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政策論文匯總十篇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社會政策論文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一、社會風險管理策略框架及其重要決策意義

社會風險管理（SocialRiskManagement）是世界銀行為應對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對社會發展的嚴峻挑戰，于1999年提出的社會保護政策的全新理念，旨在拓展現有的社會保障政策思路，強調運用多種風險控制手段，多種社會風險防范與補償的制度安排，系統、綜合、動態地處置新形勢下各國面臨的日趨嚴峻的社會風險，實現經濟社會的平衡發展和可持續發展。

社會風險管理是在全面系統的社會風險分析基礎上，強調綜合運用各種風險控制手段，合理分配政府、市場、民間機構及個人的風險管理責任，強調通過系統的、動態調節的制度框架和政策思路，有效處置社會風險，實現經濟、社會的平衡和協調發展的新的策略框架。概而言之，社會風險管理的制度框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和決策價值。

其一，社會風險管理強調將風險管理的理念和框架用于社會政策領域，尤其強調系統思維、綜合控制和整體協調的管理哲學；強調運用新的方法和工具，包括社會風險的在險價值（VaR）測試、社會風險心理測試方法，并在社會風險定性和定量分析基礎上，實現對社會風險的有效控制。在變化、動態的社會風險背景下，孤立、靜止、片面的思維和政策框架必然四處受阻，而系統、綜合、整體協調與動態調整的思維方式和制度框架將發揮愈來愈重要的決策及政策效應。應當說，社會風險管理正是適應變化復雜的經濟社會系統變遷而提出的創新理念。

其二，社會風險管理的制度框架強調綜合協調政府社會保障制度、市場保險機制、家庭及民間互助機構在處置社會風險與實現社會穩定上的重要作用。既注重強化并發揮社會保障這一政府主導的正式制度安排的支柱作用，又充分運用市場保險機制，充分發揮商業保險公司的經濟保障功能。同時，充分發揮各種傳統的非正規制度安排機制在社會穩定上所起的重要作用，重視家庭保障、民間互助援助在社會穩定上所起的基礎性作用，發揮和調動傳統文化心理、習俗的社會風險自控機制的潛在價值。惟有綜合發揮社會保護的正式制度安排和非正式制度安排的作用，才能更有效地處置社會風險并探索適合各國國情的社會保護機制。

其三，社會風險管理的政策框架強調綜合運用風險分析技術和方法，充分發揮風險控制工具、風險補償工具的重要作用并構建社會風險預警系統。與傳統的社會保障制度旨在強化基本生活保障的作用相比，社會風險管理的內涵和外延無疑更為寬廣，它拓展了傳統社會保障制度性框架的作用，體現了一種新的社會風險控制理念和更為科學合理的政策思路及創新制度框架。社會風險管理體系自身的綜合優勢，無疑為在新形勢下進行社會保護的制度創新提供了一個新的制度和管理框架，對有效化解經濟全球化背景下日趨嚴峻的社會風險，實現社會穩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決策意義。

其四，社會風險管理策略框架是在極為復雜的社會經濟發展背景下提出的系統處置社會風險問題，實現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新思維。它強調運用復雜性科學的基本方法，探索社會風險管理的風險分析、風險控制、風險預警，風險補償系統及其各系統的有機組合、相互配合、相互協調的政策取向，強調層次結構、功能結構的結合，靜態與動態的融合，定性與定量的結合，控制、預警與補償的結合，分析、決策與反饋機制的結合，尋求最佳的社會風險管理績效。

在我國社會風險日漸凸顯的背景下，強調實施社會風險管理的制度和政策框架，具有更為重要的決策價值和現實意義：（1）運用創新思維對我國加入WTO之后的社會風險管理策略進行系統研究，有助于為測度我國入世后社會風險的復雜性，探索系統處置社會風險的方式，提供新的理論分析視角。（2）將為我國入世后有效處置日趨嚴峻的社會風險提供新的策略框架和政策思路。（3）有助于我們運用新的研究方法探索分析復雜的經濟社會保障系統的新途徑。

二、加入WTO背景下我國社會保障改革面臨的新風險和新挑戰

其一，在轉型期，我國社會保障體系在構建過程中自身存在復雜性和脆弱性，這能否應對和有效處置入世后日趨嚴峻的社會風險，具有較大的不確定性。我國經濟轉型的復雜性及其社會保障改革進程的受阻，已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制約因素之一。正是在我國國有經濟布局調整和國企改革尚未到位的特定背景下，入世所引發的外部壓力，無疑會加劇國企下崗職工分流與再就業的壓力，對正在推進的下崗制度與失業保險并軌的改革，產生嚴重的資金短缺矛盾。同時，我國現行社會保障制度尚未覆蓋到城鎮所有勞動者，即便加速擴展步伐，在短期內也較難積累WTO壓力下所需的巨額社會保障基金，并對制度穩定運行帶來壓力。顯然，企業改革短期內難以走出困境，隨著失業和下崗人數的增加，一方面失業保險金需求在短期內會增大，而下崗分流的人提前退休形式則又會構成長期養老保險金的巨大需求；另一方面，企業繳費機制受阻，將減少社會保障的資金供給來源。尤其在現行社會保障制度的隱性債務未能有效吸收的條件下，新增社會保險金的較大需求，亦會給制度運行帶來潛在壓力。在近幾年內，現行社會保障制度的資金供求矛盾將顯得格外突出，并可能大大超出人們目前的估計。

其二，入世后，收入差距拉大的風險難以避免，弱勢群體人數的增多，將對我國社會保障制度的現行格局產生嚴重壓力。作為經濟全球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WTO的各項規則的實施，將程度不同地制約和影響各國的社會發展。富國越富、窮國越窮是經濟全球化演進中隱含的重要邏輯。在此意義上，入世可能會加劇我國業已存在的收入分配差距。在短期內，我國弱勢群體的最低生活保障問題將會更為突出，部分農民貧困問題將對我國現行扶貧戰略帶來嚴峻挑戰。同時，加入WTO將對我國現行社會救助制度帶來極為嚴重的挑戰。強化非常規的政策思路以緩解收人差距的繼續擴大，強化臨時性救助顯得格外重要。

其三，WTO將對我國社會保障制度新舊模式的轉型帶來巨大的潛在壓力。我國社會保障改革的歷程表明，社會保障改革的復雜性遠遠超出人們的預期。社會保障的若干深層次矛盾正逐漸凸顯，如隱性債務的吸收與消化，三條保障線與失業保險制度的平穩過渡等對近期和長期的社會穩定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入世后的全方位挑戰，無疑會使我國現行社會保障的諸多改革措施受阻。加入WTO引發的新的社會風險，又對我國社會保障改革的可持續發展提出了嚴峻的挑戰，并且會較大幅度地增大改革的成本。因而，加入WTO對我國社會保障的近期與長期的嚴峻挑戰不應低估。

最后，除上述已引起決策部門的高度關注的各類顯性社會風險外，由于經濟保障、就業保障、企業單位保障逐漸缺位和社會保障改革滯后，長期積累的隱性社會風險及其嚴重性不應低估。這主要表現為下崗職工以及基本收入保障難以得到保障的社會群體長期的心理壓力及對收入差距懸殊等社會不公平現象的心理壓抑。這形成不可低估的潛在社會風險，若不有效防范，加以引導或疏導，在特定背景下將可能釀成重大的社會問題。因而，基本經濟保障和心理疏導并重，乃是社會風險策略框架關注的一個重要政策層面。宣傳輿論機構的正確導向和政府部門及時化解各類社會矛盾，將有助于緩解長期積累的部分社會成員的心理壓力。當代風險社會理論認為，風險被定義為違背社會文化規范的行為與不幸事故。由多種因素引起的社會不公平現象，尤其是收入與分配的過分懸殊及城鄉貧困人口的增加，無疑會使我國特定制度背景下的潛在社會風險更趨嚴峻，迫切需要新的思路和新的策略框架。因此，盡快實施社會風險管理策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三、用創新思維構建我國社會風險管理體系

如何應對我國社會保障制度改革在經濟全球化和加入WTO背景下面臨的嚴峻挑戰呢？筆者認為，應突破現有制度框架，用創新思維制定應對策略，構建我國社會風險管理體系，實施積極的、動態調整的社會風險管理策略。

篇（2）

新一輪稅制改革已經啟動并且取得相應進展.從2004年出口退稅制度的改革,到2008年1月1日起正式實施的統一各類企業的所得稅改革,我國的稅制改革可謂是轟轟烈烈

與稅制改革相比,稅收征管改革卻顯得相對滯后.從以往的實踐來看,我國在1983-1984年、1994年進行兩次重大稅制改革時,都沒有推出整體稅收征管改革方案與之協調.大多數專家學者在研究稅制改革時,都忽略了稅收征管存在的問題.然而,正如維托.坦齊所說“稅收是強調可行性的學問.一種不可管理的稅制是沒有多少價值的.理論上最完美的稅制如果所表示的意圖在實踐中被歪曲,就可能變成蹩腳的稅制“.因此,在進行稅制改革和稅制優化時,必須把稅收征管納入其研究范圍,充分考慮稅收征管能力,選擇可操作的“有效稅制“,使稅制改革和稅收征管均衡發展

一、稅制改革和優化有利于稅收征管質量和效率的提高

優化稅制理論的精髓是,既然扭曲性稅收所帶來的效率損失是不可避免且可能很大,我們的任務就是要盡量使這些損失達到最小.在最簡化的優化稅制模式中,將效率損失降低到最小就是唯一的目標.而在較為復雜的優化稅制模式中,則應在效率損失最小化與稅收公平、社會福利的社會分配等方面尋求一個權衡點.優化的稅制是理論上的一種理想模式,是各國稅制改革追求的目標.通過不斷的稅制改革與完善逐漸向最優化的稅制結構靠攏,在這一改革過程中效率損失逐漸降低,稅收公平逐步實現,社會福利分配更加公平,使得納稅人的遵從意識不斷增強,減輕納稅人的抵觸情緒.這樣既有利于征集到適度規模的稅收收入,又能降低稅收征管成本;同時,有利于納稅人對政府職能部門的監督,有利于納稅人之間的相互監督.這一切無疑會提高稅收征管的質量與效率（編世界稅制改革的實踐表明,許多國家以復雜的稅制去服務于眾多的政策目標,結果實際執行的稅制往往不同于稅法意義的名義稅制,實際效果也大大偏離了政策初衷.這種情況在我國也很突出.因此,試圖利用稅收工具實現過多的社會經濟目標是不現實的.稅收作為政策工具有其局限性,并不是萬能的.如果賦予它過多的額外的目標,本身也不符合優化稅制的思想,反而會使稅制變得極其復雜.如過多的稅種、過高的稅率、過多地對納稅人的區別對待和繁雜的稅收優惠的形式和數量等.都是直接造成稅制復雜的因素.對過窄的稅基征收高稅率不僅違背了有效和公平課稅的要求,而且也鼓勵了逃稅,啟動了過多的稅收優惠待遇降低了納稅人的奉行.所有這些因素都增加了稅收征管的難度,降低了稅收征管效率.反之,擴大稅基、降低稅率、減少繁雜的稅收優惠形式和數量,則會降低征管的難度,提高征管的質量和效率;同時,也有利于稅制優化,實現經濟社會目標

一般而言,稅制本身包含的區別對待特征越少,稅率越低,稅收優惠越簡單,稅收征管中的漏洞和隨意性就越小,可操作性就越強,稅收成本就越低,就更有助于提高稅收征管的質量和效率.玻利維亞、哥倫比亞、印度尼西亞、韓國和墨西哥就是采取了更寬和更加簡單限定稅基,加上更加統一的稅率結構的稅制改革和優化的措施,促進了稅收征管水平的提高.為此,世界銀行把通過簡化稅基的確定加強稅收征管作為稅制改革的目標之一

二、稅收征管質量和效率提高有助于稅制改革與優化的發展

稅收征管是整個稅收理論中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因為稅收征管質量和效率的提高能夠使稅務部門高效率地貫徹和執行稅法,使稅收職能真正發揮出效能與作用.也就是說,如果僅有稅率、征稅對象、征稅依據等稅制要素是不足以使稅收發揮其功能與作用的,還必須有稅務部門的征管行為,才能夠真正發揮稅收的各種職能作用。稅收征管對稅制改革與優化具有約束作用.稅收制度是通過稅收征管作用于稅收分配的,稅收征管充當了稅收制度與稅收分配之間的中介.嚴密而有效的征管,有利于稅制的貫徹執行,并能及時發現稅制規定中的不完善之處.相反,超前或滯后的征管會成為稅制正確實施的絆腳石,阻礙稅制改革與稅制優化的過程.如世界銀行2006年11月發表的《全球納稅情況總圖》指出,許多國家稅務征管要求過于苛刻,遵從征管已成為企業的重負.如規定公司年平均報送35頁的納稅申報表,每家公司處理稅務事務平均耗時約322小時.但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差異較大,巴西的企業填報年申報表要花2600小時,而瑞典的企業平均只需花68小時.復雜的稅收征管體制效率低下,勢必導致稅收收入下滑,無法體現其真實稅負,不能實現稅制改革和優化的目標。

雖然稅制改革與優化會受到稅收征管質量和效率的制約,但是政府的稅收征管質量和效率并不是一成不變的.隨著技術進步、法制的健全、稅務人員素質的提高以及管理制度更加科學規范,政府的征管質量和效率會逐漸提高.而政府稅收征管質量與效率的逐步提高則會給稅制改革與優化的選擇提供更廣闊的空間,有助于稅制結構更加合理、更加完善、更能適應市場經濟的發展,充分發揮稅收的職能作用。

我國目前的個人所得稅課稅采用分類所得稅模式,實行源泉扣繳的方式.它不能就個人各項所得的高低實行統一的累進稅率,難于體現公平稅負,也不利于對個人總收入水平的調節.所以很多學者主張我國采取綜合所得稅制模式.然而,在稅收征管上,綜合所得課稅模式比分類所得課稅模式要求更高.國際稅收發展的實踐表明,綜合所得課稅模式要求建立納稅人編碼制度;準確掌握納稅人各項收入;推行非貨幣化個人收入結算制度;建立電腦管理資訊網路,實現與銀行、工商、公安、海關等部門的聯網.而我國目前尚不具備這些條件,這就造成了部分不透明、不公開、不規范的“灰色“或“黑色“個人收入的存在,妨礙了稅務部門對個人所得稅稅源的確定和稽核管理,而且大量現金交易也使許多個人收入游離于控管之外.隨著我國稅收征管改革以及相關配套改革的完成,征管水平的大幅度提高,我國的個人所得稅的課稅模式會逐漸向綜合所得稅模式過渡,這樣,我國的個人所得稅制在調解收入、促進公平方面將充分發揮作用,從而使整個稅制結構更加完善,進而促進稅制改革和優化的實現稅收收入是理論稅制、稅收政策導向及稅收征管水平等因素的函數.在其他因素既定的條件下,稅收征管的水平對稅收收入顯得尤為重要.不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稅法規定與實際課稅結果都存在差異.如果理想的稅制超越了現存的征管水平,漏征率比重很大,稅收收入大大低于應征稅款,則稅制的目標就難以充分實現.隨著我國稅收征管水平的提高,稅收的綜合征收率已經由1994年的50%上下提升至2003年的70%以上,10年間提升了20個百分點.具體到作為第一大稅種的增值稅,其征收率則已由1994年的57.45%提升到了2004年的85.73%,11年間提升了28.28個百分點.這是我國近年來稅收收入持續高速增長的原因之一.稅收征管質量和效率的提高,使得實征稅款與應征稅款的差距逐漸縮小,當初稅制設計的目標逐漸顯現。

三、稅制改革、優化與稅收征管均衡發展的對策

綜上所述,稅制改革、優化與稅收征管存在兩個層面的關系.一方面,完善科學的稅制可以為稅收征管創造良好的實施基礎;另一方面,有效的稅收征管是實現稅收制度政策目標的必要手段和保證.無論從哪一個層面看,客觀上都要求稅收制度與稅收征管相互協調,均衡發展.也正是因為稅收在幫助促進政府政策目標的實現方面雖然可以發揮積極作用,但同時要受到稅收征管能力的限制并存在一定的代價,決定了稅制在確定其政策目標和繁簡程度時,應當以已經或可能達到的稅收征管能力為前提.明確二者的關系,有助于我們充分認識稅收征管對于稅制改革和優化的重要性,它對于我們實事求是地研究制定稅制改革和優化方案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因此,無論是在稅制改革和優化時,還是在優化征管、提高征管質量和效率時,都應該綜合考慮二者之間的關系,使稅制改革和優化與稅收征管均衡發展,更好地實現稅收政策的經濟社會目標。

(一)應對稅制進行改革與優化

稅制改革與優化應遵循法制化、簡化稅制、便利征納的原則.首先,要盡快完成稅收基本法的立法工作.稅收基本法應包括各級政府開征新稅種、調整已有稅種的程序、納稅人的權利等內容,逐步健全稅收實體法,將所有稅種完成立法手續.以維護稅收法律的權威性和嚴肅性;完善稅收程序法,使稅收執法程序法制化.其次,簡化稅制,以便于征收管理.一項法律要得到恰當地執行就必須既適應環境又便于執行.如果將太多的社會和經濟政策目標融入稅法,就會造成稅制的復雜,既不便于納稅人也不便于稅務機關掌握.納稅人如果發現他們難以正確確定其納稅義務,就不會自覺遵守稅法進行稅收的自我評估.同樣,如果稅基設計不合理,或者規定了許多減免和扣除等,就會使執行碰到困難.在健全稅收實體法過程中應盡量使稅制簡化.簡化稅制不等于實行簡單的稅制,更不是說稅種越少越好,而是根據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和稅收的本質、特點及作用,科學、合理地設置稅種.我們應注意兩方面的工作:一是作為具體體現稅制主要形式的稅法,必須全面、系統、協調、簡明、清楚,易于理解,易于執行.在不同稅種和同一稅種的稅法規定中,既不要含糊不清,模棱兩可,也不要拖泥帶水,冗長繁雜,更不能存在自相矛盾或重疊等問題.以免出現年年補充解釋、層層補充解釋和“打補丁“的現象.二是稅種和稅基、稅目、稅率以及計算征收制度等的選擇與確定應具體,符合客觀實際.只有這樣,才能增加稅法的透明度、易懂性,便于社會監督,嚴格執行,減少稅收漏洞,降低征管成本,以充分發揮稅收的雙重作用

(二)優化稅收征管,為稅制改革與優化提供更廣闊的空間

1、改變整個社會征納稅環境.影響稅收征管的除了稅收制度之外,還有文化因素,主要包括:懲治腐敗的制度化程度、公共道德的標準以及對達官貴人遵守法律的態度.盡管這些因素并非一成不變.而且它們對納稅人依法納稅的影響絕不是顯而易見的,但納稅人的遵從行為很大程度上與這些重要的但又看不見摸不著的因素有關.通過改善這些因素可以使納稅人更好地遵從稅法.具體途徑有:對納稅人進行教育,使其相信稅收是支付給社會的公共費用;徹底改變政府形象,使納稅人相信政府征稅是為了改善人民生活而不是增加人民負擔;政府對稅款的使用應該公開、透明,并接受社會的有效監督,使腐敗減少到最小.

篇（3）

在馬來西亞的工業化進程中，盡管農業部門在整個國民經濟結構中所占比例不斷減少，但由于農業直接影響到國計民生、出口收入、工業原料的來源等，因此政府仍十分重視農業的發展。特別是馬來西亞的主體民族馬來族大多從事農業，為了縮小他們與其他民族間的發展差距，維護社會團結，政府對于農村地區的社會發展更是特別關注。保障農村經濟社會同步發展、提高農民生活質量成為馬來西亞社會政策的重要內容。

馬來西亞農村社會政策的基本內容

縱觀馬來西亞農村社會政策的發展，可以看出其內容涉及農民生產、農民生活以及農民人口素質三大方面。這三方面的內容相互聯系、相互促進，構成了馬來西亞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

第一，為農民生產提供支持服務。

1969年的種族沖突事件促使馬來西亞政府采取了“新經濟政策”，消除貧困尤其是馬來族農民的貧困成為新經濟政策的一個重要社會目標。為實現這一目標，馬來西亞政府并沒有采取專門的濟貧措施，而是通過為農民生產提供各種支持服務，促使其在生產發展中擺脫貧困。

1971年，馬來西亞開始推行農村綜合發展戰略，以擴大農村人口就業，實現農業部門的現代化。為此，政府投入大量資金，開展了一系列的項目建設，為農民發展生產提供支持。這些支持項目主要有：(1)開發土地，增加耕地面積，安置無地農民種植經濟作物。至1987年，馬來西亞共實施了422個土地開發項目，開發土地76萬公頃，安置無地移民111728人。(2)改善農田基本建設，建造水利灌溉工程。兩個大規模排灌工程——吉蘭丹州的吉姆達計劃和吉打州、玻璃市州的慕達計劃均于70年代上半期完成。(3)提供化肥、高產種子和農業技術，以提高農業作物產量，擴大油棕、可可等經濟作物的種植面積，對換種高產作物提供補貼。(4)實行價格補貼制度，減少市場風險，保障農民的生產利益。由于稻米種植是所有農作物種植中收入最低的部門，為了保證稻農的利益，馬來西亞政府對米價實行補貼。在1986～1990年間，政府在給稻農補貼上的開支達到3.968億馬元，1991～1995年間，補貼開支達3.98億馬元。政府還建立國營銷售系統和稻米烘干、碾磨、貯存一條龍的綜合企業，為稻農提供種種方便，減少中間商對稻農的盤剝。(5)建立支持農業的信貸機制，為農業生產提供貸款。(6)在城市中心建立農貿市場，讓農民直接出售農產品，以獲取較好的價錢。馬來西亞這些支持農業生產的措施對提高農民收入、消除農村貧困發揮了重大作用。

第二，保障農民基本生活需求。

保障農民基本生活需求的社會政策主要有兩大內容：一是為農民提供基本的生活、衛生醫療條件；二是對貧困農民實施救助和幫扶。

馬來西亞獨立以來，政府投入大量資金，在全國建立起了比較完善的公立醫療保健服務體系和網絡。馬來西亞農村衛生服務系統分為兩級，即衛生中心和社區護士站。衛生中心有醫師或專科醫師，服務人群1.5萬～2萬人；社區護士站服務人群約3000—4000人，能處理多種醫療問題，包括分娩。農村地區的醫療衛生服務全部免費，即使是住院病人也只需繳付很少的費用，貧困地區和醫療條件差的地區的農民還可以減免費用。政府還定期對鄉村衛生服務質量進行改進，尤其重視對農村衛生設施、設備和技術的不斷更新和提升。進入21世紀后，馬來西亞建立起一系列新的初級衛生保健診所，部分助產診所也可提供更多的衛生保健服務。

為了加快農村地區的脫貧步伐，1989年，在“新經濟政策”即將結束之際，馬來西亞開始實施專門的反貧困計劃，即特困人員發展計劃。政府將特困家庭登記在冊，并設計一系列適合這些特困家庭需要的項目，以增加其就業機會、提高其收入。這些項目包括小型貿易、家庭手工業、家畜飼養、水產養殖、糧食作物的商業化生產等。政府還為貧困家庭提供無息貸款和培訓、改善住房條件、為孩子們提供食物和教育資助等。至2000年4月，馬來西亞共發放7.672億馬元的無息貸款，大約有15。35萬名貧困者從中獲益。除此之外，聯邦土地發展機構還給那些因傷殘無力工作以及年齡在60歲以上的貧困人口提供直接經濟救助，每人每月可獲得50馬元的救助，一個家庭每月最高可獲250馬元的救助。總共有7000個貧困家庭獲得救助。

在第七個馬來西亞計劃期間(1996～2000年)，馬來西亞實施了一個專門幫助土著少數民族脫貧的計劃。該計劃的資助形式主要是鼓勵土著少數民族參加各種能夠增加收入的活動，如土地開發、蔬菜種植、零售業、家庭手工業等。在新土地開發和安置計劃中，共有8100個土著少數民族家庭獲益，涉及土地面積達1.98萬公頃。到1999年底，1.582萬個土著少數民族家庭獲得了7900萬馬元的補貼，土著少數民族的貧困率已由50.9%下降到15.4%。自2001年起，馬來西亞開始實行“國家遠景政策”(NationalVi-sionPolicy)。這一時期，政府繼續實施一系列類似的反貧困計劃，資助對象主要是邊遠地區的土著少數民族。

在以上反貧困計劃中，政府一方面對無生產能力的貧困家庭提供直接的經濟援助，另一方面還為農民提供住房、飲水等基本生活條件和衛生醫療等社會服務。到1995年，72%的農村貧困家庭通了電，65%的農村貧困家庭有了安全的飲用水；77%的農村貧困家庭能在周邊9公里范圍內有一家政府或私人診所，還有汽車牙科醫療隊和診療所、村衛生隊、飛行醫生為邊遠的農村地區提供醫療服務。由于實施特困家庭發展計劃，農村地區的特困家庭所占比重由1991年的5.2%下降到1995年的3.7%。

第三，提高農民的文化素質和生產能力。

提高農民的文化素質和生產能力一直是馬來西亞政府農村社會政策的一項重要內容。政府希望以此促進貧困農民通過自身努力來獲得較高收入的工作，直至擺脫貧困。提高農民文化素質和生產能力的主要途徑就是讓農民及其子女能夠有機會接受各種形式的教育和培訓。

20世紀60年代，馬來西亞制定了《義務教育法》，對6～15歲兒童實施全民義務教育。為了使《義務教育法》在農村地區能夠切實有效地執行，馬來西亞的農村發展計劃及反貧困計劃都將學校建設作為其中一項重要內容。到1995年，馬來西亞94%的農村貧困家庭能在周邊9公里范圍內有一所小學，60%的貧困家庭能在同樣范圍內有一所中學。如今，馬來西亞政府可以為兒童提供11年的免費教育。與此同時，政府還為貧困家庭的學生提供各種教育資助，例如為貧困學生提供獎學金、免費課本、食宿、制服等。另外，改善農村教學設施，提高農村教學質量也是政府特別重視的內容。近年來，一些鄉村學校的設備不斷更新，一些不足150名學生的農村學校被合并，以便保證學生能夠享有更好的教學設備和學習環境。為了使邊遠農村學校跟上科技發展形勢，馬來西亞發起了一項農村學校無線因特網培訓和教育計劃，為農村學校提供計算機等相關設備，為學生和老師進行信息通訊技術的教育和培訓。馬來西亞的高等教育雖非義務教育，但是政府設立了國家高等教育基金，為家庭貧困的學生提供財政資助，使馬來西亞青年都有可能進入大學學習。

除了保證讓農民子女接受正規的教育外，馬來西亞還特別重視農民自身能力的培訓。培訓內容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為農民提供有關農業耕種以及工作態度和價值觀方面的培訓和教育，以使其提高生產能力；二是為農民提供工業培訓，使其能夠受雇于非農部門，或自己在農村地區和城市中心從事商業活動。在第五(1986～1990)和第六(1991—1995)個馬來西亞計劃中，政府在培訓和咨詢方面的開支達到2800萬和3.417億馬元。

馬來西亞農村社會政策的特點

第一，農村社會政策與經濟發展政策融為一體，在生產發展中實現社會目標。

從以上的敘述中可以看出，馬來西亞在處理農村的社會問題時，往往將其與農村的生產發展聯系在一起，在發展中解決社會問題。因此，馬來西亞農村社會政策的相關內容往往包涵在經濟政策之中。在1971～1990年實行的“新經濟政策”中，政府明確指出，“新經濟政策”的主要目標并不只是實現經濟的快速發展，而是通過經濟的快速發展和轉型重建社會、維護國家團結。“通過項目方式來提高生產力、增加收入和為不分種族的所有馬來西亞人增加工作機會來消除貧困”，是“新經濟政策”的重要內容之)。在這種思想指導下，馬來西亞在“新經濟政策”時期，沒有實行專門的消除農村貧困計劃，而是將消除農村貧困貫穿于各種農村發展計劃之中，通過為貧困農民提供各種就業機會、增收渠道以及生產服務，使其擺脫貧困。即使在“新經濟政策”末期實施了專門的反貧困計劃，但反貧困的主要措施仍然是通過各種生產發展項目為貧困農民就業、增加收入提供各種機會和支持。

第二，注重農民人口素質和能力的培養與提高，直接的現金濟貧措施有限。

在各個經濟發展時期，馬來西亞一直將消除貧困特別是馬來農民的貧困作為其奮斗目標。但由于奉行“在發展中消除貧困”的原則，馬來西亞的社會政策并不主張對農村貧困人口實行過多的現金救助，而是注重其素質和能力的培養與提高。從前面的敘述中可以看出，馬來西亞在其反貧困計劃中，只是對那些因傷殘無力勞動或年齡在60歲以上的貧困人口提供經濟救助，而對其他人則通過提升其素質和能力來使其擺脫貧困，具體表現為在農村地區建立起較為完善的衛生醫療服務和教育培訓體系，以此來促進農民身體素質和文化素質的提高，從而使農民有能力自食其力以及從事更高收入的工作。這反映出馬來西亞農村社會政策特別重視“自立”和“自尊”的理念。

第三，政府在提供農村公共服務中起主導作用，同時鼓勵其他社會力量參與其中。

在馬來西亞，社會政策的推行主要依靠政府的力量。無論是在資金的投入還是各種社會服務組織機構的建立中，政府都起著關鍵作用。如表1所示，馬來西亞在社會服務方面的開支呈不斷上升趨勢。在20世紀70、80年代，馬來西亞的社會政策主要關注農村地區，政府是農村發展資金以及農村教育和衛生醫療服務的主要提供者。

政府在發揮主導作用的同時，亦鼓勵私營部門、非政府組織等為農村的社會發展做出貢獻。

篇（4）

關鍵詞:公共政策政策評估標準生產力

公共政策是以政府為主的公共機構為確保社會朝著政治系統所確定、承諾的正確方向發展，通過廣泛參與和連續的抉擇以及具體實施而產生效果的途徑，利用公共資源達到解決社會公共問題，平衡、協調社會公眾利益目的的公共管理活動過程。這一概念表述了公共政策的主體、手段、目的，尤其突出其目的性。

公共政策的目的性表現在公共政策的成敗上，這就使政策評估在公共政策中占據重要的地位，缺少政策評估，一項政策就不能稱之為政策。公共政策評估如何進行，即公共政策評估都有哪些標準，以此對公共政策成敗做出判斷，本文試就其作些探討。

一、公共政策評估概念的界定

盡管目前對政策評估的研究很多，但對于政策評估的概念卻沒有一個統一的、被絕大多數學者接受和普遍認同的定義。

陳振明認為，所謂公共政策評估，是指依據一定的標準和程序，對政策的效益、效率及價值進行判斷的一種政治行為，目的在于取得有關這些方面的信息。林水波、張世賢認為，政策評價是“有系統地應用各種社會研究程序，收集有關資訊，用以論斷政策概念與設計是否周全完整，知悉政策實際執行情形、遭遇的困難，又無偏離既定的政策方向；指明社會干預政策的效用”。

以上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和方面分別對政策評估進行界定，綜合各方觀點，本文傾向于這樣的界定：公共政策評估是依據一定的標準和程序，對政策過程的效果、效益、效率和公眾回應加以判斷，評定并由此決定政策變遷的活動。

二、公共政策評估的標準

鄧恩在《公共政策分析導論》中將評估標準分為六類：效果、效率、充足性、公平性、回應性和適宜性。我國臺灣學者林水波、張世賢在《公共政策》一書中認為評價標準由八個方面：投入工作量、績效、效率、充足性、公平性、適當性、執行力、社會發展總指標。張國慶在《現代公共政策學導論》中提出政策評估的首要標準和次要標準的概念。針對公共政策及其活動全過程的各個環節的結果的價值進行評估，評估的標準應該包括下列標準。

1.政策的目標標準

評價一項公共政策是否成功的重要標志就是看政策執行后能否在預定的時間內完成其所確定的目標。那么，在評估政策時，把制定公共政策時所要達到的標準或目標同在一定時間限度內執行政策所達到的目標相比較來進行評價。如果公共政策在預期時間內取得的成就同制定政策所定的標準一致，那么，很明顯這項公共政策是很成功的，達到了預期的目標。反之，沒有達到所希望達到的目標，說明這項政策是不成功的。

2.政策的投入標準

一項政策從提出、列入議事日程、制定、執行等各個環節都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信息等各種資源。這個標準要衡量一項政策所投入的各種資源的質量和數量，其實質就是從資源投入的角度來衡量決策機構和執行機構所做的工作，也就是政策評估的成本問題。因此，投入成為政策能否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3.政策的公平、公正標準

公共政策是政府依據特定時期的目標，在有效增進與公平分配社會公共利益的過程中所制定的行為準則，公平性是公共政策的重要特征和體現。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的過程中為了實現帕累托最優，就必須注意通過利益的再分配或補償等方式給予那些受損的合法利益以合理的補償，以體現和照顧最大多數人的利益。因此，公共政策是否成功的重要標準之一就是看是否體現的政策的公平和公正，是否體現和維護了最大數的利益。

4.政策的效率標準

經濟學上講究經濟效率即投入和產出的關系，經濟效率要求產出必須大于投入。政策的效率標準是衡量政策取得效果所耗費的政策資源的數量，通常體現在政策投入與政策效果之間的比率和關系。政策效率的高低往往反映出政策本身的優劣和政策的執行狀況。

5.公民參與、回應政策的程度

由于公共政策主要實現大多數人的利益，因此，在制定政策的過程中公民的參與與回應必不可少，而公民的參與和回應程度高低是衡量政策是否成功的重要標準。一項公共政策不論關系到全體或一部分人的利益，只要政策對象認為滿足了自己的利益，就會對這種政策有著積極的回應。反之，政策的回應程度就低。這也是評價政策是否成功的重要標準。

三、中國特色的評估標準

國內政策學者陳振明歸納出的政策評估的五個標準：生產力標準、效益標準、效率標準、公正標準和政策回應度。根據臺灣學者吳堯峰先生對生產力評估標準的綜合與整理，生產力標準的內涵體現了效率標準和績效標準的統一，在某種程度上也涵蓋了政策評估的妥當性和回應度標準，從中國目前所處的發展階段和公共政策的本質功能上看，生產力標準是當今中國公共政策評估最根本和首要的標準，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

首先，生產力標準既是評價一個黨、國家戰略方針的根本標準，也是評估每一項政策的根本標準。一項政策的正確與錯誤、好與壞、進步與落后，歸根結底取決于它有無或在多大程度上解放生產力、促進生產力的發展。

其次，生產力標準最能體現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和公共精神。從公共政策的實質與功能上看，政府作為公共性的代表，它所依據的是社會公共利益，通過公共政策的制定、實施和評估，來進行利益選擇、利益綜合、利益分配、利益落實，達到持續不斷的發展公共利益的目的。

再次，從現代公共政策環境來看，公眾要求政府既是廉價的，又是有效的。為解決這一沖突，作為政府公共管理和提供公共服務主要手段的公共政策，它的首選價值就是提升政府機關的生產力，推動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回應公民社會對政府的需求，樹立政府在公眾之中的良好形象，這就決定了生產力標準在公共政策評估標準中的首要地位。

最后，生產力標準也涵蓋和統率了公共政策評估的其他標準，如績效標準，如何最有效達到預期政策目標；效率標準，是否以最小的投入得到最有效的產出；回應度標準，是否滿足政策對象最迫切的需要。此外，生產力標準與公正標準也是統一的，公共政策越是符合公正標準，社會越是公平，每個人的貢獻與所得越是一致，每個人的勞動積極性便越高。從而越能促進政府和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也就越符合生產力標準。

參考文獻:

[1]嚴強，王強.公共政策學.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

[2]陳振明.公共政策分析[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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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眾參保意識不明確

我國群眾參保意識不明確體現在幾個方面，其一，某些部門領導與企業負責人對社會保險制度重要性的認識有待加強。當前，某些部門領導與企業負責人對待依法繳納社會保險費用缺乏足夠全面的認識，也就使得其在地稅機關依靠征收保險費用過程中出現不配合的情況，多是應付或者推諉態度對待地稅機關工作人員。對推選參保對象與宣傳發動工作不落實到位，直接會影響干部職工參保的主動性，影響繳費的積極性，造成拖欠社保費的情況出現。更有甚者為了自身企業利益，直接剝奪雇傭員工參保的正當權益。除此之外，因受經濟大環境影響，某些企業反映經營不穩定，認為沒有資金確保長期繳費能力，所以對此存在顧慮，從而繳費積極性較低。當然，群眾自身的參保意識更是有待加強，尤其是那些下崗待業人員、自由職業者等的參保意識更是薄弱。因這類群體中的多數屬于弱勢群體，個人收入較低，所以造成其更重視眼前利益，不愿參保。

（二）責任界限不明確

責任界限不明確是造成社會保險費用征收工作難度增大重要因素。我國現行社會保險費用管理制度對保費征收工作存在不利之處。就實際生活中，時常會遇到社會保險繳費人員對勞動部門核定的險種與數額持有異議的現象。而勞動部門自身因受到人力與精力的影響，在核對當期需要繳納費用數量時存在和繳納單位缺乏溝通的情況，導致實際核對過程中通常憑借手頭歷史資料與社會平均工資水平對繳費人當期應繳數額進行核定的情況。并且，核定應繳納保險費用額度也因勞動部門單方面認定數字，使得繳費單位無從得知，事后也未完全認可。只是地稅部門尤其是基層地稅部門需要依據勞動部門核定的數額進行催報催繳，可見其難度系數之大。

（三）政策強制性不足

依照現行相關規定，企業須在規定期限繳足金額，否則進行公告披露。部分企業通常會以效益不好或者是周轉經費緊張為由，將已計提應繳保費截留下來長期拖欠，任意挪用。更有甚者只繳納少數人的社會保險費用。這也是由于我國關于社會保險征收政策不夠強制而引起的一系列問題。除此之外，還存在社保提取依據不實的問題。

二、我國社會保險費征收問題的應對策略

（一）提升社會保險征收工作的信息化水平

當今時代屬于互聯網時代，因此我國社會保險費征收工作應該充分發揮出網絡資源的巨大優勢。不斷提高健全社保工作的流程體制，科學合理制定社保費檔案管理制度，以及信息傳遞與績效考核等相關規范。高效拓展征管軟件對信息支持功能，加強社保費用征收軟件和各大銀行之間的信息連通，如此也就方便了實時查詢數據，或者同步傳輸數據，逐漸以電子數據運行取締手工操作方式。

（二）通過干部培訓增強服務質量

工作人員素質直接影響著服務質量水平，因此可以根據社會保險費用征管工作具體需求有針對性地開展涉費模塊應用培訓。從而促使一線管理人員熟知政策與辦事流程、注意事項等。經過網絡平臺拓寬和繳費人適當的交流溝通，引進現代化科技手段，提升整體服務水平，盡力實施多元化申報繳費模式，將文明熱情、規范操作貫徹社會保險費整個申報繳費環節，讓繳費人感受優質服務。

（三）擴大政策宣傳，獲取企業配合

加強政策宣傳力度，全面展開政策宣傳活動，主動和地區政府相關部門等進行溝通聯系，最大限度取得企業支持與配合。從而逐漸形成政府支持、部門配合以及參保人員理解的良好局面。同時還需深入企業，真實了解企業困難與意見，為其排憂解難，最大限度讓參保人員與企業得到真正實惠，從而配合支持繳費工作。

（四）增強部門配合

地稅部門需要增強和財政、勞動保障等相關部門的溝通聯系，創建社保費征繳例會制度體系，然后和人社局、銀行等有關部門創建并完善信息交流反饋制度。同時定期深入企業，研究與分析企業內部存在的問題，積累征管經驗，有效協調工作關系，形成齊抓共管合力良好局面。從而促使社會保險覆蓋面不斷擴大，社保征收規模也逐漸擴大。并且還需增強費源管理與日常申報管理，以此規范日常管理行為，并合理管理繳費企業參保信息資料與票據。

三、結語

想要有效解決我國社會保險費征收中存在的一系列問題，增強企業征繳率、申報率。除了加強政策宣傳力度、取得企業配合，提高部門配合力度，優化網絡建設等措施，還需要通過緊抓干部培訓途徑提升工作服務質量。以此才能更好地解決我國社會保險費用征收中存在的問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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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危機預防措施不到位

雖然現代危機具有突發性和不確定性，但是造成危機的許多因素早已潛伏在日常生活之中，所以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時就要考慮到危機的存在和發生，要居安思危，未雨綢繆。政府在公共政策的制定、執行等各環節中都必須有危機意識，要強化現代危機的化解方案。從國外的經驗來看，美國設立了聯邦應急管理署，俄羅斯有直屬于總統的緊急情況部，都有專門的機構來進行危機管理。而我國沒有設置明確的部門或機構，也沒有明確的分工，應對各種危機是各級政府部門的任務。在我國，雖然政府應急管理中已有了相關的處理危機的預案，但這些預案主要是針對危機發生時的處理，很少涉及危機預防方面的內容，危機預警系統還沒有建立，因此，有必要在公共政策中體現應對危機的預警政策。

（二）公共政策評估缺乏危機化解的具體指標，監督不力

公共政策評估是公共政策系統的一個重要環節，可以了解公共政策執行后的績效情況。而公共政策的評估要有一定的標準，目前，國內普遍運用陳振明提出的五大標準，即生產力標準、效益標準、效率標準、公正標準和政策回應度［5］，但該標準在實際評價時不太好操作。筆者認為，最好將評估標準量化，即將各標準具體化為指標來對公共政策的執行情況進行測量，但我國目前還沒有建立起這樣一套公認的指標體系。從西方有關公共政策的評估來看，它的政策評估之所以能在社會和政治生活中發揮重要的作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評估指標的科學應用，但是西方的指標體系中也沒有有關危機應對的指標。

（三）公共政策缺乏系統性

隨著社會的發展，危機的種類、形式在不斷發生變化，公共政策也要根據危機的變化而相應地進行調整，這樣才能更好地應對危機。我國應對危機的公共政策主要表現為應急預案，并以法規的形式固定了下來，這樣的公共政策雖具有普遍性，但這種單一的應急政策沒有涉及危機預防、恢復、保障等方面內容，難以對危機進行綜合治理；同時，應對危機不能只靠中央政府的統一指令，還要地方政府根據具體情況做出相應規定，中央與地方必須形成一個統一系統，而我國在應對危機時還缺乏綜合協調部門；另外，根據現代危機的特點，尤其是現代危機全球化的趨勢，公共政策要體現危機的全球意識，我國與其他國家之間要形成一個應對危機的國際體系。而我國的危機應對政策只考慮了本國本地區的情況，沒有考慮國際環境以及與國際接軌的問題。

應對現代危機要構建公共政策系統

（一）預警政策系統

預防能大大地減少危機到來時的損失。雖然現代危機的發生有不確定性，但“現代化風險也有自身的邏輯”［1］33，也不是完全沒有規律可循的。在預控、預防階段做好政府危機管理工作，能夠以最小的成本取得最大的收益。第一，要完備法律支撐體系。完備的法律支撐體系是預防危機的有效手段。政府在日常管理中要逐步完善相關法律法規，明確規定各級機關、部門在處理危機中的職責，真正做到應對危機時有法可依，樹立危機意識。尤其要完善危機的預防政策，對如何預防危機做出詳細規定，突出預防的重要性。第二，建立先進的信息收集制度。廣泛而準確地收集信息對于危機應對十分重要。從發達國家的公共危機預警政策來看，政府大都配備了先進的信息化設備，先進的設備使政府能對危機做出更加快捷的反應。另外，要使政府能及時的預防，信息的真實、準確尤其重要。一般來講，政府的危機預警政策要強調快速、準確、公開，而現代社會的信息復雜多變，需要先進的信息搜集手段作為保障，可以充分利用互聯網，并以法律法規為支撐，培育良好的互聯網環境。第三，建立公眾的危機教育制度。政府平時要重視對民眾危機意識的培養，并對民眾進行經常性危機應對技能的培訓，要廣泛應用各種手段和設施來提高教育和培訓的質量。另外也可以搞一些危機演習，增強公眾的危機防范意識。

（二）應對政策系統

對現代危機的應對政策是公共政策系統構建的重中之重，對危機的應急管理已成為許多政府必做的工作。第一，建立政府負責的政策系統。我國應對危機應主要依靠政府，遵循在國務院統一領導下，設立專門的省、市政府應對危機的管理機構，各地方、各部門分級管理、分級響應，強化地方政府的“屬地管理、就地消化”的能力，并促進各級政府機構的綜合協調與合作，提高政府處置危機事件的質量。目前，我國主要是在部分經濟發達的大中城市設置了專門的危機管理機構，并將危機管理作為政府的重要工作來抓，但是，我國中央政府仍無應急管理綜合協調部門，廣大中小城市和中西部地區也沒有建立起常設性的、專門的應對危機的機構［6］。對于市一級的行政機構，要根據情況因地制宜地設置應急管理部門，從而使應急管理范圍能輻射到縣乃至鄉村，以保障當前應急管理較弱的偏遠農村能夠滿足最基本的應急保障需求［7］。第二，完善社會支持系統。應對現代危機要求多方協作、社會參與、特殊的政策和技術支持、強制性措施和專門性的行動，這都不是一般的常態管理所能夠解決的，僅靠政府管理也是不夠的，這就需要在政府指導下，積極培育和發展民眾的社會支持系統，形成政府和社會共同應對危機的管理系統。社會支持系統可以由非政府組織、公民的志愿性社團、協會、社會組織、利益團體等組成，政府應給予他們相應的扶持政策，充分發揮其在危機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建立健全應對危機的社會支持系統，在全社會形成合力，才能更好地應對現代危機。

（三）恢復政策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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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國外公共管理理論公共事業管理專業建設

1公共管理理論概述

19世紀末期，馬克斯•韋伯創建了傳統公共行政學的核心理論——官僚制。官僚制是建立在法理性權威基礎上的一種高度理性化的組織機構，其特點是：在職能專門化的基礎上進行勞動分工；嚴格規定等級層次結構；運用規章制度清晰明確劃分責權；人際關系非人格化；遵守嚴格的系統工作程序；以業務能力作為選拔提升的依據。管理效率是官僚制的核心價值觀念。

傳統公共行政學獲得了極大成功，為世界各國政府廣泛采用。20世紀60、70年代，以美國行政學家弗雷德里克森為代表的新公共行政學派對官僚制行政理論的效率至上原則提出質疑。他們認為傳統公共行政學只重視效率，將公民當作實現政府目標的工具。他們提出的改革主張是建立政府與公民對話、溝通、互動的機制，使政府能對公民的需求積極地做出響應，從而實現公共行政的社會性效率。

20世紀70年代全球石油危機以后，伴隨著信息化及全球化時代的來臨以及公民社會的興起，公眾對政府官員和公共機構管理人員的服務品質要求更高，于是在世界范圍內掀起了一股持久不衰的政府機構改革潮流，出現了以市場機制逐漸取代政府干預；減少政府開支、鼓勵私人投資；縮小文官隊伍的規模；鼓勵公司競爭及公共事務向私營部門轉移為特征的“新公共管理運動”。新公共管理運動對傳統的行政管理進行了反思，強調調整政府和社會管理公共事務職能之間的關系，重塑政府管理自身和社會事務的手段、過程和模式。基本的做法是為了提高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效率，將政府的“掌舵”職能和“劃槳”職能相對分離，將后者轉移給非政府組織，實現公共服務的市場化、社會化、民營化。［2］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關于西方政府改革的研究報告總結了新公共管理的核心內容：關心服務效率、效果和質量方面的結果；高度集權、等級制的組織結構為分權的管理環境所取代。在分權的環境中，資源配置和服務提供的決策更加接近第一線，并為顧客和其他利益集團的反饋提供更多的余地；靈活地選擇成本效益比更好的方法，如市場的方法，來替代政府直接提供和管制；更加關心公共部門直接提供服務的效率，包括生產力目標的設定，在公共部門組織之間建立競爭性的環境；強化國家核心戰略能力，引導國家變得能夠自動、靈活、低成本地對外界的變化以及不同的利益需要做出反應。

2西方公共事業管理學科的產生與發展

科學意義上的公共事業管理起源于20世紀早期的美國，美國前總統威爾遜把科學管理的方法運用到政府的公共部門，形成了公共管理，它的理論基礎來源于泰勒的科學管理和馬克斯•韋伯的“官僚制”。公共管理的發展是迅速和曲折的，1887年伍德羅•威爾遜發表了《行政學之研究》的論文，是美國公共管理教育開始的標志。1911年，紐約市政研究局創辦“公共服務培訓學校”，美國公共管理教育正式啟動。1924年，“公共服務培訓學校”遷到了錫拉丘茲大學，并與新成立的“馬克斯維爾公民與公共事務學院”合并，面向公共管理領域創辦了綜合性的教育與培訓課程。大學開設公共管理教育的目的是為公民社會的管理培養專職的優秀管理和研究人才，以便他們能夠智慧地與公眾打交道和在現代公共組織中有效工作—不論是在地方、州、還是中央政府。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西方國家普遍掀起了對公共事務研究的熱潮，公共事業管理專業已成為很多國家培養高層次、應用型公共管理人才的主要途徑之一。這可以從國外許多知名高校設置公共事務專業得到證明，如哈佛大學的公共事務專業；紐約大學的公共、非營利事業管理專業；康奈爾大學的公共事務專業等等。

公共管理的一個重要理念是對公共精神和社會責任的推崇。美國的許多大的公共管理院系都鼓勵教師和學生通過做項目參與社會實踐，或到政府掛職，或鼓勵邊工作邊學習的學生結合工作實際寫策論，還聘請在管理崗位上的市政經理和部門領導為學生開課。美國公共管理教育的培養目標通常是培養從事公共事務管理和公共政策研究與分析等方面的高級應用型人才，為政府機關和非贏利組織培養具有現代公共管理理論和公共政策素養，掌握先進分析方法及技術，精通某一具體政策領域的專業化管理者、領導者和政策分析人才。在培養過程中，注重實際能力與素質的培養，教學內容面向公共領域中所面臨的實際問題。目前，美國開設公共事業管理課程的學校有220多所，在讀學員達3萬多人。到目前為止，根據彼德森大學指南，美國有312個公共管理院系，其中244個重公共管理方向，81個有公共政策方向。美國公共管理的學科原則和傳統有三大重要理念：培養專業化管理人才(Professionalism)，注重公共服務精神(publicservice)，強調實踐和操作(practice)。例如，作為美國最早的公共管理專業化教育課程體系，美國錫拉丘茲大學馬克斯韋爾公民與公共事務學院的公共管理課程，注意培養學員的四方面技能：量化統計方面的技能、經濟分析方面的技能、預算和公共財政方面的技能以及公共管理知識技能。為此，該學院為學員開設了五類核心課程，分別是公共行政與民主類、統計分析類、經濟分析類、預算和公共財政類、公共管理類。美國哈佛大學的肯尼迪政府學院的辦學目標是培養高層次的公共管理人才和從事高質量的公共政策分析人員。在其研究生教育中，要求學生掌握三方面的基本知識：即政策和制度分析、公共組織的戰略管理、政治主張和領導藝術。

3我國公共事業管理專業學科建設基本情況

1996年，東北大學婁成武教授和云南大學崔運武教授，到國外考察公共事業管理發展情況后開始醞釀在我國高校建設公共事業管理專業。1997年東北大學、云南大學分別向教育部報告，申請將公共事業管理專業列入本科專業目錄。1998年原國家教委(現為教育部)在新的普通高等學校專業目錄中，設立了公共事業管理本科專業。1999年在云南大學和東北大學首開公共事業管理專業以來，該專業發展迅速。到2000年，全國有57所高校招收公共事業管理專業本科大學生。2001年全國招收公共事業管理專業的本科大學生的高校發展到132所，2002年迅速增加到180多所，2007年已有322所。對這個專業的招生，教育部原本是想由東北大學、云南大學兩校通過四年的專業建設，取得經驗后再在全國推廣，但由于各高校自主辦學，特別是教育部對各省屬高校難以控制。如此增長速度，可稱得上中國教育史上的一大“奇觀”。

雖然在公共事業管理專業建設的過程中已經取得了較大成就，但公共事業管理在我國僅有十年的發展過程，作為一個有發展前途的新興專業，公共事業管理專業本應具有極強的生命力和發展空間，可現實的遭遇和形勢卻使該專業陷入了尷尬的局面。主要表現有：專業的社會認可度差、專業方向不明確、人才培養目標模糊、學生就業難等不少問題。其原因是各高校對公共事業管理專業認識不足，造成專業課程設置散亂甚至混亂；教學內容死板，教學方式單一，實踐教學環節薄弱；專業教材建設滯后、師資力量相對缺乏等。該專業目前的辦學規模和發展速度已超出了我國公共事業發展的速度和公共管理體制、公共事業單位改革的步伐；專業缺乏明顯特色，就業方向不明確，所培養的學生缺乏不可替代性，社會對該專業的認識和了解也比較少。因此，作為一個新興專業，如何構建更科學合理的課程體系，推進專業建設，進而提升公共事業管理專業的競爭力，成為當前公共事業管理專業建設面臨的棘手問題。

4公共管理理論視角下公共事業管理專業學科建設的改革途徑

4.1變革專業意識，塑造服務意識。新公共管理理論和善治理論指出，公共事業管理的主體除了政府這一核心之外，還應包括非政府組織。公共管理的職能除了政治統治、社會管理之外，還需強調社會服務。公共事業管理專業人才服務除了面向于政府和事業單位，還應包括企業和相關社會團體。因此，公共事業管理專業要強調公共事業管理主體的非政府性和職能的服務性。

4.2以社會需求為導向確定應用型人才培養目標。公共事業管理是社會組織為了滿足社會全體或部分成員的共同需要和協調發展，采取各種形式，對社會的公共事務進行生產、調節和控制的過程。針對當前公共事業管理專業人才培養目標多樣化和模糊化的問題，在培養過程中注重實際能力與素質的培養，教學內容面向公共領域中面臨的實際問題。培養目標要強調注重公共服務精神，強調實踐和操作，使之與當前經濟社會的需求緊密結合起來，從而也保障了本專業學生更好的就業前景。以需求為導向，結合自身的教育資源優勢，靈活制定培養計劃。進一步加強對社會人才需求的調研，結合自身的教育資源優勢，靈活的確定培養方案。另外，人才培養方案是動態變化的，在實施專業人才培養方案的過程中，要進行全程就業信息管理工作。要依據就業市場、用人單位對人才的評價結果，檢驗專業方向人才培養方案，對不符合社會需求的人才培養方案及時修改完善。

4.3以市場需求為導向，培養學生各項技能。公共事業管理人才必須具有廣博的知識面，具備較高的辦事效能、實際策劃、運用理論及操作能力，必須具有良好的思維創新能力、自我學習能力和研究能力，必須具有動手操作能力和實際應用能力。主要包括以下幾項技能培養：一是社會調查技能。公共事業管理作為實踐性應用性學科，其理論來源于社會實踐，其理論也必須適合于并應用于社會實踐。能熟練應用社會調查的方法步驟，使學生了解社會、熟悉公共管理的實際，市場運作技能熟練。二是社會適應技能。社會是不斷發展變化的，這就要求公共管理專業人才能夠應付各種社會變化，具有應對各種困難和挫折的心理素質。三是熟練的表達技能。包括語言講述能力和應用寫作能力，這也是公共事業管理專業人才必須具備的能力。公共管理專業人才作為社會管理的決策人員和主要參與者，其設想、方案等要通過語言和文字準確、順暢表達出來，否則就會限制能力的發揮，無法履行管理職責。公共管理工作是對人的工作，只有通過有效地表達才能與人溝通，否則不會得到他人的配合，工作也將無法開展。

篇（9）

申論思維有其共性的地方，例如都強調歸納性思維、實踐性思維。但兩類考試有所側重。

綜合類重辯證性思維和創造性思維。辨證思維需要把握三個關鍵詞：一是“兩分法”。二是“結合”。三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辯證法要求絕不能片面、僵化地對待特定事實。要全面地概括材料的內容，多角度、多層次地分析原因和評價問題。要根據問題的特殊性，靈活地提出解決問題的對策，尤其不能把“萬能八條”當成不變的教條和現成的答案。

執法類重規律性思維和常規性思維。因此，執法類考生要注重總結公務員在依法行政過程中的套路性和規律性工作方式和方法。例如，要注重解決具體矛盾糾紛的套路：溝通機制—妥協機制—落實機制；組織計劃的基本套路：培訓學習—任務分解—明確分工—組織協調—加強監管(狠抓落實)—總結反饋；事后化解危機的套路：追源頭—溯主體—政府統一領導—各部門分工負責—查漏洞—控制犯罪嫌疑人—徹查失職瀆職行為。

2.閱讀理解題要注意區分

兩類考試的閱讀方法是共同的，都要用“三遍四步”法。但在題型和作答方面有不同的要求。

綜合類在閱讀理解方面要求準確提煉事實所包含的觀點，并揭示所反映的本質問題，表明需要考生看問題看得透，看得深。這表明考題將以概括主要問題、概述啟示、找出焦點等揭示主要問題的題型為主。這類題型本質上為概括+分析題。

執法類在閱讀理解方面要求把握給定資料各部分之間的關系，重在恰當地解釋。因此，此類考題將以概括主要內容、主要信息等梳理材料內容的題型為主。考生要重點訓練對材料進行分門別類的能力，要能夠判斷出材料是一個還是幾個特定事實，材料之間是并列的橫向關系還是表現、原因和對策的邏輯的縱向關系。從閱卷的角度來說，對于執法類的考題來說，結構方面的給分可能會占到相當的比例，完全靠采分恐怕不容易拿到高分。

3.綜合分析能力考查出謀劃策的能力，貫徹執行能力考查貫徹落實能力

綜合類在綜合分析能力方面強調分析和歸納，多角度地分析問題。我們必須明確多角度的具體內涵。簡言之，對于宏觀問題要學會從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角度考慮問題。對于微觀問題要學會從思想、制度、技術和主體等角度思考問題。這種多角度分析問題的方式是我們一直強調的。

執法類強調準確理解工作目標和組織意圖，遵循依法行政的原則，根據客觀實際情況，及時有效地完成任務。簡言之，要學會事前組織計劃的套路和事后化解危機的套路。

事前組織計劃的基本套路：培訓學習—任務分解—明確分工—組織協調—監管落實—總結反饋；

事后化解危機的套路：追源頭—溯主體—政府統一領導—各部門分工負責—查漏洞—控制犯罪嫌疑人—徹查失職瀆職行為。

4.提出對策題要明確側重點

綜合類強調提出問題和解決問題，強調“發現和界定問題，作出評估或權衡，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案或措施”這三部曲，這就要求考生在提出對策時要嚴格依照三步驟解題法，即第一步找問題及其原因，第二步有針對性地提出對策，第三步驗證對策的有效性。與此同時，綜合類在這方面更強調提出方案，這就凸顯了解決問題的系統性，因此對策的表述要偏重宏觀方面的戰略和思路，在對策中只要能提到政策實施的主體和內容即可。

執法類僅強調解決問題，沒有強調提出問題，僅強調“對具體問題作出正確的分析判斷，提出切實可行的措施或辦法”，這就對考生在找問題及其根源方面的要求有所降低。“措施或方法”更強調對策的可行性和具體性，因此執法類考生在對策的表述上要更好地體現微觀方面的具體措施，即靈活地使用萬能八條，在發散型思維的指導下，做到變形和增容，要使對策具有實行的主體、對象、方式、內容和效果或目的。

5.表達能力方面的要求不同決定了題型會有所區別

寫作題是不可缺少的，但二者的要求各不相同。

篇（10）

一、引言

“消防”即消除防患（即預防和解決人們在生活、工作、學習過程中遇到的人為與自然、偶然災害的總稱），當然狹義的意思在人們認識初期是：（撲滅）火災的意思。 Fire control；Fire fighting；Fire protection滅火與防火。亦指滅火、防火人員。郭孝成《浙江光復記》：“衛隊及巡警消防，見勢已烈，均袖綴白布，以表輸誠。”如：必須抓好消防工作。例如：消防車、消防技術。中國已有兩千多年的消防歷史，“消防”一詞是二十世紀從日本引進的，是一個外來語。但“消防”的根在中國。日本的文字是從中國的漢字演變而來，漢字早在西晉太康五年（284年）就開始傳入日本。“消防”一詞不僅字形與漢字完全相同，字義也無差別。現代意義的消防可以更深層的理解為消除危險和防止災難。消防工作是一項社會性很強的工作，只有依靠全社會的力量，在全社會成員的關心、重視、支持、參與下才能搞好。消防工作具的社會性；消防管理應滲透到人類生豐收的一切領域之中，從而決定了消防工作的社會性；消防安全管理涉及到各行各業，乃至千家萬戶，在生產的工作和生活過程中，人們對消防安全管理稍有疏漏，對生產一時失神、失控、失誤，就有可能釀成火災，這就決定了消防工作的經常性；縱觀多年來火災事故教訓，盡管致災原因復雜，但可以看出絕大多數火災乃源于一人一事一時之誤，這使我們進一步明確了一條真理，只有廣在人民群眾的積極參與，才能控制、消除火災事故的發生，這又決定了消防工作的群眾性。

二、強化消防意識，杜絕火災隱患

消防意識必須要貫穿于整個社會和人民的意識之中，加大宣傳和普及力度，讓人民群眾自我的杜絕生活中不安全的用電習慣、用煤習慣等等，提高自身對于火災的防范意識和思想。在企業中，消防部門要加大對企業生產的重點摸排，對于消防設施不到位的企業或個人，要給與停止生產、盡快整改的措施和意見，督促企業或個人加強安全生產意識。

三、摸排重點地區，設立特勤消防站

消防管理部門，要定期或者不定期的對于轄區內的重點防火單位進行摸排，對于人口密集、生產過度集中的地區，可以申請設立特勤消防站，可以保障在火災發生的第一時間就可以進行有效的滅火和管理。

四、加強聯動體制，聯合滅火、提高滅火效率

聯合滅火時現代消防管理體制中的重要部分。現代的滅火“戰爭”離不開人民的支持和幫助，聯合國家相關職能部門聯動和協調機制，可以讓消防滅火人員第一時間趕到火災現場，挽救更多的生命和財產，如某地交警駕警車巡邏至金馬路看到，正昌水果市場內冒出陣陣濃煙，李鐘勇立刻朝冒煙處趕去。察看得知，濃煙出自市場內一香蕉儲存冷庫，其間夾雜著躥起的火苗，李鐘勇迅速聯系消防部門通報險情，附近值守的交警也聞訊趕到，立即對現場進行布控，劃定警戒范圍，疏導交通，為消防車開辟救援通道。約10分鐘，消防車趕到，在交警及消防人員共同努力下，控制了火勢，撲滅了明火。經查，火情因電源線路年久失修、下雨受潮短路所致。加強企業消防人員的聯動和演練機制可以有效的幫助消防人員掌握企業消防設施、重點營救人群的位置等，爭取一分一秒去挽救更多的人。如某地，隨著火場總指揮“演練開始”一聲令下，滅火演練在中醫院門前正式開始。根據預案設定，當日下午，醫院4層住院部發現火情，冒出滾滾濃煙，火勢迅速蔓延。醫院工作人員發現火后立即發出信號，并撥打火警電話報警。轄區客車廠中隊官兵及時趕到“火災”現場，經過火情偵察，按照準備展開、預先展開和全面展開的步驟，利用單干線出3支水槍，設置3個水槍陣地，利用水槍和水炮進行撲救。經過參戰官兵的奮力撲救，火災被及時的撲滅。消防官兵清理火場、清點器材，講評歸隊，演練結束。整個演練過程中，全體參與人員分工協作、密切配合，撲救工作有條不紊地開展，演練取得了圓滿成功，檢驗了預案的可操作性，提高了部隊的戰斗能力。

結語

實踐證明，加強各單位的聯動管理和協調機制，有利于在火災發生的第一時間相關職能單位介入管理，在消防隊趕到之前進行前期的滅火準備與人員疏散，保障交通暢通等一些列的措施，之后由消防人員進行統一而又專業的消防滅火與救援工作。作為消防管理單位，要積極的協調各方面的關系，加強企業的安全隱患排查任務，提高專職人員的防火與安全意識，進一步提升整個社會人民與企業的安居和安全生產意識。

參考文獻：

[1] 謝菊，伏虎，熊亞楠.農村消防安全管理的影響因素及其防范策略――基于多層次模糊綜合評價方法[A].2015中國消防協會科學技術年會論文集[C].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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