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文化論文匯總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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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中圖分類號〕G0；I0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1000-7326（2008）11-0119-07
與農業社會相比，城市最顯著的功能與特征即它的消費性。與傳統的城市消費相比，在以大都市與城市群為中心的都市化進程中，由于人口、財富、文化資源在都市空間的高度集聚與迅速膨脹，不僅直接刺激了都市化地區現代服務業的發展與繁榮，同時也使城市社會固有的消費功能獲得了極大的提升甚至是升級換代，以至于從物質生產到精神生產，從群類到個體，從歷史文化到自然遺產統統被卷入到消費、消費、再消費的潮流中。這既是當代被稱為消費社會、消費文明，也是都市消費文化研究在中國學界迅速升溫的根源。綜觀當代中國的消費文化研究，其突出問題可概括為“跟著西馬走”（如盧卡奇、波德里亞、霍克海默等）與“跟著感覺走”。前者忽略了作為母體、比子孫更高瞻遠矚的父系經典理論，未能從社會生產的總體性與歷史發展角度探索出適合中國經驗的當代批判話語；后者則基本上割裂了或完全不懂得馬克思揭示的消費與生產的內在關系原理，直至淪為毫無理性反省能力、隨波逐流的欲望化了的時髦文化批評。要想真正完成解釋與批判消費社會現實與文化經驗的理論任務，在當下急需以都市化進程為現實背景，重溫馬克思關于生產與消費關系的理論，并從對馬克思社會生產理論的總體把握與發展創新角度建構出其當代形態，由此為消費文明時代的文化研究提供一個科學的理論基礎與實踐框架。
一、對馬克思“生產―消費”關系理論的再認識
在紅塵滾滾的消費社會中，人們面臨的首要困惑源自生產與消費關系的錯亂。這具有一定的必然性，是社會生產結構在總體上重生產、重積累的農業文明與工業文明向重消費、重流通的后工業社會或消費文明轉型的直接表現。按照馬克思的基本觀點，社會生產結構在邏輯上包括“生產”、“分配”、“交換”、“消費”四要素，[1] （P91） 但在具體的歷史進程中，“不同民族在不同的時代中對它們又分別有所倚重。以民族而言，中國傳統農業文明側重于‘生產’，而希臘商業文明則側重于‘交換’等。以時代而言，古代社會在總體重‘生產’，如資本主義早期的清教倫理、如中國傳統社會的‘勤儉、節約’意識形態；而當代世界的主潮則傾向于‘消費’。”[2] 從某種意義上說，這與當代城市化進程在不斷加速中升級為以“國際化大都市”與“世界級城市群”為中心的都市化進程直接相關。城市越大，集聚的人口與財富越多，城市的消費性質與服務功能就越明顯，這在農業社會的大城市（如中國北宋時期的東京、南宋時期的杭州）已有充分的表現。而在當代隨著人口、財富、資源向大都市與城市群的迅速轉移與高度集聚，一方面極大地提升了都市社會固有的消費性質與功能，另一方面，也直接帶動了整個社會生產過程從生產向消費形態的傾斜與轉型。正如羅維斯所說：“隨著人口的日益城市化……斗爭已從生產領域（商品生產和服務行業的生產）轉移到再生產領域（即維系穩定的城市生活的水準，如果不是提高的話）。”[3]（P147-148）
在世界城市化的當代背景下，由于現代服務業與文化產業的迅速發展，不僅使人們在觀念上特別容易遺忘生產與消費的內在聯系，同時也必然要忽視或否定生產要素及其種種物化形態在實踐上的重要性，這是消費要素與行為在后工業社會中被高度重視乃至無限拔高的根源。以城市經濟為例，是過分強調第三產業對第一、第二產業的優勢，并以之作為城市發展水平的重要標志；在理論研究上則以“消費資本化”為代表，核心是“消費能產生資本，消費者因此能成為‘資本家’”。[4] 其最極端的表現則在被中國文化研究者推崇到極點的波德里亞。后者用了一系列的終結――“這是勞動的終結、生產的終結、政治經濟學的終結”；“這是能指/所指辯證法的終結，這種辯證法曾使知識和意義的積累、復合話語的線性意義群成為可能”；“這同時也是交換價值/使用價值辯證法的終結，這種辯證法曾使社會積累和生產成為可能”；“這是話語線性維度的終結、商品線性維度的終結”――來形容他眼中的消費社會，并得出“生產時代的終結”這一關于當今世界的宏大敘事結論。[5] （P6-7） 正如所有“說大話”、“說狠話”、“說過頭話”的宏大敘事一樣，波德里亞直接宣布作為社會生產結構四要素之一的生產環節走向終結，也明顯存在著以偏概全的學理問題以及“語不驚人死不休”的心態問題。因而，對此需要加以訂正的是，說消費的重要性在后工業社會中得到極大地提高，甚至在某些領域與方面已占據了主流地位，是未嘗不可的，但至于是否可由此推出“生產時代的終結”，則需要進一步的推敲與小心求證。
要想在觀念上真正解決這一重要的認識問題，需要重溫馬克思對生產與消費關系的精辟闡釋。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馬克思將生產與消費的關系表述為三個方面。首先，生產決定消費，因為“沒有生產，消費就沒有對象”。任何現實的消費活動總是要以生產、分配、交換環節提供的生活資料為基礎與對象。正如俗話所說“鏡子里的燒餅不能充饑”，馬克思把這一點稱為“膚淺的表象”。他指出：“在生產中，社會成員占有（開發、改造）自然產品供人類需要；分配決定個人分取這些產品的比例；交換給個人帶來他想用分配給他的一份去換取的那些特殊產品；最后，在消費中，產品變成享受的對象，個人占有的對象。”[1]（P6-7） 其次，“消費也是生產”，因為“生產、分配、交換、消費”并不是“同一的東西”，而是“構成一個總體的各個環節”，是“一個有機整體”。作為有機整體，其相互之間遠遠超出簡單的機械作用關系。如馬克思說：“生產就其單方面形式來說也決定于其他要素。例如，當市場擴大，即交換范圍擴大時，生產的規模也就增大，生產也就分得更細。隨著分配的變動，例如，隨著資本的積聚，隨著城鄉人口的不同的分配等等，生產也就發生變動。最后，消費的需要決定著生產。”[1] （P17） 這是馬克思以其時代蓬勃發展的工業文明為現實背景的理論創造。與以自然經濟為主體的農業社會相比，以工商業與市場經濟為基礎的工業社會，使消費對生產的反作用以及對整個社會再生產的重要推動作用逐步展現出來。這是馬克思更看重“消費也是生產”的主要原因，也是具有深遠的面向未來意義的科學論述。再次，是生產與消費的相互適應與相互依存原理。馬克思指出：“生產直接是消費，消費直接是生產。每一方直接是它的對方。……生產中介著消費，它創造出消費的材料，沒有生產，消費就沒有對象。但是消費也中介著生產，因為正是消費替產品創造了主體，產品對這個主體才是產品。……沒有消費，也就沒有生產，因為如果沒有消費，生產就沒有目的。”[6] （P9） 在某種意義上，這代表著馬克思關于生產與消費關系理論研究的最高認識與理論境界，其精髓即消費與生產是互為存在的矛盾統一體，任何一方都不可能脫離對方而單獨存在。就此而言，所謂“生產時代”單方面的終結是不可能的，因為那同樣也等于“消費時代的終結”。這就為我們清理各種片面的、極端的消費理論提供最具現實價值的理論基礎以及最直接的批判武器。
對馬克思關于生產與消費關系原理的重溫與再認識，既不等于無視在都市化進程中日益壯大的消費文明現實，也不等于徹底否定當代消費社會研究、特別是西方者對此所做的某些敏銳分析與尖銳批判，而是要通過對被其擴大、吹脹了的部分的消腫、還原與批判性建構，將消費社會與文化研究有限的合理性與有效的應用范圍真正確定下來，為科學的、全面的認識與研究提供理性的基礎與合法的框架。
二、生產與消費的歷史變遷與當代闡釋
在某種意義上，“消費也是生產”、“消費的需要決定著生產”、“消費表現為生產的要素”[6]（P12） 等命題，是馬克思消費理論中最重要的“硬核”與最閃閃發光的“慧識”，構成了我們研究當代消費社會發展與消費文化生產最重要的理論基礎。但與此同時也應看到，馬克思消費理論在他所生活的時代主要是一個天才的理論預見，由于資本主義大生產仍在發揮著決定與支配作用，由于后工業社會與消費文明社會在其時尚處于萌芽狀態與低級階段，因而其對社會生產直接的現實影響與重要性也就不可能充分表現。這也是當時一般的資本主義經濟學家不理解“消費也是生產”的主要原因。但隨著以大城市為中心的后工業社會兵臨城下，特別是以都市社會為中心、消費環節對整個社會再生產的推動作用越來越突出，馬克思“消費的需要決定著生產”才找到了充分展示其思想內涵的廣闊現實土壤，并在后工業社會或消費文明時代一洗歷史塵埃，煥發出燦爛奪目的真理光輝。對生產與消費關系在城市化進程中的歷史變遷與當代形態進行考察，既出于推動與實現理論創新與中國化的內在需要，也有利于正確認識與把握這個消費聲浪越來越喧囂、一浪高過一浪的現實世界。
首先，城市的發生與發展既是生產與消費走向對立與更高矛盾狀態的始因，也是推動整個社會生產從生產向消費環節轉向的主要機制與力量。從起源上看，正如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的：“物質勞動和精神勞動的最大的一次社會分工，就是城市和鄉村的分離。”[7] （P56）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進一步指出：“一切發達的、以商品交換為媒介的分工的基礎，都是城鄉的分離。可以說，社會的全部經濟史，都概括為這種對立的運動。”[8] （P390） 其直接后果是導致了人類在聚集空間與生產實踐上的重要分化，具體是生產要素在以農業文明為母體的鄉村社會中成為主體，而消費要素則在以工商業為基本象征的城市空間中獲得了高度發展。在這個意義上，最初的城鄉區別恰好構成了消費與生產分裂的第一種現實形式。盡管城市的工商業與城市化水平有歷史的與現實的差異，但其消費本質始終如一。以馬克思?韋伯劃分的城市類型為例，盡管他根據經濟因素把城市分為“消費者城市”、“生產者城市”與“商人城市”，但從起源上看，“起初凡是城市作為一個同農村區分的實體出現的地方，不管是領主或王公的居住地也好，還是市場所在地也好，城市都是具有兩種性質――家族和市場――的經濟中心……是市場定居點”，因而“城市或多或少都是消費者城市”。即使是他命名的“生產者城市”，由于“工廠、手工工場或者家庭工業在城市之中扎根”，在實際上也主要是指“它們供應外部區域”或“它們的商品輸送到外面”，[9] （P567-568、P570） 而與自給自足的農業經濟與農村社會有本質的區別。這在邏輯上恰好說明交換、消費等非生產性要素一直是城市的核心功能與主要形式。又如經濟史學家將中國古代城市劃分為政治型與經濟型，前者以開封為代表，“工商業是貴族地主的附庸，沒有成為獨立的力量，封建性超過了商品性”，“充滿了腐朽、沒落、荒、腐敗的一面”，后者以蘇、杭為代表，其“工商業是面向全國的”，流露著“清新、活潑、開朗的氣息”。[10] （P158） 盡管在政治型城市中工商業或消費市場受到較多的壓抑與限制，但雄厚的經濟基礎與眾多的城市人口仍使其在整體上傾向于消費而不是生產。以清代都城北京為例：“北京作為中國的政治經濟中心，20世紀初，城內有常住人口70.5萬人，其中專享俸祿的八旗子弟和官員、差役、兵勇等非生產人口達28萬人，占到全部人口的40%。正是這樣龐大的消費群體和較高的消費水平，大大刺激了北京的經濟貿易的發展，推動了與娛樂消遣相關的手工藝、戲曲、書畫等文化娛樂業的發展。”[11]（P121） 由此可知，城市一直是推動社會生產從生產轉向消費的主要機制與力量，城市化進程越快、城市化水平越高、城市的空間與人口規模越大，其社會生產總體上的消費性特征就越明顯。而消費社會在當代的出現與迅速發展，則與當今世界城市人口即將第一次超過農村人口、[12] 特別是大都市與城市群人口的迅速飆升直接相關。
其次，當代城市人口與空間規模的擴張極大地提升了城市的消費功能與水平，使生產與消費以更加復雜的方式相互纏繞在一起，這是人們在研究當代文化時“只見消費”、“不見生產”的主要原因。按照阿爾溫?托夫勒的看法，人類至今已經歷過兩次巨大的變革浪潮，第一次是歷時數千年的農業文明，第二次是至今三百余年的工業文明，它們對人類社會結構與生活方式的變遷產生了至為關鍵的重要影響。從生產與消費的關系而言，在自給自足的農業文明中，大多數人的生產和消費是一體化的。工業文明的第二次浪潮把人類的生活劈分為兩半，造成了生產和消費的分裂與對立。在作為第三次浪潮的后工業社會中，消費與生產的關系既不同于第一次浪潮中的簡單純樸，也不同于第二次浪潮中的涇渭分明，而是出現了相互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復雜態勢。托夫勒提出的“消費者的生產力”與“產消合一者”等概念，就完全不同于傳統的“勞動創造財富”或專業化的“生產者”和“消費者”。生產者與消費者的合而為一，是后工業社會最鮮明的特征之一。托夫勒曾以自測懷孕器的使用為例指出，1970-1980年代以后，數百萬婦女取代了醫生和化驗室的工作，“這個自助運動具有重大的經濟意義。它代表了從被動的消費者成為主動的產消合一者”。[13] （P26） 以“自助運動”為例，其意義決不僅是“自己動手干活的趨勢”；它表明“消費者更緊密地卷入生產過程之中”，“生產者與消費者傳統的區別消失了”，預示著“生產轉向經濟的第一部類”，并具有“改變市場在人們生活中的地位與作用”、“改變我們整個經濟思想”、“改變經濟沖突的基礎”等重要意義。[13]（P370、P375、P379、P381） 在邏輯分析上，托夫勒的三次浪潮社會理論，恰好在經驗層面上印證了馬克思生產與消費關系的基本原理。具體言之，生產決定消費（“沒有生產，消費就沒有對象”）對應于“民以食為天”的農業文明時代，其核心即只有首先創造出大量的物質生活資料，才能實現“饑者得食，寒者得衣，勞者得息”（墨子《非命下》）的大同理想；“消費也是生產”（“沒有消費，也就沒有生產”）對應于“市場也是生產力”的工業文明，其主題是勞動產品的商品化及其在市場中的“二度創造”，對于物質生產與整個社會的良性循環變得越來越重要；而“生產直接是消費，消費直接是生產。每一方直接是它的對方”，則將當代消費文明或后工業社會的本質與深層結構充分揭示出來。這不僅表明生產與消費要素在邏輯上更緊密地相互纏繞在一起，憑借傳統的感覺或簡單理論思維已無法把握其深層的內在聯系，同時還揭示出生產與消費環節在現實中已超越了兩者非此即彼或涇渭分明的低級形態，并借助人類個體與社會更高的發展階段實現了社會生產諸要素新的和諧與統一。在此特別需要強調的是，盡管以消費為核心的都市生活使人越來越遠離了實際的生產領域，但卻不能因此而得出生產環節已經終結的片面結論。在物質生產上，盡管消費環節對經濟發展的帶動功能日益突出，但總體上“讓百姓更多分享經濟發展成果依然任重道遠。”[14] 在精神生產上，可以讀者中心理論為例，傳統的作家中心讓位于讀者中心既是消費時代的附屬物，也是這一理論宣揚“作者死了”、“無原本的復制”、“所有一切都是類像”[15] （P32） 的根源。但實際上，如果沒有作者的寫作、作者創造的原本等生產過程或產品在前，后現代的“讀者中心”、“復制”等同樣是不可能獲得其生產對象的。以央視“百家講壇”為例，盡管其文化評書可以增加許多有趣的噱頭和花邊，但如果沒有《論語》、《三國演義》等原本及其強大的生命力，實際上也是不可能有當代這些文化說書人的再生產與傳播實踐的。由此可知，在消費時代，生產仍在繼續，生產與消費的關系并沒有終結，而只是兩者的結構關系有所改變，或者說生產與消費要素在新的時代背景下更為有機地統一起來。
由此可知，對于馬克思的消費理論而言，一方面，它以消費與生產的相互適應與相互依存原理為基本邏輯框架，另一方面，又以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的“有機整體”為總體理論背景，因而完全不同于當代消費文化研究者對消費功能的神奇夸大與無限吹脹，后者充其量只是對馬克思“消費直接是生產”、“消費表現為生產的要素”、“消費的需要決定著生產”、“消費浸入精神生產”等命題片面理解與發揮的結果。特別是從自然環境保護與精神生態建設的角度，對當下理論界與社會思潮中日益泛濫的消費意識形態進行批判性反思十分必要。只有同樣認識到生產環節的重要性，真正理解了消費與生產的內在關系，才能深入地把握住消費社會表象之下的深層規律，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關于生產與消費關系的基本原理，為我們認識消費文明的本質，以及當代人正確理解與科學闡釋他們的生活世界提供了最重要的哲學基礎與科學方法。
三、消費時代的精神生產新變與文化消費異化
在某種意義上，消費的邏輯不僅強烈改變了傳統的物質生產方式，也深刻地影響到當代的精神生產過程。如果說前者的主要特征是高新技術產業對傳統產業結構、第三產業對現代工業體系的有力挑戰，與那么后者則直接體現在“實用”與“審美”、“經濟”與“詩意”、“功利”與“非功利”等一系列傳統矛盾在當代都市文化中的化解與有機結合上。從總體上看，如果說物質生產與精神生產的分離始于城市與鄉村的分裂與對立，在漫長的歷史中，如同資本主義敵視詩的道理一樣，經濟發達的城市一直是精神生產的障礙甚至是桎梏，而大自然與鄉村則多成為文學藝術表現與審美創造的對象，那么也可以說，在都市社會這一更高的發展階段中，原本由于城市出現而分裂的“物質”與“精神”、“實用”與“審美”、“銅臭氣”與“人文氣”正在走向新的綜合與統一，文化資源成為生產對象、文化生產成為生產力要素、文化市場成為更有活力的經濟空間，以及文化消費對社會再生產的影響日益增加是其重要標志。這一進程的后果是兩方面的，也是在當下急需加以研究與關注的。
從積極的方面看，主要是文化生產的經濟功能得到充分發展。原本與經濟活動關系疏遠甚至相互敵對的精神生產與文化消費，在當代已成為經濟社會發展中一支有著重要實力與遠大前景的生力軍。對于整個社會生產而言，精神生產與物質生產的合一增加了生產資源與勞動力要素，促進了社會生產的多樣性并現實地創造了巨額的社會財富，為當代人的生存與全面發展提供了更好的物質條件與現實可能。與此同時，精神生產對于城市的可持續發展也產生了更為積極與重要的影響。一方面，以“舊型工業化”為主導的傳統城市化模式，由于地理空間、自然資源的空前緊張正在陷入巨大的發展困境之中，逼迫城市必須通過尋找新的資源、探索新的發展模式以實現自身的可持續發展。另一方面，在知識經濟時代，除了依靠高新科技研發的新能源、新材料之外，一直被看作“只消費不生產”的精神文化搖身一變為財富神話的創造者，并為城市經濟社會發展提供了可觀的“軟資源”與文化生產力要素，使以文化資源為客觀生產對象、以審美機能為主體勞動條件、以文化創意、藝術設計、景觀創造等為中介與過程、以適合人的審美生存與全面發展的社會空間為目標的城市理念與形態成為現實，為城市發展提供了重要的新資源與新方向。這兩方面結合起來，使文化產業和現代服務業在當今世界異軍突起，成為增加社會物質財富、調整經濟產業結構與發展方式的有生力量。但從根本上講，文化產業與現代服務業是消費而不是生產，側重于對人類已有物質生活資料與財富資源的交換與分配，而不是直接與自然對象打交道、可以生產出物質生活資料的勞動實踐。它們的存在主要依賴于已積累了大量財富與消費需要的城市，本身只是當代社會從生產型轉向消費型的現實表現。而由于消費的擴張總要建立對生產環節的擠壓與排斥上，因而必然要打破兩者之間固有的平衡與秩序并導致一些嚴重的負面影響。這表現在物質生產上，是惡性地消耗自然資源與環境，表現在精神生產上，則是一種更為加嚴重的文化異化現狀。
從消極的方面看，則是精神生產的精神本性被“物化”與“異化”。在傳統社會中，物質生產與精神生產的鴻溝，本身就是后者可以超越物質層面、實現精神生產目的最重要的條件與基礎。如現實主義文學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現代主義藝術家對資本主義文明的抗議等，其核心思想就是“審美的無功利性”和“文學藝術的批判現實精神”。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盡管已開始試圖彌補兩者之間的對立，但由于生產環節的重要性而一直未能如愿以嘗。但在當代以都市為空間基礎的大眾文化中，則迅速實現了精神生產的物質化與消費化進程。不僅那種不直接生產物質財富的精神生產被迅速地物化或異化，那種不直接滿足生理刺激與本能欲望的審美精神也同樣不復存在。其直接后果是出現了作為勞動異化的延伸形式與當代形態的“文化消費異化”，具體言之，“人們消費的低俗文化對象越多，他們實際上享受到的精神價值就越少；人們對這種粗放文化消費品占有得越多，他們人性中的文化就更加蒼白。也可以說，他們越是消費，他們就越喪失消費的能力，并且在心靈上越來越饑餓”。[16] 由此可知，在現代化大都市中，盡管物質文明與制度文明建設得都比較好，但由于文化消費的這種異化現狀，因而既不能保障都市人可以過上一種真正有質量的當代生活，同時也沒有使大都市與城市群實現“更有意義、更美好生活”的城市本質。[17] （P7） 在這個意義上，都市社會在精神生產上存在的問題，與他們在政治、經濟、社會方面面臨的挑戰是同樣嚴峻的。
在被消費的邏輯嚴重扭曲的當代精神生產中，盡管可以給城市本身的物質發展增加份額，但由于其所帶來的文化異化反過來直接敗壞了城市的本質，因而又從根本上威脅著都市化進程與城市的可持續發展。要應對過度消費化給城市肌體與功能帶來的創傷與陰影，有必要重溫馬克思對精神生產的本質屬性所作的研究與重要論述。其要點有二：一是馬克思充分肯定了物質生產與精神生產的差異性，他在批判斯密的政治經濟學時曾以諷刺的口吻指出：“連最高的精神生產，也只是由于被描繪為、被錯誤地解釋為物質財富的直接生產者，才得到承認，在資產者眼中才成為可以原諒的。”[18] （P298） 二是從實現人的自由解放的高度去闡釋作家的藝術勞動。如王元驤指出：“他對于文藝的價值，也正是從這一思想高度和思想背景，即從實現人的自由解放這一歷史進程中的意義和作用的方面來進行闡釋和評判的。所以他認為對于作家來說，作品就是目的而不是手段，‘詩一旦變成詩人的手段，詩人也就不成其為詩人了’。他痛斥資本主義社會使作家創造失去了自己的目的而變為僅僅為了謀利的時代，使‘非生產勞動者’變為‘生產勞動者’，而僅僅為資本、利潤來進行創作，提出對于真正的藝術家來說，他‘決不應該只為了掙錢而生活、寫作，作品就是目的本身……所以有必要時作家可以為了作品的生存而犧牲自己個人的生存’。”[19] 在這個意義上，正如西方學者費徹爾所說：“馬克思認為幸福的集中體現就是活動、積極性，而不是消極的消費。”[20] （P116）在某種意義上，這不僅表明在理論上過分強調精神生產的消費化是錯誤的，同時在實踐中完全將精神生產等同于物質生產也會使都市精神生態出現嚴重的污染與問題。
都市消費文化對當今世界精神生產與消費的總體影響構成了我們闡釋與批判消費文明的另一個重要方面。對都市消費文化研究的重要性在于：一方面，如同大城市與都市群對當今世界經濟社會發展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一樣，作為人類城市文化發展的高級精神形態與當代世界精神生產與消費的話語中心的都市文化，同樣使當代精神世界、特別是在文化消費上出現了越來越明顯的都市化特征。另一方面，在都市化進程中，由于影響人“自己先天的和后天的各種能力得到自由發展”的主要矛盾已由鄉村轉移到城市，由中小城市轉移到國際化大都市，因而如何在都市化進程中使自己先天的和后天的各種能力得到自由發展，正在成為在當代語境與現實背景下實現人自身全面發展的關鍵所在。總之，在到處充滿了熙熙攘攘消費聲的都市社會中，一方面以馬克思的生產消費原理為基礎，才能深刻地認識消費社會的真實本質以及把種種錯誤的反映、認識與闡釋清理出去，另一方面，借助馬克思關于精神生產與人的全面發展思想為指導，才能消除當代人在都市化進程中必然遭遇的文化與精神異化，使城市的物質文明建設與精神文明發展走上和諧與科學發展的坦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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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伴隨著人類文明的前進，都市發展的步伐越來越快，早期在現代文學作家筆下被諷刺、詬病的都市慢慢地在中國成長壯大起來。然而，這只是相對于中國而言。雖然我們現在都市發展得很快，但從世界范圍來看，我們仍然遠遠落后于西方發達國家，甚至從一定意義上來講，我們在走西方發達國家走過的都市化道路。
當今，后物質主義對于全球化的世界浸透，是消解人類精神世界堅定的信仰與簡樸的生活方式；同時，它也在充分的利用世界有限資源，鼓勵社會快速增長財富的經濟自殺行為，重新分配現有生態資源與破壞環境。在全球化推廣與蔓延一種狂熱的消費主義思潮，使人們按照全球一體化單一生活方式和標準享受幸福的。
超過了個人實際消費能力，追求過度消費為特征，是后物質主義在全球化過程中最顯著的特點。全球化的經濟理念造就的現代消費時尚觀念，就是在營造更加浪漫式或更加快速的消費場景與氛圍，去體驗對社會財富浪費式消耗的快樂。而支撐這一理由的消費思想，就是生態資源的可替代性，或者說是世界資源取之不盡，用之不完幼稚烏托邦空想。人們不是去關心自身是否有能力消費或是消費之后果，而是應該及時行樂的快速把握住消費的時尚，在體驗性消費熱潮中，人們經歷著生命無足輕重的快樂沖動與流逝。后物質主義的快樂消費培養起來的情感就是冷漠的忘記一切后果，忘記自身可能承擔的社會責任與道德倫理。
人們在過度消費中放棄了精神純粹性的追求。在后物質主義之外，人們的心靈好像已經麻木，難以接受來自精神的愉悅和幸福的體驗。人們放棄了信仰和宗教的情感，去單純的追求后物質主義的浪漫情景，構成了現代社會場面中最動人的激情；人們沉淪于物質財富的占有與消費中，幸福就是如此淺薄的表現為過度消耗中的快樂。人們滿足于虛擬的場面所表達的消費的狂熱與快樂，汽車、洋房、美女、權力、榮耀……在一片廣告語詞的誘惑之下，人們接受了當下世界輸入給我們的一切價值選擇。
一個無法忽略的事實是，今日中國的都市化浪潮呈現出愈演愈烈的態勢。而提到都市，有人認為它是天堂，有人認為它是地獄。我卻以為，都市從來不是非此即彼的單項選擇。都市里的生活，常常面臨著各種矛盾、誤會、陷阱與背叛。換句話說，都市實乃天使與魔鬼的結合體，為我們提供便捷、現代的生活方式的同時，時刻制造著冷漠、虛偽、欺騙與齷齪。因此，表現都市生存中的人情冷漠與人性缺失，也成為當下都市生存中文學書寫的一大主題。
也許，我們誰也無法阻擋都市化進程浩浩蕩蕩的前行腳步。但是，倘若這種都市化報之以人們的精神缺失和生存質量危機為代價，那它的意義何在？在這里，無法從哲理上對都市發展的利益雙方進行居高臨下的思想審判，很多時候，矛盾的產生并非一朝一夕或者一人一事。就當下的中國而言，對廣大都市平民和正在融合的農民來說，除了在自身有限的資源上動腦筋，除了想方設法壓榨自身潛力博取更多利潤，還有什么更直接更迅速的捷徑，能夠解決現實的困擾和生活的窘境呢？如某些文學作品中所寫：城里人聽著多好多滋潤，實際上很多都市平民都在為養家糊口，還完房貸之后爭取把生活質量弄得好一點而不斷奮斗著；對農民而言，外出打工有打工的難處；留下的還有留守婦女和兒童問題；精神信仰和婚姻財產問題等等……這就是當下不可避免的現實！
英國都市規劃學者霍華德在《明日的田園都市》中對都市化的問題提出了反思。霍華德認為，現實生活中，事實上并不像通常所說的那樣只有兩種選擇——都市生活和鄉村生活，而有第三種選擇。那就是把一切最生動活潑的都市生活的優點和美麗、愉快的鄉村環境和諧地組合在一起。
“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內我們對都市的研究比較物化，比較看重的是物質方面的東西。而都市是為了讓人生活得更美好而存在的。都市的主體不應該是物質，而應該是人。”
尋求都市困境的解決之道，并追求更高品質的都市生活，推動中國的都市轉型成功。
一、直面現實，打造恰當的城市品牌
不少城市都乞靈于干一件文化大事，希望以此獲得外界的關注與尊敬，從而擺脫內在的焦慮與空虛。標志性建筑是很多城市首選的品牌戰略。
但正如古人說“百年而可以談禮樂”，城市文化需要長期的積淀和傳承，而不是只要有了錢就可以買來的商品。由于這個深層的問題，在很多城市的品牌戰略與追逐馳騖中，上演的多是一出出暴發戶附庸風雅的鬧劇。特別是由于這個過程本身嚴重透支城市的文化資源、惡性損耗了都市人的精神生態，因而表面上繁華和強大的城市軀殼包裹的卻是一顆極為孱弱和發育畸形的文化靈魂。中國城市由此在身份認同、文化認同和心理認同上日益陷入焦慮與危機中。因此，必須根據本地實際，從可持續發展的角度，打造恰當的城市品牌，用其帶動城市經濟健康穩定前進，切勿貪功冒進，得不償失。
二、避免城市異化，激發文化自覺
城市文化的衰落、城市形象的扭曲、城市生活方式的不和諧與精神生態的嚴重污染，是人們對城市產生懷疑、不滿、厭惡甚至怨恨的內在根源。在中國都市化進程中暴露出的城市文化病，正日益嚴重地威脅著中國城市的可持續發展，急需加以研究并通過制度建設加以疏導和化解。
對此，一方面以對城市生活成本和生活質量的關注取代以競爭力、GDP排名、總部經濟、投資潛力、百強等硬實力排行。盡管這主要是中國城市化“倒逼”的結果，但對療救在經濟發展中被惡性損耗的城市文化機能無疑是一方良劑。另一方面，激發城市文化覺悟，依據本地實際進行城市轉型，把精神文化、城市文明等軟實力建設作為城市發展的重大戰略目標，化解當代人與城市之間日益嚴重的離異感或流浪感，集聚離散的人心和逐漸冷卻的人氣，把城市建設為平民的當代家園，精神上覺醒市民階層的集體榮譽感和主人翁意識。通過切實有效的工作把文化建設扎扎實實地推進下去，為都市化進程的“軟著陸”提供良好的環境與條件。
三、加快文化產業發展，讓更多文化轉化為生產力，提升城市文化軟實力
發達的文化產業或創意產業以及優秀的文化產品既可以豐富人們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又能利用其商業網絡迅速的傳播城市文化，傳承人文精神，加速文化輸出與交流，提升城市文化軟實力。因此，城市文化產業建設要重點發展文化產品提供和地區教育產業，加大文化研發力度和文化基礎設施建設。
參考文獻
[1] 陳勁松.《中國當下都市生存背景中的文學書寫》，《文藝評論》，2011年09期.
篇（3）
現代化的國際旅游大都市需要更加完善和成熟的城市服務功能,其中旅游信息咨詢服務體系是國際旅游城市的重要標志之一。經濟高度信息化的發展趨勢,對旅游業提出了完善旅游系統信息流通渠道、加快信息化進程的要求。以城市旅游信息咨詢服務中心為核心,具備旅游導向、咨詢服務、宣傳促銷、市場調研、形象傳播、旅游購物等多種功能的現代旅游信息咨詢服務體系的構建,是21世紀旅游城市(特別是國際旅游城市)發展的必然要求,是衡量城市旅游功能系統是否完備的重要標志之一。通過對都市旅游咨詢中心、各區縣旅游咨詢中心,及全市22處旅游咨詢站點實地走訪與問卷調查,分析旅游信息咨詢服務體系發展演繹與功能結構,提出大都市旅游信息咨詢服務網絡化體系及對策。
一、問題的提出
旅游信息咨詢服務體系是指為游客(特別是散客)、市民提供諸如信息咨詢、投訴、救援等服務功能的相互配合、相互影響的相關服務設施與機構總稱。主要包括旅游咨詢服務站點(問詢處)、咨詢服務熱線、旅游信息網、咨詢信息查詢系統、視頻播放、觸摸屏、旅游宣傳資料展示等服務界面及旅游咨詢服務中心等相關機構,共同承擔采集、編制、旅游信息,提供旅游信息咨詢、旅游救援與投訴幫助、票務預訂等服務功能。它的存在極大地便利了游客與市民的外出旅行,有助于提升城市整體形象。旅游信息咨詢服務體系依據劃分標準不同,可以將其歸納為六種構成類型。(1)從服務范圍劃分,包括市旅游信息咨詢服務站點、區(縣)旅游咨詢服務站點、集散地或旅游景區(點)訪客中心(問詢處);(2)從服務內容劃分,包括綜合型旅游咨詢服務站點、專項型旅游咨詢服務站點;(3)從服務界面劃分,包括旅游咨詢服務站點(問詢處)、咨詢服務熱線、旅游網絡服務、咨詢信息查詢系統、視頻播放、觸摸屏、旅游宣傳資料展示等;(4)從服務市場劃分,包括旅游咨詢服務站點、國際訪問者站點、外國旅游咨詢服務站點;(5)從服務形態劃分,包括旅游咨詢服務站點、在線旅游咨詢服務網;(6)從服務周期劃分,包括固定式(常設)旅游咨詢服務站點、流動式(非常設)旅游咨詢服務站點。
二、都市旅游信息咨詢服務體系分析
作為一個每年接待幾千萬散客旅游的國際大都市,應具備旅游信息咨詢服務的城市功能。通過咨詢服務體系與各方游客共享都市文化、都市商業、都市風光的資源,可以宣傳都市旅游設施和旅游環境,展示都市改革成果和都市新風貌。咨詢服務體系的構建,將在強化政府職能,完善都市旅游服務功能的同時,對都市旅游市場的發展起著直接的促進作用,對都市商業發展、文化建設將起到巨大的推進作用。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都市對咨詢服務體系的建設、運作給予政策、資金等方面的支持,依托其服務載體為城市接待游客,方便出游提供服務,帶動相關行業的繁榮發展,充分發揮都市綜合服務功能,促進市場的繁榮。
(一)都市旅游信息咨詢服務體系發展演繹
近十年來,通過大力推進硬件設施建設的同時,不斷改善旅游信息服務手段、優化服務功能、規范服務質量,取得了豐碩成果。大致分為兩個階段:基礎發展階段(1998-2004年),工作重點在于為旅游者提供高科技、電子化的手段旅游咨詢服務所需基礎設施的建設。規范發展階段(2005-2007年)工作重點在于相關法制與標準化建設、提升服務能級與管理質量、深化發展模式等。
(二)都市旅游信息咨詢服務體系功能結構
1.服務項目。國內外旅游咨詢服務功能差別不大,一是咨詢、二是服務,其服務項目可歸納為公益性和經營性兩類。對都市現有旅游咨詢服務站點進行實地調研,通過對服務項目及供給程度的統計分析,結果發現:(1)整體來看,公益性項目供給程度較高,而經營性項目供給程度欠缺;(2)行李寄存服務項目需加強,僅28%供給程度,便民服務與旅游救援等項目供給程度較低,未達到六成,其中郊區旅游救援,因條件限制而嚴重缺失;(3)經營性項目在票務預訂、酒店客房預訂、出售旅游產品和線路等有較好供給程度;而大部分項目供給的相當不到位。
2.空間布局。各區(縣)旅游咨詢服務站點設置是按行政區落實,自行選址。選址主要依據因素是客流規律占28%,交通情況占26%,周邊環境占30%,地形特點占6%,城市規劃要求占8%,服務對象占2%。然而,根據以上因素考慮確定,缺乏對市場需求、功能定位、服務項目等分析(圖1);就全市而言,缺少統一的科學規劃,各站點設置與市場脫節,服務目標不夠明確,數量、類型配置缺少合理。如:人民廣場、南京路步行街、火車站、飛機場、海港及其它交通樞紐(除都市南站外)等客流量較大地區咨詢站點缺失;浦西與浦東相比極不平衡,站點數之比為10:1。隨著都市都市旅游的發展,許多旅游景區、街區、商業繁華地段等地區都已逐步被開發利用,吸引越來越多旅游者,現僅有22家旅游咨詢服務站點數量明顯不足。
3.免費信息。對全市現有旅游咨詢服務站點提供免費信息資料收集、分類、統計分析,結果發現:(1)咨詢服務站點提供的資料種類有限,大多數為都市市旅游事業委員會制作的免費信息,以及部分旅游企業制作的宣傳資料,各區(縣)旅游局可提供的信息很少;(2)內容較陳舊,以文字介紹性信息居多,數量高達96%,而具有實用價值信息(如都市市交通圖、景點圖等)很缺乏,地圖類、影像制品類僅占3%和1%;(3)外語免費信息也多為英語和日語的版本,其分別占外文資料語種類型的80%與17%,其他小語種很罕見。
4.運作機制。旅游咨詢服務中心實行兩級政府兩級管理的體制結構,都市市旅游咨詢服務中心在業務上對各區縣旅游咨詢中心進行指導和監督,提供各站點信息種類多,內容豐富的定期或非定期的免費信息資料,同時,兼有旅游網、旅游熱線、旅游查詢系統、視頻播放、觸摸屏等旅游信息咨詢界面的開發、管理及旅游委政務網、機關處室業務網站維護和新項目開發。各區(縣)旅游咨詢中心建成后均實行屬地化,根據需要自行選址設立站點,開展旅游信息咨詢服務業務。在提供公益功能的前提下,各旅游咨詢服務站點結合所轄區資源條件、市場需求及自身特點等,實行差異化發展戰略,從事拓展業務,探索公益性與經營性相結合的服務運作模式,前兩者市場化程度高、競爭力強,核心是如何協調好公益性與經營性問題;后兩者業務依附性強,核心是如何充分發揮咨詢服務功能問題。
三、網絡化:都市都市旅游信息咨詢服務體系發展
都市是以其整體屬性以及能提供一系列專業化功能和服務而吸引旅游者將其作為旅游目的地的,科學、完善的旅游信息咨詢服務體系正是發揮大城市吸引力的關鍵所在。為適應都市都市旅游發展需要,旅游信息咨詢服務體系將應從規范發展階段向創新發展階段轉型,遵循在布局上的網格化、運作上的差異化、手段上的多元化、營銷上的一體化、管理上的標準化等基本原則與指導思想,構建以旅游熱線、旅游網、旅游咨詢服務站點、旅游觸摸屏信息系統組成的四級縱向層面的信息咨詢服務網絡化體系,以高科技、電子化的手段為旅游者提供旅游咨詢和系列服務;同時,鏈接都市旅游的政府門戶網站、旅游統計網、導游信息管理系統、旅游會展網、旅游節慶網等多項橫向信息網絡共同組成信息服務系統,形成同國際化旅游城市接軌的為海內外游客服務的公共信息服務網絡平臺。
(一)實現公共旅游信息服務與旅游電子商務有機結合
都市市旅游咨詢服務中心負責旅游咨詢管理,建立集中式公共旅游信息數據庫,行使建設都市旅游公共信息系統、提升旅游產業信息化水平、推進政府電子政務發展等社會職能。同時,通過投資、合資、引入風險資金等多種形式,從事旅游網旅行服務,提供旅游信息增殖服務,開展旅游電子商務。這樣既能整合資源,充分挖掘都市旅游信息資源的價值,也能通過開發旅游電子商務使都市旅游公共信息系統的建設得到穩定、持續的支撐。
(二)建立旅游數據采集中心和旅游接待基礎數據庫
旅游數據采集中心主要功能是實現對都市市各旅游企業的信息采集和數據管理,實現對旅游市場全面掌控,能夠實時、準確地掌握都市旅游接待情況,整合接待資源、提高管理效率。通過對都市旅游接待基礎數據庫的挖掘、統計分析,實現對旅游情況進行短期、中期和長期的預測和預警,為決策提供強有力的依據。
(三)加強基礎信息支持系統建設、提升旅游熱線能級
加強基礎信息支持系統的建設,為應用系統提供更加豐富的信息和支持。充分利用基礎系統資源,提高服務質量,擴大旅游熱線規模,提供更加豐富的服務項目。如:旅游信息咨詢要覆蓋各種相關旅游要素;處理游客各類預訂業務;提供自動導游服務;提供個性化旅游線路的設計;及時提供旅游投訴咨詢和受理反饋功能;自動提供旅游緊急預報信息;提供GIS旅游地理信息導航;提供人性化的信息配套跟蹤服務和延伸服務。
(四)完善旅游網、旅游咨詢服務站點和旅游觸摸屏信息系統
豐富都市旅游網的網絡旅游產品,提升電子商務比重。在游客集中區域增加旅游咨詢服務站點的設立,同時設立一定數量的旅游問詢處作為補充。在高星級賓館和交通窗口實現旅游觸摸屏信息系統的全覆蓋,同時在本市游客流量較大的品牌經濟性連鎖酒店、地鐵、重要商業區,部分居民小區等處增設立一定量的旅游觸摸屏。繼續豐富信息內容,提高時效性,使游客能夠盡可能方便及時地得到各種旅游信息服務。適時建設中小旅游企業公共服務平臺、長三角旅游企業公共服務平臺和長三角旅游城市信息化公共平臺。
(五)重視旅游信息數據交換規范和服務標準化建設
信息標準化是組織現代化管理的重要基礎。目前,旅游數據交換各自為政,必須加強旅游信息交換標準化工作,建立統一的旅游信息數據交換規范體系。同時,為提高各站點服務質量,應重視服務標準化建設,加強規范各站點或問詢處的接待環境、外觀裝潢、設施配備、資金投入、服務項目、服務流程、人員配備、員工培訓等質量要求。這將有助于旅游信息咨詢業務指導與服務提升,將對都市國際旅游大都市整體形象的塑造產生積極影響。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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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明光市夏播大豆常年播種面積6666.7hm2左右，丘陵山區和平原地區都有種植。因夏播大豆常遇連綿陰雨，人工除草難度大、耗工耗時、勞動強度高、除草不徹底，效果差，一般田塊因草害減產10%~20%，部分田塊甚至絕收改種。筆者在夏播大豆田推廣化學除草技術，取得省工、省時、減輕勞動強度，降低成本的良好效果。現介紹如下。
1苗期除草
1.1禾本科雜草田塊
用藥的關鍵時期要掌握在大豆2~4片復葉、禾本科雜草三至五葉期，要在雜草生長旺盛，有利于藥效發揮的條件下及時施藥，在雜草二葉一心斷奶期施藥更好。施藥過早雜草尚未出齊，達不到應有的除草效果；施藥過晚，雜草過大，增強了抗藥能力，在常用劑量的情況下達不到理想的除草效果。施用藥劑應以防除禾本科雜草為主，不需要考慮藥劑的混配問題，單一藥劑就能達到理想的除草效果。藥劑種類有：①12.5%蓋草能乳油；600~1200mL/hm2，在雨水充足、田間濕度大時用下限；在干旱情況下用上限，對水375~450kg/hm2噴霧。②35%穩殺得乳油為750~1500mL/hm2，15%精穩殺得乳油為750~1050mL/hm2，使用方法同蓋草能。③10%禾草克乳油900~1500mL/hm2,使用方法同蓋草能。
1.2單子葉和雙子葉（闊葉）雜草混生田塊
這樣的田塊要想達到理想的除草效果，除草劑不能單一使用，要兩者兼顧，既能防除單子葉雜草又能防除雙子葉雜草。目前所使用的除草劑中，兩種都能兼顧的品種還比較少，因此就要考慮到除草劑的混配問題。混配并不是簡單的湊合。要選擇對田間雜草種類防除效果最佳的藥劑相配合，配合后不因混配而降低防效才能達到好的除草效果。因大豆也是雙子葉植物，它和雙子葉雜草往往有很多相似之處，要考慮到除草劑對大豆的選擇性程度來決定，以免大豆受藥害。根據多年來的經驗，大豆田防除單子葉和雙子葉雜草的除草劑有：①單一使用，分期進行。用25%虎威水劑1050~1950mL/hm2于大豆第1復葉期對水450kg/hm2噴霧，防除闊葉雜草；在禾本科雜草基本出齊時，可使用穩殺得、禾草克、蓋草能等的任意1種750mL/hm2對水450kg/hm2噴霧,防除禾本科雜草。②混用。把2種除草劑混合一次性噴霧。據試驗，以25%虎威750mL/hm2與15%精穩殺得750mL/hm2混用，在田間雜草三至五葉期進行噴霧，除草效果非常好，無論是禾草科雜草還是闊葉雜草，防效均在96%以上。
2芽前除草
芽前除草，即大豆播種后出苗前進行土壤處理，控制雜草出土。土壤處理的技術措施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2.1精細整地
苗前進行化除，對整地的要求極為嚴格。整地質量的好壞直接影響除草劑的藥效發揮。土細墑平的田塊，不僅有利于一播全苗，而且易噴施除草劑，在常規的劑量下就能達到一定的除草效果；如果耕作粗放，墑面高低不平，土塊較大，這樣就增加了土地的表面積，在常規的劑量下就降低了除草劑的濃度，影響除草效果。同時，土塊較大，除草劑很難全面接觸土塊，加之經過雨水淋潤后土塊破碎，土中的雜草種子仍會生長。
2.2嚴把土地水分關
篇（5）
截止2007年底,國務院確定公布了三批及11座增補城市,共110座國家級歷史文化名城[1]。中國歷史文化名城以其獨特的魅力和極強的吸引力在眾多類型的旅游目的地中脫穎而出,它不僅是具有特殊價值和意義的城市,同時又是極具代表性的歷史文化承載物。它在不斷滿足國內外旅游者需要的同時還要肩負歷史文物保護的重任。從某種角度看,歷史文化名城旅游是城市旅游和歷史文化旅游的復合體,它們彼此互為依托,相互影響、相互促進。然而體驗經濟時代的到來標志著人們消費方式的變革,這種變革勢必映射到旅游活動中,它對歷史文化名城旅游的發展又會產生什么樣的影響,體驗經濟與歷史文化名城旅游之間是否存在不和諧因子,如何對歷史文化名城旅游系統進行優化以更好地適應這種新的經濟形態則是本文主要研究的問題。
一、體驗經濟與旅游
1998年,美國學者B.JosephPineⅡ和JamesH.Gilmore在《哈佛商業評論》上發表了題為“歡迎進入體驗經濟(WelcometotheExperienceEconomy)”一文。首次提出體驗經濟是繼農業經濟、工業經濟和服務經濟之后一種新的經濟形態;體驗是指企業以服務為舞臺,以商品為道具,從而為個體消費者營造一種難忘的經歷。兩位學者從“顧客的參與程度”和“與環境的關系”兩個層面將體驗劃分為以下四個組成要素:教育、娛樂、審美和逃避[2]。〖JP+1〗體驗經濟在服務經濟的基礎上產生,而又完全不同于服務經濟,其實質是強調“顧客參與”和“顧客與環境的關系”。無論是顧客的主動參與還是被動參與都將成為“體驗”的重要環節,顧客在體驗的同時又參與營造了體驗的氛圍;顧客與環境的關系無論是“吸收(absorption)”還是“沉浸(immersion)”都極大地體現了消費者的主體性和與消費環境的互動性。體驗經濟時代的到來,標志著人們消費心理和消費方式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個性化的服務、個性化的產品和個性化的消費方式將逐漸占據體驗經濟時代消費活動的主體。
旅游作為體驗經濟的一種典型代表,在體驗經濟背景下具有一些新特征:首先,從消費結構看,旅游者更多地關注精神享受和情感需要;其次,從消費內容看,旅游者從習慣于標準化產品和一般化服務向定制化產品和個性化服務轉變;第三,從消費價值看,旅游者由消費“結果”轉變為消費“過程”。不再是只關注產品本身,而是關注整個旅游活動過程的感覺和體驗;第四,從旅游產品形式看,旅游者更青睞于互動參與式雙向溝通型產品。最后,從心智模式看,旅游者由對自身利益的關注轉向對社會經濟環境可持續發展的關注[3]。
二、體驗經濟與歷史文化名城旅游不和諧因素
(一)文物保護和旅游開發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歷史文化名城是指“保存文物特別豐富,具有重大歷史文化價值和革命意義的城市”。然而歷史文化名城旅游發展中文物保護和旅游開發的矛盾表現突出、由來已久又似乎很難調和。文物保護和旅游開發既有矛盾的一面,又有相互促進的一面。當然相互促進的一面更好協調也更易理解;而在實踐當中,旅游開發者則更多地強調其經濟特征,強調文物旅游所能產生的經濟效益;即使旅游開發者能夠意識到文物保護的重要性,但因其視角的不同也會產生不同的效果。正如旅游界眾所周知的“水洗三孔”事件以及由此引發的很多爭議,的確令人深思。
(二)資源稟賦和體驗經濟內涵
歷史文化名城以文物為主體的旅游資源稟賦就決定了其自身發展旅游的過程中所存在的一些局限性。這些城市的旅游資源往往是總量豐富、文物價值高、知識含量高,專業特色濃厚,通俗性較差,參與性較低,或者說靜態資源多動態體驗少。而旅游作為一種生活方式,其本質是追求審美和愉悅,通過旅游的過程去體驗差異和新奇。而且不同于其它城市旅游,歷史文化名城旅游相對而言要求旅游者具備一定的歷史文化知識和較強的感悟能力,具備理解歷史事件和人物的基本素質。然而這兩者之間的距離又要通過旅游媒介(包括旅游中間商、導游服務、目的地居民等)去彌合。旅游媒介作用發揮的好壞直接影響旅游者的體驗質量,動態體驗環節的不足又與體驗經濟時代的消費特征相抵觸。
(三)旅游產品形式和游客體驗本質
歷史文化名城的資源稟賦決定了它的旅游產品形式。歷史文化名城旅游核心產品可以歸納為以下幾種類型:博物館類、陵墓類、名人故居、節事類(慶典事件、仿古模擬)、古代建筑、宗教類(宗教建筑、禮儀慶典)等。這種產品形式強調文化性、歷史性和知識性。游客體驗的本質為“過程消費”而非“結果消費”,體驗的核心精神表現為以互動參與式取代單項溝通式。某種程度而言,游客也是“生產者”而非單純“消費者”。體驗經濟時代,游客趨向于追求個性化的產品、服務和自身的“沉浸”和愉悅,這種不和諧關系如圖1所示。
三、歷史文化名城旅游發展優化的理論依據
(一)系統論原理
所謂的系統論是指以一般系統為研究對象的科學理論,也成一般系統論。一般系統論將系統定義為:由若干個要素以一定結構形式聯結構成的具有某種功能的有機整體。在這個定義中包括了系統、要素、結構、功能4個概念,表明了要素與要素,要素與系統,系統與環境三方面的關系。系統論認為系統可以定義為相互作用著的若干要素的復合體,系統往往是一個多極的、多層次的復雜結構。一個大系統一般可以分為若干個子系統,子系統又可分為多個亞子系統,而亞子系統可以再分。現代系統論的出發點在于運用科學方法尋求系統的最優化,使整個系統的功能大于各子系統的功能總和[4]。
(二)體驗經濟理論
體驗經濟及其內涵前面已經有所闡釋,此處不再贅述。目前國內有關體驗經濟和旅游業發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體驗經濟背景下的特種旅游開發、景區管理模式創新、旅游產品設計等領域[5-7]。這些研究成果對于歷史文化名城旅游的發展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三)和諧理論
和諧理論的核心強調“以人為本”和“可持續發展”。自構建和諧社會戰略提出以來,越來越多的專家學者意識到了旅游業在構建和諧社會中的重要作用和價值,并提出了實現和諧旅游發展的相關建議[8]。旅游業以其綜合性強、關聯度高、影響力大等特點成為我國構建和諧社會不可或缺的動力產業之一。和諧理論指導下的旅游發展強調“人地和諧”,即旅游者和目的地之間的和諧;“人態和諧”,即旅游者之間、旅游者和目的地居民的和諧;“人企和諧”,則指旅游者和經營者之間的和諧相處,利益共贏。和諧理論應用于旅游發展的實踐,可以歸納為和諧的發展目標、和諧的經營理念、和諧的旅游環境以及和諧的消費意識。
四、歷史文化名城旅游發展優化模式
(一)歷史文化名城旅游系統的結構
歷史文化名城旅游系統的最基本構成是需求子系統和供給子系統。需求子系統主要構成要素是旅游者,具體涉及旅游者的欲望、動機、需求、偏好、選擇、決策和評價內容;供給子系統則包括核心吸引物(文物、遺址遺跡、歷史事件、人物等)、交通、市場營銷、信息流和旅游服務等。旅游影響(效應)具有雙向性,無論是經濟、社會還是文化效應都會直接或間接地影響歷史文化名城旅游的需求和供給子系統。旅游環境作為支持系統包括自然和人文兩方面,人文環境則囊括了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領域。
(二)歷史文化名城旅游發展的優化
鑒于歷史文化名城旅游系統的構成,其發展優化主要表現在對供給子系統的優化方面。歷史文化名城旅游發展是旅游者以文物、歷史事件等為主要吸引物的城市旅游體驗活動。旅游體驗主要是游客以“三求”為出發點,通過體驗過程的“三性”來達到“三感”的目標。所謂“三求”即求解脫、求補償、求刺激;“三性”即可感知性、可參與性、可理解性;“三感”即新鮮感、親切感和滿足感。
1.開發理念優化:突出“三求”,有所選擇
首先,從可持續發展的角度考慮將有些資源實行“保護”和“開發”相對分離。即不宜開發的旅游資源暫且不開發,以保護為主,謀求長遠利益。對于旅游開發價值高的資源進行科學開發,滿足旅游者的審美愉悅需求。其次,在開發理念上強化旅游者旅游體驗的內涵,改變以往資源導向型的旅游開發模式,變“資源導向型”為“資源依托型”。依托于適宜開發的歷史文化資源,突出旅游者“求解脫、求補償、求刺激”的本源旅游體驗要求,在文物保護的前提下進行合理的旅游開發。
2.產品設計優化:注重“三性”,不斷創新
比較而言,歷史文化名城旅游產品有其自身的特點:知識性、歷史性和文化性。歷史文化名城旅游產品蘊含大量的知識背景,旅游者自身的知識素養會直接影響旅游體驗的質量;并且,以文物為主體的旅游產品往往存在于非自然的歷史時期,如遺址遺跡、古代建筑設施、歷史事件和人物都凝結了后人對歷史的詮釋和感悟;關注旅游體驗的“三性”,即可感知性、可參與性、可理解性,不斷創新,利用高新技術全方位展示歷史文化內涵,是歷史文化名城旅游產品設計的根本所在。
3.旅游服務優化:追求“三感”,以人為本
旅游服務滲透于游客體驗的每個環節,它包括旅游接待的硬件設施,旅游宣傳促銷和目的地的接待服務等。“以人為本”,為旅游者營造新鮮感、親切感和滿足感,從而實現旅游者效益的最大化是旅游服務的核心。
五、西安城市旅游發展優化
(一)西安的旅游資源賦存及旅游業發展現狀
西安市轄9區4縣,在9983平方千米的地域范圍,巍峨陡峻、群峰競秀的秦嶺山地與坦蕩舒展、平疇沃野的渭河平原界限分明,構成了西安市的基本地貌。西安市自然旅游資源規模體量大、種類較為齊全,擁有3個主類(缺少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旅游資源分類、調查與評價》國標中的天象與氣候景觀主類)、16個基本類型,共67處資源單體;與自然旅游資源相比,西安市人文旅游資源地位更加突出,全市共有人文旅游資源單體2081個,占到全部旅游資源的969%,涵蓋了4大主類、14個亞類和79個基本類型。可以看出,西安市的旅游資源非常豐富,并以人文旅游資源為主體,其中建筑與設施、遺址遺跡等文物類旅游資源為西安旅游資源的核心。
豐富的旅游資源不能反映在旅游業的發展規模和效益指標上。西安雖然是首批“國家歷史文化名城”和首批“中國優秀旅游城市”成員,擁有豐富的旅游資源,尤其是人文旅游資源數量多、規模大、品位高、分布廣,被譽為中國的“天然歷史博物館”。西安的國際旅游收入和其他城市相比處于很大劣勢,在全國排名曾一度降至17名。體驗經濟的來臨,對西安旅游業的發展提出新的挑戰,充分利用優勢的文物旅游資源,在弘揚中華文化的同時促進旅游業的可持續發展就具有了現實意義。
(二)西安旅游發展優化的具體構想
1.優化資源開發理念:有所選擇,強化體驗
中國歷史文化名城產生、存在的重要原因是為了保護這些城市所賦存的文物以及具有歷史價值和革命意義的資源。歷史文化名城旅游開發,要樹立“有所選擇、注重體驗”的理念。不是所有的歷史遺存都要開發,也不是所有的文物資源都適合旅游開發。進行旅游開發的歷史文化資源應盡可能具有相對高的審美愉悅價值,盡可能符合旅游者的體驗要求。西安作為典型的歷史文化名城雖然旅游資源賦存數量多、品位高。但不能追求“高開發利用率”,而是有所選擇、走資源開發內涵式發展的道路。西安人文旅游資源中比重很大的遺址遺跡和建筑與設施類旅游資源,可以選擇性滯后開發或者不開發。
2.旅游產品優化:細分市場、活力精品
西安旅游產品功能結構相對單一是長期以來旅游學術界關注的問題。西安旅游產品在設計上應有所區別,突出重點。針對一般國際旅游者特點,突出觀光旅游、體驗旅游產品。激發他們對中國歷史文化的濃厚興趣,提升西安旅游的國際品牌知名度;其中重點進行秦始皇兵馬俑及其周邊環境的整治和配套,增強參與性、提高感悟性。如博物館內分設體驗區(相關知識競答、仿陶俑燒制、電腦游戲仿真等)。對國內游客,則融觀光、文物、體驗、商務會展等旅游產品為一體,深度挖掘文化內涵,展示西安周、秦、漢、唐文化和現代都市文化;對省內游客,重點依托關中平原向秦嶺山地過渡地帶的自然旅游資源,打造休閑度假、生態旅游、鄉村旅游等產品形式。提升自然旅游資源的開發利用程度和影響力。
3.旅游服務和市場營銷優化:追求人性化
旅游服務的對象是旅游者,而不同國家或地區的旅游者又會因不同的文化背景而呈現出不同的特點。這就要求旅游服務要具有“個性化”,追求“人性化”。西安可以借鑒歐洲很多旅游城市,在火車站、飛機場、港口等旅游者集散中心設立游客信息中心(TouristInformation),提供涉及主要客源市場語言的旅游宣傳冊、地圖和旅游專線的票務服務。再加上免費的人工幫助,使旅游者體驗到親切感和滿足感。歷史文化名城旅游市場營銷在客源地的保持和開拓、市場營銷渠道的選擇、經銷商的選擇都有自己的特色。針對國際市場:突出西安作為“秦俑故鄉、絲路起點、東方古都”的城市旅游形象;國內市場:突出西安“西部最佳、中國立體博物館”等城市旅游形象;省內市場:強化“古城新貌、休閑度假、生態旅游”等旅游形象。可以通過文化傳媒、大型節事活動、巡回展覽、名人效應等多種途徑來加強宣傳促銷力度。
4.旅游環境和旅游效應優化:和諧發展
歷史文化名城旅游環境包括社會、經濟、文化和生態環境。旅游環境系統更多地強調西安作為旅游城市所應具備的有利于游客更好感知西安的通道。該系統的優化存在于歷史文化名城旅游各利益相關者之間的耦合,或者說是利益的博弈。最終達到旅游者和城市資源之間的和諧;旅游者和社區居民的和諧;旅游者與城市生態環境的和諧。旅游影響系統則具有雙向性:即針對旅游者又對歷史文化名城本身;既有正面影響,又有負面影響。如何強化西安作為歷史文化名城對旅游者的正面影響,同時減小旅游者對西安的負面影響也值得探討。
六、結論
歷史文化名城不僅是具有特殊價值和意義的城市,同時又是極具代表性的歷史文化承載物。它在不斷滿足國內外旅游者需要的同時還要肩負歷史文物保護的重任。體驗經濟與歷史文化名城旅游的不和諧體現在文物保護和旅游開發、資源稟賦和體驗經濟內涵、以及旅游產品形式和游客體驗本質的不和諧三個方面。歷史文化名城旅游系統最基本構成是需求子系統和供給子系統,其發展優化主要表現在對供給子系統的優化方面。其中開發理念優化要突出“三求”、有所選擇;產品設計優化注重“三性”、不斷創新;旅游服務優化追求“三感”、以人為本;西安作為典型的歷史文化名城,旅游資源非常豐富,并以人文旅游資源為主體,〖JP+1〗其中建筑與設施、遺址遺跡等文物類旅游資源為西安旅游資源的核心。為適應體驗經濟的本質要求,西安旅游應在旅游資源開發理念上有所選擇、強化體驗;旅游產品上細分市場、活力精品;旅游服務和市場營銷領域追求人性化、體現個性化;旅游環境和旅游效應系統平衡博弈、和諧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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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漢語國際教學中，文化教學占據著重要的地位。當今的主流漢語教材，都將中國文化內容設定為一個不可或缺的知識模塊。劉（2007）表示，漢語國際教學中的文化因素包括語言的文化因素、基本國情和文化背景知識、專門性文化知識。不同的教材對于中華文化的呈現方式也不一樣，本文以《快樂漢語》（烏爾都語版）為例，探討其課本中中華文化因素的設置。
一、教材簡介
《快樂漢語》（烏爾都語版）是國家漢辦針對烏爾都語的學生編寫的漢語課本，使用對象為11――16歲的中學生，教材內容的設置參照了部分烏爾都國家的中學課程大綱和考試大綱。全套教材包括學生用書和配套的教師用書、練習冊、詞語卡片、教學掛圖、CD等。
二、教材文化因素的設置特點
課本一共8個單元24課，由于課文采用的是話題與功能相結合的方式，每一課的話題內容都以交際為主要目的，課本中也沒有專門的版塊和文字講解中華文化，而唯一有專門涉及中華文化方面的，是課本配套的教書用書，在每一課最后的“語言點與背景知識提示”中，可通過以下表格歸納。
1.文化因素的體現不夠明顯。從表格中可以看出，教師用書上每課的文化因素和課文都有一定聯系，作為背景知識可供教師選擇性講解，大多數中華文化內容都附有烏爾都語解釋，方便學生理解。但是這些并非是學生必學內容，也基本沒有出現在學生課本中，所以學生并非有機會接觸到相關的中華文化知識。在配套的教學掛圖中，有零星幾個詞語（上海、北京、成都、月餅等），學生不一定會注意到，所以《快樂漢語》（烏爾都語版）的文化因素體現不夠明顯。
2.文化因素所占課文比重很小。在上表顯示，雖然24課中有16課涉及中華文化相關知識，但是因為其出現在教師用書中，所以在學生課本里，文化因素的呈現較少，只有在13、16、19課中的語音練習里，是中國的一個順口溜，還有第22課最后有一首中國古詩《春曉》，而在以對話為主的課文中，會零星出現幾個有中華文化背景的字和詞，例如茶、北京等。作為啟蒙教材，本書更多關注于實際交際的實用性，故文化因素所占課文比重很小，同時分布的較為零散。
3.文化內容不夠豐富。從上表中看出，《快樂漢語》（烏爾都語版）的文化因素設計到知識類（漢字造字法、日晷、中國氣候等）和交際類（中國的交通規則、北京飛機場和火車站等）兩大方面，雖然所涉及的文化內容字數不多，但表達了基本概念，對學生掌握知識和漢語交際都有一定幫助。但是，課本中的文化內容并不豐富，一些初級的文化因素并未涉及，例如中國傳統節日（中秋節、元宵節），名勝古跡（長城、黃河），漢民族的顏色文化（紅黃為貴，黑白不吉）等等，這些文化內容對于學生理解中國和漢語交際都有重要意義。
三、教師在中華文化教學中的建議
1.中華文化教學不能成為教學主體。《快樂漢語》（烏爾都語版）的適用對象是漢語零起點的學生，所以根據課本內容進行基礎教學和交際訓練才是漢語教師的主要任務，中華文化的教學能夠吸引學生的注意力和興趣，可以適當穿插在教學任務里，但不能作為教學的主體。
2.對教材的文化因素選擇性講解。教師在使用《快樂漢語》（烏爾都語版）教材中，如果需要講授中華文化方面的知識，可根據教材內容和課堂進度進行選擇性講解。例如在茶文化的講解中，教師課本中講了中國茶的分類和各地所產的茶葉，但是對于很多對中國了解甚少的學生來說，這些內容難度較大且實用性不大，教師可以適當刪減內容，增加沏茶泡茶的相關視頻為學生講解，有機會可以給學生品嘗茶的味道，這樣反而更能吸引學生注意力。
3.結合社會背景并充分發揮學生的參與。使用烏爾都語的國家多為穆斯林人，漢語教師要結合教學社會背景，注意民族習慣和禁忌，例如一些帶有豬肉的中國菜，并不適合在課堂上給學生們介紹。同時，教師可以調動發揮學生的積極性，讓學生參與到中華文化的學習中來。例如中國電影的課程，教師可以事先讓學生觀看電影并思考相關問題，在正式的課堂上，學生上臺發言談及相關感想評論，再全班一起觀看電影片段，這樣更有利于學生掌握相關文化知識。
四、結語
通過研究《快樂漢語》（烏爾都語版）系列教材，可以發現其中華文化因素的設置并不明顯、比重較小且內容不夠豐富，在漢語初級階段，設置過多的文化因素或許并不實際，但文化因素不可或缺，因為只有通過了解和理解中華文化，才能讓學生更加準確地使用漢語進行交際。
教師在使用此教材進行中華文化教學中，應該緊密結合教學任務和學生需求，并嘗試利用配套教具和多媒體設備，讓學生感受到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在參與和學習中掌握，從而達到教師的教學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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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語境和社會現實的雙重背景之下，有關都市現代性的探討與爭論層出不窮。關于“大都會”（metropolis）生活的描述――無論是西美爾所指涉的公共空間比例的大幅增加、波德萊爾及本雅明筆下“漫游者”的舞臺，抑或是馬克斯?韋伯所強調的“不同個體能夠共同進入的最無個體性的生活形式”――都突顯出了其迷一般的特質。作為中國都市現代化最早的發端之地，上海的現代性問題一直以來都是學界關注的焦點。光陰荏苒，日月如梭。上海的一顰一笑、一舉一動，都情長意深，傾國傾城。多少傳奇，寫不盡她的風姿；多少寓言，變作了她的胭脂。上海，到底是一種真實的存在，還是一個幻化的迷夢？
蔡翔先生的論文《城市書寫以及書寫的“禁言之物”――關于〈城市地圖〉的文本分析和社會批評》選擇系列文章《城市地圖》作為文本分析的對象。他以上海想象的生產轉換為一個現代性的“民族寓言”為切入點，分析了上海兩種記憶的歷史對視、“風景”與“本土”的對立，空間生產、“禁言之物”與文化等級制度建構，從而提出都市的現代性想象，與被書寫遮蔽/遺忘了的底層記憶和地理的命題。其論文涉及三大領域：記憶、人文地理和城市研究。整篇論文不但試圖在文學文本和社會文本之間尋找其內在的關聯，而且同時采用了文學批評與文化研究的方法，顯示出了一種獨特的學術視野和跨學科研究的特征。
論文第一部分《兩種記憶的對視：上海的歷史》追述了作為上海“底層”和“上層”象征的以蘇州河南北為界的城市人文地理區劃的形成過程。指出上世紀90年代以來有關“上海”的“集體性敘事”實際上“無視”了其“底層”代表――蘇州河以北的生活敘事。而這一被城市主流話語所遮蔽的“外部”卻在諸如《楊樹浦》、《浜北人》和《虹口軼事》等文學文本中無意識的“復活”，從而使我們得以見到一個同上海的“集體性敘事”形成“對視”的與電車、高樓、街道、人群、酒吧、霓虹燈等象征著都市現代性的物象所截然不同的“本土化”的上海。在這樣一個充斥著“棚戶區”的下層空間里，個體沖不出“家庭生活式”的聯結，他們被邊緣化卻又極力想進入城市中心生活；他們被城市的上層階級拒絕――在這個以消費為最主要特征的社會里，貧困使他們成為最卑微的“他者”。誠如西美爾所言，現代性的歷史就存在于貨幣經濟的發展之中；是貨幣經濟，而不是資本主義引起了現代社會關系的轉化，而且貨幣經濟也是現代都市生活風格的主要根源：它主宰著都市里現代人心態和氣質的微妙變化，并決定著他們的精神生存境遇。置身于消費社會之中，底層階級無法擺脫金錢對他們命運的宰治，同時也無可避免的會產生身份置換以及上層化的愿望。就深層意義而言，這體現出的是一種“政治無意識”，即：就某個政治群體（如階級、政黨、集團等）中的政治個體來說，他們作為個人所應該具有的那些有個性的思想意識，被無個性的、統一的政治意識形態所代替。在這個時候，這些個體的政治行為，實際上主要是被他們的思想意識中那些無意識因素所支配著的。作為被主流話語所“遮蔽”的存在，下層階級渴望著來自城市中心的認同；在尋找自身意義的過程中，他們是需要被上層社會所表征與建構的“他者”――意識形態強大的收編作用由此可見。
論文第二部分《意義尋找和“禁言之物”的出現》進一步展示了社會底層和上層之間的對立。文章指出，“在某種意義上，由于地理隔絕的原因，空間往往會演化成不同的階級形態乃至階級的生活形態。” [1]然而這種“底層”與“上層”之間的對立在空間上卻又不是永遠壁壘分明的。在城市的中心地帶仍然居住著不計其數的貧民；在高樓林立與優雅的人性背后隱藏著的是黑暗骯臟、狹窄不堪的底層居住空間，以及一種隨之而來的“羞恥”感。這便是底層生活殘酷的真實寫照：它與上層社會并存卻永遠被其排斥，而成為敘述的“他者”，淪為主流話語中的“禁言之物”。“風景”與“本土”的對立也隨之產生：亦即“文化上和政治上占統治地位的人的空間”和“被剝奪了資源的，無權無勢的當地人的空間” [2]的對立。這種對立源自人在城市中的意義尋找，而意義的產生顯然已經由“政治無意識”而意識形態化了。因此，底層階級無論這樣努力都始終是都市里的“異鄉人”，孤獨、焦慮、寂寞以及彷徨時刻伴隨在他們關于身份置換與上層化的想象之中。
論文第三部分《“街道”的重現與職業化的空間想象”》指出“城市下層生活的記憶淡化乃至消失，在某種意義上，或許與‘家庭’在敘述中的退出有關。”[3]而當家庭或是下層生活已成某種“禁言之物”的時候，意義的尋找，亦即敘述的中心便理所當然的開始向城市中心轉移。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一大批年輕的有著職業身份的非專職白領作者的出現，“街道”開始大量的在敘述中涌現。敘述者對“街道”的成功進入意味著“風景”與“本土”對立的消失：由于職業的原因，越來越多的年輕人涌向城市中心；他們尋找自身意義的同時也隱含著對占統治地位的文化資源的空間爭奪。然而，先于這種成功“進入”之前發生的是他們的身份置換：即將自身轉化為消費主體――這也是他們成為消費社會“風景”的最根本前提。由此，依據一個人的出身、門第而對其進行身份劃分的傳統模式在消費時代宣告徹底破產；取而代之的是以消費方式與內容為劃分標準的更為不公平的社會關系。于是，在這種巨大的現代性力量面前，人們內心中的否定性、批判性、超越性的向度被成功地壓制和扼殺，整個社會成為單向度的社會，而生活于其中的人成了“單向度的人”；這種人喪失了自由和創造力，不再想象或追求與現實生活不同的另一種生活。就此而言，現代性已由制度層面轉向社會層面，即從宏觀轉向了微觀。
論文最后指出，有關“上海”的集體性敘事的某種起源來自于對現代性的“塑造”或者“構建”。而現代性在當下的中國尚處在一個未完成的狀態，因此“城市書寫”會生產出更多的“禁言之物”，也會有更多殘酷的真實存在被遮蔽；與此同時，在意識形態作用下的文化等級制度也成為“城市書寫”所無法彌補的“先天不足”。
（作者單位：四川外語學院）
注釋：
[1] 蔡翔《城市書寫以及書寫的“禁言之物”――關于〈城市地圖〉的文本分析和社會批評》，《視界》2004年第14輯，215頁，河北教育出版社．
[2] 同上，218頁．
[3] 同上，219頁．
參考文獻：
[1]蔡翔：《城市書寫以及書寫的“禁言之物”――關于〈城市地圖〉的文本分析和社會批評》，《視界》2004年第14輯，河北教育出版社．
[2][英]弗里斯比：《現代性的碎片：齊美爾、克拉考爾和本雅明作品中的現代性理論》，盧暉臨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
篇（8）
關鍵詞：忠信市場；市場用地；都市更新；都市計劃；都市區位輪替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 研究動機
本研究計劃旨在從都市計劃公共設施市場用地的「必然面與「偶然面來
探討忠信市場的現在與未來發展方向。
二、研究目的
1.探討都市計劃中公共設施市場用地的發展情狀況與現有法規機制。
2. 了解不同相關者（包含進駐之藝術家對忠信市場有感之居民與開發建商等）的看法與忠信市場存續及再造方向。
第二節、研究范圍與方法
一、研究范圍
本計劃研究范圍為位于美術園道的忠信市場為臺中市都市計劃市場用地 65
號，面積 0.4497 公頃。
（1）、質化訪談法
（2）、口述史法
（3）、文獻分析法
（4）、歷史研究法
（5）、歸納法
第二章 文獻回顧與探討
為了探討市場用地必然與偶然的發展，在文獻回顧中分別針對這兩點列出下列幾項相關文獻，首先從忠信市場的基本介紹開始，再到歷史背景、都市計劃發展過程。
第一節、市場的界定與其發展及演變
一、 市場意義的界定
設置固定攤位及店鋪，或僅設置固定攤位，集中零售物品的交易場所， 都可稱之為廣義的市場；也可以指一種具體的空間組織，及一般商販聚集營業的場所，此為狹義之市場，本文中的忠信市場，是指狹義的市場，有具體的空間。
第二節、忠信市場相關介紹
一、忠信市場基本介紹
位于美術園道的忠信市場為臺中市都市計劃市場用地 65 號，面積 0.4497
公頃。
二、忠信市場內外部配置與相關數據
第三章 忠信市場的演化過程
第一節、忠信市場的演化過程
依據忠信市場的歷史大事紀，可將忠信市場的演變過程分成以下六個階段。
一、市場成立之前（公元 1969 年前）
臺中市因為氣候良好與水源豐富的緣故，大多為農業發展中心，而忠信市場、美術館附近的區域原先也是散布著農田，種植著稻作，并有著一些小聚落。
二、市場成立之初 （公元 1969 年～公元 1983 年）
在 1969 年前后，隨著工業轉型，小型工廠陸續遷移，大賣場陸續在周遭興建營業，也對忠信市場起了影響， 致使其市場機能漸衰，顧客開始轉移出忠信市場。
三、文化中心與國美館 （原臺灣省立美術館）設立的影響（公元 1983～公元 1994
年）
公元 1980 年政府在英才路 600 號現址成立了文化中心，附近的環境景觀及型態開始轉變。文化中心于 1983 年 11 月 12 日竣工，而國立臺灣美術館則于 1988 年 6 月 26 日開館，這些都再次影響忠信市場。
四、美術園道商店街管理委員會出現的影響（公元 1994 年～公元 2008 年）
1990 年代左右，由于之前建商將住戶之間的道路都捐給了政府以省稅收及所有權問題限制，沒有隨著周遭都市發展而重建的忠信市場，相較之下，逐漸顯得沒落。
五、文創產業進駐 （公元 2008 年開始至今）
初次發聲的中部藝文團體「德旺公所于 2011 年左右進駐， 其間陸續也有私人藝廊、咖啡藝文空間、美術社、裱畫店的設立。
六、都市更新階段 （公元 2012 年開始）
在周圍的建筑空間都逐漸改變為更加現代化的狀況之下，忠信市場卻仍然維持著它最為初始的面貌。2012 年，由鼎泰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主辦的都市更新案在此展開。
第五章 結論
此研究最主要的目的在于希望以都市計劃者的角度來探討忠信市場未來的發展方向。
本計劃希望可以從市府之報告書與目前發展推估其未來可行之發展情況。從市府報告中發現忠信市場并不是政府致力關注的重點，對于忠信市場的篇幅極少，也未有詳細的建議與發展方向，使研究增加困難度，因此，計劃從報告書中所提及之案例是否能套用或是延用到忠信市場這方向著手，探討忠信市場未來發展方向，再從相關法規探討其發展性，最后，嘗試以這些經歷，預想忠信市場未來可能之發展方向，以其作為后續參考之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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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一）專業口徑狹窄
傳統農學專業的學習對象主要是大田作物，如玉米、小麥、水稻，而北京郊區隨著城鎮建設的發展，三大作物的種植面積逐漸縮小，甚至生長期間需水量較大的水稻已經限制生產，小麥亦改為節水種植。有限的農用土地逐漸被籽種農業和設施農業的興起所占領，傳統農學專業人才應用的舞臺日漸縮小。
（二）專業課程老化
傳統農學專業的骨干課程主要是作物栽培學、耕作學和作物育種學。作物栽培學和耕作學課程的學習目標是提高糧食作物的產量，面對北京都市型農業中農作物種植的多元化、生產的機械化、設備的現代化和農業功能的轉化，其學習內容與北京農業的發展方向漸行漸遠。
（三）實踐教學簡化
學校正向綜合大學轉變，原本在校內的農場、實驗田逐漸被其他功能的建筑所替代，實踐教學遠離教學區，實驗課與理論課在不同場地進行，增大了實驗課的難度和成本，原來每天都要求觀察農作物生長情況的教學安排，在成本約束下，變成了一次，投入時間少，學生學農興趣很難形成。
（四）動手能力弱化
在教學改革“厚基礎”的大背景影響下，專業課時逐漸減少，相應的實踐學時也在減少, 在規定的實踐教學時間內，很難培養學生扎實的實踐技能。實驗課中以驗證性實驗居多，教師無法得到學生掌握實驗技能情況的反饋，學生也以考試能過關的低標準要求自己，導致實驗設計能力差、獨立操作能力差。
二、專業方向與課程體系的改革
針對上述問題，按照北京都市型現代農業發展特點和專業教師的業務優勢，經過多方調研和論證，提出了“適合北京需求，培養都市型農業人才”的原則，修訂人才培養方案，調整專業方向，構建課程體系，增加實踐環節，爭創特色專業。
（一）調整專業方向
農學專業的支撐學科以作物遺傳育種學科為主，作物遺傳育種學科是北京農學院重點建設學科，碩士點之一，以農作物種質創新和新品種選育為特色，先后選育出 6 個小麥品種，6 個玉米品種，4 個小豆品種，2 個大豆品種，師資力量在種子科學方面有優勢。其次，根據北京農業的發展方向，籽種農業將成為北京農業的優勢產業。因此，農學專業在 2003 年第一次改革時，將專業學習方向調整為“種子科學與工程”方向。2006 年，又針對北京觀光休閑農業的發展需要，進一步拓展專業領域，借助本院園藝學科和北京都市農業研究院（北京農學院）的師資力量和教學條件，增設了“觀光農業”的學習方向。至此，農學專業包括：“種子科學與工程”和“觀光農業”兩個學習方向，形成了培養北京都市型農業中籽種農業、觀光農業兩個核心產業所需人才的新型農學專業，每年兩個專業方向各招收一個本科生班。農學專業的兩個專業方向直接針對北京都市型農業中籽種農業和觀光休閑農業的人才培養，特色鮮明。“種子科學與工程”專業方向側重于培養北京籽種產業發展需要的，掌握種子科學與工程技術等方面的理論、技能；懂得國內外種子法規、經營管理等方面的知識，能在種子管理部門、種子加工與生產、種子營銷企業等領域和部門，從事新品種選育、種子繁殖生產、種子檢驗、經營與管理等工作的專業人才；“觀光農業”專業方向側重于培養掌握觀光休閑農業、設施農業等現代農業技術，在農業觀光園區、農業文化旅游產業、高科技現代農業園區等部門和領域，從事技術指導、規劃設計、項目策劃和管理等工作的復合型專業人才。
（二）構建新型專業課程體系
2005 年在北京市教委“農學專業課優化整合及骨干課程體系的研究”教改項目的支持下，根據專業學習方向和培養方案改革課程體系，并對課程內容和教學手段進行深入調整。經過反復修訂，形成了現在的專業課程體系。“種子科學與工程”專業方向的專業必修課包括：《植物育種學》《種子生物學》《種子生產學》《種子加工與貯藏》《種子檢驗學》《種子法規》《種子經營與管理學》等，專業選修課程包括：《種子營銷學》《作物栽培學》《耕作學》《園藝學概論》《植物種質資源學》《國際貿易學》等。專業課程體系以新品種選育、種子生產、加工、貯藏、質量檢驗、經營管理為主線，涉及種業產業化方方面面的知識；“觀光農業”專業方向的專業必修課為《農業生態學》《植物種質資源學》《觀光農業》《現代農業生產原理與技術》《都市農業發展規劃》《都市型農業評價案例分析》等，專業選修課程包括：《新農村發展規劃》《現代設施農業》《有機農業》《籽種農業》《農業項目投資與評估》《城市園林與綠化》《觀賞植物裝飾與應用》等，形成了以觀光休閑園區、現代高科技園區建設、管理為主線的課程體系。課程內容均面向北京農業生產需求，很多課程沒有現成教材，任課教師就邊學習、邊總結、邊教學。學生感到學的知識理論聯系實際，有用武之地，增強了學習興趣和主動性。通過專業方向和課程體系的設置，保證每個學生都有學習方向，每個學生都有專業特長。
（三）增加實踐教學環節
為加強實踐環節，在教育部“新世紀高等農林教育改革工程———農學專業實踐教學改革和校內外基地建設的研究與實踐”（2002- 2005）教改項目的支持下，將農業生產中常用的技能作為農學專業的一門必修課，形成實踐課程《農事學》教學體系。《農事學》在 2004 年被評為北京市精品課程，其配套教材《農事學實踐教程》為 2005 年北京市精品教材。目前，該課程改名為《植物科技技能訓練》，成為植科學院所屬農學、園藝、植保專業的基礎實踐課程，該課程從大學第一學期開課直到第四學期，每周 3 個學時。在農學專業兩個新學習方向形成后，又對專業課學習增加實踐環節。原則是專業課學時不變，調整實驗課時和增加教學實習天數，同時安排一些科研實踐、生產訓練和創新競賽等活動，培養學生的動手能力。現在的專業課都增加或補充了實踐教學，例如，《植物育種學》課程包括 30 學時理論課、10 學時實驗課和 9 天教學實習；《種子加工與貯藏》課程包括 16 學時理論課、16 學時實驗課和 3 天教學實習；《種子檢驗學》課程包括 8 學時理論課、16 學時實驗課和 3 天教學實習等等。在科研實踐、生產訓練和創新競賽等活動安排上，第四學期學生在教師的指導下利用假期或周末參加不少于 12 天的“三農問題調查”和“拓展訓練”，在學習專業課之前了解農村、了解農民、了解農業生產。第六學期以畢業論文為主線，學生自由選擇畢業論文指導教師，參加導師的科研課題活動，完成畢業論文，畢業前答辯。同時組織、鼓勵學生申報市級或校級“北京市大學生科學研究與創業行動計劃”項目課題，通過參與項目研究的方式激發大學生創新與創業熱情，提高科學研究與創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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