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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機電一體化發展狀況
機電一體在發展進程當中起源于發達國家日本。隨著世界經濟不斷融合和相互之間的交流逐漸的密切。使得機電一體化逐漸的在世界各個國家的工業生產當中嶄露頭角。機電一體化的發展進程主要的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指的是在二十世紀的初期階段,電子技術的不斷的發展,使得其在機械生產當中具有一定的作用,更是由于當時戰時需求的推動。使得電子技術在機械生產當中受到相應的重視。但是由于當時的科技水平,電子技術在機械生產當中的應用還是會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使得其不能大量推廣。第二個階段是二十世紀中后期階段,機電技術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同時這一階段當中出現的控制技術和計算機通訊技術為機電一體化的快速發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礎,推動了機電一體化的發展。同時這項技術被廣泛的認可,使得其得到了良好的市場發展環境。第三階段,二十世紀后期是所謂的第三階段,現階段的生產技術已經被不斷的應用,并開辟出機電一體化的智能化耳朵舞臺,使得機電一體化得到了良好的發展。
2.機電一體化精確定位裝置研究
機電一體化精準定位裝置的研究對于機電一體化的發展有著重要的意義,在實際的發展進程當中,其主要裝置包括機械結構設計以及電控部分的設計。下面對著兩個部分進行相應的研究。
2.1.機電一體化精確定位裝置機械結構的研究
對于精確定位裝置,在使用的過程中,由于工程的性質不同,其裝置的品種種類也相當繁多。在進行裝置設置的過程中應該重視定位裝置絲桿以及定位裝置聯軸器的設置。
2.1.1.定位裝置絲桿設計
在定位絲桿的設計過程中選取的技術規格參數為:工程行程300毫米;快速進給速度每分鐘10米;進給系統上總重為15千克;定位的精準度為0.015毫米;重復的定位精度為0.007毫米。
對于滾珠絲桿副的設計的那個中包含滾珠絲桿副載荷以及滾珠絲杠副的主要參數。在滾珠絲桿副載荷的設計過程中,通過相應的公式能夠得出最大最小載荷以及變動負載和。通過這幾個因素的計算和研究,能夠得出精準的載荷,確保定位裝置絲桿的設計準確性。
2.1.2.定位裝置聯軸器的設計
(1)能夠實現在安裝過程中出現的安裝誤差移位狀況,避免產生相應的加載負荷。(2)能夠有效的緩解時間軸在工作過程中扭轉沖擊。(3)改變在軸系的共振轉速。(4)減少軸在扭轉過程中的振動效果。在實際的聯軸器的運用當中,通常使用梅花形彈性聯軸器。聯軸器與其他的聯軸器相比具有以下的特點:(1)結構相對簡單,徑向尺寸小,重量較輕,適應于中高速場合。(2)工作穩定可靠并且具有良好的減震緩沖效果。(3)使用壽命較長,承載能力大,安全性和耐磨性能較高,能夠促進設備的使用效率和使用時間。(4)后期的零件維護工作較少,避免相應的麻煩產生。(5)較大軸向,補償能力強。
2.2.電控系統的設計
電控系統同樣是整個系統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實際的設計過程中應該重視相應流程。在各項控制單元的設計和選擇當中,其中可編輯邏輯程序控制器的設計和選型包含主模塊應該選取三菱FX3U 64MT/Ds為主模塊,其具有穩定性高等特點,適合在電控系統當中應用。在擴展單元當中應該重視定位模塊的選擇。同時對于步進電機的設計以及選型當中具有結構簡單、性價比較高的特點,更便于維修。伺服電機的選型應該重視現實機電一體化的運行狀況,根據相應情況選取Kinco步科生產的SMH60S 0040 30AAK 3LKH為根本模型。只有正確的進行選擇,才能夠使得機電一體化當中的精準定位裝置能夠正確運行。
3.機電一體化控制系統研究
3.1.產品
對于控制系統的研究應該從系統當中的零部件或者設備進行入手,零件的質量控制著系統的運行安全性能,任意組件出現問題對于整個系統的正常運行都會產生相應的影響。影響機電一體化的正常運行。
3.2.規定標準
相應的標準規定能夠有效的控制系統運行的條件,比如溫度、壓力以及載荷相應的標準等約束條件。同時在操作當中應該按照相應的標準進行實際操作,確保系統的安全性。
3.3.規定時間
系統控制的過程中,超過一定的系統操作時間都會導致系統運行的可靠性出現危害。因此,時間上的差異也是造成控制系統問題的關鍵因素。應該確保時間的操作準確性[5]。
4.結論
綜上所述,上述機電一體化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的準確研究,能夠使得機電一體化不斷的發展。在實際的生產當中被廣泛使用,提升生產效率。在未來的發展進程當中應該重視機電一體化的更新和發展,促進我國工業生產的不斷進步。
參考文獻:
[1]徐章鎖.基于虛擬原型的機電一體化建模與仿真技術研究[D].西安電子科技大學,2013.
[2]羅貞平.機電一體化控制系統開放體系結構設計[J].中國高新技術企業,2011,10(09):122 123.
中圖分類號:F810.4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914(2010)07-061-02
環境稅在國內外的理論和實務中都沒有統一的定義,但它的內容包括污環境染物稅、環境能源稅、環境資源稅、環境關稅等等。
征收環境稅是加強環境保護,抑制納稅人的環境危害行為,籌集環境治理資金的必要措施。本文談談我國環境稅在實施和制定時應注意的幾個問題。
一、改革與完善現行流轉稅制度
1.改革與完善增值稅。修改增值稅的優惠政策。在增值稅轉型之前,要率先對環保產業實行消費型增值稅,并對一般企業購置的用于消煙、除塵、污水處理等方面的環保設備給予允許抵扣增值稅進項稅額的優惠規定;對進口的環保設備、儀器用于生產環保設備的材料、零部件等在進口環節給予一定的增值稅減、免優惠。繼續對資源綜合利用實行優惠照顧,對使用廢舊物、廢渣等物品進行生產的貨物實行即征即退的政策,對廢舊物資回收經營單位銷售其收購的廢舊物資免征增值稅。
2.改革與完善消費稅。擴大消費稅征稅范圍并提高消費稅稅率。建議在原有征稅范圍基礎上擴大課征范圍,對一切自然資源的消費和污染生態環境的消費行為一律征稅,并設計較高稅率;把諸如塑料制品、電池、相機、剃刀、使用燃油驅動的助力自行車、三輪車等容易給環境帶來污染的消費品納入征稅范圍。對環境污染嚴重的消費品,如白色塑料制品等納入征稅范圍。適當提高含鉛汽油的稅率,以抑制含鉛汽油的消費使用,推動汽車燃油無鉛化的進程;應明確規定對使用“綠色”燃料的汽車免征消費稅,以促使消費者和制造商作出有利于降低污染的選擇。另外,對環境污染嚴重的消費品以及引起公害和以不可再生資源為原材料的消費品課以重稅。
3.調整和完善現行資源稅。擴大征收范圍。我國應積極創造條件逐步將資源稅的征稅范圍擴大到礦藏資源和非礦藏資源。另外,對一些范圍較廣、較散而不易征收的稅收,適合逐步推進、逐漸深入推廣。
完善計稅方法和征收標準。宜將現行資源稅按應稅資源產品銷售量計稅改為按實際產量計稅,對一切開發、利用資源的企業和個人按其生產產品的實際數量從量課征。逐步提高資源稅征收標準,對污染程度不同的資源實行差別稅率,對非再生性、非替代性、稀缺性的資源要課以重稅。
鑒于土地課征的稅種屬于資源性質,為了使資源稅制更加完善,可考慮將土地使用稅、耕地占用稅、土地增值稅并入資源稅中,共同調控我國資源的合理開發,同時應擴大對土地征稅的范圍,并適當提高稅率,嚴格減免措施,加強土地資源合理開發利用和保護耕地的意識。
4.調整關稅。在關稅方面,應實行不同的關稅稅率,體現出對不同產品的稅收獎勵限制原則。對出口的消耗國內大量資源的原材料、初級產品、半成品征高稅;對進口的環保設施、環保材料可采用低進口關稅稅率。
二、完善環境稅收優惠政策
我國稅收優惠政策要與國家產業政策結合,與環境保護基本國策系統銜接,加強產業政策導向和規范化監管。逐步建立健全系統、全面、科學、有效的環境稅收優惠政策。
在稅收設計上,除繼續對“三廢”綜合利用和向環保產業投資和應用給予稅收優惠外,應將稅收優惠的范圍擴大,使其涵蓋環保機器制造,環保工程的設計、施工、安裝和生態工程建設,鼓勵企業開發利用防止污染、節約能源等方面的設備、機器,保護環境。
在應用環境保護設施生產時,積極治理污染,充分利用有限的資源進行最大限度的生產,并對環保產業新產品、技術的試制和研制以及吸納外來環保技術等給予稅收優惠,即在關稅方面,對出口的環境保護設施、材料可采用低關稅率,以扶持該類產品的發展。對國內目前不能生產的污染治理設備、環境監測和研究儀器以及環境無害化技術等進口產品,減征進口關稅:在農業稅方面,對改良土壤、提高肥力、維持耕地面積、植樹造林等有助于環境與資源保護農業生產活動減免農業稅:在營業稅方面,對工業企業自銷的綜合利用產品、環境保護政策性虧損的經營活動等實行減免營業稅或緩征營業稅;在消費稅方面,對清潔汽車、清潔能源以及獲得環境標志和能源效率標志的家電產品和汽車,減征消費稅。
完善所得稅優惠措施。在企業所得稅制度中增加對實行企業化管理的污水處理廠、垃圾處理廠實行加速折舊的規定;通過所得稅對資源再利用給予充分的鼓勵,即對資源再利用的產品和產業給予減稅和免稅政策;對那些改進技術和工藝,改善環境所發生的費用達到一定標準的企業,不僅讓其在所得稅前扣除,而且可以在應納稅所得額中加以扣除,以體現對資源充分利用的獎勵和補償。
三、開征新的環境稅種
我國當前亟需解決的問題是礦物能源的巨大空缺以及水污染、大氣污染和垃圾(固體廢物和生活垃圾)污染等環境污染問題,因而現階段我國最需開征的環境稅應是能源稅、排污稅、垃圾稅等。
1.能源稅。由于能源的生產和消費直接影響到一個國家的社會經濟發展,同時又可能對大氣的壞境質量產生嚴重的影響,因此,許多發達國家對能源稅的改革產生了極大的興趣。我國在改革能源稅的同時,應利用稅收中性原理,在提高高污染能源稅收的同時,降低清潔能源和低污染能源的稅收。
2.空氣污染稅。以我國境內的鍋爐、工業窯爐以及其他各種設備、設施在生產活動中排放的煙塵和有害氣體為課稅對象,以煙塵和有害氣體的排放量為計稅依據,根據有害氣體的濃度,從量計稅。
3.水污染稅?,F行的水資源收費,主要在污水排放的環節,這種“偏重消費環節”的收費制度不利于水資源的可持續利用。因此,需要在開采和使用兩個環節,同時利用稅收和收費的手段,以建立合理的水價格體系。水污染稅,即對企業排放的生產廢水和居民排放的生活廢水,以排放量為計稅依據,實行從量定額征收。
4.垃圾稅。是一種以抑制環境污染為目的、以垃圾(或叫固體廢物)為課稅對象的稅種。垃圾稅稅率為定額稅率,課稅對象是工業垃圾和生活垃圾。納稅人為產生垃圾的企事業單位和公民個人。垃圾稅可規定一個起征點。征收的垃圾稅稅金,應該相當于處置垃圾所花費的資金(與此相適應,垃圾稅也可稱為垃圾處置稅或固體廢物處置稅)。如奧地利聯邦政府從1989年1月1日起征收垃圾稅。按照規定,每噸家用垃圾征收40~50先令,每噸特殊垃圾征收200~500先令。
5.含鉛汽油稅。含鉛汽油稅是一種具有行為調節功能的稅收,它是汽油消費稅中的一個稅目,應視為一種消費稅附加。其征收對象是供機動車船使用的所有標號的含鉛汽油和70#低標號汽油。納稅人是中國境內生產含鉛汽油和70#汽油的生產廠家。其稅率的確定應主要以在我國高標號汽油中占比例較大的90#汽油為依據。
6.污染排放稅。是指根據污染者排放物數量或能產生有污染的產品數量征收的一種稅收,也是最能直接體現環境稅本質的一種稅收。其征收依據是排放污染物的數量或能產生有污染的產品數量。納稅人是排放污染物或生產有污染的產品的單位和個人。從長遠的觀點,排污收費宜改成征收污染排放稅。不過,這種轉變的前提是大大簡化現行的收費標準,從以污染物排放量為征收依據轉變到以產品生產或消費數量為征收依據,或者只征收少數污染物的排放稅。污染排放稅稅率宜采用超額累進稅率。稅額的確定,應以足夠支付治理污染的費用為基準。
7.企業環境稅。企業環境稅以生產或排放有毒性物質的企業為納稅人,課稅對象是有毒性物質或其排放會造成污染的物質。稅率為從量定額稅率。
8.水資源稅。是對水資源的開采和使用以及污染水資源的單位和個人征收的一種稅。征稅對象是對水資源的開采、使用行為以及污染水資源的行為。水資源包括地下水資源和地表水資源。我國現行的水資源費可改成水資源稅,并在現行的水資源費費率基礎上,根據各地區水資源的稀缺性和水污染程度確定差別幅度稅率。全面提高水資源稅稅率。上述的垃圾稅、含鉛汽油稅、污染排放稅和企業環境稅,可以歸屬于環境保護稅名下的環境污染稅,而水資源稅則歸屬于其名下的環境資源稅。
9.噪聲稅。荷蘭的噪聲稅是政府對民用飛機的使用者(主要是航空公司)在特定地區產生噪聲的行為征收的一種稅。它的稅基是噪聲的產生量,征收這種稅的主要目的是為政府籌集資金,用于在飛機場附近安裝隔噪設施、安置搬遷居民等。美國洛杉磯則對機場的每位旅客和每噸貨物征收l美元噪聲治理稅,稅金指定用于支付機場周圍居住區的隔音費用。再如,日本、荷蘭按飛機著陸架次對航空公司征收噪聲稅。
四、確定環境稅的立法原則
1.環境保護和經濟發展相協調的原則。發展經濟不能犧牲環境。開征環境稅會增加企業的成本,對經濟的發展會有一定的影響,但基于保護環境的理念,我們仍然要開征環境稅,尤其是對于那些嚴重的污染行為和破壞自然資源的行為,更是要課以重稅,在這種情況之下,要優先考慮環境的保護。另外,環境保護要考慮其對經濟發展的負面影響。開征環境稅不能不考慮企業的稅收負擔,以及因此對經濟帶來的負面影響。這就要求立法者在環境稅立法中應科學的設置環境稅的納稅主體、課稅客體和稅率,運用環境稅的稅收優惠政策,考慮企業的整體稅負。尤其是現在我國企業的稅負整體偏重,大量國有企業處于虧損狀態,在保護環境,開征環境稅的同時,要把環境稅對經濟的負面影響降到最低限度。
2.稅負和污染相適應的原則。“誰污染誰納稅”,對污染嚴重的物和行為課以重稅,對污染輕微的物和行為實行較低的稅率,對污染防治實施項目的建設實行零稅率。隨著各國普遍利用環境稅來防止污染、治理環境,環境稅收收入越來越成為各國籌措環保資金的主要來源。對環境稅的具體征稅對象和課稅稅率的設計,大體是遵循稅收收入和環保資金相當的原則。在稅率上一般實行動態稅率,即根據治理污染和保護環境所需資金不斷調整具體的環境稅稅目的稅率;有些國家對具體環境稅稅目的稅率是每年公布一次的,動態稅率的實行是稅負和污染相適應原則的直接體現。
3.預防與治理相結合的原則。所謂預防是指預防一切環境污染或環境破壞造成的損害;所謂治理是指對一切環境污染或環境破壞所進行的治理。環境稅的開征并不是簡單地為環境的污染事后提供治理的資金,其首要的作用還在于防止污染。預防與治理相結合的原則是稅收宏觀調控和籌集資金雙重功能的體現和運用。
五、進一步完善環境稅的征收管理
在稅收征管級次方面,環境稅既不應完全劃歸中央,也不應完全劃歸地方,因為環境問題不僅僅是地方性,它還包括全國性和跨地域性。因此在這方面,應在堅持中央統一領導和安排的同時,調動地方積極性,同時考慮到環境污染區域性的特點。像二氧化硫稅、水污染稅等稅種所對應的污染范圍一般是區域性的,可由中央統一立法,由地方負責征收管理,資金支配權也歸地方。而像生態補償稅、碳稅、專門開征的環境保護稅,則應劃為中央稅或中央與地方的共享稅,主要由中央在全國范圍內調劑使用,平衡各地生態環境改善的進程。
在征管部門劃分方面,環境稅的征管部門應當是稅務機關,由于環境稅的特殊性,環境部門應積極與稅務部門密切配合,完成環境稅的征管。
六、注重環境稅收入??顚S?/p>
征收環境稅的收入,一般來說有兩個使用方式:一是指定用于特定的環境保護活動,即??顚S?二是納入一般預算收入使用。前者的優點在于:首先,它具有較高的可接受性。告知納稅人所納稅款被全部用于與改善環境有關的活動,或運用到那些受新稅種影響最大的群體身上,有助于新稅種獲得支持。其次,在環境稅還處于起步階段、稅率較低、結果無法達到較為理想的環境目標的情況下,專款專用制度有利于改善環境。而納入一般預算的環境稅收主要用來制定補償計劃,以抵消環境稅可能帶有的累退性,實現公平。丹麥、瑞典、挪威等國家的稅收改革采用的就是這種做法,如征收二氧化碳稅奉行稅收中性的原則,收取的稅款通過降低企業繳納的社會保險稅金額、資助企業進行污染治理或安裝防治污染設施等方式返還給企業。但這主要源于這些高收入國家的總體稅負較重,因此強調“收入中性”。而我國的國情與這些國家大相徑庭,財政收入形式尚不規范,總體稅負并未過重,因此這種收入中性化的做法在長遠時期應予以考慮,短期內還應采用??顚S弥贫?。
七、注重環境稅與其它環境政策的配合
不同的調控手段具有各自不同的特點,而宏觀調控作為一個整體,需要不同調控手段的有機配合。如稅收手段與管制手段的配合:管制手段為環境稅收手段的刺激作用提供了基本的“支撐”(如規定了排放標準、技術標準等),稅收手段又成為命令控制制度的有益的必要補充。又如稅收手段與收費手段的配合:西方各國的環境稅中普遍包括了與環境有關的各種專項收費和使用費,其原因是“費”的簡便易行和靈活。隨著污染程度的變化需要不斷對征收標準進行調整時,更宜采用收費形式。
八、根據環境的改變,定期調整環境稅的征收標準
生態環境不是一成不變的,相反地它每分每秒都在變。而經濟發展也一樣,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及人們對環境保護觀念的轉變,對環境的污染也會隨之改變。因此,在制定和實施環境稅時,要注意定期對環境污染進行檢測評估,對不再適合的稅收征收標準進行調整,如有必要可以根據實際情況開征新的稅種。
九、稅收標準不低于環境的治理成本
替比夫定
替比夫定是一種合成的胸腺嘧啶核苷類似物,具有抑制乙型肝炎病毒脫氧核糖核酸聚合酶的活性。主要用于有病毒復制證據以及有血清轉氨酶(ALT或AST)持續升高或肝組織活動性病變證據的慢性乙型肝炎成人患者。
國家藥品不良反應監測中心病例報告數據庫中,替比夫定引起的肌肉骨骼系統損害較為突出,尤其是引起的橫紋肌溶解癥值得關注。
國家藥品不良反應監測中心病例報告數據庫情況 2004年1月1日~2010年4月30日,國家藥品不良反應監測中心病例報告數據庫共收到替比夫定相關病例報告329例,其中嚴重病例報告97例,嚴重病例報告70%來源于生產企業報告(其中10例來源于文獻報道)。
嚴重不良反應/事件中,肌肉骨骼系統損害61例,約占63%,其中橫紋肌溶解癥7例,其他可能與橫紋肌溶解相關的具體表現為肌酸磷酸激酶升高41例次、肌痛10例次、肌病7例次、無力4例次、肢體疼痛4例次、腎功能異常1例次、肌炎1例次。
嚴重不良反應/事件其他系統損害中,中樞及外周神經系統損害表現為周圍神經病變、局部麻木、頭痛、感覺神經病、神經根損傷等;消化系統損害表現為惡心、腹瀉、肝功能異常等;其他系統損害表現為心肌損傷、心律失常、白細胞減少、低血鉀等。
WHO藥品不良反應監測數據庫情況 截至2010年4月30日,共檢索到WHO藥品不良反應監測數據庫替比夫定不良反應事件病例報告127例次,不良反應也是以肌肉骨骼系統損害為主,與我國藥品不良反應監測數據庫基本一致。其中橫紋肌溶解2例次,可能與橫紋肌溶解相關的不良反應/事件表現31例次,其中肌酸磷酸激酶升高11例次、肌痛7例次、肌病7例次、關節痛1例次、肌無力1例次、肌炎1例次、關節炎1例次。
典型病例 患者,男,29歲。因“慢性乙型肝炎”于2008年9月16日開始服用替比夫定片,1次/日,1片/次(即600 mg)。2009年8月29日,患者出現腿部疼痛,導致上樓困難,X線檢查顯示無異常。2009年9月22日,患者出現下肢水腫伴少尿。實驗室檢查結果顯示:肌酸磷酸激酶(CK)4 490 U/L,肌酐(Cr)277 μmol/L,尿酸(UA)712 μmol/L,血乳酸6.5 mmol/L,尿蛋白(++),尿隱血(+++),尿酸918 μmol/L。診斷為橫紋肌溶解癥合并酸中毒。停止使用替比夫定片,并住院治療。
拉米夫定
拉米夫定是一種核苷類似物,具有抗人體免疫缺陷病毒(HIV)和乙肝病毒(HBV)的活性。用于乙型肝炎病毒感染和與其他抗逆轉錄病毒聯合使用治療人類免疫缺陷病毒感染。1999年在中國上市,目前有3個規格,商品名分別為賀普丁(100 mg,用于伴有丙氨酸氨基轉移酶升高和病毒活動復制的、肝功能代償的成年慢性乙型肝炎病人的治療)、益平維(150 mg、300 mg,與其他抗逆轉錄病毒聯合使用,用于治療HIV感染的成人和兒童)。
國家藥品不良反應監測中心病例報告數據庫情況 2004年1月1日~2010年4月30日,國家藥品不良反應監測中心病例報告數據庫共收到拉米夫定相關病例報告405例,其中嚴重病例33例。拉米夫定的病例報告中23%來源于藥品生產企業。
拉米夫定病例報告的主要表現 皮膚及附件損害:如皮疹、瘙癢、斑丘疹、剝脫性皮炎等;消化系統:如惡心、嘔吐、腹瀉、腹痛、谷丙轉氨酶升高、肝功能異常、HBV-DNA升高、胃腸脹氣、胃腸道反應等;肌肉骨骼系統:如肌肉疼痛、肌酸磷酸激酶升高、關節痛等;神經系統:如頭暈、頭痛、失眠等;血液系統:白細胞減少、血小板減少、貧血;全身性損害:如無力、過敏樣反應、發熱等。
405份報告有關肌肉骨骼系統和代謝損害情況中,可能與橫紋肌溶解相關的病例報告19例次,其中肌痛報告10例次,其次是關節痛5例次,肌酸激酶升高4例次(均高于正常值10倍)。
WHO藥品不良反應數據庫情況 截至2010年4月30日,共檢索到橫紋肌溶解14例次,其他可能與橫紋肌溶解相關的不良反應292例次,肌痛136例次、肌酸磷酸激酶升高88例次、腎功能異常53例次、骨痛15例次。
典型病例 患者,男,22歲,因慢性乙型肝炎于2005年12月開始服用拉米夫定100 mg,1次/日,治療。約1.5年后,隨訪肌酸磷酸激酶升高至750 U/L,未予重視,繼續服藥。1年后再次復查示:肌酸磷酸激酶3848 U/L,遂停藥。3個月后復查肌酸磷酸激酶無下降,至2008年12月3日查肌酸磷酸激酶4 565 U/L,入院予以還原谷胱甘肽,復方甘草酸苷等保護肌細胞治療,肌酸磷酸激酶下降至1 154 U/L。
相關建議
臂叢神經阻滯;神經刺激儀;利多卡因;布比卡因
臂叢肌間溝一點阻滯為臨床廣泛使用之技術,操作簡便且并發癥少。然而,臂叢肌間溝一點阻滯效果極少能阻滯臂叢所有主要分支,阻滯完善率較低,且其成功率與神經血管分隔定位法無關[1,2]。因此操作的技術性要求較高,必須定位準確才能達到較為完善的阻滯效果。保證多種手臂手術的麻醉要求[3-5]。神經刺激儀定位單次阻滯的臨床效果與異感法相似,但二者的操作難度不同,尤其對初學者,對異感法的掌握難以有較快的進展,在工作中往往影響效率,并給患者帶來不必要的痛苦機及經濟負擔[2,3,6]。為此,文中的研究旨在比較2種神經定位方法對臂叢阻滯成功率,起效時間及其副反應的影響,為臨床提供參考。
1 對象和方法
1.1 對象 選90例ASA I-II級,年齡(22~41)歲,擬在臂叢阻滯行前臂,腕和手部擇期手術患者進行前瞻性研究。手術側上肢既往有神經損害,神經病變不納入本研究。
1.2 方法 監測心電圖(ECG),無創血壓(NBP),以及血氧飽和度(SpO2),阻滯前10 min靜脈滴注咪唑安定1 mg,隨機分為以下兩組:異感組(PAR),45例,以誘發異感法定位臂叢主支。神經刺激組(PNS),45例,用針麻儀定位確定臂叢主支的部位。患者仰臥,以長為50 mm 22號短斜面的絕緣針(stimulplex Braun,Melsungen,德國)定位。PNS組將針麻儀刺激閾電流定為0.3~0.5 mA,頻率2 Hz,據特定的肌肉收縮定位臂叢神經。阻滯時間指第一次刺入與將其拔出的時間,于阻滯結束后10、20、30 min,在神經支配區內以針刺法評估阻滯效,若30 min時肘以下所有感覺區域無痛,為阻滯完全,反之阻滯不完善。潛伏時間指阻滯結束與患者可開始手術的時間,總麻醉時間指實施阻滯時間與潛伏時間之和,阻滯成功率以30 min后患者完全阻滯的百分比表示,對各神經分別也做了30 min時效阻滯效果評估,并觀察急性神經損傷和其他并發癥發生率。
1.3 統計學分析 計量資料用(x±s)表示,用SPSS 10.0軟件進行檢驗和χ2檢驗
2 結果
因神經不能全部定位而被排除者,PNS組有2例,PAR組有6例,兩組間手術部位,時間及一般情況無明顯差異。PNS組的阻滯操作時間,阻滯起效時間,總麻醉時間均短于PAR組,首次阻滯后神經阻滯效果,PNS組完全阻滯率較PAR組比較明顯增高(P
3 討論
臂叢單點阻滯較難使手術所及區域阻滯完善,對技術操作要求較高。PNS組橈神經阻滯成功率為76%,肌皮神經為59%。PAR組橈神經阻滯成功率為72%,肌皮為46%。本實驗橈神經阻滯率為96%,肌皮神經為98%,且證實神經刺激儀較異感法成功率高,我們的研究顯示PNS較PAR更具優勢,另因神經刺激定位較客觀,排除患者因緊張,恐懼等影響醫生對異感的判斷,從而使阻滯成功率提高[8]。PNS組阻滯起效時間明顯短,表明局麻藥離各神經分支較近。PNS組阻滯出現時間與以往同類報道相似,本組中神經定位簡便,且無需患者配合,與其他研究相比,本實驗操作時間較短,可能是因為有助手幫助,阻滯前10 min給予鎮靜鎮痛,節省操作時間,從而使其總麻醉操作時間減少。PNS組完全阻滯率高與其對橈神經,肌皮神經阻滯成功率高相關。PNS組患者刺激肌皮神經引起的肌肉收縮,而PAR組則采用盲探法向注射,我們認為以神經刺激法定位阻滯該神經更為可靠,精確,雖然PAR組橈神經均被異感定位獲阻滯,但PNS組的橈神經阻滯成功率高于PAR組,然而,橈神經及肌皮神經位置較深,需要精確定位方可成功阻滯。臂叢神經的起效時間與神經粗細,長短以及類型相關[9,10]。研究報道一點阻滯無神經損傷之并發癥[2,3,6]。近期文獻[11]Selander等用單點注射僅有1.7%發生短暫神經功能障礙,因此,拔針與再定位與神經損傷無關,異感所致神經損傷作用亦尚無定論[13],異感可能表示為穿刺針刺入神經組織,并可能增加持續神經損傷的危險,故一些學者建議神經阻滯時不應找異感,但無文獻[14]示異感可增加神經損傷無明顯相關。PAR組靜脈刺傷率明顯較高,4例血腫,行局部壓迫治療后緩解。推注局麻藥前雖經反復抽吸測試,注射速度也慢,PAR仍各有4例表現出血管內注射癥狀,提示術中應加強生命體征的監測。本研究示在應用一點刺激技術時,使用神經刺激儀具有定位準確,操作時間短,起效時間快,神經阻滯更完善和并發癥少等優點,特別是對橈神經和肌皮神經支配區域的手術也具一定優越性。
參 考 文 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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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經濟轉軌;管理機制;生態環境效應
[中圖分類號]F121.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0461(2013)01-0019-05
一、引 言
國內外學者關于經濟轉軌的研究比較多,但對其還沒有形成一個確切的定義。經濟轉軌也叫“經濟轉型”或者“經濟過渡”,主要研究20世紀80年代末以來社會主義世界計劃經濟消解、市場逐步形成的這一過程(胡德寶,2010)[1];經濟轉軌主要是指社會經濟從一個歷史階段向另一個歷史階段的轉變,具體而言主要是指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的過程(唐末兵,2005;光,2007)[2][3];轉軌經濟一般情況下,就其原來意義來說,無論“過渡經濟”、“轉軌經濟”,還是“轉型經濟”,其含義并無太大區別,均指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制度轉換(張仁德,2006)[4]。綜上所述,許多學者基于傳統經濟學的視角將經濟轉軌定義為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過程,筆者認為經濟轉軌內涵非常豐富,不應僅僅指對資源配置方式起重要作用的體制的轉變,還應包括發展模式、發展要素、發展路徑的選擇。
目前關于經濟轉軌的研究內容多集中在傳統經濟學領域,例如市場化轉軌過程的描述和分析[3]、轉軌經濟比較方法論[4]、經濟轉軌過程中自然壟斷行業規制改革及績效差異[5]、轉軌經濟中的國有企業重構[6]、經濟轉軌不確定性對我國城鎮居民消費行為的影響[7]、轉軌路徑、經濟增長與轉軌理論范式研究[8]、經濟結構對體制轉軌國家經濟增長的影響[9]等。然而,經濟轉軌所帶來的不僅僅是上述社會經濟效應,它還改變了企業的運行模式和政府的管理模式,對企業的生態環境決策和政府的生態環境管理產生重大影響,從而帶來生態環境質量的改變。但當前對于經濟轉軌過程中的生態環境效應研究比較少,主要有李國柱、馬樹才從定性和定量方面研究中國經濟體制轉軌與生態環境質量的關系[10];侯偉麗從定性角度分析中國經濟轉軌的生態環境的效應[11];季斌、沈等從定性和定量、尤其定量的角度分析長江三角洲地區經濟轉軌的生態環境效應[12]等。因此,有必要研究經濟轉軌帶來的生態環境效應,對于區域建立和完善可持續發展機制有重要的意義。
二、經濟體制的基本類型和特征
張春霖認為經濟體制是人類為解決資源配置和動力問題而確定的一組機制,包括決策、信息、激勵、約束的機制,強調所有制和協調機制并不是經濟體制的構成要素,進而又把上述四種機制分為兩組,即決策—信息機制和激勵—約束機制[13]。張仁德認為經濟體制是借助于經濟體制實行資源配置的一整套經濟系統,或者說是對資源配置作出決策和執行這一決策的一整套組織安排[14];樊綱、光認為經濟體制是一定的經濟制度或者生產關系所采取的具體組織形式和運動方式,包括社會組織和管理經濟的制度、形式、方法及經濟運行機制[15]。上述定義從不同角度揭示了經濟體制的特征,筆者基于上述研究結論對經濟體制的含義進行重新界定。經濟體制主要是指資源配置的方式,這種方式也可以認為是在一系列機制運作下的制度安排,不僅僅包括生產資料所有制結構和企業所有制結構,還包括整個國民經濟的管理體系和制度,主要分為計劃經濟體制和市場經濟體制兩種。計劃經濟體制是指經濟運行主要通過政府在整體的宏觀調控、總量控制、結構調整、經濟布局等方面發揮作用,其主要特征是計劃成為配置資源的基本方式、國家通過指標的方式直接管理企業、國家所有制是經濟體制的基礎、強調國家利益等[16];市場經濟體制是指經濟運行主要通過市場在微觀經濟領域、日常生產經營活動和有關資源配置等方面發揮作用,其主要特征是市場通過價格機制、供求機制、競爭機制高效率地配置資源,生產者和消費者是決策的主體,追求個人、企業利益是經濟活動的基本動力[17]。
三、計劃經濟的生態環境效應分析
(一)“公地悲劇”的產生
馬歇爾·戈德曼(Marshall Goldman)曾對這個問題有過簡練的描述,計劃經濟形成了個人理性與集體經濟的偏離,由于不存在資源的私有產權,工廠經濟不必為其使用的土地和資源付費,這就導致了對資源的過度使用。從理論上講,計劃經濟體制可以避免外部性問題,只有按照自己的方式處置資源時,真正的“公地悲劇”才會產生。整個社會或者多個單位共同占有公共資源,公共資源的產權清晰而使用權模糊,經濟主體往往可以以較小的成本就可以獲取公共資源,最終會使公共資源枯竭[18][19],計劃體制對資源的配置效率低下和企業將追求利潤作為經濟業績,也浪費了大量的資源和污染了生態環境。此外,計劃經濟體制下,資源、生態環境政策、制度、觀念不完善,往往導致資源的過度使用和生態環境污染。另外,國家作為社會成本的承擔者和強制執行者,僅具有純理論的意義,企業使用資源和排放污染物不需要支付成本或者支付很小的成本,計劃經濟體制下的企業運營機制和價格機制也加速了資源的過渡利用和對生態環境的破壞力度;計劃經濟體制時期制定的綱領、路線、方針、政策也對資源生態環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例如重工業為重心的工業建設、和化運動造成了資源的大量浪費、“大三線”和“小三線”建設使得錯誤的工業布局引發嚴重的生態環境問題,“以鋼為綱”、“以糧為綱”方針忽視生態規律,造成生態生態環境的極大破壞。
(二)重工業優先發展趕超戰略的負作用
由于當時的國際背景和國內背景,迫切需要盡快建立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和盡快實現工業化,我國采用蘇聯的工業化發展戰略選擇了一條優先發展重工業的發展道路,然而重工業這種資金、資源密集型產業并不符合我國的優勢,因此重工業的發展必須在扭曲的宏觀政策中得以生存和發展。根據現有的研究成果表明:重工業結構是生態環境效應的主要因素,是影響生態環境質量的主要驅動因子[20]。縱觀實行計劃經濟體制的國家,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是計劃經濟時期的重要特征之一。我國重工業化時期大致分為五個時期,即1949年~1952年國民經濟恢復時期的重工業優先、“一五”期間的重工業化、“二五”期間的“”對重工業的強化、1961年~1964年對“”的糾正、1965年~1978年備戰和三線建設對重工業優先的再次強調[21]。長久以來的計劃經濟體制形成了重工業太重,輕工業太輕的畸形產業結構,重工業的發展不僅消耗了大量的資源,而且使生態環境破壞嚴重。著名的經濟學家吳敬璉研究員認為重工業一般具有兩大特征:一是高污染的特征,傳統的重工業發展模式往往是粗放的、外延式的發展道路,重工業的過度發展造成本來已經很脆弱生態生態環境加速破壞;二是資源的高消耗特征,重工業的加速發展必然使得本來已經非常短缺的水、土、煤、電、油等基本資源高度緊張,企業的正常生產和群眾的正常生活都受到負效應的影響[22]。
四、市場經濟的生態環境效應分析
(一)市場經濟體制下的生態環境正效應
1. 市場機制有利于提高資源配置和利用效率
市場經濟最重要特征就是市場機制或稱為價格機制,市場機制在反映資源稀缺性、提高資源更有效率的利用方面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微觀層面上,企業對于市場上的價格信號能夠做出靈敏的反應。市場價格的波動,及時地反映出市場對各種產品的需求,以及各種資源的稀缺程度,通過企業的自發行為,促使生產要素流動,經過一定的過程,使資源得到優化配置,從而提高生產效率和經濟效益[23]。宏觀層面上,由于堅持了市場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和宏觀調控,價格信息真正能夠在資源配置中起導向作用,市場經濟體制資源配置實現較計劃經濟體制高的效率。以水資源為例,研究表明,市場發育程度越高,水資源配置效率越高,反之越低[24]。建國以后的很長一段時間里都是無償供水或者低價供水,城市生活和工業用水的價格也是嚴重扭曲,極為嚴重浪費水資源[25]。由于水資源的無價或低價,使用者很難通過技術創新來減小成本,據調查灌溉農田比噴灌、滴灌分別多耗水30%、70%,粗放使用不但加劇了水資源的浪費,還造成了土地鹽漬化和地面沉降等生態生態環境問題出現。市場經濟體制下水資源有償使用法律、辦理辦法等明確規定了各類用水全面實行有償使用[26],不僅使供水單位取得了明顯的經濟效益,而且對節水工作的開展,提高用水利用效益,均起到了經濟杠桿的作用。另外,市場機制促進了非國有企業的發展,集體、三資、私營等各種產權類型的企業大量出現,這些企業是市場經濟的主體,在能源、原材料的需求上展開了競爭。市場機制的引入建立了資源市場,在價格機制的引導下,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不斷擴大。
2. 市場化有利于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
市場經濟體制下的全要素增長率和產出增長的貢獻率遠高于傳統經濟時期,這將有利于生態環境質量的改善[10]。高投入、低效益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在前蘇聯、東歐國家及計劃經濟時代的中國由來已久,政府多次強調轉變經濟方式卻沒有實質性的改變,其原因何在?[27]著名學者樊綱認為歸根結底這不是認識、管理、政策問題,也不是發展戰略問題,而是體制問題,這個問題不解決,我國外延式發展的問題不可能根治[28]。劉國光學者也認為,相比較而言經濟體制和運行機制對經濟增長方式制約性更大,這種制約性不僅反映在微觀層次的企業經營機制上,而且體現在宏觀層次的經濟調控體系和調控手段上[29]。劉傳江學者認為傳統集權的計劃經濟體制因其忽視個人利益和經濟激勵、排斥市場制度與市場機制,因而不僅會因為缺乏技術創新、缺乏高效率的激勵和動力機制而內生出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而且還決定了這種增長方式的鎖定狀態[27]。上述觀點表明,經濟體制轉變和增長方式的轉變應該是同步的,市場化程度的提高有利于促進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市場化可以通過三個渠道促進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第一,市場經濟體制有利于形成靈活、準確反映各類自然資源相對稀缺性的價格體系,逐漸替代過去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的不合理的資源價格體系,從而為自然資源的合理開發、利用和優化配置提供前提[10],目前價格幾乎全部決定市場上供需變動的產品,受指令性價格影響的工業品占工業總產值的份額較低;第二,市場經濟體制有利于調整產業結構,通過市場調整,形成有別于計劃經濟體制的高度化和協調化的產業結構;第三,市場經濟體制有利于促進企業研發和采用新技術以在競爭中保持優勢,以增進資源配置效率和降低生態環境污染程度。
3. 市場化有利于生態環境經濟政策的實施
生態環境政策是協調發展與資源生態環境之間矛盾的手段,同時也是可持續發展戰略的延伸和實現其發展目標的重要調控手段[30]。生態環境政策包括生態環境經濟政策、生態環境法規制度、生態環境公眾參與等三個方面。目前已形成了獨具特色的生態環境經濟政策,主要包括排污收費、排污權交易、生態補償、資源生態環境稅收等方面,生態環境經濟政策的實施對于降低生態環境保護成本、提高行政效率、減少政府補貼、擴大財政收入以及提高公眾生態環境意識諸多方面起到了較好的效果。在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漸進的改革時期,這些帶有鮮明時代特色的生態環境政策與市場經濟手段相結合,比較有效地緩解、控制了污染排放[31]。目前,主要存在兩種手段,一種是政府干預的方式解決環境問題的經濟手段,如環境資源稅、環境污染稅或排污收費、環境保護補貼、押金退款制度等。另一種是市場機制的方式解決環境問題的經濟手段,如自愿協商制度、污染者與受污染者的合并、排污權交易制度等。近年來國家積極推進環境稅費改革、環境價格和收費改革、綠色資本市場完善、生態補償政策的實施、排污交易市場的試點、綠色貿易和綠色保險的實現、環境污染責任強制保險、企業環境行為信用評價、綠色信貸和銀行綠色評級、企業環保債券等體現了我國環境管理的市場手段更加健全,環境經濟政策體系建設日臻完善,注重市場機制在解決環境問題中的作用。
(二)市場經濟體制下的生態環境負效應
市場經濟相對于傳統經濟體制在經濟發展、生態環境保護方面發揮更大的作用,但市場經濟體制的調節有以下缺點:①只能解決微觀經濟平衡問題,不能解決宏觀經濟平衡問題;②市場機制只能反映現有的生產結構和需求結構,而不能反映國民經濟發展的長遠的目標和結構;③市場機制的有效作用是以充分競爭為前提的,而現實條件下由于信息不透明和壟斷等因素下難以實現充分競爭;④許多社會消費的公共產品難以通過正常的市場價格機制加以分配[17],以及生態環境資源本身的公共物品屬性使得市場經濟并不能解決所有的生態環境問題,相反有些資源生態環境問題反而在市場經濟的作用下變得更加惡化。
一方面生態環境和資源往往屬于公共財產,破壞生態環境、浪費資源將會給他人和社會帶來外部不經濟性,但卻可以降低生產者的邊際私人成本和增加消費者的邊際私人效應。換句話說,對于外部性的生態環境和資源問題來說,市場機制是不起作用的,另外市場機制往往只能反映[前和局部利益,難以解決長遠和整體利益,因此市場經濟難以解決可持續發展的問題[32]。另一方面,我們的經濟體制轉變僅僅30年的時間,而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體制轉變卻用了上百年的時間,我們國家的市場經濟體制在制度方面還有很多不足之處,由于生態環境污染和資源消耗往往給他人和社會帶來外部不經濟性,卻能給企業和消費者帶來[前與局部利益,然而企業和消費者行為的不規范就表現為生態環境和資源的惡化。
在我國,研究大眾財政標題是比年來的變亂,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垂垂創建,大眾財政體制在我國事否實用,也成為寬大財政理論和現實事情者配合體貼的標題。筆者擬就大眾財政的一些理論標題談些本身粗淺的相識。
一、對大眾財政看法的重新相識
討論大眾財政標題,首先必須弄清大眾財政的看法。筆者以為:
(一)大眾財政是與私人財政對應的看法,是對當局財政的客觀要求
大眾財政是與私人財政(財政)對應的看法,它是代表社會大眾優點,為饜足社會大眾須要而舉行的出入運動。這里的大眾優點和大眾須要是指寬大大眾的優點和須要。大眾財政舉動目的的社會大眾性,是大眾財政與私人財政的區別地點。從舉動特性上看,大眾財政是一種收入和付出運動,這組成大眾財政與其他大眾舉動的本質區別。字串4
顯然,我們這里對大眾財政看法的定義與傳統說法有肯定差異。憑據傳統看法,大眾財政便是大眾經濟,便是當局提供大眾產物的舉動,由于當局的職能重要是提供大眾產物,因此,大眾財政險些成了當局的同義詞,這顯然是不準確的。在這里,我們將大眾財政表述為一種代表社會大眾優點,為饜足社會大眾須要而舉行的出入運動,是夸大大眾財政作為一種出入運動的舉動寓意,也是突出大眾財政作為當局實現大眾優點和大眾需求的一種東西和本事與當局本身在看法上的區別。
大眾財政存在的底子條件是社會大眾優點和這種優點的載體棗大眾須要的存在,這是大眾財政存在的一個須要條件,它在肯定程度上分析大眾財政作為大眾優點和社會大眾須要的實現本事存在的須要性。大眾財政作為一種饜足社會大眾須要的出入運動,著實驗主體是肯定時期社會大眾優點的代表者,在國家和當局存在的條件下,主體的責任自然應該由國家和當局來包袱。因此,國家財政一定是大眾財政。
國家財政的社會大眾性首先是由國家和當局的社會職責和成果決定的。國家及代表國家確當局是社會辦理者,雖然也是社會大眾優點的代表,表現大眾優點并使之得到實現,是國家和當局的一項最為重要的職責,因此,國家財政必須是大眾財政。不表現和實現大眾優點和大眾須要確當局財政是不正常的和有缺陷的。從這一意義上說,大眾財政是對當局財政的一種客觀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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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眾性是當局財政的一樣平常性子
憑據傳統看法,大眾財政是當局為社會提供大眾產物的舉動,它的孕育產生和存在是市場機制自然存在的缺陷使然,也便是說,由于市場機制在配置資源方面有一些自身無法補充的缺陷,因而須要當局出頭具名議決提供大眾產物的要領來對市場缺陷加以補充。顯然,這里是將市場經濟當作大眾財政存在的須要條件,也便是說大眾財政是市場經濟體制下當局財政的表現情勢。對此,筆者有差異的看法。我們以為,大眾財政不是市場經濟體制下當局財政的分外性子,而是當局財政的一樣平常性子,由于表現和實現社會大眾優點和大眾須要是當局財政的配合出發點和歸屬,不論任何社會形態確當局財政都是云云,在這里所差異的只是由生產力程度差異決定的社會大眾優點和大眾須要的層次,以及由生產干系決定的大眾優點和大眾須要的范疇。
這里大概會有一個疑問,即我國傳統籌劃經濟體制時期確當局財政涉足了大量私人財政的變亂,它是否具有大眾財政的性子,若有破例,怎樣表明大眾性作為當局財政一樣平常性子的論點。筆者以為,我國傳統籌劃經濟體制時期確當局財政仍然是大眾財政。在這里,重要的標題是在籌劃經濟體制下,私人的個體須要被控制到了最狹窄的范疇內,相當部門個體須要被異化為大眾須要,大概被采取了大眾實現的情勢,正是這種私人須要的個體性與著實現情勢大眾性的不調和,才導致了籌劃經濟體制在提供私人產物,饜足個體須要方面的低屈從,這種低屈從恰恰從另一角度分析確籌劃經濟體制下當局財政的大眾屬性。我們不克不及由于某種機制在使用上的不正常而否認機制本身的存在,同樣的原理,我們也不克不及由于籌劃經濟體制下當局財政代行了許多私人財政的職能而否認當局財政的大眾財政性子。字串1
關鍵詞:公共財政;政府外債;國有資本外債;政府外債管理體制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財政模式應向公共財政模式轉化。財政模式轉換后,外債管理體制與管理模式該不該轉換及如何轉換?在公共財政條件下,政府外債該如何管理?對這些問題的深入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而且目前較少有人對此進行深入研究。本文擬對以上問題及與之相關的一些其他問題做一些粗淺的分析與研究,以期對政府外債管理工作提一些初步的看法。
一、財政模式與政府外債管理體制及管理模式的構建
(一)政府外債
政府外債管理體制是一個容易讓人產生歧義的詞。“政府外債管理體制”可能被理解為“政府”的“外債管理體制”,也有可能被理解為“政府外債”的“管理體制”。本文中的“政府外債管理體制及管理模式”是指后一含義。
為了能夠盡可能準確闡述本人的觀點,本人對“政府外債”給以新的定義。我認為,政府外債應包含三層含義,即外債、政府的債務、政府的外債。政府外債應當是最終由政府對非本國居民承擔的已撥付但尚未清償的契約性負債的數量,這種負債或是須償還本息(不論是否支付利息),或是須支付利息(不論是否償還本金)。在這個定義中,包含如下的幾個方面的意思:
1.政府外債是最終由政府承擔的外債。政府外債既有政府借的外債,也包括政府擔保的外債。政府外債一般是指政府公共外債。國有企業外債不屬此范圍。國有企業外債是國有資本外債的組成部分。國有企業外債最終還是國家的負債,但是是國有資本的負債。
2.政府外債應是一國政府對非居民承擔的債務。非居民是居住在本國以外的法人和自然人。
3.政府外債是指已經撥付但償未償還的債務余額。對簽訂借款協議但尚未提款使用的金額和使用完畢已還本付息的金額不再算做外債的一部分。
4.政府外債必須是契約性的債務。直接投資以及間接投資不屬于外債范疇。
(二)財政模式同政府外債管理體制與管理模式
財政模式同政府外債管理體制與管理模式密切相關。
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國家作為階級統治的工具,政府以政權組織的身份,同國有資產的最終所有者的身份合二為一,從而政府不僅從宏觀上而且從微觀上干預經濟,干預的最基本手段是計劃。國有企業是政府的附屬物,而不是真正的企業法人。基于這種雙重身份,計劃經濟體制下我國的財政屬單元財政,“大鍋飯”財政,公共財政職能與國有資產財政職能不分。
與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財政是公共財政。在市場經濟中,產品有個人產品與公共產品之分。個人產品(個人產品是只適用于個人消費的產品或服務)可以通過市場有效率地滿足;而公共產品(公共產品是指具有聯合的、共同消費性質的產品或服務)則不能通過市場有效率地滿足。市場機制不是萬能的,市場有失靈之時,有失靈之地:公共產品的存在;外溢性;自然壟斷;風險和不確定性;社會分配不公;宏觀經濟運行不穩等等,都可以使市場失靈。市場的失效決定了政府必須干預市場。在市場失靈的地方,只有依靠政府的力量,只有政府才能有效地提供公共產品。正是因為存在著市場失效現象,在市場經濟體制下財政才有了全新的內涵:公共財政。
所謂公共財政,概括起來講,指的是僅為市場經濟提供公共服務的政府分配行為,它是國家財政的一種具體存在形態,即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財政類型。公共財政的分配主體是作為政權組織和社會經濟管理者的政府。公共財政的分配目的是為了滿足公共需要,即是為了保證滿足各類通過市場機制難以有效進行資源配置的社會公共產品財力的需要。公共財政是憑借政治權力經由非市場性的渠道進行分配的,因而既具有強制性,又具有補償性。公共財政基本上是依靠稅收來取得其收入的,公債和規費盡管也可以作為收入手段使用,但是只能是臨時性的和補充性的。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我國的目標經濟體制模式。就我國的具體國情來看,市場經濟體制下政府的經濟職能產生于兩方面的要求:一是政府作為社會公共權力的代表所具有的經濟職能;二是政府作為國有資產所有者的代表所具有的經濟職能。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必須將政府的兩種職能分離開來,將真正的公共職能歸于政府,將國有資產管理的職能及國有資產財政歸于相對獨立的國有資產總代表。相應地,我國的財政模式也必須進行根本的變革。由于我國國情的特殊性,我國的財政模式也不能是純粹西方的公共財政模式,但有一點可以肯定,我國的財政模式還是以公共財政為基本目標的。雙元財政模式即由公共財政與國有資本財政構成的新模式應是我國財政的目標模式。這一目標模式愈益清晰。只有這樣,才能使我國的公共財政只承擔彌補市場失效的任務,而發展壯大贏利性國有經濟的任務,則留給國有資本財政去解決。
單元財政模式必然導致政府外債管理體制上的混亂及管理模式的不科學,而雙元財政模式的建立又對政府外債管理體制及管理模式的建立產生重要的影響:
1.政府外債應屬公共財政的范疇。政府外債作為財政收入的一部分,是政府財政入不敷出的結果。以外債形式獲得的收入在支出上卻執行的是公共財政的職能。外債償還的真正基礎仍是政府稅收的增加。職能的統一使政府外債統一管理成為必然。因此,公共財政是政府外債管理體制及管理模式的理論依據之一。公共財政為外債借、用、還的統一找到了理論依據之一。
2.雙元財政模式的建立將國有資產財政分立管理,最終將使政府外債統一管理奠定財物基礎。公共財政的相對獨立大大方便了外債的統一管理。
3.由于政府提供的公共產品的外溢狀況大小不同,導致財政收入的來源與支出的范圍不同,因此政府外債又是可以分級別的,可以實現外債的分級管理。國家和社會受益的項目由中央政府負責外債借用還的安排,地方受益的項目由地方負責外債的借用還。
4.政府外債資金只能用于提供公共產品的項目。外債資金應用在科教、衛生、市政、交通、通信、農田水利、環保、江河治理等項目上。
二、國有企業管理體制改革與政府外債管理模式
(一)政府外債管理科學化的國有企業管理體制基礎
沒有科學的國有企業管理體制基礎,就不會有科學的政府外債管理體制與管理模式。
我們已經知道,政府外債是政府作為償債主體的債務。如果政府除了行使政權的職能外還主要提供公共產品,那么政府只能以其財政收入的一部分作為其借債和償債的基礎。如果政府除了行使政權的職能和主要提供公共產品外,政府還擁有、管理、運營大量的國有資產,那么,政府外債就是一個很復雜的問題,既有作為提供公共產品的政府的負債,又有作為國有資產所有者和經營者的經營性或資本性負債。
作為提供公共產品的政府的外債同作為一個經營單位(或生產單位)的外債是完全不同的。作為提供公共產品的政府的外債主要是以政府的稅收收入作為償債的資金來源的,盡管外債的償付主要依靠出口的增長帶來的外匯增加,但由于外債主要是彌補財政收入的赤字,因此外債的負擔最終還是本國的公民。而對于一個經營單位(或生產單位)來講,外債轉化為投資投入到生產過程,在生產過程中收回的投資及盈利以及企業的資本金是企業還債的物質基礎,外債的負擔是企業。另外,作為提供公共產品的政府的外債的償還是有彈性的,因為在短期中政府可以通過增加稅收或行政性收費來增加外債的償還力度,而對企業來講,外債的償還就缺乏彈性,必須通過增加出口創匯才能解決。因此,同一債務人很難同時管理好兩種性質完全不同的外債。
我國由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型,基本特點主要包括:從經濟體制方面表現出來的內容來看,是由計劃經濟體制逐步轉變為市場經濟體制;而從經濟發展模式方面來看,則主要表現為越來越多地依靠于市場機制校正跳躍式發展所形成的社會生產結構,而缺乏經濟核算和生產者激勵機制的傳統計劃經濟體制,則更多的表現為社會再生產循環的困難程度,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增長方式轉變正是從解決這些矛盾的實踐中開始的。我國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兩分法,主要是針對計劃經濟體制排斥經濟核算、不注重生產者物質利益等重要問題,從而最終采取了放權讓利的改革方式。
轉型經濟學:超越漸進與激進
本文所指出的所謂的轉型經濟學就是指在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經濟發展模式轉軌基礎上所形成的一種經濟學視角下的轉換,即經濟學范式轉換。從人類社會有經濟這一現象開始,人類的經濟增長方式就依次經過了多種轉化形式:產品運營、資產運營、資本運營。而隨著人類進入知識經濟時代,很多理論界學者也把知識運營作為一種全新的經濟增長方式來運作。因此,可以看出,我國由改革開放以前到現今存在著兩種不同的轉型:其一就是經濟制度的轉型,即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過渡;其二就是現在理論界一直都在提倡的經濟增長方式與人類實踐模式的轉型,即常見的宏觀與微觀的相互轉型。這兩種轉型都是局部與整體、個別與一般、微觀與宏觀的相互關系。本文以轉型經濟學的兩個重要的代表流派為切入點,分析這種部分與整體、個別與一般以及微宏觀之間的關系,以此來詳細闡述我國經濟兩分法的走向歷程。
(一)華盛頓共識
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多數拉美國家陷入了長達10余年的急劇通貨膨脹和債務危機爆發的經濟困難時期,經濟學家約翰·威廉姆森認為的實行緊縮的政策防止通貨膨脹、削減公共福利開支、金融和貿易自由化、統一匯率、取消對外資自由流動的各種障礙的限制,以及國有企業私有化、取消政府對企業的管制等方式,在當時均得到來自于世界銀行的大力支持,即“華盛頓共識”。后來這些觀點又被稱之為“新自由主義的政策宣言”。隨著全球化的日益盛行,“華盛頓共識”從而形成廣泛的社會認可。
“華盛頓共識”在最初的時期,受到了來自于國際金融組織的熱烈歡迎,其中的很多政策都是以經濟學的教科書知識為基礎的?!叭A盛頓共識”認為,國家經濟的轉型必須依靠三大支柱的支持:即價格的自由化、私有化、宏觀經濟的穩定化。價格的自由化也就是在本國經濟中實行自由價格,讓市場價格能在經濟中起引導作用,并為經濟發展奠定基礎。私有化的支撐與實行可以使最大的市場主體—企業產生追求利潤最大化的激勵效應,穩定化主要是指宏觀經濟在價格上的持續穩定性,使價格體系能夠隨時對市場上不同的商品稀缺起調劑作用?!叭A盛頓共識”還認為,國家經濟在轉型中一旦引入市場體制的改革,將很快收獲利益,生產效率也會大幅度提高。因此,轉型必須是激進的、爆炸式的發展模式。
(二)制度經濟學對轉型經濟的觀點
制度經濟學研究是主要以制度作為研究對象,來研究制度對國家經濟行為和經濟發展趨勢的影響,以及經濟在發展過程中又是如何影響制度的演變和發展的。西方現代經濟學各發展流派在不斷的發展完善,而制度經濟學在現當代的轉型經濟學發展領域里是一支特別引人注目的經濟學分支。它強調立足于個體間的互動經濟關系來解釋其所產生的經濟活動,它最先確立了主體與主體之間的經濟關系,以此經濟關系作為研究的重要起點,并反過來確定以一個總量的標準如何對整個經濟活動做出一定量的安排后果這一研究思路。在近一個世紀的時間跨度中,制度經濟學在研究方法論的領域中,頗為引人關注。
制度經濟學的理論基礎是建立在現代微觀經濟理論中所提供的制度經濟學這一特殊角度的基礎上的。當前在西方國家對制度經濟學做出很大貢獻并同制度經濟學共同發展的經濟學家主要包括:科斯、諾斯、威廉姆森等。這幾位學者認為:市場之所以能夠充分的發展主要是依賴于足夠的制度建設。在經濟學中最前沿的理論是現代微觀經濟學,這一理論包含了市場信息不完善這一特點。所以,市場良好、持續的運作必須依靠市場提供的完備的信息,這樣才能使市場的經濟主體對一切信息了如指掌。反之,不完善的市場信息將無法保證市場良好作用的發揮。
反思:轉型經濟學的兩種改革道路
回顧我國30多年以來的經濟改革歷程,呈現出明顯的階段性特征:第一階段性表現為1979年底召開的以后我國體制改革和對外開放政策的實施;第二階段是在1984年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時所提出的在我國實行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第三階段是在1992年黨的十四大報告中提出的我國改革目標,即在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三個階段被形象地譽為中國經濟的三座里程碑,更是我國經濟改革發展的三個主要階段:改革開放的開始階段即改革實踐過程的設定階段、雙軌共同發展的經濟體制形成和漸進式改革道路發展的確認階段、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全面轉軌的階段。從我國經濟發展的視角來看,經濟改革的理論基礎是在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而經濟改革理論必須是以指導改革實踐、服務于改革實踐為研究對象的一種規范性理論。
(一)經濟改革理論
經濟改革有一個重要的構成要素即經濟改革理論這個基礎性要素,社會在對待經濟體制改革的態度一般是首先強調利益關系,但是并不受自身利益決定,更取決于人們對經濟改革所采取的根本措施是否符合社會公正性的判斷。換言之,亦即社會公眾對社會問題中的公正性的某些基本價值,即國家意識形態的認識。而一旦當意識形態的理論基礎發生變化,那么必將影響到整個社會的價值觀的變化。這就表現為經濟改革理論研究要受到經濟實踐發展的影響和制約,在各個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由于段性特征不同,相應也有不同的理論出現,但由于理論本身還存在著一定的反復性,勢必導致經濟改革很難從時間上來劃分出清晰的、截然不同的發展階段。
縱觀我國30多年來的改革開放歷程和我國經濟改革理論的發展,可以清晰地看到我國必須沿著社會主義制度的方向來發展經濟,這點已經在我國學術界得到了共識。這個過程不僅是對原來傳統的社會主義理論的大膽突破和揚棄的過程,更是對市場經濟重新認識的過程。傳統的社會主義理論普遍認為:發展社會主義經濟的三大特征是:生產資料的公有制、計劃經濟、按勞分配。這也是政治經濟學理論中對社會主義制度屬性的定義。
在我國改革開放初期,學術界以社會主義社會存在形式和體制模式的高度,對計劃經濟和市場的關系、價值規律和市場的關系進行了剖析,得到結論:社會主義的經濟發展仍舊是商品經濟。同時,還進一步提出我國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是建立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礎上的,從而摒棄了傳統的計劃經濟觀點。而對于我國公有制的改革理論探索,始終貫穿于經濟改革和體制轉型的整個過程中。對于這方面的理論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第一,在所有制結構上,突破了傳統社會主義理論中只能是單一公有制的理念,提出目前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局面必須是混合經濟的共同發展,對社會主義發展的經濟制度進行了重新定義;第二,在公有制的實現形式上,對原來傳統的國營經濟形式進行了否定,提出了多種公有制形式的觀點,并使股份制逐漸成為一種公有制的全新形式;第三,在所有制關系方面,面對從宏觀到微觀企業財產組織層面的發展這一主要問題,提出了兩權分離的具有較強實踐性的理論。并引入了西方經濟學對于產權的理論和方法,對國有企業的產權制度和對國有資產的管理體制改革同步進行研究和實施,最終解決了所有制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問題。
如果從收入分配這一社會現實來看,這一改革不僅改變了傳統的按勞分配的平均主義觀念,并在很大程度上對效率以及公平與效率之間的關系問題給予了關注。同時還對在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條件下的收入分配提出了理論思考,充分地肯定了勞動力個人所有制和勞動力市場是現實存在的,并提出了要將按勞分配與按生產要素分配緊密結合起來的經濟體制。
(二)商品經濟理論和市場經濟理論
30多年的改革開放,讓理論界對經濟體制的發展有了一個全新的認識。經濟改革理論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突破就是社會主義的商品經濟理論,這一理論是通過經濟改革理論的發展而奠定的理論基礎,為經濟體制改革的全面啟動和局部突破提供了重要以及必要的理論基礎。其實這一商品經濟理論就是我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初期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的理論原型,這就是所謂的商品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的一個基本特征的學術觀點。進入20世紀80年代的中后期,學術界在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理論基礎上形成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理論。以市場取向為主要研究對象的經濟改革理論是建立在改革開放全面啟動的基礎上的,并根據當時的經濟體制運行的實際問題而提出的,是對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彼此之間關系的一種深入探索,并具有傾向性和過渡性。
我國國民經濟的高速發展依賴于我國農村的和非國有經濟體制的迅猛發展,我國一方面在實行改革開放,另一方面又在借鑒國外的經濟理論,使得我國的經濟理論由改革初期的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相結合的理論內容,轉變為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主要取向的改革內容。市場經濟理論比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更加突出了市場的本質、市場的有效調節以及市場經濟在發展運行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同時還充分肯定了市場的主導可以決定大量的經濟活動這一社會現實,并對生產要素應該進一步商品化、市場化給予肯定。這一過渡性的改革理論為我國更進一步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
隨著西方比較經濟學的引入,以經濟改革理論為理論基礎,理論界重新認識到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存在著不同的經濟體制模式,明確將我國改革開放的過程劃分為宏觀調控、市場體系和市場機制、微觀基礎企業主體這三個互相有機結合的層次。經過多達十幾年的經濟改革理論和社會實踐的探索和激烈辯論,我國經濟改革的市場化方向和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逐漸被確立起來,即我國開始由計劃經濟體制轉為市場經濟體制。
結論:我國經濟轉型的兩分法
改革開放30多年來,尤其是從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也由原來的農村經濟改革轉移到了城市國有企業的經濟改革,并在全國范圍內大面積鋪開。經濟改革的理論研究重心已轉移到了經濟改革的戰略如何選擇的問題上。這一理念主要包括:改革目標的探索、經濟改革的基本思路、經濟改革的基本策略以及主要步驟等問題的涉及和選擇。
在不同的社會背景下形成的傳統的社會文化、思維模式、風俗習慣、道德觀念等不是一成不變的,它將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發生著改變,但是這種改變是需要在一段漫長的時間積累中培育和引導的。更主要的是,這些內容上的經濟體制是與正式的經濟制度的變化之間存在著緊密聯系的。總之,經濟改革理論是與經濟實踐互相作用并不斷發展的,它向前邁進的每一步都是由于隨著改革實踐的不斷深入遇到的需要解決的新問題而提出的,那些不能按照傳統的理論來解決的實際經濟問題都將是理論發展的新起點。
參考文獻:
關鍵詞:
社會體制轉型;學前教育
學前教育階段,是一個人成長中重要的時期。在這個時期,可以為以后的學習生活奠定堅實的基礎,對一個人的成長起著重要的作用。
一、社會體制轉型對學前教育地位的影響
20世紀90年代以來,為了建立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有效實現資源的配置,我國的社會體制開始轉型,逐漸向市場體制發展,社會體制的轉型,勢必會引起行政管理體制的變革,因此政府的職能也會隨之發生變化。以前政府可以包攬一切、統籌一切,隨著社會體制的轉型,政府逐漸轉變為服務型、法治型的政府,細化了政府、市場和社會的邊界,明確了社會各界的責任。社會體制的變化引起了社會結構的變化,學前教育在之前被認定為福利性事業,如今也要進行重新定位,學前教育的發展在新的經濟體制下面臨著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
(一)學前教育可促進社會公平,推動建立和諧社會
一些補償性的學前教育主要是針對家庭經濟條件困難的學生,這種教育可以對一些學生起到扶持的作用,推動社會實現公平,在一定程度上保證學生的公平。同時,在新的社會體制下開展學前教育,可以幫助學生樹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提高學生與人交往的能力,增強學生的自信心,同時還能降低違法行為的機率,促進社會的和諧發展。
(二)辦園性質的變化
國家在施行市場經濟體制之后,很多政府機關采取依托單位辦園的模式,由于學前教育地位不準確,很多幼兒園的發展情況不容樂觀,尤其是一些低收入階層開辦的學前教育,面臨則巨大的生存危機,另外,在學前教育中,由于定位不準,教師的身份比較尷尬,很多教育沒有明確的職業規劃,也難以進行確切地定位。政府在改革中雖然明確說明將由政府機關來接管中小規模事業單位辦園,而且改變了企業單位辦園的性質,將其由福利型的地位轉變為社會職能型的地位。但是,政府沒有明確指出企業辦園情況的業績處理方案等,因此,在市場機制下企業辦園的地位不明確,在施行中容易發生混亂,而且目前很多企業辦園逐漸走向市場,因此學前教育的定位更加模棱兩可[1]。
(三)農村學前教育舉步維艱
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我國農村學前教育仍然屬于福利型的事業,主要采用集體辦園的形式,輔以獨立辦園,因此,在集體辦園中辦園的經費主要是由集體來承擔,基本上國家很少進行財務上的支持,集體的力量可以滿足辦園的經費需求,但是隨著社會體制的轉型,加快了農村經濟體制的改革,因此導致農村學前教育發生了重大的變化。
二、學前教育面臨的挑戰
我國由計劃經濟體制轉向市場經濟體制,其根本目的是,建立規范的社會主義市場市場經濟體制,可以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并且要轉變政府的職能,轉變政府“大包大攬”的形式,使政府的職能更多集中在服務職能上,為人們群眾提供更多的便利。體制的改革需要重新劃分政府、市場、社會的邊界。從而引起社會結構的調整,因此必須要對學前教育重新定位。然而體制改革帶來了一些“單位”的解體和農村“集體經濟”的瓦解,因此原有的辦園體制不能適應社會的變化,學前教育事業面臨著巨大的困境。
(一)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沒有理順,政府職責定位不明
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沒有理清,因此導致政府學前教育服務職能欠缺。隨著我國經濟體制的轉型,政府的經濟職能和政治職能逐漸脫離,在計劃經濟體制下運用行政手段開展學前教育面臨著困境,其已經不適應市場體制的發展,再加上政府對學前教育的認識不夠充分,因此,很多地方政府在發展學前教育上,未能充分發揮自己的職能,導致未盡到一定的職責。在學前教育的開展中,出現了很多推卸責任的情況,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政府在學前教育中的重要意義,難以進行統籌規劃、實現規范管理。
(二)各級政府之間職責定位不清,權責配置具有較大的隨意性
目前,我國學前教育主要采取地方分級管理的形式,但是政府的有關職責還不明確,各方面的法律保障還不完善,因此各級政府在權責配置上具有較大的隨意性,而且特定的層級政府在開展學前教育中表現出明顯的權責不對稱,政府職責嚴重缺失。政府職責缺失、不到位的情況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一些學前教育的政策制度和法規不完善,特別是一些關乎大范圍的學前教育發展程度的制度等,比如學校教育的投入保障制度長期沒有修訂等[2]。二是地方政府之間權責不明,難以確定責任主體。
(三)學前教育師資力量薄弱,教師素質不高
在學前教育中,教師的學歷水平差異較大,由于學前教育對教師的學歷水平的要求相對不高,因此很多教師的學歷都在高中以下,甚至更低,因此教師在學歷上表現著不均衡的趨勢,也缺乏規范性。同時,教師學歷呈現出不均衡的趨勢,會進一步導致學前教育不同學歷教師的工資待遇有著較大的差別,而且極不穩定。
三、社會體制轉型下學前教育的重新定位
隨著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在人們的觀念中,仍然將學前教育擺在福利型事業的位置,社會辦園仍然堅持主導地位,政府辦園作為輔助,但是這種辦園的分布格局不能適應社會發展的趨勢,也不符合市場經濟體制的發展情況,因此要結合目前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現狀,重新定位學前教育,為我國學前教育的發展創造良好的環境。
(一)認識到學期教育的重要性
學前教育涉及到眾多的利益群體,如教師、家長、學生、社會公眾等,它是一種公共產品,可以被定義為社會公益性事業。
(二)明確學前教育的公益性質
與計劃經濟體制下政府作為資源配置的主體不同,市場經濟社會的主要特征是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著基礎性作用,市場與政府共同對資源進行配置。市場經濟理論認為,私人物品經過市場配置,效率將會更高,但是對于具有外部效應的公共物品,則政府配置的效率會更高,在政府的宏觀調控下,有利于促進公平。所以,學前教育的產品屬性影響著其在市場經濟社會的定位[3]。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必須要明確學前教育的公益性質,因此政府應該明確自己的責任,加大學前教育的財政投入。
(三)建立完善的成本分擔機制
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發展,學前教育在費用承擔形式上也發生了較大的變化,就目前的發展情況來看,家庭是學前教育的承擔主體,政府對學前教育的投入較少,而且縣級、鄉級政府承擔的比例不盡合理,因此學前教育要繼續秉持公益性的理念,建立健全完善的成分分擔機制,并結合不同階層家庭的經濟收入情況、根據各地政府的財政狀況,制定出合理、可行的成分分擔模式,以實現科學合理的家庭分配、公平的地方政府分擔和全面可行的中央政府的承擔效果。
(四)加大對農村低收入群體的財政投入
目前,國家重點的教育項目將義務教育、高中教育、高等教育都納入其中,但是對學前教育的關注度較為不足,尤其是一些經濟條件較差、生活水平較低的家庭的幼兒更容易被忽視。
(五)明確學前教育教師的身份和地位
在市場經濟體制下,不僅政府的定位和職責不明確,從事學前教育的教師的身份也不明確,尤其是在事業單位中,教師難以明確自己的身份,同時農村集體辦園教師的身份也尚未明確,因此教師的一些基本利益得不到保護。
(六)多種形式擴大資源,政府要明確職責劃分
我國教學資源還不充足,在教學上難以實現大幅度的提升,隨著市場化趨勢的發展,近年來在學前教育中不僅出現了“辦園難”的問題,也隨之出現了“入園難、入園貴”的問題,這些問題嚴重困擾著眾多的家庭,一些地方幼兒園收費價格昂貴、但是質量卻不高,導致一些家庭負擔不起。
四、結語
在社會體制的轉型過程中,學前教育面臨著許多新的問題,比如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沒有理順,政府職責定位不明;各級政府之間職責定位不清,權責配置具有較大的隨意性;學前教育師資力量薄弱,教師素質不高等。因此,正確認識學前教育的重要性,明確學前教育的公益性質,建立完善的成本分擔機制,加大對農村低收入群體的財政投入,明確學前教育教師的身份和地位,并積極擴大教學資源,是提高學前教育教學水平,推動學前教育積極適應新的社會形勢的重要途徑。
作者:陳欣 單位:菲律賓西北學會大學
參考文獻:
在經濟全球化新紀元,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已經進入一個新的階段。然而,我國加入WTO后,給我國經濟改革留下的時間和空間都十分有限。經濟體制改革的迫切性更是尤為突出。加入WTO,參與經濟全球化,我國經濟轉軌的緊迫性從來沒有象今天這樣強烈,改革受到嚴格的時間限制。同時,改革又要面臨國內外的雙向壓力。既有國內壓力,又有國際壓力。知識經濟爆炸的今天,高科技不斷充斥著生活的今天,經濟體制改革應該放眼全球,走在科技的尖端。
互聯網時代正在飛速的向前發展,現在已有1.3億人學會了使用互聯網。電子商務已經成為主流的經營模式。電子商務是指對整個貿易活動實現電子化。從涵蓋范圍方面可以定義為:電子商務是交易各方以電子交易方式而不是通過當面交換或直接面談方式進行的任何形式的商業交易;從技術方面可以定義為:電子商務是一種多技術的集合體,包括交換數據(如電子數據交換,電子郵件),獲得數據(共享數據庫,電子公告牌)以及自動捕捉數據(條形碼)等。電子商務是因特網爆炸式發展的直接產物,是網絡技術應用的全新發展方向。因特網本身所具有的開放性、全球性、低成本、高效率的特點,也成為電子商務的內在特征,并使得電子商務大大超越了作為一種新的貿易形式所具有的價值,它不僅會改變企業本身的生產、經營、管理活動,而且將影響到整個社會的經濟運行與結構。
要理解電子經濟,首先必須認識到網絡是一個新的媒介,有著巨大的發展潛力。考慮到網絡給人們之間的溝通以及企業的發展所帶來的經濟效益,很多人認為更多的貿易往來很有可能完全在互聯網上實現。可以肯定的說,即使網絡即使不是未來生活中最重要的東西,也至少回成為必不可少的東西。
自從新的科技革命開始以來,我國的經濟不斷受到沖擊,面臨挑戰的同時,也遇到各種機遇。電子商務對于市場經濟影響在于:首先,它將會淡化有形市場作為商品交換場所的概念和功能。電子商務的出現和發展將改變人們對千百年來對市場的理解和認識,在電子商務環境下,有形市場在商品交換中的作用和地位無疑會淡化,而更加廣闊頻繁,多樣化和實時性的商品網絡虛擬交易市場將逐漸興起和擴大。第二,市場范圍會變得更加廣闊,市場發展的一個重要標志是作為市場主體的商品交換活動當事人數量的增加,以及交換關系在空間上的擴展。第三,市場交易方式發生根本的轉變,電子商務對于傳統商品交易活動是一種前所未有的創新和革命,在未來的商品交易過程中,將大量使用包括電子目錄,電子廣告,電子交易系統,電子郵件,電子合同,電子商品編碼,電子報關,電子納稅,電子庫存管理,網上交易談判,電子保險索賠和電子結算等在內的各種電子手段。
同時,對于消費者的消費方式也存在著影響。第一,在收集信息上更為便捷。借助于互聯網,既能使消費者購買決策更加迅速,果斷和趨于理性,同時也可以減少因為搜索這些信息而產生的辛勞和時間。第二,消費者在購買時間和空間的選擇上有更大的靈活性。第三,付款方式,由于電子支付使商品生產企業,流通企業和消費者個人之間能夠隨時隨地的使用電子方式支付有關貸款,完成電子交易,作到“足不出戶”就能完成整個交易過程。第四,消費者將享受到即時周到的銷售指導和售后服務,通過網絡信息查詢和網絡溝通方式,消費者雜從選擇產品開始到商品購后的整個過程中,自始至終可以享受到高標準的銷售服務。與傳統的銷售方式比較,網絡服務系統將更加及時,有效,全面地向所有消費者提供各種銷售知道和售后服務。
隨著電子商務的發展,它對企業經營和管理也存在著一定的影響。首先,以現代計算機技術為基礎的電子商務將使企業面對的市場發生巨大的變化。我們的市場將面臨這樣一種趨勢:從狹小,傳統,有形的小市場逐步走向廣闊,現代和無形的大市場。其次,電子商務具有低成本進入市場的特點。第三,互聯網的使用有利于提高企業經營管理的科學化水平和管理效率,同時又對企業管理提出新的要求。
我國目前經濟體制的改革,很大程度上要求各個方面提高科技含量。但是,目前,我過仍是傳統的經營模式占主導地位,這就要求全面提高科技含量和改變人們的普遍傳統意識。但隨著經濟全球化的不斷發展,我國市場逐漸融入到世界經濟當中,電子信息化是我國經濟走向世界的是一個必然的趨勢。
正在進行中的經濟體制轉軌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它不僅是一種運行機制代替另一種運行機制,它本質上是體制創新與新體制結構因素不斷積累的過程,并且這個轉軌過程必然是經濟結構、社會結構以及政治結構有機結合、整體轉變的過程。順應效率和發展的要求逐步推進和實現這種結構性的調整和改革,對經濟轉軌國家來說最具實質意義。事實上,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適應于發展環境的深刻變化,推進結構性改革,為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尋求出路,也是當今許多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正在共同致力實現的目標。
加快推進產權制度改革,打造與新體制有效運行相適應的制度性、社會化的基礎。改革進入新的階段,實現產權制度改革的突破至關重要。產品短缺是計劃經濟體制突出的特征和現象。但從制度的缺陷講,傳統計劃經濟體制最大的短缺是產權主體的短缺,它的基本特點是產權主體的單一化。這是傳統經濟體制下不可能產生競爭、沒有經濟活力的制度原因。經過20多年的改革進程,我國的產權制度改革在某些方面已經有所突破,已形成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份共同發展的基本格局。但同時也應看到,我國產權制度改革的任務還遠未完成。隨著市場經濟的逐漸展開和深入,產權主體的社會化成為一個必然的要求和趨勢。結合我國經濟改革的實際進程,以無償和有償相結合的原則,多種途徑實現企業家、尤其是創業型企業家的價值,規范推進具有我國特色的職工持股制度,有效構建企業與職工的利益共同體,由此推進產權主體由單一化向多元化、社會化的轉變,打造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微觀制度基礎,是新時期經濟改革的重要任務。此外,要從法律上賦予和保障農村土地產權關系,為農民增收創造根本性的制度條件。
在新的時期,中國加入WTO的契機結合我國不斷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轉軌,我國的市場經濟也面臨著更多的機遇和挑戰。與國際接軌和自己國情相結合,找到真正具有自己特色的經濟發展道路,才能更好的在高科技的浪潮下乘風破浪。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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