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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我國社會保障事業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但仍然有許多問題沒有解決好,其中之一是社會保障的地區差異以及相關資金的分擔和轉移支付問題。林治芬(2002)運用財政社會保障補助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重、財政全部社會保障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重以及社會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等指標分析我國社會保障的地區差異。許曉茵、韓麗妙(2006)運用1996-2004年我國31個省份離退休退職人員保險和福利費用支出的相關數據,分析了社會保障水平的地區差異。彭海艷(2007)運用GE指數分解法,分析我國社會保障支出區域差異及貢獻率,并運用GINI系數分解法,分析社會保障各項支出對總體差異的貢獻率。柯卉兵(2007,2009)分析了2005年我國社會保障地區差異的現狀以及1995-2005年我國社會保障地區差異的演變軌跡。社會保障地區差異過大的主要成因是我國社會保障事業主要由地方政府來承擔責任,而區域經濟的非均衡發展直接決定地方政府財政能力的強弱,從而引發地區間社會保障公共產品和服務供給水平的差異。同時,柯卉兵(2008)認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社會保障領域內財政關系的縱向失衡會導致落后地區的地方政府沒有積極性,也無財力提供充足的社會保障公共產品。社會保障的地區差異過大的現實,是導致中央政府對地方進行社會保障轉移支付的直接原因。所以,要理順這些問題,必須研究社會保障轉移支付基本理論問題。
目前,國內關于社會保障轉移支付問題的研究尚處于起步階段。周順明(2000)首次提出了社會保障轉移支付的概念和原則。李珍(2001)從資金分配量、分配制度和管理體制方面指出,轉移支付制度是社會保障制度安排得以實現的經濟支持制度。楊良初(2003)界定了政府間社會保障轉移支付的內涵與范圍。劉志英(2006)對社會保障轉移支付進行了分類。柯卉兵(2010)研究了社會保障轉移支付的理論依據、國際經驗和道路選擇。
國外相關文獻研究主要集中在關于政府間的財政關系和轉移支付理論與實踐方面,較為著名的理論有Musgrave的財政分權理論、Oates的分權定理、Buchannan關于分權的“俱樂部”理論、Fisher的州和地方財政理論、Tiebout的“以足投票”理論以及McGuire對其的補充和完善。其中,公共產品理論和財政分權理論是20世紀財政學的重大發現,它們較好地解決了政府間公共事務的分類以及地方政府公共產品的提供問題,因而是社會保障轉移支付制度的重要理論支點。公共產品的特性與層次性理論、奧茨和馬斯格雷夫的財政聯邦主義以及蒂布特的“以足投票”假說,均對社會保障轉移支付制度產生了重要的啟示意義。
二、公共產品的特性與社會保障的產品屬性
美國經濟學家薩繆爾森1954年在《公共支出的純理論》一文中首次提出公共產品的概念。他將純粹的公共產品定義為“是指這樣的物品,即每個個人消費這種物品不會導致別人對該物品消費的減少”。薩繆爾森從產品在消費中的非競爭性角度定義了公共產品,并進一步揭示了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是判斷公共產品的主要標準。公共產品的非排他性是指公共產品在消費過程中所產生的利益不能為某個或某些人所專有,在技術上難以把不付費的人排除在外,或者說,雖然可以這么做,但是要付出高昂的成本。非排他性同時也意味著非拒絕性,“是那種不論個人是否愿意購買,都能使整個社會每一成員獲益的物品”。公共產品的非競爭性是指某人在消費某一產品的過程中,不會影響其他人同時消費,某人從這一產品中獲益不影響其他人也同時獲益。換言之,在產品的收益上不存在利益沖突,增加消費者的邊際成本為零。
依據公共產品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程度大小的不同,公共產品又具體分為純公共產品和準公共產品兩類。凡是同時具有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的產品被稱為純公共產品。凡是介于純公共產品與私人產品之間的產品,即只具備一個標準,或者雖然兩個標準都不完全具備,但又具有外部性的產品,則屬于準公共產品。那么,社會保障產品究竟是屬于哪種性質的產品呢?經典的經濟學教科書把社會保障定義為政府以稅收作為融資來源,無償提供給個人的福利。就這一定義而言,顯然,私人機構不會生產和提供任何社會保障產品,社會保障制度具有明顯的強制性和政府行為特征,對社會發揮著“安全網”和“減震器”的作用。所以,許多學者將其產品屬性劃為政府提供的公共產品。有的學者認為,社會保障不同時具備公共產品的兩個特征,因而將社會保障歸為準公共產品(或混合品)。有的學者則認為,社會保障是介于公共產品與私人產品之間的一種產品,是宜于由政府強制提供給公民消費的優效品。
如果我們不愿意窮究概念的話,那么容忍純公共產品與準公共產品之間存在一個模糊的界限,也不會造成太大的問題。所以,我們可以采取一種比較模糊的處理方法,即認為政府規定的資格或條件越寬松、外部性越強,那么這項社會保障計劃的公共產品屬性就越強;反之,獲得社會保障的資格或條件越嚴格、外部性越弱,則其公共產品屬性就越弱。這樣,從社會保障產品提供的具體項目來分析,社會保障就不能簡單地歸屬于公共產品或者私人產品,而應針對不同的保障項目進行具體分析。
公共產品的非競爭性是源于商品的不可分性,而社會保險的特點是政府從勞動者和企業(雇傭勞動者)所得的國民收入份額中扣除一部分,加上政府的財力補助,集中形成專門基金,在全體公民之間進行統一調劑。政府每年提供的社會保險支出總量是一定的,當風險發生時,每個人享受到的社會保險數量也是一定的。政府社會保險的支出總量是每個人享受到的社會保險數量的加總。可見,社會保險在消費中是可分割的,多提供一個人的社會保險的邊際成本接近于平均成本。所以,社會保險是具有競爭性的。
此外,從宏觀的方面來看,雖然社會保險產品是具有非排他性,如并不排斥任何人參加社會保險,因為我國憲法規定所有公民都有享受社會保險的權利,但是,其特殊性在于:只有在符合一定的條件或風險發生時,公民才能真正享受到社會保險的權利,且公民也只有先盡了繳納社會保險費的義務,才能在風險發生時獲得享受社會保險的權利,強調權利和義務的對等性。如果人們不愿意事先繳納社會保險稅(費),且又無外部影響的條件,那么就會被排斥在消費社會保險產品之外。因此,社會保險在某種程度上具有排他性。可見,社會保險既不符合公共產品的含義,也不滿足公共產品所具有的兩個特征,而是符合私人產品的定義,具有私人產品的性質。
從理論上講,社會救助、社會福利和社會優撫也是具有可分割性的。但是,社會救助、社會福利和社會優撫的最大特點在于,不需要受益與貢獻的對等性。因為不論哪一個國家,只要設立這些保障項目,就意味著在符合條件的公眾中所有人都可以消費這些福利或救助產品,而不需要消費者付出相應的代價。所以,這些項目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非排他性。同時,社會福利設施中的福利工廠、職業介紹所、兒童福利院和各種供人們休閑的娛樂場所以及有利于人們身心健康的環保措施等,這些福利產品多一人或少一人消費,都不會引起產品成本的變化,因而具有非競爭性。社會救助、社會福利和社會優撫的分配是一種縱向的再分配,是將高收入階層的收入向低收入階層轉移,將社會普通公民的收入向社會救助、社會福利和社會優撫對象轉移。這種收入的縱向轉移可以縮小社會貧富差距,使基尼系數變小。可見,社會救助、社會福利和社會優撫具有公共產品的性質。
另外,社會保障中的社會保險是依法由政府舉辦的具有法制性和強制性的公共事業。凡在法律規定范圍內的社會公民,不論是否愿意,都一律無條件地參加和按規定繳納保險稅(費),具有典型的非拒絕性。但是,對于社會保障中的福利費和救濟金的支取、補充養老保險和補充醫療保險以及個人儲蓄性的養老保險的選擇,個人有充分的自由,可以參加消費,也可以拒絕參加。
綜上所述,無論從基本理論還是從實踐分析,社會保障產品都同時具有非排他性與排他性、非競爭性與競爭性、非拒絕性與拒絕性,不完全是純公共產品,而是一種準公共產品。社會保險與社會救助、社會福利和社會優撫是有一定區別的,社會保險具有私人產品的性質,而社會救助、社會福利和社會優撫具有公共產品的性質。因此,社會保障產品的提供不能由政府全包統攬,社會保險應由國家、企業和個人共同承擔;社會救助、社會福利和社會優撫則應由政府全額負擔,從政府預算中列支。
三、公共產品的層次性與社會保障權責劃分論文
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是公共產品的一般特征,但是,在現實生活中,同時具有兩個特征的公共產品并不多,較常見的是受地理和空間因素影響而只有有限的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即使同時具備這兩個特征,其強弱程度也不一樣。公共產品特性的強弱之分,使公共產品具有了明顯的層次性。布雷頓(Breton)根據公共產品提供的地理區域將公共產品劃分為地方公共產品、區域公共產品和國家公共產品,其依據是受益范圍和效用外溢程度的不同。全國性公共產品(nationalpublicgoods)的受益范圍為整個國家,受益在疆域內分布相當均勻,無論對國外還是對國內,外部性問題都可以忽略不計,其效用外溢可使全國居民從中受益。區域性公共物品(regionalpublicgoods)是指某一地區的居民能夠享用的公共產品,如“三峽工程”的建成將使整個長江流域特別是靠近三峽的幾個省區受益。地方性公共產品的受益范圍則局限于某一地區(如城鎮、街道),基本上只能讓本地區居民受益,且這種受益在本地區內分布相當均勻。
公共產品層次性理論是分析地方公共經濟的重要理論支柱,直接關系到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以及地方各級政府間的事權、財權的劃分,為分析財政體制和各級政府行為目標提供必要的理論基礎。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行為目標、職責范圍和相互之間在財政收支上的劃分原則也就由此而來。不同層次性的公共產品應當由不同層級的政府負責提供,公共產品的層次性與提供該公共產品的政府層級間存在著一定程度上的對應性。全國性公共產品應當由中央政府負責提供,地方性公共產品應當由地方政府負責提供,區域性公共產品則由中央政府主導并視其效用外溢程度大小在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間合理分擔,從而實現公共產品的有效供給。如果某公共產品的層次性與提供該公共產品的政府層級不相對應,則會由于產品提供與其受益范圍的不一致性而導致公共產品的“供給不足”或“供給閑置”。
作為由政府負責提供的一項重要準公共產品,社會保障產品在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的權責劃分,是社會保障管理體制的核心問題。社會保障產品是由眾多具體保障項目組成的體系,某些具體保障項目內部又可分為不同的保障部分,如養老保險產品項目一般由全國統一的公共基礎性部分、地區差別性的職業年金和補充保險部分組成。隨著經濟社會現代化和市場經濟的發展,居民居住自由呈不斷擴大趨勢,因而社會保障公共產品的效益外溢性不斷增強。所以,應當從國家政治、經濟、社會和社會保障的全局利益出發,協調中央與地方政府之間的社會保障權責。凡是屬于全國范圍內宏觀調控的社會保障事務,應由中央政府承擔;凡是地區性的社會保障事務,可以由地方政府承擔,如決策性、監督性權責應集中于中央政府,而具體執行管理權責應由地方政府負責。同時,根據社會保障產品中的不同構成項目和不同保障部分的不同層次性特征、地域跨度以及規模效益和外溢程度,明確劃分中央與地方政府在社會保障中的職責范圍,以實現不同層次性社會保障公共產品的有效供給。
四、奧茨和馬斯格雷夫的財政聯邦主義與社會保障轉移支付
財政聯邦主義是由美國經濟學家奧茨(WallaeeE.Oates)在1972年出版的《財政聯邦主義》一書中提出來的、研究政府間財政關系的重要理論。它是一種從經濟學的角度,尋求有效行使財政職能所需的財政收支應該如何最優地在中央與地方政府之間進行劃分的理論,并歸結為一個分權定理:“對于某種公共物品來說——關于這種公共品的消費被定義為是遍及全部地域的所有人口的子集的,并且,關于該物品的每一個產出量的提供成本無論對中央政府還是對地方政府來說都是相同的——那么,讓地方政府將一個帕累托有效的產出量提供給它們各自的選民,則總是要比由中央政府向全體選民提供任何特定的并且一致的產出量有效得多。”因為與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更接近自己的公眾,更了解其所管轄區選民的效用與需求。奧茨的這個分權定理實際上給出了分稅制的一個關鍵原則,那就是:如果低層級政府能夠和高層級政府一樣提供同樣的公共產品,那么由低層級政府來供給會更好,中央政府只應提供具有廣泛的偏好相同的公共產品。
理查德·A·馬斯格雷夫和佩吉·B·馬斯格雷夫在此基礎上考察了各級政府的資源配置、收入分配與穩定經濟三個職能。在他們看來,一個國家的財政結構安排雖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治、歷史決定的,但這不是全部原因。“公共產品與服務的提供究竟應當建立在中央集權制基礎上還是建立在分權基礎上?如果是后者,那么在空間上應建立什么樣的財政管理體制,才能有效地提供這些公共服務?”為回答這個問題,他們采用單一公共產品的簡單模型,在社區內居民偏好與收入相同的假設下,得出公共產品的受益范圍存在層次性,不同層次的公共產品由不同級別的政府來提供,這樣才符合效率原則。其中,屬于全國性的公共產品,需要中央政府提供;而那些屬于區域性的公共產品,則應當由地方政府提供。他們認為,“財政聯邦主義的核心在于,資源配置政策應該根據各地方居民的偏好不同而有所差別;而分配與穩定政策則主要歸中央一級政府負責。”因為,地方政府欲調控宏觀經濟穩定卻又缺乏充足的財力,且經濟主體的流動性也嚴重束縛了地方政府進行收入再分配的嘗試;而資源配置政策則應根據各地居民的偏好不同而有所差別,因而在這方面,地方政府也比中央政府更適合,更有利于經濟效率的提高和社會福利水平的改進。
財政聯邦主義理論體現了分權的關鍵性特征,即從效率與政府職能的角度出發,實現公共產品的層次性與政府級次的匹配,這構成了社會保障轉移支付制度的一個重要理論支點。因為,從全國范圍來看,一個國家總有經濟相對發達的地區和經濟相對落后的地區。經濟發達地區的人均收入水平高,提供社會保障公共服務造成的稅收負擔也比較輕;而經濟落后地區的人均收入水平較低,但提供社會保障公共服務造成的稅收負擔卻較重。這顯然是不合道理的。而且,如果不在一定程度上加以改善,這種不合理狀況會進一步造成地區間貧富差距的惡化,從而影響整個國家社會經濟的發展。為此,需要對發達地區和落后地區居民的社會保障資源進行調節。顯然,社會保障轉移支付制度是一項收入再分配制度,絕對不是地方政府能夠行使得了的職能,而是需要一種凌駕于各地方政府之上的制度來加以強制執行,這種制度只有中央政府才有這個權力和權威來制定。
五、蒂布特的“以足投票”假說與社會保障轉移支付
事實上,財政聯邦主義理論還依賴一個關鍵的前提,那就是居民的流動帶來的政府間競爭。蒂布特(Tiebout)在1956年發表了《地方支出的純理論》一文,文中討論了有效提供公共產品的方式,以及有效運作方式所需要的條件。他認為,在一系列假設條件下,由于各轄區政府提供的公共產品和稅負組合不盡相同,因此,各地居民可以根據各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產品和稅負的組合來自由選擇那些最能滿足自己偏好的地方定居。居民們可以從不能滿足其偏好的地區遷出,而遷入可以滿足其偏好的地區居住。形象地說,居民們通過“用腳投票”,在選擇能滿足其偏好的公共產品和稅負的組合時,展現其偏好并作出了選擇哪個政府的決定。這就是所謂的“以足投票”假說。
一般說,個人考慮選擇社區居住的一個關鍵要素是社區可供選擇的稅收(即公共產品的價格)和公共產品結構。也就是說,如果居民所得到的地方公共產品的效用能夠補償因居住在該地區而支付的稅收所造成的效用損失,那么,理性的居民就會選擇該地作為居住地。如果有許多居住區,每個社區所供給的稅收和公共產品結構的組合不同,那么人們將通過“以足投票”選擇來給予他們最大滿足的社區。
該理論以最優理論為背景,充分體現了經濟人假設,回答了人們為何聚集在一個地方生活或生產,即在政府與居民無法合作的條件下,居民的選擇問題是其他分權理論的必要補充。但它有一系列嚴格的假定條件。這些假定中有一些符合現實,有一些則與事實嚴重不符,如理論中的一個假定條件是居民可以充分自由地流動,而我國居民的遷徙不僅受經濟效用的影響,而且還會受到戶籍制度、文化觀念、國家政治經濟體制等的種種限制,人們在很多情況下都是“想走走不了”、“想進又進不去”等非最優狀態。雖然有些假定條件與事實存在偏差,但并不影響其推論。蒂布特“以足投票”假說可以使人們認識到居民選擇權的重要性。如果把公共產品的供給看作是一個公共選擇的過程,那么政府約束的一個不可或缺的方面是居民的“用腳投票”,只有居民有退出的權利,政府的硬約束機制才有可能形成并有效運轉。正如詹姆斯·M·布坎南和理查德·A·馬斯格雷夫(2000)所言,蒂布特模型中的受益范圍與財政轄區空間安排的配合提供了一個效率規則,也提出了一個類似市場的實施機制,解決了公共產品供給中的難題。
蒂布特的“以足投票”假說提出了地區之間公共產品供給的公平性問題,是社會保障轉移支付制度的又一個重要的理論支點。在一個全國統一的開放市場經濟條件下,各地社會保障補助資格和水平的差異可能導致一些人的遷居,這就造成地方政府執行地區性的收入再分配政策失效。因為,當某個地方政府實行一項收入再分配的社會保障計劃時,為使本地區居民收入平均化而對富人課以重稅、對窮人給予更多的補助,就會造成富人的向外遷移(為了逃避稅收)和窮人的大量涌入(為了得到轉移支付),如此循環反復,就會出現“窮人追逐富人”的現象。如果許多窮人涌入到一個初始社會保障水平相對較高的地方(如農村人口向城市集聚等),就會增加該地的人口數量,造成交通、公園、學校等公共設施的過度擁擠狀況,同時會推動土地價格的上漲,從而增加目前商品房購買者或其他土地使用者的成本,而且勞動力人口的增加還將使一些工種的工資水平下降等。這些都會引起該地居民福利水平的降低或福利成本的增加,使該地區的財政狀況趨于緊張,政府給予財政支持提供充足福利的愿望和能力將會減弱,最終不得不放棄該項政策。因此,隨著全國統一市場經濟的逐步確立,低層級政府對收入的再分配能力是有限的,由中央政府負責收入的再分配是一種必然的趨勢。中央政府只有通過社會保障轉移支付來調節各地區之間的福利差距,才能保證各地區的福利水平的大致均等,從而避免居民頻繁流動出現的不良后果。
隨著經濟和社會的發展,“民生”問題逐漸成為我國政府和社會關注的焦點問題,和“民生”問題相關的社會保障制度的重要性也隨之突顯出來。社會保障工作是人力資源管理工作中極其重要的一部分,因此,對于人力資源管理專業的學生而言,必需掌握扎實的、與時俱進的社會保障知識。然而,在當前的社會保障教學過程中普遍存在教學內容嚴重滯后于社保政策的變動、教師知識更新過慢、忽視實踐教學及實踐教學資源受限等問題。為進一步提高社會保障學的教學效果,本文從調整教學模式、關注學科熱點、以“應用”為向導促進實踐教學等方面入手進行社會保障學實踐教學改革研究。
1社會保障學教學過程中存在的問題
對人力資源管理專業的畢業生而言,今后工作很重要的一部分是和社會保障相關的。目前我國高等院校大都把社會保障學設置為專業基礎課程,只有部分院校把社會保障學列入專業選修課程。社會保障學是一門應用性、實踐性、政策性都極強的學科。第一,在社會保障體系中,各種規章制度十分復雜,世界各國,乃至中國的各個地市的具體規定都不同。自20世紀90年代后期以來,我國社會保障的各項事業迅速發展,相關的理念和制度也在不停地發生變化。在這個過程中,一些教師自身并沒有緊跟時代和政策的發展,及時吸收這些新信息、新知識,在教學過程中一味地照搬課本,造成課堂的教學內容嚴重滯后于時代的發展。第二,我國高校人才培養過程中的實踐教學很多時候停留在口號中,理論灌輸仍是目前很多應用型院校課堂教學的主要模式。教師照本宣科講解社會保障的理論和制度,很容易讓學生覺得課程枯燥無味,使學生無法對社保政策產生興趣和感性認識,教學效果不佳,從而造成畢業生在工作中缺乏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因此,基于應用導向和能力培養的實踐教學改革的首要任務就是對課程體系進行優化設計,合理安排課程內容,重視對學生實踐能力的培養,通過實踐教學增強學生對社保知識的感性認識,并培養學生運用所學社會保障知識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增加學生在就業市場的競爭能力。第三,目前高校普遍存在實踐教學資源有限的問題。比如,學生很難有機會到社保經辦機構去實地體驗。除了設置有社會保障專業的院校以外,很少有學校為人力資源管理專業配備社會保障的仿真模擬軟件。
2社會保障學實踐教學改革目標的確立
第一,培養學生的“民生”意識。社會保障的實踐教學不僅要讓學生掌握社會保障制度的理論,更應該培養學生的“民生”意識。筆者在社會保障課程教學過程中,感到目前很多學生缺乏學習興趣的原因是沒有“民生”意識。學生因受自身閱歷的限制,認為社保和自己關系不大,不關心“民生”問題和社保熱點,對課程內容自然缺乏興趣。因此,實踐改革的首要目標就是培養學生的“民生”意識,幫助學生樹立為社會大眾服務的意識及社會責任感。第二,要提高學生的綜合實踐能力。社會保障是民生之基,民生之本,是一項綜合事業。社會保障事業需要理論和實踐能力同時具備的綜合性人才。在培養學生“民生”意識的同時,應注重培養學生的綜合實踐能力。應用型本科培養的不是背誦理論制度的人,而是要會分析問題、解決問題,會實際操作的應用型人才。第三,要培養學生的創新思維和創新能力。在經濟全球化、科學技術更新周期不斷加快的當代社會,經濟社會的全面發展取決于人才的質量。而人才的質量在很大程度上與人才創新能力緊密相關。因此,社會保障學的實踐教學改革的目標之一就是提高學生的創新思維和創新能力。通過實踐教學,引導學生發現我國社會保障發展過程中存在的問題,激發學生的潛能和創新思維,使學生主動參與到現實社會保障問題的分析和處理過程中去,提高學生解決問題的能力。
3社會保障學教學改革實施過程
基于社會保障學教學過程中存在的種種問題,以及實踐教學改革的目標,筆者在所在學校的人力資源管理專業進行了一系列的實踐教學的改革實踐。
3.1課堂實踐教學的實施
3.1.1社保新聞熱點的解讀
社會保障的教材分為理論部分和實務部分。學期的第一周是教師理論講解周。從第二周開始,根據課程內容,采取“以社會熱點為中心,讀新聞評新聞”的課程教學模式。在課程上,首先對學生分組,根據班級的具體情況,將56名學生分為8個小組。然后把老年社會保障、醫療保險、就業保障、失業保險、工傷保險、住房保障、社會救助、社會福利相關內容依次分配給各個小組。要求學生在課前對課本進行預習,并根據各自承擔的專題內容分工收集相關社保新聞和熱點問題。每堂課的第一項任務是各小組面向全體同學解讀社保相關新聞。在解讀社保新聞過程中,各組還需要聯系教材相關內容制作PPT,并在課堂上進行簡要講解和案例分析。在這個過程中,教師只做啟發性的指導。學生通過新聞的收集和解讀、課程內容的講解、回答教師和同學提問的環節,學會主動學習,增強基本理論的實際運用能力。通過社保新聞解讀環節,促使學生主動去了解民生,關心民生,增強對社保的敏感性,培養學生對社會保障這門課的興趣及社會責任感。此外,各小組對專題進行新聞收集和討論的過程,也可以提高學生的信息收集和交流能力。
3.1.2課程論文的寫作
社會保障學是一門政策性和動態性并存的學科。近年來,各國的社會保障制度都在改革和發展中。我國的社保制度發展尤為迅速,過程中也存在各種各樣需要解決的問題,然而這些變革和問題在教材中是無法及時體現出來的,因為社保教材只能給學生呈現社會保障的整體框架。社會保障課程的實踐教學要培養學生的創新思維能力,就需要引導學生獨立思考中國社會保障事業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各種問題。因此,在前一階段的基礎上,通過教師的指導,讓各組學生獨立完成社保相關專題的課程論文寫作。前一階段的課程講解及新聞解讀,為論文的材料準備奠定了基礎,各小組的論文既是對課本的深刻認識,也是對社會現狀的深入總結。在實踐中,8個小組所研究的論文分別為:《人口老齡化背景下養老服務體系研究——以馬鞍山市為例》《企業職工對延遲退休的意愿研究——以馬鞍山市某國有企業為例》《城鎮單獨家庭生育意愿及其影響因素研究——基于馬鞍山市的分析》《構建農村留守兒童福利體系的思考——以安徽省××村為例》《職業教育與“農二代”社會流動》《關于大學生失業保險制度的研究》《馬鞍山市高校大學生醫療保險意識現狀及影響因素分析》《人口老齡化及我國農村養老保障問題研究》。這些課程論文包含了近年兩會熱點及社會所關注的主要“民生”問題,比如:人口老齡化和養老問題、延遲退休、農民工和大學生就業、留守兒童福利、醫療保險改革等。教學改革的意義是著力培養學生的創新能力和分析社會現狀的能力。課程論文是對理論知識和實踐經驗的總結,通過論文的寫作,學生在不斷的認識和實踐中提高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使學生真正成為教改最大的受益者。以第一組的《人口老齡化背景下養老服務體系研究》為例,學生將兩會熱點與馬鞍山市的現狀相結合,從馬鞍山市社保局、民政局收集了大量的信息,深入淺出地分析了馬鞍山目前養老產業所存在的問題,提出了馬鞍山市未來養老服務產業發展的解決方案。
3.2課外實踐教學的實施
除了課堂內的實踐教學,教師還要積極將課程內容融入各種社會團體活動之中,鼓勵和組織學生參加創新創業比賽、社會保障知識競賽、社會保障技能競賽、校園志愿公益活動,等等。例如,本校2010級人力資源管理專業學生就以“養老服務產業—老年送餐”項目與“失地農民的養老保障”項目參加“挑戰杯”比賽,并取得良好的成績。另外,在課程論文的寫作過程中,教師要組織和指導學生進行實地調查、參觀訪問等,豐富和鞏固學生的理論知識。例如,第五組的課題,學生為了完成課程論文,深入留守兒童學校和家庭,以調查訪問和開座談會的形式,收集了馬鞍山留守兒童福利狀況的第一手資料,形成了高質量的論文。另外,實踐教學還可采用其他多種形式,比如請馬鞍山社保局的相關工作的人員走進課堂,給學生們介紹最新的社保政策;聯系相關社保機構,使學生有機會親身參與到社保流程當中去,使學生接觸到社保制度的實際運行過程,掌握最新的社保制度和技能,培養學生處理社保現實問題的能力,使他們成為創新型實踐型的應用人才。
4結語
以培養學生應用型能力為主的實踐教學模式,培養了學生的民生意識和社會責任感。通過課堂和社會實踐的結合,增強了學生的社會調查、文獻檢索的能力,使學生更好地掌握社會保障的基本理論和操作技能。在此過程中,教師要及時吸取新信息和新知識并結合自己的科研方向,引導學生去閱讀、觀察、討論和思考,促進學生的創新能力和解決社保實際問題的能力以及就業競爭力的進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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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實踐范圍,提升學生實踐能力社會保障專業是一門需要將理論轉化為實踐的專業,因而在日常的教學中要將實踐教學納入到整個教學體系中。具體分為參與教師科研項目、學校創新課題項目、學術論壇、畢業論文等部分。其中參與教師科研項目是指借助社會保障專業申請的幾項國家級和省級科研項目,培養學生收集資料、整理信息、分析和研究問題的能力。鼓勵學生參與學校創新課題項目是指借助學校科研平臺,培養學生的團隊合作精神;學術論壇是指社會保障專業定期聯合其他相關專業舉辦以學生為主的論壇,每期論壇由一位學生主講,在互動的過程中,彌補各個專業學生的學科知識漏洞,鍛煉學生的語言表達能力和實際應變能力。畢業論文是實踐教學的最后一個也是最重要的環節,主要考察學生的綜合運用能力,須在專業教師的指導下完成。
教學內容體系的構建
(一)整合教學資源
現代專業教育理念強調教學資源的共享,因而,在教學內容體系構建的過程中要吸納多方資源。整合的教學資源既包含師資,也包含教學硬件資源。黑龍江大學借助社會保障審計科研項目,鼓勵各個學科背景教師參與到項目中來,通過對真實、海量的社會保障審計數據的分析與研究,積累豐富的教學素材。學校結合自身實際條件,盡可能地整合硬件資源,建立社會保障專業、審計和計算機專業共享的社會保障綜合實驗室。加大審計和計算機專業設備的開放程度,為學生專業實踐能力的提升提供技術支持。建立社會保障專業、審計和計算機專業共享的數據庫,方便各專業廣大師生便捷地使用資源,并應用于研究工作。同時,強化計算機技術在社會保障政策的分析、評價、仿真、預警與建議方面發揮的積極作用。通過整合教學資源來推動學科科研創新平臺建設,提高民生領域科研團隊能力,培養多學科背景的跨學科的創新人才和復合型人才。依托國家級和省級社會保障科研項目,采取聯合立項、聯合科研、聯合創新的方式,增強跨學科師資團隊的科研能力建設。此外,加強不同學科間教師的交流和互動,建立合作教學、共同培養的機制。
(二)跨學科選修課程設置
跨學科選修課程設置,提高學生選擇的自由度。社會保障專業結合自身專業的需求選擇不同院系的課程,如選擇法學院勞動與社會保障法課程,經濟學院福利經濟學、審計學、統計學課程,計算機科學與技術學院的數據庫與軟件應用等課程。在具體的實施過程中,學生根據自身的專業背景和興趣愛好,跨學科進行課程選擇,三年選修并完成一定量的課程學習且考試合格,即達到跨學科選修課標準。這種課程設置充分體現綜合性大學的課程特色,在滿足廣大跨學科研究生選課需求的同時,調動了教師工作的積極性,實現了資源的充分利用。跨學科選修課程的設置將為未來社會保障專業學生畢業論文的撰寫和踏入工作崗位打下堅實的基礎。
(三)開展學術交流活動
我國古代先賢孔子云,“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可見,在治學過程中要不斷地吸收不同的學術觀點,從不同的理論中提取精華。因而,教學體系的構建要想實現這一目的,就需要廣泛地開展學術交流活動。通過學術交流活動,一方面,鼓勵包括社會保障專業在內的多學科背景學生定期開展學術交流,可以激發學生的研究熱情。通過學生間的互通,逐漸形成理性思維邏輯,構建多學科的知識結構,培養思維方法。另一方面,邀請社會保障專業教師、計算機專業教師、審計方面研究者等定期給各個專業的研究生開展學術講座。通過研討活動相互學習,教學相長,加強不同學科間的交流與互動,建立學科聯合培養機制。
(四)開展雙語教學
目前,黑龍江大學在社會保障專業教學領域積極探索開展雙語教學模式,在實踐中取得了預期的效果。社會保障專業雙語教學目標以社會保障專業知識為核心,兼顧培養學生的語言能力和思維能力。在專業教學的過程中,充分結合專業特點進行針對性研究,將英語作為一種拓寬研究視角的工具。從教學模式上看,以社會保障專業導師選取的最新、最前沿的學術論文為教學素材。目前黑龍江大學社會保障專業雙語教學主要選取《Publicadministration》、《InternationalSocialWelfarePolicy》和《SocialPolicy&Administration》等SSCI期刊核心論文為授課教材。從授課方式上看,導師與學生實現雙向互動,開展廣泛討論與研究,以期達到深入理解論文的目的。教學過程最后由專業導師進行一個全方位的梳理,進而從整體上把握業界信息、理論知識、論文寫作、語言能力等方面的內容。可見,開展雙語教學,一方面豐富了學生的專業理論水平,鍛煉了學生的英語能力,拓寬了學習的視野,提升了文獻的搜集和應用的能力;另一方面,了解國際社會保障最前沿的理論,為學術論文的撰寫起到指導性作用。今后黑龍江大學仍將社會保障雙語教學納入專業教學體系,并不斷在教學實踐中完善雙語教學的內容,打造雙語教學的專業特色。
教學條件體系的構建
(一)探索建立學生實習途徑
國家“十一五”和“十二五”規劃綱要均提出了要建設一支高素質創新型人才隊伍的要求,規劃要求未來要把我國從人力資源大國變成人力資源強國。這里所指的人才需兼具理論素養和實踐能力。目前,黑龍江大學在人才培養過程中,注重理論教學,對實踐教學的關注度不高。未來社會保障專業在教學條件體系構建中要將實踐教學納入到教學活動中。但結合當前黑龍江大學社會保障專業建成時間短、學生數量少的實際情況,專業自己建立實踐教學基地和實習基地不具有現實可能性。因而在探索實踐教學的過程中,將選擇“學生自主找實習單位和專業推薦實習單位”的方式。學校加強同勞動與社會保障局、民政局、社會保障基金管理中心、社區、慈善組織和企事業單位的聯系,拓寬實習渠道。通過探索建立學生實習途徑,增強學生的實踐操作能力,逐步建立實踐技能訓練和理論知識學習相互補充的教學模式。
進人21世紀以來,我國社會保障制度正由城鎮向農村穩步推進,以農村合作醫療、養老保障、最低生活保障三項制度為主要內容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的框架已經形成,但二元社會經濟結構使得農村養老保障制度建設遇到了城鎮不曾遇到的困難和問題,因而引起了理論界的關注,2000 - 2009年是國內關于農村社會保障理論研究取得豐碩成果的時期,僅就論文方面來看,根據中國期刊網收錄的相關論文,從2000年至2009年中,國內共發表社會保障相關論文共12195篇,其中涉及農村社會保障問題研究的論文數量為1240篇,約占社會保障論文總量的10. 2%;而涉及農村養老保障問題研究的論文數量有463篇,約占社會保障論文總量的3. 8%,農村社會保障相關論文數量的37.3 %。特別是2007 - 2009年,國內關于農村養老保障的理論研究更加深人,涉及的內容更加廣泛,所取得的成果更加豐碩。據統計,這一時期國內關于農村養老保障相關論文數量約有212篇,約占養老保障論文總量的45. 8%,反映了在黨的十七大提出的“科學發展、共建和諧”方針指引下,我國農村養老保障理論研究進人了新的階段。
一、關于當前我國農村老齡化的現狀及發展趨勢
在對我國農村老齡化趨勢以及養老保障的現狀進行了調研的基礎上,鄧大松等指出,農村地區有65歲及以上老年人的家庭戶占家庭戶數總數比例為22. 02%,分別比城市和鎮同比高出4. 69和5. 78個百分點;65歲以上老年人家庭中一人戶、二人戶的比重,農村地區均高于城鎮地區。其他學者基本上也持相同的看法,李瓊指出,2000年我國人口第五次普查結果顯示,中國農村人口為8. 33億人,其中65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7. 36%,民族地區農村占7. 56%,到2030年,6. 64億農村人口中,65歲及以上老齡人口將占17. 39%,民族地區將占18. 1%,可見民族地區農村人口老齡化程度不僅高于城鎮,而且高于其他農村地區。鄧大松等認為,農村高齡老人目前主要還是依靠家庭成員、親屬的照顧,而且越是在不發達的農村地區,人們的老年生活保障越是依靠家庭。穆光宗的研究結果顯示,在城市,養老方式順序為社會養老、家庭養老和自我養老,三者的比例是:1:0.7:0.3(以社會養老為1);而農村的順序則是家庭養老、自我養老和社會養老,三者比例為14. 6: 6. 6: 1(以社會養老為1)。可見農村老年人主要還是依靠傳統養老模式度過自己的晚年。當前的問題是,這種非正式的農村養老制度正受到巨大的沖擊和嚴峻的挑戰,其保障功能在逐漸衰減,已經不能單獨承載農村居民的養老保障,并且,隨著人口老齡化進程加快,農村的養老壓力相對城鎮將更加突出,如不未雨綢繆,將會嚴重阻礙社會的發展,影響社會的穩定,因此,一部分學者們認為,建立農村社會養老保障制度已勢在必行。
二、關于推行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所面臨的主要問題及原因
關于從1992年1月1日民政部公布實施《縣級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本方案》至1999年7月國務院暫停執行這一方案期間7年多的情況,學者們總體認為基本上是不成功的,彭希哲、宋韜綜合國內學者的各種分析后認為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制度設計本身的缺陷,表現在:(1)農村社會保險缺乏社會保障應有的社會性和福利性;(2)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存在著制度上的不穩定性;(3)是資金保值增值困難;(4)保障水平過低;二是執行過程當中出現了問題,表現在:(1)基金的管理不夠規范和完善;(2)機構管理費用人不敷出;(3)干部群眾在享受集體補貼方面差距過大;(4)多種形式的保險并存,形成各自為陣的混亂局面。
當前我國農村是否具備了建立養老保險制度的條件,學者們對此問題的看法迥異,劉衛國認為,我國具備了建立農村養老保險制度的條件,理由是:第一,我國整體經濟已進人快速發展時期,已具備進行國民收人再分配的能力與手段;第二,農村經濟日益發展,農民收人逐漸提高,城鄉差別正在縮小,農民權益保護意識不斷強化,農民參保意識也在不斷增強;第三,發達地區農村、城鎮近郊農村和不發達地區經濟發展水平比較高的部分鄉村,建立農村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條件基本具備;第四,建立農村養老保險制度是破解“三農”問題的戰略需要。而何文炯等人則認為,國外建立農民養老保險大都是在工業化發展的中期轉向成熟期的過渡階段,從經濟指標看大體有:(1)農業在國民生產總值中的份額在巧%以下,農業勞動力結構份額在20 %以下;(2)農業人口在總人口中所占比率降至50%以下,且處于老齡人口高峰期;(3)經濟發展總體水平較高,人均gdp在2000美元以上。按照這些指標來衡量中國農村所處的階段,總體上差距是比較大的,在中西部地區特別是西部地區差距會更大,全面實施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社會經濟條件尚不具備。認為中國目前尚不具備普遍實施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觀點得到多數學者的認同。
三、關于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實現模式的選擇
由于對建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條件是否成熟存有分歧,因此在養老模式的選擇問題上學者們各抒己見,莫衷一是。
第一種意見是根據各地區經濟發展的不同水平實施分類處置,何文炯認為,就全國而言,農村養老保險應當有進有退,發達地區應積極推進,欠發達地區應暫緩推行。他提出,暫緩推行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欠發達地區宜在積極發展經濟、增加農民收人的同時重點考慮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堅持家庭養老;二是建立健全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三是發揮土地的保障功能;四是發揮商業保險和儲蓄的養老保障功能。楊志玲在對云南麗江納西族聚居地區調查后發現,隨著少數民族地區社會經濟的發展,農村家庭養老模式不僅長期以來受到少數民族傳統文化及民族經濟發展狀況的影響,表現出與城鎮、漢族家庭養老模式不同的特點:一是少數民族農村家庭養老受少數民族傳統道德觀念影響較大,具有強烈的尊老、敬老的民族意識;二是農村家庭養老方式比較穩固;三是傳統的家庭養老模式在少數民族地區具有較強的延續性;四是少數民族農村家庭養老模式的發展受少數民族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的影響,由于家庭養老形式難以被其他形式所替代,因此,以家庭養老為主,發展農村社區養老,建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將是少數民族農村養老形式發展的必然選擇。
第二種意見是建立“三結合”式的農村養老保障體系,楊翠迎認為,中國農村養老保障的出路在于根據不同地區的經濟水平建立不同的養老保障模式,而且重點在于解決養老資金來源的問題。在中國經濟社會轉型的特殊時期,需要發揮家庭養老、社會養老保險、社會養老三種主流保障方式的合力作用,方能解決中國農村社會養老保障的需要。
第三種意見是“實物換保障”,盧海元指出,“實物換保障”是指根據不同的對象,以特定方式將其擁有的農產品、土地和股權等實物轉換為保險費,分別設計現實可行的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方案,如年輕農民可實行“產品換保障”;老年農民和被征地農民則實行“土地換保障”,等等,他強調,與一般建立養老保險的方案不同的是,實物換保障是一個能同時解決養老和發展問題的方案,而這正是該方案的最大特點,也是世界銀行所倡導的新模式。
各位學者還分別就上述三種模式下的農村養老保險籌資方式提出了相關建議。
四、關于政府在農村養老保險制度的角色及職能定位
國內學者比較一致地認為,在農村養老保障制度建立和完善過程中,政府應發揮主導作用,如柴瑞娟、羅新銘認為,政府職能社會化已成為當代政府職能發揮的一個顯著的趨勢,這種從單一權力行政向公共服務行政的轉變決定了提供公共產品和有效的公共服務是當今政府的職責所在,而穩定健全的社會秩序和一套合理的制度框架無疑是最為核心的公共物品。社會保障制度作為一種典型的公共物品,政府也就必然參與其構建和管理。尤其是當今農村社會保障現狀巫需國家出面支撐,政府之責義不容辭。
石秀和等認為,政府在農村社會保障制度中的職責具體體現為:(1)政策設計:為農村社會保障的推行提供有效實施手段;(2)組織引導:推動農村社會保障制度構件的進程;(3)財政責任:為農村社會保障事業的發展提供資金支持;(4)管理監督:使農村社會保障納人規范化軌道。馬雁軍、孫亞忠則進一步指出,農村基本社會養老保險的公共產品特性決定了政府職責邊界。政府盡管在農村基本養老中居于主導地位,但政府履行責任并非在任何時間、任何地域都一成不變。政府責任具有三個重要特征,即動態性特征、區域性特征和層次性特征。這三個特征客觀上要求政府責任在不同時間和地域其側重點和功能有所區分并相機抉擇,從而保證政府主導原則在當前實踐中的有效貫徹。
[關鍵詞] 勞動與社會保障專業 實踐教學 課程設計 實習見習 社會調查
一、地方院校社會保障專業實踐教學目標定位
地方院校主要是指以培養應用型人才為主的院校,與培養精英人才為主的高等院校相對而言。隨著我國高等教育的飛速發展,精英型大學教育轉向大眾化的大學教育,為地方院校提供了更大的發展空間。隨著畢業生人數大量增加,他們成為社會勞動者的主體力量,成為廣泛參與社會生活、參與社會基層工作的應用型人才。他們往往在社會基層從事各種基礎性工作,直接面向社會大眾因而深深融入民眾之中,他們必將代表社會群體的整體素質,從而體現民族整體素質與特征,而應用型人才的整體素質的提升和與社會實踐的融合,展現著技術進步的時代特征。因此,構建適合社會保障專業應用型人才培養的實踐體系模式的創新十分重要。
以培養應用型人才為主的地方高等院校,人才培養方向和培養目標發生了重大變化。地方院校勞動與社會保障專業具體的培養目標應體現地方院校人才培養特征,應該是培養既有學科綜合、文理并蓄、視野開闊、理論基礎寬厚,專業特色鮮明,富有科學精神、富有人文素養、富有創新意識的應用型人才,勞動與社會保障專業學生主要學習管理學、經濟學、社會學、法學等學科基礎理論,掌握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社會工作等專業理論知識,有較強的運用專業基本理論知識處理實際問題的能力,以及運用現代技術手段進行調查分析和對調查結果進行分析的能力。
而上述目標的實現和學生各種能力的培養除了構建理論教學完成課程體系和完成專業理論和基礎理論知識的教學之外,還必須加大社會實踐的力度,構建實踐教學體系,突出實踐教學在整個教學方案中的比例和分量,才能真正實現上述目標。為此,在進行教學計劃的制定與人才培養方案的設置中,應突出體現了實踐性教學,成了具有特色的人才培養模式。
二、勞動與社會保障專業實踐教學體系研究現狀與實踐現狀
目前對勞動與社會保障專業實踐教學體系的研究從兩個大的方面展開,一方面是從實踐教學本身出發,結合本專業教學內容對實踐教學進行歸類,加強實踐教學的管理;另一方面是以本專業的培養目標為出發點,結合學科特點對實踐教學進行描述,構建學科建設基礎上的實踐教學體系。為了便于區分,我們把第一種研究成為狹義上的研究,第二種研究成為廣義上的研究。
1.在狹義研究上,一些研究者根據實踐教學的特點將本專業的實踐教學劃分為基礎實驗、專業實驗和綜合實驗三種類型。陳淑君中對本專業的實踐教學進行分類化管理,構建“分類化”實踐教學課程體系,(1)基本實驗課程。這類課程的理論性較強,實踐教學的目的是對課程內容的原理和方法進行驗證實驗,以加深對教學內容的理解。(2)專業技能實驗課程。這類課程與現實對接緊密,實踐性較強,需要通過現實操作或模擬操作來完成教學任務。熟練掌握管理流程 、管理方法和技巧。(3)綜合性實驗課程。但是對這三個方面內涵的描述尤其是對基礎實驗和專業實驗的界定有很大差異。夏艷玲認為基礎實踐包括計算機文化基礎、Internet應用基礎、高級語言程序設計等能對數據進行處理和分析及掌握常用工具軟件的使用等課程。而李艷榮則認為專業認知實踐教育、專業文獻綜述訓練、形勢與政策教育、軍訓與國防教育等課程。
另一些研究者根據課內課外的標準,將實踐教學劃分為課內實踐教學和課外實踐教學兩種類型。如杜毅把本專業的實踐教學劃分為(1)是融入課堂的實踐教學,包括討論式教學、觀摩式教學等;(2)是課堂外的實踐教學,包括到勞動與社會保障機構、社區基層組織以及公共福利部門進行實地參觀和實習,或組織學生深入農村進行與勞動與社會保障相關的社會調查等。周慧文將高校勞動與社會保障專業實踐教學內容體系分為課堂實踐教學、校園實踐教學、社會實踐教學三個層次。課堂教學包括模擬仿真實驗,課程實訓等。校園實踐教學,是指有教學計劃,對學生有明確要求的校園實踐活動。專業社會實踐教學的主要形式有:課程實習、暑期社會實踐、畢業實習、畢業論文等。蔣薔則將實踐課程分為(1)模擬實習課程。包括建立模擬社會保險服務大廳該大廳是一個面向勞動與社會保障制度發展和社會保險業務電子化建設的集開發、研究、實驗、培訓于一體的實驗基地。建立模擬法庭,組織本專業學生進行勞動爭議、保險案例裁決,培養他們獨立判斷的能力。模擬實習企事業員工福利管理。(2)集中實踐課程。建立實踐教學基地,開展畢業實習和畢業論文的集中實踐課程。
2.廣義上的研究,也就是從勞動與社會保障專業建設目標定位的角度來對實踐教學進行定位與規劃。
實踐教學是專業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實踐教學的開展離不開對專業建設的科學定位。即有什么樣的專業建設目標,就有什么樣的實踐教學。比如,褚福靈(2003)認為首先應照本專業的特點和實際要求對實踐教學進行定位,設計成勞動管理職位和社會保障管理職位兩大類別,相應地實踐教學劃分為(1)勞動管理職位模擬實習,包括:勞動力計劃與招聘職位模擬實習、勞動關系管理職位模擬實習、勞動組織職位模擬實習、工資福利管理職位模擬實習、勞動力培訓職位模擬實習、績效考評職位模擬實習、勞動人事軟件操作職位模擬實習等模塊。(2)社會保障職位模擬實習――包括:養老保險業務職位模擬實習、醫療保險業務職位模擬實習、失業保險業務職位模擬實習、工傷與生育保險業務職位模擬實習、社會保障會計職位模擬實習、社會保障軟件操作職位模擬實習等模塊。(3)集中實踐課程包括畢業實習和畢業論文兩個主要部分。畢業實習即社會實踐,將學生安排到勞動和社會保障崗位或者相關崗位頂崗值班,將所學的知識運用到實際工作中去。畢業論文是學生畢業實習的成果總結,也是衡量高校畢業生理論和技能水平高低的一個重要標志。學生在實習過程中,要以畢業論文或社會調查的形式,就勞動和社會保障事業某一方面的現象進行理論探討和實際運作設計。
李賀平[8]等把勞動與社會保障專業劃分為社會保障理論與實務、勞動經濟與勞動關系、人力資源管理理論與實務三大部分組成,因此,在教學實踐設計及實施中應根據各自的特點展開。 就勞動經濟與勞動關系課程而言,通過課程實習應使學生了解勞動力市場的運作、勞動力市場政策, 勞動關系運行的規律和特點;人力資源管理課程實習應涵蓋人力資源的規劃與招聘, 人員素質測評與選拔、培訓、工作績效考核與獎懲、工作分析等內容, 培養學生熟悉管理環節,進行人力資源診斷;勞動和社會保障法課程實習應著眼于研究勞動與社會保障法律關系, 勞動就業, 勞動合同、工資、社會保險,社會福利,社會救濟,殘疾人權益保障等內容, 使學生了解現行勞動和社會保障法制建設狀況, 存在的問題和立法完善方向, 勞動監察管理的要領等等;社會保障理論課程實習,主要研究社會保障的基本原則、社會保障關系、社會保障的基本框架、主要類型及其發展變遷、社會保障的理論流派等方面,了解我國不同群體的社會保障狀況,熟悉現行社會保障政策等等;社會保障基金管理課程實驗, 進行社會保障基金的征繳,撥付,保值增殖模擬實驗, 財務核算及其信息系統維護、開發等。
3、勞動與社會保障專業實踐教學教學實際開展的現狀
應該說現在各個高校已經普遍重視實踐教學,能夠按照教學的具體要求管理實踐教學,這對于完成勞動與社會保障專業的目標,提高學生素質有很大的促進作用。但是由于實踐教學自身的特點如實習中學生的分散性,考核中有些項目很難量化,主要以定性為主,加上長期形成的重理論教學,輕視實踐教學的思維,勞動與社會保障專業實踐教學的實際開展還存在很多不足,表現在:
(1)對實踐教學的重要性認識不夠。許多教師重視理論教學,而輕視實踐操作技能的提高。
(2)實踐教學的組織管理問題。實踐教學的管理制度不夠完善,教學質量評價體系不明確,組織管理跟不上,實訓教學的質量難以保證。
(3)實踐教學的考核問題。沒有建立規范的實踐教學的考核辦法,對實踐教學的要求遠沒有對理論教學要求的嚴格。
(4)實踐基地建設問題。由于實踐設備和場地不足,使得目前實踐教學條件難于滿足實踐教學的需求。
(5)實驗教學安排存在隨意性。首先是實驗內容安排的隨意性,其次是實驗教學時間安排的隨意性。
(6)經費投入不足。院校中尤其是新成立的地方院校普遍存在實驗室設備少,一些模擬實驗無法開展。實踐教學一般都要外出,由于經費不足,難以調動師生的積極性。
由于各方面的因素,特別是在勞動與社會保障類實踐教學過程中,難以做到以學生為主體,學生操作能力訓練效果不佳,甚至有些關鍵的實踐項目僅停留在“認識狀態”,而沒有上升到真正意義上的“應用掌握”。
三、地方院校實踐教學體系模式選擇
地方院校勞動與社會保障專業實踐教學體系內容,包括地方院校根據其培養應用型人才的特點和社會實踐的需要,搞好專業規劃和專業發展戰略。在制定專業教學計劃時,制定實踐教學方案;在教學過程中,實施實踐教學,教學實踐過程結束后,評價實踐效果。
1、以應用型人才培養為主線,構建“三位一體”實踐教學體系模式
實踐教學體系的結構:以應用型人才培養為主線,以促進就業為目的的實踐教學體系整體構成有三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體現在日常教學過程中,包括學生各種能力的提高的必須實踐環節;社會保障專業課程的課程實踐內容,體現在教學過程中技能的訓練上;如學生基本的政務禮儀訓練,主要掌握政務禮儀的基本技能和交往技巧;其他必須的各種能力,如寫作能力、演講能力、管理能力等,主要通過開設相關專業基礎課程,加強實踐訓練完成。
第二部分是集中實踐,根據教學計劃和教學進度在不同的學期和不同的課程中進行安排。集中實踐教學環節主要是:
(1)課程大作業與學年論文:主干課程如社會學、社會統計學、人力資源管理、社會保障實務、社會工作實務等安排課程大作業;安排學年論文,幫助學生提高知識的綜合運用能力、寫作能力、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為學生將來寫好畢業論文打好基礎;
(2)見習、實習:根據學生的學習進程,分別安排認識實習、畢業實習;認識實習安排主要參觀社會保險辦理流程、社會保險實務,了解有關企業人力資源管理現狀,了解民政部門社會福利與社會救助等工作狀態,見習主要目的是樹立學生的專業意識,專業思想。培養學生的愛心、責任心、同情心,提升學生的整體素質。
畢業實習主要安排在第8學期進行,是專業教育與專業實踐的最后環節,一般安排9周時間。
(3)畢業論文:畢業論文是對學生學習效果的檢驗,也是學生創新意識和綜合能力的體現,安排在第8學期進行。
第三部分,社會實踐和社會調查活動,主要集中在寒暑期進行專業課程實習和社會調查研究。
以上實踐教學的三大部分,構成一個有機整體,缺一不可。在宏觀的層面整體體現勞動與社會保障專業實踐教學的發展模式。形成以勞動與社會保障應用型人才培養為主線,以“三位一體”實踐教學體系為模式的地方院校勞動與社會保障專業實踐教學新機制。
針對勞動與社會保障專業特色,根據地方院校師資力量和社會實踐基地的選擇,可以形成實踐內容三大模塊專業方向:人力資源模塊;社會保險模塊;社會工作模塊。三大模塊實習集群的形成,為學生全面掌握勞動與社會保障的社會實踐知識打下堅實基礎。
“三位一體”的教學體系模式的建立,為確保了學生的科學素養、實踐能力、創新能力得到協調培養和發展奠定基礎。
2、建立勞動與社會保障實踐教學新活動評價體系
對實踐教學的效果進行綜合評價,是實踐教學不可缺少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一個完整教學體系的有機整體。因此,需要建立評價指標體系,形成評價機制。適合地方院校、特色鮮明的勞動與社會保障應用型人才實踐教學評價新體系。應分別建立與“三位一體”實踐教學體系相適應的評價體系指標和評價辦法。包括課程設計評價體系;實習、見習評價體系;社會調查評價體系。
評價體系包括:評價等級設置,一般設置五個等級;評價標準根據五大等級要求分別制定,評價過程嚴格集體評價程序,評價教師簽名等。根據各類實踐教學性質的不同,設置的評價標準也不大相同。畢業論文和畢業實習單獨規定(參照河南城建學院關于畢業論文和畢業實習的相關規定,制定出適合本專業的具體要求。)(成績評價參考附件資料,各種實習任務書,課程設計任務書、畢業實習、論文任務書)
要實現“三位一體”實踐教學新模式,形成良好的實踐教學模式運行機制,必須有相應的配套條件,為實現實踐教學新模式建立良好的必備基礎。需要根據專業發展規劃和專業培養目標,制定實踐教學大綱,加強實踐教材建設,教材建設主要通過征訂著名院校的實踐教學教材,自編實踐教學使用教材。
實驗室建設,文科實驗室建設主要應體現現代社會對于勞動與社會保障專業發展的新要求和實踐教學體系建設目標的實現,培養學生實踐技能操作能力的需要。現場仿真環境建設,如建設社會保險中心模擬現場;專業實驗室群建設,特色實驗室建設。
實習基地建設,主要滿足三大模塊方向建設目標的實現,不同課程社會實踐的需要和綜合實習的需要。人力資源、勞動關系方向,主要面向企事業單位,職業介紹中心;社會保險方向主要選擇,社會保險中心,社區、企事業單位、醫療機構、民政部門、住房建設部門、住房公積金、慈善部門和各級各類工會等等;社會工作方向主要選擇的實習單位應該有社區、國家其他各類基層組織、福利機構、救助機構、婦聯等社會公益性組織、慈善組織、為殘疾人工作提供服務的場所等等
發展和完善勞動與社會保障實踐教學體系,要加強與全國同類型院校的經驗交流,不斷實現和提高實踐教學有效性。地方院校要揚長避短、發揮優勢,建立適合地方院校的勞動社會保障專業實踐性教學體系。吸取兄弟院校成功經驗,與各級各類院校進行經驗交流,不斷在實踐中完善勞動與社會保障應用型人才實踐教學新體系。
四、 勞動與社會保障專業學生實踐教學的方式與作用
構建勞動與社會保障專業實踐教學新體系,主要目的是提高實踐教學的有效性。因此,社會實踐教學環節又可以分為以下幾種方式:
1、以提高思想意識和個體素質為主的實踐教學環節
這種以提高思想認識為主的實踐教學環節主要形式包括組織大學生在教師的帶領下和指導下,根據課程教育和以上實踐教學體系設計中素質教育的相關基本要求,有針對性地參觀勞動與社會保障局下屬的“勞動就業職業介紹中心” “社會保險中心”;民政部門的“愛心超市”“兒童福利院”“老人福利院”等,深入社區, 參觀社區在勞動就業、社會保障重心下移后的工作情況。了解其工作程序和工作方法。參觀具有標本意義的村鎮或者社區,調查國情民情鄉情,跟蹤調查畢業生就業狀況等,考察我國社會保障政策的貫徹實施情況和老百姓的滿意度等。從而提升學生的愛心、同情心和責任感,根據教學要求,在學生回校后寫出心得體會。
2、以專業知識服務社會的實踐教學環節
這種實踐教學環節主要包括大學生在專業教師的帶領下,根據提高學生能力和教育教學需要,有組織地讓大學生參與服務當地社會保障、社會工作、人力資源管理等相關的社會實踐活動。如,學生參與社區社會保險材料的整理、建檔;參與民政部門的相關工作;社會保險中心的相關工作。在整個活動和實踐中,不僅提高了學生實際工作的能力,而且宣傳了學校及勞動與社會保障專業、提升了學校和專業的社會知名度和美譽度學生在寒暑期的社會實踐活動中,對我國社會保障政策還進行了廣泛的宣傳,促進了社會的認知等。
3、以培養學生專業能力為主的社會實踐教學環節
該類實踐教學環節主要形式包括勞動與社會保障專業課程設計;到與勞動與社會保障相關部門的工作崗位見習和實習;或協助勞動與社會保障有關部門或協助地方政府、社區等部門開展勞動與社會寶寶長的相關工作;或緊緊圍繞專業課程相關的教學內容開展系列社會調查研究等,在教師的帶領下進行科學創新研究。
需要說明的是,作為社會實踐教學環節實施的基本方式,作為大學生在實踐過程中經歷的研究創新體驗,勞動與社會保障專業社會實踐教學環節的創新性調查研究在目的方式等方面又與一般意義上的研究性學習有很大不同。從目的來看,勞動與社會保障社會實踐教學環節的調查研究性創新活動不僅注重知識的把握與運用能力的培養,還特別注重知識的內化與外化,所謂內化是掌握所學習的理論知識,使之成為自己已有知識的有機組成部分,所謂外化是把已經掌握的勞動與社會保障的理論知識與社會實踐結合起來,在實踐活動中綜合運用;從方式來看,該社會實踐教學環節的創新性研究依托實踐,倡導以社會實踐為主導,從而推動學生不斷提升自己的專業能力與專業素養。
4、動與社會保障專業社會實踐教學環節的主要作用
在構建社會實踐教學體系過程中,進行的實踐教學環節與傳統的實踐教學環節具有相一致的作用。通過社會保障專業實踐性教學體系的建立與完善,使本專業實踐教學活動環節更加科學與完善,成為教學環節不可分割組成部分。并通過具有地方院校特色的實踐性教學體系的實施,促進本專業學生理論知識與實踐能力相結合,豐富本專業教學資源的支持系統,增強學生專業發展競爭力。
通過社會保障專業實踐性教學體系的改革與實施,增加實踐教學環節,有利于更加科學的培養學生基本實踐能力和專業技術能力,具有從事本行業的職業素質、職業素養和能力,使學生能夠更好的理論聯系實際,加深對理論知識的理解掌握,從而開闊眼界,增強應用能力,在實踐中對理論知識進行修正、拓展和創新。實踐教學體系中學生能力培養,主要突出4個方面:一是實踐能力。實踐能力可通過單項能力、模塊能力、綜合能力和擴展能力的順序分階段逐步提高。二是職業素質。實踐教學體系不是單純培養實踐技能,而應以培養學生的職業素質、素養為目標,注重學生職業道德、奉獻精神、團隊精神的培養。三是創新能力。通過實踐性教學體系的實施,可以培養學生的創新能力和持續發展能力,這是應用型人才的必然選擇。四是具備較強的書面和口頭表達、人際溝通能力。
在實踐教學教學環節中,有利于利于培養大學生良好的思想道德和個性心理品質,培養學生的社會情感和情感實踐觀念,關注社會問題,關心弱勢群體,富有愛心、同情心、責任感,為社會培養具有高素質、富有人文情懷的應用型人才。
障專業的特殊性就是與弱勢群體交往多,通過踐教學環節的目的是把知識轉化為信念,培養大學生一定的道德覺悟,大學生通過自己的親身體驗,構建一種自主探究事物規律的方式和方法,而后對事物會形成一定的看法和價值觀。這樣大學生就能在實踐活動中創設一個有利于溝通、交流和合作的學習情境,能互相交流認識,體驗情感,分享彼此的成果,從而養成合作、分享、積極進取的良好個性心理品質。在接觸的人群中形成對特定人群的情感和人文關懷。
五、勞動與社會保障專業社會實踐教學環節的基本特點
具體來說, 勞動與社會保障專業社會實踐教學體系具有以下特點:
1、作用的獨特性
社會實踐教學環節是理論與實踐結合的教學過程,作為一種獨立形態的教學過程,超越具有嚴密的知識體系的學科界限,強調以學生的經驗、社會實際、社會需要為核心,以主題的形式對教學資源進行整合,有效地培養學生發現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培養學生的探究精神、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它要求大學生參與實際活動,綜合運用所學知識,積極探索、主動體驗,發揮主動性和創造性。實踐教學環節則強調學生參與現實生活,在親身體驗和身體力行中加深對所學理論的理解和把握,并逐步實現從專業理論認識到行為的轉化。它在保證大學生獲得系統基礎知識及提高大學生認識水平方面,發揮著主導作用,對于培養大學生的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對于豐富大學生的精神生活、擴展大學生的知識視野和促進大學生的全面發展,具有不可替代的獨特價值。
2、功效的特殊性
社會實踐教學環節與傳統的理論教學環節平行存在,自成體系,在教學體系中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在育人功能上,它們相互配合,共同發揮著各自的作用。傳統的理論教學環節是實施社會實踐教學環節的必要基礎,社會實踐教學環節反過來又促進傳統的理論課課堂教學環節的發展。社會實踐教學環節與傳統的理論課課堂理論教學環節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二者共同構成完備的教學體系。從這個層面講,社會實踐教學環節對于培養學生發現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培養學生的探究精神、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和社會責任感,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有效彌補了傳統的課堂理論教學環節發揮不了的特殊功效。
3、方式的綜合性
社會實踐教學環節是一種功能型綜合教學過程。這里所說的功能型綜合教學過程,主要是與結構型綜合教學過程相區別,它是指把知識看成是促進綜合經驗增長的一種資源,注重學習主體在探究活動和與環境的交互作用中,靈活地理解與運用知識。它不像結構型綜合教學過程那樣強調教學過程領域內知識結構的重組,而是要打破純粹的理論教學環節的結構。在實踐教學環節的價值目標追求上,它并不僅僅是要求大學生具備較高的理論素養,更重要的是要求大學生能根據現實需求把各種知識有機地綜合在一起,靈活地運用在具體的問題情境之中,以大學生的需求、社會生活為基礎,強調發展學生的素質能力、實踐能力、探究能力和社會責任感。它緊密結合生活實踐,集教育性、科學性、知識性和時代性于一體,融觀察、實踐、學習于一爐,展開多方面的聯系,高效地解決實際問題。
需要指出的是,勞動與社會保障專業社會實踐教學體系的構建,是系統性的綜合實踐。整個實踐教學過程體系是一個有機組成部分,任何一部分都不能游離其外。社會實踐教學體系的系統性不僅指適應實踐教學過程的組織形式的系統性,而且還包含適應大學生身心發展的系統性,即體現為社會實踐教學環節適應學生身心發展,由簡單到復雜、由感性認識到理性認識的規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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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工正成為我國產業工人的主體,使工人隊伍結構發生了歷史性的變化。近年來隨著農民工規模的不斷擴大以及由此引起的各種矛盾和問題的出現,農民工問題受到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但對于農民工的社會保障權益還正視不足,對于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問題還關注不夠。比較分析發現農民工社會保障問題的現有研究中在取得較大進展的同時還存在一些問題和不足,有進行總結的現實需要。鑒于此,筆者采用內容分析的文獻研究方法,對農民工社會保障問題的研究進行了梳理和總結。
一、農民工社會保障的現狀及其滯后的隱患和原因
通過整理分析發現農民工社會保障現狀表現出以下兩個基本特征,這集中顯現了農民工社會保障的緊迫性。
第一,農民工社會保障程度低,相應的社會保障機制和體系發育滯后,農民工群體近乎游離于現有社會保障體系之外。有人研究發現,只有很小部分農民工有一至兩項非均衡的、水平極低的社會保障,而且不是完全意義上的社會保障,其中社會保險各險種的參保率都在10%以下,其余75.2%的人沒有任何形式的社會保障[1].還有人分析指出,農民工完全處在城市社會保障網絡之外,尤其在失業救助、醫療看病等方面農民工根本談不上有什么社會保障待遇和保障機制[2].另有人認為農民工雖然進城創造了財富,但大量農民工都沒有社會保障[3].
第二,某些地區對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做了一定的規范,出臺了一些相關的政策措施,但政策執行和實施效果不佳。有人分析指出,部分地區雖然出臺了與農民工有關的一些社會保障政策措施,但實踐效果并不理想[4].另外有人調研后指出,面對農民工社會保障的缺位及其對工傷、醫療保險的迫切需求,政府也嘗試和制定了一些面向農民工的參保辦法,但問題是效果難如人意[5].
農民工社會保障的這種滯后現狀,會導致一系列的隱患和問題,主要表現在:
首先,農民工社會保障現狀是社會穩定的隱患。農民工絕大部分處于中低層職業,還面臨著失業風險,所以在陷入生活困境時容易鋌而走險,從而積蘊社會不安定因素[6].其次,不利于統一的勞動力市場的建立。目前的城市社會保障體系改革已推進到逐步將城市戶口各類勞動者涵蓋于其中,是否能進一步將符合條件的進城農民包括進來,關系到統一的勞動力市場能否最終形成;再次,不利于實際推進我國城鄉社會結構的轉型。進城農民工如不能為相應的城鎮社會保障體系所吸收,就將長期處于流動狀態,由此會帶來一系列問題;第四,不利于推進城鄉居民實質平等地分享經濟與社會發展成果[7].第五,不符合市場分配的基本原理。農民工在市場初次分配中只能獲得較小的份額,在再分配中應得到適當補償,但城市再分配卻基本將農民工排除在外,尤其是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基本上沒有被考慮到[8].
有些學者對造成農民工社會保障滯后現狀的原因進行了分析,比如有人從農民工的身份認同與流動性、雇主的不自覺以及農民工自身權益保護意識等幾個方面進行了分析[9],還有人認為造成農民工社會保障缺失有社會地位方面、認識方面、資金方面和操作方面的原因[10],另有人提出農民工社會保障遲遲沒有大的進展主要是因為研究視角和工作方式還沒有從制度和用人單位轉移到需求和個體上[11].鑒于農民工社會保障滯后原因與本文將要在第三部分中仔細予以介紹的農民工社會保障建設的障礙因素有著互相交融的特征,故在此對其只是點到為止。
二、農民工社會保障建設的必要性與緊迫性
理論界對農民工社會保障的必要性與緊迫性的認識已有廣泛共識,雖然有人存在異議,但認為有必要注重并加緊農民工社會保障的研究和探索居于絕對主導地位。農民工群體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的必要性和現實意義主要體現于以下方面。
第一,農民工社會保障建設具有其政治意義:(1)建立農民工社會保障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需要。全面小康社會要求現代社會保障體系在覆蓋城市居民同時要為農村人口特別是農民工提供應有的保障[12].(2)建立農民工社會保障是政府著眼長遠的要求。如果因農民工的流動性與勞動關系不穩定而不考慮其保險問題,那么今后再解決比現在就應對成本要大得多[13].(3)社會保障是國家賦予每個勞動者的一種權利,建立農民工社會保障是保障農民工基本公民權的需要[14].
第二,農民工社會保障建設有著重要的社會意義,表現在:(1)發展農民工社會保障事業有利于增進社會的整合與穩定,是社會順利轉型的客觀需要[15].(2)是城市化戰略推進的需要。合理解決我國城市化的難題,必須做的一項工作就是城鄉社會保障制度的有機銜接,要給農民工相應的社會保障[16].(3)農民工得失懸殊、進退兩難的處境使社會主義的公平機制沒有得到應有體現,亟待為其建立相應社會保障機制,兼顧經濟效率與社會公平[17].(4)是新時期社會反貧困的重要舉措。農民工作為農村“精英分子”的身份和責任使得他們一旦發生意外事故對其家庭將是毀滅性的打擊,極有可能導致因傷、因病而致貧甚至于返貧[18].
第三,農民工社會保障建設可以產生一定的經濟意義。(1)建立農民工社會保障有利于引導農民工放棄兼業型轉移、實現土地的集約化經營,從而可以改善農業經營方式、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2)為形成統一的勞動力市場,就必須建立一個不分所有制、不分用工形式、涵蓋所有勞動者在內的社會保障體系,從而要求建立農民工的社會保障[19].(3)可以引導農民工對勞動力流動的投資。建立農民工的社會保障減少了他們流動的心理成本,增加了流動的間接收益和凈收益現值,從而有利于農民工的流動投資[20].(4)農民工社會保障的建立可以提高農民工抗風險能力,降低預防性儲蓄、促進消費,對于拉動內需和經濟發展有著積極意義[21].(5)建立農民工社會保障有利于維護雇傭農民工企業勞動關系的和諧以及企業的發展與長期利益最大化[22].
第四,農民工社會保障建設對發展社會保障事業具有積極意義。(1)把農民工納入社會保障體系可以在一定時期彌補國有企業職工可能出現的保險金支付不足,有利于城市社會保障體系的改革[23].(2)農民工雖然持農村戶口,但他們已與城鎮職工一樣從事非農產業勞動,建立農民工社會保障能更好地體現社會保障制度的本質,體現其公平性[24].(3)農民工作為社會邊緣人,他們應有社會保障制度來維護自身權利,建立農民工社會保障制度可以進一步完善我國社會保障制度[25].(4)從長遠來看把農民工納入社會保障既能減少改革的阻力與成本,又不會扭曲社會保障一元化目標,是社會保障制度改革長期目標的必然要求[26].
第五,農民工社會保障建設對農民工自身有著重大的現實意義:(1)數量眾多的農民工享受不到應有的基本社會保障與他們為城市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所作出的貢獻完全不對稱,這是絕對不合理的;(2)農民工從事的大多是苦、累、臟、險的工種,受工傷、疾病困擾可能性非常大,社會保障是農民工實現基本生存與發展的客觀需求;(3)建立農民工社會保障是關愛和保護農民工中婦女、兒童這種生理與社會雙重弱勢人群的需要,他們對社會保障的需求更為迫切;(4)有利于對農民工消費行為的引導,使他們在滿足目前基本生活需求的同時能兼顧其長遠利益[27].
三、建立農民工社會保障的可行性與障礙因素
有效推進農民工社會保障事業和制度建設,需要對農民工社會保障的基本狀況和問題有一個全面系統的理解。這就要求在對農民工社會保障的作用與意義有充分認識的同時深刻剖析該制度安排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不僅要探討農民工社會保障建設的阻礙因素,也需要對其有利條件進行必要把握,在辨證分析中探索有效的解決之道。
(一)建立農民工社會保障的弊端
有人認為在我國真正建立城鄉一體社會保障體系需要相當長的路要走,如果盲目推行城鄉接軌,很可能會增加企業和農民工的負擔,國家也將付出太大的監督成本[28].
另外有人表示反對把農民工納入社會保障體系,一是因為對農民工來說現在首要任務是增加即期收入而非養老等社會保障問題;二是近年來城鎮職工的社會保障都沒搞好,而且農民工流動性很大;三是讓農民工加入社會保障體系會增加企業成本[29].還有人認為建立農民工社會保障具有負效應表現在:建立農民工社會保障對我國城市化會產生負面影響,對農村社會保障建設有不利影響,也不利于農民工的就業[30].
(二)建立農民工社會保障的有利條件
有學者指出,我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了二十年,國家財力和政府承受能力已逐步增強。而且農民工社會保障建設中政府的主要責任在于制度設計和政策引導,過分強調國家財力不足和過高估計農民工社會保障建設的代價是一種思想上的誤區,應分類分層對農民工進行保障[31].
有學者認為,目前我國已經基本具備建立農民工社會保障的條件,具體表現在:一是具備相應的政治條件,二是具備相應的社會條件,三是經濟條件也已基本具備[32].
還有學者認為,建立初步的農民工社會保障機制的時機已經逐漸成熟,政府應該著手建立農民工的社會保障機制,尤其是一些最基本的生存保障機制,更好地體現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和人道主義精神[33].
(三)建立農民工社會保障的障礙因素
首先存在主觀方面的因素:(1)農民工沒有得到基本的身份認同,一部分人單純站在城市社會經濟發展的角度看問題,忽視農民工自身的基本權益;(2)大部分的農民工雇主缺乏自覺保護農民工的意識,政府為促進經濟發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忽視對農民工的保護;(3)農民工自身由于主客觀原因不敢或還沒有意識到需要維護自己應有的基本權益,維權意識缺乏[34].(4)城市居民對對于建立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制度有較強的抵觸心理,擔心會引來更多的農民進入城市[35].(5)一些地方搞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往往是按照上級政府規定的擴面指標層層向企業進行安排,也不管農民工是不是真正需要,這種行政強制的工作開展方式讓農民工心生反感[36].
其次是體制方面的因素:(1)現有制度安排的障礙。主要是國家為保證城市的發展和社會穩定而制定的嚴格的戶籍制度、勞動用工制度和土地使用制度[37].(2)社會保障立法不健全。關于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問題沒有相應的立法,使相應的的社會保障工作難以實現強制性原則;(3)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的滯后甚至是缺失。目前我國廣大農村的社會保障制度遠未形成,與城市社會保障存在嚴重脫節,這嚴重影響了農民工社會保障工作的有效開展[38].(4)農民工雖然人數眾多卻由于其弱勢地位和較低的組織程度使得其爭取社會保障等合法權益的能力不足,他們的訴求和意愿難以引起決策層的應有重視[39].
再次有客觀方面的因素:(1)農民工表現出的極大的流動性。這種流動性不僅反映在城市之間、城鄉之間,也表現在職業及單位之間[40].(2)作為保障對象的農民工規模巨大且構成復雜。我國農民工數量非常龐大且還不斷增長,而且層次不一、構成復雜,他們對社會保障的需求也存在較大差別[41].(3)農民工經濟收入上的障礙。農民工主要分布在勞動密集型企業,工作和收入很不穩定,這種狀況使其難以取得進入現有社會保障體系的資格[42].(4)社保資金的障礙。近年來社會保障資金短缺狀況使得維持原社會保障體系尚力不從心,如果再把農民工納入其中將會不堪重負[43].
四、農民工社會保障建設的框架體系與基本思路
前文中對農民工社會保障的現狀、必要性以及可行性等問題的論述,最終還需歸于農民工社會保障建設的框架體系與基本思路上,這也是化解農民工社會保障問題的根本落腳點。
在農民工社會保障的框架體系構成上,可以從橫向和縱向兩個維度分析。從橫向構成看,主要存在兩種看法。一種觀點認為農民工社會保障應包括農民工的工傷保險、醫療保險和養老保險三個基本組成部分[44],另一種觀點是將農民工社會保障基本等價于當前的城鎮社會保險,即包含工傷保險、醫療保險、養老保險、失業保險以及生育保險等五大部分[45],較第一種觀點增加了失業保險和生育保險。
從縱向構成看,大多觀點認為當前由于主客觀方面條件的制約,農民工社會保障建設不宜也不可能求大求全、齊頭并進,而應堅持分類分層分階段逐步推進的策略和基本原則,依次建立農民工的工傷保險制度、醫療保險制度尤其是大病醫療保障制度、養老保險制度、失業和生育保險制度,積極而有效地逐步維護和實現農民工的基本社會保障權益[46].尤其絕大多數觀點都指出工傷保險問題的解決尤顯必要和迫切,應該首先建立針對農民工的以普遍性為原則的工傷保險制度,解決好關聯農民工身心健康和生命安全及其全家幸福的工傷問題。
另外有人認為農民工社會保障還應包括其他保障項目。有人提出農民工的無保障狀況是引發犯罪的重要因素之一,應在大城市建立“公共勞動”形式的社會救助體制[47].還有人認為應該建立以最低生活保障為核心的農民工社會救助制度,并通過職業福利和社區服務等方式建立農民工的社會福利制度[48].
在建立農民工社會保障的基本思路上,當前理論界還存在著較大分歧和爭論,沒能形成相對一致的意見,更沒有能為大家基本接受的成熟方案,主要有以下幾種觀點。
一種觀點認為,應將農民工納入到現有的城鎮社會保障體系。有人提出城鎮社會保險體系應將農民工納入其中以解決農民工的社會保險問題,但鑒于我國社會保障制度發展的多元化要求只能適時地分層分類將農民工納入[49].還有人認為應將農民工納入城鎮社會保障體系,目前可供選擇的兩條途徑是通過戶籍改革將其變成城鎮居民進而納入鎮社會保障體系或者通過城鎮社會保障制度的擴面將農民工直接納入[50].
第二種觀點認為,應對農民工實行相對獨立的社會保障制度。有人認為仍將農民工納入農村社會保障體系既不現實也不可靠,但對農民工一開始即推出比較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也缺乏財源及其他資源,因此現階段應推出相對獨立的農民工社會保障制度,建構一種作為過渡形態的“三元社會保障模式”[51].另有人指出農民工身份的過渡性要求必須建立有利于城鄉銜接的農民工社會保障制度,其勾勒了一種農民工社會保障的基本架構和中長期發展目標,并從該制度的保障對象、保障項目、基金籌集與管理等方面進行了較為系統的論述[52].
第三種觀點認為可將農民工納入到一種“低門檻、開放式與可持續的社會保障新計劃”中,搭建中國社會保障新平臺。其認為近年部分城市把農民工納入社會保險體系的做法可能剝奪農民工的社會保障權益,是一種短視甚至是歧視,但如果把農民工納入到這種社會保障新計劃實行全國統籌則不會發生這種問題,而且這種做法具有其合理性與可行性[53].
第四種觀點認為應將農民工納入到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其認為把農民工納入城鎮統一的社會保障體制和參照城鎮社會保障體系建立新的農民工社會保障制度的兩種模式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上都不具備可行性,要從根本上解決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問題,應把農民工納入到應加快改革和完善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并最終向城鄉一體的社會保障體制過渡[54].
除了以上的四種觀點,有的解決思路中沒有明確提出農民工社會保障的歸口問題。有人認為農民工是必須予以高度重視和關注的社會弱勢群體,其具有客觀、正當而迫切的社會保障訴求,應采取分類分層保障的辦法依次解決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問題[55].還有人基于現實權衡考慮提出了“低起點、多層次、土地換保障”的農民工社會保障設想和解決辦法[56].
五、結語
現有對農民工社會保障問題的研究除了本文論及的幾個方面外,還有一些從其他視角進行了探討,鑒于其研究比較稀薄以及本文構思和篇幅的考慮,在此不再贅述。
綜觀農民工社會保障問題的已有研究尤其是專業性的論文,可以看到該問題已逐步受到各方面專家學者的關注和重視,尤其是去年以來論文數量有了較大增加,認識也日漸由感性走向理性、走向深入,研究視角也在不斷拓展,這必將為農民工社會保障問題的化解提供有力的理論支持。同時,筆者覺得研究中也還存在不少問題與不足,有待今后注意或改進。
首先,研究在總體上還很不深入。農民工社會保障問題由來已久,但從對其研究的數量上看,筆者搜集到的該方面文章不過三十余篇,其中比較正規的專門性研究就更為稀少;從研究的拓展情況來看,現有研究大部分著眼點還很籠統,分化和展開不夠;從研究的氛圍來看,雖然有過一些論爭,但總體還很薄弱,離建立農民工社會保障這樣的重大社會政策確立還不相稱。
其次,研究的實證性有待加強。已有的研究基本限于純理論和經驗研究范疇,實證成分稀缺。對農民工社會保障現狀以及相關情況的調研不足和缺乏第一手調研資料使得對現實狀況的把握不夠精確、肯定和深入,從而導致研究結論尤其是構建方案的可行性與說服力不強。
第三,研究中存在一些偏頗。首先表現在研究中的結構性偏差,即對作為農民工社會保障重要部分的社會救助和社會福利很少涉及,尤其是對后者忽于關注。另外對建立農民工社會保障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分析不夠,重農民工社會保障建設阻礙因素探討而輕有利條件分析。
第四,研究設定的解決方案還比較粗糙,系統性和實踐性不足。究其緣由,固然有研究歷時不長的客觀原因,但上面提到的問題尤其是對農民工社會保障現狀及其必要性和可行性等基本問題的分析認識不夠全面深入而產生的一種脫離制度安排的基礎性工作即直奔具體方案設計的不合理取向難免使設定方案的有效性打了折扣。
第五,研究的國際視野與經驗借鑒有待重視。我國的改革發展與趕超戰略要求有充分合理借鑒他國經驗教訓的意識,在農民工社會保障問題上亦應如此。然而現有研究中對國外相關研究成果和舉措的引進與參考還明顯不足,幾乎處于空白狀態。這種傾向也一定程度存在于當前農民工問題的總體研究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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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老保險是社會保障的最重要組成部分,在國外文獻中養老保險被直接稱為社會保障(Socialse-curitySystem)。按籌資方式的不同,養老保險可分為現收現付制(Pay-as-you-goSystem或UnfundedSystem)和基金制(FundedSystem)兩種類型。現收現付制是從社會保障制度產生以來至今大多數國家采納的一種養老保險制度模式;而基金制是自20世紀80年代人口老齡化及養老保險面臨的財政支付危機以來,一些國家開始試行并逐漸實施的一種養老保險模式。
20世紀60年代以來,在Samuelson(1958)和Diamond(1965)的世代交疊模型(OLG)的基礎上,多數研究通過對個人儲蓄、收入分配、勞動力流動之間關系的認識,對養老保險制度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例如Barro(1974)從遺產動機的角度、Romer(1986)從個人儲蓄、勞動供給的增長模型討論了現收現付的養老保險制度對經濟增長的負面影響等。不過這類研究通常不考慮技術、人力資本、制度等要素。
自Lucas(1988)和Rome(1990)等的新增長理論形成以來,經濟增長更加強調技術和人力資本等要素的重要作用,于是人力資本積累與物質資本一樣也被看作是經濟增長的重要源泉。此后,許多研究借助于人力資本積累這一橋梁來研究養老保險制度同經濟增長之間的聯系。在人力資本的新增長模型中,教育投入成為衡量人力資本積累水平的一個重要的指標,教育投入量、受教育時間與人力資本積累水平三者之間是成正比的,延長受教育時間意味著教本論文由整理提供育投資越多,人力資本積累水平就越高;反之,受教育時間少則教育投資則相對會減少,人力資本積累水平也較低。人力資本投資主體可分為政府和非政府兩類,其中政府對人力資本投資一般表現為財政性教育投入,而非政府的人力資本投資主體則包括企業、社會其他經濟組織、學生家庭以及學生本人等。但從新近的文獻研究來看,各類研究主要針對養老金制度與政府或者學生家庭對子女人力資本投資而進行,一般不涉及其他非政府主體的人力資本投資(如企業和社會團體對教育的資助)的內容,且研究路徑也各有差異。
二、養老保險與人力資本投資的理論研究
通過世代交疊模型假定年青期和年老期人力資本和養老保險效用存在代際間相互轉化,是研究養老保險制度與人力資本投資的基本理論框架。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人力資本投資屬于公共支出,需要符合公共服務效用最大化的公共決策原則;而家庭人力資本投資的決策則需要符合個人終身效用最大化的原則。這樣,通過2期或3期的世代交疊模型本論文由整理提供就可以針對現收現付制和基金制這兩種不同的養老保險制度對人力資本投資之間的關系進行分類研究,約束條件為市場均衡條件下的微觀主體效用最大化和經濟穩定增長。
(一)養老保險與家庭對人力資本的投資
在世代交疊模型中,基金制條件下的強制性儲蓄或社會保障稅使父母在年老時獲得的養老保險與子女未來承擔的賦稅無關,也無法產生遺產效應,這可能造成生育率上升和人均人力資本水平下降,不利于經濟長期增長(Stuart,1998等);反之,現收現付的養老保險制度則能通過對年青期個體強制征收養老保險或社會保障稅并轉移給當期的老年期個體(或者父母),以保證年老期個體(或者父母)對孩子人力資本投資的回報,也有利于鼓勵父母對子女進行人力資本投資,提高他們的技術水平,有利于經濟增長。
Kemnitz&Wigger(2000)等則認為現收現付的養老保險制度實際上是人力資本積累存在外部性時政府矯正市場失靈的政策手段,它可以本論文由整理提供促成人力資本積累達到最優水平,而基金模式的養老保險制度則與沒有社會保障的自由放任經濟一樣會造成人力資本積累的不足。其原因是,每一代人的人力資本積累總是建立在上一代平均基礎之上的。如果每個人都增加學習時間,不僅可以提高其自身的人力資本存量,還可以提高下一代人的人力資本水平及勞動生產力。在具有基金制社會保障制度的自由經濟中,個人并不能獲取人力資本積累所產生的全部收益,也不可能為了提高下一代人力資本水平而增加學習時間,因此個人投人學習的時間往往少于最優配置的學習時間。
在現收現付的養老保險制度條件下,養老金的數量往往與個人的工作年限和工資收入有關,而工資收入通常是與教育程度正相關的,這相當于將養老金數量直接與年輕時積累的人力資本掛鉤,使得延長學習時間的人能夠在年老時獲得更多養老金,這種更高的回報是來自于下一代人的人力資本增加而帶來的整個社會生產水平的提高。所以從理論上講,只有現收現付養老保險制度才能體現出人力資本積累在代際之間的正向溢出效應,刺激各代人為了提高下一代的生產能力而積累更多的自身人力資本。
(二)養老保險與政府對人力資本的投資
由于人力資本投資離不開政府對公共教育領域的資助,許多研究還將政府人力資本投入引人理論模型分析之中。政府支出包括生產性支出和非生產性支出,其中,非生產性支出中包括政府用于公共教育和社會保障等領域的投入。由于一國政本論文由整理提供府每年預算的約束,增加一方面的公共支出比重則必然會導致另一個公共支出領域預算的減少。
在現收現付的養老保險模式中,當期工資與養老金數量掛鉤,這利,養老保險計劃不影響當年的財政收支平衡,政府可將更多的公共資源用于教育和基礎設施等公共支出領域,優化公共資源配置以提高全社會生產效率。而在基金制的養老保險模式下,個體的養老金數量或者說未來的福利是由他本人過去的儲蓄和基金運作表現決定的,與下一代人力資本水平提高而帶來的教育收益率的提高沒有關系,他們希望政府能將更多預算投入到社會保障體系中來,這將會減少政府對教育和基礎設施等領域的公共支出,從而不利于政府人力資本投資的決策。因此從養老保險與政府人力資本投資的研究結果來看,這些結論也大都偏向于現收現付養老保險制度對政府人力資本投資和經濟增長的積極作用。
在一個3期的世代交疊模型中,Buiter&Kletzer(1995)考慮了現收現付養老保險的代際轉移再分配政策對人力資本積累的影響,發現當年輕個體不能夠從資本市場上進行借貸以支付他們的教育費用時,現收現付的養老保險制度盡管會降低物質資本的積累,但卻有利于公共資源偏向于對人力資本的投資。而Kaganovich&Zilcha(1999)的研究表明,假定在現收現付的養老金制度下存在市場均衡,那么政府會將大量預算開支用于教育而最大限度地減少對社會保障的轉移支付,這時養老金計劃也許沒有存在的必要。而在子女的福利狀況是由人力資本水平決本論文由整理提供定的前提下,父母的效用函數由其自身消費大小和子女當期的人力資本回報來決定,因此,父母考慮到今后的退休福利水平,就必然會加大對子女的教育投入,這時政府給予家庭的教育補貼也會起到積極作用。此外,Bellettini&Ceroni(1999)還將公共支出和人力資本作為經濟增長的內生變量并引入理論分析,指出只有現收現付社會保障才會增強公眾贊成提高生產效率政策的意愿,從而對基礎設施建設和人力資本投資方面產生積極作用…。。
也有一些研究如Starketa1.(1997)、Panu&Poutvaara(2007)等從跨國之間勞動力流動或者技術轉移的角度考察勞動力流動對人力資本的影響。結論是跨國間勞動力的自由流動,能夠促進欠發達國家的人力資本投資并通過技術人員的雙向流動提高欠發達國家的人均人力資本,但現收現付制社會保障形式下,比例工資制社會保障制度國家和固定本論文由整理提供費用制養老保險制度國家間的勞動力流動會導致前者人力資本投資的減少和后者人力資本投資的增加,并由此帶來帕累托改進。
三、養老保險與人力資本投資的應用研究
與理論研究不同的是,養老保險與人力資本投資的應用分析并不關注養老保險制度的唯一合理性問題,而是圍繞著生產率提高和經濟增長這些主題,對不同經濟體中現行的養老保險制度與受教育年限、退休年限、社會福利及生育率之間的關系進行實證分析。
Rojas(2004)的研究配合了內生生育率選擇來量化1985年以來西班牙的高等教育資助(政策)的成本和收益,結果顯示:西班牙的政府教育補助的增加改變了人口教育程度的分布并導致人口出生率下降,受教育人群中低人口出生率和高人均壽命改變了總人口的年齡結構,使得政府必須增加社會保障稅率以平衡養老金預算,因此這一機制實際上降低了教育投入政策的社會福利。
在充分考慮了美國勞動者工作期內繳費形成的現收現付的養老保險這些參數的條件下,CruzAEchevarria.AmaiaIza(2006)的研究結果表明,在美國,由工作期內勞動者繳費的現收現付的養老保險支付制度會促使人們考慮提前退休,但隨著未來社會保障費用負擔人口的減少,預期壽命的提高也能夠促進單位資產GDP增長速度的提高。現收現付的本論文由整理提供養老保險制度能夠促使個人延長受教育時間,增加家庭或個人對人力資本的投資,但隨著社會保障負擔率的提高會帶來單位資產GDP增長速度的降低,使政府面臨著預算平衡等問題。
我國的養老保險模式是現收現付型還是混合型模式目前還存在許多爭議,不過從目前養老保險資金賬戶運行的實際情況來看,現階段中國仍然處于現收現付的養老保險模式中。針對這種情形,近來國內也有一些關于養老保險與人力資本投資方面的研究。例如,于凌云等(2008)針對中國社會保障改革過程中養老保險和人力資本公共支出的增長效應進行了分析,并通過人力資本這一指標來體現它們與經濟增長的相關關系,結果表明:從公共支出角度來看,政府對養老保險的轉移支付與人力資本和長期經濟增長率之間呈現出一種負相關關系;公共教育投入對于長期人力資本及經濟增長的正面效應很明顯,而對短期經濟增長的正效應卻不明顯。超級秘書網
針對中國長期的城鄉分割的現實情況,賴得勝等(2004)、田永坡等(2006)等的文獻根據當前中國“統賬結合”的社會保障模式,對我國城鄉人力資本投資進行了比較研究,認為由于當前我國農村社會保障體系的缺位,造成了基層政府和農村家本論文由整理提供庭在教育投資領域的沉重負擔,因此需要盡快建立覆蓋全國的社會保障體系,同時提高養老保險個人賬戶的比重,從而有利于人力資本投資。
[中圖分類號] G642.0 [文獻標志碼] A [文章編號] 1005-4634(2014)01-0073-05
為了貫徹教育部“積極推動使用英語等外語進行教學”的相關精神,按照《上海政法學院雙語課程建設實施意見》,結合上海政法學院“十二五”內涵建設,筆者對勞動與社會保障專業的重點學科課程《中外社會保障制度比較》開展了雙語教學工作。本文結合上海政法學院重點建設課程《中外社會保障制度比較》的雙語教學實踐,試圖深入分析雙語教學的實施效果和存在的問題,并提出進一步推動雙語教學的建議,以積極探索雙語教學工作開展的有效途徑。
1 中外社會保障制度比較雙語教學實踐
《中外社會保障制度比較》(以下簡稱《中外社保比較》)是勞動與社會保障專業的學科選修課,2學分,30學時,開設時間為大三春季學期。上海政法學院從2009~2010學年春季開始對該課程進行了雙語教學改革試點。4年來,共計5個班122名學生選修了《中外社保比較》雙語課程,其中60%左右學生來自勞動與社會保障專業。
1.1 教學目標設計
《中外社保比較》是勞動與社會保障專業本科學生繼二年級學習《人口學》后的第2門雙語課程。該課程主要授課對象是本專業三年級學生,大部分同學已經具有全國英語四級水平,并掌握了社會保障基本知識。因此,該課程的教學目標主要是通過雙語授課進一步拓寬專業知識,即通過英文教材的使用與學習,熟悉社會保障專業英文術語,加強學生對中外社會保障制度的深入了解以及為完善中國社會保障體系提供借鑒,為進一步提高學生的理論思維能力和分析解決現實問題的能力打下良好基礎,尤其是專業英語閱讀和寫作能力。
1.2 篩選教學材料
筆者搜索了有關社會保障制度比較方面的英文書籍和論文等資料,參考了多所高校針對此門課程的相關教學大綱,并充分考慮選課學生的英文閱讀水平,精選了5篇英文文獻[1-5]作為教學材料。總體而言,這些文獻行文流暢、語言規范、可讀性強;內容不僅涉及中國社會保障制度狀況(文獻[1]、文獻[2]和文獻[3]),也介紹了外國的社會保障制度發展(文獻[4]和文獻[5]);作者不僅有政府相關部門(文獻[1]和文獻[3]),也有相關專家學者(文獻[2]和文獻[5]);相關的社會保障制度不僅有1942年時貝弗里奇的偉大設想(文獻[4]),也有當今社會最新前沿試點(文獻[1]、文獻[3]和文獻[5]);不僅有中國國人自己介紹中國情況(文獻[1]和文獻[2]),也有外國學者對中國社保的評述(文獻[2]),還有外國學者對法國、德國、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四個國家社會保障現狀的調查研究報告(文獻[5])等。鑒于學生外語閱讀水平可能參差不齊,教師也推薦了穆懷中主編的《國際社會保障制度教程》等中文教材作為課外補充書目。
1.3 組織課堂教學
鑒于《中外社保比較》是勞動與社會保障專業的專業選修課程,其授課時間為每周2學時(90分鐘),15周,共計30課時。將5篇英文文獻作為5章教學內容進行課前備課工作。教師在課前必須精讀教學內容,并使用英文備課,準備多媒體課件,課件全為英文。課件內容主要是將文獻內容分成不同的reading,提前設計好課堂提問的問題和答案,并準備好重點講解的知識點。
筆者在借鑒李楨[6]提出的課堂教學模式基礎上,設計了自己的教學模式來開展課堂教學(見圖1):首先,進行熱身運動,即簡單介紹本次課堂主要內容和用中英文解釋文獻涉及的專業術語;其次,在進行正文內容授課時,根據事先分組的reading進行閱讀、提問和回答,接著對該reading涉及的知識點進行重點講解,然后進入下一個reading;最后,在結束時,對本次上課內容進行總結,并簡單提示下節課內容。
筆者采用了多媒體教學法(multimedia aids)、互動式教學法(interactive teaching and learning)、分組討論法(group discussion)和反饋教學法(feedback)等多種教學方法。授課時,除了英文多媒體課件、中英文板書外,主要內容是閱讀每個reading時的問答互動環節和重點講解。在問答互動環節,最大限度地調動同學們的主觀能動性,通過帶著問題閱讀材料、積極回答問題,從而更好地掌握教學內容。在采取中英文結合講解時,除了關鍵概念和要點在講解時使用中英文,其他分析盡可能地使用英文,有利于同學們重溫以前中文的專業基本知識,也使得他們可以從英文角度加深其理解,從而進一步激發他們學習的興趣。
為了加深對我國社會保障制度的理解,筆者一共安排了2次分組討論。在學習China's Social Security White Paper后,進行了第一次分組討論,討論的主題分別是:(1)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Basic Old-age Insurance System for Employees in Urban Areas);(2)農村基本養老保險制度(Old-age Insurance System in Rural Areas);(3)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Basic Medical Insurance System for Urban Employees);(4)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New Rural Cooperative Medical Service System);(5)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Guarantee of the Minimum Standard of Living for Urban Residents);(6)廉租住房制度(Low-rent Housing System)。在學習整個5章后,進行了第二次小組討論,討論的主題分別是:(1)老年人社會福利(Social Welfare for the Elderly);(2)兒童社會福利(Social Welfare for Children);(3)殘疾人社會福利(Social Welfare for Disabled People);(4)流浪乞討人員救助(Relief for Urban Vagrants and Beggars);(5)災害救助(Natural Disaster Relief)。小組討論的具體安排是:首先將學生分為5人一組,共5個小組左右,自行選擇感興趣的主題準備討論;討論時,要求用英文為主、中文為輔準備10~15分鐘的討論材料,并制作多媒體課件;小組間還需進行問答環節;最后,教師對小組討論進行點評。
筆者除了在上課時間請同學們隨時提出有關課程教學的意見和建議外,在期中時(第7周)特地布置了中文的個人報告,請同學們談談學習本課程的心得體會,反饋上課信息,廣泛收集建議和意見。同學們十分重視這次作業,各抒己見,總結了個人的學習體會,例如從懼怕全英文文獻到能接受并習慣全英文文獻,從開始的看見不認識的單詞就立刻查字典從而導致閱讀速度緩慢到熟悉專業詞匯并提高閱讀速度,從課堂被動學習到在課外主動學習等等。另外,同學們也提出了諸多建議和意見,有的同學建議增加一些相關的視頻資料,有的同學建議提供一些介紹他國社會保障制度狀況的網站和網頁,有的同學建議推薦社會保障中英文專業詞匯集,還有的同學建議授課教師談談自己在國外的親身感受等。這些反饋體現了同學們對更好地學習這門課程、更好地理解和認識中外社會保障制度的強烈學習需求。針對這些建議和意見,筆者在后來的課程教學中增加了一些教輔內容,如觀看并討論反映美國醫療保險體制的電影Sicko等,推薦一些社會保障相關的政府和機構網站和其他大學的課程網站,授課教師整理并介紹在中外社會保障制度方面的個人體會等等。這些教與學的互動過程,讓授課者受益匪淺,也更感性地、深刻地體驗到教學相長的重大意義。
1.4 考核學習狀況
為了幫助學生理解和鞏固基礎知識,教師在每一章學習后會簡短地用英文總結和回顧課堂知識,要求學生在每一章學習后用英語完成一定量的練習題。對學生的成績評定,著重于學習過程,因此采取過程考核為主的方法,即15%學習態度(考勤、課堂回答問題和參與討論等)、10%平時作業、25%期中論文、50%期末論文。其中,期中論文和期末論文都是用英文命題。期中論文要求學生搜集某國某一方面的社會保障制度資料,并概述該制度的特點;字數要求在500個單詞左右。期末論文則要求學生針對上述國家這方面的社會保障制度,查找我國相同或類似的社會保障制度資料,并概述我國的特點,然后進行中外比較;字數要求在1000個單詞左右。這兩次所撰寫的論文,都要求全英文,以考核學生專業英語的讀寫能力。
2 中外社會保障制度比較雙語教學效果
根據上海政法學院教務網絡管理系統對《中外社保比較》課程的數據庫,筆者將從授課質量和學生評教兩個方面分析本課程雙語教學效果。
2.1 授課質量的評估
從5個班級學生總評成績來看,優秀(100~90分)的比例在30%以上,50%以上集中在89~80分,平均分都在79~87之間(見表1)。從不同學年來看,2010~2011學年優秀率因為選修該門課程的學生僅為17人,較其他學年選課人數相對少些,因此在同樣考核方法下該班級總評成績的優秀率(41.8%)相對較高。從2009~2010學年和2011~ 2012學年3個班級的學生總評成績可以看出,大多集中在89~80分,并且優秀率穩定在20%~40%之間。2012~2013學年也與2010~2011學年的選課情況類似,優秀率高達47.82%。這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中外社保比較》雙語課程的教學效果,也激勵了授課教師繼續進行雙語教學和改革。從另一個角度也可以看出在開設專業雙語課程過程中,也遭遇了學生們對雙語課的“暫不適應”情況。2010~2011學年選課學生人數比上一學年銳減,僅為17人,未達到教務處要求的最低要求(下限為20人),但后來在學院的大力支持下,還是把雙語課程開設了起來。隨著雙語課程的推廣,2011~2012學年的選課學生人數恢復到了之前的水平。而2012~2013學年的選課人數僅比最低要求多3人。
表1 《中外社會保障制度比較》雙語課程學生總評成績情況
2009-2010學年 2010-2011 2011-2012 2012-2013
1班 2班 學年 學年 學年
學生人數 21 27 17 34 23
100-90分 5 10 7 9 11
優秀率 23.81% 37.04% 41.18% 26.47% 47.82%
89-80分 10 15 9 25 9
良好率 47.62% 55.56% 52.94% 73.53% 39.13%
79-70分 4 0 0 0 0
中等率 19.50% 0.00% 0.00% 0.00% 0.00%
69-60分 2 1 0 0 1
及格率 9.52% 3.70% 0.00% 0.00% 4.35%
59-0分 0 1* 1* 0 2*
不及格率 0.00% 3.70% 5.88% 0.00% 8.70%
最高分 97 92 95 92 94
最低分 62 0 0 80 0
平均分 82.57 83.78 82.82 86.97 79.70
及格率 100.00% 96.30% 94.12% 100.00% 91.30%
* 因平時出勤率未達到學校規定要求,而取消考試資格,總評分數為0分。資料來源:上海政法學院教務網絡管理系統《中外社會保障制度比較》課程數據庫。
2.2 學生對教學的評價
學校要求學生在修課后,必須對所學課程進行教學評價,滿分為100分。從118名學生參評情況來看,本課程四年來的評教結果均在90分以上,最高達到95.79分(見表2)。學生們從教師的品格和教學質量等諸多方面肯定了《中外社保比較》授課教師的教學水平,也鞭策了授課教師進一步完善本課程的雙語教學工作。
3 推行雙語教學亟待解決的主要問題
在推行雙語教學的實踐中,主要存在以下四方面的問題。
1)學生對雙語課程重視度不夠。由于《中外社保比較》為選修、雙語課程,在每年秋季選課時,學生們因對自身英語水平的不確定而對選修雙語課產生了恐懼感,導致選修本課程的學生人數不太理想。例如2009~2010學年,在社會管理學院領導、輔導員和任課教師的鼓勵下,本課程才能選夠20人及以上、順利開班;而2010~2011學年,雖然有教師的鼓勵,本課程尚未選夠20人,但出于對雙語課程的支持,學校同意開班。經過這兩學年已選修課程的同學們的大力宣傳和推廣,在2011~2012學年時達到了34人選修。而2012~2013年卻僅有23人選修。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本專業學生對雙語課程的重要性認識嚴重不足,還有待于進一步的提高。
2)學生學習投入水平低。《中外社保比較》的授課對象主體為本專業三年級學生,少數為本專業二年級學生和其他專業二、三年級學生,因此英語程度相對較好。但由于大多學生是高年級的,且已進入大學三年級下學期學習,面臨就業或者升學選擇,學習態度較以前松懈,因此對課程學習的投入水平不高。在雙語教學的過程中,學生因長期習慣應試教育、被動學習,對要求較高的雙語教學的準備還不充分,沒有及時調整學習心態和學習方法,從而導致對雙語學習的投入不足。大部分學生基本不做課前預習,僅在上課時間學習,課后基本上很少復習。而在短短的每周90分鐘的課堂時間中,同學們被動地接受授課教師的講解分析,即使當時沒弄明白,課后也不太花時間去解決問題,從而聽之任之,產生畏難情緒。如此少的學習投入,即使采取全中文的教學形式,對《中外社保比較》這樣中等難度的課程來說,也是遠遠不夠的。
3)教師的英文水平有待提高。授課教師是雙語教學重要的組織者和實施者,其英文水平對教學效果的影響舉足輕重。《中外社保比較》的任課教師雖然在香港大學攻讀了博士學位,也有短期留學經歷,但尚未受過系統的、專業的英文授課訓練,在語言的準確性、規范性以及中英文互換等能力上,與專業英語教師存在客觀的差距,對英文授課也需要適應,因而也會影響到教師的授課質量。《中外社保比較》是針對高年級本科生的專業選修課,因此對授課教師本身的英文水平的要求也較高,需要教師較全面地掌握中外社會保障制度的歷史沿革、現狀和改革新動向等,用英文熟練表達出來,并能和學生用英文進行無障礙的雙向溝通,從而達到本課程的教學目標。
4)教學計劃有待改進。近年來上海政法學院積極推動雙語教學,不少院系也嘗試開展雙語教學,但勞動與社會保障專業僅開設了《人口學》和《中外社保比較》兩門雙語專業課程,《人口學》是惟一的雙語必修課程,《中外社保比較》是唯一的雙語選修課程,且《人口學》安排在大二上學期授課,《中外社保比較》則設置在大三下學期選修,兩門雙語課程間隔時間長達整整一學年之久。這表明當前的教學計劃對雙語教學的開設課程和開設時間缺乏系統、科學的設計,無法保障雙語訓練的連續性,也不利于檢驗推行雙語教學的效果。
4 對進一步推行雙語教學的思考
為了進一步推進雙語教學工作,筆者從教師和學生兩個角度進行如下探索。
1)堅持雙語教學改革,積極改進教學條件。雙語教學首要的、最重要的是要處理好專業知識和外語學習這兩者的關系。在雙語教學逐漸成為現代教育重要組成部分的大趨勢下,學生們也認識到了雙語教學的重要性。但是在實際學習中,雙語教學實踐卻傾向于犧牲專業知識而側重英文教學,那么這樣的改革是本末倒置的。因此,對于教師資源和學生條件不太優越的學校而言,需要轉變教育觀念,積極改進教學條件,逐步推進雙語教學,如大力引進歸國留學人員,加強現有教師外語培訓,提高英語水平,改進雙語教學方法;改善學生英語學習能力,強化其英語應用能力;根據專業實際情況,全面調整教學計劃,確立雙語教學課程體系,雙語教學難度從低到高,確保雙語課程教學的連續和均衡。
2)探討積極有效的雙語教學形式。教學是教師授課與學生學習的結合,因此雙語教學必須要考慮到選課學生的英語水平。《中外社保比較》雙語課程的主要授課對象雖然是大學三年級勞動與社會保障專業的同學,但少部分是二年級本專業或者外專業的同學,因此同學們自身的英語水平不盡相同。另外,同學們對這種英文授課為主、中文為輔的雙語教學形式的接受程度不同,有的同學接受目前的英文授課、中英文板書的形式,有的同學希望用英文講授、中文板書,有的同學建議用中文講授、英文板書,有的同學提出同時學習中英文教材等。這說明學生的需求是不同層次的,雖然可以為其提供相應的教學活動,以改善教學效果,但由于師資有限等現實,在短期內實行分類教學是不現實的。另一方面,雖然母語教學比雙語教學更有利于學生掌握專業知識,但同時學習中英文教材,對于教師和學生在課堂上隨時進行雙語轉換等存在較大難度,也可能對教學效果帶來一定的負面影響。因此,在雙語教學推進工作中,應該采取循序漸進的方式,從易到難,逐步地增加外語講授比例,最后實現全英文授課。
3)改善雙語教學的考核激勵制度。從根本上推動雙語教學工作,就是要從授課教師和選課學生兩方面來著手。雖然上海政法學院大力支持雙語教學,例如鼓勵教師積極參與雙語課程建設、院級重點課程建設中對雙語課程實行傾斜政策、開設雙語課程后計入多倍教學工作量,但教師開展雙語教學,其備課難度遠遠高于中文教學,加上選課制的實施,雖然有的教師有心想開設雙語課程,最終卻因學生選課人數不夠而取消開班,有的教師卻因學生對雙語課程的評價不高而不愿繼續開班,這些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教師開展雙語教學的積極性。另一方面,學生選擇雙語課程,其所修學分并未和授課教師工作量所計算的系數同步增加,而且在專業知識和英語學習兩者不能兼顧時,由于對自身英文水平評價較低,會傾向于考慮中文學習,放棄難度較大的雙語教學。如果教師和學生都對雙語教學認同不高、缺乏熱情,那么開展雙語教學工作必然會很困難。因此必須從師生兩方面雙管齊下:一方面,加大對雙語授課教師的支持,例如通過適當降低現有雙語課程工作量計算辦法從而鼓勵教師先開課、逐步提高雙語比例,同時設立雙語教學專項教學項目,通過國外進修、相互聽課、探討交流等方法幫助授課教師改進雙語教學效果等;另一方面,加強對學生的雙語教學宣傳,強化雙語教學的重要性,營造雙語教學氛圍,對選修雙語課程給予學分計算上的傾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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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編號:ISSN1006―656X(2014)01-0023-02
一、民生內涵的界定
民生是一個不斷發展的概念,在古代社會主要與百姓物質需要的滿足聯系在一起,正如《左傳?宣公十二年》所云:“民生在勤,勤則不匱。”這里的“民”,即百姓之意。而《辭海》中對于“民生”的解釋是“人民的生計”,是一個帶有人本思想和人文關懷的詞語,話語語境中顯然滲透著一種大眾情懷。
二、我國民生問題的現狀
隨著改革開放,我國經濟水平得到快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民生問題有了極大改善,但仍存在諸多問題亟待解決:
從教育看,它已經成為國民立足社會的基礎,但在現實中,還存在著財政性教育經費投入不夠、義務教育的福利性保障不夠、受教育的機會尚不公平等問題。
從社會保障看,我國社會保障制度的建設與完善依然是任重而道遠,像基本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的覆蓋面,城鎮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農村貧困人口的救助,老年人、殘疾人的福利享受,等等,都還有許多事要做。
除此之外,我國仍存在諸多民生問題,因此我國應當不斷完善法律制度保障和改善民生。
三、保障和改善民生是法治社會的內在要求
第一,在改革開放的今天,民生問題已不能簡單的等同于豐衣足食的追求,而涉及人的全面發展。民生問題包括生存權、勞動權、受教育權、工作權、休息權、健康權等合法正當權益的維護,而且還涉及與社會經濟相關的政治生活問題,如信息公開、民主法制建設,社會保障體系、社會福利制度以及社會對于困難群體的關注和關懷等。因此,完善法律法規,保障法律的貫徹實施是尊重和維護民生權利,改善民生,促進社會和諧的基本條件。
第二,法律是公平正義的守護神。在現階段,我們要深化收入分配改革、增加城鄉居民尤其是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合理調整和嚴格執行最低工資制度、合理抑制關系百姓必需品的食品價格、幫助解決低收入家庭住房問題、在全國農村實行免收學雜費的義務教育等,都需要通過完善稅法,勞動法,價格法,社會保障法,住房保障法,義務教育法等使之實現。
第三,民生問題的法律解決法治社會具有的方式。在很長一段時期內,我國對民生問題的解決主要是通過行政方式和措施。盡管這些措施具有一定程度的時效性,但不能形成有效規則,也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在一個法治國家,不允許超規則之外的規則出現,所以,只有將與民生相關的問題上升到法制規范的層面,通過法律的途徑,才能真正使民生問題的解決得到有效保障。
四、保障和改善民生中存在的法制問題
民生對法制的依賴關系以及法制對民生的價值功能表明,要保障和改善民生,就要有完善的法制。目前不僅形成了以憲法為基礎、以社會法為核心、以民商法及其他法律為重要組成部分的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法律體系的雛形,而且人性化執法的推行也使執法環節在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的作用日益顯現。但是,與保障和改善民生的要求相比,我國的法制建設還需要進一步完善,目前主要存在三個方面的問題:
第一,我國關于民生的法治理念滯后
長期以來,人們將民生問題的解決看做是政府的“恩賜”或是人民群眾對于社會的“祈求”,而沒有意識到是公民的一項基本權利。早在文藝復興時期人們就提出自由,平等,天賦人權的口號。在資產階級社會人們將民生具體化,表現為:平等權,生命權,自由權,幸福權以及財產私有權,它是人的最基本的權利。因此解決民生問題是落實人權的重要體現,更是實現生存權,發展權的必然要求。
第二,我國保障民生的法律體系不健全
法治使社會發展成果分配規范化、法治化,作為社會利益的調節器,在社會動態發展中,保證社會公平正義價值的實現。
目前我國法律體系仍存在不健全、不規范的現象。在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問題上我國法律制度仍顯匱乏。我國憲法僅規定公民的基本權利而未對權利的運行和實現做具體的規范。經濟法中也存在諸多弊端,以陜西鳳翔“血鉛事件”為例,可以發現我國《大氣污染防治法》、《水法》,《礦產資源法》都是原則性規定,操作性差。這些環境保護法的實施細則一般由中央政府的環保部門或地方政府來規定,從而使環保法律配置給公眾環保權的實現取決于地方各級政府的經濟發展目標。
適時修改不完善和已滯后的法規,真正使每一部社會法律發揮相應的規范社會關系和維護公民社會權益的作用,是社會立法的發展方向。
五、我國法律制度保障和改善民生的解決方案
首先,樹立以人為本的法治理念。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包括依法治國、執法為民、公平正義、服務大局、黨的領導等方面,集中體現為以人為本。以人為本的法治理念是對人的存在、人的地位、人的價值進行法學反思的產物,具體包括以下方面的內涵:
一是人是法治之本,是法治的根本目的,法治是服務于人的工具,是保障人的生存和發展的手段;
二是人權是衡量法治完善與否的根本標準,是法治的終極價值,當不同的法治價值相沖突時,是否有利于人權乃是解決之道;
三是堅持人性化立法和人性化執法,將保障和實現人權作為立法與執法的出發點和歸宿點,尊重和保障人權,依法保證全體社會成員平等參與、平等發展的機會。以人為本的法治理念是民生法治建設的根本指導。鑒于政府是公民權利的主要義務主體,因此應將培養和提升政府工作人員的以人為本法治理念作為重中之重。
其次,健全和完善我國的法律制度。保障和改善民生最重要的是完善和健全保障性法律制度,我國現行的社會法主要包括:《勞動法》、《勞動合同法》、《工會法》、《未成年保護法》、《老年人權益保護法》、《殘疾人保障法》等等法律體系。它對于維護社會穩定,促進經濟發展和社會和諧具有重要意義。因此,必須不斷進一步深化和完善我國社會法。
第一,對于社會事業方面要按照統籌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要求著力發展社會事業和教育方面的法律法規,保證公民平等的受教育權,完善醫療體制改革,解決看病難的問題,促進社會事業的全面發展。
第二,進一步完善解決民生質量問題的《食品安全法》、《循環經濟法》等等,通過完善法制建設改善民生。
再次,深入開展法制宣傳教育,為改善民生營造良好法治環境。法制宣傳工作是提高公民法律素質、推進依法治國的一項基礎性工作。開展法制宣傳教育,有利于增強公民依法維權能力,有利于形成保障公民權益的良好法治環境,是關注民生、改善民生、保障民生的一項基礎性法治工作。必須充分認識加強法制宣傳教育對改善民生重要性,緊緊圍繞解決廣大群眾的民生問題,深入開展法制宣傳教育,努力為保障民生、改善民生營造良好的法治環境。
一是牢固樹立以人為本的普法理念。按照科學發展觀以人為本的核心要求,把促進解決民生問題作為法制宣傳教育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貫穿于工作全過程,努力在服務群眾中教育群眾,促進人的全面發展。
二是高度重視宣傳民生類法律法規。進一步推進與群眾生產生活密切相關的法律法規的學習宣傳,大力宣傳教育、醫療、食品安全、生產安全、社會保障、社會救助、勞動爭議、房屋拆遷、土地征用以及國企改制等方面的法制宣傳,引導公民依法行使權利、依法表達利益訴求,有效維護人民群眾的合法權益。
三是通過抓好重點普法對象來保障和改善民生。突出抓好領導干部學法用法,不斷提高依法執政水平,以促進領導干部依法決策保障和改善民生。突出抓好公務員法制宣傳教育,增強公務員的法律意識和法治觀念,以促進公務員依法行政、公正司法、執法為民保障和改善民生。突出抓好企業經營人員法制宣傳教育,提高企業法制化管理水平,建立和諧的勞動關系,增強企業抵御經濟風險的能力,維護企業和職工的經濟權益。突出抓好農民法制宣傳教育,提高農民法律意識和農村法治化管理水平,引導農民和農村“兩委”成員依法管理村務,引導廣大農民依法表達利益訴求,有效維護廣大農民的民生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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