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興經濟匯總十篇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新興經濟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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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經濟學研究是一門系統學問的研究，其源自于《國富論》中，且在經歷了幾個發展階段后形成了眾多派別。縱觀經濟學發展歷史，其新興古典經濟學的衍生與新古典經濟學始終存在著某些不同之處，針對此現象，當代經濟學專家開始對其展開了全面的研究與了解。以下就是對新古典經濟學與新興古典經濟學間比較的詳細闡述，望其能為相關專家學者的進一步研究提供有利的文字參考，并由此帶動新興古典經濟學考察的不斷深入。

一、新古典經濟學與新興古典經濟學的差異

（一）二者研究核心不同

從大量的研究數據中可以看出，新古典經濟學與新興古典經濟學之間存在的一定的差異，而研究核心的不同即為二者間差異的主要體現。經過經濟學者的大量研究可以看出，在古典經濟學向新古典經濟學進行轉化的過程中其研究核心就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即在新古典經濟學中將資源配置問題化為了自身研究重點。而導致研究核心發生轉變的原因主要歸咎于馬歇爾專家在對新古典經濟學進行研究的過程中存在著數學工具較為匱乏等問題，最終導致其在開展實際研究的過程中將重點轉移到了資源配置層面。然而新興古典經濟學對新古典經濟學的研究重點的選擇存在著異議，進而致使其在開展實際研究的過程中突破了新古典經濟學研究中的限制，并借助現代化研究工具展開了對分工與專業化問題的重點研究[1]。

（二）二者分析框架不同

就當前的現狀來看，新古典經濟學與新興古典經濟學間的分析框架也存在著某些不同之處，即新興古典經濟學在開展實際研究的過程中認為新古典經濟學研究框架由于其自身研究重點定位的不準確導致其分析框架的設置也存在著不足之處，因而新興古典經濟學在設定分析框架過程中強調了對于純消費者和生產者的絕對兩分限制了經濟學的解釋力，同時，新興古典經濟學在研究中利用了供求邊際分析方法對資源配置等問題展開了詳細闡述，而在新古典經濟學中卻無法對經濟發展問題進行剖析。其次，新古典經濟學在實際研究過程中是利用生產函數來對廠商的生產情況進行描繪的，因而其對專業化經濟概念來說無絲毫作用。在此背景下，新興古典經濟學在研究的過程中必然會摒棄新古典經濟學的分析框架，構建符合自身研究特征的新型經濟分析框架，且通過經濟化概念的形式體現廠商生產狀況。

（三）二者的基本分析工具不同

分析工具的選擇是新古典經濟學與新興古典經濟學間差異的主要表現形式之一，其主要體現在新古典經濟學在研究的過程中采用的是將最優決策中的某個變量設定為最大值或最小值的邊際分析。而新興古典經濟學揚棄了新古典經濟學分析工具，采用了超邊際分析形式，即通過對文定理的分析排除不可能的數據解釋，然后對剩下的角點解展開局部最優值求解處理，最終達到分析目的。

二、新興古典經濟學對新古典經濟學的繼承

（一）二者都是四層次分析法

新興古典經濟學在發展的過程中繼承了新古典經濟學中四層次分析法。四層次分析法中的第一層次即表示經濟學家在對經濟學進行研究時通常通過數學函數來描述決策前的經濟環境，如用生產函數描述生產條件等。第二層次的決策結果取決于個人，此原因主要是由于經濟環境存在著隨時變動的特性，因而利用環境變化來描述人的自利行為必然會受到人為因素的限制。第三層次是由個人行為和人與人間相互作用兩個部分構成的，這個層次的分析結果常常處于靜態分析狀態。此外，若在對新興古典經濟學與新經濟學進行研究的過程中結合時間因素對研究的影響，那么在此基礎上第二層次及第三層次均會呈現出動態決策結果。第四層析的分析是對前面分析結果的一種詮釋。新興古典經濟學在對新古典經濟學的四層次分析法繼承的同時，亦對其分析法中的不足之處進行了補充與說明[2]。

（二）分析工具是一脈相承的

新古典經濟學與新興古典經濟學分析工具一脈相承的表現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新興古典經濟學中應用的超邊際分析工具脫胎于新古典經濟學的邊際分析，但是二者之間仍然存在著某些差異，即超邊際分析工具分析的結果要更為集中且精確。此外，超邊際分析應用了現代化的數理模型及工具，簡化了分析過程，同時深化了經濟學研究的深度；第二，超邊際分析內容繼承了新古典經濟學邊際分析工具中分析的核心與關鍵，并在此基礎上解決了新興古典經濟學中重點研究問題，即對分工與專業化問題展開了有效解決。

三、新興古典經濟學的重要意義

就當前的現狀來看，新興古典經濟學仍然處在發展中階段，因而在此背景下對其展開細致的評價具有一定深遠意義。即在新興古典經濟學興起的背景下新古典經濟學也由此迎來了新的挑戰，并為其提供了一個嶄新的分析框架，拓寬了其分析范圍，致使其在此基礎上必須通過整合自身核心理論達到最佳的分析狀態。此外，新興古典經濟學中對超邊際分析工具的應用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當代經濟學分析工具的發展，且強化了相關專家學者對分析工具的研究，最終由此提高了分析工具的應用水平。另外，新興古典經濟學也在我國經濟改革中起到了引導作用，且調動了整體經濟水平的提升[3]。

結論：綜上可知，古典經濟學在經歷了不同發展階段后實現了不同派別的分化，而新興古典經濟學作為發展中的經濟思想，其在揚棄新古典經濟學的研究核心與分析工具的基礎上，也繼承了其四層次分析法，且對其分析法中存在的不足之處進行了相應補充，最終達到了精準分析的目的。此外，新興古典經濟學也繼承了古典經濟學中分析工具的分析內容，且通過對分析工具的優化解決了分工與專業化等相關問題。（作者單位：中央財經大學）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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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伴隨發達經濟體以及新興經濟體的交叉發展，令兩者更深入的互相依存以及依賴。同時發達經濟體以及新興經濟體互相競爭更加激烈。我國證券報消息報道，穆迪對新興經濟體的增速預測在2013年將達到百分之五點七。同時穆迪明確，新興經濟體的發展增長與發達經濟體發展增速的下滑、以及資本流動密切相關，各類新興經濟體的發展復蘇較發達經濟體更加快速。為明確兩者具體差別，我們可通過不同國家競爭力標準的制定選擇，進行分析研究。

2、國家競爭力反映標準

經濟學分析階段中，對于國家競爭力的定義較為抽象，從客觀層面來講，對國家競爭力形成作用影響的成因包含政治、文化建設以及經濟發展等眾多領域。對具體指標則可進行細分，首先制度層面，包含公共以及私人機構制度。前者對物權以及知識產權形成保護，將提升國家綜合競爭水平。基礎設施指標包含兩類，即交通設施以及通訊交流與能源設施等。前者涵蓋總體交通運力狀況、里程總量、港口以及機場規模等。后者則涵蓋電力供應、電話業務、移動通信應用量等。

宏觀經濟也是反映國家競爭力的重要指標，涵蓋財政平衡、社會儲蓄量、通脹標準以及債務狀況等。該類因素影響宏觀經濟發展的可靠穩定，同時作用于政府經濟發展變化。基于市場波動性不能有效的進行資源分配，進而會引發供需失衡問題，因而需要借助財政以及貨幣策略進行有效防控。提升國家競爭力，做好健康以及初級教育尤為重要。健康指標包括疾病、預防接種、平均壽命等比率，初級教育則囊括具體的工作質量以及入學百分比等信息。

商業成熟度涵蓋國內供應商總量以及整體質量水平、集群化建設、競爭發展優勢、價值鏈水平、分布管控、生產工藝水平、營銷范疇等。發展創新指標涵蓋革新水平、研究開發機構總量以及投入研究總量、產學研應用結合狀態、科技人員配備總量等。該類指標對國家提升科技創新水平以及綜合競爭力將形成顯著作用影響。

3、發達經濟體同新型經濟體相關指標對比分析

就上述論證的指標內容以及不同發展時期各個國家競爭發展力附加的指標權重，我們通過對兩類經濟體的計算研究明確，發達經濟體涵蓋的效率指標、基礎要素、創新同綜合數據沒有明顯的差別。也就是說，發達經濟體不同指標數據水平較高同時呈現出了合理均衡性。而新興經濟體上述因素則同綜合指標繪制系列線形成了較大的距離，與發達經濟體相比呈現出稀疏性特點。這樣不難看出，新興經濟體指標數量水平呈現出一定的不均衡性。

4、有效應對策略

在科學對比分析下我們不難發現，新興經濟體呈現出相對較弱的競爭力，具體影響因素則包括制度層面、相關基礎設施、教育事業以及宏觀經濟發展等。新興經濟體持續擴充的人口總量需要較多食物以及基礎設施，對各類防護以及安全管理的重視漸漸提升，為此應由多層面入手，提升新興經濟體下國家的綜合競爭力。

基礎要素層面，應進一步優化政治體制以及企業管理制度。政治工作中應做好家庭財產以及知識產權的管理保護，體現法律效力以及獨立性，對各類犯罪腐敗行為進行全面打擊，提升政府單位實踐工作效率。同時，應有效節約商業成本，強化政治管理透明性。企業制度層面，應實現全面更新改革，提升財務報表綜合審計水平，做好小股東利益的科學保護，提升董事會實踐工作效率。對企業投資應強化保護，推進市場發育以及管理監督的合理配套。

另外，應做好新興經濟體各類基礎設施的管理建設，有目的做好優先管理安排，擴充就業機會，對消費形成有效刺激。應進一步優化各類通訊以及能源應用設施，提升電力供應總體質量水平。應進一步優化宏觀管理環境，確保社會的長久穩定，實現財政平衡預算，有效管控通貨膨脹，提升綜合儲蓄率，有效管控政府債務總體規模，提升我國信用等級水平，實現對外貿易的有效平衡。

應進一步優化健康教育，注重初級教育管理。在效率指標層面，則應做好高等教育管理，擴充投入，提升科技教育比例，豐富網絡資源。對在職員工應強化培訓管理，提升商品整體市場運行水平，管控地方競爭發展集中性，降低課稅影響。另外，應有效協調市場勞資關系，緩解個稅負擔，科學應用人才，實施按勞分配，推進人才的快速自由流動，完善收入分配管理。

金融市場發展管理中，應提升服務有效性，開創優質的金融服務系統，簡化企業銀行貸款流程，提升風險資本整體可用性，強化流動資本綜合管控，履行必要的債券互換管理制度，進而推動金融市場的深化發展與持續創新。應進一步做好技術儲備，實現技術消化以及成果合理轉讓，提升新技術手段綜合實用性。應不斷的吸引國外市場投資，引進現代化技術手段，加強新型通訊手段應用，提升實踐工作質量與效率。再者，可擴充市場規模，對消費形成有效刺激，推進市場的科學轉型，擴充對外開放程度，實現同國際市場的有效對接。

創新指標層面，應優化商業制度，擴充商品供給，加快商業集群建設發展，提升企業綜合競爭力，擴充價值鏈，完善分銷管理控制，強化專業化管控，降低壟斷特權。新興經濟體呈現出科技創新水平有限的問題，因此應繼續提升創新水平，擴充科學家以及技術工程人員總量，優化科研工作水平，增加研究開發經費支出。同時應實現校企合作，做好知識產權管理保護，暢通高科技產品提供獲取途徑，進而真正縮短發達經濟以及新興經濟體差距，獲取全面提升。

5、結語

為提升綜合國力，贏取市場競爭主動，我們只有針對國家競爭力衡量指標，做好發達經濟體與新興經濟體對比研究，制定科學有效的實踐策略，方能真正創設顯著效益，推進市場經濟的快速、持續、穩定發展。

篇（3）

首先，新興經濟體正在成為引領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21世紀頭10年，新興經濟體平均經濟增長率超過6%，其中，中國超過10%、印度超過7%、俄羅斯超過6%，金磚國家整體平均增長率超過8%，遠高于發達國家2.6%的平均增長率及4.1%左右的全球平均增長率。2010年全球經濟呈現“南高北低”的走勢，即發達經濟體仍表現不佳，新興經濟體將成為主要增長點。IMF2011年1月25日的最新《世界經濟展望》報告預測，發達經濟體2011和2012年增速都將維持2.5%的增長,而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今明兩年均將達到6.5%的高增長。

第二，新興經濟體在全球經濟中的分量明顯增大。按IMF2011年2月公布的世界各國GDP最新排名統計，截至2010年，按國際匯率計算，中國為5.75萬億美元，世界排名第二；巴西2.02萬億美元，位居第八；俄羅斯1.48萬億美元，位居第十；印度1.43萬億美元，位居第十一。目前，“金磚五國”國土面積占世界土地面積近30%，人口占世界的42%。2010年五國的GDP約占世界總量的18%，貿易額占世界的15%。據提出“金磚四國”概念的高盛首席經濟師奧尼爾預測，到2018年，“金磚國家”的GDP有望超過世界最大經濟體美國。新興經濟體在本次經濟危機中雖然也受到嚴重沖擊，但仍保持相對較高的增長率，成為穩定世界經濟的重要力量。

第三，新興經濟體在國際舞臺上的影響力不斷增強。近年來，新興經濟體在世界舞臺上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新興經濟體相對快速的復蘇與發展更是備受矚目，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地位相應提升，其中一個突出的標志是2008年11月，二十國集團首次首腦峰會在華盛頓召開，主要發達國家和新興大國共商應對國際金融危機之策。在2011年1月下旬瑞士達沃斯年會上，有關中國、印度、巴西等經濟崛起的話題成為論壇熱議的主題。而長期居于世界經濟中心的歐美發達國家相對黯然失色，世界經濟重心偏轉的趨勢增強。金磚國家影響力的擴大，使其對其他新興國家的感召力和吸引力也在增強。2011年4月金磚國家首腦集聚中國海南，正式吸納南非加入金磚陣營，金磚國家實現首次擴容，金成員國由原來分布在三大洲擴展到四大洲，代表性更廣泛，更加充滿活力。

二、新興經濟體的崛起對世界經濟格局造成嚴重沖擊

加速世界多極化進程。全球經濟正在經歷自工業革命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轉型：經濟增長重心正在從發達國家向亞洲、東歐、中東與拉美等地的新興市場國家轉移，戰后多年形成的美國經濟一“傷風”、世界就“感冒”的單極時代正在發生變化，世界經濟出現增長中心的多元化和實力分布的多元化格局正在顯現。尤其是隨著亞洲地區消費市場的日益成熟和域內貿易的迅速增長，使得原有歐美強、亞洲弱的不均衡格局正在向均衡化、多元化方向演變。

新興經濟體已經成為經濟全球化的重要參與者。其突出表現：一是新興經濟體國家在進口需求和海外投資方面正在改變過去的被動地位，開始為發達國家和其他發展中國家提供資本和市場，成為經濟全球化的重要參與者。二是在近來多哈回合貿易談判難以取得突破、全球多邊貿易自由化陷于停滯的背景下，全球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的談判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發展卻如火如荼地發展，國際貿易形式更加多樣。三是經濟全球化密切了各國之間的經濟聯系，加深了各經濟體之間的相互依賴，亦加劇了它們彼此之間的相互競爭，給各國經濟帶來了越來越大的機遇和挑戰。

新興經濟體崛起推動了現有國際體制機制的變革調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正在醞釀調整成員國金融權力結構。涉及全球經濟問題僅僅依靠發達國家已經難以提供周全的解決方案，新興經濟體國家的合作和參與已經日趨重要。世界銀行和世界貨幣基金組織改革歷經波折，終在2010年取得突破，前者同意發達國家向新興大國轉移3.13個百分點的投票權重，使整個發展中國家投票權重升至47.19%，后者確定在2012年前向包括新興國家等在內的國家轉移超過6%的份額。

三、西方主導的傳統格局難以在短期內發生根本性改變

首先，新興經濟體的綜合實力仍然明顯落后于發達經濟體。新興經濟體的綜合實力與發達經濟體相比尚有距離，且共同面臨發展模式轉換的課題。新興經濟體國家普遍呈制造業上升態勢，但它們在高端產業、金融業、研發能力、管理經驗、資金、人才與教育、勞動生產率、規模經濟等方面都明顯處于劣勢，它們在國際市場上的份額尚無絕對優勢。即使塊頭最大的中國，目前總產值僅占全球GDP的6%，而全球GDP的22%仍然依賴美國市場。這次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盡管中國、印度等新興經濟體經濟仍保持一定的擴張勢頭，但仍無力抵銷美歐經濟衰退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新興經濟體在其經濟發展中，還存在著不同程度的制度欠缺、城鄉差距過大、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等諸多不確定性。新興經濟體經濟增長模式的主要特征是對外依賴嚴重，特別是在它們產業升級和經濟發展過程中還需依賴西方。在最終消費市場缺乏有效話語權，對國際大宗商品市場同樣缺乏議價能力的情況下，新興經濟體的這種經濟增長模式事實上本身就缺乏安全性。盡管目前新興經濟體的外匯儲備有所增加，但這些外匯儲備的實際購買力，最終要以美歐市場資本價格做支撐。

其次，美國的經濟霸主地位難以取代。應該看到，“布雷頓森林體系”是戰勝國對二戰后世界秩序的安排，是按美國原則制定的、實現美國經濟“霸權”體制。雖然該體系確立的貨幣制度在1971年崩潰，但美在世界經濟領域中的主導地位并未發生改變。目前，美不僅在各項經濟指數方面領先，而且它更容易依賴其在國際經濟體系中的強勢地位牟取實利。當前國際金融體系的根本特征仍然是美國主導的國際貨幣金融體系，美元作為世界關鍵貨幣的中心地位并未因經濟危機而發生變化，這就決定了美在規則制定方面的絕對權威難以在短期內發生變化。這次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前的2006年，美元在國際儲備貨幣中所占的比重為65.3%，金融危機之后這一比重有所下降，但降幅有限。2008年第1季度末到2008年底，美元在外匯儲備中的比重一直在64%的水平上徘徊，到了2009年第1季度，這一比值為64.97%，與危機前的水平基本持平。美元作為國際儲藏貨幣，至少有兩個因素決定了美元在儲備貨幣中的地位短期內不會發生根本轉變，一是其他主要貨幣在當前全球儲備貨幣中的占比過低，在美元比重最低的2008年第2季度，排在第2位的歐元在儲備貨幣中的比值也僅有26.8%，尚不足美元的一半。二是美元在SDR一攬子貨幣中占40%的比重，無論歐元、日元還是人民幣，在短期內都不能夠動搖美元的國際貨幣地位。

再次，國際經濟體系改革不會一蹴而就。近年來，盡管新興經濟體國家在爭取知情權、話語權和規則制定權方面已經取得某些進展，但這種努力仍然處于量變階段，實現質變的條件尚不具備。雖說改變國際經濟秩序的要求是合理的，但這一改變不是光靠某一單個國家經濟實力的提升就能簡單決定的，而需要整體綜合實力的質變去改變。只有當發展中國家整體實力發展到足以完全改變世界經濟力量對比時，重建國際經濟秩序的要求方能實現。為此，我在推動國際金融體系改革過程中，既要抓住機遇、主動進取，有效整合新興經濟體的力量與訴求，也要積極尋求與歐洲和日本的利益交會點聯手推進。同時還要提防美利用經濟霸權地位聯合西方國家對我人民幣匯率政策進行共同離間和干涉。

四、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的基本屬性沒有改變

中國經濟在改革開放的30年里取得了持續高速增長，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均實現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提升，現已是GDP總額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經濟大國。此外中國也是世界最大的出口國，最大的外匯儲備國，最大的汽車生產國。但我們還必須看到，中國仍然屬于發展中國家。

從一些國際權威機構的一般分類看，中國仍是發展中國家。聯合國開發計劃署據人均壽命、教育程度、生活水平三個指標統計出各國的“人類發展指數”，中國2009年的發展指數為0.772，世界第92位，屬于“中等發展程度”的發展中國家。根據世界銀行2010年《世界發展報告》提供的數據，中國2008年國內生產總值總量為38993億美元，居世界第三，但人均國民總收入僅為2940美元，居世界第130位，被世界銀行列入“下中等收入群體”，離上中等群體平均線還有相當大的差距。而從2010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公布的世界各國人均GDP排名看，中國內地以購買力平價計的人均GDP，位于所統計的182個國家中的第93位，仍然落后。

從中國的社會發展水平看，與發達國家相比還存在較大差距。主要表現在：中國的科技創新能力較低。中國的研發投入率遠低于主要發達國家，2008年中國研究與試驗發展經費總支出為4616億元，占國內生產總值的1.45%；而2005年經合組織國家的研發投入平均占國內生產總值的2.25%，其中美國長期處于2.27%水平，日本則超過3%。中國的教育投入不足。據中國《教育藍皮書》2010年發表的數字顯示，中國人均公共教育支出為42美元，美國為2684美元，是中國的63.9倍。如果按人口計算，中國人均公共教育支出僅為人均GDP收入的0.82%。美國為6.10%，是中國的7.44倍；日本為4.28%；韓國為3.01%；俄羅斯為1.87%，是中國的2.28倍；巴西為2.29%，是中國的2.79倍。所以中國不僅與發達國家有很大差距，即使在金磚國家中，中國的教育投入也排在末位。醫療衛生設施嚴重滯后。根據亞洲開發銀行駐中國代表處經濟部2009年4月的報告，中國用于教育和衛生的公共支出之和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不到4.5%，遠遠低于國際水平。而經合組織國家此項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平均約為13%。現代化水平弱勢仍然明顯。根據中國科學院的《中國現代化報告2009》，中國2006年的現代化水平指數為38，而世界現代化水平指數平均值是53，中國排在第59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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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發達國家來說,面對即將來臨的大規模結構調整,發展中國家經濟的高速增長和金融穩定,能幫助其緩解壓力。若按當前的模式發展下去,全球經濟將永久轉型。特別是用市場價格衡量,十余年后發展中國家所創造的GDP將超過世界GDP總量的50%。

因此,搞清楚這種爆發式增長是否可持續非常重要。然而,答案取決于兩方面:一是新興經濟體處理其所獲得的成功的能力;二是全球經濟對新興經濟體成功的適應程度。第一個方面沒什么問題,第二個方面就難說了。

新興經濟體仍有繼續利用趕超增長方式的空間,但必須開始著手進行結構調整,改革和制度建設也要跟上。

隨著政府政策的繼續實施,可以預期新興經濟體的內生國內增長引擎逐漸強化,日益擴大的中產階級將成為中流砥柱。

分配與增長同樣重要。面對由愈演愈烈的收入不公和獲得基本服務機會不均造成的內部緊張局面,新興經濟體需更好地處理,否則將嚴重損害國內和地區的增長動態。對這一點,新興經濟體在其政策議程中,增長戰略的制定已將分配問題納入考慮范圍。

新興經濟體能應對工業化國家經濟放緩的問題,但更大的挑戰在于金融部門的傳導機制。目前的低利率環境正使資金蜂擁流向新興經濟體,增加了通脹和資產泡沫風險。一旦西方銀行有恙,貿易信貸將大受影響,從而可能殃及國內銀行。

幸運的是,一些新興經濟體仍擁有緩沖墊和減震器。這些國家在2008年-2009年危機發生時狀況良好,現在也沒有跡象表明其財政和金融的靈活性已開始告急。

總體來說,新興經濟體狀況良好,足以在世界因工業化國家危機而搖擺不定時游刃有余。然而,它們尚未完全與工業化國家脫鉤。要達到最佳結果,仍需工業化國家能夠并愿意接受新興經濟體的不斷突起和壯大。這才是風險所在,可能導致一系列潛在問題。

新興經濟體高增長率的基礎是知識、資金和技術流入,而這些都與開放、法制和全球化的經濟密切相關。然而,在發達國家失業率居高不下、金融動蕩頻發的環境下,這一全球結構面臨沉重壓力。全球經濟增長正向零和博弈發展,導致產生次優反應。

結果,工業化國家市場的持續開放不再是理所當然之事。政治和政策風向正變得更狹隘、更偏向國內,而國際議程和追求全球共同利益的聲音越來越小。這些挑戰在接下來的幾年中將越來越大,并牽涉到全球制度和治理事宜。

更大的挑戰是,在一個增長速度不一致、強弱對比正發生逆轉的世界中,處理日益增長和復雜的國際關系。這樣一個世界需要更好的全球治理,以使新興經濟體在國際機構中獲得合理的話語權和代表權。

如果沒有這些改變,全球經濟只能從一個危機走向另一個危機,最終的結果是經濟學家所謂的“納什均衡”,即一系列次優的組合。

這會帶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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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要新興經濟體，貿易和外部需求越發旺盛，消費者和企業對經濟的信心都在提高，信貸資金流在增加，勞動力市場的供需關系在收緊，現有的政策和經濟形勢也刺激了資本項目的資金流動。在此環境下，仍然帶有經濟刺激作用的財政和貨幣政策，使得很多新興經濟體表現出越發明顯的經濟過熱信號。

由于經濟過熱、國內需求越發旺盛，主要新興經濟體都面臨著通貨膨脹的巨大壓力。高通貨膨脹率帶來了一系列問題，首當其沖是食品價格問題。在新興經濟體，食品消費占據了消費者日常消費的很大一部分。在這些國家的通貨膨脹過程中，食品價格的上漲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食品價格上漲最容易影響到低收入家庭的生活，因此也很容易釀成社會。由于單個國家很難對高企的全球糧食價格采取有效的措施，對于新興經濟體來說，最迫切的是要加強社會保障制度，確保低收入家庭獲得足夠的生活保障，保證社會的穩定。

為了應對通貨膨脹的壓力、緩和速度過快的國內需求增長，許多新興經濟體的第一個反應就是通過提高利率來收緊貨幣政策。這一點在巴西體現得最為明顯。巴西在2010年進行了3次加息，使得其實際利率達到了全球大型經濟體的最高水平――其利率已經在2011年1月達到了11.25%。

巴西寬松的財政政策和快速增長的信貸使得其國內需求狀況出現了過熱跡象，從而導致了通貨膨脹。資本項目的明顯過剩進一步刺激了巴西國內經濟。

在把本國的利率水平推到一個令人驚訝的高點之后，巴西正面臨著高利率本身帶來的風險――這些風險也在警示其他新興經濟體。過高的利率不僅可能會損害實體經濟、導致所謂“經濟硬著陸”的發生，同時還會因為國內國外明顯的利率差而吸引更多的境外資本流入境內。如此就會對本國貨幣造成更大的升值壓力。有些新興經濟體的貨幣幣值已經偏離了國家經濟的基本面水平。

巴西央行顯然也意識到了這種風險，不得不在高通貨膨脹和高利率的夾擊下做出妥協。3月30日，巴西央行表示，如果要把2011年通脹率控制在5.6%以下，巴西要付出的代價可能會過于高昂。

巴西國內的利率遠遠高于其他國家的利率，巴西貨幣雷亞爾也一直呈現出升值的勢頭。這些因素導致巴西負擔的外部債務迅速增長。巴西的外債從2010年底的2568.24億美元增加到2011年2月底的2711.11億美元，新增外債142.87億美元，其中短期債務增加的速度遠遠高于中長期債務增加的速度。

巴西政府已經注意到了外債激增的情況。他們開始通過一些謹慎的宏觀措施去抑制這種國外貸款。當然，巴西的現狀還遠遠談不上外債危機或支付危機，巴西經濟也有足夠的彈性去應對來自外部的沖擊。盡管如此，當前外部債務迅速增長的趨勢必須得到有效控制。

篇（6）

巴西圣保羅大學的教授Hsia在接受采訪時說，巴西政府出臺的政策最重要的不是對股市的干預，而是對金融市場，特別是外匯市場的干預，政府非常重視市場的流動性。

目前政府正在鼓勵巴西大的銀行重新開始將貸款給企業，特別是開辦在農村的企業以及農戶，這對于巴西農產品的出口將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目前中小銀行面臨著很大的挑戰，利潤空間并不大，不過尚未出現銀行破產的情況。企業目前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是企業融資。巴西金融市場透明度很低，銀行出現大量惜貸現象。由于國際金融市場的未來還是個未知數，因此各家銀行都在持觀望態度。

但巴西實體經濟的穩定對投資人來講無疑是最好的投資信號。目前撤離巴西的只有那些投機的企業，而專注自己領域的企業依然看好巴西的投資前景。（萬相辛）

印度：赤字、通脹、外資撤離威脅增長

自危機發生以來，印度政府希望通過加大對基礎設施投入等擴大財政支出的方式刺激經濟增長。但印度中央和地方政府財政赤字已經超額，更大的投資行為將導致財政赤字負擔加重。而且截至今年7月，印度的CPI指數高達12.1%，持續了13年的物價上漲已讓很多百姓產生不滿情緒。

面對金融風暴，印度資深經濟學家Subramanian Swamy告訴記者，在次貸危機中，印度的房地產市場未受沖擊，因為大多數交易是現金支付的。但印度經濟將在兩個方面受到大影響：國外直接投資和進入印度股市的外資減少。

印度目前的問題是，原來的股市對外資不開放，但2002年之后，印度財政部長修改了“參與憑證”，外國資本大數量涌入，參與憑證現在占整個海外流入資本的55%以上，這些錢推動著資金供應。未來，糧食貿易和參與憑證的問題，仍是推高印度通貨膨脹的主要動因。

Swamy認為服務業目前是印度經濟的主要推動力，而軟件和建筑業在其中尤其重要。軟件業受到非常大的影響。印度IT業很多客戶來自華爾街，而金融危機對印度軟件服務企業來說,意味著融資市場的緊縮。

對印度建筑商而言，通貨膨脹導致印度央行不斷加息，尋求外資支持又恰逢外資撤離，房地產業的資金鏈條將日趨緊張。（韓楊）

俄羅斯：經濟增長黃金十年結束

從2008年的5月至10月，俄羅斯的股票市場蒸發了2/3的價值。造成這一輪經濟震蕩的原因，部分是由于世界金融危機，部分是世界油價的下跌。同時，由于金融危機的快速蔓延和俄格爭端的影響，自2008年8月開始的資本外流潮，使得到10月初為止，銀行系統的可自由兌換外匯儲備損失了近400億美元。而俄羅斯的工業產品輸出量自五月以來就沒有再增加過。

俄羅斯新經濟學院教授弗拉基米爾?波波夫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如果本輪世界范圍內的經濟不景氣使得能源產品的價格繼續下降，俄羅斯過去十年的高速經濟增長或許即將結束。

波波夫說近幾年，俄羅斯經濟繁榮幾乎完全建立在高企的能源價格基礎之上。但出口能源帶來的巨額利潤，沒有輸入到俄羅斯經濟發展的“短板”中去，即公共產品的供應和對非能源產業的投資，同時，教育、醫療、公共建設和法律建設等各方面都面臨嚴重的資金不足。

波波夫認為政府的救市政策是有一定的作用，可以對防止銀行系統的崩潰起到決定性的作用。但是無法阻止隨之而來的實體經濟的不景氣。最終，沒有競爭力的企業會被以小于它幾個月前的市價低很多的價格賣掉，或者直接破產。并且必然會造成隨之而來的裁員和減產。

但是，到今年10月高達5500萬億的外匯儲備給俄羅斯下一步的發展和經濟“軟著陸”提供了一定的空間，按照當前的200億美元/月的損耗率，俄羅斯還有多于兩年的時間去恢復和調整自己的經濟模式。(王曉明)

印尼：最大挑戰還是通脹

IMF已經將印尼2008年的經濟增長率小幅下調至6.1%，但在金融危機全球蔓延歐美經濟顯著放緩的形勢下，這樣的增速仍然令人刮目相看。

印尼科學院經濟研究中心發言人Peplipi在接受采訪時表示：印尼經濟目前所面臨的最大挑戰來自通貨膨脹。5月份時核心通貨膨脹率就高達8.7%，遠遠高出了印尼央行對2008年4%至6%的通脹預期。而到7月底時名義通貨膨脹率已經達到了11%，有分析預期年內會上升到12%。在這么大的通脹壓力面前，印尼央行此前堅持縮緊銀根，5月以來數次升息，從8%漲到了9.5%。

印尼的經濟增長正遭遇著很大的挑戰，印尼的前兩大出口市場日本和美國都在收縮，而國內市場則正承受著通脹的巨大壓力。在經濟放緩的壓力之前，政府需要重新評估貨幣和財政政策。（鄭博宏）

土耳其：經濟已經在衰退之中

土耳其商業銀行的經濟學家Alper Gurler告訴記者，在這場危機中，土耳其不可能不受其影響。因為國內外信貸市場的糟糕狀況，借貸成本已經顯著提高了，而內需和出口市場需求都下降了，這樣土耳其的經常賬戶赤字進一步提高，這會成為下一段時間土耳其經濟的主要風險。

篇（7）

2012年是新興市場國家在全球經濟危機后持續復蘇的第三個年頭，面對艱難的復蘇，新興經濟體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速了經濟回暖，使新興經濟體不僅沒有像一些預測所認為的那樣陷于崩潰，反而較早進入了復蘇階段，但同時其復蘇的基礎并不牢固，在GDP、價格、就業、貿易等方面仍然面臨一系列的問題。

經濟增速不平衡

受2009年全球經濟衰退的影響，新興經濟體增長普遍減緩，2010年開始復蘇增長，但復蘇的速度不穩定，時快時慢。雖然2011年的復蘇略有加快，為5.9%，但2012年又呈現明顯放緩的趨勢，增長速度的估計值為3.8%。從季度同比增速看，新興經濟體均已呈現增長放緩的態勢。作為衡量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方面，GDP保持了一定的增速，說明這些國家經濟恢復具有相對穩定的基礎。但從具體數據觀察，增速相差較大更加凸顯了新興經濟體復蘇狀況的不均衡。

通貨膨脹壓力有升有降

雖然從新興經濟體平均來看，消費者價格指數上漲變化幅度不大，2012年估計數為5.7%，基本與上年持平，但不同經濟體面臨的價格上漲壓力迥然不同。首先從宏觀經濟政策的通脹目標控制看，中國、印尼和沙特通脹控制的非常合理，總體呈回落趨勢，尤其是這三個國家的消費者價格上漲率都低于其經濟增長率，使得經濟增長進一步加速的空間非常大。其次從消費者價格漲落趨勢看，韓國、中國、沙特、巴西、南非和土耳其全年消費者價格呈持續回落態勢。墨西哥和印度經歷了先上漲再回落的走勢。印尼和阿根廷的通脹壓力持續上升。雖然這兩個國家消費者價格水平的上漲幅度不大，但一直保持著上漲的態勢。

就業市場尚待改善

在經濟增長放慢的同時，新興經濟體的就業市場仍然有待改善，2012年失業率的估計值為8.1%。雖然中國的失業率較低，但是我們對該數字應該保持謹慎樂觀。韓國雖然失業率在10月回落至歷史最低水平2.8%，但2月為3.7%，處于今年的最高位。巴西和俄羅斯的失業率雖然呈降低趨勢，但是從絕對數字看都在5.5%以上。墨西哥雖然也在6.0%，但有攀升趨勢。印尼、印度和阿根廷雖然波動幅度不大，但也都在7.0%左右。土耳其、沙特和南非的失業率最高，其中土耳其雖然有所回落，但依舊在8%以上；沙特仍然保持在10.5%的水平，尤其是沙特不愿意雇傭女職員，導致沙特女性的失業率高達27%，為男性的4倍；南非由于兩極分化的社會體制以及經濟增長模式單一，失業率高達25%。

出口整體有所上升

到目前為止，新興經濟體出口較上年總體略有上升，具體看存在三類情況：首先，中國、韓國、俄羅斯、印度和墨西哥等較大的出口國增長呈加快態勢。中國9月出口為歷史最高值1861.8億美元；11月韓國出口477.8億美元，接近2011年7月的歷史最高值489.5億美元；印度3月達到歷史最高值282.5億美元；10月墨西哥出口達到了歷史最高值339.18億美元。其次，土耳其、巴西和印尼等國呈平穩波動態勢，但波動幅度不大。再次，沙特呈現較為明顯的減少趨勢。從年初的314.5美元一直滑落至8月267.9美元。最后，阿根廷和南非表現為先升后降的走勢。阿根廷11月出口為64億美元，高于年初的59.1億美元，但低于8月的79.5億美元的年內高點；10月南非出口70.8億美元，高于年初的67.4億美元，但低于3月80.6億美元的年內高點。

新興經濟體面臨的主要問題

經濟結構需要進一步優化

拉美國家如巴西、阿根廷、墨西哥，這些國家主要依靠初級產品出口拉動經濟增長；沙特和俄羅斯財政收入90%以上依賴石油出口；土耳其農業仍然在解決就業問題中占有50%以上的份額；南非嚴重分裂的二元經濟結構也阻礙了經濟發展；印度的工業規模不發達；墨西哥出口地理方向單一，90%的貿易是在自由貿易協定的安排下完成的；由于人口老齡化加速以及貧富差距拉大，韓國經濟增長潛力可能正在減弱；印尼政府仍然對市場化進程有所限制，國有企業部門占有絕對的主導地位。新興經濟體面對的經濟結構問題需要在保持一定的經濟增長速度中逐步解決和優化，這一點也是我國在“十二五”期間需要著重處理的問題，所以其他新興經濟體的結構問題對我國下一步的經濟改革具有現實的借鑒意義。

潛在通脹壓力不可忽視

各主要經濟體政府在經濟危機期間都實施了數額巨大的財政刺激政策和極其寬松的貨幣政策。如果政府沒有及時收回過剩的流動性，那么通貨膨脹就可能馬上躍升至難以接受的程度。還有一個重要的威脅是大宗商品價格波動，尤其是食品與能源價格的上漲以及短期資本大量流入導致的流動性過剩，都可能成為新興經濟體未來物價上漲的重要驅動力。所以謹慎、及時、周密的防通脹措施必須在未來的宏觀經濟政策中有所體現。

失業率上升導致經濟社會問題

失業率增高不僅將導致嚴重的社會問題，而且還將侵蝕本已十分脆弱的新興經濟體反彈基礎，阻礙經濟的復蘇。高失業率首先將直接影響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長，抑制居民的消費傾向，增加其儲蓄傾向；同時，對于未來就業狀況的悲觀看法，亦將影響到居民的就業預期和工資增長預期，從而導致當期消費的進一步削減。其次在投資領域，私人消費的穩定與增長是企業投資決策的重要考慮因素。高失業率將通過影響企業對于消費、經濟增長和盈利的預期，進而約束商業支出的增加。而如果沒有企業投資的增長，較高的失業率恐怕難以得到改善。第三，在進出口領域，高失業率會通過國內政治制度的傳導，將促使一些國家決策者實施貿易保護主義政策。

新興經濟體的競爭合作關系

新興經濟體如何保持在有序和良性競爭中推進合作關系是我們需要積極面對的重要課題：

推進經濟結構改革

雖然我國與其他新興經濟體都面臨著既要保持經濟增長，又要在增長中進行經濟結構改革的任務，但相互之間并沒有成功的模式可以借鑒，所以相互學習，加強交流，就經濟中出現的問題及時溝通就變得非常重要，尤其是在涉及具有共同經濟利益的結構調整方面，加強合作就顯得尤為重要。

減少經濟貿易摩擦

在新興經濟體的一些國家中，其產業結構非常相似，在國際經濟競爭中易于產生貿易摩擦。比如中國和印度的制造業成本都很低，都適合承接發達國家制造業產業轉移。另外在以資源為出口導向的國家中也會發生由于價格競爭形成的矛盾，使得發達國家從中獲利，從而使新興經濟體國家出口利益減少。為了減少不必要的摩擦，新興經濟體應該在這些方面形成共識，或者達成協議，將競爭中的危害降到最低。

加強產業優勢互補

在新興經濟體的另一些國家中，也存在著能夠進行優勢互補的產業結構類型，這就是加強合作的有利基礎。例如印度是新興經濟體國家中服務業最發達的，所以印度的服務業可以成為其他新興經濟體合作和學習的典范。再如，南非、俄羅斯、沙特和巴西的自然資源和石油資源異常豐富，而其他新興經濟體的經濟發展離不開這些重要的生產資源，期間擴大合作的前景非常廣闊。

篇（8）

在此次危機中，新興經濟體與發達經濟體都經歷了經濟增長率的急速深度下跌以及復蘇期間的快速大幅反彈。2007～2010年，新興經濟體增長率分別為8.73％、6.04％、2.82％和7.95％，發達經濟體經濟增長率分別為2.24％、－0.06％、－3.44％和2.53％。四年來，這兩類經濟體的經濟增長態勢因而呈現出深“v”形狀。

受高失業率、產能過剩和私人部門消費和投資不振等因素影響，2011年發達經濟體經濟下行壓力加大。新興經濟體2011年經濟增長率將隨著政策刺激的逐步撤出以及發達經濟體增速放緩而降低。2011～2015年，新興經濟體將保持6.7％～6.8％的增長率，高于1980～2006年的平均水平(5.12％)；而發達經濟體盡管保持T2％以上的經濟增長率，但是其水平將低于1980-2006年平均2.62％的增長率。

盡管自2000年以來新興經濟體與發達經濟體增長率波動的趨同性越來越明顯，并且這一趨勢在目前還將延續，但是同樣顯著的是，從長期看(1980～2015年)，兩者間經濟增長率的差距在加大。在危機影響最為深重的2009年，新興經濟體與發達經濟體增長率的差距甚至超過6％，這再次表明，新興經濟體相對強勁的經濟增長是本次金融危機中世界經濟能夠較快觸底反彈的重要原因。

長期的相對高速增長使新興經濟體占世界經濟總量的份額不斷增長，并且在2002年后速度明顯加快，這一趨勢在金融危機期間也未被中斷。1980年，發達經濟體占世界GDP總量的63.8％，新興經濟體僅占13.9％。2010年，發達經濟體的份額下降至53.2％，新興經濟體增長至24.6％。預計至2015年，發達經濟體所占的比例將進一步降低至48.5％，新興經濟體占29.3％。這意味著26年間，兩者占世界GDP份額的差距由原來的近50％縮小至不到20％。

國際貿易：新興經濟體進出口強勁反彈

在國際貿易領域，新興經濟體進出口的強勁反彈與發達經濟體的疲軟復蘇形成鮮明對照。如果將2006年12月的出El／進口額設定為100，截至2010年12月，Ell的出口指數已經高達161，而G7＋AUS僅為114；同期E11進口指數達到173，G7＋AUS僅為114。

從國際貿易增長中獲益的主要是兩類國家：大宗商品出口國與經濟走勢良好的新興經濟體聯系緊密的國家。拉美、中東、俄羅斯和南非等大宗商品出口國出口迅速增長，其動力主要來自于大宗商品價格上漲所導致的貿易條件改善以及新興經濟體對于大宗商品的旺盛需求。新興經濟體在依靠出口增加實現經濟快速復蘇或強勁增長的同時，其持續高速的增長又通過貿易渠道外溢至與其聯系緊密的伙伴國，促使這些國家的產出相對較快增加。例如中國的經濟增長就有力帶動了澳大利亞、印尼、新西蘭等大宗商品出口國，以及德國、日本、中國香港、韓國、新加坡和中國臺灣等資本品出口國經濟的增長。

同時研究顯示，新興經濟體間的內部貿易正在快速增長，并且尚存在巨大的發展潛力。以“金磚四國”為例，巴西、中國、印度和俄羅斯等四個BRICs組成國均已經發展成世界性的貨物貿易大國，相互間的依賴程度也明顯提升。相應地，BRICs各組成國對主要發達國家市場的依賴性降低。我們在HS六位碼基礎上對1999年和2009年BRICs各組成國出口至不同市場商品種類和數量的變動情況進行了對比分析，發現這四個國家之問的出口商品種類和數量增加最多，對G7＋AUS次之，對世界其他地區出口商品的種類和數量增長最少，甚至在個別國家還有所減少。在HS六位碼基礎上我們對BRICs各組成國與其主要貿易伙伴相互間的競爭互補情況和競爭壓力情況進行更深入的研究顯示，總體而言，BRICs各國與新興經濟體之間的競爭性大于與主要發達國家的競爭性，但從發展趨勢看，BRICs各國與主要發達國家競爭性提升的速度遠遠超過與新興經濟體競爭性的提高。并且，BRICs各國感受到的來自內部貿易的競爭壓力遠小于來自外部世界的同一壓力。

全球資本流動：新興經濟體面臨巨大挑戰

與國際貿易類似，全球資本流動格局也發生了重大變化，新興經濟體作為全球直接外資目的地和來源地的相對重要性將不斷上升。同時，大量資本持續流入也使新興經濟體面臨巨大的挑戰。

通貨膨脹高企是關于資本流入的主要擔心之一。然而，如果以消費者物價指數(CPI)衡量，幾乎所有E11國家的通貨膨脹都處于十年來的較低位。通脹壓力比較大的是印度，2010年預計通貨膨脹率高達13.2％。即使是在危機最嚴重的2009年，印度的通貨膨脹率也高達10.9％，甚至高于2008年的8.3％。仔細審視可以發現，新興經濟體CPI權重構成主要包括，食品、飲料、煙草、服裝、鞋類和家具等生活用品和能源，以及交通、通訊、文化、娛樂、教育等服務。CPI的相對低位說明，資本流入沒有引起上述商品與服務價格的上漲。原因有兩個，一是新興經濟體匯率的變動使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上漲對本國物價影響相對有限；二是資本流入了CPI指數未涵蓋的領域。更多的證據表明，資本大量流入影響的不是消費者物價水平，而是新興經濟體的股票和房地產市場。

篇（9）

儲備資產的快速累積2011年末，全球所有經濟體的外匯儲備合計10.62萬億美元，中國持有近3萬多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占全球外匯儲備近三成。俄羅斯、印度和巴西的外匯儲備占比分別接近7%、4%和2%，新興經濟體的全球儲備份額總和已經遠遠超過全球儲備資產的50%。新興市場經濟體的對外資產余額超過對外債務余額，大都成為對外凈債權國。反觀發達經濟體，除個別國家外，大都發展成為對外凈債務國。在全球債務分布中，排名前10位的發達國經濟體外債總和，已經占到全球債務份額的83.8%，G7國家今年到期的債務總額約7.3萬億美元。據彭博社數據顯示，日本將有3萬億美元債務到期，位列第一，美國則將有2.8萬億美元債務到期，居于其次，其債務依存度更是創下30年來的新高。歐債危機，美債危機持續發酵，成為當前國際金融市場動蕩不安的根源。

在全球治理中話語權的提升當前全球治理的問題，突出表現在新興經濟體國家在既有國際金融秩序下應享有的權利與其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不匹配。發展中國家雖然表面上被包括了進來，但并沒有賦予相應的權利，更多層面只是參與而已。G20從幕后走向前臺，標志著當前國際政治格局的新變化，標志著新興經濟體力量與傳統發達國家的合作邁上一個新臺階。在G20的成員中，新興經濟體有11個，“金磚四國”是G20里面新增加的主體。發展和完善G20對話機制，是新興經濟體推動全球治理結構改革的有效途徑。

國際貨幣體系的缺陷及其對新興經濟體的影響

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以后，1976年1月8日，IMF臨時委員會在牙買加會議上通過了關于國際貨幣制度改革的協定，稱為《牙買加協定》。該協定的主要特征有：第一，儲備貨幣多元化。美元、歐元、日元、英鎊都是儲備貨幣，但美元依然居主導地位，因此牙買加體系又稱為美元本位制。第二，匯率制度多元化。根據IMF的分類，現行體系下的匯率制度多達8種，浮動匯率制度獲得了合法的地位。第三，國際收支調節機制多樣化。具有匯率、利率、IMF貸款、國際金融市場融資等多種調節方式。然而，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拉美債務危機，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及持續的歐債危機暴露了當前國際貨幣體系的內在缺陷和系統性風險。雖然新興經濟體整體經濟規模即將達到全球總量的50%，但貨幣金融中心仍在發達國家，財富的分配權仍然掌握在發達國家手中，實際上新興經濟體金融資產僅占全球總量的19%。新興經濟體金融財富在全球占比明顯低于GDP的占比，意味著各種風險將越來越多地由新興經濟體承擔。由于新興經濟體貨幣大都盯住美元，貨幣政策的自主性嚴重被削弱。特別是金融危機以來，本幣升值、熱錢進出，不但進一步推高新興經濟體外儲規模、加劇輸入型通脹的風險，也使新興經濟體的經濟與金融安全越來越被美國債務風險所累，在“美元陷阱”中越陷越深。

（一）國際儲備貨幣制度的掠奪性雖然在牙買加體系里，美元、歐元、日元、英鎊都是儲備貨幣，但由于美國政治經濟實力余威猶在,美元儲備地位的相對削弱并沒有動搖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壟斷地位,美元仍然是最主要的國際儲備貨幣、國際計價單位、國際支付手段和國際價值的貯藏手段（見圖2）。美元的霸權地位與特權地位,為美國政府長期推行寬松的貨幣政策提供了有利的國際條件。為刺激美國經濟的發展,美國長期實行不受約束的“雙赤字”政策。一方面通過經常收支逆差的方式大規模向全世界輸出美元,掠奪他國資源和財富,獲取巨額國際鑄幣稅利益。根據PortesandRey(1998)估計，美國每年正常國際鑄幣稅收益相當GDP的0.2%；另一方面又通過財政赤字的方式（例如三輪量化寬松政策）源源不斷向國內注入美元，直接導致了美元的貶值,自動削減和消滅了美國債務。“美元是我們的貨幣,卻是你們的問題”，美國尼克松時期的財政部長約翰•康納利一語道破天機。國際貨幣體系的許多職能集中在一種國家貨幣上，容易使國際貨幣體系遭受到源自異質性沖擊或該國政策決定（該政策決定可能不適合于世界其余國家）的影響（周小川，2009）。在這樣的國際貨幣體系下,全世界人民為美國的債務買單。自20世紀90年代新興市場危機后，許多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亞洲新興經濟體，積累了巨大數量的外匯儲備，作為應對未來危機的自我保護。美元貶值直接導致外匯儲備縮水和持有的國債收益率下降，新興經濟體作為債權人權益被嚴重“稀釋”而陷入財富管理的困境。

（二）主要貨幣匯率大幅波動導致新興經濟體承擔過多風險，易誘發債務危機和貨幣危機近幾年國際金融市場上主要國際貨幣匯率波動幅度不斷加大，美日歐等發達國家正借助債務貨幣化轉嫁危機，相繼進行多輪量化寬松政策，全球匯率戰的跡象明顯。大幅波動的匯率使得國際貨幣體系非常不穩定。國際貨幣體系的許多職能都集中在一種或兩種貨幣上導致了匯率風險在國際貨幣發行方（發達經濟體）與面臨大部分風險的其他國家（主要是新興經濟體和其他發展中國家）之間分擔極不均勻。新興經濟體在對外交易中長期依賴儲備貨幣計價、結算、借貸和投資，其經濟與金融發展的依附性，只能被動的選擇盯住美元等少數幾種貨幣的盯住匯率制，匯率缺乏彈性，且極具脆弱。在匯率調節過程中，發達國家僅考慮自己國家的情況調節匯率，使得實行釘住制的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的匯率水平很難反映其經濟的實際發展情況，匯率由經濟狀況決定并調節經濟發展的效果也大打折扣，貨幣錯配帶來的匯率和資產風險不可避免。儲備貨幣大國之間匯率的頻繁變動不僅嚴重影響了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的正常進行,而且帶動了其他國家匯率的劇烈波動，從而誘發了這些國家的債務危機和貨幣危機。蒙代爾（1999）認為,現行國際匯率制度是導致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貨幣危機的一個直接原因，主要國際貨幣匯率的過度波動誘發了新興經濟體國家匯率的過度波動,匯率的過度波動又助長了外匯投機活動對這些國家的沖擊。由于受匯率沖擊的影響,拉美和亞洲新興國家先后發生債務危機（20世紀80年代）和貨幣危機（1997-1998）,造成了經濟的發展困難和社會的動蕩不安。#p#分頁標題#e#

（三）國際熱錢流動加速，沖擊新興經濟體

隨著金融自由化進程的加快，國際資本頻繁流動已成為當前世界經濟的一個顯著特征。新興經濟體由于經濟增長速度較快，加上本國金融市場的開放，成為熱錢主要沖擊對象。根據追蹤全球資本流向的調查機構ERFR近期的報告，2010年流向新興經濟體的熱錢總額達到3780億美元的高峰。從流向地區進一步分析，超過60%的熱錢流入了亞洲新興經濟體國家和地區，依次為拉美(20%)、非洲及中東(17%)、東歐(3%)等地。2011年流入新興經濟體的熱錢規模高達3600億美元左右，大大超出2004年至2007年期間的熱錢流入規模，新興經濟體普遍都面臨“熱錢壓境”的風險。然而在2012年，由于歐債危機惡化、全球去杠桿化程度持續加深以及新興經濟體自身經濟減速，新興經濟體再次出現了一波資本外流潮，MSCI新興市場指數在今年二季度下跌了8.79%，值得關注的是，本輪資本外流潮引發了新興經濟體貨幣大幅貶值，特別是金磚國家一改本幣堅挺的繁榮景向，掉頭成為新興市場的領跌貨幣。大量短期資本跨境流動會帶來宏觀經濟和金融穩定風險，增加了脆弱性并在各國之間傳遞沖擊。由于新興經濟體宏觀經濟運行和金融體系內在的脆弱性，不但容易遭受短期資本流動的沖擊，并且這種外部沖擊帶來的后果往往也較為嚴重。這表現在：第一，熱錢的進出會加劇新興經濟體國家匯率的波動，增加了匯率風險。新興市場國家金融市場普遍不發達，缺乏對匯率風險對沖的工具。熱錢的流入將會使本幣在短期內面臨較大的升值壓力，直接打擊出口，對國民經濟造成很大沖擊，而熱錢流出又會使貨幣急劇貶值，甚至誘發貨幣危機。第二，大量熱錢進入國際大宗商品市場，容易推高大宗商品價格，使新興經濟體面臨輸入型通貨膨脹壓力。2011年，中國消費者物價指數(CPI)持續走高，10月份甚至高達6.2%；巴西、印度、俄羅斯、越南等“新鉆國家”通脹率也都在7%以上。第三，熱錢進入新興經濟體資本市場和房地產市場，導致資產泡沫膨脹，造成投資和消費結構扭曲，一旦國際熱錢套利退出，資產價格暴跌甚至資產泡沫破滅將對經濟造成嚴重破壞。最后，跨境資金的進出會嚴重干擾新興經濟體宏觀政策的實施，制約央行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增加貨幣政策調控的難度。例如一方面為抑制通脹而加息，另一方面與發達國家的利息差越來越大，又進一步刺激國際熱錢流入，造成更大的通脹壓力和資產泡沫，從而導致加息的效果南轅北轍。發達國家的貨幣政策對流入新興市場經濟體的資本規模和結構有重大影響。但是，調整巨額資本流入和以及未來可能發生的資本流動逆轉的責任和風險通常依賴于資金接收國即新興經濟體。目前還沒有一個可以解決跨境資本流動的全球通用框架。現有解決跨境資本流動的框架主要是區域性的和雙邊的，并且無法從全球穩定的角度來解決。由于各國國內監管規則之間的差異而催生的監管套利，順周期性，從眾行為（羊群行為），風險蔓延，所有這些結果都使跨境資本流動對國際貨幣體系產生不穩定影響。

新興經濟體對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訴求

（一）在國際金融組織話語權的訴求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是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中心舞臺，但一直由少數國家主導，新興經濟體缺乏平等的參與權和決策權。首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分配的特別提款權（SDR）具有非均衡性。自1969年創設至今，SDR分配次數寥寥，現有的SDR不到全球儲備的4%，作用相當有限。30個發達經濟體占據了SDR分配總額的69%，其中美國一國就占了近四分之一，新興經濟體和廣大發展中國家只有31%。近幾年，新興經濟體的崛起，但SDR僵硬的不規則的分配機制并沒有反映出這種經濟格局的變化，新興經濟體的份額和相應的SDR嚴重被低估(如圖3所示)。另外，SDR的定值僅僅依靠四種貨幣（美元、歐元、日元、英鎊），美元在SDR中的權重依然很大（占44%），這在本質上沒有改變信用貨幣仍然作為國際主要儲備貨幣的現狀。同時，定值貨幣的權重沒有將部分新興發展中國家的貨幣納入其中，從而缺乏代表性。其次，從投票權上看，美國擁有IMF16.7%的投票權，歐盟作為一個整體也擁有30%以上的投票權，而廣大的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只有39%的投票權。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框架下，任何一項重要決議都要獲得85%的投票權的同意才能通過，因此美國與歐盟實際上掌握著一票否決權。這意味著IMF對發達國家沒有任何實質性的監督，若在合理的制度框架下,此次金融危機的發源地美國早就應該受到警告和約束,但顯然IMF根本約束不了美國,只能約束發展中國家。Stiglitz（2006）認為負責制定決策的國際金融機構存在著很大的缺陷，他們是不民主和不透明的。現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決策難以反映大多數成員國的利益，存在嚴重的代表性不足。由于代表性不足，直接導致這些國際金融機構治理的有效性欠缺。增強IMF的代表性以改善IMF治理的有效性是IMF改革的關鍵。2010年10月，G20財長和央行行長在韓國慶州會議達成份額改革歷史性協議。首先，發達國家向代表性過低的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轉移超過6%的投票權，使后者總體份額升至42.29%；其次，歐洲國家將讓出兩個執董席位給發展中國家；再次，“金磚四國”的份額都將有所提升，全部進入前十名；最后，中國持有份額將從現在的3.72%升至6.39%，成為IMF第三大股東國。這一協議要到2012年IMF年度會議上確認才能生效。在世界銀行集團治理改革上，2010年4月，世界銀行集團決定將投票權轉移到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逐步實現公平權。改革后，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增加了4.59個百分點（自2008年以來），增至47.19%；金融公司增加了6.07個百分點，增至39.48%；開發協會增加了約6個百分點，增至45.59%。新興經濟體應聯合發展中國家利用這次機會，技巧性地在關鍵問題上與發達國家博弈，不斷提高新興經濟體在國際重要問題上的影響力。

（二）多元化貨幣體系的訴求

新興市場經濟體貨幣在國際交易中的有限作用與其在全球經濟中日益增長的權重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以美元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不可避免的會產生“特里芬”難題。即依靠一國或少數國家的貨幣來作為國際貨幣儲備的主要組成，并以此來確保國際貨幣體系的運行，這樣的體系是不健全的、脆弱的。在這種情況下，要么國際儲備的增長無法保證，要么人們對儲備貨幣的信心喪失，最終都將導致該體系的崩潰。2009年我國央行行長周小川提出建立超國家的國際儲備貨幣,并表示要發揮特別提款權的作用,引起了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和熱烈的討論。許多國家對中國提出改革國際貨幣體系都表示支持,如俄羅斯、巴西和聯合國等一些新興經濟體和國際組織贊同中國的建議。但從現實的角度來看,建立超國家的國際儲備貨幣還將是漫長的一個過程。目前最現實的選擇是增加一個新興經濟體國家貨幣加入到儲備貨幣中。Frankel(2008)、Eichengreen(2009)，Frankel(2009)、Dailami和Masson(2009)、Chinn和Frankel(2008)及黃益平（2009）等等認為國際貨幣體系將從美元本位體系走向多元貨幣體系，多元貨幣體系的構想中幾乎都包括了美元、歐元、SDR和部分新興國家貨幣代表如人民幣。從當前國際貨幣格局和實施難度看，推進國際貨幣多元化是一個好的選擇，形成美元、歐元、日元、人民幣等貨幣之間的多邊制衡體系，有利于控制美元濫發、約束美元霸權，全球經濟結構才能向更加均衡的方向發展。#p#分頁標題#e#

（三）建立全球統一的監管體系的訴求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的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全球化”與“監管體制非全球化”之間的不匹配。一方面，當前金融體系和金融交易在多個維度產生扭曲：各類場外金融產品以及投資銀行、對沖基金、特殊目的實體（SPV）等類銀行金融機構(near-banken-tities)發展迅速，金融系統變得高度復雜和不透明，過度杠桿化，流動性風險被低估，大型金融機構“大而不倒”，出現了道德風險等等。另一方面，現行金融監管模式滯后于金融創新的實踐。在現行監管模式下，傳統金融機構和傳統金融產品接受較為嚴格的監管，而類銀行金融機構和場外金融產品受到的監管較為松散甚至缺失。此外，不同類型和不同地區的金融機構和不同的產品面臨不同的監管規則和制度，不同類型的金融機構即使從事同類業務，也因為監管機構不同，受到監管的標準高低不一，加上金融監管當局之間的配合與協調不足，為監管套利創造了空間；在監管理念上，部分發達國家過分相信市場，認為“最少的監管就是最好的監管”，忽視了在資本逐利動機下隱藏的系統性金融風險隱患；在國際合作方面，由于缺乏統一的監管標準和信息交換的平臺與機制，監管者對國際性金融機構的跨境活動，尤其是國際資本流動，缺乏了解。相關國際組織一直以來只是主要針對發展中國家進行宏觀經濟監測，尤其是關注新興市場國家的匯率問題，但在監管全球資本流動上的作用不足。有效的金融監管是防范金融風險最有力的外部約束力量。建立全球統一的監管體系，構建全球金融穩定框架成為各國的共同訴求，任何國家都不可能獨善其身。目前看來，盡管在國際上建立全球或者區域性的統一監管組織還不現實，但各國監管機構應努力通過國際多邊組織等共同推進監管原則，加強監管合作和監管信息的共享，特別是危機預警系統、對沖基金監管、國際金融機構的跨境活動，都將是未來一個時期國際監管合作的重點。新興經濟體應積極在國際金融監管領域發出聲音，對全球監管標準的確立表達訴求。

新興經濟體在國際貨幣體系改革進程中的具體策略

國際貨幣體系結構應當與貨幣大國的經濟實力結構基本統一，才能維持持續的平衡。國際貨幣體系的重建，根本取決于大國經濟實力對比的逆轉，但由于轉化成本巨大，國際貨幣體系結構的變遷通常滯后于大國經濟實力的變遷，是一個長期、漸進的調整過程。在此過程中，新興經濟體應當聯合起來，發出共同的聲音，強化內部磋商機制，加強在國際事務中的配合和協調，進一步加強經濟金融合作。

（一）強化新興經濟體國家之間尤其是“金磚五國”經濟金融的務實合作

首先，加強新興經濟體國家間的經貿合作。新興經濟體國家要減少美元資產和美國債券投資，就需轉向相互之間的股權投資和產業投資，加大相互之間在海外兼并、海外市場拓展、技術升級、資源能源收購、知識產權等項目的重點支持，加強儲備資產的相互投資，從而改變儲備資產流向發達經濟體債券的局面；其次，加強新興經濟體國家間貨幣金融領域的合作。建立新興經濟體集團內的貨幣結算制度，加快推動各國貨幣的國際化進程，允許金磚五國國家間貨幣作為結算和投資貨幣，允許對方貨幣在境內結匯為本幣，允許對方的機構在境內開設本幣賬戶，允許各自的企業到對方國家的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發行股票和債券，共同建立起新興經濟體債券市場和資本市場；再次，要大力推動新興經濟體間的匯率協商及聯動機制。積極推動各國貨幣的市場交易，提高新興經濟體在全球外匯市場中的交易份額，擴大金融開放，逐步放棄盯住美元，促進更有彈性的浮動匯率機制形成，降低美元匯率波動的負面影響；最后，新興經濟體應加強跨境資本流動監管合作，促進資本在區域之間的合理有序流動。

（二）倡導儲備貨幣多元化，推動主要大國本幣進入儲備貨幣體系

建立貨幣進入和淘汰制度。設立新進入門檻，單個國家符合要求的，其貨幣可以自動進入儲備貨幣。例如，凡區域經濟或國家經濟占全球GDP的比重連續三年達到10%，這一區域可以推舉一種貨幣自動進入儲備貨幣；單個國家GDP的比重達到2%以上的，其貨幣可以自動進入儲備貨幣；對不符合要求的儲備貨幣，在下個調整周期內仍不能改善條件的，要求其按照規則退出儲備貨幣。這一主張的目的是促進貨幣爭當儲備貨幣，促進儲備貨幣國家對國際金融穩定承擔責任，保持本幣匯率和金融穩定，同時為主要的新興經濟體國家貨幣進入儲備貨幣做準備。

篇（10）

在如此形勢下，美國利率的微小變動應該不會導致全球資本流的劇烈變動。但隨著美國貨幣政策繼續向利率正常化邁進，極有可能產生經濟和金融連鎖反應，特別是新興經濟體的貨幣波動和資金破壞性流出。

擔憂這一可能性是因為世界經濟均衡脆弱不穩。美聯儲升息未必會導致如此波動，但其他一些看似安全的事件可能達到這一“效果”。比如，2013年春金融市場出現了一次“削減恐慌”，原因只是時任美聯儲主席伯南克說決策者正在考慮逐漸停止量化寬松。但伯南克的這番話出乎人們意料。涌入新興市場追尋在發達經濟體無法實現的高收益率的資本猛然轉向。

和“削減恐慌”以及人民幣貶值不同，2015年12月16日的美聯儲升息決定不屬于意外。如果美聯儲的動作確實會導致國際資本流的波動，這一過程必然也已經開始了。而事實上，幾乎被一致預期到的美聯儲升息沒有造成資本流或資產價格的大起大落。

但普遍的擔憂依然存在。比如，IMF認為美聯儲的任何升息舉動都需要“有效的貨幣政策溝通策略”。這是在委婉地表示美國和其他發達經濟體的任何貨幣緊縮政策都操之過急了。原因在于新興經濟體對低利率和高大宗商品價格產生了危險的依賴。許多新興市場公司背負著沉重的外幣債務。如果發生資本逃離，后果將十分可怕：信貸收緊、收支平衡出現困難、通貨膨脹、利率上升、財政壓力以及被主要評級機構降級，而所有這些都意味著更多的資本逃離。

歐洲人也變得依賴低利率，他們有歐洲央行充當重要的穩定器。歐洲央行自2012年以來一直竭盡全力阻止債務收益率一飛沖天，若非如此，歐元區也將有持久的債務違約風險――甚至整個歐盟都會受到動搖。

但至少歐洲是大宗商品價格下跌的受益者。相反，許多新興經濟體高度依賴大宗商品出口收益，它們因為大宗商品價格暴跌、發達經濟體增長乏力和中國增長減速而飽受壓力。資本外逃則令它們雪上加霜。

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世界已經習慣于這樣的聯系和溢出效應。而應對危機的政策反應仍是各自為政。新興經濟體沒有自己的歐洲央行，它們無法信任它們的決策者能應對快速的資本外流，也無法信任政策工具、外匯儲備和資產負債表。它們無法確定國際政策反應的速度和效果，后者有可能反而起到“熔斷”作用。

現實是在2008年危機后受益于中國經濟增長、大宗商品價格上漲和廉價外國資本的新興市場現在必須適應所有這些因素的一起逆轉。這些市場的必要轉型是復雜而危險的，它們自身未必能夠完全掌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