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學論文匯總十篇

序論：好文章的創(chuàng)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yōu)槟扑]十篇政治學論文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蕭公權曾說：“(嚴復)《政治講義》真可謂清末之第一部政治科學著作。”在中國，嚴復是第一個運用西方式的經驗理性、通過對政治制度的追根溯源來系統(tǒng)地思考政治變革和社會問題的知識分子。他比較罕見地沿著經驗主義路向、遵循實證主義方法、獨立地思考人類(尤其是中國)的歷史和社會問題，形成了與眾不同的政治學思想。雖然，除了《政治講義》之外，他并沒有系統(tǒng)的政治學著作，但是，從大量的譯作、按語、論文和書信中，仍然可以發(fā)現(xiàn)他政治學思想的潛在體系，可以找到隱含的內在理路。

一、天演論和人類社會起源

天演論是嚴復政治學說的基點，它是嚴復吸納并改造斯賓塞、赫胥黎社會進化論思想的產物。嚴復試圖用它來解釋人類社會的起源和發(fā)展問題，也以此來解釋人類社會各種制度尤其是政治制度的起源和演進問題。

嚴復認為，宇宙萬物都由“天”演化而來。“天演”就是宇宙和自然生生不息的演化歷程。天演的基本法則就是“優(yōu)勝劣汰、適者生存”。各種生物自產生之后，它們之間就展開了激烈的生存競爭。由于人類對環(huán)境最有適應能力，于是就逐漸成為地球上最有競爭力的物種。同時，人群也是自然選擇的結果。在《天演論》按語中嚴復說；“能群者存，不群者滅；善群者存，不善群者滅。”而“群肇于家，其始不過夫婦父子之合，合久而系聯(lián)益固，生齒日蕃，則其相為生養(yǎng)保持之事，乃愈益?zhèn)洹！币簿褪钦f，群體和家庭是自然衍生和發(fā)展之物。接著，家庭組織日趨穩(wěn)定，人群日益成熟，人類社會就隨之出現(xiàn)并日趨復雜化。

二、政治制度的起源及其各種形態(tài)

政治關系、政府、國家和政治制度的起源等問題也同樣以天演論來加以解釋。

在應對挑戰(zhàn)的過程中，有些能力比較強的人(體力或腦力勝于他人者)脫穎而出，于是他們就成為人群的組織者和管理者。這種組織與被組織及管理與被管理的關系，在嚴復看來，就是政治關系的雛形。在原始人群和部落中，就已經存在著這種關系。在部族的生存競爭和部落聯(lián)盟的擴大之中，政治關系不斷穩(wěn)定化，政治權力不斷擴散。于是，穩(wěn)定的組織和管理機構出現(xiàn)了，政府的雛形也就隨之出現(xiàn)。當成熟的政府出現(xiàn)之時，國家也就出現(xiàn)了。國家是天演的產物。嚴復說；“今之國家，一切本由種族，演為今形，出于自然，非人制造。”他一向反對霍布斯、洛克和盧梭的契約論，認為契約論是一種先驗臆說。

國家和政治制度不斷演化，發(fā)展成為各種形態(tài)。對此他又有比較詳細的分類。按照政府的成熟程度，國家可分為“深演”和“淺演”兩種。“淺演”國家又分為“宗法國家”(tribe)和“神權國家”(theocracy)。“深演”國家才算是自然成熟的“真正國家”(stare)。“宗法國家”、“神權國家”和“真正國家”因國家內部的結合比較有機，所以可稱之為“自然國家”。此外，還有內部聯(lián)系不緊密的“非自然國家”。按照政府的具體形式，又有countrystate(域邦國家)和citystate(城邦國家)之分。而countrystate可分為Federate(聯(lián)合制)國家和Unitary(單一制)兩種。聯(lián)合制國家又分為Staatenbund(邦聯(lián)制)和Bundesstaat(聯(lián)邦制)兩種。聯(lián)合制國家則可分為Centralized(中央權力較重)的國家和Decentralized(地方權力較重)的國家。等等。這些分類直接借用了西方政治學的成果，并無多少創(chuàng)意。但是，它為進一步分析政治制度的演化規(guī)律作了經驗知識上的梳理和準備工作。

三、政治制度的演進

嚴復認為，生存挑戰(zhàn)是一國政治制度演化的契機。但是，如果生存挑戰(zhàn)過于嚴酷，超過了一國應對能力的極限，則該國可能會因此而衰弱甚至消亡。如果挑戰(zhàn)比較適度，則有利于該國生存能力的增強。適度的生存壓力可以使一國國內“機關漸完，團體彌固。”外患深淺與一國政治制度的疏密有這樣的關系：“凡國成立，其外患深者，其內治密，其外患淺者，其內治疏。”在不斷的挑戰(zhàn)和應戰(zhàn)中，一國的政治制度就可以由淺而深、由簡單向復雜、由幼稚向成熟不斷演進。

地理因素對政治制度的演進也有很大的影響。相對隔絕的地理位置有利于國家的生存，有利于保持該國原有政治制度的穩(wěn)定。例如，在中世紀的西歐，在易守難攻的地理位置上，存在著許多獨立的城邦制國家。相反，中國的黃河流域因為地勢平坦，所以那些星羅棋布的諸侯國很快就被兼并，因此中國很早就完成了統(tǒng)一。他說，中國“北起龍庭天山，西緣蔥嶺輪臺之限，而東南界海，中間方數(shù)萬里之地，帶河厲山，渾整綿亙，其地勢利為合而不利為分。故當先秦、魏、晉、六朝、五代之秋，雖暫為據(jù)亂，而其治終歸一統(tǒng)。”而歐洲的情況則相反。在中世紀的歐洲，十幾個國家“各立君長，種族相矜，互相砥礪，以勝為榮，以負為辱。……此其所以始于相忌，終于相成，日就月將，至于近今百年，其富強之效，遂有非余洲所可及者。”特殊的地理分割使歐洲各國長期處于適度的生存挑戰(zhàn)之中，迫使它們不斷地改進自己的各項制度，歐洲的社會和政治制度在近幾百年中進化到全球領先的水平。究其原因，他認為“雖日人事，抑其地勢之華離破碎使之然也。”

嚴復還認為，政治制度演進的程度取決于社會演進的深淺。社會演進程度越深，則政治制度就相應地更加成熟。他說，“天演之階級愈進，將政府之機關愈密，不但愈密，亦且愈靈。”通過分析歷史上已有的和現(xiàn)存的各種社會形態(tài)，可以看到人類文明發(fā)展的軌跡“初級的社會形態(tài)是蠻夷社會(或稱圖騰社會)，比它高級的社會形態(tài)是宗法社會，更加成熟的民族和國家(如歐洲各個民族和國家測已經進入到現(xiàn)代社會”，西方現(xiàn)代社會是目前最為成熟的社會形態(tài)，因此，民主制度是目前最優(yōu)良的政治制度。

四、政治制度生存和演進的復雜條件

政治制度的生存和發(fā)展需要眾多復雜的條件。嚴復在分析這一問題時，又借鑒了斯賓塞的“社會有機體論”。斯賓塞以社會有機體論來分析社會分工問題，而嚴復則用它來考察政治制度的生存和演進規(guī)律。嚴復認為：“一國之政教學術，其如具官之物體歟?有其元首脊腹，而后有其六府四支；有其質干根菱，而后有其支葉華實。”這里，他將整個社會比喻為生物有機l體，而政治制度只是有機體中的一個組成部分。他又說；“治制之立，其法度隆污不同，要皆如橋石然，相倚相生，更其—則全局皆變。”這個比喻還是說明政治制度與社會整體中的其他部分有著非常密切的關系，相互之間的關聯(lián)盤根錯節(jié)，牽一發(fā)則動全身，如要對某項制度進行變革，則“一行變甲，便思變乙，及思變乙，又宜變丙。由是以往，膠葛紛綸。”總之，任何一項制度都必須依賴于社會有機體中的其他部分才能生存和發(fā)展，因此，任何一種制度變革也必然牽涉到整個社會制度的演變。社會有機體論是理解嚴復文化思想和政治學說的關鍵所在。

五、漸進主義的政治變革

依據(jù)天演論，一個國家在面臨生存挑戰(zhàn)時，它的各項制度必須向優(yōu)化的方向演進，否則就會被淘汰，因此，政治制度的優(yōu)化變革乃大勢所趨。但是，依據(jù)社會有機體論，則政制變革又不得不謹慎從事。

任何一國的政治制度都與該國的其他制度和社會條件處于有機的聯(lián)系之中。而這些關聯(lián)非常復雜，無窮無盡，很難被認識所窮盡。經濟、文化、社會習俗和社會心理等諸多因素都是政治制度生存和演進的條件，所以，政治制度變革是一個相當復雜的工程。在社會條件還不成熟的情況下，如果將先進的政治制度植入另一個完全異質的落后的社會有機體中，那么，新被植入的政治制度必然很難存活。這樣的政制變革不僅不能成功，反而有害。他說這樣做“將無異取驥之四蹄，以附牛之項領，從而責干里焉。”堪至還不如讓牛老老實實地耕地。所以，嚴復強調，人們在進行政制改革時不可無視本國的社會和歷史條件。這些復雜的社會條件是一國在長期的發(fā)展過程中形成的無法超越的集體經驗。

對于新舊制度轉型的歷程嚴復有一個形象的描述。他說，新制度興起之后，就像激流一樣，奔瀉而下，勢不可擋，經過一段急湍之后，就會平靜地暢流千里。而激流階段就是制度轉型中的危險期。對于這種危險嚴復有很清醒的認識，他說：“夫人類之力求進步固也，而顛階瞀亂，乃即在此為進之時，其進彌驟，其涂彌險。新者未得，舊者已亡，倀倀無歸，或以滅絕。”激進的政治變革必然要廢止舊的政治制度，而新制度如果與社會現(xiàn)實不協(xié)調，則原本還勉強可以維持的社會秩序必然崩潰，社會反而會更加混亂。激進的變革，就象對病人膏盲的病人下了一劑猛藥，不但不利于國家的康復，反而會加速這個國家的衰亡。所以，嚴復認為，雖然新制度的勝利是必然的，但舊制度在特定階段也有其合理性。

政治變革是由人來實現(xiàn)的，嚴復并不否認人在政治制度演進的能動作用。但是，他又認為，不可夸大人在政制演進中的作用。人只能適應環(huán)境，根據(jù)環(huán)境所提供的條件來推動政治制度的變革。因而，穩(wěn)健的制度變革是嚴復的一貫主張。他說，在新舊制度斗爭的“急湍河段”應以疏導為主，“治水之功，當利于疏鑿。”又說：“是故明者慎之。其立事也，如不得已，乃先之以導其機，必忍焉以須其熟。……夫而后有以與時偕達，有以進其群矣。”而引導人們進行穩(wěn)健的制度變革的歷史重任，在嚴復看來，就落到那些通達事理、智識超群的精英們(所謂明者、能者和圣人)的身上。他們的作用，就是認識國家和社會所處的歷史條件，認清發(fā)展的方向，把握時機，穩(wěn)健地推進本國的政治改革和社會發(fā)展。這就是，“能者當事，僅能迎其機而導之耳。”一言以蔽之，嚴復的改革觀是漸進主義的。

篇（2）

那么，我們在研究方法上存在著什么缺陷呢?

一般說來，在社會科學的研究中或者說在對社會、政治問題的觀察中，有兩種基本的方法，一種是“應然”的方法，一種是“實然”的方法。所謂“應然”的方法就是研究事物應該如何如何的方法，所謂“實然”的方法就是研究事物實際上如何如何的方法。所以，“應然”的方法是一種從原則出發(fā)進行演繹和推理的方法，而“實然”的方法是從實際出發(fā)進行分析、綜合和概括的方法。這兩種方法在研究中本來是可以互相補充的，但這種相互補充必須要以“實然”的研究為基礎。而我們在研究工作中的缺陷正是片面地強調“應然”方法的結果。

長期以來在我們的理論研究中充斥著“應然”的方法。人們在研究某方面的問題時，先是懷著某種愿望，然后從某些原則出發(fā)去推論出為了實現(xiàn)愿望應該如何如何的一系列結論，并以為這樣就達到了研究的目的，而不管實際上情況如何。但是實際的情況往往是按照“不應該”的方向發(fā)展的，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理論與實踐的嚴重矛盾。面對這種矛盾，從應然出發(fā)只有兩種辦法：一種是把應該如何如何的結論變成空洞的說教，表面上可以說得頭頭是道，但對實際問題根本不起作用;一種是就問題解決問題，而把應該如何的結論丟在一邊不管。顯然，這兩種辦法都不能解決“應然”的方法所造成的理論與實踐的矛盾，形成說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的結果。這就極大地敗壞了理論的名聲。我這里不想分析人們之所以陷入這種教條主義研究方法的原因，我想，原因可能是很復雜的、多方面的，分析這些不是我這篇文章的任務。在這里只要提出問題就可以了。總之，這種研究方法的特點就是或者從經典作家的著作中拿來幾條原則，加以推論和演繹，得出某些結論，指出在某個問題上應該如何如何;或者從西方某些學說中搬來幾條原則，加以推理和演繹，得出另一些結論，指出應該如何如何，等等。例如關于民主問題的研究就是如此。人們從經典作家那里搬來關于民主的階級性原則和關于社會主義優(yōu)于資本主義的原則，推論出社會主義民主優(yōu)于資產階級民主的結論。由于我國也是社會主義國家，所以我國所實行的民主也是優(yōu)于資產階級民主的最高類型的民主。由于從社會主義國家的性質中引申出多數(shù)人對少數(shù)人統(tǒng)治的概念，從而人民是國家的主人，因此可以進一步推論出社會主義民主就是人民當家作主的結論。因此，一切權力應該屬于人民，人民的代表機構應該是最高權力機關。因此各級領導者都應該是人民的公仆。為了使人民行使當家作主的權利，社會主義民主就應該制度化、法律化;就應該建立各種參政制度和監(jiān)督制度;領導干部就應該樹立民主的作風。為了提高人民當家作主的水平，就應該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和政治素質，等等。所有這些應該如何如何，聽起來都是很好的，也不同程度地反映了一定的規(guī)律。但是如何去實現(xiàn)這些“應該”，特別是如何解決在現(xiàn)實中發(fā)生的與之相反的一系列“不應該”的情況，這種研究方法就無能為力了。

“應然”的方法在對西方民主的研究中也存在著同樣的缺陷。他們也是從西方政治思想中搬出一些原則來推論出一系列的應該如何如何，而對于西方民主的發(fā)展中，究竟是一些什么因素在推動著這一歷史進程的發(fā)展并造成當今西方國家民主發(fā)展的現(xiàn)狀的，“應然”的研究方法也是無能為力的。

由此可見，無論是對于社會主義民主還是西方的民主，“應然”的研究方法所得出的結論與民主的實際發(fā)展狀況都沒有什么真正的聯(lián)系。

為了推動和預見社會領域和政治領域的實際發(fā)展，我認為應該提倡和強調“實然”的研究方法。這種方法要求：1.首先要弄清所要研究的問題的各方面的現(xiàn)實狀況到底是怎樣的;2.探討這種現(xiàn)實的狀況是怎樣造成的?造成這種狀況的主要因素有哪些?在造成目前狀況的過程中每一種因素的地位和作用如何?這些因素之間是如何相互影響、相互制約、相互作用的?其相互作用的過程是怎樣的?3.再進一步就是要研究這些因素是怎樣產生的?它們產生的各種具體的條件和背景如何?4.在實踐的進一步發(fā)展中，這些因素以及它們之間的關系又會發(fā)生什么變化?人們可以和應該如何影響這些因素的狀況以及它們之間相互關系的狀況，并通過這種影響來達到人們的某種目的?5.在以上分析的基礎上進行綜合，概括出一些理論上的結論，揭示出一些規(guī)律來。

這樣一種研究方法顯然和“應然”的研究方法不同。但它并非就事論事。它不但需要理論指導，而且還需要有駕馭和運用各種理論的高超的能力，并通過研究而概括出一些真正的理論來。這種研究還要吸收“應然”研究中的某些積極的成果，以使研究能和實現(xiàn)人們的一定目標結合起來。

進行“實然”的研究，第一步就是要如實地、正確地描述現(xiàn)實的狀況。這個問題看起來容易，做

起來卻是很難的。它不僅要有很高的理論水平和洞察力，而且還要有很大的勇氣。現(xiàn)實雖然是每個人都生活在其中，因而每個人都看得見、摸得著、感受得到的，但是人們對現(xiàn)實事物的觀察從來就要受到觀察工具的影響，而在觀察工具背后則又有某些理論在支持著它。這方面在社會科學中尤其如此。因此，若沒有一定的理論作為分析框架，要想如實地、正確地描述現(xiàn)實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對現(xiàn)實的描述往往又可能觸犯人們某種既成觀念，特別是這種觀念背后的利益，因而帶來政治風險。這就需要人們有相當?shù)挠職狻囊陨蟽煞矫婕纯煽闯觯肴鐚嵉孛枋霈F(xiàn)實的狀況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有了這一步，我們就為“實然”的研究打下了一個好的基礎。再進一步分析各種影響因素和這些因素可能的發(fā)展狀況，也就比較容易了。

所以，如實地、正確地描述現(xiàn)實乃是一項最重要的工作，特別是當我們要揭示現(xiàn)實的運行機制時，更是如此。為了要很好地做到這一點，關鍵是要有一個適宜的理論分析框架。這一框架的宏觀層次的理論是經典作家早已為我們準備好了的，這就是唯物辯證法。它的最基本、最核心的觀點就是認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在相互聯(lián)系、相互影響、相互制約、相互作用之中不斷地向前發(fā)展的。這種發(fā)展的過程經歷著從量的變化到質的變化，而且循著螺旋形的路線曲折前進的。這種發(fā)展的軌跡是由各種力量相互作用的合力表現(xiàn)出來的。這種發(fā)展的動力是事物內在矛盾的對立和統(tǒng)一。這就是我們進行“實然”分析在宏觀上的理論指導。

但是，用宏觀的理論直接地分析各種具體的現(xiàn)實事物還不行，因為它太抽象。由于太抽象，在分析具體問題時每個人都會有不同于別人的個人的理解，其結果往往陷入片面的和錯誤的認識。例如長期以來，人們把哲學上的對立統(tǒng)一規(guī)律直接用于分析具體事物，把哲學上的矛盾的斗爭和矛盾的統(tǒng)一簡單地等同于現(xiàn)實生活中具體事物中的斗爭和統(tǒng)一。于是便片面地強調事物的斗爭性，到處人為地設置對立面，用所謂的兩分法去對待一切復雜的事物。其結果便造成長期的人與人之間的分裂和對立，對社會發(fā)展產生極大的破壞作用。特別是所謂的兩分法，已成為人們思維的定勢，其危害是很深遠的。它使人們在思考任何事物時都只注意兩端，而忽略了更為復雜也更有意義的中間地帶和中間環(huán)節(jié)。回顧我們多年在政治領域和意識形態(tài)領域中所發(fā)生的錯誤，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濫用對立統(tǒng)一概念引起的。這就說明，把宏觀理論直接用于分析具體事物的不可行性。所以我們可以說，揭

示的世界發(fā)展的宏觀理論是完全正確的，但是它缺乏一個中觀和微觀層次的、具有普遍意義的、適合于一般人分析具體事物的分析工具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理論框架。這就需要尋找適合于這個要求的分析概念，并在此基礎上形成一個中、微觀層次的理論框架。

尋找適合的概念工具，是一件非常嚴肅的工作，它必須符合一些必要的條件：它必須能體現(xiàn)宏觀理論的精神，又必須能如實地反映事物在中、微觀上存在的狀況。宏觀理論的精神已如前述，就是承認事物都是處于相互聯(lián)系、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相互制約之中不斷向前發(fā)展的。而事物在中、微觀上存在的狀態(tài)，一是表現(xiàn)為事物在一定的條件下形成既互為條件、相互依賴，又因利益的和意志的差異而互相作用的狀況;二是表現(xiàn)為事物相互作用在形式上的多樣性和方向上的確定性;三是表現(xiàn)為事物相互作用中各方在地位上的不平衡性。這就是說，我們所尋找的概念工具必須符合上述的要求。我認為，當代社會科學的深入發(fā)展已經為我們提供了這樣一個合適的概念，這個概念就是“權力”。

權力這個概念過去我們理解得比較狹窄，即僅僅是指國家政權及其派生物。但是當代社會科學的研究已經把這個概念的涵義大大地擴展了，并已形成共識。那就是把權力作為一種廣泛的影響力來看待。因此認為，一般地說可以把權力定義為：根據(jù)自己的目的去影響他人行為的能力。這就是說，權力是一種力量，依靠這種力量可以造成某種特定的局面或結果，即是使他人的行為符合于自己的目的性。這樣就賦予這個概念以廣泛的適應性和極大的靈活性，因而它也就被引入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心理學、軍事學、國際關系學等社會科學的多種領域，成為人們分析該領域內事物相互作用的普遍性工具了。在政治學領域中使用權力的概念，就應將它具體化為政治權力，以區(qū)別于其他領域中的權力。因此我們可以這樣來定義政治權力：政治權力就是某一政治主體依靠一定的政治強制力，為實現(xiàn)某種利益或原則而在實際政治過程中體現(xiàn)出的對一定政治客體的制約能力。這個定義中包含著政治權力的如下一些要素：第一，權力主體;第二，目的性(即利益);第三，強制力(亦包括非強制力的借用);第四，權力作用的對象(即權力客體);第五，權力主體對客體的一定作用方向與方式;第六，權力格局;第七，權力關系的穩(wěn)定程度。

由此可見，政治權力所反映的是各種政治體(群體或個體)之間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相互制約的狀況，并強調這種影響、作用和制約的方向、不平衡性和實際結果。只要我們不把各種政治體看作是孤立的和靜止的，那么在其相互關系中就必然貫穿著權力現(xiàn)象。所以用政治權力這一概念工具去研究和分析政治現(xiàn)象，既符合于宏觀理論的精神，又能如實地反映事物存在的基本狀態(tài)。因此，不但不應排斥政治權力概念，而是應該把它吸收進來作為自己在中、微觀層次上的基本分析工具，并以此來建立新的政治學體系，即體現(xiàn)著“實然”研究方法的政治學體系。這樣，我們就為“實然”的研究方法找到一個好的、有效的分析工具。

但是為了進行“實然”的研究，僅僅有政治權力這個概念工具還不夠，還必須以此為基礎來構造一個基本的理論框架。我認為，這個基本理論框架至少應該包括如下幾個方面：第一，政治權力的主體;第二，政治權力行為;第三，政治權力關系;第四，政治權力運行機制。

政治權力主體所涉及的是政治權力能量的源泉問題。政治權力之所以能在政治過程中作用于他人，就是因為它具有一定的能量。這種能量是權力主體的能動性通過其結構而轉化的。因此就應該研究主體的特征和結構，結構與功能的關系，以及各種具體的政治權力主體的狀況。

政治權力行為所涉及的是權力主體如何作用于客體以及客體對主體的反作用問題。這就要研究政治行為產生的條件和過程，研究政治行為和政治心理的關系，研究各種政治行為模式。

政治權力關系所涉及的是各種政治體之間以政治行為為中介所形成的特定格局。研究這種格局所體現(xiàn)的客觀實在性，及其形成的現(xiàn)實條件，進而研究各種政治關系模式等等，就使我們能進一步認識政治權力的運動及其在政治過程中的作用。

政治權力運行機制則是要研究政治權力運行的總的規(guī)律，包括政治權力運行的原理、政治權力能量形成的機制、結構與功能轉化的機制、政治行為的運行機制等，從而使我們對政治權力的認識達到更深的層次。

把上面這幾方面的內容結合起來所構成的政治權力的理論分析框架，就為“實然”的研究方法提供了一個有力的理論工具。并可能對我國政治學研究的新體系的形成產生直接的影響。

作為新的認識工具，它應能使我們認識原來認識不到的東西，猶如顯微鏡和望遠鏡那樣。

例如關于民主的問題，如果我們從權力現(xiàn)象的角度去觀察，我們就會看到，民主主要表現(xiàn)為一種自下而上運行的權力。它是在政治管理系統(tǒng)中處于被管理地位的多數(shù)人對于處于管理地位的少數(shù)人的制約。這種制約一般地表現(xiàn)在兩方面：一是決定由社會上的哪些人去充當管理者，這是以選舉和授權形式實現(xiàn)的;二是影響政府的決策和政策的執(zhí)行，這是人們運用政治權利采取選舉之外的其他形式實現(xiàn)的。如下圖所示：

(附圖)略

篇（3）

自由主義作為一種政治學思想其特征可歸納為幾個方面：個人主義、普遍主義和改良主義等。其中個人主義可以被視為自由主義政治思想的靈魂，其它特征都要以維護個人主義這一思想作為其主旨。個人主義意味著：（1）個人是道德價值的最終單位；（2）社會擁有作為恰當目標的對于個人的益處，不存在超越或凌駕于個人益品之上的社會益品;（3）個人的福利需要人們盡可能地作出自己的選擇。［1］簡言之，自由主義認為只有在對個人充分尊重的基礎上才能形成真正的關于社會集體事務的公共理性，個人擁有自我選擇、自我決定的權利。要實現(xiàn)這一目標個人首先必須是平等的單元和價值的終極。所以對“平等”的訴求是實現(xiàn)自由主義理論的基本前提。雖然自由主義的思想具有某些極端性色彩，并遭到其它政治理論的批判，但自由主義思想傳統(tǒng)內部在不斷變革創(chuàng)新，企圖將其思想日臻完善。尤其是20世紀末興起的新自由主義理論使自由主義的政治哲學又以新的面貌呈現(xiàn)在世人面前。

一、“正義”成為自由主義的新主題

以羅爾斯正義論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理論的興起為古典自由主義理論注入了新的活力。新自由主義與古典自由主義的區(qū)別在于：古典自由主義關注的主題是自由，而新自由主義關注的主題是正義。羅爾斯指出：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正像真理是思想體系的首要價值一樣……同樣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們如何有效率和有條理，只要它們不正義，就必須加以改造或廢除”。［2］3羅爾斯認為正義是評價現(xiàn)代社會制度是否合理的唯一標準。羅爾斯認為正義的內涵首先就是平等。

在古典自由主義時期就已經提出平等的政治概念。自由、平等、博愛是資產階級革命的口號。古典自由主義者認為，平等也是一種權利，即每個人都平等地享有權利。資產階級尤其強調“天賦人權”，“天賦人權”是指國家不能以任何理由和名義剝奪公民的權利。在強烈的權利意識下，自由也被納入權利范疇之中。由于基本權利為每個人都平等地享有，每個人都要求一種權利上的平等。因此，古典自由主義的自由原則，又是權利原則，同時也是平等原則。

古典自由主義產生于資本主義社會自由競爭時期。古典自由主義所處的歷史時代決定了它對平等的理解僅限于形式。因為古典自由主義雖然提出了平等的理念，但只是抽象的、形式的平等，在現(xiàn)實的政治生活中并沒有使平等的理念真正實現(xiàn)。羅爾斯賦予平等更加豐富的內涵。羅爾斯認為平等有形式的平等與實質平等之分。一種是政治上的平等；一種是經濟上的平等。古典自由主義關注前者，新自由主義關注后者。

形式平等的理念同制度相關聯(lián)。平等的權利原則歸根到底是一種制度原則，這種制度就是法律制度。形式平等就其實質而言就是權利平等，權利平等是由法律體系和法律制度來保障確立的，法律規(guī)定的權利為每個人平等的享有。因此，真正支撐形式平等理念的是現(xiàn)代民主法律制度。

啟蒙思想在反抗宗教的思想禁錮和神權統(tǒng)治的運動中產生，當神權統(tǒng)治被了之后，人在上帝面前的神恩平等變成世俗的法權平等。資產階級革命打碎了幾千年的特權等級制度，每個人在政治上的平等以法律制度的形式予以確認，人們享有平等的自由權。古典自由主義所理解的平等也就僅限于此。這種形式的平等是遠遠不夠的，人類的不平等更多地體現(xiàn)為經濟的不平等，特別是在啟蒙哲學之后的歷史時期。工業(yè)革命創(chuàng)造和積累了巨大的物質財富，但是許多人并沒有因此而擺脫貧困，相反貧富差距越來越大，弱勢群體更加邊緣化。羅爾斯認為這些所有的不平等在于整個社會基本結構和社會分配政策的不公平。因此，只具有形式平等是不夠的，必須實現(xiàn)實質的平等。所以他對平等的概念進行了全新的闡釋。

二、平等的三種樣式

在羅爾斯看來認為平等具有三種樣式。它們是自然的自由、自由的平等和民主的平等。

羅爾斯認為歷史上前兩種平等觀念在人們的社會生活和思想中曾經有著重要影響，即自然的自由和自由的平等。自然的自由是一種基本自由市場制度的平等，它可以被認為是早期自由主義者所堅持的平等。這種平等取消了封建等級制度的階級差別和固定特權地位，將人看作是完全自由平等的個體。它要求一種完全自由的市場經濟制度，每個人都能有同等的權利進入市場參加競爭，并在市場中盡其所能地獲得相應回報。但自由競爭的市場體制下的平等只局限于形式的平等，因為在看似公平的市場競爭中，人們往往在兩方面是不平等的：一方面進入市場的前提和基礎是不平等；另一方面是市場競爭的結果是不平等，前者的不平等導致了后者的不平等。在自然的自由體系中，個人的前途（收入、財富和機會等）總是受到自然偶然性和社會任意性的影響，如天賦能力的高低、家庭出身和社會環(huán)境的好壞等。羅爾斯由此認為：自然的自由體系最明顯的不正義之處就是它允許分配的份額受到這些從道德觀點看是非常任性專橫的因素的不恰當影響。［2］72自由的平等力圖解決由社會和文化環(huán)境給人造成的不利影響，它通過增加教育機會、實行再分配政策和其他社會改革措施，為所有人提供一種平等的出發(fā)點。自由的平等可以被看作是18世紀自由主義的平等觀念，是對“放任自由主義”的超越，也是對靠純粹“市場”調節(jié)分配收入地反省。自由的平等應該說比自然的自由體系更可取，但羅爾斯認為它同樣有不完善的地方。原因在于即使它完善地排除了社會偶然因素的影響，但它還是允許財富和收入的分配受能力和天賦的自然分配的影響。這從道德的觀點上看是不合理的。就像通過歷史和社會的機會來確定收入和財富的分配是不合理的一樣，讓天資的自然分配來確定這種分配也同樣是不合理的。一般來說，造成人們之間不平等的原因有兩種，一種是社會和文化的，人們在出身、環(huán)境、教育、家庭等方面具有很大的差別，有些人比其他的人更為“幸運”；另一種是自然的，人們生來就具有不同的天賦，有些人高一些，有些人低一些。人們通常認為，產生不平等的社會文化因素經過努力是可以消解的，但自然的因素卻無法消除。如果人們的自然天賦（智力、體力、理性和想象力等）方面存在著消滅不了的差別，那么在實際的社會生活中就永遠存在不平等。羅爾斯認為，僅僅消除由社會文化因素產生的不平等是不夠的，還應該消除由自然因素產生的不平等。在此意義上，羅爾斯認為自然的自由與自由的平等都是不可取的。自然的自由只是形式的平等，沒有觸及實質平等。自由的平等雖然有向實質平等邁進的趨勢，但并不全面。以一種深切的道德關懷來講，人類社會應該解決一切不平等，不論是社會因素造成的不平等還是自然因素造成的不平等。由此，羅爾斯提出了自己解決不平等的理論范式，即民主的平等。羅爾斯認為民主的平等相對于自然的自由和自由的平等而言是最理想的平等觀念。

對于民主的平等，羅爾斯認為最好通過結合機會公平的原則與差別原則來達到。差別原則的核心觀念：所有的社會基本善——自由和機會、收入和財富及自尊的基礎——都應該被平等地分配，除非對一些或左右社會基本的一種不平等分配有利于最不利者。差別原則體現(xiàn)了一種不平等社會下的最大平等理想和觀念。

羅爾斯認為，一個理想社會的分配方式應該是完全平等的，但這是不可能的。如果任何社會都無法做到完全平等，那么就應該爭取達到相對而言最大的平等。社會中最需要幫助的是那些處于社會底層的人們，他們擁有最少的權力、機會、財富和收入，社會不平等最強烈地體現(xiàn)在他們身上。這些人被羅爾斯稱為“最少受惠者”。一種正義的制度應該通過各種社會安排來改善這些最少受惠者的處境，增加他們的希望，縮小他們與其他人之間的分配差距。這樣，如果一種社會安排出于某種原因不得不產生某種不平等，那么它只有最大程度地增加最少受惠者的利益他才是正義的。

差別原則構成羅爾斯“正義論”的核心思想。從平等角度而言，差別原則體現(xiàn)了實質平等的觀念，表明了羅爾斯想解決一切不平等的政治理想。

三、正義原則

在對平等的概念的全新的認識的基礎上，羅爾斯提出了正義理論。

羅爾斯首先提出正義一般的直覺性的觀念，即所有的社會基本善——自由和機會、收入和財富及自尊的基礎——都應被平等地分配，除非對一些或所有社會基本善的一種不平等分配有利于最不利者。這個一般的正義觀體現(xiàn)為兩個正義原則。

第一個原則：每個人都擁有與其他所有人同樣的自由體系相容的、最廣泛平等的基本自由體系的平等的權利。

第二個原則：社會和經濟的不平等應這樣安排，使它們：（1）在與正義的儲蓄原則相一致的情況下，適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2）依系于在機會公平平等的條件下職務和地位向所有人開放。［2］302

如果說第一個正義原則體現(xiàn)了形式正義的觀念，那么差別原則則體現(xiàn)了實質正義的觀念。正義的一般觀念是闡明什么樣的平等觀是符合正義的，羅爾斯在此是要表明：不正義就僅是那種不能使所有人得益的不平等。兩個正義原則是對這一觀念的具體原則支撐并作為社會基本制度的分配原則。

羅爾斯認為，這兩個正義原則主要適用于社會的基本結構。他將社會大體上分為兩個部門，即政治領域和經濟領域。第一個正義原則適用于政治領域，它用以確保公民的平等的自由。對于羅爾斯來說，平等雖然非常重要，但自由同樣不能忽視，否則將會同古典自由主義一樣犯簡單化的毛病。羅爾斯在自己的正義中給自由一個價值定位，或者說在正義的框架中給自由以相應的理論位置。在啟蒙的價值譜系中，自由位于首位。羅爾斯在自己的理論體系中，同樣接受了這一價值譜系的安排。

第二個正義原則適用于社會經濟領域。羅爾斯把公平的機會平等原則作為第二個正義原則的第一部分，而將差別原則作為第二部分。可以說，最能代表羅爾斯平等觀念的就是差別原則。羅爾斯指出如果存在滿足上述兩原則的制度結構，它只有在達到下述目的時才是公正的，即當且僅當境遇較好者的較高期望是作為提高最少獲利者的期望計劃的一部分而發(fā)揮作用時。差別原則最簡單直接的觀念，社會結構并不確立和保障那些狀況較好的人的較好前景，除非這樣做適合于那些較不幸運的人的利益。

羅爾斯的兩個正義原則實際上體現(xiàn)的都是平等的政治價值，第一個原則用來處理平等的自由，第二個原則用來處理平等的分配。自啟蒙時代以來，自由、平等和博愛就成為現(xiàn)代社會追求的重大價值目標，但在實際上，人們只能很好的解決自由（古典自由主義的貢獻），而對于平等和博愛卻無能為力（古典自由主義的局限）。羅爾斯認為自己的“正義論”能夠很好的把三者統(tǒng)一起來：第一個原則確保了平等的“自由”，第二個原則的第一部分（公平的機會平等原則）確保了“平等”，第二個原則的第二部分（差別原則）確保了“博愛”。

經濟平等不能在古典自由主義理論中出現(xiàn)，在于古典自由主義把“自由”作為市場經濟的最好理解。市場經濟讓人們在其中自由選擇，盡最大努力創(chuàng)造和實現(xiàn)自己的價值，自己掌握自己的命運。由于市場和放任主義政策在產生贏家的同時也產生了輸家，如果不考慮到經濟上的平等，不以差別原則作為補充原則，弱勢群體將得到不公平待遇。而解決這些問題，實現(xiàn)真正的機會平等的效果將是采取某種福利主義的、再分配的稅收政策，以幫助那些受到不公平待遇的的劣勢群體。

新自由主義則希望國家對市場進行干預，以防止市場的任意性對社會造成極大的不平等。古典自由主義堅持市場下的自發(fā)分配，人們憑借自己的才能智力在市場中獲得相應的回報并作為自己的財富和私有財產而不可侵犯，因此那些天生有殘障或缺陷者淪為貧窮者也是應該的。新自由主義力圖糾正這種自發(fā)的市場分配，以國家的名義實行再分配以實現(xiàn)社會的正義。新自由主義強調正義總意味著平等，因此，它必須解決市場經濟下的不公正，調整經濟上的不平等，最終實現(xiàn)政治平等和經濟平等的內在統(tǒng)一。

總之，羅爾斯的正義理論超越了古典自由主義對正義的理解。古典自由主義過于強調個體權利，包括政治參與的權力、言論集會的權利和私人財產的所有權的。尤其強調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這表達了對君主專制時期對個性壓制的一種反抗。在資本主義自由競爭時期社會財富急劇集中，雖然生產力大大提高了，但并未使普通社會成員過上幸福的生活。絕大多數(shù)的無產階級處于貧困狀態(tài)。正如馬克思所說，工人只有出賣勞動力的自由。工人階級為改變自身的生存狀態(tài)掀起了波瀾壯闊的革命運動。這些革命運動迫使資本主義社會實行一些內部改良。即便如此，資本主義社會中各種各樣的民權運動，如反歧視運動、反貧窮運動、反戰(zhàn)運動等仍然此起彼伏，從未間歇。

羅爾斯試圖確立一套適用于社會基本結構的正義原則，來重新調整基本善的分配，最終實現(xiàn)最大程度的平等。

羅爾斯的平等思想并非平均主義，他仍然保留古典自由主義、個人主義、契約論等特征，只是在堅持自由的基本立場上，使社會弱勢群體的利益得到應有的保障，從而保障他們擁有自由的參與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等生活的權利。只有這樣才能使個人主義這一自由主義的根本特征發(fā)揮，所以不得不承認，羅爾斯的政治哲學思想是自由主義在新的歷史時期的巨大進步。

篇（4）

二、“心理契約”的履行及違背

心理契約是以契約雙方權利和義務擴展而形成的一種維護社會關系的觀念，并成為人們行為基本準則和處理社會關系的規(guī)則。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中心理契約思想是來自于家庭事務管理中父權以及夫權基礎上形成的一種倫理約束的心理狀態(tài)的平衡。在當時的城邦治理過程中，為了追求共同的優(yōu)良生活，城邦通過教育和訓練善民來實現(xiàn)，將人分為:金、銀、銅和鐵三類，將最大的心理契約“善”作為價值判斷。在當時的城邦中，通過善評價引導人們的認知道德體系，確立人們的行為實現(xiàn)，形成有等級的次序準則，以此來規(guī)范當時的社會關系，在城邦治理中，心理契約的滿足或履行即認為是正宗政體，也就是照顧到大多數(shù)人公共利益的君主、共和、貴族政體，反之，則為，心理契約的違背，這種心理契約思想實質上是一種倫理契約思想，它存在于人們的道德約束中，是由當時社會生產歷史條件決定的，也是當時城邦治理中人與人之間“互的產物”。有研究者指出:在中國，雖然沒有“社會契約”這一立意非常明確的學說，但也有類似的思想。它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墨翟。他認為原始社會是一個沒有秩序、如同野獸一樣的社會，并認為，天下之所以如此之亂，原因在于“無政長”，于是人們立天子、置諸侯，組成了國家。其實，中國的君為天等思想也是一種心理契約思想，只是散落于各派的大思想家中，并未形成系統(tǒng)的理論而已，但是不可否認的是在某種程度上它存在我國古代社會中。美國學者查爾斯•弗里德在其《契約即允諾》中寫到:在休謨看來，人身安全、財產保障和契約責任是文明社會的基石。從這個意義上講，心理契約無論是關系性契約還是交易性契約，在亞里士多德《政治學》中的心理契約思想都是當時希臘社會的一種表現(xiàn)，同時它的這種心理契約思想為當時的城邦管理提供了必要的思想基礎。心理契約一旦按照原定預想的情況進行，則不存在違背問題，反之，理想的心理契約情景就會被打破。心理契約違背存在以下情況:第一，個體與群體之間有沖突，不能進行合作;第二，個體與群體失去理性，不愿意再維護雙方建立的心理契約規(guī)則;第三，個體與群體在認知想法、思維方式等方面存在較大差異;第四，最重要的是，各自在最初約定的心理契約的利益或者需要被打破時，現(xiàn)有的秩序關系不能滿足各自利益的需要。細致閱讀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我們看到，當群體出現(xiàn)心理契約違背的時候就是政體的變革，比如很少照顧到公共利益的僭主政體、寡頭政體、平民政體，在家庭事務管理中或城邦管理中出現(xiàn)非“善”民或者“暴”民等，盧梭在《論社會公約》中闡述“怎樣找到某種形式的結合，使這種結合能夠動用成員的集體力量來保護其結合者的人身和利益;而且在這種結合下，每個人在和別人結合的時候并不是使自己服從于其他的人，而是僅僅服從于他自己，并且仍然像從前一樣自由”。這便是社會契約所要解決的根本問題。我們用美國心理學家拉塞爾采用情緒評價和歸類的方法，對心理契約履行以及違背的情況進行評價。第一，在個體與個體或個體與群體之間，利用情緒評價方法，把情緒劃分為兩個維度:愉快度和強度。在愉快度維度上可以劃分為愉快和不愉快，在強度維度上生活概念可以劃分為中等強度和高強度。一旦出現(xiàn)心理契約違背，就會出現(xiàn)沖突，不愉快。第二，在群體之間，心理契約違背直接關系到組織個體(公民行為)。違背會出現(xiàn):破壞、越軌、濫用、沖突等惡意行為，出現(xiàn)政體變革。心理契約履行與否主要決定于是否滿足各自利益需要。

篇（5）

（一）發(fā)展型地方政府與空氣污染治理的困境一般認為，中國現(xiàn)今環(huán)境問題的一個重要體制性根源在于地方政府的發(fā)展主義特性。由于地方政府在推動中國經濟發(fā)展過程中的重要作用，環(huán)境問題的產生和環(huán)境治理兩者在空間尺度上具有較大不一致性。正如白雪梅分析城市地方政府環(huán)境治理的困境一樣（BaiXuemei，2007：15－29），把類似空氣污染的環(huán)境問題整合進地方政治面臨著兩個基本困境：首先，在緊迫度方面，發(fā)展中的地方面臨著更加緊迫的地方經濟發(fā)展問題；其次，在尺度方面，環(huán)境議題超出了地方政府的關注范圍，地方政府處理環(huán)境問題在空間、時間和制度三個維度都是困難的。空間維度的困難是指，地方政府一般會認為環(huán)境問題超出了其管轄范圍，應該交由全國性政府去完成；時間維度的困難是，地方政府一般會認為處理環(huán)境問題超出了其任期范圍。環(huán)境問題的出現(xiàn)不是一朝一夕的，其治理更是需要一個較長的時段，因此，政府官員并沒有強烈的動機去在自己有限的任期內應對環(huán)境問題；制度維度的困難是，由于地方政府在縱向上要受到更高層級政府的約束，在橫向上要面對地方經濟社會組織的壓力，因此環(huán)境治理對于它們而言已經超出了自身的職責范圍。地方政府的發(fā)展主義和其在治理污染問題上的激勵缺乏當然也反應在空氣污染上。如果瀏覽中國近30年空氣污染治理的歷程，就會發(fā)現(xiàn)，空氣污染的防控和治理總是在“疲憊地追趕”高速發(fā)展和變遷的經濟狀況。20世紀70年代，空氣污染治理的主要對象是煙塵；到了80年代，中國大氣污染防治進入以酸雨治理為核心的第二階段，重點轉移為對硫等污染物進行集中控制。從20世紀初開始，中國溫室氣體排放成為全世界聚焦的一個中心，溫室氣體的減排使得中國如何在能源消費方面采取節(jié)能措施、提高能源效率、調整工業(yè)結構成為新的問題。最近10年左右，中國大氣污染的復合型特征日益增強，高濃度的一次污染和二次污染同時存在，城市灰霾天氣不斷增多。這種新的空氣污染引發(fā)了公眾的強烈關注，特別是從近兩三年起，二次污染、復合污染、區(qū)域污染等這些名詞開始進入公眾的視野，對政府和環(huán)保部門的環(huán)境績效構成了較大的社會壓力。但二次污染物在很長一段時期內，未被列入空氣污染物指標體系，因為一旦列入則意味著中國七成城市的空氣質量不達標，環(huán)保部門近30年來的空氣污染治理又將面臨一份“滿紙黯然的成績單”。總體而言，不同階段經濟發(fā)展所造成的空氣污染使得污染的控制策略不得不相應地發(fā)生變化，但是這種“倒逼”機制始終太過滯后和低效。因此，要從目前的總量控制真正轉向質量改善，真正從環(huán)境和資源的可持續(xù)發(fā)展以及公眾的健康出發(fā)進行污染治理，把空氣污染的議題維持在公共議程中，就需要把空氣污染從一個地方性的議題變成國家性的議題，在這個過程中，國家需要發(fā)揮首要作用。

（二）復合型區(qū)域型空氣污染形態(tài)和治理體制的困境中國近30年快速的工業(yè)化和城市化使得多種空氣污染問題在30年內集中出現(xiàn)。這些污染問題并不是國外上百年工業(yè)化和城市化過程中出現(xiàn)的污染問題的簡單疊加，而是一種更加復雜的污染狀況。因此，中國目前的空氣污染呈現(xiàn)出“復合型”和“區(qū)域性”①兩種特征。首先在“復合型”特征方面，中國現(xiàn)今的空氣污染是發(fā)達國家各個污染階段的濃縮體，快速工業(yè)化和城市化發(fā)展使得一次污染和二次污染同時集中出現(xiàn)。其次在“區(qū)域性”特征方面，關于空氣污染這個議題到底更具有地方性特征還是更具區(qū)域型特征，其實在國外就早有爭論（Switzer，1998：191－192）。空氣污染在其源頭上可能更多地來自固定點源污染，具有很強的地方性，但是空氣污染物會隨著氣象條件而長距離傳輸，因而經常呈現(xiàn)出跨行政轄區(qū)界限的區(qū)域性特征。然而，相較于復合型和區(qū)域型的污染形勢，中國現(xiàn)行的大氣污染控制策略和管理體制卻暴露出嚴重的弊端。首先，現(xiàn)行的空氣污染控制是一種量化控制。在現(xiàn)行官員考核制度和激勵機制下，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考核一般采用、同時也被認為最便捷高效的辦法就是量化考核，抽象的、難以測度的指標往往無法被采用②。在這種指揮棒下，地方官員的目標是對上負責，完成指標、做足數(shù)字。就空氣污染而言，政府關注的始終是“排放量”而不是“空氣質量”。這也就是說，目前的空氣污染控制和管理只是需要各級政府對現(xiàn)下有明確規(guī)定的某種污染物進行排放量的控制，完成其減排量。而這些污染物的選取并未見得反映空氣污染的真實狀況，真正的空氣質量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是無人負責的。這種單一總量的考核機制很難用以應對復雜的污染現(xiàn)狀，因此空氣污染治理的實際效果非常有限；其次，中國的空氣污染管理模式是行政轄區(qū)區(qū)隔的管理模式，以行政區(qū)劃為基本單位進行考核和管理，各地之間難以進行真正的協(xié)調治理。空氣污染監(jiān)測數(shù)據(jù)表明，高速發(fā)展的城市化和區(qū)域經濟一體化使得中國地區(qū)空氣污染一體化現(xiàn)象日趨明顯，各城市的大氣污染正逐漸從局地污染向區(qū)域污染演變。盡管大氣污染越來越呈現(xiàn)出明顯的區(qū)域特征，但是現(xiàn)行的環(huán)境管理還是沒有太多突破行政轄區(qū)區(qū)隔化管理的窠臼。近幾年，雖然中國也出現(xiàn)了一些區(qū)域性大氣污染的試驗，比如中國的四大城市在近幾年的大型事件中，都不同程度地采取了“聯(lián)防聯(lián)控”，通過聯(lián)合相鄰城市采取共同措施控制城市的空氣質量。但是，這種區(qū)域性空氣污染治理目前還遠遠沒能形成一種長效的機制。目前，面對空氣污染的區(qū)域性特征，中國現(xiàn)有的制度架構和政府體制中還沒有一種相對常態(tài)和成熟的制度安排以解決這一問題。復合型、區(qū)域型空氣污染時代的來臨意味著治理尺度怎樣的變化？它們對于現(xiàn)行空氣污染治理體制，乃至整個治理體制會產生什么樣的沖擊呢？首先，復合性的空氣污染形態(tài)意味著以“指標”為核心的考核和激勵機制將面臨“失敗”的局面。諸如PM2．5這種二次污染指標無法用單一污染物排放量限定的方法來控制，如果說原來的污染治理尚可以“頭痛醫(yī)頭腳痛醫(yī)腳”，現(xiàn)在的情況則是連這一點都難以為繼了。也就是說，傳統(tǒng)的通過指標、配額方式進行治理的方式已經越來越低效；其次，區(qū)域性的空氣污染也意味著以行政轄區(qū)為區(qū)隔的治理體系在很大程度上將不得不被打破。值得注意的是，我們看到中央政府仍然試圖在現(xiàn)有的考核體制下去解決轄區(qū)間的交互影響問題③，但是這種努力可以期待的績效和適用性是值得懷疑的。在遭遇更復雜議題的情況下，這種區(qū)隔化的管理方式不可避免地走到盡頭。空氣污染就是這樣一個議題：一個轄區(qū)的污染源可能對諸多其他地方帶來污染，同時，任何地方也不可能視其他地區(qū)的污染為于己無關。各地之間互相污染、交叉污染，并且這種交互影響的不確定性和不可控性要強過水污染等其他跨域環(huán)境問題。

（三）風險社會及其民主意涵空氣污染是一種典型的生態(tài)風險。風險不僅是一種客觀存在，更是一個社會和集體建構的過程。雖然風險必定部分地來自于事實，但其更重要的部分在于大眾通過社會的公共交流對風險進行闡釋、界定和認知的過程（Strydom，2002：84）。也正因為如此，空氣污染對思考當今中國國家和社會之間的關系形態(tài)也提供了很好的一個切入點。現(xiàn)階段的中國，在空氣污染控制和防治方面，出現(xiàn)了一種“民意已過河，政策摸石頭”的現(xiàn)象，民眾在很大程度上已經走在了政府的前列。以PM2．5為例，民眾是促使政府將這項污染物納入污染評估指標體系的直接推動力。早在政府作出反應之前，民間就已經開始了各種形式的空氣質量調查，公眾、環(huán)保NGO和媒體持續(xù)關注PM2．5數(shù)值變動，甚至走上街頭自主去監(jiān)測PM2．5數(shù)據(jù)；一些活躍的民間環(huán)保人士通過社會媒體引導公民參與空氣污染的測量，推動政府的污染數(shù)據(jù)公開以及空氣污染立法進程。環(huán)保人士潘石屹等人在微博上發(fā)起關于空氣質量立法的動議，倡議應該對清潔空氣立法。社會的壓力最終促使環(huán)保部拿出了空氣污染治理的時間表，擬定在2016年前分階段地將PM2．5納入空氣質量體系。為什么空氣污染這個議題突出地展現(xiàn)了這一點？傳統(tǒng)上，政府可以利用其對科學技術的掌握及其對話語的壟斷，來阻止污染等風險事實進入公眾的視野。對于政府而言，總是希望很好地去“管理風險”，對民眾的風險意識進行引導，通過專家壟斷技術知識的定義和解釋，進行“安全敘述”（郭巍青、陳曉運，2011：95－122）。但是，在面對空氣污染這樣的新型治理問題時，民眾卻并不會一味受制于國家對風險的管理，民眾作為環(huán)境風險的直接感受者，能夠用自身的日常性知識，也就是“社會文化理性”（Fischer，2000：40－44），來對抗國家對于科學和技術理性的壟斷。國家與公民社會的這種新的力量格局，再加上長期以來國家對于公民表達的行政壓制、體制運作中的協(xié)商不足等等，都更進一步地導致了公民對政府不信任的累積和發(fā)酵。從這個角度講，我們看到了現(xiàn)代國家治理尺度的下移，更重要的是，類似空氣污染這樣環(huán)境風險議題的出現(xiàn)賦予了人們加深和拓展民主的機會，推動人們去更加積極地進行政治參與、公開討論和民主協(xié)商，理性面對危及公民切身利益和社會安全的風險，增強作為一個普通公民對于自然問題以及人與自然關系問題的發(fā)言權，爭取公共決策者、技術專家以及普通公民之間更加平衡的權力－責任的關系。

二、保障型國家———國家角色再認識

治理的尺度是一個描述性概念，但它同時也存在著一定的價值意涵。通過尺度的討論，這一概念將治理的跨域化、在地化以及協(xié)力治理等多種治理的趨勢整合起來。同時，這一概念也促使人們去思考：在面臨諸如空氣污染這類新的議題時，怎樣在新的治理實踐中對尺度和空間進行新的定義，治理的邊界怎樣被實體地和社會性地重構？而這些又為我們改進公共政策提供了怎樣的啟示？更重要的是，面對現(xiàn)代國家治理尺度的變遷，國家需要在治理的實踐中怎樣做出回應和應變？這一問題沒有一個簡單的答案，但是，本文認為，事實上吉登斯所提出的“保障型國家（EnsuringState）”（吉登斯，2009：9）概念已經為我們思考這個問題提出了一定的框架。“保障型國家”囊括了空氣污染治理過程中我們所需要面臨的最重要的三個維度的思考，即：國家獨立于利益集團來倡導環(huán)境政策的自主性、中央政府對于環(huán)境政策的貫徹力以及在環(huán)境議題上國家與社會的有序互動問題。“保障型國家”是吉登斯在《氣候變化的政治》一書中提出的概念，“氣候變暖的問題很多人都在談，但很少有人愿意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把自己的行為與氣候變暖的問題聯(lián)系起來”———吉登斯將這種現(xiàn)象命名為“吉登斯悖論（GiddensParadox）”（吉登斯，2009：2）。為了解決這一困境，吉登斯提出了“氣候變化的政治”的概念框架。這個概念框架主要由兩個概念構成：“政治斂合（politicalconvergence）”和“經濟斂合（economicconvergence）”。吉登斯認為，如果政治斂合和經濟斂合兩者之間形成一種良好的互動，就會系統(tǒng)性地推動氣候問題的解決。為此，吉登斯提出了一種更為積極的國家的概念———“保障型國家”。他認為，國家應該在應對環(huán)境問題時扮演“催化劑”、“協(xié)調員”的角色，鼓勵和支持多元的社會團體共同推動好的政策，同時確保環(huán)境治理的切實成效。為此，國家需要在以下幾個方面做出努力：一是，要全力去提高政治和經濟斂合度，比如氣候變化和能源安全就是兩個具有高度關聯(lián)性的公共議題，是尋求政治經濟斂合的一個典型例子；二是要讓氣候變化的關切深入到民眾的日常生活當中；三是要避免讓政治資本流出這個政策領域。因為對抗氣候變化需要長期的政策，那么就需要把這些政策一直置于政治關切的最前端，把它牢固地鎖定在政治議程中。

保障型國家對于我們討論中國的空氣污染治理有著很重要的借鑒意義。首先，中國環(huán)境治理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經濟發(fā)展和環(huán)境保護的矛盾問題，這個問題在本質上是吉登斯悖論的一種表現(xiàn)。保障型國家應該在這種矛盾中擔當起環(huán)境議題倡導者的角色，致力于克服經濟發(fā)展的盲目性。事實上，空氣污染從一個地方性議題變成國家性議題也的確經歷了一個過程。吉登斯在其語境下思考保障型國家的出發(fā)點是希望國家改變“去監(jiān)管化”的態(tài)度，加強實質性的國家調節(jié)。對于中國而言，保障型國家首先是確保國家公共政策相對于地方保護主義利益、產業(yè)部門以及能源行業(yè)的自主性。其次，正如吉登斯特別提到的，中國治理氣候變化的政策遇到的最大障礙就是中央政府試圖加強“政治斂合”和“經濟斂合”的各項政策在上令下達的過程中，往往經過層層官僚制的過濾，再次被簡化為GDP崇拜。這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環(huán)境政策的貫徹執(zhí)行問題，是中國環(huán)境治理中關鍵的一環(huán)。在中國，量化考核和目標責任制是國家能力建設的一個重要路徑，國家希望藉此控制地方官員的晉升機會，從而確保國家的重大政策在地方的執(zhí)行以及地方官員對上級政府的忠誠。但事實上，現(xiàn)有方式并不能適應環(huán)境治理中的諸多問題。一方面，環(huán)境指標很多時候是復雜的、不可量化的；另一方面，地方官員為了達到考核目標往往操縱和扭曲真實的環(huán)境信息，在缺乏公民參與以矯正這些信息扭曲的情況下，重大的治理問題往往得不到有效的處理。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講，量化管理和目標責任制等管理方式事實上是削弱了而不是加強了國家的能力（Gao，2009：21－31）。這也正是“保障型國家”的第二個意義向度。以空氣污染為代表的環(huán)境議題為我們重新檢視國家治理能力，加強國家能力建設提供了一個場域。環(huán)境治理需要政府努力尋求環(huán)境政策的政治和經濟斂合，使得環(huán)境意識和環(huán)境政策能很好地與國家其他政治經濟政策結合起來，保障環(huán)境政策的實現(xiàn)。

最后，保障型國家區(qū)別于早期環(huán)境主義以及環(huán)保運動中“對抗國家”的思想，認為應該從現(xiàn)有的體制中尋求解決問題的途徑，這對在中國現(xiàn)有的政治體制下思考空氣污染等環(huán)境治理問題有著很重要的啟示意義。雖然社會運動、抗爭政治似乎是一個古老的政治話題，現(xiàn)有學術研究也有很多集中于關注環(huán)境抗爭，但是這并不一定能反映問題的全貌，尤其在諸如空氣污染這類的環(huán)境問題上，公民的相關行動很多時候并不是高度政治指向的。公民所訴求的并不是挑戰(zhàn)現(xiàn)有政治制度的權威和合法性，而是希望幫助國家、也從國家那里尋求幫助，以改善自身基本的生活環(huán)境。從這個意義上講，公民社會和國家在這類議題上的關系更接近于合作主義或者協(xié)同治理。因此，在保障型國家的框架下，國家尋求與公民社會的互動和互強，通過理性的協(xié)商和審議以共同推動高效的環(huán)境政策的產出和執(zhí)行是解決環(huán)境治理問題的應然路徑。這也是現(xiàn)有政治體制之下中國環(huán)境治理的應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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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師生交往中的權力屬性

根據(jù)交往發(fā)生的條件與基礎，我們可以將師生交往定義為是以教室為主要交往環(huán)境，以師生對話為媒介，以知識的傳授與創(chuàng)造為內容的過程。因此，結合福柯的微觀權力理論以及交往實踐論，我們可以將課堂中師生交往的權力系統(tǒng)作用范圍歸納為以下三個方面，即交往環(huán)境、交往話語、交往內容。

2.1交往環(huán)境

教室是師生交往的主要場所，也是師生交往中權力行使的場所。福柯的微觀權力理論是覆蓋整個歷史和社會的，毋庸置疑，教室這一生產傳播知識的公共場所也是其中不可忽視的一部分。福柯認為，教室是權力運作的秘密場所，在教室這個狹小的學科知識傳遞空間中，每個角落都滲透著微觀權力的影響。教室中的學生必須服從教師的要求在座位上坐好，手腳必須“定”在課桌椅上，直到教師“解除禁令”，才能變化姿勢。如果學生沒有按照要求端正姿勢，那么教師就會用眼神提醒或是言語提示學生。教師是教室里面的統(tǒng)治者，一個具體的表現(xiàn)就是每個學生都被教師設定好他的座位排次，教師可以根據(jù)學生的學業(yè)考試成績、課堂表現(xiàn)情況、家庭狀況等等諸多方面隨意安排學生的座位。任何學生都不得在未獲得教師的同意的情況下隨意離開或改變座位。福柯還認為，微觀權力在教室中的運作，還普遍運用著監(jiān)視和規(guī)范化裁決技術。規(guī)范化裁決的處罰理由是不規(guī)范，不守規(guī)則。教師在班級中設計了管理制度，定下了行為規(guī)則，運用獎懲的多種方式實施評價，評價的內容也幾乎涉及學生學習、生活的所有方面。這不就與我國國內中小學班主任在班級管理上的做法如出一轍？我國國內中小學學校的班主任教師就儼然是福柯筆下“教師”統(tǒng)治者的化身。課堂上的學生在教師的“監(jiān)視”中戰(zhàn)戰(zhàn)兢兢地接受知識的傳遞，思維的創(chuàng)新和發(fā)展是無從提起的。

2.2交往話語

師生之間的交往話語也是師生交往中權力行使的重要載體。而課堂中師生交往話語的權力關系主要體現(xiàn)在師生對話的結構和人稱關系。在課堂中最一般的對話結構式是IRE結構，即“教師主導的提問與提示”、“學生的應答”、“教師的評價”。剖析課堂對話的IRE結構，我們可見課堂對話的特殊性。在課堂的IRE的對話中，教師是知識的已知方，學生是知識的未知方，教師有意向學生提問，在對應答的學生表示感謝的同時評價答案的正確與否。這種類似于“蘇格拉底產婆術”的對話形式，本身就是一種話語控制。教師不僅通過對最后的E，即教師的評價的介入，剝奪了平等的人際關系對話的性質。而且，通過對對話方向的控制、對話者的選擇并發(fā)言順序的決定，單向主導了師生交往中的對話。現(xiàn)代課堂中師生交往話語的另一個特點是表現(xiàn)在語言運用的人稱關系上。在課堂之外用“我”這個第一人稱表現(xiàn)自我的教師，在進入教師角色以后，他們統(tǒng)一消除了自己的姓名，都自覺地用第三人稱的“老師”來自稱。將自己同化為“老師”的教師個人，使得自己的發(fā)言和評價的話語權威化，使得自己在師生交往的話語過程中所作出的干預和控制正統(tǒng)化。其次，使用第三人稱的教師的話語使得課堂中的個體之間的人際關系淡化，重建了制度性的人際關系。即同化為“老師”的教師通過對對話主題的選擇以及秩序的維持，決定了師生間人際關系的構成與維持。再次，喪失第一人稱的教師不僅喪失了主格，而且喪失了作為生命主體所支配的自我關系的主格。即喪失了以“我”為主格的教育世界，喪失了以“我”為主體的個體價值觀、人生觀。

2.3交往內容

知識產生權力，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誰掌握了知識誰就掌握了話語權。這在阿普爾所提出的“誰的知識最有價值”這一問題中對知識的權力屬性進行了深入的剖析。福柯則認為，權力產生知識，權力和知識是并生共存的關系。權力產生知識，制造知識，規(guī)定知識，裁判知識；知識助長權力，增效權力，捍衛(wèi)權力。師生交往的本質是知識的交往。知識是師生交往得以構成和維持的條件，是師生交往的主要內容。在現(xiàn)代課堂中，師生交往的內容主要是人類已有的認識成果，并且是預先設計的、系統(tǒng)的顯性內容。雖然在課堂師生交往中也不排除即時產生的話題，但這些話題在很大程度上是為傳授傳統(tǒng)內容的交往服務的。因此，課堂中師生交往的內容呈現(xiàn)出明顯的計劃性、系統(tǒng)性等特性。師生交往內容的這些特性是師生交往中的權力關系的體現(xià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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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政治學科教學中的德育還存在一些片面發(fā)展，表現(xiàn)在:第一，偏重智育，輕視德育。以高考為指揮棒，以應試教育為核心，以考試成績的好壞來評價學生，有才無德的學生也被認為是好學生；第二，過分強調道德知識的傳授，忽視學生道德品質形成過程；第三，只管學生在校的表現(xiàn)，不管學生畢業(yè)后的發(fā)展；第四，重視所謂“優(yōu)生”，漠視所謂“差生”[1]。政治學科重智育輕德育的現(xiàn)象表明全面推進素質教育依然任重而道遠。

（二）、政治課教師不注重思想觀念的革新，德育方法因循守舊

有些政治課教師不參加培訓進修，拒絕接受新事物、新觀念，理論與實踐能力得不到提高，教學中只能用傳統(tǒng)的教學方法組織教學，不能把傳授理論知識同學生的動腦動手能力結合起來，不能用恰當?shù)睦碚撽U明具體的事實，不能用生動的事例來感悟、激勵學生理解知識。而德育方法單一，依舊是集中灌輸式的教學方式，忽視了師生間的情感交流，忽視了學生能力的培養(yǎng)，忽視了學生內心的需要和自我教育的能力。這樣的觀念與德育方法很難使學生將道德規(guī)范內化為自己的行為習慣。

（三）、教材單一，未整合其他德育資源

目前的政治課本大部分都是人教版的，過于單一，未立足于本校實際，沒有鄉(xiāng)土性教材，這樣在教學中勢必會與學生的實際脫離，致使教育的實效性沒有達到預定的目標。教學中也沒有充分整合特殊的節(jié)日資源，例如，一些傳統(tǒng)的節(jié)日、法定節(jié)日、歷史人物的誕辰、歷史事件紀念日等節(jié)日資源，這些資源蘊含了豐富的德育資源。德育也應該與家庭教育、社會資源整合，充分發(fā)揮政治課德育的功能。

（四）、政治課德育實踐面臨困惑

傳統(tǒng)的教學模式使教學目標與學生的道德實踐嚴重脫節(jié)。本來應當是充滿生機的德育變成了沒有主體能動性、枯燥乏味、令人厭煩的說教，這必然會引起學生對教學內容與教育行為的排斥，也收不到良好的德育效果。科學技術作為一把“雙刃劍”，促進社會發(fā)展的同時，也使人類在利用科技時，丟失了自我價值與精神，導致環(huán)境的污染與生態(tài)的破壞。這些負面結果給政治課的德育實踐工作的開展帶來了困難。

二、立足現(xiàn)狀，優(yōu)化政治學科德育方法，促進學生全面發(fā)展

在改革開放的新形勢下，通過政治學科對學生進行的德育遇到了上文提到的一些問題與困惑，為了促進素質教育的順利實施，作者在總結多年政治教學經驗的基礎上，立足于學校德育資源現(xiàn)狀，提出以下幾點措施：

（一）、立足現(xiàn)狀，以學生為本，優(yōu)化政治課德育目標

課堂教學是政治學科教學的主要方式，也是對學生進行德育的主要途徑。在進行德育時，要使德育目標與學生的實際、政治知識內容體系相一致，不能使德育與政治理論知識失衡。要處理好智育與德育的關系，發(fā)揮政治學科的德育優(yōu)勢，把政治理論知識教學與德育結合在一起。根據(jù)教學內容與學生實際制定德育目標，例如在進行價值觀教學時，既要依據(jù)教材，使學生樹立堅持集體主義反對個人主義的德育目標，還要以學生之需為本，對學生進行誠實守信、文明禮貌的道德教育。充分挖掘教材德育潛力，依據(jù)教學計劃確定行之有效的德育內容與目標。

（二）、提高教師素質，運用靈活的德育方法

教師要提高自身素質，增強使命感，還要善于吸納新知識。為人師表，通情達理，為學生樹立正面榜樣。教師要采取靈活多樣的德育方法，從而引導他們樹立正確的價值觀、人生觀，和辨別真善美與假惡丑的能力，識別和抵制形形的錯誤思潮，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質。在德育工作中要注意內容的選擇和方式的運用，切忌空泛、虛假、唱高調。要將理融于情中，使學生對所接受的教育可感、可親、可信[2]。

（三）、理論聯(lián)系“熱點”，加強德育的實效性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發(fā)展，人們的觀念也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改革開放既給我國的現(xiàn)代化建設帶來了生機、活力，也沖擊了部分人們的傳統(tǒng)觀念。因此，在政治教學中，要將理論知識的傳授與社會的“熱點”、“敏感點”聯(lián)系起來進行講授，能使學生樹立科學的世界觀、人生觀，并增強良好的德育意識，反之會使學生產生逆學心理。

（四）、創(chuàng)新德育方法，提高德育的實效性

良好的德育方法可以使學生養(yǎng)成良好的教育、自我教育的習慣。而學生思想品德的形成是有規(guī)律性的，都要經過知—情—意—行的發(fā)展過程。德育實效性目標的實現(xiàn)必須要對教學方法進行革新，以下是創(chuàng)新的德育方法的例子：

1、事例結合法。

就是在講某一知識點時，為讓學生很好地理解知識并進行德育教育，而與有關的事例結合起來進行教學。最重要的是選取的事例是可以引發(fā)德育思考的事例，只有這樣才能使政治教學達到智育與德育的目標。例如：在講市場經濟的開放性的特征時，可以結合當今貿易保護主義的例子進行教學，使學生既理解了市場經濟的開放性與國家的宏觀調控政策，還加強了道德建設。

2、社會實踐法。

學生由于不太了解生活，致使在學習過程中經常是理論與實際相脫離。因此教學中讓有條件的學生進行社會實踐，讓學生去接近生活，了解生活，把理論知識與社會實踐聯(lián)系起來，提高學生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綜合能力。例如：社會調查法。在講到我國國有企業(yè)的現(xiàn)狀時，對學生來說較為抽象。因此讓學生去進行社會調查，在社會上尋找真實的例子，以此增進對知識的理解，進而為下一節(jié)《提高企業(yè)經濟效益》的教學鋪路架橋。

在政治學科教學中對學生進行德育不僅有以上兩種德育方法，還有故事導入分析法、遠行德育法、討論法、辯論法等等。

（五）、把德育寓于政治教學各個環(huán)節(jié),做到德育系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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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論

對于政治審美化的研究，是當下學術界的一個重要課題，正如德國學者韋爾施所說：“美學喪失了作為一門特殊學科，專同藝術結盟的特征，而成為理解現(xiàn)實的一個更廣泛、也更普遍的媒介。”這導致審美思維在今天變得舉足輕重起來，美學這門學科的結構，隨之等待改變，以使它成為超越傳統(tǒng)美學，將“美學”的方方面面全部囊括進來。美學對人類其他生活領域的關注不僅是現(xiàn)代美學學科自身發(fā)展的必然走向，也是美學實踐品格得以完滿實現(xiàn)的重要途徑。

本文通過文獻法，分析法等研究方法，期望通過對“政治美學”概念的多元化的闡述使大眾更加能認知“政治美學”這個概念；期望通過對“政治美學”這種概念誕生前的歷史追溯，發(fā)掘它所存在的社會基礎與美學價值；期望通過“政治美學”美學結構分析的闡釋，展示其歷史存在中的價值體系；最后通過前面一系列的闡述找尋它存在的美學功能價值。達到使人們正視“政治美學”，認識到其積極的社會價值，從而促進它對現(xiàn)代社會的發(fā)展和作用，讓人們認識到它存在的合理意義。

二、何為“政治美學”

政治美學，不是指政治化了的美學，而是對“政治本身所蘊涵的美學方面進行研究，探究政治意識形態(tài)、政治制度、政治權力運作、政治變遷等方面所包含的美學奧秘”。1政治美學概念的提出并非心血來潮，政治與美學的聯(lián)姻自古而然。

政治本身就是審美的一種特殊表現(xiàn)，政治意識形態(tài)、政治制度、權力運作、政治家的風格，所有都表現(xiàn)出美學的精神和其美學價值。意識形態(tài)對于現(xiàn)實與未來構建了種種“想象的共同體”，把特殊群體、階級、集團的利益、情感與意志、觀念凈化與升華為人類的普遍理想與共通情感。政治統(tǒng)治的美學奧秘在于使權力成為魅力，權力結構進入情感結構。政治的等級結構深刻地表現(xiàn)為審美的一種價值結構。政治權力滲透著人的感性生存實踐的各個方面，成為人們視、聽、言、動的根據(jù)和規(guī)范；對權力的視覺分析可以推及到人的整個感性活動之中。

三、政治美學的歷史追溯

3.1 社會階級的意識形態(tài)

中國古代政治結構與意識形態(tài)結構受儒家思想影響甚深，從儒家政治思想入手，應該是研究古代政治思想史之首選。

從政即意味著“士”將自己所學到的倫理道德規(guī)范運用到政治領域，教化一方百姓。舉凡研究古代政治思想史的著作或論文，在論及儒家政治思想時，也大都以“德治”視之。因此儒家政治思想被歸之為倫理政治學。然而，如果僅僅局限于這種“倫理政治”的思維范式，儒家政治思想的研究便很難有新的突破。眾所周知，在國家的治理與政治運作上，與名家、法家過于硬性的制度、法律規(guī)范相比，儒家則顯得柔和得多。不管我們對中國歷代社會政治的共同特征“儒表法里”做怎樣的評價，儒家與法家截然不同的政治理念卻是顯而易見的。儒家的政治倫理是一種由夫婦到父母，到君臣，繼而參贊乎天地宇宙的政治文化設想。在以血緣為基礎的家國同構思想的政治架構下，滲入以禮樂文化的政治運作。這種政治倫理建構不僅取決于中國古代的農耕文化，實際上也體現(xiàn)了由內而外、由親而疏、由己及人的情感表達，最終展現(xiàn)出來的是超倫理而入審美的天地境界。這也是天人合一的和諧之境，是“和合文化”在儒家政治思想中的最高體現(xiàn)。

四、儒家政治美學結構分析

4.1 仁：儒家政治意識形態(tài)的美學特征

在政治形象工程的設計中，意識形態(tài)的構建應是首當其沖的。所謂“得人心者得天下”，意識形態(tài)即是一種“人心工程”。意識形態(tài)乃至政治的重要因素，任何政治學說體系都有其所依賴的意識形態(tài)。正是意識形態(tài)的不同，決定了不同政治學說的性質。儒家政治學說的意識形態(tài)，我們認為就是“仁”的思想，所以，儒家的政治思想通常又被成為“仁政”。“仁政”作為術語是由孟子第一次提出的，這是對孔子“仁”的思想的一次在政治領域內的推進與提升。

五、政治美學的功能

5.1 政治美學的秩序感

正如中外思想家所共同認識到的，政治產生于人類生活的缺陷，也可以說是產生于人性的缺陷。在中西方的古代著作廣泛論述中，往往認為政治產生于“惡”之中，是“惡之花”。

儒家政治與美的任務就是給人類建構這種良好的秩序。儒家政治與美學，就是參照同一事物的不同角度，或者說描述相同事情的不同話語和方法；由于參照、描述的角度和方法的不同，它們所掌握的內容當然也不同。儒家正是體現(xiàn)人的感性生存的一切方面，都與具體而微的形形的權力分不開，它制約著、規(guī)范著、熔鑄了人的感性結構，把權力統(tǒng)治深入到人的神經末梢。

5.2 政治美學對現(xiàn)代的啟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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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沿

隨著新課程改革的全面推廣作為普及教育中的基礎學科—中學政治教育教學怎樣把握和開展好就成了擺在每一位政治學科教師面前的不能回避且必須明確解決的問題。新課改的中學政治教育和政治教學并不只是應采用什么現(xiàn)代手段來完成某一知識點某一節(jié)課的簡單形式問題，而應看成是一個長期的系統(tǒng)工程。政治教育應根據(jù)社會需要提出和規(guī)定政治教學的內容綱要和目標。面臨著新課程教學改革的推進.中學政治學科迫切的需要在挑戰(zhàn)中抓住機遇.在改革中謀求發(fā)展。中學政治教師只有樹立改革意識認清改革的形式不斷提高自身的綜合能力才能更好的建設政治學科。

2、新課程改革下政治教師所面臨的問題

新課程改革中對教師教學觀念、學科教學目標、教學方式等諸多方面都提出了具體的要求。這些組成了新課程改革的重要因素.體現(xiàn)了現(xiàn)代教育的科學性與規(guī)范性。在中學政治教育改革中政治教師面臨著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2.1門角色發(fā)生轉變

在以往的教學活動開展中教師是知識的傳播者同樣也是知識的主導者其在教學中擁有獨特的地位。而在新課程改革下教師的主體角色地位正發(fā)生著微妙的變化，教師逐漸由教學的帶頭人操縱者變?yōu)榻虒W的輔導者，而學生的主體地位逐漸得到鞏固與發(fā)展。因此作為中學政治教師在教學改革過程中認清著一事實.將教學的主動權轉讓給學生.使得他們在教學中擁有更多的自主能力.發(fā)揮其在教學中的主體地位尤其重要。

2.2教學方式發(fā)生轉變

教學方式的轉變是新課程改革對政治教學提出的要求。提倡多元化教學方式的新課程改革要求我們政治教師在教學中運用小組學習、合作學習、探究式學習等教學方式去開展教學活動這些教學活動的開展符合學生的主體發(fā)展規(guī)律符合政治學科的教學特點同時彰顯了學生的個性.發(fā)掘了他們的知識才能與創(chuàng)造力.是素質教育目標下的重要嘗試。在教學中.教師只有通過自身實踐通過教學獲得經驗.大膽嘗試才能更好地推進多元化的教學方式在教學中的運用。

3、中學政治教育教學過程中教師應采取的措施

3.1中學政治教育的目標的明確

中學政治的升學成績只能是政治教學活動情況的一個組成部分.反映的是學生學習情況的一個側面。政治教育目標達到的情況只能由社會發(fā)展的各個方面綜合反映.它是幾代人共同努力協(xié)同奮斗的結果。作為基礎學科的中學政治教育教學活動應以普及科學文化知識.培養(yǎng)造就信科學、懂科學、尊重科學、會用科學的觀點方法觀察事物和探索自然規(guī)律在改造自然，建設社會的活動中具有開拓精神和創(chuàng)新能力的時代新人為中學政治教育的奮斗目標。并用這一思想指導政治教學和研究政治教學問題。有了明確的目標中學政治教師在教學過程中可以擺正思路.事半功倍!

3.2應當重視學生主體地位

思想政治課如果離開了學生的主體性參與.那么其基本教學目的將失去意義。在具體的教學實踐中可以通過以下方式實現(xiàn):(1)強調對話教學。對話教學使教師和學生一起成為課堂的主人，在“對話”中教師與學生、學生與一文本“之間不再是認識與被認識、灌輸與被灌輸?shù)年P系而是一種平等、民主、和諧的師生之間雙向交流的關系，學生通過理解和“對話“獲得人生體驗和生活智慧。師生之間、學生與“文本”之間是一種“我—你”的精神上平等交流的關系教師要引導學生自主建構。(2)開展實踐活動實施情感體驗。這要求通過學生主體性的培養(yǎng)強化他們對社會的認識.增強愛自己.愛家庭，愛社會的世界觀的形成。這就需要教師組織指導學生參加有目的、有計劃的教學實踐活動以培養(yǎng)學生的社會責任感。

3.3應當加強興趣教學活動的開展

課堂應當是快樂的場所。因此，政治教師應當為沉悶的課堂增添樂趣給學生提供一個輕松愉快的學習氛圍。教師應在有限的講授時間里充分發(fā)揮語言魅力引起學生注意調動學生學習的興趣。如有關的故事、名言、諺語有關感興趣的問題;國內外發(fā)生的一些重大時事等等，都能引發(fā)學生注意焦點增強學生的主動性和自覺性。

3.4應當注重情感和道德實踐

在中學思想品德課的教學中.要積極開展活動讓學生在體驗中學習‘成長。活動課的開展可以使學生對所學知識的理解更加深刻，提高學生行為的正確性使學生在活動中感悟道理并內化為自己的信念和品質。教師在教學中，必須結合實際情況，包括當?shù)貙W校及教師自身條件和學生的特點，以及時事背景，選擇適當?shù)幕顒臃绞胶蛢热荨＿@些活動實際是學生互動、交流、溝通、對話的平臺，要讓學生在活動中學習在體驗中感悟在交流對話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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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活動有著多種目的，或為傳授知識，或為培養(yǎng)技能，或為確立態(tài)度——人的價值觀。三者相互滲透，同步進行，教育的首要任務是價值態(tài)度的確立。因此，政治教育的使命決不是讓學生死記硬背一些書本知識，也不是讓學生用書本知識去附合一兩個現(xiàn)實熱點問題，而是要通過這種知識的傳授，去改造一個人的思想，幫助其建立一套科學思維方法，這樣，在若干年之后，他可能完全忘卻中學所傳授的政治知識的具體內容，但是，科學的思維方法卻牢牢扎根于他的大腦之中，在他一生之中，不管是他思考問題還是解決問題，他都會自覺或不自覺地運用的理論方法去想、去做。只有深刻的認識到這一點，我們才會在政治教學中，真正地改變那種說教式的方法，不是用一兩個生動的事例吸引學生的注意力和興趣，而是從知識本身嚴謹?shù)倪壿嬻w系中真正領會到學習的樂趣，真正樹立起學習政治學科的興趣，從而從心里真正地信它、實踐它，而這一切就需要我們去深入地探討政治理論的內在邏輯規(guī)律性。

世界著名教育學家皮亞杰曾說過，“知識之間是相互聯(lián)系和溝通的”，政治學科的知識當然也不例外。而正是這種統(tǒng)一完整的知識體系，在教學中卻被人為的一框題一框題地分割開來，編者是出于方便教學的考慮而教者卻長期忽視這一知識相通的規(guī)律性，對每一知識點的講授不可謂不深刻，而對于知識點之間的關聯(lián)性，則成為政治教學中最薄弱的一個環(huán)節(jié)，往往被我們所忽視，在宏觀上把握不夠，從而使統(tǒng)一不可分割的知識體系變得孤立、零碎，在不知不覺中陷入了行而上學的思維之中，要突破這一薄弱環(huán)節(jié)，必須從知識的內在邏輯關聯(lián)性上把握知識架構，從而在教學中，讓學生建立真正屬于自己的知識體系，這也是靈活運用知識的必備條件。

比如，在《經濟常識》的教學中，解放和發(fā)展生產力是主線，共同富裕是目標，它既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又是我們黨的中心任務，我們下面從生產力這一角度著眼去建立《經濟常識》完整的知識體系。

生產力的解放與發(fā)展需要從三個方面做起：

1、運用科技、改進勞動工具，提高勞動者的文化素質直接推動生產力的發(fā)展。

在《經濟常識》的理論中，可以說許多地方都滲透著科教興國，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這一思想。象價值規(guī)律的第二個作用，三大產業(yè)的發(fā)展，提高勞動者的素質，對外開放中的技術交流等章節(jié)，都是這一思想的具體體現(xiàn)。

2、從生產關系的變革著眼，促進生產力的發(fā)展。

這是教材闡述的核心內容。眾所周知，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生產關系反作用于生產力，適應生產力發(fā)展的生產關系會促進生產力的發(fā)展，反之，則阻礙生產力的發(fā)展。所以，教材中關于所有制結構的調整，分配方式的變化，市場體系的建立都是為適應現(xiàn)階段生產力的發(fā)展而對生產關系的調整，因此，衡量其優(yōu)劣的標準，也只能是是否促進了生產力的發(fā)展。

3、從上層建筑著眼發(fā)展生產力。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上層建筑反這作用于經濟基礎；適應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筑會促進經濟的發(fā)展，反之，則起阻礙作用。在教材中，第四課產業(yè)結構的調整，第五課財政稅收、第六課銀行和儲蓄者，第七課消費結構的變化，都滲透著國家運用經濟、法律、行政等手段進行宏觀調控，以促進經濟發(fā)展。

另外，《政治常識》中國家機構的設置，國家職能的變化，國體、政體、黨的性質、民族、宗教政策的制定；《哲學常識》中理論的變化發(fā)展等等都是有關上層建筑的內容，它們的調整與變化莫不由經濟發(fā)展所決定，反過來又促進經濟的發(fā)展。

以上是從生產力發(fā)展的角度來分析《經濟常識》的內容，通過分析，我們完全可以要求學生根據(jù)這一理解重新編排教材體系，建立真正屬于自己的知識體系。當然，我們還可以從其他角度入手來把握教材，比如經濟的概念等。這樣的話，雖然我們只有一套課本，但我們教給學生的又不止一套課本的理論思維方法。不僅經濟學如此，哲學、政治常識，乃至學科之間的知識體系，莫不如此。只要我們在教學中肯動腦筋，鉆研教材，一定會形成屬于自己的一套知識體系。

二、注重理論與實踐的結合

與新課程改革相適應，新高考改革方案，由“知識立意”轉變?yōu)椤澳芰α⒁狻保^的“能力立意”其實質就是學以至用，突出了知識運用能力的培養(yǎng)。這無疑將對傳統(tǒng)政治教學方法、手段、評價目標形成沖擊，這也給我們加強政治教學改革提供了一個良好的契機。學習知識的最終目的是使用知識為我們服務，而政治教學很顯然的一個目標就是服務于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這給我們在教學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首先，政治教材的編寫總是會滯后于時代新的特點，這要求我們在講授書本知識的同時，還應向學生講授國內外發(fā)生的重大時事政治，包括它的背景材料、事件內容、發(fā)展趨勢、結果及影響等。讓學生對這些事件有一個全面的、宏觀的理解與把握，在這當中，尤其應重視的是我們黨和政府在現(xiàn)階段的重大路線、方針與政策的學習。

其次，運用所學的經濟、、哲學、政治知識對這些事件進行分析，通過多角度，多層次、全方位的分析，使學生真正懂得隱藏在這些事件背后的真實本質，做到透過現(xiàn)象抓住事物的本質與規(guī)律，提高學生對事物認識的深刻性。進而，培養(yǎng)學生形成一種科學的思維方法與思維習慣，使之在對任何問題的分析時，都能不被現(xiàn)象所迷惑，都能夠準確地把握其實質。

最后，組織指導學生撰寫相關的小論文或調查報告

在政治教學中，學生的主體地位應充分發(fā)揮，只有充分調動其學習的自覺性、主動性，積極挖掘學生的主觀能動性，激發(fā)其學習熱情，政治教學才能收到事半功倍之效。組織指導學生撰寫相關的小論文或調查報告則是調動學生學習熱情的有效方法之一。

在組織指導過程中，要注意引導學生觀察、了解、分析新情況、新問題，學會從不同的角度得出具有新意的結論，培養(yǎng)學生的開放性思維與創(chuàng)新能力，通過這種訓練，使這一開放性思維與創(chuàng)新能力轉變?yōu)閷W生自身能力的一部分，真正提高學生的素質。另外，在指導中，應引導學生關注具有現(xiàn)實意義的、大家普遍關心的、現(xiàn)實性很強的“熱點”問題，這樣，既可以增強學生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有可提高學生的思想政治覺悟，堅定其社會主義方向。

三、加強政治課教學的實踐性操作

近幾年的政治課教學，普遍存在的問題就是重理論、輕實踐，重知識、輕能力。從而使政治教學流于空談、流于說教，因而對學生缺乏足夠的吸引力，使學生缺乏學習政治的興趣與熱情。為了改變這一狀況，必須大力加強政治教學的可操作性，如社會調查、參觀訪問等，使政治教學走出課堂。古人云：“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政治教學一旦離開了活生生的現(xiàn)實，必然會陷入空泛，陷入說教。所以，加強政治教學的實踐性，可幫助學生真正掌握書本知識并在實踐中應用、發(fā)展，從而提高其理論修養(yǎng)與政治素質。比如，在思想政治教學中，有關黨的重大決議、決策、決定等，是教學的重要任務之一，由于其總是關系到每一個人的切身利益，而一直是人們議論與關注的焦點，也是學生的熱門話題。針對這類的“熱點”問題，運用社會調查法，能夠促進學生深刻地理解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正確性，科學性，前瞻性，進而激發(fā)學生愛黨、愛國的熱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