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治理評價體系匯總十篇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社會治理評價體系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1 國家治理目標下社會保障政策執行效果評價的必要性

1.1 政策執行效果評價是國家公共權力監督的有效途徑，是促進公共管理和服務的重要方法

國家審計作為公共受托經濟責任的監督和促進者，既應該對政府財政資金和財務收支進行監督和控制，又必須以公共政策執行效果本身為對象，關注政策對社會資源分配效應和對社會利益的協調方式，進而實現公眾利益的均衡發展和公共福利的普遍提高。社會保障政策執行效果評價是促進公共管理和服務的重要方法。

1.2 社會保障政策執行效果評價是社會保障審計實現國家治理的重要途徑

政策執行效果評價是以社會保障基金財務收支的合法合規性審計為基礎，對現行社會保障政策執行情況及其效果的監督。該功能主要監督現行社會保障政策的貫徹落實情況以及社會保障政策目標的實現程度，分析政策缺陷和制度漏洞及其產生的原因，對社會保障政策和制度的未來發展進行分析性預測，并提出政策修補、制度改進及風險防范和化解的政策建議。建立社會保障政策執行效果評價指標體系，除了可實時糾正政策執行過程中的偏差外，對于保障人民權益、促進社會保障體系不斷完善等方面具有重大意義。

2 社會保障政策執行效果評價主要評價指標

政府社會保障績效評估指標體系設計應遵循科學性原則、目標一致性原則、可測性原則和整體性原則。同時，指標體系內的各個指標之間的涵義、口徑、計算方法、時間范圍等要銜接、統一。

社會保障政策執行效果評價的評價指標包括定量指標和定性指標，來反映績效評價標準。定量指標是可以量化的、客觀的指標，具有評價的客觀性。定性指標是難以具體量化的、主觀的指標，得出的結論常帶有主觀色彩。定量指標和定性指標通常需要結合起來使用，以達到客觀公正的評價目的。

2.1 主要定量指標

2.1.1 “經濟性”標準的評價指標

1）資金支出財政負擔率指標：反映社會保障資金支出占整個財政支出所占比重，反映財力支出結構和保障水平情況。計算公式為：資金支出財政負擔率=資金支出總額/財政支出總額×100%。

2）資金管理費用率指標：通過資金管理費用占社會保障資金收入總額的比例來衡量資金管理成本高低情況。資金管理費用包括日常行政管理費用、資金的投資運營和監管費用等。計算公式為：資金管理費用率=資金管理費用/資金收入總額×100%。

3）實征率指標：衡量社會保障經辦機構、稅務代征機構資金征收工作實際業績情況最主要的考核指標，反映了資金征收任務完成情況。計算公式為：實征率=資金實際征收額/資金計劃征收額×100%。

2.1.2 “效率性”標準的評價指標

1）資金結余率指標：通過社會保障資金歷年滾存結余額占當年資金支出的比重，反映支付風險狀況。理論情況是一般至少需要三至六個月滾存結余才能保證正常支付運轉。計算公式為：資金結余率=資金歷年滾存結余額/當年資金支出額×100%。

2）資金收益率指標：衡量社會保障資金投資到資本市場所獲得的收益額與社會保障資金投資額的比率，反映社會保障資金投資盈利能力水平的高低。計算公式為：資金收益率=資金收益額/資金投資額×100%。

2.2 主要定性指標

1）給付對象的真實性情況，反映領取社會保障金的單位人員是否參加社會保障并符合領取條件，有無虛報、冒領行為。

2）給付水平情況，反映支付社會保障資金是否按照統一的標準，有無任意擴大或縮小支付范圍。

2.3 進行總體評價

首先，選取參照值，可采用同等社會經濟水平其他地區社會保障資金管理部門的評價標準、本地區社會保障資金管理部門評價的歷史水平或預算計劃的理想水平等作為參照。其次給各評價指標打分，根據各評價指標的重要性設置權重比，計算各評價指標的最終得分。最后，匯總計算總體得分，評價總體水平。

3 社會保障政策實施評價指標體系實現方法

3.1 以全面原則為前提，收集政策

全面原則要求審計機關既要收集地方政策，也要收集中央政策；既要收集實體性規定，也要收集程序性規范；既要收集在審計事項發生之前或之時已經頒布生效的政策，也要關注審計事項發生之后、審計實施過程中相關政策的立、改、廢情況，還必須兼顧收集政策的時間效率。可以通過上網、上法規庫查詢，依靠日常工作積累或借助被審計單位提供政策文件等方式，在較短的時間內收集盡可能系統而完整的政策法規。

3.2 以比較意識為基礎，梳理政策

審計人員應樹立比較意識，對收集的各類政策進行縱向和橫向的梳理比對。一方面，從縱向上把握政策的效力層次，按照法的淵源，法的效力，根據“上位法高于下位法”的一般規則，在同一事項上出現上、下位法沖突時，下位法無效。另一方面，從橫向上注意政策的銜接性。以時間為標準，要關注社保政策實施發生之前或之時同一機關制定的同一效力層次的政策內容是否一致。出現不一致時，根據“新法優于舊法”、“法不溯及既往”的規則評價政策執行效應。可依照“特別法優于一般法”的特殊規則來判斷政策效應。

3.3 以邏輯思維為核心，分析政策

通過系統地梳理政策，剔除一些無效規定后，政策分析便是建立評價指標體系的重心。首先，要對有效的政策本身進行分析，查找該政策在合理性、公平性和可執行性等方面是否存在缺陷。其次，政策效應的評價與政策內容的解釋密切相關。除了按其字面文字最慣用的意思進行文義解釋外，還應嘗試運用歷史解釋（通過研究有關立法的歷史資料或從新舊政策的對比中了解政策內容）、體系解釋（將孤立的條文置于整套政策體系中去理解條文完整含義）和目標解釋（根據政策制定的意圖目的解釋政策條文）等方法強化政策的明晰性。

4 進一步整合數據資源，充分利用計算機審計推動評價指標體系建設

我國社會保障政策分類廣，涉及政府部門多，覆蓋人群廣，包括了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資金等社會保險基金、社會救助、社會救助、保障性住房等不同類型政策，涉及人社、民政、稅務、衛生等不同部門，基本覆蓋全國城鎮及農村人口。社會保障政策的這些特點，決定了社會保障基礎數據是以海量數據方式存在的。

從2009年以來新農保、養老保險基金、保障房及社會保障資金全國審計等歷次社保審計項目開展情況來看，社會保障審計數據采集和分析工作還面臨很多現實的困難，具體表現在：

1）社會保障政策缺乏頂層設計，碎片化呈現導致社會保障信息化建設缺乏總體規劃和統一標準。以城鎮職工養老保險基金為例，全國各地有單基數、雙基數之分，還有人社部門征繳和地稅部門代征的區別。政策碎片化導致全國各地社會保障政策應用的標準體系不統一，不同地區不同系統之間信息不能互認。

2）社會保障政策缺乏跨地區業務協同的總體規劃，同一政策下各地數據對接不暢。一直以來，我國社會保障的信息化建設在逐步推進，但多是各地根據業務發展要求，自行建設，缺乏在國家層面的跨地區業務協同的業務流程頂層設計，導致同一政策下各地數據不能很好的對接共享。比如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參保人員在異地看病、拿藥以及轉移接續都是目前不易解決的實際問題。

3）社會保障信息系統建設水平參差不齊，數據分散，存在大量數據孤島。各地社會保障政策的碎片化，經濟發展水平的不均衡，導致社會保障信息系統建設水平有高有低，在2012年的全國社保資金審計中，我們就發現，在山東省省內，經濟發達地區社會保障信息系統建設速度很快，數據也在逐步集中，而在經濟欠發達地區要么沒有建立信息系統，要么已有的信息系統軟硬件設施都比較落后。

篇（2）

通過前期對于社會福利體系建設當中，家庭服務業品牌化評價指標評價體系建設相關問題的假設，運用品牌之父戴維?阿克的品牌理論模型，將本次研究內容分為下述四部分，即：品牌忠誠度、品牌知名度、感知質量、品牌聯想。分析四個層次之間內部因子之間關系，使之條理化、科學化，從而避免由于人的主觀性導致權重預測與實際情況相矛盾的現象發生，克服了決策者的個人偏好，提高了決策的有效性。

二、重慶市家庭服務業品牌化指標體系構架步驟

采用層次分析法計算各評價指標的權重W（k），其基本步驟：1.建立遞階層次結構。通過調查研究和分析，弄清問題的范圍和目標、問題包含的因素、各因素間的相互關系，建立遞階層次結構。2.構造判斷矩陣。對每一層次中的一系列成對因素進行判斷比較，根據一定的比率標度將判斷定量化，形成比較判斷矩陣。3.系數一致性檢驗。為了測試評判的可靠性和一致性，引入一致性比率CR=CI/RI作為度量判斷矩陣偏離一致性的指標，當CR

三、重慶市家庭服務業品牌化指標體系權重值確定

利用Excel計算權重值，確定品牌忠誠度、品牌知名度、感知質量、品牌聯想中各因子的重要性，并進行矩陣演算，最終確定各指標權重值。

基于現有的各項評估指標，并通過一致性檢驗的系數與一級指標的權重值相乘可計算出二級指標最終權重值。最終家庭服務業品牌化評價指標體系建立，如下圖：

篇（3）

一、企業環境業績評價指標的設計原則

1.系統性原則

系統性原則是指環境業績評價指標之間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聯系的，是構建環境業績評價指標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包含全面性和層次性兩層含義。全面性要求設計的環境業績評價指標不能有遺漏，全面反映企業環境業績情況；層次性要求在設計環境業績評價指標時做一層次梳理，一般由基本指標、修正指標和評議指標構成。

2.相關性原則

相關性是指企業環境業績評價指標所提供的會計信息必須具有使用價值。這里的相關性有三層含義：一是環境業績評價指標所提供的會計信息與國家宏觀管理相關聯，為國家宏觀環境管理服務；二是環境業績評價指標所提供的會計信息與企業管理當局相關聯，為企業管理當局的環境管理決策提供依據；三是環境業績評價指標所提供的會計信息與其他利益相關者相關聯，有利于信息使用者的決策。

3.可驗證性原則

可驗證性原則也即可靠性原則，是指第三方對環境業績評價指標信息的可信性能夠進行驗證。指標所反映的信息要可靠，就必須是可驗證的。可驗證性關注的是指標應當是可量化的，量化的方法和計算步驟是利益相關者可接受的。如果指標是不可驗證的，得出的評價結論就可能不符合企業的實際情況，難以實現評價的目的。

二、企業環境業績評價指標選擇

1.法律法規的要求以及企業所處行業和經營業務的特點

每個不同的企業都有各自不同的環境因素，而這些不同因素主要是有企業的業務特點來決定，以及同時也受政府環境規制和企業環境行為等等諸多因素的影響。比如：造紙業的主要污染源是以水為主的，而冶煉業的主要污染源是以空氣為主的等。因此，環境業績的評價指標必須要以符合企業自身特點和滿足企業自身的特殊需求的前提下，才能與企業的內部管理相結合，當然，還要滿足法律法規的要求。

2.企業組織結構的特點

一個企業的業績評價指標隨著其層級的不同指標也是不一樣的。由于企業的控制責任不同，因此，企業的管理者所制定的業績評價指標與生產單位所制定的環境業績評價指標也應該有所不同，環境業績評價指標要自上而下，層層分解，做到具體到每個人的組織結構；其評價指標的計量結果則應該是自下而上，層層匯總。環境業績指標在較低層級時應較為具體，較高層級時則應更加綜合抽象。同時為保證指標的一致性目標，各部門間應相互支持。

3.產品的生命周期

在對一個企業的環境影響程度進行評價時，應當把其鋪蓋產品生命的整個過程，包括從原材料的獲取到生產銷售至使用的最終處置。因為，產品從設計、采購到制造、營銷等等各個環節的基本經營活動中都會有環境因素貫穿其中，因此，相應的對企業的環境評價也離不開其產品的生命周期全過程。

4.利益相關者的需要

企業的外部利益相關者包括下至消費者和普通民眾，上至投資者和債權人等等都是可以利用的環境業績評價指標，為能做出更加理性的企業投資決策，必須利用上述因素來對企業的環境活動做出評價，從而更全面的對企業的發展前景做出估計，判定其合理的投資決策。因此，在設計企業的環境評價指標時，應適當考慮到相關利益者的期望和關心的相關事項。

三、企業內部環境評價主要指標體系

1.組織結構

不同國家、不同行業、不同地域都有著不同的公司治理結構，但是無論哪種結構模式一般包括：權力機構、決策機構、監督機構和執行機構，即股東大會、董事會、監事會和經理層。其中，股東大會由全體股東組成，是公司的權力機構，依法行使企業經營方針、籌資、投資利潤分配等重大事項的表決權；董事會對股東大會負責，依法行使公司經營決策權，決定公司內部管理機構的設置，提出企業的經營管理目標和經營理念等；監事會對股東大會負責，監督企業董事、經理和其他高級管理人員依法行使職權，實現企業的經營管理和戰略管理目標；經理層是企業的執行機構，負責組織實施股東大會、董事會各項決議事項，主持執行和協調企業的生產經營管理活動，實現企業生產經營目標。因此，經理層是企業內部控制真正的設計者、執行者，更是內部環境的營造者和維護者。

2.內部審計

內部審計是現代企業內部控制中的內部環境要素之一，是內部控制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在現代企業的經營管理中有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是增強內部控制的重要環節。在設置內部審計中要充分考慮到其獨立性、成效性、權威性等三個原則。其中，獨立性：是內部審計最基本的特征，設置時要求在組織、結構、業務和職能上的獨立性，這才能保證其客觀公正的進行審計；成效性：要求機構人員設置精干、因事納人，做到專職高效的原則；權威性：內部審計要求具有一定的權威性，才能順利開展各項相關工作。

3.企業文化

企業文化是在企業的經營實踐中形成的行為規范，其為職工所認同遵守的價值觀，經營觀念和企業精神。在培育具有自身特色企業文化要充分考慮其經營管理理念、團隊協作精神、開拓創新精神、誠信道德觀、風險防范意識和發展愿景等，打造以主業為主的核心品牌，形成企業的向心力，促進企業的長足發展。

4.人力資源政策

人力資源政策是企業在生產經營管理活動中聘選的各種人才，包括懂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和全體職工而采取的一些列政策，主要有人才的選聘、培訓、薪酬、績效考核、晉升輪崗、激勵獎懲等等各種制度。一個企業應該高度重視人力資源的管理和建設，根據企業的實際發展戰略需求，結合現實人力資源的情況，制定人力資源發展目標、人力資源總體規劃、各項獎懲制度和能力培養框架，明確人力資源的引進、開發、培養、考核、使用、激勵和推出等管理機制，從而提升企業的核心競爭力。

四、企業環境審計指標評價的主體

1.政府部門

政府部門是“兩型社會”建設的倡導者，對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的建設起著主導的作用，科學規劃、引導“兩型社會”建設向著正確的方向發展是其主要責任，尤其是對 一些高污染和高能耗企業的監管。政府部門加 強對企業的監管，監督、評價企事業單位的環境管理以及有關經濟活動的真實性和合法性，有助于其了解國家資源環境政策法規的貫徹情況；加強對企業的環境審計，可以避免或減少企業會計核算的失真造成的投資誤導行為，鼓勵發展節能、環保、技術密集型的產業；還可以督促企業重視環境效益的評價，開發符合可持續發展要求的產品。

2.企業

企業是“兩型社會”建設的主力軍，企業履行資源和環境責任的情況如何，不僅對“兩型社會”的建設至關重要，而且是企業能否樹立良好公眾形象、突破綠色壁壘、走向國際市場的風向標。企業自身進行環境審計，可以更好地了解企業相關經濟活動對環境的影響，加強企業的環境管理，減少環境風險，使企業自身實現環境效益最大化。

3.社會公眾

“兩型社會”的建設需要廣大社會公眾的積極參與，社會公眾對企業和政府部門的監督可以督促企業和政府部門履行環境責任， 促進“兩型社會”的建設。因此，在“兩型社會”建設中利用環境審計評價指標對我國工業企業的環境責任履行情況進行評估，可以幫助廣大 社會公眾詳細了解企業環境責任的具體履行情況。

五、企業環境審計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

1.評價指標選取的原則

⑴科學性原則：企業環境審計評價指標體系中的具體指標必須具有一定的科學內涵，概念明確，統計和計算方法規范，這樣才能科學地反映企業的特征，保證評價結果的客觀性和真實性。

⑵相關性原則：環境審計的目標就是要提高企業向社會提供的產品和服務的環境績效。為了反映企業的環境保護和資源節約行為， 所有的評價指標都必須反映企業為改善環境所作的貢獻， 反映企業的輸入和輸出對環境的影響。

⑶可操作性原則：可操作性原則要求評價指標有可靠且連續的數據來源，容易被量化，便于審計人員的實際操作。這就要求各評價指標要容易理解，度量要簡單明了，數據容易采集，最好可以利用企業現有的統計資料。

2.評價指標分級標準的確定

分級標準的制定依據：

⑴以國家環保總局頒發的有關環境法律法規為依據：對企業進環境審計的目的之一即要審查企業遵守國家相關環境法律法規的情況，評價企業的環境受托責任的履行情況，因此環境法律體系應是企業環境責任分級標準的法律基礎。

⑵以ISO14001 環境管理為標準：ISO14001是國際標準化組織制定的適用于評價企業環境管理體系的評價指南，有利于企業環境管理體系的改進。環境管理是企業環境審計的主要內容，因此也是制定企業評價指標分級標準的基礎依據。

⑶以污染物的排放標準和總量控制標準為依據：污染物排放情況是企業環境審計的主要內容之一，企業污染物排放達標和總量達標是企業應達到的基本要求，因此國家、地方以及行業的污染物排放標準和總量控制標準是評價指標分級標準的基礎依據。

⑷以國內的先進清潔生產水平為依據：企業的可持續發展就是要實現企業與環境和諧統一、經濟與環境協調發展。清潔生產可以促使企業以最少的環境污染實現最大的經濟價值，因此清潔生產也是分級標準的制定依據。

⑸以已有的環境質量標準為依據：環境質量標準規定了大氣、水等各種環境介質中有害物質的允許含量和要求，來確定環境是否被污染的依據，可以為分級標準的制定提供參考。

總之，工業企業環境審計評價指標的具體應用過程中，應重點關注污染、環境管理、環保支出等方面的環境因素，并對這些環境因素進行識別和評價，減小企業的環境風險，實現環境效益最大化。避免環境管理體系流于形式，應對環境管理體系運行的有效性定期進行檢查和監督，評價目標的完成情況，糾正該評價指標體系的不足之處，不斷健全整個管理體系。

篇（4）

摘 要：大學英語課程教學的多元評價模式是采用多種方式方法評價學生的學習狀態、學習成效以及教師在教學過程中所采用的教學方法、取得的教學成效的，它是一種以現代質量管理理論、建構主義和多元智能理論為理論基礎，以教師和學生的發展為根本目標，以教學過程為主線，既充分考慮到高考社會化趨勢下提高大學英語課程教學質量的現實需要，又綜合參考教師教學和學生學習等各項指標的科學性、實用性的評價模式。

關鍵詞 ：多元評價模式；大學英語課程；教學質量

中圖分類號：H319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3-2596（2015）07-0248-02

基金項目：內蒙古自制區社科規劃項目“高考社會化趨勢下高效英語專業教學問題及對策研究”（2014B130）

隨著高中全面素質教育改革的正式“起飛”，高考選拔制度改革從考試內容到選拔模式變得更加靈活，更加務實，更加符合高校培養人才的需要。在新的教育考試模式下，教育評價的人本回歸和多元評價模式的運用必將促使學生的自主意識和個性發揮得到充分尊重，并得到更多的發展通路，而多元評價模式也是高考社會化趨勢下提高大學英語課程教學質量的有效方式。

一、高考社會化趨勢下提高大學英語課程教學質量多元評價模式的內容

1.形成性評價理論。形成性評價理論（assessment for learning）是與終結性評價理論(assessment of learning)相對應的理論，強調的是學習過程，是為了促進學習而進行的評價；終結性評價是指對學生學習成績的評價，注重學習所取得的結果。形成性評價理論由美國學者Carol Boston在《形成性評價的概念》一文中提出的，強調教師對學生學習的觀察，學生個體在學習過程中參與程度的差別，教師對學生的學業成績的分析等，這種評價模式可以促進教師與學生課上與課下的交流，有利于教師全面了解學生的英語知識技能，引導不同層次的學生全面發展。在高考社會化趨勢下，對于學生英語水平的要求，更加注重學生英語整體能力的要求，高考英語分數在比例上提高了聽力和口語所占的比重。注重形成性評價在大學英語教學評價體系中的作用，發揮信息技術在記錄、分析、處理數據方面的優勢，合理地設計評價工具與評價方法，實現評價重心由終結性評價向形成性評價的轉移，有利于學生英語水平整體能力的提高。

2.建構主義評價理論。建構主義評價理論強調學習是知識建構的過程，因此在學習過程中教師應該注重對學習者如何進行知識建構的技能指導，而學習者所獲得的學習效果直接由學習者在知識建構過程中所付出的努力程度決定。利用建構主義評價模式來評價大學英語教學，是將評價結果與評價教學過程結合起來，側重于針對教師在指導學生學習的過程的評價與努力開發學習資源的評價，能夠達到評價的深度和廣度。在傳統的教學中，教師只要求學生提供正確的問題答案，而對于學生如何獲得這些答案卻漠不關心，使學生的學習容易形成思維定式；在面對具體問題上，不能鼓勵學生自主尋求解決問題的方案，使學生難以形成處理問題的應變能力。對學生學習過程的評價，可以避免學生只重問題的答案、忽視探索問題的過程，培養學生注重科學探究的過程、養成科學探究的習慣和嚴謹的科學態度與精神。建構主義評價體系有利于培養學生的創新能力，開發學生英語學習的各種潛能，促使教師、學生注重探索問題的過程而不是簡單地只注重問題的答案是否正確。

二、運用多元評價模式提高大學英語課程教學質量應注意的問題

1.運用多元評價模式，首先應該保持教學評價的常態化與正規化。多元評價模式是一個比較綜合復雜的評價方式，它對促進大學英語課程教學質量也非“一蹴而就”的，是一個比較漫長的過程。因為提高大學英語課堂教學質量需要教師的教學水平、自身素質、教學能力不斷得到提高。因此，保持評估的常態化既是多元評價模式實施過程中的現實需要，也是提高教學質量過程中從積累到“質變”的現實需要。保障教學評價的常態化與正規化需要建立公開透明的評價制度，探索科學的評價方法。要想做到評價管理的公開、公正，每一段時期的評價必須妥善設計，并且堅持始終。合理設計評價的調查問卷僅僅是這個過程的一個環節，調查問卷應該包括教師之間的評價、學生對教師的評價以及其他層次的評價。如何要從眾多的評價結果中獲得有代表性的數據，保證將測試的偏見降到最低，建立數據收集程序也很重要。除了注重評價問卷的設計，評價問卷的發放和回收也同樣重要。在進行評價問卷調查后，要想了解客觀、公正的調查結果，調查問卷應由被調查者自愿提交到公開的投遞箱內，再進行整理評價的數據，這樣才能保證評價結果的信度。

2.運用多元評價模式對大學生英語課程教學質量進行評價既要評價教師的教學水平、學生的英語綜合能力，也要評價教師的教學實踐活動。在教學過程中以“評教”和“評學”為雙內核，符合以學生為本，兼顧教師發展的教育理念。對于學生學業水平的考核應包括學生的語言素質、英語綜合應用能力、學業成績，同時還要考核學生的創新能力以及探索知識與實踐應用的能力。對于大學英語教師的評價應包括教師的教學態度、教學內容、教師素質、教學方法和教學效果等。

3.運用多元評價模式需要設立教學評價委員會。教學評價委員會是評價工作的權威機構，負責制定評價體系、審核評價數據、公布評價結果、解釋評價依據。其成員應該由教學水平、教學能力能夠得到廣泛認可的教師擔任，這樣既可以對大學英語教師隊伍起到規范管理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對教師的教學能力、教學方法起到指導提高的作用，帶動教師隊伍整體教學水平的提高。教學評價委員會應該制定廣泛認同的評價體系和以質量為本的評價標準。多元評價模式可以說是一項系統工程，需要授課教師和廣大學生的積極參與，教學管理流程的順利進行也需要教師、學生等各方人員的積極配合。為此，大學英語教學質量評估體系的成員組建、體系制定、評價實踐等環節都必須得到大學英語教師的廣泛認可，才能從根本上促進大學英語課堂教學質量的提高；同時也應得到學生的廣泛認可，才能從原動力上激發學生對知識的渴望和學習的表現欲。

4.運用多元評價模式需要處理好考試與評價的關系。對于大學英語課程教學的多元評價既需要通過考試檢測學生英語能力，包括日常的課堂提問、隨堂考試、大規模的英語競賽和標準的英語能力測試等，更需要對課程內容、教學設計、學生基礎、接受能力及學習興趣等全面的評價，也就是說考試只能為綜合評價提供“參考數據”，而不能替代評價，這樣的評價才是公平的和令人信服的。

5.運用多元評價模式需要始終遵守全面客觀的原則。利用多元評價體系評價大學英語教學質量的目的是提高教師的英語教學水平以及學生在英語學習方面聽、說、讀、寫的綜合能力。在整個評價的過程中需要評價者合理地使用評價結果，全面客觀地反饋評價的各方面信息，通過課程評價體系信息真實地反映出教師的教學水平和效果，以及學生的英語基礎和學生英語水平提高程度。

三、運用多元評價模式的意義

多元評價模式是把教師教學的實際效果與學生對于所學知識的接收效果有機結合起來，真正體現“以學生為本”的教學理念，主動適應高考社會化新時代的要求，有利于充分發揮教學評價對大學英語教學行為的指導作用和對學生學習狀態的掌握，有利于對教師教學過程和教學效果的監控，有利于促進教師教學水平的提高和學生的健康均衡發展，對全面提高大學英語教學質量，推動新一輪大學英語教學改革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和實踐意義。大學英語課堂教學質量的評價對學生英語能力的培養和英語教師的發展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為此，評價內容必須是多維性的，需要評價各方充分理解課程評價的理念，有效地開展評價工作。在多方配合下，及時全面地掌握評價信息，再采用知識評價、能力評價、學業內容、非學業內容等數據，形成立體式“影像”呈現為、評價結果。實踐證明，多元評價模式切實能夠提高大學英語課程教學質量。

參考文獻:

〔1〕劉麗梅.新建地方本科院校課堂教學評價體系新論[J].河北師范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2011，(10)：79.

〔2〕張林英.高等教育教學質量形成機理、有效教學評價及質量管理體系構建研究[D].南京理工大學，2008.

〔3〕王志麗，李利紅.多元智能理論視角下的課堂教學評價革新[J].牡丹江教育學院學報，2011，(5):61.

篇（5）

中圖分類號：F1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3198（2007）12-0061-02

1 上市公司治理評價的實踐意義

上市公司治理評價的實踐意義主要在于：（1）對于外部投資者決策的指導。公司治理評價使投資者可以了解各個公司的治理狀況，比較不同公司的治理水平，通過評價指標的對比以把握對公司投資可能存在的風險，以做出更好的投資決策。（2）對于公司自身的影響。現有公司管理層和公司股東會考慮到公司治理評價結果會受到外部投資者，債權人及其他相關利益者的關注，從而對公司從外部獲取股權和債權融資直至對公司價值的影響，使公司自身可以通過對公司治理評價認識自身的優、劣勢及主要問題，為公司改進治理提供方向，利于公司建立實施公司治理戰略，努力去改善治理狀況，提高治理水平。（3）對于證券監管機構和交易機構的作用。客觀的治理評價可以使證券機構和交易機構對于各個公司的治理成效做出正確判斷，從而做出正確的行動對公司進行監管和指導。

2 國際主要上市公司治理評價體系

2.1 標準普爾治理評價系統(Corporate Governance Score, CGS)

標準普爾于1998年初開始研究確定上市公司治理標準的方法,并于2000年開始用這個方法進行治理評分服務。標準普爾將治理評價分為國家評分與公司評分兩部分。

國家評分結果實行三級評價：強支持(strong support)、溫和支持(moderate support)、弱支持(weak support)，表示一國外部環境對上市公司治理的影響程度，衡量的是該國法律規則、法律實施和監管對公司治理要求和約束程度。公司評分結果則采用公司治理分值(Corporate Governance Scores, CGS)來表示，值域在0和10之間。總的CGS分值是由四個維度綜合得出：(1)所有權結構及其影響；(2)金融相關者關系；(3)財務透明與信息披露；(4)董事會的結構與運作。此處的金融相關者包括了公司的股東和債權人。［1］國家評分與公司評分是相互補充的關系但不能互相決定，所以兩項評分可以分開在國家之間進行比較。

2.2 戴米諾公司治理評級(Corporate Governance Rating, CGR)

戴米諾公司從1999年開始將其建立的公司治理評價體系對歐洲的上市公司進行治理評價。該體系是從股東權利與義務、接管防御范圍、公司治理披露以及董事會結構與功能三個維度衡量公司治理的狀況。其內容包括四個方面:股東的權利和義務，包括對一股一票一息原則、選舉權限制、選舉問題、股東提議和選舉程序等方面的標準；接管防御策略的范圍，調查被董事會任意用來保護公司被敵意接管和剝奪股東權利的反接管計劃；關于公司治理的披露，通過對公司治理結構非財務方面的定性定量的評估,分析公司的透明度；董事會結構及作用，調查所有與董事會治理有關的問題。

2.3 里昂證券評價系統(CLSA)

里昂證券（亞洲）在2001年對25個新興市場國家的495家公司進行公司治理評價，主要內容以紀律（management discipline）、透明度（transparency）、獨立性（fairness）和社會責任的認知（social responsibility）等七項原則，判斷公司治理的優劣。評價指標包括57個，比如公司透明度、對小股東的保護、核心業務是否突出、債務是否得到控制、對股東的現金回報等。里昂評價系統從公司透明度、管理層約束、董事會的獨立性與問責性、小股東保護、核心業務、債務控制、股東現金回報以及公司的社會責任等八個方面評價公司治理的狀況,評價結果給予0-100的評分，評分越高說明公司治理質量越高，它注重公司透明度、董事會的獨立性以及對小股東的保護,強調公司的社會責任。

3 國際主要治理評價體系的比較

一個科學的上市公司治理評價體系應該能夠對各個國家的治理狀況進行評級(Mallin,2000)。在上述的治理評價體系中,只有戴米諾、標準普爾和CLSA是面向多個國家而制定的。在有些評價中使用的標準都很相似,戴米諾評價服務包括一個由法律分析和特定國家范圍內的公司治理實務組成的國家分析報告；標準普爾提供了關于法律、監管、信息披露和市場基礎4個方面有效程度的評估；CLSA主要利用與管制和制度環境有關的宏觀公司治理決定因素來對各個市場進行評級。各評價體系的具體評價內容見表1。

比較各個治理評價體系具體使用標準有以下4個特點:(1)各評價體系均是由一系列詳細指標組成,且均包括三個因素:股東權利、董事會結構及信息披露水平對單個國家進行評價的體系則存在較大的差異。(2)在所有的評價體系中,評分方法基本是相同的。總體而言,較低的得分意味著較差的治理水平,較高的得分意味著較高的治理狀況；絕大多數評價體系都使用權重評價方法,根據治理各要素重要程度不同賦予不同的權重。(4)獲取所需評價信息的方法是一致的,均來自公開可獲得的信息,其他信息是通過與公司關鍵員工的訪談而獲得的。［5］

4 小結

綜上所述，從各上市公司治理評價體系的實施看，主要是由商業機構來操作，其優點是，市場競爭和信譽機制會促進評級質量的提高和客觀。標準普爾、戴米諾、里昂等都是由商業機構來操作的，對于這些公司來說，上市公司治理評價實際上是一項盈利性業務。而由非盈利機構來操作的優點是，在某些國家在競爭和信譽機制未臻良好的環境下由非盈利性機構操作可以提高可信度和客觀性，及避免商業機構為盈利損害評級公正性的行為。

參考文獻

［1］Standard and Poors'Company. Standard & Poors'Corporate Governance Scores: Criteria, Methodology and Definitions. 2004, Revised.

篇（6）

公司治理評價的內容相當廣泛，涉及到公司治理行為的各個方面，主要有董事會治理、經理層治理、股權結構、信息披露等多個方面，并且隨著公司治理環境的變化而不斷調整。1976年9月，英國學者米勒（Robert K.Muiler）從能力、道德、代表性、獨立性、準備程度、實踐經驗、發展潛力、任職經歷、任職時間保證程度、任職資格、特殊服務能力等11個方面對董事人員素質進行評價，根據評分將所評董事分為優秀、合格、不及格三個層次。1978年6月，英國學者邁斯維希（Edward Mcsweency）編制了一套管理人員評價計分卡，用來評價包括CEO在內的公司高級管理人員的業績。1990年12月，美國學者托馬斯（C.C.Thomas）對董事會應具備的技能和素質進行了系統的研究。因此，公司治理評價體系的完善是一個動態性的優化過程。

自21世紀以來，公司治理評價的研究在我國也得到了快速的發展。我國相關領域的研究人員在國外公司治理評價研究的基礎上，結合于我國企業公司治理的內外部環境，對我國企業公司治理評價的內容、方式與策略進行了積極的探索，取得了較大的進展，有效地促進了我國企業公司治理的實施與改進。

2002年，北京連城國際理財顧問公司推出中國上市公司董事會治理考核指標體系，涉及經營效果、獨立董事會制度、信息披露、誠信與過失、決策效果五個方面，主要從董事會的有效性的角度對公司治理進行評價。2002年，福建省結合我國現階段公司治理的現狀，初步建立了一個適合我國上市公司治理評價的指標體系，主要包括所有權、控制權結構及影響、股東權利、董事會、監事會、經理層的構成及運作、激勵約束機制、公司經營狀況和關聯行為、公開信息披露等方面。

2003年4月， 南開大學公司治理研究中心從股東權益、董事會、監事會、經理層、信息披露、利益相關者六個維度構建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公司治理評價體系， 在業內被稱為南開治理指數。南開治理指數充分考慮了我國上市公司面臨的治理環境特點，側重于公司內部治理機制，強調公司治理的信息披露、中小股東的利益保護、上市公司獨立性、董事會獨立性以及監事會參與治理等， 從股東權利與控股股東、 董事與董事會、監事與監事會、經理層、信息披露以及利益相關者等六個緯度全面評價了我國上市公司治理的狀況。

2005年，岳中志、蒲勇健將公司治理結構完善度水平指標體系分為四個要素：融資結構、股權結構、激勵機制與約束機制。其中，融資結構要素包括股權融資和債券融資兩個指標，股權結構包括機構持股比例與個人持股比例兩個指標，激勵機制包括經營者年薪與經營者股票期權比例兩個指標，而約束機制包括董事會監督約束度和監事會監督約束度兩個指標。

由此可見，我國企業公司治理評價的研究與國外的相關性研究成果具有內在的一致性，同時也反映了我國公司治理的基本特征，與我國公司治理環境相適應，有利于我國公司治理評價的實施與開展。然而，由于公司治理評價是一個動態性的機制，因此，在新的公司治理環境下，新的評價體系的設計同樣具有前沿性的應用價值。

二、我國企業公司治理評價體系的構建

我國企業公司治理評價體系的構建不僅需要基于我國企業公司治理實踐的基礎性平臺，并承接于我國企業公司治理研究的既有成果，同時更要充分借鑒于國際著名公司治理評價機構的前沿性評價思想與方法，才能實現我國企業公司治理評價的根本性目標。 近年來， 我國市場機制的發展日臻完善，企業運營環境與國際企業運營環境日漸融合， 因此，國際性公司治理評價機構的成熟性經驗也愈益適合我國企業的治理評價行為。目前， 國際著名的公司治理評價體系主要有標準普爾評價體系、 戴米諾評價體系、里昂評價體系與穆迪公司評價體系，其基本內容與特征如表1所示：

一般而言，公司治理模式的界定也是公司治理評價體系設計的前提性條件之一。在國際范圍內，公司治理分為兩種模式，即外部控制模式和內部控制模式。外部控制模式也稱為英美模式，主要特征是，股權分散在個人和機構投資者手中，通過富有流動性的資本市場對公司經理進行監督。內部模式也稱為德日模式，主要特征是，股權集中在銀行和相互持股的企業手中，通過公司內部的直接控制機制對管理層實施監督。

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企業國際競爭的加劇與信息技術的廣泛應用，內部控制模式逐漸顯露出諸多弊端。由于不能夠有效協調許多利益相關者的利益，內部控制型公司很難制定長期的戰略發展目標，公司往往片面地追求規模的增長，從而導致競爭力的衰落和盈利能力的下降。

由于我國市場機制的非成熟性、以及我國企業成長路經的特殊性，很難對現階段我國企業公司治理的模式做出準確的界定。我國企業的股權既不是分散在個人和機構投資者手中，也沒有集中在銀行和相互持股的企業手中，而是形成國有股份“一股獨大”的局面。同時，管理層的監管既不是來自于市場機制的自發性監督，也非來自于公司內部機制的直接監督，而是來自于行政性的稽核與審查。因此，我國企業公司治理評價體系的設計要兼顧內部治理模式與外部治理模式的諸多特征。

根據以上的分析，在已有文獻研究的基礎上，本研究將我國企業公司治理評價體系分為四個要素：股權結構、股東權利保護、治理結構與公司業績。每個要素包括若干個指標，從而形成一個完整的公司治理評價體系，具體內容如表2所示：

三、實證檢驗

本文將我國企業公司治理評價體系分解為4個因子（潛變量）和16個指標（觀察變量），因此，可以采用驗證性因子分析（Certification factor analysis）來驗證模型的收斂性，同時驗證因子負荷的顯著性、因子相關系數的顯著性、指標誤差方差的顯著性，以及模型的整體擬合性，從而實現對研究模型的檢驗。

本文采用李克特7點量表制對16個觀察指標進行數據收集，樣本單位為我國境內的企業。 本次數據調查共發放問卷200份，收回問卷160份，回收率為80%， 滿足數據調查回收率不低于20%的要求。在回收的問卷中， 選擇數據質量較高的問卷112份，從而使樣本數與指標數之比為7：1， 滿足驗證性因子分析的基本要求。數據收集自2010年3月1日起， 至2010年4月1日止，共31天。

采用了SPSS11.5和LISREL8.7進行驗證性因子分析，得因子負荷列表如表3所示：

得模型擬合指數列表如表4所示：

四、結論

根據檢驗結果可知，模型擬合效果較好，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實現我國企業公司治理評價的基礎。同時，在因子負荷參數列表中，指標X5、X6、X10、X11與X16的因子負荷值缺乏顯著性。結合于我國企業公司治理的現實性實踐，可以發現我國企業的公司治理存在如下突出性問題：

第一，股東大會與臨時性股東大會流于形式，沒有發揮對治理機制的促進作用，即股東大會對于股東權利的維護沒有發揮實質性的作用。事實上，在我國企業的股東大會或臨時性股東大會的召開過程中，很少有首席執行官出席。

第二，董事會缺乏應有的均衡性，從而失去對經理層的有效監控。在我國現階段公司治理機制中，董事會獨立性仍然難以保證，董事會成員的激勵機制與約束機制不完善，董事與獨立董事在責任履行時缺乏必要的主動性，同時，執行董事、控股股東董事、大股東董事與獨立董事之間缺乏應有的均衡性，從而進一步約束了董事會職能的發揮。

第三，我國企業普遍缺乏必要的社會責任，從而很難創建良好的社會效應。一般而言，在我國企業的現階段公司治理中，利益相關者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十分有限，即公司員工、供應商、顧客、社區與銀行并未對公司治理的實施產生實質性的推進，從而導致大部分企業在公司治理過程中沒有產生積極的社會效應。

參考文獻：

［1］彭成武：《中國公司治理評價體系設計》，《新疆社會科學》2003年第3期。

［2］岳中志、蒲勇健：《公司治理結構完善度水平指標體系及評價模型》，《管理世界》2005年第5期。

［3］李維安、程新生：《公司治理評價及其數據庫建設》，《中國會計評論》2005年第2期。

篇（7）

中圖分類號：F840.3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3）08-00-01

隨著企業社會責任運動的興起，企業利益相關者在關注和評價企業經營績效的同時，也越來越關注企業的社會績效。包括保險公司在內的企業界順應時展的要求，在追求經營績效的同時，積極履行社會責任、開展社會績效管理，持續提升自身的社會績效，努力打造良好的企業公民形象。保險公司社會績效評價體系成為內外部利益相關者客觀評價保險公司社會績效、促進保險公司改善社會績效的重要管理工具。因此，對于保險公司社會績效評價體系的研究具有重要意義。

一、保險公司社會績效評價體系的重要性

隨著企業公民理念和社會責任理念逐漸為包括保險公司在內的企業界所認同，企業社會責任實踐活動蓬勃展開，社會績效管理將逐步發展成為現代企業的重要管理職能之一。科學的保險公司社會績效評價體系，對于推動保險公司社會績效實務工作和理論研究具有重要的意義。

目前，保險公司社會績效評價仍然主要采取主觀分析和定性描述等手段，不利于客觀反映社會績效水平。因此，需要構建一套健全、科學的社會績效評價體系，來實現社會績效評價的客觀化和定量化，增強社會績效指標的可比性。保險公司可以通過科學的社會績效評價找準社會績效標桿，發現社會績效水平差距。從而明確社會績效改進方向，不斷提升自身社會績效水平。

二、保險公司社會績效評價體系的特殊性

由于保險公司自身經營特點，其不僅具有一般企業的屬性，也具有其特殊性。因此保險公司社會績效評價體系在設計起來具有很大的難度。不僅要涵蓋一般企業的特點，也要根據自身情況，具有自身特點。使其統籌保險公司的一般企業屬性和保險功能作用，覆蓋保險公司的承保業務和投資業務，兼顧保險公司的行業特點和中國特色，從而能夠綜合、全面的衡量保險公司的社會績效。

保險公司社會績效是承保和投資雙輪驅動的。在考察保險公司社會績效時，人們不僅要分析承保環節的保險公司的社會績效，也要重視投資環節的社會績效。通過保險資金運用支持金融市場和經濟社會發展，是保險公司社會績效的重要體現。因此，保險公司社會績效評價體系應當能夠反映與投資活動相關聯的社會績效。這樣才能有利于保險公司在整個價值鏈上追求社會績效的提升和改善。

三、基于一般企業特點和保險功能的保險公司社會績效評價體系

1.基于一般企業特點的保險公司社會績效評價體系

基于一般企業屬性的保險公司社會績效評價指標包括價值創造、貢獻稅收、提供就業、慈善公益和綜合指標等五個方面的指標。每個方面具體包括絕對值指標、增速指標和單位要素平均值指標， 從不同角度來反映保險公司的社會績效：一是價值創造指標。此類指標反映保險公司在評價周期內所創造增加值的絕對額和增速，以及資產和人力資源等要素的增加值創造能力。二是稅收貢獻指標。此類指標反映保險公司在評價周期內所繳納的稅收絕對額和增速，以及納稅額在利潤總額中的占比，衡量保險公司的創稅能力。三是就業貢獻指標。此類指標包括就業人數、就業人數行業占比和單位資產就業人數等指標， 衡量保險公司就業創造能力。四是公益捐助指標。此類指標反映保險公司在評價周期內在慈善公益事業方面的財物和人力等資源投入情況。五是綜合貢獻指標。此類指標從多元利益相關者的角度綜合衡量保險公司在評價周期內的綜合社會貢獻。

2.基于保險功能的保險公司社會績效評價體系

基于保險功能的社會績效評價指標，根據保險的功能作用，可以劃分為三個子類：一是基于風險保障功能的社會績效評價指標。保險公司通過提供風險保障和支付保險賠付，為經濟社會發展保駕護航。二是基于資金融通功能的社會績效評價指標。保險公司通過積聚和運用保險資金，為金融市場和經濟社會發展提供支持。三是基于社會管理功能的社會績效評價指標。保險公司憑借專業優勢和組織優勢，通過發展責任保險、承辦政策保險、經辦社會保障事務等途徑參與社會管理，達到服務民生、促進和諧的目的。

3.基于平衡計分卡理論的保險公司社會績效評價體系

依據平衡計分卡理論，可以將保險公司的社會績效評價體系分為政策、管理、結果三個層面，分別反映保險公司對社會責任的認知程度、社會責任管理過程的有效性以及社會責任活動所產生的影響。在戰略管理中，政策是行動的指南，它闡明了企業的生存目的和價值取向。企業的社會責任政策即是企業應對社會問題的戰略或姿態，反映了該企業對社會責任的認知程度。為了全面考察保險公司在社會責任管理層面的績效，可以將其分為計劃、組織、領導、控制四個方面。對結果層面的評價可以包含兩個方面：一方面通過一系列的指標考察企業在社會責任方面的客觀表現。另一方面通過調查問卷獲得利益相關者對企業社會績效的滿意程度。

四、總結

綜合上述研究，可以看出我國保險公司的社會績效評價體系沒有完全建立。仍然沒有統一的標準對此進行衡量。現階段我國保險公司尚未形成主動披露社會責任信息的觀念，致使多項數據缺失，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社會績效評價工作的開展。因此，有必要建立和完善保險公司社會責任信息的披露制度和審計制度。同時，保險企業內部應當建立清晰健全的社會責任治理模式，確保社會責任的切實履行。另外，其他利益相關者也應當對保險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給予必要的監督，從而形成多方參與的社會責任監督機制。

參考文獻：

[1]劉玉美.基于利益相關者共同治理的保險公司治理研究[J].保險研究，2008（09）.

篇（8）

【中圖分類號】 G64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7-4244（2013）11-106-2

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以下簡稱思政課）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高等教育的一個重要特征，高校開設這一理論課的根本目的就是，培養當代大學生運用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去分析和解決大學生面臨的困惑和難題，幫助大學生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因此，思政課的教學質量尤為重要，而教學質量的好壞需要一套科學的、可操作的教學質量評價體系。我國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評價：是制定并依據一定的標準、程序和技術手段對思政課的過程及其結果做出某種意義上的價值判斷，它是教學環節必不可少的一個環節，其目的是檢查和促進教師的“教”與學生的“學”。由于思政課本身的復雜性和特殊性，構建一套科學合理的思政課教學評價體系，就成為擺在眾多從事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面前的一個重大課題。

一、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評價的特點

與其他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課程不同，高校思政課在知識傳授、人才培養方面具有自身內在的特殊性，因此其教學評價也有自身鮮明的特點。

（一）意識形態的鮮明性。高校思政課作為大學生進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其目的是使大學生掌握的理論與方法，并在此基礎上能夠正確地運用這個理論去解決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上遇到的問題。因此在進行教學評價時，意識形態居于首要地位，而評價標準就必須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必須與社會所倡導的主流意識形態相一致。

（二）評價目標的復合性。美國教育心理學家布盧姆提出，教育教學的目標有三個方面：認知領域（包括知識、理解、運用、分析、綜合、評價由低到高的六個層次目標）；情感領域（包括接受、反應，形成價值觀念等目標層次）；動作技能領域（包括知覺、行動、體能、交際等目標層次）。按照這種劃分方式，高校其他專業課程的開設主要培養學生的認知能力和動作技能。但是，思政課教學不僅涉及到認知與動作技能領域，更重要的是涉及到情感領域。這種高度的復合性目標，要求在教學評價過程中，對教師教學的考察不僅要考察教師傳道授業解惑的能力，還要考察教師對學生進行情感交流與傳遞的能力；對學生學習的考察不僅要考察學生對所學知識的理解程度、接受程度和運用能力，還要考察學生在學習思政課思維、行動等方面發生的變化。

（三）評價過程的復雜性。高校思政課教學從本質上說是幫助大學生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這種塑造大學生靈魂工作的直接成果是一種無形的精神產品，這種內在的、無形的精神產品要通過大學生外在的日常言行表現出來，由于受時空條件的限制，其效果未必能立竿見影，這是其一。其二，思政課教學質量的好壞不僅要受學生、教師、同行、專家及管理者共同評價，更要到社會實踐中接受社會大眾和社會生活的評價和檢驗，這樣的評價在時間上具有一定的滯后性，使得評價過程更為復雜。

二、現有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評價體系存在的一些問題

（一）評價主體不完整。從現有的評價來看，評價主體主要是學生和教學行政管理部門，他們在教學評價中起決定性作用，因而教師的主體地位難以體現。一方面，由于學生是教學的主要接受者和參與者，學生在評價主體中居于主導地位。但是學生受自身知識水平、身心發展成熟度等方面的影響，對教學的評價水平尚有爭議。另一方面，教學行政管理部門是教學評價指標的制定者，他們站在管理者的角度忽視了教師在教學評價指標制定過程中的發言權，致使評價指標失去其學科性特點，直接后果就是評價信度不高，結果讓人難以接受。

（二）評價指標不科學。評價指標不科學是影響思政課教學評價的重要因素。思政課既具有明顯的意識形態性，又具有自身的科學性特點，這些特點決定了其教學評價體系不同于其他專業課程側重知識、技能的掌握與運用，而是知識、技能與情感、態度、價值觀并重。但是，目前的思政課教學評價指標采用的是與其他專業課程相同的教學評價指標，這樣的評價指標雖然便于操作，但不能體現思政課自身的特點。評價指標一經采用就固定下來，很少進行更新、補充或完善，思政課的內容在不斷地變化、更新，教師的教學也在適應這一變化而不斷更新教學手段、教學方式，但是對教學評價指標的制定卻無法做到與時俱進，評價指標能不能真實地反映教學效果可想而知。

（三）評價方式簡單化。目前，高校思政課教學評價采用對教師教學效果和學生學習效果的兩種評價方式，對教師教學效果的評價主要采用調查問卷和聽課的方式。調查問卷主要適用學生對教師教學的評價：每學期期末前兩周組織學生到網上針對各項指標對教師的教學進行評價，輔之以教學督導、領導聽課評價。由于學生網上評價占總教學效果評價權重大，因此，不少教師為了在評價中得高分，就想方設法迎合學生的口味，導致那些在課堂上東拉西扯、講笑話、思想偏激的教師得分最高，成了學生最喜歡的教師，這顯然有失偏頗。另一方面，對學生學習效果的評價主要采用平時成績（40%）+期末考試（60%）的方法進行。其中，平時成績流于形式，而期末考試大多采用開卷考試，教師各出各的試題，導致學生不上課，上課不認真也能輕松過關。這種只注重知識記憶的考核方法，既不能調動學習的積極性和主動性，也不能反映學生學習的實際水平。因為“信念”這種東西單單靠背誦、記憶是難以進頭腦的。

（四）評價結果處理不當。思政課教學評價結果的處理是整個教學評價過程的最后一個環節，也是很重要的一環，其結果處理得當可以提高思政課教學評價的科學性。思政課教學評價不僅僅是通過評價使管理者掌握評價結果后改善自己的管理水平，建立健全的機制來提高教學效果，更重要的是通過評價使教師了解自身教學存在的不足并加以改正，提高教學質量。但在實際教學評價中，教師只知道自己這門課的評價得分及在同行中的排名，至于哪些方面不符合各評價指標并不清楚。專家、管理者也并沒有把聽課評價的結果及時反饋給教師。思政課教學評價很少與教師的薪酬、職稱掛鉤，教師的教學薪酬僅僅與教學課時量成正比，與教學效果無關。對于教師的職稱評定，主要考核教師的科研，教學只需要達到基本課時量即可。致使教學評價結果流于形式，既得不到相關行政管理部門的注意，也無法引起教師的重視，教師以前怎樣教學，以后還會一如既往地這樣教學，導致思政課教學評價實質上是走過場罷了。

三、構建科學的、合理的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評價體系

高校思政課教育工作者在實踐中已構建了一套比較完整系統的教學評價體系，但在實際操作中確實存在很多問題，需要進一步改進和完善，筆者致力于尋找解決上述評價體系中存在的實際問題的有效途徑，從而使高校思政課教學評價體系科學化、合理化。

（一）建立完整的評價主體。現有的評價主體主要是學生、管理者、專家和領導，忽視了對教學評價具有決定作用的思政課教師及同行。教師本人是整個教學過程的主體和負責人，教師對教學效果進行自我評價有利于充分調動教師自身的積極性，促使教師不斷在實踐進行教學改革，從而提高思政課教學質量，因此思政課教師這一評價主體不容忽視。同行教師之間學科背景大致相同，教師之間互評可以促進教師在教學中相互交流、研討、取長補短，因此他們在教學評價中也有發言權。思政課教學評價由于自身的復雜性，教學效果的顯現具有長期性，教學效果還要接受社會大眾和實際生活的考驗，因此社會大眾、學生畢業后所在的用人單位等也應該成為教學評價的主體。因此，我們需要構建包括學生、教師及同行、管理者、專家及領導、社會大眾及用人單位在內的完整的、全面的、多層次的教學評價主體。

（二）建立科學的評價指標體系。第一，組織教師及同行參與評價指標的構建。在教學活動中，教師及同行因為對思政課的課程性質、教學目標最了解，是學生的學習最為貼近的觀察者，也最有可能成為自己教學的有效評定者和改革者，所以在解決評價指標的有效性問題上最有發言權。因此，高校應創造教師積極參與構建教學評價指標的有效環境。教師及同行在設計評價指標時，能根據思政課自身的課程特點，設計符合思政課課程性質、教學目標并且有別于其他專業課程的評價指標。第二，定性指標和定量指標相結合。現有的評價指標中更多的是定性評價指標，比如學習能力強與弱、學習興趣高與低、學習動機好與差等，這些指標雖然能夠形象地描述人們在思想和行為方面的特征，但是這些語句存在模糊性，難以操作，無法用精確的數字表達，因此不能清晰地將評價對象之間的差別明顯地顯現出來。定量指標可以彌補定性指標的這一缺陷，把這些模糊性的語言描述加以數量化，以便從數量上精確地描述評價結果。因此，在制定評價指標時，應加強定性指標與定量指標的恰當比例，讓他們有機結合，確保教學評價的客觀公正性。

（三）健全多樣化的評價方式。第一，終結性評價和發展性評價相結合。思政課教育過程是一個動態系統，，其教育目的不僅是讓學生理解理論知識，更重要的是讓學生心理產生認同，能夠用理論去指導實踐。而現有的學生評價、管理部門評價和領導專家評價這些傳統的、常規的注重結果的終結性評價已滿足不了思政課教學的目的，在這些終結性評價的基礎上還應采用注重教學過程的發展性評價。發展性評價是一種依據目標，重視過程，及時反饋，促進教師發展的形成性評價，它面向全體教師，重視提高全體教師的參與意識，幫助教師共同探討、共同成長；第二，校內評價與校外評價相結合。社會在不斷變化，因此我們的教學也要隨社會的變化而迅速變化，而教學評價體系卻有一定的慣性，為了趕上教學改革的步伐，我們需要將校內評價與校外社會評價結合起來，運用現代化的網絡技術，依托用人單位，對學生的思想狀況進行追蹤評價，達到間接評價其教學的目的。因此，實施校外社會評價，就需要學校與社會大眾、社會各機構、用人單位積極合作，提供具體可操作的評價指標，定期對學生進行追蹤評價，及時總結評價結果，以加強對思政課教學的改革。

（四）建立對評價結果科學的處理方式。思政課教學評價不管是學生評價、專家領導聽課，還是管理者評價、同行互評，其評價結果都應該在本部門內予以公開，以增強透明度，接受全面監督。對教師的評價，應該讓教師知道每一項評價指標的分值和等級以及教學優劣勢，作為教師改進工作的依據。教學評價結果要分等級，以等級為依據，在教學薪酬、年度考核及職稱評定方面予以傾斜。

參考文獻：

[1]李晶，李海峰.高效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評價淺議[J] .山西高等學校社會科學學報，2011，（1）：62.

[2]舒永久.對構建高效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評價體系的思考[J].國家教育行政學院學報，2011，（11）：53.

篇（9）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China′s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s the hot issue discussed in the government， enterprises and the academy field. The advance and optimization of th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system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s the core of this issue. The paper works over the impact of governance on th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puts forwards that we should quantify social performance indicator and add environment performance indicator to optimize th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system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reconstruct an improved performance evaluation system in governance combining EVA and BSC.

Key words:governance;state-owned enterprises; performance evaluation;social performance;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我國政府的管理角色和國有企業的經營績效是當前社會及學術界關注的熱點問題。我國現行國有企業績效評價體系在設計思路及指標選取上存在一定問題及局限性，因此構建科學的國有企業績效評價體系應該得到國有資產管理部門和國有企業的重視。國有企業需要強調可持續發展能力，其績效評價體系不能僅僅注重對傳統財務指標的考核，更應該注重對國有企業社會價值創造能力的考察和綜合競爭能力的確認和衡量。政府在國有企業治理中的職能范圍、責任分擔與權利分配如何，國有企業績效評價體系如何完善，從而進一步促進社會經濟與環境持續、健康的發展，本文針對現行國有企業績效評價指標體系的不足，重新構建政府治理下的國有企業績效評價指標體系，為國有企業提供績效評價的新思路。

一、 現行國有企業績效評價體系研究綜述

我國現行的國有企業績效評價體系，是1999年由財政部、國家經貿委、人事部和國家計委聯合頒布、并于2002年進行了修訂的《國有資本金效績評價體系》，由績效評價制度、績效評價指標、績效評價標準、績效評價組織四個子系統構成。肖志杰(2004)認為現行國有企業績效評價體系的設計思路的局限性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1)20個定量指標中與銷售、利潤相關的指標達l4項之多，8項基本指標中有7項與銷售及利潤相關，在設計思路上存在著較嚴重的以銷售、利潤為主的傾向。(2)評價體系的指標構建有缺陷。一是在定量指標中，修正指標只起到補充作用而非修正作用;二是仍重財務指標、輕非財務指標的傾向;三是大部分定性指標難以做出客觀評價，易受人為主觀因素影響，而非財務指標的評價與企業發展緊密相關。(3)評價體系與評價主體的目標要求不相一致。作為國家所有者及其委托人對國企績效評價的目的和要求，是追求國有企業利益相關者利益均衡前提條件下的所有者利益最大。我國國有企業的雙重目標以及國家所有者的雙重職能，在評價指標體系中所占的權重比例與之目標要求差異較大，如綜合社會貢獻及在崗員工素質指標，僅占總體的1.6%和2%。評價指標所體現的導向性與評價的目的要求不相一致，從而使國有企業的經營目標和國家所有者的雙重職能，在該評價體系中未能得到充分有效地體現。

現行國有企業績效評價體系在具體指標的選取上也存在著較大的局限性。在取得評價指標值后，仍較難對評價結果的優劣進行判斷。其局限性主要表現為:(1)在財務效益狀況和資產營運狀況指標中，如資本保值增值率、凈資產權益率和應收賬款周轉率等評價指標，都沒有考慮到國有企業中存在的不實不良資產、資產價值低估及人員負擔等因素的影響，這會使得不同企業間在這些重要的企業績效評價指標(在評價指標體系中權重較大)的評價上造成錯誤的判斷。(2)發展能力狀況指標難以判斷企業是通過自身努力而體現的內在增長還是外延拉動式的增長，或是隨物價、商品價格上漲的“搭便車”行為。(3)在定性評議指標中，一些可以量化的指標沒有量化和可行為化。如，經營者基本素質只通過定性的評議指標來衡量，不夠科學客觀。

近年有不少學者提出，運用EVA財務指標，結合BSC引入非財務指標，從而更完整地評價國有企業績效。EVA (Economic Value Added) 是一種從價值增值角度，考慮股東資本成本的影響，評價企業績效的優秀財務效益指標。指的是企業扣除了全部資本成本之后的資本收益;平衡記分卡(BSC)的核心思想是通過財務、客戶、內部流程、學習與成長四個評價維度之間相互驅動的因果關系展現組織的戰略軌跡，實現績效評價——績效改進以及戰略實施——戰略修正的目標。整個體系的構建是在公司遠景和戰略框架統領下完成的，為企業經營戰略的實施和事后結果的評估提供了系統化的思路。

隨著我國國有資產管理體制的變革，政府治理與國有企業的良性發展關系密切，僅僅局限于上述思路顯然還不夠全面、有效，筆者認為有必要對現行的國有企業績效評價體系進行調整，使其更具有科學性、全面性和客觀有效性，以適應我國社會經濟發展和體制改革的要求，并推動國有企業的進一步發展。

二、 政府治理與國有企業績效評價

國有企業的所有者或主要所有者是政府，政府有權行使所有者的權利或職能。政府能通過行政決定影響生產要素的使用(科斯，1960)。國有企業正是政府在節約交易費用的前提下，由政府的權威對市場或一般企業配置資源的替代的組織形式(劉銀國、吳成鳳，2006)。就我國國有企業而言，政府治理邊界正確定位的實質在于明晰政府在國有企業治理中的職能范圍、責任分擔與權利分配及其對國有企業權責利劃分產生效應的界限。政府作為國有資產管理的人，在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進程中必然進行職能與角色的轉換，但改革時至今日政企仍然遠未分離，亦正因如此，我國國有企業的治理整體上便體現為一種政府主導模式。

一般而言，政府的目標函數是多元的，包括實現充分就業、推動經濟持續增長、控制人口總量、改善生態環境、合理配置資源、實現區域經濟協調發展以及保證整體經濟社會和諧發展與政治穩定等多重目標，且其各種目標函數之間的關系亦十分復雜。從理論上講，就國有企業而言，其所有權代表在國家(或政府)，其理應以國家(或政府)的目標為出發點，而不當以純粹的商業利益目標為價值導向。在典型的西方發達市場經濟國家中，國有企業只是政府藉以實現宏觀調控與促進經濟、社會與政治穩定及彌補市場機制缺陷的一種手段與工具，而其本身并非以贏利多少為目標(嚴若森，2006)。在發展中國家中也有相應例證，巴基斯坦國的生產部下設的專門機構，在評價國有企業績效時便運用了“公共利潤率”這一指標，將企業的社會貢獻計算入企業利潤中。那么，我國應該如何對現行國有企業績效評價體系進行完善、構建政府治理下的國有企業績效評價指標體系呢?

三、 國有企業績效評價體系完善

企業的績效評價是對企業在一定時期內利用其有限的資源從事經營活動所取得的成果進行測評(黎毅，2004)，當前我國國有企業績效評價體系尚有不足之處。國有企業相對于一般企業而言具有“二重性”，即營利性和社會性兩大特性。營利性決定了國有企業與其他企業一樣要追求經濟利潤，社會性則決定了國有企業要充分履行社會責任。國有企業的“二重性”意味著其總目標不是利潤最大化，而是兼顧社會責任的“經濟價值與社會價值最大化”。 因此，國有企業的“二重性”特征決定了其績效主要從兩方面來衡量，從國有企業內部而言，要體現在對其營利能力的衡量;而從國有企業外部而言，則要體現其社會責任的履行情況。綜合考慮國有企業在以上兩方面的績效履行，才是真正從國有企業的性質出發，全面衡量國有企業的績效水平。

(一)構建國有企業績效評價體系的基本思路

重構國有企業績效評價體系的基本思路是:確立EVA指標作為企業經營業績評價核心指標的地位，結合運用平衡記分卡基本原理，把與企業創造價值相關的一系列主要程序聯系起來，從財務、客戶、內部流程和學習與成長等四個方面設計綜合性的指標體系，建立企業財務業績指標與社會責任績效指標之間以及各種績效指標相互之間的因果關系鏈條，形成多元化綜合性績效評價體系。

(二)完善國有企業績效評價體系的建議

1.EVA財務指標改進及財務業績指標調整

EVA從調整后的營業利潤中扣除了資本成本，并對會計體系中不合理的部分進行必要調整，能準確地評價股東價值的創造，與企業價值最為相關。但其最大的缺陷在于，若企業僅僅采用EVA進行績效評價，會促使經營者為了提高EVA而優先考慮能快速提高EVA的風險低的短期投資項目，放棄有利于企業長遠發展、可能給企業帶來未來收益的風險較高的新產品開發等長期投資活動。同時，EVA作為國有企業核心評價指標也存在一定困難，其在于:由于國有企業承擔過多非經濟目標，國企員工觀念上難以接受強調股東價值最大化的EVA;同時在實際操作過程中，EVA的計算涉及多項調整事項，使得管理人員的決策具有短期行為傾向，大大增加了使用EVA作為評價指標的復雜性和難度。對此，應將國有企業經營層所實現的EVA通過分解進行修正，以體現國有企業的實際價值創造能力。一部分體現了基于行業優勢實現的經濟增加值(EVA2)，一部分是采用傳統方法計算的EVA。行業優勢主要表現為國家管制形成的壟斷、技術領先或國家特殊扶持、行業景氣因素形成繁榮或衰退等。基于行業優勢的經濟增加值可以參照同行業的平均單位經濟增加值進行計算，具體為:基于行業優勢的經濟增加值 (EVA2)=投入資源×行業平均單位EVA。

據調查，在發達國家的企業績效評價體系中，財務指標僅占55%，而相應的，我國國有企業績效評價體系中財務指標所占比例則大大超過這一數值，作為實現政府職能的國資委，應借鑒發達國家企業管理的成功經驗，對國有企業績效評價體系中財務指標的權重進行調整。在現代企業制度下，國有資產所有者必須由對國有企業的運營管理，轉而實施價值管理，謀求國有資產價值最大化，這已成為完善國有企業治理，實現國有資產保值增值的必要條件。筆者認為，在調整降低國有企業績效評價體系財務指標的整體權重的基礎上，應加大企業、股東長期價值創造的權重。另外，國有企業的知識資產、專利、商標、服務等無形資產均能影響未來經濟利益，列入績效評價體系將使其具有全面性和完整性。

2.EVA與BSC的結合

作為業績評價方法，EVA和BSC各有所長，也存在某些缺陷，把它們結合起來可以得到更加有效的評價方法。劉運國、陳國菲(2007)指出，BSC的核心在于如何將戰略轉換為行動方案或工作計劃，能夠將企業的目標和戰略有機結合，注重企業的長期發展，恰恰彌補了EVA在這方面的不足。康健(2007)也在著作中表達了這樣的觀點:將BSC和EVA兩個系統成功整合，有利于企業領導者進行戰略業績評價。

相對EVA與BSC互相結合能夠更全面地反映國有企業價值創造的能力，原因如下:(1)EVA作為一個業績評價指標，其優越性已被人們普遍承認，但EVA作為結果指標，只能反映行為的結果，無法反映行為過程，而引入BSC的非財務指標可以很好的彌補這一缺陷。同時，相對EVA能有效剔除外部行業因素的影響，可以使EVA的評價結果更準確合理。(2)BSC作為一個實施企業戰略的有效工具，其實施的結果或程度還是需要財務指標來衡量，如果能正確恰當地在企業中實施，可以幫助管理者全面跟蹤業績驅動因素，但是它缺乏一個關注的重點，可能導致各目標互相沖突。而相對EVA能把企業各部門目標聯系起來，共同創造企業價值最大化。它們的結合還可以使我們明白相對EVA是如何驅動的，使相對EVA顯得不再單薄，更有說服力。

平衡計分卡在保留傳統的財務指標體系的基礎上，引進大量能對未來財務業績進行考評的非財務動因，利用平衡計分卡，可以計量出資企業是如何為現在和未來的客戶創造價值、提高生產力，以及如何為提高未來經營效率而對人力資源等方面進行投資，恰恰彌補了EVA在這方面的不足之處。EVA與平衡記分卡相互結合，取長補短，構建這樣的國有企業績效評價指標體系，可使國有企業的戰略目標在市場經濟激烈的競爭環境中得以實現。

3.設置社會責任績效指標

第一，借鑒巴基斯坦國有企業績效評價體系中的公共利潤率。巴基斯坦的工商類國有企業主要歸屬“生產部”管理，該部專門下設了一個由權威會計師、經濟學家和工程師等組成的“專家顧問小組”，創立了一套以計算“公共利潤率”為核心內容的國有企業績效評價方法。所謂公共利潤率就是從社會角度看待企業的經營成果，將企業的社會貢獻也計算到企業的利潤中去，與此相對應，將資產負債表上的企業實際利潤稱為“私營利潤”，私營利潤加上或減去各種非經營性因素，得出企業的公共利潤，并以此作為獎勵企業及其經營者的主要依據①，其國有企業公共利潤的計算公式為:公共利潤=私營利潤+支付的利息+直接稅-財務收入+折舊費-流動資產的機會成本-補貼±非經營因素的影響。

本文從“利益相關者”出發，結合我國實際情況，亦即我國目前主要的履行社會責任的問題所在，優化出能夠量化的指標——公共利潤率。所謂“公共利潤”就是將企業對社會做出的貢獻(包括產品和服務、稅收等等)視為公共產品，該公共產品為社會大眾所用，具有消費或使用上的非競爭性和受益上的非排他性。其供給方為評價的標的——國有企業，需求方為社會大眾。公共利潤率與卡羅爾和克拉克森的標準最大不同之處在于:公共利潤率是一個量化的指標。具體計算公式為:公共利潤率=公共利潤÷調整后的總資產×100%，其中調整后的總資產是對國有企業不良資產及被價值低估的資產進行調整后的國有企業實際可用的總資產;公共利潤=私營利潤+支付的利息+直接稅-財務收入+折舊費-流動資產的機會成本-補貼±非經營因素的影響+工資福利。

在公共利潤率的基礎上，優化出凈資產外部利潤率和總資產外部利潤率指標，即剔除公共利潤率中的私營利潤，僅僅衡量國有企業的外部績效，突出反映國有企業的社會責任履行。剔除公共利潤率中的私營利潤的主要原因在于，私營利潤體現的主要是國有企業內部經營績效，與本文將國有企業內部和外部績效區分而進行評價的方法并不完全吻合，唯有剔除這部分私營利潤之后而形成的凈資產外部利潤率和總資產外部利潤率指標，才能完全從國有企業外部績效角度衡量國有企業創造社會價值的能力，在公共利潤率反映國有企業創造的全面價值的基礎上，進一步強調國有企業對外部績效的創造。當然，公共利潤率的其他分子組成部分(如支付的利息、直接稅等等，仍舊是公共利潤率的主要構成部分，很大程度上體現了國有企業外部績效水平，因此，公共利潤率雖然包含了私營利潤，但仍可以作為國有企業外部績效評價體系中的指標。

此外需要說明的是，由于外部利潤率是由公共利潤率推導而得出的，本文也將其歸入公共利潤率指標體系，共同作為國有企業外部績效評價指標。凈資產外部利潤率計算公式為:凈資產外部利潤率=外部公共利潤÷凈資產×100%=(支付的利息+直接稅-財務收入+折舊費-流動資產的機會成本-補貼±非經營因素的影響+工資福利)÷凈資產×100%;總資產外部利潤率計算公式為:總資產外部利潤率=外部公共利潤÷總資產×100%=(支付的利息+直接稅-財務收入+折舊費-流動資產的機會成本-補貼±非經營因素的影響+工資福利)÷總資產×100%。

借鑒這些指標，我國國有企業績效評價中可以增加凈資產外部公共利潤率指標和總資產外部公共利潤率指標，以考察國有企業的社會價值創造情況，衡量國有企業外部績效。外部利潤率指標從國有企業社會性出發，衡量了國有企業的社會目標，可以使國家所有者及其委托人從政府社會管理的角色來評判國有企業的績效，有利于政府通過該指標來直觀地分析評判國有企業對社會貢獻的大小。所以，結合該指標與前文所述的凈資產增長率等指標，可以更科學、更全面、更客觀地衡量國有企業績效。

第二，其他社會責任績效指標。按照社會責任國際標準體系(SA8000)，社會績效指標還包括以下方面內容:(1)員工養老保險、工傷保險、生育保險、失業保險、醫療保險以及公積金的計提率;每千人工作事故數;平均每個員工每年的受培訓時間;培訓費用與有效增加值之比。(2)社會方面的評價指標。具體可包括是否建立對企業腐敗行為的監控機制;企業誠信級別;公平競爭的行業內評價。(3)產品責任方面的評價指標。具體包括顧客滿意度;產品安全性系數等。國有企業作為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 對國民經濟的發展不僅在財務業績方面發揮重要作用， 更應在履行社會責任方面起到表率作用，政府應在社會績效方面注重對國有企業的治理及考核。社會績效指標的量化，增強了績效評價的可操作性，使國有企業績效評價更為科學客觀。

4.增加環境績效指標

國有企業績效評價指標體系的設計應能促進和引導企業的可持續發展，其含義是在企業創造價值過程中消耗較少的自然資源，讓環境承受較少的廢棄物。以波特為代表的修正學派認為，環境績效是一個企業競爭優勢，因為它能引導企業對其產品和生產過程開展創新活動，以提高資源和能源的利用率， 加強污染防治，促進報廢產品的回收利用，能夠降低成本，減少企業因環境責任造成的風險和損失，并能有效提高企業和產品形象，從而獲得更多的市場份額。Klassen和Mclaughlin(1996)通過實證發現， 市場估值可以反映企業的環境績效對未來經濟收益的影響，環境績效與財務績效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生產環保產品、環境績效管理將為企業帶來更多的收益，同時節約了成本。

作為國有企業所有者的政府，在督促國有企業履行其環境責任義務上起到重要的主導作用。將環境績效指標納入國有企業績效評價體系之中，對國有企業在履行環境保護這一社會責任上起到督導作用，促使國有企業進一步實現其社會價值，不僅對當代社會經濟、環境起到保護作用，而且對未來社會經濟、環境的發展帶來益處，具有深遠的社會意義。

5.增加行業效率評價

由于政府在資源配置中仍起主導作用，出于調節宏觀經濟發展、國家安全和社會資源有效配置的需要，國有企業分布于不同行業中，按所在的行業劃分， 國有企業可以分為壟斷型、服務型和競爭型，政府對不同行業的扶植政策不同，不同類型國有企業經濟效益的差異可能來自于所在行業的差異，也可能由于部分企業實現了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但其國有資產的管理效率、能源與資源的使用效率不高， 因此國有企業的績效評價應該考慮行業差異的影響，對企業的投入產出效率進行評價，并以投入產出效率為參考對企業的財務績效進行相應調整，實現對企業績效的全面評價。

四、 結論

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條件下，上述有關國有企業績效評價體系構建的建議，即在結合EVA與平衡記分卡的基礎上，強化政府治理力度，量化社會績效指標、增加環境績效評價指標，實現了國有企業經營績效評價與促進社會、經濟和環境保護協調發展的有效結合。但現行企業信息披露制度只披露企業的財務信息，難以滿足對企業社會績效、環境績效理等的多重績效評價的需要。應盡快加強企業環境報告制度和社會責任報告制度的建設，完善國有企業績效評價體系，促進國民經濟與社會環境持續、健康的發展。

注釋:

① (美)V拉馬蘭德哈姆.國有企業經營評估[M].大連: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1991:85-103.

參考文獻

[1] 劉銀國，吳成鳳.國有企業公司治理與政府的角色[J].經濟學動態，2006(12):27-32.

[2] 李連軍.會計制度變遷與政府治理結構[J].會計研究，2007(6):33-40.

[3] 肖志杰.試探國有企業績效評價指標體系的改進與完善[J].上海質量，2004(7):65-69.

[4] 朱瑞華.試論國有企業績效評價體系的完善[J].經濟經緯，2005(3):82-84.

[5] 徐莉.基于財務原理構建國有企業績效評價指標體系[J].財會學習，2006(11):53-54.

[6] 唐欲靜，趙保卿.協調國有企業績效評價基本關系的幾點思路[J].財務與會計，2007(2):57.

[7] 侯曉紅，姚圣.基于可持續發展的國有企業績效評價體系研究[J].財會通訊，2006(11):61-64.

[8] 劉運國，陳國菲.BSC與EVA相結合的企業績效評價研究——基于GP企業集團的案例分析[J].會計研究，2007(9):50-59.

[9] 鐘瑤，吳振順.國有企業績效管理存在的問題及其對策[J].集團經濟研究，2007(01X):26.

[10]賈國軍，鞏婭玲.國有企業業績評價指標體系的設計[J].財會研究，2007(2):53-55.

篇（10）

本文為北京市社科基金項目：“基于大數據的北京市霧霾形成機理與綜合對策研究”（項目編號：15JGB066）

中圖分類號：X51 文獻標識碼：A

收錄日期：2017年3月15日

一、引言

科萊斯平衡記分卡是目前企業廣泛應用的一種績效管理體系、戰略管理工具，在集團戰略規劃與執行管理方面發揮非常重要的作用。其通過將股東收益率這一核心指標分解為財務角度、顧客角度、內部經營流程、學習和成長四個維度的具體目標、指標，測度各個主體對企業利潤、股東收益的貢獻程度，進行敏感性分析，構建高效解決措施。

平衡計分卡的思想根本在于體系構建、管理，其外延適用性廣泛，因此將其有效地引入霧霾治理領域是一種前瞻性的思維方式、挑戰式的理論跨越。霧霾治理與企業管理有共性之處，都具有核心指標，都具有分層次的主體和不同的具體目標、規定、準則，這為平衡計分卡在霧霾管理方面的實施帶來了一定的借鑒意義和構造價值。本論文基于科萊斯平衡記分卡這一模型，通過將其修正、改良測度方式、測試的方法，形成全新的為霧霾治理的有效體系，將政府、企業、居民不同社會利益相關體融入一個共性體系中，方便管理與評價，最終貢獻于降低霧霾指數，構建高效解決措施，降本提效，造福于國家、社會經濟發展。

二、指標選取

（一）核心指標。首先我們需要選擇一個核心指標，去衡量整個模型的有效性。基于霧霾治理，我們選取PM2.5指數作為核心指標。細顆粒物指環境空氣中空氣動力學當量直徑小于等于2.5微米的顆粒物。它能較長時間懸浮于空氣中，其在空氣中含量濃度越高，就代表空氣污染越嚴重。細顆粒物指數已經成為一個重要的測控空氣污染程度的指數。

根據PM2.5檢測網的空氣質量新標準，24小時平均值標準值分布如表1。（表1）

（二）具體指標體系。針對不同主體，具體指標選取應符合各類主體的職能、社會分工作用以及對霧霾治理的影響度大小等詳細因素。并采用經濟可量化的方法進行指標的構建。

1、政府評價體系。現代政府環境績效評價經過長期的實踐發展，形成了具有代表性的“3E”理論（Efficacy、Efficiency、Effectiveness），“3E”理突出了資源、投入、產出和效果的聯系與相互作用。具體而言，“3E”理論分為資源作為投入要素的經濟性、投入和產出的配比效率性、產出作為治理活動效果的效益表現。其中，經濟指標用以反映政府部門資金利用情況，如政府部門是否注重資金成本的節約、資金的利用是否符合規定等；效率指標體現了投入與產出的轉化關系，用以分析各類物力、人力投入最終轉化為產出的情況；效益指標是政府環境治理結果的最終體現，反映為社會各類群體的受益情況。“3E”理論能夠明確地、有針對性地觀測政府的環境治理行為，為量化政府環境治理績效提供了統計指標依據。本文將以“3E”理論為基礎，結合我國霧霾污染和治理現狀，構建適合我國的政府霧霾治理績效評價指標體系。

依據“3E”理論的經濟性、效率性和效益性指標分類原則，政府霧霾治理指標細分為霧霾治理資金運用指標、霧霾治理資源利用指標、霧霾治理項目完成指標以及霧霾治理社會效益指標4個一級指標。霧霾治理資金運用指標用以衡量政府行為的經濟性，霧霾治理資源利用指標和霧霾治理項目完成指標將用以量化霧霾治理投入產出的效率性，霧霾治理社會效益指標反映體現社會各群體的受益情況。（表2）

2、工業企業評價體系。工業行業作為空氣污染物的重要主體源頭，在霧霾治理方面應該承擔更多的責任。在霧霾肆虐的期間內，根據記者調查顯示，全國超標排放的企業竟達數百家。專家表示，一些企業長期超標排放說明新環保法還沒有打到痛處，需加強環境執法，念好污染的“緊箍咒”。但是，僅僅靠外部壓力和督促并不能真正改變企業超額排污的現狀，因此如何構建合理的企業評價體系至關重要。

企業評價體系共分為三個層次指標：排放合格率、治排資金效率性、群眾滿意度、企業交通工具保有率。排放合格率旨在衡量企業工業排放的合格比例，從而監管部門可以進行相關措施的督促、企業內部也可以進行相關調整。治排資金效率性旨在衡量企業對污染排放的重視程度以及治理的有效程度。群眾滿意度是根據企業周邊民眾意見進行打分，用以進行社會影響性衡量。（表3）

3、社會公眾評價體系。從公民角度來看，PM2.5居高不下的原因主要是私家車量急速上升、汽車尾氣排放量居高不下，盡管國家大力提倡綠色出行方式比如乘污染物排放較少的公交車或騎自行車。但多數公民仍然追求方便駕車出行。因此，從公民視角，建立合理標準的公民霧霾指標評價體系也是亟待實現的目標。公民評價體系較為簡單，主要是從公民汽車出行次數出發，衡量汽車流量從而推斷其對霧霾形成的影響。由于計數單位龐大，因此只統計固定人口方面的數據。以家庭為最小統計范圍，小區為統計報送集體和計分標準，統計結果定期上報給監管部門。（表4）

汽車出行率主要用來反映小區內公民出行方式的變化情況，并與PM2.5建立回歸分析找尋相關聯性。汽車保有量比率則衡量私家車比重，根據相關數據變化政府可出臺相關措施進行管控。

三、指標框架圖（圖1）

四、平衡計分卡作用機制

（一）選取計分范圍。一般以一個地區為一個計分范圍。

（二）主體覆蓋與登記備份。平衡計分卡主體包括選定地區的政府部門、所有工業企業、所有小區。

（三）建立計分區間與數據統一性。計分區間一般以月為小修周期，半年為中修周期，一年為大修周期（小修、中修、大修指的是措施構建的周期）。數據統一性指的是數據選取以平均數為記取依據（比如以一個月的PM2.5均值作為核心指標的月登記依據）。

（四）建立平衡計分卡管理機制。由中央政府統一管理各地區平衡計分卡以及對各地區政府的評分，各地區政府負責收集工業企業、社會公眾方面的計分數據，整理后上報至中央政府進行備案。

（五）平衡計分卡具體作用機制。建立核心指標與三個主體指標的敏感性分析與相關標準，以月度變化趨勢為評價標準。比如：第一個月某地區PM2.5均值為30，第二個月該地區PM2.5均值為40，上升幅度為33%。則以該上升或者下降幅度為線索，根據不同主體的計分變化情況尋找哪個主體出現了問題，哪個主體做出了有利/不利貢獻。各個主體總分數與核心指標之間的關系為權重關系，根據各主體性質不同，權重定為政府0.4，工業企業0.4，社會公眾0.2。

五、總結與展望

本論文基于霧霾治理提出了“平衡計分卡”概念，在霧霾治理的當下仍沒有一個全方位的體系去評價各個主體的行為標準，從而為霧霾的治理針對性方面帶來了問題，Y本浪費、措施不治本、效率低下成為了霧霾治理的瓶頸。通過構建“平衡計分卡”量化指標，將責任“數據化”落實到不同主體的不同方面，從而為霧霾治理提供針對性指導，為構建解決措施提供便利。

本論文提出的霧霾治理模型目前仍處于理論框架階段，指標、標準等具體數據是根據各個主體在霧霾治理中發揮的功能、作用以及現實狀況進行初步賦予的結果，可能存在偏差與不嚴謹，仍需要在日后實踐中結合國家政策、法律法規、專家意見等不斷修正。平衡計分卡的應用意義不僅僅限于霧霾治理的敏感性分析，更在于措施的高效構建以免造成資源浪費。因此，數據考量和實踐修正是日后不斷進行完善的主要研究方向。

主要參考文獻：

[1]劉海英，張秀秀.政府霧霾治理績效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研究[J].環境工程，2015.

[2]胡曲應.環境績效評價國內外研究動態述評[J].中國科技進步與對策，2011.5.

[3]王依軍.中國資源環境統計指標體系框架設計[J].統計與決策，2011.21.

[4]姬霖，吳安平.我國政府環境績效審計評價指標體系構建初探[J].中國礦業，2012.12.