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媒論文匯總十篇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傳媒論文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首先，必須指出，本文中所提到的"文化研究"是從西方文化學術界引進的一種文化學理論，若將它用于轉型時期的中國文化現象分析就必須對之有一個大致的了解和把握。文化研究出自戰后的英國文學理論界和文化批評界，開始時僅僅局限于狹窄的經典文學研究領域，后來逐步發展演變，廣納百川匯集成流，目前已成為當今北美文化學術界自后現代主義和后殖民主義理論討論之后的又一個熱門話題。這樣導致的一個后果正如英國學者特里·伊格爾頓所指出的，"當今為什么所有的人都在談論文化？因為就此有重要的論題可談。一切都變得與文化有關……它也像經濟主義、生物主義、實在主義或任何別的什么’主義’那樣，本身就有還原性，于是針對這些主義，便出現了一種頗為令人驚慌失措的過度反應。"①但是與傳統的文化研究不同的是，本文所討論的"文化研究"（CulturalStudies）指的是當代非精英文化，其定位并非傳統意義上的經典文化，而是大眾文化、甚至包括以影視和廣告業等消費文化為主體的大眾傳播媒介。因此，從這一視角人手來分析電視這一極為普及的媒體，我認為是再合適不過的了。;因而"文化研究"在這里便用來專指對當代文化和大眾文化的研浚渲邪ǘ源降難芯浚庋煥矗魑幕臀難Тブ澆櫚牡縭穎惚話ń墻改昀叢諼鞣窖趵礪勱韁鴆椒縲釁鵠吹囊恢摯繆Э啤⒖縹幕涂繅帳趺爬嗟難芯苛煊蠔脫躉壩錚畛跤?0年代出現在英國的文學研究界，其主要的代表人物為新批評理論家F.R.利維斯。由于早先的文化研究一開始便致力于文學的文化批評，因而范圍依然比較狹窄，而且帶有強烈的精英意識，早先的文化研究者試圖通過對他們所開列的經典文學作品的弘揚來達到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質之同的，其現代主義的啟蒙意識是十分明顯的。后來由于幾位出身工人階級家庭的理論象，例如雷豪德·威廉斯（RaymondWilliams）、理套德·霍加特（RichardHoggart）和斯圖亞特·霍爾（StuartHall）等的努力，同時在一些邊緣話語力量的沖擊下，文化研究者內部也發生了多元價值取向，其中的一支逐步走出早先的經典文學研究領地，引人了對社區文化生活的研究內容，甚至逐漸把對大眾傳播媒介、當代社區文化和消費文化的研究也包括了進來，進而逐步匯入對當代文化的研究大潮中。在當今的西方文化學術語境下，文化研究的對象一般包括這樣?罄啵閡栽獨脛行?quot;非主流"（subaltern）文化為對象的區域研究（areastudy），以多元文化社會中的"移民社群"（Diaspora）為對象的種族研究（ethnicstudy），和以長期處于邊緣地位、其聲音十分微弱的女性為對象的性別研究（genderstudy）。但是既然文化研究所涉及的對象主要是當代社會出現的各種文化現象，而且更確切地說是非精英文化現象，也即文化研究更關注通俗文化和一切大眾傳播媒介，那么它就不應當把影視研究排斥在外，尤其是電視，因為作為當今后工業社會輻射面極廣的一種媒體，電視的作用和影響確實是無法估量的。就其基本的定義和研究對象而言，文化研究在當今的全球化語境下，還涉及下列理論課題：（1）后工業社會和后現代文化的消費問題；（2）后殖民語境下的第三世界寫作和批評話語；（3）女性寫作話語和女性研究；（4）文化相對主義和文化的價值判斷問題；（5）多元文化主義和文化身份；（6）影視制作和大眾傳媒研究。②由此可見，在文化研究的大語境下來考察現代傳媒在當今中國文化界和知識生活中的作用和影響，完全可以拓寬我們的思路，開闊我們的視野，使我們得以站在一個文化研究和文化批判的制高點上來考察一些具體的文化現象，同時通過對這些現象的分析而豐富我們的文化理論建設。下面就嘗試著對一個具體的現象進行剖析。

"田歌現象"及其《熒屏連著我和你》

最近，在中國當代影視傳媒領域，人們談論較多的莫過于這樣一些現象："王朔現象"③，"張藝謀現象"④和"倪萍現象"⑤。毫無疑問，由于這些現象本身所處于的人們注意的中心之地位（當然王朔是一個例外）以及其之于當代中國人文化生活的客觀影響，從文化研究的視角對其進行理論分析自然是必要的。而我則認為，研究者們往往忽視了另一個雖不居于"中心"但卻對"中心"有著有力的沖擊和消解作用的現象，即以北京電視臺導演兼主持人田歌為代表的一個現象，或?quot;田歌現象"。因為田歌的工作單位并不在居于中心地位的中央電視臺；而且面對中心的巨大陰影，一些居于邊緣處的閃光之星倒有可能被遮住，這就是不少地方臺（包括北京臺）導、演和主持人們經常感到困惑的一個原因所在。而田歌則從一個來自部隊基層單位的話劇和電影演員而一步步地向中心邁進，并在一個較短的時間內，不僅進入了中國文化的中心，而且還在向著國際文化的中心歐美前進。我們完全可以從下列事實見出這種征兆：1996年9月，她和她的劇組應挪威外交部邀請前往奧斯陸采訪國際易卜生戲劇節，配合易卜生的《人民公敵》在中國的上演而掀起了一?quot;易卜生熱"；1997年5月應弗羅倫薩歌劇院邀請前往意大利采訪由祖賓·梅達和張藝謀共同執導的歌劇《圖蘭朵》；1997年6月應邀再度赴意大利采訪第八屆國際易卜生研討會；1997年7-8月應美國新聞文化署邀請赴美考察電視藝術，等等。這一系列本應當由居于"中心"地位的人所獨有的機會幾乎全被來自邊緣的田歌擁有了，這不能不引起人們的猜測、羨慕或關注。但是單單從這些表面現象來看并不能說明問題的實質，我們還應該透過現象究其本質，也即從分析她主持編導的精品欄目《熒屏連著我和你》入手。當然，在這個欄目周圍聚集了一批與田歌有著大致共同的志向和興趣并能精誠合作的年輕人，因此它并不是一個孤立的現象，而作為一個集體，"田歌現象"則體現了以田歌為代表的一批人所共有的特征。我以為這正是中國當代傳媒領域內一個可以從文化研究的視角切人分析的現象。

1．文化研究的一個首要任務就是要通過參與普通讀者或觀眾的社區生活來實現對他們啟蒙（或后啟蒙）的理想。也就是說，在當今這個具有后工業和后現代特征的社會，大眾傳播媒介的異軍突起，強有力地沖擊著高雅的文學藝術創作甚至電影制作，因而使得一些傳統觀念較強的人認縭喲渴粲諂脹ù籩詰目觳臀幕刖⑽幕兇盤烊壞畝粵ⅲ虼爍咎覆簧嫌惺裁匆帳跫壑擔巖隕鲆帳蹙貳C娑哉庵秩宋斐傻牧街治幕畝粵ⅲ幕芯恐鋁τ詼災猓傭偈垢哐諾奈幕帳蹙吠ü煉靡宰呦蚱脹ù籩冢鈧帳迪執籩諼幕途⑽幕南嗷ス低ê投曰啊T謖夥矯媯隊亮盼液湍恪芬宰約旱囊幌盜芯方諛炕卮鵒蘇飧鑫侍狻H綞越幌燉種富蛹搖⒚褡迤骼盅葑嗾咭約熬┚綾硌菀帳跫業姆錳福導噬暇投緣縭庸壑誒斫庹廡┮帳跗鸕攪巳魏偽鸕拿教逅巖云鸕降鈉占白饔謾V富蛹葉圓簧侔靡衾值那嗄昀此擔且恢之分神圣的職業，然而，欄目的編導者卻別出心裁地通過這些藝術大師"知心時刻"闡述"個人看法"之手段，使得著名藝術家與普通觀眾的距離一下子縮小甚至消解了，通過這種直接的交流和對話，不僅去掉了套在經典藝術家頭上的神圣"?饣?quot;，同時也使普通大眾與藝術更接近了。又比如，在民族音樂和京劇不甚景氣的今天，欄目的編導者并沒有冷落它們，反而調動傳媒的力量來實現普及和振興民族音樂和京劇之目的，這樣所得到的對電觀觀眾和文藝愛好者的"后啟蒙"之效果是其他媒體很難達到的。

2．文化研究反對人為的等級制度，尤其對某種話語霸權極為反感，主張各種人在一個多元價值取向的社會找到自己活動的公共空間，每一種話語力量都有自己的特色，任何話語力量都無法主宰他種話語，只有各種力量的共存和共處才是造成文化藝術繁榮的惟一途徑。在這方面，北京電視臺處在北京，顯然有著得天獨厚的人才優勢，它可以集中北京地區和周邊地區的各行各業的優秀人才，向廣大電視觀眾展示一些平凡但卻了不起的人的風采。但另一方面，它又面臨著中央電視臺這樣一個碩大的陰影和強有力的競爭對手，因此如果拿不出自己的絕招來不僅無法面向全國的觀眾，更無法走向世界了，甚至都有可能失去北京地區的電視觀眾。因此，編導者們面臨的挑戰是嚴峻的，他們必須走自己的道路，即走別人沒有走過的路，甚至做別人沒有做或者暫時無法做到的事。在這方面，欄目的編導者和主持人下了很大的功夫。可以說，他們以獨特的構思、豐富的想象力再加上忘我的勞動，才達到今天這個地步的。比如說，電影導演訪談，國際易卜生戲劇節采訪，大學校長訪談以及最近即將和廣大觀眾見面的意大利歐劇《圖蘭朵》的排練和上演等節目，就耗費了他們大量的時間和精力。通過這一系列的溝通和?曰埃壑誆喚齠允粲詿椒凍氳牡纈芭納愫橢譜饕帳跫骯ひ沼辛爍行緣牧私猓幣捕緣佳菝塹男燎誒投辛爍畹睦斫狻R撞飛馕輝縭龐詒臼蘭統醯木湮難Т笫Γ殘碓誆簧偃絲蠢匆丫保捎諞拙綾舊硭毯畝嘀匚幕肴詞蠱淙鑰紗蚨笙執緇岬墓壑凇J苤舴ⅲ改康謀嗟頰卟幌ё櫓α浚渡嬙蚶鋦儼煞茫喚齟锏攪似占熬湟帳踔康模幣蒼謔導噬掀鸕攪舜俳泄團餐奈幕帳踅渙髂酥亮焦嗣竦拿竇浣渙髦饔謾W罱唇魷衷謨遼系墓賾諞獯罄杈紜鍛祭級洹返難莩鍪悼霰ǖ酪慘歡芷鸕秸庋淖饔茫喚魷蛑泄墓憒蟮縭庸壑謖故居兇排ê竦?quot;東方主義"色彩的西方人眼中的東方形象，同時也將披露隱藏在舞臺背后的一些故事。因此不加分析就一味把電視藝術置于與經典藝術相對立的位置實在是缺乏遠見的。3.文化研究者所主張的是一種"后啟蒙"，即文化研究者首先將自己置身于普通人民大眾之中，通過與他們的同呼吸共命運來達到向他們傳授知識的目的。欄目的編導者和大部分請來的嘉賓們應該說都是有著相當品味的文化人，但是如果擺出一副居高臨下教訓人的桑子則顯然是行不通的。因此在有限的50分鐘節目內，如何盡其所能向廣大電視觀眾傳授知識，做到寓教于樂，使大家在輕松的氣氛中接受書本上和課堂上得不到的知識，在這方面，編導者認為，正如賀拉斯所言，要想讓自己寫出的作品感動讀者（觀眾），首先自己也應被打動。他們事前事后都做了大量的采訪工作和知識裝備工作，有些書"請人代讀"（培根語），而對被采訪人的身世和專業則了解得越清楚越好，這樣我們在電視上所看到的簡單的問答實際上體現了編導者的集體思想和智慧。應該說，該欄目在知識方面出現的破綻遠比另一些欄目少得多。比如說，指揮家、體育評論員的仍談等節目就是這樣一些成功的例子，在這些以談話為主要形式的訪談中，嘉賓同時扮演著兩種角色：既是本行業的專家，有著本專業的豐富知識和實踐經驗，同時也是人民大眾的一分子，因此他們的訓誡和啟蒙就絲毫未與大眾拉開距離，倒是通過首先置身于大眾之中進行直接的溝通來達到啟蒙的效果。當然，這種以談話為主體的節目既要達到寓教于樂，同時又要具有一定的文化品味，因此把握適當的"度"是至關重要的，如把握不當則會使人產生聆聽教誨之感而對之反感。我們也可以從這個欄目的少數幾次不成?Φ慕諛考齠四擼庸憒蠊壑諛殼岸哉飧隼溉盞姆從純矗嫻男вο勻淮蟠笊跤詬好嫘вΑU餼托枰頤俏幕芯空嘰誘庖幌窒籩諧橄蟪銎渲械拇釁氈楣媛尚緣畝韃⒓右岳礪芻鈧沾锏椒岣晃幕礪郟òù嚼礪郟康摹：廖摶晌剩雜諞桓鱸詰胤教ǎū本ǎ岢至似吣耆圓槐?quot;大樹"遮蓋或被時間淘汰的文藝生活類節目確實是難得的，這正是我們可據以從理論視角對之進行文化分析的價值所在。在這方面，"田歌現象"也許會給我們的地方電視臺文化生活欄目的編導者和主持人某種有益的啟示吧。

走向世紀末的中國電視：悲觀與樂觀

通過上述個案分析，我們大概可以對走向世紀末的中國電視之前途作出初略的預測了。毫無疑問，文化研究的觸角已經伸向了當今出現的文化"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大趨勢，按照美國的理論家詹姆遜的看法，造成文化全球化的因素主要有這樣三個：跨國資本的運作，世界的資本化以及電腦時代的來臨。⑥我認為還應再加上大眾傳媒的作用，因為從近10多年來中國電視的普及來看，確實令世人驚訝，因而難怪日本和西歐的大跨國公司都不約而同地把中國當成一個巨大的傳媒市場。因此中國的電視制作業首先面臨著信息時代的各種挑戰。其次，電視的普及和無所不在也給文學藝術構成了挑戰，特別是三維動畫和多媒體的制作作用更是使得傳統的精心雕琢的高雅藝術成了不合時宜之物，因此久而入之，我們的后工業信息時代就會成為一個缺乏審美的時代：一切都被淹沒在消遣娛樂電視節目之中，一切又只能在熒屏上成為轉瞬即逝的東西。那么人們不禁要問，從長遠的觀點來看，我們的國家和民族還要不要發展文化藝術？回答自然是肯定的。因此面對這種情形，我們不得不同時既感到樂觀又難免不帶有幾絲悲觀和危機之感，但悲觀顯然是無濟于事的。在此我謹以一個普通電?庸壑諍腿宋目蒲е斗腫擁納矸荻躍佑謚行暮捅咴抵厥獾匚壞謀本┑縭猶ㄌ嵋壞憬ㄒ椋涸詰苯竦縭詠諛慷噯緡C彝饔誶潮『橢馗吹那榭魷攏ψ咦約旱牡纜罰斜本┑厙畔⒖旌投唷⑷瞬琶薌⒋ナ侄蝸冉⒍醞飩渙鞅憷扔攀疲瞥鱟約旱牡縭詠諛烤罰竊誚隙痰氖奔淠諂晟砉蝕筇ê兔ㄖ辛械囊桓霰厝煌揪丁T謖夥矯?quot;田歇現象"不僅給同行的電視編導者和主持人以某種啟示，同時也更使人們對電視業面臨的自身的挑戰保持一種清醒但卻樂觀的態度。此外，為了及時總結經驗，從理論上來發展我國的傳播學，使之盡早地與國際傳播學接軌，我們仍有著更長的路要走。注釋：

（1）見特里·伊格爾頓，《后現代主義的矛盾性》，中譯文載《國外文學》1995年第2期第3頁。

（2）關于這六個方面的詳細闡述，參見拙作，《文化研究：西方與中國》，載《國外文學》，1996年第2期第33～35頁。

（3）關于"王朔現象"的文化分析，參見拙作《后現代性和中國當代大眾文化的挑戰》，載《中國文化研究》1997年第3期，第36～38頁。

篇（2）

（二）變量選擇1．投資變量。多數文獻將資本性投資視為對固定資產的投資，部分文化傳媒上市公司以固定資產投資為主，其他資本投資的比例過低，甚至為零，本文采用固定資產投資來衡量中國文化傳媒上市公司的投資行為。具體地，固定資產投資為固定資產凈額與年末總資產的比值以消除公司規模的影響。其中，固定資產凈額為固定資產原價、工程物質及在建工程三項凈額之和。2．融資變量。將融資因素分為內源融資和外源融資兩類，并且外源融資可具體分為債務融資和股權融資兩類。文中采用資產負債表中的經營現金流凈額，流動負債和歸屬母公司股東權益來刻畫這三個融資因素。融資因素變量也都除以年末總資產來消除公司規模對融資變量的影響。此外，由于公司進行投資決策時主要由期初的融資情況決定，本文引入這三個融資因素變量的一期滯后為解釋變量。3．控制變量。根據相關的研究文獻，在模型（1）的基礎上加入一些控制變量是有益的。本文發現公司規模、成長能力、盈利能力、投資機會和年度虛擬變量等都會對企業的投資行為產生一定影響，經回歸比較分析發現，當期和往期的公司規模、盈利能力和投資機會對公司的投資行為產生影響較為顯著，引入這三個變量作為控制變量對系統進行修正，但不作為本文的研究重點。

二、計量檢驗與分析

（一）數據的選取本文的數據來自CSMAR數據庫，考慮到時間延續的長短和文化傳媒上市公司的數量選取了2006～2011年所有文化傳媒上市A股公司的年度數據。為了保證數據的有效性，剔除了以下公司：（1）2009年1月1日之后上市的公司；（2）經營不穩定的ST、＊ST和S＊ST上市公司；（3）數據存在缺失值的公司。經過篩選后，最后得到20家公司作為研究對象，其中深市9家，滬市11家，共107個公司年度觀察值。

（二）統計分析通過對2006～2011年的年末總資產平均數進行排序來對樣本公司按規模大小進行分類，20家樣本公司中有6家屬于大型文化傳媒產業上市公司，14家屬于中小型文化傳媒產業上市公司。表2的描述性統計分析結果顯示：絕大多數變量的分布較對稱，且沒有較大的異常值；投資規模（I）和投資機會（Q）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右偏，且不同規模的公司偏離程度不一，這說明中國文化傳媒上市公司投資行為可能存在一定的規模差異。表3列出了各變量之間的相關系數。其結果表明：所選取的融資因素變量與投資規模顯著相關，各融資解釋變量之間的相關關系不太顯著。除股權融資變量之外，其他融資變量與投資規模均正相關，但是各變量之間具體的相關關系還需要通過模型驗證才能得知。進一步考察方差膨脹因子（VIF檢驗）發現取值處于1．25和3．14之間，表明各解釋變量之間不存在多重共線性問題。

（三）實證檢驗及分析本文所取的面板數據存在1～3年覆蓋不全的情況，橫截面單位數量大于時間序列跨度，且模型存在內生性問題，故采用系統GMM估計法進行回歸估計，并進行了檢驗干擾項序列相關性的Arellano－Bond檢驗和檢驗工具變量過度識別的Sargan檢驗。表4為模型（2）分全樣本、大型企業和中小型企業三種規模進行估計的結果，其中系數的標準誤進行了穩健性（Robust）處理，均為糾正了異方差和序列相關后的估計量。從表4可以看出，三種情況下模型（2）的Wald統計量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這表明模型整體非常顯著，具有較好的擬合效果。Sargan檢驗的結果均接受了不存在過度識別的原假設，表明三種情況下所有工具變量均有效。Arellano－Bond檢驗結果表明在全樣本和中小型文化傳媒上市公司的情況下，模型（2）符合系統GMM估計法差分后的干擾項只存在一階自相關而不存在二階自相關這一假設，而大型上市公司的動態模型由于橫截面個數與時間跨度相同不符合系統GMM大橫截面數量、小時間跨度的假設，存在一階序列相關。實證結果顯示：（1）三種情況下滯后一期的投資規模變量都通過了1％的顯著性檢驗且系數估計值為正，表明滯后一期的投資行為與當期投資行為顯著正相關，從而說明文化傳媒上市公司的投資行為的確具有顯著的累計效應。其中，中小型企業動態模型的回歸系數0．958在1％的顯著水平下顯著，這意味著中小型企業受往期投資行為的影響更大。（2）滯后一期的內源融資（IF）的估計系數在全樣本和中小型企業的情況下顯著為負，表明企業的投資規模并沒有隨著內源融資比例增加而擴大。雖然內源融資具有低成本、低風險且自主性強等特點，導致該結果的原因可能是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并沒有為企業的投資行為提供充足的資金支持。（3）滯后一期的債務融資（DF）和股權融資（EF）的估計系數顯著為正，說明增加債務融資和股權融資比例與企業投資規模之間具有顯著的正相關關系，企業依賴外源融資來滿足投資活動的資金的需求。其中，中小型企業的滯后一期的股權融資的回歸系數0．994在1％的顯著水平下顯著，說明中小型企業具有一定的股權融資偏好。（4）控制變量中除了滯后一期的盈利能力（EBIT）與投資規模顯著存在負相關關系外，其他控制變量回歸系數為正，但基本上都不顯著，說明公司規模（ASSET）和投資機會（Q）對投資規模的影響存在較大的不確定性。（5）與全樣本相比，中小型企業融資因素變量的估計系數的數值相對較大，表明中小型企業的投資行為受融資因素的影響更大。這符合中小型企業的處于發展初期的特點，其發展空間更大，對融資帶來資金的需求也相應增加。

篇（3）

Abstract:Intheenvironmentofcommunicationglobalization,theimmigrantpressconstructsaspecialculturalspace.Theaudienceofithasdifferentdemandsandfeelingsbecauseoftheirdifferentracialcommunitiesandculturaltraditions.Immigrantpressishelpfulforthenationalandculturalidentity.Weshouldpaymuchattentiontothedevelopmentofimmigrantpressinforeignculturalsurroundings.Thisarticletriestodiscusstheimportantrolethattheimmigrantpressistakingintheglobalization.

Keywords:ethnographyofcommunication,immigrantpress,globalization,culturalidentity

當前一個不容忽視的現實是，全球化從經濟領域迅速擴展到政治、社會與文化領域，成為與每個人生活密切相關的客觀存在，并日益影響當前的傳播格局以及傳播研究。從印刷媒介的出現開始，人與人的聯系日益密切，廣播電視等電子媒介更是構建了“地球村”，而當今網絡的四通八達，不同的文化與價值觀逐漸交流與融合。全球化創造了多樣的社會文化現象，也促進了不同身份、社會關系以及機構之間的聯系。積累深厚、歷史悠久的民族傳統文化在全球化時代面臨著巨大的沖擊。曾經的一種擔憂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世界是否會變得一體化？相對“弱勢”的文化會受到強勢文化的影響而失去立場，或者說屈服于西方霸權而被同化？從全球化的現實影響來看，它導致了兩種趨勢：一是以西方為中心的文化價值觀念和風尚逐漸向邊緣擴張，不同程度地影響到弱勢文化的發展進程；另一方面，弱勢文化與主流文化進行持久的抗爭與互動，也導致了弱勢文化向主流文化的滲透。因此，全球化的過程，始終伴隨著差異性與本土化的存在。“關于全球化所帶來的新的生活和思想方式，以及它所創造出的國際性文化新格局，可以概括為兩個對立的矛盾進程：一面是文化的多樣性和差異性被同質化，并趨于削弱和消失；另一面是文化交流、互補、綜合，以及新的多樣化的出現。”[1]在全球化的過程中，文化和社會的重構必將影響到民族性和文化同一性。面對新的經濟方式和意識形態的變化，如何保持民族性和自身的主體意識，是不可回避的重大問題。

在這種多樣化、豐富性的文化建構中，大眾傳播媒介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一方面，依靠政治與經濟的力量，大眾傳媒突破了傳播的障礙，推進了消費主義與文化霸權主義，另一方面，它也加固了文化傳播中的多樣性與本土性。在很大程度上，生存在海外的移民媒介承擔了后一種功能，以本國的經濟文化等為傳播內容，構造出符合移民受眾接受標準的信息空間。

在一些經濟發達的國家和地區，移民數量迅速增長。以美國為例，在加利福尼亞州，移民人數占居民總人數的1/4，在華盛頓的移民比例為1/6，內華達州和佐治亞州在過去十年中外來人口也增加了一倍。2005年6月，由美國新加州傳媒、美國進步中心和民權教育基金會領導組織聯合的一項媒體調查表明，移民媒體的受眾高達5千1百萬人，幾乎相當于美國成年人口的四分之一。[2]另外，加拿大、澳大利亞以及東南亞等國家和地區也是海外移民集中地。

移民數量的增長催生了日益繁盛的移民傳媒。移民傳媒是指存在于移民居住國的媒介環境中，相對于其主流媒介而言，以母國文化為主要信息內容的媒介。泛指在海外創辦或母國媒體在海外落地，根植于母國經濟文化的媒介。移民傳播媒介跨越邊界，進入異域的傳播空間，從而構建起另一種傳媒格局。

一、移民傳媒的人種學背景

從人種學的角度來看，人類存在不同的種族，各自屬于在繁殖上隔離的群體，他們在地理位置上也相對隔離，不同的文化、語言、宗教、意識形態等傳統由此而生。人類學的一些理論強調人的本性和遺傳因素對文化傳統的影響，并從種族遺傳性來解釋文化的差異。大多數人類學家主張的觀點是：文化扎根于每個人，但同時人的本能、性情又反映在文化中。人類學家羅伯特·F·莫非就提出人類性格的許多共性來源于人類所處環境的共性，并且是在一定環境中人的經歷、學習和社會活動的產物。環境中的差異和共性就導致了人類的差異和共性，從而產生了相同和不同的文化傳統。[3]因此，不同族群之間的差異除了生物性之外，更主要的是建立在主觀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上的差異。而異族之間的沖突，起因也在于不同的文化傳統、政治立場與經濟效益。在全球化的傳播環境中，文化界限被輕易打破，原有的文化傳統遭到“異文化”的影響，在新的語境中難免需要進行調整與重構。一些根植于母國文化的價值觀念，在當今的信息時代往往會變得模糊不清或錯綜復雜。尤其是基于人種差別基礎上的差異，則需要更為漫長的歷才能融合。前蘇聯文學家杰緬季耶夫曾指出：民族性是個人終生的、幾乎是最穩定的社會特征。人的貧富可能變化，社會的、階級的和黨派的屬性可能變化，還可以改變。然而，人的民族性則是亙古不變的。當人在自己的民族屬性事實中尋找自尊的源泉時，民族情感就能起到補償作用。[4]而移民傳媒就是為了在異文化的空間中爭取本民族的話語權，建立與當地主流文化平等自由的對話空間，以消除基于文化差異的主流人群對邊緣人群的偏見及成見，同時也能增進不同民族與文化之間的融合。

盡管對于每個國家而言，將不同的種族，包括來自其他國家的移民融合在一起成一個整體是一種基于現實的設想，但這種“熔爐”論的理想在實踐中困難重重。當面對異族文化的時候，人們首先考慮的是：自身的文化是否承認或反對這種他族文化，如何能最大程度地保證本族文化的穩定性？所以，大量的海外移民以及少數族裔仍然被排斥在當地的主流社會之外，并沒有融入本國的主流文化，他們對該國社會的主流文化生活也缺乏絕對的歸宿感。比如美國社會中的華人、意大利人、希臘人、墨西哥人等，都擁有自己社交活動的社區與空間，其深刻的民族特性很難在短時間消失或者淡化。

在政治、文化和經濟的發展進程中，全球化思想的提倡，使得人們為打造“共同的消費群體”而努力。當異質文化處于強勢狀態的情況下，人們可能會促使自身與其同化，漸漸培養起相同的消費習慣和消費欲望，也可能會不斷尋求鞏固自身原有文化的渠道。一般而言，海外移民在居住國處于被處于強勢地位的異質文化包圍的境地。為了解決移民社會地位內在的脆弱性，移民傳媒搭建起了海外移民受眾之間的橋梁，并成為強化母國文化的有效工具。于是擁有不同的民族根源、來自不同地區、擁有不同和不同膚色的移民，在異質文化的大環境下，在不同的社會生活空間中實現各自的尊嚴與平等的理想，并繼續追求自由、公正與機會的權利。

身處異質文化包圍的受眾，通過對移民傳媒信息的接觸與消費，能夠幫助其尋求自身的文化身份認同。移民原有的身份特征或者歸屬感由于時空的阻隔而遭遇到各種障礙，不利于與其本國文化進行溝通與交流。人種學的研究表明，移民傳媒能使受眾在全球化危機中構建（重建）其固有的身份特征[5]，當今新的世界格局與態勢的一個重要特征便是移民的民族自覺性增長，對傳統文化的皈依加強了。例如在美國的傳媒消費者之中，有2900萬的外來移民及其后裔，即美國30%的成年人，不只經常接觸移民傳媒，而且他們喜歡選擇自己族裔傳媒，其接觸頻率遠在主流傳媒之上。[6]由此可以看出，移民傳媒在構筑受眾與其母國文化交流空間方面作用不可小覷。在全球化的大環境下，雖然文化不斷交融，但并未導致完全的同質化。傳媒集團大規模的跨國發展，一些外來的文化價值觀也隨之跨地域的傳播，但是獨特的民族性表達仍然受到極大的重視。居住在他國的移民，常常思考的一個問題就是關于“民族身份定位”，即作為某一民族成員其共同的生活方式、價值觀和信仰是什么。他們可能因為母國文化傳統而產生優越感，比如法國人，也可能有自卑情緒，如來自貧困國家和地區的移民。這些不同的接受心態，將會影響媒體信息的接受與傳播。另一個思考的焦點則是移民受眾在異質文化空間中的文化認同。文化認同是指特定個體或群體認為某一文化系統（價值觀念、生活方式等）內在于自身心理和人格結構中，并自覺循之以評價事物，規范行為[7]。每一種文化都存在著在某一個參照背景下的“自我形象”。來自于其他國家的移民，是被強制性地拋入一個新的參照背景之中，所以他需要重新識別自己。每個民族與國家的文化適應方式受制于自身的歷史與傳統，在全球化的過程中，經常出現的一種沖突便是文化認同的危機。在海外的移民人群中，可以通過多種方式進行文化認同，而移民傳媒正是文化認同的其中一個支點。

在海外的文化環境中，移民對本國相關信息的獲取往往十分有限。盡管如此，這樣的信息獲取仍然是他們爭取自我身份認同和尋求歸宿感的有效手段，并以此作為與母國的文化連接。從主流文化對這些移民的態度來看，一方面允許他們保留自己的亞文化，另一方面又要對其進行限制，使其處于從屬狀態，以免影響其主流文化的強勢地位。這些亞文化群形成的時候，一個個以之為中心的價值共同體也就出現了。在這個過程中，傳媒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它不僅是一個連接各個獨立個體的紐帶，也在傳播信息的同時，不斷強化其母國的經濟文化影響。

二、移民傳媒狀況

（一）移民傳媒的受眾群。1、從受眾的組成來看，以移民為主。雖然移民傳媒的傳播內容與其母國文化有著極大的聯系，但由于其傳播的特殊性和針對性，使大多數的消費群集中在移民當中。當然，隨著傳媒技術的發展，其受眾有了進一步的擴大。非移民也能夠通過互聯網、廣播電視等獲取移民傳媒的信息。由于居住國主流媒介無論從信息的權威性、豐富性，以及影響力都遠遠勝于移民傳媒，從而導致移民傳媒的受眾處于一種邊緣狀態。隨著移民文化與主流文化的相互交融，受眾的構成也會發生變化。2、從移民傳媒受眾接受心理來看，由于其所處環境存在著與自己母國文化存在著或多或少的沖突，受眾渴望尋求到民族和文化的歸宿感，于是，他們對本國信息更加渴求。移民雖然生活在異文化的環境中，但他們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保持著原有的風俗與習慣，并希望將這種傳統代代相傳。因此移民傳媒一方面是向移民提供所在國的信息，使其更快更好的融入當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另一方面是提供母國的信息，以維系其與母國在文化與情感上的交流。

3、不同民族的移民媒體接觸來看，存在著一定的差別。亞裔移民中各語種存在很大的分化：來自中國、韓國和越南的移民非常依賴于本民族語言媒體獲取信息；而印度人、日本人和菲律賓人中，移民媒體的主要受眾比例僅為個位數。西班牙移民對本民族的媒體最忠誠，87%的人稱自己經常接觸西班牙語媒體；其它四個少數群體中，也各有64%的人收聽、收看、或是閱讀母語新聞。在網絡媒體的受眾中，阿拉伯語網站吸引了美國76%的本語種移民；亞裔移民中也有三分之二愿意登陸自己的母語網站了解窗外事；非洲和美國原住民人中有一半人愿意這樣做。[8]而傳播學者羅伯特·帕克在其經典著作《移民報刊及其控制》一書中就不同民族背景的受眾對美國文化的忠誠度，以及主流文化對移民報刊的控制進行了詳細的論述。

（二）移民傳媒的特殊地位。海外移民傳媒具有雙重屬性，它既是移民母國媒體的延伸，又是所在國傳媒體系的組成部分。不僅存在于所在國的移民聚居地，也存在于居住國的傳媒大環境中。對于移民而言，它具有心理上的接近性，可以說是一種近距離的傳播。

與本土傳媒相比，移民傳媒的政治色彩（或意識形態色彩）更弱一些。因為當今世界已經進入和平穩定的建設時期，同時，移民在居住國的關注焦點主要集中在當地社會和經濟活動中。于是黨同伐異、政治攻訐一類的內容在居住國的傳媒環境中不再受歡迎，代之而起的是讀者對母國信息的關注和對具有民族特色內容的需求。為了適應移民受眾的需求，移民傳媒盡力增加讀者感興趣的相關的內容。如法國的《歐洲日報》不但開始采用中國新聞社的稿件，而且一稿多用。菲律賓的《聯合日報》每周定期刊登對中國大陸各項改革措施的評論，有時直接使用來自中國大陸的電訊稿和特稿。這就使得不同政治派別、不同立場的傳媒相異性大為降低，從而凸現出更豐富的實用性信息。[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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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移民傳媒的發展現狀。世界上的移民報刊主要集中在一些經濟發達，移民數量眾多的國家和地區，比如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東南亞等。以美國的移民報刊為例，來自阿拉伯地區的移民報刊主要有：《阿拉伯之聲》（ArabVoice）、《金字塔報》（Al-AhramNewspaper），華人移民報刊影響較大的有《明報》(MingPaoDailyNews)、《星島日報》（SingTaoDaily）、印度移民報刊有《印度郵報》(IndiaToday)、《印度論壇報》(IndiaTribune)、韓國移民報刊有《韓國日報》(theKoreanDailyNews)等等。[10]

單從華文移民傳媒來看，第一個移民華文傳媒興起的地區是北美。20年前，美國的華文報業市場基本由部份臺灣和香港移民所辦的中文周報、月刊，以及以臺灣、香港地區為總部的華文報業集團通過美東、美西版的形式進入紐約、舊金山、洛杉磯的唐人區。自20世紀80年代后，中國大陸新移民創辦的華文報紙則占據了絕對優勢。其次是在加拿大。加拿大目前約有100萬左右的華人，在20世紀90年代以前的華文報業的市場同美國情形類似，主要由香港和臺灣移民所壟斷，其表現形式是以香港和臺灣為大本營的華文報業集團所辦的《世界日報》、《臺灣日報》和《星島日報》、《明報》(加東或加西版)一統天下。目前全加拿大大約有30家左右的華文報紙，其中有70%以上為90年代以來由中國大陸新移民創辦的華文報紙。

其次是澳洲。數字表明：澳大利亞現有的2000萬人口中約有100萬外來移民，其中有近50萬是華人移民。澳大利亞現有的華文移民報刊主要有《澳華時報》、《星島日報》澳洲版、《新報》澳洲版以及《華聯時報》。

第三個移民傳媒的熱點地區是日本。在日華人數量的猛增是日本華文報紙得以確立的基礎，目前在日本登錄的中國人近40萬。主要的移民報刊有《中國經濟新聞報》、《中文導報》等。[11]

另一方面，移民傳媒的載體也在發生變化。最初，移民傳媒主要表現為各種紙質媒體的創辦，如報紙與刊物。隨著媒介技術的發展，電子媒介以及網絡也成為移民傳媒的重要載體，移民傳媒也借此擴大了影響，在更大范圍內將同一民族，同一文化傳統聯系在一起。

三、全球化語境中移民傳媒的生存局限與發展空間

移民傳媒所構建的是兩種本土文化認同，一種關于地域，一種關于民族。從所在國的現狀來看，多種來自母國的文化與價值觀跨越國界，并對移民國家中的文化構成做出了新的闡釋。另一方面，由于所在國主流文化的影響，也在一定程度上威脅到移民對自身傳統文化的忠誠度。[12]在全球化的大環境中，從人們世代相因，習以為常的本土文化立場考察事物的觀點之外，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新視野，那就是從跨國的、跨文化的層面去考察傳統文化，這種立場、角度和思路的轉換必然會帶來新的認知和理解，并因此促成對民族與傳統的再發現和再認識。因此，我們必須關注如何在新的傳播環境中增強移民傳媒自身的凝聚力和文化影響。

隨著各國政治經濟的發展，移民的組成也開始發生變化，老移民移居海外更多的是為生計所迫，屬“謀生型移民”，出國的途徑也多是通過親屬移民和勞務移民的方式，血緣和地緣特色重。而現在的新移民則很多是髙學歷的知識分子和專業人士，他們出國的途徑更多的是通過出國留學或技術移民的方式，這批人到海外尋求的是更好的生活品質和工作環境。據一項調查顯示：北京清華大學的工科學生約有80%流向美國，而北京大學的理科學生則有76%到美國深造。[13]一般而言，舊移民由于語言能力的有限以及文化傳統的本能排斥，所以往往生活在同一族群與共同的文化圈，所以移民傳媒較為興盛，并且其傳播內容也主要以民族傳統文化為主。作為新移民而言，他們具有更強的海外文化適應能力，但從現狀來看，新移民仍然對民族文化有著天然的親近與認同，從社會交往來看，與本族裔接觸的頻率仍然很高。[14]新移民傳媒仍然十分繁榮。

從當前的移民傳媒發展來看，不僅僅是單一的報刊媒介，如今已形成多種媒體同存的局面。在移民聚集的北美、西歐、東南亞等地，逐步形成了廣播中心與電視中心，并且出現了衛星電視。隨著網絡媒體的興盛，一些留學生紛紛創辦了網絡雜志，傳統報刊的電子版也隨之興起。使得移民傳媒的受眾群體進一步擴大，從而顯示出了新的生機。可見，每一次傳播科技的改變與更新，都推動了新媒體的出現，同時也促成了原有的移民報刊進一步發展。

另外，集團化也是移民傳媒的另一種發展趨勢。例如華文傳媒中的泛華傳媒集團（GlobalChinaGroupHoldingsLtd.,H.GC），目前，該集團已經在澳大利亞、北美和英國出版16種報刊，在全球的發行量據稱已達20萬份，讀者約有200萬人。[15]

雖然移民媒體已經取得了較大的發展，但是它畢竟是一種外來文化的載體，這就導致它在現居國的發展，仍然受到某種程度的局限。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從信息的獲取上看，移民傳媒難于主流媒體，尤其在一些西方發達國家更是如此。美國紐約獨立媒體協會在今年3月16日公布了一份調查，調查對象為紐約市及周邊地區32家移民媒體。結果顯示，75%的被調查者認為主流媒體的員工比他們更容易從政府獲得信息，85%的被調查者認為聯邦官員沒有向他們提供具體或有用的信息。[16]

從媒體結構來看，大多數的傳媒產業都集中在主流媒體的手中，并主導著所在國的輿論。以美國為例，少數大型傳媒公司壟斷了全國的廣播、電視、報刊、網絡等信息傳播業務。而對主流和精英輿論有重要影響并能左右國際輿論的是3家報業集團：《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華爾街日報》及其旗下控制的其他傳媒《國際先驅論壇報》、《波士頓環球報》、《新聞周刊》等等。[17]

從媒介發展所需的資金來看，移民媒體往往較為缺乏。與主流媒體相比，移民媒體沒有足夠的財力支援，廣告收入與市場空間都相對較低。在美國，每年的廣告花費為1千5百億美元，但是只有30億流向移民媒體。由于沒有充足的財力支持，就會導致移民媒體從業人員、以及信息源的缺乏，并進一步影響其新聞資源的獲取。

因此，在當今的傳媒環境中，移民傳媒的發展必須正視這些問題，以探索更為廣闊的空間。不過，我們必須看到，在這樣的傳媒環境中，移民傳媒仍然有著不小的發展空間來增強其自身的凝聚力。

一方面，移民媒體應加強與主流媒體的交流與合作。在居住國的主流強勢文化的包圍中，移民媒體的發展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比如報道內容以及受眾群的拓展等方面，主流媒體往往有更大的優勢，移民媒體無法與之相提并論。但是，涉及移民母國文化及事務的時候，主流媒體在新聞資源和報道角度上又存在著局限性，容易導致報道失實，誤導公眾輿論。而移民媒體在此時就能利用對其本土文化的熟悉而體現出優勢。所以，應盡可能進行兩類媒體的相互溝通，以獲取更為充足的信息資源。

另一方面，移民媒體應加強言論的力量。由于與主流媒體存在著文化傳統、價值觀以及新聞理念等的差別，移民媒體對于新聞事件的評價和觀點與主流媒體不同。尤其是關于移民母國事務的觀點性報道，更應該以貼近本土受眾的視角發表與主流媒體不同的意見，并對居住國的政策做出透徹的分析。由于主流媒體缺乏表達這類意見的空間，而移民傳媒正好能彌補這一不足。

四、結語

在異質文化土壤中培養起來的移民傳媒，是適應多樣化的地域或族群的特征而產生和發展的。它在實踐中也表現出了種種傳播人種學的特征，具有鮮明的族群文化傳播和接受的特質，不僅僅表現出與居住國的主流傳媒不同的傳播模式，還影響了世界傳媒的環境與結構，同時也有助于建構從屬于不同文化傳統和民族特性的移民受眾身份認同機制。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不同國家或民族的移民對其母國文化的忠誠度也有著差別。因此，我們不僅僅強調移民傳媒在保證文化傳統完整性方面的作用，同時必須認識到其多樣性和差異性的存在。總而言之，我們可以這么認為，在當今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移民傳媒在構建世界文化多元格局的進程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注釋：

[1]王寧主編：《全球化與文化：西方與中國》，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75頁。

[2]李焰著：《少數族裔媒體：藏在美國主流媒體身后的傳媒巨人》，人民網，2005-08-01。

[3][美]羅伯特·F·莫非著：《文化與社會人類學》，吳枚譯，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8年，第126頁。

[4]王寧主編：《全球化與文化：西方與中國》，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77頁。

[5]Groundingthedisplaced:Localmediareceptioninatransnationalcontext,VictorSampedro.JournalofCommunication.NewYork:Spring1998.Vol.48,Iss.2;pg.125,19pgs。

[6]李焰著：《少數族裔媒體：藏在美國主流媒體身后的傳媒巨人》，人民網，2005-08-05。

[7]陳明著：《文化認同與政治認同補議》，2005-07-26。

[8]李焰著：《少數族裔媒體：藏在美國主流媒體身后的傳媒巨人》，人民網，2005-08-05。

[9]程曼麗著：《關于海外華文傳媒的戰略性思考》，《國際新聞界》2001年第3期。2005-08-01。

[10]夏春平著：《新移民華文報刊成因、區域流向及特點》，2003-08-08。

[11]Constructingatransnational,multilocalsenseofbelonging:AnanalysisofMingPao(WestCanadianedition)。

[12]夏春平著：《新移民華文報刊成因、區域流向及特點》，2003-08-08。

[13]若容著：《加拿大經驗、種族與文化及其他》，加西生活網，2005-3-28。

[14]《海外華文傳媒集團的發展》，傳媒研究網，2005-03-23

篇（4）

（二）《山西晚報》的報道分析《山西晚報》在低碳經濟的宣傳方面也不遺余力。據不完全統計，2010年3月的“低碳經濟”新聞有4條，在2010年9月相關新聞7條，如對工業企業的低碳減排建設：《太原建東山低碳經濟工業園綠色山西指日可待》（2010．9．8－33版）、《“低碳清明”滿眼春》（2011．4．4－A1）、《太原六旬老人騎車走天涯稱將宣傳低碳生活》（2010．3．14－8版）、《山西低碳生活：開展廢舊手機電池回收活動》（2010．4．23－21版）等。圖4是《山西日報》、《山西晚報》有關、“低碳經濟”報道時間（X軸）、數量（Y軸單位：篇）的統計。從以上列表可看出，盡管做為省級媒體，山西日報和山西晚報在低碳經濟的宣傳力度都很大，而山西晚報做為都市報，在報道力量上顯得要弱一些。

（三）《山西經濟日報》報道分析《山西經濟報》是省內媒體中又一重要的低碳經濟宣傳載體。與全省的低碳經濟宣傳形勢相吻合，《山西經濟日報》也做了大量相關的報道。下面是《山西經濟日報》的報道統計。《山西經濟日報》關于低碳經濟的報道，體裁主要表現為消息和專題，但報道數量不多。從時間分配上可看出，2010年哥本哈根會議后，報道數量較多，報道形式多樣，2011年次之，到2012年則呈現出下降趨勢。

二、省內媒體低碳經濟宣傳報道分析

將以上統計內容做一簡單的分析不難發現，主流媒體對于低碳經濟的報道主要體現為消息和專題兩大體裁，對于普通受眾而言，如何踐行“低碳生活”，這些信息傳達得并不充分。只有《山西經濟日報》中的一些篇目，如《“低碳生活”從我做起》、《騎車光榮》、《趁著陽光明媚去“低碳游”》、《我的低碳生活》、《踐行低碳生活從點滴做起》、《今天，你低碳了嗎》、《節能我行動低碳新生活》涉及到一般受眾的需求。低碳經濟的實施，政府的意志與措施起到主導作用，而對大多數民眾而言，態度與行為的改變是傳播者必須考慮的內容，媒體還應加大此方面報道的力度。

（一）基于受眾“同宗相似性”的訊息解碼一般而言，受眾對訊息的接受要經歷“刺激、編碼、傳播、解碼、內化”的過程，這種內化建立在共通的意義空間也即所謂“同宗相似性”（homophyly）上。“在大眾傳播中，編碼者應當在充分了解受眾的基礎上塑造符合他們的信息，這樣訊息才能被準確解讀并達到預期效果”。在《山西經濟日報》2010年4月6日刊發的《低碳生活：用綠色引導未來》一文中，有“把在電動跑步機上45分鐘的鍛煉改為到附近公園慢跑，可以減少將近1000克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不用洗衣機甩干衣服，而是讓衣服自然晾干，可以減少2300克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休息時和下班后關閉電腦及顯示器，除省電外還可以將這些電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減少1／3等等”的內容，這些訊息的大量傳達，可以讓那些茫然失措的人們找到低碳生活的恰當途徑，并逐漸形成良好的價值觀念。“人們的價值觀影響其行為，媒介批評家必須關注大眾媒介產品中任務的價值觀，并審視這些價值觀對于社會的暗示”。一旦這種價值觀穩定到行為暗示，就會逐漸擴延為一種規范性文化約束，在公共領域里扮演起關鍵性角色。“人們通過媒體學習如何適應他們所在的社區及社會，并在這一過程中獲得安慰。這促進了社會的整合”。“社會的整合”，是整個社會運行機制暢通無阻的內在動力與外在推力，當這種整合逐漸演變為某種生活規范并上升到價值觀念，“低碳生活”也就成為了全民生活的共同取向。文化規范中“共同理念”的培養，大多要經歷從訓示”到“對話”，再到“執行”的線性歷程。傳播的“推送模式”向“拉動模式”的轉變，包括了受眾來自日常交流與互動的經驗與見解“。人們運用和發展媒介，用以服務于人類行動的目的，而這些人類行動大部分帶有明確的意圖或爭議性”。對于傳播者來說，“明確的意圖”是低碳經濟宣傳中必備的訊息要素，即倡導無污染的綠色生活方式、采取低碳的可持續的消費行為、提高公眾的環境參與度等，那些“爭議性”的信息，很多時候只能體現為細枝末節，在總體上，則須保持主流話語的一致性。這樣，“低碳生活”才能真正深入人心。

篇（5）

一、市場進入壁壘理論溯源

“市場進入(MarketEntry)”是產業經濟學領域研究產業組織的一個基本范疇，指的是一個廠商(或企業)進入新的領域，開始生產或提供某一市場上原有產品或服務的充分替代品。無論以何種方式進入，新進入的企業都需要具備一些基本要素，這些要素也就會構成進入市場的各種障礙，這就是所謂的市場進入壁壘(BarrierstoEntry)。最早明確提出市場進入壁壘概念，并對其進行系統分析的是產業組織領域的主要開拓者貝恩(JoeS.Bain)。貝恩關于進人壁壘的研究屬于結構主義學派。此后，芝加哥大學斯蒂格勒對進入壁壘進行了深入的探討，認為“進入壁壘是一種生產成本(在某些或每個產出水平上)，這種成本是打算進入一產業的新廠商必須負擔、而已在位產業中的廠商無須承擔的。”‘嘶蒂格勒是從生產成本的角度解讀進入壁壘，這對于以后的研究者有重要的啟示。一些學者通過實證研究提出市場進入壁壘的社會效應，馮·魏茲塞克認為：“進入壁壘使之必須由試圖進入行業的廠商負擔，而無須由行業在位廠商負擔的生產成本：從社會的角度看，它意味著資源配置的一種扭曲。”該定義涉及進入壁壘的福利問題，如果進入壁壘造成社會福利損失，政府干預的必要性就會產生。任何一個行業最初的、最基本的進入壁壘都來源于市場本身，而非法律、政策、技術等原因。當市場進入產生負外部性的時候，法律、政策的介入不可避免，由此形成了新的制度性壁壘。不同的學者根據不同的標準，將進入壁壘分成不同的類別。哈佛大學結構主義學派的貝恩把全部進入壁壘歸結為三種：規模經濟、在位廠商的產品差別優勢、在位廠商的絕對成本優勢。貝恩最早對進入壁壘的分類，主要是從進入壁壘形成的原因著手的。此后，貝恩通過對大廠商規模經濟、絕對成本優勢和產品差別優勢造成的進入壁壘進行綜合，將各個產業的進入壁壘高度劃分為三大類：非常高的進入壁壘、存在實質性的進入壁壘、中等程度到低等程度的進入壁壘。薩洛普則將進入壁壘分成無意的進入壁壘和策略性進入壁壘。還有人將進入壁壘劃分為剛性進入壁壘、粘性進入壁壘和彈性進入壁壘三類。

對于進入壁壘的影響，學界一直在爭論。不過，有一點已經達成一致，那就是，進入和進入壁壘是影響市場份額和市場集中度的決定因素，而市場份額和市場集中度又是決定市場結構的兩個主要因素。進入壁壘是決定廠商數量和廠商規模分布的重要因素。在市場進入壁壘較高的行業，由于缺乏進入威脅，在位者能夠賺取超額利潤，有可能導致在位廠商在技術進步和效率提升上沒有動力；在進入壁壘較低的市場上。大批的潛在進入者隨時準備進入市場，與在位者競爭，并力圖替代效率低下的在位者。可見，進人壁壘對在位廠商和潛在進入者都會產生重要的影響。

二、傳媒產業的結構性進入壁壘的構成維度

目前，國內也有一些學者對傳媒產業進入壁壘進行研究。彭永斌認為，傳媒產業進入壁壘是指進入傳媒市場可能遇到的各種障礙。它從新增傳媒機構進入傳媒市場的角度來考察傳媒市場關系的調整和變化，考察產業內已有傳媒機構與新增傳媒機構間的競爭關系，反映的是傳媒市場中潛在的競爭強度。傳媒產業的進入壁壘可以分成制度性進入壁壘、結構性進入壁壘、行為性進入壁壘等不同類型。其中，傳媒產業的結構性進入壁壘是僅次于制度因素以外，影響傳媒進人的一種重要因素。在產業經濟學領域。結構性進入壁壘是指能夠遏制進入發生的行業中各種穩定的結構性因素或特征。在傳媒產業中，也存在這些結構性因素或特征，主要包括規模經濟、產品差異、資源占有、必要資本量等。

1規模經濟

規模經濟存在于任何邊際成本低于平均成本的產業中。當每多生產一個單位產品的成本隨著生產規模的擴大而降低時，就出現了規模經濟。對于傳媒產業來說，其邊際成本是指每多向一個消費者提供一單位媒介產品或一項服務而生產的成本。平均成本是指提供媒介產品或服務所涉及的所有成本除以受眾人數。在傳媒的大多數行業中，邊際成本往往很低，甚至在一定范圍內邊際成本等于零。如果隨著規模擴大使平均生產成本降低。那么就會出現規模經濟和更高的利潤。哈佛大學產業經濟學的結構主義學派認為，規模經濟是市場進入壁壘的重要來源。按照哈佛大學結構主義學派的觀點，最小單位成本所對應的產量屬于“最優規模產量”。如果最小最優規模占全部市場的需求比重較大，那么規模經濟的存在就會對進入產生某種阻礙作用。規模經濟的存在之所以阻礙對產業的侵入，因為它迫使進入者要么一開始就以大規模生產并承擔原有企業強烈抵制的風險。要么以小規模生產而接受產品成本方面的劣勢，這兩者都不是進入者所期望的。傳媒產業同其他產業一樣。伴隨著生產經營能力的擴大也會出現批量擴大、費用遞減和收益遞增的經濟現象。也就是說，傳媒產業存在規模經濟現象。國外的一些學者通過實證研究得出。隨著報紙發行量的增加。報紙的長期平均成本呈下降趨勢，形成規模經濟。規模經濟意味著報紙可以在一個比較大的發行市場中降低發行價格或者索取較低的廣告費用，而發行量較少的報紙則不能這樣做。所以，規模經濟是一種十分重要的進入壁壘。模經濟幾乎可以表現在媒介經營的每一個職能環節：新聞信息的采制、印刷、發行、廣告等等。當傳媒發展存在縱向一體化時，其共享利益特別突出，因為處于同一利益集團的不同生產或分銷各銜接環節可以進行一體化經營，這種共享資產導致非常可觀的經濟性。目前，中國媒介產業集團化發展趨勢比較明顯，一些區域性媒介集團在當地具有一定的比較優勢。這些媒介集團基本上都具有縱向一體化特點。很多媒介集團能夠形成一定程度的規模經濟。

2媒介產品差別

產品差別優勢是指在位者在產品的價格一產量關系上要比潛在進入者更具有優勢。在相同的銷售成本支付下，在位者可以獲得更高的產品需求，也就是說在給定產量下可以索取更高的價格。這樣，潛在進入者若要獲得與在位者相同的產品需求就必須支付更高的銷售成本。當某一媒介能夠為其受眾提供一些獨特的、對其受眾來說不僅僅是價格低廉的東西時，這個媒介就具有了區別于其競爭對手的經營差異化。不同的媒介產品之間可能具有一定的可替代性，因為“任何一種商品都可能是另外一種商品的潛在替代品，即便只是無窮小的替代。”如果一種媒介產品難以學習和模仿，可替代性就小。這樣，新進入的媒介進行同質競爭的可能性就相應變小，媒介產品差別優勢就會產生。媒介集團的策略、信息不對稱、受眾的偏好、設計和生產技術、媒介集團的信譽都可以形成產品差異。產生差異的原因并不是單獨發生作用。更多的場合是以一種交互的形式發揮作用。首先，媒介集團的策略對于鑄就媒介產品的差異，形成媒介集團的競爭優勢有直接的現實意義，在此基礎上構筑的進入壁壘不易突破。媒介集團旨在擴大產品差異的策略包括商業秘密的保護、品牌戰略、內容安排、廣告、促銷、公關等。一些媒介為了提升自己的競爭實力，對媒介的受眾定位、市場定位、欄目安排、內容設置等進行精心設計，打造媒介的品牌優勢。減少可替代性，從而建構媒介的市場進入壁壘。其次，通過服務鑄造壁壘。媒介產品的銷售渠道是媒介獨特性、差異性的一個有力來源。可以增強聲譽和競爭力。這一點往往為一些媒介所忽視，是以后媒介亟待加強的地方。其三，通過技術創新和技術引進來創造差異。技術創新和技術引進是媒介產品差異化戰略的不竭動力，同時也是形成進入壁壘的重要因素。產品差別是實施差異化競爭的重要手段，這種手段往往對受眾定位、區域定位等都會帶來一定的影響。差異化程度較高的媒介產品。其可替代性就相對較弱，因此容易維持一批忠誠度較高的受眾，這對于新進入市場的媒介來說，就會形成較高的進入壁壘。

3資源的占有壁壘

資源占有的多少，會影響媒介的競爭實力。有些資源對于在位傳媒有重要的意義，而新進入的傳媒缺乏這些資源，會對其資金鏈造成不利影響。首先，不動產資源是一種有形的壁壘。一些在位媒介靠長期的利潤積累了足夠的固定資產，如土地、廠房、設備等。某一新媒介要想進入市場，往往需要各種資源投入生產，如果這些資源為在位媒介所壟斷。或者在位媒介已經同資源供應者建立了固定的聯系，新媒介進入市場就受到資源的限制而被排斥在外，這勢必增加進入壁壘。在法國，進入全國性報紙市場相當困難，其中印刷設備所要求的高投入，極端良好的工作條件以及技術現代化等因素構成較高的進入壁壘。其次，信息資源是一種無形的壁壘。信息資源是直接增加新進入媒介成本的一種方式，準確的市場信息和調研數據對新進入者尤為重要。媒介產業對信息具有依賴性。如果在與競爭對手的博弈中，在信息獲取上處于下風，新媒介必然要面對極大的劣勢。所以，信息資源壁壘是新進入者絲毫不能忽視的因素。第三，受眾與客戶資源是關鍵性的壁壘。新創辦的媒介能不能在市場中站住腳跟，要看其能否打開局面，贏得受眾，吸引大家的眼球。因為受眾資源是廣告客戶所看重的，如果新創辦的傳媒擁有受眾市場，那么它就可以吸引廣告客戶，就能夠突破這一壁壘。物品可以分為“經驗品”和“搜尋品”。媒介產品屬于經驗品，其內在特征(包括媒介產品的價值與功能等)在購買及消費前的檢查中不能得到充分體現，甚至需要用很長時間在一些重大現實的報道中得以體現。因為經驗品的質量確認必須經過消費者一定時期的消費體驗才能得以完成。當受眾對新的媒介產品質量尚未作出識別時，即使它的真實質量與已知媒介產品的相同，在相同的成本支付下，受眾也不愿意選擇前者。因此，當媒介產品的質量處于有待確認的“等待期”內。它只能爭取到較少的受眾和廣告客戶。國外學者通過調查發現，一些忠實于某些報紙的讀者很難改變他們的嗜好。這構成了較高的報業市場進入壁壘。

4必要的資金量

傳媒產業競爭異常激烈，潛在的進入者如果要想在市場中站住腳跟。必須具備一定的資金。較多的資金投入對于潛在進入者來說。是一種實實在在的壁壘。以報紙為例，在報業競爭異常激烈的中心城市，新報紙進入門檻很高。喻國明教授認為，市場份額集中于強勢媒體，會加高后來者的進入門檻，建立起市場進入的資金壁壘，可能將小媒體逼到絕路。換言之，由于媒體產業的規模化發展趨勢，使進入媒體產業的資金“門檻”在迅速加高。《北京青年報》、《新民晚報》等在20世紀80年代進入市場時候，啟動資金只需要30萬元左右。而到了2001年，《京華時報》的創刊時啟動資金達到5000萬元，兩年之后，《東方早報》啟動資金已經接近1億元。在國外傳媒市場上，新進入市場的媒介也會遇到資金投入壁壘。在美國，Wirth(1986)比較了創辦日報、廣播以及電視的啟動資金發現，1984年，在美國創辦一份日報的啟動資金，大致為700萬美元(發行量為2萬份)至3650萬美元(發行量為25萬份)之間。而創辦一個電視臺的啟動資金是報紙的十四分之一到七分之一不等：創辦一個廣播電臺的啟動資金是報紙的十四分之一到十八分之一不等。Wirth還認為報紙市場之所以具有較高的進入壁壘，是因為新創辦的報紙需要一定的資金去克服讀者和廣告客戶對在位報紙的偏好。《今日美國》創刊時，僅僅對售報機的單項投資就超過3億美元。在英國，《泰晤士報》1993年啟動全面改版，僅每年需要的報紙品牌宣傳、市場推廣花費就達到人民幣3.13億元。這種高投入僅僅獲得的是一種進入的資格，新創刊的報紙能否取得滿意的回報，能否在競爭中立穩腳跟，還要看新進入者的經營管理水平和市場競爭狀況。目前，中國報業市場的“空白”領域越來越少，所以創辦報紙的最低限度投資量逐年增加。高“門檻”的資金需求大大增加了投資的風險程度。即使媒介創辦成功，在沒有實現贏利之前，還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而大量的資金投入又形成很高的市場退出壁壘，這也是新進入者不得不考慮的。

三、傳媒產業結構性進入壁壘的雙重效應

傳媒產業的結構性進入壁壘是一把雙刃劍，既能給傳媒市場帶來積極效應，也會產生一定的負面效應。因此，傳媒市場結構性進入壁壘是傳媒產業健康發展的重要平衡器，沒有壁壘不行。壁壘過高也不利。

篇（6）

在媒介全球化的今天，國際輿論具有鮮明的媒介化特-征，大眾傳播不僅是國際信息流通的主要渠道，而且是國際輿論產生的主要土壤及其體現的主要平臺。目前，我國大多數學者一般傾向于認為國際輿論就是指國際媒體的言論，認為，“國際輿論已經約定俗成地特指外國媒體上的言論”。在此基礎上，筆者進一步認為，所謂國際輿論，是指以大眾媒體為主要傳播渠道，以大眾媒體言論和報道傾向為主要表現形式，反映大眾媒體、國際公眾、國際組織和非政府組織等對國際事務，問題的相對一致、且具有廣泛影響的信念和態度的總和。下文將從三個方面就國際輿論與大眾傳媒之間的關系作出分析。

一、媒介技術與國際輿論

從技術角度看，媒介技術的發展及其所形成的媒介形態直接決定了受眾如何獲取外界信息和傳播信息，并改變了信息的性質；媒介本身也成為信息的一個組成部分。

馬歇爾?麥克盧漢(MarshallMacLuhan)提出了“媒介(體)即訊息”的論斷，認為。傳播媒介不僅為我們提供了何種信息，而且更重要的是，她影響和培養了我們理解和思考的方式。所謂媒介即是訊息，“只不過是說任何媒介即人的延伸對個人和社會的任何影響都是有新的尺度產生的。我們的任何一種延伸或日任何一種新技術都要在我們的事務中引進一種新的尺度。”。正是媒介的形式上的特性革新了我們認識世界的方式和理解世界的進路，因為媒介對信息具有強烈的反作用，它決定著信息呈現的清晰度以及信息的內在關系；每一種新媒介的產生，都意味著人類感知和認識世界方式的改變，人與人之間關系的調整，以及新社會類型的出現。

當代輿論處在全球化傳播時代，依靠的主要是電子媒介，形成的主要是媒介輿論場。媒介技術從根本上決定了國際輿論生成的時間快慢、范圍大小，以及國際輿論本身的質量問題，如理性成分的大小、偏見的多少等。

二、媒介信息與國際輿論

與媒介技術發展相適應的是，媒介內容的革新以及受眾對媒介內容的消費需求對國際輿論生成和發展具有同樣重要而顯著的影響。媒介技術、媒介信息以及受眾對媒介內容的消費需求這三者中的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單獨起作用，就像我們正在經歷的全球化時代一樣，媒介技術的革新迫使(或者允許)媒介內容的形式和種類都發生了改變，我們對這些媒介內容的需求也改變了，舊有的媒介使用習慣被打破，當新興媒介提供嶄新的內容選擇的時候，新的媒介使用習慣也在形成，從而完成媒介的“功能置換”，即當原有的媒介功能被新的技術所代替時，原有的媒介往往不是就此消失，而是通過自身的某些轉型抑或直接賦予自身某些新的功能。從而獲得“新生”。

因此，從媒介內容上看，其承載的信息本身也決定了受眾如何觀察和認知周圍環境。當信息與公眾認知形成共鳴，并產生一致效應時，國際輿論就能夠形成。在國際信息傳遞過程中，各國媒體在不同程度上都在有意識或無意識地參與國際信息傳播，并在影響國際輿論上發揮中大小不等的作用。尤其是在國際信息傳播過程中，大眾媒體不僅是信息的傳遞者，而從普通人的認知能力上說，由于我們不可能直接面對如此紛繁復雜、變化多端的現實環境，我們需要借助于一定的手段如大眾傳媒來認識外部世界，特別是眾多的國際事務遠離一般他們的視野，這就使得我們必須借助于大眾媒體來認識國際事務。

這其實說明r，雖然國際事務的相關信息與我們具有某種相關性或我們有了解的興趣，但由于這些信息遠離我們的直接認知范圍或超越我們的認識能力，而且一般人也沒有更多的時間和精力來真正客觀、獨立地思考這些國際事務，尤其是國際性公共危機事件。在這種情況下，國際公眾對媒介更為依賴，依靠大眾傳媒來作出判斷和通過大眾傳媒所構建的“虛擬環境”來認知世界。而一旦這種從媒介獲取的認識形成，就會慢慢的被“固化”，“人們會對相反的一面視而不見，于是很容易對一個國家形成‘明顯的態度傾向’”。從這個意義上說，媒介信息對國際輿論的形成具有某種導向和指示器的作用。

然而，在分析這種影響時，我們也不能忽略各種干擾媒介信息對國際公眾和國際輿論的因素。關于這些干擾因素，傳播學界先后提出了多種理論假設來說明在媒介的影響力到達現實輿論(或公眾)的過程中，存在著一個緩沖體(區域)，阻擋、分散、曲解、消融著媒介發出的信息，或減緩著信息的傳播速度。對此，美籍華人學者、香港城市大學教授李金銓認為，“受眾不完全被動，他們隸屬于各種團體，生存于各種社會關系，也有七情六欲，這些都構成媒介信息的‘緩沖體’，而這些‘緩沖體’(buffers)或‘過濾器’(filters)，把媒介的信息加以解釋、扭曲、壓抑，信息一旦到達受眾身上，已經和原來面目不同了”。

雖然斯圖亞特，霍爾(stuartHall)提出了受眾對信息進行主動“解碼”(Decoding)的三種立場更是體現受眾主動性、能動性的理論結晶，因此。有人提出了媒介信息對國際輿論形成究竟有多大影響力的問題。雖然，我們不能回到“魔彈論”的老路上，但在當今信息交流高度發達，人們對信息依賴程度在逐步加深的時代背景下，媒介信息對國際輿論的重要建構作用是毋庸置疑的。正如戴維?莫利(DavidMorley)和凱文，羅賓斯(KevinRobins)所說的，“不應過高估計媒介消費者個人隨意評說傳送來的節目的自由。即使他們有這個自由，他們選擇重新解讀的節目也局限于勢力強大的媒介機構建立的‘菜單’之內。再說，這些節目通常制作成‘更傾向于’某種解讀的樣子，從而即便人們永遠也不會同意這種‘解讀’，也誘使觀眾以某種特定方式‘領受’該啟示。”。

綜合來看，媒介信息對國際輿論的影響是明顯的。在短期內，受眾從媒介上獲得了認識外部世界的信息，知道了超出自身經驗范圍之外的人和事；從長期來看，受眾在獲得信息時。也會受到媒體對信息如何解讀、如何認識外部世界的潛移默化的影響。從而影響受眾自身對事物的態度傾向。因此，在媒介對國際輿論傾向性形成的影響來看，國際受眾是在對信息進行解讀的基礎上會逐漸形成自已的某種態度、傾向、意見等，只是這種影響不可避免地受到外界各種因素的干擾，是一個逐漸發揮作用、不斷修正的過程。這對于我們更有效的開展國際輿論營造和引導提供了很好的啟示。

三、媒體言論和報道傾向與國際輿論

國際輿論的生成和發展與大眾媒體有著明顯的內在關系。對此，我國大多數學者一般傾向于認為國際輿論就是指國際媒體的言論，因為在國際事務上，大眾傳媒扮演的角色最為重要。

一方面，大眾媒體是國際輿論生成的主要載體和傳播渠道。在媒介化生存的當今世界，傳媒技術的發展以及傳媒信息的傳播極大地擴展了我們認知世界的方式和范圍。從早期的印刷媒體到電子媒體再到當今的數字化媒體，它們不僅時刻在向人們構建“擬態環境”，而且其發揮的作用在逐漸增大，人們對外界世界的了解越來越依賴媒介機構，以至于將“擬態環境”等同于客觀環境本身。“在這種由媒體構建起來的‘擬態環境’基礎上，媒體決定了人們關注什么，決定人們從哪種角度看待問題和用什么邏輯來分析問題”，因而國際輿論的媒介化特征就愈發明顯了。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誰支配著媒介，誰就控制著媒介話語權；誰支配著媒介話語權，誰就擁有掌控國際輿論的主動權。

當然，這并不意味著國際輿論全都負載于大眾媒體之上，國際公眾通過其他方式表現出來的對國際事務或對某一，某些涉及民族國家或非國家行為體的態度、意見等也是國際輿論。比較典型的一個例子就是，皮尤研究中心的“全球態度調查項目”(thePewGlobalAttitudesProject)每年就全球范圍的若干重大問題在很多國家進行輿論調查，年度報告。當然，對于能否將輿論(包括國際輿論)簡約為個人層次上的意見聚集曾有爭議，但目前人們普遍傾向于將輿論調查測量出的意見作為輿論的一種呈現方式。

另一方面。國際媒體言論和媒體對事實報道的方式及其傾向直接影響受眾對國際問題、他國事務的認識。雖然對媒體傳播效果的認識不能回到“魔彈論”的老路上，但大眾媒體對受眾態度的影響一直是相當明顯的。從國際輿論形成角度看，大眾媒體不僅改變了人們對國際事務的知識結構，而且也改變了國際公眾觀察世界、認識世界的方法和思想過程，并促使人類社會由相對分散、孤立的發展逐漸走向相互依賴與融合，從彼此陌生到相互有所了解。傳播學理論中“啟動效應”、框架作用以及議程設置能力等，就明確指出了大眾媒體言論和大眾媒體對事實報道方式和報道傾向對國際輿論傾向性的生成和發展趨勢的內在關系。

篇（7）

1.早期經驗主義的傳播研究西方社會科學對大眾傳媒的關注，起始于20世紀20年代后期的美國，也就是有聲電影開始盛行之際。由于美國的社會科學具有根深蒂固的實用主義傳統，其特征之一是方法的縝密與理論的貧乏成正比。社會科學的用途，不在于從根本上對社會進行批判和反思，而在于解決實際社會問題，最大程度地維護現有制度的穩定。至于制度本身是否公正則無關緊要。因此，美國社會科學的主流是御用研究而非批判研究，最初的對大眾傳播（masscommunication）的研究也不例外。

傳媒研究史上第一個比較有影響的調查報告，就是針對美國公眾對當時正在興起的有聲電影所抱的成見撰寫而成的。有聲電影在20世紀20年代中期一出現，就得到眾多青少年觀眾的青睞。很多家長因此擔心添加了聲音的銀幕更具吸引力，對青少年的道德行為會產生不良的影響。當時的社科學者們針對公眾的這種顧慮，進行了一系列包括問卷調查在內的實際調查研究，結果便是后來傳播研究史上常提到的“潘恩基金研究”（ThePayneFundStudies）②。此研究得出的結論，現在看來似乎多余而且膚淺，即電影的確對青少年能夠產生正面或負面的影響。但是，由于套上了“科學”的光環，這一結論在當時公眾中影響很大，對后來的傳媒研究也起到了一定的規范作用。在此后的30多年里，西方尤其是美國的傳播與媒體研究的主流，便停留在關注傳媒對受眾所施加的影響上，也就是所謂的媒體效果研究（mediaeffectstudies）。

從總體來看，媒體效果研究大都有意無意地落入了行為主義心理學的刺激－反應模式（stimulus-response）之中。該模式假定，傳媒一旦發出刺激信號，受眾（audience）必定會在態度或行為上有所反應，傳播研究的任務在于發現并測量這種受眾反應。這一模式在后來社會科學對不同媒體的研究中都得以體現，包括對廣播、電視以及連環畫冊的研究。其中，最為突出的是60年代中后期對兒童與電視的研究。與“潘恩基金研究”背后的動機類似，兒童與電視的研究，也起因于公眾對電視這一“更新的”媒體的顧慮，人們擔心電視這一闖入家庭中的小屏幕比電影院更容易教會兒童一些不良的行為。50年代中后期，電視正在普遍進入西方家庭，當時的研究得以采用實地考察（fieldwork）的方式，把已經普及電視的社區與尚未普及電視的社區進行比較③。

到了60年代中期，隨著電視的進一步普及，兒童及電視的研究便從社區轉向心理學研究室（laboratoryexperiment），純量化研究成為一種不得已的時尚。此時在美國，公眾輿論的焦點越來越集中在反對電視中的暴力和性。面對這種輿論壓力，由政府資助的研究人員便開始企圖通過心理學實驗來建立電視內容與兒童行為之間的直接因果關系。相當一批實驗研究似乎證明了其中的因果關系，但是也有少數得出恰恰相反的結果，即電視中呈現的暴力可以減少實際的暴力行為，亦即所謂的宣泄理論。這種相互矛盾的結論并非偶然，而恰恰說明行為主義心理學研究本身的嚴重局限性。因為它將研究對象從活生生的實際生活中抽出來，放在人為的實驗室里去觀察，得出的結論也只能是虛擬的。

這種局限性也正是后來英國的傳媒社會學批判和超越的對象。狹隘的經驗主義對傳播媒體研究的壟斷，直到60年代后期才得以解體。它們常被后來的批評者戲稱為“皮下注射模式”（thehypodermicmodel），或者“子彈理論”（bullettheory）。當然，這并不等于說，在此之前的幾十年里就沒有其他非主流的傳媒研究存在，只是它們影響甚微。從60年代末70年代初開始，當時在西方世界方興未艾的批判社會學（criticalsociology）將其矛頭指向了大眾傳媒。批判社會學的興起和發展與其歷史背景和社會基礎是分不開的，亦即戰后資本主義“黃金時代”的結束。一系列社會動蕩取代了平衡發展，包括人們熟知的西歐青年學生運動，美國黑人公民權利運動，以及反對越戰示威游行。突如其來的社會動蕩，進一步動搖了長期以來作為英美社會科學基礎的實證主義哲學，從而也將社會學從安于現狀的結構功能主義中解放出來，迫使其成為社會批判的工具。在西歐，以及后來被統稱為西方的各種流派，為批判社會學的迅速發展提供了豐富的思想源泉；在美國，以威伯倫（ThorsteinVeblen）和米爾思（C.WrightMills）為代表的非的本土批判傳統也得以宏揚。當時正在蓬勃發展中的大眾傳播媒體自然也成了社會學批判分析的對象之一，批判傳媒研究（criticalmediaresearch）從此得以在70年代迅速發展壯大起來④。

2.英國的文化研究

英語世界的批判傳媒研究，起于60年代后期，在80年代中期達到鼎盛。在其主要發源地英國，批判傳媒研究從一開始就圍繞兩個大學的研究中心所采取的不同理論和學科立場而展開。成立于1964年的伯明翰大學（BirminghamUniversity）當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reforContemporaryCulturalStudies），從一開始就強調文化與意識形態的相對獨立性，提供汲取多方面的思想和理論資源，確立了所謂的英國文化研究（Britishculturalstudies）的傳統，傳播媒體則構成其研究領域的一個重要方面。晚兩年成立的萊斯特大學（LeicesterUniversity）大眾傳播研究中心（CentreforMassCommunicationResearch），則以社會學為其學科基礎，全力以赴地對傳播媒體進行全面深入的批判研究。這兩個中心先后在80年代中后期，隨著其理論骨干的離任而逐步衰落。但是，它們早期和鼎盛時期的研究工作，在理論和方法論上為英國的批判傳媒研究奠定了堅實基礎。其開創性的學術價值和社會意義，對后來在高校中逐漸普及了的傳媒與文化研究來說，是?匾囊彩悄巖猿降摹?BR>伯明翰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的主要理論家霍爾（StuartHall），致力于重新發掘“意識形態”（ideology）這一關鍵詞，并對其進行理論“整容”，使它成為文化研究和批判的有力工具⑤。馬克思所說的意識形態，是建立在經濟基礎之上的上層建筑的一部分，是統治階級的思想意識和價值觀念。那么，在電子傳媒時代，一個社會中統治階層的意識形態，又怎樣成了包括被統治階層在內的全社會的意識形態？這實際上是一個爭奪和取得文化領導權的問題，也就是霍爾所說的“語言階級斗爭”。在這樣一個“和平”而非強制的過程中，傳播媒體扮演極其重要的角色。文化研究的任務之一就是要解構這一過程，探討媒體有意無意中采取的意識形態立場。

為了便于實際研究和分析，霍爾還詳細探討了意義創造過程中“編碼”（encoding）和“解碼”（decoding）這兩個不同的階段⑥，主流意識形態的傳播正是通過這兩個實際操作上極其復雜的階段而實現的。在傳媒研究領域，意識形態分析（ideologicalanalysis）代替了過去的效果研究，理論和研究實踐長期分離的狀態也得以改變。除了對文化研究領域進行理論探討，更為重要的是，伯明翰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還作了大量的文本分析和經驗研究，對包括大眾傳媒在內的當代西方社會的文化現象進行多方位的描述、闡釋和批判，內容涉及亞文化（subculture）、青年文化（youthculture）、女性研究（women’sstudies）等方面。在追述文化研究的理論和思想根源時，霍爾不但談到英國本土“鼻祖”郝哥特（RichardHogard）、威廉斯（RaymondWilliams）和湯姆遜（E.P.Thompson），還談到歐陸的阿爾杜塞（LouisAlthusser）、格拉姆西（AntonioGramsci）、列威－斯特勞斯（Levi-Strauss）、福科（Foucault）和拉康（Lacan），可見伯明翰文化研究從一開始?腿妨⒘似淅礪酆頭椒ㄗ試瓷霞蟪傻腦頜摺?BR>被霍爾譽為英國文化研究開山鼻祖的威廉斯和郝哥特，都是工人階級出身的人文知識分子。面對英國這樣一個階級劃分極為鮮明并且相對穩定的社會，威廉斯形象地將自己這種特殊境遇稱作一種“越界”（bordercrossing），即跨越社會階層的界限。他們對工人階級生存狀況的同情和理解，決定了他們對大眾傳媒和流行文化采取的特定態度。作為人文知識分子，他們的批判立場是不容置疑的。但是，這種批判與傳統精英文化倡導者所持的態度有著根本的區別，這亦即西方社會政治上左與右的區別。傳統文化精英對大眾流行文化采取的態度是無視和蔑視，手段則是隔離或消滅。威廉斯等則把大眾傳媒放在更為廣闊的社會歷史背景下，對其起源的發展進行認真的探討。大眾文化現象從此也登上了學術這一“大雅之堂”，成為原來只針對經典嚴肅文本的文藝批判的對象。這在當時英國的社會歷史條件下是難能可貴的。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威廉斯等才被后來者們推舉為英國文化研究的開山鼻祖。

威廉斯早在50年代就對開始對英語中的一些關鍵詞進行詞源學和社會學的雙重探討，從詞義的變化中把握社會的變遷，反之亦然。英語中culture一詞，從原來的拉丁詞根發展而來，并延伸出種種不同的意思和用法，成為英語中最難界定的概念之一。只有當culture從狹窄的“高級精神產品”延伸為人類學意義上的“一種生活方式”，大眾的生活方式才可能成為“文化”，也才有了大眾文化（massculture）和流行文化（ppularculture）的說法。但是，對當代文化研究來說，以上culture的兩個定義一個過于狹窄，一個過于寬泛。學者們因而試圖在這一窄一寬之間找到更為確切的說法。目前比較為人接受的一種定義認為，文化是一切具有象征意義的東西，包括言說、物品、行動、事件等等。其實，這個定義本身也有過于寬泛和含糊其辭之嫌。文化這一概念本身的模糊不定也導致了后來的文化研究領域的無限擴展和雜亂無章，尤其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后，起源于英國的文化研究在美國和澳大利亞等英語國家逐漸盛行并變異，使得企圖對這一領域進行整體綜述的努力變得越來越困難。70年代伯明翰大學的文化研究，在理論上認同文化和意識形態的相對獨立性，有意識地反對?磺芯鎂齠郟?0世紀形形的西方的基本立論不約而同。在研究實踐中，則通過對文化現象的記錄和闡釋達到一種社會批判。譬如，對工人階級青少年中產生的、的亞文化的關注，隱含了對英國社會階級壓迫的批判。更如，女性主義理論直接影響和指導了中心的具體研究問題，包括大眾傳媒對女性形象的塑造和歪曲，以此達到對男權社會里無所不在的性別歧視的批判。伯明翰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在鼎盛過后，蛻變成伯明翰大學的文化研究系。文化研究也開始被成批生產和仿制，并逐漸成為英語世界高等學院中又一門專業“學科”，其實際社會批判功能也面臨被消解的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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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英國的文化研究從80年代中開始在英語世界里流行起來。在美國，素以實證經驗主義為方法論依據的傳播研究主流，受到了來自大西洋彼岸島國的理論沖擊，因而也呈現出前所未有的“理論繁榮”。澳大利亞由于引進英國的研究人員，也在不同程度上產生過文化研究熱。近些年內，英語世界文化研究的重要論壇，除了原來在美國出版發行的《文化研究》（culturalStudies）外，又新增添了《歐洲文化研究》（EuropeanJournalofCulturalStudies）和《國際文化研究》（InternationalJournalofCulturalStudies），均在英國出版發行。這都說明文化研究領域正在試圖超越英語世界，在歐洲乃至世界范圍內展開。然而，英語世界中新近的一場文化研究熱，在過多地關注當下流行文化現象的同時，忽略了伯明翰大學文化研究對各種壓迫的直面批判精神。尤其是進入90年代以后，文化研究的繁榮景象，與其說是本領域研究的發展深化，不如說是學術市場對其需求的增加。文化研究的社會批判功能，經常被表面上的喧鬧所淹沒。其中一些較有影響的文化研究者，更是主動放棄了對深層社會批判的追求，反而對流行文化中包含的所謂反抗霸權和控制的因素沾沾自喜并隨意夸大。這種形式上的文化激進，其實已經蛻變成實質上的政治保守了。（未完待續）

注釋：

①目前國內較常見的經驗研究是所謂的受眾調查，但是這種調查經常由商業目的所驅動，并非社會學意義上的社會調查和批判。

②研究結果由H.J.Forman論編為OurMovieMadeChildren（NewYork:Macmillan1935）。

③在此兩個有代表性的例子值得一提，一個是英國的TelevisionandtheChild:anEmpiricalStudyoftheEffectsofTelevisionontheYouth（London:theFalmerPress1958），由心理學家HildaT.Himmelweit等共同完成。此研究主要集中討論電視的到來對兒童的日常生活以及價值觀念產生的影響。另一例是美國傳媒研究史上經常提到的TelevisionintheLivesofOurChildren（StandfordUniversityPress1961），由W.Schramme等共同完成。

④80年代初期英語世界大眾傳媒與傳播領域曾發生過一場關于批判研究（criticalresearch）與御用研究（administrativeresearch）討論，討論結果發表在JournalofCommunication專號“本研究領域中的爭鳴”（FermentintheField）vol.33,No.3,1983。

⑤StuartHall‘TheRediscoveryof“Ideology”:returnoftherepressedin

mediastudies’，收入M.Gurevitch等編輯的Cuture,Society,andtheMedia（London:Menthuen1982）。

篇（8）

按照斯諾的觀點，公眾往往接受媒體所呈現的社會現實，因此當代文化實際上就成了傳媒文化，而傳媒文化可以說是通過傳媒話語生產與控制而形成的。傳媒話語生產與控制作為文化生產的一種重要形式，它與其他形式的話語如政治、經濟、法律、道德、宗教、科學、文學藝術等有密切關系，同時又具有不同于其他話語生產方式的特征。

一、關于話語

話語是目前文化與傳媒研究中出現頻率甚高的一個詞。傳統上，話語研究的主要領域是修辭學和詩學，主要研究演講和文學藝術，古希臘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人的典范性研究具有深遠的歷史影響。隨著印刷媒介和電子媒介的傳播方式超越人際交流，話語概念及含義有了很大變化，其表現在，一是超越了對話語的工具性認知；二是研究角度的多元化取向。新修辭學代表人物美國人肯尼斯·博克認為人是象征性地對環境做出反應，語言不僅導致行動而且建構我們的現實。這種話語觀，使“新修辭學將視角從傳統的政治生活投向一切以言語為主的象征流活動，推動了修辭學向現代傳播學的演變，這一演變過程與西方后現代主義思潮相呼應。”這里所謂西方后現代思潮表現在包括上世紀中葉以來在哲學、政治學、社會學、美學、文學藝術等諸多文化領域。

在對話語的認識上，西方及其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理論(以意識形態批評為中心)，索緒爾、羅蘭·巴特的符號學(以語言、文本為中心)以及后現代各種文化理論形成匯流，使話語成為當代文化與傳媒研究中的一個重要概念，話語理論為當代文化研究和社會科學研究提供了后現代的視角。西方者葛蘭西較早從意識形態斗爭的角度涉及話語及話語權的問題，他認為，“社會集團的領導作用表現在兩種形式中——在統治的形式中和‘精神和道德領導’的形式中。”前一形式表現為上層建筑的國家機器，后一種形式則體現為文化領導權或曰話語權。突破了基礎——上層建筑二元結構的意識形態奠定了文化研究的基礎。羅蘭·巴特則認為在符號學的跨語言研究領域，其研究材料將時而是神話、敘事、報刊文章，時而是我們的文明產物，只要它們被言說出來，如新聞報道、說明書、采訪談話，甚至屬于幻想類型的內心語言。后現代思想家福柯進一步指出，人類的一切知識都是通過“話語”而獲得的，任何脫離“話語”的事物都不存在，人與世界的關系是一種話語關系，“話語意味著一個社會團體依據某些成規將其意義傳播于社會之中，以此確立其社會地位，并為其他團體所認識的過程。”葛蘭西的“領導權”、福柯的“權力話語”、哈貝馬斯的“合法化”、羅蘭·巴特的“泛符號化”、鮑德里亞“仿像”等思想極大地豐富了話語理論，為研究媒介話語提供了理論基礎。

二、傳媒話語生產

波林·羅斯諾在《后現代主義與社會科學》一書中給“話語”下的定義是“所有被書寫、被言說的東西，所有引起對話或交談的東西。”RonScollon在《MediatedDiscourseAsSocioalinteraction》一書中談到媒介話語術語使用的三個層面：一是指大眾傳媒話語即報紙、雜志、期刊、電視、電影話語；二是指以電腦為媒介的網絡話語；三是指最為廣泛意義上的公共和日常話語，其媒介如信件、筆記、備忘錄，以及更多技術媒介如話筒、電話、電腦甚至英語、漢語，或說寫和符號語言傳播模式。本文將在第一層概念上討論傳媒話語。

傳媒作用于受眾的一切都是通過話語形式進行的，無論其文本形式是文字或圖像，各種新聞、電影、電視劇、廣告、脫口秀等話語方式組成了一個幾乎無所不包的話語世界。其中存有兩重話語關系，即傳媒和現實的話語關系，體現為生產、共謀與替代；傳媒與受眾的話語關系，體現為消費或使用與滿足。

1.傳媒話語與文化生產

斯圖亞特·霍爾指出信息傳播應該通過生產、流通、分配/消費、再生產這一“主導的復雜結構”來考察信息傳播過程，其傳播實踐對象乃是以特殊方式組織起來并以符號載體的形式出現的各種意義和信息，它們像任何形式的傳播或語言一樣，在一種話語的語義鏈范圍之內通過符碼的運作而組織起來，其產品以“話語”形式流通。雖然他的主要研究對象是電視話語生產，但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傳媒話語生產的普遍意義。

約翰·費斯克提出的文化經濟概念認為，文化經濟的流通是意義和的傳播而非貨幣的周轉，“在這種文化經濟中，原來的商品(無論是電視節目還是牛仔褲)變成了一個文本，一種具有潛在意義和的話語結構，這一話語結構形成了大眾文化的重要資源。”

傳媒營造了一個巨大的話語場(布爾迪厄所謂的“新聞場”，或話語生產平臺，它容納并呈現政治、經濟、科學、宗教、道德、文學、藝術以及日常生活等各種話語形式，根據自己的意圖與模式給予改造，通過轉換、移植、膨化、過濾等方式對這些話語進行再組織。在這個話語生產場中，市場與商業需要構成了生產的巨大動力，消費主義成為一種新的意識形態，其運行機制則是由政治、經濟及文化等規范結構所決定的。今天，世界上大多數傳媒聲稱自己代表正義、公開、公正、傳播真理。然而，這一陳述本身被看作是一套話語也許更為切實。傳媒熱衷于在一切領域發言并施加影響，只要它認為有這種必要。傳媒話語生產建構了一個大眾文化疆域，這一文化疆域突破或某種程度上突破了傳統的國家、政治地理范疇以及社會范疇。湯林森指出，“大眾媒介正以平穩而快速的步調擴張其技術能力，在西方社會當中，它們對于公私領域的生活、夾其滲透、報道及再現的能力，已經具備非凡的影響效果”，這里所說的能力就是話語生產能力。

2.話語和話語方式

話語和話語方式的關系實質上就是說什么和怎么說的問題。按后現代主義的文本中心論，“一切事物，包括一次生活經歷，一場戰爭，一次革命，一次政黨集會選舉，人際關系，度假、理發、購車、謀職等等，都是一個文本，甚至演說也具文本地位(一個口頭文本)。”因此，某種程度上傳媒話語就是對各種文本的解讀和闡釋，其解讀和闡釋方式決定了話語方式。以“新式新聞”(theNewNews)的出現為例，作為一種新的新聞話語方式，它產生于1992年美國總統選舉，從形式上看“是一個速配的混合物，它部分是好萊塢電影和電視電影，部分是流行音樂和流行藝術，它將流行文化和名人雜志混和起來，使小報式的電視節目、有線電視和家庭錄像互相結合”，具有明顯的后現代特征。當代傳媒話語和話語方式表明：(1)傳媒話語生產由現代性背景下的“生產性”轉向后現代背景下的“消費性”，消費主義成為資本主義文化條件下的意識形態，支配著傳媒話語生產；(2)傳媒話語需要對其他非傳媒話語形式進行再組織以符合大眾傳播的模式和意圖；(3)傳媒話語生產作為意義生產，隱含著復雜的社會關系，沒有絕對的任意性；(4)媒體擁有話語生產的巨大資源與權力，公眾通過順從或抵制對話語生產的權力關系產生影響。根據約翰·費斯克的觀點，大眾可“權且利用”(makingdo)其話語形式，創造性的、有識別力地使用資本主義提供的資源，從而使大眾文化成為自己的文化。

3.“話題”與話語開放

在消費主義支配下，傳媒樂此不疲地尋找話題，把大眾吸引到傳媒營造的話語圈里。在電視可能是街頭采訪，或主持人組織的名人與普通人共同參與談話節目；在報紙，則是大眾被邀請在已設計好的話題下討論，或者以熱線筆錄的形式，或者以筆談等形式進行。這似乎是通過話題策劃與公眾參與促進話語民主。但是，把政治、司法、科學、文學、藝術等領域的專家人物(布爾迪厄把適應這種話語活動的人稱為“fast-thinkers”)邀請入新聞場共同進行話語生產，這種方式更多出自商業目的而非民主目的，換言之就是為了促進公眾的話語消費。由此產生的大批媒介人物既是媒介“產品”又是媒介話語的生產者，扮演著雙重角色。

針對這一現象，布爾迪厄指出，一個文化生產者越自主，專業資本越雄厚，只投身于除了競爭對手就沒有別的顧客的市場，那他就越傾向于抵抗；與之相反，越把自己的產品投向大生產的市場(如隨筆作家記者、循規蹈矩的小說家等)就越傾向于與外部權力，如國家、教會，黨派和今天的新聞業及電視等合作，屈從于它們的要求或指揮。⑿用他的話說，這些“電視‘快思手’，記者史學家，辭典編纂家或靠錄音機對當代思想進行總結的人，都毫無顧忌地利用社會學——或他們理解的社會學——以在知識場四處出擊，發動獨特意義的‘’”，他們的目的不是生產而是再生產。布爾迪厄揭示了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的緊張關系，揭示了傳媒話語生產的內部矛盾。

話題與話語開放表明：(1)話題與話語開放是傳媒話語生產的重要形式，話題與話語開放極大地促進了話語生產；(2)話題與話語開放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促進話語消費，增加收視率或發行率；(3)話題與話語開放促進了傳媒對日常生活的影響與滲透，形成以消費主義為語境的話語狂歡。例如，“納米技術”本是科學場的話語，但一經被傳媒話語化后，就制造了令公眾神往的幻象。在科學界宣稱破解了人類基因密碼后，傳媒就又借此大做關于人類壽命極限的文章，推論說(或曰想象)人可以活到1200歲。大到世界政治、經濟、戰爭、外交，小至日常生活的健康、時尚、消費等，傳媒不停地設計、調整欄目，版面，不停地尋找、發掘話題。面對這一切，人們常常六神無主。比如關于“健康”，傳媒給我們許多忠告，但很多是矛盾、混亂的，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們永遠關注這個話題。在這種話語世界中，大眾接觸到的是零散、矛盾的現實。

4.作為一種話語形式的“廣告”

加拿大學者加漢姆認為，“應該首先將大眾媒體視為實體，它具有兩重性：一是通過媒介商品的生產與交換，直接發揮生產剩余經濟的作用；二是通過廣告，在其他商品生產部門中間接發揮創造剩余價值的作用”⒁。廣告使消費主義無所不在，是傳媒的又一重要的話語形式。(1)廣告話語具有功能和文化意義，所謂功能是指其促進銷售的作用，所謂意義是指它是通過態度、情感、心理等方式影響公眾；(2)廣告話語的文化意義使廣告在空間和時間上得以遷延并影響著日常生活方式。(3)廣告的功能往往在其話語意義的掩護與隱藏下完成。布爾迪厄指出，新聞場機制是按市場要求，通過記者對司法場、文學場、藝術場、科學場等各種文化生產領域施加影響。這決定了傳媒話語可能的泛廣告化語境。如電視開辟了“讀書時間”，但這個“時間”很可能是由出版商控制的，僅由“排行榜”、“讀者最喜歡”等話語就可明白，這個話語場可供出售。其真正目的很可能是廣告而非知識。電視或報紙開設汽車、時裝、保健、家居生活等欄目、版面，充滿誘惑的圖像和說服性文本使生活審美化，其真實目的則是消費，新聞、廣告、藝術、文化等混合在一起，我們很難通過話語形式把它們分別開，惟一的區別就是看這些文本或圖像的刊載、播出是否收費。盡管一般來說，有關法律如廣告法，試圖限制新聞性話語與廣告性話語的混合，但操作上卻較困難。廣告主也樂意利用記者的權威或新聞性話語的信任，當你閱讀了一段很有吸引力的文章，它充滿了對于健康的關懷和嚴肅的科學理論，但最后進入你眼簾的卻是藥品推銷商、醫院或健身器材銷售商的地址。不管公眾是否樂意，他們只得接受這種話語和話語方式，抵制與反抗是十分困難的。傳媒自身也需要這種廣告性話語形式，比如，它定期向公眾收視率、“發行量”等信息，或評選觀眾、讀者最喜歡的節目與欄目，或公布讀者來信，表揚或者批評等，是推銷自己。國內一家報紙就曾以“一個城市和城市的思想”為自己作廣告，聲稱自己是“深受管理層和收入較高層讀者喜愛的報紙”來推銷自己。

三、傳媒話語生產的控制

在媒介社會，似乎傳媒具有空前的話語生產的權力和自主性，但實際上，傳媒話語生產中的主體僅具有非完全的自主性。福柯的話語理論認為，話語是受內在控制、外在控制以及主體控制的，其理論也適用于對傳媒話語生產的認識。傳媒話語生產具有明顯的外在控制特征，它也通過“排除原則”中的“禁止”、“區別和拒斥”以及真與假的對立而體現出來，暗合了所謂說什么、怎樣說、為什么說。比如極權社會中的政治、保守文化中的性等話語都有嚴格的禁忌范圍，傳媒可以用“新聞價值”等標準對話語進行“區別和拒斥”，無新聞價值的話題往往被排出在傳媒之外，至于“求真意志”，本是人類文化史或文明史創造的一種信念標準，在傳媒話語生產中，這個標準可以理解為“真實”、“事實”，其中自然也包含“追求真理”的含義。從這個意義上講，現代或前現代的革命家都十分重視傳媒，很多人親身投入傳媒話語生產工作，以此作為啟發民智、宣傳革命或改良社會的重要手段。

傳媒話語與具有嚴格學科性話語的區別在于，前者是生產出來，后者是建構出現的(比如哲學、科學、文學、藝術等話語)。另一個區別在于傳媒話語對所有人開放，任何人都可以對各類報道或節目發表自己的看法。而學科性話語只對部分人開放。

傳媒話語生產的外部控制因素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法律因素：美國是所謂世界上最自由的國家，十分強調言論自由，但這種言論自由包括傳媒的話語生產自由，也得受“明顯而即刻危險”的法律原則限制。世界上幾乎所有國家都有關于言論自由包括傳媒話語生產自由的法律和規范。

2.政治因素：政治因素對傳媒話語的生產與操縱是明顯甚至直接的，因為傳媒本身在現代社會里就是一種政治力量(有些獨立，有些不獨立)。在西方國家，傳媒號稱三權之外的“第四權力”。各種政治力量都力求通過傳媒話語來顯示自己的存在并施加影響。因此，我們看到，政治人物成為傳媒的常客，他們頻頻在電視上亮相并發表演講，以求獲得公眾的好感和支持。傳媒的某些“提法”也往往受到政府的密切關注甚至控制。

3.社會因素：存在于一定社會中的各類組織，包括宗教組織、工會組織、女權組織、少數族裔組織以及其他大量的民間社團都試圖利用各種方式對傳媒話語生產施加影響，有的甚至通過自己主辦雜志、電臺、報紙、電視臺等來維護自己的話語權。

4.文化因素：文化因素是話語控制的一個復雜因素，它包括宗教觀念，道德、倫理、審美、及風俗習慣等。譬如在前阿富汗，拒絕電視機、收錄機等傳播工具，聲稱《古蘭經》是他們惟一的法律，宗教話語占有絕對地位和控制權。道德因素則主要通過公眾的態度、情感及輿論起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傳媒在傳播文化的同時又對地方文化和邊緣文化進行消解，反應出傳媒話語生產的文化矛盾。因此，通過傳媒話語場可以發現，各種話語或文化形式間進行著影響、滲透、控制與反控制，以至于在某種程度上出現了傳媒話語生產的危機。

5.專業因素：這里所謂專業因素，是指傳媒用自己的一套話語生產標準來進行話語控制，比如新聞傳播觀念、價值理念等，當然也包括傳媒話語吸引力、沖擊力等這類打動讀者觀眾的策略要求。一個高水平的學科話語建構者，不一定適合傳媒話語的生產，凡不符合專業或職業標準的傳媒話語生產者，都要通過實踐訓練來達到要求。

結語

中國自進入改革開放時期以來，傳媒話語逐漸擺脫了泛政治化傾向。在強調政治和意識形態原則的同時，隨著經濟的市場化，傳媒話語也反映了“消費性”特征。一方面，經濟全球化和傳媒新技術的發展導致世界文化交流進一步擴大和加強，中國的傳媒話語生產在各領域也不同程度地反映出全球化傾向，話語交流(盡管不平衡)的頻度進一步增加。受西方社會影響的大眾文化的迅速發展，也導致了一定程度的話語生產的不平衡，有關大眾文化的報道或話語形式受消費主義影響，出現了過度膨脹的態勢。另一方面，發展主義的思想，仍然是傳媒話語生產的主流，GDP、人均收入，城市、地區建設以及各類有關數據不斷見之傳媒，對發達、富裕，民主、理性社會的向往，使傳媒話語生產成為現代觀念的鏡像。在國內地區及城市發展競爭中，也出現了通過對媒介事件的控制，如爭取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的重大活動的主辦權等，力圖贏得話語強勢的現象，諸如“全國第一”、“西部最大”、“制高點”“最先進”等話語成為傳媒熱點，由此產生的傳媒話語競爭甚至成為地區矛盾的微妙因素之一。總之，從話語生產角度審視傳媒話語或新聞場，把握傳媒話語的生產與控制的特征及規律，具有一定啟發意義，有助于我們深化對傳媒文化的研究。

參考文獻：

⑴戴安娜·克蘭：《文化生產：傳媒與都市藝術》，譯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4頁。

⑵常昌富：《二十世紀修辭學概述》，《當代西方話語修辭學：演講與話語批評》，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20頁。

篇（9）

一、校園傳媒與高校德育的結合

校園傳媒作為高校思想宣傳陣地和信息交流工具，它包含教育、經濟、文化、娛樂、體育等眾多內容，滿足了大學生學習、娛樂、交往的需要。作為高校德育對象的大學生，他們在與校園傳媒接觸的過程中，會自覺或不自覺地受到校園傳媒的影響，并且這種影響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超過課堂教學對學生的影響。因此，認真分析校園傳媒與高校德育的關系，利用校園傳媒做好高校德育工作是擺在校園傳媒工作者和德育工作者面前的重要課題。兩者的關系應該是既互相結合又互相促進的關系。其互相結合的關系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大學生能經常接觸校園傳媒的德育信息

由于校園傳媒幾乎覆蓋了學生所有的信息來源，無論是聽廣播，看報刊、宣傳欄、電視，或者是上網，校園傳媒在課余時間成了與大學生相依相隨的生活、學習的伴侶，大學生在與校園傳媒接觸的過程中也有意或無意地受到德育信息的影響。這為高校德育信息的選擇、定位、宣傳，做好高校德育與校園傳媒的結合提供了新途徑。

2大學生愿意接受校園傳媒這種教育形式

由于高校的報刊、廣播、電視和校園網所采取的討論、深度分析報道、廣泛參與等教育形式貼近學生生活，適合學生特點，激發了學生的學習興趣，引起了學生情感共鳴，所以，更易被大學生所接受。因此，大學生愿意接受這種形式的教育。這為高校改變德育方法，做好德育與校園傳媒的結合提供了新的契機。

3大學生樂于參與校園傳媒的各種活動

由于校園傳媒能為大學生提供大量的各種實踐機會，所以很受學生歡迎。大學生既是校園傳媒的受眾，又是校園傳媒的參與者，有的參與了校園廣播的編輯、播音和撰稿，有的成為高校校報的作者、新聞記者和通訊員，有的擔任了高校電視的播音員、主持人，還有的成了校園網的維護者和管理員，他們在主動參與校園傳媒的活動中提高了能力，受到了教育。這為高校拓寬德育形式，提高德育的實效性提供了切入點。

4大學生的思想狀況在校園傳媒中能真實地得到反映

由于大學生樂于參與校園傳媒的各種活動，他們在開展活動過程中把自己的思想體現在所創作的作品中，無論是他們創作的詩歌、散文，喜歡的人物、歌曲、關心的國內外大事，在網上發表的觀點、意見，進行的各種交流、討論，都能流露出他們真實的想法。這為高校比較準確地把握學生的思想特點和動態，增強高校德育工作的針對性和實效性，做好高校德育與校園傳媒的結合提供了重要載體。

二、校園傳媒與高校德育的互相促進

在加強對高校德育與校園傳媒互相結合的研究的同時，還必須積極探討二者的互相影響、互相促進的問題，不斷探索借助德育促進校園傳媒的和諧發展和利用校園傳媒創新高校德育的新路子。

1校園傳媒是消除現代大眾傳媒負面效應的中堅力量

對于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正在形成的大學生來說，大眾傳媒的多元文化以及良莠不齊的傳媒信息，不可避免地會帶來諸多的負面影響。面對現代校園傳媒給高校德育帶來的新情況和新問題，高校德育工作者單純地采取“堵”的辦法是解決不了問題的。高校應該主動出擊，充分利用校園傳媒這一宣傳、教育陣地，用先進的思想文化來教育、引導青年學生。針對現代大眾傳媒中文化霸權主義、文化殖民主義的來襲，我們要大力弘揚優秀的傳統文化，重建東方優秀的傳統文化，用深層次的穩定的內涵文明，充實淺層次的脆弱的膚淺文明，充分展現高校的文明形象和人文精神，增強校園傳媒的文化含量；同時要教育引導大學生正確認識現代大眾傳媒的本質，培養和提升大學生的傳媒素養，增強他們對現代大眾傳媒各種信息的辨別能力和篩選能力。

2校園傳媒為高校德育提供了堅強陣地

校園傳媒是高校理論建設、文化建設、思想建設、道德建設的有力工具和重要陣地，也是開展高校德育的重要途徑。因為，校園傳媒直接面向大學生群體，能深入學生的學習生活，有的甚至與大學生形影不離，并且傳播的信息具有及時性、針對性和知識性等特點，所以它在大學生中具有廣泛的影響力。高校可以有針對性地將相關德育信息隨時通過校園網、校園電臺、校園電視臺自辦節目、校報、系報、社團刊物、櫥窗、板報、橫幅等傳媒手段，對大學生進行愛國主義、職業理想、社會主義榮辱觀等教育以及將所開展的相關活動的信息，傳遞給大學校園的學子們，發揮校園傳媒的育人功能。3校園傳媒已成為當代高校德育工作的一條重要途徑

校園傳媒彌補了高校德育課堂教育的不足。高校可利用校園傳媒各媒體的優勢，促進高校德育的有序開展。校園報刊傳媒具有易于收藏保存、隨身攜帶、反復閱讀、相互傳閱等優勢，高校可利用這一優勢對大學生關心的國內外社會熱點問題做深度報道，刊登相關的理論文章，使大學生在閱讀報刊的過程中受到教育、啟發和鼓舞，有助于培養大學生的理性思維。高校廣播作為一種新聞傳播媒體，有著快速、靈活、生動、覆蓋面大等優勢，是高校的重要輿論宣傳陣地之一和精神文明建設的窗口，是學校育人工程的重要組成部分，承擔著思想政治教育和文化素質教育的雙重任務；高校廣播通過大學生喜聞樂見的欄目，潛移默化地影響著高校師生的思想，引導他們的行動，配合課堂教育，完成教育任務。校園宣傳欄是師生相互交流、溝通、傳遞信息、探討學術的園地，它具有內容替換方便自如、常換常新、形式設計多種多樣等優點，尤其是大學生自己設計和制作的各種各樣的宣傳板面，不僅給學生帶來美的享受，更是學校德育潛移默化的催化劑。校園網具有數字化、高速化、交互性、全時性、豐富性、開放性等特點，它真正地實現了把只有老師說教的“單向式”德育改為師生、生生交流的“雙向式”“多向式”德育，把以處罰為主要手段的“管理式”德育改為以引導為主的“引導式”德育，把單調、呆板的“單一式”德育改為生動活潑、聲圖、音像并茂的“多樣式”德育，把靠堵截為主的“封堵式”德育改為面向社會的“開放式”德育。

4校園傳媒的豐富與發展有助于高校德育取得實效

校園媒體作為獨特的校園輿論宣傳工具，一直受到學校的大力支持，特別是近幾年得到了飛速發展。它由原來的廣播、電視、報刊、宣傳欄等單純傳媒，發展到今天擁有校園網、手機等多種傳媒；它由原來較單一的校內輿論宣傳、文化服務等功能，發展到今天多樣的社會化、開放性、人文性、信息化導向性等功能；它由過去大學生的“被動接受式”，發展到今天的“主動吸納式”；它由原來自身設置的單一欄目，發展到今天的合理、多樣的欄目；各欄目的內容由過去的呆板單調，發展到今天的圖文并茂；由過去單純的紙質信息發展到今天擁有數字化等多種信息；并且隨著科技的進步它將有著更大、更驚人的發展。從校園傳媒的發展趨勢中可以看出，它的豐富與發展有助于受眾獲得更多的德育信息，有助于對大學生的思想困惑進行及時指導；有助于大學生在接受文化教育的同時受到德育的自我教育；有助于大學生及早了解德育信息；有助于德育工作者采用多種形式對大學生進行教育。由此可見，校園傳媒的豐富與發展，使高校的德育信息和德育內容更廣泛、更快捷也更多樣化了，并且為高校德育的創新提供了重要載體和有效途徑，使高校德育工作更有針對性和實效性。

5高校德育的創新有助于推動校園傳媒的和諧發展

隨著時代的發展，高校德育面臨著許多新的問題和挑戰，高校德育工作者如果慣用以往的一些德育理論、德育工作方法與途徑，就不能適應新形勢的發展變化帶來的新要求。校園傳媒作為高校德育實施的重要載體和有效途徑，在高校德育中有著不可忽視的重要作用。高校必須借助于在大學生中有著巨大影響力的校園傳媒，來促進高校德育的發展。因此，高校應對校園傳媒的發展規劃做出統一部署和要求：一方面要加大校園傳媒建設的投入力度，優化和整合校園傳媒資源，為校園傳媒的和諧發展提供物質條件保障；另一方面要科學合理地安排各傳媒的的欄目設置和主要任務，用具有時代特征的高校德育信息，不斷去更新校園傳媒內容，以自己的特色去應對社會媒體的影響；對校園傳媒中出現的不良信息問題要及時進行整治。同時要實現校園傳媒間的有效互動，發揮協同效應，構建校園宣傳強勢，以達到多個傳媒之間相互造勢增值、延伸各個傳媒功能的目的，實現對大學生的有效教育和指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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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北廣傳媒；移動電視；電視營銷；經營策略

前言

北廣傳媒移動電視的發展是當下北京移動傳媒發展的一個必要出路。這不僅是面對全國傳媒移動化的對策，也是北京這個城市傳媒發展規律的必然要求。自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一系列新的傳媒管理條例的出臺與推動，移動傳媒產業取得了長足發展。2004年5月28日，由北京廣電系統五家單位出資組建，國家廣電總局批準的背景是唯一運營地面移動數字電視的北廣傳媒移動電視正式試播讓眾多的傳媒人看到了傳媒移動化的發展趨勢。

伴隨著中國傳媒移動化發展進程，北廣傳媒移動電視在振興北京移動傳媒上也取得了長足的進步發揮了重要的帶頭作用。首先，在移動電視經營上采取多元化。從節目試播開始，日益精進化的經營策略和電視節目的編制成為高收視的最大功臣。節目內容的日益精彩和節目時間安排的逐漸完善，特許轉播、聯合播放、植入式廣告，利用手機3G、網絡等新媒體的力量，使北京的移動傳媒產業日新月異。其次，移動電視的觀眾群也逐步擴大，受眾開始逐步接受移動電視節目的精煉模式。再次，在融資方面實現制片主體多元化，有的節目是合拍片和外包片，促使了民營節目制作公司日益崛起。第四，在移動電視節目的播出平臺上，合作播出制（與地鐵電視共用節目）成為節目的主要播出模式，打破了以往電視節目獨家播出的地域壟斷和局限性。最后，移動傳媒產業化的推進，一些規章、制度層面的改革對北京的移動傳媒產業崛起給予了一定的幫助。這些，都是當下北廣傳媒異地哦那個電視發展和繁榮的有利趨勢。

經營能力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北廣傳媒移動傳媒發展的前景。正是在這個背景下，本文試圖從市場經濟學、文化經濟學和廣播電視經營管理的理論的角度來解析北廣傳媒移動電視在經營過程中所呈現的市場行為和經營策略。在中國移動傳媒產業化的背景下，對北廣傳媒移動電視進行認真研究，對其經營進行一個整體全面的理論梳理很有必要，特別是將北廣傳媒移動電視特有的經營現狀與其它城市的經營模式相結合，探索適合北廣傳媒移動電視經營的發展之路。這樣的研究對實踐具有指導意義，正是我選擇這個課題的目的所在，以期能對北廣傳媒移動電視的未來經營發展提供有益的借鑒。

第一章北廣傳媒移動電視現狀

第一節全國移動傳媒現狀

一、全國移動傳媒的繁榮發展

隨著國內移動人群及移動時間的增加，廣大消費者對移動中的信息、音視頻的需求日益增加。同時伴隨通信及廣播技術的發展，數字移動電視市場也迎來了一個新的發展機遇。數字移動電視能在移動狀態、時速120公里以下的交通工具上保持電視信號的穩定和清晰，使觀眾可以在移動狀態中輕而易舉地收看電視節目。目前，數字移動電視在國內已經得到了很大的發展，產業鏈已經趨于完善。產業發展的促進因素主要是政府政策的支持及產業企業的大力推進。

截至2007年2月，我國已經有40多個城市陸續開始在公交車上播放移動電視2006-2009年中國車載電視市場每年的增長率將超過50%。其中，借勢奧運，2008年同比增長率超過80%，2009年中國車載電視市場銷量將超過100萬臺。車載數字移動電視產業潛力巨大。2009年，車載視聽系統終端的累計數量將超過36.7萬臺，到2011年，中國車載視聽系統終端的累計數量將會達到54.6萬臺，2009－2011年，中國車載移動電視年復合增長率為29.1%。2008年，由于奧運會提供的商機及中國地面數字電視化進程的進一步加快，車載視聽系統終端的累計數量超過21.17萬臺。到2012年，中國車載視聽系統終端的累計數量將會達到42.47萬臺，2008-2012年，中國車載移動電視年復合增長率為23.7%。

二、全國第一個移動電視傳媒城市—上海

2002年，上海正式推出公交車輛為主要載體的移動電視商用系統及其相關服務，目前是中國首個、全球第二個普及移動電視的城市。由于使用了代表最新科技成果的數字電視移動接收技術，移動電視系統無疑將為上海進一步提升其現代化國際大都市形象、體現與時俱進的時代精神風貌起到巨大的作用。上海市廣播科學研究所作為該項目的主要技術承建單位，憑借其雄厚的技術實力，經過長達4年的技術積累和實踐摸索，在廣泛借鑒了歐洲、北美等多達數十個國家和地區的技術、數據、資料、經驗的基礎上，成功開發出國內首套數字移動電視系統并投入商業運營，迅速填補了國內空白。同時，由于上海地區的地形復雜，有著高樓眾多、靠近海平面等特點，上海廣科所憑借自身雄厚的技術力量，在該地區成功地組建單頻網實現數字地面廣播覆蓋并正式投入大規模商用，使該套系統具備了大規模商用推廣的實踐基礎。2002年底，上海廣科所成功完成上海數字電視公交移動接收系統建設，使上海市區固定和移動接收覆蓋率達95%以上。建立了由東方明珠電視塔、虹橋廣播大廈、東視大廈和教育臺大廈四個發射點組成的單頻網系統。目前，數字移動電視已經進入上海135條線路的3000多輛公交車，年內總平臺將突破7000個。目前，數字移動電視已經進入上海135條線路的3000多輛公交車，年內總平臺將突破7000個。①

第二節北廣傳媒移動電視的現狀

移動電視于2004年5月28日正式試播，由北京廣電系統五家單位出資建組，是國家廣電總局批準的北京市唯一一家運營地面移動數字電視的機構。五年來，移動電視完成了主業架構：建設了“一主三輔”（中央電視塔、北廣中心、名人廣場、491發射臺）4四個數字發射機站、十一個地區14個直放站的單頻網，實現了六環路內95%以上的地區有效覆蓋；搭建了以公交電視為主，包括出租車電視、社會車輛電視等在內的移動電視業務平臺；擁有公交電視終端總量24，000個。CTR監控數據顯示，移動電視終端全年平均完好率打97.03%。

移動電視開播以來，始終堅持正確輿論導向，充分發揮城市服務媒體、應急媒體、交通媒體的優勢，宣傳黨和政府的路線、方針、政策，即時播報市民關注的新聞資訊，以豐富多彩的內容、安全快捷的傳輸，成為人們喜聞樂見的戶外媒體。

歷經五年艱苦探索，移動電視具備了發展的良好基礎：一是單頻網傳輸穩定，初步形成了4+N的網絡格局，有力保證節目安全播出‘二是集成、自制、引進“三位一體”，基本構建了以新聞、資訊、娛樂、服務為主要特色的節目體系；三是終端覆蓋數量、質量領先，安裝在城區的380多條公交線路、12000輛公交車上；四是擁有龐大的受眾群體，日受眾超過1，300萬次：

五是組織架構運轉有序，初步建立了由股東會、董事會、經營班子構成的公司法人治理結構；六是公交車移動電視廣告服務費收入穩定，公司財務狀況良好。

第二章北廣傳媒移動電視的市場環境及SWOT評估

第一節SWOT分析之“O”（opportunities,機會）

移動電視是新興戶外媒體。立足北京，著眼發展，面向未來，必須深刻認識所處的外部發展環境，找準定位；必須理性剖析自身優劣，揚長避短。從發展環境看，移動電視要認清發展趨勢：

一是社會經濟發展趨勢好，加上政策的大力扶持，移動電視產業增長空間大。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運用高新技術創新文化生產方式，培育新的文化業態，加快構建傳輸便捷、覆蓋廣泛的文化傳播體系，形成輿論引導新格局，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2009年7月，國務院出臺的《文化產業振興規劃》強調，積極發展移動多媒體廣播電視、網絡廣播影視、手機廣播電視等新興文化業態，推動文化產業升級。《北京市“十一五”時期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規劃》提出，推進廣播影視制作、傳輸、播映、存儲、交易等領域的數字化，積極發展移動電視。未來三年是國家“十一五”規劃實施和“十二五”規劃開局的關鍵時期，經濟增長不低于8%。這些因素，為移動電視產業發展提供了較大空間。

二是信息技術融合加快，移動電視運營領域進一步擴大。以互聯網為代表的信息技術，孕育、催生了信息產業，通信、媒體、技術（TMT）的融合趨勢已經顯現。2009年5月，市委市政府提出，要把北京建成“城鄉一體化的數字城市、資訊獲取便利的城市、移動互聯的網絡城市、信息新技術新業務的現行城市、信息安全水平一流的可信城市”。在信息技術融合趨勢下，特別是在北京信息化過程中，移動電視作為重要的信息基礎設施和信息服務終端能夠躋身其中，汲取產業新技術，開拓運營新領域。

北京市繼續實行“公交優先”戰略，到2012年，公共交通出行比例將從目前的37.6%提高到45%，移動電視受眾規模將持續增加；與此同時，“綠色出行”、“公交出行”理念逐步深入人心，移動電視受眾結構將繼續優化。

北京市發展文化創意產業，推行《北京信息化基礎設施提升計劃（2009-2012）》，加快建設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將擴大移動電視發展空間。

移動互聯網、數據廣播和藍牙技術更新，移動電視終端滿足人們對象化、個性化的信息需求，可能性大增。

還有就是通過全媒體大交通服務平臺，依附于交通工具，無論私家車，還是公共交通工具，有一個全媒體大交通服務概念，一定要貫穿出行前和出行中，比如跟有線數字電視可以合作，在有線數字電視或者數據廣播平臺上開辟交通服務平臺。

舉個例子，2008年的奧運會，奧運對移動電視的機遇，體現出一種現象，叫做奧運漩渦收視，由于非奧運頻道的塌陷，會引發奧運頻道收視率的暴漲，這種現象稱之為漩渦收視現象，有兩個結論：一個奧運頻道收視率爆發性增長可能由幾個原因形成的：第一總體觀眾規模的增長而形成的，還有一種可能，由于總體收視時長的增長，比如原來平均每個人每周看幾個小時電視，奧運會期間可能看十幾個小時或者二十幾個小時。所以，馬上要迎來的上海世博會，無疑和奧運會一樣將成為2010年對北廣傳媒移動電視最大的機遇。

第二節SWOT分析之“T”（Threats,威脅）

產業競爭、同業競爭加劇，移動電視不進則退。作為戶外視聽媒體，在公交車內，移動電視主要面臨報紙、手機、CMMB終端和1039新媒體機等異質媒介的競爭；在北京，還面臨CCTV移動傳媒的競爭。

在北廣傳媒移動電視蓬勃發展的道路上，不僅僅要抓住機會，更要時刻關注身邊的威脅，而在北京這個首都，文化之都，政治中心，文化產業的發展速度是驚人的，所以北廣傳媒移動電視也正在面臨著以下的挑戰。

第一，2009年6月，中央電視臺把“開拓汽車、火車、飛機、地鐵、樓宇等公共試聽載體以及機場大屏電視、億元移動電視等業務”，列為發展重點。CCTV移動傳媒憑借著其在全國范圍內的有線電視市場份額和市場影響力及電視臺領頭人的優勢，正在搶奪北廣傳媒移動電視的市場份額，CCTV的衛星覆蓋率遠比北廣傳訛米要大，作為全國最大最權威的電視臺，在威望和政府支持上給北廣傳媒移動電視帶來的很大的壓力。

同城、同業競爭構成移動電視現階段發展的最大挑戰。

第二，隨著高科技的發展，現在的便攜式多媒體終端越來越多樣化，比如手機3G、CMMB終端和1039新媒體等等，而且都具有其特有的優勢，移動性比移動電視更強，可以隨身帶，而且對節目的收視行為也比移動電視更容易轉變為選擇性，隨著社會的發展，移動電視的信息化是發展的趨勢，既然地面數字電視都是公共服務的一部分，移動電視就更應該是了。所以，國家信息化發展戰略已經提到了這一點。就是基礎電信業務，廣播電視業務都是普遍服務，當然以后的互聯網業務也是普遍服務。但是，目前移動電視應該是離普遍服務和公共服務的要求上還有很大的差異。②

第三，人們對公權的關注，也將影響公共場所視聽終端的發展。隨著社會發展，人們的公權意識不斷加強，都更加重視自己的人權，并更強烈的希望自己的人權得到尊重，在公共場所播出節目，對于那些不愿意在出行過程中觀看節目的乘客來說，是一種對他們人權的侵犯，因為移動電視的節目輸出是強制性的，乘客無法拒絕。這也影響了北廣傳媒移動電視的視聽終端發展。

一是社會經濟發展趨勢好，加上政策的大力扶持，移動電視產業增長空間大。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運用高新技術創新文化生產方式，培育新的文化業態，加快構建傳輸便捷、覆蓋廣泛的文化傳播體系，形成輿論引導新格局，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2009年7月，國務院出臺的《文化產業振興規劃》強調，積極發展移動多媒體廣播電視、網絡廣播影視、手機廣播電視等新興文化業態，推動文化產業升級。《北京市“十一五”時期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規劃》提出，推進廣播影視制作、傳輸、播映、存儲、交易等領域的數字化，積極發展移動電視。未來三年是國家“十一五”規劃實施和“十二五”規劃開局的關鍵時期，經濟增長不低于8%。這些因素，為移動電視產業發展提供了較大空間。

二是信息技術融合加快，移動電視運營領域進一步擴大。以互聯網為代表的信息技術，孕育、催生了信息產業，TMT③的融合趨勢已經顯現。2009年5月，市委市政府提出，要把北京建成“城鄉一體化的數字城市、資訊獲取便利的城市、移動互聯的網絡城市、信息新技術新業務的現行城市、信息安全水平一流的可信城市”。在信息技術融合趨勢下，特別是在北京信息化過程中，移動電視作為重要的信息基礎設施和信息服務終端能夠躋身其中，汲取產業新技術，開拓運營新領域。

第三節SWOT分析之“S”（strengths，優勢）

北廣傳媒移動電視在全國移動電視競爭中，取得了不俗的成績，樹立了北京移動電視的市場信心。與其他傳播傳媒和其它城市的移動電視甚至是全國第一個移動電視城市的上海相比，目前的北廣傳媒移動電視在發展的過程中存在著以下的一些優勢。

第一，政治優勢。北廣傳媒移動電視作為北京地域性播出機構，是黨的和政府的喉舌，肩負媒體指責，承擔著宣傳黨和政府主張、弘揚主旋律、引導輿論的任務。由于北廣傳媒移動電視獨有的地域優勢，地處首都之地，又作為政府的文化輸出機構，所以，政府在政策上都會給予北廣傳媒移動電視額外的支持，使北廣傳媒移動電視可以直接與國家政府和中央機構相扶相持，在北京市場上利用政治優勢穩固自己的市場份額，政府的支持相比資金的支持會減少北廣傳媒移動電視的發展阻力，使得其在層層的審批下能夠更加順利的通過，也能更快的獲得相關政策的信息，以提早預測市場走向，制定經營方案。這是上海移動電視和其他城市的移動電視所沒有的優勢。

第二，經濟優勢。作為媒體機構，承擔為政府管理和市民生活服務職能，在資金、項目等方面，得到政府公共文化采購服務的支持。由于北廣傳媒移動電視的職能內容與要求，使得政府對北京市文化市場的資源和資金都會優先給予北廣傳媒移動電視支持，影響傳媒產業發展的重要因素就是資金和項目。沒有資金，節目無法制作，無法播出，更重要的是沒有項目根本就無節目可做，也就基本沒有市場。而北廣傳媒移動電視在政府的公共文化采購服務的同時會給予其資金和項目的支持。這對于北廣傳媒移動電視發展開拓北京市場帶來的極大的優勢。

第三，技術優勢。正如同前一章節里的“一主三輔”模式，北廣傳媒移動電視作為首都唯一一個移動電視媒體，身處科技發達且政府部門、中央傳輸機構林立的北京，利用廣電專用頻率實時傳輸視聽信號，各個中央傳輸機構的合作使得北廣傳媒移動電視的節目安全播出有保障且下行成本較低。

第四，文化優勢。移動電視相對于其他媒介，本來就是文化企業，其終端顯現的視聽節目，文化味濃，能夠滿足北京市民作為文化之都居民的特殊文化生活需求，相比手機，報紙等媒介方式，在北京這個富有文化氣氛的城市，通過節目的動態制作和實時播放更能吸引受眾群體，更有媒介優勢。

第五，地緣優勢。由于北京人口眾多，平均GDP較高，教育機構眾多，獨有的區域經濟、政治、文化特色，使得北廣傳媒移動電視擁有相比其他城市數量更多，層次較高的受眾群。又因為北京的公共交通的便利發達，也給北廣傳媒移動電視的市場帶來了活力和生機。例如，杭州的公交車票價是三元，而北京只有三角，地鐵也只有兩元，使得更多的人愿意選擇公共交通，這就是北京的典型地緣優勢。

第四節SWOT分析之“W”（Weaknesses，劣勢）

雖然2009年，北廣傳媒移動電視希望通過與各省級衛視頻道建立合作關系，成為各臺在京的節目發行平臺。通過將各臺優秀節目介紹給首都觀眾的方式，密切各臺與北京受眾的聯系，左右受眾的遙控器選擇，提高優秀節目的收視率，滿足了不斷增長的受眾文化消費需要。但是北廣傳媒移動電視依然存在著不足。

第一，終端處于移動狀態，收視環境欠佳。眾所周知，移動電視是架設在公交車或地鐵上的，所以有的線路的公交車在距離發射站過遠或者速度過快的時候信號就會不穩定，影響觀眾的觀看，而且電視的位置是固定的，電視會與有的乘客視距很短或者過長，眼睛不斷的變焦，時間稍微長點老百姓會受不了，移動電視終端所處的環境是移動傳媒平臺與其他通常的媒體平臺，比如電視，報紙，電臺相比下最明顯的劣勢。

第二，習慣性收視行為尚未形成。相比傳統的普通電視平臺和平面媒體，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的乘客都不會像在家中一樣坐在沙發上踏踏實實的觀看自己想看的節目，都是段時間的隨機觀看，上車的時候播放什么就看什么，仍舊屬于隨機性光看，這使得節目的收視率很不穩定，上班和下班高峰的收視與平常會有明顯的差距。不是像平常家中觀看的節目是自己想看的節目什么時候播什么時候看，無法讓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乘客形成選擇性的收視行為。這不光是北廣傳媒移動電視所遇到的問題，也是所有移動電視共同的問題。

第三，資源稟賦不佳，“三分天下”。北廣傳媒移動電視面臨的市場資源是全國最特殊的，和其他城市的移動電視媒體不同的是，北京的移動傳媒分為移動電視，地鐵電視和城市電視，其他的城市都是一家移動電視傳媒，而且這三個公司還都是隸屬于北廣傳媒集團，不能夠進行正常的市場競爭，資源稟賦差。地鐵電視轉播的是移動電視的節目，兩者有著合同合作的關系，但地鐵資源又不完全屬于移動電視，所以，怎么能讓三家集團下屬的公司共同發展，相輔相成是急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第四，盈利依賴于廣告，收入來源單一。目前北廣傳媒移動電視的主要收入都來源于廣告，與華視傳媒有合作關系，依靠傳媒公司，靠廣告收入盈利，使盈利的方式和渠道多樣化是北廣傳媒移動電視在市場上長久立穩腳跟的基礎，不能一輩子吃牢廣告。

第五，與空間提供商的議價能力較弱，成本壓力不能有效轉移。移動電視公司的所有移動電視設備都是架設在公交車上，而且合作伙伴也只有公交系統，地鐵和城市公共電視又分別被地鐵電視和城市電視經營，沒有其他的空間提供商可以選擇，所以議價能力較弱，成本附加給空間提供商的部分很少。

第三章北廣傳媒移動電視的經營策略建議

移動電視節目不同于普通的電視節目，它是有很大程度隨機性收視的節目。對于移動電視的經營方來講，如何讓乘客在公交車上被節目吸引才是最重要的，就目前而言以節目的豐富、深刻的內容來培養乘客忠誠度似乎并不切實際，因為乘客在公共交通工具上的時間很短。因此，如何在短時間內做到吸引乘客的眼球，做到穩定收視，是移動電視經營的主要工作，而其中精煉播出策略是當前北廣傳媒移動電視經營的最佳出路。因為要讓乘客在短時間內從節目中可以獲得實在有用的東西，這樣才可以吸引乘客。

本文所提出的北廣傳媒移動電視經營建議，以精煉播出的理論為基礎，結合中國其它城市的移動電視實際經營策略，就其在經營過程中面對的問題，提出實質性的建議。但是，所謂“攘外必先安內”，對外的策略固然重要，對內的經營策略一樣重要，最重要的就是實現移動電視的業務創新和信息化，可以通過這些方面完善北廣傳媒移動電視。

第一節北廣傳媒移動電視對外經營策略建議

一、搶占宣傳陣地，擴大市場份額，合理應用資源稟賦

由于北京移動傳媒終端市場的特殊性，使得移動電視公司在與地鐵電視、城市電視的市場資源中處于平衡狀態，但是競爭依然激烈，移動電視不進則退。要在北京的移動傳媒這一塊已經分割成三塊的大蛋糕上再尋找機會，才能使移動電視在北京移動傳媒市場的地位得到鞏固。

所以要在現有的資源稟賦中開發和拓展，根據北京市廣播影視行業“十一五”規劃，僅僅依靠政府，利用財政性資金，將地面數字電視單頻網絡向遠郊區延伸，北京地域比較大，郊區的公共交通線路雖然不是很豐富，但是當地的乘客很多，通過公共交通出行的人比城市更多，所以在整體的收視率上前景可觀實現移動電視在遠郊區的覆蓋，是對有限的資源稟賦開發最好方法。

還要實現在地鐵內廣播電視網絡覆蓋。因為地鐵電視也是北廣傳媒集團下面和北京地鐵運營公司成立的合資公司，目前已經在五號、十號、十三號、八通線實現了地面數字電視的播出。一二號線正在做改造，一旦一二號線改造成功后，移動電視公司的節目信號將覆蓋所有的地鐵內廣播電視網絡，雖然視聽終端屬于地鐵電視管轄，但是全范圍覆蓋的節目將極大的提高北廣傳媒移動電視的媒體影響，而且沒有視聽終端的沉淀投資，不失為一件一箭雙雕的好事。

二、豐富節目內容，增強受眾粘性

由于北廣傳媒移動電視的政治特點，節目的受眾有政府和乘客兩種。

（一）以政府為受眾的群體就要以服務政府為己任，將移動電視簡稱政務信息、應急信息、公共服務信息的重要平臺，與政府委辦局長期合作2-3檔節目；因為北廣傳媒移動電視的政策支持特殊性，具有濃厚的黨和政府的北京，要充分發揮這一政治優勢，所以服務政府的宗旨不能變，要通過與政府合作的節目來爭取政策的支持，以期優化發展環境，密切關注，深入研究《北京信息化基礎設施提升計劃（2009-2012年）》，力爭將移動電視列入信息基礎設施范疇，納入城市信息化管理平臺；積極爭取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專項資金支持，把移動電視納入北京公共文化服務體系；與政府部門建立經常性的溝通機制。咨詢政策，掌握信息；通過與政府的合作節目讓政府了解移動電視，用好移動電視，支持移動電視。

（二）服務政府的同時，也要以民生服務為重點。中國傳媒大學曾經對北京的民生受眾群體做了一系列調查：

根據中國傳媒大學的調查，受眾對北廣傳媒移動電視的滿意度超過80%，87%的受眾認為北廣傳媒移動電視是北京地區很重要的戶外媒體。隨著城市人群在家時間和電視收看時間的縮短和戶外出行時間的增長，移動電視媒體，已經成為社會主要消費品生產企業向目標人群介紹產品、推銷產品的首選信息投放媒介平臺。根據中國傳媒大學的調查，移動電視已成為人們獲取最新信息的首選戶外媒體，超過了傳統的報紙。

總體來說，受眾對公交移動電視媒體的接受程度較高，超過76％。而社會消費品主流購買群體15-25歲、26-35歲和36-45歲三個年齡段人群對移動電視接受程度更是分別達到79％、81％、73%。北京移動電視受眾群體年齡分布統計圖④

所以，根據受眾的特點，不光要自制節目，更要集成和合作新的節目，爭取制作出3-5檔具有較高知名度的品牌欄目；深化與其他傳媒機構的合作，爭取與2-3家電視臺、2-3家電影電視劇發行單位、2-3家圖書音像發行單位建立密切的商業合作，比如與北京電視臺生活頻道合作的《生活一點通》雖然不是北廣傳媒移動電視的自制節目，但是集成轉播后極大的提高了移動電視在公共交通上的收視率，所以，要通過多種手段來豐富節目內容，讓受眾群體在移動電視的平臺上可以看到電視臺的節目，大片和新潮的音樂，圖書以及自制特色節目，強加節目互動環節，吸引觀眾參與；做受眾文化消費的“搜索引擎”。

在節目的播出安排上，不光要有節目內容，也要有節目的時間安排，可以通過市場調查，來了解受眾收視習慣和節目播出時段的特點，優化節目編排，形成工作日與節假日，高峰與平峰的差異化節目編排。比如在上下班高峰時間段播放簡短的招聘信息，新聞和交通信息，在節假日的出行高峰播放旅游節目。

三、擴大媒體影響，樹立品牌形象。

品牌的建設，是至關重要的。進行企業CI建設，同意公司對外形象，精心制作宣傳片、宣傳冊；高度重視活動的組織與經營，力爭每年策劃舉辦一兩個有影響力、可持續性的活動，例如，去年國慶期間舉辦的“我愛祖國”短信互動，有數百萬的群眾參與，擴大了北廣傳媒移動電視的影響；大力加強媒體自身的對外宣傳，提高移動電視知名度。同時，通過提升服務水平也是樹立品牌形象的重要途徑。因為移動電視的顯著特點之一就是服務，在終端維護、廣告上刊等日常工作中為合作伙伴做好五福；做好熱線電話、網站、短信的受眾反饋服務；注重節目的服務性，多報道民生方面的新聞。同時充分發揮中廣協移動電視分會的組織作用，團結各地的移動電視公司，集中協會成員單位的資源和優勢，開展節目互換、交流培訓、合辦活動，來樹立北廣傳媒移動電視在北京移傳媒市場的良好形象和移動電視的影響力。

四、探索多種模式，實現多元增收。

前面對北廣傳媒移動電視的現狀闡述中提到了，北廣傳媒移動電視的主要收入來源是電視廣告收入。所以要想穩定的增收，就要探索多元化增收模式。首先，認真的履行合同，確保公交車電視廣告的收入，只有做好現有資金收入的基礎，才能更好的探索新模式。

所謂的多元增收，就是要積極探索多種經營模式，在一定規劃期內，重點打造、發行平臺；神話與政府委辦局的宣傳合作，通過靈活多樣的合作形式，努力在經營創收方面實現增長；另外可以加強外聯工作，推出《衛視劇場風云指南》節目，就是對每個衛視即將播出的連續劇做評價、介紹和預報，因為在移動電視的終端對象都是乘客，都希望可以在空閑的時間多了解一些休閑的時候可以干的事情，而電視劇就是眾多家庭選擇的重要休閑方式，力爭提供有償服務；積極運作出租車圖文電視項目，培育新的利潤增長點；力爭建立給你哦公司的商業運營網站，開發移動人群商業網絡價值。

第二節北廣傳媒移動電視對內經營策略建議

一、完善組織體系，提高運轉效能。

充分發揮股東會、董事會、經理層以及由部門主任組成的經營團隊的作用，保證移動電視健康有效發展。堅持公司領導班子理論中心組學習制度，提高黨性修養、業務素質和領導能力，做好公司發展帶頭人；部門領導要一身正氣，境遇業務，認真履職；樹立優化工作流程，做到清晰嚴謹、簡明高效、運轉順暢。

二、加強制度建設，文件規劃運營。

繼續不斷健全完善各項規章制度，嚴格按制度辦事；堅持每周辦公會制度，集體研究、決策公司所有重大事情；實施穩健財務策略，構建財務風險控制機制，堅持預算管理制度，加強公司內部控制；進一步加強合同談判、簽署、執行、效果評估的全面管理，做到依法經營；每年委托權威機構對受眾收視行為、廣告效果進行調研；每半年召開一次觀眾座談會或者專家研討會；逐步推行節目評價體系，并納入到績效考核體系中。

三、提升員工素質，培養用好人才。

以提高全員媒介素養、文化素質為重點，持續不斷的抓好員工教育、培訓；著眼新聞宣傳和企業經營，培養一批既懂新聞、又懂經營，既是業務尖子、又會管理的復合型人才；鼓勵崗位成才，滿足員工職業成長的愿望，營造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良好氛圍；繼續完善薪酬，進一步強化績效管理，構建能上能下、能進能出、優勝劣汰的用人機制；確保培訓費用只增不降。

四、重視思政工作，培育企業文化。

作為一個文化輸出企業，一定要培養和供養自己的企業文化，外塑品牌，內聚人心。

第三節北廣傳媒移動電視的業務創新探索

一、平臺

因為信息化一個很重要的內容就是以前談信息化，很多人都局限在電子政務，因為電子政務是前幾年國家信息化推的很重要的方面，包括北京市做信息化的時候，今年特殊，以前都是發的文件主要講的是怎么建網站，怎么搞電子政務，從來沒有說把廣播電視納入進去。今年不一樣了，因為他里面最核心的就是推新信息化一個很重要的部分的內容就是怎么推進政府公共服務能力，你政府要提高公共服務的能力，有很多政府的事情實際上是面對普通大眾的，普通大眾和移動電視的受眾是一樣的，高度重合的。比如民政局、司法局、教育、體育都是高度重合的，所以移動電視和政府委辦局有很大合作的空間，包括北廣傳媒移動電視和司法局、跟統計局、跟衛生局、安監局都有長年的合作。這里面最核心的就是北廣傳媒移動電視可以實現政務信息的時時和高頻次。時時，通信網絡是不行的，北京市要一個應急信息，北京市這一千多萬人，要每個人發一個短信，比如過年了要發焰火爆竹的，需要三天時間才能發完。傳統的廣播電視不一樣，但是傳統廣播電視不可能做到高頻次，因為面對的受眾不一樣。移動電視不一樣，因為移動電視的受眾是流動的，一天播十幾次，很可能在每個針對的受眾形成三到四次有效的傳播，這是符合傳播學理論的，有三到四次就能夠留下這個印象。包括北京市奧運期間的限行，包括一卡通的使用，都是通過戶外電視來進行高頻次傳播，傳統電視做不到，因為傳統電視的受眾不是移動的，或者他的收看時間是比較長的，讓他在兩個小時里面收看三四遍是受不了的。

二、發行平臺

發行平臺作為北京來說比較容易做一些，因為北廣傳媒移動電視跟北京電視臺和北京電臺不是屬于一家的，所以在北廣傳媒移動電視這個平臺上，就能夠宣傳浙江衛視播什么節目，就能夠宣傳安徽衛視能夠播什么電視劇。提一個口號，原來提的是電視指南，現在更愿意提一個TVGoogle，老百姓回家看什么電視是隨機性很向的行為，北京模擬頻道40個，付費頻道100多個，加起來200個頻道，這么多加起來怎么看，當然北廣傳媒移動電視都會有一個電視指南的頻道，但是很少有老百姓看電視指南的頻道，都是用遙控器，不合適就換，除非某一個節目有品牌意識，比如娛樂就是湖南衛視。但是電視劇頻道有品牌嗎？沒有品牌，你頻道里面的欄目是沒有品牌的，老百姓回家看什么電視？大家知道中國廣播電視的廣告70－80%是依托于電視劇的廣告，這塊是很大的市場。如果通過移動電視告訴大家每天下班的時候，就是5－7點之間告訴老百姓北京衛視今天晚上播什么電視劇，中教三播什么電視劇，安徽衛視播什么電視劇。因為受眾群體在消費之前受到信息的有效傳遞，他回家很可能看節目推薦這個，這就直接影響他的收視行為。實際上實踐中北廣傳媒移動電視已經這樣做了，包括去年北京地區收視第一的《最后的王爺》，就是在北廣傳媒移動電視做的宣傳，因為片花很短，30秒，一分鐘，把最抓人的東西告訴老百姓，就可以直接提高收視率。除了電視劇以外還有其他的欄目，還有雜志，雜志發行也是一樣的，比如新聞雜志，周刊性質的，每周可以出一個節目叫周刊掃描，這樣可以直接帶動這些內容提供商發行內容產品的行銷。

三、基于數據廣播的圖文電視

這個是跟移動電視在過去五年的探索有關的，移動電視信號的接收還是有些問題的，尤其是北京的觀眾，經常有老百姓寫信給市委說信號不好，但是這個沒有辦法，但是想一下在有線電視出來之前，家里面信號不好，弄一個室外天線，到處搖解決雪花的問題，那個時候沒有人寫信給政府。但是，現在不一樣了，移動電視一出來，老百姓就認為是公共服務、普遍服務，因為是時時傳輸的。所以，北廣傳媒移動電視應該利用數字廣播技術開發一個新的業態，當然這不一定適合公交車移動電視，可能適合出租車移動電視，出租車電視在全國搞的好的很少，除了廣州。問題是視距過短，無論安在什么地方，你跟乘客眼睛之間的視距太短，所以，全國移動電視搞的很好的很少。但是，如果是圖文電視就能很好的解決這個問題，圖文電視大體上跟這個框架一樣，就一幅幅圖，比如講新聞，一會兒有新華社的領導演講，跟新華社的合作就是搞圖片新聞，不搞動態視頻。由于廣播已經發展了幾十年了，出租車電視是為乘客服務的，不是為司機服務的，司機看不見，如果你兩個媒體都存在，兩個媒體都有聲音，司機就不干。所以，出租車電視的黑屏率非常高。但是播圖文就不一樣了，就沒有沖突了，這樣在技術上更簡單，成本上更低，效果上更好。

四、三網融合

最后一個，就是基于移動電視終端的智能互動業務，是非常重要的信息服務終端。現在電視只是很基本的廣播式的信息服務的，傳播視頻內容，實用信息，但是如果有本地存儲，有智能互動以后就不一樣了，比如公交車開到國際貿易中心了，說今天有車展，廣播電視節目介紹車展的信息是有限的，因為畢竟時間有限。比如這個車模長的好看，有人想了解具體的信息，完全可以通過移動互聯方式，或者是藍牙技術，用手機終端和移動電視終端發生關聯，因為移動電視終端有存儲的功能，就像家庭數字電視一樣，受眾群體對這個節目里面某一塊信息感興趣，可以跟他發生關聯，發生關聯就自動下載。這樣就真正把移動電視變成了一個無處不在的戶外的信息服務終端，這當然只是一個夢想，希望在不久的將來可以實現。

第四章結論與展望

北廣傳媒移動電視依然是北京移動傳媒的核心，是振興北京移動傳媒市場，與其他城市競爭的中堅力量。未來幾年北廣傳媒移動電視的發展不僅僅是在節目本身質量上的提高，更有經營策略的正確運用。專業而系統化的特色經營將會使北京移動傳媒產業真正走向成熟。

首先，要迫切對移動傳媒這個市場經營的重要性，適度運用節目外包和合作方式。既不能貶低經營方式的運用，亦不能將“經營”等同于“自力更生”而停留在低層面的經營方式上。經營應把握住節目的關鍵價值所在。

其次，切實分析移動電視節目的市場定位，進行受眾心理分析。移動電視的節目內容和編排應是針對大眾和政府，節目的核心價值定位也也應超越小眾市場，節目的風格和內容穿心上也要有所突破。

再次，精煉制將繼續是節目播出的主要方式。但是，北京市乘客文化需求的區域性依然明顯，因為北京是國際化大都市，人員流動大，來自全國各地。受眾群體多樣化，不同城市之間的文化隔閡依然存在。節目的編排策略也要不斷的更新，必須結合北京市場現狀，使用正確的經營方式，找到合適的節目點制作節目及節目的編排。

因此，北廣傳媒移動電視需要的是一種整合經營體系，需要的是我們能夠從整合的高度，去建構北京移動電視市場；能夠從整合的視角去制作、播出、經營移動電視節目；能夠從整合的思維去營造移動電視節目收視氛圍和市場培育環境。

總之，北廣傳媒移動電視的整合經營和節目制作編排精煉化將成為一種趨勢，且將成為北廣傳媒移動電視的主要經營方式。北廣傳媒移動電視必須強化峰式的節目經營概念。

上下班高峰、出行旅游高峰，平峰、特殊節日或特殊時期的節目市場培養將走向逐漸成熟。北廣傳媒移動電視將身體力行地進入開發其他峰期的節目編排行列，賀歲峰期不是移動電視節目峰期的重要資源，受眾群體調查機構的介入，以受眾需求為核心的精煉式移動電視節目將會大量編排。北廣傳媒移動電視在節目編排和產業創新方面將實現一個較大的飛躍，北廣傳媒移動電視將從單獨依靠公交車廣告收入的盈利模式轉變為移動媒體的多元化盈利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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