有很深的影響，說明了優勢文化擴散傳播的顯著效應。當然，先進和落后的標準是隨著社會的發展而不斷變化的，一種文化不可能永遠先進，隨著社會的發展，曾經先進的文化也可能落伍。因此，要想保持文化的先進性，就必須開放文化，善于不斷學習不同民族不同國家的先進文化。我國從1979年開始的改革開放。正是面對世界發達物質文明所做出的正確選擇，而從文化傳播的意義上看則表現出某種歷史必然性。

(四)文化圈層性

人類總是在一定的空間范圍、一定的自然生態環境中生活的。人類共同生活所形成的相同文化因素的區域被稱為文化圈。文化圈一方面反映廣泛的人類群體對文化創造的共同參與過程，另一方面也顯示了各種文化物質在功能上的整合。而文化層則指文化在歷史發展上存在的反映不同時期各種文化要素所聯結起來的平面分布特征，顯示人類文化創造的歷史和文明進步的程度。換句話說，文化層不過是現實的文化叢、文化圈在歷史上的積淀、凝結，而文化圈不過說明文化層的秩序。雖然文化圈與文化層在時間上是分開的，但它們本身卻有相似陸，都顯示文化的歷史連續性。文化本身具有的這種圈層性，使文化傳播也具有圃層性。文化的圈層性既可以表現在文化的傳體之中，也可以表現在文化的受體之中。文化的圈層可以有多種角度的劃分，不同國家、不同地理區域的人們可能形成不同的文化圈。當我們說東方文化圈的時候，它就不僅包括印度文化及其各邦文化，也包括了中國文化、日本文化、朝鮮文化以及東南亞各國的文化。從社會的構成要素上，可劃分出政治文化、經濟文化、教育文化、知識文化、宗教文化、家庭文化等；從職業群體上，也可以劃分不同的文化圈層，如工人、農民、大學生、知識分子等文化的圈層，城市和鄉村的文化圈層性也是不同的。

不同的文化圈層，在向外傳播或接受外來文化時，表現也會有所不同。例如城市文化由于文明程度較高，容易向鄉村傳播；但鄉村文化則難向城市傳播，因為它們不在一個層次上。城市文化的文明程度高，易擴散，但與此同時。鄉村文化也有其維模的功能，抵御著城市文化的傳播。不同時代的人，由于文化傳播的時代不同，其文化傳播的特點也不同，因而容易形成不同年齡層次之間的文化差異，社會學上常稱之為“代溝”。這是文化的時間層次導致傳播層次的形成而產生的一種現象。總之，文化的固有圈層性，對文化傳播產生著重要影響，造成了文化傳播中的圈層性。

由此可見，文化對傳播有著十分重要的影響。反過來，文化不是“靜態”的而是“動態”的；文化既是“名詞”又是“動詞”。文化一產生就有一種向外“擴張”和“傳遞”的沖動。傳播是人的天性亦是文化的本性。傳播是文化的基本特征，一切文化都是在傳播的過程中得到發展的。傳播使文化跨越時間、空間。沖垮各式各樣的社會樊籬，打破不同程度的封閉型社會文化體系，不僅影響文化的形成，而且影響文化的變化和發展。

二、傳播對文化的影響

(一)傳播中的文化融合

文化融合指兩種或兩種以上不同的文化經過接觸交往后，彼此借鑒、吸收、認同并最終融為一體的過程。文化融合是文化傳播的結果。傳播不但是文化融合的前提，也是促進文化融合的重要機制。文化融合的途徑主要有四種：一是各民族文化的自然傳播，主要是民間的交往、生活的聯系、人員的流動、生活環境的變化，這種文化的傳播與融合是在不知不覺中進行的。例如，不同民族雜居而逐漸形成的文化融合。二是通過物品的傳播，不同地區產品的交流、城鄉物質資料的交換、各種技術傳播，使文化得到交流，并形成新的文化。三是引進新的文化，即受體主動引進外來的文化。例如，國際間的文化交流與合作，使本土文化與外來文化整合成新的現代文化。四是強迫性的文化傳播形成文化融合，這是受體被動接受的結果。例如，通過侵略、壟斷傳播工具等手段進行文化擴張，使當地文化與外來文化得到融合。從歷史發展的角度看，用一種文化征服另一種文化是相當困難的，即使是文明對落后的征服。也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文化同化是文化融合的主要表現。文化同化是指不同文化經過相互接觸交往，融合為同質文化模式的過程。

同化的一般規律是先進文化同化落后文化，外來移民被本土文化所同化，多數人的文化同化少數人的文化，但也不排除例外。同化的根本特征是經過長期的潛移默化，被同化的對象全部改變其原有的行為模式和生活模式。同化有兩種類型：強制同化和自然同化。在自然同化過程中存在著雙向進程，即參與同化的雙方都積極使自己影響對方或適應對方。同化的例子較多，比如美國被稱為“種族熔爐”，從非洲去的黑人，從歐洲去的數以百萬計的移民，在兩三代內幾乎完全被同化。又如，清朝滿族人雖然通過武力征服而取得了中國的統治地位，但由于其文化的相對落后陸，最后主流的漢族文化逐漸同化了滿族文化。歐洲的同化現象較為少見，盡管有過無數次征服及一次又一次的強制同化，但歐洲仍存在著種類繁多的地方文化和區域文化。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所謂“歐洲民族”的說法和“歐洲共同體”的出現，說明各國文化上的同化過程是存在的，在以后還將繼續存在。

文化的融合與同化為原有的文化圖補充了新鮮的養分，形成了文化的更新，使得新文化的適應、整合功能進一步增強，在這之中，傳播起了重要作用。

(二)傳播中的文化增值

文化傳播促成了文化增值。所謂文化增值是文化在質和量上的一種“膨脹”或放大，是一種文化的再生產和創新，是一種文化的原有價值或意義在傳播過程中生成一種新的價值和意義的現象。一種社會文化創造出來之后，其價值并不是馬上就被人們所認識的。文化傳播是人們根據自己的經驗和價值觀重新界定文化和認識文化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人們不僅估價和確定某種文化的價值，而且還要增值和繁衍出新的文化意義。文化增值從時間和空間兩個維度展開。在時間維度方面，文化增值主要表現為由于大量先進的現代電子傳播媒介的使用，使傳播的時間大為縮短，效率大大增加，促進了不同文化的交流與繁榮。在空間維度方面，文化增值主要表現為文化傳播溢出了民族國家的疆界，衍生出一種新的價值和意義。比如中國傳統文化在向東亞和東南亞傳播中，與那里的文化融為一體，產生出新的文化形態。然而，不是任何一種文化都必然是增值的，唯有那些開放和創新的文化才會在文化交流過程中在“揚棄”異質文化的同時重構出一種全新的文化。由此可見，文化傳播為文化增值提供了條件和可能。但不是任何文化傳播都必然導致文化的增值。

(三)傳播中的文化分層

文化傳播所導致的文化分層，是指由于當代社會信息流的迅速增長，信息的傳播擴大了不同群體之間的文化層次。當一個社會體系中的信息流增長時，社會中那些具有較高社會經濟地位并受過良好教育的群體在接受信息方面要比社會地位和受教育水平較低的社會群體要強。其結果是信息的增加反而擴大而不是縮小了這些社會群體之間的差距。影響文化分層的原因是多種多樣的，除了與受眾的社會經濟地位、受教育程度有很大關系外，還表現為社會上一些人所享有的不同職業的特權。這些在社會中享有特權的人群在傳播上往往也享有優先權，他們比非特權階層可能更早更多地接觸文化的傳播，從而拉大了同其他人群之間的差距。這樣，就不可避免地產生文化分層。

(四)傳播中的文化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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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通信技術和交通工具的迅猛發展，全球化已經得到了世界范圍內的普遍共識。文化全球化產生的是“多元一體”的文化格局。[1]“多元一體”的文化格局帶來的是多元文化的相互傳播，多元文化傳播下文化創造力的提升已經成為關系到一個國家或者民族文化自信和文化安全的關鍵問題。[2]文化創造力的實現和提升主要通過文化發明和文化接受兩種形式來完成，多元文化傳播背景下文化創造力的提升除了自力更生、努力進行文化發明之外，還應該充分認識到文化接受和文化再創造的重要性。

一、文化創造力研究的梳理

文化創造力研究是一種有關文化和創造學的跨學科交叉研究，創造力將文化和創造緊密聯系起來，而當前中國文化創造力的相關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兩個方面：

（一）文化創造力的理論研究

李燕的《文化釋義》（1996），對文化創造活動原理進行了專門的、詳盡的、系統的研究和論述，內容涉及文化創造與人的創造力的關系、文化創造的分層與整合、文化創造活動的規律。萬資姿發表的《符號異化：現代人類文化創造焦慮之潛在根源》（2008）、《文化創造：一種人類符號能力的實現與被規定》（2009）、《符號：文化創造之邏輯起點》（2013）等文章，從符號學的角度對文化創造進行了闡述。他認為，文化創造體現為一種人類主體性的實現與被規定，同時在本質上也表現為一種人類符號能力的實現與被規定。杜剛在其專著《全球化視域下中國文化創造力》（2012）一書中抓住文化創造力這一核心問題，一方面進一步闡明了文化創造的現實內涵、生成原則；另一方面，對文化創造力的含義、構成要素等進行了剖析。同時對全球化視域下中國文化創造力的現實生成提出了獨到的理解和建議。

（二）發掘中國文化創造力的研究

劉仲林所著的《中國創造學概論》（2001）在比較中西創造觀的同時，通過對《易經》的分析，總結出了中國傳統創造觀中創造力構建的思維、技法及總體追求。王忠的《中國傳統創造思想論綱》（2007）從創造價值觀、意會認識論和意象思維模式等方面對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創造觀進行了解讀。艾四林的《激發全民族文化創造活力，顯著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2012）分析了中華民族創造活力的激發對國家軟實力增強的促進作用。辛向陽的《讓文化創造活力競相迸發》（2013）從文化生產力、學術和藝術民主等方面論述了文化創造力的提升。沈壯海教授發表的論文《充分發揮中華文化創造力源泉的作用》（2016）認為，中華文化中蘊含著可以轉化、生成為或有助于提升中華民族當下創造力的文化因素。

通過對當前中國文化創造力研究的梳理，可以看到：目前中國的文化創造力研究還主要集中在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闡釋，還未形成得到學界廣泛認同的文化創造理論，相關學者雖然從全球化視野探討了中國文化創造力的提升問題，但從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外來文化融合兩個方面同時入手探討中國文化創造力提升的研究還較少。可以說，一個民族或國家的發展取決于對創造力的發掘和現實轉化，而創造力的發掘和現實轉化需要從中國傳統文化和先進外來文化兩個方面入手，形成一定的文化創造理論，并在相關文化創造理論的指導下提升文化創造力。

二、多元文化傳播下的文化創造

世界文化“多元一體”必然帶來多元文化相互交融的傳播狀態，任何一個國家或者民族的文化創造都會多多少少受到其他文化的影響，而多元文化傳播背景下，文化接受在文化創造實踐的展開和文化創造力的提升中所發揮的作用越來越重要。

（一）多元文化傳播的解讀

多元文化傳播下各種文化客觀存在，自立共生；相互交融，和而不同。[3]一方面，一個國家、民族、地區都有其獨特的文化，反映著各自歷史的發展進程，同時也塑造了一個國家、民族、地區的價值取向；另一方面，多元文化之間的交流無論在范圍、速度、強度方面，還是在規模方面都是先前社會所無法比擬的，同時也不可避免地會出現一定范圍和領域的文化沖突。在多元文化傳播的背景下，西方文化的價值觀雖然不像之前那樣以政治、軍事等強硬手段沖擊著其他國家和地區，但仍然以更加隱蔽的方式影響著其他國家和地區人民的精神生活和價值觀。多元文化傳播背景下，文化創造力的提升關系到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文化自覺、文化自信、文化自立和文化安全。其中，文化自信是基礎，文化自覺是動力，文化自立是目標，而文化安全是保障。文化創造力的實現能夠增強文化自信、喚醒文化自覺、確立文化自立、保障文化安全，總而言之，文化創造力的提升對中華文化的復興和繁榮發展具有重要的實踐意義。

（二）文化創造的含義以及實現形式

文化創造是產生文化價值的人類活動，文化創造包括文化發明和文化接受，文化發明主要是通過自力更生來實現，文化接受來源于文化接觸和文化融合。[4]造學視野下，文化接受包括文化復制和文化再創造。因此，中國文化創造力的提升也應該尋求得以實現的多種途徑，在文化創造力處于劣勢的一定時期內，應該積極地吸收外來文化，并充分利用外來文化的有益成分，促進中國文化創造力的提升。

文化創造力作為文化創造的實現形式，包括文化生產力、文化精神力、文化傳承力、文化批判力、文化傳播力。文化生產力是文化創造力的經濟基礎和力量源泉之一；文化精神力是各種文化因素在推進經濟、社會、政治等全面發展中所產生的凝聚力、導向力、鼓舞力和推動力，是文化創造實現的一切精神動力；文化傳承力體現的是對自身民族文化傳統的繼承和發揚；文化批判力則體現著對內和對外兩個指向上的文化批判；文化傳播力與多元文化傳播直接相關，文化傳播力的強弱直接影響著國際話語權的強弱，是文化軟實力的突出表現。

（三）多元文化傳播下的文化接受

多元文化傳播帶來了價值觀念的多元化和文化接受路徑創新的可能。既要深刻認識自身文化的價值，產生充分的文化認同，確立理性的文化自信，又要激發文化自覺，對自身文化進行揚棄；同時批判地借鑒先進外來文化，彰顯文化活力，強化文化安全意識，維系主體文化傳承。因此，多元文化傳播下文化接受在文化創造實踐的展開和文化創造力的提升中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文化接受可以分為積極和消極兩種路徑。判斷文化接受路徑積極與否的依據在于主體文化如何借助于客體文化進行文化創造。主體文化在接受客體文化時，不以改變主體文化為目的，而是將客體文化作為內容或者手段，用以實現主體文化繼承和更新的積極的文化接受路徑；與之相對應，主體文化喪失生命力，接受客體文化后所形成的新文化與傳統的主體文化之間形成斷層的文化接受路徑，則是消極的文化接受路徑。可見，文化接受路徑的評價依據是主體文化自身調節機能的強弱，即在某一文化接受路徑下，主體文化在時間上能否延續、在空間上能否擴張。同時，還應該注意到消極文化接受路徑可以向積極文化接受路徑轉化。在消極文化接受路徑中，主體文化迫于政治、經濟、軍事等原因，不得不以隱忍的形式發展、擴大，當力量對比發生變化時，其文化記憶被激活，得以復蘇，則文化接受路徑也有可能由消極轉為積極。也就是說，一個國家或者民族的固有文化在消亡后，經過一定時期其文化記憶能夠得以復蘇，而這一文化也會得到重生。

三、創造性古典主義融合理念下的中國文化創造力提升策略

創造性古典主義融合是關注傳統內發性和積極的文化接受理念，對中國文化創造力的提升具有理論指導意義和實踐應用價值。

（一）創造性古典主義融合符合多元文化下中華文化復興的要求

創造性古典主義融合首先是建立在文化多元理解基礎之上的。隨著全球化的不斷加速，“地球村”逐步形成，多元文化和其深層次的價值觀都在產生著接觸、爭執、沖突、融合，簡單的一元論、二元論、沖突論以及多元論都不能充分地解釋和說明當前多元文化交融的格局。而創造性古典主義融合關注文化的“多元一體”，多元文化和價值觀的相互接觸在廣度上和強度上都是之前時代所無法比擬的，并且相互的聯系也十分緊密，既有共同發展的契機，也有此消彼長的沖突，既有人類文明整體發展的共同向往，又有各自文化發展的國家利益。

多元文化傳播背景下，中華文化的復興已經上升為中國發展的國家戰略之一，創造性是當前中華文化復興的關鍵和奮斗目標，一個民族和國家的發展取決于其創造力的發掘和現實轉化，應該關注一切創造力的源泉，讓全民族文化創造活力持續迸發，穩步提升文化創造力。創造性的發掘和現實轉化需要在古典主義和異文化接受中尋找力量源泉、轉化手段和實現路徑。這里的古典主義不是一味地復古，而是傳統內發性的創造性轉化；融合不是簡單的拿來主義和中體西用，而是動態的文化接受，也就是說，創造性古典主義融合提倡傳統內發性基礎上的積極文化接受和再創造。傳統內發性是載體，積極文化接受是動力，兩者相互聯系、相互補充。因此，創造性古典主義融合可以加強文化自信、激發文化自覺、確立文化自立、維系文化安全，對文化創造力的提升、中華文化的復興有著現實的指導意義。

（二）創造性古典主義融合注重傳統內發性

中國五千多年的歷史進程中，文化創造力的實現和提升都來源于中華文化的傳統內發性，農耕文化的發源、發展，諸子百家學說的出現、儒家文化的形成和發展等各個領域的發展都充分體現著中華民族剛健有為、自強不息的文化創造精神。我們可以看到，在近代之前的發展過程中，中國文化一直是東亞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中心，因而可以比較從容地將傳統內發性轉化為強大的文化創造力。而近代以來，隨著文化優勢地位的喪失，中國文化面對西方文化的沖擊顯得無所適從，甚至出現了全盤否定儒家思想、盲目破除傳統文化的現象，嚴重阻礙了傳統內發性的創造性D化，造成了中國文化創造力發展的嚴重滯后。

而在多元文化傳播下，中國文化創造力的提升和壯大仍然應該根植于中華文化傳統內發性的創造性轉化，因而，創造性古典主義融合以創造性古典主義為中心和基礎。創造性古典主義意味著以傳統內發性為發展的核心，傳統內發性是中華民族謀取發展的方向指引和基本的力量源泉。創造性古典主義要求從中國傳統文化中挖掘創造性因子，這必然需要批判性地繼承文化傳統，而不是一味地盲目復古和照搬經典，因為傳統內發性本身就有著去除舊質、吸收新質的趨勢，因此從中國的傳統文化中發掘中國文化發展的內部動力必然是一種除舊更新的過程。例如在文化生產力方面，中國農耕文化中的“天人”思想對當前中國經濟結構調整、發展模式轉型、生態經濟創建都有著現實的指導意義。創造性古典主義要求認真研究中國文化創造的歷史進程和發展規律，發現中國文化創造的發展方向，確立文化自信。然而近代以來，百年的屈辱史并沒有使中國人民喪失文化創造的自信，因而在當前的時代背景下，創造性古典主義仍然會對文化自信的確立起到極其重要的作用。創造性古典主義要求認清當前文化創造的內外環境，激發文化自覺，一方面要做好文化創造傳統的繼承和調整，另一方面做到尊重其他文化，積極借鑒不斷創新。

（三）創造性古典主義融合注重積極的文化接受

多元文化長期并存相互交融，文化接受作為文化創造力實現的途徑和重要力量源泉顯現出前所未有的重要性，因而創造性古典主義融合一方面需要將文化創造建立在古典主義之上，另一方面又需要積極借鑒外來文化的有益成分。近代以前的中國文化作為先進的文化，無論是語言文字還是農耕經濟，或者是儒家思想等都被周邊國家所吸收，刺激了這些國家的文化創造，并促進了這些國家文化創造力的實現和提升。這些國家通過接受中國文化所取得的文化創造力的發展可以說明：借鑒先進文化的有益成分會為本國文化的發展提供有益的經驗和教訓，也可以事半功倍地提升本國的文化創造力。中國近代以前的文化更多作為中心文化同化外來文化，中國歷史上很多朝代都采取開放的對外政策，允許外來文化的進入和并存，并將外來文化同化為以漢文化為核心的中華文化。中國在近代之前的文化接受方面展現出的是強大的文化同化力。雖然進入近代以后，中國的文化轉型有所滯后，但也已經開始積極地接受外來文化，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離不開對西方市場經濟理念的借鑒。創造性融合是一種文化接受路徑的創新，這種創新依托于積極的文化接受路徑并及時地進行動態調整。具體而言：

1.尊重多種文化的并存

一直以來是我國處理對外關系中的一項基本原則，這一原則也可以運用為對待外來文化的整體思維，充分尊重異質文化的存在，加強對異質文化的認識，找到共同發展的契機和途徑；另一方面，積極傳播中國文化，讓世界認識和理解中國文化。比如自古以來中國的“大一統”思想，愛好和平的民族愿景，和平崛起的中國夢，等等。

2.注重揚棄外來文化

對待外來文化尤其是先進文化，不應該采取簡單的拿來主義或者體用論，而應該結合時代的發展和本國的傳統對外來文化進行揚棄。拿來主義在中國近代化進程中，就已經被魯迅等學者所批判，而“中體西用”等體用主義，也同樣無法指引多元文化傳播背景下中國的異文化接受。體用主義只是關注器物、技術方面的揚棄，而不提倡思想文化方面的更新，在多元文化傳播背景下，價值體系等思想方面的揚棄顯得尤為重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對平等、自由等的追求便是揚棄外來文化的一種體現。

3.創造性融合提倡文化接受路徑的動態調整

積極的文化接受包括兩種路徑：第一種是允許異質文化的存在，并在不與內在文化發生碰撞的基礎上接受異質文化，從而創造出并存性文化；第二種是將外來的異質文化同化到內在文化的行為邏輯或內在價值體系中，創造出融合性的綜合文化。創造性融合建立在積極文化接受路徑之上，注重以上兩種文化接受路徑的動態調整，即在力量對比不能取勝的情況下，應該選擇平行發展的文化接受路徑，而當我們認清時展脈搏以及外來文化和本土文化的優缺點之后，應該將外來文化內化為自身文化，形成文化接受的創造性動態調整。同時，西方價值觀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占有優勢地位，中國文化被西方價值觀所捆綁、走向消弭的危險客觀存在，因此，我們應該警惕外來異質文化替代原有本土文化，造成本土文化消失的危險。

（四）中國文化創造力的提升策略

創造性古典主義融合理念注重傳統內發性的創造性轉化和積極的文化接受，在這一理念的指導下，中國文化創造力的提升應該從以下幾個方面得以實現和展開：

1.依托市場規律與人文關懷發展文化生產力

文化生產力的發展離不開市場規律的指導，經濟實力的持續提升是文化生產力發展的重要保障和源泉；文化生產力發展的最K目標是人民的安居樂業、健康幸福，因而文化生產力的發展應該更多地注入和諧、生態等概念，改粗獷式發展為集約式發展，注重和諧發展、生態發展。

2.融合多元文化，不斷加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建設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在挖掘中華文化優良傳統，適應國際形勢和中國國情的基礎上，積極吸收先進思想，對中華民族精神做出的創造性詮釋，是當前促進我國文化創造力提升的精神源泉。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學習和實踐可以為我國文化創造力的實現提供強大的凝聚力、導向力、鼓舞力和推動力。

3.結合時代背景再認識經典文化

人類文化的發展需要在既有的文化傳統之上不斷地創造，如果失去了文化傳統，必然會產生對自身文化的懷疑，同時在文化發展的走向上也會感到迷茫，文化的自信和自覺更無從談起，因而當今文化創造所需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覺亟待經典文化的再解釋、再創造。

4.以辯證的眼光審視國際和國內形勢

文化創造需要批判思維，一方面要認清歷史、立足現狀、著眼未來，準確地了解自身的優點和不足，明確發展方向；另一方面需要洞察國際形勢，分清敵友，警惕“和平演變”，維系文化安全。

5.和平崛起與平等互助

中國的文化創造還需要將和平崛起的觀念傳播到國際領域，向其他國家展現平等互助的大國風范，有效地傳播中國文化，為文化再繁榮贏得充分的國際話語權和良好的國際環境。

四、結語

多元文化傳播背景下，多元文化客觀并存、相互交融，文化自信的增強、文化自覺的激發、文化自立的確立和文化安全的維系都迫切需要中國文化創造力的提升。而多元文化相互交融又為中國文化創造力的提升帶來了機遇和挑戰，一方面要求中國文化創造力的提升以傳統內發性創造性轉化為基礎；另一方面，要求積極進行文化接受，并對文化接受的路徑進行動態調整。創造性古典主義融合正是結合多元文化傳播背景，立足于傳統內發性的創造性轉化和積極的文化接受而形成的助力中國文化創造力提升和發展的文化創造理念。在這一理念的指導下，中國文化創造力的提升應該做到：依托市場規律和人文關懷發展文化生產力；融合多元文化，不斷加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建設；結合時代背景再認識經典文化；以辯證的眼光審視國際和國內形勢；和平崛起與平等互助。

（本文為2017年度河北省社會科學基金立項課題“京津冀協同發展背景下河北省文化創造力提升研究”，項目編號：HB17ZX010）

參考文獻：

[1]裔昭印，徐善偉.論世界文化的“多元一體”性[N].光明日報，2004-02-10.

[2]杜剛，邢巨娟.文化創造力：當今中國文化變革與發展的重要依據[J].河北經貿大學學報：綜合版，2012（3）：9-13.

[3]伍柳氏.和而不同 多元共生――略論全球化背景下中國文化發展策略抉擇[J].湖南社會科學，2011（9）：181-183.

篇（8）

    文化變遷,是西方人類學理論學派提出的理論,起源于人類學家對欠發達國家或地區與外界文化接觸的研究,是人類學家研究的最重要的主題之一。

    20世紀70年代以后,對于文化變遷的研究視野不斷擴大,研究領域不斷拓展,并應用到了旅游業上。隨著旅游的發展,大量的游客涌入一些交通閉塞的旅游地,給當地的文化帶來了極大的震撼。在旅游者所帶來的異文化沖擊下,旅游地文化變遷從物質層面開始,逐漸滲透到精神和制度文化層面,最后促使整個旅游地民族文化趨同于現代化城市文化,導致許多傳統文化遺失。而真正吸引游客眼球的往往就是這些即將消逝的民族文化,一旦完全被外來文化所同化,可能導致當地旅游業的蕭條甚至停滯。因此,從文化變遷理論出發,研究旅游地文化變遷的動因和策略選擇,不僅是出于民族文化保護的需要,也是當地旅游業可持續發展的需要。

    一、文化變遷與旅游地文化變遷

    人類學家認為“文化變遷”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在內外部因素的作用下,通過文化內部的整合而出現的有別于過去的文化形態,表現在技術、工藝、食物、服裝等方面,包括價值觀、習慣和社會關系。社會學家和社會心理學家則常用“社會變遷”來指代非物質文化的變化,其中包括價值觀、習俗、制度和社會行為。本文所指的文化變遷側重于指較為明顯的變遷——受到外界壓力的影響下產生的文化變遷。

    基于以上觀點,本文認為,旅游地文化變遷是隨著旅游業的快速發展,大量的旅游者涌入一個文化背景不同的旅游地,帶來了各種各樣的文化形態,在多種文化相遇、碰撞、交融和整合的過程中,由于文化勢差的客觀存在,使得客源地文化較多地“流向”目的地,長此以往潛移默化地影響旅游地文化,使得旅游地發展成為新的不同于以往的社會文化形態。文化變遷的核心是價值觀的變遷,受社會經濟條件的制約,不隨人的意志而改變。文化變遷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不同于暫時的文化變化,當暫時的文化變化逐步改變原有的文化形態,就產生了變遷。

    二、旅游地文化變遷動因分析

    在現代社會,旅游業發展所產生的不同文化的交流和傳播是導致旅游地文化變遷的最主要動因:

    1.文化傳播、交流中主客雙方接觸的不對等性

    一般情況下,旅游者與接待地居民的接觸是短暫且有限的。旅游者在一個接待地的逗留時間是短暫的,與當地居民實際接觸的時間有可能更少。而且在十分有限的時間里,他們所接觸到的多為旅游接待人員,雙方分別扮演的是服務與被服務的角色,旅游者難以通過旅游企業工作人員受到當地文化的影響。但是對于旅游地居民來說,他們接觸的不是某個具體的游客而是旅游者群體,是長年累月地同文化反差很大的旅游者群體的直接或間接接觸。所以說,盡管旅游文化傳播和交流是雙向的,但卻是不平等的。旅游者給接待地帶來的影響遠比他們接受接待地的影響大的多。

    2.文化傳播、交流中主客雙方經濟地位的不平等性

    客觀地說,區域間的文化傳播無淪采取哪種傳播形式,都是以經濟較發達的地區向較后進的地區傳播為主導的。經濟欠發達國家或地區,在旅游業發展的過程中,更容易受到來自發達國家或地區游客所攜帶的強勢文化的沖擊,在文化交流融匯中更多地居于一種被動性的地位。比如,在旅游活動中,旅游者與當地居民之間,一個在休閑,另一個則為這個有錢的休閑人忙碌;一個在臺上表演,另一個則在臺下欣賞、拍照、錄像,雙方形成一種明顯的非對稱性關系。由于經濟上的不對稱,使旅游活動變得不單單是旅游經歷的買賣,還會給當地人帶來金錢等觀念的改變,從而使當地人改變自己去迎合游客,淪為“被旅游者”,影響到當地人的文化表述及文化認同,然后在不知不覺當中慢慢地發生文化變遷。

    3.文化傳播、交流中旅游地文化相融區間的擴展

    任何本土文化在與外來文化接觸時,通常會有選擇地接受和吸收與本身文化價值觀相契合的內容,而排斥與本身文化價值觀不相容的東西。但是,在經濟利益的刺激下,旅游地對外來文化的接受范圍會較一般情況有很大的擴展。旅游地為了招徠游客,必須滿足旅游者的需求,于是違心地接受外來文化中某些與本土文化價值取向相悖的東西。有的學者將其稱為“虛意接受”,即當地并不打算或不愿意接受外來文化的某些因素,特別是與本身文化價值觀相抵觸的部分,但出于經濟利益方面的考慮,就會有意識地作出讓步,甚至主動迎合旅游者的需要。接待地的“虛意接受”,最初往往限制在一定的范圍,但隨著時間的推移,“虛意接受”的東西便會逐漸擴散,潛移默化地使本土文化發生變遷。

    三、旅游地文化變遷的具體表現

    文化的變遷是永恒的現象,有些在表面上,直接看得見,摸得著,而有些文化現象,是在深層發生變化的。一般說來,物質文化的變遷速度快于非物質文化,而從非物質文化的變遷看,一般說來總是制度首先變遷,其次是風俗、民德,最后才是價值觀。

    1.物質文化變遷。指那些外在化、具有明顯的數量結構或物質形態的變化。直接由于旅游業發展而引起的生計方式、居住習俗、生活方式等的改變,都屬于這一類變遷。例如,九寨溝以“翠海、疊瀑、彩林、雪峰、藏情”五絕聞名于世,其內原有居民以前主要以耕作、畜牧和傳統的手工藝為生;1984年九寨溝對外開放,部分居民開始經營旅游業。至2002年,景區內居民都徹底停止了耕作和畜牧,基本都從事旅游經營或與旅游相關的工作。

    2.非物質文化變遷。指因旅游活動產生但無法觀察到其直觀的物質形態的變化。由于旅游的發展而潛移默化地改變了旅游地居民價值觀念、思想意識和文化意識和生活方式,都屬于非物質文化變遷的表現。例如,四川與云南交界的滬沽湖地區是摩梭人聚居地之一,其文化是植根在自然經濟基礎上的母系文化。改革開放后,摩梭人積極采取措施吸引游客,滬沽湖很快成為旅游勝地。外來不同文化形態人群與當地人的相互交流與融合對摩梭母系文化產生了沖擊,使其發生了一系列變化:母系家庭小型化,婦女在家庭中的傳統地位開始下降,出現固定專偶走婚,家庭管理實權開始由男性掌握等。

    四、旅游地文化良性變遷的策略選擇

    眾所周知,旅游業發展對旅游地文化變遷是一把雙刃劍,它既可能使文化良性變遷,從而在保持傳統文化的精神內核不變的基礎上,不斷豐富其外在表現形式,擴充文化傳承媒介的種類和數量,使傳統文化得以永久延續。也可能使文化負態變遷,使其嚴重商品化、扭曲化,民族個性、民族精神被淡化,直到消失。但不管旅游地文化是向積極方向還是向消極方向變遷,文化變遷都是客觀存在的,而唯有文化的合理變遷才能持續吸引旅游者的到訪。綜上分析,為了實現旅游地文化的合理變遷,促進旅游地的可持續發展,應從以下幾方面加以努力:

    首先,加強旅游業的宏觀管理。加強政府相關部門在旅游業發展初期的規劃、引導以及旅游業發展過程中的監管工作,規范文化旅游產品市場的生產和消費行為。針對目前旅游市場上少數為謀求短期利益的生產者生產劣質文化產品、破壞傳統文化、損害旅游者利益的行為,要積極進行監管查處工作,在旅游文化社區內部建立起傳統文化自我建設長效機制,增強旅游地合理開發、生產及創新的自覺性。只有強化政府的宏觀引導和管理職能,制定必要的政策和法規,加大對發生消極文化變遷現象的旅游社區的引導監管力度,才能保證旅游市場的健康發展和旅游業的可持續發展。

    其次,強化本土文化,提高文化自覺性。一個民族沒有“自我”的概念,就會在失去“自我”中被他文化同化,文化自覺缺失的民族會在不知不覺中失去本民族的文化,這樣,本民族文化的良性發展就無從談起。當然,強化文化自覺,并不是主張文化中心主義,而排斥其他文化,關鍵在于與它文化接觸、交流的時候,本民族成員如何實現文化自覺,取其精華,排其糟粕,真正做到豐富民族文化的內涵。

    因此,要強化本土文化中重要的價值觀,樹立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防止出現“客尊主卑”的思想和行為;并且要鼓勵接待地居民加強自身修養,樹立正確的人生觀,提高文化鑒別能力,以自覺吸收外來文化中先進的東西,抵制腐朽的思想意識和生活方式。

    再次,加強文化交流,實現文化補償。人類文化多樣性和區域性決定了文化交流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人類歷史的前進,離不開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對于任何一種傳統文化而言,擁有文化輸出和文化接受的健全機制,方能獲得文化補償,贏得空間上的拓展和時間上的延展”。歷史上中華各民族文化交融互動,如中原文化與北方游牧文化交融,中原農耕文化與南方山地游耕文化交融。中國各民族文化內部交流、互動的同時,還廣泛汲取世界文明成果,如印度佛教文化、基督教文化等外域文化。正是由于中華內部各族文化和域外文化相互借取,不同文化相互激蕩,實現文化整合和創新,才締造了有容乃大的中華文化,表現出旺盛的生命力。

    因此,要充分發揮文化交流的平臺作用,積極開展對外文化交流,拓寬范圍,疏通渠道,提高交流水平。加強民族文化發展的宣傳工作,利用各種條件和機會來擴大民族文化精品的展現并吸收外來文化精華,促進民族文化良性發展。

    [參考文獻]

篇（9）

文化變遷，是西方人類學理論學派提出的理論，起源于人類學家對欠發達國家或地區與外界文化接觸的研究，是人類學家研究的最重要的主題之一。

20世紀70年代以后，對于文化變遷的研究視野不斷擴大，研究領域不斷拓展，并應用到了旅游業上。隨著旅游的發展，大量的游客涌入一些交通閉塞的旅游地，給當地的文化帶來了極大的震撼。在旅游者所帶來的異文化沖擊下，旅游地文化變遷從物質層面開始，逐漸滲透到精神和制度文化層面，最后促使整個旅游地民族文化趨同于現代化城市文化，導致許多傳統文化遺失。而真正吸引游客眼球的往往就是這些即將消逝的民族文化，一旦完全被外來文化所同化，可能導致當地旅游業的蕭條甚至停滯。因此，從文化變遷理論出發，研究旅游地文化變遷的動因和策略選擇，不僅是出于民族文化保護的需要，也是當地旅游業可持續發展的需要。

一、文化變遷與旅游地文化變遷

人類學家認為“文化變遷”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在內外部因素的作用下，通過文化內部的整合而出現的有別于過去的文化形態，表現在技術、工藝、食物、服裝等方面，包括價值觀、習慣和社會關系。社會學家和社會心理學家則常用“社會變遷”來指代非物質文化的變化，其中包括價值觀、習俗、制度和社會行為。本文所指的文化變遷側重于指較為明顯的變遷——受到外界壓力的影響下產生的文化變遷。

基于以上觀點，本文認為，旅游地文化變遷是隨著旅游業的快速發展，大量的旅游者涌入一個文化背景不同的旅游地，帶來了各種各樣的文化形態，在多種文化相遇、碰撞、交融和整合的過程中，由于文化勢差的客觀存在，使得客源地文化較多地“流向”目的地，長此以往潛移默化地影響旅游地文化，使得旅游地發展成為新的不同于以往的社會文化形態。文化變遷的核心是價值觀的變遷，受社會經濟條件的制約，不隨人的意志而改變。文化變遷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不同于暫時的文化變化，當暫時的文化變化逐步改變原有的文化形態，就產生了變遷。

二、旅游地文化變遷動因分析

在現代社會，旅游業發展所產生的不同文化的交流和傳播是導致旅游地文化變遷的最主要動因：

1.文化傳播、交流中主客雙方接觸的不對等性

一般情況下，旅游者與接待地居民的接觸是短暫且有限的。旅游者在一個接待地的逗留時間是短暫的，與當地居民實際接觸的時間有可能更少。而且在十分有限的時間里，他們所接觸到的多為旅游接待人員，雙方分別扮演的是服務與被服務的角色，旅游者難以通過旅游企業工作人員受到當地文化的影響。但是對于旅游地居民來說，他們接觸的不是某個具體的游客而是旅游者群體，是長年累月地同文化反差很大的旅游者群體的直接或間接接觸。所以說，盡管旅游文化傳播和交流是雙向的，但卻是不平等的。旅游者給接待地帶來的影響遠比他們接受接待地的影響大的多。

2.文化傳播、交流中主客雙方經濟地位的不平等性

客觀地說，區域間的文化傳播無淪采取哪種傳播形式，都是以經濟較發達的地區向較后進的地區傳播為主導的。經濟欠發達國家或地區，在旅游業發展的過程中，更容易受到來自發達國家或地區游客所攜帶的強勢文化的沖擊，在文化交流融匯中更多地居于一種被動性的地位。比如，在旅游活動中，旅游者與當地居民之間，一個在休閑，另一個則為這個有錢的休閑人忙碌；一個在臺上表演，另一個則在臺下欣賞、拍照、錄像，雙方形成一種明顯的非對稱性關系。由于經濟上的不對稱，使旅游活動變得不單單是旅游經歷的買賣，還會給當地人帶來金錢等觀念的改變，從而使當地人改變自己去迎合游客，淪為“被旅游者”，影響到當地人的文化表述及文化認同，然后在不知不覺當中慢慢地發生文化變遷。

3.文化傳播、交流中旅游地文化相融區間的擴展

任何本土文化在與外來文化接觸時，通常會有選擇地接受和吸收與本身文化價值觀相契合的內容，而排斥與本身文化價值觀不相容的東西。但是，在經濟利益的刺激下，旅游地對外來文化的接受范圍會較一般情況有很大的擴展。旅游地為了招徠游客，必須滿足旅游者的需求，于是違心地接受外來文化中某些與本土文化價值取向相悖的東西。有的學者將其稱為“虛意接受”，即當地并不打算或不愿意接受外來文化的某些因素，特別是與本身文化價值觀相抵觸的部分，但出于經濟利益方面的考慮，就會有意識地作出讓步，甚至主動迎合旅游者的需要。接待地的“虛意接受”，最初往往限制在一定的范圍，但隨著時間的推移，“虛意接受”的東西便會逐漸擴散，潛移默化地使本土文化發生變遷。

三、旅游地文化變遷的具體表現

文化的變遷是永恒的現象，有些在表面上，直接看得見，摸得著，而有些文化現象，是在深層發生變化的。一般說來，物質文化的變遷速度快于非物質文化，而從非物質文化的變遷看，一般說來總是制度首先變遷，其次是風俗、民德，最后才是價值觀。

1.物質文化變遷。指那些外在化、具有明顯的數量結構或物質形態的變化。直接由于旅游業發展而引起的生計方式、居住習俗、生活方式等的改變，都屬于這一類變遷。例如，九寨溝以“翠海、疊瀑、彩林、雪峰、藏情”五絕聞名于世，其內原有居民以前主要以耕作、畜牧和傳統的手工藝為生；1984年九寨溝對外開放，部分居民開始經營旅游業。至2002年，景區內居民都徹底停止了耕作和畜牧，基本都從事旅游經營或與旅游相關的工作。

2.非物質文化變遷。指因旅游活動產生但無法觀察到其直觀的物質形態的變化。由于旅游的發展而潛移默化地改變了旅游地居民價值觀念、思想意識和文化意識和生活方式，都屬于非物質文化變遷的表現。例如，四川與云南交界的滬沽湖地區是摩梭人聚居地之一，其文化是植根在自然經濟基礎上的母系文化。改革開放后，摩梭人積極采取措施吸引游客，滬沽湖很快成為旅游勝地。外來不同文化形態人群與當地人的相互交流與融合對摩梭母系文化產生了沖擊，使其發生了一系列變化：母系家庭小型化，婦女在家庭中的傳統地位開始下降，出現固定專偶走婚，家庭管理實權開始由男性掌握等。

四、旅游地文化良性變遷的策略選擇

眾所周知，旅游業發展對旅游地文化變遷是一把雙刃劍，它既可能使文化良性變遷，從而在保持傳統文化的精神內核不變的基礎上，不斷豐富其外在表現形式，擴充文化傳承媒介的種類和數量，使傳統文化得以永久延續。也可能使文化負態變遷，使其嚴重商品化、扭曲化，民族個性、民族精神被淡化，直到消失。但不管旅游地文化是向積極方向還是向消極方向變遷，文化變遷都是客觀存在的，而唯有文化的合理變遷才能持續吸引旅游者的到訪。綜上分析，為了實現旅游地文化的合理變遷，促進旅游地的可持續發展，應從以下幾方面加以努力：

首先，加強旅游業的宏觀管理。加強政府相關部門在旅游業發展初期的規劃、引導以及旅游業發展過程中的監管工作，規范文化旅游產品市場的生產和消費行為。針對目前旅游市場上少數為謀求短期利益的生產者生產劣質文化產品、破壞傳統文化、損害旅游者利益的行為，要積極進行監管查處工作，在旅游文化社區內部建立起傳統文化自我建設長效機制，增強旅游地合理開發、生產及創新的自覺性。只有強化政府的宏觀引導和管理職能，制定必要的政策和法規，加大對發生消極文化變遷現象的旅游社區的引導監管力度，才能保證旅游市場的健康發展和旅游業的可持續發展。

其次，強化本土文化，提高文化自覺性。一個民族沒有“自我”的概念，就會在失去“自我”中被他文化同化，文化自覺缺失的民族會在不知不覺中失去本民族的文化，這樣，本民族文化的良性發展就無從談起。當然，強化文化自覺，并不是主張文化中心主義，而排斥其他文化，關鍵在于與它文化接觸、交流的時候，本民族成員如何實現文化自覺，取其精華，排其糟粕，真正做到豐富民族文化的內涵。

因此，要強化本土文化中重要的價值觀，樹立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防止出現“客尊主卑”的思想和行為；并且要鼓勵接待地居民加強自身修養，樹立正確的人生觀，提高文化鑒別能力，以自覺吸收外來文化中先進的東西，抵制腐朽的思想意識和生活方式。

再次，加強文化交流，實現文化補償。人類文化多樣性和區域性決定了文化交流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人類歷史的前進，離不開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對于任何一種傳統文化而言，擁有文化輸出和文化接受的健全機制，方能獲得文化補償，贏得空間上的拓展和時間上的延展”。歷史上中華各民族文化交融互動，如中原文化與北方游牧文化交融，中原農耕文化與南方山地游耕文化交融。中國各民族文化內部交流、互動的同時，還廣泛汲取世界文明成果，如印度佛教文化、基督教文化等外域文化。正是由于中華內部各族文化和域外文化相互借取，不同文化相互激蕩，實現文化整合和創新，才締造了有容乃大的中華文化，表現出旺盛的生命力。

因此，要充分發揮文化交流的平臺作用，積極開展對外文化交流，拓寬范圍，疏通渠道，提高交流水平。加強民族文化發展的宣傳工作，利用各種條件和機會來擴大民族文化精品的展現并吸收外來文化精華，促進民族文化良性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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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設計已經有近一百多年的發展歷程，其中日本現代設計雖然起步晚，但是發展的極其迅速和成熟，僅用了短短幾十年，便躋身于世界設計大國的行列，完成了歐洲等發達設計國家用了七十幾年才達到的發展現代設計的目的。

日本，我們中國的近鄰，世界發達國家中唯一的亞洲面孔，它的工業革命比西方發達國家整整遲了一百多年，而且日本無論是民族傳統文化，歷史人文因素，還是設計風格理念都與西方國家不同，并有著本質的區別，但它卻發展起了具有世界競爭水平的設計。為什么這個國家從二戰殘破的戰爭廢墟中走出來，并能迅速成為新的國際設計中心，這是值得我們探究深思的一個問題。這個國家可以說創造出了一個奇跡。而造就這個奇跡的關鍵所在，就是日本傳統文化與現代設計成功融合所形成的獨特的名族特色。當其他的國家還在探索如何面對外來文化和現念的沖擊，如何保護和發揚本國傳統文化時候，日本現代設計已經把傳統文化和現代設計進行了完美的融合，在二戰結束之后，日本向美國，學習先進的現代企業管理技術和科學技術以及現代設計藝術等內容，并且把這些外來文化綜合起來融入到本民族的文化之中，絕不是簡單的模仿或者抄襲，而是將外來文化和自己的文化、經濟、政治融為一體，能夠在發展現代化的同時完整地保存，甚至發揚自己的民族傳統設計，這對于我們中國現代設計，在如何處理歷史與現代、民族與世界等看似矛盾的問題，都具有很強的借鑒意義。

人們常說社會環境是影響人的行為的環境因素中一切非物質的因素，對于人的行為影響尤勝于物理環境。日本的國土人口密度十分高，從物理空間環境來看，居住的空間狹窄是日本人生活的顯著特點，在這樣一個特殊背景，在它的傳統設計和現代設計中都有鮮明地體現。

縱觀日本的設計總體面貌，有兩種不同的特征：一是比較民族的、傳統的、歷史的；二是國際的、創新的、現代的；那么，這兩種風格是如何發展形成、并存的呢？我們從日本設計的發展中，看到了一條傳統與現代設計并軌雙行的道路，互不干預，但很多時候互相借鑒，互相影響，這其中起重要作用的就是日本的文化歷史傳統。日本的文化歷史經過了長期的、不斷的歷史學習過程，將有益的外來文化精華融入到本民族文化傳統之中。

一、日本現代設計中傳統精神的體現

設計評論家厄爾認為日本設計可以總結為兩大類，即：1色彩豐富的，裝飾的，華貴的，創造性的；2單色的，直線的，修飾的，單純與儉樸的。他的這種看法，可以說是基本上概括了日本設計的形式風格特征，也完全印證了日本人審美的兩重性。日本的現代設計是完全基于從外國，特別是從美國和歐洲學習來的經驗發展而成的，但這并不只是對西方設計模式簡單的復制，而是在學習外國的基礎上追求著“日本風格”的設計。

二、傳統精神帶動著現代設計

日本的傳統設計有著輝煌的歷史，早在江戶時期發展起來的浮世繪，就對歐洲現代設計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日本的工業生產受到美國的壓制，而傳統手工業卻得到繼續發展，最終形成了民族化的、傳統的、溫煦的、歷史的設計特征。這種基于日本傳統美學的、宗教的、講究信仰的設計，與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休戚相關，主要針對日本國內市場，并且有相當程度已不僅僅是商品設計，而是文化的組成部分之一，如日本的傳統食品、傳統服裝、傳統包裝與平面設計、傳統建筑等，都具有相當鮮明的民族特征。在西方文化和現代設計理念的沖擊下，日本政府及設計家們，在尋求發展的基礎上，找到了一條西方流行風格與日本傳統設計相結合的道路，使民族繪畫、民族傳統設計風格、民族文化觀念、民族的審美立場、民族的文字書法等都得到了很好的保護和發展。

日本是一個單一民族國家，這種高度單一的文化特征，的確大大減少了文化過渡時的種種障礙，國土狹小，民族單一，因而文化比較容易成為全民的。這是與西方現代文化接軌時非常重要的因素。另外日本現代設計強調集團式工作方式，不追逐個人出名， 以集體的成就而驕傲。這也使得日本的設計可以飛速地發展。日本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后開始發展設計以來， 它的傳統設計基本沒有因為現代化被破壞。這與政府對傳統設計的重視與扶持不無關系。重視教育事業也是日本設計界成功的重要因素，這對于設計人才的培養和傳承起了積極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