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婚后的經濟糾紛匯總十篇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離婚后的經濟糾紛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一、我國離婚經濟幫助制度存在的問題

（一）適用條件的有關規定過于苛刻

1．我國現行法對“生活困難”的認定采取絕對主義的標準。根據《婚姻法》的規定，一方生活困難是請求經濟幫助的前提條件，即無法維持當地的基本生活水平，或者一方在離婚后，沒有生活住處。在此“生活困難”僅指在離婚后依靠分得的共同財產和個人財產無法維持當地基本生活水平的情況。對絕對困難標準的堅持縮小了經濟幫助權利主體的范圍，使不少有基本的生活保障但在離婚前后生活水平發生了重大變化并且嚴重影響其個人發展的離婚配偶一方無法請求對方給予經濟幫助，從而降低了離婚經濟幫助制度對離婚時處于弱勢一方的救濟力度，限制了該制度之作用的充分發揮。

2．立法上采取“單要件主義”。即《婚姻法》第四十二條僅僅強調了生活困難一方需要幫助時就有權請求對方給予經濟幫助，對經濟幫助的提供是否以對方具有相應的幫助能力為條件沒有明確規定，容易產生不同理解。

（二）住房幫助的規定難以落實

《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第四十二條的規定：“一方離婚后沒有住處，屬于生活困難。”豍目的在于能通過這一住房幫助方式切實解決困難一方的實際住房難問題。但這一規定在現實中卻難以落實。結合我國目前的生活水平現狀，大多數的家庭僅僅擁有一套住房，擁有兩套以上住房的家庭并不多，而恰恰是處于這種情況的當事人更需要經濟幫助。有學者提出讓二者繼續同住一套住房的立法構想，筆者認為，立意是正確的。但現實中既然夫妻雙方已經走到離婚的地步，肯定是由于很多反面原因，有的甚至反目成仇。如果如上所說，讓二者同一屋檐下，勢必造成雙方當事人更深的矛盾。故筆者認為，此種構想不妥。但如果擁有住房所有權的當事人一方不讓對方居住，那么住房幫助這種經濟幫助方式基本上形同虛設。

（三）對經濟幫助的變更和終止未作系統規定

經濟幫助不論以何種形式履行，隨著雙方當事人生活狀況的變化，有可能出現需要變更經濟幫助的情況。即當引起經濟幫助關系產生的條件發生變化時，經濟幫助亦應隨其而變更。包括經濟幫助費用的增加、減少或免除等。而我國婚姻法對經濟幫助的變更和終止卻未作出系統的規定，這無疑是一個缺陷。

二、我國離婚經濟幫助制度的完善對策

（一）適用條件上改“單要件主義”為“雙要件主義”

根據《婚姻法》對離婚經濟幫助的相關規定，離婚時，若一方存在生活困難的情形時，可以請求另一方通過住房或其他個人財產給予適當幫助。由此可知，我國離婚經濟幫助只考慮了困難一方的經濟狀況，而對幫助提供方的經濟狀況只字未提，即在適用條件上采取“單要件主義”。這種規定是不科學的。筆者認為，應將離婚經濟幫助的適用條件改為“雙要件主義”。對于離婚經濟幫助的申請標準，應采取相對困難論，即當離婚導致一方生活生活水平有明顯降低時，該方可以向提供幫助的一方提出經濟幫助請求，人民法院應給予支持。對于申請期限，筆者以為，不應該僅限于“離婚時”，而是應該延伸至離婚后一定時間之后，把這個貌似時間點的概念改為一個時間段，以備離婚雙方當事人去適應離婚后的生活狀況，然后結合相對困難論的申請標準，決定是否應該申請提出經濟幫助。

在判斷義務人是否有幫助能力時，應該考慮我國目前的經濟發展水平。我國大致可以分為城市，“正在迅速城市化”的“經濟發達的農村地區”和“經濟較為落后、現仍基本保持單一的農業經濟”的農村地區三種。對于農村地區尤其是后一種農村地區來說，農業仍是家庭的主業，農業收入仍然是家庭的主要收入來源，農業活動仍然主要依靠人的體力。因此，判斷是否有幫助能力不應該以發達的工商社會中的能否就業為標準，而應該以是否能夠獨立完成農業生產勞動為標準。因此，在農村，原則上應該認定為男子有給予幫助的能力。在城市，有勞動收入或其他收入或者收入較高的一方，應該認定為有幫助的能力。

（二）落實對住房幫助的立法

隨著《婚姻法(解釋三)》的出臺，國民在對待住房的問題上愈加敏感，顯然，我國現行之離婚經濟幫助制度的相關規定不能充分解決住房幫助方式方面的法律問題。這就要求我們在落實住房幫助的立法上下功夫。

依據2001年《婚姻法解釋(一)》第27條第2款的規定，獲得離婚后住房方面幫助的前提要件是離婚后“沒有住處”。

筆者認為，這一規定不妥。理由如下：

1．該規定未將離婚夫妻之間的幫助義務與父母對成年子女和兄弟姐妹之間的義務分開。依據現行《婚姻法》第21條第2款之規定：“不能獨立生活的成年子女有要求父母付給撫養費的權利”。此款應該做出擴張解釋，將住房包括在內。第29條規定：“有負擔能力的弟、妹，對于曾經撫養自己長大的兄、姐，有義務在其缺乏勞動能力又沒有生活來源時提供扶養”。盡管現行《婚姻法》在扶養順序方面沒有像西方國家法律那樣，作出嚴格的規定，但是依據比較法這一解釋方法加以解釋，應作出夫妻之間的扶養義務優先之解釋。離婚后的扶養是夫妻之間的扶養義務不履行的結果，因此其順序不應變更。簡言之，離婚后的扶養義務優先于父母對成年子女和兄弟姐妹之間的義務。在現實生活中，夫妻發生離婚糾紛時，女方原則上要回到娘家或兄弟姐妹家中居住。依據2001年《婚姻法解釋(一)》的規定，即不再屬“沒有住處”，這實質上是否認了夫妻之間義務的優先性。

2．容易陷入循環論證的怪圈，因為通常情形下，一對夫妻只有一套住房，分給一方后，另一方就屬于“沒有住處”。

3．即使依靠個人財產和分得的財產以及個人收入，離婚的一方有能力租房，但是有些地區難以租到住房，也應該屬于“沒有住處”。

4．“住處”的外延極廣，即可以指最簡陋的茅屋，也可以指成套的公寓。這使法院難以認定離婚一方對對方提供的住房是否妥當。

綜上所述，住房幫助的要件應該為只要夫妻擁有一套住房，離婚時就應該考慮由一方加以幫助。

（三）對經濟幫助的變更和終止做系統法律規定

1．給付本金的幫助之變更。我國現行《婚姻法》以及1984年《民事意見》第14條對給付本金的幫助是否適用情更，未做任何規定。而現實生活中很多案例已經證實了適用“情更”制度的必要性。即在特殊情況下法院可以追加補助金。在以分期付款的方式給付之情況下，如果遇到特殊情況，也應該考慮數額的增減。例如在履行離婚經濟幫助的過程中，提供經濟幫助的一方發生了嚴重的經濟困難，得了重病或失業，嚴重影響了經濟幫助的繼續履行。在此種情況下，如果要求提供經濟幫助的一方還按照原來的協議或者判決繼續履行幫助，將對其產生不利的影響，也違背了法律公平正義的精神。

隨著時間的發展，當事人一方或雙方的經濟和生活狀況可能會發生變化，這就要求我們基于離婚后的情更而變更原有的離婚經濟幫助之權利和義務，這些情形包括離婚后各自的經濟收入能力、現有財產、基本生活需求、子女利益等方面的變化。

借鑒各國關于離婚后扶養費變更請求的立法經驗，筆者認為，我國婚姻法亦應該將情更規定為經濟幫助變更的法定原因。這樣當離婚雙方當事人任何一方發生生活狀況變化時，都可以依法請求變更原扶養協議或判決。筆者對此建議如下：

（1）基于自身收入減少或者收入能力顯著下降，提供幫助一方可以向法院申請減少原定的經濟幫助數額或者縮短經濟幫助的期限。

（2）由于健康狀況或者生活狀況惡化，接受幫助一方向法院申請，要求義務人增加經濟幫助的數額，或者變通經濟幫助的方式，也可以請求將經濟幫助的期限適當延長。豎

2．給付定期金的幫助之變更。(1)數額的變更。對于一方年輕有勞動能力，生活暫時困難的，另一方可給予“短期的”幫助之數額是否可以變更，1984年《民事意見》和現行《婚姻法》均為做出明確規定。參照1984年《民事意見》“原定經濟幫助執行完畢后，一方又要求對方繼續給予經濟幫助的，一般不予支持”之期間方面的規定，請求追加一般應該是不允許的。筆者認為，這里采取否定主義的規定亦是不合理的。

(2)期限的變更。第一，“適當的安排”之變更。對于“結婚多年，一方年老病殘、失去勞動能力而又無生活來源的，另一方應在生活方面，給予適當的安排”之期限是否可以變更，1984年《民事意見》未做規定。現行《婚姻法》亦未做出規定。第二，“短期的幫助”之變更。在只持續一定期間之給付金錢定期金的判決是否可以申請延期方面，我國采用了否定主義。

這樣就可能損害公共利益。因為如果被幫助之人基于正當理由到期卻無法就業或所獲得的收入不足時就要依賴社會救濟。另外，不讓申請延期不符合幫助的法律性質。適當的幫助既然在性質上是扶養義務不履行之結果，在一方有正當理由不能維持生活之情況下，不應該終止。法律應該規定在有正當理由的情況下可以延期。當然，為了平衡雙方當事人利益，應該由受領方負擔舉證責任。

篇（2）

中圖分類號：D923.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5）003-000-02

婚前財產公證是指未婚夫妻在結婚登記前，在公證機構依法對雙方各自的婚前財產歸屬、債務范圍等達成協議的活動。雖然我國的《婚姻法》對于保護夫妻一方的個人財產有明確的規定，但是，如何界定一方的婚前財產，婚姻關系期內婚前財產的增值、消耗、變更等產生的經濟關系如何劃分，等等，都是比較容易產生糾紛的問題。而婚前財產公證能夠有效彌補法律在這方面的空缺，更加有效地促進夫妻財產歸屬明確，維護財產所有人的合法權益。

一、婚前財產公證的特點

（一）自愿

婚前財產公證是一種協議活動，當事雙方應秉著自愿的原則進行。公證機關要尊重當事人進行婚前財產公證的權利，告之公證程序及材料，根據規定輔助其完成公證業務。對于婚前公證的個人財產，婚后雙方可以協議變更或撤銷。對于法定的婚前財產范圍，雙方可在自愿的基礎上選擇性地公證，也就是說，既可以對法律明確的全部婚前財產進行公證，也可以就其中一部分進行公證。

（二）合法

公證機關對于申請公證的夫妻雙方財產歸屬等情況等問題所達成的協議進行公證，并出具具有法律效力的公證文書，以保證其協議內容的真實合法。在公證過程中，雙方必須是具備完全民事行為能力的、達到法定結婚年齡的自然人，并且公證的前提是在成立婚姻關系前明確雙方的財產歸屬狀況。公證書必須在公證雙方和公證處簽名蓋章后才能生效。這樣才能使雙方對各自的財產使用權、收益權有法律保障。

二、婚前財產公證現狀分析

婚前財產公證將更多理性因素融入婚姻中，也使婚姻變得更現實。其實，在很多西方國家，夫妻對于各自的財產都奉行獨立支配的原則，婚前財產公證很普遍，財產明確并不與愛情沖突。客觀上分析，正是為了使雙方在感情中更加自主、獨立，充分尊重彼此的權益，才更應該進行財產公證。但在我國，由于受傳統的倫理道德等觀念的影響，人們更傾向于選擇感情至上，認為“談錢傷感情”，因而面對婚前財產公證時會猶豫不決。

（一）因為維權而失去信任

婚前財產公證是為了有效解決婚內矛盾而設立的，然而因為接受度、認可度低，反而導致很多矛盾。維護自身權益是每個公民的正當權利，可是一旦涉及婚前財產公證，未婚夫妻之間難免會降低信任度，特別是經濟處于劣勢的一方，會把這種公證看成是經濟強勢的一方對自己心存芥蒂，從而降低婚姻的信心。現實中有很多未婚夫妻因為婚前財產公證問題而感情破裂，還有很多已婚夫妻因為婚前財產的分配、收益問題產生矛盾，甚至走向離婚。家庭是社會的細胞，家庭不穩定不利于社會和諧，如何在婚姻中既能維護雙方的合法權益，又能維系感情，這是一個綜合課題，需要從公證制度、維權意識、婚姻觀念等多方面綜合考量。

（二）缺乏年限限制引起的責任缺失問題

婚前財產公證制度的設立在于公平、公正，可是，由于婚前財產公證缺乏年限，往往會引發不公平的問題，有悖于設立的初衷。比如，夫妻雙方在婚前做了財產公證，婚后雙方感情破裂，一方堅持自己的婚前財產所有權并提出離婚，而另一方及其子女則在離婚后一無所有。這在某種程度上為婚姻當事人逃避責任提供了保障。據此，很多學者提出，應該對婚前財產公證制度設立一定的年限，根據婚后家庭的經濟狀況、子女撫養壓力等問題綜合考慮，避免任何一方以公證書為護身符，不履行責任和義務。

（三）覆蓋面窄，存在很多漏洞

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公民個人財產不斷增加，財產的種類也呈現多樣化趨勢。婚前財產公證的主要對象是固定資產，很少涉及無形資產。如今，無形資產的效益不容忽視，如果婚前財產公證中僅僅明確有形資產的所有權，勢必會在日后的分配和收益中出現不公平現象。所以，在完善公證制度的過程中，要充分擴大覆蓋面，盡量囊括每一項財產，將財產保護工作做到細致入微。

三、完善我國婚前財產公證制度的必要性

婚前財產公證既能從法律角度保護財產正當歸屬權，又能從理性層面明確婚內經濟權利，是值得肯定的。

（一）保證婚姻穩定，維護合法權益。《婚姻法》中的相關規定可以促使夫妻雙方更好地承擔責任，履行義務，也可以保護雙方各自的財產所有權、繼承權等。通過婚前財產公證，可以保障婚姻的高度理性，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

（二）減少經濟糾紛，形成約束力。婚前財產公證是在雙方自愿的原則下進行的，是婚后的財產支配權的有效證據。因此，進行公證可以保障一方對于自己財產的支配權，避免因產權不明確導致的糾紛和矛盾。此外，婚前財產公證是一種物質上的約束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束縛婚姻當事人的行為。

（三）縮短審判流程，提高司法效率。現代人的婚姻已經擺脫了傳統觀念的束縛，當雙方矛盾不可調和的時候，或者受一些其他因素的影響，人們更傾向于結束婚姻關系來終止不滿意的婚姻生活。如何在離異時合理劃分財產對于司法機構和婚姻當事人而言都是一個棘手的問題。所以，人們能夠更加理性地認可婚前財產公證的作用。婚前財產公證書是合法、有力的證據，可以減少調查、取證等環節，更可以規避糾紛問題，既節省了辦事成本，又提高了審判效率。

四、完善婚前財產公證制度的建議

如前文所述，實施婚前財產公證可以避免夫妻雙方的財產糾紛，還能在債務訴訟中避免將一方的婚前財產作為夫妻共同財產或另一方個人財產而改變所有權。在完善婚前財產公證制度的過程中，要將其目的作為基本原則，使公證制度不失其應有的效力和意義。

（一）審查債務情況

在以往的公證工作中，大多數公證申請都是由財產較多的一方提出的，其目的不再重復。然而，也有個別案例表明，很多人申請公證婚前財產并不完全是為了與配偶劃清產權關系，而是為了逃避債務。例如，甲將婚前的不動產經公證落到未婚妻乙名下，并從法律角度認可乙對該不動產的所有權。日后，甲面臨債務訴訟導致該不動產被強制執行時，由于已經將其公證為乙的婚前財產，有關方面便不能對該不動產實施強制執行。這樣無形中損害了債權人的利益。所以，公證機構應該明確申辦人所要公證的標的的債務情況，避免因逃避債務等目的的公證活動。

（二）明確公證標的

關于婚前財產協議的范圍，應該盡量明細，公證機構應該合理引導申辦人根據種類細分公證標的。特別是未婚夫妻雙方，應該明確彼此財務狀況，且需要公證的財產必須是夫妻財產，不涵蓋任何一方家庭成員的財產，要避免有隱瞞財產的情況，不要盲目簽訂協議。此外，要充分重視無形財產，比如著作權、專利權、商標權等，將其納入婚前財產公證的范圍內。總之，對于公證的標的，雙方要做到無爭議。

（三）核準公證憑證

辦理婚前財產公證可以避免糾紛，但前提是辦理公證公正、客觀、合法，否則將事與愿違。在辦理這類業務時，公證機構必須嚴格審核公證財產的產權憑證的真實性，合法性，這是避免日后糾紛的關鍵。通常，對于婚前存款的取證工作相對簡單。一般需當事人提供銀行存款憑證即可。而對于房產，則應以產權登記證為基準。關于婚前存款婚后雙方共同使用、婚前房產婚后雙方共同還房貸的問題，雙方應在公證材料中加以明確，盡量做到無產權爭議，以免造成日后分割困難。

（四）規定公證年限

篇（3）

本案由紹興市院審查，由于事實證據存在較大的疑問，公訴處討論意見不一，提請檢委會審議，檢委會召開會議后作出決議，本案證據尚不夠充分，有待與公安機關進一步溝通之后再作決定。

二、分歧意見

本案的關鍵在于穆某是否具有合同詐騙罪的非法占有目的，對此，有以下兩種分歧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本案中穆某的非法占有目的難以認定，屬于一般的合同糾紛。理由為郵品投資協議本身是一份約定投資高風險的合作協議，簽訂協議后穆某改變約定郵品進行投資是為了共同獲利、避免更大的損失，最終因市場行情變化導致巨額虧損，并非故意詐騙被害人錢財，主觀上非法占有的目的難以認定，本案以合同糾紛處理較為妥當。

第二種意見認為，本案中穆某的行為構成合同詐騙罪，理由為穆某在明知質押風險巨大并有可能因此喪失履約能力的情況下，未經被害人同意，將其郵品進行質押，沒有為履行協議進行過積極的努力。投資失敗欠下巨額債務后，不是想辦法采取積極有效地措施彌補被害方的損失，而是逃至老家，與妻子協議離婚后攜款逃匿，這時可以認定穆某的主觀上具備了非法占有的故意，應以合同詐騙罪追究其刑事責任。

三、評析意見

筆者同意第一種意見，理由如下：

(一)從現有證據來看，認定穆某簽訂合同時無履約能力證據不足

雖有穆某人的證言證明簽訂合同之前穆某的資金十分緊張，他把手中的郵品都抵押出去借入現金用于托盤，但無其他證據與該證人證言相互印證，僅此言詞證據并不能客觀全面的反映穆某當時的履約能力。穆某辯解，當時他倉庫中1700萬元的郵品已經存在，事先具備了履行合同的能力，購買其他郵品不影響合同的履行。要考證履約能力的真實情況，只有查明穆某簽訂合同當時所經營的郵品的品種、數量、價格以及實際負債的數額，而目前掌握的證據未能達到這樣的要求，在是否明知沒有履行能力的認定上證據不足。

(二)客觀上穆某沒有使用欺詐手段，騙取被害人財物的行為

構成合同詐騙罪的行為人必須在客觀方面實施了欺詐手段，騙取對方財物的行為，對此，我國《刑法》第224條規定了5種欺詐手段，包括：(1)以虛構的單位或冒用他人名義簽訂合同的；(2)以偽造、變造、作廢的票據或者其他虛構的產權證明作擔保；(3)沒有實際履行能力，已先履行小額合同或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誘騙對方當事人繼續簽訂和履行合同的；(4)收受對方當事人給付的貨物、貨款、預付款或者擔保財產后逃匿的；(5)以其他方法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的。本案在討論過程中有的同志以穆某事后攜款潛逃的行為認為其實施了第4項欺詐手段，構成“逃匿騙財型”合同詐騙。實踐中一些司法機關對此項的理解確實存在誤區，認為只要合同一方當事人收受對方當事人給付的貨物、貨款、預付款或者擔保財產后逃跑的，一律認定為合同詐騙罪。

張明楷教授認為，“逃匿騙財型”合同詐騙僅限于行為人在收受對方當事人給付的貨物、貨款、預付款或者擔保財產之前便存在非法占有的目的，而且對方之所以給付貨物、貨款、預付款或者擔保財產，是由于行為人的詐騙行為所致。否則，如果行為人僅有逃跑的行為，難以認定為合同詐騙罪。本案中穆某與阮某基于共同的獲利需求達成合作投資的意向，穆某在收受阮某的投資款項之前并沒有非法占有的目的。阮某決定投資郵品并支付2000萬元的投資資金是出于對豐厚利潤的渴求，并非受穆某虛構事實、誘騙所致。在二人簽訂該項投資協議之前，阮某曾經投資百余萬元在穆某的指導下購買郵品，且收益頗豐，正是這樣的嘗試讓阮某對郵品投資的收益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且QQ聊天記錄顯示，合作之前二人有充分的溝通，阮對穆的情況也比較清楚，在充分的調查和嘗試之后，阮才作出合作投資的決定，可見該決定是其真實意思表示的結果。

事后由于投資失敗，欠下巨額債務，穆某將最后一批市值40多萬的“猴小版”抵得30萬元后，逃往外地。我們認為，事后行為人逃跑的態度要結合其他方面的因素綜合評價，不能單獨應用，逃匿抑或是避債需要考察行為人是否有歸還意圖。郵品價格下行后，穆某已無法履行與阮某之間的合同，加上其他債務纏身，若穆某仍在北京繼續生活，定有不少債權人要上門找其索要巨額債務，據穆某供述，其一次都沒有供認有犯罪的故意和行為，且有證據證明當時他在北京實在是活不下去了，不得不出走暫時回避一下，并非不想歸還欠款。案發后穆某能退出部分現金，并把所經營網站的權益轉讓給阮某，也證明他并非惡意逃避責任、欺騙被害人財物。

(三)主觀上，穆某不具有不法占有被害人財物的目的

非法占有目的是犯罪人的主觀意圖，是一種抽象無形的心理狀態，本著“主觀見之于客觀”的原則，判斷行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須綜合全面的考察

行為人簽訂合同時的履約能力、履行合同中有無履約的實際行動、對財物的處置情況、行為人事后的態度以及不履約的原因等等方面的客觀因素。如前所述，現有的證據無法證明穆某簽訂合同時無履約能力，結合他在合同履行過程中的表現和虧損的原因分析，我們認為其主觀上沒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首先，穆某有積極履行合同的行為。收到款項后，穆某沒有任意揮霍，或進行違法犯罪活動，之所以沒有按協議購入約定的郵品，是為了避免造成更大的損失，且事先與被害人有過聯系溝通。根據當時的郵市走勢，協議約定的奧膠、猴大版郵品一直處于下降趨勢，若按合同原定計劃投資，勢必會帶來虧損。為合理避免損失，達到利益的最大化，穆某在選購郵品時選擇了行情較好、獲利較大的猴小版。根據雙方的QQ記錄和當時的形勢判斷，阮某對此應該知情，這一變更可認為是穆某為共同獲利而采取的必要措施，因此，不能否認穆某為履行協議所作出的積極努力。更何況作為協議的一方當事人，穆某也沒有理由讓投資虧本，合作投資的本意就是通過雙方資金與技術上的配合，達到共同贏利的目的。

其次，郵品質押行為目的在于融資托市，虧損系因市場行情不好所致。有的同志認為，穆某明知資金緊張，質押套現存在極大風險的情況下，仍然未經阮某同意將購入的郵品進行質押借款，并因此導致大規模虧損。從目前的市場情況看，質押行為是郵品市場經常使用的一種融資方式，郵品質押的目的是融資套現后，再投入到郵品中進行托盤。質押的行為伴隨著郵市的走勢高低不可避免的存在一定的風險，但并不能就此排除贏利的可能性。為緩解資金緊張的局面，質押的郵品除了阮某的郵品外，穆某把自己的全部郵品也進行了質押，可見其主觀上還是希望通過這種融資套現的方法托住所購入郵品的價格，將郵品炒上去，保證收益。最終因市場行情不好，郵品價格下行無法托盤，致不能履行合同，并非其自身原因所產生的后果。

篇（4）

 

悲慘的案發之夜

2013年4月1日，愚人節。天剛下過雨，地上濕漉漉的，春寒料峭的氣候讓山東省青州市這座本該溫暖盎然的古城增加了幾分涼意，空氣里夾雜著些許花粉和冰涼水汽的味道。

 

地處青州市荷花橋附近的泰豐購物廣場，華燈初上，人流熙熙攘攘。位于泰豐購物廣場東側的一家飯店，迎來送往著三三兩兩的客人。

不久，一對進入飯店的男女引起了飯店老板娘的注意。該男子個頭不高，大額頭，短發，相貌平平，眉頭緊鎖。緊隨其后的女子穿紫色褲子、黑色高跟短靴，長發，相貌嬌好，但表情凝滯。兩人年齡應該都在40歲上下。

 

兩人只點了一個菜，要了幾塊油餅和一瓶“好小子”牌白酒。男子很快將1斤白酒分4杯喝完。隨后，兩人壓低著聲音開始爭執。不一會兒，他們就結賬離開。但很快，外面就傳來怒吼聲和女人的尖叫聲。接著，尖叫變成了凄厲的慘叫！

 

慘叫在持續著，伴隨著男人的叫罵聲以及一種很沉悶的撞擊聲。靠近門口的客人及幾名服務員忍不住開門跑了出去。在黑暗的門廊處，只見一個黑色的身影一邊罵罵咧咧，一邊瘋狂地向地面踢踹著什么。此刻，女人的尖叫聲已經沒了。周遭的行人也駐足張望。隨后，黑暗中的人影邁開腿，向西側的小路跑去。

 

“不好了，殺人了，趕快報警！”當有人走進黑暗中的門廊附近查看后，慌亂地吆喝，“一個女的全身是血”。這時，時間的指針停留在19點39分。青州市瓜市派出所接到這起命案報警后，馬上派人對案發現場進行封鎖保護，并向青州市公安局刑警大隊二中隊中隊長許世強匯報案情。

 

10小時的偵破過程

通過初步現場勘驗，警方了解到，死者橫躺在門廊石柱后側，血跡鋪滿了地面，石柱上也濺滿了鮮血，不遠處有兩根煙頭。死者的臉部血肉模糊，身上只有鑰匙和一張某照相沖洗店領取照片的收據憑證。

 

警方兵分兩路。一組調取飯店門口的監控錄像，另一組則對周圍群眾進行走訪。在調取了錄像后，許世強和同事很快發現了死者和犯罪嫌疑人的生前影像。而飯店老板娘在無意間聽到女子對男子吼叫了一聲，“你又不是我老公，你管不著我”。女子為東北口音，男子為青州口音。

 

通過這一線索，許世強初步推測出三件事情：該女子與此男是熟人，該女子與此男可能有男女關系，有可能系情殺。同時，警方又根據死者口袋里領取照片的收據確定了死者的身份，一張一寸的女子標準照出現在警方面前。

 

在排查走訪時，社區民警史學仁在開展暫住人口和出租房屋登記時剛好接觸過這名女子。據史學仁回憶，該女子是黑龍江佳木斯人，能說會道，在一家足療店工作，名叫張云。她曾因一起經濟糾紛報過案，稱一名男子多次恐嚇威脅她。警方調查后得知，張云欠該男子2.5萬元錢，有借條為證。當時，警方對其進行了調解和教育，并沒有立案。該男子名叫李杰，在中都財富廣場經營一家裝飾裝修店。李杰曾于2011年因交通事故被判處有期徒刑1年。

 

刑警調出李杰的身份信息后，將他與監控錄像中的男子進行比對，發現二者有著驚人的一致性！當警方拿著兩人的照片到飯店進行辨認時，得到的答案也是肯定的。

案件有了突破性的進展。此刻，時間已經是深夜12點多。

警方趕到了中都財富廣場的那家裝飾店，發現大門從外緊鎖，鎖上積滿了灰塵。專案組派出2名民警在此蹲守。同時，警方直奔犯罪嫌疑人李杰家中。結果，除了李杰的妻子和20歲的女兒外，并沒見到李杰。

 

警方在對張云生前工作的足療店調查后得知，張云還有一個7歲的女兒。她的女兒此刻在哪里？當警方趕到張云家中時，家門同樣緊鎖。待警方聯系到房東后，又一個意外消息出現了：張云母女剛剛搬走！據房東反映，前段時間，經常在夜里聽到她在家中和人爭吵，還有孩子的哭聲，似乎有個男的總來找她。張云女兒的行蹤成了新的謎團，孩子到底是生是死？

 

凌晨5點多，在李杰家中，警方抓獲了渾身充滿酒氣的李杰。李杰只說了一句：“我上來之前都繞著樓轉了三圈，真沒想到警察會守在我家里！”

李杰否認自己殺害張云的事實。許世強要求李杰將鞋子脫下。當他拿著案發現場印在地面的血鞋印的照片和李杰那雙沾染血跡的皮鞋時，李杰終于交代了：“對！是我做的。是我打死了張云！但我沒殺她女兒。”

 

隨后，警方在張云的新住處找到了張云的女兒盈盈（化名），孩子安然無恙。

欠條背后的情感糾葛

張云，一名20世紀90年代的本科大學生。大學畢業后，她進入了東北一家大型企業工作。后來，張云所在的企業倒閉了。過早下崗，迫使她只身來到了山東青州。

不久，張云認識了劉磊，并結婚生下女兒盈盈。可惜，兩人的感情沒多久就破裂了。離婚后不久，前夫劉磊曾一度拒絕向獨自撫養盈盈的張云提供撫養費。生活不濟的張云母女受到了張云姐姐的同情，姐姐一再勸說張云到北京發展。可是，張云太倔強了，她的虛榮心讓她一再拒絕親情的幫助，而繼續選擇獨自和女兒留在青州。

 

不久后，張云開始在一家小足療店上班。在這種地方工作，辛苦不說，收入也不高，更重要的是她無法照顧盈盈。盈盈放學的時間剛好是她在足療店里忙碌的時間，而且她要一直忙到深夜。等張云回到家中，盈盈已經睡著了。到了早上，盈盈要起來上學時，工作到深夜的張云經常因為疲倦無法起來為盈盈準備早餐、送她去學校。在這樣的生活環境里，只有7歲的盈盈已經擁有了超越同齡孩子的成熟與獨立生活的能力。

 

張云的姐姐在北京發展，并小有成就。她在廣西北海買了4套住房，1套送給哥哥，1套送給張云。就是在此時，張云在足療店認識了李杰，沒過多久他們就成了熟人。張云聽說李杰是專門做裝飾裝修的，于是，便請他為自己位于廣西的新房進行裝修。李杰爽快地答應了。

 

之后，李杰如約赴廣西為張云的新房進行裝修。回來結算裝修款時，由于張云的經濟能力無法全部承擔裝修費，只得向李杰打了2.5萬元的欠條。

據李杰后來供述，張云打了欠條后，漸漸地開始減少和李杰的聯系，并東躲西藏。更讓李杰生氣的是，張云不僅不接他的電話，有時他去足療店里找她做足療都找不到她。

面對李杰咄咄逼人地要債，想起李杰看自己時那色瞇瞇的眼睛，張云提出和其發生性關系。于是，李杰和張云在債務關系上又蒙上了情人關系這層更加易燃的“導火索”。

當張云和李杰成為情人后，她才漸漸地看清李杰的品行：嗜酒、兇暴、貪婪以及好色。李杰經常在酒后到張云家中，一句話說不對就動手打她。有幾次，盈盈挺身而出，維護自己的媽媽，李杰差點兒對盈盈動手。張云厭惡了和李杰的這種關系，于是，提出分手。但換來的卻是占有欲和控制欲極強的李杰對她憤怒的毆打與糾纏，兩人幾乎天天爭吵。

 

被逼無奈的張云并沒有向親人或朋友尋求幫助，而是選擇帶盈盈悄悄地搬了家。最后，李杰還是找到了張云母女的住處。錢債和扭曲的情債糾葛在一起，最終，在愚人節夜晚，兩人的矛盾激化，導致命案。

 

在走出那家飯店后，張云舉起酒瓶向李杰砸去。本已經積攢了多時的怒火，又摻合著醉意，這時的李杰徹底失去了控制。他吐掉嘴中的煙頭，掐住張云的脖子將其往石頭方柱上撞去……然后，他用腳對已經倒在血泊中的張云的臉部和胸部不停地踢踹，直到他察覺到張云已經沒了氣息……據法醫鑒定，張云左側胸骨多處肋骨骨折，雙肺多處受傷，大腦內部嚴重出血，當場死亡。李杰因涉嫌故意殺人罪，現已被批準逮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