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有制經濟的基礎匯總十篇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公有制經濟的基礎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實施意見》強調，上海將實現各種所有制經濟在政策、待遇上的平等，允許非公有資本進入法律法規未禁入的一切行業和領域，包括資源壟斷性行業，放寬股權比例限制。衛生方面，允許非公有資本采用多種形式，參與基本醫療服務主體框架外的公立醫療機構的改制、興辦公益性或經營性醫療機構以及組建醫療投資公司、醫院管理公司和醫療集團。教育文化方面，積極探索建立非公有制教育基金會；探索公辦學校通過競標方式選擇民辦教育管理機構實行委托管理；允許個人聲譽和版權、經理人資質等無形資產作價參與組建文化企業?；A設施和市政公用事業方面，鼓勵非公有資本通過獨資、合資、合作、聯營、項目融資等多種方式參與投資基礎設施和市政公用事業。已建成的基礎設施和市政公用事業項目，具備條件的可依法向非公有資本轉讓特許經營權或產權。除了開放更多的領域讓非公經濟進入外，實施意見還打破公有企業獨享一些優惠政策的壁壘，讓非公經濟也能政策均沾。

《實施意見》重點突出了“兩個基本政策取向、五個鼓勵、兩個加強”。“兩個基本政策取向”，就是指平等待遇和開放領域。平等待遇，就是實現各種所有制經濟在政策、待遇上的平等。開放領域，就是要打破壟斷，突破體制、政策障礙，全方位、多領域擴大對非公有制經濟的開放力度?！拔鍌€鼓勵”，就是指鼓勵發展非公有制科技型企業，推動科技創新；鼓勵非公有資本發展現代服務業和社會事業；鼓勵非公有資本進入基礎設施和市政公用事業領域以及投資農業；鼓勵非公有資本參與國有經濟戰略性調整；鼓勵公眾創業，拓展就業新渠道?！皟蓚€加強”，就是指一方面要加強和改善對非公有制經濟的服務，形成比較完整的公共服務平臺和社會化服務體系，建立推進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經常性工作機制。另一方面，要加強和改進對非公有制經濟的監管，改進對非公有制經濟的監管方式，推進誠信體系建設和社會信用環境建設。

重點涉及11個方面：（1）強調非公經濟與其他所有制經濟一視同仁；（2）全方位、多領域地擴大開放力度；（3）鼓勵非公有制科技型企業科技創新；（4）鼓勵非公有資本發展現代服務業和社會事業；（5）鼓勵非公有資本進入基礎設施和市政公用事業領域以及投資農業；（6）鼓勵非公有資本參與國有經濟戰略性調整；（7）鼓勵公眾創業，拓展就業新渠道；（8）加大對非公有制企業的金融支持力度；（9）大力促進非公有制企業發展壯大；（10）加強和改善對非公有制經濟的服務；（11）加強和改進對非公有制經濟的監管。

我國建設節約型社會的六大政策措施

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05―――建設節約型社會國際研討會”上， 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主任馬凱指出，為了加快建設節約型社會，我國將著力實施六大政策措施。

篇（2）

一、引言

中國經濟高速增長已經持續了十多年，近年來政府在制定政策目標時多次強調要把經濟增長的質量放在首要位置。質量代表增長的優劣或品質，其內涵范圍之廣、細節之多，恐怕很難全面而詳細地概括成若干條目。但是從保障民生的角度，“有質量的增長”首先要實現以下目標――居民增收、提高福利、促進公平、擴大就業、降低稅負。因此，本文依據上述幾個標準，探討政府的公共支出政策導向在改善經濟增長質量上的作用。

之所以從公共支出的角度出發，是因為其與中國經濟增長的質量問題密不可分。根據導向或側重點的不同，政府支出政策大體可以分為偏重經濟建設型和偏重社會服務型，隨著中國政府從“生產者”和“管理者”逐步轉變成社會的“服務者”，財政支出是否也應當從“以生產投資為中心”走向“以公共服務為中心”呢？面對這一頗具規范性色彩的問題，本文并無意確切地給出“應該”或“不應該”的答案，只是希望通過政策模擬，量化性地展示不同導向的公共支出戰略對經濟增長和人民收入的作用效果，為財政政策選擇提供實證性的依據。

雖然經濟增長是人民生活和社會福利改善的基礎，而后者是增長的根本落腳點，但至少在短期內這兩大目標并非完全一致，甚至互相沖突。當政府將大量公共資金用于投資國有企業和生產建設時，必將使得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相對滯后，迫使居民自己承擔教育、醫療、養老的負擔，不僅降低其可支配收入水平，而且可能加劇貧富分化；當財政支出流向民生攸關的公共產品和服務供給，又可能擠占經濟建設投資、暫時犧牲資本深化與經濟增長的幅度。因此，公共支出政策的選擇，存在著一定的取舍；而全方位地理清各類政策的影響和效果，是正確決策首當其沖的任務。

經濟建設支出又稱公共投資，主要用于公共基礎設施和城市建設，支援農業、國有企業和金融機構補貼等，一度在中國改革開放之后30年間占據財政總支出的60%之多，并被認為是國家資本積累和深化的重要源泉（王小魯等，2009），以及1978年以來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動力之一（魏杰，2012；欒大鵬、歐陽日輝，2012）。盡管取得了經濟增長上的突出成效，這種在特定歷史階段下形成的投資型公共支出戰略還是在當代受到了質疑甚至詬病，主要原因是在總量財富迅速增長的同時，未能實現居民收入和公平的同步提升――居民占國民收入的份額從90年代初的69%直線下降到當前的53%，經濟的絕對增長反倒伴隨著勞動者的相對收入降低；再加上城鄉、地區、個人之間的貧富差距久未縮小，于是對“民生財政”的呼聲越來越強烈。

民生財政，顧名思義，要求財政支出重點投入教育、醫療衛生、社保和就業等公共消費，并通過對居民轉移支付保證，弱勢群體能夠平等地享有增長成果，也就是服務導向型公共支出政策。這種支出戰略符合“以人為本”的主旨，將群眾福利水平的普遍提高和改善福利水平的不平等作為根本目的，特別重視健全公共服務、提高教育醫療水平等與人的全面發展密切相關的議題。目前中國民生支出占比僅為29.5%，與主要發達國家60% 以上的比重存在較大的差距（羅志紅、朱青，2013），那么，如果擴張公共消費和轉移支付相關支出，能否從根本上解決貧困和收入分配不均？是否會對經濟的持續增長造成阻礙？盡管公共服務類支出對居民消費的促進作用得到了不少實證研究的證明（宮曉霞，2011；湯躍躍、張毓雄，2012；張榮霞等，2013），但其對收入和分配以及經濟增長的影響并不清晰。

針對公共支出的方向選擇問題，Anand和Ravallion （1993）曾經指出，政府應當優先投資于公共服務領域，其中基礎教育和醫療衛生都是最有可能提高人類發展水平的領域；同時公共支出也應優先照顧貧困地區和低收入群體，這樣可以獲得最大的社會邊際效用。Barro（2002）盡管同意公共支出應該考慮政治、、犯罪行為、貧富差距等社會因素，但由于這些領域難以度量和把握，因而退一步講，堅持最大化經濟增長的公共投資戰略仍是現實中政府的最優選擇。Tavneet等（2011）研究了經濟增長與民生發展之間的兩種作用機制，認為在拉美、中東、東亞、南亞、非洲等發展中地區，民生發展是公共支出的首要目標，因為它有助于促使經濟增長步入可持續模式。亞洲開發銀行（ADB）在其《包容性增長指標框架》（2011）中提出，健全的公共支出目標體系需要包容以下方面：貧困與不平等、經濟增長與就業、關鍵基礎設施稟賦、享受教育和醫療、享用基礎設施及其服務、性別平等和機遇，尤其強調通過改善健康、教育和基礎設施方面的基本服務，幫助生活福利條件比較差的人群參與經濟活動，分享經濟增長成果。在中國，經濟轉型30年間經濟迅速擴張大多體現在總體增長數量的層面上，居民福利水平雖在穩步提升但速度較慢，而增長成果的分配狀況卻不斷惡化（鈔小靜、任保平，2011）。因而政策制定者在“增長”和“民生”導向的公共支出間的抉擇更加重要而迫切。郭晗（2011）認為，在經歷了經濟快速增長期之后，政府財政政策應當加大支出中基本公共服務比重、提高基本公共服務及其均等化水平，才能縮小區域差距和城鄉差距，從而提高社會福利總水平。董萬好等（2011）的CGE模擬結果表明，保持當前的公共支出結構將降低勞動報酬占比，而增大科技等財政民生支出比重對國民經濟各產業部門勞動報酬的正向影響較為顯著。魏婕（2012）分析了各省經濟增長和居民福利水平及分配狀況，中國各地區增長數量與福利改善不一致現象十分明顯，因此各省在公共支出重點的選擇上也應有所差異。劉沁清（2012）也指出，需要根據各地區需求結構和比較優勢的不同，適當地選擇加大民生支出還是建設投資。

選擇投資還是服務導向的公共支出政策，既要看其是否利于經濟增長，更要考察其能否高效地為人民群眾創造收入和福利效用提高的機會，改善不平等的收入分配狀態。所以本文在包含多種公共產品的多部門CGE框架下，分別模擬經濟建設和社會服務側重型的公共支出政策，探析不同支出策略對居民的收入、福利（效用）、公平以及經濟增長等指標的影響，為公共財政政策導向的選擇和確立提供理論依據。

二、多部門CGE模型的基本結構

之所以選擇CGE模型，因為相較于計量回歸方法對經濟總量指標的強調，它更關注經濟系統各個因子間的結構性關聯與互動，不會桎梏于因果關系的方向性，并且情景分析更加靈活，便于模擬政府行為及政策變動所帶來的經濟、社會影響。模型以SAM為基礎，包括9個生產部門――農業、礦產、教育、醫療、公共服務業、制造業、建筑業、貿易和運輸、私人服務業，6個居民部門――城鄉高中低收入組，3類勞動力要素――低學歷（小學及以下教育）、中等學歷（初高中教育）和高學歷（大學以上教育）勞動者。綜合Jung 和Thorbecke（2003）、Clausen和Schürenberg-Frosch（2012）的模型，本研究遵循標準多部門CGE建模技術：

產品及要素使用方程：

價格方程：

收入方程：

支出方程：

由于本研究關注的重點是公共支出，在一般CGE模型的基礎上還將引入4類重要的民生公共產品，包括：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公共教育。作為與普通居民生活最息息相關的公共服務，這4類產品的供給和配置直接影響了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和消費-儲蓄決策，進而對經濟增長方式也有著深刻的意義。

（一）公共養老金體系

假設居民21歲開始工作，60歲退休；20歲以下完全依賴父母（作為額外消費負擔且不產生效用）；成年居民作為唯一的勞動供給者，將時間在養育孩子和工作之間分配，將收入在消費和儲蓄之間分配；老年居民沒有勞動收入，儲蓄與養老金是其主要消費來源。居民在畢生收入的約束下最大化效用，瞬間效用函數采取相對風險厭惡不變（Constant relative risk aversion，CRRA）形式：

（1）

其中， ：成年期消費； ：老年期消費； ：貼現因子或時間偏好率（Rate of time preference）；θ：跨期消費替代彈性的倒數（Inverse of the intertemporal elasticity of substitution）。成年人的儲蓄和消費不能超過稅后工資收入： ；老年人的消費不能超過儲蓄、利息收入和養老金： 。將兩者結合在一起，出生于T時期居民的代際預算約束為：

（2）

其中，cH：所得稅率； ：社會保障繳費率；n：人口增長率（近似出生率）；δ：居民工資中用于撫養幼年的比重； ：出生于t年的居民一生財富；ps：養老金按照工資的一定比例η發放。以上預算約束對現收現付型和積累型養老保險均適用，保險類型將影響變量ps、τ、w、r。

中國現階段實行的是個人賬戶和社會統籌相結合的養老保險系統。個人養老金賬戶實行基金積累制（funded pension system）。居民在成年時期T向社保基金繳費 ，交納的社保金用于購買資本，T+1時期進入老年，積累的資本總額為 ，則每戶居民得到的平均養老金為：

（3）

統籌賬戶實行現收現付制（PAYG），沒有資本積累，T期老年人的養老金由T期的成年人支付，平均每人領取金額為 ，nT為T期平均人口增長率。

（二）醫療保險體系

如果將稅收、養老、醫療系統作為外生制度，則第i代居民在第t年需要滿足預算約束：

其中w是有效工資率，r是資本回報率，GT為政府對居民轉移支付總量，N為居民數量。 分別表示平均所得稅率和社保貢獻率（個人收入中用于繳納社會保險的比重）。社保賬戶由養老和醫療保險構成，因此居民繳納的社保費用最終將分配為這兩種用途；ps代表人均養老保險福利金， 代表醫療支出中由公共醫療保險覆蓋的部分，φ表示醫保共付率。以上預算約束強調，居民第t年的財富等于上一年財富本息和、交納水費后的工資資本收入、政府福利、養老保險金、醫療保險金的總和減去當年消費。

假設政府擁有一個一般賬戶和一個社會保險賬戶。一般賬戶支出包括政府的公共消費、投資、債務利息、對居民轉移支付與對社?；鸬霓D移支付，資金來自稅收。社保賬戶包括公共養老金和公共醫療保險，定義政府對社?；疝D移支付金額與社會保險金總額之比為μ，那么其余1-μ由居民和企業繳納。令τg、τy分別代表生產稅和所得稅稅率。因此，政府需要滿足預算約束：

（三）公共教育

現在考察公共教育對不同層次勞動力供給的影響。設受教育居民一生的期望收入為I Et，不接受教育的期望收入為I Nt：

（4）

（5）

其中，指數R是代表教育資源的可獲得性，Wl是教育水平為l的勞動者工資率，m代表比l更高的教育水平，則Wm是勞動者在l基礎上繼續受教育所得到的更高的工資率，τ仍舊是所得稅稅率，T是總工作年份。如果I Et大于I Nt，勞動者將選擇接受教育，因此勞動者選擇上學的條件為：

居民i能夠獲得的教育資源主要取決于公共教育支出GE：

RiT=xi+φGEi

那么，一個國家受教育的勞動力供給結構近似為：

三、政策實驗情景與分析思路

（一）實驗情景的建立

政策實驗1構建了一個寬松的預算約束情景：假設政府可支配的財政收入增加25%。增加的資金可能來自國家當前倡導的“厲行節約、反對浪費”政策，通過嚴厲制止公款浪費，為政府進行有效的公共支出提供額外資源；這一假設與總理在2014年全國兩會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的“各省本級公務接待費減少26%”的目標相一致。也可能來自加強稅收征管、提高征稅技術、打擊逃稅避稅。因此，政府預算收入在隨經濟常態化增長的基礎上，出現了額外的資金。那么，這筆資金的合理支出方式是什么？

本文考察4類主要的支出戰略：①完全進行生產性公共投資（PUBINV），加大基礎設施建設，支持國有企業發展，擴大公共資本的積累；②完全投入公共消費（PUBCON），例如投入醫療衛生、教育文化等當前性公共服務支出；③通過外包、投資信用等手段轉移到私人企業用于私人投資（PRIVINV）；④完全作為轉移支付以改善低收入居民的生活狀況（TRANS），增加私人消費和儲蓄。作為以上實驗情景的比較標準，基準情景（BASE）假設在使用增加的預算收入時，政府沿用當前的支出結構配比：公共投資-44%，公共消費-31%，轉移支付-15%，行政管理-10%。

政策實驗2放棄預算約束寬松的假定，而是在遵循常態化財政收入增長的前提下，假設政府用于醫療和教育這兩大關鍵民生公共品的投入提高15%，同時生產性公共投資降低15%。這一情景的設定從表面上看來，符合當前政府努力弱化GDP數量目標而把人民生活放在首位的政策導向，那么這種犧牲當前增長的做法能否如愿換來改善民生的預期效果呢？

政策實驗3是前兩個實驗的后續，無論是公共消費還是投資，其擴張都需要充足的資金來源?！岸糁评速M、提倡節約”固然可行，但更需要從體制上為政府尋求可持續的壓縮開支渠道，而降低養老金支付規模正是可能的選擇之一。因此實驗3模擬當下備受爭議的養老保險改革方向――延遲退休：假設自2013年底男性勞動者領取養老金的年齡提高到65，而女性則推遲到63；為了鼓勵勞動者接受這種改革，將未達規定年齡標準退休的勞動者每月養老金領取額降低0.5%。如今中國養老保險基金虧空嚴重，承擔兜底義務的政府也面臨沉重的社保負擔，因此，政府期望通過實施這一政策來削減社保乃至總體公共支出，這也是公共支出政策可能的改革方向之一，但是否具有合理性，模型預測的宏觀經濟影響和社會福利效應將給予一定的解答。

（二）實驗模擬的思路

圖1展示了政策實驗1的分析過程：擴張公共支出帶來的最直接影響在于需求拉動――政府既可以自己購買消費品和投資品，又能夠轉移給私人企業和居民進行消費或投資，其變動直接影響經濟系統的最終需求，進而波及產出、增加值以及各類要素的收入。這些影響能夠在公共支出變動后的短時間內顯現出來，因此稱為即時效應（Immediate effect）。本文首先通過變動模型中的資本要素投入量，計算需求驅動的即時效應，其對部門產出均衡穩態值的影響見表1上半部分。

然而由于時滯因素，公共投資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更多地表現在未來，本文將這種影響稱作能力提升效應（Capacity-adjustment effects），屬于非即時影響，通過提高生產要素的數量和質量，能夠使經濟活動擺脫現有的能力限制與條件約束，開拓生產進一步提升的空間和潛能，屬于供給方面的效應（Psaltopoulos， et al.， 2000）。因而除了分析各類公共支出的即時影響，更重要的是考慮其在未來長期內帶來的資源容量擴大和生產要素質量提升。尤其是用于教育、培訓、醫療、文化事業的公共支出，盡管在短期內不會直接增加產出，但是通過幾年甚至更長時間來提高勞動力質量、改進勞動生產率，無疑會對經濟增長產生強有力的推動作用。這種供給方面的影響主要通過公共投資對各產業部門全要素生產率的改善而實現，因此本文從現有的實證研究中取得中國TFP的投資彈性，以此為依據對生產函數的技術參數進行調整，重新運行模型，得到包括供給效應在內的產出變動（見表1下半部分）。政策實驗2的分析思路與實驗1類似，由于篇幅限制，便不再分別考慮需求和供給影響。政策實驗3對部門產出和經濟增長的影響較小，因此將主要集中于稅收負擔率、社保繳費率及居民效用的變動。下一節將在產出影響的基礎上，詳細考察公共支出的收入和分配效應。

四、政策實驗結果分析

（一）政策實驗1

圖2描繪的需求驅動效應僅指政府支出擴張通過直接增加國內需求進而對各行業和部門的影響。從產出角度看，公共投資情景（PUBINV）對除了教育以外的幾乎各個行業的產出都發揮了明顯的帶動作用，尤其是礦業、建筑業和制造業。私人投資情景（PRIVINV）除了抑制農業、醫療和教育，基本上提高了其他各產業的產出水平，對制造業和建筑業的推動作用與公共投資相當，對其他服務業的促進最強。而在公共消費情景（PUBCON）下，產出增長較為明顯的僅僅有公共服務業（包括教育、醫療、公共管理），同時制造業的下滑幅度在所有情景中最大，因為政府購買的商品主要是不可交易產品（如社會服務、住房等），進而降低了可交易產品的相對價格，實質上誘導生產資源從加工、制造和出口部門向服務業部門的再分配，這對于推動產業結構轉型具有一定的意義。在轉移支付情景下（TRANS），由于增加的公共轉移大多數將指向低收入群體，而這部分居民對食品、衣物、日用品、電器等生活必需品需求尤為強烈，需求的增加導致以上商品價格的提升，必然吸引廠商重新分配有限的生產能力、削減出口以更多地服務國內市場，所以轉移支付政策下的凈出口水平最低。就國民總產值的絕對水平來看，公共投資最高、私人投資其次，公共消費和轉移支付甚至低于基準情景。

相較于需求影響，公共支出的供給驅動效應對國家經濟的影響更加深遠。從要素供給角度來看，公共投資情景（PUBINV）促進社會資本積累和基礎設施供給，私人投資情景（PRIVINV）直接將資源轉移給企業以增強其投資能力，公共消費情景（PUBCON）通過醫療和教育改善勞動力質量，賦予居民積極參與市場的機會，轉移支付情景（TRANS）直接實現中低收入群體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在本文中，這些效應均是通過刺激全要素生產率（TFP）的提升實現的。圖3描繪了包含要素供給效應的GDP增長率，顯然，無論公共投入方向如何，經濟增長率都在單純的需求擴張基礎上進一步提高。根據實證估計，TFP對教育和醫療支出的彈性高于其他部門（見表2），因此，最強的實際GDP增長效應出現在PUBCON情景下。圖4比較了公共支出結構不變時與側重公共消費時若干宏觀經濟指標的增長率――考慮了生產率提升效應之后，PUBCON政策使GDP增長率從基準情景的6.5%提高到8.0%，增長路徑幾乎抬升了22.96%；TFP年均增長率比基準路徑提高0.59%；總需求相對于基期路徑上揚了20.7個百分點；其中投資和私人消費比基準情景分別上漲了9.55%和20.42%。因此，從長期來看，服務導向型的公共支出戰略（PUBCON）通過增加高質量生產要素的供給形成了最顯著的經濟增長效應。

綜上，如果僅僅考慮支出的即時需求推動效應，公共投資情景（PUBINV）對各產業的促進作用最強，并實現7.2%的GDP增長率；而公共消費（PUBCON）和轉移支付情景下（TRANS）的增長率只有6%和6.1%，甚至低于基準情景的6.2%，可以說暫時犧牲了經濟增長。但如果綜合考慮公共支出對生產率的長期提升效應，公共消費（PUBCON）戰略將超過其他支出方式，帶來8.9%的最高增長速度。因此，服務導向的公共支出政策雖然在短期內以降低增長速度為代價，但從長遠來看，要素質量的提高終將帶動全要素生產率以及經濟增長的回升，成為持久、穩定的內生性增長的重要源泉。

那么，如果綜合考慮需求和供給兩方面的效應，以“民生”為目標的服務型公共支出能否真正改善居民收入呢？表3顯示，從要素回報來看，無論是公共投資還是消費擴張，均拉升了勞動力的平均價格――前者通過增加勞動力需求，后者則帶來了技術溢價（skill premium）；但顯然在公共消費（PUBCON）情景下，勞動力要素價格的提升幅度較大，尤其是中低學歷勞動者由于健康和教育水平改善而獲益匪淺。資本收益率在公共消費（PUBCON）情景下基本未受影響，反而在公共投資情景（PUBINV）下有略微降低，說明中國社會的資本并不稀缺。中高水平的勞動力供給僅在公共消費（PUBCON）和轉移支付（TRANS）政策下有顯著增長。綜合起來，公共消費政策下勞動力總收入擴張最高，是基準情景的2.4倍，其次是轉移支付（1.7倍）和公共投資情景（1.2倍），私人投資戰略使勞動力收入降低了約30%。

判斷公共支出方式的有效性還需要考量合適的福利指標。一般來說，消費是效用函數的關鍵決定變量，因而能夠近似地反映福利變動。圖5灰色橫條代表各個情境下居民（私人）消費相對于公共支出擴張前的增長率，結果顯示，除了私人投資，其他所有情景下的私人消費都隨著勞動總收入的增加而增長：轉移支付由于將100%的額外公共資源直接用于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因而對消費的促進作用最大；公共消費一方面減輕了居民在醫療、教育上的支出負擔，另一方面政府購買也擠占了居民可使用的商品和服務總量，所以對消費的綜合效果要弱于轉移支付。當然，僅僅考察私人消費不夠全面，因為當政府公共產品供給變化時，居民效用也會受到影響。所以本文還計算了Hicks等價性變化 作為居民福利測度指標，由私人消費改變產生的效用變化為EV（t）=[（Ut-U0）/U0]I0，假設公共總支出GEXP中對k產品的購買為Gk，則包含公共消費的EV為 。圖5斜紋橫條描繪了EV指標的變動情況，顯然，如果將公共和私人消費一并考察的話，則PUBCON下的EV增長率將反超TRANS情景，說明消費導向的公共支出政策比其他選擇更能有效地提高居民的綜合效用或福利水平。

再看公共支出政策對收入分配的影響。圖6進一步考察了收入差距的3種衡量指標――城鎮高低收入群體平均收入之比、城鎮貧困線上下居民人數之比以及城鄉居民收入之比。在服務主導的政策情景中（PUBCONS和TRANS），勞動收入占比從53%上升到60%左右，而資本收入占比則相對下降，因而收入分配效應更有利于被雇傭勞動者不利于個體經營者和企業主；而投資主導（PUBINV和PRIVINV）政策的再分配效應則恰恰相反。由于最高收入階層主要由資本所有者構成、而依靠工資生活的普通勞動者是中低收入群體的組成部分，所以貧富階層收入差距在PUBCONS和TRANS情境下較基期下降，而在PUBINV和PRIVINV情景下進一步擴大。轉移支付情景（TRANS）最大限度地縮小了城鄉差距。公共消費（PUBCON）由于顯著地提高了中低水平勞動力價格，因而在降低貧富收入差異上取得了最突出的效果；但是對城鄉差距的緩解作用略低于轉移支付，原因可能在于城市居民比農村居民更有機會享受政府資金支持的學校、醫院等公共服務。側重投資的公共支出政策雖然能夠促進增長，卻幾乎沒有改善收入不公平。遺憾的是，幾乎所有政策情景都未能顯著減少貧困線以下人口規模。

注：貧困線適用聯合國當前標準，即每人每天生活費為1.25美元。

圖6公共支出方式對收入差距的影響

通過模擬公共支出對產出和居民收入、福利、分配的影響，本文揭示了一個深刻的政策矛盾：投資導向的公共支出戰略能夠通過需求驅動效應即刻促進經濟增長，卻無法改善低收入群體的分配狀況；側重于消費和轉移支付的公共支出戰略能夠縮小居民內部收入差距、并通過提高TFP產生持久的增長效應，不僅高于投資對經濟的促進作用，而且將會推動居民消費和效用的提升，提高勞動者（尤其是中低水平）的邊際報酬、改進收入分配的公平度。但是，生產投資導向的公共支出的效果是即時的、在短期能夠顯現的，而服務性公共支出的供給方面的效應卻有相當長的滯后期。因此，發展中國家的政策制定者必須在短期和長期目標中做出選擇，在當前利益和未來的福利與公平之間進行權衡。

（二）政策實驗2

政策實驗1表明，政府在獲得額外的財政收入前提下，將更多的資金投入教育和醫療等公共消費項目將會產生持久的增長和公平效應。那么，在預算約束不變時，能否將教育作為最優先發展部門，從其他部門抽調資金支持教育呢？政策實驗2假設公共教育支出增長15%，而其他支出類型總和降低15%，并通過模型預測勞動力供給、回報率及收入所受的影響，這里將同時考慮公共教育投資對需求的帶動效應和對勞動要素的生產率改善效應。假設總勞動力增長率與預測區間平均人口增長率2.5%相同。

表4教育優先的公共支出政策的經濟影響

基準情景 教育擴張情景 基準情景 教育擴張情景

勞動供給增長率 GDP增長率 6.4 6.7

低（無）學歷 2.5 1.7 儲蓄和投資（%GDP） 29.9 30.1

中等學歷 2.5 2.8 勞動總收入增長率 8.3 7.7

高等學歷 2.5 2.9 資本總收入增長率 1.4 1.9

居民收入增長率

城鎮低收入 4.2 3.3

工資率增長率 城鎮中等 5.5 4.9

低（無）學歷 3.1 6.2 城鎮高收入 8.3 8.7

中等學歷 4.6 4.0 鄉村低收入 2.2 2.3

高等學歷 4.7 4.3 鄉村中等 4.2 4.4

鄉村高收入 6.1 6.5

表4模擬結果顯示，受教育勞動者供給的增長率比基準情景提高了0.3-0.4個百分點，而未受教育勞動者的增長率則比基期值有所下降。與此相對應的是，中高學歷者由于供給相對富余而工資率的增長速度放慢，而低學歷者由于變得稀缺而工資增長率顯著提高，不難預見在未來，剩余的非熟練勞動者（當前可能處于失業狀態）將重返就業市場，這種流動直到工資率降至預期最低水平（基準情景工資率）才會停止。為什么教育投入的增長反倒導致整個經濟的平均工資增長率下降呢？可能的解釋是：公共投入向教育傾斜使得生產建設性公共投資的絕對水平下降，加上中國長期存在的私人投資不足的問題，導致社會資本積累不夠，未能滿足快速增長的中高水平勞動力對資本的需求；當熟練勞動者數量的增加沒有充足的資本增長相匹配時，勞動生產率及工資水平將會受到限制。這一點恰好印證了現實中的現象――高校畢業生逐年增長，但是政府和企業部門能夠提供的就業機會有限，導致高學歷人才大量富余和閑置進而壓低了高學歷勞動力的工資率。而相較于高學歷勞動力，中等學歷勞動力的收入增速下降更大，因為低學歷勞動者的替代性遠遠大于對高學歷勞動者。

積極的方面是，在公共教育支出增長帶動下，GDP增長率略有提高，但考慮到TFP對教育投資高達0.4的彈性，0.3個百分點的提升幅度卻相當有限。原因依舊來自兩方面：第一，被擠占的公共投資導致需求對生產的直接擴張效應減弱；第二，勞動力供給的增長加快，高于儲蓄投資率的增長速度0.2%，這樣新增加的勞動者可能得不到相應的工作機會和設備。由此可見，政府在重視人力資本培養的同時，也不能放松物質資本的深化。隨著中高級教育背景勞動者的增長，資本變得相對稀缺，資本回報率自然在增速上快于勞動回報率，資本收入的增長幅度大于工資水平，成為推動私人投資的激勵因素。而土地作為資本的一部分，農村居民擁有土地并獲得土地租金收入，進而在某種程度提高自身在收入分配中的地位，雖然幅度并不算大。然而，不容忽視的是，城鎮貧困及中等居民的收入增長降低，原因在于這一群體主要是沒有資本收入的中高等教育水平勞動者；正如前文所述，此類型勞動力在公共教育投資擴張后變得相對富足，同時有面臨大量農村勞動力替代的威脅，收入情況惡化就不足為奇了。與此相反的，卻是具有低等或者毫無教育背景的農村人口從不熟練勞動力稀缺溢價中得到好處。

綜上所述，收入提升最顯著的是農村居民組和城鎮高收入組，前者獲得數量可觀的土地租金以及低水平勞動力稀缺租金而提高了自身在收入分配中的相對地位，后者包括企業主和個體經營者，他們的收入地位隨著資本回報率的上升愈加提高。與政策初衷恰恰相反，由中高教育程度熟練勞動力構成的城市貧困及中等群體收入增長反而顯著降低。圖7沿用圖6的3個指標描述對收入差距的影響，并且加入城鎮高收入與中等收入組收入之比。城鄉差異由基準時期的3.96下降到教育擴張情景下的3.02，主要得益于農村居民平均收入的提高和占城鎮人口多數的受教育雇傭勞動者工資率相對下降；城鎮高收入和低收入居民的差距卻由14.89提高到16.51，而高收入與中等收入的差距由6.47提高到7.33，分別擴大了11%和13%；貧困線以下人口數量依然變動不大。因此，通過犧牲其他公共產品而優先發展教育將損害依靠工資生活的普通勞動者的利益，這一結果恰恰與政策的初始目標是相悖的。

圖7公共支出方式對收入差距的影響

模擬結果顯示，單純地增加公共教育支出雖然有助于經濟總量增長，緩解部分弱勢群體的貧困狀況，卻無法改善甚至惡化了收入分配的公平度。為了消除這種負面影響，必須同時實施其他的政策措施以支持教育支出擴張戰略。其中較為關鍵的是提高對勞動力的需求。否則，由于熟練勞動力供給和需求的不協調，教育投資擴張也只能對扶貧濟困起到有限而寥寥的作用；如同當前的中國，很多受過教育甚至學歷較高的勞動者由于工作機會的缺乏依然貧窮。以上結論的政策含義很明顯：加強人力資本的扶貧戰略必須由充足的公共或私人資本積累作為補充，這樣才能保證占貧困人口主力的中低教育水平勞動者報酬率增長，社會的總體收入水平和公平度得以提升。如果大規模擴張資本有難度的話，增加勞動力需求的最有效措施就是改革教育產出結構，使其生產出的人力資本類型更好地迎合當前的經濟結構和就業市場，盡可能地降低結構性失業。

（三）政策實驗3

政策實驗1強調了教育和醫療等服務型公共支出的重要性，同時政策實驗2又提醒不能在擴張教育的同時削減公共投資，那么，在有限的預算約束下，如何有效地降低公共支出是政府的當務之急?，F存的養老保險基金是政府未來需要長期背負的包袱，那么，中國能否通過提高退休年齡的方式，降低養老金支付額，為政府消費和投資節省資金呢？政策實驗3將探究這一提案的經濟和社會影響。

其一，社會保障和宏觀經濟影響。圖8對比了兩種情景下養老金收支缺口的演化路徑。如果不實行改革，養老保險收入由2013年的1.56萬億元擴大至2070年的44.5萬億元，而支出規模則由1.33萬億元增加至120.6萬億元；賬戶將在2031年左右出現收不抵支的狀況，收支逆差將在2070達到76.1萬億。如果延遲退休，那么資金缺口首次出現的年份將延長至2040年以后，在此之前收入增長速度快于支出，每年都有結余；2070年赤字額為34.8萬億，幾乎是不改革時的一半。顯然，養老金虧空額越低，政府的社保負擔越輕，可以節省下資金更多地用于公共服務和建設投資。

圖8延遲退休對養老基金缺口的影響

為了應對退休年齡的延遲和養老金收益的降低，居民將增加勞動力供給和儲蓄，同時降低消費以彌補退休后養老金收入降低的損失。但是在政策施行的最初5年內，這些響應總體來看非常小，因而社保繳費率并未立刻明顯下降，而僅僅是增速放緩，并在2045年左右達到最大值20.06%（圖9a），這一年以后，所有世代都將按照推遲后的年齡退休并領取養老金，因而繳費率始終保持下行狀態。

圖9延遲退休政策對居民負擔率的影響

失業率的相對變化來源于凈工資的變動，對于青年群體，社保繳費率降低帶來其隱性稅負率下降及凈收入增加，同時極大抬高了閑暇的機會成本，青年勞動力供給相對增加，反而導致這一群體失業率的上升――改革頭年最年輕工齡人口的失業率由9.42%增加到9.55%。相反，中年勞動力面臨的則是隱性稅率的增加和凈工資收入的減少，因為他們不僅退休后領取的養老金減少，而且退休前并未趕上社保貢獻率的大幅降低，因而中年勞動者供給減少，反而使其失業率降到基準情景以下――改革初期最年長勞動者的失業率由16.17%下降到15.89%。由于整個社會處于人口老齡化狀態，所以總體失業率在預測區間的路徑比基準情景略低（圖10）。

圖10延遲退休對失業率的影響

最后，隨著養老保險支付的減少和失業率的降低，政府得以削減對養老及事業保險基金補貼和公共支出，這樣在整個預測區間，居民的綜合稅收負擔相對于基準情景將平均減輕約7.3%（圖9b）。

其二， 福利和收入分配影響。根據Hirte（2009），效用變化可以分解為額外稅收負擔（excess burden）變動和收入效應（income effect）變動，而收入變動能夠進一步分解為要素收入變動（本文為0）和凈社保收益變動，其中社保收益變動由養老和失業保險收益減去社保繳費。以上分解可以通過效用最大化方法、預算約束以及市場出清條件推導得到。表5計算了各個世代居民改革實施前后的等價性變化EV，以衡量其效用變動ΔU，并將ΔU分解為額外稅收負擔ΔE和社保凈轉移支付變動ΔS――ΔS代表凈社保收入增加、-ΔT代表稅負降低。最后一行則是所有世代居民貼現到改革初始年份的效用變動率總和。

表5效用變動的分解

世代 ΔU ΔS -ΔT

1921 0.12 0.04 0

1931 0.28 0.18 -0.02

1941 1.33 2.04 -0.45

1951 0.27 0.72 -0.36

1961 -0.69 -0.34 -0.44

1971 -1.57 -0.91 -0.79

1981 -2.36 -1.51 -1.22

1991 2.88 1.77 1.48

2001 3.57 2.01 1.62

2011 4.24 2.29 2.35

∞ 4.5 1.83 1.85

∑ 0.6 -0.03 0.64

ΔU顯示，在改革初期已邁入退休年齡的居民（1951年及以前出生），并未受到政策調整的影響，養老金領取總量不變，因而沒有遭受效用損失。改革年份處于青年階段的群體以及更加年輕的居民（90年代以后出生）效用水平有所上升；而改革時正處于中年的世代（1961-1981出生）效用則有所退化。為什么只有年齡稍長的勞動者遭受損失，而年輕和未來世代實際都是收益群體呢？

對于90后以及更加年輕的未來世代，社保收益ΔS為正值，因為延遲退休的政策將推動社保繳費率不斷下降，所以年輕世代將在相當長的工作生涯中享受社保繳費負擔降低帶來的好處，這種正面影響甚至要大于養老金領取時間推遲帶來的損失。同時，平均稅率也是隨著時間不斷下降，進一步降低了未來世代的稅收負擔ΔT。根據圖9，社保繳費率和平均稅負率的下行都是經過一段時間才逐漸顯現，而中年勞動者已經在過去的很多年份繳納了高額的社保費用，又沒有剩余的工作時間充分享受低稅率，因而其終身收入和效用有所下降。

綜上所述，代際再分配的結果是將大部分效用從中年居民轉移至年輕和未來世代，同時一小部分轉移到已退休的老年居民身上。所有世代福利總和略有上升――總的貼現效用大約提高了0.6%。

五、結語

在制定公共支出政策時，政府是選擇有利于生產建設性的公共投資，還是側重社會服務的公共消費？為了回答這個問題，需要全面考察不同導向的公共支出對經濟增長、居民收入與分配公平的影響。本文利用多部門動態CGE模型，模擬并預測了在投資導向、消費導向和轉移支付導向的公共支出戰略下，部門產出、GDP、居民收入水平和差距的變動情況。比較發現，消費主導型的公共支出政策雖然在短期內對GDP的增長作用有限，但卻能夠有效提高國內需求，并引導生產資源從出口流向內需市場；長期來看，能夠通過供給效應刺激TFP的提高，帶來經濟增長率的回升，但是這種效果具有一定的時滯性。同時，強調消費和轉移支付的公共支出結構可以增加勞動報酬，改善以EV測度的福利指標，并且在最大程度上縮小高低收入群體之間以及城鄉居民之間的收入差異。

但是，上述模擬結果是在假設政府財政收入出現額外增加的基礎上得出，換句話說，在保證其他支出類別絕對量不降低的前提下，相對增加社會服務類公共支出可以產生以上種種好處。那么，在既定的預算約束下，可否犧牲生產性投資以加大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投入呢？模擬結果顯示：這樣做雖然能夠增加熟練勞動力供給，但由于資本積累下降導致就業機會不足，這部分勞動者將相對富余，反而造成失業率上升，工資率下降；對GDP的增長貢獻也十分有限。另一方面，資本、土地等回報率相對抬高，勞動報酬相對下降，一部分受過教育的中高水平勞動力收入地位反而降低，結果是加劇了貧富不均。這說明，國家在施行科技興國、教育扶貧戰略的同時，必須不斷加強資本深化，否則，將出現越來越多“學歷越高反而越窮”的反常案例。

以上兩點說明，對于當前的中國，社會服務支出的確需要加強，但“拆東墻補西墻”，通過削減建設投資以擴張服務支出的做法并不可取。那么強化公共服務所需要的資金從何處來？這是政府亟待解決的問題。本文考慮了一種方案――通過提高退休年齡以降低政府的社保負擔，節省公共支出，并模擬了延遲退休的經濟和福利影響。結果表明，這項政策將推遲養老金缺口出現的時間，將各年份的收支缺口減至原先的一半，并在未來逐步降低居民的社保繳費和綜合稅收負擔，對失業率也有一定的遏制作用。顯然，延遲退休的措施減輕了政府和居民雙方的支出責任，對于增加公共產品的供給、促進私人消費都有積極的作用。從效用變動的角度來看，改革前已經退休的居民未受太大影響，年輕和未來世代的效用得到提高，而改革時處于中年的勞動者卻遭受了損失。因此，這是一個代際的效用轉移過程，整體看來，所有世代的效用總水平略有增長。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的研究存在兩點局限性。首先，僅僅探究了不同公共支出戰略對經濟增長、居民收入和分配公平度的影響，而政府在進行公共財政決策時，需要考慮的內容無疑是多方面的，尤其是產業結構優化、投入產出效益提高、資源環境合理利用等，也是衡量支出政策有效性的重要標準。第二，政策模擬中沒有包含“混合型”支出戰略。既然投資型支出有利于當前經濟增長，而服務型支出有利于長期增長與收入改善，那么能否找到一個最優的公共投資與消費之比，在短期和長期最優之間進行折中，既保持當前適度增長，又實現長遠的收入提升呢？在以后的研究中，可以考慮利用多目標決策系統，對公共資金進行合理化配置，以期達到長短期目標之間的動態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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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Spending and Quality Economic Growth： Policy Experiment In A Multi-Sector CGE Framework

Zhang Xiaodi

篇（3）

中圖分類號:TE624.512 文獻標識碼:A

Study on the Solvent Refining Technique to Produce HVI Lubricating Base Oil

LI Shao-ping1, CHEN Shu-qun1, DAI Qing-xin1, ZHAO Liang2, CHEN Ying2

(1.Petroleum Processing Research Center,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ghai 200237, China; 2.SINOPEC Shanghai Gaoqiao Petrochemical Corporation, Shanghai 200137, China)

Abstract:Enhancing the production efficiency by optimizing the processes being used for lubricant base oil is currently one of the major challenges which refineries are facing with due to today′s high crude oil prices. A laboratory evaluation method was established for the lube solvent refining. No.3 and No.4 fraction dewaxed oils produced from Xijiang and Daniel mixed oil at the ratio of 1∶1 were processed by solvent refining and clay finishing to produced HVI lube base oil. The data obtained in the processes are necessary for industrial production and transformation. The intermittent simulation method was used as lubricating solvent refining method. The group composition and other physicochemical properties were employed to determine the theoretical level. It has been obtained that the theoretical level in furfural refining unit is three. Experimental data showed that three counter-current extraction experiments can simulate the furfural refining process in the industrial production.

Key words:lubricating oil; base oil; furfural refining; clay refining; separating funnel intermittent simulation method

0 前言

油基礎油是四大石油產品之一,基礎油品質關系到石化企業整體實力和經濟效益,開展生產油基礎油的工藝及相關技術研究是及其重要的[2]。石油大學譚均權對勝利原油350～510 ℃餾分每40 ℃切割一種餾分進行糠醛精制,考察了實驗室條件下不同溫度、不同醛油比條件下精制對提余油質量和收率的影響。采用醛油比為3,抽提溫度在70～95 ℃,可使精制餾分油粘度指數提高10～27個單位,精制油收率高于70%[3]。因此優化工藝具有良好的技術經濟效益和開發運用前景。

為配合高橋石化煉廠多品種原料生產油生產需要,本研究工作對其中西江和尼爾(混合比為1∶1)減三線、減四線脫蠟油生產HVI基礎油進行了溶劑精制和白土補充精制工藝條件的系統考察和研究,為工業生產和改造提供必要的數據支持,從而增加高質量油基礎油的產量,以滿足市場的需求。

1 實驗方法及原料

1.1 試驗原料性質及試劑

本次試驗采用了西江和尼爾1∶1減三線、減四線脫蠟油作為實驗室溶劑精制原料,各原料性質如表1所示。

糠醛由上海新亨化學試劑廠生產,使用前經減壓蒸餾凈化,分析所用的試劑均為分析純。

1.2 油精制試驗流程

油精制試驗流程如圖1所示。

脫蠟油先進行糠醛精制工藝,精制油再進行白土精制得到基礎油。

本實驗采用實驗室三級萃取試驗(分液漏斗間歇模擬法[1])是模擬車間萃取塔的逆流方式:溶劑從塔頂進入,自塔底流出;原料從塔底進入,自塔頂出來。進入塔底的新鮮原料首先接觸的是已與原料接觸過兩級的溶劑,其次接觸的是已與原料接觸過一級的溶劑,再次接觸的是新鮮溶劑,成品自塔頂流出。實驗室試驗就是按照這個原理:新鮮原料先與已反應過兩次的溶劑反應,其次與反應過一次的溶劑反應,最后與新鮮溶劑反應至成品出來。實驗室三級萃取試驗過程如圖2所示,四級萃取試驗過程如圖3所示,其中精制溫度是為塔頂溫度和塔底溫度的平均值,溶劑比及為工業生產的容積比。圖2以三理論級為例說明了假逆流模擬萃取試驗的操作順序。圖中每個圓圈表示一次萃取操作,圈中數字n(1,2,3……)表示第n組實驗。一般說,當n為理論級數的3倍時,各串級內兩平衡相基本達到穩定,精油可作為樣品采集。每次萃取操作,我們在實驗中發現,如經過10 min預熱,10 min攪拌和10 min分層,就完全能夠實現恒溫、傳質與分相。

1.2.1 標定糠醛精制裝置的理論級數

油糠醛精制其實質為逆流微分接觸式萃取,其萃取效果一般用理論級數來表示。N個理論級數的萃取效果相當于N個級效率為100%的級式萃取的萃取總效果。由于實際生產中不能通過測試或分析直接得到理論級數,因而,一般都要通過實驗室標定來確定。

由于油體系的復雜性,至今仍不能用簡單而準確的解析法或圖解法計算油溶劑精制的理論級數。我們采用分液漏斗間歇模擬法作為實驗室標定方法。選用油品族組成、油品理化性能等質量狀況類數據來確定糠醛精制裝置的理論級數。

整個標定工作與生產裝置的聯系如圖4所示。

采用酮苯脫蠟油進行分液漏斗間歇模擬法模擬糠醛精制試驗,然后進行白土精制,最后選用基礎油油品族組成、油品理化性能等質量數據和生產實際數據進行對比,從而確定模擬萃取試驗的理論級。萃取原料及糠醛溶劑均采自生產裝置。溶濟比與裝置生產一致,萃取溫度取裝置塔頂溫度與塔底溫度的算術平均值。標定試驗具體條件見表2。

根據以往經驗,我們按表2條件做了三、四兩個相鄰理論級的假逆流模擬萃取試驗,得到三理論級精油和四理論級精油,并與車間精油一起進行分析,結果見表3和表4。

由表3我們可以看到,車間精制油其粘度指數、殘炭、中和值、堿氮、色度等指標與三理論級精制油相近,S、N則略高,說明車間萃取的理論級數接近三理論級而不到三理論級。表4為一段萃取得到的精制油族組成結果。

由表4我們可以看到,車間精制油與三理論級精制油相比,族組成基本相當,相對來說,車間精制油飽和烴含量略低,而膠質含量略高,我們認為萃取的萃取效果相當于三個理論級略低的水平。

1.2.2 白土精制

白土精制在實驗中操作程序如下:先將溶劑精制油倒入三口燒瓶,然后通過油浴加熱并攪拌,期間往三口燒瓶中通氮氣以避免油品的氧化。待油溫升至控制溫度后,按比例加入白土反應30 min后抽濾收集成品。實驗室裝置簡圖見圖5。

2 溶劑精制及白土精制工藝條件優選結果與討論

按照高橋石化的要求,本次試驗的目的主要是對西江和尼爾1∶1減三線、減四線脫蠟油生產HVI基礎油進行工藝研究,以確定溶劑精制的工藝條件及白土精制的工藝條件。其中減三線脫蠟油生產HVI250型號油,減四線生產HVI500型號油。在使油基礎油的粘度、粘度指數、凝點、閃點、色度達到要求時使生產油基礎油的綜合收率最大。中國石化對HVI250、HVI500油基礎油的協議標準如表5所示。

2.1 減三線生產油基礎油加工工藝的研究

圖6是減三線臨界溶解溫度曲線,由圖6可觀察到臨界溶解溫度隨溶劑比先增后減,因而臨界溶解溫度有最高值。

溶劑精制的抽提過程在抽提塔內進行,其中的過程是連續逆流抽提過程,塔頂溫度高,塔底溫度低,其間有一溫度梯度。塔底溫度較高,溶解度高,可以保證提余油的質量;塔底溫度較低,溶解度低,可以使理想組分從提取相中分離出來,保證提余油的收率。通常把臨界溶解溫度減去30 ℃作為塔頂溫度,塔底溫度按高橋石化的要求(減三線塔底溫度為55~65 ℃),實驗室精制溫度取為塔底溫度與塔頂溫度平均值。

白土精制條件如表7所示。

根據以上操作條件進行實驗,得到西江和尼爾1∶1減三線基礎油性質結果如表8所示。

表8列出了這些精制油的粘度、收率和性質,從表8的數據可以看出,精制工藝大幅度提高了減三線餾分油的飽和烴含量,降低了油餾分中非理想組分以及酸值的含量,有效地提高了餾分的粘度指數,改善了油品的色度,且隨著糠醛溶劑比的增加和糠醛精制溫度的提高這種趨勢更加明顯。我們可以看到精制前的脫蠟油凝點-14 ℃,精制后的油的凝點回升了2~4 ℃,這表明按先脫蠟后精制加工工藝存在凝點回升的問題。

對表8數據進行分析處理,并參考表5中的標準,得出在精制溫度90 ℃,溶劑比為3的條件下所得到的精制油粘度指數和凝點等物性都達到要求,其收率為64.8%,粘度指數為102.8,達到油HVI250基礎油的性質要求。本實驗糠醛精制選擇的最佳條件為:溶劑比為3,精制溫度為90 ℃;白土精制條件:白土用量4%,精制溫度155 ℃,精制時間30 min。

2.2 減四線生產油基礎油加工工藝的研究

圖7是減四線臨界溶解溫度曲線,由圖7可觀察到臨界溶解溫度也是隨溶劑比先增加后減小,因而臨界溶解溫度也有最高值。

我們把臨界溶解溫度減去30 ℃作為塔頂溫度,塔底溫度按高橋石化的要求(減四線塔底溫度為60~70 ℃ ),精制溫度為塔底溫度與塔頂溫度平均值。

綜上所述,本次實驗選擇的精制溫度:85 ℃、90 ℃、95 ℃、100 ℃,選擇的溶劑比 :2、2.5、3、3.5,并且除去一些邊緣的條件,本實驗選取了10個條件進行實驗,具體見表9。

白土精制條件如表10所示。

根據以上操作條件進行實驗得到西江和尼爾1∶1減四線基礎油性質分析結果如表11。

表11列出了減四線精制油的粘度、收率和性質,從表11的數據可以看出,在加工工藝中,精制工藝大幅度降低了油餾分中非理想組分以及堿性氮的含量,有效地提高了餾分的粘度指數,改善了油品的色度;且隨著糠醛溶劑比的增加和糠醛精制溫度的提高這種趨勢更加明顯。將精制前后的凝點進行對比,我們可以看到精制前的脫蠟油凝點-11 ℃,糠醛精制后的油凝點回升了3~5℃,這表明按先脫蠟后精制加工工藝存在凝點回升的問題。

對表11數據進行分析處理,并參考表5中的標準,得出在精制溫度85 ℃,溶劑比2.5的條件下所得到的精制油收率和粘度指數都很高,其收率為80.7%,粘度指數為92.5,并且它的性質除了酸值都能夠達到油HVI500基礎油的性質要求。本實驗精制選擇的最佳條件為:糠醛精制溶劑比為2.5,精制溫度為85 ℃;白土精制條件:白土用量4%,精制溫度165 ℃,精制時間30 min。

3 結論

(1)本研究采用分液漏斗間歇模擬法作為實驗室油糠醛精制評定方法,由油品族組成、油品理化性能等質量數據確定糠醛精制裝置二段萃取的第一段的理論級數為三級;用三級逆流萃取可以實驗模擬生產中的糠醛精制過程。

(2) 精制工藝大幅度提高了減三線餾分油的飽和烴含量,降低了油餾分中非理想組分以及酸值、堿性氮的含量,有效地提高了餾分的粘度指數,改善了油品的色度,且隨著糠醛溶劑比的增加和糠醛精制溫度的提高這種趨勢更加明顯。

(3)西江和尼爾(混合比為1∶1)減三線脫蠟油推薦采用的糠醛精制條件為溶劑比3、精制溫度90 ℃,白土精制條件:白土加入量4%、白土精制溫度155 ℃、白土精制時間30 min,在此條件能夠生產符合HVI250標準的基礎油。

(4)西江和尼爾(混合比為1∶1)減四線脫蠟油推薦采用糠醛精制條件:溶劑比2.5、精制溫度85 ℃,白土精制條件:白土加入量4%、白土精制溫度165 ℃、白土精制時間30 min,除了酸值達不到要求基本能夠生產符合HVI500標準的基礎油:粘度指數92.5,凝點-6 ℃,酸值0.179 mgKOH/g。

(5)脫蠟油采用較高精制深度條件的精制以后,脫蠟油的粘度指數可以提高20以上;中和值可以降低80%以上。但過高的精制深度將會造成凝點更大的回升。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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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7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3）05-0-02

對于新興經濟體的界定，根據2010年的博鰲亞洲論壇亦首次官方提出了以阿根廷、巴西、中國、印度、印度尼西亞、韓國、墨西哥、俄羅斯、沙特阿拉伯、南非和土耳其這11國作為“E11”，即“新興經濟體11國”，作為新興經濟體代表的說法②。

在國內外學者對新興經濟體的研究內容可謂各有千秋，涵蓋了新興經濟體自身的諸多方面如國際資本流動、對外貿易、金融發展等等；亦有新興經濟體內部各個國家之間的聯系諸如探討中國與其他新興經濟體的貿易聯系，新興經濟體的發展與新型南南合作的探討等；而還有很多文獻研究了新興經濟體的崛起對世界的影響。在對新興經濟體的了解之中，筆者對新興經濟體各個國家之間在國際貿易中既有競爭，又有合作的關系產生了進一步探究與實證的興趣，因此，本文將從新興經濟體國家在貿易之中競爭、互惠的兩個角度結合新興國家間貿易的數據，探究新興經濟體在對抗沖突與合作之間的貿易交流。

一、出口結構相似性與新興經濟體在貿易中的競爭、沖突

本世紀以來，新興經濟體便以其快速的經濟增長速度迅速走進世界舞臺的聚焦視野中，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后，新興經濟體對世界經濟與貿易的影響更加凸顯。為了探討新興經濟體未來更加遼闊的合作前景，筆者想，有必要探究一下，在“新興經濟體”這樣一個看似統一的光環籠罩之下，各個國家之間可能存在或是已經存在的有可能阻礙新興經濟體國家之間進一步合作的貿易競爭與沖突。

首先，在貿易競爭這一方面，近年來，國際貿易的增長中，新興經濟體的貢獻占到了很重要的部分，而新興經濟體的外貿出口又是其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而在出口方面，要素驅動是這些國家經濟發展的共同點，故而在資源要素上富集程度的相似性便成為導致新興經濟體國家之間出口貿易競爭的重要因素。為了分析這11個國家之間貿易競爭的強度，從貿易競爭的誘發因素——出口產品結構上的相似性來分析是一個切入點。

從聯合國商品貿易統計數據庫③中這11國2010年④的貿易出口數據來分析，如果將這些國家的出口類別按聯合國商品貿易統計數據庫中依據的商品編碼進行分類，并依次列出每種商品編碼下11個國家各自的出口額，便可以發現，即便11個國家各自在大部分主要出口品仍然具有明顯的差異性，它們在某些重要的出口產品類別上，還是不可避免的出現了交叉與重疊。如果將這些國家在各個商品編碼下的出口額為數據制作出折線圖，將更加直觀地看出在某些商品的出口量之下，出現了多個國家競相出口同一類別商品的情況，例如，選取商品編碼為70至89⑤的商品的各國出口額，繪制成為折線圖大致如下：

從折線圖可以看到，幾乎11個國家的出口額占比走勢在70至89這一段商品中都是相似的，占比較高的幾個點都非常一致的落在71（珠寶、貴金屬及制品；仿首飾；硬幣）和72（鋼鐵），84（核反應堆、鍋爐、機械器具及零件）和85（電機、電氣、音像設備及其零附件）；87（車輪及其零附件，但鐵道車輪除外）這幾個點之間。例如，在71（珠寶、貴金屬及制品；仿首飾；硬幣）項上，阿根廷的出口額占其總出口額約3.3，印度則占14.7%，墨西哥為3.1%，而南非與土耳其則分別為16.5%與3.3%；阿根廷在84（核反應堆、鍋爐、機械器具及零件）項上的出口額占其出口總額的2.5%，巴西則占5.5%，中國占比為19.6%，印度占3.7%，印尼則為3.2%，墨西哥為14.0%，韓國占比為11.2%，南非與土耳其的出口額則分別占其出口總額的7.2%、8.3%，呈現出尤為一致的態勢；在85（電機、電氣、音像設備及其零附件）項上，巴西、中國、印度、印度尼西亞、墨西哥、韓國、南非與土耳其的出口額都占到它們的出口總額的較大比重，分別為2.5%、24.7%、4.0%、6.6%、24.0%、23.8%、2.0%、6.6%。

如果再分析更細一步，如將商品編碼為84類的商品再進行細分，按照聯合國商品貿易統計數據庫的編碼分為8401至8484⑥，則每一類商品相應的11國出口情況的相似度便降低了，但仍然可以看到，無論是參考各國出口額較大的商品的列別，還是分析在每一個出口額度突出的商品點及其附近點出口額占總出口額的百分比的走勢，各個國家仍然具有較大的相似度。例如：商品編碼為8421（離心機；液體或氣體的過濾、凈化機器及裝置）處，阿根廷、巴西、中國、印度、印度尼西亞、墨西哥、韓國、俄羅斯、沙特阿拉伯、南非、土耳其的出口額占第84類商品出口額的百分比依次為4.10%、2.13%、1.02%、2.90%、2.52%、3.28%、1.48%、1.37%、1.80%、42.62%和2.67%，即大部分國家的出口情況十分類似。將包含在84類商品之下的8401至8484類商品出口額占84類商品總出口額的百分比情況以折線圖表示如下：

造成新興經濟體國家出口結構類別上具有如此大相似性的原因是復雜多樣的。首先，根據新興經濟體“成長陷阱”一說的理論，新興經濟體國家的趕超型經濟大都采取增加勞動力投入、加快資本形成及數量擴張的“要素驅動型”模式⑦，在這樣的一個局限之下，其一，自然資源因素下導致的某些新興經濟體國家在資源豐富的原材料上具有相似性；其次，勞動密集度高或勞動力成本低的加工制造產業等上的相似性；再加之新興經濟體國家勞動力成本較低及普遍性的勞動力平均素質水平不高引致的服務業結構上的相似性，這些因素都將會導致新興經濟體國家出口商品具有相當大的重合度。也正是因為這些貿易出口結構與產品類別的相似的方面，必然地導致了新興經濟體國家在世界這個大家共同享有的市場上，共同爭奪同一種出口品的消費者市場而引發的貿易競爭。

在沖突方面，貿易保護主義亦是一個造成貿易沖突的重要因素。例如，新興國家之間的反傾銷調查頻繁發生。2012年4月以來發生的包括：阿根廷外貿秘書處2012年第52號決議對原產于中國和巴西的寬度大于或等于300毫米、用紡織材料加固的硫化橡膠傳送帶開啟反傾銷調查；土耳其公告稱決定對中國的儲存式電熱水器進行反傾銷調查；印度商工部反傾銷局已于日前決定對進口自中國的電子絕緣管發起反傾銷調查；阿根廷決定對中國產銅版紙采取臨時反傾銷措施等等。

大部分新興經濟體國家的出口導向型經濟增長方式，在這個國際貿易交流愈發強勢的現今促成了它們經濟增長的快速前進；然而，伴隨著增長迅猛的新興經濟體系中國家出口貿易的突飛猛進，另一個不利之面便也逐漸顯現：新興經濟體國家的大量出口對象必定包含著其他的新興經濟體國家，這便不可避免地搶占了這些國家國內相同行業的市場；再加上新興經濟體國家由于經濟結構的不完善導致國家內部產業結構轉型成本大、時間長，勞動力再就業培訓及社會福利制度的不完善導致企業轉型代價高昂，因而，其他國家的大量出口將對新興經濟體國家內部產業造成比發達國家更加大的打擊。這樣的結果是，在新興經濟體國家貿易保護主義抬頭，新興經濟體國家之間由于貿易保護主義而產生的摩擦沖突更是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新興經濟體國家之間更緊密的交流合作。

二、新興經濟體的貿易合作

新興經濟體國家之間出口結構與類別上的共性一方面，導致了它們在這些相同的出口貿易上的競爭摩擦；另一方面，也為它們提供了共同合作以加強在世界貿易中地位與話語權的一把利器。

首先，新興經濟體國家之中，有的諸如中國和印度具有低廉勞動力資源；諸如中國和還有的諸如俄羅斯和巴西自然資源富足——俄羅斯天然氣探明儲量占全球1/3，石油探明儲量占全球13%；巴西鐵礦石，南非黃金、鉆石等多種重要資源都居世界前列，許多新興經濟體國家的優勢資源遠遠高于一些規模不大的發達國家；更有國家擁有廣闊的待開發的需求市場；這些在一定程度上成為新興經濟體國家經濟增長的基礎，也意味著，這些在不同的方面具有經濟增長優越性的新興經濟體國家們，一旦真正意義上的達成長期的互補互惠條約，形成一個真正成形的聯盟，在世界市場資源日益緊缺、價格日益昂貴的當今，這些國家將獲得更穩定的增長。

形成一個合作密切，追求共同利益最大化的新興經濟體聯盟，能夠實現勞動力、生產要素在成員之間自由流動；更能組建一個由新興經濟體成員國市場聯合成的具有巨大潛力的市場，以改善出口過分依賴于美日、歐盟等其他市場需求的缺陷。這將使新興經濟體國家的經濟增長具有其獨立性，受到發達國家經濟沖擊的嚴重打擊的風險大大降低。

此外，新興經濟體的眾多國家，在具有相同出口競爭的一些貿易品上，新興經濟體出口額相加以后，占世界總額的比重是可以達到一個很高的水平的。例如，2008年與E11相關的國際貿易，占世界貨物貿易出口總額的23.2%，進口總額的19.8%；占世界服務貿易出口總額的13.2%，進口總額的16.9%；同樣根據2008年的數據，E11生產了占世界產量35.66%的原油；而作為世界主要的粗鋼生產者，2008年E11出口的粗鋼總額占到全球總量的58.7%，此外中國與南非等國的黃金出口量也占據了世界總出口額的很大一部分；再近一些，2010年，如之前分析過的，新興經濟體國家出口的核反應堆、鍋爐、機械器具及零件及電機、電氣、音像設備及其零附件總額分別占世界出口總額的25.50%與32.65%，都占到相應產品的世界出口總額的相當大的份額。如果在這些產業領域，新興經濟體國家能夠站在通過合作站在一個相對協調的共同立場上，那么在這些產業領域的出口中，新興經濟體國家作為一個整體共同應對世界市場，便會擁有具有影響力的話語權，達到互惠共贏的合作效果。

新興經濟體國家之間合作交流的道路上，盡管充斥著各種貿易競爭與貿易摩擦的阻力，然而，一個不可變更的事實是：為了實現各自利益，壯大各國實力、掌握國際貿易話語權，為了應對在世界經濟發展中面臨的危機與挑戰，為了共同抵御目前新興經濟體國家均面臨的“成長陷阱”、“美元陷阱”，為了攜手應對在大部分新興經濟體國家間盛行的經濟增長“瓶頸”， 新興經濟體各個國家必須進一步地深化經濟合作，形成更加相互依賴與緊密聯系的整體，以期在發達國家操縱的全球貿易體系中，打破發達國家在世界經濟中的主導地位，順應世界經濟格局多極化的趨勢，使得新興經濟體這樣一個具有活力的團體能夠在其成員國之間愈發深化的交流與合作中，迎來真正全方位的發展共贏。

注釋：

①本片文章中所指出口均指一國的所有出口品，包含服務于貿易。

②參見2010年4月10日博鰲亞洲論壇的《新興經濟體發展2009年度報告》。

③http：//。

④為保證數據完整性，在此選取2010年的各國出口貿易數據。

⑤商品名稱（HS2002 Description）為“玻璃及其制品”（70，Glass and glassware）至“船舶及浮動結構體”（89，Ships， boats and floating structures）。

⑥商品名稱為“核反應堆及其未輻照燃料元件；同位素分離機”（8401，Nuclear reactors； fuel elements （cartridges）， non-irradiated， for nuclear reactors； machinery and apparatus for isotopic separation.）至“密封墊及類似接合襯墊”（8484，Gaskets and similar joints of metal sheeting combined with other material or of two or more layers of metal； sets or assortments of gaskets and similar joints， dissimilar in composition， put up in pouches， envelopes or similar packings； mechanical seals.）。

⑦張茉楠《成長陷阱挑戰新興經濟體》，《經濟參考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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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作為一種特殊的公共產品，“是公共權力機關經由政治過程所選擇和制定的為解決公共問題，達成公共目標，以實現公共利益的方案，”需要由政府通過投資等必要的方式直接負責，免費向公眾提供。而公共政策制定是政府的一項重要職能，是國家權威公共部門特別是政府滿足社會公共利益的方式和手段，社會成員是公共政策的承受者，政府應注重社會成員的回應度。

一、公共產品的有效供給

公共產品的有效供給即實現公共產品的供需平衡，社會邊際成本等于社會邊際收益。但是在現實中，由于政府失靈等各種因素，我國公共政策制定的效果未達到帕累托最優，政府在公共政策制定時提供信息量不足，形式主義導致供給效率低下，制度不完善導致供給渠道受阻。

二、供需失衡現狀及原因

（一）公民方面

1.公民參與公共政策制定的成本

經濟人假設認為人都是理性經濟者，經濟個體都是會在既定條件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對于公民來說，他們要考慮參與政策制定這一過程的成本和收益，以獲得效益最大化。如果公民參與成本很低并且效果很好，那么公民會積極參與政策制定；如果公民參與成本高并且又起不到什么作用，理性公民會選擇消極參與，不會積極地提出自己的意見，不會真正地思考和參與其中。

2.公民參與意識不足

我國千年來的帝王封建統治造成我國社會的“順從”思想，這一思想使得公民“事不關己，高高掛起”，政府代表公民的利益，凡是政府做的就是對的，個人的意見對政府的決策起不了什么作用。即便公民對政府的決策有什么不滿也不會表達出來，只是選擇沉默。

（二）政府方面

1.政府與群眾缺少溝通，信息公開不足——供給量不足

我國從2008年開始就實施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各地各部門都建立起了自己的信息公開渠道，各省市政府網站都專門開設了信息公開欄，為公眾提供信息。但是在實際操作中卻出現了政府和公民之間的信息不對稱。

尤其是在面對重大突發問題時，政府總是習慣于封鎖消息，其目的是為了維護社會正常秩序，減少不必要的社會恐慌，但事實上卻造成公民對政府的不信任，挫傷了公民參與公共政策制定的積極性。

2.公民參與流于形式——供給效率低下

公共政策制定過程實質上是一種利益的分配過程，是利益沖突均衡的結果。在實際發生過程中，公共政策制定的主體往往借助公共政策的公共性來謀取部分群體或個體的利益，從而使公共政策偏離了其本意，失去了其利益調和功能，繼而造成公共政策失衡。公共政策制定會牽扯到多方利益，以2003年怒江建設水電站為例。針對是否在怒江建設水電站，公民，專家，媒體，政府之間進行了一場博弈。環保組織抵制建設水電站，專家則呈兩派意見，一方認為建設水電站有利于提高當地人民的生活水平，另一方則認為這會破壞當地環境。在整個過程中，作為最重要的當地居民并沒有參與其中，而從中可以獲得巨大收益的當地政府和國家水電卻成為了政策制定的主要對象。

3.法律，制度的不完善——供給渠道受阻

目前我國社會參與公共政策制定的渠道主要有三條，即通過選舉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以他們的政治活動來間接參與公共政策制定、黨政部門中設立的信息反饋部門收集群眾意見和建議及黨政部門的領導通過政策決策前舉行的各種座談會、聽證會調查研究收集決策信息。但是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公民參與公共政策制定還沒有明確的制度體系和法律完善，公民參與公共政策制訂處于被邊緣。人大代表與群眾的脫離，的“滾雪球”效應，聽證會的“聽而不諫”，這些都降低了公民參與公共政策制定的有效性，使得參與渠道基本上都只是發揮了“形式作用”而已。

三、為實現有效供給，政府應如何改進工作

（一）培育公民參與政策制定的文化

隨著近年我國民主政治文化的建設，公民開始逐漸參與到政府公共政策制定的過程中，政府決策也更民主化，科學化，規范化。培養和提高公民的政治參與意識，首先需要政府提高公民的權利主體地位，使公民意識到自己是國家的主人，明確自己的權利和義務，提高公民的社會使命感和責任感。除此之外，利用好社區基層這一平臺，大力宣傳公民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和監督權，推進社區服務工作，培育公民參與文化的氛圍。

（二）做好“公開，透明”工作

信息作為當今發展的核心要素，其主要掌握在政府手中。公民只有掌握了相關政策信息，才有可能真正影響到公共政策的制定。為此政府應積極推行政務公開，包括政策制定相關信息的公開化，政策背景和資料的公開化，政策決定理由的公開化，政策所依據的法律法規的公開化。信息公開應做到兩方面的公開，即“群體增長”和“內容增長”，加大宣傳力度，開辟多種渠道信息，放寬對信息的控制，尤其是在制定關乎群眾切身利益的政策時，有關政策的具體細節，行政程序，制定理由和政策結果必須向公眾公開。

（三）領導者轉變觀念，注重社會輿論和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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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見面，潘興修就忙著向《電器》記者介紹了公司近期發生的一系列變化——與上市公司天澤信息（股票代碼：300209）共同成立南京點觸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將南京點面光電有限公司有效資產和智能家電相關業務剝離并入新公司；公司主營業務由生產觸摸顯示屏擴展為智能家電觸摸顯示人機交互系統；承擔江蘇省納米材料電容觸摸屏工程技術中心的建設任務；與美的、海爾、TCL等知名家電品牌的合作正在穩步推進中。

看好智能家電發展前景

“近年來，智能家電發展迅速，推動整個產業價值升級。有數據顯示，到2020年，智能家電生態產值將達到1萬億元。借此推算，觸摸顯示及人機交互系統這部分的市場需求也將被帶動，到2020年，產值將超過1000億元。”潘興修分析認為，智能家電領域蘊藏著巨大的商機?！澳壳?，智能家電的發展仍處于起步階段，參與競爭的企業并沒有形成成熟完善的思路，今后的路究竟應該怎么走，大家都在嘗試摸索，誰的眼界更開闊，創新能力更強就能取得更好、更快的發展?！迸伺d修進一步介紹說，“對于智能家電，人機交互系統至關重要。傳統家電增加人機交互系統可大幅提升用戶體驗，有效擴大智能家居生態圈，提升家電整機的產品價值和競爭力。此外，良好的人機交互系統能幫助企業通過智能家電衍生出諸多新的商業模式，創造更多商機?！?/p>

“在智能家電概念下尋找發展機會，我們的優勢在于，關注智能家電領域的時間比較早，積累了豐富的經驗?！迸伺d修說。據介紹，南京點面光電有限公司成立于2007年，注冊資金5000萬元，是從事觸摸屏研發和制造的專業廠商。不久前，南京點面光電與天澤信息共同成立新公司，專注于智能家電用觸摸顯示人機交互系統整體解決方案相關業務，標志著在智能家電核心控制系統配套領域，企業完成了從零部件提供商向人機交互系統方案提供商的轉型。對此，潘興修表示：“在智能家電發展進程中，現階段，本機智能控制已經基本實現。隨著信息化、網絡化不斷深入，各個智能家電個體單元的互聯互通也會逐步實現，上游配套企業必須跟上智能家電發展的步伐，不斷拓寬思路，加強配套能力，順應智能家電和物聯網的發展大潮，才能贏得更多機會?！?/p>

技術創新是核心競爭力

事實上，智能家電的“脈”很不好摸，很多智能化功能最初甚至只是用戶的一次突發奇想，如何實現全無章法可循，這對上游智能人機交互系統方案提供商的技術創新能力是十分嚴峻的考驗。在實現家電智能化控制的技術層面，潘興修堅信自己的優勢，他介紹說：“首先，我們在觸摸顯示屏應用于智能家電這個課題上已經探索了多年，解決了觸摸顯示屏壽命、靈敏度等諸多問題，能將iphone、ipad美好的用戶體驗轉移到智能家電上。其次，通過對控制主板硬件、液晶顯示模組、電容觸控模組、QNX操作系統、用戶界面和應用軟件等環節的創新設計，我們能為智能家電提供友好的人機交互界面。此外，我們擁有發明專利數十項，多個產品獲得高新技術產品認證，很多關于智能家電控制的理解和認識，我們走在了整機生產企業的前面，能針對整機廠的需求迅速提供成熟的思路和方案，幫助整機廠縮短新品研發和上市的周期?！?/p>

“智能家電的功能設置、面板設計多種多樣，對人機交互系統的需求趨于定制化，這一點也考驗著上游配套企業的創新能力?！迸伺d修告訴《電器》記者，“南京點觸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注冊在中國無線谷，這里聚集了多家科研院所、研發機構，這種良好的技術環境有助于我們對整機生產企業有關智能控制方面的新要求做出快速反應，并幫助家電智能化與無線通信技術協同發展，為智能家電邁入網絡化、信息化以及互聯互通提供更專業的服務?！睋私猓暇c觸智能科技下一步的目標是參與或主導相關行業標準的制定，形成系列自主知識產權。

精彩產品為智能家電增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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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創新理念謀劃工作。機構編制工作任務重，頭緒多，人手緊。我們將全面激發改革管理的生機和活力，用創新的思路、創新的舉措、創新的方法來破解工作中的難題和掣肘。樹立“一盤棋”思想，善于運用辯證的思維，處理好行政體制改革與全面深化改革、嚴控機構編制總量與保障重點工作需要的關系，最大限度發揮機構編制資源的使用效率，堅決做到精簡、統一、效能。當前，機構編制工作已逐漸從幕后走向臺前，直接面對具體的矛盾問題，直接服務于經濟發展，我們將堅持開門搞改革強管理，積極借鑒各地區的好做法、好經驗，不斷擴大社會參與度。

二是規范管理機構編制。進一步提高機構編制管理規范化、標準化和精細化水平，更加科學合理的配置機構編制資源。建立完善機構編制動態調整機制，按照“控制總量、盤活存量、優化結構、有增有減”的要求，在確保財政供養人員“零增長”的同時，處理好嚴格控制和滿足事業需要的關系，把有限的機構編制資源向基層、向亟需加強的領域傾斜，不斷提高機構編制資源配置效益。找準新時期機構編制工作的定位，當好參謀、出好主意，不斷創新機構編制工作，更好服務經濟社會發展的具體方法和路徑。

三是提升部門服務形象。一是建章立制，加強內部管理。進一步完善工作規則，強化“每位同志都是最后一道關口”的意識，把目標任務分解到部門、落實到崗位、量化到個人，激發出人人有分工、處處有任務、“全辦齊上陣”的干事創業熱情，以責任制促落實，以責任制保成效，形成規范有序高效、執行有力的日常管理機制。二是主動服務，提升部門形象。進一步增強服務意識，主動把機構編制融入大局中去思考、去定位、去謀劃，設身處地為基層、為部門、為群眾辦實事、解難題。堅持“服務上門、送政策到家”的工作作風，并使之成為工作常態和工作自覺，積極認真溝通、耐心宣傳政策、細致溝通解釋，引導單位積極轉變觀念，優化編制使用，提高工作效率。

二、構建“一盤棋”格局，形成“一張網”制度

（一）牢固樹立一盤棋思想，自覺把機構編制工作放在全局中去思考和謀劃。重新修訂《縣機構編制委員會議事規則》，凡涉及機構設置、加掛牌子、職能劃轉、編制調整、人員調整、擬定公務員考錄和事業單位公開招聘申報計劃事宜，全部提交編委會研究，任何部門都不得擅自審批機構編制和繞過編制部門請示機構編制問題。編委領導對編委會的召開高度重視，每年平均召開編委會6次，編委會的議事決策職能進一步凸顯。構建形成了領導有力、分工明確、協調配合的全縣機構編制工作“一盤棋”格局，真正建立起了編委主任一支筆審批、編委一家行文、編制部門一家承辦的“三個一”審批制度，實現職能配置科學化、機構設置最優化、編制配備精簡化。

（二）建立完善編辦、組織、人社、財政“四位一體”協調配合約束機制，從根本上控制了人員的“進口”，提升了進人用人的規范化、科學化水平。

一是堅持空編使用申請制度，嚴把人員入口關。實行行政機關和事業單位使用空編申請制度。堅持“凡進必考”原則，黨政群機關公務員（參公人員）考錄、事業單位公開招聘，必須先由編制部門逐級申報編制使用計劃；

各單位出現空編需調整人員，先由編制部門對其是否空編進行把關，由編委統一研究后，再由組織、人社部門選調人員。通過加強空編使用管理，進一步規范了進人程序，杜絕超編進人。

二是完善人員編制與財政預算聯合管控制度，嚴把財政供養關。不斷完善人員調整審批制度、人員工資傳送審批制度，促使機構編制與財政預算掛鉤的制度和措施得到落實。每年年底財政局編制下年度經費預算，先由編辦對各單位在職人數及離退休人數進行審定，加蓋核定章，財政部門見到經編制部門審定后的工資預算表，才予編制下年度人員工資預算。這一做法已作為一項長效機制固定下來。通過人員編制與財政預算聯合管控，實現了編制與人員供養一體化，堵塞了各環節上容易產生的漏洞，進一步控制財政供養人數，節約了行政成本。

三是規范程序嚴格職數管理，嚴把科級干部配備關。出臺《縣干部選拔任用職數預審辦法》，明確黨政群機關、參公單位、事業單位科級干部的選拔任用，均需進行職數預審。縣委在動議干部時，由組織部門向機構編制部門提出職數預審要求，機構編制部門進行職數、編制的預先審核，組織部門根據編制部門的審核意見選任干部。通過職數預審前置，進一步規范程序環節，有效杜絕了超職數配備干部現象的發生。

（三）活化存量編制資源，內部挖潛統籌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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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 R473.7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4-4721（2013）05（a）-0137-02

圍術期的護理對行子宮肌瘤剔除術患者的術后恢復具有重要意義，可有效提高患者治愈率，改善其預后[1]。本研究對本院婦科擬行腹腔鏡子宮肌瘤剔除術患者采取優質護理服務取得良好的臨床效果，現將研究結果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取本院婦科2011年3月～2012年2月收治的擬行腹腔鏡子宮肌瘤剔除術患者共82例，患者年齡均在21～55歲，其中，單發肌瘤48例，多發肌瘤34例；肌瘤大小在2～10 cm，將所有患者隨機分為對照組與觀察組，每組各41例，對照組患者平均年齡為（44.32±3.76）歲，其中，單發肌瘤24例，多發肌瘤17例，包括肌壁間肌瘤29例和漿膜下肌瘤12例，平均肌瘤大?。?.44±1.10） cm；觀察組患者平均年齡為（44.82±3.52）歲，其中單發肌瘤24例，多發肌瘤17例，包括肌壁間肌瘤28例和漿膜下肌瘤13例，平均肌瘤大?。?.22±1.32） cm。兩組患者在年齡、肌瘤類型和大小等一般資料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

1.2 臨床診斷

患者臨床癥狀均符合子宮肌瘤診斷標準，且經婦科常規檢查、彩超檢查及術后病理檢查確診為子宮肌瘤，并確定肌瘤位置和數量。術前行診斷性刮宮以排除子宮內膜惡性病變或其他性質病變，且患者無嚴重器官功能障礙和血液系統疾病，無腹腔鏡手術禁忌證等。

1.3 護理方法

對照組患者采取常規護理，對患者進行基礎護理和生活護理等，嚴密監測患者生命體征；觀察組在此基礎上給予優質護理服務，具體為：

1.3.1 術前護理 術前與患者進行耐心的溝通和交流，了解患者內心需求，對其進行健康教育知識宣傳，使患者了解自身疾病相關知識、手術治療的必要性和注意事項，消除患者緊張、焦慮及恐懼等不良情緒，樹立康復信心，積極配合治療。

1.3.2 術中護理 加強術中監測，嚴密監測患者生命體征變化，護理人員應具有較強的責任心、較高的服務水平，對術中氣腹機、雙極電凝等運轉情況進行檢測，發現問題及時報告醫師進行處理；術中進行腹腔沖洗的護理，并及時更換腹腔沖洗液，并保持沖洗液的進出平衡；護理人員應掌握各種技術及手術操作，如手術床的使用，患者的適當固定，高頻電刀的使用等，配合手術醫師完成各項操作；做好充分應急準備，減少術中并發癥的發生。

1.3.3 術后護理 術后12 h內嚴密觀察患者血壓、脈搏及呼吸等生命體征變化，并給予常規吸氧；指導患者術后進食高熱量、高維生素的流質食物以促進胃腸功能恢復；對于切口、導尿管、術后陰道出血等并發癥進行護理，以防止并發癥的發生。

1.4 觀察指標

觀察兩組患者臨床總有效率和并發癥發生情況；采用本院自行設計的滿意度調查表對患者進行滿意度調查，內容包括基礎護理、健康教育、醫患關系及護理主動性等，其中85分以上為滿意，75～85分為基本滿意，60～75為一般，60分以下為不滿意。

1.5 統計學方法

將結果采用SPSS 17.0統計學軟件進行處理，各組指標以均數±標準差（x±s）表示，進行t檢驗；計數資料采用χ2檢驗，檢驗值P < 0.05表示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兩組患者治療后臨床療效比較

由臨床結果可知，觀察組患者治療后臨床總有效率為95.12%，明顯高于對照組（75.61%）；并發癥發生率為7.32%，明顯低于對照組（19.51%），兩組比較差異均具有統計學意義（P < 0.05），結果見表1。

2.2 兩組患者對護理滿意度比較

觀察組對護理滿意度為100.00%，而對照組護理總滿意度為80.49%，兩組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 0.05），結果見表2。

3 討論

子宮肌瘤是臨床較為常見的女性生殖器官良性腫瘤之一，多發于30～50歲中年婦女，具有較高的發生率，目前臨床最常用的治療方法為子宮切除術[2-3]。近年來隨著醫療技術的不斷發展和腹腔鏡設備的不斷改進，腹腔鏡下行子宮肌瘤剔除術的適應證不斷拓寬，已廣泛應用于臨床治療，具有創傷小、出血少、恢復快、術后并發癥少、患者住院時間短等優勢[4]。

優質護理服務是“以患者為中心”的護理模式，在強化基礎護理的基礎上，尊重患者需要，為患者提供最準確、最及時、最全面及最貼心的服務，利于患者的臨床治療和康復[5-6]。本研究對本院擬行腹腔鏡子宮肌瘤剔除術患者采取優質護理服務取得較好的臨床效果，可明顯改善患者預后，降低術后并發癥的發生，提高臨床有效率和患者滿意度[7-8]，值得臨床推廣和應用。

[參考文獻]

[1] 王金玲. 腹腔鏡下子宮肌瘤剔除術圍手術期護理體會[J]. 現代中西醫結合雜志，2009，18（11）：1308.

[2] 張廣亮，黃琦麗，邢福祺. 腹腔鏡在宮外孕合并富內孕治療中的應用（附5倒報告）[J]. 第一軍醫大學學報，2004，24（9）：1087.

[3] 楊菊芳. 腹腔鏡下子宮肌瘤剔除術護理[J]. 護理實踐與研究，2011， 8（4）：50.

[4] 張軍，張廣亮，柯妍. 腹腔鏡下復雜子宮肌瘤剔除術114例護理體會[J]. 廣東醫學，2007，28（8）：1363.

[5] 毛芳，顏紅霞，張琳. 優質護理服務對腦卒中患者的影響[J]. 中國實用護理雜志，2012，28（21）：73.

[6] 葉小麗. 優質護理服務對婦科住院患者滿意度的影響分析[J]. 中國美容醫學，2011，20（5）：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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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本次研究選取2016年1-12月期間來我科室行腹腔鏡子宮肌瘤剔除術進行治療的患者80例，入選患者應用隨機數字表進行分組，分為觀察組和對照組，每組組內40例患者。兩組患者的組間資料分布如下：

觀察組患者的年齡28―52歲，平均年齡（34.8+6.3）歲；其中24例為單發、16例為多發；25例位于肌壁間、15例位于漿膜下。

對照組患者的年齡30―53歲，平均年齡（35.3+7.4）歲；其中26例為單發、14例為多發；23例位于肌壁間、17例位于漿膜下。兩組患者一般資料的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可比性良好。

1.2 臨床方法

觀察組患者實施優質護理干預，對照組患者實施常規護理干預。觀察組患者的優質護理如下：

1.2.1 術前優質護理。首先護理人員要為患者營造一個舒適的住院環境，保持病房干凈整潔、盡可能的而減少一切嘈雜的噪音。其次護理人員要與患者建立起良好的護患關系，主動與患者及其家屬進行溝通，消除患者家屬的不正確觀念，告知其性子宮肌瘤剔除術后并不會影響夫妻生活。在患者實施手術治療前，護理人員要向患者介紹整個手術過程，手術實施的必要性和意義，并給予患者一定的心理安撫，消除患者的焦慮、恐懼和緊張情緒[3]。

1.2.2 術中優質護理。護理人員在患者進行手術前，首先做好術前準備。在手術治療過程中，護理人員在不影響手術者操作，不違反無菌操作原則的基礎上，要盡量使患者保持舒適[4]。患者手術結束后，護理人員幫助患者擦凈身上的血跡，系好腹帶、穿好衣服，蓋好被單，在搬動患者時護理人員要盡量保持動作輕柔，避免由于搬動而引起患者的疼痛和不適。

1.2.3 術后優質護理。護理人員術后要對患者的生命體征進行嚴密觀察，指導患者采取舒適臥床休息，避免度切口造成壓迫。指導患者術后禁食4―6h，然后給予流質或半流質食物，少食多餐。在患者康復后可以出院時，護理人員要叮囑患者出院后要觀察自己的腹部情況，避免切口受壓，加強切口周圍皮膚清潔護理，注意保持充分的休息，在身體允許的情況下進行適當的活動。

1.3 療效標準。痊愈：經治療患者的臨床癥狀基本消失，腹部彩超檢查提示肌瘤完全剔除。好轉：經治療患者的臨床癥狀明顯減輕，腹部彩超檢查提示肌瘤基本剔除。無效：經治療患者的臨床癥狀無改善，甚至惡化，腹部彩超檢查提示肌瘤有部分殘留[5]。

1.4 統計學處理。本試驗采取統計學軟件 “SPSS19.0”進行統計分析，其中計數資料用（%）表示，用“”檢驗；計量資料采取“±s”表示，用“t”檢驗，檢驗水平為0.05。

2.結果

2.1 兩組患者的手術治療效果比較

觀察組患者的臨床治療總有效率為97.5%，顯著優于對照組患者的85.0%，組間比較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

2.2 兩組患者的護理滿意度比較

觀察組患者的臨床治療總有效率為95.0%，顯著優于對照組患者的80.0%，組間比較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

3.討論

綜上所述，對腹腔鏡子宮肌瘤剔除術患者在圍術期實施優質護理服務，可明顯改善患者的手術治療效果，從而促使患者的臨床護理滿意度得到顯著提升。

參考文獻：

[1]陳靜.優質護理在腹腔鏡子宮肌瘤剔除術圍術期中的護理效果研究[J].當代醫學，2014，20（12）：106-107.

[2]陳慶生，劉海霞，王唐清.優質護理干預對腹腔鏡子宮肌瘤剔除術患者的作用[J].中國腫瘤臨床與康復，2015，22（4）：486-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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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需要。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另一個重要原因是我國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要求，它在加強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方面發揮著重大作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非公有制經濟的存在發展，提供了多種市場經濟主體，這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和開展提供了前提條件；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經濟不同市場主體的良性競爭，能提高不同企業經營管理水平，增強企業市場競爭力；非公有制經濟，特別是外資經濟的存在能夠更好地幫助我們利用外資、引進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為我國公有制經濟尤其是國有經濟的發展壯大以及體制改革創新提供借鑒。因此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促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進程中必須把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同促進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兩者統一起來。那種把公有制與非公有制經濟兩者對立起來的看法和做法都是錯誤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指出“：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都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礎?！?/p>

第三、非公有制經濟對我國經濟的促進、發展的積極作用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經濟發展就是充分調動和利用其有利于發展社會生產力、增強經濟活力，有利于改善人民生活等方面的積極性，其作用表現為：一是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有利于增加供給、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二是非公有制經濟具有相對分散、規模小、易吸納勞動力的特點，有利于增加社會就業。三是非公有制經濟有助于調動多種積極性。由于生產資料的所有制形式和經營特點不同于傳統的經濟形式，所以能夠充分調動所有者、經營者和廣大職工的積極性。四是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過程中，培養和造就了能夠適應市場經濟規律運作的經營、管理人才。五是非公有制經濟的運行機制最接近于市場經濟的運作機制，價值規律、供求規律、競爭規律在中體現得最充分，因而非公有制經濟對國有經濟的改革具有一定的借鑒作用。據統計，2012年，非公有制經濟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已超過60%，在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中的比重已超過60%，提供的稅收占全部稅收的73.1%，成為經濟增長的重要推動力量；大量創新型科技企業都是民營中小企業，涌現出華為、海爾等一批技術創新走在行業前列的民營企業，在促進科技創新方面作出了重要貢獻；提供了80%以上的城鎮就業崗位，成為解決就業的重要渠道；在各種所有制經濟中，非公有制經濟的稅收增長是最快的，稅收貢獻超過50%。

二、應準確認識把握公有制經濟與非公有制經濟的內在聯系

第一、在我國當前生產力水平的條件下，無論公有制經濟還是非公有制經濟，只要是有利于經濟發展、有利于滿足人民多方面需要的都應該提倡鼓勵。因此在整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不能只發展某一種所有制經濟，排斥另一種所有制經濟。既不能搞單一公有制，也不能否定公有制為主體，搞私有化。十八屆三中全會指出：“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根基。

第二、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是公有制，以公有制為主體是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要堅持社會主義性質和方向，就必須毫不動搖堅持公有制，堅持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產生、出現從根本上講是生產社會化的必然要求，與生產力的充分發展高度適應。在社會化大生產的條件下，建立公有制、用社會主義公有制取代資本主義私有制，是符合社會發展的規律和歷史趨勢的。社會主義是建立在生產資料公有制基礎之上的，也就是說，它的經濟基礎是生產資料公有制，這一點正是社會主義制度與資本主義制度的本質區別。我們既然已經是社會主義，那就必須堅持公有制，決不能搞私有化。因為公有制是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本質特征，是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經濟基礎，在這方面必須堅定不移、毫不動搖。如果取消或動搖公有制主體地位、實行私有化，那就沒有了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沒有了公有制這個根基，社會主義當然也就不可能存在了。因此堅持社會主義，就必須堅持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就必須充分發揮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十五大指出：“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主要體現在：公有資產在社會總資產中占優勢;國有經濟控制國1民經濟命脈，對經濟發展起主導作用?！边@為我們堅持、發展、壯大公有制經濟和充分發揮國有經濟主導作用指明了方向。尤其要指出的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所有制結構的探索和改革，都是以堅持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為前提的，發展多種所有制經濟也是以確保公有制的主體地位為條件的。任何否定公有制經濟主體地位的觀點，在理論上是站不住腳的，在實踐上也是有害的。因此，在堅持公有制和公有制主體問題上我們必須做到旗幟鮮明、理直氣壯。十八屆三中全會強調指出：“必須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發揮國有經濟主導作用，不斷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

第三、必須充分估計和正確看待非公有制經濟的歷史地位。應該指出的是，從本質講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經濟是兩種根本不同的經濟，在現階段我們之所以還需要發展非公有制經濟，主要是因為我國生產力落后，還需要有非公有制經濟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還需要有非公有制經濟在促進經濟增長、擴大就業、活躍市場和滿足人們多樣化的需要等方面的積極性。隨著生產力的發展，我們最終是要徹底消滅私有制的。我們今天利用私有制，發展生產力，是為最終消滅私有制創造物質條件。對此我們必須有清醒的認識。

三、當前應如何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健康發展

第一、正確認識非公有制經濟的兩重性，做到支持和引導相統一。在對非公有制經濟的支持和引導問題上，現在有一種傾向，對非公有制經濟只講鼓勵、支持，而不講引導，這是不全面的。這是因為，非公有制經濟在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條件下的作用具有兩重性，一方面，在生產力落后的情況下，非公有制經濟對國民經濟的發展具有積極作用，因此我們必須鼓勵和支持它們發展;另一方面，非公有制經濟的基礎是私有制，存在雇傭和剝削關系，這同社會主義的本質是有矛盾的，因而必須加以引導，以便使它的發展能夠符合社會主義社會的需要。如果只講鼓勵、支持，忽視引導，會使得非公有制經濟同社會主義的矛盾激化，從而不利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