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健康關系論文匯總十篇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環境健康關系論文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國外對員工滿意度的研究始于20世紀30年代，已有70多年歷史，取得了一批研究成果。我國應依據國情，積極探索經濟全球化下，適合中國企業的員工管理模式。員工工作滿意度是員工的一種非常重要的工作態度，是員工管理的重要內容。對員工而言，工作不僅是謀生手段，還是希望通過工作尋找樂趣，提高自身生活質量，完善自我，實現自我價值。正是由于管理對象的身心要求的變化與提高，客觀上要求組織管理者重新定位組織的發展方向，調整管理方式，提高管理水平，實現“管”與“被管”的“雙贏”，為員工、社會增加福址。本文試圖在已有研究的基礎上，立足中國企業現狀，重新審視員工工作滿意度和工作績效的關系，探析員工工作滿意度的決定因素，進而提出對員工工作滿意度管理的側重點。

一、員工工作滿意度與管理

員工工作滿意度的定義目前主要有四種，一是整體性定義，認為工作滿意度是員工對工作本身及有關環境所持的一種態度或看法，是對其工作角色的整體情感反應。支持學者Locke認為:“對工作滿意是一種愉悅的情感狀態，它來自于當一個人實現了自己的工作價值時對自己工作的評價?！倍菂⒖技軜嬓远x，認為人的主觀情感及知覺是影響人的態度和行為最重要的因素，是對一種事物的知覺與解釋受自我參考架構的影響。工作滿意度是多構面的，不同個體的滿意和不滿意原因各不相同。三是效用定義，指工作給工作者在各種層次上的需求得到的總滿意程度扣除工作負效用的剩余部分，要使工作滿意度最大就要使工作的邊際正效用等于工作的邊際負效用。四是期望型定義，認為工作滿意度是一個相對變量而非絕對變量，是個體實際所得與所期望得到的之間差距的情感反應，差距越小，滿意度越大。支持學者有美國心理學家Vroom，他認為員工工作滿意度取決于個體期望與實際取得的期望相吻合的程度，期望未能實現便產生了不滿意感，只有工作中的實際期望大于他的預期期望時，才會產生工作滿意感。由此可見，滿意度大小不但要看個體實際得到的，還要看個體所選的參照系。

以上對員工工作滿意度定義的研究主要出自一些心理學家、組織行為學家，依據的理論基礎主要是馬斯洛理論、赫茲伯格的雙因素理論、弗洛姆的期望理論、亞當斯的公平理論等。但實際上員工工作滿意度是一個內涵復雜、外延廣泛的概念，在不同的工作崗位、環境、條件下，影響員工工作滿意度因素很多，表現的方式不一，影響的程度也有很大差異，所以，要重新認識員工工作滿意度的內涵及定義。在企業，員工工作滿意度應突出“工作”的性質與內容，以區別一般意義上的滿意度，由工作所引起的情感變動與反應，在實際比較之中發生變化的，是個相對變量，因不同個體、不同參照系而不同，是個體對于所從事的工作的一種內心自我度量的結果。

有時工作滿意度高的員工可能總的滿意度很低。人的情感很復雜，很難完全被剖析，但為了把握工作滿意度的內涵，便于分析，應當盡可能使問題簡化、清晰。雖然一般講‘只有員工滿意，才能使顧客滿意”，但實際操作往往使管理者無從下手。在實踐中，對滿意度的管理主要針對組織中層以上或中高級知識分子，因為，他們的工作滿意度程度如何，對組織的發展影響很大，這些員工認知水平、情商比較高，能處理好工作、生活、學習等各個方面的關系。管理者應把工作滿意度的概念明晰簡化，考慮自身時間和精力的有限性，注重員工工作滿意度的實現與提高，以此來調整管理方式。

二、工作滿意度與工作績效的關系

20世紀30年代美國行為科學家梅奧進行的“霍桑實驗”，以及后來，所進行的大量實證研究和理論推測，都試圖找出員工工作滿意度與工作績效關系或證明兩者之間有正相關的關系，但始終沒有明確的結果。夏凌翔和黃希庭總結了三種主要的理論觀點:一是早期的因果論。即工作滿意度與工作績效之間有比較簡單的因果關系;二是近期的非因果關系論。即包括無關系論、中介變量論和調節變量論;三是重新定義概念論。

即重新定義工作滿意度和績效，以反思‘`s}’.工工作滿意度和工作績效的關系”。本文作者比較贊成Ostroff的觀點，即:不能證實工作滿意度與工作績效的關系的一個可能的原因是研究者僅僅從個體水平的分析來考慮這種關系;單從個體水平來測量績效過于局限，因為這樣很難考察到個體在反應滿意或不滿意時可能表現出的更廣泛的行為。在實踐中，擁有滿意感員工的組織比沒有滿意感員工的組織的整體工作效率高。本文認為如果只在個體水平上研究，很難找出員工工作滿意度和員工個人績效的關系。雖然我國許多學者都做了相關的實證研究，但結果不一。

研究員工工作滿意度和工作績效的關系，應更換視角，從組織整體水平上研究，事實上，實際的調研可以發現:員工工作滿意度水平高的組織其組織績效也高。員工工作滿意度與組織績效是相互影響和制約的，處理好兩者關系就會在組織內形成一個良性循環。工作績效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企業員工的滿意傾向與程度，更多地反映了企業發展的健康狀況，反映企業人力資源的健康狀況。國內的一些研究也逐步拓展了范圍，不再緊抓住員工工作滿意度和工作績效的關系，而是試圖尋找員工工作滿意度和員工忠誠度、離職率、組織承諾、企業文化等的關系。

實踐中一般有兩種測量員工工作滿意度的方法，即單一整體評估法和工作要素總和評分法。單一整體評估法簡單明了，因為滿意度的內涵太廣，單一整體評估法成了一種包容性更廣的測量辦法。不過，這種方法因只有總體得分，它可以知道企業的相對滿意度水平，但無法對企業存在的具體問題進行診斷，不利于管理者改進工作。工作要素總和評分法強調用多種要素評價員工工作滿意度，過程比較復雜。首先，需要確定工作中的關鍵維度;然后，編制調查問題;再次，根據標準量表來評價這些維度，這樣做能獲得更精確的評價和診斷結果，有利于企業根據存在的問題，制定相應的對策，提高員工的滿意度。所以，為高效、快速、及時地了解企業員工工作滿意度情況，可先用單一整體評估法粗略診斷，再通過工作要素總和評分法明確問題對癥下藥。

三、員工工作滿意度管理的新模式

實踐中，管理者可通過員工工作滿意度的調查，掌握組織員工對其工作的滿意情況及造成不滿的原因，通過分析工作不滿意員工的實際情況和反映來尋找相對應的激勵措施，根據我國學者的有關研究，我國企業一般造成員工不滿的原因排在前幾位的大體是薪酬福利、工作本身、晉升和同事關系、與上級關系。在企業不同群體的表現有所區別，一般員工更注重薪酬、福利，而中層以上員工更注重工作內容及晉升等，所以，要針對具體情況分別實施管理。同時，從實際調研發現，對員工激勵的難點并不是對工作不滿意者而是對工作滿意者或比較滿意者，因為，不滿意可以通過適當激勵讓員工滿意，那么滿意的員工該如何激勵，其需求又是如何變化的呢?根據效用原理，一種政策或激勵措施隨著它的實施其效用是遞減的。為保持其政策與激勵的效用遞增或穩定，管理就應當創新，所謂“新”可理解為超出被管理者的想象，如果員工認為他得到的大于或等于他付出的，那么他就會滿意。實際上，就是要根據滿意度評價結果以及員工的工作績效和工作環境、員工個性等，制定新的工作目標，培養滿意員工新的工作動機，讓其對工作有新的要求，產生新的期望，導致積極行動，達到新的滿意?？捎脠D1表示這個循環過程:

對工作滿意度循環管理模式應當明確以下幾個問題:

1.明確對員工的很設

從中國企業實際出發，結合中國傳統文化，本文比較認同章凱綜合現代心理學的研究成果，提出的人性假設，即“目標人”假設。其主要觀點是:人在本質上是一種有意識、自組織的、尋求意義的觀念性動物，目的性是人的行為基本特征。人生活的意義在于不斷地實現心中的目標，并不斷的形成新的目標?！澳繕巳恕奔僭O有利于研究工作滿意度。這種假設比“社會人”、“復雜人”更能清晰的反映人的內心需求，簡化研究，使激勵的目的性更強。

2.多角度、多層次培養工作動機

人的需求因人因勢而不同。有針對人的動機的“需要層次論”，阿爾德福教授的ERG理論，即人有三方面的需要:生存需要;相互關系和諧的需要;成長需要。哈佛大學教授麥克利蘭1969年提出的成就需要理論。這些理論實際上著重研究了翎什么去激勵員工”。而弗洛姆的期望理論，斯金納的強化理論，亞當斯的公平理論則主要研究了“怎樣去激勵員工”。所以，組織要綜合運用這些理論從滿意員工內心的需求人手，控制需

求的層次，通過反饋及時對需求進行調整。同時，要根據組織目標把新的需求轉化成員工的個人心理目標，激發其新的工作動機，進而導致其積極的外在行動。

3.處理好組織目標與個人目標

隨著環境、條件的變化，組織目標會發生變化，如組織可用可持續發展代替利潤最大化，以公司市場價值代替市場份額，以公司間的戰略合作代替零和博弈。同時，個人的生存環境、價值觀念也在發生變化，這樣必然導致組織目標和個人目標的調整和不一致，二者須通過一定的方式達到新的平衡點。組織目標要主導個人心理目標，二者互相影響互相調和。所以，培養員工新的工作動機既要考慮個體特征也要結合組織實際目標。如一個員工對現在的工作比較滿意，此時管理者就要激發其較高層次的需求即自我實現和成就感，使其以此為心理目標。另外，要讓員工明確組織的目標，因為員工的工作價值的體現不光是個人價值的體現更是組織價值的體現。目標的設計要合理，既不能俯首而拾，又不能高不可攀，應該是通過努力是可以達到的，不努力則無法達到。

4.有效授權

對滿意員工的管理是基于其較低層次的需要已經得到基本滿足，此類員工將會有更高的追求，對工作有更高期望。既然管理者已幫助其設定了合適的心理目標，那就應給其足夠的授權，不去干預或控制其工作過程，使其在授權范圍內，最大限度地發揮自身的主觀能動性，提高工作的效率，體驗成功和控制的快樂。此時，員工的滿意是主動的滿意，員工將產生成就感，心理學研究表明:富有成就感的員工會常處于滿足、愉快的狀態，其自信心、工作效率、積極性和創造性都會提高。

5.從實際過程把握員工工作滿意度的實現

篇（2）

思想解放：激蕩30年

經歷過思想被嚴酷禁錮的人更能深深體會到“解放”的含義。中國新聞改革和新聞學研究30年的親歷者之一、復旦大學新聞學院童兵教授認為思想解放是中國傳媒發展強大的原動力。他在題為《突破體制瓶頸深化新聞改革》的主題演講中，回顧了1977-1981年啟動改革的三次思想解放大討論和新聞傳播界的三次重要會議，提出要繼續深化改革的5項舉措。作為曾直接指揮傳媒前行的領軍人物，原廣電部副部長、中央電視臺臺長楊偉光先生提交的論文《創新是電視事業和產業發展的動力》，回憶了中國電視從電視劇到新聞節目的創新與變革，認為要注重對“度”的把握，以求擴大正面效應減少負面效應。

改革開放初期，解放思想就可以釋放出巨大的能量，但改革進入“深水區”后，各種動力因素就復雜起來。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者鄭保衛教授在《從激發人的潛能到全方位整合資源》一文中，概括了30年報業改革發展動力體系的豐富與拓展：最初，通過調動人的積極性來謀求發展；后來制度、資本、市場、技術等各種因素逐漸發揮出更加重要的作用。

華中科技大學孫旭培教授的文章《從精英主義新聞觀念到無產階級新聞自由》追溯歷史源頭，認為新聞觀念在兩條路線上發展：從彌爾頓到馬克思、恩格斯的民主主義認為，言論、新聞自由是人權，應該人人都有；從柏拉圖到的精英主義認為，只有部分精英可以享有言論、新聞自由。兩條路線的分水嶺為是否承認人人平等，于是出現社會自由和階級自由的分野。多數人自由、實質自由的說法都是用來支撐階級自由的理論的。

武漢大學單波教授在《西方新聞傳播觀念的導入與中國新聞改革》一文中認為，1992年之前的第一次思想解放，“以新聞為本位的新聞觀啟蒙”，解決了傳媒“無新聞”的問題，具有思想“解凍”的味道；1992年之后是第二次思想解放，開始了向大眾傳播學的轉向，帶來了精神空間的拓展，解決了新聞“無業”的問題；從1997年開始的第三次思想解放是面向全球化語境下的新聞改革，進一步沖破了“所有制崇拜”。但囿于政治體制，中國傳媒尋求本土化生存成了當下一個相對可行的策略；今后新聞改革將不得不直面自由的挑戰。

市場化與傳媒公共性

市場經濟是新聞改革最重要、最根本的推動力。武漢大學羅以澄教授認為傳媒業的市場化轉型，是中國新聞改革30年的縮影和最核心的“板塊”，它給中國新聞傳媒業帶來了巨大變化，同時也帶來了更為嚴峻的生存壓力以及無法回避的挑戰與問題。

傳媒市場化是促進還是壓抑了中國公共空間的發展？兩位復旦大學新聞學院長江講座教授都討論了傳媒的公共性。來自美國威斯康新－麥迪遜分校傳播藝術系的潘忠黨教授在題為《傳媒的公共性與傳媒改革的再起步》主題演講中，認為30年的改革依賴并發揮了市場的解放力量，傳媒改革步入正題就必須超越市場，以不同的目標思路和價值引導重新起步。

來自香港中文大學新聞傳播學院的陳韜文教授以“公共空間”為核心概念，發表《傳媒市場化、權力結構與公共空間的發展：一個比較視角》的演講，檢視西歐、美國、新加坡、香港、大陸地區的公共空間形態，認為其形態變化受制于權力結構及市場化程度。民主化帶來權力結構的開放，是發揮傳媒市場化擴大公共空間作用的社會條件之一，也是開拓公共空間最根本的辦法。河北大學白貴教授在《博客新聞評論的特征與功能》一文中認為，網絡在培養民眾的公共參與意識與公共精神方面功不可沒，博客新聞評論的公共性體現在搭建進入公共領域的平臺、實現完整的民意記錄。

在國家―社會關系的理論視角下，傳媒話語實踐的變化，體現了公共空間與權力結構之間的互動。復旦大學孫瑋教授以1978年以來中國大陸大眾化報紙的演變為線索，采用話語分析的路徑，認為由大眾化報紙建構的社會主體經歷了“讀者”、“市民”、“公民”、“小資”等不同階段的變化。但這種話語實踐為社會結構中的多重力量所左右，常常出現游移和混亂，充滿著很多變數。香港浸會大學郭中實教授與復旦大學陸曄教授合作的論文《報告文學的“事實演繹”：從不同歷史時期的文本管窺中國知識分子與國家關系之變遷》，認為“報告文學的發展路向，從70年代末期知識分子社會角色的合法性建構開始，經過80年代中后期與國家政治權力結盟短暫觸及政治體制改革，至90年代演變成知識分子將公共利益作為社會現實批判和與國家關系建構的話語基礎。通過三個典型文本分析，發現在這一過程中，市場經濟催生的國家―社會從高度統合到有限疏離的結構性轉變對知識分子的社會作為起到重要影響”。

30年改革也投影在新聞文體的變化中。復旦大學許燕副教授的文章將新聞文體變化分為四個時期：大轉型時期（1978～1982年）――多元化時期（1983～1989年）――分眾化時期（1990～1998年）――網絡化時期（1999～2008年），文體從新聞報道理念、文體結構布局、語言修辭風格和文體表現方式等方面都隨著社會環境的迅速變化而不斷變化。

改革攻堅與傳媒重新定位

“事業性質、企業化管理”曾經釋放了傳媒的文化生產力，如今則成為傳媒進一步發展的“瓶頸”。深圳報業集團黨委書記黃揚略的文章《走出誤區，正確把握黨報集團改革方向》，針對夸大“事業單位企業化管理”中的企業因素、甚至主張把傳媒集團劃歸國有資產管理部門的認識“誤區”，認為要正確把握黨報集團的改革方向，不能輕率地將黨報集團歸入企業。中國海洋大學教授張偉在《“事業單位、企業化管理”的歷史價值》一文中認為，“由于事業和企業兩種完全不同性質的組織邏輯集于傳媒一身，形成一種難以克服的結構性困扼，影響和阻礙了傳媒產業的健康發展”。復旦大學張濤甫副教授在《中國傳媒改革的風險考慮》中認為，媒體改革面臨著政治風險、社會風險、市場風險，“增量改革在化解風險的同時，也在積累新的風險；需要在存量改革階段解決結構性、系統性風險?！?/p>

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社會中，中國傳媒需要重新定位。上海大學張詠華教授認為，“反映我國傳媒社會定位轉型的企業化管理和重塑傳媒市場主體的探索，需要在長期的實踐過程中深化。它沒有相同的現成經驗可以照搬，難點的存在勢所必然，曲折乃至彷徨或徘徊或許也在所難免。但是，這種轉型是我國改革開放進程中經濟轉型的必然要求”。思考傳媒重新定位的另一種視角是風險社會理論。天津師范大學殷莉副教授認為“新聞傳媒在風險傳播中的新聞價值取向必須符合價值理性，以公眾關注的公共利益和不損害公共利益的公共興趣為選擇標準”。

公民權利、輿論監督與重構現代新聞制度

我國憲法賦予公民的三項權利,即言論出版自由、知情權和批評建議權為輿論監督提供了憲法依據。暨南大學董天策教授、林愛B副教授及河北大學喬云霞教授撰文談到以公民權利為基礎、為輿論監督提供制度保障和法治保障。復旦大學黃旦教授與瞿翌軼合作的論文認為“權力”與“權利”是考察中國語境下輿論監督的兩種視角。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展江教授從公民社會的理論視角梳理了近七年來大陸的輿論監督，認為其表現出了公共領域和市場領域的雙重熱情。南京大學丁柏栓教授在《擴大人民民主與實施新聞輿論監督關系論》一文中認為，改變新聞輿論監督難的境況，要靠擴大人民民主。而從執政黨自身建設方面來說，則需要將加強和改進新聞輿論監督工作作為執政能力建設的一項重要內容。

現代新聞制度的核心，是通過新聞自由保障公民的知情權、表達權、參與權和對公共權力的監督權。中國社科院研究員張博樹和前新聞局長鐘沛璋合作的文章認為，中國傳媒如今面臨著重構現代新聞制度的歷史任務，新聞制度的改革與政治體制改革緊密相連。臺灣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所長李瞻教授在《報業制度與政治制度之關聯性》一文中認為，報業制度決定于政治制度，當社會政治制度變更時，報業制度亦隨之變更。華中科技大學張昆教授在《中國媒介改革的政治限度》一文中認為，現存的政治限度是：不危及社會系統的穩定、不傷害權力系統的合法性、不削弱權力對媒介的管理、不影響主流價值的傳承。

數字化、媒介融合與制度整合

數字媒體技術推動了媒介融合，進而提出了制度融合的需求。廣電總局副總編輯、發展改革研究中心黃勇主任發表了題為《數字化――中國廣播電視現代化的必由之路》的演講。談到目前推進數字化進程面臨的困難是：定位不夠清晰、用戶認可度不高、市場機制的調節作用尚未得到充分發揮，認為推動廣電數字化需要政策支持與制度創新。中國傳媒大學黃升民教授、周艷、王薇在《推進、發展、沖突、創新―――解析廣電數字新媒體的發展演變》中認為，廣電產業與其他媒體產業一樣，各方利益矛盾沖突的特征是內包、長存、調適的，矛盾各方形成一個無法明言的底線，呈渾濁狀態博弈前行。中國傳媒大學副校長胡正榮教授在《媒介融合時代的中國媒介制度整合》演講中談到，中國傳媒面臨的問題是內容單一但卻渠道多元，他認為媒介制度整合的原則是：保證資源的合理分布與公平利用，信息傳播的多樣性，保護受眾的公共利益。

新媒體技術對社會的影響全面而具體。清華大學熊澄宇教授、呂宇翔、張錚合作的文章認為，新媒體不僅是一種技術生產力，還是一種文化生產力。它在發展中與生產關系不斷出現適應―不適應―再適應的過程，從而推動中國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改革的不斷深化。華東師范大學嚴三九教授則通過調查發現了上海市網絡視聽專業人才緊缺，進而思考新聞傳播教育如何面對市場需求。上海大學吳信訓教授和王建磊合作的論文則積極探索新媒體環境下電視新聞的增值方式：運用數字存儲和點播、編輯技術，使原本大多為一次性消費的新聞得到價值的重新開發和利用。

2001年，中國廣告產業全面開放。武漢大學張金海教授認為，制度選擇與制度安排促進了中國廣告產業30年的高速發展，也導致中國廣告產業的市場低集中度、外資主導傾向，以及結構不均衡等許多嚴重問題。全球化語境下，文章思考自由開放市場模式與產業后發的政策保護及自主發展之間、市場運作機制與以行政為主導的市場管理體制之間的關系。

文化傳播與新聞傳播教育

上海大學戴元光教授和鄭涵教授合作的論文《建構多元的文化傳播體系提高我國文化的傳播能力》認為，我國文化傳播體系形態進入迅速擴容和分化重組的發展階段，文化傳播的關鍵在于公信、多元與經濟競爭力。安徽大學姜紅教授檢視了現代中國新聞學術思想中的進化論觀念，發現存在著兩種思想脈絡：“漸變”式進化論和“突變”式進化論。

篇（3）

摘要：交通肇事逃逸案件多重侵害致死的刑事責任歸屬問題，理論界爭議聚訟，司法實踐中各地裁判標準各異。司法裁判邏輯的混亂與此類案件中刑法因果關系判斷含混存在密切關系。要化解此類案件審理中的刑法因果關系判斷亂局，應回歸刑法因果關系的體系定位與實踐功能，厘清刑法因果關系的演變脈絡與發展趨勢，圍繞刑法因果關系在刑事歸責體系中的功能定位，結合“因逃逸致人死亡”的規范目的，運用歸因與歸責相融的雙層次分析框架，建構肇事逃逸情境下不作為犯的刑法因果關系。

關鍵詞：肇事逃逸多重侵害致死不作為刑法因果關系

如何認定行為人的肇事逃逸行為與被害人死亡之間的刑法因果關系，一直是刑法理論與司法實踐爭議的焦點，交通肇事逃逸情境下發生的多重侵害致死案件因被害人死亡的直接原因不明而常陷刑法因果關系判斷困境。司法實踐在評判相關逃逸行為與被害人死亡之間的刑法因果關系時裁判標準不一，裁量結果各異，嚴重影響了個案的裁判公正與法律適用的統一性。司法實踐亂局源于實務人員對肇事逃逸情境下不作為犯的刑法因果關系認知不清，混淆了刑法因果關系的應然認知與實然功能，未能立通肇事罪司法解釋所確立的歸責立場與“因逃逸致人死亡”的規制目的對刑法因果關系進行具體化建構。有必要結合具體的司法實踐案例，回到刑法因果關系的本源，明晰刑法因果關系的功能定位，圍繞“因逃逸致人死亡”的規范邏輯，理清交通肇事逃逸致多重侵害致死情形下行為人的相關行為與危害結果之間的刑法因果關系。

一、刑法因果關系是歸因與歸責的融合

刑法因果關系是一個實踐性與價值性融合的概念，涵括了存在論層面的事實認定與規范層面的歸責評判。雖先后經歷了諸多學說演繹，但理論界與實務界對刑法因果關系的認知依然未有定論，理論研究與司法實踐判例頗不統一，世界各國在刑法因果關系的認知上也不盡一致，我國理論界中過于哲學化的必然與偶然傳統因果關系劃分也開始受到挑戰，對刑法因果關系的認知開啟了“歸因”與“歸責”相對區分的新趨勢，客觀歸責理論也開始步入刑法因果關系理論領域。[1]國內外刑法因果關系理論的發展演變說明了圍繞刑法因果關系問題的一切理論均為服務刑事歸責而建構和發展，刑事歸責的復雜化導致了刑法因果關系理論的多樣化。隨著刑事歸責理論的不斷演變，刑法因果關系也經歷了功能性變遷，從以限制刑事歸責為初衷向為刑事歸責的合理性背書轉向。實質上刑法因果關系的判斷并非意在弄清行為與結果之間自然科學意義上的因果關聯，而是為了解決實際歸責問題。[2]這就意味著司法實踐對任何情境下的刑法因果關系建構與判斷，均需結合具體的歸責目的和歸責邏輯而展開。

刑法因果關系圍繞刑事歸責而建構，服務不同情境下的刑事歸責需要，其理論體系與實踐功能，也必然伴隨刑事歸責的發展而演變，服務不斷復雜化的刑事歸責實踐。理論界早期建構刑法因果關系概念的教義學目的在于限制歸責，而非擴張刑事歸責，但隨著刑事歸責理論和實踐模式的復雜化，刑法因果關系也日趨復雜多樣，以適應不同情境下的歸責背書需要。隨著刑事責任的功能化轉向，不作為犯成為了頗受爭議的實踐歸責難題。該領域的刑法因果關系建構也成為了一個新的話題。既然刑法因果關系以事實因果關系為基礎，那么在無明顯的客觀作為的情況下，如何將法益侵害結果歸屬于行為人，如何跨越事實基礎缺乏的問題，要解決這些疑問還需回到刑法因果關系的理論功能定位。從理論界對刑法因果關系的傳統性功能定位中走出來，以規范背后的目的之魂為指引建構歸責層面的因果邏輯，在經驗判斷和事實認知的基礎上建構符合歸責需要的規范性因果關系。實際上法律在追溯事件原因時所探尋的事實，是基于實用考慮所構想的事實，是相對于法律目的而言的事實。[3]在解釋不作為犯的刑法因果關系時，我們則需立足刑法條文的規制目的規范性地建構起不作為的“事實原因”以及不作為與結果之間的“因果聯系”。不作為犯的因果關系理論發展進程也充分體現了從“存在論”向“規范論”的規范化建構之路。為闡釋不作為與法益侵害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理論界先后形成了他行為說、先行行為說、他因利用說、干涉說、準因果關系說等理論，但均被認為缺乏妥當性。而后演變為拋開具體的自然或物理的因果關系，從規范意義的角度建構不作為情境下的刑法因果關系。[4]可見隨著刑事歸責實踐需要的演變，以關系論為基礎的刑法因果關系，逐漸為一種著眼于規范目的的歸責原理所取代，將刑法因果關系的評價重點從結果發生的方式轉移到了是否處于規范所禁止的危險范圍[5]。

理論建構的目的與實踐功能是一切理論創新的源泉，對不作為犯的刑法因果關系的認知也應圍繞著刑法因果關系概念的實踐功能演變進行思考。從終極意義上而言，刑法因果關系實際上是為了闡釋個案中刑事歸責的合理性與正當性而建構，我們對刑法因果關系的理論探討，其目的在于讓因果關系理論更好地服務司法實踐的歸責需要，解決具體情境中刑法因果關系評判的恰當性，不是為了從事實層面理清特定行為與結果之間是否存在彼此影響的因果關聯，而是為將結果歸屬于誰提供正當理由與分析框架。這就意味著無論是理論界基于不同學說立場對刑法因果關系的完善與開拓，還是司法實務中基于不同的實踐歸責需要和具體案情，對刑法因果關系的創造性應用，都是為了讓個案的歸責更具合理性，更加符合民眾的常識常情常理。理論發展演變與實踐應用證明刑法因果關系是集實踐經驗與價值判斷于一體的規范性概念，不是懸而未決的哲學思辨，而是具有實踐操作性的分析工具，既限制刑事歸責的實踐濫用，也為歸責的合法性與合理性背書。從刑法因果關系理論的發展演變看，刑法因果關系已然是歸因與歸責的融合，司法實踐對歸因的尋找，目的在于歸責。在具體評判不作為犯的刑法因果關系時，需結合規范的規制目的與特定情境下事實因果關系探究的實踐可行性，全面衡量不同刑法因果關系假設情境下刑事歸責的可接受性，合理地建構符合歸責需要的刑法因果關系邏輯。

二、多重侵害致死情境下刑法因果關系的特殊性

在交通肇事罪的司法解釋所界定的刑事歸責基礎與標準下，司法定量的客觀歸責意味濃厚，司法解釋將入罪評價具體化和情境化，肇事逃逸行為在入罪評價和刑罰裁量中均有所涉及。而刑法因果關系歸屬則相對復雜，刑法因果關系的具體認定兼具經驗事實認定與規范邏輯評價，并非單純的事實認定或規范建構。司法解釋雖明確逃逸致人死亡的規范內涵和逃逸行為與死亡結果之間的因果歸屬原則，但要將這一規范內涵的規整范圍與具體的案件事實融合，則需結合社會事實經驗，充分考量逃逸規范的規制目的與實踐規制價值，更多地從規范的社會功能層面考察逃逸行為（不作為行為）與死亡結果歸屬之間的關聯。然而部分理論界人士和司法實務人員對肇事逃逸情形適用中的刑法因果關系認知依然停留于事實的層面，司法裁判糾結于被害人死亡的直接成因不明，而否認逃逸行為與死亡結果之間的刑法因果關系。理論上，有論者就主張：“逃逸”和“致人死亡”之間應有因果關系，若無證據證明死亡結果是逃逸行為所造成或介入了其他人的行為導致被害人死亡，則不能以逃逸致人死亡規制行為人。[6]更有論者將事實因果關系的要求闡釋得更為明確，其主張：行為人的逃逸與被害人的死亡有直接的因果關系方可認定“因逃逸致人死亡”。[7]上述觀點對因逃逸致人死亡情境下刑法因果關系的評判偏重于事實的因果關系思考，未結合“逃逸致人死亡”的規范內涵與規制目的去闡釋此種情境下的刑法因果關系。

司法實踐對“因逃逸致人死亡”規范的刑法因果關系認知也存在偏差，部分司法實務人員忽視規范的規制目的，而糾結于具體的事實因果關系。建構具體個案的裁判規范時僵硬地理解“因逃逸致人死亡”，未能深入探究逃逸致人死亡規范的規制目的與規整范圍，對肇事逃逸情境下多重侵害致死的刑法因果關系判斷，簡單采取了存疑有利于被告的歸責思路，導致“因逃逸致人死亡”條款的實踐虛置。比如，在馮某肇事逃逸所致的多重侵害致死案件中，區檢察院提起公訴時認定馮某的行為系肇事逃逸致人死亡，而審理該案的區法院在裁判邏輯論證中先從宏觀上肯定行為人的肇事及其逃逸行為與被害人死亡之間的刑法因果關系，但又從具體的事實層面認為行為人的肇事后逃逸行為與被害人死亡之間因果性關系不具有唯一性，進而否定肇事逃逸行為與被害人死亡之間的刑法因果關系。[8]這種事實認定存疑采取有利被告解讀的處理思路實際是典型的司法妥協，未能結合刑法因果關系的實踐功能和逃逸規范的規制目的判斷具體案件中刑法因果關系的成立與否。再如，河南登封市法院審理申某某、萬某某兩次肇事逃逸的案件時，就從因果行為論的視角理解肇事逃逸行為與被害人被再次碾壓死亡之間的刑法因果關系，[9]法院論證裁判理由時將被害人能否得到及時救助的事實可能性作為評判是否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基礎，而忽視了因得不到及時救助的規范內涵。以上案例凸顯了司法實踐在處理多重侵害案件時采取了相對保守的態度，從事實存疑有利于被告的角度將被害人死亡的時間節點擬定為行為人逃逸之前，顯然系典型的因果關系假定思路，缺乏規范層面的歸責思考。事實存疑有利于被告的司法裁判從保障行為人權益的角度而言是無可厚非的，但從準確適用法律打擊肇事逃逸行為，有效保障被害人權益而言，卻是存在問題的。這種妥協式司法裁判不當限縮了“因逃逸致人死亡”條款的規整范圍，大大限縮了具體個案歸責中刑法因果關系存在的范圍，導致立法規制的實踐虛置，實際上是以司法保守之刀閹割了立法規制的適用范圍。

三、多重侵害致死情境下的刑法因果關系認定

多重侵害致死情境下的刑法因果關系有其特殊性，對其認定應圍繞逃逸行為的不作為性建構。交通肇事后逃逸本質上是一個刑法意義上的不作為，刑法中的“不作為”實際上是為特定情境下的刑事歸責需要而建構起的規范性概念，沒有可實證研究分析的具體內容，本身就是法律價值判斷的產物。刑法因果關系的傳統分析模式則建立于實證的因果行為基礎上，即使是當前因果關系的“歸因”與“歸責”的二元判斷也是建立于事實因果關系之上。因而對不作為犯的刑法因果關系，若以不作為本身為建構前提，其刑法因果關系論證則存在無行為的原因解讀悖論，無法按照傳統的刑法因果關系分析框架推進，只能從不作為犯的刑法規范目的出發，圍繞規范的立法規制目的去建構規范規制領域內的不作為行為與相關結果之間的內在關聯性。只有回到規范的保護目的論證不作為行為的實行行為性與危險性，才能解決不作為結果歸屬的合法性與合理性問題。無論是對不作為行為的“作為性建構”，還是不作為情境下的刑法因果關系評價均建構在規范性的認知基礎上，而這一系列的規范基礎源于具體情境依存的規制環境。刑事歸責實踐中刑法因果關系所要解決的問題并非確定的原因與結果關系，而是為了讓結果的歸屬合理正當。不作為犯罪案件中，司法實務人員建構個案的刑法因果關系時不應試圖準確探尋行為人的行為與結果之間存在何種程度的因果關聯，而應努力嘗試給結果歸屬的可接受性做論證，其對類案或具體個案中刑法因果關系存在與否的判斷，完全是基于實踐規制需要的一種后果性考察，是為了將結果歸屬于特定的行為主體。

肇事逃逸本身就是在特定目的主導下的積極性作為，其既有內在的目的性，也有外在的行為性，對肇事逃逸致人死亡的刑法因果關系認知應立足于不作為犯的領域去建構。結果歸屬合理性論證中要解釋具體情境下逃逸與死亡結果之間的刑法因果關系，需結合規范的保護目的與不作為的行為性進行雙重考察，理清因逃逸致人死亡規范的雙重規制目的——保障法律追究與救助被害人，明確以行為人的社會角色為基礎的社會風險負擔。這就決定司法實踐對肇事逃逸行為與危害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判斷，不能離開先前的肇事行為單獨進行評判。肇事逃逸是行為人在特定社會角色下的事實性作為，若離開先前的肇事行為評判這一逃逸行為，將最終的危害結果歸屬于行為人則缺乏合理性與正當性。在將“因逃逸致人死亡”規范轉化為具體的裁判規范時，既要考量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的規制邏輯與目的，也要考察具體情境下行為人逃逸行為的不作為性。適宜將“因逃逸致人死亡”的規制情形理解為客觀處罰條件，只要“因逃逸”而造成“致人死亡”的結果，就可認定為符合該客觀處罰條件的規定。[10]此種理論闡釋也有著地方化的實踐裁判規范的印證。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于2011年3月4日的《關于在交通肇事刑事案件中正確認定逃逸等問題的會議紀要》明確規定：“因逃逸致人死亡，既包括被害人受重傷后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情形，也包括被害人因傷無法離開現場而發生的其他車輛再次碾壓致死的情形”。因而在認定逃逸行為與死亡結果之間的刑法因果關系時則應立足逃逸致人死亡的規范保護目的，重點探究行為人肇事逃逸行為對刑事注意義務的違反程度，在建構“肇事逃逸”與死亡結果之間的刑法因果關系時以明確的規范評判標準取代模糊的經驗性認知標準，更多地進行歸責合理性的后果主義考察，重點分析行為人的肇事逃逸行為是否升高了被害人被再次侵害的現實風險，是否嚴重危及了被害人受到及時救助的權益，而非糾結于具體的事實認定中的直接因果關系不明。要將刑法因果關系判斷中的經驗認知與價值決斷結合起來，不能一味地強調刑法因果關系的實踐功能在于限制刑事歸責，而應注重刑法因果關系為刑事歸責合法性與合理性背書這一隱性功能的發揮。

刑法畢業論文范文模板(二)：毒駕在刑法中的相關問題研究論文

摘要：隨著社會的高速發展，我們出行已經離不開公共交通工具，車輛是屬于交通工具當中非常重要的一種。車輛在眾多的法律法規當中都有體現，例如說《道路安全法》、《刑法》，但是，在我們現行法律當中還存在于一個極大的隱患，比如說，酒后駕駛，早在《刑法修正案（八）》當中，已經將其正式的納入到了刑法的懲罰范圍之內，而吸毒駕駛依舊成為我們現在司法實踐當中的一大難題。以下針對相關的內容進行闡述。

關鍵詞：毒駕；刑法；立法問題

根據2018年《中國形勢報告》顯示，2018年中國吸毒人數占全國總人口的0.81%首次出現下降，截至2018年底全國共有在冊登記240.4萬名吸毒人員，而中國實際存在的吸毒的人數更多，估計超過1000萬，這樣龐大吸毒群體中，這其中當然也存在著許多人駕駛機動車，這為毒駕埋下隱患，盡管刑法要保持謙抑性，但毒駕行為所存在的社會危害性需要用刑法加以嚴厲的規制。

一、國外關于毒駕的規定

世界范圍內許多國家很早就通過立法對毒駕行為出臺了相關規定，根據毒駕的社會危害性，不同國家對毒駕做出了不同的處罰規定。美國法律將“吸毒后駕駛”規定在了“醉駕”的情形中，只要駕駛人存在“毒駕”的行為，不管其是否造成了危害后果都要先行羈押，隨后交由刑事法庭來處理，進而給予嚴厲的法律制裁；德國“刑法”在有關危害道路交通安全與鐵路、水道安全以及空中交通安全的罪名中對毒駕做出了規定。這些罪名雖然在處罰上有些不同，但相同點是，只要行為人有毒駕的行為，就會受到刑法的嚴厲處罰，這是屬于典型的行為犯；在法國，毒駕是以非故意傷害人之身體罪或者是非故意傷害生命罪來論處的，如果行為人毒駕被發現，就會被立即判以罰款與監禁，也是不考慮危害后果的有無。通過以上三個國家關于毒駕的法律規定，可以找到一個共同點：毒駕都是被列為行為犯加以規制。這為我國將毒駕以結果犯規制轉變為更嚴重的行為犯規制指明了方向。

二、“毒駕”入刑的立法現狀

我國對毒駕行為有比較多的規定，但都比較寬泛，且處罰標準不一，彼此之間缺乏相互聯系，具體來講，我國對于毒駕的法律規定可以分為兩類，第一類是處罰程度較輕的《治安管理處罰法》、《道路交通安全法》、《機動車駕駛證申領和使用規定》，其中，《治安管理處罰法》七十二條作出規定，如果行為人吸食或者注射，就會被處以兩千元罰款和十至十五日拘留，情節較輕的也要處五百元罰款或五日拘留?！兜缆方煌ò踩ā返诙l第二款規定了服用國家禁止服用的精神藥品或者麻醉藥品的，不允許駕駛機動車。根據《機動車駕駛證申領和使用規定》，吸食和注射的行為人三年內不得申領駕駛證，此外，對于吸食、注射駕駛機動車被發現的，還會吊銷機動車駕駛證。從以上規定不難看出，此類規定都只是對毒駕者申請駕駛證進行限制，或者只是處以輕微的罰款，嚴重的也只是處以半個月的拘留，難以形成與毒駕的危害性相適應的處罰，并且處罰標準也并不一致；第二類是《刑法》以及相應的司法解釋。我國《刑法》對毒駕的規制體現在兩個地方。第一個地方是將毒駕行為以交通肇事罪論處。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的規定，吸毒后駕駛機動車造成相應的嚴重后果的，以交通肇事罪定罪處罰；第二個地方是將毒駕行為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論處。交通肇事罪與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都是屬于結果犯，目前《刑法》中尚無將毒駕作為行為犯處罰的規定，因此無法凸顯出毒駕的社會危害性。

三、從犯罪構成分析“毒駕”入刑合理性

（一）入刑合理性

首先，從主觀方面來說，我們知道交通肇事罪是典型的過失犯罪，而我們認為毒駕行為人的主觀上應是故意，且至少是間接故意。《道路交通安全法》中明確規定了禁止在服用國家管制的精神藥品、麻醉藥品以后駕駛機動車輛，我們從中也能印證毒駕行為人的心理態度至少是間接故意。一般來說，毒駕行為人對吸毒的不良作用是有認識的，行為人明知道吸毒后的毒副作用仍然在吸毒后駕駛車輛或者在駕駛車輛的過程中吸食的足以說明其至少是持放任的心理態度。行為人毒駕明知可能會造成危害結果的發生仍然放任不管也足以見其主觀心理態度至少為間接故意。

其次，從犯罪的客觀方面來看，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指以放火、決水、爆炸、投放危險物質以外的其他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這里的“其他危險方法”描述屬于兜底條款，就是窮盡了同放火、決水、爆炸、投放危險物質的危險性相當的、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行為。如果要對毒駕這種危險駕駛行為進行處罰的話，只能將其歸入“其他危險方法”中的一種。由于使用了這樣的兜底性條款，在審理具體案件時，法官具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權，增加了同案不同判的情況發生的可能性。而且法律對實施了毒駕行為且造成嚴重后果的犯罪人進行嚴懲，但是毒駕與其他故意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相比，主觀惡性顯然小了很多。因此，僅用嚴重的危害后果，就將主觀惡性不同的犯罪行為人，處以相同的刑罰，這是不合理的。

綜上，毒駕行為主觀上至少屬于間接故意，而交通肇事罪是一種過失犯罪，其主觀上為過失，所以毒駕行為不符合交通肇事罪的主觀構成要件；從客觀方面看，“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來處罰毒駕行為時，仍存在著不確定性，主要依賴于法官的的判斷而并不具有針對性。所以，毒駕行為本身不應該按照上述“交通肇事罪”或“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來直接進行定罪量刑。

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和交通肇事罪都是結果犯，而我們認為毒駕行為可能造成公眾個體的財產或生命、健康權利傷害或者公共安全設施和社會經濟重大損失的風險，而且這種危害隨時都有可能發生，因此僅采用結果犯理論對其進行刑事處罰，并不能有效預防這種危害社會行為的發生，進而造成對“毒駕”這種行為的放縱，以危險駕駛罪對毒駕行為進行規制更為合理。

（二）毒駕與危險駕駛罪

危險駕駛罪作為一種行為犯，不論是否發生了嚴重后果即構成犯罪，其客觀方面表現為醉酒駕駛機動車等行為，這種行為侵犯的客體是公路交通運輸安全及行人人身、車輛及其他公共設施的安全，因為醉酒駕駛機動車行為人已經部分或全部喪失駕駛能力，對行為可能危及公共安全在駕駛前是明知的，即對可能造成的嚴重后果持放任的心理態度，所以是故意犯罪。

吸毒者明知吸毒會損害其身體機能，卻繼續進行駕駛行為，這表明其主觀惡性大，是出于故意的心態。行為人吸食后，往往產生幻覺或被麻醉，導致其辨認能力與控制能力減弱甚至喪失，這種狀態與醉酒狀態相似，吸毒駕駛行為對不特定多人的人身、財產安全具有極大的潛在的社會危害性，不應當列入結果犯的范疇。綜上，“毒駕”與“酒駕”在犯罪構成要件上具有極大的相似性。

刑法不僅懲處法益已經遭到侵害的結果犯，也規制行為犯，當危險行為未造成實際的損害結果，但使法益面臨威脅，足以使特定或者多數人的生命、健康和重大財產陷入危險時，就可以將其犯罪化。吸毒駕駛與酒后駕駛行為顯然都屬于這種情況，而酒駕已經在2011年通過的《刑法修正案（八）》中納入作為行為犯的危險駕駛罪中，毒駕行為也應將其作為行為犯進行規制。由于時代的演遷，對法益的認識往往會有很大的變化，在過去，沒有必要通過刑法來保護某些利益。隨著人們對保護要求的提高，需要進行相應的新的刑事立法，比如以往我們沒有意識到環境資源保護的重要性，但是現在環境資源是刑法保護的重要法益。我們之前輕視了“毒駕”帶來的社會危害，在交通事故發生前檢測到駕駛員在吸毒后駕駛車輛，僅以治安管理法處罰，發生交通事故后才追究其交通肇事罪，事實證明這不足以遏制毒駕行為繼續蔓延，滿足了刑法第二性的原則，將法益保護前移，把“毒駕”歸于行為犯，對“毒駕”導致的不能安全駕駛的行為進行更加全面的打擊。

刑法對毒駕的規定并不完善而且缺乏系統性，存在著不足，所以在刑法中對毒駕的規定要進行進一步的完善，為此，課題小組建議，參考“危險駕駛罪”的量刑標準，提高毒駕刑事責任的最低法定刑，再結合吸毒量的多少作為量刑輕重的依據，并結合當事人意志及其它情節，將毒駕的刑事責任進一步細化。

四、毒駕刑事立法的完善建議。

（一）首先將毒駕納入危險駕駛罪之中

我國現行刑法對毒駕涉及在交通肇事罪與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兩罪名的成立都需要以一定的結果作為構成要件，顯然與毒駕潛在的社會危害性不一致，雖然《刑法修正案（九）》已經在危險駕駛罪中增加對違反危險化學品安全管理規定運輸危險化學品的行為規定，但還是沒有將毒駕納入危險駕駛罪，毒駕行為的社會危害性與醉駕行為行為侵犯了同樣犯罪客體，都是具有社會危害性的危險駕駛行為，把毒駕納入危險駕駛罪符合毒駕的特征。

（二）提高毒駕刑事責任的最低法定刑

毒駕行為的刑事責任的大小應當與其所犯罪行的嚴重程度相適應，即使毒駕行為被納入危險駕駛罪，但毒駕的主刑只有一種拘役，顯然與毒駕的嚴重程度不適應，對此應加入有期徒刑這一主刑種，從而形成完善了懲罰體制、也能相對增加了懲罰力度。

（三）如果我們只是設置比較單一的主刑與附加刑很難表現刑罰的靈活性，應當結合吸毒量的多少作為量刑輕重的依據，并結合當事人意志及其它情節，將毒駕的刑事責任進一步細化才能更好體現罪責刑相適應，如果行為人的毒駕也行也符合交通肇事罪或者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構成要件的，這時成立吸收犯，應根據毒駕行為的具體情況來對行為人判處交通肇事罪或者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當然對毒駕的規制不僅僅要從立法上進行規制，執法與司法中對毒駕的預防與控制也發揮著必不可少的作用。

（1）執法方面：基本上主要集中于司法實踐中存在的對毒駕檢測的技術性問題，如檢測技術范圍與檢測成本、了解尿液檢測和唾液檢測的不足、改善準確性較強的血液檢查卻因操作難度大很難實施的問題，因此應該推進先進檢測技術的研發，積極創新快速檢驗技術，現階段應該大力推進先進檢驗技術的發展，讓更多新型快速檢驗技術能夠在全國得到推廣。

篇（4）

網絡利他行為是指在網絡環境中發生的符合社會期望并有益于他人、群體或社會，不期待任何形式回報或獎勵的自愿行為。隨著網絡社會化，越來越多的人更愿意向電腦尋求幫助，利他行為在網絡中的傳播速度和廣度也超過了現實社會。研究表明，親密的人際關系能夠使人們表現出大度、慷慨、奉獻的利他行為，在人際關系信任情況下個體更傾向于選擇親社會利他行為。筆者采用網絡利他行為量表、自我概念量表、人際關系量表對156名在校大學生進行調查，通過對大學生利他行為與自我概念、人際關系的相關性分析，探討大學生網絡利他行為的特點及影響因素。

一、在大學生網絡利他行為中，網絡支持行為特點突出，文科生的網絡分享與網絡指導利他行為高于工科生

采用鄭顯亮于2010年編制的《大學生網絡利他行為量表》，量表共26個項目，包括網絡支持、網絡指導、網絡分享、網絡提醒四個維度。采用隨機取樣，在鄭州市兩所高校圖書館發放問卷，共有156名在校本科生參與，其中男生84人，女生72人；大一學生75人，大二學生39人，大三學生42人；文科91人，工科65人；獨生子女48人，非獨生子女108人。

統計結果表明：第一，網絡利他行為總分及各因子分在不同性別、年級、是否獨生子女之間差異不顯著（p>0.05），這與青少年網絡道德不受性別和年級差異的影響研究結果一致；網絡分享、網絡指導維度在專業上差異顯著，表現為文科生高于工科生。

第二，大學生在網上給予網友以情感支持行為比較突出，平均分值為22.21±6.06；指導網友保護個人隱私及新技術掌握的利他行為排在第二，平均分值為12.13±4.00；上傳經典案例學習心得與其他網民共享的利他行為排在第三，平均分值為11.92±3.78；及時提醒其他網民網絡欺詐和陷阱的利他行為排在最后，平均分值為10.73±3.65。

第三，單個項目平均值分析結果顯示，大學生最喜歡做的事是“在網上祝福他人，關心和鼓勵網友，傾聽并開導網友，發送網友所需的資料，幫助網友解決學習、生活或情感上的一些問題”。相對而言，舉報網上的不良信息、譴責社會不良行為，積極參與論壇問題討論等利他行為頻率略低。

二、大學生網絡利他行為的產生與社會自我、心理自我密切相關

自我概念是指個體對自己的認知與評價，是對自身特點的整體知覺。自我概念是人格結構的核心部分，個體對自我的認識直接影響個體的行為方式。本研究采用《田納西自我概念量表》進行測試，具體內容有自我總分、自我批評（綜合維度）；心理自我、家庭自我、社會自我、生理自我、道德倫理自我（內容維度）；自我行動、自我滿意、自我認同（結構維度）。量表采用五級評分，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

對自我概念和網絡利他行為進行相關分析，社會自我和網絡利他行為總分（r=0.326*，p

三、大學生的師生人際關系與網絡利他行為的相關性較高，其次為虛擬人際、生活人際關系，而同學人際關系與網絡利他行為相關不顯著

任何個體在社會生活中都會同其他人發生關系，人際關系就是人與人之間在交往過程中直接的心理上的關系，是人與人之間在社會生活中相互作用的結果，反映了個人或群體尋求滿足其社會需要的心理狀態。有研究證明，人際關系困擾與利他行為呈顯著的負相關，人際關系困擾程度越高，利他行為水平越低。本文采用申武丹在2007年編制的《大學生人際關系問卷》對大學生人際關系進行調查，該量表分為師生人際關系、同學人際關系、生活人際關系和虛擬人際關系4個維度，信效度符合心理測量學標準。

對人際關系和網絡利他行為進行相關分析，結果表明：人際關系總分、虛擬人際、師生人際、生活人際和網絡利他行為總分和網絡支持、網絡提醒、網絡指導之間相關顯著；同學人際這一維度與網絡利他行為總分及因子分相關都不顯著（見下表）。

四、提升大學生社會自我、心理自我概念，建立良好的人際關系，特別是師生人際關系，促進和加強大學生的網絡利他行為

首先，鼓勵與引導大學生參與與實踐公益性校園文化活動。青年大學生在網絡技術迅猛發展、信息大爆炸瞬息萬變的現代社會，好奇而迷離，自我的社會定位飄忽游離，現實的社會自我與網絡社會自我會出現矛盾、困惑與沖突，要在引導培養大學生正確的社會自我概念上下功夫。學校組織與支持的到山村小學、福利院及特殊兒童學校支教活動，法學、醫學、心理學知識進社區等活動，能夠使大學生在服務社會，貢獻知識的同時，體驗自我價值的實現，豐富社會自我概念。

其次，開展素質拓展活動，開設各種形式的自我成長心理工作坊?！按┰诫娋W”“資源共享”“集思廣益”“信任背摔”“感恩活動”等都是受學生歡迎的素質拓展訓練活動，學生在這些活動中學會面對與應對困難，并通過尋求團隊協作方式解決問題，在增強合作意識情況下提升自我抗挫心理能力；學會與其他同學分享自我的資源，體會幫人之樂，感受資源最大利用帶來的欣喜之情；學會信任他人，適時向其他同學尋求幫助，并借助他人的智慧解決難題的能力。

再次，建立和諧文明良好的人際關系。社會心理學研究認為，有良好的社會關系的人更愿意表現出助人行為；當個體的社會支持水平較低（如被排斥）時，個體傾向于減少利他行為；個體的社會接納程度與其做出利他行為的情況密切相關。在虛擬的網絡空間中，大學生由于各種心理需要而產生網絡交往的動機，網絡中的陌生人之間建立“熟悉而親密”的人際關系，能夠引發較多的利他行為。相反，未能滿往需求、交往動機較低的個體， 較易抑制向網絡中虛擬身份的他人提供幫助，導致產生更多的網絡消極行為。社會生活中，人際關系往往處于支配地位，個人的意愿、情感和需求對社會行為的影響不及此人與其他人的關系對社會行為的影響。中國人際關系的特點是分析中國整個生活方式的關鍵，也是分析與建設網絡利他行為的關鍵。在校園團體活動中，“團體沙盤游戲活動”“風雨同舟”“盲行活動”等都能幫助學生學會發現、理解他人的特長與優點，悅納自我，學會在復雜的人際交往中，了解信息溝通的重要性，提高人際溝通技能與技巧。

利他行為是一種最高層次的親社會行為，要幫助大學生形成健康的網絡心理與和諧的人際關系，培養大學生的網絡利他行為，維持良好的網絡秩序，建設積極文明的網絡文化環境。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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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韋鄉逢，潘冬寧.社會交換行為與人際關系論析[J].社科縱橫，2006，（12）.

[3]鄭顯亮.人學生網絡利他行為：量表編制與多層線性分析[D].上海師范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0年.

篇（5）

一、引言

改革開放的腳步已經伴隨中國走了30多年。在這30年中，中國經濟發生著翻天覆地的變化，各種體制也在探索中發展，中國處在改革又改革的環境中。國有企業本身的局限性決定了它不可能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而必須進行改制。由此，20多年前產權市場應運而生， 為國有企業的改制提供了交易的平臺，經歷了20年的艱難探索，終于迎來了規范發展的新階段。產權市場發展20年里，完成各類產權交易約25萬宗，成交金額超過1.5萬億元，帶動或涉及資產規模超過6萬億元，為成千上萬家國有企業的破產兼并、改制重組、資產結構調整提供了綜合配套服務，涉及上百萬國有企業職工的安置和上萬億國有企業債權債務的處置。20年的實踐探索過程，交易方式也經歷著變化，為了最大限度的挖掘國有資產的價值，防范國有資產流失，交易方式和價格機制的探索顯得十分有意義。

縱觀我國對產權交易公開競價的研究，學者們的研究的方面主要有公開競價的方式與其他方式的區別利弊比較。公開競價方式的優點決定了它的強大生命力，如何從立法、行政方面解決公開競價推行中遇到的問題，是其發展的關鍵。應充分發揮政策的導向作用，為公開競價發展鋪平道路，本文從我國產權交易的現狀出發國有資產，分析討論公開競價的優勢，提出一些政策上的建議。

二、產權與產權交易

（一）產權的定義

產權，就是對財產的權利，亦即對財產的廣義的所有權——包括歸屬權、占有權、支配權和使用權；它是人們（主體）圍繞或通過財產（客體）而形成的經濟權利關系；其直觀形式是人對物的關系，實質上都是產權主體（包括公有主體和私有主體）之間的關系。

（二）產權的內容：

1、產權首先是指特定的客體，即任何產權都是以特定客體為前提和基礎，產權中“產”即為客體，沒有特定客體的存在，產權便不再存在；同樣任何產權都是以依賴于特定客體的產權，也只能某一特定客體的產權。在現實生活中這樣了客體有多種表現形式，如財產、資產、資本、商品等。

2、產權其次是指主體對客體的權利，即主體與特定客體的關系。這種關系在現實生活中常表現為財產權等。主要包括包括對財產的所有權、占有權、使用權、支配權、收益權和處置權等，可以說產權是主體對客體一系列權利束的總稱。

3、產權還應該包括，不同主體基于對特定客體的權利，相互之間發生的各種各樣的經濟關系論文服務。如常見的領導與被領導，監督與被監督，生產者、經營者、消費者等之間的相互關系。表現在現代公司制企業中，經常是公司的所有者與公司的管理者以及公司各利益相關者的關系等，構成現代公司法理理論的重要內容。

4、從權利本身的內容來講，產權的內容包括兩個方面，一是特定主體對特定客體和其它主體的權能，即特定主體對特定客體或主體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或采取什么行為的權力，二是該主體通過對該特定客體和主體采取這種行為能夠獲得什么樣的收益。所以產權又稱權益。傳統經濟學側重于研究收益的配置機制，而現代經濟學側重于研究權力的配置機制。

（三）產權的表現形式

具體而言，產權包含三層含義：

1、原始產權，也稱為資產的所有權，是指受法律確認和保護的經濟利益主體對財產的排他性的歸屬關系，包括所有者依法對自己的財產享有占有、使用、收益、處分的權利；

2、法人產權，即法人財產權，其中包括經營權，是指法人企業對資產所有者授予其經營的資產享有占有、使用、收益與處分的權利。法人產權是伴隨著法人制度的建立而產生的一種權利；

3、股權和債權，即在實行法人制度后，由于企業擁有對資產的法人所有權，致使原始產權轉變為股權或債權，或稱終極所有權。原始出資者能利用股東（或債權人）的各項權利對法人企業產生影響，但不能直接干預企業的經營活動。

（四）企業產權

國有企業產權是指國家對企業以各種形式投入形成的權益、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各種投資所形成的應享有的權益，以及依法認定為國家所有的其他權益。[3]企業產權是一種十分重要的社會資源，產權在交易中具有一般商品的屬性，但是比一般商品更加復雜，其價格的影響因素也比一般商品多。產權交易機制對產權的價格影響很大，同一產權在不同的交易機制下價格是不同的，一個好的產權交易機制的作用在于能夠發現價格。為了規范企業產權的交易行為，保證交易的合理性，防止國有資產流失，國家對企也產權的交易方式進行了規定。企業國有產權轉讓可以采取拍賣、招投標、協議轉讓以及國家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其他方式進行。

三、原有產權交易方式的利弊分析

（一）協議轉讓

協議轉讓是產權交易雙方通過協商確定交易內容、交易價格國有資產，從而完成產權交易過程的交易方式。協議轉讓的方式在操作上簡單易行，運行成本也比拍賣轉讓和招投標轉讓方式低?；痉绞绞峭ㄟ^私下一對一的談判，最終達成一致的過程。但這種交易方式公開性不強，透明度不高，容易引起暗箱操作，價格發現作用不明顯，不利于最大限度挖掘國有資產的產權價值。但在實際的國有產權交易中，協議轉讓卻是成交量最高的交易方式。

協議轉讓的一般程序如下：

第一，填報資料，出讓申請登記；第二，產權交易機構對出讓方的審核答復；第三，出讓產權公示；第四，受讓方征集及受讓申請登記；第五，查詢洽談；第六，確定交易方式，進行交易；第七，成交簽約；第八，價款支付，產權交割；第九，成交確認；最后，變更登記。

（二）拍賣轉讓

拍賣是指以公開競價的形式，將特定物品或財產權利轉讓給最高應價者的買賣方式。拍賣是一種傳統的價格發現機制，也是一種資源配置方式，起源較早，具有深厚的理論基礎，在實踐操作上容易把握。拍賣有如下幾個特點：

1、拍賣過程中競買人的機會是均等的，拍賣本著公平、公正、公開和誠實信用的原則，出價高者得到拍賣標的，因而透明度高，公開性強，能有效減少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和規避交易風險。

2、拍賣作為特殊的買賣方式是受到法律法規的嚴格規范的，《中國人民共和國拍賣法》為拍賣當事人、拍賣程序、糾紛解決等方面提供了法律依據。

3、拍賣具有價格發現功能，拍賣的過程正是一個搜尋市場真實價值的過程。通過拍賣形成的價格是由各競買人通過激烈的競爭，最終由出價最高者決定的成交價格，充分體現供求決定價格的原理，它可以真正的實現標的的物有所值，充分解決標的商品價格的不確定性，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

但是拍賣這種交易方式本身就存在著問題，拍賣的過程反映的是一種委托的關系，如果人與投標人或是幾個投標人之間串謀，使拍賣僅存在于形式，拍賣標的只能以底價成交，而剩余的權益則被投標人或人瓜分。這樣的拍賣一旦交易成功，不僅使產權所有者甚至國家蒙受巨大損失，而且會擾亂市場秩序國有資產，敗壞社會風氣。

（三）招投標轉讓

招投標的轉讓方式分為公開招標和邀請招標。公開招標是指由招標人發出招標公告或通知，若干家投標單位同時投標，最后由招標人確定最佳投標人為中標人，并與之最終訂立合同的過程。邀請招標是指招標人根據自己的需要，提出招標項目和條件，向社會或幾個特定的單位發出招標邀請的行為。招投標的法律約束力強，招投標過程要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招投標法》的規定進行。公開招標與邀請招標相比，更能體現公平、公正、公開的原則，有利于規范市場行為，創造公平環境；由于競爭較為激烈，所以招標過程中有利于產權的保值增值，在公開程度、競爭的廣泛性等方面具有較大的優勢，適用范圍較邀請招標廣泛論文服務。但是公開招標由于投標人眾多，一般耗時較長，需花費的成本大，參加競爭的投標人越多，招標人審查投標人資格、招標文件的工作量越大，耗費的時間越長，招標費用支出也越多。邀請招標的招標人在一定范圍內邀請特定的法人或其他組織投標，不須公告，招標人只要向特定的潛在投標人發出投標邀請書即可，因此邀請招標所需要花費的招標成本相對較低，對招投標雙方來說是雙贏的方式。但是邀請招標過程和結果均不能充分體現“公平、公正、公開”原則，在操作中容易產生不法行為，因此限制了充分競爭，不利于營造健康的交易環境。

四、公開競價轉讓優勢分析及實現條件

（一）公開競價轉讓的優勢

公開競價的轉讓是近幾年來我國對產權交易方式的新探索，是企業產權制度改革和社會公共資源市場化配置的需要。國資委2007年了《關于企業國有產權轉讓有關事項的通知》，明確國有產權不能賤賣，要在市場中公開競價。相對于前面三種交易方式，公開競價的轉讓形式在企業產權交易中具有如下優點：

1、公開競價徹底實現了“公平、公正、公開”的交易原則，避免了“地下作業”、“暗箱操作”，根除了場外交易不透明、不公開的弊端。將國有產權交易放在交易市場中公開進行，投資者公平參與，實現國有資產產權明晰，流轉有序，有效地防范了國有資產流失。

2、產權所有者和市場投資者能夠達到雙贏，投資者可以自己分析和判斷，并且比較其他投資者的出價，通過博弈，對稱信息，最終成交價格是雙方都能夠接受的最佳價格。

3、縮短了產權交易時間，提高了效率，公開競價方式能夠形成成熟的交易程序，競價方式的選擇可以根據標的的不同靈活運用，國內的產權交易機構在操作企業轉制出售過程中，已逐步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競價方式國有資產，主要有“評審法”、“一次報價法”、“限次報價法”、“不限次報價法”或“電子報價法”。這些方式適應了產權交易的特點和要求，以快捷的方式尋找到適當的價格和受讓人。

4、降低了轉讓方和受讓方的成本，公開競價雖形式上類似于拍賣，但是卻不用支付擁金，只用支會少量的手續費（一般約為交易額的千分之一），相對于高昂的拍賣擁金來說，這是一大筆成本的節約，這些節約的成本擴大了安置下崗分流人員的資金來源，保障了國有資產收益的提高。

5、充分發揮市場發現和公平確定價格的功能，市場化程度高，有效的保證了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企業產權交易通過公開競價轉讓，規范了程序，提高了效率和服務質量，充分體現了“三公一誠”的原則，吸引了大量投資者，特別是民營資本參與，擴大了交易市場，競買人通過平等、公平的競爭，最終形成交易價格，充分體現了價值規律在產權交易中的作用。

（二）我國已具備實行公開競價的條件

從1988 年5 月湖北武漢成立第一家企業產權交易所至今，我國的產權市場已經在實踐中走過了20 年的風雨歷程，產權市場的高速發展，為產權交易提供了一個平臺。從政策方面和實踐方面來看，我國已具備了實行公開競價的條件。

政策方面：國資委了《關于企業國有產權轉讓有關事項的通知》和《企業國有產權轉讓管理暫行辦法》。按照《辦法》的規定，企業國有產權轉讓價格應當以資產評估結果為參考依據，在產權交易市場中公開競價形成，產權交易機構應按照有利于競爭的原則積極探索新的競價交易方式。這對產權交易公開競價提供了一定程度的政策上的支持。

實踐方面：近年來，我國的產權交易市場規范健康快速發展，已成為資本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產權交易所的發展，交易過程的不斷完善，為公開競價提供了一個良好的環境。借助產權市場的力量，以國有資產保值增值為目的，建立一套“陽光”、“透明”的價格發現機制具有實踐上的需求性和緊迫性。

（三）國外產權交易方式的主要內容與借鑒

根據資產的存在形式，資本市場可以劃分為證券資本市場和非證券資本市場。證券資本市場是指證券化的產權交易場所，主要指股票市場。按照不同市場上市標準的高低，可以依次分為主板市場、二板市場和場外交易市場。非證券資本市場指資產尚未實現單元化、證券化的企業進行整體性產權交易的場所，它與證券資本市場最大的區別在于存在非標準化的產權交易方式，如協議轉讓、競價交易、招標轉讓、合作開發等等。

我國各地的產權交易所，就是非證券資本市場的有形場所，這種交易市場是中國特殊經濟條件下的特殊產物，是基于中國國有企業多，非上市公司多的國情而建立起來的，但是從世界各國的成功經驗來看，主要還是采取的證券資本市場的模式。從本質上講，中國目前的產權交易所和技術產權交易所都是有形的產權交易市場，也就是為產權交易提供集中競價交易的場所國有資產，雖然我們把它歸為非證券資本市場，但是在西方發達國家并不存在類似的有形市場。由于經濟嚴格按照市場方式運作、產權關系明晰、有關法律體系完備、中介機構發達以及信息渠道暢通，西方發達國家的產權轉讓都是在無形市場中自發進行，也就是說，西方國家的非證券資本市場采用的都是無形市場的形式。筆者認為在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條件下必須建立中國特色的產權市場和產權交易方式，而不能機械照搬國外的成功經驗，對于世界的大資本市場來說，中國產權市場可以說是剛剛走步，中國的產權市場可以說是一個過渡性的市場，而西方發達國家的市場經濟較為健全條件下的產權交易是中國發展的方向，但是必須經過一個由量變到質變的過程。

五、公開競價機制在推行中的問題及相關建議

公開競價的交易機制有在產權交易中有著它的魅力和優勢，但是我們必須看到，產權交易公開競價機制的法律法規尚不健全，還不能做到有法可依，而只能單純地以合同來約束。此外，產權市場的統一化程度不夠，信息披露制度不夠完善等問題都制約著公開競價機制的發展。筆者認為要發揮公開競價機制的作用，以下問題亟待解決論文服務。

（一）資產評估問題

要在我國建立和推行完善的公開競價機制，必須要建立一個完善的市場化的資產評估體系。資產評估是專業機構和人員，按照國家法律法規和資產評估準則，根據特定目的，遵循評估原則，依照相關程序，選擇適當的價值類型，運用科學方法，對資產價值進行評定和估算的行為。資產評估是國有產權交易的重要環節，國有資產評估結果是對國有資產作價的重要依據，保證國有資產評估結果的真實、客觀和公允，是防止國有資產流失的重要舉措。評估過程從評估方法的選擇到評估機構的選擇都遵循一定的原則。在評估方法的選擇上，更多地考慮到企業未來盈利能力，真正表現國有資產的實際價值，確保國有資產的保值和增值。在評估機構的選擇上，應落實“公平、公正、公開”的原則，遵循“優勝劣汰”，選擇那些獨立性和專業性較強的評估中介，充分發揮市場的作用。國有資產監督管理機構作為履行出資人職責的特設機構，對選擇評估機構是否符合規定要求、評估目的是否明確、評估基準日是否適當、評估依據是否充分、評估方法是否正確、評估過程是否規范、評估結論是否合理等有關內容進行審核，特別是要對評估結果的真實性進行合理的判斷。

（二）市場規范問題

經過20多年的發展，產權交易在交易規則內部管理、業務拓展等方面進行了不懈的努力與探索，規范化程度日益提高，但是各地的產權交易機構主要是為本地區國有企業改革服務，產權交易機構繁多，產權市場區域分割較為嚴重。據不完全統計，我國產權交易市場最多時高達270多家?！镀髽I國有產權轉讓管理暫行辦法》(國資委、財政部令3號)實施以來，國資委把推進各地產權交易市場的整合作為貫徹落實“進場交易”制度、規范企業國有產權轉讓的一項重要內容，出臺了《關于做好產權交易機構選擇確定工作的指導意見》用于指導地方國資委通過選擇確定產權交易機構國有資產，促進市場資源整合，規劃發展當地產權交易市場。通過合并、省市共建、異地聯建、異地委托等方式，對產權交易機構進行了整合，初步發揮了產權交易市場的整體資源優勢。截至目前，各省級國資委共選擇確定交易機構64家，產權交易機構整合取得積極進展，但是仍缺乏統一的監管機制。所以，建立全國統一的政府監管機構，打破地方政府管理的現行制度安排，是形成統一、規范的產權市場的關鍵環節，也是建立完善的產權市場監管體制的重要內容。政府應盡快出臺全國統一產權市場的監管機構和相關監管法案，進而在全國建立統一的產權交易市場，以改變目前各地產權市場監管機構設置不統一，制度不健全，責任和權利不明確造成的產權市場監管缺失的狀況。

（三）法律法規制度環境問題

盡管公開競價的轉讓機制相對于傳統的轉讓方式有著不可比擬的優勢，但是公開競價的法律規范性差，《中華人民共和國拍賣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招投標法》分別為拍賣和招投標轉讓方式提供了法律依據。公開競價卻沒有相關法律保駕護航，一旦產生糾紛，找不到法律依據可以遵循。目前，全國各地已經相繼出臺了公開競價的交易辦法，但統一性差，并且約束范圍公限于當地的產權交易。國家應該完善這方面的法律、法規建設，出臺一部全國統一的產權交易方面的法規文件，通過制定法規，明確各種交易方式含義和適用范圍做到標準統一、口徑一致，產權的公開競價作為一種新的方式進入市場必須有一個好的制度環境作保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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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從嚴格意義上講，現代組織行為科學(BehavioralScience)發端于霍桑試驗?；羯Ｔ囼瀸诺涔芾砝碚撨M行了大膽的突破，第一次把管理研究的重點從“經濟人”的基本假設和從物的因素上轉向“社會人”的基本假設和人的因素上。梅奧的人際關系理論(Human Relations Theory)通過對霍桑效應(Hawthome Effect)(即由“受注意”引起的效應)的揭示，對古典組織管理理論的研究范式維度作了四個方向的拓展〔羅x，2001)，即，單個行為主體的社會性;人是社會人，工作中的人際關系〔interpersonal relations)是影響生產效率的首要因素;組織是人們希望實現自導、自治、自我負責和自我實現的場所;群體(group)總是通過建立他們的價值觀和規范來控制人們的行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現代管理實踐的復雜(complexity)巨系統性使人們更加關注對人的本性及人的行為模式的研究。隨著人類學、心理學、社會學的發展，組織行為學取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個體行為(價值觀、態度、激勵等)、群體行為(團隊工作、領導藝術、溝通、沖突等)、組織系統(組織結構、工作設計、組織文化等)、組織變革等問題的研究日趨成熟。

一、組織行為理論研究的新發展

目前，對組織行為理論的研究呈現多學科交叉態勢，不同專業背景的學者運用不同研究視角在廣度和深度上豐富和發展了組織行為理論。

1.在經濟學的研究范式中，人被抽象為“智慧人”的理性面孔(埃德加·莫蘭，1972)。效率概念是經濟學中的核心概念，認為在既定物質技術關系的約束條件下企業能夠實現利潤最大化目標;但現實中存在的明顯事實是，由于個人目標與企業目標的不一致，員工并不一定總是盡心盡力地工作，企業的成本也并非總是最小化，總還存在只要稍加努力便可增加的產出。這就說明存在著與配置效率不同的效率問題，即非效率問題。哈維·萊賓斯坦提出X效率理論，指出X效率理論實際上是指一種與組織或動機有關的效率;該理論從個人行為受到從表面看互相沖突的兩種傾向影響，每種傾向都會導致不同行為模式和對環境的反應。

2、著名心理學家班杜拉(Albert Bandura)的三方互惠決定因果模型對人性作了全新的論釋。他摒棄了心理動力學和心理特質論的內因決定論和傳統行為主義的外因決定思想，對個體的行為、認知與主體因素、環境三者之間的關系提出更為辯證和完善的分析;強調主體因素對人類行為的獲得與表現和對人性潛能發揮的決定性。通過建立三方互惠決定因果模型闡明了三者之間的動態決定關系，為進一步研究如何促使個體行為方向與組織目標發展方向的趨同奠定理論基礎。

3.新經濟社會學家格蘭諾維特(Mark E Granovetter)對當代組織行為理論研究有較大的影響。他發展了卡爾·波蘭尼(Karl Polanyi )的“經濟鑲嵌社會”概念，從嵌人性(embeddedness )、社會網絡( social network )、組織制度(organizational institutions)等三個角度分析了現代組織中社會情感聯系、信任、人際網絡等問題，增加了組織行為理論新的研究維度和研究命題。新制度經濟學代表人物威廉姆森(Oliver E Williamson)運用契約理論和交易成本理論對格蘭諾維特提出的組織信任問題作了進一步研究，在對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從風險角度對信任的內涵及類型作了新的界定，并通過建立模型對各種信任類型作了深刻分析。

4.社會資本理論(Social Capital Theory)的研究是20世紀90年代以后才為學者廣泛重視?！吧鐣Y本”概念由法國社會學家皮埃爾·布迪厄提出，詹姆斯·科爾曼、羅伯特·普特南等人作了進一步的發展和傳播。按照韋恩·貝克的解釋，社會資本主要是指人際和企業關系網絡中以及通過該社會關系網絡所能獲得的各種資源，包括信息、構思、線索、商業契機、金融資本、權利與影響、情感支持，甚至還有良好的祝愿、信任與合作。

二、組織行為理論研究的幾個熱點問題

1.人性研究的淵源及發展。

“有了人，我們便開始了歷史。”(恩格斯語)但是，人類從來就沒有停止過對“我們是什么，存在于世界中的人類意味著什么”(埃德加·莫蘭，1972)的爭議。對人類自身本性的理解和研究，用法國當代著名思想家埃德加·莫蘭的話來說還是一種貧乏的認識、封閉的范式。從普羅泰戈拉提出的“人是萬物的尺度”、蘇格拉底的“認識你自己”開始，到中國儒家“人之初，性本善”的性善論、基督教的原罪說、馬克思關于人的本質理論、馬斯洛的“需求塔”理論等，各種人性理論層出不窮，直至今日，人性問題仍促使人們不斷去探索、解析。休漠認為，“人性”是一切科學的基礎，一切科學都離不開以“人性”作為對象。人們希望通過對’‘人是什么”—人性、人的本質的解剖，通過對人的理解來尋求一種核心的價值觀念，并通過這種核心價值觀念的確立，從而為實踐活動確定合理的方式，再通過這種合理的方式來達到最佳效果。

早期對人的思考囿于人類自身力量的脆弱和外部世界的強大，認為人是缺乏獨立性的。在近代隨著工業革命的興起和人的力量的強大，資產階級思想家破除了上帝的神秘色彩，確立了理性權威。以康德、黑格爾為代表的古典哲學則把這種理性權威推向極至。然而，人類進人20世紀后，理性至高無上的地位開始受到動搖。人們開始感到，運用理性的創造活動并不總是給人類帶來正效益?！吧系鬯懒?”—尼采向人類發出這樣的呼喊?！吧系鬯懒?”代表現代人一種普遍心態，它是人們對傳統價值觀和普遍的道德規范失去信心、對個體命運和前途感到擔憂的表現，它是對理性至上主義的徹底反叛，它也是現代人絕望心態的表達?！叭松杂桑珶o往不在枷鎖之中”(盧梭語)，“人類根本無幸?？裳?，理性越發達，痛苦愈深，博愛、平等均是空談”，真正的人生都被人為的而非自然的力量所操縱和支配，人類的目的性不見了，人應該更多的是依靠感覺行事而不是靠理性。社會轉型帶來的道德缺失、精神“斷乳”和無所適從迫使人們去重新思考支撐人類社會發展的深層文化價值觀，“實現人的革命”、“重視主體間性”、“人類終極關懷”、“重建人類精神家園”，反映了人類為探尋人類未來發展所作的種種努力。

另一方面，理論家對人性的理解不僅決定他們的研究內容，也決定了他們的研究方法(班杜拉，2001)。康德認為，一個現代人應該是“由自身定義的”自我，他或她通過自我發展而發現和開掘自己的真正“人性”;這個命題宣布，人應該從自身而不是從任何其他的淵源尋求生命的神圣，從而為個人的理性主題奠定哲學基礎;在這個原則下，組織中個體有意識、有目的的理性行為被視為理論分析的最終基礎，而社會組織則被視為一種無數個體追求自身利益的無意識的產物。亞當·斯密在其巨著《國富論》中闡述了理性行為人在“看不見的手”( invisible hand)的指引下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在獲取個人利益最大化的同時非出于本意發展的卻極大地促進了社會公共利益。亞當·斯密賦予理性行為人以新的名稱—經濟人，并為后人所繼承，成為經濟學研究的基本假設前提之一。偉大的管理實踐者、古典管理學家、科學管理之父泰勒繼承了這種人性假設，并采用了物理學最常用的方法—隔離法，通過一系列假定，排除一切干擾，把個人從社會中抽象出來，得到一個“理想類型”( ideal type)的“經濟人”。盡管泰勒的管理思想強調勞資合作、雇員和雇主利益的一致性，但是，在實踐中嚴格科學的定量定性管理常常是沖突無法調和的根源。 基于此，埃德加·莫蘭提出應該停止將人簡化為“工匠”(“制造工具的人”的技術性面孔)和“智者”(“智慧人”的理性面孔)?！皯撛谌祟惖拿婵咨弦部吹缴裨?、節慶、舞蹈、歌唱、癡迷、愛情、死亡、放縱、戰爭等。不應該把感情性、神經癥、無序、隨即變化作為‘噪音’、殘渣、廢料拋棄?！崩斫馊诵詰摗俺綄ι瞠M隘和封閉的理解(生物學主義)，超越對人的島民和超自然主義的理解(人類主義)，超越出無視生活和個人的概念(社會學主義)”，“每一個人都是一個生物一心理一社會學的整體”。

班杜拉的研究揭示了人的本性是主體因素、行為和環境三者動態相互作用的結果。人類行為是自我系統和外界環境相互作用的產物，而人類行為又分別影響外界環境和自我信念。一方面，個體的期待、信念、目標、意象、情緒等主體因素影響或決定他的行為;另一方面，行為的內部反饋和外部結果反過來決定他的思想信念和情感反應。同樣，在行動與環境的相互決定中，雖然環境狀況作為行為的對象或現實條件決定著行為的方向和程度，但行為也改變著環境，以適應人的需要。三方互惠決定論包含著對人性的理解，即人一方面是自己的主人，人生意義取決于個體的把握，另一方面也要受到環境條件的制約而不是無限自由的。

2.組織嵌人、社會資本及社會關系網絡研究。

社會資本理論的發展，反映了人們對人性的重新認識。芝加哥大學心理學家米哈利·切克斯贊米哈利經過長達25年的研究發現，決定快樂的秘密在于有意義的工作和人際關系質量。心理學的“新關系論”認為生命的動力在于“參與”，即，在與他人的關系中成長和發展。一個人擁有完善的關系網絡就會擁有一個健康的身心。管理者必須刺激員工的動機，發展他們的能力，賦予良好的工作環境，使其自發地完成工作。在信息時代，人際關系網絡因為企業與顧客間、企業與企業間以及企業內部員工間的自發合作而變得重要。

篇（7）

1．新媒體信息傳播的開放性為教學提供了廣闊平臺

新媒體依托數字技術、計算機網絡技術和移動通訊技術形成了巨大的網絡體系，具有信息容量大、資源豐富、傳輸快捷和交互性強、覆蓋面廣、形式多元等優勢，較之以往任何一種傳播技術和交流工具，都有根本性的跨越。公關課程的教學可以借助新媒體的力量，挖掘出大量新鮮的、豐富的、典型的、正反面的企業案例資源;可以通過新媒體大規模地、主動地、快速地傳播正確的思想、理論與價值觀;其跨時空的特點為師生、生生的課后互動交流提供了嶄新的、空前廣闊的理論與實踐平臺。

2．新媒體的介入豐富了課堂教學的手段

新媒體的發展使得教學的方式和手段都獲得了突破性的改善，學生可以隨時隨地掌握和了解第一手信息和資料。學生可以通過“百度知道”、“新浪愛問”、“soso問問”等工具查詢需要解決的難題;可以通過“問卷星”、“調查派”調查搜集相關信息;可以通過“谷歌地圖”了解全球各地方吃喝玩樂的最佳去處和感受全球各地360度街景視圖;可以通過“谷歌學術”搜索來自不同來源的文章、論文、圖書、摘要和文章，從而找到整個學術領域中相關性最強的研究;可以通過“優酷”觀看企業的形象宣傳視頻了解企業文化內涵;可以通過“網絡公開課”聆聽大師的課堂;還可以通過“微博”和“貼吧”個人掌握的最新信息。這些網絡科技手段的使用，使得信息的獲取和傳播更神速、更快捷、更便利，也無疑促進了教學手段的創新和升級。

3．新媒體信息傳播的互動性加強了教學的自主性

新媒體時代下，教師不再是主導者，更多的是方向的指引者:需要引導學生鑒別海量網絡信息的真假虛實和價值觀念的是非曲直;引導學生多方面、多維度地思考問題、分析問題并解決問題;幫助學生養成良好的思維習慣和思維方法，從而形成特定的適合的思維范式;把相對固定的、按部就班的課堂搬到活動的、充滿個性的網絡中。同時，新媒體對學生提出了更高要求。學生不再是傳統的知識的接受者，而是可以接收來自全球各地的不同聲音，可以和全球各地的網友、博友進行學習、互動和交流，用自己在新媒體上的所見所聞去思考、鑒別和選擇有利的信息，補充課堂外新的知識和內容，從而找到符合自己個性發展的更好的方式。這樣減少了學生對教師、對課堂、對教材的依賴，教學的自主性明顯增強。

二、新媒體時代公關課程教學的挑戰

隨著新媒體的影響不斷擴大，隨之而來的信息失控、人際關系脆弱、西方文化強化、網絡信任危機給教學帶來新的問題與挑戰。

1．海量信息的真假虛實難辨

新媒體傳播技術打破了真實世界和虛擬世界的界限，從根本上改變了人們的認知方式，交往中個人的性別、年齡、身份、職業等一些重要的社會特征被掩蓋，雙方可以通過QQ、微博、貼吧、論壇等形式“毫無顧忌”地發表言論。在這種虛擬和匿名的環境下，有的只是符號的交往，其信息真假難以鑒別。因此，需要教師和學生冷靜、理智地看待各種報道，盡量選擇權威性、知名度大的官方網站獲取相關信息。

2．新媒體負面信息對主流價值觀的沖擊

新媒體環境下，“人人都是媒體”，每個個體既是信息的轉播者，又是接收者。信息傳播自由，傳播者大眾化、平民化，傳媒機構企業化，信息虛擬化，不良信息泛濫等擾亂了信息的傳播環境，造成新媒體的失范。個人隱私泄露、社會道德倫理滑坡、信息管理失真失控、西方非主流文化的影響、輿論導向偏頗、企業負面報道等問題大量存在，這無疑沖擊和影響著大學生的文化價值觀、世界觀和人生觀。因此，需要新媒體傳播更多正面的、積極的能量。

3．給教師和學生角色的轉變帶來了挑戰

目前我國高校的公關教育過于強調專業理論知識，忽視了其他學科知識的涉獵，有的缺少公關技術與實踐能力的鍛煉，造成理論與實踐脫節。究其原因，一是教師本身的閱歷和經驗不豐富;二是教材、教法的陳舊;三是教學條件的限制。新媒體的出現有助于改善現狀，但同時對教師和學生的角色提出了更高要求和更大挑戰，教師和學生需要轉換角色，學校應創新人才培養模式和變革教學模式以適應新媒體時代信息的膨脹式發展。

4．倒逼學生學習方式的轉變

隨著新媒體的廣泛應用，人們的閱讀方式、交流方式和表達方式都開始發生變化，學生獲取知識的途徑也在悄然發生變化。博客、論壇、虛擬社區、貼吧、網絡公開課成為學生交流和獲取信息的重要渠道。與傳統授課相比，網絡社會的學習方式更加靈活，不受時空限制，更重要的是，學生的學習方式得以轉變:可以和全球各個地方的人們交流;可以瀏覽知名學者和教授的博客，了解最新的學術動態和前沿;可以聆聽國內外名校的網絡公開課，學生的學習更具主動性和互動性，也大大延伸了第一課堂的時間和空間，倒逼了網絡第二課堂的發展。

三、新媒體時代公共關系課程教學的改革思路

1．信息瞬間變幻需科學定位課程目標

大學是什么?大學能學到什么?經常有學生說，我大學什么都沒學到，什么都不會。理科生學到了模型和范式，文科生好像什么都學了，又什么都沒學到。其實文科不比理科，最重要的是學思維的習慣，思維的方法，學人際交往，學為人處事。大學就是當你忘記所學之后，剩下的東西。具體到公共關系課程目標的定位是:公共關系學的本質是一門素質拓展課，課程注重培養學生的公關意識與情商，使他們走向社會后不論從事什么工作都能帶著公關意識去觀察、去思考、去策劃、去創造。因為意識當先，沒有經驗，可以摸索出經驗，沒有方法，可以創造出方法。其次是注重培養學生健康的世界觀、價值觀與方法論，提高克服困難，經受挫折的心理承受能力。再者是側重學生實際操作能力的培養，特別是公關策劃技能的提升。

2．教師借助新媒體加強自身公關素養

打鐵還需自身硬，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公關教師要借助新媒體的開放性不斷加強理論學習和參與公關實踐，提高自身素養?？梢酝ㄟ^網絡進行公關教育交流，實現資源共享，合作開展社會調研，加強公關實踐;可以通過“公共關系精品課程”學習和借鑒其他高校做法;可以通過“網絡公開課”感受名師教學風采和特色。公關教師除了必要的學習培訓和交流討論外，要密切關注市場，留心企業動態，捕捉市場第一信息。每天關注新聞時事，每天瀏覽中國公關網、中國營銷傳播網、中國管理傳播網、公共關系論壇等網站，反思企業公關實例，走出學校，走進企業，參與到實踐活動中去，把鮮活的、真實的、生動的、親身經歷的、具體的案例帶進課堂。

3．積極開展公關實踐活動，以活動促教學

公共關系課程本身是一門實踐性、應用性很強的課程。因此，理論知識的講解“必須、夠用”即可，重點是如何將理論指導實踐，學以致用。教師要引導學生觀察、體驗和研究社會生活中的公關實踐活動，諸如企業慶典、公關廣告、公關新聞、公關報刊等;帶領學生共同參與本地企業案例研究，掌握公關步驟，了解公關禁忌，感受公關魅力;或者通過教師親自參加的公關策劃、市場調查、活動安排等活動，向學生進行經驗傳授和實例展示;課余舉行公關演講、辯論比賽、模擬晚會、新聞寫作等實踐活動。此外，學?；蛘呦挡靠梢猿闪⒐P協會，幫助協助組織、策劃、宣傳學校各系部的大大小小活動。教師只有帶領學生共同參與到這些活動的組織安排策劃當中，才能讓學生真實地體會公關的每個環節、每個細節，才能真正把書本上學到的理論知識運用于實踐。

4．網絡社會和課堂學習相結合，改革教學內容

從以往的教學經驗來看，學生對于教材的依賴性較大，思維容易受到教材內容的限制，而公關課缺乏系統的、深度的教材，且本土案例較少，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教學活動的開展。信息社會，知識的更新速度在加快，公關的教學不能無視社會環境的變化和變革，不能把自己封閉在高墻大院里，因此，要時刻關注社會動態、市場信息、企業態勢，把網上的信息資源進行有效整合，提取精華，用于課堂。中國公關網、中國公關論壇和公關世界都是很好的案例來源地，教師可以選取最新的、有代表性、典型性的正反案例用于課堂的比較教學。這樣學生聽的有趣，教師教的有趣，更重要的是保證了公共關系教學的與時俱進。

篇（8）

一、傳統經濟學的局限

傳統經濟學理論有四個重要的假設，即：信息對稱、偏好一致、完全自利和完全理性。但市場中發生的經濟現象卻幾乎完全違背了這四個假設。在現實生活中，人們發現，要完全達到這四個假設幾乎是完全不可能的。

1.信息對稱性假設局限

傳統經濟學理論的一個重要假設就是“信息對稱”，即在商業活動中買賣雙方都可以無償的獲得市場中的全部信息，在交易的過程中對信息的了解是全面透明的。但事實上，信息是一種無形的但能給經濟人帶來效用或價值的資源，它在現代市場經濟中是有價的，信息的獲取也是需要成本的，人們不可能在信息世界中完全收集到對自己決策有用的信息。由于傳統的經濟學理論忽略了信息不對稱性對經濟活動帶來的巨大影響，使得我們日常生活中出現的經濟現象根本無法用原有的經濟理論來解釋，傳統經濟學發展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局限。

2.偏好一致性假設局限

傳統經濟學假設經濟人具有穩定的、前后一致的偏好，這種偏好不會隨著時間、空間的變化而發生動態的改變，同時，經濟人能理性地使其偏好效用最大化。但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發現，一件事物可以有很多的面向，人們在認知判斷上可能會隨時因收入狀況、社會潮流、以眾現象、外部環境的改變而改變。還有許多的發現都使人們更加懷疑選擇是否能夠反映穩定、明確的偏好。而偏好一致性假設也違背了自然界動態發展的客觀規律，使得這一假設本身就有自己的局限性。

3.完全自利假設局限

傳統經濟學假設人類行為都是自利的，這一自利的行為還會導致個人和社會整體福利水平的最大化。但人們發現，純粹的自利無法解釋慈善事業、自愿捐獻、干旱時的自愿節水、儲蓄能源以解決能源危機，以及犧牲金錢從而對不公平的待遇進行報復等社會現象，無法解釋人類生活中許許多多的“非物質動機”和“非經濟動機”。因為人類經濟行為的動機不僅僅只是“自利”，也有情感、觀念導引和“社會目標”引致的成分。社會中的各種千絲萬縷的制約關系也使得我們完全自利的假設有很大的局限性。

二、行為經濟學的發展及優勢

近年來諾貝爾經濟學獎3次授予行為經濟學家貝克爾、阿克洛夫、斯賓塞、卡尼曼，這說明非理性經濟學由于其對新經濟現象的良好解釋已獲得了學界的廣泛認可。

1.行為經濟學的誕生背景

行為經濟學的誕生有其學術背景。第一，20世紀中期，大量的行為經濟學方面的文獻面世。其中，“期望效用理論”和“貼現效用模型”作為“不確定條件”和“跨期選擇”條件下計算效用值的精確分析工具已經被眾多的主流經濟學家接受。第二，20世紀60年代，認知心理學得到了突飛猛進的發展，傳統心理學家所謂的“大腦是一個刺激－反饋器”的理論已經被“大腦是信息處理器”的理論取代。認知心理學家對與“大腦信息處理器”相關的很多問題(比如，“問題解決”、“決策過程”等)的了解與新古典經濟學中“效用最大化”問題的相關性很大。此后，有關方面的比較研究也日益增多。這樣，真正的行為經濟學產生的條件日益成熟。行為經濟學理論主要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方面，它具有傳統經濟學理論不同的假設和特色，另一方面，它又表現對傳統經濟學理論的新認識和新的挑戰。

2.行為經濟學的特點及優勢

(1)行為經濟學的特點

與傳統經濟學相比，行為經濟學認為:人的行為準則并非是完全理性的、不動感情的自我利益，并不是沒有道德的科學。行為經濟學使我們必須承認，人也是有性靈的、活潑的一面，人性中也有情感的、非理性的、觀念導致的成分。

(2)行為經濟學的優勢

行為經濟學的創新之處就在于將行為分析理論與經濟運行規律有機結合，它從實際出發，打破了傳統經濟理論通過建立精密的數學模型、嚴格的推理論證來解釋、研究經濟行為的框架，引入了描述經濟學的成分，對傳統經濟學是一種修正，也是一種補充。因此，行為經濟學已確立的原理越來越受到各方面的關注和興趣。行為經濟學的崛起，對傳統主流經濟學基本理論前提提出了挑戰，也進行了拓展。

三、行為經濟學發展展望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開始涉足行為經濟學的研究，并形成了多個分支，其發展較為活躍的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1.幸福學

200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心理學家卡尼曼教授在發表獲獎感言的時候，特地談到了一位華人學者、芝加哥大學商學院終身教授奚愷元和他的研究成果――幸福學。

就當今社會而言，雖然近年來社會經濟得到了迅速的發展，人們的物質文化生活質量得到了極大的提高，但是相對于物質生活的提高而言，人們感覺到的壓力卻越來越大，身體素質越來越差，幸福指數越來越低。據統計，目前80％左右的上班族都處于亞健康狀態，人們常常是在用犧牲健康來換取金錢。這不得不使我們來重新審視我們的發展模式，究竟以什么為最大化目標。對此而言，奚教授提出了自己的觀點――幸福學。

其實人生活在這個世界上其最終目的就是為了生活過得幸福，歸根到底人們最終在追求的是生活的幸福，而不是擁有更多的金錢或財富。即使是從效用最大化出發，對人本身最大的效用不是財富，而是幸福本身，這也應該是效用本身定義的初衷。奚教授指出，人們到底覺得幸不幸福取決于許多和絕對財富無關的因素，包括比較因素、時間因素、環境因素以及各種客觀的評價等等。我們的最終目標不是最大化財富而是最大化幸福。如何增加社會的幸福感，解決好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人類幸福的關系，是每個經濟學家所面臨的重大課題。

2.神經經濟學

近幾年的研究發現，人們之所以會在經濟行為中產生非理性決策，與人腦的神經生理結構相關。神經經濟學對經濟學的貢獻在于，它放棄了主流經濟學用以解釋人類行為的各種過分簡單的模型，在切實了解人腦精神活動的真實方式的基礎上，重建經濟學對經濟行為的解釋。20世紀以來的主流經濟學始終堅持“理性人”假設，認為人類具有穩定而持續的偏好，人們據此作出各種理性的行為決策。在這一框架下，所有明顯不合邏輯的非理，也被解釋為某種理性決策過程的結果。但神經經濟學研究發現，當人們對長期行為進行決策時，他們的決策行為的確符合經濟學教科書假定的“理性決策”過程。而面對短期決策，比如是否立刻進行消費活動時，非理性沖動因素在人腦決策中的作用與猩猩毫無二致。磁共振掃描發現，參與長期決策的主要是大腦額葉前區部分，理性思維主要是在人腦的這一部分進行。而在短期決策時，大腦邊緣皮層的作用則會超過額葉前區，這時產生的決策更傾向于立即滿足需要的原始狀態。在談判的情境下，談判者大腦中并非只有額葉前區皮層處于活躍狀態，大腦皮層深處產生情緒反應的區域同時也被激活。當人們感到受到不公正待遇時，大腦中名為“前腦島”的部分即被激活，產生強烈的情緒波動，其強度會超過額葉前區皮層產生的理性思維。既然這種初級大腦活動如此強大，由此就不難解釋為什么經濟行為總是會走樣。

3.實驗經濟學

長期以來，西方經濟學模仿自然科學的信念十分堅定，實證方法始終是主流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其范式是提出理論假設并力圖避免和消除人類行為或經濟關系中的不確定因素，然后在理論假設上建立數學模型并推導出主要結論，最后對理論結果進行經驗實證并由此展開深入的理論分析。

首先，實驗經濟學以可犯錯誤、有學習能力的行為人取代以往的“理性經濟人”假說，用數理統計的方法取代單純的數學推導，解決以往實證研究的高度抽象和簡化與現實世界不一致的問題。

其次，實驗經濟學家可以再造實驗和反復驗證，用現實數據代替歷史數據，克服以往經驗檢驗的不可重復性。

實驗經濟學的興起促進了現代經濟理論的發展。實驗經濟學拓展了經濟理論的研究范圍，將人類決策行為當作研究對象，把經濟運行過程納入到研究領域，從而發現更符合現實的經濟規律。實驗經濟學的發展把心理學和經濟學有機聯系起來形成行為經濟學。而且，實驗經濟學構建了連接宏觀經濟學和微觀經濟學的橋梁。

但同時，目前實驗經濟學取得的主要成果還局限在微觀經濟理論，如何拓展其運用領域還有待進一步探索。

結束語：行為經濟學作為傳統經濟學的延續和發展，是經濟學的一個年輕分支，它所研究的核心領域和經濟學是一樣的，即生產力、生產關系、資源的有效配置以及利益分配問題。但它在傳統經濟學理論的基礎上提出了更新的觀點，使得經濟學更加貼近于生活與現實，而不僅僅是停留在理論研究上?？梢灶A見的是，隨著近年來行為經濟學的逐步完善，它勢必會在今后很長一段時間內影響到經濟學的發展方向。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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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商務應用實際上就是一個融合了企業內部業務流程并拓展到企業邊界之外，與供應商(合作伙伴的一種)、渠道商、客戶、合作伙伴，以至競爭者的外部業務流程集成為一體的復雜體系，是由信息技術和通訊網絡實現的電子化的業務流程(劉璞，2007)。從企業開始應用電子商務的那一天起，企業家和學者們就沒有停止對電子商務如何為企業創造價值的研究。Devaraj和Kohli(2003)把“抓住信息技術的實際應用，即信息技術投資是如何轉化成資產、資源和企業績效的”作為對信息技術貢獻方面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Mahmood等人(2004)認為對信息技術投資是否會在新的網絡使能環境下產生商業價值的問題給出一個適當的答案是必要而且復雜的。

如果把EDI的研究歸結為電子商務應用的初級階段的話，那么根據對美國ASP+BSP、荷蘭SDOS、美國博士論文庫、我國CNKI數據庫、我國優秀碩博論文庫等數字論文庫的檢索，發現在電子商務產生的價值和對企業績效影響的研究中，最早的研究文獻始于1999年，而且定性研究的文獻居多，但也有一定數量的定量分析。就研究的角度而言，定量研究文獻可以分為四類:(1)分析電子商務活動對企業績效的影響;(2)分析資源和能力對電子商務應用企業績效的影響;(3)分析電子商務應用驅動因素對電子商務應用企業績效的影響;(4)分析戰略聯盟對電子商務應用企業績效的影響。對應的研究方法一般采用大樣本數據調研和統計分析的方法，也有采用系統仿真的方法進行。本文嘗試對該領域的研究現狀進行歸納、總結，以探討進一步研究的方向。

一、電子商務活動對企業績效的影響

根據波特的價值鏈理論，不少學者從企業業務活動的角度探尋電子商務應用如何成為企業增加價值的源泉。George、Ray 和 Georgios(1999)在現實案例研究結果的基礎上，利用仿真的方法評價了EDI對企業績效有利和不利的影響。與其他研究不同的是，他們對企業績效的測量是從下訂單時間、反向訂貨時間以及發貨時間這三個維度進行的。研究發現，單獨采用EDI只能在一定限度上增加主要流程(訂單完成時間)的績效，而非期望中可以很好地改善訂單完成的時間。

Wu、Vijay 和 Sridhar(2001，2003)應用似乎不相關回歸分析的方法分析了電子商務應用對美國企業的績效影響。他們在分析中把企業的電子商務應用分解為四個方面:溝通、內部管理、訂單接收和電子采購。結果顯示應用電子商務并沒有給企業績效帶來很顯著的影響，而只在一定水平上對客戶滿意和關系改進的影響大些，對效率和銷售績效的影響較小。

邵兵家、蔡志剛(2005)認為企業通過將電子商務的某項活動和行為將價值增加到了產品或服務中去，使得顧客愿意比原來更高的價格來購買該產品，這樣企業績效有可能會增加。因此，他們將電子商務中增加價值的活動分為四種:信息、網上交易、與顧客交流交互、與供應商經銷商交互。通過對中國IT業64家上市公司的調查，他們采用回歸分析的方法研究了電子商務活動對企業績效的影響作用。研究發現，電子商務能夠增加企業的收入，提高企業的運作效率，同時也增加了企業成本的支出，但總體上電子商務對企業績效存在正面的影響。

Apigian等人(2005)認為企業在應用互聯網技術的時候，一定要根據戰略需要，并和企業當前的業務流程緊密結合起來才能提升其市場地位，增加其收入。為此，他們分析了互聯網使用和互聯網績效之間的關系。使用結構方程模型的方法對257個有效問卷數據進行了分析，結果發現為了實現收入增加和增進關系的戰略目的，企業可以在市場渠道和與客戶互動方面使用互聯網;為了增進關系，企業還可以在與供應商的互動方面使用互聯網;為了降低成本，企業可以在分銷、供應商互動和內部運作方面使用互聯網;而為了節省時間，企業可以利用互聯網進行與客戶和供應商的互動，進行內部運作管理。

George，Despina(2000)將銷售管理活動和產品管理活動作為中介變量，利用結構方程模型的方法分析了互聯網預算、互聯網工具的應用與銷售績效和銷售效率之間的關系，通過對美國和加拿大企業的調查，證實了網絡的使用確實對企業營銷活動和營銷績效有正面影響。

任峰，李垣，孫愛英(2003)構建了由網絡預算、網絡工具的使用、網絡應用作為自變量、客戶關系管理活動、信息管理活動作為中介變量，銷售業績和市場改善作為因變量的概念模型，在對廣東等八個省份、12個行業、112份有效問卷的調查基礎上，應用結構方程模型的方法證明了網絡預算、網絡工具的使用程度和網絡應用對客戶關系管理活動、信息管理活動存在正向影響，表明中國企業通過網絡確實可以改善營銷活動，可以加強客戶關系的管理以及有利于信息管理。

二、資源和能力對電子商務應用企業績效的影響

基于資源的觀點是戰略管理研究中的重要理論之一。Zhu和Kenneth(2002)認為基于資源的觀點是將組織資源和能力與企業績效相連接的橋梁，可用于分析電子商務價值的形成。Lumpkin和Dess(2004)認為企業可以通過應用電子商務這種特定的資源，提高企業的能力，增加企業績效。盡管如此，在電子商務應用研究中只有極少數的文獻采用基于資源的觀點分析了資源和能力對企業績效的影響，到目前為止，有影響力的探討電子商務能力及其對企業績效影響的定量研究成果不多，僅限于Zhu等(2002，2004)、Chu(2004)、Zhuang和Lederer(2006)、呂蘭、趙晶(2008)、Soto-Acosta和Meroo-Cerdan(2008)等。

Zhuang和Lederer(2006)從企業資源觀的角度出發分析了電子商務技術資源、人力資源和業務資源對電子商務績效、對企業績效的影響。其研究結論為:信息技術資源和業務資源對企業的電子商務績效有影響，而人力資源對電子商務績效的影響并不顯著;同時企業的電子商務績效對企業績效的影響是顯著的。這一結果支持了對電子商務可以通過其增加的分銷渠道、新營銷媒介、加強的運營效率、自動化的客戶服務運營、改進了的客戶數據收集技術、以及實時和互動的信息交換等方式影響對企業績效的期望。

Chu(2004)通過網絡調查的方式收集了5個國家(馬來西亞、新加坡、美國、英國、澳大利亞)不同行業的250家企業的數據，采用多層回歸的方法檢驗了電子商務能力與企業整體績效(包括電子商務績效、經營績效、競爭績效、利潤和銷售)的關系，發現電子商務能力對企業整體績效影響顯著，不同的電子商務能力維度對企業績效的影響作用不同。

呂蘭和趙晶(2008)根據在中國收集的175份實施電子商務的制造企業的數據，利用偏最小二乘分析(PLS)檢驗了電子采購業務中的電子商務能力、電子采購流程績效和企業財務績效的關系(具體指標沒有說明)，發現電子商務能力對企業財務績效無直接影響，但對電子采購流程績效有顯著影響，而電子采購流程績效對企業財務績效產有影響。

Soto-Acosta和Meroo-Cerdan(2008)選擇西班牙的十個行業(紡織和皮革制造、化工、電器制造、交通設備制造、手工藝品加工和貿易、零售業、旅游業、商務服務、電信和計算機服務、健康和社會服務)1 010家企業作為實證調查樣本，應用結構方程模型檢驗了電子商務能力對電子商務價值(由在線采購成本、供應商關系、物流和庫存成本表示)的影響，發現電子商務能力對電子商務價值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作用。

從上面綜述可以看出，這類從企業資源觀的角度對電子商務應用與企業績效之間關系的分析實際上是對電子商務應用企業本身所具有的各項資源和能力與企業績效之間關系的研究，并沒有分析由電子商務應用與企業的其他能力作用所產生的能力對企業績效的影響。國內學者劉璞(2007)應用結構方程模型的方法通過實證研究的方式初步證實了營銷能力在電子商務應用與企業績效關系中的影響作用，證明營銷能力是企業電子商務應用與營銷績效之間重要的中介變量。該研究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相關研究領域的缺憾，而且可以為后續相關研究提供參考，但是對于內涵豐富的企業能力來說，尚缺乏更多的實證研究成果。

三、電子商務應用驅動因素對企業績效的影響

一般來說，電子商務應用驅動因素分析主要用于分析企業是否會采用電子商務，哪些因素會對企業的這種行為產生影響，但也有一些文獻分析了影響企業采用電子商務的因素在企業應用電子商務后與企業績效之間的關系，如Barua等(2002)，Iacovou等人(1995)，Ramamurthy等人(1999)，Zhu等人(2004)。

Barua等(2002)認為驅動企業電子商務應用的因素與企業運營績效(Operation Performance)和財務績效存在顯著的相關關系。他們在信息技術業務價值(IT business value)研究的基礎上，構建了將績效驅動器(例如，Internet應用，流程，以及客戶和供應商的電子商務準備度)和運營、財務評價指標連接起來的電子商務價值框架，認為企業進行電子商務應用的三個主要驅動因素與企業運營績效(Operation Performance)之間存在顯著的相關關系，這三個因素為(1)IT應用(包含顧客導向、供應商導向和企業內部導向的IT應用);(2)流程的變革(包括面向顧客、面向供應商和企業內部的流程變革);(3)就緒程度(指的是顧客和供應商電子商務就緒程度)。因此，他們認為進行電子商務轉型的企業必須進行增效投資，不僅在信息技術方面分配資源，同時必須規范業務流程，分析客戶和供應商的準備度，從而實現利潤的最大化。

Iacovou等人(1995)，Ramamurthy等人(1999)，Zhu等人(2004)利用了TOE框架(技術、組織和環境)分析了TOE因素是如何對信息系統創新企業的績效產生影響的。Iacovou等人(1995)應用TOE框架發現EDI對企業績效的影響直接受其與其他信息系統和流程的集成水平所影響。Ramamurthy等人(1999)認為EDI對企業績效的影響受到技術、組織和環境因素的制約。Zhu等人(2004)利用TOE框架分析了電子商務企業價值形成的影響因素，研究結果發現，技術準備度是對電子商務價值影響最大的因素，財務資源、全球范圍和監管環境同樣對電子商務價值有重要貢獻;雖然競爭壓力會驅使企業采用電子商務，但是電子商務的價值更多的是與技術集成和組織資源相關而非外部競爭。

四、戰略聯盟對電子商務應用的績效影響

除了分析單個企業的電子商務應用對企業績效的影響之外，還有一些學者分析了戰略聯盟對電子商務應用企業的績效影響。如Evans和Wurster(1999)認為電子商務聯盟的主要利益在于業務范圍的擴大和更容易的保留忠實客戶。Straub等人(2004)研究了電子商務下的聯盟績效。他們認為多個企業聯盟能夠創造更深意義的利益，像虛擬市場的網絡經濟能夠使聯盟的企業發展或者獲得主要的資源信息，并且顯著降低信息交換的成本。Park等人(2004)在資源聯盟中談到了傳統公司聯盟電子商務將挖掘出新的聯盟利益。企業可以通過電子商務提高聲譽，減少在線活動的投資，并且可以從聯盟伙伴(傳統的企業)中學習先進的管理經驗。通過對69家應用電子商務企業的聯盟調查發現，營銷聯盟所產生的價值要遠遠大于技術聯盟產生的價值。研究的另一個結論是，與其它應用電子商務伙伴的聯盟與傳統意義上的伙伴聯盟對企業價值的影響并沒有很大區別。陳代江(2004)從交易成本角度出發，研究了在技能聯盟中企業電子商務和聯盟績效之間的關系。通過對建立了技能型戰略聯盟同時應用了電子商務的國內企業以及聯盟體的相關數據分析，得出如下結論:在技能聯盟中，企業的電子商務對聯盟績效有明顯的正向作用，電子商務對聯盟績效的競爭優勢、技術創新有非常顯著的促進作用，對聯盟中的規模效應有明顯的促進作用。

五、發展展望

通過對相關研究文獻的總結，筆者發現不管是研究電子商務應用對企業整體績效影響的還是研究對企業職能績效影響的文獻，都是直接將電子商務應用與企業績效聯系起來，或者是考慮現有企業能力將對電子商務應用產生的績效影響，絕大多數直接將電子商務應用與企業績效聯系起來，沒有考慮中介變量的影響。而根據信息技術的相關研究成果，中介變量可能是非常關鍵的聯系電子商務應用和企業績效的環節。雖然國內學者劉璞(2007)分析了營銷能力在電子商務應用和企業績效關系之間的中介作用，但是，該研究所涉及的營銷能力只是企業能力的一個方面，因此，非常有必要針對其他能力開展中介作用的研究。

就分析方法而言，除了Apigian等人(2005)、Zhuang & Lederer(2006)、George & Despina(2000)等少數學者應用了結構方程模型外，其他學者使用的數據分析方法都是比較傳統的探索性因子分析、相關分析和回歸分析，由于多重共線性和忽視測量誤差的困擾，分析結論的客觀性經常存在不同程度的問題。數據分析方法的滯后影響了對電子商務應用與企業績效之間關系論證的嚴密性。

就調查對象而言，只有邵兵家、蔡志剛(2005)的研究是針對中國企業的，其他的實證研究數據幾乎與中國毫無關系。而邵兵家、蔡志剛(2005)的研究只選取了64家上市公司作為研究對象，樣本數據較小。在中國電子商務發展受到如此重視的今天，相關研究的不足也是實證研究的一個缺憾。另外，現有研究在分析電子商務應用和企業績效之間的關系時，以初期應用和短期績效代替深入應用和長期績效，只選取了企業電子商務初級應用的橫截面績效數據，而沒有從縱向歷史發展的角度分析電子商務應用不同階段的企業績效問題。但實際上，我們通過前期研究發現，電子商務應用和實施作為企業信息化的重要內容，其本身是一個與企業戰略、結構、技術變革相關的過程。隨著電子商務應用的逐步深入，企業將不斷深化業務創新和管理變革，同時提升相關能力，改善企業績效。從這個意義上說，初級的電子商務應用當然難以使企業經營績效得到顯著的提升。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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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中圖分類號】G206.3【文獻標識碼】A

本論文是在新媒體背景下對公共關系學本體論的一種創新思考。在社會科學中,本體論在很大程度上探討的是人類存在的本質,在傳播學領域,本體論聚焦的是人類社會交往中的本質問題(Littlejohn,S.W.2004),在公共關系學中,本體論探討的是關于世界觀、研究對象和基本范疇等一般性的本質問題。本文選擇此研究視角是基于對新媒體的互動性、關系性特征的本體論思考。

一、研究問題的提出

從歷史上看,每一新媒介技術的出現都激發了人們對傳播學研究的樂觀想象。從早期的印刷術、無線電、電視、錄影機、到現在的無聯網和移動通訊,關于新媒體帶來的對傳播學術研究的種種挑戰和顛覆,似乎成為整個傳播學研究領域的標準敘事。而在我看來,新媒體對傳播學研究的挑戰和顛覆首先是發生在本體論層次的,這種本體論的轉換可能發生在信息傳播和關系傳播之間,一直以來,傳播作為“信息傳導”的主流想象,導致傳播學對嵌入傳播之中的“關系訊息”的忽視。而多年之后,同樣的問題又出現在對新媒介的研究上。比如,主導人們對新媒介社會作用想象的,仍然是一些“傳導”和“運輸”的比喻,比如信息高速公路、電子通道等,這些比喻雖然為人們理解新興的互聯網及其社會功能提供了形象的進路,但是具象的比喻局限了新媒介研究的視野,使得關系傳播又一次在新媒體的研究中被邊緣化。

隨著web2.0技術的實現,使得新媒體的關系特征更加明確,與麥克魯漢的“媒介即信息”相比,另一個科技哲學家伊德從存在主義的現象學出發,將科技視為人類存在的延伸,人與科技之間的關系就成為一種“體現”的關系,這種關系延伸了、轉換了人身體的與知覺的意向性(Don Idhe,1991)。以此科技的“體現觀點”觀之,新媒體是一種關系媒體,新媒介作為‘關系的居間者[1],分別對人們的社會角色關系、文化關系和情感關系產生深刻而全面的影響”。從關系傳播的觀點來看待新媒介系統對于人與人之間溝通行為、關系方式的影響,可以把新媒介的研究層面從傳播技術層面提升到傳播關系的層面;把新媒介傳播研究從以技術性的信息傳播,引導向以對話性的關系傳播為主;把以網站為中心的“信息傳播學”,導向以人為中心的“關系傳播學”(陳先紅,2006)。正如莫伊所說的,新媒體傳播所提供的技術沃土已經為我們培育出各式各樣新穎的敘事方式,公共關系理論范式的轉移和創新正是在這種背景下產生的。

1980年代的新媒體時期,是公共關系理論創新的一個重要分水嶺。這一時期,一個新的詞匯“Public Relationships”取代“Public Relations”進入公共關系學者的研究視野,人們開始發出這樣的追問:“個體從哪里結束,關系從哪里開始?”、“把關系還給公共關系”、“關系應該成為公共關系理論研究的焦點領域”。在此之前,傳統公共關系理論如管理學派、語藝(修辭)學派和整合營銷學派都忽視“關系”的核心概念作用,始終是以傳播為中心,將研究重點放在public,即對公眾的傳播策略的制定,傳播效果的評估上。在此之后,研究重點開始從“傳播”轉向“關系-relationships”,即開始研究如何建立、維持和提高組織-公眾關系的質量,關系觀點的倡導者瑪麗.佛格森指出,“以關系為研究單位的組織-公眾關系為范式的集中提供最多的機會,它將會加速公共關系領域的理論發展”(Ferguson Mary,1984), 關系管理觀點的出現標志著公共關系開始從對民意的操縱轉向關系的建立,這是公共關系根本使命的重大變化,也是公共關系理論范式的巨大創新 。

但是通過文獻回顧發現,西方的關系管理范式多是以人際傳播理論為基礎,重點研究組織-公眾關系的維度要素、發展過程、功能作用等,基本上局限在比較微觀的關系研究層面,以至于到目前為止,學者們一致認為,雖然公共關系理論主流研究典范正在向關系范式轉移,但是仍然沒有出現權威范式(Lynne M, etc, 2001).本文認為,這種權威范式的缺失正是公共關系學理論框架的缺失,更確切地說,是生態學范式在公共關系學理論建構中的缺失。

當代公共關系理論和實踐模型都是以公關在組織-環境關系中的意義和角色為基礎的,都具有生態學的特征(James L. Everett, 1993)。從1952年卡特利普和森特提出的調整與適應模型,到格魯尼格1984年提出,1992年又修改的公共關系實踐的對稱模型,都是屬于生態觀點。另外,在公共關系領域先后出現的系統論管理學派、語藝修辭學派、整合營銷學派和關系管理學派,都或多或少地反映了公共關系研究的生態學意蘊,毫無疑問,借鑒生態學思想和方法的理論基石已經奠定。

但事實上,公共關系領域的生態研究成果是比較分散零亂,不成體系的,或者說是比較微觀的,這些研究都是從研究單個組織出發,利用個體生態分析方法,研究微觀公共關系活動中各有關利益主體的決定及其變化,試圖解釋組織公關行為與利益相關者行為的互動規律。盡管上述公關研究都從不同側面涉及到生態學思想,但是很少研究是以整個公共關系活動為考察對象,采用生態系統分析法,研究公共關系活動中各利益主體的相互調整與適應,解釋一般公共關系原理、概念、范疇、方法等問題,公共關系學一直缺乏一個能夠“一以貫之”的理論或典范,缺乏一個完整的理論架構(Hallahan,1993;Sallot et al.2003)。

因此,本文提出“運用生態學范式建構公共關系理論”這一命題,也就是說,運用生態學范式的世界觀與方法論,來建構公共關系學的理論體系、基本觀點和研究方法,提供共同的理論模型和概念框架,形成該學科的理論傳統,并規定其發展方向,這不僅是公共關系學理論創新的需要,也是公共關系學科成熟的標志,這對理清時下混亂不清的公共關系學研究,無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導意義。下面主要從公共關系學的基本假設、研究對象和基本范疇展開論述。

二、公共關系學的基本假設

在公共關系學研究領域,對生態思想的運用非常普遍,生態學由于其所主張的“相互聯系和相互依賴”的生態思想,理所當然成為我們建構公共關系學的基本假設,這一點已經被廣泛證明和認可,但是運用不同的生態學范式,來建構不同的公共關系學理論體系,似乎尚未被人們廣泛關注和重視。

對公共關系理論建設最有影響的學者皮爾森(Pearson R,1990)曾經提出:“生態思想為公共關系理論建構提供了兩種方法:倫理方法和策略方法,這是兩種不同的系統思維方法,他們能夠引導公共關系學進入兩個不同的方向,究竟哪一個方向更適合公共關系學?這是公共關系所面對的具有深遠意義的選擇,這個選擇會影響公共關系理論的自我理解力及其未來的命運” 。遺憾的是,這一重大的研究命題因為皮爾森的英年早逝而中斷。在此基礎上,格魯尼格進一步把公共關系世界觀可分為對稱和不對稱兩種,不對稱世界觀是以勸說操縱為目的,對稱世界觀則是以解決沖突和促進理解為目的。

本人認為,我們可以運用挪威哲學家阿倫.奈斯(Arne Naess,1973)的深層生態學觀點,來解釋和建構公共關系。他認為,生態學范式可以分為形而下的淺層生態學(shallow ecology)和形而上的深層生態學(deep ecology)兩種范式,他們提倡兩種截然不同的生態價值觀 。淺層生態學的思想基礎是“人類中心主義”,它主張在不削弱人類利益的前提下改善人與自然的關系,它把人類的利益作為出發點和歸宿點,認為保護資源和環境本質上是為了人類更好地生存;而深層生態學的思想基礎則是“生態中心主義”,它是從整體論立場出發,把整個生物圈乃至宇宙看成一個生態系統,認為生態系統中一切事務都是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的,人類只是這個系統中的一部分,人既不在自然之上,也不在自然之外,而是在自然之中。它主張走中間道路,對自然過程做出謙卑的默認,更傾向于人性化的、對環境有利的技術,它把生態危機歸結于制度危機和文化危機,而不是技術危機,因此深層生態學的危機處理主張是集中在個體意識的轉變上,要求每一個個體改變態度、價值和生活方式,尊重自然,與自然和平相處。舉例來說,在解決污染問題上,淺層生態學通常的做法是,用技術來凈化空氣和水,緩和污染程度;或者用法律把污染限制在許可范圍內;或干脆把污染工業完全輸出到發展中國家。與此截然相反,深層生態學從生物圈的角度來評價污染,它關注的是每個物種和生態系統的生存條件,而不是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它對人類健康的作用方面。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雖然二者同為生態學范式,并且都是以“相互依賴和相互聯系”的生態思想為基本假設,但是他們的生態學世界觀卻有著明顯的差異性,如果運用格魯尼格的對稱和不對稱世界觀來分析的話,不對稱假設對應的是形而下的淺層生態學范式,它強調功利型倫理觀,遵循功利主義,強調策略方法,側重對公眾的說服,民意的操縱,偏向于微觀層面的公共關系;而對稱假設對應的是形而上的深層生態學范式,它強調義務型倫理觀,強調倫理方法,強調對責任和義務的承擔,強調關系的質量,社會整體的和諧,偏向于宏觀層面的公共關系。不同的偏向對公共關系學具有不同的解釋力和預測力。 其理論差異表現如下圖:

本文認為,宏觀而言,公共關系學強調“社會組織”這一研究對象的關系論、系統整體論和有機論,組織存在是一個由組織-公眾-環境構成的“無縫之網”,組織和公眾、環境都是“生物圈網上或內在關系場中的結”,他們都是一個系統整體,不存在嚴格意義上的主體和客體之分,所有的整體都是由他們的關系所組成的;公共關系的本質就是一種“關系居間者” ,或者用哈貝馬斯的話說,就是一種“主體間性”,公共關系堅持第三方立場的中間道路,通過倫理方法,通過文化影響和制度改造,追求組織利益、公眾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平衡統一,最終建立信任和諧的關系生態。總之,公共關系的目的是要組織“擁抱世界而非征服世界”,是讓組織不斷擴大自我認同的范圍,從個體自我,逐漸轉化為社會自我,最終成為“生態自我[2]” ,從而“最大化的(長遠的、普遍的)自我實現”,達成組織-公眾-環境關系的真善美。

公共關系的本質屬性是“公共性”,通俗地說,就是“第三方立場”。簡單地說,公共關系是一種“組織-公眾-環境”關系,一種組織與相關公眾的溝通對話關系,一種組織與所處環境的研究監測關系,在這種復合性的關系中,公共關系是一只腳站在組織里,一只腳站在公眾關系和社會環境中, 既要對組織負責,又要對公眾負責,還要對社會負責,屬于典型的“一仆三主”,“吃里爬外”型的“關系居間者”。

三、公共關系學的研究對象:組織―公眾―環境關系

公共關系學的對象問題,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因為這個問題的正確解決,規定了公共關系學的理論框架,規定了這門學科的特有角度,規定了這門學科與其他社會學科的區別與聯系,也規定了這門學科開展公共關系實踐的方向和主要途徑,從而也規定了這門學科存在的必要性。正如黑格爾所說的:“就對象來說,每門科學一開始就要研究兩個問題:第一,這個對象是存在的;其次,這個對象究竟是什么。”

透過目前的公共關系理論,公共關系學研究對象主要存在以下誤區:1、模糊性,籠而統之地將“公眾”作為自己的研究對象,實際上與社會學發生較大程度的重合,其結果是喪失了自己獨特的研究對象而難以獲得獨立存在和發展的合理依據。2、片面性,將公共關系研究范圍中的某一方面或幾個方面作為自己的研究對象,比如國際上對“關系管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組織-公眾關系(OPRS)的研究上,缺乏或者忽視對組織-環境關系(OERS)的研究,這導致了公共關系學的研究對象的缺失。3、單一性,孤立地從主體層面、客體層面或者目的層面揭示公共關系學的研究對象,比如僅僅是把“單一的組織”、“孤立的公眾”或者“有效的傳播”作為其研究對象,而沒有把“關系”,沒有把“組織、公眾、環境”作為一個關系整體進行研究。

從生態學的觀點來看,傳統公共關系理論只是研究組織與顧客、競爭者、消費者等生命系統的公眾變量,而忽視了對政治、經濟、科技和文化等非生命系統的環境變量的研究,環境只是作為一種背景出現的,這樣就使得公共關系理論限于一種戰術層面的微觀研究,而無法涵蓋宏觀層面的戰略研究。

最近有研究表明,雖然“環境變量”和公共關系之間的關系很難測量,但是其作為一種戰略公眾的觀點已經被廣泛認可,比如,格魯尼格等人認為,環境對于公共關系確實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但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化變量的研究上,對其他環境變量的研究關注較少;而Culbertson 和Jeffers(1992)提出SPE(社會、政治和經濟環境)這三個環境變量對公共關系實踐極其重要;Dejan Vercic則進一步提出了五個影響公共關系實踐的環境變量:政治意識形態(主要指民主化程度)、經濟體系(經濟體制和發達程度)、激進性水平(組織面對壓力集團活動的程度)、文化屬性和 媒體系統(媒介體制和輿論環境)。 他認為,“環境變量是建立一個綜合性的國際公共關系知識體系的非常重要的開端,只有當研究超越了對一個國家中公共關系如何實踐的描述,把公共關系和其他變量如文化、政治體制、媒介環境等聯系起來,真正的理論建構才能夠實現”( Dejan Vercic & James E. Grunig,2000)。

識別環境變量有助于提高公共關系研究者的預測能力,也能夠幫助從業者制定正確的公共關系戰略或技術。但是,如何把環境變量納入公共關系學的知識體系呢?這又是一個引起爭議的問題,一些學者認為,可以將兩個研究對象合二為一:或者把組織-環境關系包括在組織-公眾關系的概念里,或者把組織-公眾關系放在組織-環境關系的框架內,我認為,無論哪一種表達都是不妥當的,因為從深層生態學的觀點來看,組織、公眾、環境之間并不是“人與自然”、“自我-他人”、“主體-客體”的二元對立關系,不應該被分成“作為主體的組織”和“作為客體的公眾或環境”,而應該是一個由組織-公眾-環境之間的內在關系構成的社會存在物,是組織-公眾-環境之間的生態關系。這種關系并不是外在的、偶然性的、派生的,而是“內在的,本質的和構成性的”,因為一個社會組織并非生來就是一個具有各種屬性的自足的實體,它與較為廣闊的社會環境的關系、與更為復雜的各類公眾的關系、與文化的關系等等,都是組織身份的構成性的東西。 社會組織既不是站在組織-公眾-環境系統之外,也不是站在組織-公眾-環境系統之上,而是在組織-公眾-環境系統的場景之中去完成公共關系行為的,這種行為是一種生態的評價和選擇。

因此,本文提出“組織-公眾-環境關系”這一概念,作為公共關系學的研究對象,這種提法并不是主觀杜撰的,而是符合以上深層生態學基本假設的,它具有以下特點:第一,強調了關系而不是公眾是最基本的分析單元,關系是公共關系研究的出發點和歸宿點;第二,強調了組織-公眾關系是最核心的構成要素,是最重要、最具活力的一部分;第三,強調了組織-環境關系是最廣泛的存在,是最具影響力的部分。按照“組織-公眾-環境關系”來理解公共關系學的研究對象,有利于糾正一些模糊的、不確切的、片面的說法,既能夠較好地體現公共關系學的總的精神和宗旨,又能夠貫串它的全部內容?？偠灾?公共關系學就是以組織-公眾-環境系統的關系生態管理為研究對象,具體地說,公共關系學就是以組織-公眾之間的信任關系,以組織-環境之間的適應關系為研究對象的綜合性學科。

四、公共關系學的基本范疇:織網、造流、占位

作為學科的公共關系學面臨的一個理論難題,就是如何將一盤散沙式的研究主題和興趣,整合成為一個系統完整的知識體系和研究框架?？v觀當今國內外的公共關系教材,其內容就像一個“社會科學的大百科全書”,幾乎無所不包,從倫理到法律,從政治到環保,從歷史到文化,從媒體到廣告,從品牌到禮儀,從策劃到演講,從……到……,說的學術一點,就是“泛傳播”“大文科”的概念,說的通俗一點,就是“大雜燴”、“大拼盤”,這些問題的癥結在于缺乏對公共關系學基本范疇的界定。

本文提出,應該在生態學范式和關系過程理論的基礎上,來建立公共關系學的基本范疇。首先,生態學不僅為我們提供了世界觀和方法論,而且為我們提供了一些基本概念,比如調整與適應,和諧與均衡,生態網,生態流和生態位等,這些概念可以直接為我們所借用。其次,就關系過程理論而言,布魯姆和格魯尼格提出的 “關系形成模型”和“關系策略模型”,為我們奠定了宏觀公共關系學范疇的基本雛形。如表所示:

在以上兩個模型中,布魯姆用“關系前項”“關系概念”和“關系后項”來描述組織-公眾關系的形成。而格魯尼格則進一步修正為“情境前項”、“保持戰略”和“關系結果”,并強調了關系維持的策略 ,這兩種模型的共同特點都是討論組織-公眾關系結構化的過程及其分布的影響,以及關系資源的特殊結構和在網絡中流動的方式。它類似于生態鏈中從供應原點的前向關系,通過組織活動流向消費終點的后向關系,這兩個理論模型只是強調了一維的“流”的概念,缺乏一種整體關照,不能夠涵蓋所有的關系管理層面,正如生物學家阿伯瑞希特.梵.哈勒所說的那樣:“自然以網絡而不是鏈條方式聯結萬物,然而,由于人類的語言不能同時處理幾件事情,所以,人類只能以鏈條的方式跟隨?！?/p>

因此,作者對關系發展三階段模型進行橫向分解,提出“關系資源網、關系傳播流和關系生態位”,作為宏觀公共關系學的三個基本范疇,從而使關系管理的結構體系更加全面完整:

在組織-公眾關系的第一階段,布魯姆用“關系前項”定義了構成關系資源的要素,它們是社會和文化規范、集體認知和期待、資源的需要,對不確定環境的認知、合法/自愿的需要。格魯尼格則用“情境前項”強調了組織-公眾關系的六種類型:組織影響公眾、公眾影響組織、組織-公眾聯盟影響另一組織、組織-公眾聯盟影響另一公眾、組織影響組織-公眾聯盟、多樣組織影響多樣公眾等。

從生態學的觀點來看,他們所討論的問題都是“網”的問題,具體地說就是關于生態系統的成員要素和關系結構問題。作者把它稱之為“關系資源網”。

關系資源網就是“由組織-公眾-環境系統所構成的具有資源配置功能的關系網絡”(陳先紅,2006),具體的說,它包括兩大子網絡:組織-公眾關系網和組織-環境關系網,其中:組織-公眾關系網主要包括組織-員工關系、組織-持股者關系、組織-消費者關系、組織-社區關系、組織-媒體關系、組織-政府關系、組織-競爭者關系、組織-金融關系等等。組織-環境關系網主要指組織與政治、經濟、文化和媒體技術之間的關系。按照生態關系的性質,這兩大子系統又可以分為合作者關系網、聯盟者關系網、威脅者關系網和制約者關系網(見圖1)。在這一范疇,公共關系主要研究如何有效地建立與管理關系網絡,讓各種資源暢其所流,流于其必需之處,止于其當止之地。

在組織-公眾關系的第二階段,布魯姆認為關系代表了一種信息、能量或資源的交換和轉移,具有交換、交易或轉移等屬性,這些關系屬性既描述著系統中的關系,也體現了系統中的結構。格魯尼格則從關系維持的角度提出了對稱性整合戰略和不對稱性分配戰略。

從生態學的觀點看,這一關系階段的主要問題是“流”的問題,是能量流動、物質循環在信息傳遞的引導下流通變化的過程,我把它稱之為“關系傳播流”。

關系傳播流是指傳播在組織-公眾-環境關系發展中是一個永不間斷的過程,它在組織內外不斷產生、流通和利用,就像一種有源頭的“流”。任何一個組織中的關系傳播都不是一維流動的,而是多維流通的,因此,作者借鑒人際傳播和社會網絡的相關理論,提出了一個關系傳播流的三維框架:目的維度,性質維度和內容維度。目的維度包括由戰略性關系和日常性關系構成的連續統一體,性質維度包括由強關系到弱關系的連續體;內容維度包括從信息流向文化,從文化流向情感的連續統一體。目的維度和性質維度構成了四個象限,而內容維度以三個同心圓置于其中,形成一個立體多維的傳播分析框架(見圖1)。從目的維度來看, 關系傳播流是一個從完全無意識、無計劃的日常性傳播到完全有意識、有計劃的戰略傳播的變化連續體;從強弱維度來看,關系傳播流就是一個從強關系到弱關系的傳播變化連續體,從內容維度來看,關系傳播流包括信息流,文化流和情感流,具體地說就是由“社會層面”的關系、“文化層面”的關系和“人際層面”的關系所構成的一個傳播連續統一體;其中,社會層面的關系體現一種以社會分工信息為主的角色關系;文化層面的關系體現了一種以文化信息為主的價值觀關系,人際層面的關系體現了一種情感關系。 在這一范疇,公共關系主要是從信息、文化和情感三個層面來研究維持強弱關系的日常性傳播策略和戰略性傳播策略,主要的研究議題有:各種關系類型的強弱測量和變化規律;戰略性關系和日常性關系的實現和轉化策略;戰略性信息和日常性信息對關系強弱的影響;內向性信息和外向性信息對關系強弱的影響;強關系與弱關系的信息傳播模型; 強弱關系的文化傳播研究;日常性關系傳播中的情感投資模型;戰略性關系傳播中的情感表達;情感維度與關系結果評估,等等。

在組織-公眾關系的最后階段,布魯姆的“關系后項”包括目標達成、依賴和喪失自主性以及日常的制度化行為四個結果,格魯尼格的“關系結果”主要是指所建立的符號關系(如品牌的形成)和行動關系 (如相互控制,信任,滿意,承諾等)。

從生態學的角度來看,這些結果都是關于“生態位”的問題,即關系主體在時間和空間上的相對位置及其機能,作者把它稱之為“關系生態位”。

關系生態位是指一個組織的關系要素及其性質的集合,它是組織-公眾-環境之間關系的某種定性或定量的表述,它不僅包括空間概念,而且包括時間概念,它反映了一個組織對關系管理的適宜程度和對公眾的吸引力程度(陳先紅,2006)。它包括兩層含意:一是反映組織-公眾-環境關系管理的價值,這是一種抽象的性狀描述。比如關系管理是一種花費還是一種投資?關系管理的結果是建立了信任還是促進了合作?關系管理是否增強了組織魅力,增加了社會資本?關系管理在形成、維持和改變社會資本方面扮演何種角色等等。二是反映組織-公眾-環境關系管理的結果,即組織在其所處的生態系統中的時空位置。每一種組織在多維生態空間中都有其理想生態位,而每一種環境因素都給組織提供了現實生態位,理想生態位與現實生態位之差就產生了生態位勢。關系管理的任務就是一方面幫助組織去尋求、占領和競爭良好的生態位,建立聲譽,塑造品牌,能動地去改造環境,另一方面也迫使組織不斷地適應環境,調節自己的理想生態位,通過議題管理,危機處理,實現組織和環境關系的和諧發展,使現實生態位與理想生態位之差最小。所以,從公共關系角度看,可以把聲譽、品牌、議題、危機看作是某種生態位的具體體現。從功能性質角度看,品牌體現了組織所處的市場生態位,聲譽反映了組織的社會生態位;從時空角度看,危機體現了組織在某一時間點的特殊生態位,議題反映了組織在某一時間段進入的空間生態位。可以說,對關系生態位的管理就是對聲譽、品牌、議題、危機的管理(見圖1)。

因此,本文提出,關系資源網、關系傳播流和關系生態位共同構成了公共關系學的基本范疇,公共關系學的主要任務就是“結網”,“造流”和“占位”。

五、公共關系學的理論建構模型

根據社會科學的性質, 公共關系理論模型共分為四層:最高層是世界觀層,第二層是方法層,第三層是核心概念層,第四層是理論觀點層。世界觀體現了理論建構的基本假設,生態思維所提倡的“相互聯系和相互依賴”世界觀是公共關系理論建構的共同基礎。在這一世界觀指導下,公共關系學者可以采取策略方法和道德方法這兩種生態方法建構公共關系理論。迄今為止,圍繞“傳播”和“關系”這兩個核心概念,主要理論成果有勸服操縱模型、雙向對稱模型、調節-適應模型、社區模型和文化調節模型等,如下圖:

在此模型中,在圖的最左側,是純粹以傳播為中心的勸服操縱型公共關系,即理性主義的策略型公共關系,其特征就是以傳播為中心,以勸服為手段,最終達成利己單贏關系狀態,關系只是一種被利用的工具,其代表觀點為米勒的“勸服說[3]”。

在圖的最右側,是純粹以關系為中心的社區型公共關系,即社群主義的倫理型公共關系,其特征是以“建立社區感”為己任,通過積極主動承擔社區責任,來減少社會沖突,提升社會關系,它強調關系質量和承諾;強調社會認同感,強調核心價值和信仰的重要性;強調權力和責任的平衡,市民知情權。其代表觀點為克魯克伯格和斯達克的“社區感假設[4]”。

在該圖中間的上方,是以傳播為核心的雙向對稱公共關系,即理想主義的對稱型公關,在雙向對稱模型中,組織-環境關系主要是一種研究背景,作為傳播的外部變量或者干擾變量出現的,在這種情況下,傳播既是目的也是手段,既是倫理的也是策略的。該模型奠定了公共關系的世界觀基礎。同時也受到廣泛爭議和攻擊,其代表觀點是格魯尼格的“傳播管理說”和“卓越公共關系”。

在該圖中間的中部,是調整-適應模型,此模型強調了傳播與關系的相關性 ,在組織-環境關系的適應與協調中,傳播的協調作用改善了組織對關系變化的適應性。該模型仍然是以傳播策略為重點,組織-環境關系為調節變量的。其代表觀點是卡特利普,布魯姆的“關系管理說”。

在該圖中間的底部,或者說整個區域的底部,是文化調節模型。該模型以關系為中心,把原來處于背景地位的組織-環境關系納入到一個由組織-公眾-環境構成的復合關系生態中,從組織的社會文化角色出發,通過對話和研究,達到倫理和諧的關系生態,其代表觀點是陳先紅提出的“關系生態說[5]”。

從以上理論模型可以看出,公共關系學將公共關系理論的建構從策略方法導向倫理方法,從強調外在的公共關系技術、手段和策略,到強調內在的公共關系理念、文化和哲學,其目的就是要重新建構公共關系理論體系,還原公共關系建立社會信任,追求真善美這一本來價值。

最后需要說明的是,科學發展是具有歷史階段性的,庫恩所說的“范式”是指某一個歷史時期為大部分共同體成員所廣泛承認的科學共同體,它表示了一個科學發展階段的模式,而沒有一門學科是完全不變的,正如皮亞杰所說的:“所有學科,包括高度發展了的學科,都是以不斷發展為其特征的……任何一門學科都還總是不完善的,經常處于建構的過程之中(Jean Piaget,1996)?！睂τ谡诳焖侔l展的新興學科公共關系學來說,新媒體時代正好是公共關系理論范式轉換的良好開端,而不是終結,所以,本人提出“以生態學范式建構公共關系學理論”,主要是為了引起更深入的思考, 期待更深刻的討論和更科學的知識體系和理論框架,僅以此文拋磚引玉,歡迎批評指正!

注釋:

[1]“關系居間者”的概念來自馬丁布帛的關系哲學,他認為人是關系的居間者。

[2]“生態自我”的概念來自奈斯,他用生態自我來表達形而上的大寫的我,來表明這種自我是在與人類共同體、與大地共同體的關系中實現的。當我們達到“生態自我”時,便能“在所有存在物中看到自我,并在自我中看到所有的存在物”。

[3]米勒把公共關系定義為“竭盡全力用符號控制某些環境的過程”. 見Miller, (1989).Persuasion and Public Relations: Two “Ps”in a Pod Gerald R. Miller. In (eds.) Carl Botan and Vincent Hazelton, Jr. Public Relations Theory,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Hillsdale, NJ.

[4]克魯克博格認為,公共關系是一種建立社區感的努力。見Kruckberg,D.,& Starck,K.(1988). public relations and communicity: A reconstructucted theory.New York: Praeger.

[5]陳先紅把公共關系定義為“組織―公眾―環境系統的關系生態管理,具體說來,就是社會組織運用調查研究和對話傳播等手段,營造具有公眾性、公開性、公益性和公共輿論性的關系生態,以確保組織利益、公眾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和諧”。參見《公共關系生態論》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2006年12月

參考文獻:

[1]陳先紅.論新媒介即關系,北京:現代傳播,2006,3,p49

[2]斯蒂芬.李特約翰.人類傳播理論(第七版),史安斌譯,清華大學出版社,2004。

[3]邱志勇.數位媒體與科技文化,臺灣達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6,9,P15

[4]雷毅.深層生態學思想研究. 清華大學出版社, 2001: 27.

[5]陳先紅.新媒介推動下公共關系理論范式的創新. 北京: 國際關系學院學報, 2006.4: 72

[6]陳先紅.公共關系生態論. 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 2006: 138-140.

[7]孟建.中國公共關系發展報告(2005-2006). 山西教育出版社, 2006: 2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